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05:25:09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先后公布，对于会议的不同版本解读正不断涌现出来，加之近日陆续出台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放开民航低空飞行管制等新政在一边推波助澜，对于会后改革动向的猜测和讨论似乎进入了一轮由各路精英主导、全民参与的互动环节，全会文本解读学由此应运而生。
在热衷于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文本及会后动态的队列中，券商可以说是其中的一支中坚力量，虽然《决定》中涉及股市的内容只有“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和“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短短两句，但这并不影响各路券商抛出自家解读研报的进度与热情。以至于某网站的编辑们也开始为这些解读的可信与否捏一把汗，挂出“普通民众与中小投资者出于生活与投资原因，对全会信息非常重视，请勿为引人关注而做惊人、随意语”的小贴士。
来的正是时候
日信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公报》“来的正是时候，但只是一份纲领。”分析师在全面梳理了文件中的一些新提法之后，似有遗憾地点出，相比会前市场对土地流转、财税体制、金融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化等方面的高预期，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内容“只在其中一笔带过，并没有更多详述”。与券商研报判断相呼应，《公报》后的第一天，市场情绪果然走低，A股单日大跌1.83%。
尽管对于《公报》略感失望，不少券商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趋向仍保持乐观，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表示，《公报》明确了时间表，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说明改革仍是一项长期任务，任重道远。但他也同时不得不指出，“从具体内容看，依然需要未来的细节去充实。”
直到稍后《决定》出台，A股当日大涨1.68%，表明尽管与最初的预期悬殊较大，市场对全会即将带来的新气象依然十分乐观。知命股评人皮海洲指出，“决定中有关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的诸多措施，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注入了动力，将对股市构成利好与支撑。”
乐观和期许的声音在券商中虽然占据了主流，但对于全会的纲领性共识能否一一落实，仍然不时有人表示担忧。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日前既公开表示，“我们经历了多少次三中全会，我们的改革决定都是写得很好的，都是深得人心的。但遗憾的是，每一次落实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折扣，不能很好地把各项措施落实下去。”
股市要涨了吗？
早在全会召开之前，就有媒体对会议存在利好潜力的行业进行了梳理，推出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养老产业、生育政策等六条改革红利掘金主线，其中包揽了通信和计算机板块、环保板块、创投类、小贷金融类、民营银行类、土地流转概念、国企改革概念、养老地产、养老医疗、养老保险、母婴药类、婴幼儿奶粉类、纸尿裤原料类等股票，提醒股民密切关注。
根据《证券日报》相关统计，到2013年10月底，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总账户数较年初都有稳步增加，其中QRFII账户数量增幅最高，达到118%；其次是QFII增长45.08%，基金、保险、社保和企业年金的增幅分别为22.25%、17.37%、17.35%和9.52%。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期间个人投资者账户数增长仅2.25%，说明机构投资者对于股市的乐观预期比个人投资者要高的多。
中信证券的分析人士认为《公报》、《决定》涉及的具体措施少，但其显示的改革决心却比预期要大，并且适时抛出一份有望受益的行业清单，文化、环保节能、军工、教育、医疗养老等五大领域赫然在列。但该分析同时指出，此次三中全会将成为市场逻辑的一个拐点，虽然短期仍能为市场提供支撑，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一作用将逐渐减弱，经济基本面仍将是决定市场走向的关键。
股市会更健康吗？
分析人士认为《决定》和以前的重要文件有很大区别，在讲金融的时候，银行不是重点，这更加突出了资本市场的改革。该分析人士指出，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对股市有较长时期正面影响，现在是审核制，今后是注册制。注册制可以查出那些有造假行为的上市企业，所以注册制可以使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近日证监会主席肖钢在某杂志年会上完成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公开演讲首秀，由于处在十三中全会刚刚结束的时间节点，这个主题为“资本市场改革”的发言受到广泛关注和解读。
肖钢指出，坚定不移的推行注册制的改革，真正的还权于市场，还权于投资者。“证监会是最小的，但是在拜佛作揖时小指是离佛最近的，佛就是法，所以证监会要借用法律责任行使它的职责。证监会在市场化职能改革中要扮演小拇指的作用，很小，不大，但是它要有法律的权威。”在肖钢的所谓“五指理论”中，大拇指是投资者，老大；食指是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中指是媒体；上市公司是无名指；证监会是小拇指。
未来几年，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或将得到更加完善的保护。肖钢表示，未来证监会的职能将转到“两维护一促进”。两维护就是维护公平、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通过两维护促进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由过去的审批者，转变成真正的监管者。
本期做客“基金经理面对面栏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经理魏凤春和融通新蓝筹基金经理姚昆。他们认为，在三中全会之后的11月投资策略，应该是坚决回避利益受损者，并从受益行业中寻找优质标的。
11月行情要谨慎
《投资者报》：2013年已到年末，展望2014年，对投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仍是美联储QE政策的走向，在内部则是货币政策、改革举措与政策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召开，请谈谈你们对全会公报的一些看法。
魏凤春：美联储对QE缩量还是退出举棋不定，这种不确定性的消除将是长期的过程。在该过程里，对货币宽松的敏感资产或已进入一个死结，比如黄金，QE缓退它不涨，QE真退出它可能也不跌。但现在，最令投资者纠结的还是QE政策的不透明，黄金、美债或美元等资产难有趋势性行情，这也是制约A股的因素之一。
国内对A股影响较大的因素，首先是货币政策的收紧。央行有意收紧货币，除了想主动对冲三季度外部资金的流入以外，抑制M2增量，激活M2存量，也是考虑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无风险利率抬升，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将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务成本，对A股上市公司必然是利空。
三中全会之后，或有具体的改革举措，这对A股将有结构性影响。目前的A股，有想象力的没有盈利，有盈利的快没有了想象力。11月之后，包括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14年可能推出的改革举措等，或将引发A股的结构性调整，届时受益与受损的行业或个股将更加清晰。
姚昆：三中全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点，根据目前的信息来看，可能会在土地、财税、金融、国企等领域做出路径规划，从而释放中国中长期增长的动能与活力；从目前披露出来的10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大多数的数据都符合甚至超出市场预期，表明我国的整体经济依然稳健，超预期下滑的风险并不存在，因此大盘向下具备较强的支撑。
对于板块而言，我们认为消费服务和科技创新仍是未来A股的主要投资方向，医疗服务、大众消费、高端装备、环保、传媒行业中的平台型公司等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板块；此次三中全会释放的改革信号中最为受益的板块和个股，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机会。
但我们对11月的行情表示谨慎乐观。尤其是在利率处于高位、通胀压力隐现的情况下，央行是否会适当收紧银根导致流动性超预期的趋紧？这个问题我们会一直关注。
《投资者报》：刚刚姚总对11月的行情表示了谨慎乐观，这方面魏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魏凤春：四季度，A股的投资者比较关注改革的投资机会，对改革的预期比较高，各种政策主题在之前就已被资金追捧，而11月的十三中全会是个证实与证伪的关键节点。为规避大的不确定性，我们11月的投资策略也以三中全会为界，分之前和之后的两种思路。
三中全会之前的投资策略，我们已在四季度的策略报告里表述，主要的思路是“脚踏实地”，维持对新兴、轻资产行业的配置，对基建和房地产等中游保持中性，但对周期、金融和白酒行业保持负面，建议有限参与改革主题，坚决规避估值脱离基本面的成长股。进入11月，随着市场炒作加剧，我们对这一策略做了微调，建议在三中全会之后，对不切实际的政策主题少碰为好。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会议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解读，认为这次会议对投资的最大影响，或在于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会议表露的改革意向，或对金融、石油、电力、铁路和政府消费等相关行业有负面影响，对军工、安防、医疗、文化传媒、新能源、环保和信息化等行业则是利好。因此，在三中全会之后的11月投资策略，应该是坚决回避利益受损者，并从受益行业中寻找优质标的。
A股对国际热钱吸引力上升
《投资者报》：根据上市公司三季度末前十大流通股东数据统计显示，QFII的持股市值为792.73亿元，比二季度末680.32亿元增加了112.41亿元，增加幅度为16.52%，持股市值创出近6年来的新高。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
魏凤春：QFII逆势增持A股，说明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看，A股的吸引力在上升。自2012年以来，管理层加快了QFII的引进步伐，QFII的投资额度已经从2011年底的216.4亿美元，增加到今年10月底的485.1亿美元，绝对额增长一倍还多。截至2012年底，QFII持有A股的流通市值占比仅为1.4%。从这个数字看，中国股市的对外开放度还处在很低的水平，QFII对A股的投资额度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现在QFII的持股市值创出6年来新高不足为奇。
对QFII投资行为的解读，我们认为有两点值得讨论。第一点自2009年以后，A股一直处在下降通道，无数投资者蒙受损失、心灰意冷，相比其它投资选择，股票市场逐渐沦为鸡肋。但对境外投资者而言，A股的投资价值却逐渐凸显：1.A股估值中枢下移，已与成熟股市相当，确实具有了长期投资的价值。2.由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正在平稳转型，股市风险溢价趋于下降，A股也在逐渐摆脱新兴市场的标签，表现出成熟股市的气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晴雨表，A股具有资产配置的价值，将来纳入全球股票指数之后，国际资金对A股的配置需求也将日益强烈。从这两方面看，国内投资者需要重新考虑A股的投资价值，提振对A股的投资信心。
第二点，对QFII的投资行为不宜过度解读，更不必盲目跟随。QFII确实是A股投资者里最独特的一类，但并不说明国内投资者就要去效仿。从三季度QFII持有重仓股的行业分布看，它们会持有较多的周期、金融以及消费板块的蓝筹股，但是公募基金在三季度的配置却转向医药和TMT，对煤炭、有色、建材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配置较轻，甚至几乎没有配置。这种投资的结构差异，可能来自对A股及中国经济转型的认识。国内机构可能更有本土的认知优势，能把握经济转型的投资机会，而QFII更善于做国际比较的投资，寻找价值低估的机会。
