司法行政论文范文

司法行政论文范文第1篇

党的十报告把坚持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提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围绕推进基层依法行政工作，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十分必要。（一）建设法治政府的其中之意。党的十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作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这就给各级政府建成法治政府提出了时间表，任务艰巨，时间紧迫。而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是基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必须在推进基层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中率先垂范，必须坚持用改革的方式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才能承担推进基层依法行政工作的重任。（二）公正执法的要求。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类工作制度和流程，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模式。针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强化法制监督在加强和创新司法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三）强化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的重要保障。在新的历史阶段，强化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必须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中谋划和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必须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始终坚持发挥法制监督和保障的作用，强力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积极服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大力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建设，全面深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才能积极推进社会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大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不断拓展法律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二、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的特点

围绕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应致力于克服现实法制工作的弊端，创新基层法制工作的理念和秩序。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应具有以下特点：（一）引导性。要体现引导思维的作用，要引导基层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人员树立依法管理、规范执法的理念。（二）规范性。要体现规范行为的作用，法制工作要与司法行政执法工作紧密结合，将法制监督贯穿到执法工作过程之中。（三）制约性。要体现制约权力的作用，要对权力运行进行内部监督、制约，发挥法制工作的“关口”作用。（四）保障性。要体现保障执法的作用，着重对执法的合法性、规范性进行监督，使法制工作真正起到保障司法行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作用。

三、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的设想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等职责，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对其履行职责具有战略性、基础性、保障性的意义。设想构建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法制工作模式应具备以下四大体系。

（一）完善的法制工作组织体系

1、建立设置合理、编制科学的法制机构。县级司法局要与同级编制、人事部门协调，设立专门的法制部门，配备专职法制人员2名以上，使之与其承担的法制工作职责相适应。关于法制部门职责，早在1990年司法部就颁布了《司法行政法制工作规定》，已经明确了法制机构的主要工作职责。但是，在司法行政职能迅速加强的新时期，基层司法行政法制工作内容必须深化，内涵必然丰富，可以这样理解：法制部门承担着为本单位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指导、监督和检查本单位开展执法活动，本单位参加行政诉讼活动，提高本单位依法行政水平和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等重要的工作职责。只有设置合理、编制科学的法制机构才能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2、采取严格的准入制度。要吸收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司法实践经验、管理经验的人员进入法制队伍，配强专职法制人员。并建立激励机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法制工作开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3、建立执法责任制。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主要领导为本单位推进依法行政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法制部门承担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业务部门设置执法岗位，执法人员职责明确。并实行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定期培训，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

（二）规范的执法流程体系

1、权力管理清单化。严格规范司法行政各项权力的设定、增加、变更、转移、取消等。对具有“自由裁量权”的权力事项，应当细化自由裁量标准。2、规范执法流程化。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制定每类执法的工作流程、操作指引等执法手册，明确各个执法环节、执法权限、执法标准和要求，做到执法流程清晰、要求具体、期限明确，增加透明度。3、执法信息公开化。全面公开执法依据、权限、程序、结果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公开举报、控告、投诉的方式与渠道，主动接受监督。4、权力运行网络化。司法行政权力事项应在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做到运行规范、监督有效。

（三）内部的执法监督体系

1、在执法流程内建立法制审查监督。根据专业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定，对具有司法、处罚等性质的执法，在流程内设定法制部门审查监督环节，法制部门对出具的执法文书进行法制审查，构建防范执法风险、杜绝执法违法的“防火墙”。（1）在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内设定法制审查监督。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有效的内部审查监督机制，可以有效杜绝社区矫正工作中违规、违法事件的发生。应对以下执法文书进行法制审查监督：出具社区矫正适用前的调查评估、社会调查报告；出具撤销缓刑、假释、收监建议书；出具减刑建议书。这也是执法流程内进行法制审查监督的重点。（2）在法律援助工作流程内设定法制审查监督。在司法行政机关出具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前设定法制审查监督，可以有效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3）在行政执法工作流程内设定法制审查监督。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由法制人员进行法制审查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机关报送备案行政处罚决定及相关材料。在疑难、复杂、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投诉案件书面答复前，由法制人员进行法制审查监督，有助于依法妥善处理相关案件。（4）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流程内设定法制审查监督。在制定出台规范性文件前，由法制人员进行合法性审查监督。规范性文件出台后，在法律规定时间内,向上级机关报送备案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材料。2、在执法流程外建立法制监督检查。（1）对律师工作的法制监督。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指导。为了强化监督，法制部门通过开展法制监督检查，对执法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情况、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在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法制监督。（2）对公证工作的法制监督。根据《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公证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对公证机构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执业活动、质量控制、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指导。为了强化监督，法制部门通过开展法制监督检查，对执法部门依法履职情况，公证机构、公证员在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法制监督。（3）对司法鉴定工作的法制监督。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上级主管机关的委托开展监督、指导工作。为了强化监督，法制部门通过开展法制监督检查，对执法部门履职情况、司法鉴定机构以及司法鉴定人在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情况进行法制监督。（4）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制监督。根据《人民调解法》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为了强化指导，法制部门组织开展法制监督检查，对执法部门履行职责、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自愿原则、免费调解、执行规范的情况进行法制监督。

（四）科学的执法考评体系

建立健全实战化县级司法行政执法考评制度，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标准，组织案件卷宗检查，专项、年度执法监督检查等，可以大大提高执法的质量，推进基层依法行政工作。执法考评的重点内容是：1、依法履职。主要对执行《律师法》《、公证法》《、人民调解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情况进行考评，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章行为，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结合执行中的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严防发生行政不作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明显不当而导致行政诉讼败诉或者国家赔偿。同时，考评落实上级机关执法工作部署，正确、及时履行职责情况。2、规范执法。检查考评依法呈报、审批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执业，依法考核授予法律服务人员执业资格，依法开展对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的监督管理，依法收费及网上权力运行等情况；检查考评实施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规范性，有无越权；检查考评投诉、申诉案件依法规范处理；认真执行行政复议决定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检查考评建立社区矫正刑事执法工作管理制度，社区服刑人员监管、教育、帮扶规范，依法办理提请减刑、撤销缓刑（假释）和予以收监执行等刑罚执行工作；检查考评执法卷宗质量。3、执法监督。包括内部和外部监督两个方面，内部监督是本单位开展执法检查、执法质量考评情况。同时，严格执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检查决定，及时纠正错误行为，依法追究执法责任。外部监督是接受人大执法监督检查，接受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及网上信息公开情况。4、基础工作。重点考评建立基层法制工作组织、队伍建设、执法流程化；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推行行政调解、行政指导工作制度、全程说理式执法制度等；规范性文件制定合法性审查、备案、清理，执法台账、资料、统计等。

司法行政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司法行政和谐社会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1]自此，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方针，第一次走入公众视野，开始影响社会生活。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规律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即各项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而如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司法行政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所作为，已经成为摆在司法行政机关和队伍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在此试作论述，以供商榷。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司法行政工作，必须不断增强服务大局的观念

