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范文
时间：2023-02-28 23:12:15
税收制度范文第1篇
一、我国煤炭税收制度概述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经济实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资源税，按应税产品的产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2）资源补偿费，按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3）采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使用费，按采矿区或勘探区块面积逐年缴纳。征收的其它税还包括所得税、增值税等。其中只有采矿权、探矿权使用费额度较小。争议不大，资源税、资源补偿费与增值税等都存在较大争议。
1.资源税。煤炭资源税目前征收力度过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日益扩大，尤其是2003年以来。煤炭供求不平衡导致煤价一路上扬。调查显示：1999年全国煤炭价格平均为77.44元／吨，2003年上升到138.89元，吨。而最近两年更是上升到300元/吨以上。与之对应的是我国煤炭资源税，自1984年以来，整整20年没有变动，采取从量定额的征收方式，平均税额仅为0.5元，吨。虽然2005年5月，我国上调了八省区的煤炭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在每吨2元到4元不等，但是仅占当前价格不到1%.目前我国资源税征收方法是从量征收，固定税额，而未能与煤炭资源的可采储量挂钩。企业不必为未被开采的煤炭负责，而以实际开采量征税。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煤炭资源开采率极低，资源浪费严重。按规定。煤矿回采率最低不应小于75%，然而据调查，我国国有煤矿的资源回采率为45%左右，乡镇和个体煤矿在15%-20%.在中国人均煤炭可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55.4%的情况下。建国以来至2003年，中国累计产煤350亿吨，但煤炭资源消耗量却超过1000亿吨，被浪费的煤够我国使38年。
2.资源补偿费。我国资源补偿费根据销售收人征收。由于1994年颁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之前，已经开征了增值税和资源税，煤炭企业税负已经过重，导致资源补偿费仅为销售收人的1.18%，而国外矿业发达国家体现资源所有者权益的权利金一般在8%一lO%.这样低的税率，无法体现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所有权。相对于其他税种反而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被认为是重复收税、乱收费。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用途不同，前者目的主要在于“级差调节”。使各煤炭企业能公平竞争，后者目的在于体现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所有权益，主要用于补偿勘探投资。但是由于两者都是普遍征收，且税额都不是很高，资源税级差调节的效果也不明显。容易让企业认为是重复征税，引发不满。
3.增值税。主要有三点：（1）我国自1994年起颁布了新的税制改革，增值税率从原来的3%提高到现在的13%，这相当于把煤炭业视作一般的制造业，无法体现煤炭作为耗竭性资源的本质；（2）目前煤炭企业普遍抱怨税负过重。这主要由增值税引起的。（3）采掘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然而大多数小煤矿实行包税制，现行税制对其影响不大，大型煤矿相对小煤矿税负高很多。国家应该从政策上适当扶持大型煤炭企业。
4.税收分配。目前地方政府通过允许集体或者其他性质的小企业采矿的形式，以税收和管理费来获得利益。但中小煤矿开采代价往往是环境破坏严重、事故频发、回采率极低。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体现政绩经常“睁只眼闭只眼”。此外，地方和中央在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的税率设定及用途方面还存在争议：地方政府对当地情况最为熟悉，但是若由其设定税率无法确保国家的利益；而税收的分配问题也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征收及监督工作的积极性。
5.国有资产流失。以石油为例，近几年油价飙升，石油企业利润纷纷大幅提高，国外政府通过征收资源暴利税，分享了超额利润中的70%一80%；而在中国，三大石油集团的利润从1998年的100多亿元飙升至现在的1000多亿元，三大石油集团被海外投资者控股10%左右，相当于大量国有资产流人海外投资者手中。最近煤炭价格也不断上扬。从1998年100多元／吨上升到目前300多元，吨，国家对煤炭行业制定相关的有效措施刻不容缓。
6.环境破坏。据专家估计，如果将煤炭开采过程中造成的资源、环境成本纳入煤炭成本，那么每吨煤炭成本将增加50元。廉价的资源不但导致滥挖滥采、开采浪费。还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如焦炭出口量占世界贸易量比例很高，由于国家对焦炭资源只征收极低的资源补偿费，还不考虑环境成本，使生产成本很低，实际上补贴了那些焦炭使用国，他们低价买到焦炭，却把污染和事故留给了我国。
二、国外煤炭税收制度简介
国外通常把采矿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来对待，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实现对产业的宏观调控，并各自形成一套有效、稳定的矿业税收制度。充分考虑采掘业的特殊性与环境多样性，既体现了国家对可耗竭资源的所有权，也对采矿业初期的巨大投入及风险进行一定鼓励性补偿。
各国征收的矿业税收主要有所得税、财产税、权利金、矿业权（指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环境补贴、资源暴利税、耗竭补贴等。
所得税是以收入减去成本再扣除允许抵扣的部分费用作为税基，乘以所得税税率得到的。所有盈利企业都必须缴纳。
财产税是世界许多国家（如美国）税制中的辅助税种，划入地方税，税基为财产评估价值，一般有三种方式：售价比较法，由多个类似财产进行售价比较得出的评估价值；收入法，由产生收入财产所有未来收益的折现值的评估法；成本法，适用于新建和特殊目的的财产。
权利金是矿业特有的税种，开采人向资源所有人支付一定费用以获得开采其不可再生资源的权利。征收方式主要有：按产量或销售量计算。或者按所开采的矿产储量计算。征收税率各不相同。一般由政府设定统一标准。
矿业权使用费是企业按年度、面积向国家缴纳的矿业出让金。企业遵守一系列规定后，有偿获得指定区域的探矿权或采矿权。若矿产地为国家出资勘探形成。则还需要额外补偿国家投资的勘探费用。各矿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此法。
环境补贴在美国等国实行，是针对某些矿山征收的税种，用于补贴开采矿产对当地环境带来的外部成本，一般针对规模较大或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矿山。某些地区还针对水资源或其他环境资源征收专门税种。
资源暴利税目前仅在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推行。若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可能会使矿业企业获得远高于其它行业的超额利润。该利润主要是由于资源本身稀缺性所导致。而非企业自身管理或运营出色，因此，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通过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分享这部分超额利润。
耗竭补贴在美国等国实行。国家在征税时返还一部分税款以补贴企业用于寻找替代能源或开发新矿以替代日益耗竭的旧矿。主要有两种计算方法：成本耗竭补贴法，用单位成本乘以日销售量得出成本耗竭；百分比耗竭补贴，不同矿产品采用不同百分比，以矿产的毛收入为基数扣减。
三、煤炭税收制度改革建议
1.设立权利金。我国应该取消资源税及资源补偿费，而采取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权利金制度来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最好的办法是以储量征税，并将赋税与资源回采率挂钩，实行分级征收。资源回采率越低，税率越高。如果能够使我国资源回采率从平均水平的30%左右提高至国际一般水平的75%，以全国2006年煤炭总产量约23.8亿吨计算，可以避免浪费52.4亿吨煤，以全国2006年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商品煤平均售价301.55元计算，相当于节约15801.22亿元。提高税率至国际上的平均水平为8%一10%，同时采取浮动税率，并和资源价格绑定，可以避免因价格疯涨而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
2.降低增值税。我国目前把煤炭业看作一般的产业，征收税率为13%的增值税。无法体现煤炭作为耗竭性资源的本质，也使煤炭行业实际税负高于一般加工和制造业。国外矿业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都没有将增值税作为煤炭征税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将增值税作为权利金的补充，在征收权利金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确定增值税税率使得煤炭行业税负达到国内一般行业水平。并且加大对高新技术设备等的抵扣。以鼓励煤炭企业更新技术。降低对资源的浪费。
3.设立资源暴利税。借鉴某些矿业发达国家的做法。设立资源暴利税。将资源价格大幅上升而产生的大部分超额收益纳为国有。实际操作上以销量为基数乘以具体税额，税额的设定应主要参照资源的市场价格，适当参照国内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资源暴利税标准应每过几年重新核准一次，但是除非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应确保该标准的稳定性，不断变化的制度会给投资者不好的印象。
4.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总的指导思想为前期优惠、鼓励技术革新、鼓励寻找替代能源、鼓励产业集中。在前期勘查及开发阶段应适当鼓励，对勘查和开发支出的税收实行优惠处理（加速折旧、扣减、资本化、当期摊销等）；对可以提高生产技术的设备引进等也实行上述优惠以鼓励技术革新；实行耗竭补贴，在每个纳税年度中从净利润中扣除一部分给衰老煤矿，用于寻找新矿体，减轻煤炭结构调整和衰老矿区转产的负担；采取措施整顿行业，提高产业集中度，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扶持那些表现优秀的大型企业。
5.设立环境税。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征收环境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应至少开征水资源税、森林草场资源税和土地资源税。还可开征空气污染等税目。计税依据应以实际生产、使用或排放量为基数，从量定额课税。税率总的原则应该从高，但不宜太复杂，对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采取差别税率。为了鼓励保护环境，可以每年从环境税中返回部分给表现突出的企业。
税收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保险税制；整体税负；总准备金
保险作为社会稳定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财政税收密切相联。一方面，保险担负着经济补偿职能，可以弥补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帮助受损企业及时恢复生产，减少财政支出，有利于财政稳定。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杠杆，能直接影响保险业的发展。例如国家对保险业实行低税收政策，可以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反之，则会抑制保险业的发展。因此，适当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又可以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性。然而，我国目前保险税收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保险业的发展。
一、我国保险税制现状
（一）内资保险企业的税收状况
我国保险税制是1983年国家实行利改税的财税体制改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根据现行税法，国家对保险业主要在两个环节征税。
1.营业环节的税金。主要是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营业税以实收保费为税基，税率从1997年初由5％提高到8％，其中寿险的储蓄性业务、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及农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不作为境内提供的保险，为非应税劳务，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营业税的5/8为税基，城市、县城和农村的税率分别为7％、5％和1％；教育费附加以营业税的5/8为税基，税率为3％；印花税则对财产保险合同按保费收入的1‰贴花，对农牧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2.利润环节的税金。主要是所得税，1997年以前，人保所得税税率为55％，平安、太平洋保险为33％；从1997年初，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33％，对寿险业务免征所得税。
（二）外资保险企业的优惠政策
1.我国税法规定，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所得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并享受第一年免、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
2.外资保险企业可享受再投资退税的优惠。外资保险企业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可退还其已缴纳所得税的40％。
3.外资保险企业免交附加于营业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此外，外资保险企业缴纳所得税时在计税工资、职工福利费、捐赠支出、业务招待费、利息支出、坏帐损失、固定资产折旧等方面的规定都比较宽松。
二、现行保险税制的弊端
（一）整体税负偏高
由于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所以保险企业税赋中的营业税占绝大部分。从1997年初，营业税税率由5％提高到8％，加重了保险企业的负担。首先，从国内各行业来看，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讯业、文化体育业的税率为3％，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国家资产的税率为5％，娱乐业执行5％～20％的幅度税率，金融保险业的税率为8％。比较起来看，保险业的税率较高。其次，与同样执行8％税率的金融业相比，保险业的税收负担也超过了金融业。因为金融业以利息收入作为税基，而保险企业以保费收入作为税基，但保险企业收取的保险费并不是保险公司的纯收入，而是对投保人的一种负债，最终将以赔款的形式陆续返还给投保人。这与金融业以存贷利差为计税依据是不同的，所以，保险业实际税负比金融业高。最后，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保险业税负水平也偏高。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保险业往往执行较其他行业轻的税率，如在法国、英国、德国以及荷兰等国家，除征收所得税外，另一重要税种即为增值税，但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对保险企业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泰国的营业税税率为3.3％；美国各州有所不同，但一般在2％左右。多数国家的营业税因险种而异，因国情而变，通常采用比较宽松的、倾斜的财税政策。可见，我国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是较高的。
保险业的高税负，从眼前看，固然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在保险市场日益开放、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都从根本上限制了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利于保险企业经营的稳定。
（二）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
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公平税负，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面对竞争，一方面，为了保护中资保险公司不受冲击，在对待外资保险公司的政策问题上，采取了对外资保险公司进行限制的措施，对市场准入规定了若干条件。虽然我国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一定的优惠条款，但是随着加入WTO谈判的进一步推进，这些优惠条款最多只能维持5年，向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保险市场是迟早的事情，以后再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对外资保险企业的限制性政策来保护民族保险业。另一方面，外资保险公司在受到一定限制的同时，也享受一些中资保险公司无法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中资保险公司不得向企业投资，而外资保险机构可投资股票、房地产、购买企业债券及发放贷款，在资金运用上占尽优势。在对外资保险企业的限制逐步放开，且外资保险公司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实施向外资保险企业倾斜的税收政策，必然损害内外资保险企业的公平竞争，妨碍中资保险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影响总准备金的积累
