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理论范文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1篇

社区作为城市最基层的单元，在减灾行动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1]15-601994年在日本横滨、2005年在日本兵库和2015年在日本仙台召开的三次世界减灾大会分别突出强调了推行开展社区灾害管理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明确提出了“社区减灾”的各项任务。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新理念，突出强调以多元主体和协作网络的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即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事务处理中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2]因此，在社区减灾中的参与主体即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间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对社区减灾的效果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社区减灾在各国实践的开展以及在治理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对于社区减灾中参与主体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Louise K. Comfort（2006）[3]在对卡特里娜飓风社区减灾行动的研究中，得出社区在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应急过程中，急需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参与和共同应对；Simo，Bies（2007）[4]研究表明，跨越单一部门的应急协作在社区减灾中能够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弥补单一部门应对的缺陷，同时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Naim，Kapucu，Demiroz（2011）[5]在比较了美国9・11恐怖袭击和卡特里娜飓风两次事件中社区组织协作网络的差异后，提出了灾害发生之前组织间频繁的交互有利于强化应急响应的效果。随着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多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角色、功能和互动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几年来，社区减灾在中国和美国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在国家的应急管理机制上都提出了实践模式。2007年3月民政部印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自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国各地分八批累计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7727个。在美国，1997年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开始创建“减灾型社区（Disaster-Resistant Community）”，以及2011年在全美范围内开展实施的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期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减少政府的行政负担。[6]基于此，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模式上各有特色。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模式的梳理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借鉴美国的社区减灾经验，进一步强化我国社区减灾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互动关系。

二、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模式

自2008年起，由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发起，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选活动。截止到目前的7727个示范社区，时空格局的分布上经历了“先东部、后西部，东西共同迅速扩展”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高值区分布于首都圈、长三角、珠三角和沿长江经济带。并且示范社区个数分布与所在县域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与灾害高发区域的空间对应相关性不显著。[7]《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8]明确规定了示范社区的建设内容和评价指标，包括10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组织管理机制、灾害风险评估、灾害应急救助预案、减灾宣传教育培训、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居民减灾意识与技能、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管理考核制度、档案管理规范和社区减灾特色。其中关于示范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的考核指标主要涉及到第1个指标组织与管理机制和第7个指标社区减灾动员与参与（见表1），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表1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评价指标1和指标7描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标准1.组织

管理机制11领导机构社区综合减灾运行、评估与改进领导机构健全12执行机构分工明确的专门工作小组：风险评估、宣传教育、灾害预警、灾害巡查、转移安置、物资保障、医疗救护、灾情上报等13工作制度领导工作制度、执行工作制度14减灾资金社区筹划

社区综合减灾项目7.社区减

灾动员与

参与71企事业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积极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活动，主动参与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宣传教育与演练；对企业员工进行防灾减灾教育72学校社区内学校在日常教育中注重提高学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能力，利用学校资源为居民开展防灾减灾教育73医院社^内医院能积极承担医护工作，关注社区脆弱人群，提高社区救护能力74志愿者社区建立志愿者队伍，承担社区综合减灾建设的有关工作，如宣传、教育、义务培训，并配备了必要的装备75社会组织社区内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吸收各方资源，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一，从评价标准的形式上看，政府部门与社区居民分工明确，共同参与社区减灾工作。领导机构由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担任。在具体执行方面，由于社区居民熟悉社区的基本情况和未来建设的需求，社区减灾动员和参与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均被要求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综合减灾工作。

第二，从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基层政府（或派出机构）仍为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中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被整合和吸纳入基层政府的社区减灾网络中，共同参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参与被整合到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各类社会资源如企业项目资金、社会捐赠等都被纳入行政资源，由基层政府统一支配。如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街道在社区减灾的建设中以政府主导为主，由街道的政府部门创建综合减灾社区创建委员会；委员会整合辖区内的其他主体和资源如部队、企业和学校，创建了包括部队、街道、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城司在内的“军、政、校、企”联席会议机制；街道动员居民成立防灾减灾志愿者队伍，形成减灾的基层网络。因此，从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实践来看，政府是社区减灾的主体，社区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发挥辅助作用。

三、美国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

（一）“减灾型社区”阶段

美国的减灾型社区建设是从1997开始，终于2001年。FEMA通过实施“影响工程”，致力于开展“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强调社区居民的参加、社区组织的建立和社区减灾制度的完善。[9]与美国以往的减灾模式相比，“减灾型社区”的建设在治理层面更加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层面的灾前预防。FEMA在减灾示范性社区建设中，拨付基金资助了7个散布于全美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县（County），致力于建设“减灾型社区”。这笔资金的获得区别于联邦政府1988年《罗伯特・斯塔福灾害救济和紧急援助法案》（《Rober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 of 1988》），相应的资金拨付的首要条件是该地区已经发生了自然灾害。相比较而言，“影响工程”项目更注重灾前的预防，因此资金的拨付在社区发生灾害之前。

第二，致力于培育多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政府资助20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并在建设跨部门合作的伙伴关系、开展社区风险和脆弱性评估、确定减灾的优先权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方面对社区提出了要求。在减灾示范社区具体实施的几年中，跨部门伙伴关系的建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个社区的减灾资金中，高层级政府给予基层政府一定扶持之后，逐渐退出。例如，减灾型示范社区建设的3年中，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下降了772%和429%，县政府和都市政府的参与率分别上升了4%和3%。除了政府部门以外，其他部门如商业部门、非营利组织、各类行业协会、宗教组织等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从1998年的6629%增长到1999年的7029%，2000年的7386%。“影响工程”终止时，很多社区通过多部门协同机制的建立，发展了长效的伙伴关系。

（二）“全社区模式”阶段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核危机，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相关部门召开专门会议，共同思考应该怎样应对类似的重大灾害事件。[10]随后，美国总统政策8号令“国家应急准备”（Presidential Policy Directive/PPD-8：National Preparedness）（以下简称PPD-8）由奥巴马总统签发实施，取代了《总统国土安全政策指令（Homeland Security Presidential Directive-8，HSPD-8）》。基于此，2011年12月，时任FEMA行政长官的Craig Fugate针对美国应急管理的现状提出：政府仍然会是应急管理的主体。但是，也应该充分地意识到以政府为中心的应急管理方法，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各类巨型灾害带来的挑战。因此，急需提高整个社会的应急能力。通过发起全国对话―应急管理的全社区模式（Whole Community Approach to Emergency Management），旨在集体学习与交流全美社区的防灾减灾经验、加强民众的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的恢复力。

FEMA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提出了3个原则（Principle）和六个战略主题（Strategic Theme）（见表2）。其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FEMA所继续强调的社区减灾模式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间的社区减灾伙伴关系的建立。从治理层面上看，全社区模式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注重社区资源的利用。包括社区的人力资源如社区领导者和社区物质资源的利用。社区内正式或非正式的领导者，对于社区具有全面的了解以及动员能力。例如，俄亥俄州（Ohio State）中部是美国第二大索马里族居民的聚集地，俄亥俄州中部区域规划委员会（Mid-Ohio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一直致力于获取索马里族居民的信息，如通信方式、传统、行为、习俗，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群体的需求。索马里族居民提出将索马里族居民社区领导者加入到该委员会，以便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通过其领导者得到可以信赖的信息与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应急管理者和社区民众通过建立可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受益。表2美国应急管理全社区模式原则与战略主题P1理解并满足社区的真实需求P2加强社区的多元参与并对参与主体赋权P3强化社区在常态下的管理活动ST1理解社区的多样性ST2认识社区的能力和需求ST3培育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ST4建立并保持多元参与的伙伴关系ST5授权地方的行动ST6利用和加强社区现有的设施、网络和物资