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利益的发展，它的集中体现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也是当前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司法行政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这个大局，积极适应这个大局，明确自身的职责定位，加大为大局服务的力度。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自觉性，努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必须把服务经济建设作为第一要务，立足司法行政职能，紧紧围绕广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推动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拓展。当前，要引导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投入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法律服务；主动介入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重大经济改革和经济活动，广泛参与国内及国际贸易、投资、融资、知识产权保护、仲裁等民商事领域；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参与“三农”问题的解决，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要积极参与立法活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二）坚持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服务，积极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认真组织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加强来穗经商务工人员、青少年、农民和容易诱发矛盾纠纷人群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推进以“爱国、守法、诚信、知礼”为主题的现代公民教育，全面提升全民法律素质。同时，坚持普法与法治实践相结合，通过“送法下乡”、“法律进社区”、“法律进企业”、“法律进学校”等活动，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促使形成遵守法律、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大力提高公职人员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坚决克服和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努力促进司法公正。完善执法程序，严肃执法纪律，加强执法监督，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提高执法质量和办案水平。

（三）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认真履行职责，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继续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创新发展人民调解工作，通过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的信息预警、联动处置和应急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调解员持证上岗、首席调解员制度，探索“专兼结合，以专促兼”的队伍建设新路子，不断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水平。进一步加强劳教工作，把劳教场所开辟为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的第二条战线，持续增强收容、矫治违法犯罪分子的能力。特别要针对当前广州吸毒人员占劳教总数近70％的情况，探索劳教戒毒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彻底扭转吸毒人员“二进宫”、“多进宫”的被动局面，推动广州“无毒城市”的建设。牢固树立“大劳教、大安全”的执法理念，把劳教工作和安置帮教有机衔接起来，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提升劳教人员的教育、挽救质量，从根本上实现劳教场所的安全稳定。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探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实施、社会参与、司法为主”的工作格局，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

二、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司法行政工作，必须不断增强以人为本的观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它要求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作为政法机关，必须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执法为民，服务为民，在司法行政各项执法、服务和管理工作中，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要怀着深厚的感情，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让司法行政工作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2]笔者认为，要重点做好三项工作：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什么事情都干不好、干不成。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已成为影响广州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定，已经成为对各级党委政府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利用好人民调解就地就近就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标本兼治的特点和优势，以司法所为依托，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排查，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着眼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积极拓展人民调解的工作领域，努力做好在农村征地、城镇拆迁、企业改制、工程建设、劳资纠纷中引发的各种矛盾调解工作。认真研究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大力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和基层法律服务队伍，进一步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群众怨气，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利益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二）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包括广大群众在内的市场主体对法律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法律服务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找准位置，发挥自身优势，才能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才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结合广州实际，笔者认为要在三个方面多做文章：一是开拓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广州地处沿海，毗邻港澳，是我省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和对外经济贸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涉外民商事往来十分频繁，要积极引导和组织法律服务人员为国际贸易、投资、融资、仲裁及涉外婚姻、留学、移民等民商事活动提供服务。二是加强知识产权的法律服务，按照广州“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深入持久地开展知识产权法制宣传，加强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律师人才的培养，推进广州创新型、科技型城市的建设，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积极服务“三农”，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引导广大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就农村招商引资、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土地征用补偿安置等热点、难点问题，提供诉讼和非诉讼、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等法律服务，推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

（三）努力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律援助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维护好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一是全面落实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尽快制定适合广州经济发展水平的地方性法律援助法规及政策，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财政支持和资金投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二是全面加快法律援助的社会化进程，在合理利用广州丰富的律师资源，让所有律师都普遍公平地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和高等法学院校以自身资源投入法律援助工作，同时，加强与兄弟省市的交流合作，构建泛珠三角地区法律援助协作网，提高法律援助的整体水平。三是全面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办案激励机制、办案质量评估和监督检查机制，完善点援制等新的工作模式，推动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三、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司法行政工作，必须不断增强改革创新的观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发展观念的巨大转变和创新[3]

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司法行政工作，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对制约和妨碍司法行政事业发展的旧的、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建立起有利于司法行政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前，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任务很重，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加以突破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无论是历史形成的老问题，还是现阶段工作拓展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无论是司法行政工作自身的问题，还是国家司法体制改革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都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建立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实现重点突破和工作的全面发展。

（一）促进全面发展，提高司法行政工作整体水平。全面发展，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我国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人民调解、劳动教养、律师公证、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等15项职能任务，每一项都与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只有坚持全面发展，司法行政工作的整体水平才能上一个新台阶，才能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当前，广州司法行政工作在全面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事业发展迅猛，劳动教养、社区矫正等法制保障工作进展较慢；普法宣传、法学教育等旧有职能逐步萎缩，活力下降，司法鉴定、司法考试等新增职能日益为社会瞩目等。在这种形势下，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深入剖析司法行政各项职能的现实情况和发展前景，作出科学定位和战略部署，推动司法行政工作的全面发展，构建起富有广州特色的司法行政工作体系。

如何进行科学定位和部署呢？笔者认为，关键是抓五个方面：一是大力加强法制保障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职能作用，发挥劳教工作对于违法犯罪分子的收容、转化功能，提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对于各类危险人员的改造、管控和帮扶水平，维护好社会稳定。二是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以律师业为龙头，推动法律服务业走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之路，把广州打造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区域性法律服务中心。三是大力加强司法鉴定和司法考试工作，维护司法公正，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四是抓好法制宣传和法学研究工作，促进城市依法治理，优化城市发展环境。五是抓好司法行政法制建设，提高司法行政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二）保持协调发展，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再上新台阶。协调发展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特别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都要共同发展，全面进步，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当前，广州司法行政工作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市一级强、区一级弱”，“城区强、农村弱”，“老城区强、新兴区弱”的情况比较突出。

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要坚持“双管齐下”的方针：第一，加强区（县级市）司法局的建设，理顺区（县级市）司法局的管理体制，落实广州市司法局对各区（县级市）司法局的协管职能，对区（县级市）司法行政工作实行宏观指导，并下放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社区矫正管理工作的部分权限，逐步充实区（县级市）司法局的管理职能。第二，建立司法行政工作协作机制，借鉴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九省区签署《泛珠三角九省（区）司法行政合作框架协议》的做法，由广州市司法局牵头，指导各区（县级市）司法局签订跨区域的合作协议，合作以“配合大局、服务经济社会”为宗旨，遵循“坚持务实，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加强协调，确保合作项目取得实效”的原则，着重在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治、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协作，[4]通过合作，科学配置政策、人才、资金等工作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因地制宜地打造各地工作品牌，实现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协调发展。