姚昆：一方面，这说明了QFII资金对A股的关注程度。从中长期来看，目前A股可能处于底部区域，大盘蓝筹的估值水平相对较低，也基本与国际接轨（AH溢价消失），部分行业对于QFII而言具备了较强的吸引力，因而QFII的资金配置持续增加。从配置思路上来看，QFII比较青睐的分红较好的大盘蓝筹股目前处于相对低位，QFII的增持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800亿元的持股市值相对于A股20万亿元左右的流通市值而言，仍然是很小的比例；400多亿美元的QFII额度对于境外投资者渴望参与A股市场的巨大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车薪，因此我们预计只要相应的QFII额度不断提升，A股市场的QFII持仓仍将会逐步增加。
两融标的无碍市场行情
《投资者报》：据统计，今年三季度共有60只两融标的股获得了基金的增持；共有515只标的股遭到基金的减持，占所有两融标的股数量的七成以上，对此，你们怎么评价？看好或看淡的理由是什么？
魏凤春：两融标的整体看，还是以金融、周期等行业的大市值个股为主，成长性行业和个股相对较少，比如创业板的两融标的晚至2013年1月底才放入，到目前也才35只。因此，融资融券标的的覆盖面相对较窄，在风格和行业分化较大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对两融标的进行大面积增减持，属正常的投资行为。
一般情况下，股票基金增持或减持某只股票，并不会考虑它是否是融资融券标的，对这些标的的增减持，主要是基于对基本面的判断。三季度对两融标的增减持的极端分布，主要反映了股票基金的投资偏好。2013年以来的A股分化严重，截至11月13日，上证综指下跌8%，中小板和创业板上涨近13%和70%。从行业看，年初至今煤炭下跌约38%，传媒上涨93%。往后几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大的背景是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到创新驱动，政府更加关注民生和生态环境，这种背景下受益的当然是新兴或民生攸关的行业，受损的更多是周期行业。所以，这种周期与新兴成长分化的格局可能继续。
姚昆：今年的行情比较特殊，结构性的行情比较明显，大盘蓝筹的表现相对平淡，而成长股尤其是创业板的公司表现极其抢眼，三季度更是行情分化到了极致的一个季度。对于两融标的而言，尽管增加了一部分的中小创业板的公司，但整体上仍以传统行业尤其是蓝筹公司为主，创业板公司的标的仅有34只，因此基金在三季度大量减持了两融标的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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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本文在当前环境成本确认的基础上，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后的新增内容的确认和计量问题。
（1）新增环境资产。对原来的设备进行环保要求改造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仍然列入原来的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在这些科目的后面增设环境改造二级科目反映。新增加的特别用于环境改造和保护的资产则通过新增的环境资产一级科目反映。这样既可以维持目前会计准则对固定资产的核算的要求，通过二级科目可以汇总反应出这部分的资产状况。
（2）新增环境或有负责。环境成本虽有资本化和费用化处理，但基于会计的稳健性原则，工业企业应当有环境或有负责的项目。尤其是矿产资源企业，涉及矿产资源开发后的修复，需要通过此科目计提，符合稳健性原则。
（3）新增环境费用和环境税金及附加。建议在费用一级科目里专设环境费用科目，将原来记到管理费用里的环境费用单列反映。另外增设环境税金及附加一级科目，将原来记到营业税金及附加里的属于环境税费的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堤防费及新增其他相关税金作为其二级科目反映。
（4）在原来的营业外收支项目中增设环境收支项目。专门反映环境相关的收入和支出项目，以利于后期环境信息披露。
（5）新增碳资产科目。目前中国部分碳交易市场已启动交易。企业的碳资产将迅速增长，为了核算和计量，有必要设置碳资产一级科目来反映。
（6）量化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绩效评价。目前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迫于国家环保部门对环境信息必须披露的要求，年报中均有一些环保政策等口号性的话语，无实质内容。建议在财务报告中单列环境信息披露及环境绩效评价作为目录的一级标题反映，在这部分除了要有环境政策等文字披露，还要翔实地列出当期的环境资本化和费用化的明细账目，并采用环境绩效评价指标进行自评和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审计报告。
3.2 企业环境成本的计量
根据目前会计制度，结合以上环境支出确认，环境成本的计量采用单位仍然沿用主要是货币形式，其他形式做补充说明。遵循以历史成本为主，辅以公允价值模式。而具体的金额确定沿用当前会计制度对资本化和费用化的解释（见表2）。
以上是在会计准则修订的背景下，对环境成本的相关资产和费用进行专门的量化核算，便于后续的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如果短期内会计准则未能得以修订，企业也可参考以上划分的思想在目前的一级科目后面增设相关二级科目的形式来反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达到环境相关资产和费用的独立核算和披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部.生态补偿机制课题组报告[R].2010-07-21.http：//.cn/tech/zhuanti/wyh/200802/26/content_10728024.htm.
[2]曼昆.经济学原理[M].6版.梁小明，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国家安全、行政垄断、行业壁垒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什么时候改？怎么改成了一个大问题。
中央和地方债务的压力、官员的政治动机都左右着改革的进程。谁才能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兵？投资者的机会在哪里？
再不改革就老了
为什么要进行新一轮国企改革？
经历了1997-2002年朱基总理时期较为深刻的国企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整体ROE在2002-2007年期间稳步提升，并与民营企业ROE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很多问题。
（1）效率逐步下降：国企ROE自2008年之后逐步下降，并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
（2）负债率显著上升：国有企业在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负债率显著上升，且持续高于民营企业的负债率；
（3）布局不合理，集中在传统自然垄断和部分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资产大部分集中在公用事业、交运、石油与天然气、电信、电力等传统垄断行业和房地产、零售、食品饮料等部分竞争性行业。这与十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国有资本要更多投向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领域的要求并不相符。
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以下列形式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能够增长企业经营效率和社会福利，提升市场对改革的信心。比如：垄断型行业引入民营资本进一步参与经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国有股权比重）；改善国企委托关系，减少行政干预，不管理国企的经营；竞争性领域和产能过剩行业的国企重组兼并。
我们发现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有效地增强了企业经营效率并降低了融资成本，上市国企的ROE变化趋势（1996-2013年）与同期的国有股占比高度负相关（相关度为81%；即使考虑到周期性因素，净资产回报率和国有股占比的相关度也依然较高）。这表明进一步的国企改革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参与国企经营管理可能有利于提升企业效率。
我们发现，上一轮国企改革（1998-2002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国企的债务水平缓慢下降，但净资产回报率却稳步上升，国企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差距有所收窄，表明国企改革改善了资本配置。当然，国企的销售管理费用率随着国有股占比的下降而减少，表明国企改革能够降低行政费用。
新一轮改革的思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201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国资委的文件及讲话，我们认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概括起来为：
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的产监管”的新模式，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减少对国企经营的行政干预。关乎国企生产与运营的战略性决定可逐步移交给市场经理，而政府只负责维持并增加国有资本的价值。减少政府对国企具体运作的干预将有助于增强其独立性并提高效率。
新一轮改革过程中，将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实施混合所有制分类改革，鼓励民营资本参股国企。这里主要按照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属性：
（1）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业，可以采用国有独资的形式，比如国防、军工。
（2）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自然垄断行业，可以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国有股占比大于50%），比如能源、铁路、金属和电信等。
（3）行政垄断和有行业审批壁垒的（比如医疗、教育文化等），以及城市公共事业（比如地铁和城市管网等），可以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国有股主导，但占比小于50%）。
（4）竞争性行业（比如零售、家电、地产、食品饮料等），国有股可以部分参与或全部退出。
当然，这一次改革强调，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到2020年提到30%，用于财政的民生支出。
按照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求是》杂志上的文章，新一轮国企改革主要从2014年开始，中央定大方向，地方因地制宜、先行先试。
目前来说，上海、广东、重庆、天津、贵州等地都已经出台各自的国企改革方案，我们预计更多的地方政府将出台国企改革方案。
谁将成为改革标兵
在我们看来，国企改革将是今后几年一个重要的主题投资机会，首先需要确定改革的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
中央上市国企与地方上市国企相比，更多集中于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比如金融、能源、资本品、建筑等传统垄断性行业。地方上市国企主要分布在食品饮料、资本品、交通基建等行业，其行业竞争性较中央国企强一些。因此中央上市国企和地方上市国企的改革思路略有差别，我们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中央国有企业改革可能的主要思路是引入民营资本参与部分竞争性业务。中央上市国企主要集中在金融、能源、资本品、建筑等传统垄断行业性。按照第一部分总结的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思路，这些行业的国企还应该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国有股权比例>50%），但是应该更多地邀请民营资本参股，特别是一些竞争性业务，具体而言：
石油石化行业：下游油气销售业务（加油站等）；支线管道的投资经营业务；部分油服业务及后勤供应和保障业务（储油资产）；
电信行业：短期内移动转售业务与驻地网接入业务可能是重点；电信市场营销与接入层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开放 IDC和ISP等增值电信业务，开放虚拟运营商资格；
