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2 00:11:25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风险评估项目;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

一、社区矫正中的风险评估项目

自2003年我国开始试点推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步入了平稳发展时期,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根据司法部网站信息统计,截至2015年2月底,"全国各地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32.2万余人,累计解除矫正158.2万多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近74万人,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为0.2%左右。可见社区矫正工作在维护社会安定稳定,降低重新犯罪率,提高矫正效率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的行刑方式,把被判处管制、假释,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的人身危险性较低,社会危害不大的社区服刑人员放到社区中进行矫正,以便服刑人员更好的回归社会。风险评估则一直贯穿在整个社区矫正的过程当中,风险评估关乎着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管理,无论是在监狱内还是社区中,首要任务就是要监督管理,保证服刑人员不出现脱管漏管的现象,根据服刑人员人身危险性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当下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时间短,把更多精力放在社区矫正的制度与体系构建上,以及立法保障上,导致社区矫正中有关风险评估的项目标准不一,称呼不一,不同阶段适用何种风险评估项目不一,甚至相互混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工作有着不利的影响。

风险评估项目是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相关测验、分析和判断,评估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对并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危险等级分类,为是否适合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分类管理、分段教育,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提供依据。社区矫正实践中,涉及风险性评估的主要有人身危险性评估、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再犯可能性评估等等几种制度,对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进行初步的评估,根据结果对其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

二、人身危险性评估

(一)对人身危险性的界定。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人身危险性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分为"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狭义说认为人身危险性仅仅包括再犯可能性,广义说则认为人身危险性是包括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两方面,除了再次犯罪的危险外,还涵盖着初次犯罪的危险,所指向的对象范围也就扩大了无数倍,不仅包括被称作罪犯的服刑人员,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初犯可能性的研究对象。完整的人身危险性包括着初犯可能性与在再犯可能性,对整个刑罚执行的领域来说,人身危险性仅包括再犯可能性。

(二)社区矫正中的人身危险性评估。社区服刑人员人身危险性评估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测评对象的个人情况,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可能性有无及其大小进行评估,根据测评的结果对不同的对象实施不同的管理办法。

人身危险性评估的方法有很多,根据分类不同,可以分为临床法与统计法,还可以分为静态评估与动态评估。国内方面,风险评估已有一定发展,北京、上海、江苏等已经进行有益探索,比如北京从预防再犯,改造罪犯的目的出发,以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为标准,结合回归社会的趋向程度,将服刑人员划分为不同监管等级,推出《北京市社区矫正综合状态评估指标体系》,上海市在充分调研的情况下颁发《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正的暂行管理办法》

人身危险性不是一种具体存在的事物,只有其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以后才能知道谁具有危险性,在表现出来之前人们只能根据各种条件来推断人身危险性的存在与大小,是一种是在适当科学基础上的臆测。对于使用各种测评量表进行人身危险性的评估,通常会由于制作量表时基数不够大使量表不太完美,对于人身危险性的测评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

二、社区服刑人员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

社区服刑人员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对我国方兴未艾的社区矫正事业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研究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有着非凡的意义。社区服刑人员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一项前置程序。是指法院在刑事案件判决前,由专门的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家庭背景、心理状况等进行专门的调查,对其社会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调查评估,提出适用监禁刑或非监禁刑的建议,形成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通过审前调查制度,审判机关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或裁定前,委托专门机构影响犯罪和非监禁刑执行的各类因素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社会危险性和再犯罪可能性进行调查评估,以及提出是否适用监禁刑的建议,形成调查报告提交审判机关,审判机关以此作为量刑参考。

社区服刑人员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有所发展,目前《湖北省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北京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等均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没有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标准,所以在名称使用上、调查主体、发起的时间、期限、及评估报告的性质等都有不同的规定。

三、对比研究

社区矫正中的人身危险性测评与再犯可能性评估重合,主要对比的是人身危险性评估与审前社会调查评估两者之间的异同。

(一)目的相同。从目的上来讲,两者是一致的,降低重新犯罪率是矫正罪犯的重要目标之一。人身危险性评估主要针对的是服刑人员的再犯可能性,根据其测评出的危险性大小分为不同的监管等级,采取不同的处遇对待,最大程度上降低重新犯罪的发生可能性。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则是社区服刑人员适用社区矫正的第一道关口,对适用对象进行筛选,对不适合社区矫正规则的,送入机构内进行矫正,降低其对社会的危害性,以防再次犯罪,危机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

(二)调查内容范围的重合性。从调查范围内容来讲,人身危险性评估的内容包括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内容。人身危险性评估与审前社会调查评估主要是通过对服刑人员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社会关系、犯罪情节、人格特征、精神状态等各种因素与需求进行调查测评,推断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有无及大小状况,进而决定是否对其适用社区矫正和采取何等程度的监管措施。审前社会调查评估中所展现的人身危险性不明显,我们对服刑人员做的调查评估是为了测明其人身危险性,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通过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来断定社区服刑人员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拒绝再次犯罪的发生。

(三)调查启动的时间略微不同。人身危险性评估具有调查主体和受体的特定性、持续性和可变性等特征。合理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是一种动态评估,,以便及时掌握服刑人员的最新情况,确定是否需要加强监管,检验矫正措施是否效。具体可以分为初期、中期、最终测评,初期测评是指在社区服刑人员刚接受社区矫正所做的测评,中期测评是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服刑一段时间后,最终测评是服刑人员在刑期即将结束时所做的人身危险性测评,用来预测刑期结束后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或者有不良行为的可能性。动态的人身危险性评估虽然耗时耗力,但能发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变化以及矫正效果,及时的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再社会化的目的。

四、结语

人身危险性评估与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有所同有所不同,两者的目的相同,实施方法相同,内容上有所重合,但前者贯穿整个社区矫正过程,后者是一个前置程序,只发生在社区矫正适用之前,不能将人身危险性评估与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混同,以免造成不要的麻烦,也希望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将两者有区别开来分别适用,实施的侧重点不同,来更好的预防再犯罪,促进服刑人员再社会化。(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姜祖桢主编.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崔会如.社区矫正实现研究[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3]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吴亮.浅谈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J].法制与经济,2013(10)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2篇

同期,我国理论界也开始探索非监禁刑罚(措施)在刑法中的改革完善,并取得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成果。2003年7月司法行政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拉开了从执法层面探索非监禁刑罚(措施)适用的帷幕。本文仅就非监禁措施适用的方法技能及立法完善进行探讨。

一、拓展非监禁刑罚适用的方法技能

作为科学认识罪犯的方法和矫正罪犯的实际需要,无论是执行监禁刑还是执行非监禁刑,都非常重视对罪犯的危险性预测及评估。尤其是各地开始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如何准确把握社区服刑罪犯的再犯危险性,确立罪犯分级处遇的合理依据等等,成为各试点地区深化罪犯风险管理中首要考虑的问题。

(一)国外非监禁刑罚执行中的风险管理

虽然说无论是监禁抑或非监禁都需要对罪犯进行风险测试及评估,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其需求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在非监禁制度适用比较完善的国家,作为社区矫正的罪犯,一部分(如,缓刑)罪犯是在法院判决之前接受了“审前人格调查”方面的审查,另一部分(如,假释)罪犯则在监狱接受了各类风险测试或评估,符合假释条件才转到社区服刑。原则上,在社区服刑的罪犯基本上属于“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就业或就学的合理前景,并对社会公众或其他罪犯没有威胁的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对于风险测试和评估的需求而言,监禁罪犯远远大于非监禁的罪犯。即使这样,非监禁罪犯的风险测试及评估仍不可忽视并值得深入探索。

1.非监禁罪犯危险性测试及评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实践看,每一名社区内服刑的罪犯,都必须接受“标准条件”的约束。所谓标准条件,主要是各国刑法所规定的缓刑、假释等条件。此外,还根据具体案件和罪犯,由法官确定还需要接受“戒除酗酒、回避特定某人、参加各类康复计划或特定计划(主要有认知学习模式)”等“特殊条件”的约束。

根据行刑经验,要在社区矫正方法(或者称案件管理方法)中增加技术性含量,需要借助各类静态或动态的测试、评估报告,综合分析确定特定罪犯的再犯危险性(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

(1)审前调查评估。各国的社区矫正实践效果表明,对拟定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审前调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美国的法官在判决前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其主要任务是评估犯罪行为人可能给社区带来的危险程度,并决定该犯罪行为人所需的治疗计划。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状况、受教育情况、生活经历、犯罪的原因、犯罪后的表现以及应当对该案适用监禁刑还是非监禁刑的建议。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提供的审前报告可以起到多种作用,既可以为制定缓刑犯或假释犯的监督和矫正计划提供依据,也可以作为该罪犯矫正进步的报告依据。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审前人格调查制度,可以极大地降低适用社区矫正的风险,增强社区矫正裁量的可操作性。

(2)社区矫正日常管理中的风险评估。对社区矫正罪犯的风险管理通常是由不同阶段的一系列评估所构成的,具体包括适用社区矫正之前的审前调查评估;被执行缓刑或其他监外执行刑罚时接受的初级评估;审查适用假释之前在监狱接受的危险性评估,以及在不同阶段为调整矫正计划或再次确定风险程度所实施的评估。