（三）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司法行政发展后劲。可持续发展是指发展必须保持持久性和承续性，对司法行政工作而言，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使发展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最终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当前，广州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模式仍然比较粗放，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搞建设、抓管理，长此以往，司法行政部门就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可言。笔者认为，必须抓住若干长期影响和制约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关键环节，实施集中攻坚，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实现司法行政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至于抓哪些环节，笔者以为，人民调解是一个点，改革的长期性和矛盾纠纷的必然性，决定了人民调解是各地党委政府一项战略性的工程，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加快人民调解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把它打造成司法行政工作的拳头产品，化一时的优势为长期的胜势。司法所建设是另一个点，司法行政工作要落实到基层，赢得群众的认可和社会的支持，关键还得看司法所，要最大限度地把司法所建设好，把九项职能作用发挥出来，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市管监狱也是一个点，它能够有效整合劳教工作资源，推进劳教制度的改革，对广州司法行政工作来说，它是工作职能的扩大和强化，是事业长盛不衰的重要推动力。

四、结语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行动指南。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局中有所作为，司法行政工作才能在经济社会全局中确立起自己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实现自身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一言蔽之，在司法行政工作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意义重大，任重道远，不可懈怠。

参考文献：

[1]王义家：《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第65页。

[2]张福森：《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第2页。

[3]许嘉勇：《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第37页。

司法行政论文范文第3篇

第二条信息宣传调研工作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交流工作经验、反映工作成就、报告工作动态的重要手段。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要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善于挖掘提炼自身工作中的亮点。

第三条各科、室、中心要确定一名兼职信息员负责信息搜集和报送工作，该兼职信息员原则上由各科、室、中心负责人兼任。

第四条各科、室、中心每月向《工作》、《政务信息》报送信息不少于1篇，全年刊出各不少于3篇；每月向《司法》报送不少于2篇，全年刊出不少于8篇，基层科不少于10篇；每月向省厅门户网站报送不少于1篇，全年刊出不少于4篇，基层科不少于6篇。

全局全年被《工作》、《政务信息》采用15篇以上；被《司法》采用40篇以上；被省厅门户网站（包括《司法行政简报》）采用20篇以上。各科室、中心每年在地市级以上报纸、杂志（含内刊）上或调研文章1篇以上。班子成员和科室负责人每人至少完成一篇调研文章。

各科、室、中心每年在本市级、地市级主流媒体发表有关司法行政新闻报道4篇以上，基层科6篇以上；在省级主流媒体发表有关司法行政新闻报道2篇以上，基层科3篇以上。

第五条加强重大紧急信息的报送。重大紧急信息一律经局办公室向局主要负责人汇报后方可向上级机关报送。对重大信息知情不报或迟报、漏报，报送的信息内容严重失实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通报批评，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六条信息考核评分标准：

1、被《工作》、《政务信息》采用的，一则计10分。

2、被《司法》、市局《信息专报》采用一则计10分。

3、被省厅门户网站采用一篇计40分，被省厅《简报》采用一篇计60分，被司法部办公厅采用一篇计100分。

4、被有刊号的期刊采用的，地市级一篇计20分；省级一篇计40分；部级一篇计80分。

5、信息被多级刊用的，可以累计计分。

6、信息被领导批示的，加倍计分。

7、被简讯采用的减半计分。

第七条调研考核评分标准：

1、论文或调研文章在地市级报刊杂志（含内刊）发表的计50分，在省级报刊杂志（含内刊）发表的计100分，在部级报刊杂志（含内刊）发表的计200分。

2、司法行政论文或调研文章在评比中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计100分、80分、60分，获优秀奖等其他奖项的计50分。在省级评比中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计150分、130分，110分，获优秀奖等其他奖项的计80分。在部级评比中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计200分、180分、160分，获优秀奖等其他奖项的计120分。

第八条司法行政新闻报道被本市级主流媒体采用的，每则计3分，被市级主流媒体采用的，每则计5分，被省级主流媒体采用的，每则计10分，被部级主流媒体采用的，每则计50分。

第九条由办公室对信息报送、刊出情况进行登记汇总，每月召开例会并通报一次。

第十条未完成信息宣传调研工作的科室取消年终先进评比资格，信息宣传调研工作成绩将作为年终先进个人评比的重要依据。

司法行政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关，行政程序，立法

当代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在其权威著作《行政法》一书中提出：行政法的精髓就在于对行政裁量权力的控制.就控制行政裁量权力而言，“对程序的漠视终将导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鉴于此，本文拟从建立现代海关制度，实现海关管理法制化的视角出发，对我国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资同仁参考。

一、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背景分析：

（一）经济体制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

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党的十四大在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又把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政府的职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都将发生变化。而政治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被视为现代政府行为的三大职能。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护，公平竞争的实现，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把依照计划经济模式构建起来的行政法体系，转化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行政法体系，就成为21世纪初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坚持依法行政是中国政府能否顺利实现职能转变的关键所在，而依法行政的重点是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的难点是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执法，行政程序是一种基本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手段。因此，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也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

（二）政治制度分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和方略的提出。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和方略的提出，实现行政法治将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来解决，因为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和基础性工作。而依法行政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法在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直接参与的前提下由代议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但行政机关根据授权和固有的规章制定权越来越多地实际行使国家立法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人民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直接参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提供运作程序和保障的规范机制，调整和平衡人民与政府、政府与社会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各种组织、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我国要在21世纪实现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方略，就必须实现依法行政，即实现行政权力运作从有法可依到有良法可依的转变及行政权力运作从实体法完备向程序法完备的转变。因此，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也是依法治国的呼唤！

（三）国际环境分析：WTO法律框架下的“统一”、“透明”、“国民待遇”等要求，与行政程序立法密切相关。

我国加入WTO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明确WTO涉及的远不仅是市场开放和贸易问题，它的主要约束对象是各成员国（地区）的政府。WTO协议和规则对行政程序的公开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中国政府承诺的及时通知义务、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行政决定义务等WTO具体国际义务都要履行。此外，中国政府还承诺建立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有关法律的完善和对政策的审议对政府的行为则意味着更为全面更为严格的约束，行政权的运行不仅要严格依据实体法的授权，还要严格遵循程序法的规定，使行政权由一种专断的、任意的、压迫的力量转变为一种民主的、规范的、合作的力量。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将被法院撤销等等，无一例外都要履行。一句话，包括海关在内的中国政府的相关行政行为必将更加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而目前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海关行政权力运作方式还不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这样的现状必须尽快予以改变。

（四）时代特征分析：21世纪是行政法发展迅猛、理论成熟、体系健全、影响深远的时代！

21世纪是行政法时代，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良法可依和是否有实现良法的完备的程序法。置身21世纪初年“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年代，回首人类历史法制发展的总体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人类法制曾长期处在刑法时代，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中世纪以后，人类法制逐步进入民法时代，民商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人类法制开始进入行政法时代，行政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21世纪必将是行政法发展迅猛、理论成熟、体系健全、影响深远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大力加强海关行政程序法制建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可谓如箭在弦，势在必发。