铁路板块：城际铁路支线、资源开发性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运网分离，运输业务可以更多邀请民营资本进入；
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实施兼并重组。根据2013年10月的《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2012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偏低。2015年底前再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结合目前的环保压力，我们认为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兼并重组机会将出现。
当然，中央上市国企还可以通过母公司整体上市的方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国企改革，但这一方式的随机性较大。
新一轮国企改革给予地方政府很大的自，允许和鼓励地方政府先行先试。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上海、广东、重庆、天津、贵州等地已经陆续了国企改革的相关文件。我们主要从地域和行业两个角度来分析地方国企改革的投资机会。
首先是选择地方上市国企可能主动先行先试的地区，截至目前，上海、贵州、重庆、广东、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江西和海南已经宣布了初步国企改革试行计划。这些省市推进的改革基本上都围绕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提高国企效率，然而，当前地方国企试行改革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倾向于根据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和地方官员政治动机来确定可能的先行先试地区。
（1）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政府性债务余额/财政收入）问题。我们认为地方债务压力将是政府盘活国有资产，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将各地审计署公布的2013年政府性债务余额与当年的财政收入比较，发现贵州、甘肃、青海、重庆、云南等省份已经突破了300%，债务压力较大。这些地方政府有动力率先推进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防范财政风险；
（2）地方官员的政治动机问题。正如周黎安教授的论文《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所描述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政治晋升的追求可能深刻影响其经济决策行为。我们在对地方国企改革的分析中运用到了这一研究结果。
例如，地方领导为政治局委员的6个省市可能做出表率：目前地方领导为政治局委员的6个省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新疆。依据以往的改革惯例，这些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地方领导在贯彻中央改革政策上经常作为表率。目前公布方案的省市中就有好几个在这6个省市中，我们认为还将会有更多。
根据我们对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和政治动机的分析，下一轮试行国企改革的省份可能包括河北、广西、新疆、湖北、吉林、湖南和青海。
寻找改革焦点行业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地方上市国企主要分布在食品饮料、资本品、交通基建等行业，这些行业更具竞争性，民营资本的参与程度预计会更高：
（1）一些竞争性行业：地方国企所在的一些竞争性行业包括食品饮料、家电、零售、媒体和医疗保健，政府可采取持有少数股份或者完全不持股的做法。据估算，这些行业中的民营参股比例相对较高，且效率也有望提高。此外，随着地方国企改革试点计划的推出，政府正在积极促进优质地方国企吸引民营资本。
（2）一些地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也可能对民营参股敞开大门：一方面，一些上市基础设施企业（公路、铁路、港口等）可能通过PPP或其他方式来吸引民营资本参股；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减轻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的资金压力并提高基建公司的运营效率。此外，一些城市的公用事业部门（市政水气等）可以进一步实现运网分离，允许民营资本进一步参与公用事业的运营。
（3）在最初阶段的国企改革之后，改革焦点应会转向资本品和产能过剩行业：资本品行业，尤其是机械建筑（普通机械、汽车和零部件等）的国有股份可能会下降，并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的参与。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国企（包括煤炭、建筑和钢铁）可能会吸引到更多民营资本，从而改善运营效率。
地方国企改革将会兼具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我们将这两方面因素相结合，从财务数据看，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治理和效率都好于国企。
在国企改革早期，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实力最强的地方国企进行试点改革，尤其是两类企业。第一类是提供公益性产品/服务的国企（交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第二类是某些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包括食品饮料、医疗保健、零售和媒体。
目前我们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根据相关的渠道咨询，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先将一些优质企业作为国企改革试点。如果政府债务压力增大或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政府可能会开始选择一些质量较差的国企进行改革，盘活国有资本存量，用于缓解地方债务压力。
本轮国企改革初期，我们预计中央国企改革的受益者主要集中于开放竞争性业务的行业，包括：石油石化、电信、铁路和港口；地方国企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在于食品饮料、家电及零售等竞争性板块，主要为这些先行先试省市的龙头企业。
我们筛选出可能受益于改革的中央国企的标准：
（1） 石油石化、电信、铁路和港口等垄断型企业（竞争性业务向民营资本开放）；
（2） 对于我们研究范围内的股票而言，我们要求潜在上行空间大于20%；
（3） 我们剔除了研究范围内评级为卖出的股票。就未覆盖企业而言，我们剔除了那些万得市场评级高于2.0（意为表现落后）的股票，和/或因盈利预测风险只有一家券商或无券商覆盖的股票（即只有公司预测）；
（4） 我们要求2014年预期盈利增幅大于10%；
（5） 我们要求2014年预期净资产回报率大于10%；
（6） 我们要求2014年预期市盈率小于15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上市公司可能还会受益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价格改革（铁路、港口行业）、消费税改革（石油石化）等。
我们从A股/H股市场中筛选出7只符合以上标准的股票，作为潜在受益于早期中央国企改革的上市公司。其中，我们的行业分析师认为中石化、中石油及大秦铁路可能会展开国企改革。
我们在筛选地方国企改革的潜在受益者时修正了标准：
（1） 根据对可能率先进行改革的省、市的分析，我们挑选了总部位于上海、贵州、重庆、广东、北京、天津、山东、四川、江西、海南，或（下一级）河北、广西、新疆、湖北、吉林、湖南、青海等省市的企业；
（2） 板块：食品饮料、家电、零售、传媒、医药等竞争性板块以及交通基建、公用事业板块；
（3） 对于我们研究范围内的股票而言，我们要求目前价格隐含的潜在上行空间大于20%；
（4） 我们剔除了研究范围内评级为卖出的股票。就未覆盖企业而言，我们剔除了那些万得市场评级高于2.0（意为表现落后）的股票，和/或因盈利预测风险只有一家券商或无券商覆盖的股票（即只有公司预测）；
（5） 我们要求2014年预期盈利增幅为正；
（6） 我们要求2014年预期净资产回报率大于5%；
（7） 我们要求2014年预期市盈率小于20倍。
我们从A股/H股市场中选出6只符合以上标准的股票，作为潜在受益于早期地方国企改革的上市公司。
其中，我们的行业分析师认为，上海医药（H股）和贵州茅台可能会展开国企改革。
我们同样筛选出拥有复苏机会的股票。如果政府债务压力增大或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政府可能开始选择一些质量较差（净资产回报率较低以及每股盈利增速较低等）的国企进行改革。因此我们认为，对一些经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国企而言，改革将会带来复苏机会。为了筛选拥有复苏机会的股票，我们考虑如下因素：
（1） 地方国企的区域：我们使用与之前筛选时相同的标准。
（2） 行业：就那些位于可能率先改革地区的地方国企而言：食品饮料、家电、零售、传媒、医药等竞争性板块以及交通基建、公用事业板块；就中央国企而言：石油石化、电信、铁路和港口等垄断型企业（竞争性业务向民营资本开放）。
（3） 国有资本占比：我们认为国有股份超过40%的企业进行国企改革的可能性和积极性更大。
中国国企改革是有样本可以学习的，比如格力电器就是以往改革的受益者。格力电器成立于1991年，并于1996年上市，是格力集团（由珠海国资委完全持股）旗下一家专注于空调制造的国有企业。在上市后的最初几年里，公司股价表现并不突出。2005-2006年迎来转折点，当时适逢股权改革启动之际，格力集团的持股比例逐步减少。这为管理层管理企业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度。公司自改革以来取得了以下显著成效：
雄厚的品牌实力：格力电器目前已是全球领先的空调生产企业，2013年格力电器在财富杂志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41。
资本市场的认可：格力电器的市值自股权改革以来快速增长（市值达到改革前的8.8倍，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基本未变）。
效率改善：净资产回报率从改革前的20%逐渐提升至35%左右。
杠杆下降：净负债权益比从2005年的56%降至2013年的持有净现金。2010年以来公司大幅去杠杆化，而与此同时国内企业的总体杠杆水平上升。
国有资产增值：尽管格力集团持股比例下降，但国有股份的价值却从改革前的13亿元上升至目前的163亿元。
积德行善
道义驱动和提供公共产品是中国外交的新策略组合。道义驱动就是积德，比如在周边各项外交工作中奉行“亲诚惠容”理念。提供公共产品就是行善，从周边到全球的互联互通建设，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新兴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提供增长动力。
“一带一路”自2013年10月被正式提出后，先后成为十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内容，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任务，是具有总纲性质的国家战略。转过年来，“一带一路”成为周边外交的重要抓手，相关内容见诸多个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合公报和声明。“一带一路”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方式灵活，强调开放性，得到俄罗斯、中亚、南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正面回应，包括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中泰铁路合作等大项目。
然而，中国的互联互通并未止步于“一带一路”。从2014年10月到年底的三个月内，中国倡导的各种互联互通倡议集中迸发，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周边、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G20框架下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作，再配之以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一个由中国驱动的全球互联互通战略框架横空出世。