保险公司的各种准备金从来源看，只有两个渠道，一是从保费收入中提取的准备金，二是从保险公司的利润中提取的总准备金。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为应付较长期内可能发生的巨灾风险，如洪水、地震等可能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每年从利润中提取并累积形成的，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总准备金积累得越多，其信誉越高，参与竞争的实力就越强。按照我国现行的做法，总准备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而保险公司由于要负担较高的税负，因此其税后利润相对减少，必然影响到总准备金的积累速度，减少保险投资中的可用资金量，长此以往，甚至会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四）导致税负不公平
首先，是税基不同造成的税负不公平。中外资保险企业缴纳所得税时，在职工工资抵扣、坏帐处理、捐赠支出和业务招待费等方面的规定大不相同。如内资保险公司规定职工工资的抵扣标准是人均月收入不得超过550元；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无此规定，职工工资可据实从成本中列支。内资保险公司提取坏帐准备金的比例为年末应收帐款余额的0.3％～0.5％，呆帐准备金为年初放款余额的1％；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按年末放款余额或应收帐款余额的3％提取坏帐、呆帐准备金。内资保险公司的捐赠支出扣除比例为税前利润总额的3％；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无此规定。总的来说，对外资企业税收条件比较宽松，而对内资企业则比较苛刻，这就形成了实际税基上的差异。其次，税率、税种不统一。中资保险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3％。而外资保险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另外，对外资保险企业不征收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同业不同税，造成税负不公平。
三、我国保险税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降低保险业的税负水平
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的金融企业，税收政策应当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从世界各国的做法来看，一般都将保险业同其他行业区别对待，采取较为倾斜的政策，扶持其发展。考虑到保险行业维系着社会稳定并面临着市场准入的威胁，以及国际保险业的平均税负水平，把我国保险业的综合税率降低到30％左右，以体现国家对保险业的扶持，进而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首先，我国的所得税税率为33％，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还算适当。如日本为37.5％，英国为35％，法国为42％，泰国为35％，卢森堡为34％，但世界各国都在做降低税率的努力，因此，从长远看来，所得税税率也应适当降低。其次，如前所述，营业税税率不仅与其他行业相比较高，与外国相比也较高。在我国暂时不能免征营业税的情况下，建议将税率降至3％或至少恢复到5％。最后，印花税税率为1‰，其税率虽然低，但因其计税依据是保费收入，所以实际税负并不低，因此，建议对保险合同的印花税适用较低的税率如0.3‰或0.5‰，或者根据不同种类的合同，规定不同的税率。
（二）取消外资保险企业的优惠政策
外国保险公司投资于中国，主要是看准其潜力巨大、发展滞后的保险市场，而非经营成本的低廉，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型特点。可见，外国保险公司到我国投资并不是针对我国对外资保险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际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使我国取消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只要我国有比他国更大的市场潜力和更能获利的因素，外国投资者就不会放弃对我国保险市场的投资。因此，有必要取消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优惠政策。
首先，统一所得税税率，取消外资保险企业15％的优惠税率，统一按33％的税率征收。一是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给内资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其次，统一税种，内外资公司征收相同的税种，对外资保险公司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国家为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来源而采取的一项税收措施，为开发建设新兴城市，扩展、改造旧城市，发展城市公用事业以及维护公共设施等提供资金来源。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应该对受益者课税。最后，统一内外资保险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主要是扣除标准要统一。计税工资、坏帐提取比例、业务招待费提取比例、捐赠支出的扣除标准都要统一。
（三）改革现行营业税统一税率的做法，分险纳税，充分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税收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中性原则；简化税制
1998年12月15日，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1999年初，财政部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这表明在我国公共财政的构建已进入了运作实施阶段。然而在财政学界，对如何构建公共财政的框架还没有进行深入探讨，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为此，笔者就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中如何构建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税收制度作些探索。
一、公共财政建设对税收制度有哪些要求
所谓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到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财政必须相应地从原有的计划模式转到市场模式公共财政上来。这样，建立公共财政就必然对原有税收制度提出新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三点：
1.要求税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渠道，绝大多数的政府收入或公共收入都应通过税收手段来完成。组织公共收入的形式较多，有税收、利润上缴、债务、收费等，其中利润上缴是国家大量直接经营国有企业，凭借着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取得的收入，随着国家直接控制企业的减少，国家来自于这种方式的收入将越来越少；债务严格来说还不是一种收入，只是国家弥补财政赤字的权宜之计；收费加重了企业负担，分散了国家财力，加剧了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是一种极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它导致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收入急剧膨胀，客观上限制了税收的聚财功能。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统一的财政，除了税收这种规范的组织收入的手段外，不允许过多地用其他手段，因为只有税收是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政府收入。
2.公共财政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原则，即对从事经营活动的纳税人，包括经营者和投资者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以便为经营者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分配不公因素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创造大体公平的客观竞争环境。
3.公共财政要求税收制度要便利，方便纳税人缴税，征税费用也尽可能降低。市场经济讲求经济效益，即所得要与所费平衡，对税收工作也不例外，它要求减少征收费用，使纳税人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避免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在进入国库前流失，税收制度的便利和降低征税费用，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考虑税收制度的实施成本问题，在选择税制和补贴制度时，应该考虑管理和履行费用。显然，没有一个税收制度不需要征管费用，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审慎考虑征管费用的支出是否值得。
二、现行税制与公共财政建设要求的差距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建立起来的，这个税制相对于以往的税制而言较为规范，在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它与我们建设公共财政的需要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1.税收收入只是政府收入中的一部分。目前，我国政府的总收入实际上包括三个部分，即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后两个部分即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与税收无关，属于非税收入。非税收入从其实质来说仍是政府性资金，是政府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据有关方面测算，非税收入接近甚至超过预算内收入规模，对经济发展起了抑制性作用，而且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和较为严重的问题。这说明我国公共收入体系还不规范，不仅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也造成了诸多方面影响。
2.税收对经济的干预太大。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个体重于集体，集体重于国营”的税收政策，目的是限制个体、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国营经济的壮大，税收政策服务于国家的所有制政策。现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这就要求税收制度不再干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之呈“中性”。但是，目前的税制对经济的干预较大，对内资和外资在税收上有不同的对待；对不同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大的区别；对不同的产业，税收政策也有差异。
3.税收成本过高，征收费用大，影响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抵消了税收制度的作用。我国人均征税额1987年为50万元，1996年增加到70万元，收入成本率1993年为2%，1995年为3%，1996年达5%～6%.而在西方国家中，加拿大在1984年收入成本率为1%；美国1992年的收入成本率为0.6%；日本1995年的税收收入是我国的16倍，税务人员仅是我国的1/5，其收入成本率为0.8①，相比之下，可见我国的征收费用之高。我国过高的征收费用具体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近几年来税务干部队伍增长过快，大量雇用协税、助征人员，盖豪华办公大楼，购进各种交通、通讯工具。二是提退和财政安排手续费，按照有关政策规定，除农业税征收手续费为2%，由同级财政安排外，其它各税的和征收手续费全部用金库提退入库的方式办理，这部分成本有增大之势。三是各级政府给税务部门的奖励，有的按完成计划数给予奖励，有的按入库数奖励，有的按超计划数奖励，还有的按稽查数奖励，此类奖励极不规范，是税收成本加大的重要因素。
三、使税收制度符合公共财政建设的改革思路
尽管1994年建立的税制是较为成功的税制，但是由于它与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之间还有如上所述的差距，还需改革、完善，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的改革思路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增加税种，适当提高税率，以此提高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即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构建公共收入体系的目标就是要大力提高公共财政收入对税收的依存度，即从目前不到50%的依存度提高到80%，进而达到90%，笔者提出达到这个比例是必要的，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发达国家如美、日、德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均超过85%，非税收入不到15%，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智利、马来西亚等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中的70%以上为税收收入，只有20%多为非税收入②。将公共收入对税收的依存度提高到80%也是可能的，它并不需要自然人和法人额外将自己的收入缴给国家，只需将原来的各种费用和上交财政的资金转为税收形式缴纳即可以达到甚至超过这个比例。要提高税收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在积极进行费改税缩小收费范围的同时，应该广开财源，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以适应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开征遗产税，调节财富的分配不均；开征证券交易税，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开征土地使用税，限制对土地的滥用，等等。当然，开征这些税的主要原因还是增加税收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增加税种的同时，征管费用也会随之上升，因而税种的增加也不是无限度的。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流转税为主，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辅，其他税种为补充的双主体税制，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超过70%.过高的流转税比重加大了价格体系的扭曲程度，进而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和决策；目前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重的流转税负担不利于增强我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过高的流转税比重也不可能使税制较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目标。今后我国应逐渐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过渡，因为所得税带来的额外负担也就是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较流转税要轻，所得税不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对消费者的选择和资源配置的干扰也相对较小。为此，我们要加强所得税制建设，除了建立内外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适当提高税率外，还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将个人各项收入合并成综合收入一起征税，因为在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占个人收入比重渐大的情况下，只有综合收入真正反映个人的负担能力。在此基础上加大税率的累进程度，最高税率可提高到60%左右。这样做虽然会使纳税人总数减少，但它能使税务机关集中精力加强对“大户”、“富人”的征管，总收入将因高收入者的普遍纳税和多纳税而增加，从而改变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工薪阶层的局面。
2.减少税收支出，保持税收中性。从税收支出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它可分为照顾性税收支出和刺激性税收支出，照顾性税收支出主要针对纳税人由于客观原因在生产经营上发生临时困难而无力纳税所采取的照顾性措施；刺激性税收支出主要是指用来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特殊减免规定，主要目的在于正确引导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供求等等。税收支出如果使用得当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好的引导作用，反之则会形成对市场的干扰。目前我国的税收支出，即税制规定的减税免税和各种优惠太多太滥，如国内企业采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征税，外资企业则采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征税，在税收上享有超国民税收优惠待遇；同样是国内企业，规定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33%，同时又规定了两档对小型企业的临时照顾性税率18%和27%；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取得的营业收入、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按照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可以即退即征，等等。还有一些地方根据纳税人的临时性和个别性的情况给予的减免税则更多，在此笔者无意评说这些税收支出的对与错，它造成的客观后果正如萨伊所言，对某一产业或地区的减免优惠，实际上就加重了其他产业和地区的税收负担，影响这些产业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对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干预，而这种干预与市场经济要求的自由竞争是格格不入的。