在风险管理计划中,罪犯的风险度(测试积分)越高,被要求与矫正接触的次数就会越多。所谓“接触”,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矫正者到被矫正者家庭进行探视”,或者被矫正者到矫正者家里访问(该种情形在日本更为普遍)。

通常情况下,罪犯在社区服刑期间,监督官员或专门人员将按期准备报告,以文件形式证明罪犯的改进情况。这些报告将用于再次评估罪犯的风险程度及需求情况,可据此改变矫正策略,以便调整“要求罪犯报告的次数”或者矫正者与被矫正者之间的“接触次数”等措施。

从各国为罪犯开发的测试评估工具看,依据各类静态或动态的评估报告,确定每个罪犯的静态和动态危险因素的相互关系,通过这样两种关系预测罪犯的再犯可能性,从而决定进行干预的程度(或称为降低危险度)。换句话说,所谓罪犯的风险管理,就是两个目标,其一,评估危险度;其二,降低危险度。一般而言,静态因素(犯罪历史等)不能够改变,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实。而动态危险因素(尤其是需求)的变化则会比较复杂。

作为测试工具的开发,主要是各国的犯罪学家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设计出各类量表,经政府认可后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罪犯进行测试。初次测试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和审前调查评估一样最为重要,至于罪犯已经在社区服刑一段时间后的测试,侧重于个案管理中罪犯的需求风险评估,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常规危险性测试。

2.日本的社会内处遇技能。

(1)针对未成年人的评估鉴别。日本的少年鉴别所除了收容被家庭裁判所处以“观察保护(观护)措施”未满20周岁的少年,对其进行适当处遇之外,还为协助家庭裁判所进行的对少年的调查、审判以及其后的保护观察执行发挥作用,依据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门知识,对于少年的资质进行鉴别。简而言之,少年鉴别所发挥着审前收容教育以及人格调查的功能。

少年鉴别所的职能主要为家庭法院确定采取“观护”措施提供鉴别结论,即所谓的“收容鉴别”。具体的方式是通过面谈、对身体情况的调查、心理检查、精神医学的检查、诊察、行动观察以及通过对相关的机关单位、家族之外的资料收集开展的。由少年鉴别所的所长和承担少年鉴别工作的人员,将这些方方面面的综合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少年资质的特征以及其问题所在,做出针对少年非行的处遇方针等鉴别意见并在审判之前将鉴别结果通知书交给家庭法院。这些鉴定结果或者其他记载,均登载在少年登记簿里,确定处以保护处分时,一并送交少年院或者保护观察所,作为制定处遇计划的参考资料。

过去,日本少年鉴别所收容少年进行观察保护的时间最长为4周,2001年实施修改后的《少年法》规定,对于涉嫌判处犯罪少年死刑、惩役(包括有期和无期徒刑)或禁锢(不参加劳动的徒刑)等刑罚的事件,需要进行违法犯罪事实的认定或询问证人等时,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不收容该少年则将对审判造成不利的时候,最长可以延至8周。③

少年鉴别所的生活有严格的纪律,通常是根据少年的年龄、性格、经历、入所次数、共犯关系等因素决定居住的房间。通过让违法犯罪少年们在明亮安静的环境中有规律的生活,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尽量消除审判之前的不安情绪,帮助他们沉着接受审判。

少年鉴别所通过其研制开发的鉴别工具,对少年的智能、性格态度、驾驶态度进行测试。测智能适用的是“新田中b式智能检查”工具;测性格态度适用的是“法务省人格目录(mjpi)、法务省式文章完成法(mjsct)、法务省式态度检查(mjat)工具;测驾驶适应性所适用的是“法务省驾驶态度检查(mjdat)”。其中,作为性格测试的工具非常繁多复杂,包括21个子项目④。

(2)日常的保护观察工作。保护观察官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与被保护者面谈,仔细阅读少年情况登记簿、少年调查登记簿、刑事记录等资料,和保护司进行交流,以及制作各种调查计划和处遇方案等等。为实现“不让对象者再犯罪”的目标,适当的分类处遇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发挥适当处遇的关键措施,就是确立“要求保护司精读每月的处遇报告”,并加强保护观察官与保护司之间协作的制度。

保护观察工作开始,首先就是确定其对象的分类,主要划分为a、b两类。凡是被确定为a类少年,即处遇比较困难的类型,通常是个人资质、成长环境方面存在问题,其犯罪案件属于“引起社会关注的重大犯罪”或者“死者家属认为其犯行极其恶劣”等等;另外通过划分为“集团型”(比例最高)、“单独型”、“家族型”及“交通型”等类型进行矫正。

根据被保护观察者的具体情况,保护观察工作方法大体上分为“监督指导”和“辅导援助保护”两大类。在保护观察期间,被监督者必须遵循一定的注意事项。原则上可分为“一般注意事项”和“特殊注意事项”两类。作为监督方法,主要是与被监督者保持适当的接触,对于应当严格遵守的注意事项进行督促指导,从而使被监督者感受到若严重违反其规定则可能被取消保护观察这样的心理强制作用,从侧面展示保护观察的潜在威慑力。

通常,作为应当遵守的一般(标准)事项为:①有稳定的居住地,并从事正当职业;②保持善行;③不与有犯罪之虞的人员交往;④迁居或者长期旅行之前,应当获得保护观察者的允许。而应当特别遵守的事项,则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的被监督对象设置的,因而体现着不同的要求。例如,和保护司保持联系、禁止过度饮酒、情感控制、维系家庭关系、禁止滥用药物、接受心理治疗指导、对被害人或其家属进行各方面的忏悔或安抚、就业就学等等。

(二)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风险管理探索

虽然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的时间并不长,在各试点地区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各地已经充分认识到罪犯分类及罪犯危险性评估的重要性,纷纷展开探索。

北京市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将矫正对象分为a类(高强度管理)、b类(中强度管理)、c类(低强度管理)三类。不同类别管理强度之间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每月到司法所报到的次数,每月提交改造小结的份数,司法所走访矫正对象家庭的次数、司法所干部与矫正对象谈话的次数以及参加公益劳动的时间等等。

上海市从2005年起在试点中注重对矫正对象的风险评估,将对矫正对象的风险评估作为社区矫正采取各种矫正手段的基本依据。2004年该市在徐汇区率先探索,设计了风险评估量表。翌年将风险评估试点扩大至卢湾、普陀、浦东、闸北、虹口和青浦等7个区。对3984名在册和期满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初次测评和阶段性测评,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72名风险评估分值较高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个性化教育。2006年又将风险评估的做法推广至全市。⑤目前,上海市社区矫正已经将心理测试、评估手段制度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江苏省司法厅要求从2009年1月起,在全省开展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工作。

国内外实践表明,社区矫正中,无论是针对少年的鉴别还是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的危险性评估,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对罪犯危险性测试主要在准备适用缓刑、假释的环节之前进行。其后,在社区服刑期间,则注重个案管理通过静态、动态的因素分析评估,调整矫正计划。

客观地看,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的时间还不长,积累的经验也不够多,尤其是专业测试、评估人员的培养、测试工具的研发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现阶段应立足于社区矫正罪犯的实际需要,合理使用矫正资源,侧重于通过面谈、汇报、实际矫正表现和其他档案资料,充分利用初级阶段的测试手段(“直觉法”或“临床法”),结合“审前调查评估报告”或“假释适用评估测试报告”确定罪犯的分类等级。在测试工具开发及专业测试人员培养等初具规模之后,再创制我国特色的社区矫正“个案管理及风险管理于一体”的有效模式。

二、关于适当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一些看法

我国目前的刑罚体系基本情况是:死刑、无期徒刑和3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刑罚结构中的比重较大,而管制、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和资格刑在刑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小。我国的罚金刑属于附加刑,仅“可以独立或附加适用”,实践中独立适用罚金的案件数量很低。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背景下,根据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必要在下述案件类型中优先适用非监禁刑。

(一)扩大非监禁刑的案件种类

对于性质严重的杀人、、抢劫、黑社会性质犯罪以及涉毒、涉枪、贩卖人口、严重的财产或金融诈骗等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均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罚。对利用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也要适当限制适用非监禁刑。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

1.纠纷引起的伤害且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公诉案件。在公诉案件中,虽然被害人是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的规定,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此意义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仅有要求法定机关惩罚罪犯的请求权,没有直接提出诉讼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则往往导致刑事被害人的意愿不能够切实得到体现,经济方面的损失也不能得到足够的补偿。大多数刑事案件判决后,被害人也不知道罪犯在哪里服刑,什么时间会减刑或假释。

我们认为,解决上述弊端最为妥善的方法,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中贯彻调解或者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突破传统理念中“刑事案件不得调解”的制度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展调解,切实保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例如满足被害人要求被告人赔礼道歉及给予合理经济赔偿的要求,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以及加、被害人双方的关系,最终实现刑罚的目的。

2.刑事自诉案件中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在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中也存在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调解,但范围相对比较窄,实践中达成一致意见的很少。对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和惩罚被告人的关系的处理也比较简单化,往往倾向于惩罚优先,保护次之或者根本不予考虑。应当和伤害罪的公诉案件一样,注重调解,重视被害人的利益保护,可以将达成谅解且符合非监禁条件的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