第二，注重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FEMA意识到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对社区减灾具有深远意义，因此提出在社区减灾中该发挥商业部门的作用。就私营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层面来看，客户的需求永远是首要需求，因此灾害发生时考虑到客户的需求才能真正解决私营部门自身的生存需求。在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一大批商业部门，如IBM、沃尔玛（Walmart）、梅西百货（Macy Department）、UPS、美联航（United Airlines），动员商业部门众多的客户群体，并利用其广泛的运输和营销网络，按照市场的方式积极发挥作用。

第三，探索适应多元主体伙伴关系建立的协调配合的应急机制。如应急协调准备联盟（Be Ready Alliance Coordinating for Emergency，BRACE）和应急准备支持联盟（Support Alliance for Emergency Readiness，SAFER），是两个在伊凡飓风（Hurricane Ivan）之后建立起来的应急管理伙伴关系网络组织，前者服务于Escambia County，后者服务于Santa Rosa County。这两个组织均致力于在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协调社区、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公立和私营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来降低由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带来的环境影响。图1为BRACE与SAFER的工作流程图，两个机构通过对各类组织的协调建立应急伙伴关系，在弗罗里达州（Florida State）ESF-18（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s-18）的指导下，来协调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的行动，提供及时和短期的援助以满足灾后的需求，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图1BRACE与SAFER工作流程图

四、中美社区减灾模式的比较

中美两国在国家层面所提出的社区减灾实践模式各有特色。开展实施的几年中，都起到了启发基层民众防灾减灾意识、提高社区及整个社会防灾减灾能力的作用。中美两国由于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差异，在社区减灾治理层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所参与社区减灾的方式、作用和互动关系也略有不同。综合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的具体模式中，政府部门都充当了社区减灾的主体，但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与社区中的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体表现出“指令型”的关系模式。即社区减灾中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凭借行政权威，要求辖区内的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减灾的网络中，如对私营企业、医院、学校以及志愿者团体下达指令，表现出吸纳和整合的方式，被动地将社区减灾网络扩大至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部门较多地承担社区减灾的资源供给，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充当社区减灾的辅助力量。从形式上看，这种模式形成了治理的网络，但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鉴于政府的行政权威被动参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长期来看不利于社区成员自救互救主体性的培育。

美国两个阶段的社区减灾模式中，在政府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模式上表现为减灾型社区阶段的“委托型”，到全社区模式阶段的“合作型”。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FEMA以委托合同的形式把减灾项目委托给社区。全社区模式中，FEMA通过对社区的主体赋权、建立与社区领导者的合作关系以及授权地方的行动上，在社区减灾中形成了多部门参与的伙伴关系。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由减灾型社区建设阶段的“委托型”逐步演化为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型”。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而是横向上良性的合作关系。从以上中美两国在社区减灾实践模式中政府部门的不同作用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过多地承担了行政职能，缺少对其他部门的合理和有效的激励。

第二，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当前我国社区减灾中体现出政府主导模式，但这并不表明社区减灾中需要“政府包揽”，亲力亲为所有事项，而是需要借助社会多方的力量，共同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性需求。目前，中国的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中私营部门即企业主要充当的是资源的捐赠者，在社区风险防范以及应急响应过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大多数企业在社区减灾中成为政府部门监管、指导和动员的对象，少有企业以市场的方式，即通过等价、有偿的方式提供应急产品和服务。美国从减灾型社区到全社区模式的建设中，逐步强调私营部门应该以市场行为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减灾过程中。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分担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风险和行政成本，成为全社区模式中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三，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组织已成为各国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社区类的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领域的宏观策略，表现为理念介入策略。[11]在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的理念介入策略背景下，在风险管理阶段，在微观层面，通过风险文化培育即通过对个人安全意识与责任教育来改善个体风险认知与行为；在宏观发展理念层面，注重人与自然、发展与灾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建设中，广泛动员群众力量，以社区人员为重点建设社区志愿者队伍。[12]相比之下，美国的两阶段社区减灾模式，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以非营利性运营的方式参与社区减灾活动。其中美国红十字会（American Red Cross）和宗教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启示

因此，我国在社区减灾中，如何真正发挥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强化。

第一，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我国社区减灾的模式，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然而政府部门在人才、物资和资金等资源的供给上，始终是作用有限的。政府部门在社区减灾中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多数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范畴，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满足社区减灾的基本需求，对于社区居民的异质化需求，如更高层次以及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以市场的方式供给。而私营部门通过市场方式运作，能够解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异质化需求，如政府的职责是对社区居民进行必要的防灾减灾宣传，而更高层次的技能的培训如果通过市场的方式由私营部门提供则会更加高效。

第二，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目前，我国社区减灾中，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多以志愿服务为主，然而公共管理领域中所涉及到的“志愿失灵”现象在社区减灾中也有体现，主要表现为志愿服务在社区减灾中的不可持续性。因此，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就应该转变社会组织的志愿参与模式，通过非营利组织的运营化参与，转变以往社会组织的志愿性，而通过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调动社会组织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提供特色服务。

第三，加强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有效沟通和协作机制。在社区减灾所呈现出的多元参与趋势下，增加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势在必行。由于社区减灾中各类资源和信息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跨部门在社区减灾中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如信息无法共享、资源浪费等。因此，通过加强跨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机制，促进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联合开展社区中的减灾和应急行动，才能有效解决跨部门社区减灾中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问题。

社区减灾中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跨越边界进行合作的减灾模式，是近年来在西方合作治理理论和跨部门合作等概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需要建设性地跨越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边界，动员各个部门的力量，共同实施减灾策略。在西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边界比^清晰，因此比较容易跨越边界共同解决问题。而中国的跨部门关系相对比较复杂，路径依赖导致长期存在于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之间的纵向等级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目前中国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的边界模糊，政府部门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间明显不平衡的权利关系导致企业和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应急协作中往往表现出政府部门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挤出效应”。综上，抑制“挤出效应”，应从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社区减灾中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减灾中的运营化参与、加强跨部门的沟通和协作方面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1] 滕五晓. 社区安全治理：理论与实务[M]. 上海三联书店，2012.

[2] 张海波，童星.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3）：58-84.

[3] LOUISE K，COMFORT. Cities at Risk： Hurricane Katrina and the Drowning of New Orleans [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6（4）：112-135

[4] SIMO G， BIES AL. The Role of Nonprofits in Disaster Response： An Expanded Model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7， 67（2）：125-142.

[5] KAPUCU， NAIM， DEMIROZ F. Measuring Performance for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 Us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Tools [J]. Public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4（4）：549-79.

[6] 唐桂娟. 美国应急管理全社区模式：策略、路径与经验[J]. 学术交流. 2015，253（4）：64-69.

[7] 周洪建，张卫星，雷永登，等. 中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时空格局[J]. 地理研究. 2013，32（6）：1077-1083.

[8]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标准[EB/OL]. （2010-05-05）[2016-12-05]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jzjj/201005/20100500074887shtml？3.

[9] 沙勇忠，刘海娟. 美国减灾型社区建设及对我国应急管理的启示[J]. 兰州大学学报，2010，38（3）：72-79.

[10] 游志斌，薛澜. 美国应急管理体系重构新趋向：全国准备与核心能力[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3）：118-122.