（五）法学理念分析：程序控权法学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正如前文所述，行政法的精髓在于对行政裁量权力的控制；而就控制行政裁量权力而言，对行政程序的漠视终将导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其实上述论点的提出是基于行政法史上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国家就有行政，任何国家的任何行政行为的实施在客观上都有它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形式。所以从这一角度讲，只要有行政活动的存在，就有行政程序的存在，行政程序与国家、与行政一样古老。但从理论渊源上讲，国内外行政法学界通常都认为现代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最初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以及在该原则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被认为发端于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和1355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一项法令（有人称之为自由律）。最初自然公正原则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后来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剥夺某个人的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适用于一切权力的行使。目前，该观念已被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行政法学者所认可和接受。

二、我国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立法实践概况：

（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程序法的理念被注入传统的行政法学体系之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共同构成了现代各国行政法追求的目标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逐渐认识到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法律传统积弊的危害性。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法律程序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这种共识反映在学术领域，即表现为法学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笔者仅就与本文内容相关的行政程序立法理论研究成果简述如下：

1.关于行政程序立法背景的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的背景主要归结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法治国”原则的贯彻以及“程序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观念的深化等因素。其中，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尤为重要，通行的论点认为行政机关在实体方面已经拥有了准立法权（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准司法权（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复议权等）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权（即行政执法权）这样的充足权力。在这种前提下，为行政权力立法，其目的便自然归结为给既有的权力设定运作的规则。换言之，当不存在这种前提时，为行政权力立法，则宜于或者说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入手。

2.关于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研究成果：

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目前世界上主要有权利模式（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效率模式（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和权利效率并重模式三种影响较大的学说。相应地，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三种设想：一是主张兼顾效率与权利保障，设计一套公正、效率两者兼顾的平衡机制，以全面发挥行政程序法的作用；二是主张效率为优先，公平为补正，认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为行政执法行为，必须以一定的效率为保障；三是主张公正（权利）优先兼顾效率，认为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时，一般应做出公正优先于效率的明确安排与选择.此外，基于不同的标准，国内法学界就行政程序立法的形式模式或称体例模式，还提出了如单一行政程序法典模式和复合行政程序法典模式，单纯行政程序模式和实体、程序合一模式，共同行政程序法模式和类别行政程序法模式，准用他法模式和自成体系模式等学说。

3.关于行政程序价值的研究成果：

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相当数量的学者分别从正当行政程序和一般行政程序，一般行政程序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等方面着手研究。并普遍认为，行政程序价值的理想状态应是程序、实体并重，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理想状态其实并不存在。随着现代行政法程序控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不少学者基于对我国“重实体轻程序”法律传统积弊的反思，提出“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只要程序合法，实体就应当视为合法”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嫌疑。笔者基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决策的神圣权利，对部分学者坚持的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观点持赞成意见。因为只有行政过程的公正化、合理化及民主化，即通过确立正当的行政程序，使公民能动地、积极地直接参与行政过程，在行政程序阶段即将行政自身难以避免的诸种弊端消灭于萌芽状态，才能够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并体现我国宪法的上述理念。而只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行政程序，才能够被认为是正当行政程序。

（二）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践概况：

回顾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史，可见一个由不系统向系统化发展、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发展的曲折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采取各个击破的立法方式和策略，为建立行政程序法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使得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呈现出系统化的倾向：首先是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作为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情况来规定，确立了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遵循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权。虽然在当时我国的有关立法中，除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行政程序有所规定外，几乎找不到什么“法定程序”。但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出现了转机：1992年《税收征管法》的出台，确立了税收征管领域的程序机制，该法经1995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使得税收征管领域的程序机制得以不断完善.接下来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堪称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一项基本法律，该法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设定了程序机制，并第一次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明确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给我国行政机关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观念转变与工作方式变革.1999年出台的《行政复议法》规定了更为完善的行政复议程序机制，同年颁布的《价格法》则继《行政处罚法》之后再次对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听证程序作出规定，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以及2001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将听证等程序制度引入立法机制。而与我们日常工作密切相关的2001年修订的《海关法》则在3个条文中出现了“法定程序”的字样.刚刚于2003年6月28日通过的《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经出示执法证件……”，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执法表明身份”的程序性规定。而执法表明身份制度，即是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行政公开要求而生的程序机制。

三、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证分析：

笔者认为，要研究海关行政程序立法，首先需要了解海关法律法规体系，即不同层级效力的海关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是以2000年7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修订并公布的《海关法》为“母法”，并以《海关法》为主体，以海关行政法规、海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因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海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总量仅占所有海关管理规定的1/20弱，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仅数量多，且层级效力低，适用范围窄。因此本文仅对层级效力较高且数量较少的海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特别是对《海关法》关于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规定和程序权利义务规定予以剖析：

（一）海关行政立法程序剖析：

立法权是相对于行政权、司法权而言的国家权力，是指有权立法的机关制定、修改、补充、解释或者废止法律、法规的权力。就实体性权力而言，立法权通常是指法律的制定权、批准权、修改权和废止权；就程序性权力而言，立法权通常包括提出法律案的权力、审议法律案的权力、表决法律案的权力和公布法律案的权力。根据《立法法》规定，关于海关基本制度的立法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但目前涉及海关基本制度的法律仅有一部《海关法》，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公布，其他涉及海关工作的立法分别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因此，海关立法在一定意义上仅是指海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改、补充、解释或废止。海关立法程序则通常包括海关行政法规、规章的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和公布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活动中包括海关行政法规、规章在内的行政法规、规章的立法程序分别受现行《立法法》以及2001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约束，特别是海关总署于2002年5月制定的《海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对海关规章及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因此，对于海关行政立法程序本文不再赘述。

（二）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剖析：

在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实体法制相对完善，程序法制严重滞后。

除《海关法》外，目前海关的执法依据按照层级效力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国务院批准、的海关行政法规，具有层级效力较高、且能够兼顾海关实体权力的设定和权力行使的程序等优点，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海关稽查条例》等，但是数量较少。一类是由海关总署制定、的行政规章，具有海关专业知识相对全面和深入，时效性强等优点，但却存在层级效力较低，重管理轻制约、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以及重实体性权力规定轻程序性义务规定等不足。此外还有一类是现行有效的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的海关规范性文件，多是由海关总署各司（局、室）通过“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全国海关执行，不仅层级效力低而且多数缺乏程序性规定，并且未对外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作为海关对外执法的效力依据，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因海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不同，海关的行政执法程序亦存在差别，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所在。