3.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案件。我国刑法没有对过失犯罪规定适用罚金刑,但大多数国家却对过失犯罪规定适用罚金刑。

如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愿意赔偿被害人多于法律规定的数额,但支付较多赔偿金的条件是本人能够获得缓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害人同意被告人的提议,但多数法院和法官还是选择监禁被告人而不支持对被害人经济利益的保护。认为仅注重对被害人的赔偿不能够体现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即判处犯罪人有期徒刑,再让犯罪人进行赔偿,看似公正合理但却让被害人再也难以获得实际赔偿。被害人手执一份判决书却不能得到经济赔偿的情形并不鲜见。

是不是由于法院仅仅满足于赔偿判决,而不关心判决是否能够实际执行呢?人民法院的本意绝非如此。因此,近年来法院系统也在积极探索“执行难”的解决方案。或许,对于交通肇事案件尽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罚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应当对达成谅解协议并实际赔付的肇事人适用非监禁刑。

4.其他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的案件。该类犯罪适用非监禁刑,主要是考虑到共同犯罪中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不同,社会危害性大小也不一样。造成国家、社会、企业单位和公民个人财产重大损害时,对于主犯或直接责任人除了判处监禁刑之外,还应当处以较高的罚金刑;对于主观恶性较小的,可以直接适用非监禁刑。

(二)完善我国非监禁刑罚制度的一些设想

刑罚适用模式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制度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目前世界各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适用模式,即将罪犯关押在监狱、看守所、少管所、拘役所等刑罚执行机关,使罪犯处于与社会隔离的状况。另一种则是以非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执行模式,即将罪犯通过缓刑、假释、中途训练所、社区服务、罚金、赔偿、家中拘禁等刑罚执行方式,在社会上执行。

1.将罚金刑设置为附加刑的局限性。在日本刑法典中,罚金属于主刑之一,被广泛地适用于各类刑事案件。2005年日本适用罚金刑情况表明:在日本正式审判程序中,适用罚金刑的刑事案件总数为2526件,其中故意伤害案件438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⑥以上的256件);案件1件;过失伤害案件243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213件);公职选举犯罪12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12件);涉枪(包括管制刀具)案件167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54件);不正当风俗营业罪8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5件);交通肇事589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191件)。

在日本简易审判程序中,适用罚金刑的刑事案件总数749,279件,其中,业务过失罪108,706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70,599件);交通肇事611,929件(适用最低罚金额20万日元以上的240,695件)。⑦

不难看出,日本适用罚金刑的案件类型虽然广泛,但仍主要集中于伤害案件(故意、过失)和交通肇事案件。因为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绝大多数均涉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通过罚金刑的适用,有利于节约刑罚资源、减少监禁率,还有效地对被害人进行了经济赔偿,极大地缓解了当事人双方的对立情绪,化解了矛盾,减轻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压力,值得借鉴。

从我国情况看,监狱爆满、警力不足、监禁行刑成本过高等问题也在困扰我们。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人流、物流加快,交通肇事案件猛增,日常生活中纠纷导致的肢体冲突案件也非常普遍,如果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便于人民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广泛的独立的加以适用,是改革我国刑罚结构的重要步骤之一,具有简单便于操作的特点。自学术界最初呼吁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这一主张以来⑧,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却仍未在立法修改中得以体现。在当时主要依靠严厉打击遏制刑事犯罪的主导思想下,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实属难能可贵。1997年修改刑法时仍然保留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有其合理性,但今天的国情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刑事司法政策定位、决策层和民众的刑罚观念以及国民收入情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从近两年的司法实践看,在涉及食品、环境污染方面的犯罪,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犯罪,在判处直接责任人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同时,判处高额罚金刑的案件也呈增多趋势,再加上我国2003年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可以说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2.管制刑的具体执行内容中增加社区服务项目。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增设社区服务刑,是呼声较高并且比较统一的主张。

所谓社区服务刑,是指法院判决犯罪分子为社区从事一定时间公益劳动的刑罚方法。⑨经过西方一些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其做法已经日臻完善,尤其是该方式对于教育矫正犯罪分子,弥补被害人和社会的经济损失与损害,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等等,有着显著的行刑效果。但是,在现行刑法典中增设社区服务刑,却并非易事。在我国刑法中增设社区服务刑的设想,必须和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现行刑法中管制刑以及缓刑制度改革同步进行,综合考虑。

3.充实剥夺“资格刑”的内容。即在现行刑法“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的基础上,增加剥夺工商、交通、出入境、特种行业等管理项目中的各类资格。对符合条件的犯罪人,禁止其再从事同类工作的资格,消除犯罪的客观基础。具体内容可包括暂停、取消或吊销执照(驾驶执照、营业执照)、限制或禁止出入境等等。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各试点地区关于罪犯风险管理的探索,是新时期科学认识罪犯、改造罪犯的重要实践。扩大非监禁刑罚的适用对于稳步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对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应当深入探索、及时总结、并尽快体现在立法之中。

注释:

①参见1980年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召开的第6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第8号决议,即“监禁替代措施”,建议成员国扩大使用监禁替代措施;1985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第7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第16号决议,即“减少监狱人口、监禁替代措施和犯罪人社会整合”,建议成员国加强对“可靠的非监禁制裁”的探索。

②有监控措施的非监禁刑罚可以包括:缓刑、社区矫正(保护观察)、假释及其他监外执行方式;没有监控措施的非监禁刑罚可以包括:罚金、没收、和解、剥夺资格、保持善行等等。

③日本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犯罪白书》,2002年版,第199、200页。

④具体包括明尼苏达多重人格目录(mmpi);gy性格检查;显在性不安检查(msa);绘画统觉检查(tat);幼儿、儿童统觉检查(cat);绘画欲望不满测试、精神检查;一般职业适应性检查、箱根疗法;亲子关系诊断检查等等。

⑤王珏、王平主编:《中加社区矫正概览》,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5页、第81页。

⑥即最低罚金额为1.2万—1.3万元人民币。

⑦[日]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编:《犯罪白书》,2005年版,第93页。

⑧参见李洁:《罚金刑应上升为主刑》,载《当代法学》1989年第3期;赵国强:《关于完善我国罚金刑立法的比较研究》,载《刑法发展与司法完善》(续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9页;孙力:《罚金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204页。上述引注转引于吴宗宪主编:《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页。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健康管理行业;健康风险评估云平台;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10-43 -03

一、引言

本文研究范围主要为目前我国健康管理行业的创新发展,创新模式的分析主要以“健康银行”这一项目为例。本文意在以健康管理行业的创新模式为切入点,探讨其模式在商业运行,社会推广等方面的可行性,为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

本文在现有资源下运用问卷调查法、资料收集法等方法对“健康银行”这一项目旗下的健康风险评估云平台进行研究、分析、可行性探究,意在为我国健康管理行业创新模式探寻新道路,也想探究这种技术层面的创新模式现存的不足,使其进行更好地改进。

本文分健康管理行业介绍与分析、健康管理行业创新模式分析 ―以健康银行为例、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健康管理行业创新模式的可行性分析―以健康银行为例这四个章节。健康管理行业介绍与分析介绍了我国健康管理行业发展背景,行业概述,现状分析与未来发展前景预测。健康管理行业创新模式分析论述了以“健康银行”项目为例的健康风险评估云平台的技术创新优势。健康管理行业创新模式的可行性分析着重从社会可行性、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风险因素分析几个方面论述了可行性方面的探究与思考。

二、健康管理行业介绍与分析

(一)健康管理行业概述

随着国家的发展,人民已逐步步入小康社会,不再局限于对温饱的需求,逐步增大了对有益身体健康发展的需求。人的健康长寿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因素,而改善和维护健康的最佳方式就是参与以矫正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健康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日渐现代化,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健康行业的整条行业链日渐完善。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发表的有关健康管理的概念与内涵:“健康管理学是一门集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为一体的综合学科。它源于和依赖于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并不同于传统的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健康和健康的维护和促进;它所进行的医学服务主要内容是健康检查、健康评估、风险干预和健康促进。健康检查是基础,风险干预是关键,管理(个人、社会)是重点,健康促进与改善是目的。健康管理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循环往复、始终贯穿的过程。它是一种方法,更是一套完善、周密的服务程序,其目的在于使健康人以及病人更好地拥有健康、恢复健康、促进健康,并节约经费开支,有效降低医疗费用支出。

(二)我国健康管理行业的现状分析

健康管理说到底是人力资产管理,而人力资产是国民经济资源的重要战略部分]。在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和“健康中国2020战略”总体框架下,紧紧围绕我国政府建设高水平小康型社会的总体要求,创立现代健康管理创新体系,创新服务模式与技术手段,使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得 到有效控制,在实现大幅度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与健 康人口构成比例,国民平均期望值寿命和健康寿命中发挥重要作用,使健康管理相关产业成为国家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民生工程和新的支柱产业之一。 成为引领和推动中国科技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 最终实现健康管理与健康服务大国。

现在,我们在用我国健康行业现有存量资产的80%为占人群总数20%的病患群体服务。占人群总数80%的健康和“亚健康状态”人群的健康服务,从市场开拓到行业建设均处在萌芽阶段。这个不合理的行业结构蕴涵着巨大的健康管理行业发展机遇。