中国驱动的全球互联互通，其“善”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从经济角度看，互联互通不仅为周边的各种地区合作机制注入了活力，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后危机时代”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互联互通的目的是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建成，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从政治角度看，推进互联互通也是增强政治互信、合作推进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过程。相关倡议和项目的达成，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大国要有共同的意愿，不互相拆台。二是和平则兴，战乱则败。三是成全别人，成就自己，要具有互惠性和普惠性。因此，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全球互联互通建设，应是渗透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树威立规
树威是在事关国家和安全的问题上，增强军事能力建设和威慑力。立规是确立中国关于地区安全的中国理念、解决相关安全问题的中国规矩。
2014年5月，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标志着中国的新安全观升级为3.0版。新安全观的1.0版首创于主席任内，是在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处理领土边界问题、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形成并完善的，其核心理念是平等、互信、互利、协作，强调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新安全观的2.0版发展于主席任内，它继承了1.0版的内容，并将其作为“和谐世界”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要指导理念。
新安全观3.0版是前两版的继承、完善和创新，在原有的三个C的基础上加了一个S。三个C分别是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指安全的范畴，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指安全的主体，是大家的安全，而非一家的安全或绝对的安全;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指达成安全的方式要靠合作。S是指“可持续的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这个概念是类比“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而来，指安全的状态和质量。三个C是继承，S是创新。
中国的树威立规还体现在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2013年11月，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AZID）。2014年进一步加强了在南海的维护能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南海政策。2014年8月，外长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11月，总理一方面正式提出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规矩是“双轨制”，体现自主性;另一方面同意尽快谈成南海行为准则（COC），与东盟共同创制规矩。这体现了中国的自我克制和希望共同规范，给东盟吃了定心丸，缓解了美日等的疑虑。
和局共赢
和局共赢指在大周边范围内，整体运筹中美邻关系，争取在总体上达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2014年的表现主要如下：
大国关系波澜壮阔，基本保持稳定。中美关系低开高走，到11月APEC期间的习奥会达到高点。主席邀请奥巴马总统在瀛台和雁栖湖深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向对方详解了“中国行为的根源”。中俄关系继续推进，领导人见面之频繁，磋商之密切，合作成效之明显，令人叹为观止。中日关系全年看跌，在年底时达成难得的“四点共识”，稍有缓和。中国领导人实现访印，双方的好戏在后头。
亚信与APEC两次主场多边外交确实亮丽。中国在亚信会议上提出完整的亚洲安全观，在APEC上提出成套的亚太发展大计。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呈厚积薄发、井喷之势，震惊世界。值得一提的是，经多年实践摸索，中国借助多边舞台已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内外统筹的外交模式：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将国内重大日程与地区重大多边会议相结合，分工协作，集中连贯地整体推进周边战略和改革发展;另一方面，一次会议能取得多个层面的成果，包括对会议主办国的国事访问、大范围的双边会谈、整体性的多边合作机制等。
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的关系有突破。主席先是7月初对韩国进行了点对点的访问，后于11月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共同宣布中韩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11月中，主席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又与阿博特总理共同宣布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实质性谈判。两个“宣布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启了与周边中等国家（同为美国军事盟友）关系的新阶段，这是周边布局的重大突破。
中缅关系回温。缅甸支持中国提出的多项地区合作倡议。中国也展现吸取教训、不计前嫌地支持缅甸的现代化转型的姿态。自2010年缅甸大选前后，中缅关系步入低谷，中国对缅投资急剧下滑。国内甚至有人效仿新中国建立时美国战略界有关“美国失去中国了吗”的说法，争论“中国是否失去了缅甸”。而总理在2014年11月访缅时，与吴登盛总统见证了多个大单的签署，总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说明，一方面，经过几年的调整适应，中国还是选择了支持缅甸现代化转型的政策，从政府和民间多个层次展开对缅外交，争取民心。另一方面，几年下来，缅甸也感到，其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和援助，仍然需要中国，其他大国还是靠不住。也有中国学者质疑政府用力过猛，因为有密松水电站项目等前车之鉴，而且缅甸在2015年大选前后的投资环境恶劣，仍然存在着换政府就会撕合同的可能。但已有权威人士称，为避免重蹈覆辙，中缅这些大单已经注意到文本与合同的法律保证、政府信誉、行业规范、地区规则等，尤其是民意基础。
趋利避害
2014年是国际关系的大年。在欧洲部分，乌克兰危机凸显美欧俄矛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再次积聚爆发，似乎难逃大历史的宿命。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正在衰落或相对衰落的大国之间的“困斗”。而在更为广阔的欧亚―亚太―印太地区，中国的周边外交奋发有为，正在探索既能保持发展、又能克服安全制约困境的中美邻良性互动路径。2014年中国领导人出访了29个国家，其中12个是周边国家，占40%，彰显“首要”，处处体现亲诚惠容。根据12月哈佛大学艾什中心的调查，在国内外的民众认可度达到9分和7.5分，在世界主要领导人中均名列第一。
兴一利也生一弊。在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期，崛起的动力越大，制约的力量也会如影随形。
首先，美邻对中国的奋发有为有些吃不消。中国的一系列重磅“组合拳”和“先手棋”，无论是在风头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明显将奥巴马两任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回，而且实现了新一轮海陆并进、雄鹰展翅般的伸展。美国对中国“降龙十八掌”式的路子还不太适应。前几年，美国战略界用assertive（咄咄逼人的）来形容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外交行为。今年，他们开始用proactive（积极有为的）来概括中国具有普遍性的战略行为。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金喜先生也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对中国的担忧，仿佛“小国对大国的天然担忧是无法治愈的病”。
其次，美邻对中国的积德行善存有怀疑。他们对“一带一路”的横空出世迷惑不解，对AIIB的“另搞一套”不满，对亚太自贸区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全覆盖不理解，更怀疑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战略是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美国甚至要求自己的亚太军事盟友不要加入AIIB。同时，中国的积德行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周边中小国家要求中国发挥软实力的一般需求，但是还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不称霸”的根本期待。
第三，美邻对中国的树威立规非常担忧。美国认为中国推出AZID是“危险行为”，惊诧于中国防长当面反击美国防长哈格尔对南海的过激言论，不满中国和东盟国家联手封杀克里国务卿的南海“冻结论”。由于中国的南海“双轨制”将美国排除在外，中美在南海加强预防性外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加强。同时，中国对周边安全威慑能力的加强与安全规矩的确立，可能使东南亚玩对冲战略的空间在缩小，使得南海问题的舆论斗争、司法斗争升级。中日军机东海对峙事件，说明新规矩需要长时间的较量与磨合。981钻井平台事件在中国看来是经济行为，但越南将其视为安全问题予以反击，并殃及越南华人。
第四，美邻对中国的和局共赢疑虑。美国担心中国支持俄罗斯，担心韩国和澳大利亚与中国走得太近。APEC会议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邀请日本、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的领导人在其驻华使馆协商TPP，呼吁各方打破“封闭之门”、尽快实现自由贸易。一向居于东亚合作中心地位、充当“驾驶员”的东盟，对中国主动倡导地区发展与安全议题、引领话语设置权，也感到失落。
当前，十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奋发有为的周边外交正并行推进，中美邻真正有难度、上层次的大博弈也刚刚开始。2015年，中国仍将继续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一方面是保持战略的持续性，在难以分清轻重缓急的环境下尽量抓主要矛盾，顺势而为，灵活调整，管理危机，分担风险。另一方面，与其他相关国家一起，攻坚克难，推进“一带一路”等倡议的落实。一是要坚定互联互通这个远大理想，“迎难而上”;二是面对种种主客观的限制和困难，折冲樽俎，谈判协商，进行创造性的妥协，“见难而商”;三是在达成共识后，具体务实可持续地一样样推进，“克难而动”。
最后，献上“围棋十诀”作为观察评估全球乃至周边大博弈的圭臬：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弃、慎勿轻速、动须相应、彼强自保、势孤取和。
[关键词]社区图书馆；发展；国外；中国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的公共文化事业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人们在生活中对于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也在广度和深度上同时展开。党的十三中全会精神强调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国家的软实力的要求[1]，2010年文化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中同样提及“城市要在搞好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建设的同时，加强社区和居民小区配套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为我国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我国的社区图书馆还存在普及度不够，影响力较弱，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不足之处[3]。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高端水平，本文通过对国外较为先进社区图书馆发展现状做出概要分析，总结其经验和特点，以期对我国社区图书馆的完善和进步予以启示。