传统意义上的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可以按照海关的四大任务来划分为四大程序，即海关监管程序、海关征税程序、海关调查（打击走私）程序和海关统计程序。随着通关制度改革的深入，有人提出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应分为前期管理程序（包括注册登记、备案、预申报、预归类等环节）、通关管理程序（包括申报、查验、征税、担保、放行、结关、统计等环节）和后续管理程序（主要是包括稽查和核查等环节），并以调查（稽查、侦查）程序为例外；还有人认为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应分为一般程序或称普通程序（主要针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和人员的正常进出口情况）、简易程序（如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旅客通关、旅检现场红绿通道的选择，进出口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免税、免验通关等）、特别程序（如暂时进出口、保税、减免税等）和听证程序（主要适用于调查、稽查、侦查）等等。虽然存在上述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海关的实际执法程序在本质上不会因分类方法的不同而改变。从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来看，对海关执法行为的程序性规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重实体，轻程序，或者说是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比例严重失调。如《海关法》第二章“进出境运输工具”对进出境运输工具实施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的9个条文中，有5个条文规定了进出境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或有关人员、部门，下同）应履行的海关义务；4个条出了对进出境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的限制性规定；1个条文在规定了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的检查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应履行的义务.几乎没有对海关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2.偏重于行政职权的行使，不注重独立的制约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的程序。错误地把依法行政理解为依法管理，忽视现代行政的服务功能。如修订后的《海关法》新增加的关税强制执行权力，即明显缺乏程序性规定。以新《海关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为例，关税纳税人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三个月仍未缴纳税款，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采取强制缴纳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海关法》仅规定关税强制缴纳包括强制扣缴关税和变价抵缴关税，却没有详细规定强制缴纳（扣缴）关税的程序。一般认为，海关在采取强制缴纳措施之前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纳税人，给其最后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的机会。经告诫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纳税义务的，海关方可采取强制措施。在实际工作中，海关采取强制扣缴和变价抵缴关税的措施许多时候需要如银行、拍卖行等机构的协助执行。因此，海关应将强制执行决定事先制作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协助执行书。在实际采取强制措施时，海关应向有关单位或当事人出示强制执行决定书并表明执法身份，方可采取强制措施等等。

3.重特别程序、轻一般程序，或者说是单独性程序立法多，共同性（普遍性）立法少。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稽查条例》等，分别规定了海关行政处罚和稽查的程序，却没有一部普遍适用的《海关行政程序法》。

4.具体作业程序多，立法方式零散，全局性、统一性的程序性规定匮乏。主要表现在由于缺乏全国海关统一适用的程序性法律规范，不少海关根据自身工作情况分别制定以程序性规范为主的条例、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显而易见，这些海关自行制定的程序性规定实质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

5.重事后程序，轻事前程序和事中程序。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的程序制度基本上是事后的救济制度。

（三）海关行政救济程序剖析：

海关行政救济程序主要包括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诉讼程序和行政赔偿程序，由于国家先后于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于1994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于1999年颁布了《行政复议法》，上述三法均对行政救济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海关行政救济程序问题基本上“有法可依”，本文不再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四、我国海关行政程序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一）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和体例模式

1.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简而言之，是指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或目标。从各国现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来看，行政程序法的直接目的或说目标主要有两个：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当然也不例外。

近年来，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几乎已成为每个国家行政程序立法的双重目标。“行政不仅需要有效率，即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一定能够迅速地实现，同时，行政也必须使一般公民认为在行政活动中合理的考虑了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和他所干预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我国学界关于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说法较多，但不外保护公民权利、提高行政效率或者二者并重等几种模式。笔者认为，从我国根深蒂固的法律传统特征以及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国际潮流的发展需要出发，海关行政程序法应以程序公正为本位，确立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其实这也与WTO的宗旨和规则相适应，WTO的宗旨和规则既不是偏重追求行政效率，也不是兼顾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是要求各成员单位的政府为各自的贸易商服务、赋予贸易商更多的信息与权利，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一句话，注重程序公正与平等，注重保护和增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此外，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也是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趋势，而且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程序的设定上采用的保障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与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的含义大致相同），不仅为学界所肯定，在实际工作中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简而言之，是指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通常以是否存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为标准，分为统一法典式和分散规定式两种，当然，这是指基本法律或法律层次的立法而言的。

从世界各国现行的行政程序立法实践来看，制定行政法典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因此，分散规定式是大多数国家行政程序立法所采用的体例模式。但近年来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亚洲的韩国、我国澳门地区都制定了行政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法典式是行政程序法未来发展的方向。

考虑到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是规范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它只对重要行政程序原则和制度作出一般性规定。因此，我国学界和立法界提出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分两步走的规划：即先制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执行法、行政收费法等单行法律，等时机成熟后，再在此基础上编纂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因此，笔者认为在现实条件下，建立单独的海关行政程序法，不仅是海关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也符合国家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整体规划。

（二）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

从各国现行的行政程序立法来看，确定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主要应从三个角度考虑：1.是否包括实体规范；2.是否包括内部行政程序；3.是否包括行政复议程序。

我国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应作如下的选择：1.程序与实体并存；2.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并存；3.不包括行政复议法。

根据我国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实际情况，笔者完全赞同上述学者关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基本内容所作的选择。理由如下：

1.程序与实体并存。现实中既没有程序以外的实体，也没有无实体内容的程序。此外，海关执法行为的效力问题，即海关执法行为的无效、撤销、变更等实体性规范也需要在海关行政程序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2.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并存。主要是因为当前海关普遍存在的内部程序向外部程序转化的现象-许多本应由海关内部办理的手续，被转化为由行政相对人办理，海关将程序义务转嫁到行政相对人头上。因此，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中对海关内部程序进行集中规定。

3.不包括行政复议法。理由很简单，我国已经制定通过单行的《行政复议法》，毋须在海关行政程序法中重复规定。

（三）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1.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海关权力运行过程始终为海关和相对人以及其他程序参与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原则贯穿海关执法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对海关执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国内学者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可谓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观点如公正、公开、听证、顺序和效率原则；公开、公正、参与、复审、顺序和效率原则；合法性、合理性、公开、参与、顺序和效率原则等。

笔者认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应确立以下的基本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包括公开原则和保护隐私权原则）、相对人参与原则、顺序原则、行政效率原则。

程序公正原则是指海关在进行行政执法活动时要在程序上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参与人），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程序公正原则被认为是现代行政程序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依法行政乃至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相对人参与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海关有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二是行政相对人在程序上有了解并被告知有关自己权益的权利。

顺序原则又称为违反法定顺序无效原则，是指海关行政执法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的顺序依次进行，不能随意增加、减少或者颠倒。

行政效率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行政程序的各个阶段表现为一定的法定步骤，这种法定步骤不能随意增加和减少；二是要求行政活动迅速及时、简便易行、程序规范。

2.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制度

海关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是指在海关行政执法程序的各个阶段上具有相对独立价值并对整个行政执法程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规则体系。笔者认为海关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表明身份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行政执法行为之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执法证件或授权令，以证明自己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职权或者资格的程序制度。

（2）告知与说明理由制度：是指海关在进行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中，将有关情况告诉相对一方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法律上通常要规定告知的内容、时间和形式等。

（3）调查制度：是指海关查明事实并收集证据的程序制度，又称为证据制度，主要体现公正原则。

（4）听证制度：是指海关进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听取有关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制度。或称“陈述”和“申辩”制度。

（5）回避制度：是指海关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如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则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处理的程序制度。

（6）时效制度：是指海关执法行为的全过程或其某个阶段受到法定时间限制的程序制度。

（7）审裁分离制度：是指海关将行政行为中审理事实和作出裁决两个阶段分开，由不同的行政人员来完成的制度。

（8）不单方接触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某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行政事务或裁决他们的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