有鉴于此，目前的改革应注意减少税收支出，取消外企的超国民税收优惠，以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取消地区的税收优惠和产业的优惠，使各地区、各产业自由竞争，创造平等发展的条件（如需促进某地区或行业的发展，用增加财政投融资方式可能效果更好），以免回复到以往国家对经济干预太大的覆辙中去（过去用的是行政手段，现在用的是经济手段，两者都是干预）。让市场用自己的“优胜劣汰”原则决定经济行为，税收则保持自己的“中性”，切不可使税收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毕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和价格，税收只能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发挥调节作用。
3.简化税制，减少征收费用，提高征税的效率。税收制度要进一步简化、明确，简化税制并不是指简单的税种合并，而是要使征纳制度简单，征税的程序、征收的手续方便，计算税款的方法简化。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如简化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便在异地的公司分支机构纳税等。如果征管工作搞不好，再优良的税收制度也无用武之地。当务之急是提高征管工作的效率，即以较少的征管费用取得较多的税收收入。具体做法是改进征管手段，提高计算机开发利用率，对现有人员实行严格考核，推行注册税务师制度，清除不合格人员，提高税务人员素质，税务机构的设置要按“科学、精简、效能、服务”的原则进行，尽可能节约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缩小提退税种的范围（现在除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外的所有税种都有手续费提退），不少税种的提退政策是20年前制定的，当时这些税种零星、分散、征收难度大，实行提退政策是迫不得已，现在这些税种不少已成为骨干税种，征收较易，因此对现行的提退政策应予清理，该废除就废除。新的提退政策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各地不得自行制订。严禁各级政府和各级税务部门推行奖励、激励政策，有些地区按超过上年税收收入部分的30%给税务部门奖励，稽查收入给予入库数额20%的奖励，大大加大了税收成本，增加了征收费用。
①解学智、刘尚希：《公共收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66～76页。
②解学智、刘尚希：《公共收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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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大山。公共经济学[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
税收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税收制度；法律思考；税收法律制度；纳税人权益；税制改革
1.1研究背景
依法治国、依法治税、推进税收法制化建设，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是社会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基本框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矛盾和问题也日渐凸现，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与国际接轨相对滞后。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建立较为完善的国家税收法律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指导原则，对新一轮税制改革做了明确的部署。在此背景下，分析和研究我国现行税收体制中税收立法与税收法制管理，纳税人权益保护，纳税人歧视，税务行政处罚，增值税类型选择和增值税起征点政策及税务稽查等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做些探讨，对于完善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推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显得尤为重要，既具有理论上的针对性，又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1.2研究现状
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在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通过1994年的全国性税收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起来的。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建国以来一次全面性、整体性、结构性和规范性的改革。无论从涉及的范围和改革的深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我国税收法律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表现在：1.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基本框架；2.规范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3.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地方财政收入以及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1；4.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提高了GDP增长率；5.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应该强调，现在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加入WTO以后新情况的出现，现行税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已日渐突出，必须与时俱进地改革现有税制。按照中央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部署，积极研究和分析现有税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而提出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措施和建议，已经成为广大税法学者和税务1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以每年几千亿元的速度增长，2007年全国收税收入达到4.9万多亿元，比上年增加7000多亿元。2工作者普遍关注的课题。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2，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税制改革和税收法制建设，探索出了税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家税收法律体系。诸如在税收方面，随着制度的建立，税收理论也日渐形成并不断完善。最早对税收理论进行系统阐述的是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支出极度膨胀，出现大量财政赤字。政府主要依赖公债，而不是依赖税收3。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必须对政府财政权力施加宪法制约，主张压缩赤字规模，跳出公债陷阱，将预算平衡和相关财政原则在宪法中加以规定，以制约政府的权力。于是“经济学”概念与“财政立宪”理论应运而生。布坎南主张在立宪的层面上解决政府财政权扩张与失控问题，对其加以的约束，并确立“财政宪法”规则来约束政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立宪”的主要内容是税收立宪[1]。在税制建设上，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经历了一次由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过渡和转型4；但增值税仍是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流转税的一个重要税种。基于价值的增值额而征税的税制设想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当时德国的卡尔?弗?冯西门子曾建议实行这样一种税以代替多阶段征税的营业税，西门子称他的建议是要推荐一个“精巧的销售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马斯?S?亚当斯则将他的建议看成是经过改造的“企业所得税”；虽然很早就有在生产流通领域开征增值税的设想，但增值税的具体实践运用，则是近几十年的事，其发展极为迅速。自从1954年法国成功地把旧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其影响非常广泛。由于增值税是一个高效、中性的税种，因而倍受各国青睐，短短的40多年风糜全球，截至1998年，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增值税[2]。其征收管理办法得到不断的改进、充实和完善。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不久，税收的法制化建设和税制建设起步晚，国家税收法律体系和税制都不完善，亟待改革和发展。诸如在税收法律体系建设上，我国至今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更无“税收”可言，综观我国《宪法》只有第56条是关于税收的条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纳税人的权利，及必要的税收法律要素均没有写入《宪法》，显然是不符合税收要求的。税收立法也严重滞后，大部分税种都没有通过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多年来，一直是维持着“条例”模式，法律级次低下。税务行政处罚，税务稽查等方面也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在税制建设方面，有的制度不规范，管理模式落后，例如增值税制度，我国从70年代末开始引进增值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改革。第一阶段是1983年的增值税改革，2发展中国家，诸如南非，近几年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税制改革，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家税收法律体系，应该说，南非是税制改革成功的国家之一。3因为征税权受纳税人通过国会的控制。4一个国家的税制，是以流转税还是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主要看其在该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如果是流转税的比重大，则该国为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反之，则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3它是增值税的过渡性阶段，是在产品税的基础上进行的，征税范围较窄，税率档次较多，计算方式复杂，残留产品税的痕迹，是“变性”的增值税，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它是我国增值税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增值税的规范阶段，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既扩大了征收范围，减并了税率，又规范了计算方法，使我国增值税开始进入国际通行的规范化行列。增值税作为我国的最大税种，占税收收入的60%左右，在财政收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现行增值税制度也暴露出了不少诸如在类型选择5、征收管理等方面的矛盾和缺陷。针对我国现行税收体制在法律建设及制度建设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内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很多改革的办法和建议。如针对我国税收的问题，有的学者从财税角度来研究税收，如张守文教授在《法学》2003年第9期的《财政危机中的财税问题》一文中，认为的基础是宪法。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对税收问题的研究更是不少，如贺卫方教授2006年8月29日在他的博客中发表的《税收奠定基础》，载于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的《财税法论丛》第5卷的吕忠梅、赵立新教授的《税收的之维》，李炜光教授的《现代税收的之维》，刘蓉教授发表在中国财税法网上的《中国税收建设的困境与前景》等等，这些文章提出了税收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税收立宪的不足，并提出了税收立宪的措施。针对我国纳税人的权利保护问题，黄秀萍教授发表在《税务研究》2004年第7期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完善》一文中认为我国纳税人的权利在税法中体现仍不具体，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权和确知权等各项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主张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等来实现和保障纳税人的各种权利。还有学者林雄6等主张废止清税前置规定，以解决《征管法》与《行政复议法》在税务行政复议上的矛盾冲突。针对我国现行税收体制中税务行政处罚的问题，就处罚的主体，处罚的管辖等问题，有不少学者和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如陈辉、胡学勤、戴祖彬、杨蓉等发表在《税务研究》2004年第9期的《税务行政处罚中急需解决的两个问题》及《对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的思考》等文章中，就现今税务行政处罚主体的规定，管辖权的界定等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针对增值税的类型选择及转型问题，国内学者专家研究探讨尤多。如就增值税转型范围的问题，杨继元教授等发表在《税务研究》2004年第3期的《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一文中提出，增值税转型应该在所有增值税行业中进行，解爱国、陈勇等发表在《税务研究》2005年第9期的《增值税转型方案的现实选择》及《新一轮税制改革之国际借鉴》等文章中主张，增值税转型暂时只5增值税有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及收入型增值税三种类型。。4能在增值税部分行业中进行。围绕转型面的问题，有的主张先行试点，在几年内在全国逐步推广，最终在全国全面转型；有的则主张，一步到位，在近期内在全国全面转型。关于转型后，是否需要降低并重新设计增值税基本税率的问题，有的主张，转型后增值税税率保持不变，有的则主张转型后增值税税率应该普遍下调并重新设计基本税率，以上各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各个层面分析研究了增值税转型的利弊，解决了增值税转型的理论问题，对推动我国增值税转型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针对我国现行税收体制中增值税起征点的问题，自1994年税制改革，税收制度中设有起征点的规定之后，有关税收起征点的争议一直没有间断，2004年进一步提高起征点后，更是引起了众多学者、专家的探讨，主要是：1.突出了增值税对个体工商户的不公平和低效率问题。2.强化了纳税人的偷逃税和寻租动机。3.加剧了征纳双方的矛盾，加大了税务机关税款核定和征收的难度。4.提高起征点的政策容易被变相执行。并针对起征点的固有缺陷和严重问题，提出了改起征点为免征额的建议，如朱为群、徐后能发表在《税务研究》2004年第9期的《关于将增值税起征点改为免征额的探讨》一文中就提出了此建议。国内学者专家就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是广泛和深入的，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对推动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但由于我国税制建设起步较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涉及方方面面，有些问题还是深层次的，研究起来相当繁杂，因而，几乎所有的学者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都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税收制度，很少涉及税收的法律层面，有的则是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有的问题，如我国现行税务稽查体制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税收体制中存在的纳税人歧视问题等则很少有人甚至还没有人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另外，对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的研究也还缺乏国际比较。