我国健康管理行业提供的服务流程通常为:签署客户服务合约、采集健康信息、建立完整健康档案、开展健康风险评估、制定健康干预计划和方案、实施健康干预、健康动态跟踪、健康管理效果评价。

目前大部分机构仅提供健康管理某一个环节中的某项服务,如:健康体检、健康咨询, 健康指导等,我国医院的健康管理服务多数还停留在传统常规体检层面,真正的健康管理重在服务,它是一个由采集信息到健康分析评估, 到做出健康促进报告、到跟踪管理服务、督导, 到信息反馈, 再到信息采集的一个不断循环的动态过程。

(三)健康管理行业未来发展前景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未来健康管理行业在技术上将向个性化、移动化方向发展,到2015年超过50%的手机用户使用移动健康管理应用,如智能胶囊、智能护腕、智能健康检测产品将会广泛应用,借助智能手持终端和传感器,有效地测量和传输健康数据。

未来几年,中国智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将超过一百亿元,并且涉及的周边行业范围很广,设备和产品种类繁多。这个市场的真正启动,其影响将不仅仅限于医疗服务行业本身,还将直接触动包括网络供应商、系统集成商、无线设备供应商、电信运营商在内的利益链条,从而影响通信行业的现有布局。

随着安全防范体制和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使得健康管理行业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应用最新的高新科技成果,带领全行业步入一个新的台阶,提供最先进最及时的健康管理服务,树立自己的行业形象,并能够高效的为用户服务。

三、健康管理行业创新模式分析――以健康银行为例

(一)国内健康管理行业创新举措的局限性

上节提到,我国健康管理行业的模式大多局限于相对狭义的健康管理范围,实施环节为健康监测(收集服务对象个人健康信息,是持续实施健康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健康评估(预测各种疾病发生的危险性,是实施健康管理的根本保证)、健康干预(帮助服务对象采取行动控制危险因素,是实施健康管理的最终目标)。具体服务内容通常为针对健康体检报告的结果,建立个人专属的健康档案,由专家团队针对性地给出健康状况评估和一对一的个性健康管理方案。个人健康体检报告结果的生成需要先在医院或体检中心进行全方位大规模的体检活动,容易带来费用高,过度体检等问题。而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精力,造成成本过高等问题。

我国目前健康管理行业基本只涉及线下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而技术创新举措较多体现在线下健康管理设备发展的领域,对健康指标监测数据的精确性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具革新性的影响。

(二)健康银行的创新模式及其优势分析

国民体质与健康风险检测评估系统(简称“健康银行”)是基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健康管理研究中心历经25年的研究成果――第五代健康风险评估(Health Risk Assessment,HRA)

软件平台基础上,基于异步传输模式(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ATM)+无源光纤网络(Passive Optical Network,PON)+“云”计算技术,由中美两国上百位科学家共同研究开发的适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国民量身订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检测评估系统。其在内涵上根本区别于目前疗养院、医疗机构、体检机构、社区服务中心运作的“医疗体检”模式和相关部门实施的国民体质检测。

健康银行旗下的健康风险评估云平台项目包括4个基本模块:问卷、危险度计算、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云平台跟踪分析。

问卷作为健康风险评估进行信息收集的一个重要手段, 也是后期数据分析的重要基础。健康风险评估云平台的问卷主要包括:(1)生理、生化数据,如身高、体重、血压、血脂等;(2)生活方式数据,如吸烟、膳食与运动习惯等;(3)个人或家族健康史;(4)心理因素,如精神压力;5)环境因素。 问卷问题的深度较一般健康问卷程度深,涉及范围广,涉及到了可变因素和不可变因素。

健康风险评估云平台的评估报告以健康得分取代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估算年龄、健康年龄、可达到最低年龄等结果。健康得分是依据个人的生活方式、健康行为、生理指标、心理因素、个人、家族病史与医疗消费、生活质量、死亡率和患病率的相互关系,根据多种人口健康统计资料,通过大量的数理统计分析与换算而得到的。这一得分反映了参加评估者的健康行为、其相对患病率与死亡率几率及其参加预防措施的程度,更强调了个性化、通俗化、可比性、可行性、教育性。

四、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该份问卷去除废卷后共计调查189人,男女比例近乎1:1,可以认为是有统计意义的问卷。

(一)部分变量分析

1.多选题14中抛开以上全部和其他共计339次选择,其中有28.9%希望得到医疗咨询和指导,26.8%希望得到专业的健康风险分析,可以认为这是未来健康管理行业的主要工作范围。

2.多选题15中抛开以上全部和其他共计371次选择,其中有28.3%会在服务的专业性前提下保持忠诚,可以认为这是健康管理行业长期收益的基础。

(二)双变量分析

1.性别与体检频率

图中显示,男女对于体检均比较看重,女性更看重一点。

2.性别与每年意愿健康消费

男性相对女性更愿意高额消费于健康上。

3.个人收入水平与每年意愿健康消费

2000以下及6000以上月收入人群更愿意在健康上消费,而4000~6000是最不愿意在健康上消费的人群。

五、健康管理行业创新模式的可行性分析――以健康银行为例

(一)健康银行项目的社会可行性

1.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措并举发展健康服务业。提出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和良性循环的健康服务产业集群,并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需求。

2.民生特征明显

这是该项目实施的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一。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需求群众不断增长,需要通过健康风险检测评估指导健康的生活,且对重大疾病的防范意识大大提高,而目前健康风险检测评估供给不足,健康风险评估产业发展缓慢,仅停留在常见疾病的检查与防范层面,该项目旨在完善健康风险检测评估系统,恰恰能弥补市场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的不足。

3.社会需求程度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体育锻炼、科学膳食、保持身心健康等生活理念已经被市民们接受,常年人满为患的疗养院、体检中心就是最好的佐证。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发达地区城市人口比例显著增加,各企事业单位人口流动量大,对健康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加,潜在受检人口基数大。

(二)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

1.促进国民健康素质

该项目是通过风险评估、健康生活习惯、科学运动提示预防疾病发生,促进国民体质健康发展,没有硬性指标,是根据每人不同阶段健康状况相对调整的。国家可以用每年投入到“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大量资金改善国民福利。国民健康意识的转变,能够带来一系列正面反应。

2.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能对录入的其他医疗卫生、体检机构、社会公益机构检测的体质数据进行分析、评估、风险提示,没有排他性,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医疗卫生、体检、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提高体育公益基金为各基层组织配备的国民体质检测设备和各大中小学校仓库中身体素质监测器材使用率,促进国民自愿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积极性。

(三)风险因素分析

1.创新模式接受程度有待提高

从问卷的分析结果来看,虽然大多数人群对健康管理有广泛的需求。但是对健康管理行业知之甚少,对健康管理的知识储备非常不足。创新模式下的健康风险云评估平台被大众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大众对尝试新的健康管理方式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在现实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依赖现有的医疗体系。

2.创新模式对人群的知识储备要求高

客户群完成整套健康风险评估测试需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深刻的了解。对健康数据监测相关的可穿戴设备的了解和运用也需要一定的相关知识。这可能是造成健康风险评估云平台在大众中推广的一大障碍。

3.项目具体的盈利模式尚未成型

健康银行的项目还属于前期投入巨大的阶段,尚未进行大型统一的推广。项目的科研意味叫浓。具体的盈利渠道、方式、目标客户群的细分、数据研究处理成果的应用及盈利等都尚未形成可行的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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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ington DW. Zero Trends: Health as a Serious Economic Strategy[J].Health management Rease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Michigan Marc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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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慈庆,艾鼎敦,美国健康风险的发展与应用[J].中华健康管理学,2009,(08):238-241.

作者简介:

龙欣懿,女,浙江温州人,江南大学学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徐宇峰,男,浙江宁波人,江南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会计学;

朱,女,江苏南京人,江南大学学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4篇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上级政法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最大力度组织预防和管控,最大程度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牢固树立人本理念,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引导与管理相结合,坚持服务与帮扶相结合,不断完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帮扶机制,着力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科学化水平,切实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效能,为长安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二、总体目标

以“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巩固年”为契机,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核心,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程度,推行信息化防控手段,积极拓展多元化帮扶途径,不断探索评价社区矫正绩效的评估体系,促进社区矫治效果明显改善,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能力明显增强,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科学而有成效地开展。

三、主要措施

社区矫正“三化一评估”体系重点围绕管理规范化、防控信息化、扶助多元化,开展矫正效果评估等方面予以推进。

(一)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重点围绕矫正衔接规范、矫正执行规范、矫正解除规范、执法文书规范四个方面,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规范化水平。

1、矫正衔接规范

(1)县司法局收到相关单位委托后,指派工作人员或指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罪犯)居住地的镇(区)司法所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出具评估报告。

(2)司法所在收到县司法局指派办理后,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评估报告,提出能否适用管制、缓刑或者假释的建议,县司法局在十个工作日内提交委托机关。