[11] 陶鹏，薛澜. 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管理合作伙伴P系的建构[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3）：14-18.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区治理 治理理论 善治

一、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做出了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治理理论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强调管理是一种有效互动的合作过程，认为公民社会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同时，治理也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形式。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制的解体，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政府主导下的传统社区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社区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区治理应运而生。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得国内外学者纷纷将希望寄于治理理论，而建立在国家和市场基础上的有效的治理--善治--是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不足的有效手段。善治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社区治理的现实意义即是走向善治，实现合作共治。

二、D市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

1.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电话采访和走访民政局相关部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社会组织管理科、社区管理办公室）、查阅D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文件和在典型社区（二女桥社区、望海社区、新坝社区）发放调查问卷（对象为社区居民，纸质调查问卷60份，电子调查问卷40份，回收问卷94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等形式对D城市社区整体情况和典型社区进行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

2.调查背景及概况

近年来，D市以“组织和谐、文化和谐、利益和谐、人际和谐、环境和谐”为根本出发点，以创建“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为目标，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截止2013年5月，D市全市辖14个镇，368个村委会（其中含75个农居），42个居委会，总人口115.23万人，总面积234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1.6万亩。目前，市区现有5个街道、22个社区，常住人口21万人，市区建成区面积26平方公里。先后创建省级文明社区2个、和谐社区3个、民主法治示范社区10个、绿色社区3个，地市级社区建设示范社区17个。《D市“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到2013年，D城市社区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新体制，农村社区达标率达80%；到2015年，农村社区“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达标率达100%。2013年D城市社区已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社区管理新体制，农村社区达标率达82%，已达《办法》规定水平。

3.问题及原因分析

D市城市社区在组织架构、规章制度、人事管理安排、公共服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社区管理的标准，但社区治理还未在这个长江以北县级市中唯一的中等城市里深入人心，与已在全国很多城市得到良好实行的成熟社区治理机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在D市城市社区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区问题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而社区治理的主体仍然停留在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政府全能型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政府部门对于社区方面还没有实质性的放权，只是交给社区居委会来承担社区管理的相关工作，忽视了社区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D目前在民政局登记备案的社区民间组织有30余个，而实际上这些民间组织与社区的联系仍然是停留在书面层面，实际操作意义上能够真正起到社区治理主体作用的社区民间组织少之又少。社区居民也因为“熟人社会”的逐步瓦解而很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不高。缺少了社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团体的力量，便缺少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公共利益不可能在这样的模式中最大化。

社区居委会陷入“内卷化”趋势。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居民管理社区自治事务，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但D市城市社区居委会受传统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定势和惯性的影响，仍然普遍存在行政依赖，“内卷化”趋势明显。居委会组织结构的科层化、组织功能的行政化、组织成员的职业化，实际上是街道办事处对其自身结构的复制和内卷。笔者电话访问了市区两个街道办事处的大学生村官A和B，社区居委会的性质是行政性的还是自治性的，A回答说：“你是要问字面的还是要问实际意义上的？字面上的解释应该是居民自治群众性组织，但是D现在还是行政意义上的，街道包括居委会做的都是行政事务，很少根据民众诉求服务居民。”B回答说：“目前社区居委会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在执行街道办事处布置的任务，自主性很少。”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准公共产品;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284-04

传统上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界定(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供给方向发展。近年来,虽然逐渐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给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在把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属性和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因素研究上仍显不足,没有能真正解决农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另外,由于对治理问题研究的缺乏,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公共产品的浪费及闲置的现象,农村公共事业没有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②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①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 、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①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参考文献:

[1] James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32, No. 125.(Feb, 1965):1-14.

[2]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 162(1968):124-148.

[3] Quiggin. John. Private and Commo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Economics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XXII,No.4(Dec,1988):1071-1087.

[4] Swaney. James. A Common property, reciprocity, and commun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24, No. 2(June,1990):451-462.

[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9-12.

[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67-173.

[7] 林万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27-35.

[8] 李建.农村公共品三维复合属性的新考察[J].改革,2007,(6):69-72.

[9] 王书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困境缓解:剖析河北一个村庄[J].改革,2008,(1):148-153.

[10]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56-60.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Abstract: Elinor・Ostrom public resources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heory must be improved product,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of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upply to our theory provides a study of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and supplies for the new perspective.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current in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product governance research and its shortcomings on the basis of public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theory put forward our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future management of public goods requires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the public sector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治理理论；实践；综述

中图分类号：C9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26-04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出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广泛变革，强调市场、企业、NGO和各类公民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合作作用的治理理论逐渐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社会快速变革条件下表现出的适应性不良等问题，公共治理领域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充分借鉴治理理论及应用实践经验，对于提高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内外治理理论及研究

（一）西方治理理论

20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府管理危机，由于政府“超级保姆”的角色，导致了政府职能扩张、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病，导致公民强烈不满。全球化的深入也使、环境保护、市场垄断等国际问题逐步发酵，种种不可治理性以及新地方主义的兴起，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作为新兴力量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群体，对于弥补市场机制弊端和政府功能失效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政府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①自此，治理理论逐步成为西方学术界探讨的理论热点[1]。

西方治理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崭新的政治画卷。从上述关于治理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这些理论家们都反映了治理的一些共同特征，即：管理主体从传统一元管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政府职能从职能全能走向治理职能有限；政府与市场，尤其与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系从单方强制走向自愿平等的协调合作关系；政府更加突出其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及有效性的特征等。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治理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研究范围也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到治理评价体系等多方面深入。目前，西方治理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重新向现代性回归。明显特征是国家的元治理地位在实践中得到确立，也就是说政府作为制度的保障者、公共责任的最终负责者必须居于主要位置，同时新公共管理的私人部门公共服务的方式也得到了反思。二是项目层次上的治理在西方得到高度重视，研究者通过项目来比较等级制、市场和网络的治理绩效，从而找出决定各种治理绩效的那些因素。这种理论意图使得治理理论正逐步成为突破经典理论、开拓新实践领域的旗帜。

（二）国内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

国内最早介绍“治理”或者“治道”的文章，源于1995年发表于“公共论丛”第一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上署名知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6]。2000年，随着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的出版，该理论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

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理论见解，即治理有别于统治，它打破了市场与经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传统两分法思维模式，把有效的管理看作两者的合作互动过程，力图建立起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同时，我们在看到治理理论的优点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有着异于西方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才能实现有别于西方所谓“国家重构”的现代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建构。

二、治理理论的国内外应用实践

（一）国外实践

20世纪末，治理理论最先被西方国家广泛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实践领域，并出现了大范围的地方治理创新运动。国外社会治理的应用涉及行政管理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等多个领域，其中治理理论在社区管理中的运用与实践经验较突出，值得借鉴。

1.美国——典型的公民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社区并不是作为政府的一个基层管理单元（行政区划）而存在。联邦各州乃至各个市、镇，都有其独特的社区治理方式，但在社区发展和管理上，基本都采取了“政府负责规划指导和资金扶持，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具体事务交给社区组织和民间团体，政府只负责宏观调控。社区居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民主的活力，公共服务企业的运作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市场化，公共服务组织的加入引起了社区治理的组织化，社区权力的分散最终构成了社区治理的多元化特征。

2.日本——“行政+自治”的合作式治理模式

在日本，民众主要通过大量结社方式（通常表现第三部门或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并主要在政府和企业力不从心的治理领域提供帮助，或在其中发挥桥梁和中介作用。1998年，日本制定《特定NPO法案》并辅之以一系列管理制度，开启了日本民间组织注册管理制度发展的新时期，让民间组织具备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同时，日本的税法修正案为公民社团的税收优惠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从社区治理看，日本社区治理方面的最大特色在于形成了“行政—自治”混合模式，政府对社区发展的干预较为宽松。在城市基层社区层面，最基本的自治组织是町内会，1991年日本国会在修改《地方自治法》时，将町内会作为“地缘群体”写进了该法的附则中，正式确立了町内会的民间地位，表明了政府向民间让渡管理空间、下放权力的意向。日本的社区治理在本质上体现出国家主导和社会自治相互交织的两重性，使得公民对社区自治拥有更多的自。