1.3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税收制度是税收法律及税收征收管理等各项规定的总称，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既有税收法律建设上的问题，也有具体税收征收管理等规定方面的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为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综合采用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及归纳分析法等法律研究方法。本文以税收制度为基点，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框架入手，概述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和相关的法律问题，比较分析西方国家现行税收制度，再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分析，从而指出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进一步阐明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法律思考。首先，概述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历史沿革、内容及其特点，指出我国现行税5收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进而阐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其次，考察西方国家现行税收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找出中西方国家税收制度存在的差异，指出西方税收制度的可资借鉴的方面。再次，选取中国税收经典案例一个，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进一步论证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以及改革和完善的必要性。第四，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法律思考
第2章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及相关法律问题概述
2.1我国税收制度概述
2.1.1我国税收制度的历史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我国的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五次重大的改革：第一次[3]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收7，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个部分）、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和使用牌照税。在总结老解放区税制建设的经验和全面清理旧中国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税制。第二次是1958年税制改革[3]，其主要内容是简化税制，试行工商统一税，甚至一度在城市国营企业试行“税利合一”，在农村试行“财政包干”。至此，我国的工商税制共设9个税种，即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屠宰税、利息所得税（1958年停征）、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文化娱乐税（1966年停征）和牲畜交易税（无全国性统一法规）。这些都是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之后的形势的要求。第三次是1973年税制改革[3]，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简化税制，我国的工商税制一共设有7种税，即工商税（包括盐税）、工商所得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工商统一税和集市交易税；这是“”的产物。在1978年至1982年的税制改革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要抓紧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在“七五”期间（即1986年至1990年）逐步推开。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准备、起步时期，我国的税制改革取得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全面重大突破。各级税务机构迅速恢复和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很快得到了大力充实。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并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同时，对中外合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继续征收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需要。第四次是1984年税制改革[3]，其主要内容是普遍实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和7还有各地自行征收的一些税种，如农业税、牧业税等。7全面改革工商税收制度，以适应发展有计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为了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了关于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的一系列行政法规。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建国以后第四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第五次是1994年税制改革[3]，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全面改革了流转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流转税制。第二，改革了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了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对资源税、特别目的税、财产税、行为税作了大幅度的调整①。这次税制改革是我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1.2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
2.1.2.1我国初步形成了不同级次的税收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主要由税收法律、税收法规、税收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等构成，根据不同的法律渊源，不同的制定主体，分别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1.《宪法》关于税收的规定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我们认为，我国宪法有关税收的法律规范虽然仅此一条，但它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肯定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即国家只能依据法律征税，公民依照法律纳税；把公民依法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加以规定，用根本法的形式加以特别强调，可见其重要性和严肃性。《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制定所有法律、法规的基本依据，因此《宪法》关于税收的这条规定是制定税收法律规范的直接依据。
2.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收法律税收法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照立法程序制定。除《宪法》外，税收法律在税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①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取消了盐税、奖金税、集市交易税等7个税种，并将屠宰税、筵席税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地方政府，新设了遗产税和证券交易税（但是一直没有立法开征）。8它机关制定税收法规、规章的法律依据，其他机关制定的税收法规、规章不得与税收法律相抵触。目前我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颁布的税收法律有五部：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8；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第一次修正，1999年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58年6月3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1992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1995年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修正，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3.国务院根据授权立法而制定的规定或条例授权立法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需要授权国务院制定一些规定或条例，它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和地位，在立法上还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因此，它的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税收立法方面向国务院做过两次重要授权。第一次是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和试行有关税收条例（草案）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税制改革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务院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商企业。第二次是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而其他税种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适用，法律有规定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未作规定的，依照国务院规定执行。
4.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税收行政法规9在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中处于低于宪法、税收法律、高于税收地方性法规，税务部门规章、税收地方规章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税收行政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否则无效，在我国税收法律体系中，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数量不少，对于保障税收法律的贯彻实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地方人大制定的税收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税收法规。8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内外资企业异税的时代，实现了两税统一，该法因此废止。9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9
6.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的税务部门规章税务部门规章①是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就税收业务问题具体立法，或者对实践中发现的具体问题作出解释，常见形式有实施细则、规定、办法、通知、注释等等。税务部门规章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但不得与税收法律、税务行政法规相抵触。目前，我国税务部门规章不少，
7.地方政府制定的税收地方规章地方政府制定税收规章，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前提下进行，并且不得与税收法律相抵触。目前，在我国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中只有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地方性税种的暂行条例有明确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这些条例制定实施细则。这样，我国税收地方规章主要体现为各地制定的地方条例实施细则，如《内蒙古自治区资源税实施办法》等。
8.国际税收条约、协定和国际惯例国际税收条约、协定和国际惯例等形成国际税法，从法律效力看，国际税法优于国内税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为了协调相互间在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和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关系，通过谈判签订的适用于签约各方的税收法律，主要处理的问题有：避免国家之间的双重课税，取消税收差别待遇，税收优惠，相互配合减少国际间逃税等等。国际惯例②是各国在处理国际税收问题时逐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目前我国已经与70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除了上述税收法律、法规及规章外，我国还有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严格来讲，它不属于税法范畴，但是它们在我国税收实践中起到了税法的作用，这是我国税法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2.1.2.2我国税收实体立法和税收程序
立法均得到推进多年来，我国同步推进税收实体立法和税收程序立法，初步形成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皆备的税收法律规范体系。
1.基本形成了涵盖所有税种的税收实体法体系税收实体法是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指税种立法，具体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目前，我国税收实体立法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各个税种较为齐全的税收实体法体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以及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消费税征收注释》等等。②比如，目前各国对在本国未设立机构、场所的公司、企业或个人取得的来源于该国的所得实行源泉扣缴所得税（即预提税）的办法，就是国际惯例。10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等方面的暂行条例。
2.税收程序法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税收程序法是指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等。它规定了税收征纳过程中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征纳的程序和税收争讼等问题。我国税收程序法在不断完善中得到逐步规范。1986年以前，税收征收管理的有关规定都是散见于各个税种的法律法规中，直到1986年才形成了比较统一和完整的税收征收管理条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税收征收管理的立法及其修订，我国税收程序法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强。（1）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新的税收征管法1986年4月21日，国务院了税收征收管理条例，但这个条例不适用涉外税收。1992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了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并于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新税收征管法的实施是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依法治税进程的新突破，它在保证税收收入的同时，更加重视税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进一步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在确保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在规范税收执法行为的同时，加大防范和打击税收违法行为的力度；在强调纳税人义务和责任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纳税人权益和为纳税人服务；在保证税务机关行政权力有效行使职权的同时，更加注重规范和监督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在保证税务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同时，更加重视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信息共享及协税责任的落实等[4.p172-180]。（2）基本形成了税收处罚的法律规范体系税收处罚法律规范界定并追究税收违法行为①的法律责任。在我国宪法、刑法、税收征管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等法律法规中，都有专门条款对有关税收处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形成了我国税收处罚法律体系[4.p172-180]。（3）初步形成了税收争讼法律体系税收争讼行为包括税收争议和税收诉讼。税收争议是指因税务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活动而引起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不满而发生的税务行政纠纷。税收行政争议的对象往往指向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②。解①税收违法行为包括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阻碍税务人员执行公务等行为，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其处罚方式也有差异，一般包括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②例如，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责令纳税人提交纳税保证金或提供纳税担保行为、税收保全措施、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行为、税收强制执行措施、行政处罚行为、拒绝颁发税务登记证和发售发票或不予答复的行为等等。11决税收行政争议，一般通过税务行政复议方式进行。税收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不当，侵害其合法权益，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裁决的诉讼活动，它包括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刑事诉讼两种，我国税收争议的法律规范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实施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等法律条款组成。我国税收诉讼法律规范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条款内容组成[4.p172-180]。
