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调整范文
时间：2023-02-25 17:13:59
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1篇
一、宏观政策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首先，企业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自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机制以来，已累计升值10%，这对销售利润率在5%以下的企业影响最大。而我市外向型经济为特色的纺织企业，以及出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利润会下降6%-10%。受此影响，我市部分行业的出口增速回落，目前纺织、服装、化工等行业出口等萎缩明显，导致企业产值和效益增速下滑。
其次，原材料的涨价影响效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分别上涨5.2%和4.1%，导致成本的大幅上升，企业需要在内部消化部分原料价格上涨因素。我市大中型企业又对原材料价格的依赖度较高，导致效益波动剧烈，面临严峻境况。
上述方面已对我行部分信贷客户造成一定影响，不仅在我行新客户的准入和审批中对这些问题加以逐户研判，也有必要对存量信贷客户作些专题研究和压力测试，防止客户经营风险向信用风险转移。
二、信贷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为应对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行信贷资产安全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系统性风险引发的不利影响，在全行信贷结构调整中取得健康快速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风险管理策略
在宏观调控下，目前的市场形势比较严峻，政策、资金面都会比较紧张，我们要按照“总量控制是指令性计划，结构调整是指令性工作要求，要处理好规模扩张与资产质量的关系，规模扩张必须与资金承受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相适应”的指导思想，主动适应政策、主动调整结构、主动管理风险、主动协调沟通、主动学习同业，积极主动地适应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等政策变化，促进业务又快又好发展。
（二）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加强信贷营销
1.认真研究“十一五”发展规划，把握全市的产业政策，把信贷业务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有重点地突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加强市场调研，组织重点客户专项调研，建立广泛稳定的市场信息网络。通过加强与当地人民银行和银监局的联系，及时了解金融动态，通过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全市行业、重点项目、企业的信息；通过与省行有关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及时了解上级行的政策和规定，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2.加大行业结构调整步伐，对我市优势特色行业进行重点信贷支持，加大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项目贷款投放。退出非我行优势的、不良贷款占比较高的木材加工业等行业；控制关注类贷款集中的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医药制造业；严格控制对水泥、电力、汽车等双高行业、产能过剩、产能潜在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对不良率高、行业信贷贡献度小、相对收益较难覆盖风险的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实行行业退出。
3.选择好目标客户。采取“抓大、固中、拓小”的客户发展策略。继续巩固在优质大中型企业和机构客户市场的重要地位。巩固发展中型骨干企业。以现有存量客户为依托，深入挖掘客户潜力，发现新的营销机遇，选择性介入成长性企业。积极开拓中小企业客户。中小企业是我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具有产权清晰、经营灵活、成长性快的特点，要准确把握介入时机，明确市场定位和客户群体，积极介入中小客户市场。在货币紧缩时期，要努力从存量信贷结构中找空间，通过主动退出部分行业和客户取得新增信贷规模，以存量代替增量，适度增加增量。在社会资金紧张的背景下，既要雪中送炭，主动进入以前想进而未进的优质客户，又要收紧钱袋，坚决拒绝他行置换出来的高风险客户。
三、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考虑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正逐步显现，信贷资产将是今年乃至未来几年的重要资源，必须充分利用好紧缺资源促进非贷款业务如信托、理财、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的不断发展，建议对贷款规模新增量进行考核，按贷款新增规模的一定比例挂钩中间业务收入，在客户选择上充分考虑其对我行的综合贡献度，提高各类产品交叉收益水平。在信贷规模从紧的形势下更应大力倡导战略性业务、表外业务的发展，加快金融创新，深入研究当地经济和同业动态，及时提供新的产品满足客户需求，积极推进以拓展中间业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电子银行和信用卡业务发展，优化收入结构、业务结构、客户结构和币种结构，促进业务健康快速发展。
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市场、结构调整、制播分离、节目配额、公共广播体制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兴起，媒介工业的资本扩张和市场拓展运动不断加剧。面对新的世界潮流——放松规制、媒介融合、跨国竞争和自律的市场机制，世界各国包括那些历来注重自身广播电视国有和公共属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强自身传媒实力、参与全球竞争的目标下，以提高效率为导向，引入或强化市场机制，进行结构调整。
韩国是一个采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1980年，韩国政府在“电波属于公共财产，不能一味用于商业利益”的口号下，对广电业进行了以“统一合并”为特征的结构调整，将所有民营广播电视收归公营的韩国广播公司（KBS——KoreanBroadcastingSystem）麾下，韩国公共广播体制至此确立。1990年，韩国广电业又进行了一次“有限开放”式的结构调整，在对公营广播低效率弊端的反思和抨击声中，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SBS——SeoulBroadcastingSystem）正式开播，一度被逐出业外的民营广播电视被再次纳入广电业结构中。从那时起，韩国广电业一直在公营与民营并存的二元结构中成长，也在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竞争中寻求平衡；电视市场格局则由两强（KBS和MBC，后者为非民营的文化广播公司）独占，逐渐演变而为三足（KBS、MBC、SBS）鼎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与世界上不少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相同的是，韩国一直允许公营台播出广告，不过，韩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韩国广播广告公社（KOBACO——KoreaBroadcastingAdvertisingCorporation）的机构，全权KBS、MBC和SBS三家机构的广告业务。换言之，广告公社将营利性广告业务从三台的主干业务中剥离出来，实行集中调控，垄断经营，并预留公益基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把住了各台的生存命脉，也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各台的赢利冲动，并从制度上保障了公共广播特点的显现。这是韩国公共广播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公共广播体制的关键之点。
一直以来，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不断遭人诟病。事实上，正如韩国一些学者所言，那种试图以公共领域的垄断经营来确保广播电视公共性的观点，只是电波短缺时代的认识，在多频道竞争的今天，将所有频谱资源视为公共资源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固执于这一观点会妨碍广播电视的多样化发展，也无助于激活竞争、提高效率[1]。按照媒介经济学者欧文和怀尔德曼（BruceM.Owen&StevenS.Wildman）的观点，一般来说，竞争性市场趋于高效，专控性市场趋于低效；而市场低效的原因之一，便是“限制——通常是政府鼓励实施的限制，禁止某些产品或业务的交易，或者禁止在这些业务中存在完全的市场”[2]。
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韩国政府开始在广电领域推行放松规制、增加行政透明度、扩大私营活动领域等政策[3]，并围绕打破垄断和培育市场进行一系列结构调整，包括倡导制播分离、加大力度推行节目配额制；放宽有线电视经营；推动卫星电视广播等等。这些都是韩国广电业面对时代潮流所作出的富于本土色彩的回应，也是韩国广电业在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一次独特实践。
本文拟概括韩国广播电视业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并对调整的功效进行初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广电业结构，是指组成广电业的管理、生产、交换流通和播出等机构的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形式。
一、“二元并存”、“三分天下”与“制播合一”：韩国电视业结构特征分析
韩国电视业1961年起步，历经80年代初的体制重构和90年代初的结构改组，形成了“二元并存”、“三分天下”和“制播合一”的结构特征。
韩国广电业兼有公营和民营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成份，这种“二元并存”并非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所独创，但是保留相当多的政府对广电业的政策主导和行政掌控权，以及经营上的垄断性，却颇具有韩国特色。
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是在全斗焕军人政权时期推行的，先天便带有某些政府主导的痕迹，执政当局一直视广播电视为传达政策的工具，相关法规也无不渗透着这一意识。与公共广播体制一同诞生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和广播广告公社（KOBACO），被韩国一些学者认为是“将政策宣传式广播电视模式制度化”[4]的两大机构。通常所说的公共广播体制，除了以服务公众而非以盈利为目的，以及传播文化教育节目和兼顾多元需求外，还有一个基本要件就是，由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经营和管理[5]。然而在韩国，广播委员会从一开始便隶属于政府“公报处”，接受其行政领导，负责包括制订政策、审核节目和人事管理在内的一系列事务，具有某种政府机构的性质，而非真正独立的公共机构。
至于广播广告公社，作为韩国广播委员会下属惟一的广告机构，被授权全权负责三大公营和民营台的时段销售、广告计划和广告费的分配等业务，并有权从中预留6％的广告收入用于广电发展基金。理论上说，这一措施有助于遏制过份商业化的竞争倾向，并通过将广告利润的一部分向公益领域回馈，来保证公共广播体制的延续。但是实际上，广播广告公社更象是一家管理机构，一家垄断性经营机构，而不只是维持广电业正常运行的一般广告，权力甚大却缺少制衡。按照广电“公益”的涵义，公共广播应该首先将利润用来服务受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可是批评者认为，广告公社常常，在与广电文化事业不相关的地方投入过多的公益资金，对发展公益广电文化事业的帮助却相对欠缺；在调节各台商业竞争中的作用也绩效不彰[6]。
更主要的是，广告公社将公营和民营两类电视台的广告业务集中管理，使得各电视台的经营被人为地“中介”，实际上褫夺了各台自主进行收支对接的权利，压抑了其运营空间。民营SBS开播的主旨之一，原本是为刺激公营台提高效率，改进节目的多样化水平，可是广告公社将两种不同属性、不同经营目标的电视台的广告经营一手掌控，统一调配，对于避免过度追求视听率的竞争或许有益，但是这样一来，二元结构中民营机制的活力却多少受到抑制，也间接降解了电视台对于提高效率的追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广播”的原意，是指不存在个人持有大宗股票的情况，就象一家公共公司一样。然而在韩国，公共广播可以说是一个政府持有大多数股票的政府公司，对于民营资本可能的侵蚀，当局一直怀有戒虑。事实上，公营垄断而产生高额利润（无论其目的和用途如何），与民营资本一段时期被排除在广电业大门之外，未尝没有联系。回溯历史，当公营台的低效率和每每扮演政府宣传工具的现象不断遭到抨击，人们对为遏制商业化倾向、确保公共广播体制而实行单一公营台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屡屡提出质疑时，1980年代末，迫于形势，韩国广电业开始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开放。新修订颁发的《广播法》在强调“为增进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前提下，一面允许非公营机构进入广播业，一面加高门槛，在运营范围、经济条件如资本额等一系列方面设置种种规定[7]。这些规定已足以令人踌躇，何况广电市场被KBS和MBC两强寡占已经多年，新来者面临的竞争态势可想而知。结果是，那些“不合条件者”被吓阻，SBS作为惟一的民营广播台网受到接纳。然而SBS的加入，它相对来说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的运作，虽然使它在开播三年后便占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见表1），亦给以往完全封闭的公营广播带来一定冲击，但是并没有打破韩国广电市场高度集中的格局；相反，在被纳入既有的管理与经营框架后，民营资本虽不免遭遇掣肘和磨合，却也多少受到同化乃至滋养。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依旧，只是由“两强分噬”发展而为“三分天下”。
韩国无线电视台收视率与市场占有率比较表1（单位：％）KBS1KBS2MBCSBS
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
19927.31710.72315.73510.424
19937.416112414.43113.128
19949.72011.42414.53011.725
199511.72411.62412.72611.824
199612.22710.92410.92410.924
199712.92810.42312.3279.821
199812.12510.12114.83010.923
199910.7239.42013.2291226
平均10.52310.72313.62911.324
资料来源：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表17编制，略有调整。
韩国广电业由韩国广播公司（KBS，包括两个频道KBS1和KBS2）、文化广播公司（MBC）和汉城广播公司（SBS）三家瓜分市场的特征，由表1可窥得一斑。就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而言，从1992年到1999年，三家广播公司播出的4个频道中，平均收视率最高的是MBC（13.6％），SBS居次（11.3％），最低的是KBS1（10.7％）；市场占有率排序也一样。若以广播公司为单位，则KBS以两个频道21.2%的平均收视率和46%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其他两家则分享另外50％以上的市场份额，MBC平均市场占有率为29％，SBS为24％。再看广告收入，2000年三台广告收入占韩国广电广告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6.7％（KBS）、35.4％（MBC）、18.8％（SBS）[8]，三台广告收入总和占广电广告总收入的80％以上，这个市场呈现寡头垄断之势。
一般播出广告的公共广播机构，其收入来源通常以收视费或国家拨款、团体捐款为主，广告收入大都作为补充。而在韩国，广告收入已非补充，而是居于主导。作为公营广播旗舰的KBS，除了每月从电视家庭的电费中固定扣取的收视费和节目销售收入外，近年来广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接近60％（详见表2），广告收入已经成为KBS维持生存的主要来源。另外两家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则分别接近90％（MBC）和94％（SBS）。换言之，三家广电网尽管所有制形式不同，经营目标和行为方式或有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通过营利性广告行为赢得生存的资本。
通常人们认为，公营广播赢利是为公益，民营广播赢利是为分红。其实不论目的怎样，赢利的正当性如何，赢利而且是在公共体制保护下寡头垄断的市场上赢利，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除了滋生诸如低效、浪费等弊端外，还会令既得利益者本能地为维护旧的市场格局而对任何新来者进行排斥，甚至联手抗拒和化解新来者的“入侵”；另一方面，寡头们多年来垄断传媒市场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上所积累的资本，亦使其在追求各种利益方面，很少遭遇强有力的挑战。
三台广播电视营销比较表2（单位：百万韩币）收入与比例KBSMBC（含地方台）SBS
1997广告收入∕总收入569,898∕999,915714,663∕809,702354,982∕377,648
比例（％）59.088.294.0
1998广告收入∕总收入335,882∕774,117506,967∕586,461225,394∕245,718
比例（％）43.486.491.7
1999广告收入∕总收入487,257∕950,263674,565∕756,710346,574∕371,829
比例（％）51.389.193.2
2000广告收入∕总收入672,315∕1,157,996892,498∕995,232474,353∕507,213
比例（％）58.189.793.5
资料来源：本表据“放送产业”表13“放送产业营利销售现状”、表16“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编制，《文化产业统计2001》，文化观光部出版。
与“三家分晋”式垄断格局相伴，韩国广电业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制播合一”。即韩国荧屏上播出的本土电视节目，绝大部分由KBS、MBC和SBS三家自行完成，它们不仅联合垄断了韩国电视收视市场和广告市场，并且各自垂直整合节目制作、流通和传播环节。不过，三台网相互之间极少进行横向节目交流，绝大多数节目在本台播出后，国内市场便极少再有人问津。