3.新加坡——行政主导式的社区治理模式

新加坡社区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党政强介入，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新加坡自上而下有一套完整的社区管理组织系统，包括国家层面的社区发展、青年和体育部以及人民协会，地区层面的社区发展理事会，社区层面的公民咨询委员会、居民联络所以及居民委员会或邻里委员会等，各级组织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有关社区建设发展的事务，由政府部门规划、组织、实施和协调，社区建设和治理的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虽然新加坡城市社区治理中集权色彩较浓，但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新加坡的民间组织乃至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及社会义务工作者等都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构成新加坡的社区治理体系。

（二）国内实践

从国内来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创新实践，部分省市的实践仍然集中在一些生产、生活领域或重大项目上。其中，以杭州城市公共事务治理和深圳盐田区社区治理为代表的实践成效较为明显。

1.杭州“社会复合主体”治理创新

杭州在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提出“社会复合主体”崭新发展思路，将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并进而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在“社会复合主体”系统中，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社会运作和市场配置资源能力“三力合一”，政府在宏观控制和战略决策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企业、社会组织则着力于微观资源配置和生产。鉴于其在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方面的革新，“杭州模式”不同程度地被一些城市效仿与借鉴。但由于该模式还处在探索阶段，如何结合中国城市实际，完善复合治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2.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

深圳市盐田区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始于1999年，其最大的特点是妥善地处理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一方面创建了标志政社分离的“一会两站”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即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组成的社区组织体系，另一方面直接选举了回归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使社区建设逐渐由政府主导变为社会主导，达到并推动社区居委会自治。这样，基层政府部门摆脱了部分管理事务，增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和行政能力；社区居委会回归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强化了自治功能，淡化了政府管理色彩。在明确了各自的角色和职责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居民和居民组织、社区服务机构都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新的社区治理体制和机制也相应建立起来。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对治理理论及相关应用实践的研究，本文认为，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研究：

一是加强对治理理论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特色的治理模式。目前，西方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已有20多年，也在很多国家、很多领域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我国是近几年才充分引进治理理论的研究，国内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引进、内涵的解读等方面，没有深入地将该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实践完美结合。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将中国发展情况与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国家背景等做充分比较，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治理道路，而不是照抄与照搬。

二是强化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等在治理理论中的分支研究。治理理论产生后，产生了很多分支研究，比如国际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等，目前国内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理论本身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面对的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状况、城市管理状况等，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相应在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等具体的领域范畴进行相关研究。

三是加强对相关实践的跟踪研究，从中不断总结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之母，没有实践，理论便只是理论。目前，西方国家在治理探索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也在针对国情不断地做优化和调整，理论不是一层不变的，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针对他们产生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我们应该更加密切关注，并加以跟踪研究，避免走他们所走过的失败的老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国内对治理的实践参差不齐，基本上是小规模、小领域、小项目等范围内的实践，个人认为，目前应继续保持跟踪观察研究，在政府层面也不急于做大范围的实践探索，待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实践经验更多的前提下，再进行大范围探索实践亦不晚。

参考文献：

[1]魏涛.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J].资料通讯，2006，（7，8）.

[2][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2）.

[4][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M]//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三联书店，2000.

[6]智贤.现代治道新概念[M]//刘军宁.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毛寿龙，李梅，陈幽汉.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9]沈荣华，周义程.善治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的有限性导向[J].理论探讨，2003，（5）.

[10]徐勇.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J].政治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1，（7）.

[11]楼苏萍.治理理论分析路径的差异与比较[J].中国行政管理，2005，（4）.

[12]孔繁斌.治理与善治制度移植：中国选择的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13]何增科.治理、善治与中国政治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2，（3）.

[14]娄成武，张建伟.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地方治理之内涵与模式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7，（7）.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5篇

摘要：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在中国揪起的一阵热潮，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治理治理理论中国特色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治理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治理理论，并指导着各自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也相应地包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1．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在当今中国有很多超前的城市社区发展经验和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应该走“包容性社区”道路，大力建设包容性社区：强化社区功能，拓展社区服务，发展参与式的社区管理，发展社区文化和社区精神。

2．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自治体制。借鉴成功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优先发展乡村社区组织和培育乡村社区精神，科学合理地划分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界线，以社区政治自治为核心，推动“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的模式转换。要实行县级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实行村级社区完全自治，建立“议行分离”的社区自治运行机制。

3．其他。另外还有关于大学治理、公司治理、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的治理理论，在此不详细阐述。

(三)原则并重化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法治化原则和可持续化原则。这两大原则兼容并重。缺一不可，共同体现治理理论的中国特色。

1．法治化原则。“法治化”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核心内涵，在公共治理中，任何治理主体都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法治化”原则，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作为元治理的政府，必须尽快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交。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构建法治政府和法治的其它治理主体。法治化原则是善治的表现之一。

2．可持续化原则。中国过去走的“运动型”治理道路，它出现了“公共治理范式危机”。无法形成一套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思路，坚持可持续化原则，走“可持续型”的治理道路是理性的选择。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坚持治理的可持续化原则．

(四)途径多样化

对中国而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在吸收历史营养、学习优秀经验之后，在坚持两大原则并重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针对现实国情，从薄弱环节着手．通过各种途径，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治理道路。

1．构建双层治理模式。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即目标层面和结构层面。首先在目标层面上，建立“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范式。为了避免多中心治理可能出现的失败，我们必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地位，通过与社会团体的合作与竞争，使公共权力得到最优化配置。其次在结构层面上．建立“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范式。合理划分二者的边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0。

2．培育公共精神。首先创新国家体制，巩固公共精神生成的制度保障；其次加强公民教育，使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最后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积极创造环境良好的公共生活空间，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发育。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自主治理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057-02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诺姆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多赢”，即网络结构中每个参与者都能够获取各自的利益所得[1]33。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领域

（一）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教育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最初引入我国是用于解决教育问题，曲正伟指出多中心治理体制在我国义务教育治理中具有适用的合法性，提出了保持各中心之间均衡和突出政府责任主要性的多中心治理体制[2]9。付小倩等从建设主体、建设路线、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出发提出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多中心思路，为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优化、深化提供了有益借鉴[3]106。

（二）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刘芳雄最早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环境问题中，对于温州企业忽视环境保护责任的现状，提出了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引，运用市场机制，通过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合作解决温州环境问题[4]139。对于我国城市地区的雾霾问题，刘菲提出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健全社会的参与机制，实现由传统到“绿色”的环境治理模式转变[5]1-2。

（三）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农村事务治理问题

对于农村公共物品在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李莹莹提出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指导，改革农村公共物品单一的供给主体，构建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组织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主体[6]1。张海涛以多中心治理为视角，探寻乡村治理的新模式，提出了发挥第三部门、农村民间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政府治理中的补充作用，形成多个中心相互协作治理局面，形成村级治理的“善治”局面[7]1。

（四）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

对于我国社区居委会一支独大格局的负面影响，刘伟红提出了发展其他社区组织，提升社区组织发展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形成多中心的公益物品供给格局，以打破社区居委会的绝对优势状态[8]88。对于我国城市社区存在的问题，史敏应用“多中心”治理，提出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培育社区自主治理组织、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热情，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的关系，通过不同平台促使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9]1。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存在的问题

（一）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均可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并以平等的地位处理公共事务以及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我国学者建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大多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发挥企业、福利机构、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的作用，这种“多中心”趋势，偏离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表现为在政府这个轴心的周边围绕着几个不完全依附、部分自治的治理主体，这种模式主要是在政府指导下，各层级主体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层次化清晰，不同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较少，这种现象是根据多中心治理框架来寻找我国与之相对应的元素，通过协调政府职能与各级主体达到治理平衡，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多中心”。