2.1.3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系
税收征收管理体制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进行税款征收活动管理的制度体系。税收征管体制的内涵包括税收征管权限、税收征管模式、税收征管机构的设置及税收征管体制的保障体系等。我国的税收管理体制经历了如下的演变历程：
1.改革开放前：1985年前，由于我国当时税制单一，税种不多，国家对依法征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原因，当时采用的是专管员管理模式，即“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合一、上门收税”的传统征管模式。
2.1985年-1994年：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征管、检查”两分离和“征、管、查”三分离的专业化改革以后，陆续实现了“专管员”从管户制向管事制的转变，解决了税务机关内部合理分工和人员制约机制问题，但未能解决还责于纳税人的问题。1990年春，国家税务总局《从关于今后十年工商税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变税务人员上门征收为纳税人主动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1991年在全国推行。
3.1994-1996年，开始推行“纳税申报、税务、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模式。1995年12月全国税务局长会议，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要求按照积极、稳妥、先试点、后推广，先城市、后农村、城乡有别，逐步统一、规范的原则推进征管改革。并于1994年进行国税地税机构分设。
4.199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方案，确定了在2010年以前实现“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并于当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成立稽查局，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建立了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制度；第二，建立了税务机关和社会中介机构相结合的服务体系；第三，建立了以计算机为依托的监督管理体系；第四，建立了人和计算机集合的稽查体系；第五，建立了以征管功能为主的机构设置体系。
5.自2000年以来，按照“科技加管理”的新思路，试点推行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的新一轮征管改革，并同步推进征管改革、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行金税工程、综合征管软件、办税服务厅工作规范、税收管理员制度、纳税评估办法、增值税一窗式管理、防伪税控系统和税控收款机等。
2.2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税收工作的重心正在逐步转向法治导向型①。通过《税收征管法》等税收程序法的颁布实施，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税务执法、法制监督和法律救济的制度体系。以法律的手段推进分税制的改革，构建了中央税法体系和地方税法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保持税收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税收规范执法进程，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收效明显。依法治税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税收执法环境有所改善，关心支持税收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新型的经济及法律关系不断涌现，税收法制建设中不仅原有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还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5]。
2.2.1税收法律体系本身存在明显缺陷
1．税收法律体系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许多重要的税收法律，如税收基本法、税务违章处罚法、税式支出法、税务法、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等还未制定出台。
2．税收法律形式繁杂。除了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外，还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规定；既有完整的某个税种的税收法律规定，也有大量的诸如“补充规定”、“修订条款”等的“通知”[6]。
3．税收法律整体执行效力不高。税收立法权过多地依赖行政执法部门，出现了税收立法行政化的趋势，影响了税法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约束程度。由于税收法规“刚性”不强，法律效力较低，致使执法不力，违法乱纪的现象屡有发生。由于税法规定的“粗线条”，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的人对于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解释往往不尽一致，甚至产生冲突。这种不一致乃至冲突的背后往往包含地方保护主义等复杂因素。地方和部门利益直接影响税法的执行力度，行政力量为了更多地吸引及影响投资行为而干涉税收执法，各地税务部门不同的执法做法也成为一些投资者考虑是否投资的重要因素[6]。
4．法律虚置问题严重，难以保证执法的统一[7]。主要表现在：某些问题法律虽有规定，但规定不明确，执法者难以掌握，造成执法不统一②；或者规定与现实①主要表现在：立法步伐加快，建立了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税收法制体系，初步形成了有法可依的局面。②比如，对偷税行为处以5倍以下罚款的规定，由于没有具体的标准，各地各级税务机关难免对相同或类似的偷税行为处以不同倍数的处罚，产生执法的不统一。13脱节，在执法中难以操作，造成执法不严肃。据有关资料显示：1966-1999年全国税务机关所稽查出的偷逃税案件中，补税与罚款总额为1682亿元，但其中罚款仅为114亿元，处罚率只占7%，即还不至0.1倍[8]。又如，关于构成偷税罪标准的规定，若严格按该标准执行，则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构成偷税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另外，随着新《刑法》的颁布施行，公、检、法、税四机关协作查办涉税犯罪案件的有关法律规定，在执行中明显存在难以操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目前的涉税犯罪案件移送机制尚未规范，各级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的配合还不够理想，税务机关的取证手段不科学，公安机关对税务案件的专业性等方面存在落后或不适应的问题[9]。
2.2.2税法与相关法律存在明显脱节
由于现行税法与我国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不协调，导致税法实际上长期游离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外，主要问题在于：1．税法与行政法之间存在矛盾。例如，现行税务行政处罚的规定，有的是在没有税收立法权的机关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中设定的，有的是在不享有税收立法权的地方人大或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中设定的，与《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10不一致。2．税法与民事诉讼法不协调。税收诉讼可依照《行政诉讼法》来进行，而绝大多数税收诉讼都涉及税收债务问题，其实质是确定税收债务是否存在。
2.2.3税收依法行政上存在明显困扰
1．过于集中的分税制体系和过于统一的税收征管模式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效率。有的地方政府为扩大招商引资吸引力和推进企业改制，越权制定超出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的为保财政支出，不顾经济税源，给税收任务层层加码；有的以改善环境为由，对重点企业挂牌保护，不许进行税收检查，袒护其偷逃税，不如实申报纳税以及欠税不缴行为。同样，不顾经济结构和税源结构、税收征管水平与公民纳税意识的差别，片面追求征管模式的统一，往往导致税源管理失控，征管质量不高，降低了税收行政执法效率。
2．税收执法要求不恰当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的公平。一些地方以完成任务与否论英雄，收入任务情况好时执法偏松，甚至是有税不收，留一手；收入任务情况不好时，执法偏严，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甚至“寅吃卯粮”，收“过头税”11。10第九条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第十一条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11“寅吃卯粮”，“过头税”都是指税务部门超出实际税源，违法向纳税人提前征收税款的做法。14
3．执法手段的落后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的质量。现代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税收征收管理检查中运用比较差，执法监控靠手工操作，规范性、统一性差，随意性大，控管能力弱，效率低、漏洞多，出现了税收管理松散，责任淡化、对纳税人情况不清、监管不力等问题。
2.2.4税收司法运行机制存在明显不足
1．涉税刑事案件的侦查取证不适应高效执法的要求，公安人员专业知识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效果。
税收制度范文第5篇
一、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的关系
会计准则和税收制度的关系（以下简称“会、税关系”）有两大模式：第一类是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统一模式，即税收制度对企业会计的影响大于公认会计准则；第二类是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分离模式，即会计制度与税法相互独立，纳税人在纳税时按照税法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我国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的关系及其演变历程
在我国，“会、税”关系被称为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目前，在我国会计理论界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主张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合一，简称“统一论”；第二种观点主张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协调，简称“协调论”；第三种观点主张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适当分离，简称“分离论”。实务中，我国“会、税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统一到分离再到协调的过程。1993年以前基本上是税法决定会计，采用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统一模式，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方面基本相同。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和1994年现行税制的确立，使我国企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首次出现了明显差异，拉开了会计和税法相分离的序幕。1999年初，证券市场上发生了东北药事件，随后财政部颁发了16号文件，规定国家财务和税收不能干预企业会计核算。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提出会计制度应与税收法规尽量保持一致，不能一致的就适当分离，可采取纳税调整的方法进行处理。至此，我国的“会、税关系”处于协调模式下，既坚持分离，同时又尽量协调分离所造成的差异。
三、新企业所得税下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关系分析
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建立了与国际趋同的新会计准则体系；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仍处于协调模式下，但新会计准则与新所得税法之间的差异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的，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反之，应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成本。而税法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
（二）企业合并取得的资产。会计准则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资产按照合并科目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税法规定企业发生应税合并，资产按公允价值确认计税成本；企业发生免税合并，按账面价值确认计税成本。
（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会计准则规定，在期末，将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税法规定公允价值变动属未实现损益，待损益实现时再纳税或抵税。
（四）资产减值损失。会计准则规定，在期末，应将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低于部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税法规定，根据应收账款账面余额0.5%计提的坏账准备可在税前扣除，其他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不能在税前扣除，当损失实际发生时，才可在税前扣除。
（五）固定资产折旧。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所含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选择折旧方法，合理确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税法规定折旧方法原则上采用直线法，并规定各类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最低年限。
（六）无形资产。会计准则规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研发阶段发生支出进行费用化处理，但对于开发阶段发生的费用，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前提下，允许资本化。税法规定研究阶段发生支出可全额在税前扣除，符合条件的可以加扣50%。采用直线法对无形资产进行摊销，摊销年限不少于10年。
（七）分期销售商品。会计准则规定，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税法规定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税法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计税收入。
（八）借款费用。会计准则规定，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为专门借款利息费用的资本化金额；一般借款利息费用资本化金额=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税法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合理的不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准予扣除。企业为购置、建造和生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经过12个月以上的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借款的，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