韩国电视业起步之初，由于技术限制，“制播合一”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举措，况且当时专业化和市场分工阙如，“小而全”也是一种必然选择。然而，随着公共广播体制的推行，在从制度上和结构上用公营机构取代所有民营机构之后，作为公营垄断的逻辑结果，节目制作和流通的市场化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制播合一”则成为垄断得以延续的养料。90年代初，韩国广电业对民营资本有限开放，作为促进节目多元化和反垄断的一项措施，节目配额制度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自上而下开始在电视界推行。可是，无论是公营的KBS、MBC还是民营的SBS，虽然经营目标不同导致经营行为各异，但是在坚持“制播合一”方面，却无甚差别。有韩国研究者比较说，1991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当年，KBS两个频道播出的节目中有大约96％由自己制作，MBC和SBS则分别为95％和93％以上；8年后的1998年，三大网播出的节目中自制节目仍然占据80％左右的份额；相比之下，美国无线电视节目中有超过70％是由独立制片商或电视网的下属部门生产的[10]。显然，韩国电视节目制作与流通的市场化，还处在较低水平。
“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格局是分不开的，两者的负面作用也相互关联，即缺乏竞争、效率低下和节目多样化程度不足。理论上说，公共电视台和民营电视台在节目内容上应存在差异，然而有研究显示，公营的KBS和民营的SBS的新闻节目，不仅内容上有诸多雷同，而且表现方式上也惊人地相似[11]。正如一位韩国研究者所指出的，“虽然韩国电视台有能力用内部制作的节目将时间占满，但是观众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民营和公共电视台的节目种类非常相似的原因”[12]。另一方面，两者客观上也窒息了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发育。由于生产和播出之间缺少流通网的衔接，使得电视业运转不灵，节目价值无法充分实现，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三、制播分离、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调整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电视业的结构调整是一次因外部压力而引发的内部改革，是被动应变，也是一种主动选择。
1997年金大中政府上台后，奉行“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对广电业从以规制为主转为追求市场经济政策[13]。1999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颇具整合色彩的新《广播法》，该法将所有的广播电视媒体统一规定在一个法律体制之中，并由一个机构统一管理，这个机构便是经过重组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新组建的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文化观光部”独立出来，作为民间性质的公共机构，开始独立处理广播电视事务。过去政府通过下属的广播委员会插手广电事务的历史告终，韩国公共广播体制开始迈出“独立于政府”的一步。与此同时，新《广播法》允许设立民营广播广告公司，韩国广播广告公社独霸广告业务的局面将成为历史。
在上述背景下，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开始指向打破垄断、激活市场和增强实力；调整内容也大抵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加大力度推行节目制播的专业分工、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
在韩国，“制播分离”是被强力推行的一项措施。由于“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历史渊源深厚，因而这一措施的推行与打破“三强垄断”的目标密不可分。其方式具体有二，一是倡行节目配额制，规定三大网需要播出的外制节目比例；二是通过基金贷款，扶持独立制片商。
韩国从1991年开始实行节目配额制，并拟订了逐年增加配额比例的计划表，外制节目配额比例从1991年的3％，逐步增加到1999年的20％[14]。然而，由于三大网对此一制度态度消极，致使实际效果不尽理想。近两年来，韩国广电管理机构开始加大推行力度。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在第72条和《施行细则》第58条中，对电视台增加播出外制节目的份额，特别是播出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的比例，以及黄金时间播出的外制节目的比例，均作出明确规定；与此同时，对违反这些规定的处罚措施，亦加以详细说明。这些内容包括：首先，电视网到2001年外制节目的播出比例将增加到40％——其中，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份额增加到30％；其次，按照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的要求，电视网每月在黄金时间内必须播出超过15％的外制节目；第三，如果违反配额制，或者黄金时间达不到所要求的外制节目播出比例，电视网将受到处罚，罚款金额从3百万韩币到最高3千万韩币不等[15]。
除了对节目播出机构实施硬性的节目配额要求外，韩国有关部门根据《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1999）第14条“对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支援”——为激活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政府、广电法人、广播电视台……可对独立制作社进行支援——以及相关条例，采取基金贷款、专项财政贷款的形式，对独立制作社等机构的节目制作从资金上给予扶助。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产业基金”，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下属的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设立的“广播振兴基金”；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制片机构、投资公司、动画制作社和有线电视节目供应商；资助额度从3亿到10亿韩币不等。
“放松有线电视管制，允许跨业经营”是目前韩国电视业调整的第二项内容。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广播电视界逐渐认识到，在数字化多频道时代，那种视所有电视频道为公共资源的观点已经过时，那是广电业以无线电视为中心、以国内电视为中心时代的观点，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政策和法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广播电视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可以用来生产利润，应该将其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韩国政府在所有新媒介中最先选择了发展有线电视，并将其推入市场，期望以此激活竞争，打破有线电视一枝独秀的局面。与此同时，为防止新垄断的出现，韩国政府对有线电视实行了严格的经营限制和所有权限制。
韩国有线电视1995年正式开播，按照当时有关法令，节目供应商（PP）、系统运营商（SO）和网络运营商（NO）之间禁止跨业经营，即PP－SO－NO“三分立”，而且不同地域的SO之间，以及制作不同节目的PP之间，不允许相互进入；此外，大企业、报社和外国资本也被限制进入有线电视行业。这样做的结果是，1999年以前，有线电视无论是系统业者（SO）还是节目商（PP），连续四年一直在亏损中挣扎；有线电视在广告市场和收视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与无线电视相比也非常之低。一些研究者认为，韩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失大于得，“三分立”有利于防止垄断，但不利于整个行业的生机[16]。有线业者只有单一所有权，在单一地域传播，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在无线电视三大网联合垄断的格局下，难以打开局面，亦难以扩大市场规模和实现节目多样化，更谈不上创造经济效益。另外，这项产业壁垒重重，横向纵向的整合都被封死，难以上规模上水平；“三分立”政策与时下放松规制、开放市场以及大资本、大市场、集团化的经营潮流也不符合。
有鉴于此，韩国政府开始实施缓和政策。1999年新《广播法》颁布，打开了先前横亘在有线电视各业之间的壁垒。其特点是，首先，允许有能力的有线电视转播业者成为有线电视系统商（SO）。其次，允许系统商、网络商和节目供应商横向整合，成为多重系统商（MSO）、多重网络商（MNO）和多重节目供应商（MPP），同时允许NO、SO和PP之间打破界限，跨业经营。第三，放宽所有权和新公司进入有线电视业的限制，允许大企业和报社持有有线广播电视台（SO）33％的股份，参与节目供应商业务则未设任何限制。同时，对于外国资本进入上述三个领域，允许其拥有33％的股份[17]。
“发展卫星电视”是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第三项内容。对于是否引入卫星直播电视，韩国舆论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保留论，认为有线电视业的竞争已无法避免，再引入一种新媒介，是否会引起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的负面效果。因为在一些有线电视渗透率高的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提供多频道服务的卫星广播的市场份额很低，而有线电视用户少的国家，卫星广播的需求就高，这表明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是互相竞争的[18]。在韩国，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起步的时间差很小，同时发展这两种媒介便需要仔细权衡。另一种是尽早实施论，认为引入卫星电视是一项积极的开放策略，旨在应对开放韩国广电市场的压力，既然开放不可避免，尽早引入卫星电视，以积极的开放强化国内广播电视事业的竞争力是很有意义的，卫星电视的实施也会为影像市场的扩大提供机会[19]。最终，人们在发展卫星电视、通过多样化的节目市场来增强韩国影视业的竞争力这一点上形成共识。1999年，韩国政府开始实施卫星电视政策，该政策与有线电视新政策类似，比如，允许大企业和报社参与卫星电视业，但持股须在33％以内；允许外国资本参与等等。
2002年3月1日，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正式开播，标志着韩国正式步入卫星电视广播时代。Skylife是第一家经韩国政府批准成立的纯粹商业目的的卫星电视，国营的韩国通讯是第一大股东，KBS是第二大股东。为了扶持卫星电视等新媒体，新政策还允诺包括放宽广告时间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条件。
四、法律与市场的双重作用：调整的特点
韩国电视业这一轮结构调整，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力量进行的。韩国经济的腾飞，是在集权政治体制下取得，经济优先的原则使韩国在短短时间内跨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韩国政局出现政治妥协的渐进变化，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吁求法制代替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大众传播也由争取言论自由逐步向法制化管理方向发展[20]。在广电领域，韩国政府近年来推行“民主化与市场经济”政策，从以规制为主转向强调市场机制。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辖下独立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相应地，法规管理的重要性也日显突出。事实上，法规的形成过程已经成为体现民主意识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法规本身既要体现尊重市场规律这一时代潮流，也要发挥相应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刚性的法律规范和柔性的市场机制要求进行广电业结构调整，是韩国广电业的必然选择，其特点主要体现为：
首先，韩国广电业的结构调整是以法规为依据进行的。无论是推行节目配额制、扶持独立制片商，还是发展有线电视、开发卫星电视，包括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实行重组，如前所述，都是在相关法规颁布或者重新修订之后，才开始实施的。这些法律包括《广播法》、《有线电视法》、《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先有法律，然后行动，这种方式使结构调整有法可依；而且由于法规的产生往往需经过多次研讨和商议，以凝聚共识，避免偏差和盲目，法规本身具有一定权威性、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因而有利于降低实施的成本，减少随意性。
其二，遵循市场规律推动结构调整。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目标是打破垄断，然而完成这一任务不能靠硬性的行政手段；而要依照市场规则下的专业分工和竞争机制来逐步完成。比如，实施节目配额制，是对制作和播出进行专业分工；贷款扶持三大网之外的独立制片机构，是利用资金杠杆，鼓励节目的市场化生产；发展有线电视，一方面是适应观众的节目多样化要求，另一方面也有与无线电视争夺市场、刺激节目市场生长的考虑；有线电视从“三分立”到允许跨业经营，则是按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对有线电视这一相对弱势的媒体，打开整合的壁垒，促其整合资源，扩充力量，增强与无线电视的竞争实力；开发卫星电视，则是在原有广电市场上引入新质媒体，一个新的综合性传播平台，这样做从理论上说亦会刺激节目需求，活跃市场竞争。
第三，法律本身比较多地容纳市场规律的要求。以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来说，该法将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卫星广播、有线转播、音乐广播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广播等，纳入同一个法律体系中，这是顺应当今世界广播与通讯业大融合这一市场潮流的明显反映。韩国广电业相关法规对制播分离、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等事业的积极推动，以韩国研究者的观点，说到底，仍是着眼于电视市场、着眼于与观众需求市场的变化规律相适应[21]。
美国公共政策学派代表人物哈维克（JohnJ.Havick）在谈到传播政策的制订时，曾经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模式：一经济规制，二新多元主义，三多元主义，四政府主导。所谓经济规制，是指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强调实施规制中的产业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制订政策；政府主导模式，则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制订政策，实施政府行为。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过去在韩国，政府主导模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今天，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向经济规制模式转变[22]。
五、一役难竟全功：调整功效初探
韩国广电市场原有格局的形成非一日之功，结构调整也很难一蹴而就。那么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的功效如何呢？
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到乐观的信息。例如，2000年一项研究显示，MBC播出的节目已达到配额节目目标比例的92.5％，SBS和KBS也分别达到了目标比例的77.5％和65.5％[23]。这多少反映“制播分离”正逐渐开始生效。另外，有线电视情况也有所改观。1999年，有线电视订户增加到140万户，起步之初的1995年的只有18万户，5年增长了将近7倍；同样在1999年，有线电视开始赢利，节目供应商和汉城地区系统业者第一次有了净利润[24]。这些都显示有线电视已经开始成为韩国电视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军。
然而，韩国广电市场被三大无线网寡头垄断多年，按照媒介经济学理论，寡头垄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寡头们控制经济力量的程度，远高于完全竞争或垄断性竞争的市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手合作甚于有限竞争，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极大[25]。事实上，仅以“制播分离”来说，这项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在实践中便遭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待遇，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例如，从1991年到2000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10年当中，三大网没有一家曾经达到过规定的目标比例。在三大网所播出的外制节目中，有相当一部分（KBS和MBC大约在44％左右，SBS稍少）是由本公司前雇员所办公司制作的，且交易价格低于独立制片商的节目，这多少染有违反公平竞争之嫌；即使播出独立制片商生产的节目，三大网也大都将它们安排在非收视高峰时段。更有甚者，三大网凭藉雄厚的资金实力，对独立制作节目采取版权买断方式，大约94.0％的独立制作节目版权归三大网所有，4.3％由制片商拥有部分版权，仅有0.7％的节目全部版权归制片商独家拥有。结果，绝大多数独立制作的节目被三大网独家垄断，二次使用的比率仅为2.1％，使用效率极低[26]。独立制作的节目未能起到繁荣市场的作用，客观上，反倒扩大了三大网在外部节目制作市场上的垄断。此外，三大网还常常藉其垄断地位，对独立制片商予夺予取，忽视其利益。比如，广播网与独立制片商签定的购买合同，经常是一些短片和非系列片，主要是教育、纪录片和时事类节目，每次都需要重新计划，而不是象广播网下属公司那样，生产系列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能够连续性计划，有高收视和稳定收入[27]。缺少制作这一类节目的机会，使独立制片商的节目制作类型单一，专业水平和多样化程度受限，无助于其经营成长，而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独立制片商的发展。凡此种种，都使得推行节目配额制的预期目标大打折扣。