（二）与我国国情结合得不够紧密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是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治理模式，以美国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设计的，尽管我国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大幅提升，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但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权利运用的民主化程度、社会组织运行的自主化程度、政府权力分配的合理化程度方面，都与理论最初要求存在差异。作为一种非本土化理论，我们在应用该理论时，不能完全照搬而要与我国国情结合，虽然我国学者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这种结合还不够紧密，大多学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介绍，未能建立起实践性的理论框架体系，理论的本土化推进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三、提升多中心治理理论应用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注重理论应用角度的自发性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多中心主体之所以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团体是多元主体的自主组织，在自组织的过程中不同主体会以平等的地位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处事原则，这一过程确保了多元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学者项麟通过在北京“浙江村”为期6年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对浙江村自有的一套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从最朴素的事实中发掘我国社会存在的自主治理。浙江村的社区生活以由亲友圈和生意圈构成的系为基础，每个人都有一个“系”的关系网，两个圈子重叠的部分是核心系，人们靠亲友圈来组织平常的生活，多人与个人多向投资格局促使不同的亲友圈、系之间交叉重叠，增强了一些人纠纷调解和经济能力以及在各自朋友圈的声望，这些人影响范围深远，波及到它原来的系之外，这种机制促进了“大人物”的产生，这些主体构成了浙江村社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浙江村的生意交往中人们通过掌握对方的底细减少风险，亲友圈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中介作用，例如：在A的系中他与B是亲友关系，B与C又是亲友关系，那么A在与C开展生意合作时可以发挥B的连接与监督作用。广泛的亲友圈不仅可以对对方进行监督，还可以对其失信行为进行惩罚和纠正，人们在亲友圈与生意圈的互动中锁住客户，一个系的人共享这组具有锁住能力的亲友圈。浙江村内不同的关系之间构成了关系丛，使人们有很强的互相帮忙意识，认为互相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A帮了B的忙，C又来帮A的忙，因此帮助别人实质上是在给自己的“关系丛”投资，“助人者人助之”，这个“人”在村内所包含的主体是相当广泛的，同时浙江村内的生活透明度极高，如果不帮会遭人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人们互相帮助的积极性。村内的大人物主要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和调解内部纠纷，是社区组织的核心，大人物和小人物各做各的生意，内部关系的编织构成大人物的权威基础，对于不能解决的纠纷都要找大人物进行调节，同时大人物也乐于为人提供服务和帮助而不计回报，这样反过来也能提高他在关系丛中的威信。浙江村的这种自主治理模式不仅加强了和外部经济体的“联结”，促进了自身社区的持续发展与扩张，也积极改变着外部社会的经济格局。这样源于社会内部自发性的自主治理是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符合的，从这种自发性的角度出发引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发挥治理理论的指导作用以解决我国社会组织自主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社会环境内部的自主治理模式是需要广大学者加强研究的地方。

（二）提升治理理论与我国国情的结合程度

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主张多种制度规划相结合，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对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集体行动困境做出良好的响应，这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本身层次多，复杂性强的现状相吻合，为解决由政府单一管理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思路，对我国公共事务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组织之间的具体情况还会有所差别，所以在引用针对美国国情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时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使构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符合我国实际。

学者陈剩勇、马斌在《温州民间商会：自主治理的制度分析―温州服装商会的典型研究》一文中对多中心治理实现的制度机制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主要以公用的草地和山地等“公共池塘资源”为研究案例所得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在分析温州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时，显然还应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下做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的建构[10]33。温州民间商会是相关业内人士为在行业混乱无序，政府无力解决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以其良好的自主治理绩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根据奥斯特罗姆自主合约治理的八项原则：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集体选择安排；有效监督；越“规”的分级制裁；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对组织权的认可；分权制组织[1]17。分析了温州民间商会的生发机制―制度基础和内在逻辑、温州服装商会―制度变迁与自主治理机制的演进、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困境及其发展出路，最后总结与探讨了自主治理与政府作用。这样一种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应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及解决我国社会自主治理的生发机制及存在问题的方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需要广大学者进行广泛研究。

参考文献：

[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2]曲正伟.多中心治理与我国义务教育中的政府责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23）.

[3]付小倩，袁顶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多中心建设[J].现代教育管理，2014（7）.

[4]刘芳雄.多中心治理与温州环保变革之道[J].企业经济，2005（4）.

[5]刘菲.多中心治理视角下H省雾霾治理问题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4.

[6]李莹莹.多中心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研究以阜新市为例[D].沈阳：辽宁大学，2011.

[7]张海涛.多中心治理：劳务输出地区乡村治理新模式――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D].重庆：重庆大学，2013.

[8]刘伟红.多中心理论视野下的社区发展路径分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2）.

[9]史敏.鄂尔多斯市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4.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区管理；机制建设

一、农村社区管理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NPM）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理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管理职能的优化，即重新定位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该管什么和不该管什么的问题。二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即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解决政府该管的事情如何管好的问题。三是政府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即引进企业管理的理论、原则、方法、技术和人才，通过分权和分散化改革，放松规制，改革公务员制度，实行绩效管理，推进政府信息化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农村社区管理制度建设的启发是：必须认清政府定位(政府不宜包办社区事务)，即使在政府必须介入的领域也应实现工具创新(运用市场化机制)。这意味着需要重新架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组织结构，划分不同社会组织，如高层级政府、基层乡镇政府、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等的功能领域及权责界限，在此基础之上实现管理机制和手段创新。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我们从政府自身改革入手，推动社区管理体制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忽略对社区自治力量的培育，强调政府的管理技能，而忽略授权技能。所以，有必要引入另一种理论思路即治理理论。

（二）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于90年代初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与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治理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有着共同的特征。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后者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模糊了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从而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二、对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机制的建议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以及各国农村社区管理机制建设成功的经验,在重新定位社区内外各类组织的职、责、权边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管理体系，形成一种新型组织结构。

（一）分清责权，构建新型行政运行机制

传统的基层社区管理中的行政管理机制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根据治理理论，多元行动组织模式必须取代原有的农村组织模式，因此我们增加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程度，形成新的多元化组织模式。以街道党工委为整个行政运行体制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框架进一步健全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中介组织为补充的社区组织。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落实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实现社区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议、自己办、自己管，进社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社区事务公开制度，通过各种形式将社区的财务和事务以及其它与居民密切相关的事项在社区公开，加强社区成员对社区事务、社区干部和基层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励民办事业单位。与传统公办事业单位相比，其发展不仅实现了投资主体的突破，贵在机制创新，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二）加强服务，构建新型社区服务机制

农村社区服务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和龙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因此要转变政府职能，形成新型的社区服务机制。第一，街道办事处以行政管理为主，行政管理效率是其最大目标。构建服务保障型社区，完善社区服务保障机制，积极开展面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等困难群体和特殊对象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加强社区就业服务中心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帮，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第二，社区居委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因时因事的不同灵活调整，达到管理和服务的完美结合是其目标。建立社区群防群治体系，推进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三）防止资金脱链，完善资金保障机制

在优化政府职能和打破传统组织壁垒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重新构建社区管理的财力支撑体系，完善资金保障机制。用于社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资金来源包括两类:

第一，政府的财政支持，包括来自各级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以及转移支付。在城市反哺农村的大背景下，今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乡村的资金投入。但是必须在考虑社区各类事务的属性以及地区差异性的基础上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政府资金投入才可以变得更合理、有效；考虑到各地差异，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会更加突出。所以，在政府资金投入上，不能一刀切。对于社区内的公共而言，中央、省财政应该负责外部性很强的公共事务；地方政府财政主要负责社区性很强的公共事务。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主要由地方承担，中西部地区由高层级政府转移支付。

第二，社区内部的资金。按照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逻辑，除了政府财政拨款、各级政府转移支付等政府支出外，还必须建立政府以外的多元化成本承担机制，如社区自治组织收益、村民集资、企业及其他社会团体捐赠等。

参考文献；

[1]刘志伟.中国农村新社区建设:21世纪的中国乡村再造[J].理论与改革,2004,(3).