2.国外社区图书馆发展现状分析：
2.1在完善基础建设的同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社区图书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将利用图书馆资源，参与图书馆活动视为生活的常态。由于发达国家现代图书馆事业起步较早，政府在政策经费等各方面都给予较大力度的支持，社区图书馆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社区图书馆在区域分布方面已实现了较高程度上的普及，例如，人口有70余万的美国旧金山市，公共的社区图书馆就有30余座，同时根据不同社区的人口数量进行地理位置的选择，以实现读者使用的最大便利化[4]。加拿大的温哥华市约有人口20万，除一个中心图书馆外，还有21座社区图书馆，辐射范围十分广泛[5]。再者，社区图书馆的管理体系已相对完善，在经费的来源方面主要采取政府拨款和社区居民热心捐助相结合的方式，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也会对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在工作人员的配置上以综合素质较高的专业馆员为主，辅以志愿者或义工来完成馆内各项工作，形成了人人参与图书馆建设，人人享受图书馆服务的和谐局面。不仅社区图书馆的地理位置方便易寻，在图书馆办理借阅也是高效快捷，只需证明本人是本社区的居民即可，并无再多的身份限制。
社区图书馆在保证基础业务顺利开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带有地域色彩的不同特色。以纽约市威斯彻斯区斯克尔斯戴尔社区图书馆为例，图书馆所在社区富人较多，艺术文化修养较高，书架上陈列有有关宠物喂养的图书，高雅的音像资料也颇为丰富。日本琦玉县的小川町社区图书馆，室内装潢采用了大量当地生产的日本和纸，充满了地方的乡土特色，为当地居民营造了温馨且有归属感的阅读环境。
2.2以读者对象的切实需求作为提供服务内容的出发点
社区图书馆的建筑和设施固然重要，而其为读者提供的服务内容才是其真正的内核和灵魂。纵观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社区图书馆往往都是以满足读者需求，保障读者利益作为实现其价值的根本。读者所想到的尽量提供，读者未考虑到的主动推送，并且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群体特点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在一方面，社区图书馆以服务对象所处年龄阶段作为区分的标准。根据年龄大小将读者分为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社区图书馆特别重视对儿童阅读兴趣的培养以及对青少年课内课外的辅导，不仅在空间上开辟有符合儿童和青少年喜好的阅览区，而且还有专业的义工辅助儿童活动的开展以及对青少年课业的支持。儿童可以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拼图搭积木，中小学生可以和同学一起复习功课，交流读书心得。成年人是图书馆最常规最主流的读者群体，除了日常的书籍杂志，音像视频，电子资源等，图书馆还会为成年人的进一步学习充电择业提供丰富的信息。老年人的闲暇时间较多，图书馆也建立有老年人的信息中心及活动的俱乐部，可以了解感兴趣的退休资源，阅览最新的报刊杂志，使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
另一方面，社区图书馆特别注重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他们利用图书馆资源的便捷度。除儿童、老年人外，还有一部分弱势群体是在心理或生理上存在障碍。如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社区图书馆会为这些儿童提供符合其心理要求的书籍，并且这些儿童的父母可以分享孩子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经验。有些读者在视力上存在障碍，图书馆会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放大镜、语音合成软件、盲文打字机等设备，帮助其实现阅读的愿望；有些读者听力受损，图书馆会为这些读者提供辅助的听力设备，使其也可以正常的使用音像资料。
2.3发挥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作用，成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信息共享中心
如果单单将社区图书馆定位为读书学习的场所，那这样的想法太过简单。社区图书馆不仅为居民参阅图书，查找资源提供便利，而且在作为“场所”的功能上挖掘出更加多样的价值，已成为整个社区居民进行文化活动和信息获取必不可少的重要机构。
社区图书馆为居民开辟实用有趣的“第二课堂”，在学习实用技术的同时也可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不同的课堂内容。以美国爱荷华州Ketchum社区图书馆[6]为例，居民在图书馆网站上均可查询到活动的时间安排，不仅有专业的艺术家表演可供欣赏，而且有关于理财规划的课程，网络安全教育的课程以及云服务技术的学习课程可供选择，涵盖了社区居民学习、生活、娱乐的方方面面。
同时，社区图书馆同样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于生活的信息。例如美国纽约Mastics-Moriches- Shirley社区图书馆[7]，为需要找工作的成年人提供有招聘信息以及相关的资源和网站。除此之外，居民可以全面的获取与本社区相关的信息。如本区的地图人口，天气预报，公园，电影院和饭店，在通勤旅游方面可了解附近公交，出租车，机场，轮渡的情况，在电视广播方面可了解节目预告及播出时间，方方面面，一应俱全。
3.我国社区图书馆发展的构想
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已有了一定起色。2011年年底，深圳拥有街道级及以下基层图书馆634个，其中社区级图书馆558个，街道级图书馆76个，但仍存在布局不合理，馆藏设施陈旧，开放时间不利于使用，人员变动大，缺乏专业知识，宣传不足等问题[8]。鉴于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图书馆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借鉴和参考，最终构建出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长远发展相吻合，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3.1 在起步阶段以全面的基础的建设为主，不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
在当前发展阶段，我国社区图书馆应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础服务的完善，为今后更为长远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社区图书馆在地理位置选择时应考虑人口密度以及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在建筑方面以实用性为主，特别可以结合当地地方特色，使居民在使用时具有亲切感。图书馆在保证基础馆藏的同时可采取“馆际互借”方式，使藏书在各社区图书馆之间流通使用，节约购书成本也提高书籍的利用率。在管理方面以专业的全职人员为主，志愿者和义工为辅的形式，既保证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又可开展丰富的活动内容。除了具有固定功能的阅览或活动空间外，可预留出一部分自由空间，使居民可以利用自己的设备完成工作或学习的任务。与此同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也要潜移默化的引导居民有秩序讲文明地使用图书馆设备和资源。
3.2 以服务对象的切实需求为出发点设计出贴合的服务内容
其他类型的公共图书馆想比，社区图书馆的一个特点就是服务对象是最基层的居民，对服务广泛度的需求多于对服务专深度的需求。一个社区的居民年龄阶段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业性质不同，组成结构复杂，社区图书馆就要想居民之所想，使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的居民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符合自己兴趣的资源。
对于学龄前的儿童，图书馆可以为他们开辟专门的儿童活动空间，开展讲故事，益智游戏等项目，并且提供儿歌，动画的音频、视频资料，动静结合，图书馆也可为社区中的“早教中心”。青少年阶段是学习知识，拓展视野的重要阶段，图书馆除了对中小学生提供必要的课后作业辅导之外，同样需要课外科普读物，文学名著等有益的书籍，图书馆可以聘请中小学老师，开展中小学生普遍感兴趣的知识讲座。对于成年人来说，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日常阅读，继续教育（如各种从业资格证），技术学习（如英语和计算机）等方面，针对此类诉求，图书馆可多注意收集相应专业书籍，并可开设相关专业培训课程。老年人作为社区居民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专业知识需求较少，需要更丰富的活动来充实业余生活，针对老年人颇为关注的养生健康问题，可订阅相关杂志报刊，并开展健康知识的讲座答疑活动。
3.3 加大宣传力度，主动承担起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和义务
目前，在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影响力和使用度还十分有限，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居民并未将参与图书馆活动视为生活的常态，也未将利用图书馆资源作为获取有效信息的第一选择。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于“终身学习”的观念认识还不够深刻，特别是在完成必要的学业任务后，仅在有学习需求时选择高效速成的补习班来充电，而缺少利用图书馆资源并结合自身需求进一步挖掘其价值的习惯。另一方面，图书馆自身也存在馆内设备陈旧，馆员专业水平有限，使用馆内资源存在一定的身份限制等问题，无法满足读者对于信息新颖度、专深度等方面的要求。
社区图书馆作为最基层，最贴近群众生活的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对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使人们建立起使用图书馆的意识，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增强图书馆的存在价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就目前形势来看，社区图书馆不应是被动的接受读者，而应该向读者对象主动推送服务内容，使社区居民认识到使用图书馆的便利性，从产生兴趣进而养成习惯，最终实现其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互利共赢。
4.结语
程焕文教授提到“社区没有图书馆的配套是不完善的社区，在城市社区规划中不硬性规定图书馆（室）的配套，是政策的一个盲点。”相比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社区图书馆在在政策的倾斜度和现实的普及度上都还远远不足。在人们经济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今天，也要加大对社区图书馆的重视度和扶持力度，使图书馆走入社区，融入社区，为居民带来更高程度上的精神文化享受，使儿童能够接受良好的思想启蒙，青少年可以更好的完成学习任务，拓展视野，成年人在工作之余不断追求自我进步和完善，老年人在闲暇时间里体验到到不同的生活情趣。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2013-12-18]
[2]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
http：///bjpssweb/n22463c6.aspx
[3]胡银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基本需求―中国社区图书馆.河南图书馆学刊，2004（2）：23-25
[4]张彤.国内外城市社区图书馆发展现状的比较与思考.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5）：15-17
[5]陈晓美， 毕强.美国、加拿大公共图书馆印象―兼谈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启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3）：16-18
[6]美国爱荷华州Ketchum社区图书馆[EB/OL].