（九）业务招待费支出、广告宣传费支出、公益性捐赠支出。按会计准则规定，可以全额扣除。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部分。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一般广告费在税前可允许扣除的比例为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15%部分，超过部分，准许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对新企业所得税下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关系的思考
会计准则制定的立足点是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忽视了税收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即明确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以强调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为核心，要求财务报告在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同时，应当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企业所得税法规制定的目的是确保企业所得税及时足额地被征收，以满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由于税收的征收具有无偿性，纳税人会不自愿纳税，甚至会想办法偷逃税款，因此在制定企业所得税法规时，会减少纳税人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以免纳税人少计收益、多计费用。因此，会计目标与税法目标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新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之间的差异。
同时，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新会计准则不仅注重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等起修正作用原则的运用，而且还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这意味着会计人员在准则规定的范围内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公允价值的运用、商业实质的确定都离不开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而企业所得税法具有法的严肃性，对任何涉税事项的确认、计量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估计。同时，为了便于税收征管，尽量避免税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因为主观判断不同而产生争议，企业所得税法对涉税事项的确定更强调法律依据和法律形式。会计职业判断的运用与税收法定原则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税收制度范文第6篇
就财政税收的作用而言，它的实施不但能够最大限度的优化和合理配置资源，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收入分配的平衡协调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政策保障。虽然近年来，我国在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距离其最终目标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本文就目前我国财政税收制度获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加以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财税制度的不断完善尽绵薄之力。
一、我国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成果分析
（一）财政支出体制的优化。
在陆续推出的一系列财税制度的改革措施中，以集中采购为主要特征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和财政绩效评估等措施逐渐提高了财政管理的效率。随着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加大了政府在公共基础建设、社会服务以及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弥补了我国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缺陷。在农业上，深化税制改革，加强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注重农村9年义务教育以及投资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事业同时也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进程。
（二）预算体制的优化。
通过预算管理体制改革，预算监督体系完善，并借助部门预算制度、单一账户制度以及收支两条线额度制度，极大的提高了预算体制的整体效率。与此同时，财税制度的改革也拓展了预算管理体制的范围，建立健全了经营预算制度，对企业改革以及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
（三）税制的合理转型。
在新的财政税收制度中，一方面完成了增值税以及所得税的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的新流转税体系，完成了产品税制向新型流转税的转变，保证了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增强了各级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度。另一方面，建立并完善了分税制体制，使得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关系更加的合理，中央财政能力以及宏观调控能力更加的强劲。而且，新的财政税收还改进了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补助投入，利用税收返还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解决了一直困扰地方政府的财力紧张的难题。
二、我国现行财税制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转移支付欠缺规范。
大量实践经验表明，如今我国政府间的财政收支结构呈现出转移支付不够规范、资金使用率较低，甚至导致腐败的倾向。我国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财力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3大类。其不合理、不规范的地方体现在：首先，显示财力均等化功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例远远小于带有维护地方既得利益性质的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的总额，由此造成越发达的地区所得到的税收返还额越高，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其次，由于缺少健全的制度以及规范化的监管，中央在向地方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指出不透明、截留漏损等现象比较严重，影响了财政税收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预算体制改革不完全，有待深化。
据了解，现行的财政预算覆盖范围比较小，导致资金挪用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而且，由于缺乏中长期预算或周期预算的年度预算，使得财政税收制度很难和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发展规划相适应。同时，预算体制也缺乏一定的监督机制，丧失了预算审核和审批所应有的意义。
（三）税收的立法、执法水平不高，税收信用缺失。
一是税收立法、执法层次不高。目前，除了全国人大以及国务院出台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之外，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大多是来自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海关总署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导致立法缺失了必要的严谨性，容易产生冲突，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调节，也有损税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是税收执法不健全。行政执法规范性差，税务机关缺乏有效监督，预算缺乏硬性约束以及支出效率低下，且浪费巨大，严重降低了治税的质量。
三是税收信用缺失。在我国很多的征税部门，一些税务干部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为人民服务意思欠佳。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干预执法，严重影响了税收的公正执法。
三、完善财政税收制度的相关措施
税收制度范文第7篇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大量资源的投入与消耗，我国仍未摆脱“高增长，高投入”的发展模式。其中煤炭资源更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基石。税收政策是政府对煤炭行业进行干预的一种重要手段，一个稳定的、有吸引力的煤炭税制，是煤炭业得以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没有合理体现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益，也未能引导煤炭企业合理的开采、利用煤炭资源。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因此，煤炭税收制度亟需改革。
一、我国煤炭税收制度概述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经济实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资源税，按应税产品的产量和规定的单位税额计征；（2）资源补偿费，按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3）采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使用费，按采矿区或勘探区块面积逐年缴纳。征收的其它税还包括所得税、增值税等。其中只有采矿权、探矿权使用费额度较小。争议不大，资源税、资源补偿费与增值税等都存在较大争议。
1.资源税。煤炭资源税目前征收力度过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日益扩大，尤其是2003年以来。煤炭供求不平衡导致煤价一路上扬。调查显示：1999年全国煤炭价格平均为77.44元／吨，2003年上升到138.89元，吨。而最近两年更是上升到300元/吨以上。与之对应的是我国煤炭资源税，自1984年以来，整整20年没有变动，采取从量定额的征收方式，平均税额仅为0.5元，吨。虽然2005年5月，我国上调了八省区的煤炭资源税税率，上调幅度在每吨2元到4元不等，但是仅占当前价格不到1%.目前我国资源税征收方法是从量征收，固定税额，而未能与煤炭资源的可采储量挂钩。企业不必为未被开采的煤炭负责，而以实际开采量征税。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煤炭资源开采率极低，资源浪费严重。按规定。煤矿回采率最低不应小于75%，然而据调查，我国国有煤矿的资源回采率为45%左右，乡镇和个体煤矿在15%-20%.在中国人均煤炭可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55.4%的情况下。建国以来至2003年，中国累计产煤350亿吨，但煤炭资源消耗量却超过1000亿吨，被浪费的煤够我国使38年。
2.资源补偿费。我国资源补偿费根据销售收人征收。由于1994年颁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之前，已经开征了增值税和资源税，煤炭企业税负已经过重，导致资源补偿费仅为销售收人的1.18%，而国外矿业发达国家体现资源所有者权益的权利金一般在8%一lO%.这样低的税率，无法体现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所有权。相对于其他税种反而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被认为是重复收税、乱收费。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用途不同，前者目的主要在于“级差调节”。使各煤炭企业能公平竞争，后者目的在于体现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所有权益，主要用于补偿勘探投资。但是由于两者都是普遍征收，且税额都不是很高，资源税级差调节的效果也不明显。容易让企业认为是重复征税，引发不满。
3.增值税。主要有三点：（1）我国自1994年起颁布了新的税制改革，增值税率从原来的3%提高到现在的13%，这相当于把煤炭业视作一般的制造业，无法体现煤炭作为耗竭性资源的本质；（2）目前煤炭企业普遍抱怨税负过重。这主要由增值税引起的。（3）采掘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然而大多数小煤矿实行包税制，现行税制对其影响不大，大型煤矿相对小煤矿税负高很多。国家应该从政策上适当扶持大型煤炭企业。
4.税收分配。目前地方政府通过允许集体或者其他性质的小企业采矿的形式，以税收和管理费来获得利益。但中小煤矿开采代价往往是环境破坏严重、事故频发、回采率极低。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体现政绩经常“睁只眼闭只眼”。此外，地方和中央在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的税率设定及用途方面还存在争议：地方政府对当地情况最为熟悉，但是若由其设定税率无法确保国家的利益；而税收的分配问题也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征收及监督工作的积极性。
5.国有资产流失。以石油为例，近几年油价飙升，石油企业利润纷纷大幅提高，国外政府通过征收资源暴利税，分享了超额利润中的70%一80%；而在中国，三大石油集团的利润从1998年的100多亿元飙升至现在的1000多亿元，三大石油集团被海外投资者控股10%左右，相当于大量国有资产流人海外投资者手中。最近煤炭价格也不断上扬。从1998年100多元／吨上升到目前300多元，吨，国家对煤炭行业制定相关的有效措施刻不容缓。
6.环境破坏。据专家估计，如果将煤炭开采过程中造成的资源、环境成本纳入煤炭成本，那么每吨煤炭成本将增加50元。廉价的资源不但导致滥挖滥采、开采浪费。还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如焦炭出口量占世界贸易量比例很高，由于国家对焦炭资源只征收极低的资源补偿费，还不考虑环境成本，使生产成本很低，实际上补贴了那些焦炭使用国，他们低价买到焦炭，却把污染和事故留给了我国。
二、国外煤炭税收制度简介
国外通常把采矿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来对待，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实现对产业的宏观调控，并各自形成一套有效、稳定的矿业税收制度。充分考虑采掘业的特殊性与环境多样性，既体现了国家对可耗竭资源的所有权，也对采矿业初期的巨大投入及风险进行一定鼓励性补偿。
各国征收的矿业税收主要有所得税、财产税、权利金、矿业权（指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环境补贴、资源暴利税、耗竭补贴等。
所得税是以收入减去成本再扣除允许抵扣的部分费用作为税基，乘以所得税税率得到的。所有盈利企业都必须缴纳。
财产税是世界许多国家（如美国）税制中的辅助税种，划入地方税，税基为财产评估价值，一般有三种方式：售价比较法，由多个类似财产进行售价比较得出的评估价值；收入法，由产生收入财产所有未来收益的折现值的评估法；成本法，适用于新建和特殊目的的财产。
权利金是矿业特有的税种，开采人向资源所有人支付一定费用以获得开采其不可再生资源的权利。征收方式主要有：按产量或销售量计算。或者按所开采的矿产储量计算。征收税率各不相同。一般由政府设定统一标准。
矿业权使用费是企业按年度、面积向国家缴纳的矿业出让金。企业遵守一系列规定后，有偿获得指定区域的探矿权或采矿权。若矿产地为国家出资勘探形成。则还需要额外补偿国家投资的勘探费用。各矿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此法。
环境补贴在美国等国实行，是针对某些矿山征收的税种，用于补贴开采矿产对当地环境带来的外部成本，一般针对规模较大或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矿山。某些地区还针对水资源或其他环境资源征收专门税种。
资源暴利税目前仅在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推行。若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可能会使矿业企业获得远高于其它行业的超额利润。该利润主要是由于资源本身稀缺性所导致。而非企业自身管理或运营出色，因此，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通过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分享这部分超额利润。
耗竭补贴在美国等国实行。国家在征税时返还一部分税款以补贴企业用于寻找替代能源或开发新矿以替代日益耗竭的旧矿。主要有两种计算方法：成本耗竭补贴法，用单位成本乘以日销售量得出成本耗竭；百分比耗竭补贴，不同矿产品采用不同百分比，以矿产的毛收入为基数扣减。
三、煤炭税收制度改革建议
1.设立权利金。我国应该取消资源税及资源补偿费，而采取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权利金制度来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最好的办法是以储量征税，并将赋税与资源回采率挂钩，实行分级征收。资源回采率越低，税率越高。如果能够使我国资源回采率从平均水平的30%左右提高至国际一般水平的75%，以全国2006年煤炭总产量约23.8亿吨计算，可以避免浪费52.4亿吨煤，以全国2006年原中央财政煤炭企业商品煤平均售价301.55元计算，相当于节约15801.22亿元。提高税率至国际上的平均水平为8%一10%，同时采取浮动税率，并和资源价格绑定，可以避免因价格疯涨而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