(3)司法所不接受各级法院、监所的直接委托。

(4)严格履行社区服刑人员的交付程序。县局社区矫正科收到法律文书后,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回执。电话通知或书面告知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到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报到。县局社区矫正科对报到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身份核实,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并对其进行入矫前教育,完成首次谈话笔录,发放《社区矫正“鑫生之旅”监督考察手册》,告知其三日内到指定的镇(区)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2、矫正执行规范

(1)司法所在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后三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矫正小组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担任组长,社区服刑人员为女性的,矫正小组应当有女性成员。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小组应当有熟悉青少年成长特点的人员参加。同时,签订矫正责任书。

(2)司法所在宣告执行后五个工作日内,为社区服刑人员制定矫正方案,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根据矫正方案的实施情况,每半年评估矫正方案实施效果,适时予以调整。制定方案时做到因人定案、因人施矫,一人一案。

(3)对宣告执行后三个月内的社区服刑人员,一律实施严格管理。严管三个月期满后,司法所应当在十个工作日运用社区矫正风险评估系统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评估,提出确定其管理等级的建议,报县司法局批准实施。

(4)司法所每月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教育学习,其中每月18号为集中教育日,增强其法制观念、道德素质和悔罪自新意识。司法所需制作规范性、完整性、独创性的集中教育讲稿,县局社区矫正科每月组织开展评比考核活动。

(5)司法所每月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不少于八小时的社区服务,帮助其修复社会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纪律意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协调有关社会组织,加强镇(区)社区矫正劳动基地建设,根据公益性、人道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制作社区矫正社区服务计划。

(6)社区服刑人员因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确需离开本县的,由社区服刑人员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外出时间在七日以下的,由司法所批准,报县局备案,超过七日的,由司法所签署意见后报县局批准。

(7)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每月18号进行书面思想汇报,文化程度低的对象可以口述,由他人,人需签字。思想汇报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社会关系及思想状况。

(8)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每周一进行电话汇报,对电话汇报情况进行详细记载。电话汇报内容包括: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有什么困难及思想状况。同时,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两周当面报告一次,普通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月当面报告一次。

(9)司法所定期走访社区服刑人员家庭、工作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的社区,了解、核实社区服刑人员思想动态和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对严格管理的社区服刑人员,每半月走访一次,对普管、宽管社区服刑人员每月走访一次。

(10)司法所对未成年人监督管理,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监督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体按照《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章的规定执行。

(11)司法所每月对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监督管理、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情况进行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严格执行《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奖惩要求,进行奖惩。

3、矫正解除规范

(1)在社区矫正期满前三十日内,司法所督促社区服刑人员作个人总结,根据其在矫正期间的表现、考核结果、社区意见等情况作出书面鉴定,并对安置帮教提出建议。

(2)司法所在社区服刑人员期满当天,应当为矫正期满对象进行公开解除宣告(期满当天为节假日的,解除宣告可以提前至节假日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开展,但矫正期限应当如实告知),解除宣告应当庄重、严肃,按照规定程序公开进行。同时,向解除矫正人员发放《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告知安置帮教有关规定。

4、执法文书规范

(1)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包括适用社区矫正的法律文书,以及接收、监管审批、处罚、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有关社区矫正执行活动的法律文书,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报备通知及时通报公安机关。

(2)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包括司法所和矫正小组进行社区矫正的工作记录,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社区矫正的相关材料等,同时留存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副本。

(3)严格按照司法部、省厅相关文件和县局台账格式要求制定社区矫正台账,从运用审前评估、交付接收、矫正执行、解除终止矫正等环节,以及包括社区服刑人员花名册、社区矫正会议记录簿、社区矫正志愿者名册等进行整理制作台账。

(二)社区矫正防控信息化

围绕日常管理,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系统,强化科学管理,有效提高监督、教育效果,全面提升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

1、推行远程视频系统

(1)运用县、镇(区)调处中心远程视频系统,开展社区矫正集中教育、入矫教育等活动,做到县、镇(区)两级同步、规范有序,实现会议网上开,业务网上走,社区矫正集中教育网上督等功能。

(2)各镇(区)司法所组织开展社区矫正集中教育活动,全部在调处视频监控中心进行,每月及时向县司法局汇报活动开展时间。

(3)县司法局在每次活动开展前,对各镇(区)社区矫正对象出席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计入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评分。

(4)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每季度在视频监控中心为全县社区服刑人员授课一次。

2、健全录音电话音频系统

(1)县司法局统一采购带录音功能的电话机,在全县使用社区矫正录音电话音频系统,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电话汇报留音、监督人情况反馈、审前调查假释评估留证等功能。

(2)各镇(区)司法所对录音电子档案分类归档,通过互联网,每月向县局传输加密电子档案,县局社区矫正科及时核查当月社区矫正对象电话汇报、情况反馈及各项取证,统一整理归档。

(3)各镇(区)司法所落实专人负责录音电话数据采集、核对、整理工作,做好音频数据安全工作,每月上报情况记入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评分。

3、建立指纹考勤系统

(1)县司法局统一采购指纹考勤机,用于各镇(区)社区矫正对象参加集中教育、社区服务及各项活动考勤签到。

(2)各镇(区)司法所及时完成指纹打卡系统调试准备工作,适时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建立指纹档案,每名对象分别建立两枚不同的指纹档案。

(3)各镇(区)司法所督促社区矫正对象,在每次活动开始和结束时,分别指纹考勤一次。

(4)指纹考勤信息每月定期向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报送,每次集中教育、社区服务时间及人员出席率列入月度和年度考核计分。

4、完善移动定位监控系统

(1)依托社区矫正目标位置定位监管系统,对重点对象和外出务工社区服刑人员实施24小时手机移动定位监管。

(2)强化系统运用,各镇(区)司法所需确保专人负责监控平台,发挥系统作用,实现“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警示告知”等功能,并形成每日监控日志。

(3)加强对离线对象的追踪和情况通报,对刻意逃避监管的对象,及时给予惩处。情节严重的,提请法院撤销缓刑、假释。

(三)社区矫正多元化扶助体系

加强与各成员单位的联系与合作,齐抓共管,整体联动,落实社会适应性矫正扶助措施,切实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困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全面提升社区矫正扶助能力。

1、建立“五扶一促”扶助平台

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各镇(区)司法所围绕“扶心、扶困、扶技、扶业、扶学”五个方面,每年至少开展2次帮扶需求调查活动,记录在案并进行分类帮扶。以“五扶一促”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扶助活动,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切实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现实困难。

(1)对生活困难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临时救助、医疗救助、落实最低生活保障、落实责任田等方面帮困扶助。

(2)对失业下岗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就业指导、培训职业技能、鼓励自主创业等方面的就业帮助。

(3)对存在心理隐疾的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方面的支持型扶助。

(4)对处在学龄期或者愿意继续在校学习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就学帮助,就学帮助的主要目标人员为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

(5)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形成良好适应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进行技能培训,促使其尽快融入社会群体,真正回归社会。

2、创建结对帮教扶助平台

(1)以“5+1”矫正小组模式为基础构建帮扶机制。即每位矫正对象配有五名帮教人,矫正对象居住地村干部,志愿者、社区民警、家庭成员(监管人),社区矫正工作者,五名帮教人联合帮扶一名矫正对象。

(2)司法所加强与帮教人联系,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工作、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服刑态度。

(3)开展矫正对象“助人自助”活动,鼓励年龄相近、性格相仿的社区矫正对象自行结对,先进带后进,老对象带新人,相互提醒、互相鞭策,共同进步。

3、搭建临时救济扶助平台

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同时积极发动企业赞助和社会各界捐款,建立社区矫正临时救济资金,用于解决经济特别困难、生活难以为继的对象过渡性生活问题和重大节日、活动期间走访帮扶活动。确实困难对象,按规定程序审批给予救济,临时救济资金由县司法局统一管理,设救济专用账户,做到专款专用。

(四)构建社区矫正效果评估体系

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包括对社区矫正措施的落实、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成效以及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的社会影响等。

1、对社区矫正工作质态进行评估

(1)对社区矫正制度实际运作状态和结果进行评价,包括重新犯罪率、矫正措施的有效性等方面。

(2)将重新犯罪情况与各项制度落实情况、日常管理情况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分“优”、“良”、“差”三个等次(详见附表)。

(3)县司法局结合社区矫正年度考核,对各镇(区)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进行效果评估,评估结果全县通报;工作质量和成效评估结果与年终考核相挂钩,评估结果为“优”和“良”等次的年终考核列入加分,评估结果为“差”的司法所将及时通报并查找薄弱环节,认真研究落实整改方案。

2、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进行评估

(1)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效果进行评价,包括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观念、心理健康状况、道德素质以及社会适应性等方面。

(2)各镇(区)司法所重点采集风险等级、刑罚执行情况、矫正期间表现、奖惩情况、矫正阶段反应、外界综合评价等方面的数据,评估得分低于55分,认定矫正质量效果“差”,评估得分在55-75分之间,认为矫正效果“一般”,评估得分高于75分,认为矫正效果“好”(详见附表)。

(3)各镇(区)司法所需客观、真实填写社区矫正质量效果评估表,对社区矫正对象每季度进行一次效果评估,效果评估表统一存入社区矫正工作档案,评估结果在每季度30日前报县局社区矫正科;对矫正效果评定为“差”、阶段效果得分为负数的对象,需进行重点情况分析并及时调整矫正思路和管理等级。