[2014-4-7]http：///
[7]美国纽约Mastics-Moriches- Shirley 社区图书馆[EB/OL].
[ 2007-3-11] .http：//./
关键词？演新型城镇化；融资机制；土地出让
中图分类号？演F29；F832.4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12-0028-07
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 57%。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是新经济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其重要性不容质疑。新型城镇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重点和关键。据《中国投资发展报告（2013）》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0%～70%，城镇人口将超过10亿，也就是在接下来的20年中，每年中国城镇人口增加约1 770万人。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 服务） 供给、保障性住房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等都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仅靠地方政府财政支持难以满足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形成了地方政府巨量的融资需求。地方政府是城镇化的主体，是推进城镇化的首要责任主体[1]，由于由社会各方资金共同参与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2]，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仍然没有根本改观。大量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提供需依赖地方政府之手。在我国政府间事权关系交错重叠而不断隐性下移，政府财权与财力却不断上移的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压力巨大[3]。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内生出一套特殊的融资供给制度，即以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的融资机制，融资制度创新带来的密集资金投资驱动了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随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深，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在不断积聚，现有融资机制的弊端不断凸显。“土地财政”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引发的债务违约风险引起广泛关注和深度讨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融资平台获取城镇化建设资金的方式也备受批评和政策限制。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财政风险，国家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加强了管理，出台了一系列控制地方政府过度融资的政策。例如，2011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提出了诸多规范化改进措施；2012年底，国家有关部委连续了《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162号）和《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2]463号），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政策和具体要求。审计署于2013年8月1日起开始全面审计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测评，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地方债务风险的关注并改变了金融市场的预期。
虽然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隐形负债等融资方式产生的债务所引发的财政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更应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制度性和阶段性特性，中国将长期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建设阶段，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内不断增长的合理融资需求必将是长期趋势[4]。有效甄别、重新构建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维持其可持续，是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顺利实施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一、新型城镇化下地方政府融资需求巨大
中国过往的城镇化建设遗留了大量历史欠账，但传统的城镇化并未明显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反而累积形成了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必须转向以人口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这必然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 服务） 供给、保障性住房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建设，并带来大量建设资金需求。
不同口径、不同角度测算出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存在差异，但都是巨量的。按照世界经济论坛《2012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评估，我国基础设施的人均水平全球排名为 69位[5]，远远低于OECD 国家平均水平，逐年累积形成了巨额的投资欠账。根据麦肯锡预测，2010～2015年，我国城市化直接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将达到74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5%，相当于2003～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如果未来城镇化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生活等方面全面实现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成本进行推算，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巨额资金。许余洁（2013）的研究认为，城镇化融资压力巨大，按照到2020年实现60%城镇化的目标和目前近2亿“半城镇化”人口市民化测算，预计新增投资将超过50万亿元[6]。《“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压力测试研究》的模型预测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总规模保守估计 29.3万亿元，乐观估计在33. 9 万亿元[7]。考虑到“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假设城市化率每年仍以1.2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那么可以初步估算“十二五”时期城市化将带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0万亿～50万亿[8]。
如此巨额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资如果仅靠地方政府财力解决犹如杯水车薪。然而，从近几年我国主要的公共品供给资金来源结构来看（见表1）： 中央政府预算资金占全部公共品投资比重仅为5.86%；地方政府是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94.14%）。相关资料统计也显示近些年来地方承担的事务由40%上升到 75%左右。[9]
公共品供给资金来源。资料显示，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12年的52.11%，收入稳定、税源集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收都归中央政府所有（见图1）。
在中央财政难以依靠，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发展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地方政府必须依赖于外部融资来筹集新型城镇化所需的天量资金，在《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的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出一套特殊的融资供给制度，即以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的融资筹集机制。累积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根据审计署2013年6月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报，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 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 409.81亿元，增长12.94%。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引起广泛关注。
二、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
虽然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风险在局部有所表现，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多表现为财务困境而非债务危机。原因在于：
1. 中国地方政府负债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
中国地方政府负债以生产性负债为主，消费性负债很少，累积了大量优质资产。地方政府的融资大都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形成了具有现金流的优质资产，部分商业性项目，如收费公路、可以产生现金流的污水处理厂等，有充分的现金流，偿债是没有问题的。部分如学校、医院、供水等准商业性项目，也具备部分现金流，应不至于落入不能偿还债务的境地。虽然中国债务占GDP 的比重在上升，但是政府部门的资产也在上升[10]。正如1998年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后，虽然形成了部分债务，但留下了大量优质资产，如高速公路。
2. 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可以变现的资产，如土地、自然资源、国有企业等
这些资产也会产生收益，如果算上这些资产和收益，地方政府真实的负债能力远大于仅把财政收入作为财力计算出来的结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部分资产价值将大幅增值，将这一部分的资产加以很好地利用，将极大的缓解短期偿债压力。根据东方证券对地方债问题的研究数据，2012年，地方政府资产规模为31.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拥有的非金融国有资产13.3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11.4万亿元、土地储备6万亿元、地方财政存款1万亿元。单纯从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来看，31.7万亿元的资产对比20万亿元的债务规模也是相对安全的。而中央政府的情况更为乐观，2012年，中央政府资产规模为27.2万亿元，2008年以来，资产扩张速度高于负债膨胀速度年均4～5个百分点，2012年净资产达到16.1万亿元。
3. 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
中国长期的实际负利率构成了存款人对借款人的补贴， 融资平台的部分债务负担通过负利率在流转过程中被逐渐消化了[11]。不仅如此，在低利率、高资产价格背景下，可以通过重新评估、重新抵押资产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
4. 中央政府可能的救助机制
在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在财政运行责任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具有无限的连带性，中央政府其实承担了最后还贷人的角色。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同时地方政府又无力化解，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必然会出面救助，防范局部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冲击；而且目前中央政府有足够的现金和资产防止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并消化债务违约可能带来的损失。黄国桥和徐永胜（ 2011）已经证明，如果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难以按时还款，上级政府必然会从大局出发，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或采取豁免地方政府部分债务等方式，为下级政府的债务风险买单[12]。如2011年的云投债事件中，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信用违约事件，最终以云南省政府出面承诺，增加云南路投3亿元资本金、并由省财政借款20亿元用于资金周转而告终。
而且，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都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培育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地方政府的还贷能力。在总体债务水平不高，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总体的偿债能力应该不成问题[10]。
三、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总体债务水平不高，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总体的偿债能力应该不成问题。成为问题的是现有融资机制的各种内在缺陷，表现在：
1. 资金需求和资金供给的区域不匹配
现有的融资机制严重依赖于土地，土地出让收入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市场上的分化加剧。一、二线城市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住房需求比较旺盛，刚需群体庞大，土地需求旺盛，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人口外流，且由于近年来土地供应量过大，市场还在消化过程中，使得这类城市土地潜在的供应过剩风险进一步加大，土地出让难度进一步增加。从2013年上半年的土地市场来看，无论是总价地王还是单价地王，大多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土地市场则略显平淡；而二、三线城市财政收入有限，城镇化建设紧迫性更强。
2. 现有的融资机制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土地出让的收入机制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刚性支出相比不匹配。近几年，市场流动性资金充裕和城镇化快速进程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为土地市场带来了旺盛的需求。一旦这种旺盛的需求下降，将导致土地市场的低迷，带来土地出让金的下降。例如，2012年，中国土地出让收入为28 422亿元，环比减少4 744亿元（见表2）。并形成地价下跌的预期，银行对于融资平台储备土地的估值将相应迅速降低，那么融资平台通过土地抵押融资模式获得的贷款数额也将大幅减少。
3. 建设项目属性与资金来源属性不契合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包括很多公益性项目，根据审计署2013年6月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报，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投向看，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土地收储、教科文卫、农林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等支出占已支出债务额36 434.47亿元的92.14%。这其中很多项目的利润不产生现金流或者现金流不足以覆盖商业性债务还款需求，最终还款来源严重依赖于地方财政，增大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
4. 建设项目的周期与融资资金的周期不匹配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很多项目的建设周期长，而现有融资机制提供的资金来源期限一般较短，除了城投债、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期限较长外，大部分贷款偿债期限集中在5年以内。信托资金的期限多为2年，银行贷款的期限也基本在2～5年，而很多城市建设项目如污水处理厂、公路的投资回收周期在5～10年，债务的期限结构与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不匹配，增大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