2.降低增值税。我国目前把煤炭业看作一般的产业，征收税率为13%的增值税。无法体现煤炭作为耗竭性资源的本质，也使煤炭行业实际税负高于一般加工和制造业。国外矿业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都没有将增值税作为煤炭征税的主要手段。因此，应该将增值税作为权利金的补充，在征收权利金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确定增值税税率使得煤炭行业税负达到国内一般行业水平。并且加大对高新技术设备等的抵扣。以鼓励煤炭企业更新技术。降低对资源的浪费。
3.设立资源暴利税。借鉴某些矿业发达国家的做法。设立资源暴利税。将资源价格大幅上升而产生的大部分超额收益纳为国有。实际操作上以销量为基数乘以具体税额，税额的设定应主要参照资源的市场价格，适当参照国内其他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资源暴利税标准应每过几年重新核准一次，但是除非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应确保该标准的稳定性，不断变化的制度会给投资者不好的印象。
4.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总的指导思想为前期优惠、鼓励技术革新、鼓励寻找替代能源、鼓励产业集中。在前期勘查及开发阶段应适当鼓励，对勘查和开发支出的税收实行优惠处理（加速折旧、扣减、资本化、当期摊销等）；对可以提高生产技术的设备引进等也实行上述优惠以鼓励技术革新；实行耗竭补贴，在每个纳税年度中从净利润中扣除一部分给衰老煤矿，用于寻找新矿体，减轻煤炭结构调整和衰老矿区转产的负担；采取措施整顿行业，提高产业集中度，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扶持那些表现优秀的大型企业。
5.设立环境税。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征收环境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应至少开征水资源税、森林草场资源税和土地资源税。还可开征空气污染等税目。计税依据应以实际生产、使用或排放量为基数，从量定额课税。税率总的原则应该从高，但不宜太复杂，对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采取差别税率。为了鼓励保护环境，可以每年从环境税中返回部分给表现突出的企业。
税收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税收制度 税收征管 协调
综观世界各国税收实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实现税制优化的最大问题就是忽视了税制的实施条件即税收征管，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落后性的矛盾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因此，有必要把税收征管纳入税制优化的研究范围，将优化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税制设计时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
一、我国税收征管对税收制度的制约机制及其表现
税制与征管的内在联系使税务管理工作必须把征管因素作为衡量税制优化的标准之一。然而，过去我国税务工作中对税收管理的关注不够，人们过分关注做什么而忽视了怎样做，税收制度的表面情况与其实际运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下面以几个主要税种为例，描述这种偏差的具体表现：
（一）增值税制与税收征管的差距
增值税制的征收环节、专用发票以及申报办法管理漏洞较多。例如，增值税征收环节的异常申报现象居高不下，存在大量的零税负低申报现象。这里面虽然有企业购销不均衡等方面的原因，但是更多的则是企业利用征管漏洞有意偷税造成的。税务机关对此种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管，也缺乏严厉的处罚，这也是导致企业异常申报现象居高不下的原因。
（二）企业所得税制与税收征管的差距
企业所得税制的运行，从税收征管来看，存在对汇总纳税成员的管理不配套、对改组改制企业的征管落后以及非税务部门与税务部门多头管理等问题。例如，目前我国对改组改制企业的所得税征收管理相对滞后，造成税款流失，管理混乱，无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主要表现在：
1.在纳税主体的确定上情况不明，操作困难。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不是以法人资格确定纳税人的，税法规定要同时符合在银行开设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和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等条件的企业才是所得税的纳税人。企业在合并、兼并、分立或股权重组等改制后，内部管理要做相应调整，税务部门不可能参与每一户企业的改制过程，使所得税纳税人的确定变得复杂且操作困难。
2.企业改制后新旧企业的所得税纳税事宜衔接困难。企业所得税是一个按年计算征收的税种，而企业改制是在年度中间进行并完成的，分立、合并企业改制前后的工资、利息、捐赠等项目的基数、标准及调整如何衔接，应纳税款、已纳税款、应补应退税款如何衔接，企业在改制前进行的资产清查中核销的资产损失部分如何过渡到改制后的企业中去，企业发生的以前年度欠税的承担和清理等等问题难以解决。
3.企业改制后投资主体呈多元化，以资本为纽带跨地区、跨行业企业集团的形成，直接冲击着税制改革时，按隶属关系、投资主体划分所得税收入归属的规定，为各级税务部门在税源管理上带来了新的难题，也对企业所得税的日收管理产生消极影响。
（三） 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与征管水平的差距
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格，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如，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制度得不到较好的落实。近年来，工资薪金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45%左右，成为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就是这一块公认扣缴比较好的税源，地税机关征收的税款一般也仅局限在易于控制的账面上的工资和薪金，而账外发放的奖金、福利补贴、实物、代币购物券等，由于支付单位大多采取巧立名目、多头发放和小金库支付的办法，并且一些支出是以非货币化的实物形式如福利住房、公车私用等形式发放，地税机关根本无法监控。又如，由于劳务报酬所得通常是由个人独立提供劳务，且所得形式一般是以现金支付的，接受劳务方为减少支出，往往同提供劳务方结成“统一战线”，不扣或少扣税款，使得目前对劳务所得征税基本是“空白地带”。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的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二、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协调配合的对策
税制改革中对税收管理问题的解决方式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改变征纳税环境，改革管理方式和完善管理制度。
（一） 改变征纳税环境
首先，改变政府形象。任何国家的税收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本质。如果这个国家腐败盛行，税收管理也就不会成为一块没有腐败的圣地。改善政府形象有两条途径：一种是采取纳税人教育运动，以便使纳税人相信税收是支付给社会的公共费用。另外一种方法是彻底改变政府形象，使纳税人相信政府征税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增加人民负担。
其次，尽可能增加使用像所得税这样能用较令人信服的方式将支出和税收联系起来的工具，以逐渐改变人们对税收的态度。
最后，遵循税制公平原则。税制公平与否也是影响纳税人态度的一个要素。但是，希望通过这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短时间内比较困难。
（二）改革管理方式
首先，培养优秀的税务管理干部。税收管理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如果税务管理部门中存在大量低报酬、缺乏训练、没有动力的公务员，难以避免造成管理漏洞，甚至腐败。创造一个优秀的税务管理干部群体可以通过改革现行税收体制，利用制度约束来提高税务干部的管理水准；还可以通过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如计算机来提高税务干部的管理水平。
其次，精简管理机构，提高管理效率。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的税务机关通常具有机构臃肿、缺乏培训、地位低、工资低和设备陈旧短缺等特征。改变这些状况最有效的措施有：修改法律，建立信息对称制度并使信息得到充分利用；机构扁平化，减少管理层次和信息损失；为税务人员设定考核目标，建立绩效制度等。
最后，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体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不同的内外部监督制度。如我国现行的三分离模式，即稽查、管理、征收三分离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内部监督制度。国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尽量减少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因为税务人员与纳税人之间谈判的空间越大，纳税人行贿、税务人员索贿以及双方合谋的空间就越大。这就要求税收制度必须明确、广为人知并且标准客观，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管理制度
减少税收管理对税收制度的限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设计税制之前，摸清税收管理现况。如果税收管理不进行显著的改革，或者在进行税制改革时不同时进行税收征管改革，税制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任何政策均不可能在其实施前存在，实施方式是决定政策效果的真正因素。
首先，建立自我强化的税收制度。目前我国推行以增值税制为主的税收制度，虽然增值税制被称为具有自我检查性质的优良税种，但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国目前推行的信息化管理，包括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为主要内容的金税工程，都是在管理上进行的补救和改进。而调整小规模纳税人政策和清理优惠政策，以及促进适时转型则是制度本身强化的需要。
其次，构建适应税制结构的税收管理制度。很多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税收管理的基础条件差，没有实行所得税的空间。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自我申报缴纳，并采取分项所得税制，偷税面很广。设计税制时如果将现实征管条件如现金交易制度等因素考虑进去，并出台相应的约束法规，相信这个税种的征管会顺利得多。
再次，建立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偷骗税行为是纳税人与税务管理当局之间的一种博弈，偷骗税者被抓住的可能性越小，他被处以重罚的可能性也越小。因此，建立一套与各税种匹配的、明确并可强制实施的制裁措施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参考文献
（1）许建国等译《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税收制度范文第9篇
关键词：税收优惠；税收制度；国际间投资税收抵免；投资激励
一、政策工具简述
1.优惠税率。优惠税率是发展中国家采用最为广泛的鼓励投资的政策工具。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优惠税率这一激励措施不能随着投资额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使用优惠税率在提供投资激励方面并不是最有效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优惠税率政策，一般不允许新企业将创业期间的亏损结转到以后的会计年度用以扣除应税额，而只能以企业的税后利润冲减，这也使得优惠税率措施相对无效。
免税期是优惠税率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发展中国家经常使用公司所得税免税期这一税收激励手段来促进资本投资。一个国家免税期的最常见方式是，在目标行业从事经营的新公司在其正式经营的一定年度内可以完全或者部分免除公司所得税，免税期以后则按适用的所得税率全额纳税。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外，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在某些行业采用免税期政策。从新设企业的角度看，免税期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宽松，只有当企业可以将折旧延期到免税期之后时，有效税率方能为零。
2.投资税收抵免与扣除。在投资税收抵免的情况下，某些被鼓励投资的行业的公司可以将购置固定资产或研究与开发、资本存量或就业新增部分的支出，在其应纳税额中按一定比例扣除。从国际实践看，对特定活动的税收予以抵免即提供直接补贴的政策工具比降低税率更为有效。
投资扣除即企业在缴纳公司所得税时从应所得中扣除，其效应和税收抵免相类似。投资扣除发展效应的力度取决于操作形式，即扣除额能否直接返还或结转冲销。对于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等高风险活动的企业或正处于成长期的小企业来说，提供直接补贴的力度越大，激励效果会更高。对于境内的外国子公司，东道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税收抵免和扣除的积极政策效应是否被外国税收抵免的税制安排所抵消。譬如，对来自某些母国的子公司的投资起不到激励作用；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部分税收收入流入外国财政部门。
3.投资成本的快速摊销。最为常见的方式为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以及无形投资（如研究与开发支出、勘探费用、广告费用等）允许作为费用列支。其他如融资成本（利息）等在有些国家亦允许加速扣除。有些国家把选择性折旧扣除与免税期结合起来，如巴西政府规定对批准的项目在第一年允许5O%或100%折旧。
除上述三个主要政策工具外，许多国家还将融资援助、刺激就业、产权保护、改善基础设施等政策配合运用，以达成良好的投资激励效应。
二、对投资激励的作用
1、抵消公司税的扭曲效应。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公司税是作为一种预提税的工具，就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扭曲。只要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低于可以在外国抵免的税率，这种扭曲就只会发生在外国人拥有的资本上。这意味着对国内拥有资本采取的投资激励将抵消公司税的扭曲效应。
旨在达到上述目的投资激励，其作用大小关键在于外国税收抵免水平。否则，这种积极作用会因为主要适用于外国而不是本国投资者会转移到外国国库而丧失。反过来，外国政府可能认为一国选择性地对本国公司实行激励具有歧视性，它影响了正常的外国税收抵免的运行。
在实践中，针对特定部门（如本国资本拥有程度较高的部门）实行的投资激励，在不造成歧视印象的同时使转移到外国的税收最小化。但这一措施会导致不同国家的税收扭曲水平，因而它自身就具有扭曲性。
2、吸引外国投资。吸引外国投资的激励手段，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公司行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不是仅仅使收入转移到国外。如果投资激励的方法不会影响到外国税收抵免，则东道国可以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即使投资激励会降低外国税收抵免水平，但由于外国税收抵免不是立即发生的（在股息等资本所得汇回母国时才发生），因此延期纳税的存在意味着国内税收制度对于以公司保留利润进行的投资具有边际影响。为抵消税收外流的不利影响，如何确定公司税税率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应考虑将国内税率定在低干投资公司母国税率水平上。
3、保护幼稚工业。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中的大多数属于起步阶段的小型公司。与关税保护相比较，对其直接提供融资帮助的投资激励措施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从政策工具的设计看，降低税率的措施在较为长远的意义上方能产生保护效果，而投资税收抵免（如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措施对于受流动性约束的幼稚企业更能提供有效的扶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针对国内公司实行的临时性减税措施（如免税期）也将对国内幼稚企业提供有效的税收激励。
4、创造就业机会。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可导致某些形式的失业，这种扭曲可以通过政府政策予以弥补。例如，如果失业是由效率工资引起的，给予就业补贴将是可行的政策措施。
三、影响投资激励效果的有关问题
首先，相机抉择型激励措施与自动享有型激励措施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所产生的效果是有差异的。相机抉择型激励即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的激励措施，企业能否获得优惠扶持需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自动享有型激励是指凡满足政府既定标准的企业可自动享有的激励措施。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型激励措施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晰。经济学界一般均强调自动政策工具的优点，因为这类工具减少了激励措施具有的不确定性，减少了非经济因素和偏好影响决策的可能性，并且能降低政策实施成本。