再以有线电视来说，如果说节目配额制是一种政策性催产素的话，发展有线电视则更象是一个结构性助长剂。因为从理论上说，有线电视所提供的大量频道，将刺激节目需求，客观上会有益于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生长，观众也将得到更多的节目选择。然而直到1999年，整个电视收视市场80％以上的份额仍然被三家无线电视据有，有线电视广告占整个电视广告市场的份额也只有8.4%[28]。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包括起步不久便遭遇席卷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有关政策的失误，比如起步之初实行“三分立”政策，禁止网络业者、系统业者和节目供应商彼此跨业经营，限制了有线业者的行业整合和规模扩张等等，然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线电视缺少好节目和节目来源，好节目仍然掌握在“制播合一”的三家无线广播公司手中[29]。有线电视要想吸引观众，往往得向三家无线网购买，这无形中又助长了三大网的垄断，也窒息了小制作商的生机；而无法激活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最终亦会限制有线电视的发展。1999年实行新的有线电视法规后，情况似有好转，但是明显的改观还有待时日。
卫星电视的情况与有线电视相似。韩国发展卫星电视也有激活节目市场的初衷，但是由于制作公司未成气候，节目市场尚未成形，卫星电视的大多数节目仍然不得不从三大网购买。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三大网的强势进一步延伸到卫星广播领域，节目的多样性大打折扣，卫星电视吸引观众的能力也无从提高；再加上还要面对强势的无线电视和先行的有线电视的竞争，卫星电视面临的考验可想而知。用某些研究者的话来说，卫星电视一般5年可以正常运转，现在看来，5年后也不一定会出现理想的状态，其前景并不乐观[30]。目前韩国广电业界和研究界正在积极研拟应对之策，包括制订政策弱化无线广播在卫星广播中的作用；在不损害本国影视业发展的前提下，给予外国频道和国内频道同样的地位等等。尽管如此，卫星电视要进入健康成长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很显然，在整个结构调整中，“制播分离”是关键的一环，它与打破三大网垄断的目标渊源深厚，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生存发展也密切相关。然而，由于三大网都是在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垄断结构中成长起来，这个体制既含有公营广播的特点，也吸收了民营广播的一些专长，因而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也积累了应对政策法规的不少经验，这使得任何新法规或新措施的推行，其效果都难免会被三大网消弭一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新来者的进入门槛被抬高，难以争得自己的份额，又缺乏市场应变的能力，生存不易。这些都使得法律规制和市场调控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彻底性。
六、结语
韩国广电业的这一轮结构调整，是在既有的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的一次渐进式调整，旨在打破三大无线网的垄断，提高效率、增强自身实力进而参与国际竞争。因此，结构调整选择从推行“制播分离”着手，通过专业分工来激活节目市场，并努力推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成长；其特点是坚持法律与市场机制并重，以便保持结构调整的有序性和动态平稳性。然而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仍有长路要走。
注释：
[1]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Owen,BruceM.,&Wildman,StevenS.(1992).VideoEconomic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pp.xi.
[3]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4]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5]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6]参见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7]HosoonCang.(1996).MainstreamOnlyRestrictionsagainstAlternativeMediainKorea,CommunicationandCulture:Identity,PluralityandEquality.EditedbyKyung-jaLee,SeoulKorea:KoreanBroadcastingAcademicSociety.
[8]“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2001文化产业统计》第239页，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9]Brown,Allan(1996).Economics,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andSocialValues,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9(1),3-15.
[10]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1]Man-SeokKang(2000).AStudyonTelevisionNewsinKorea,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2]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13]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4]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5]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6]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7]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8]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9]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20]臧海群“韩国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2002年3月。
[21]笔者访问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时，姜锡晚博士、尹在植博士和宋种吉博士所言。
[22]参见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23]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4]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5]参见RobertG.Picard著、冯建三译《媒介经济学》第57页、127～129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第一版。
[26]参见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7]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28]Ho-youngKwon.(2001).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9]笔者访问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时，康贤斗社长和金慈卿经理所言。
[30]笔者访问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时，姜锡晚博士、尹在植博士和宋种吉博士
参考文献：
1.Owen,BruceM.,&Wildman,StevenS.(1992).VideoEconomic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
2.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3.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4.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5.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6.朴承宽、张庆燮“韩国政治变动与新闻业权力：国家―新闻业关系的模式变化”，（韩国）《韩国放送学报》通卷14-3期，1998年。
7.RobertG.Picard著、冯建三译《媒介经济学》第57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
8.HosoonCang.(1996),MainstreamOnlyRestrictionsagainstAlternativeMediainKorea,CommunicationandCulture:Identity,PluralityandEquality.EditedbyKyung-jaLee,SeoulKorea:KoreanBroadcastingAcademicSociety.
9.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0.“放送产业”表1“无线电视和卫星台的地方附属台现状”，
11.《文化产业统计2001》，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12.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13.“放送产业”表13“放送产业营利销售现状”，
14.《文化产业统计2001》，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15.“放送产业”表16“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文化产业统计2001》，文化观光部出版。
16.“放送影像”表4－3，《2001文化产业白皮书》，文化观光部出版。
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 产业结构调整 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门，对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很关键的作用，要想真正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首要解决的是处理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动力
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各产业之间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结构调整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根据市场上的信息做出一定的调整，随着资本市场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开始步入新的发展层面。资本市场不仅信息充分而且效率极高，相比较商品市场而言能够更准确地预见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当产业结构发生调整时，资本市场会相应地做出反应，当产业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化时，资本市场的价格已经发生改变，资本市场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准备良好的条件，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
产业结构在调整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会发挥相应的作用。政府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政府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要求和给予一定的帮助。政府在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数量的同时会颁布相应的政策来扶持帮助，当产业结构获得一定成效时，资本市场就会做出反应。资本市场会加大对那些政府扶持的企业的投资，促进资金的集中，这样就更容易实现这些企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但是被政府限制的企业的市场价格会急速下降，开始慢慢淡出资本市场。不管在什么时候资本市场都会对产业结构调整做出反应，发挥一定的作用。
二、创新将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联系在一起
这种创新主要是指引进新的生产理念，激发社会的发展潜能。当代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商品和服务；二是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三是连锁反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的连锁反应，创新对于产业结构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新产品上市时，会抢占市场获得很大的利润，当这种产品的利润高于其他产业时，各产业之间的生产要素就会发生转移，导致产业之间不停地调整结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创新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让整个市场发生变化，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创新正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影响才能得以出现，现在风险投资和创业平台的开设更是加快了创新理念的出现。
三、资本市场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一）企业大规模的重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开始进入一个高峰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会带来大规模企业的重组，相同行业和不同行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收购和并购活动。相同企业之间的并购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不同企业之间的收购是为了实现企业多样化的发展，但是这种大规模的重组是在资本市场下的支持下完成，资本市场为企业的这些经济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二）核心企业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带动核心企业的发展，核心企业不仅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还能带动同产业中其他企业的发展。在资本市场出现之前，很多企业的经济行为都会受到银行的约束，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实力，但是资本市场的出现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中，长此以往就会促进核心企业的发展。产业中核心企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还能为下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明正确的道路。
四、资本市场为产业结构调整明确了发展方向
为了更好地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政府往往会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扶持战略产业，但是很多时候政府的扶持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这时候就需要资本市场发挥一定的作用，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和创业能够有效地培养战略产业。战略产业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引进到企业的生产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能够带动其他企业的发展。资本市场不仅为战略产业和主导产业提供大量的资金，还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产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都会出现衰退期，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生产观念和经营观念都不能跟上时展的步伐，针对这种情况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不然到后期会给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资本市场通过收购、并购等重组的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让新兴产业代替衰退的产业，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会受到资本市场资金的限制，资本市场会为产业结构调整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要想真正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处理好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真正意识到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来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同时也会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和资源调配的功能，实现资金合理有效地利用。
参考文献
[1]吴剑雄.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
[2]何小三.资本市场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成长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3]孙国军.产业结构调整的资本市场约束[J].经济研究导刊，2009（35）.
[4]李红梅.资本市场视角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商业时代，2013（11）.