5. 地方政府部分建设项目的公益性与金融部门逐利性之间的矛盾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物品的提供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色彩，其盈利不足以支付相应的资金成本。但从金融市场单个主体的属性来看，它是以盈利为目的。城镇化过程中的“公益性”与金融部门的“逐利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目前我国涉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性银行只有国家开发银行，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中国农村发展银行，对城镇化庞大的资金需求，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在现有的融资机制下，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借贷逐利性的资金来从事公益性的建设项目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6. 地方政府融资的不透明性与债务风险防控之间的矛盾
信息公开、提高财政透明度，对加强债务管理、控制财政风险具有重大意义。银行贷款、城投债等融资政府性债务一般都纳入政府管理和监管范围。而通过信托、融资租赁、BT、担保等形式形成的政府性债务，在债务管理和核算上不透明、不规范、不统一。同时，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多个融资平台公司进行融资，同一个融资平台公司多次包装多次融资。甚至地方政府自身可能也不清楚政府性债务规模及担保情况。很多地方政府债务从账面上被隐匿了，给债务的风险防控管理带来困难。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作为融资主体的平台公司大多不是资金使用主体和收益主体，对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都不实施管理。作为资金使用人的建设单位，其借、还都与其无关，由平台公司承担。商业银行很难对贷款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监控。一旦出现债务风险，责任很难追究。
7. 地方债发行规模小
地方自行发债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并不宽松的局面，但小规模的自行发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负债的问题。自2009年起，财政部开始地方政府债，2009年到2013年的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分别为2 000亿元、2 000亿元、2 000亿元、2 500亿元、3 500亿元，但相对于城镇化建设庞大的建设资金需求仍然是杯水车薪。从2011年开始，中央政府尝试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2011年和2012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2013年扩大了自行发债试点范围，增加了到江苏、山东两省，但对年度发行额进行管理。财政部开始地方政府债有利于缓解地方融资缺口，有利于探索地方融资“阳光化”，但有限的额度对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庞大的融资需求来说依然显得杯水车薪。
8. 股权融资门槛高
目前资本市场对基础设施融资的条件比较严格，要求必须具有收益的稳定性和较高的回报率。实践中，连燃气公司、水务公司这类具有稳定收益的公司都难以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更别说那些纯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而对于社保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股权融资方式，目前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在发改委备案的股权投资基金数量很少，限制了社保基金的选择，不具备大规模推开的条件。
四、地方政府融资机制面临的结构转换挑战
地方政府融资在经历一个爆发期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土地出入机制、外部金融通道的结构转换挑战，现有融资机制的存续性存在很大问题。
1. 土地出让收入机制面临多重危机
首先，土地出让收入机制的成本在增加。同时，随着国家进一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土地征用的成本越来越高，除去拆迁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扣除10%的教育基金和10%的水利基金，政府从土地出让中可以获得的可支配财力越来越小。
其次，土地出让收入机制面临土地资源总量和代际公平双重约束。土地资源毕竟有限，面临中国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城镇化进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土地供给进而土地出让收入、土地抵押贷款终有枯竭的时候。同时，本届政府土地出让越多也造成政府代际不公平，过度的土地出让实质上是对未来各届政府的利益剥夺，使未来各届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实现土地资本化获取建设资金。
2. 地方政府外部融资通道受限
地方政府的外部融资通道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平台公司发生的城投债、信政合作的信托产品等。在近期，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这些通道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限制。
银行贷款受阻。商业银行贷款受到内部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调业务结构的限制和风险控制的压力。近期国家提高了银行贷款的外部监管标准，加大了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控制，要求银行控制贷款规模，对贷款结构进行调整，导致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大多持谨慎和观望的态度。同时，各家银行纷纷上收贷款权，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大项目、大企业集中现象突出，贷款额度比较紧张。同时银行贷款主要以土地为抵押，也受到土地用地指标的限制。
平台公司约束。从债务举借主体看，2012年底债务余额中，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举借的分别占45.67%、25.37%，融资平台公司仍是地方政府主要的举借主体。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四部委下放的“463号文”，对地方政府借道融资提出了明确限制，尤其明确要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重组、资产注入甚至信用评级，防范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任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必须具备现金流全覆盖以及能够获得回报才能获得银行贷款。而现实中，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增资受困于地方财政增长；融资平台的再融资受阻于资产负债率红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本来就是一种被“逼出来”的金融创新，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被逼出来的金融创新，也举步维艰，难以为继。
信托增速下滑。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模达到10.13万亿元。信政合作项目也达8 238.78亿元，信托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的比重也达25.97%。但是从信托业资产单季度增加额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新增额分别为1.26万亿元、0.72万亿元、0.68万亿元，呈现快速连续下降的境况。作为主要的非银融资渠道，信托发挥作用空间在下滑。
五、完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的途径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如果没有对地方政府融资制度优化安排，地方政府的融资可持续性问题就难以解决。有必要要从局部突破开始过渡到全面推进，从拓展渠道、控制风险、提高效率等维度构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可持续性的总体战略布局与制度政策框架。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先导作用
选择政策性金融作为首要的融资来源，是由于商业性金融和财政拨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的用途不匹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项目大多为准公共品，具有公益性、超前性、社会性，而且投入金额大、建设周期长、沉淀成本高、盈利能力弱，与商业性金融的盈利性和流动性相矛盾。同时，由于地方财政收入有限，所以也很难满足城镇化过程中巨大的资金需求。在准公共品建设融资中，只有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具有内在一致性，有可能成为城镇化建设融资的先导力量。国家应出台相应政策措施，促进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贷款；也可以成立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专门满足城镇化中公共品供给的融资需求。
2. 创新资产证券化作为突破口
应将资产证券化作为确保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健康增长的系统突破口[4]。资产证券化多采用表外融资方式，不受银监会总量规模监管。而且资产证券化的票面利率低于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利率，更远低于信托、融资租赁等融资工具的价格，能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而且，WIND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来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近40万亿，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优质资产。国家审计署《关于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情况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中，约36.7%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4.9%用于交通运输项目，10.6%用于购买土地，也就是72.2%的债务形成有价值的资产，并随着城市化推进其资产价值在不断提升。通过创新资产证券化产品将资产转化为资本，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增加了一个有效选择和系统突破口，有助于地方政府融资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3. 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
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流动性风险及融资成本。完善的地方债券制度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虽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协同与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目前，国家允许部分地区自行发债只是将发债的形式操作下放给地方，本质上还是中央财政担保的，但也为未来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积累了经验。
4. 适当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的很多项目带有一定的盈利性，可以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适当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建设，从而扩大民间资本投资空间和投资机会，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和公共投资的治理水平，也能够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公共投资压力和后续运营的低效率。为此，必须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的精神，创新改革投融资体制，打通社会资本进入渠道。
5. 重构财政分权体系
可以从两个层面重构财权体系，调整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一是重新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和激励相容性原则，规范中央、省及省级以下财政分权改革，使得财权和事权相对称，让各级政府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新型城镇化中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支出责任应当由省级和中央政府分担；而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障项目应当由中央政府负担。十三中全会提出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二是开征房产税，使地方政府获得长期、稳定的税源。十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优化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和征收方式，开征对部分个人住房保有环节的房产税。逐步形成以税收收入为主、非税收收入为辅的地方政府公共收入体系。
同时，基于二、三线城市地方金融人才严重缺乏的现实，加大培养引进金融人才；基于地方政府以前形成的固定资产法律权证不全的历史遗留问题，统一对2008年以前的各类资产制定较为宽松的办证条件；对于已经发生的合理的短期债务，区别对待考虑适当延期，防止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出售部分国有企业及其股份，缓解、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基于中国现实情况，应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压缩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适时推进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实现公共预算的民主化、精细化、公共化和公开化[13]。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人口众多、空间广阔、区域特征明显、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大的特征，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差别较大，为了满足异质性的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提高融资效率，有必要采取地区差异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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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独立学院 财会专业 教育质量
十三中全会公报对我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独立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据教育部2014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报告，我国现有287所独立学院，占全国本科大学生总数（699万）的20%以上，独立学院己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2013年广东省内现有独立学院17所，在校生26.8万人，接近全省本科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可见，独立学院无论在全国还是在广东己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财会专业（主要指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由于其就业需求量大、前景广阔等特点，一直被各大高校列为重点招生专业，独立学院也不例外。财会类学生在独立学院人数众多，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就业时所面临的竞争也较为激烈。怎样根据独立学院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学院学生能力素质特点，走出一条具有独立学院特有的财会类专业的办学思路，是摆在每个独立学院面前的一大难题。本文正是通过社会企业对独立学院学生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进行实地调查，从而为独立院校合理调整其财会类专业的办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提供有益参考。