3、对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反响进行评估

(1)对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反响进行评估包括社会公众态度、社会关系修复等方面。

(2)各镇(区)司法所抽取两个村(居),各随机发放问卷(附件三)调查30份,评估结果分为“优”、“良”、“差”三个等次,A选项的平均选择率在80%以上评定“优”,选择率在50%以上评定“良”,选择率在50%以下的评定“差”。

(3)社会反响评估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估结果为“差”的司法所,需及时分析,多方面查找原因,积极整改,不断提高公众认可度。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社区矫正“三化一评估”体系的实施,是全面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各所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立足实际,强化措施,抓好落实。

(二)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各所要落实专人负责,围绕制度落实、日常监管、帮困扶助三个方面,与县局社区矫正科做到信息共享、工作同步。同时积极协调各成员单位,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5篇

审前社会调查开展以来,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作为一种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衔接了法院裁判和社区矫正,确保了二者在实施社会管理的统一性。由于审前社会调查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审前社会调查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作为适用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最为广泛的基层法院,如何看待审前社会调查的性质以及如何采纳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也不径相同。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困境。

一、现状解读:法官采纳审前社会调查的障碍

1、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法官意志。在实践中,法院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具有相当高的采信度。社会公众和媒体也在渲染一种“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即判处非监禁刑的保证”的错误观念,简单地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同判处非监禁刑之间划上等号。如湖南娄底涟源市法院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的采信度是100%。[4]诸如此类的报道干扰了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过程,影响了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如何采信审前社会调查,树立裁判的权威性成为了对法院审判权的又一挑战。

2、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形同“铁证”。法院、检察院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法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的合理性进行答辩。审前社会调查的“走过场”在实践中比比皆是。法院对于司法行政机关认为不适合社区矫正的调查评估意见往往以函或者部门协调的方式来取得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和法院裁判的统一,一定程度上也使社会公众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产生误解,也会让社会公众对法院的公信力和独立性产生质疑。

3、各地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不规范,全国范围缺乏统一样本。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审前社会调查的实践,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的样本和内容没有形成统一格式,调查主体不一,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的公信力。从调查主体上来说,实践中开展得较好的省份一般都在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办公室,由社区矫正办公室及其基层司法所承担调查工作。有些西部省份,没有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办公室,甚至当地司法行政机关也没有开展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只能由被告人所在村(居)委会出具简单的证明材料。

4、流动人口监管难,司法行政机关互相推诿。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的频繁流动已然成为了中国的国情。而流动人口由于居所和工作的不稳定性,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也在增加。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比较滞后,一旦发生流动人口犯罪的案件,犯罪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往往以流动人口在本辖区无固定居所拒绝接收被告人进行社区矫正。而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又以被告人常年外出打工,无法实施监管为由不同意接纳被告人在户籍所在地实施社区矫正。司法行政机关的互相推诿,也容易增加当事人及其家属对审前社会调查的抵触心理,不利于日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二、路径探索:从调查到庭审

(一)域外审前调查的借鉴

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是国外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重点。在美国,主要采用“统计式”的风险评估:挑选一定数量的被矫正人员进行抽样调查,得出与人身危险性相关的 “预测参数”,运用统计学理论得出“标准参数”。[5]运用“预测参数”对分成不同小组的成员进行评分,之后选取更具预测意义的方案。

在英国,则采取类似我国的调查评估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1)犯罪情况,包括与犯罪有关的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事实;(2)犯罪人的情况,包括犯罪人的性格状况、社会背景等;(3)被害人的情况;(4)对于案件的量刑建议”[6]。同时根据犯罪人的危险性进行监督分级,有严格监督、中等监督和宽松监督。

从国外经验来看,除了对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外,法官也可以通过审前社会调查来了解社区矫正机构对拟判处非监禁刑的意见以及具体的执行方案和监管措施。而后者正是我国审前社会调查所缺失的一大方面。

(二)审前社会调查的自我完善

由于我国立法的空白,我国各地在调查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上差异较大,我们在实践中,应借鉴国外的制度,进行良好的本土化移植。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通过对被告人及其亲属、社区人员的走访,目的是反映被告人潜在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为人民法院决定被告人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提供建议。审前社会调查可以实现法院与执行机构的有效沟通,一般来说,司法行政机关在进行调查评估时,应着重调查以下方面:

1、个人情况,包括个人品行、习惯,在校就读表现(单位工作情况)、违规违法记录、经济婚姻状况、身心健康情况、社会交往及主要社会关系。

2、家庭状况,家庭主要成员的基本情况、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相处融洽程度、家庭是否发生重大变故及其影响、是否有愿意监管帮教的成年亲属等。

3、悔罪表现,包括犯罪的原因、动机、是否积极赔偿、消除危害等。

4、社区环境,包括社区的帮教环境、治安状况、邻里关系、社区评价等。

三、规范调查文书的制作,极力提高调查评估意见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具体来说,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事实部分。司法行政机关应将调查材料进行梳理,实事求是地就有关事实的调查结果进行说明。

2、建议部分。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地就被告人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向委托单位作出建议。在该部分,司法行政机关不得使用误导性的言语或者结论式言语,只能就被告人是否适合社区矫正作出建议。

3、矫正措施。司法行政机关在前期调查评估意见的基础上,应当向委托机关详细说明日后社区矫正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今后开展社区矫正至关重要,是法院正确、合理作出非监禁刑判决的重要基础。

(三)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法院对于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应当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客观公正地将审前社会调查作为裁判的参考依据。被告人对于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审前社会调查意见,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三日内告知被告人。当事人对于审前调查评估意见没有异议的,可以记录在卷,无需进行质证。当事人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有质疑的,应由法庭审查并决定是否对调查评估意见进行复核。法院认为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的,可以要求调查单位补充提供材料。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调查人员出庭接受询问。法院在开庭时应依法进行质证,保障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当前我国刑事审判中,对定罪与量刑程序进行了分化。定罪部分即对案件事实的确定,犯罪事实经过证明符合犯罪构成,才能认定犯罪成立,未能证明则不能认定犯罪成立。量刑程序即对量刑事实证明的问题,但量刑事实是指确定犯罪构成事实存在即犯罪成立之后对量刑有影响的事实情况。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庭审时可以在量刑部分的辩论中出示审前社会调查由控辩双方进行质证。除此之外,被告人也可自行收集材料或者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供线索,自证人身危险性较低,符合社区矫正条件。通过这样的程序保障,即使法官在主观上仍采信调查报告的结果,也不妨碍最后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于法官来说,应严格按照犯罪事实和情节,结合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审慎地对被告人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条件作出判断。“社区矫正归根到底是一种监外执行的刑罚执行方式,肩负这对罪犯的惩罚性和恢复性的双重目标,惩罚性是对其犯罪行为的一种否定,对罪犯采取的惩罚行为应实现刑罚的威慑功能,让其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不敢再犯。”[7]法官应培养独立精神,独立地就案件的真实进行思考。一般来说,对人身危险性相同的个体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司法运行体制内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对此,法官“对社区矫正的宽严把握上,严格按照法律进行,既有利于犯罪的惩处与改造,又消除社会公众对于社区矫正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非监禁执行罪犯的现实危险的隐忧。”[8]

结语

审前社会调查作为法官充分评估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重要参考依据,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及时全面掌握犯罪分子的相关情况,准确适当的对被告人作出非监禁刑的刑罚措施。随着审判实践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审前社会调查将司法行政机关提前介入诉讼程序,为法官和执行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沟通了桥梁。正确看待和采纳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是对法院工作的又一大挑战。

注释:

[1]本文主要指基层法院量刑前对拟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人适用的审前调查评估意见。不包括假释或者监外执行的审前社会调查,也不包括前的审前社会调查。

[2]卢伟、肖扬宇:《刑事社会调查制度之新谈-以“湖北省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0期,第55页。

[3]如湖北省出台了《湖北省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福建省出台《关于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办法》。

[4]涟源市政府门户网站:《涟源市司法局审前社会调查采信率达100%》,载http:///Item/81190.aspx,于2013年5月18日访问。

[5]朱梦阳:《浅谈我国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载《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51页。

[6]吴宗宪:《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7]周琳:《社区矫正的完善与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实现》,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35页。

[8]王燕飞:《我国社区矫正性质的新思考-以最近刑法、刑诉法修改为视角》,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15页。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6篇

一、规范行政决策

严格执行重大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5项必经程序,落实相关制度,切实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估制度,选取2件以上直接关系民生、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行评估,多途径、多形式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决策后评估报告作为决策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予以调整完善的重要依据。(责任单位:各县区司法局,市局办公室)

二、加强和改进政府服务

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在监管改造、法制宣传、法律服务、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支持和引导企业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加强和完善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扩大服务范围,逐步建立符合市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司法行政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强化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

1、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完善各项业务工作制度,出台有关规范性文件,使各项执法程序合法、严密、规范,形成统一、详尽、覆盖全部执法环节的标准。

2、落实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做到规范性文件草案必须经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严格审查标准,确保合法性审查工作的“零失误”和“零差错”。

3、推进“三统一”制度。做好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纠正未经“三统一”程序的规范性文件。加强“三统一”工作的监督检查。完善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系统,加强规范性文件网上公布管理。