（9）记录和决定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其过程应当记录，其最终形成的意见表示应有书面决定，并送达行政相对人为相对人受领。

（四）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法律责任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在理论上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欠缺深入探讨，现行立法中又缺乏行政机关程序义务的规定，导致行政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是对相对人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而不是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规定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程序性规定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款数量非常少，大部分条文仅规定违反实体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海关法》第八章“法律责任”的18个条文中，有11个条文是对行政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规定，7个条文是对海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几乎没有关于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即使有这样的规定，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本身就缺乏有关程序性规定的现状，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的情事-本身就没有法定程序，何谈违反法定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法》虽然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判决撤消或部分撤消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但在如何理解这一规定上我国学界乃至实务界至今仍存在重大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撤销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需要视实体违法而定.而在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由于行政程序规定本身就十分匮乏，几乎没有所谓的“法定程序”，因此海关执法实践活动中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的空位和欠缺便在所难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现状是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格格不入的。

因此，笔者认为要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建立健全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责任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行政机关违反行政程序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探讨：对外主要是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效力的确认，如确认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无效、撤销（部分撤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以及对违法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补正或更正；对内则主要是追究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负有责任的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于建立健全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责任机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参考价值。

论文主要参考资料：

一、著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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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建淼：《行政程序法的模式》，《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6.江必新、周卫平：《行政程序法刍议》，《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

7.湛中乐、王敏：《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及其制度》，《中外法学》1996年4期。

8.张令杰：《程序法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9.陈建福：《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司法行政论文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海关，行政程序，立法

当代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在其权威著作《行政法》一书中提出：行政法的精髓就在于对行政裁量权力的控制 .就控制行政裁量权力而言，“对程序的漠视终将导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 鉴于此，本文拟从建立现代海关制度，实现海关管理法制化的视角出发，对我国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资同仁参考。

一、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背景分析：

（一）经济体制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

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党的十四大在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又把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政府的职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都将发生变化。而政治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被视为现代政府行为的三大职能。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护，公平竞争的实现，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把依照计划经济模式构建起来的行政法体系，转化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行政法体系，就成为21世纪初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坚持依法行政是中国政府能否顺利实现职能转变的关键所在，而依法行政的重点是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的难点是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执法，行政程序是一种基本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手段。因此，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也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

（二）政治制度分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和方略的提出。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和方略的提出，实现行政法治将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来解决，因为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和基础性工作。而依法行政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法在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直接参与的前提下由代议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但行政机关根据授权和固有的规章制定权越来越多地实际行使国家立法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人民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直接参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提供运作程序和保障的规范机制，调整和平衡人民与政府、政府与社会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各种组织、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我国要在21世纪实现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方略，就必须实现依法行政，即实现行政权力运作从有法可依到有良法可依的转变及行政权力运作从实体法完备向程序法完备的转变。因此，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也是依法治国的呼唤！

（三）国际环境分析：WTO法律框架下的“统一”、“透明”、“国民待遇”等要求，与行政程序立法密切相关。

我国加入WTO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明确WTO涉及的远不仅是市场开放和贸易问题，它的主要约束对象是各成员国（地区）的政府。WTO协议和规则对行政程序的公开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中国政府承诺的及时通知义务、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行政决定义务等WTO具体国际义务都要履行。此外，中国政府还承诺建立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有关法律的完善和对政策的审议对政府的行为则意味着更为全面更为严格的约束，行政权的运行不仅要严格依据实体法的授权，还要严格遵循程序法的规定，使行政权由一种专断的、任意的、压迫的力量转变为一种民主的、规范的、合作的力量。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将被法院撤销等等，无一例外都要履行。一句话，包括海关在内的中国政府的相关行政行为必将更加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而目前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海关行政权力运作方式还不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这样的现状必须尽快予以改变。

（四）时代特征分析：21世纪是行政法发展迅猛、理论成熟、体系健全、影响深远的时代！

21世纪是行政法时代，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良法可依和是否有实现良法的完备的程序法。置身21世纪初年“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年代，回首人类历史法制发展的总体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人类法制曾长期处在刑法时代，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中世 纪以后，人类法制逐步进入民法时代，民商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人类法制开始进入行政法时代，行政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21世纪必将是行政法发展迅猛、理论成熟、体系健全、影响深远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大力加强海关行政程序法制建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可谓如箭在弦，势在必发。

（五）法学理念分析：程序控权法学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正如前文所述，行政法的精髓在于对行政裁量权力的控制；而就控制行政裁量权力而言，对行政程序的漠视终将导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其实上述论点的提出是基于行政法史上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国家就有行政，任何国家的任何行政行为的实施在客观上都有它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形式。所以从这一角度讲，只要有行政活动的存在，就有行政程序的存在，行政程序与国家、与行政一样古老。但从理论渊源上讲，国内外行政法学界通常都认为现代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最初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以及在该原则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被认为发端于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和1355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一项法令（有人称之为自由律）。 最初自然公正原则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后来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剥夺某个人的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适用于一切权力的行使。 目前，该观念已被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行政法学者所认可和接受。

二、我国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立法实践概况：

（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程序法的理念被注入传统的行政法学体系之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共同构成了现代各国行政法追求的目标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逐渐认识到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法律传统积弊的危害性。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法律程序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这种共识反映在学术领域，即表现为法学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笔者仅就与本文内容相关的行政程序立法理论研究成果简述如下：

1.关于行政程序立法背景的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的背景主要归结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法治国”原则的贯彻以及“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观念的深化等因素。其中，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尤为重要，通行的论点认为行政机关在实体方面已经拥有了准立法权（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准司法权（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复议权等）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权（即行政执法权）这样的充足权力。在这种前提下，为行政权力立法，其目的便自然归结为给既有的权力设定运作的规则。换言之，当不存在这种前提时，为行政权力立法，则宜于或者说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入手。

2.关于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研究成果：

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目前世界上主要有权利模式（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效率模式（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和权利效率并重模式三种影响较大的学说。相应地，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三种设想：一是主张兼顾效率与权利保障，设计一套公正、效率两者兼顾的平衡机制，以全面发挥行政程序法的作用 ；二是主张效率为优先，公平为补正，认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为行政执法行为，必须以一定的效率为保障 ；三是主张公正（权利）优先兼顾效率，认为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时，一般应做出公正优先于效率的明确安排与选择 .此外，基于不同的标准，国内法学界就行政程序立法的形式模式或称体例模式，还提出了如单一行政程序法典模式和复合行政程序法典模式，单纯行政程序模式和实体、程序合一模式，共同行政程序法模式和类别行政程序法模式，准用他法模式和自成体系模式等学说。