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由弱变强之路，可以说就是一个产业不断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不同的产业中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使资源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这都离不了资本市场的参与。
关键词：资本市场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我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激烈的竞争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国要想赢得竞争，产业结构调整就迫在眉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离不了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有限的资源流向技术含量高、效率高的行业，控制资金的流向就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破口，我国需要一个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来支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优效率的配置，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增强我国经济的竞争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
（一）资本市场的相关理论
资本市场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现代经济的显著特点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这就要求企业应扩大规模，而资本的投入是企业规模扩张的前提。在现实社会中资金持有者与投资者并不是相同的，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两者很难自己有效地达成协议，资本市场将两者连接起来，促进了资本的形成，因此资本市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资本市场的作用。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融通资金，把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有效的沟通起来，动员社会闲置资金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其次，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使资源从效率差的行业流向效率好的行业，从而淘汰落后的产能；最后，能够根据资本市场上的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和资金实力来分散风险，资本市场上有大量的金融产品，各种金融产品的风险和收益是不一样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建立投资组合，从而分散风险。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从低级层面向高级层面发展。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比较认同的观点有：罗斯托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一个优势产业来带动，这个优势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使整个产业升级调整。赫希曼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可以把资源分配在所有产业上，必须把有限的宝贵资源放在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进行非均衡的发展，慢慢的实现产业优化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一定的机制将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资源流向效益高的产业，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率。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机制：计划调整和市场调整。计划调整，就是政府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决定资源在各产业中的分配；市场调整，就是发挥市场的功能，通过供给和需求的不断变化来调节资源的分配。但是不管是市场调整还是计划调整都有不足，计划调整容易造成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使市场产生较强的扰动；而市场有时候是失灵的，对很多变化的调整都是滞后的，会形成一定的浪费。因此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是两种机制的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紧密
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了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 面对着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产生了发展新型高科技行业淘汰落后产业的压力，同时此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有一定的实力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政府往往会选择几个产业进行大力的扶持，国家会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驱使资金向这些行业流动，同时完善的资本市场也能够顺利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帮助产业资本的形成，从而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血肉相连，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可见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多么重要。
（二）完善的资本市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1.是产业调整的重要条件。资本市场能够有效的配置资金资源，使资金从效率低的行业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因此能够督促产业进行提高效率的结构调整。资本市场有大量的产品种类，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和风险偏好进行资产组合，资本市场上因投资者的投资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者对各个产业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并且通过做空做多表现在资本市场上，使有效率的产业可以筹得足够资金，而效率差的产业很难融得资金。在资本市场上可以进行参股、控股等交易，通过股权的集中或分散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加快制度内的结构调整。
此外，完善的资本市场能够快速有效的实现资本的聚拢，在资本市场形成规模优势后，就可以为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在资本市场上方便的投融资，可以让高层次的产业突破资金的束缚，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进行快速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结构的升级。
2.催生主导部门的扩散效应。资本市场能更好的促成主导部门的扩散效应。主导部门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力军，会有较大的资金需求，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是很难实现的，资本市场的募集资金和风险分散功能很好的满足了这一要求。当主导部门高速增长的时期过后，生产效率的提高速度以及生产成本下降的幅度都会降低，这时主导部门的效应会传到其他行业中去，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会推动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可能会产生更高的生产力，形成新的主导部门。完整的资本市场一般都会有创业板市场，创业板的出现为极富创造力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资金需求，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资本市场在产业的各个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产业的初创阶段，产业是个新生事物，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风险极高，靠债券很难融得资金，必须靠股票进行筹资。国际上成功的做法是建立二板市场，从而为这些高风险的企业募集到资金；在产业的成长期，企业快速增长，产生了巨额的资金需求，资本市场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为企业筹集到了足额的资金，加上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方便了企业之间的相互参股、控股，在成长阶段完善的资本市场有效的解决了企业在资金上的约束；在成熟阶段，产业要进行投资的改造升级，以及进行新产品的研制，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债券、股票等形式为企业进行融资；在衰退阶段，这些产业出现萎缩，投资严重老化，大量的资源不能再呆在这些产业，资本市场可以有效的将资源转移到其他的产业中，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完善资本市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策略
（一）国际经验的有益借鉴
1.美国经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萧条，美国为此开始了长期的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互联网、通讯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实现了从制造业向信息业的转变，同时也用信息化技术改造了原有制造业，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经济的再次起飞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特别是纳斯达克，孕育了苹果、微软、谷歌等高技术企业。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要想使经济获得高速的增长，就必须靠创新的推动；要想把高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必须要有资本市场的配合，要建立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等平台，为极富创造力的高科技公司融得足够的启动资金，从而将高科技孵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2.韩国经验。韩国经济的发展，离不了政府的产业政策，韩国政府为实现韩国的工业化，在不同的时期结合国内外的局势和需要，会重点扶持一些产业，为这些产业优先注入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产业会不断的变化，引导着韩国的产业升级。从上世纪80年代起，韩国的产业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由传统的重工业转向高科技行业，投资的主体由政府变为民间，也就在这个时期韩国的资本市场也逐步由自由走向成熟，促成了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也带动了韩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深化。韩国的经验就是：第一，产业调整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要同时进行，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第二，资源的配置决不能一直靠政府的引导，这样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造成资源的浪费，就在适当的时机引入市场竞争，靠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要和国家的产业政策结合在一起，还要预防过度的金融泡沫。
（二）资本市场能支持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缺乏高端技术，创新能力不够，产品的层次比较低，比较优势薄弱；只有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突破，我国的传统行业规模很大，但生产效率比较低下，造成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对于高科技发展的投入，还是我国的一个弱项，高科技对我国整个经济的贡献很小，发展潜力有限。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参考国际上的成熟经验，可以确定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首先，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效率，使现有的产业升级，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通过对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正确引导，重点扶持我国的优势产业，通过优势产业的发展带动我国整体经济的调整，同时要关闭落后的产业，让资源撤出这些领域，杜绝资源浪费；最后，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重点发展高水平的第三产业，让高科技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从现阶段我国产业的现状和发展重点来看，资源的分配必须要依靠市场的机制，没有了竞争和市场机制，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不会有效率。资本的非市场化是造成我国产业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首先要进行资本的市场化，完善的资本市场能更有效率的分配社会资源，促进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能够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能够对产业形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可以大大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第一，我国的资本市场投机过剩，战略投资者过少，因此要加强对投资者的培养和引导，理性投资；第二，我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过少，政府要降低法律的门槛，促进金融产品的创新；第三，不能仅仅依靠沪深两市来为企业融资，这样很多高科技企业筹集不到资金，建立多层次的资本交易市场；第四，进一步加强证环⑿械氖谐力度，不论是增发还是配股均要引入竞争，促进产业的结构调整；第五，我国对上市企业的业绩表现缺乏约束，要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优胜劣汰；第六，大力发展融资的中介机构，帮助更多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发挥市场的配置资源功能，会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分配，促进新兴行业的发展，淘汰落后的产业，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结论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表现，经济发展史就是一个先进产业取代落后产业的过程，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因此我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压力。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很大原因上是因为我国的资源没有实现市场化，很多产业的发展靠政府的主导，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市场化。资本市场和产业是紧密联系的，资本市场的完善，可以引入足够的市场和竞争机制，合理的配置资源，使新兴产业得到足够的资金等资源，逐步淘汰落后产业，从而实现我国产业的结构调整。因此，我国要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促进高科技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层次，推动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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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就业市场需求；高校；专业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G640
一、 引言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为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而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就业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设置不匹配。在2010年，教育部提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加大专业调整力度，满足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同时通过专业结构改善，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教育部还表示要将就业率与年度招生计划硬性挂钩，坚决调减就业率低的高校和专业的招生名额。以就业率调控专业规模，这项政策除"主攻"大学生就业问题外，还预期对高校培养自身特色、形成专业优势产生助推效应。本研究即从就业市场需求角度谈谈高校专业结构调整。
二、相关文献回顾
在国外，早在上个世纪初，美国学者帕森斯（1909）就指出，高校专业设置应该围绕就业市场需求进行设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校毕业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日本小川一夫（2008）指出，正是因为日本高校广泛设置的电子信息专业和汽车制造关联的专业，为日本电子信息以及汽车制造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智力和人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调查显示，2010年美国大量开设的服务类关联专业，为美国近年来的服务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在国内，著名教育学者郝克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2002）一书明确提出中国教育结构有待调整，阳荣威（2006）年对就业难背景下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控进行了研究，邓岳敏（2007）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了适应就业市场进行专业设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麦可思（MyCOS）-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2010）全面分析了社会不同行业的人才结构和专业配置的要求。贾万刚就大学专业设置与大学生就业相协调的国际经验及启示进行了总结等。
而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于对于就业市场与专业设置的关系已经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但是众所周知，就业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因此，需要对具体的区域就业市场和专业设置进行具体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在这方面还比较缺乏，本研究试做初探，以弥补相关不足，同时为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专业设置提供参考。
三、就业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是企业感叹招不到他们需要的人才，而某些冷门高校毕业生却感叹毕业即"失业"，因而，就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近30%的学生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在某种程度上最直观地反映了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匹配程度。所以，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绝不仅仅是因为扩招影响的，主要还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也就是高校专业设置问题。
笔者对广西区内部分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调查也表明，"就业难"不是供给大于需求，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造成的一种阶段性社会现象。一是高校专业设置没能跟上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需求。调查中发现，近年来广西除了继续发展传统工业后，引入了新型工业，产业结构出现了较大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后，带来的是职业、职位、岗位的变化，以柳州市为例，2004年以前基本上以发展传统工业为主，如汽车、化工、钢铁、冶金、机械等产业为主，而这些产业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整个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就业岗位和需求也都发生了变化，2012年柳州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向新能源环保、机电一体化、生物制药三个新兴产业渗透，这一转变必将淘汰了一批职业，又新生一批职业，整个柳州对就业市场的需求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如调查显示，三个新兴产业内的企业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变化速度是高校同类关联专业培养人才的2-4倍，形成了人才供需市场配置的时间差。也许，几年前还是社会需求的热门职业，四年后变成了滞销专业，供给与需求错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人才结构失衡，供求矛盾加大。近年来的人才市场需求供给情况反映，各技术等级的劳动力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以机械加工为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致使出现了部分工科类大学生在校期间又到劳动部门开设的技工培训学校学习拿到技能等级证书。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方面与就业市场需求没有进行好对接，其专业调整的动态性和及时性不够。另外，有些高校从经济效益和学生报读率等方面考虑，在经济、管理等专业大量招生，以广西为例，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有经济管理类专业，而且招生量比较大，造成了本科、专科、职业教育等的专业设置过于倾向化的问题，这样同一类型的人才大量积压，给就业带来压力。