[2]段炼.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2).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元治理；城市社区治理；运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1.0017

作为一种社区管理机制，社区治理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式。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各地区在社区管理、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等方面已探索出诸多特征鲜明的城市社区发展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社区治理运作机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政府、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欠缺，呈现出一种“集体失联”的形态，各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时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社区治理运作机制的碎片化困境已成为制约社区实现善治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克服城市社区治理运作机制的缺陷、摆脱困境，就成为完善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善治的重要命题。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元治理理论在提出后的20多年时间内，以其独到的解释力被广泛运用于不同国家诸多领域的治理进程之中。它在各种治理范式框架中具有代表性，既能在宏观层面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又能在微观层面上指导某一具体领域的治理行为。元治理理论范式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具有高度契合性。通过构建元治理模型，用于指导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并完善其运作机制，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绝佳路径。

（一）城市社区治理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早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著作中最先使用了“社区”（community）一词，用于描述那些存在于前工业社会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国内学界将社区界定为地域性社会，其中既有社区研究历史方面的渊源，同时也是社区研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用与实践的必然结果。[1]自“社区”的概念引入国内学界以来，学者们对社区的理解和阐释普遍具有地域性因素。例如，徐勇认为，“社区是指由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由一定的人口、地域、设施、管理机构、文化现象和社区意识等要素构成的小社会”[2]。又如，唐忠新认为，“社区指的是由居住在某一地方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从事多种社会活动而构成的社会区域生活共同体”[3]。就“社区”的一般内涵来说，“社”即为人群，“区”就是地区、空间、环境，可以简单将其理解为聚居在一定地域上的人群生活的共同体。城市社区是相对于农村社区而言的，是指在一定的城市地域范围内，由一定规模的人群按照某种社会关系组成的、具有综合性社会功能的社会区域共同体。

治理理论早先由英国学者罗德・罗茨提出，他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发生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得以产生，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和以往大相径庭，是以新的手段来统治社会”[4]。法国管理学家让-皮埃尔・戈丹认为，“治理可以用来破除陈规，冲破保护的围墙；治理具有现代性，它对旧有的社会关系提出质疑，同时，治理可以代替公共干预主义”[5]。美国管理学家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治理所构建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不能依赖外部强加，它需要依靠诸多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来发挥作用”[6]。可见，治理理论旨在重新调整和塑造政府、市场与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为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和利益分配等体制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指导。参考治理的内涵来界定社区治理，我们可以将社区治理理解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事务，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为。

1.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规范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展开规范研究。例如，吴光芸、杨龙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解读社区治理问题，他们认为，“社区居民之间互惠的、普遍的信任，以及通过社区组织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社区的社会资本；社区治理的实质就是信任、互惠与合作；社会资本理论范式下的社区治理包括三个维度：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和激励监督”[7]。张洪武聚焦于社区治理的秩序问题，他指出，“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不仅依赖于社区之外更高层次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还依赖于社区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通过互动博弈所构建的规则体系；由公共责任理念指导、公共规则约束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是摆脱‘公地困境’、改善集体行动并实现社区善治的基本前提”[8]。陈伟东、吴恒同探讨了城市社区的治理方法和路径选择，他们认为，“建国后，城市社区治理方法实现了由经验方法向行政方法的过渡，当前仍以行政方法为主；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型，使得缺乏弹性的行政方法已无法有效完成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的使命；基于居民需求结构和特点，当代城市社区治理应选择以精细化和理性化为特征的专业化道路”[9]。张平、隋永强在元治理视阈下论述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结构，在他们看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呈现出‘一核多元’的特点，‘一核’是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领导核心，‘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等；依据元治理理论范式，在党的领导与政府主导下，构建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局面”[10]。隋玉杰纳缁嵯低忱砺邸⑿枰理论和抗逆力、充权与优势理论出发，对当前社区治理结构方面的某些创新性举措进行审视，探求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动力机制和可持续性发展机制；他将当前社区治理结构划分为功能对位型、需求满足型和自力更生型等，并指出理想型社区治理结构的构建需权衡各种治理结构类型的利弊[11]。陈亚辉着眼于社区治理的模式，他认为，“随着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型，网络化伙伴关系已成为社区发展的大势所趋；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关键是通过管理网络使社区快速反映公民诉求，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未来的社区发展应注重实现社区公共价值，连接社区公共服务伙伴关系，强化政府责任，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12]。

2.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实证研究已成为城市社区治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例如，唐文玉基于社区个案研究城市社区中的权威效能治理指出，“‘权威效能治理’展现了社区中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威―服从’关系，社会力量充当着国家渗透社会生活的功能性和结构性的‘基础设施’；在‘权威效能治理’范式下建构起来的是一种有限社会公共性和能动性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其职能主要是拓宽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以便国家对社区实施‘柔性控制’” [13]。冯猛以北京东城区6号院的环境整治行动为例，从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出发，构建了一个研究社区治理困境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基于社区困境发生的原因，针对治理行动规则、行动结构和行动过程，提出本质困境、结构困境和过程困境三种理论范畴，并提出摆脱以上困境的若干途径[14]。张红、张再生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AMOS 17.0软件对调查数据与假设模型进行了结构方程的拟合检验，在他们看来，“完善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的条件，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便利度，提升社区治理参与的效率，是推进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有效路径”[15]。吴晓林基于台北市社区的调查，指出“台湾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以半官方性质的‘里组织’、社区发展协会和官方力量为主体的三角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打破了‘恩庇关系’对社区的影响，试图将微观层面的政府干预赶出社区，为社区自主发展创造更多空间”[16]。李晓壮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分析框架出发，通过对北京市社区调查来分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其处于非良性的运行状态之中，存在“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趋于严重、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滞后城镇化、社^共享部位产权不清晰等比较突出的体制性问题”[17]，进而指出体制改革创新是破解社区治理问题的当然路径。

（二）元治理理论

目前，“元治理”（Metagovernance）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理论之一。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是最早提出并界定“元治理”概念的学者之一。关于元治理兴起的原因，杰索普指出，“元治理是为了克服治理失灵而进行的对自我管理的管理或自我组织的组织，追求科层制、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的协调”[18]。杰索普将自组织作为一种治理机制，认为公私合营企业和其他形式的自组织比传统的立法等级机构和行政手段更为有效。同时，他还指出自组织也可能出现治理失灵，进而提出“元治理”目标：设计更合适的制度规范，设想更合适的远景，从而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发展，协调组织之间的目标、空间和时间尺度、行动及后果等。由此杰索普提出国家在治理中依然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制定规章制度、督促制度实施、创新制度等，但国家必须提供治理的基本规则，保证不同治理机制与规制的兼容[19]。元治理旨在寻求控制和自治的平衡。治理意味着分权、自治、多中心与公民参与等要素，元治理则是对这种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治理趋势的控制。凯里・多贝斯泰恩指出，“元治理要求在治理体系内确保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和命令；元治理的掌舵功能指的是国家为实现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和权力的平衡制定基本规则”[20]。