一、研究现状
民办高等教育是国外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国外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都对教学质量较为重视，教育界对教育质量和教学质量保障的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美国学者Ralph G Lewis和Dougla SH Smith以ISO9000为切入点，通过对高校教学和工业生产进行分析比较，建立了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流程图来完成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保障。英国学者Elton L则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的发展性提出了专家管理模式，实现了对高校教学质量的管理，并认为“高校设立目标、促进教师的专业化、设立新的目标”可组成一个螺旋式的教学质量保证循环，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我国学术届和实务界主要从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管理、师资建设等的其中某一方面对独立学院人才培养进行研究。何朝阳等（2005）从教学管理的对象、教学管理的主体和教学管理本身的复杂性出发提出独立学院教学管理体系的构建方式。陈丽君（2009）、曹泰松（2009）、陶新荣（2009）分析了由于社会偏见、学生自身素质和扩招等原因造成独立学院学生就业压力增大，提出加强学生管理和合理定位培养目标的对策。也有些学者从整体的视角对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分析，构建了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王会金、王智源（2006）认为独立学院应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强化教与学的过程管理;构建独具特色的师资结构。罗筑华等（2010）以自编的独立学院大学生就业准备调查问卷为工具，调查表明独立学院大学生在政策信息、职业生涯规划、自荐材料、基层就业心理、面试技巧等方面的就业准备存在明显不足。
纵观国内有关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多数以普通高校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独立学院的教学体系改革，更少以社会满意度为视角进入深入研究。即使是对独立学院教学体系改革的关注，也仅限于对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人才培养质量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及提出对策。
二、研究设计
1、指标设计
为了解当前广东独立学院财会专业教育质量评价现状，本文从社会满意度视角切入，调查企事业行政单位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财会专业毕业生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本文在参阅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就业指导中心毕业生质量评价调查问卷基础上，采用频度统计法和专家意见法对财会专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构建进行指标筛选。频度统计法主要采取对当前独立学院相关的论文、研究报告等成果进行频度统计，对出现频度较高的指标给予一定重视并作相应参考;专家意见法是通过在选择大范围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独立学院高层管理者（包括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独立学院资深教授以及学生代表的意见综合汇总，对指标进行筛选和调整。通过这两种方法的综合使用，最终得出广东省独立学院财会专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指标。
2、问卷调查组成
调查问卷将独立学院财会专业教育质量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转化为问题，形成广东独立学院财会专业教育质量体系现状问卷。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问卷说明、问卷的调查目的以及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用人单位名称、联系方式、所属单位类型，这有利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要内容，由用人单位按主观感受进行打分。该问卷针对毕业生综合素质与能力优秀的评价和总体评价、毕业生在工作单位承担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毕业生在单位工作以来的适应晋升情况以及用人单位是否愿意继续招聘新华学院毕业生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通过上述调查，我们试图评价独立学院下财会专业教育的质量，并为改进实务工作提供若干建议。
3、研究样本
本项评价对象是社会满意度视角下独立学院财会专业教育质量，涉及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历届毕业生，评价范围是雇佣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历届财会毕业生的100家用人单位。这100家用人单位分为六类，即行政单位（包括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及私营企业，具体如表1所示。本次调查选取了不同属性的用人单位，从不同的社会层次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进行评价，进而对其财会专业教育质量各指标进行调查分析，从而保证调查的针对性和数据的可靠性及全面性。
三、调研结果与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以纸质版的形式发放，样本选取采用主观判断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涵盖面较广，问卷由用人单位领导或者人事主管填写，保证了问卷及其相应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本次调查以间接的方式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来评价独立学院财会专业教育的质量。
1、总体性分析
通过对收回的100份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可知用人单位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财会系毕业生的质量评价为良好。其中，专业素质中的敬业精神能力有83%的用人单位认定为优秀;同时有91%的用人单位认为新华学院毕业生的适应能力强，并且有96%的用人单位认同新华学院毕业生的工作完成程度。然而，新华学院毕业生在创新能力和人际关系方面，只得到41%和29%的用人单位的认同，这是需要重点改进的地方。初步判断：用人单位对于新华学院财会系学生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较高，但其创新能力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是当前财会专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2、分项分析
问卷还要求测试者对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财会专业历届毕业生教育质量进行评判，由此得出其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为制定应对方案提供借鉴。
（1）毕业生专业素质与工作能力优秀的评价和总体评价
毕业生专业素质与工作能力优秀百分比分析和企业对新华学院财会专业毕业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总体评价见表2和表3。
表2显示：有63%的用人单位认为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综合素质及能力为优等，其中敬业精神更得到83%的用人单位的认同。除此之外，工作纪律、团队协作能力、综合评价、动手能力、工作实绩、表达能力分别得到81%、72%、63%、59%、59%和58%单位企业的认可，这说明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的各项能力都比较强。然而，创新能力和交际能力的优秀程度只得到41%和29%的用人单位的认可，这体现了毕业生的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缺乏团队协作精神，说明新华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习技能之外，还应具备逆向思维、多参与团队活动。
表3显示：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纪律能力较好，团队协作能力也不错，相比而言专业知识、心理素质、表达能力、业务能力、动手能力及工作实绩一般，尤其是交际能力最差，需要重点加强。毕业生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是衡量求职者的核心要素，然而独立学院学生常面临着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牢固既比不上重点本科院校学生，而专业技能能力熟练程度又比不过高职院校的毕业生的问题，容易导致学生在就业时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
（2）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在工作单位承担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
表4显示：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财会专业毕业生的工作完成情况，有59家单位企业认为表现优秀，而有37家单位企业认为表现良好，这说明企业对于毕业生的工作完成情况普遍比较满意，但也有一家认为工作任务完成较差。结合表2和表3，可以看出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比较高，但还是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3）毕业生在单位工作以来的适应晋升情况
表5显示：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适应性极强，很快受到重用的占30%，适应性较强、晋升较快占60%，加总可得出具备强适应能力的毕业生共占90%;而适应性一般、需要继续培养占10%;没有选择适应能力不强、难有作为的。说明新华学院财会大多数毕业生的适应能力强，这也是他们能够被这些单位企业认可的重要原因。
（4）用人单位是否愿意继续招聘新华学院财会专业毕业生意向调查结果
表6显示：37%用人单位表示非常愿意继续招聘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44%用人单位表示“愿意”，有19%单位表示“会考虑”，不愿意为0。从调查结果来看，用人单位对新华学院毕业生是相对满意的，愿意继续聘用的单位比例高达81%。由此再结合表2至表6，综合能力及工作的完成程度较好、适应能力强是新华学院财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优势，需保持并进一步巩固。
四、研究建议
通过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独立学院财会专业的学生的教育质量还是比较满意的，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学校方面
（1）加强与母体高校交流合作
第一，充分利用母体院校的师资力量。母体高校大多有教学经验丰富的财会教师，可以让学院年轻教师与母体高校资历深厚的教师学习，组织教师去母体高校听课，大胆借鉴其授课的成功经验，加强独立学院青年教师队伍的培养。第二，提倡教学和科研并重。新华学院一直秉承着“教学质量是生命线，科研水平是硬实力”的办学理念，但教学评价主要是基于教学，科研方面一直是学院的软肋，这不利于学院知名度和综合排名的提高，也不利于独立学院教师自我素质的提高，更不利于学生接触世界前沿的财会知识。因此，要加强两校教师间的科研交流，让学院更多的财会教师以访问学者等形式到母体院校进行交流学习。第三，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独立学院财会专业应培养财会类应用人型专业人才，注重学生的专业基础教育，灵活运用模拟实训、案例、研讨和专业实习等多种创新型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提高教学质量和毕业生的就业率，促进学院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2）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第一，提高教师的物质保障。目前担任财会专业教学任务的多数是青年教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只有加强教师的职业观念，让其安心教学，这才能够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应该在物质方面提供充分的保障，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第二，提高业务水平。很多老师都是从校门出去又进入校门，虽然有了坚实系统的理论基础，但是实践经验还有待提高。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会计已由传统的算账、记账、报账发展到现在向理财者、管理者、决策参与者转变。作为新世纪的教师，应跟上时展的步伐，掌握好现代化的科技理论和知识，搞好业务进修，了解实际，深入实际，研究实际，丰富实践经验。
2、教师方面
（1）强化学生基础教育管理
教与学是辩证统一的，如果在教学中没有学生的积极配合，而只一味的要求教师素质，也是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第一，必要的纪律约束。督促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严格把控迟到旷课现象。第二，改变评价模式。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情感和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教学质量。
（2）加强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传统的教学并不能使我院的学生在就业中获得优势，而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很多企业、单位所渴望的。第一，开展更多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精神，开展更多形式、更多类型的创新和实践活动或比赛，给学生建立一个平台，让其发展。第二，鼓励参加创新活动。老师应该更多地鼓励同学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实践活动，培养其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并在过程中给予帮助与指导。
3、学生方面
（1）提高专业素质
第一，夯实专业基础。成功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学习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基础知识，才能让我们不断地进步、发展，乃至走向成功。只有全面了解专业知识与技能，才能完成工作要求的内容。第二，提高专业技能。在掌握了专业的财务知识及各种其他知识外，同学们可以在课外时间参加一下专业性的竞赛，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实际上来。第三，培养创新意识。创新技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练成的，这需要学生意识上要时刻存在创新精神，并在平时多观察、多思考，多参加各种创新活动。
（2）强化工作能力
第一，处理好人际关系。社会是个大家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处理好了人际关系，才能愉悦地工作，顺利地完成任务。第二，提高动手能力。在企业最看重的一点上多多努力，提高自己，让自己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教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需要广大师生的积极配合。独立学院财会专业应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培养财会类应用人型专业人才，注重学生的专业基础教育，强化对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同时，教育质量是各独立学院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应该及时调整专业结构，构建实用型课程体系，灵活运用模拟实训、案例、研讨和专业实习等多种创新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毕业生的就业率，促进独立学院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重点课题“社会满意度视角下提高独立学院财会专业教育质量的路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GSJY-2014-D-a009）与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教改项目“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辅助载体下独立学院财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5J031）阶段性成果;受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教改项目2015CX033、2014J005资助。）
【参考文献】
[1] 曹泰松：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以南昌大学共青学院会计专业为例[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