3.关于行政程序价值的研究成果：

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相当数量的学者分别从正当行政程序和一般行政程序，一般行政程序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等方面着手研究。并普遍认为，行政程序价值的理想状态应是程序、实体并重，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理想状态其实并不存在。随着现代行政法程序控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不少学者基于对我国“重实体轻程序”法律传统积弊的反思，提出“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只要程序合法，实体就应当视为合法” 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嫌疑。笔者基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决策的神圣权利，对部分学者坚持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观点持赞成意见。因为只有行政过程的公正化、合理化及民主化，即通过确立正当的行政程序，使公民能动地、积极地直接参与行政过程，在行政程序阶段即将行政自身难以避免的诸种弊端消灭于萌芽状态，才能够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并体现我国宪法的上述理念。而只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行政程序，才能够被认为是正当行政程序。

（二）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践概况：

回顾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史，可见一个由不系统向系统化发展、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发展的曲折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采取各个击破的立法方式和策略，为建立行政程序法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使得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呈现出系统化的倾向：首先是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作为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情况来规定，确立了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遵循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权。虽然在当时我国的有关立法中，除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行政程序有所规定 外，几乎找不到什么“法定程序”。但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出现了转机：1992 年《税收征管法》的出台，确立了税收征管领域的程序机制，该法经1995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使得税收征管领域的程序机制得以不断完善 .接下来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堪称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一项基本法律，该法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设定了程序机制，并第一次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明确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给我国行政机关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观念转变与工作方式变革 .1999年出台的《行政复议法》规定了更为完善的行政复议程序机制，同年颁布的《价格法》则继《行政处罚法》之后再次对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听证程序作出规定，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以及2001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将听证等程序制度引入立法机制。而与我们日常工作密切相关的2001年修订的《海关法》则在3个条文中出现了“法定程序”的字样 .刚刚于2003年6月28日通过的《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经出示执法证件……” ，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 执法表明身份”的程序性规定。而执法表明身份制度，即是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行政公开要求而生的程序机制。

三、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证分析：

笔者认为，要研究海关行政程序立法，首先需要了解海关法律法规体系，即不同层级效力的海关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是以2000年7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修订并公布的《海关法》为“母法”，并以《海关法》为主体，以海关行政法规、海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因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海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总量仅占所有海关管理规定的1/20弱，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仅数量多，且层级效力低，适用范围窄。因此本文仅对层级效力较高且数量较少的海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特别是对《海关法》关于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规定和程序权利义务规定予以剖析：

（一）海关行政立法程序剖析：

立法权是相对于行政权、司法权而言的国家权力，是指有权立法的机关制定、修改、补充、解释或者废止法律、法规的权力。就实体性权力而言，立法权通常是指法律的制定权、批准权、修改权和废止权；就程序性权力而言，立法权通常包括提出法律案的权力、审议法律案的权力、表决法律案的权力和公布法律案的权力。根据《立法法》规定，关于海关基本制度的立法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 .但目前涉及海关基本制度的法律仅有一部《海关法》，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公布，其他涉及海关工作的立法分别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因此，海关立法在一定意义上仅是指海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改、补充、解释或废止。海关立法程序则通常包括海关行政法规、规章的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和公布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活动中包括海关行政法规、规章在内的行政法规、规章的立法程序分别受现行《立法法》 以及2001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约束，特别是海关总署于2002年5月制定的《海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对海关规章及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因此，对于海关行政立法程序本文不再赘述。

（二）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剖析：

在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实体法制相对完善，程序法制严重滞后。

除《海关法》外，目前海关的执法依据按照层级效力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国务院批准、的海关行政法规，具有层级效力较高、且能够兼顾海关实体权力的设定和权力行使的程序等优点，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海关稽查条例》等，但是数量较少。一类是由海关总署制定、的行政规章，具有海关专业知识相对全面和深入，时效性强等优点，但却存在层级效力较低，重管理轻制约、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以及重实体性权力规定轻程序性义务规定等不足。此外还有一类是现行有效的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的海关规范性文件，多是由海关总署各司（局、室）通过“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全国海关执行，不仅层级效力低而且多数缺乏程序性规定，并且未对外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作为海关对外执法的效力依据，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因海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不同，海关的行政执法程序亦存在差别，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所在。

传统意义上的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可以按照海关的四大任务来划分为四大程序，即海关监管程序、海关征税程序、海关调查（打击走私）程序和海关统计程序。随着通关制度改革的深入，有人提出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应分为前期管理程序（包括注册登记、备案、预申报、预归类等环节）、通关管理程序（包括申报、查验、征税、担保、放行、结关、统计等环节）和后续管理程序（主要是包括稽查和核查等环节），并以调查（稽查、侦查）程序为例外；还有人认为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应分为一般程序或称普通程序（主要针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和人员的正常进出口情况）、简易程序（如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旅客通关、旅检现场红绿通道的选择，进出口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免税、免验通关等）、特别程序（如暂时进出口、保税、减免税等）和听证程序（主要适用于调查、稽查、侦查）等等。虽然存在上述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海关的实际执法程序在本质上不会因分类方法的不同而改变。从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来看，对海关执法行为的程序性规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重实体，轻程序，或者说是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比例严重失调。如《海关法》第二章“进出境运输工具”对进出境运输工具实施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的9个条文中，有5个条文规定了进出境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或有关人员、部门，下同）应履行的海关义务 ；4个条出了对进出境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的限制性规定 ；1个条文在规定了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的检查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应履行的义务 .几乎没有对海关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2.偏重于行政职权的行使，不注重独立的制约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的程序。错误地把依法行政理解为依法管理，忽视现代行政的服务功能。如修订后的《海关法》新增加的关税强制执行权力，即明显缺乏程序性规定。以新《海关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为例，关税纳税人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三个月仍未缴纳税款，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采取强制缴纳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海关法》仅规定关税强制缴纳包括强制扣缴关税和变价抵缴关税，却没有详细规定强制缴纳（扣缴）关税的程序。一般认为，海关在采取强制缴纳措施之前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纳税人，给其最后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的机会。经告诫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纳税义务的，海关方可采取强制措施。在实际工作中，海关采取强制扣缴和变价抵缴关税的措施许多时候需要如银行、拍卖行等机构的协助执行。因此，海关应将强制执行决定事先制作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协助执行书。在实际采取强制措施时，海关应向有关单位或当事人出示强制执行决定书并表明执法身份，方可采取强制措施等等。

3.重特别程序、轻一般程序，或者说是单独性程序立法多，共同性（普遍性）立法少。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稽查条例》等，分别规定了海关行政处罚和稽查的程序，却没有一部普遍适用的《海关行政程序法》。

4.具体作业程序多，立法方式零散，全局性、统一性的程序性规定匮乏。主要表现在由于缺乏全国海关统一适用的程序性法律规范，不少海关根据自身工作情况分别制定以程序性规范为主的条例、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显而易见，这些海关自行制定的程序性规定实质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

5.重事后程序，轻事前程序和事中程序。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的程序制度基本上是事后的救济制度。