元治理理论引入国内学界之后，学者们结合中国治理现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理解和阐释。例如，于水等在元治理视域下研究政府的治道逻辑和治理能力，他们指出，“现代政府的治理应以政府的‘元治’为主体范式，以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前提条件，以政府能力的提升和善治为目标；元治理范式力图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维关系，探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可行路径”[21]。唐任伍等在元治理视阈下研究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问题，他们指出，“在我国环境治理的传统模式下，政府以‘统领’而非‘治理’的姿态出现，各种治理模式、市场与社会网络机制无法有效运行；根据元治理范式，强化自治理，强调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责任，通过保持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来增加治理弹性，从而有效应对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22]。郭永园等认为，“强调国家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元治理理论相比于治理理论更契合中国‘强政府’的现状以及对科层治理传统偏好，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23]。李剑在元治理视角下探讨地方政府创新问题时指出，“‘元治理’范式重塑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中轴角色，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对国家（政府）作用的推崇并非是向科层等级治理模式的回归，更不是传统的‘国家中心论’的重复，元治理提出的‘将国家请回中心’的理念更加侧重于政府的责任而非权力”[24]。

通过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学者关于元治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元治理”的内涵界定为：在多个治理主体所构建起的治理网络中，政府充当“协调者”、“责任人”与“监督者”的角色，政府利用科学合理的议程设定、良好的沟通协调以及精心设计的组织安排，构建一个健康而有序的治理机制，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和公共事务的善治。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运作机制的元治理模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从单一治理主体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城市社区治理本质上就是在城市社区范围内，依托多元治理主体和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协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进而增强社区凝聚力，实现社区善治。为了克服治理失灵的风险，元治理理论旨在对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机制或力量进行一种宏观把握和设计，调整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平衡，重新整合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复杂合作。

（一）元治理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元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包括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如图1）。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政府职能；治理理论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背景下，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方针，并对新型农村社区做出了管理有序、公共服务健全、和谐文明的建设要求，全国各地出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热潮。在农村建设社区，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所以在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直接领导者，乡镇政府如何通过职能的发挥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显得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出现并经过丰富发展的治理理论为乡镇政府的职能发挥提供了参考和发展方向。

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问题

（一）盲目性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社区的浪潮下，迫于政策压力和形势，一些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地区也盲目展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在不具备建设条件下展开社区建设对 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首先就是经济的退步。由于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原来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被占用投入到社区建设中，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成没有产生新的经济效益，导致经济退化。其次是农民生活状况恶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占用大量的耕地，与此同时是农民耕地的减少，由于建设的盲目性，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实际的收益，致使农民利益受损，生活状况堪忧。

（二）规划不合理。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一般采用先占用耕地，农民搬进社区，原村庄还耕的建设模式，部分地区乡镇政府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缺乏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远规划。新的社区建成，而农民又没有从原来的村庄搬离出来，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与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初衷相悖。

（三）社区管理滞后。与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要求相比，社区的管理相对滞后。表现在：首先，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别于村庄，也不同于城市社区。与城市居民相比，社区居民的享受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相对薄弱；其次表现在“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不同步。大量资金投入到新型农村社区居住环境和房屋建设上，社区文化建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空房率高。造成新社区空房率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的社区房价与农民的收入不符，农民承担不起购房费用；二是由于缺乏对新型农村社区的认识，加上现有的居住条件也舒适，一部分农民不配合公共事业的建设，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较为抵触。

二、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各界学者的努力，治理理论得到充实和发展，被应用于管理、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最先使用治理一词的是世界银行针对非洲的经济状况提出的“治理危机”，自此以后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出现并被广泛研究和应用。

各种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关于治理的定义，如美国的詹姆斯・罗西瑙认为治理是一种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公共领域管理机制，与政府的统治相比，治理更加灵活；全球治理委员会定义治理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俞可平认为，治理是在特定区域内，为追求公共利益，多个管理主体参与的对公共性事务的管理过程。

尽管关于治理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定义，但是其本质和核心内涵是一样的。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1）多元化的管理主体；（2）建立有限政府；（3）多种管理方式；（4）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5）以公共性事务为对象。

治理理论对我国乡镇政府职能的定位提供参考并指引了发展的方向，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乡镇政府需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定位职能。

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建构

（一）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新型农村社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乡镇政府需合理引导农村经济发展。首先，转变观念。消除“大政府”的统治观念，政府不是万能的，放权给社会和市场，做好“守夜人”的服务角色；其次，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挖掘地区资源，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再次，改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以现代化的工业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乡镇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要弱化各项行政管制职能及经济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和完善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可以使公共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最大化的效用，使广大乡镇居民最大程度和范围地享受到公共资源。

（三）加强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任务主要是维护社会稳定，调节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加强社会管理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维护社会和社区治安，保证地区的安定和谐，居民安全；二是加强社区文化的建设。作为社区主体的居民，是社区文化的直接建设者和受益者，鼓励社区居民参加到社区文化建设中来。再次，鼓励社会其他力量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中。

（四）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有利于实现农民自治，打通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充分实现其政治权利，给政府科学的进行决策提供参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合理引导社区居民和社会其他力量参加到社区的治理中，实现社区自治；另一方面建立并健全农民参与的监督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农民参与监督的制度保障；打通农民表达渠道，完善农民利益诉求机制。

参考文献

[1] （美）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之家.1995.

[3]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议事会；公共资源；自主治理理论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06.140

[中图分类号]D9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06-0-03

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是否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与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紧密的相关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要，往往采用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将自己任职期间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忽视了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013年，山东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在农村社区全面推行以“请居民参与、听居民意见、让居民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市民议事”制度，探索有效利用地区公共资源的有效方式。

1 议事会的主要指向

议事会作为解决社区矛盾的一种新手段，它不同于以往政府主导的社区管理模式，是一个由社区“两委”代表、居民代表、党员代表、企业代表及新市民代表等多元主体所组成的，在完全信息的结构下，通过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等方式，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性组织。为有效解决社区问题，青岛市棘洪滩街道对议事会方式进行了探索。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建立于2013年，其所属的中华埠社区通过社区议事会主要解决了中心大街道路硬化、出租闲置房屋等问题；前海西社区主要解决了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建设、排水沟疏通、社区绿化带建设等问题；西毛社区主要解决了社区资金使用、房屋改造等问题（资料来源于对青岛市棘洪滩街道的调研）。通过分析两街道议事会解决的主要问题，发现社区议事会关乎社区发展的公共资源问题，特别是公共资源使用问题，如资金使用、车位管理、房屋拆迁等。

公共资源使用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一直被认为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比如：公地悲剧理论、集体选择理论、囚徒困境理论等认为理性经济人集体使用有限公共资源时，会造成利益损失、资源衰竭。而在实际生活当中，公共资源使用问题也仍是困扰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一个难题，因为现行的利维坦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然而，通过分析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这一基层治理新模式，却发现社区议事会可以有效解决公共资源使用问题，其有效性的原因就在于它科学的工作机制。

2 社区议事会的工作机制

2.1 多元主体参与

社区议事会作为解决社区公共资源问题的场所，强调所有涉及利益关系的社区居民代表、企业代表、社区党员代表及社区工作人员代表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在棘洪滩街道，议事会参加主体须由社区“两委”成员代表、社区党员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企业代表、新市民代表等组成。社区议事会及其工作人员扮演的是服务者、组织者、议事平台与机构制度的提供者。这一工作机制与元治理理论不谋而合，因为多元主体在政府提供的规则制度下共同协商讨论体现的正是元治理理论的内核。

2.2 完全信息结构

信息完全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条件。社区议事会的完全信息结构主要通过其公开、透明的问题呈现方式形成。一方面，社区居民可通过这一公开、互动的交流平台获取更多的他人信息；另一方面，居民也可通过公开的信息呈现方式主动获取社区信息。在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要求务必将上一次市民议事活动档案保存完善，并及时张贴《意见建议处理情况公示》和《下一轮议事活动通知单》，尽最大可能扩大居民知情权。所以，社区议事会是完全信息结构的，它能够让人们在知晓全部信息的前提下，各抒己见，充分反映问题，从而推动社区公共资源问题的解决。