四、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1、着力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坚持监管工作“首要标准”和从严治监(所)要求,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 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推动监所单位加强罪犯、劳教(戒毒)人员的思想教育、文化教育,进一步加强出监(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建立健全教育改造工作衔接机制,创造监管对象亲属会见和社会帮教的良好条件。加强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严格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严防脱管失控,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意深刻的教育和帮扶活动,提高教育质量和矫正效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安置帮教工作,对刑释解教人员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执行省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各项决定,不得继续或者变相实施已经取消或者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严格遵守《行政审批制度》、办事流程等规定,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领导责任制、服务承诺制、一次告知制、首问责任制等制度,积极创新行政审批机制,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进一步细化和严格执行法律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准入、变更、异动等审批条件和程序,依法及时办理行政许可或审批事项。加强对市县司法行政机关在初审、实施行政许可或审批事项中的工作指导,提高全系统行政审批工作水平。

3、完善法律服务市场监管。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服务执业和行政管理规定,对执法执业标准予以细化。加强行政和行业监管在人、财、物等方面的保障力度,提高执法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明确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之间的职责,建立分工协作、互动顺畅的工作机制。加强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管理,积极开展对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的考评活动,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强化对下级机关在法律服务管理方面的指导、考核。

4、深入推进执法执业公开。认真落实区厅制定的《广西区司法行政系统执法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执法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各单位执法公开实施细则等规定,推进办事公开制度。在做好办事依据、条件、要求、期限、流程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办事过程和结果公开,尤其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法律援助、“减假保”、减延教期、所外执行、所外就医等重大执法和办事项目通过网络平台对外公开个案简明情况、执法过程和结果, 监狱劳教(戒毒)单位充分利用电子触摸屏向监管对象亲属公开个人基本情况。

五、加强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

1、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依法行政领导协调机制,统一领导本单位、本系统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行政首长对本单位、本系统依法行政工作负总责,将依法行政任务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一同部署落实。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7篇

(一)深化人民调解工作,筑牢首道防线

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按照撤乡(镇)并村的工作要求,有效整合人力物力资源,强化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规范了人民调委会的管理。目前我县现有乡镇人民调委会22个,村社区人调解委员会398个,专职调委会9个,学校人民调解委员会57个,工业园区和较大规模企业中设立18个企地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村(社区)人民调解员1778人。全县在册人民调解员2371人,组级纠纷信息员3000余人。做到了哪里有人员,哪里就有人民调解组织。

突出抓好人民调解工作“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建设。积极向县人民政府反映,得到了县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把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对纠纷调解成功且档案材料完备的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兑现经费,促进了我县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和规范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创新人民调解工作。一是全面推行人民调解“百米服务圈”。在进一步完善村(社区)调委会规范化建设和健全组纠纷信息员的情况下,将村(社区)调解组织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村(社区)调解员所在的自然村(组)、社区居民小组,在农村每个村调解员的家中和城镇社区居民小组挂牌设立矛盾纠纷受理点,并公示工作制度,负责受理并调处其所在的自然村(组)、社区居民小组的婚姻家庭、邻里、经营性、财产性、侵权性等一般性民间纠纷,使群众就近及时解决矛盾纠纷。二是推行矛盾纠纷化解“一张表”管控机制,压实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工作责任。制定落实矛盾纠纷化解层级责任“一张表”,明确村、镇、县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内容和责任,记录矛盾解决过程,在每个层级签名确认已尽力还不能化解的情况下,再启用矛盾纠纷司法导入机制。

上半年,各类调委会共调处3529件,成功3529件,调处成功率100%,其中涉及疑难案件236件,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

(二)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促进法治__建设

创新法治宣传形式,加强群众法治文化知识宣传教育。一是打造“六个一”法治廉政文化示范阵地。通过建设一条法治廉政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长廊,建设一个法治廉政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建设一个法治廉政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场,建设一个青少年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建设一个法治廉政文化企业,建设一个法治廉政文化社区,在全县上下形成以法治廉政为价值取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确保实现在公共场所营造法治廉政文化浓厚氛围,在单位内部体现依法治理格局,在宣传媒体有法治廉政文化宣传的地位的目标。二是文艺搭台、法治唱戏、创新法治宣传形式。协调联系县__剧传承保护中心联合创作一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紧扣时代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法治廉政文化的节目,结合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系列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各乡镇、社区进行巡回义演。上半年来我县法治文艺节目已在全县11个乡镇社区进行巡回义演,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法治宣传效果,让老百姓在观看文艺节目同时学习吸收了各类政策法律法规的知识,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三是整合新媒体、增强宣传实效。通过县电视台《平安__》法治栏目,对“法治人物”“法治实践”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剖析讲解和利用《__视点》《电视问政》栏目报道宣传全县各执法部门依法处理的各类执法典型案例。大力推广“如法网”的运用方式及法治宣传、法律事务在线咨询解答等功能,从而提高“如法网”在群众中的知晓度,使“如法网”运用广泛得到社会的认可。大力推广各种新媒体力量同时从而教育群众知法守法用法,为全县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廉政文化氛围。

扎实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参加“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法治宣传活动,参加全县送理论、文化、科技、法律政策、卫生

计生“五下乡”法治宣传活动,积极开展全县学校周边综合治理春季集中整治行动,组织开展全县反家暴法培训培训,参加全民国家安全日宣传活动,组织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月暨“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服务推进脱贫攻坚”等大型宣传活动。各类法治宣传活动共计接待群众1200余人,发放宣传手册11万余册,组织200余人参加反家暴法培训。落实“法律明白人”培训工程。按照《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指导意见》(__司发[2015]51号)文件要求,结合农村法治宣传月暨“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服务推进脱贫攻坚”专项活动方案,针对全县39个省市级贫困村,加强对农村“法律明白人”的培育。

(三)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升监管水平

规范社区矫正调查评估。针对社会调查评估存在的问题,健全完善《__县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考评办法》。社区矫正中心在接到委托机关的适用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委托函后,及时会同或者指定被告人、罪犯居住地的司法所组成调查小组,在规定的调查时间内如实调查、科学评估、提供详尽的调查评估报告。由县局召开局长办公室会集体研究提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建议。

规范执行档案管理程序。我县社区矫正人员全部建立了社区矫正执行档案和工作档案。依法做好了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社区矫正人员交付接收、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特定场所、外出、居住地变更等事项审批,规范办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考核奖惩、执行变更、解除矫正、死亡通知等,并将各项审批管理材料及时归入档案。

开展社区矫正交叉检查。2016年4月26日至5月10日,县局组织开展为期15天的社区矫正工作交叉检查活动,对辖区内22个司法所进行检查,检查组由基层司法所和矫正股的工作人员组成,重点对社区矫正人员集中学习开展情况、社区矫正人员档案规范化、社会调查评估案卷、社区矫正信息平台等方面进行详细查看。此次通过开展社区矫正交叉检查,促进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监督,为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增加新活力;查找出自身问题,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全面清查脱管、漏管社区矫正人员。为了严格规范管理各司法所的社区矫正人员,预防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管及重新犯罪,社区矫正股在上半年开展社区矫正人员“防脱管”专项活动,对清查处理的问题进行整改落实。落实社区矫正人员公益劳动教育,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的认罪悔罪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截止2016年5月20日,我县今年开展社会调查132例;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1339人,累计解除917人,在册矫正人员422人。

(四)规范法律服务管理,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水平

全面规范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开展法律服务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疑难案件调解。为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执业行为,促进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3月9日召开所主任会议。会上就执业过程投诉处理办法、年度考核办法、重大事项报告规定进行了集中讨论,制定了基层法律服务诚信考核制度。我县现有基层法律服务执业人员20人,直接参加县交办的疑难案件调解10余起,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在构建“和谐__”中起到了维稳“第一道防线”作用。

加强对律师的管理。通过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执业行为。1月13日,在县演艺中心三号会议室召开全省律师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后,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就保障执业权利,提升专业水平,提升在经济建设中的比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据统计,截止五月,我县律师参与接待处理5人(次),处理事项11件(次),挽回经济损失60万;担任政府相关部门法律顾问7家,处理相关法律事务11件(次);担任企业法律顾问9家,处理相关事务41件(次)。

严格规范办证程序,努力提高公证质量。严格按申请-受理-审查-出证-归档的程序操作,不随意简化程序。重大复杂的公证事项,一般是由两名公证员共同办理。加大公证宣传力度,不断拓宽服务领域。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稳住公证老户,例如县质监局、县墙改办的送达、保全证据公证等;另一方面,结合自身实际,主动出击,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一是以司法所作为宣传公证和获取公证信息的载体,大力开发农村市场,努力拓展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公证法律服务的领域。二是搞好社区公证服务,结合普法办开展的法制宣传活动,发放公证宣传资料几千份。三是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宣传公证。四月份,在__县仁义镇乌市渔场河段出席了__江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并对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公证。截至5月26日,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239件,义务提供法律咨询500余次。