四、适应就业市场需求的高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策略
按照就业市场需求进行高校专业结构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就业市场需求预测入手，做好一系列工作。
一是加强就业市场需求预测。就业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学校能够培养什么人才，如何才能满足就业市场需求，这是做好市场预测的根本目的。对此，要加快建立就业市场需求、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的数据库，定期各专业人才需求的规模、变化趋势和供求状况，为学校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设置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二是把握就业市场需求，合理配置专业。以广西为例，广西近年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力度较大，因此，推进新一轮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准确预测和把握人才市场需求，使专业的调整规范有序进行，更加符合就业市场需求。
三是密切与就业市场的对接。在专业设置及专业培养规模确定时，应广泛听取人力资源管理相关部门意见，定期举行供求双方座谈会，密切高校专业建设、发展与社会的联系。开办社会需要的新兴专业。
四是强化评估手段，加强专业调整的管理。要坚持以就业率为专业调整和评估的重要衡量指标，对于就业率较差的专业，或已经饱和甚至过剩的专业，可采取限制招生规模或引导其专业调整，保证办学质量和毕业生就业。
与此同时，高校应把社会实际需要的学科专业知识及时补充到教学内容中，把社会注重的实践能力培养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防止人才培养脱离就业市场需要。
参考文献：
1.阳荣威.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控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
2.郝克明. 当代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6篇
关键词：盐业；结构；转变
依照国家颁布的各行业企业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政策，笔者认为盐业企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重整结构优化步伐，逐批次关闭落后小盐厂，加快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一、盐业结构调整的内容
（一）制定发展企业集团战略，扶优、扶强重点企业
目前制盐工业可以用“小、散、弱”来形容，未来应该培育起若干大型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组建食盐流通网络。与此同时，通过优势企业间合作、相关产业间合作、盐业与物流企业的联合等，形成一些有区域影响力的或省区间合作性质的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实现优势发展，充分利用集团化企业对市场的调控力。积极倡导建立出口盐基地、特色产业基地、成果产业化试验综改基地。国家应该鼓励盐企建立结构调整成果示范基地，并在资金上给予一定的奖励或者是专门设置一定量的扶持资金。行业企业要积极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大型企业集团应该成为以后设置食盐定点企业的重点，大型骨干企业则成为食盐生产计划安排的重点。逐步构建以大型制盐企业集团为核心的食盐供销系统，加强食盐行业物流管理，实现现代化产业转化。
（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根据目前已知的两碱产量布局，华东、华北和西北三个区域的两碱产量已超过百分之八十。工业盐的运输只能是小范围、短距离的，所以目标市场不能超过一千公里，这样才能保证供应的需求。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铁路交通的压力会逐渐加大，工业盐的运输范围也只能逐渐缩小。我国工业盐的运输半径平均为500-800公里，结合各省区的两碱发展，从而制定各省分解总量。为使食盐销切实得到保障，必须要兼顾合理流向、食盐储备、品种调剂、定点企业、食盐配送中心建设等多种因素。
（三）优先研发高精尖的产品和技术，批次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设备和技术
加快实现盐业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产业化进程。引导现有制盐企业引进高科技，对于高、精、尖的产品和技术要优先进行研发，国家对于这些企业既要提供物质奖励，也要进行精神支持。新购建的装置及设备要按照最新工艺技术要求进行改造升级。盐业企业应严格贯彻《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第三批）》中有关限期淘汰制盐工业落后的产品、工艺、设备的政策规定。
二、盐业结构调整需要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一）鼓励盐企进行结构调整的国家政策保障
1.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尽快修订新的盐业管理条例。参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有关新建、改建和扩建新增盐生产能力的项目，必须坚定走“核准制”道路，也就是说任何项目必须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从而有效减少瞎撞式的投资建设和水平低下的重复开发建设。针对个别企业不按程序履行相关核准或许可手续，便擅自动工修建的项目，或者是不满足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政策要求的项目，要勒令其停止开发，并严究企业和有关人员的行政和刑事责任。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盐业法规的内容也应该根据市场的变化适时进行修改和调整，为避免加大盐政执法难度，进而妨碍盐业销体系的健康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新的盐业管理条例。
2.严格执行市场批准制度，强力推行节能型生产。针对有关企业已建设的或准备建设的项目，每个盐种的产出规模、生产设置情况、产品品质、能源利用效率、高科技经济指标等诸多要求都必须达到国家制定的对应指标，对于不能达标的企业要强制其限期整改，逾期仍未达标的企业要强制关闭其项目。政策上要倾向于海盐区的苦卤综改利用、盐田生物技术应用、莱州湾地下卤水的保护性开采、液体盐的开发和应用、盐硝联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卤水净化、湖盐区的环境保护等环保工程项目的建设。
3.盐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盐产品的生产事关老百姓生活安定和社会和谐，应该常抓不懈。实行《食盐流通现代化实施方案》，构建网络化的盐产品销系统，确保合格碘盐的供应。尽快完成五项工作：盐产品装袋集中化、多依靠网络进行销售、销送流程化、经营实行连锁店式、盐产品管理全部实现电脑化。理清盐产品销送管理系统的每个流程，提升食盐销送流程化速度，慎重选择食盐配送中心，尽快进行盐产品集中装袋建设，提升盐产品流通的电算化水平。
（二）限制、逐批次淘汰落后能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措施
在掌握行业市场发展自身规律的前提下，合事宜的应用行政或法律的手段，干预并加大盐企结构调整强度，积极推动企业兼并和重组，壮大大型盐企集团，为解决盐企实行技术革新的后顾之忧，国家相关部门要制定出十足的保障措施，这样才能有力支持盐企进行科技创新，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加快产业化进程。针对性的扶持有前景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勘察、设计单位的专业发展，打造高新技术研发平台；以部级或省级专项课题的方式进行全社会公开招标，调拨专项资金，对盐业目前急需的核心技术进行重点研究，以求尽快取得成效并付诸实践；国家要在产业政策上尽最大可能调拨盐企高科技技术开发投入的资金；大型盐企集团应该成立专门的高科技研发中心，进行产、学、研的集体运作，加快科研成果变成经济效益的效率；努力学习并消化外国尖端的技术、工艺及装备，利用高科技改造和升级传统盐业产业；对盐企员工要经常组织其进行专业化的技能培训，定期进行技术比武竞赛，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加大深加工盐产品的支持力度，研发盐业产品的新用途，特别是高、精、尖端盐产品的研发，提高盐产业的含金量。以盐产品为依托，水产养殖和卤水化工并进，加快构建制盐工业产业新格局。对于卤水化工、水产养殖、盐田生物等盐业延伸产业，应该参照自然资源综合有效利用、支持农业发展等有关政策扶持向导，从税费角度给予相应的减免优惠，从而使其健康向上发展。由于各地自然资源情况各有不同，各地区和各盐业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有序开发，形成有差异的、有自身特色的的盐产品主导型产业格局，使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优势。
（三）倡导企业进行兼并或重组的支持措施
重点突出各级政府、各行业协会和各地区盐业主管部门的引领功能，有顺序有重点的实施并落实每项政策和每个规划。国家发改委成立盐工业结构调整领导工作小组，从总体上勾画出短期或中长期的发展部署和结构调整规划，统筹和领导全局的盐业结构调整工作，同时根据形势的改变实时会同各下属部门制定针对各地区不同情况的政策和措施，随机抽查或定点检查各地盐业结构调整的实施和实行动态，实行实时监督，及时纠正。各级政府和各所属相关部门要在坚持总原则的前提下，熟读并消化国家有关盐业结构调整的各项细化的政策，布置好本地区盐工业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因地制宜地提出符合本地区的配套举措，确保本地区盐工业结构调整工作井井有条地进行。各地区盐业主管单位要深刻理解发改委盐业结构调整总体部署中的和各级地方政府提出的有关指导性意见，紧紧依托各级政府部门，大目标细化成小目标，逐层逐级落实到位。中国盐业协会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密切合作，适时对整体规划部署提出修订，协调各地区工作的进展，并派出工作人员进行追踪调查，对有关情况实时进行汇总，进而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各项建议和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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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贸易结构调整； 要素市场扭曲； 收入分配
引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不断下降呢？笔者的解释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及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资本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所有者。首先，要素收入分配与贸易商品结构存在密切联系，劳动所有者收入份额下降可能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一个阶段性特征。随着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逐年下降。1995年以来，中国从主要出口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出口机械等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在逐年上升（罗长远 等，2009a）。2000年工业品贸易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为56.17%，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比重为43%，2010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为31.6%，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比重为68.3%（牛蕊，2011）。可见，中国已经从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调整为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随着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的提高，资本将从出口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一方面是丰裕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是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使出口收益更多地被资本获得，不利于劳动者。其次，要素市场的扭曲。利率的管制维持了资本的低价格，由于大多数金融资源为国有银行所控制，政府通过它们向国有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注入资金，使得这些企业资金使用的成本低廉；再加上政府人为制造的“稀缺”抬高了资本的“谈判能力”，降低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这就促使资本投资比例的上升，从而使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上升，产品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
一、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Robertson（2000）针对墨西哥贸易开放的就业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揭示了开放过程中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Harrison（2002）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在金融一体化的时代，资本的流动更加频繁，它的“谈判地位”得到强化，劳动的弱势地位日益显现，并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Diwan（2000）指出，全球化、特别是放松资本管制，可能通过金融危机对劳动收入占比起负面影响，给劳动者带来永久的创伤。Bertoli 等（2007）将Melitz模型的异质性企业引入到新古典贸易理论，论证了存在企业异质性的情况下的S-S定理仍然成立。中国经济学界开始关注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那时起，要素收入分配发生了不利于劳动分配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贸易的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面对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一些学者试图从技术进步、要素禀赋等角度进行解释。殷德生等（2006）认为，自由贸易通过促使发展中国家产品种类数增加型的技术进步加剧该国的工资差距；工资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下降所导致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王少瑾（2007）发现进出口的增加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导致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白重恩等（2008）认为由于垄断等制度性因素，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着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由此造成工资性收入比例的降低。罗长远等（2009b）从产业的视角考虑产业结构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变化、不同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存在较大的差异。王云飞等（2009）认为中国要素流动的成本尤其是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成本非常高，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成本的缩减会扩大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龚刚等（2010）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劳动力供给。郭庆旺等（2011）从税收的角度考率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劳动所得税导致劳动分配份额的降低，资本所得税导致劳动分配份额的降低，收入税使资本和劳动分配份额同时降低。唐东波（2011）通过构建以劳资议价为特征的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方程，发现贸易扩张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水平，FDI却不利于当前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包群等（2011）采用倍差法研究了1998年～2001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的动态影响，认为尽管出口贸易在我国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从微观层面发现出口对劳动力报酬的改善作用不明显。
研究贸易结构调整、要素市场扭曲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文献很少，笔者希望弥补文献的不足，努力在两个方面做深入探讨：一是把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引入H-0模型，将对外贸易纳入到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下，分析贸易结构调整、劳动力有限流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收入变动的作用机制；二是进一步解释在中国劳动力丰裕的背景下，贸易商品出口为何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进步为何偏向劳动节约型，以期对中国贸易结构调整、背离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现象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基本模型
如果贸易品B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则（λLB-λKB）Q^B>0，当贸易品B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时，（λLB-λKB）Q^B
结论1：要素收入分配与贸易商品要素密集度转变存在密切联系，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将使出口收益更多地被资本获得，不利于劳动所有者。这说明劳动所有者收入下降可能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结果。
根据Jones的研究，πK、πL分别表示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从式（11）和（12）可知，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增加劳动所有者的工资，减少资本所有者的工资；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降低劳动所有者的工资，增加资本所有者的工资。资本的供给增加及劳动供给的减少，不利于劳动所有者，利于资本所有者。
结论2：劳动所有者收入下降可能是资本深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结果。投资的大规模增长和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虽然是中国工业产出迅猛扩张乃至整个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不利于收结论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从式（11）和（12）可知，W^A同城乡劳动力流动系数ρ、城市失业率γ成反比；R^同城乡劳动力流动系数ρ、城市失业率γ成正比。如果ρ下降，即城乡之间的流动限制的减少，劳动者的收入就会上升，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就会减少；同理，如果城市失业率γ下降，劳动者的收入就会上升，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就会减少。
三、出口商品资本密集度提高的原因分析
要素收入分配与贸易商品结构存在密切联系，劳动所有者收入下降可能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出口商品资本密集度提高引起的。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类似的国家（地区），即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为主导的国家（地区），其人均GDP水平要比中国高很多。Xu （2007）认为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已是人均3倍于中国的国家才能够达到的。根据经典的贸易理论，随着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的提高，资本将从出口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一方面是丰裕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是产品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使出口收益更多地被资本获得，不利于劳动者。出口商品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1.外资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的上升。1990年以来，外资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不足20%升至60%以上。外资通常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会刺激内资企业增加资本密集度。外资企业较多的地区，平均的资本密集程度较高。赵玉敏（2006）认为外资在中国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比重约占1/3强，而在资源密集型、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中的出口比重超过了50%，尤其是在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占居80%的高份额，1995年～2004年期间外资在初级产品和5类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差异很大，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只提高了6个百分点，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提高了35个百分点。