2.3 协商民主

社区议事会不同于以往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其强调更多的是一种治理。它充分尊重每一位参与主体的发言权，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对公共资源问题的解决。例如：在棘洪滩街道中华埠社区关于土地资源的使用上，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应该如何分配、租用土地的价格如何制定、随意占用土地者如何惩罚等问题，该社区通过召集具有土地诉求的居民代表、企业代表等利益主体，在议事会这一平台下，保障各方代表充分发表意见，彼此了解对方处境，最终通过共同协商制定的土地资源使用规则实现了该社区公共土地资源的有效使用。

2.4 现场完成的直接回应

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无疑是想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居民的利益得到实现，就会产生正向激励，利益如果得不到实现，这种激励就会消退。社区议事会强调的是一种现场完成的直接回应。在居民反映问题后，各参与主体在议事会现场就可以发表意见，对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对于现场不能解决的问题，问题本身会责任到人，并要求责任人及时反馈解决结果，同时各方主体也可对反馈结果进行共同监督。这种现场完成的直接回应促使人们的利益以最短的时间实现，不仅提高了议事会办事效率，而且也激励了多元主体主动参与到社区议事会当中来。棘洪滩街道议事会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社区议事会的工作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符合现实的迫切需要。在麦子店街道和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的具体运行中，笔者发现正是这一工作机制使社区公共资源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笔者通过以下几点，分析了工作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公共资源问题的原因。

3 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有效性分析

依据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的具体运行情况，笔者分析发现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的有效性一方面是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符合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复杂性综合系统，这一工作机制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其他相关因素的集合。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最终使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发挥出处理社区公共资源的系统效用。

图1 棘洪滩街道议事会工作流程

3.1 边界明确

边界是指一种稳定的秩序，具有限制和调整的属性。社区议事会的边界主要强调社区本身以及社区利害关系人的边界。社区议事会边界明确指社区本身范围和议事会参与主体有明确的界线。首先，社区议事会解决的是本社区的问题，尤指社区内公共资源问题。社区边界比较明确，不涉及其他社区。其次，对于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利害关系人，社区议事会规定的也十分明确，即本社区的居民代表、工作人员代表以及相关的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等。边界明确使社区居民知晓谁是社区议事会的参与主体、社区议事会可以解决哪些范围内的问题，从而使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在解决公共资源问题时具有针对性。

3.2 供需平衡

供给与需求情况作为反映市场运行的晴雨表，是经济发展关注的两大基本问题。社区的供给一般指社区物资、资金、劳动等。需求一般指人们占用公共资源的单位、时间、技术等。对于社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在社区议事会中寻求共同的解决之道。分析发现，虽然各社区发展情况不同，供给需求存在很大差距，但社区议事会却能很好地促进二者平衡。原因在于，社区议事会作为居民集体的议事场所，对于社区内道路、资金、环境等公共资源都较为了解，在议事会决定一项策略时，居民集体会考虑到当地情况，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的价值。

3.3 集体决定

社区议事会的运行程序与规则是由居委会或街道办在听取民意，取得多数人同意之后而建立的，居民不仅能够参与到规则的制定当中，而且对操作规则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对于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政府仅是议事场所和规则的提供者，与其他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最终决策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意志，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意志。更重要的是，集体决定的规则能够在听取民意的同时，激发居民参与社区议事会的积极性，提高居民参与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3.4 互相监督

社区议事会既是居民表达意见的地方，也是居民进行监督的场所。一方面，社区议事会定期召开，社区领导人员会向居民公布社区资源的使用、维修、保护情况，接受居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社区议事会设有问题反馈表，对于问题解决的时间、居民的满意度会有及时的跟踪，从而在具体环节上实现监督。此外，在议事过程中，由于多元主体都是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互相了解，能够在信息真实、透明的基础上实现互相监督。而对于损害公共资源、违反资源使用规定者，社区议事会可通过广播、公告栏、法律等不同层次的制裁手段对违反使用者进行惩罚。

3.5 规则稳定

社区议事会运行规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的规则是在社区居委会主持下，充分听取民意后建立起来，是居民整体决定的结果，而不受政府或单个居民意志的影响。议事会强调的规则不多但却抓住了关键环节，主要包括多元主体参与、平等发言、多数人同意等。此外，议事会规则的稳定性还表现在当外部威权威胁到规则稳定时，只有在居民整体协商同意、充分授权之后才可进行改变。在麦子店街道和棘洪滩社区议事会的具体运行当中，两街道议事会规则从建立初期到现在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多元主体按照既定、易行的规则，有效地保障了公共资源的有效使用。

社区议事会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公共资源使用问题，依赖于其工作机制的充分发挥，而工作机制有效性发挥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如边界明确、供需平衡、集体决定、相互监督和规则稳定等若干因素相互发生作用的结果。面对公共资源问题，奥斯特罗姆在其自主治理理论当中曾指出，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4 社区议事会制度与自主治理理论的对比分析

自主治理理论由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主要阐述了如何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以实现公共池塘资源有效使用等问题。她通过分析瑞士托拜耳高山牧地、菲律宾桑赫拉灌溉水渠等地区公共资源的使用方式，总结出长期存续使用公共池塘资源具有相似性，即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嵌套式企业。她认为，当这原则同时满足时，公共池塘资源在一定程度能够实现有效持续使用。从某种意义上，如果仔细审查同样作为解决公共资源使用的社区议事会制度，会发现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有效性发挥所依赖的因素与自主治理理论所强调的相似性其实是一种暗契关系。

自主治理理论强调清晰界定边界，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本身必须予以明确，有权从公共设施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确定，而社区议事会强调边界明确，参与主体为社区居民，问题范围为社区内公共资源问题。自主治理理论强调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相一致，认为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而社区议事会强调通过协商民主达到供给与需求相平衡；自主治理理论强调集体选择的安排，认为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操作规则的修改，而社区议事会强调集体决定，听取多元集体的意见。自主治理理论强调监督、分级制裁和冲突解决机制，而社区议事会也相应设有监督机制、公开信息机制、公共协商论坛，对于违反占用者也依据其严重程度进行分层次惩罚。最后，自主治理理论强调对组织的最低限度的认可，认为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力应当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而社区议事会拥有一套稳定的规则，规则的制定需要得到居民集体的同意，在居民充分协商、授权之后才可进行改变。

然而，自主治理理论与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有效性因素并不是在每一点都暗契。对于嵌套式企业而言，自主治理理论认为嵌套式企业应当存在，应将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及冲突解决等放在一个多层次的嵌套式企业中加以组织，而社区议事会并没有一套嵌套式企业。究其原因，奥斯特罗姆提供嵌套式企业是由于她所研究的公共资源处于区、县、乡镇等具有一定规模、层级的地域中，问题的解决也是受到多层次组织的影响。而社区议事会却不然，因为社区议事会本身就处于一个最基层的社区当中，它不同于区县乡镇等地的公共资源问题，当本身就处于最基层时，也就无需处于嵌套式企业当中。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社区议事会制度与自主治理理论其实在实际上属于一种暗契关系，两者强调的核心原则具有一致性。既然自主治理理论能够运用这些原则成功解决公共资源问题，那么社区议事会制度能够有效处理社区公共资源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区议事会作为我国社区自主治理的先进模式，现已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通过分析棘洪滩街道社区议事会的具体运行，可以发现社区议事会解决的是困扰社区发展的公共资源问题。面对这一难题，社区议事会主要依靠其工作机制，即多元主体参与、完全信息结构、协商民主和现场完成、直接汇报解决。而对比奥斯特罗姆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相似性，则可以进一步发现，社区议事会工作机制有效性发挥所依赖的相关因素与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相似性因素其实是一种暗契关系，这也更加证明了社区议事会确实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公共资源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