其次，冲销负纳税义务企业的亏损是确保达到实际退税政策效果的激励措施。许多激励措施是通过税收制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纳税义务来影响企业。许多有资格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可能暂处于不纳税状态，对其给予优惠会扩大企业拥有“负纳税义务”的规模。重要的是应对正的与负的纳税义务作完全对称的处理，以使企业享受实际上的退税。为了确保税制统一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冲销亏损是非常重要的，其措施因公司税基的构成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形式。例如，企业可以自行采取折旧扣除，实际上等于扩大了此类资本成本的亏损前转。
处于负纳税义务地位的企业一般包括处于成长期的小型企业、从事大型高风险投资项目的企业。这类企业大多缺乏资金，资本成本较高，如果不能全额退税，势必使其本来已经紧张的资金流量更加短缺，从而不利于这类企业的成长。因此，可退还的投资税收抵免对企业来说比等现值的未来减税获取的资金更有价值。
再次，应注意临时性激励措施与永久性激励措施的区别，有些激励措施可能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存在，或只在一段固定时间内企业可以享有。在这种情况下，激励措施可能对企业投资时机的选择而不是长期的企业资本存量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临时性投资激励措施会对企业的命运产生长期性影响。例如对前面讨论的幼稚期企业实施某些激励措施将会导致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成长、壮大。激励措施在特定程度而非一般程度上也有区别。激励措施的特定性依据的是不同的标准，如资产类型、部门类型、所有权和地理位置。倘若在市场高效率的情况下，激励措施的特定性会导致各部门间的资本配置扭曲。
最后，一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是评估投资激励措施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是资本输人国且严重依赖外国投资。对外国投资的税收待遇影响着外国企业在发展中东道国投资的决策。此外，外国投资一般要履行其对母国的纳税义务，这意味着东道国的税收制度与母国的税收制度将产生交互影响，这在确定投资激励措施的效果时十分重要。例如，外国税收抵免制度（即外国投资者在母国将其在东道国已经支付的税款进行抵免）下，投资激励措施只是减少了在东道国经营企业的外国税收抵免，对投资几乎没有实际激励效果。
四、经验与借鉴
1.免税期不是达到较佳投资激励效果的政策工具。免税期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其对资本使用成本的影响既具有正效应，亦具有负效应。在免税期期间，零税率对投资具有正的效应。降低折旧扣除的现值而提高免税期期末折旧扣除的价值，会抑制当前的投资而具有负效应。免税期对投资的总体效应取决于资本消耗扣除和税收损失可以向免税期之后年度结转的程度。一般而言，免税期对于利用不可折旧生产要素的企业比较有利，它为企业投资者将应税所得转移到可以利用免税期的活动上提供了税收套利机会。因此，免税期政策工具将鼓励短期经营而有损于长期投资。
2、不当的税收激励措施将导致政府税收损失大于引资数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广泛的税收激励措施（如公司税率降低等）是成本很高的促进投资方式，它通常使政府损失的收人超过由其实施所产生的新投资的价值。而税收损失用增加其他经济活动的税收来弥补，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巴西、墨西哥等国的经验表明，对某些优先行业给予激励措施会引起其他行业要求享有同等优惠待遇的压力，最终导致激励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剧增。其结果是使税收制度日趋复杂，在经济整体运行中以公平和低扭曲方式筹措收人的能力受损并不可避免地引起逃税和避税活动。
3.在激励投资的政策中，目标定位于机器、设备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新投资且提供预先激励的选择性税收激励具有较佳的成本效率，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有其合理性。其理论依据是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外部性，而且消除了经济活动人与融资活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实践上看，在股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税收制度允许投资全部费用列支会使政府成为一个股权合伙者，并能促进投资。
4、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制度性特征抵消了税收激励措施对投资的鼓励作用。例如，如果企业拥有充分的市场支配能力。具有将税收负担完全前转的潜能，则税收不会影响资本的租金率，从而政策不会发挥作用。信贷配额是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特征，它将限制激励措施的效果。在发展中国家，由中央银行向合格企业分配信贷资金，信贷资金的优先顺序会决定投资的类型和规模，对于受到信贷资金约束的企业，投资活动将受到明确的投资激励措施的很大影响。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措施，如稀缺外汇资金的分配和对某些行业的保护措施，使投资激励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对投资行为产生边际效应的租金的再分配。
5.要采取特殊税收措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要根据外国投资者母国对外流投资的课税程度，对不同的外国投资者予以差别待遇。同时要防止针对不同的国籍而实施不同的公司所得税的倾向，因为这会对相同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对汇回利润课征不同的预提税而对留存利润再投资利润免征税收，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措施。
6.税收制度的可靠性是税收激励措施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如果税收制度变化繁复，一项政策就会被投资者看作是暂时的而不会起作用。同时，处于不可靠税制下的投资者要求预期收益率要大大高于无风险贴现率。因此，比较难以逆转的激励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加速资本扣除等措施，可能比税率降低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
7.消除税收和非税收抑制因素（如缺乏基础设施、法律不完备、制度安排缺陷等）对刺激投资更为重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墨西哥的基础设施短缺和管理制度、马来西亚的关税制度，对投资活动造成了严重障碍。法律制度也很重要。一国财富水平的提高和担保品的增加会大大降低不对称信息的成本，担保品的增加会降低债权人面临的风险，企业家在必须以其更多的财富承担风险时，不大可能从事不良项目的投资活动。提高个人以财富作为担保品能力的政府政策，如通过增加产权和建立法律制度等，会增加有发展前景项目获得资金的机会。此外，政府增加能够降低获取信息、履行合同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亦有助于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
税收制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绿色税收体系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现代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2-213-02
一、绿色税收理论概述
绿色税收也即环境税收，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于1920年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应该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平衡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关系，调节二者的差距。
对绿色税收内涵的理解暂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研究的视角和广度的不同，绿色税收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中义和广义三种。狭义绿色税收就是环境保护税，是指国家为了限制环境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向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的一种特别税。中义绿色税收是国家对一切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和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收，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广义的绿色税是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相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不仅包括环境污染税、自然资源税、消费税等税种，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以及政府影响某些与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性质和规模的税收手段。
二、我国绿色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还没有体系化的绿色税收制度，仅有零星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条文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1994年税制改革后共设立了23个税种，其中仅有消费税、资源税、土地使用税、城市建设与维护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的设置与生态环境有关，不仅如此，其中大多数税种当初设立的初衷或者开征的目的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无关，所以其在抑制环境污染、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方面的作用几乎是附属性的，从而难以实现保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我国现行绿色税收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1.税种少，覆盖面小。以资源税为例，其仅限于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七种自然资源征税，而对一些在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的资源则未列入征税范围。
2.激励措施过少。现行税制中为贯彻环境保护政策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且显得力度不足，影响了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这方面的内容还远远不够。
3.费税设置不合理。我国目前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主要还是通过征收排污费来实现。例如，对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征收排污费时，只是对排放物超过国家标准的才征收排污费，而对已经达标的不再征收排污费。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的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收费依据不仅起不到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作用，反而会给企业规避高收费留下缺口。
三、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路径选择
1.完善资源税。我国现行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收范围过窄，不利于全面保护我国资源和发挥资源税的税收调节作用，应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扩大征税范围。
目前，我国资源收费制度繁而杂，收入规模较小，乱收费现象严重，而且很多都是国家凭借对资源的所有权强制、无偿、固定地收取，因此，可以考虑将水资源费、土地补偿费、育林费等体现资源国家所有性质的收费并入资源税。这样做不但可以体现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资源的立法精神，而且可以以税法为依据，避免各收费单位随意立项收费，有利于合理清费立税，减轻企业税负，并逐步使资源税形成规模，税收专款专用于恢复遭破坏资源和培植后续资源。
2.开征环境保护税。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开征环境保护税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必要，这也是国际税制改革的趋势。
第一，开征水污染税。水污染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及城镇居民排放的含有污染物质的废水为课税对象，以排放废水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义务人。对企业与居民个人应分别采用不同的征收方法：对企业排放的废水，应以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以重量或体积为计税单位，实行从量定额课征。对于排放量难以确定的，可根据纳税人的设备生产能力或实际产量等相关指标测算其排放量。
第二，开征大气污染税。大气污染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在生产活动中排放的烟尘和有害气体为课税对象，以排放烟尘和有害气体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义务人。目前我国己对二氧化硫征收排污费，在时机成熟时可以先结合“费改税”开征二氧化硫税。在计税方法上，应以烟尘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根据排放烟尘及有害气体的浓度设计累进性定额税率，实行从量课征。在税率设计上，对不同种类的有害气体亦应区别对待，对符合排放标准者则应免税。
第三，开征固体废物税。固体废弃物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居民排放的各种固体废弃物为课税对象，以排放固体废弃物的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居民为纳税义务人。以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实行从量课征。在税率设计上，对同一种类的垃圾，还应区分不同堆存地点和不同处理方式加以区别对待。对含有毒害物质的废渣与不含毒害物质的固体废弃物应分别设置税目和有差别的定额税率。目前，可以对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渣以及各类污染环境的工业垃圾征税，然后逐步扩展到对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征税。
3.完善消费税。取消消费税关于汽车和摩托车的税目，增加对环境有害的电池、塑料包装袋、高档家具以及其他一次性物品等，同时适当提高消费税税率。
4.完善其他税种。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征税范围扩大到乡镇，税名改为生态补偿税。生态补偿税以“受益者付费”为原则，以财产或所得为税基，成为独立稳定的税种，并且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建设；绿化关税，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进口原料产品等征收高额税，对消耗国内大量材料的出口产品征税，如木材等，对进出口环保设施和材料采用低税率。
5.加大节耗技术和环保技术税收优惠力度。技术落后是造成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污染净化、废物回收、资源替代、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都有赖于技术的发展。因此，税收应该鼓励节耗和环保技术的发展。
第一，将目前主要对技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税收优惠，逐步转化为加强对科研技术开发补偿与中间试验阶段给予税收优惠，以增强科技税收政策的一体化效应。具体而言，可考虑扩大研究开发费用的优惠范围，取消研究开发费用150%扣除的各项优惠限制，即取消“盈利企业”和“超额扣除应税所得额为限”的限制，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的研究开发费用超过上年10%的企业都可以享受150%的税前扣除优惠。与之相关，企业当年亏损或盈利不足以抵扣的，可往后结转5年。
第二，强化加速折旧政策。企业节耗或者环保设备等可采取加速折旧办法，即在折旧资产使用的第一年允许按一定比例特别折旧扣除。为鼓励使用国产设备，可加大相应的加速折旧政策的优惠力度。
第三，对于科技成果转让可以采取减免税等形式，如对清洁生产、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和设备的转让等免征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等。
综上所述，我国环保产业和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相关部门应在2005年起实施的对国家批准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变性燃料乙醇实行免征消费税政策等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各项后续政策，继续着眼于鼓励和促进环保产业和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技术开发，减轻环保产业和资源再生产业的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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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