2.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在一个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社会，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并不必然高，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也并不必然低。政府对利率的管制维持了资本的低价格，中国大多数金融资源为国有银行所控制，再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形担保，国有企业可以较易从国有银行取得贷款以维持经营，导致这些企业资金使用的成本低廉。另外资本和劳动间的议价能力将作用于它们所得到的收入份额。全球化会增强资本所有者的谈判能力，降低劳动所有者的议价能力，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将随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而下降。在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会增强资本所有者的谈判能力。因为资本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不同省份转移，为了追求GDP，地方政府不仅给予资本在税收、土地使用和环保上的便利，还把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劳动保护作为引进投资者的重要措施。政府人为制造的“稀缺”抬高了国有资本和外资的“谈判能力”，降低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使资本所有者获取大部分利润，再加上企业资金使用的成本低廉，这就促使资本投资比例的上升，从而使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上升，产品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产生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
3.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决策者倾向于把竞争力不足归因于技术落后，把掌握“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根据资本丰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开发的，研发的是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政府希望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来增强竞争力，普遍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忽视劳动密集型技术的运用。为引进更为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同时，国家往往对规模以上企业提供数额巨大的补贴。国家每年为企业提供巨额的技术改造资金，为企业引进国外生产技术提供贷款、关税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这些措施降低了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导致采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进而使产品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
4.产品内贸易的发展。学界对全球性价值链和生产分割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理论，其共同的核心思想是国家间在产品生产上更加具有连续性和承接性。生产分割理论与中国最终产品出口结构、传统的比较优势相悖，
反而为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现象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因为垂直专业化生产反映的是不同国家在同一产品价值增值链上的垂直关系，是利用国家间专业化水平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不是依靠产业水平的比较优势来促进贸易的发展，这种生产过程在不同国家间的分布恰恰反映了各国传统的比较优势。
四、结论
通过把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引入H-0模型，将对外贸易纳入到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下，笔者发现要素收入分配与贸易商品要素密集度调整存在密切联系，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将使出口收益更多地被资本获得，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这说明劳动所有者收入下降可能是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结果。资本深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所有者；城乡之间的流动限制的减少，劳动者的收入就会上升。作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出现和要素密集度背离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资本和劳动间的议价能力、地区之间的招商引资之争，人为地抬高了国有资本和外资的“要价能力”，弱化了劳动力的谈判地位，对劳动者不利。受管制的利率维持了资本的低价格，再加上政府的赶超思维，导致技术进步具有劳动节省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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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8篇
内容摘要：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技术条件不同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而导致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和市场结构形成、演变的独特规律。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模式只是市场结构范式的具体运用。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
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余焕新.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
2.杨蕙馨.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
4.孙天法.中国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6（1）
5.李玲峨.经济体制转型与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研究（第1版）[M].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9篇
关键词：期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10-0066-05
我国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始终难以全面发挥，主要源于监管体制改革滞后。推进期货监管体制改革、全面提升市场效率已经成为期货市场跨越“有数量、缺质量”的发展陷阱的必然选择。然而，国内的各种改革意见和政策措施更多侧重的是对既有规章制度的修补和完善。国务院的《十二五服务业规划》仅提出了“完善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品种体系”。中国证监会也多次提出加快推进期货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但切人点主要是“品种创新和交易松绑”两个层面，所能见到的改革措施更多地集中在“强化制度建设，丰富品种，扩大规模”、“强化期货公司中介服务能力”、“积极发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完善风险预警监测监控和防范化解机制，健全监管政策和制度规则”等方面。对于期货市场监管体制的实质性、全方位改革的迫切性来讲，国内各界始终缺乏对既有体制问题的本源性和深层次探讨。考虑到期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要求，关于期货市场监管的改革重点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局限在增加品种和完善规章制度方面，而是监管主体是否有意愿、有勇气放弃长期形成的管制思想和行政监管方法，从体制改革与结构重塑人手，确立弃旧图新、放眼世界的整体改革方略，制定能赋予市场组织方与交易方发展权和创新力的监管法规体系。
一、我国期货市场管制性监管的历史渊源与形成过程
（一）管制性期货监管的历史渊源
我国现行的期货监管体制是一种行政管制性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期货市场在借鉴美日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但当时的期货市场也出现了与美国期货市场早期一样的问题——投机过度和混乱无序。由于缺乏行业自律、政府多头管理及经济转轨的复杂性，导致很难实现对期货市场的有效监管。为此，国务院于1993年决定授予新成立不久的中国证监会以期货监管权，开始对期货市场进行第一次清理整顿和结构调整。当时期货市场的监管导向是“规范起步，加强立法，一切经过试验和严格控制”。但在经济过热、多头监管、市场转轨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期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并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更加愈演愈烈，最终导致1995年“国债327事件”的发生。也正是以“国债327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风险事件，对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思想和监管体制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和持久性的影响。
评价“国债327事件”对现行期货监管体制形成的具体影响，必须首先考虑当时的社会思潮。在期货市场建立初期，整个知识界和政府部门出现了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尽管改革思想赢得了市场发展的推动权，促进了期货市场的建立，但保守思想在期货市场监管体制的构筑方面施加了很大影响。“国债327事件”后，社会保守思想对期货市场完全持排斥甚至蔑视态度，其要求对期货市场进行严格管制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最高决策层的政策制定。在此背景下，1998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开始推动更为严厉的第二次清理整顿。这两次期货市场清理整顿虽然遏制了市场上失去理性的投机，但也标志着我国全面依靠行政手段管制期货市场的开始。
（二）现行期货监管体制的最终确立
针对市场盲目发展和法制滞后的问题，我国于1999年出台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国证监会也相应了配套监管措施。这些监管举措对期货市场发展和监管体制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提升期货市场监管能力、强化市场风险管理、巩固期货市场清理整顿成果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为后来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也有人提出客观批评，认为“我国期货市场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与世界期货市场的发展方向正好相反……管制过度已成为期货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实行严厉的市场管制给期货监管体制的未来改革制造了障碍。因为行政管制强化了监管者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力度，使监管者的监管权力得到大幅提升。在保守的社会思潮仍有市场和监管者加强自身权力保护的情况下，监管者逐渐形成了“担心风险一依赖管制、强化管制”的监管思路。当权力日益强化和集中后，监管主体宁愿加强管制也不愿放权的取向，就成为我国期货监管体制的一大弊端和全面深入推进改革的障碍。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期货市场监管体制在架构设计和法律规范方面均得到全面的改进和创新。在架构方面，我国全面构筑起了由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各地派出机构、中国期货业协会、交易所、保证金监控中心共同组成的“三级监管”、“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在法律规范方面，2007年3月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证监会随之修改和新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章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期货监管体制开始正式成型。正是因为新监管体系产生的制度红利，加之经济高速成长、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刺激，我国期货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迅速进入爆炸式增长阶段。然而，这一监管体制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依然延续甚至在一些范围内强化了对期货市场的干预和管制。
二、我国期货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现行期货监管体制最主要的问题是，不仅没有放松对市场交易和市场创新的过多管制，反而在监管体系的层级架构中引入了浓厚的行政色彩。由于现有体制打通了市场管制和行政组织关系之间的关联空间，最终导致大市场、大监管和小期货公司、小交易者的“两大两小”割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期货市场功能的全面发挥。
（一）行政组织关系与市场管制的结合使改革动力不足
“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塑造了我国期货市场的大监管特点，对于防范和控制市场风险起到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其突出问题是证监会、证监会派出机构、期货业协会、期货交易所和保证金监管中心的一体化监管体系中，内含了较多的直接或间接的行政组织关系。在这种监管体制中，不仅没有放弃对市场主体严格管制的传统做法，反而在组织体系上为市场管制提供了更多便利。因此，现有期货监管体制虽然对狂热的投机行为具有很强的震慑力和控制力，但长期实行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强的负面效应，既会使管制成为确保监管便利和监管成效的必然选择，又会使其具有越来越强的制度惯性，导致监管实践演变为“对市场风险的‘唯’稳管理”，甚至是“对‘不听话者’的严格管制”。在这种体制下，既然风险可以有效地通过行政化的市场管制得以完全遏制，监管体系也就不需要面对市场环境变差和风险事件引发的广泛质疑。这导致监管体系内很难有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和改革动力，也就无法制定和推出实质性、全方位的改革方略。从我国期货市场现有的各项改革政策看，实际上只是一种体制内的修补，是一种被动应对市场发展需求的制度供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主动改革。正是因为不能系统地推进全方位的体制改革，加快优化市场的层级关系与制度结构，我国期货市场近些年并没有因为品种增加、交易活跃和风险降低而全面发挥其应有功能，反而日趋陷入“有数量、缺质量”的发展陷阱。
（二）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出现割裂
依托人事任命权掌控监管体系的机制，在打造“大监管”格局的同时，也导致被监管者的弱势地位，以及市场创新能力不足和发展空问狭小等问题，进而引发新的监管矛盾。如，《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交易所的负责人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任免”，这直接使期货交易所丧失了独立地位，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监管机构的直属部门。由于期货交易所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机构（更不是公司制），所以很容易形成交易所对上级监管机构负责，而不对会员发展负责的特殊局面，从而引发会员期货公司的质疑和不满。有研究发现，66%以上的期货公司认为，交易所的业务关系并不平等，公司处于不利地位；55%的公司对交易所的服务不满意。除服务关系外，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的矛盾还体现在利润分配方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期货交易所不以营利为目”，因此不应在利润分配中占有绝对优势，应该让利于会员期货公司。但我国的期货公司没有权利从期货市场的快速成长中获得交易所的利润，导致期货市场出现了典型的“富庙穷和尚”现象。数据显示，2011年期货交易所和会员期货公司之间的收入比例是3：1，利润比例更高达4：1。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割裂也体现在期货业协会的职能冲突方面。期货业协会本是行业自律组织，但在最高期货监管机构对体制内的人事关系具有绝对控制权和影响力的背景下，期货业协会的应有职能受到潜在职能的牵制：一方面，期货业协会希望努力做好行业自律和服务期货市场发展的工作；另一方面，期货业协会又必须努力配合“行政领导意志”，充当行政性监管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如果不及早解决这个内在冲突问题，期货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终将受到削弱，并会引发与期货公司之间新的矛盾。
（三）严格的风险管制导致期货交易者结构水平落后
在现代期货市场中，最重要的交易者应该是期货投资基金和套期保值者。但我国的监管体制在试图控制散户投资者投机行为的同时，并没有给各类机构交易者足够的发展空间，使期货市场上的交易者结构水平落后。
首先，套期保值者面临现金流和市场流动性困境。与投机活动管制相矛盾的是，我国期货市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投机活跃。2008年后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量的年度问增长率变化差异极大，并呈反向关系，说明资金在交易所之间的轮番炒作十分明显。为满足监管层严格防范投机风险的要求，期货交易所在交易和交割规则的设计方面均趋于保守和严厉，结果不仅进一步引发了炒作和投机，还大大束缚了实体经济所需的套期保值交易。如，几乎所有商品期货在交割月前的几个月都开始不断提高保证金。这不仅造成套保企业的现金流紧张，也导致主力合约月份分布日益远期化，使套期保值者不得不面临选择近月合约还是选择远月合约套保的两难困境——选择近月合约会面临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选择远月合约则会面临基差风险增大的难题。又如，严格的持仓量限制缩小了套期保值者的市场空间；在机构投资者发展明显滞后的情况下，期货交易所为控制市场投机，在2011～2012年强行推行大合约交易，反而导致市场流动性急剧下降，部分期货甚至出现零成交现象。
其次，期货投资基金发展落后。由于担心市场操纵可能引发的巨大风险，监管主体长期以来一直对设立期货投资基金持谨慎态度，并予以严格限制。由于没有对期货投资基金发展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导致机构投资者发展极为缓慢。长期依靠散户交易，使我国期货市场运行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特征。这种非理性特征不仅冲击着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也严重削弱了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尽管我国已经开始探索期货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法人机构持仓比例在部分品种上出现一定的改善性上升，但并不能说明期货机构投资者结构出现了量和质的飞跃。事实上，我国期货市场中做单向趋势交易的投资性机构很少。其中，农产品期货市场是机构投资者发展落后的“重灾区”。由于缺乏机构投资者，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换手率很高，且极不稳定，投机气氛极为浓厚。
最后，套利交易制约严重。套利交易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易手段，与投机、套期保值共同构建了期货市场完整的交易体系。由于交易所对套利尚未进行专门规定，套利头寸要按照投机头寸对待，所以要执行投机头寸限仓制度。而由于套利风险小、收益率低，投资者投入的资金量往往较大，持仓规模也较大，再加上国内远期合约不活跃，套利头寸一般会包括近月合约，因此，套利投资者有时会受到持仓限额的制约。当套利机会有一边出现在交割月时，投资者甚至无法进行套利交易。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交易所没有意识到套利的重要性，主要的原因是交易所必须秉承监管体制中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使套利活动受到“以持仓额限制和控制风险的方法”的限制。
这种落后的交易者结构极具危险性，不仅容易促使监管层进一步管制市场以防范投机风险，甚至会导致整个市场的功能弱化和最终衰落。郭晓利、刘岩在研究日本期货监管体制改革的教训后就发现，“产业套保需求不足，机构投资者发展滞后”是导致日本期货市场突然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不仅要关注交易者结构扭曲的市场表象，更急需思考造成这一现象的体制原因。
总之，我国监管体制中的市场管制方法和行政管理架构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长期实行下去必将导致微观层面的创新力不足和竞争力下降，而仅依靠资金推动的期货市场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我国期货市场不仅在质的方面难以比肩美国市场，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到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国家的挑战。
三、期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
客观地说，现行的期货市场监管体制形成的历史短，积弊不算很深，改革面对的外部阻力并不大。但是，关于改革却面临“说得多、做得慢”、“既没有明确的改革方略，又缺乏具体规则指引”的问题。这导致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宏大目标，日益缺乏能适应市场规律要求的监管体制的有力支撑。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如果不及早推动监管体制改革，我国期货市场将长期沦为发达国家的影子市场，并造成大宗商品定价权旁落、国民财富大量流失和实体经济严重受损等问题。因此，我国亟需深入剖析现有监管体制的不足，抓住市场繁荣、流动性充裕的良好机会，制定严谨的整体改革方略与市场发展规划，加快优化期货市场的层次结构，完善内部联系机制。