（三）海关行政救济程序剖析：

海关行政救济程序主要包括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诉讼程序和行政赔偿程序，由于国家先后于1989年颁布了 《行政诉讼法》、于1994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于1999年颁布了《行政复议法》，上述三法均对行政救济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海关行政救济程序问题基本上“有法可依”，本文不再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四、我国海关行政程序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一）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和体例模式

1.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简而言之，是指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或目标。从各国现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来看，行政程序法的直接目的或说目标主要有两个：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当然也不例外。

近年来，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几乎已成为每个国家行政程序立法的双重目标。“行政不仅需要有效率，即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一定能够迅速地实现，同时，行政也必须使一般公民认为在行政活动中合理的考虑了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和他所干预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我国学界关于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说法较多，但不外保护公民权利、提高行政效率或者二者并重等几种模式。笔者认为，从我国根深蒂固的法律传统特征以及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国际潮流的发展需要出发，海关行政程序法应以程序公正为本位，确立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其实这也与WTO的宗旨和规则相适应，WTO的宗旨和规则既不是偏重追求行政效率，也不是兼顾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是要求各成员单位的政府为各自的贸易商服务、赋予贸易商更多的信息与权利，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一句话，注重程序公正与平等，注重保护和增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此外，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也是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趋势，而且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程序的设定上采用的保障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与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的含义大致相同），不仅为学界所肯定，在实际工作中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简而言之，是指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通常以是否存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为标准，分为统一法典式和分散规定式两种，当然，这是指基本法律或法律层次的立法而言的。

从世界各国现行的行政程序立法实践来看，制定行政法典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因此，分散规定式是大多数国家行政程序立法所采用的体例模式。但近年来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亚洲的韩国、我国澳门地区都制定了行政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法典式是行政程序法未来发展的方向。

考虑到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是规范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它只对重要行政程序原则和制度作出一般性规定。因此，我国学界和立法界提出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分两步走的规划：即先制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执行法、行政收费法等单行法律，等时机成熟后，再在此基础上编纂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因此，笔者认为在现实条件下，建立单独的海关行政程序法，不仅是海关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也符合国家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整体规划。

（二）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

从各国现行的行政程序立法来看，确定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主要应从三个角度考虑：1.是否包括实体规范；2.是否包括内部行政程序；3.是否包括行政复议程序。

我国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应作如下的选择：1.程序与实体并存；2.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并存；3.不包括行政复议法。

根据我国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实际情况，笔者完全赞同上述学者关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基本内容所作的选择。理由如下：

1.程序与实体并存。现实中既没有程序以外的实体，也没有无实体内容的程序。此外，海关执法行为的效力问题，即海关执法行为的无效、撤销、变更等实体性规范也需要在海关行政程序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2.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并存。主要是因为当前海关普遍存在的内部程序向外部程序转化的现象-许多本应由海关内部办理的手续，被转化为由行政相对人办理，海关将程序义务转嫁到行政相对人头上。因此，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中对海关内部程序进行集中规定。

3.不包括行政复议法。理由很简单，我国已经制定通过单行的《行政复议法》，毋须在海关行政程序法中重复规定。

（三）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1.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海关权力运行过程始终为海关和相对人以及其他程序参与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原则贯穿海关执法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对海关执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国内学者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可谓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观点如公正、公开、听证、顺序和效率原则； 公开、公正、参与、复审、顺序和效率原则； 合法性、合理性、公开、参与、顺序和效率原则 等。

笔者认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应确立以下的基本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包括公开原则和保护隐私权原则）、相对人参与原则、顺序原则、行政效率原则。

程序公正原则是指海关在进行行政执法活动时要在程序上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参与人），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程序公正原则被认为是现代行政程序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依法行政乃至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相对人参与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海关有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二是行政相对人在程序上有了解并被告知有关自己权益的权利。

顺序原则又称为违反法定顺序无效原则，是指海关行政执法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的顺序依次进行，不能随意增加、减少或者颠倒。

行政效率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行政程序的各个阶段表现为一定的法定步骤，这种法定步骤不能随意增加和减少；二是要求行政活动迅速及时、简便易行、程序规范。

2.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制度

海关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是指在海关行政执法程序的各个阶段上具有相对独立价值并对整个行政执法程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规则体系。笔者认为海关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表明身份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行政执法行为之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执法证件或授权令，以证明自己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职权或者资格的程序制度。

（2）告知与说明理由制度：是指海关在进行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中，将有关情况告诉相对一方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法律上通常要规定告知的内容、时间和形式等。

（3）调查制度：是指海关查明事实并收集证据的程序制度，又称为证据制度，主要体现公正原则。

（4）听证制度：是指海关进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听取有关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制度。或称“陈述”和“申辩”制度。

（5）回避制度：是指海关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如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则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处理的程序制度。

（6）时效制度：是指海关执法行为的全过程或其某个阶段受到法定时间限制的程序制度。

（7）审裁分离制度：是指 海关将行政行为中审理事实和作出裁决两个阶段分开，由不同的行政人员来完成的制度。

（8）不单方接触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某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行政事务或裁决他们的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

（9）记录和决定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其过程应当记录，其最终形成的意见表示应有书面决定，并送达行政相对人为相对人受领。

（四）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法律责任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在理论上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欠缺深入探讨，现行立法中又缺乏行政机关程序义务的规定，导致行政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是对相对人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而不是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规定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程序性规定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款数量非常少，大部分条文仅规定违反实体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海关法》第八章“法律责任”的18个条文中，有11个条文是对行政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规定 ，7个条文是对海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 ，但几乎没有关于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即使有这样的规定，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本身就缺乏有关程序性规定的现状，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的情事-本身就没有法定程序，何谈违反法定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法》虽然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判决撤消或部分撤消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 ，但在如何理解这一规定上我国学界乃至实务界至今仍存在重大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撤销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需要视实体违法而定 .而在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由于行政程序规定本身就十分匮乏，几乎没有所谓的“法定程序”，因此海关执法实践活动中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的空位和欠缺便在所难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现状是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格格不入的。

因此，笔者认为要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建立健全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责任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行政机关违反行政程序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探讨：对外主要是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效力的确认，如确认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无效、撤销（部分撤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以及对违法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补正或更正；对内则主要是追究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负有责任的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于建立健全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责任机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参考价值。

论文主要参考资料：

一、著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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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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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卉青：《中国海关法理论与实务总论》，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年版。

7.司鹏程 吴尚鹰：《中国海关法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徐觉非：《海关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法]克劳德诺·贝尔 亨利·特雷莫著，黄胜强译《海关法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依法行政论文选集，中国海关学会2000年编辑。

二、论文部分：

1.戚建刚：《WTO与我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扩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3期。

2.肖凤城：《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框架思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1期。

3.黄学贤：《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及我国的选择》，《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4.冯军：《略论我国行政程序制度滞后的原因、发展条件与前景》，《中德行政法现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5.胡建淼：《行政程序法的模式》，《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6.江必新、周卫平：《行政程序法刍议》，《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

7.湛中乐、王敏：《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及其制度》，《中外法学》1996年4期。

8.张令杰：《程序法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9.陈建福：《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