（一）转变监管理念，重塑监管主客体关系
我国的期货监管体制改革不应只体现在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政策调整上，更应是一个自上而下进行变革、调整和适应的系统过程。因此，推进改革必须综合考虑市场创新、交易者活力和国际商品市场竞争的需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突破点。长期的行政化管制使监管者握有监管体制改革的绝对控制力，逐渐成为期货市场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能否推进期货监管体制改革主要还是要看监管者是否愿意放弃行政手段和人事任免权，摒弃长期奉行的风险管制思想，确立全新的服务型监管理念。唯有如此，才能适应市场规律要求，合理规范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职责范围，修补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业已割裂的关系，提高微观市场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可持续创新能力。特别是在使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营机构真正成为市场创新主体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吸取规则监管优点，推进原则监管建设
应借鉴美国的监管经验，在期货监管体系中建立具有灵活性、风险敏感性和全球兼容性的管理机制，以原则监管作为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并将传统的规则监管方法作为补充。在具体的监管体系重塑中，可以将以往“超前的事前风险管制”和“对人事关系的控制”转变为加强行业内的财务监管、信息披露、交易风险预警和市场行为的动态监管等。在改革过程中，应着重提高监管人员的业务能力，提高监管机构及时应对风险事件的直接干预能力。为防止监管者在原则监管活动中频繁越位，应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建立起监督机制。在监管体系内，可以建立常设的监管监督小组，对风险监控活动给予指导和督促。在监管体系外，可以借鉴美国的金融研究办和监管智库体制，建立独立的证券与期货监管研究机构，定期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交监管效率报告。
（三）重塑市场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
由于我国期货交易所实际上是行政监管的附属物，所以市场规模虽大，但国际竞争力并不强。对此，监管机构应当按照“剥离出一部分，加进去一部分”的思路，尽快优化市场组织体系和运行结构，实现风险管理和效率提升的有机统一。“剥离出一部分”是指积极应对全球期货与金融衍生品清算体系的集中化趋势，剥离出各期货交易所的结算部，建立一个财务制度完善且具有很高信誉度的独立清算体系。这个独立的清算体系应当与期货保证金监控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全面提高保证金使用效率和市场监控能力。统一清算体系的组织架构和运行主要由《期货法》或相关条例予以安排。需要注意的是，清算体系的统一和独立不能成为加强管制的手段，应避免其成为最高监管机构新的附属。“加进去～部分”是指在疏导中远期现货市场发展的基础上，顺势推动场外交易市场（OTC）的建立，使其成为期货交易所的新型业务空间，全面提升期货交易所的国际竞争力。应通过简政放权，对期货交易所进行实质性的改制，由交易所自行通过并购形式组织建立OTC市场。考虑到会员制本身具有的历史疑难问题和制度惯性，建议改革一步到位，将交易所改制为公司制。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不受行政羁绊的微观风险管理体系，使交易所真正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有效整合市场组织。
（四）加快法律体系建设，推进监管法治化进程
市场结构调整范文第10篇
一、面向市场的银行结构调整
1、调整的背景。
1994年，我国银行业接受了一个国际准则，即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说明我国的银行业开始走向市场、走向开放。巴赛尔条约要求银行的核心资本与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4%，其总资产或净值占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8%。这是一个保证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的有效准则，不仅为35个契约国所接受，而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我国还将该标准正式载入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中。按巴赛尔标准，商业银行必须要按照有风险的企业来进行经营，而不能以空壳银行通过转手经营储蓄者资金来生存。这与空手套白狼的传统银行理论不同。按照传统的银行理论，银行是将资金所有者“典当”的资金视为自己的资金贷给需求者，银行本身并不在经营中投入资金。由此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高风险经营)、破产威胁及信用下降，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所以，为控制风险，提出资本金标准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巴赛尔条约的含义。
80年代，我国的银行与财政分离，开始承担独立的职能，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遗产，再加上国家财力因放权让利而削弱，政府为控制经济，我国银行业采用了近乎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国家通过该体系将收集的资金投于国有企业。为了使该流程不至于被中间截流，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居民的资本选择，如取缔民间非正规金融，限制证券市场发展，控制直接投资等，但是，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资金获取渠道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资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国银行业经过了一轮自由化的改革，出现了一些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国有银行垄断了社会资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兴起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现的金融组织，担负着地方性的资金融通工作，成为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经济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国的城市信用社达5000家以上，其贷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体企业，8%左右流向私营企业。据估计，提供给私营企业的贷款相当于国有银行的5倍。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资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来吸收社会资金或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以较高利率借出，这就增大了经营风险。在经济高涨时期成立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从事委托存贷业务，实质上是利用关系以低利息从国有银行弄来资金，然后以市场利率贷放出去，或干脆自己从事房地产等高风险高盈利投资，这实际上是国有银行逃避国家信贷管理进行风险投资的手段。据估计，到1995年底，国有银行对信托机构的放款数额达5500亿元，这也是国有银行呆坏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压缩信托投资公司规模使其与商业银行脱钩的办法，其数量从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资金损失大多已无法挽回。
还有一个因素也要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迅速在全国布网经营，但由于实行地方的分权式管理，这些机构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再加上银行经营管理不善，许多基层机构成为国有银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随着银行商业化的推进，巴赛尔标准的实施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银行不仅追求效益的冲动开始占了上风，而且金融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下，各个商业银行开始收缩战线，压缩基层银行机构，上收贷款权力，货币市场出现了逆细分化倾向，一方面存贷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其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其他商业银行也从基层行集中资金，进行大额度放款，使得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渠道进一步萎缩。这一格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变得更严重，银行收得越来越紧。由此可见，在垄断和集中化的主导趋势下，我国的银行体系还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国有银行包袱重、经营管理水平低，且资源垄断严重；二是非国有银行实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差；三是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机制，致使银行经营风险大。在这种格局下，因为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资金的流向不尽合理，所以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这是银行业调整面临的基本矛盾。
2、调整什么，怎样调整
从一国的整个资金流动过程看，个人获得的各种资金有三个流向，即消费、储蓄和其它投资，社会资金流入银行业暂时或长期地存放，银行所能动用(贷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能够完全履行其作为资金集散中心的职能，则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应是基本平衡的，因为资金供求者与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虑外部因素)。但是，在经济剧烈波动或资金流动存在结构性失衡时，上述的对称性被打破，就会形成资金供求失衡。在我国的资金流动过程中，这种失衡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引起，银行吸收分散资金集中供给国有企业的结果是，资金过多地流向并没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国有企业(甚至有些充当了资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资金无法满足，于是形成资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为地造成资本高价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资金食利链，滋生腐败。不仅如此，国家控制储蓄利率也是对供给者的利益剥夺，因为储蓄者被取消了资金使用的选择权，只能以低价获得利率。对于从事资金集散的银行来说，更是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资金支配权成了获利的最佳工具。通过低价收集资金剥夺储蓄者的利益，并没有通过商品的低成本和低价格返还消费者，而是成了各类中间取利者的收益和无效益的投资，结果是银行反而背上了重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为高利贷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我们调整银行结构的基本出发点，即疏通资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场化的资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问题相当复杂，主要有：
一是要坚决消除资金无效分配机制，使资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服务的情况并未改变，国有企业提供了二、三产业整个产出的不足40%，但却占用着60%以上的资金投入，这是造成银行业困境和社会资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资金能真正按市场规则进入资金的真正需求部门，是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银行结构体系，打破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在我国，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国银行体制还基本上是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资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银行业的正常竞争也不会形成。所以，要求国有银行扩大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鼓励和发展紧贴市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体制是从民间部门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过程中生长起来的，而在计划体制背景下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更应是政府部门的退出与民间部门的进入和成长，变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为由民间部门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在民间部门之间确立正常的金融交易关系。不仅如此，资金服务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性的体系，因为资金需求是复杂的，单靠正规的银行业并不能全部解决需求者的问题，如农民贷款，城市小型工商企业、个体劳动者、风险型企业、贫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资金需求等，只有通过各种特殊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服务；银行体系完备了，资金的结构性流动失衡才能最终解决。所以，开放银行业的投资，形成多元化的银行格局，是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环。此外，现有1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也有一个调整问题，包括存款保险、重组合并、剥离不良资产等。三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调整。在这方面，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资本金，降低不合理债权；将逐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制，引进其他投资者；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简机构人员、提高银行竞争力等，使国有银行逐步走向市场。同时，为了缓解宏观资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划分了银行贷款权限，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类非国有经济。这些政策调整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摆脱困境，提高竞争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产权、人员、资本金、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改革。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困难，那么，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更难。而能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使资金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定价基础。现在，国内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其利率已经市场化了，且目前价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变形成机制，使利率市场化的最好时机。这时放开贷款利率以形成资金的市场定价，能够促使银行改善经营，使资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障碍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顾虑，担心放开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实，放开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在价格普遍走低的情况下，利率也不会升得太高，况且央行控制着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可以进行调节。二是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构成长期收益曲线，是市场利率的基准线，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事情正好反了过来，不是国债收益率影响和决定银行利率，而是四大银行的成本决定国债的招投标价格，国债利率的涨跌取决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行为，因而目前的国债收益率还难以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在削减四大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同时，能否作出适当安排，限制四大银行的行为，使国债收益率逐渐成为市场利率变动的参照。以提高银行竞争力和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改变过去集聚社会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是对改革以来出现的银行业集中化和垄断化趋势的修正。做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纯通过资金的输入来达到高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后患无穷。这就迫使我们的金融结构要进行分散化、市场化的调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要求和?尤隬TO的需要。以银行调整为重点的金融结构调整，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证券市场发展
在银行业开始结构调整的同时，做为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证券市场正在稳步发展，以《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试点后正式纳入金融体系，并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我国证券市场概况
为了使本文的叙述更有针对性，这里的证券市场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场，而其它类型的证券，如政府和企业债券暂不做分析。
企业的股票是该企业资产所有权的代表物，是一种明晰的产权，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种所有权的拥有和让渡，前提是该代表物(股票)必须是真实的。所以，股票本质上是与国有企业的含义相冲突的，因为国有企业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当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其产权无法分割，如果分割则利益应归于全民，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实现的(实际分割与此无关)。好在我国90年代搞的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及自发交易市场的形成，并没有考虑理论问题，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论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兴起的证券交易场所，还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开始时都是地方行为，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这里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放任和不规范的市场。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规则是由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上市挂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缴纳挂牌费，而证券经纪商上交手续费给交易所)，所以，从监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权力保证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资产实际存在)，但没有权力去保证上市公司不搞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所以，上市规则事实上对上市公司并无约束力。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体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投资者是不清楚的。当一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化为一种代号以后，事实上，投资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该符号的实际内涵，因为符号的收益能脱离企业的资本变化，这就为大批投资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间，符号本身也就具有了价值。但是，对符号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终股票价格就会波动。对投资者和股票价格进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资者可以为所欲为，操纵市场，就是监管的问题。监管是一种公共产品，就象警察维持公共秩序一样。所以，规范市场行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证券市场的运行缺乏制度保障，资金大户肆意做市，投资者盲目炒作，股价连续翻倍，造成市场无序，于是，国家正式建立证券管理机构，开始介入监管，在上市公司的选择和控制投机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证券市场监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过度，其效果相当于引进老虎来驱赶狼，使市场陷入另一种无序状态。无奈，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走入了这一极端。随着管理权限上收，政府的证券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地插手证券市场的运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审批制和额度制；其二是直接监管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长由政府掌握，指标由政府分配，审批办法由政府制订，审批过程由政府执行，一句话，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解决了上市公司无序增长的问题，但却造成供求不协调，市场剧烈波动，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合伙欺骗投资者等问题。不仅如此，政府监管不是从规则上着手，而是采用无规则的(救火式)一事一议的处理办法，引导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去寻找监管的漏洞，市场的无序性有增无减。其间以琼民源事件最为典型。这段时期的证券市场是被管制的无序，表面上国家监管，但该管的没管，反而使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市场，结果是加剧和放大了市场波动。深沪两地的股票指数从1993年上半年达峰值后一泻千里，至1994年6月份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价格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见，两市资产损失达数百亿之多，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在1996-1997年，政府曾经发动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归于沉寂。这一时期，两市的市场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市场的不规范则是显见的事实。
对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理论上有五阶段之说，即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崩溃阶段、成熟阶段，具体来说，这五阶段情况如下。
①停滞阶段。股票市场处于初创期，仅有少数人知道股票市场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续烦杂，交易成本高，挂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价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价水平，有可能随时间推移使股票价格低估。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更是如此。不过，当投资者开始发现股息收益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时，就开始购买股票，起初很谨慎，然后逐渐踊跃。
②操纵阶段。当一些市场参与者发现，股票供应量很少，流动性有限，购买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种或多种股票价格上升时，操纵阶段就开始了。只要价格扶摇直上，其他人就会开始购买，操纵者赚钱后就可以迅速离开市场。使股票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变更，可以引起更活跃的交易。
③投机阶段。当一些人开始获得大量资本收益和利润时，更多的投机者就会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场，当价格被哄抬到高过股票基本价值，交易额迅速上升后，投机阶段也就开始了。新发行股票过多地被认购，以致使许多公司公开出售股票，股票供应量迅速扩大，这时，再加上政府开始介入市场采取行动控制投机，如保证金要求的提高，较高的经纪人佣金，机构投资者的销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税，过多出售政府所拥有的股票或刺激对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销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机效果并不明显。
④巩固或崩溃阶段。随着政府的介入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到一定时候，股市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枯竭，新发行的股票已无法认购，投资者开始意识到，股票价格已升得太高，股价与其基本价值已无任何联系，股票价格开始下跌。相对于繁荣程度的大小，股价下跌的速度有缓有快，这里就开始了调整或崩溃阶段。在发生这样的价格下跌后，投资者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信心。这主要取决于价格下跌的程度，也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利率、经济增长、公司利润率、通货膨胀、其他投资方式的收益、政府对鼓励股市发展的刺激措施及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等。在这一调整阶段，许多投机者会成为投资者，他们不愿亏本卖出，把股票作为长期投资形式持有，希望将来价格回升。
⑤成熟阶段。当最初的投资者重新获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价格跌落时未受到损失的新投资者也参加市场活动后，一个新的成熟阶段也就开始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市场活动，会促进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交易量会趋向稳定，投资者也会更有理性，股票供给范围更大，流动性也得以增强。股份虽然会继续波动，但已变得不那么剧烈。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价格波动，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大幅变动，其它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和政府过度干预等因素所致。
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前四个阶段，现正在进入第五阶段。目前，我国深沪两地上市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总市值近4万亿元，流通总市值1万亿余元，是一个影响力日大的和发展中的市场。
2、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调整
在正式确立了证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确立了其作为直接融资市场的身份，而且通过各种具体措施来提高证券市场的地位(如证券法的出台等)；二是在市场的规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气，特别是在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过去的投机市、政策市的状况大有改观；三是市场的投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者的结构有了改进，使得市场呈现稳步上扬的格局，与经济大环境的走势基本相符。这些变化，得益于证券市场的政策改进。在证券法出台后，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在规范投资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为上有了很大进步，使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成为主流。这些政策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针对整个股票市场投资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剧烈波动和投资者行为难以规范的缺陷，着力培育和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如组织大型证券投资基金，改组证券公司以扩大其股本，允许和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入市买其股票，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买卖挂牌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等，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从事拆借、买卖债券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贷款等，鼓励一批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稳定市场、规范市场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证券市场创造了一个逐渐改进的市场环境。不过，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机制，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相应提高，再加上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与散户投资者的资金之比为1∶10，存在严重的结构偏差，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其行为也不规范，短期化倾向严重。须知，营造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生存发展的市场环境，是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会经历五个阶段，而且还会出现反复，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投机严重，投资者的行为长期无法规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质量、规范化运作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准备在现有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再发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增强机构投资者的实力。如果能够在2-3年内使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资金实力之比，由目前的1∶10变为3∶7或4∶6，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础。
第二，政府行为不断规范，按市场规则监管证券市场的政策环境正在形成。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可喜的变化，前十年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除了市场本身的运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谓政策造成的剧烈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市公司资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场风险。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造成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等。可以说，当时是以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的思维在经营和控制这一高风险的市场，结果该管的没去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给市场的发展造成了障碍。目前，这些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现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发行审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标分配。今后企业股票发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发行指标以及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荐，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经省级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股票主承销商就可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并报送申请文件，证监会对拟发行的股份公司核准后，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发行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批。这是按市场规则分配资源的重大改进，也是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步骤。过去实行的所谓发行额度分配办法，是典型的政府经营市场的体现，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行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场崩溃，深沪两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暴跌80%，大多数股票价格被压缩在1-5元之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起因于国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发行55亿股票。上市指标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资源利用效率低。如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数采取数量控制，地方新发行的股票是大盘而家数少，形成人为资产膨胀；而为了控制股票数量不控制家数，则大量上市一些流动股极小的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为严重的，为使国有企业脱困，大量经过包装的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如ST红光事件)，造成大量亏损或毫无发展前景的企业市场，给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直到目前，许多大盘股国有企业的股价还在发行价附近波动，受到了市场的长期冷落，企业本身也没有变化。所以，改变股票供给方式，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股票供求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是通过股票发行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套利机会。过去，股票的一、二级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差价(1-5倍)，使得一级市场的申购资金多达数千亿元，无风险套利盛行，而且那种发行方式给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提供了一个暴富的机会，由此产生了各种腐败行为(如已暴露的大庆联谊等)。通过股票上市的上网发行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相结合，发行价格采取不事先确定而由市场申购者的需求确定等措施，为股票的合理定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样，一、二级市场价格的人为差别消失，使投资者处于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础。
三是市场的扶优汰劣机制正在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创设二板市场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鼓励重组的政策和退出证券市场的机制。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终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产，即使早已资不抵债或已形成巨额负资产(如PT农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样交易，而且市场价格不低。投资者之所以敢于冒险买卖这种股票，就因为他们认定，这类企业不会真正破产清算，而是会有各种政策使其复生或以壳资源转让。对于这类已经结束其经营期的企业，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才会激发证券市场的活力，使投资者真正投资于有价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连续三年以上亏损的上市公司逐出证券市场的试点，将是改变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体实施办法。不仅如此，在实施汰劣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扶优的办法，如对于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创设二板市场来促其发展，对这些企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记录、最低资本额为3000万元，并对这些股票不设单日买卖涨跌停板限制。该市场有可能在年内推出。这样，发展证券市场就与实施产业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版权所有
历过十年的试点运作，我国的证券市场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规范。不过，要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大户提前知道重大信息进行炒作的现象严重；大资金者的行为没有得到规范和监管，造成庄股盛行，短期炒作，给市场的稳定形成威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督薄弱，目前通过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审核的机制不完善，虚假报表时有发生；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机制不完善，投资者没有更多的风险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涨才能获利，因而，投资者风险大，机构投资者尤甚等。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三、证券市场与银行业协调发展
在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时，作为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居民的储蓄增量呈现不断下滑之势。从去年6月以来，居民储蓄增长率不断下降，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负增长。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提出了银行和证券市场发展的相容性问题。从宏观资金总量看，从银行流走的一块资金进入了证券市场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流动的合理性和规模分配格局应该如何理解。
我们知道，银行业是通过发达的分支机构吸收零散存款后投放到经济中去，这一供求转换过程能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降低资金供给者的风险。但是，银行运用供给者储蓄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贷款活动时，却承担了市场的全部风险，特别是如果银行资金投向单一，风险大，成本高，则会使经营风险增加。一般来说，银行的风险有两类：一是系统性风险，这是由政府的利率汇率政策、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政府的控制等因素造成的，只要从事银行业务，这类风险都有。这是银行所无法控制的。二是经营性风险，指银行资金投向、资金运用策略、资金风险评估、管理水平等，各个银行的风险不同，其大小由经营管理水平决定。过去，我国的银行风险主要是系统性风险，银行不良债权的形成多由政策引起。近几年，随着银行的商业化的推进，银行自身的经营性风险加大。这就给银行业的经营提出了新要求。不仅如此，过去国家通过限制个人的投资渠道来保证银行资金供给的政策，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逐步削弱和消失，使银行只能立足于市场求发展，垄断社会资金的能力自然减弱，银行业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了企业系统中的一员，这些都属正常。应当看到，通过银行来配置社会资金，是一种高成本、高风险而效率较低的配置方式，因为，间接融资体制是将资金通过银行进行评估后再贷放给企业的，而银行的评估更多地依据过去的信用、资金安全性来考虑，缺乏一个合理的市场竞争规则来选择合适的资金需求候选人，更多地是靠长期关系、主观判断和某些人的决策，信息完全不对称。所以，这些资金并不一定会落到最需要资金而又资金利用效率最高的企业之手，以至会出现地下的资金二级、多级分配机制，形成资金的高成本、高风险，即使市场再发达，这种缺陷也难以克服，象我国这样正在形成中的市场，上述缺陷更为明显。与此不同，证券市场做为一个直接融资的渠道，其资金流动规则和价格由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来定，并且信息更为透明，投资者被免去了中介机构经营资金的成本等，所以，通过证券市场来配置社会闲散资金是一个更有效率、风险更小的市场。国外的经济发展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象美国这样直接融资发达的经济，其资金利用效率比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日本等国家要高，而且，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也要高，所以更具有持续性的经济成长能力。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正处在发展之中，深沪两市的流通市值刚过一万亿元(而真正进入上市公司变成股本的更小)，而1998年底，各类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为11万亿元，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通的资金只及银行间接融资的1/10。所以，现在谈论直接融资对银行冲击并不现实，只是由于银行目前不良债权较大，这一变化值得关注。不过，随着直接融资的不断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今后必然会提高。究竟怎样分配比例合适，则要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而定。对于滞留于证券市场的数万亿资金，不是资金的真正分流，而是银行间资金分配格局的变化。从银行统计看，减少的居民储蓄(M2)以保证金形式在证券公司存入银行，变成了银行的活期存款M1，从构成上看是M2减少而M1增加。这与目前银行系统统计数据的变化是相符的。这些资金并没有消失，只是科目转换。不过，由于证券公司的保证金一般存入有发达分支机构的国有银行，造成了银行间资金分配格局的变化，对非国有的中小银行不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推进银行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