(五)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明确目标,强化责任,确保任务完成,对经

济困难群众的申请做到应援尽援。一是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使法律援助覆盖人群拓展至低收入群体,惠及更多困难群众。二是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在对妇女、未成年、老人、农民工、残疾人“五类”人群免经济审查的基础上,增加对军人军属免经济审查。三是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对所有援助案件做到即办即受理,咨询、申请、初审、审查、决定援助、指派等程序一站式完成,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受理,当天指派,大大方便了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效率。截止5月24日,完成法律援助案件134件,占任务数的54.7%,办理中央公益金案件20件,申请中央公益金40000元,接待法律咨询87人次。已受理的法援案件中刑事案件34件;民事案件100件;按受援人群类别分:农民45人,农民工17人,妇女23人,未成年人4人,低保户13人,老年人16人,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23余万元。打造“互联网+”法律服务新模式。今年,省司法厅在原有“司法部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基础上,整合司法行政业务资源,在全国首创“如法网”这一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旨在为大众提供一站式网络法律服务。“如法网”是以服务社会公众为目的,以“互联网+”为理念,以统一开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的新技术应用为基础,将网站、电话、新媒体等渠道整合一体化,构建一个综合性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目前,县法律援助中心、各律师事务所已全面启用“如法网”,网上受理群众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律师案件等业务,真正实现坐“网”问诊,随时随地接受群众的法律咨询与业务委托。

(六)转变工作作风,加强队伍建设

在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5月20日,在全局召开“两学一做”动员大会。通过学习,领悟原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补足“精神之钙”和“谋事之需”,提升党员干部讲政治、守规矩,懂全局、管本行,抓重点、破难题,抓落实、求实效,讲担当、善作为,崇廉洁、拒腐蚀的能力。坚持统筹兼顾,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任务、日常工作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在人民调解、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执行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强化作风建设。开展“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和“纠‘’治陋习”专项整治行动。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抓作风整顿。通过不断深入学习党规,强化党性修养和底线意识,通过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相结合促进问题整改,推动全体党员干部作风进一步好转,扎实推动全局作风建设取得新的成效。

(七)精准扶贫,进一步完善驻村工作

深入走访,精准识别。4月5日至8日,全局干部职对帮扶对象进行了走访慰问,了解帮扶对象的家庭情况、联系方式,对相关扶贫政策,帮扶措施进行了讲解,并把扶贫手册发放到每个扶贫对象手中。5月17日至25日,扶贫攻坚工作队再次深入__村贫困户家中,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帮助贫困户制定帮扶措施、帮扶计划,做到精准帮扶。

争资立项,项目到位。一是到交通局争取__村通村公路最后10公里全部硬化,彻底解决__村村民出行难的问题,目前项目已与老板签定协议。二是到移动公司争取在__村建设通讯塔,解决__村村民通讯问题。现已与电信公司取得联系,递交了报告,当前工程项目处于考察阶段。三是成功引进太和镇海晟水产养殖厂冷水养鱼项目。该项目县发改委已批准备案,并在__村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40余万元,占地面积266667平方米,可解决__村民就业20余人,年人平收入增加5000元。四是争取__村__旅游开发项目立项和__开发项目。4月5日,县政协副主席__、县司法局、县文广体新局、县__剧传承保护中心等单位到__村__实地考察,争取旅游开发项目立项。__开发项目关系到__村每户家庭的切身利益,现在家家户户的竹子无处销售,全部坏在山上,浪费极大,目前联系到河南省焦作市侯老板,他有意向前来考察__村__开发项目。五是安全饮水工程、村卫生室、幸福院建设等工程项目已向县水利局、县自来水公司、县卫生局和县民政局等相关单位递交了报告,正在加大协调力度,争取工程项目和相关政策全部落实到位。

(一)全面推进“法治__”建设工作。总结表彰“六五”普法先进单位和个人,筹备“七五”普法启动会议。结合组织部考核方案,联合制定下发科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述法考核办法,抓好考核结果的运用,落实《__县建设全国法治廉政文化先进县工作方案》,促进法治__建设工作深入开展。组织全县各单位开展无纸化考试培训,抓好全县国家工作人员的学法用法及考试考核工作。组织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周”、“12.4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活动”,抓好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大力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广大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和谐社会建设,有效的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二)着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深入开展人民调解专项活动。针对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的社会热点、难点矛盾纠纷,聚焦拆迁、劳资、医疗、

环保、民间金融等重点领域的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三调联动职能优势,在全县落实、部署开展“人民调解化纠纷、防范风险促发展”专项调解活动,在全县摸排疑难积案,积极协助有关主管部门把各种可能的矛盾化解在内部、基层和萌芽状态,防止经济民生领域风险演变为社会风险。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基层基础建设。按照“八有”、“六统一”的标准,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以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为依托,推进自然村(组)、社区矛盾人民调解受理点建设工作,打造人民调解“百米服务圈”,落实矛盾纠纷责任压实“一张表”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三)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中心作用。强化社区矫正中心硬件设施建设,对严管级社区矫正人员配备电子手腕,进行电子监控。增强软件措施,开启对社区矫正人员微信平台定位;不定期对各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抽查。加强社区矫正人员入矫管理。落实社区矫正监管措施。进一步规范适用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工作,不断提高调查评估质量。以落实社区矫正小组成员责任为抓手,落实社区矫正衔接接收、日常监管等制度,全面落实《社区矫正办法》、《__省暂予监外执行实施办法》,加强重点时期、重点对象的监督管控,严防社区服刑人员发生重、特大刑事犯罪和参与。落实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分析会制度。提高业务培训质量。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颁布以来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计划开展一到两期社区矫正专项业务培训。广泛吸纳辖县内热爱、关心社县矫正工作的人士,继续壮大社县矫正志愿者队伍。加大业务工作培训力度。有针对的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工作培训或者以会代训。组织对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平台、社区矫正风险评估软件、社区矫正教育矫治效果评估软件进行培训。开展心理咨询师培训。

(四)加强司法所规范建设与管理。开展“司法所规范建设与管理年”活动。抓基层、强基础,整合撤并乡镇后司法所的资源,推动辖区内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提质升级,按照省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所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的文件要求,全面加强司法所组织机构、编制队伍、业务工作、基础设施、内务制度等方面的规范建设与管理,提高司法所的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大力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乡镇撤并后的司法所政法专项编要防止流失,统筹安排到辖区内其他司法所使用;大力推进政府购买人民调解、社区矫正、法律援助服务,壮大司法所工作力量。

(五)切实抓好法律服务管理工作。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立足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实体建设,进一步配齐配强中心各岗位人员,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如法网”,进一步规范志愿者队伍管理,组建__县“法润三__”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大队,积极开展法律服务志愿活动。加强规范管理,提升律师执业水平。强化教育,提升律师职业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在全县开展“万名律师乡村(社区)行”专项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进村(社区)开展法律服务。动员和引导广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参与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贯彻落实《__省司法厅关于积极推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乡(镇)村法律顾问的实施意见》的要求,通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志愿参与基层法治建设与政府购买基层法律服务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推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乡(镇)村法律顾问工作。不断强化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规范管理。以修订后《__省基层法律服务所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规范管理力度;加强基层法律服务诚信等级评定工作,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诚信行为监督;落实基层法律服务分级培训制度;深入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规范化创建工作,创建命名一批规范化基层法律服务所。

(六)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继续全面落实《__省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以郴州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倍为标准,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将因就业、就学、就医等合法权益受损引发的案件纳入援助事项,重点做好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群体的法律援助。建立法律援助质量标准,规范事项办理流程。杜绝法律援助案件收费情况,严格落实案件回访制度,着重向当事人回访办案人员收费、出庭的情况,对查出问题的办案人员要在全县通报并严肃处理,取消该办案人员所在所本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结合县委政法委及市局的工作安排,选取优秀的法律援助案例进行报纸、手机报、网络、电视等多种方式的媒体报道,扩大法律援助的影响力,让更多的群众知晓法律援助,相信法律援助。

(七)强化教育管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注射“醒脑剂”。做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学党规,学系列讲话,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每位司法行政干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做一名合格党员;扎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继续开展“纠‘’、治陋习”和“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和专项检查活动。落实兑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创新选人用人的激励机制。通过推行机关轮岗,基层交流等考核机制,争取干部交流任职,改进奖励措施等营造干部想干事、有激情干事的氛围;加大先进典型的培养力度。着力挖掘、培育、宣传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司法文化软实力,从而增强司法行政系统的工作归属感、职业荣誉感,形成争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良好氛围。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羁押必要性;机制构建;保障人权

修改后的刑诉法颁布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一十六条至六百二十一条中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做出了规定:确立了以侦查监督和公诉两个部门为主,监所部门为辅的审查主体;采取了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辩护人依法申请的双轨制程序模式;规定了以案件事实、证据、羁押期限等八个方面作为审查内容,并以向有关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书面建议作为审查处理结果。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已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加以明确,但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也无具体的实施细则,实际工作中难以把握。主要表现在:《刑事诉讼规则》只规定了不同阶段不同的审查主体,而未明确审查的对象、范围、期限。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建议”对办案机关没有强制约束力,可能导致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名存实亡。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期限、救济等都未予以明确,在具体操作上缺乏法律依据,不利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及时、有效开展。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适用对象应严格化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对象应为轻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累犯、涉嫌严重暴力犯罪、或者具有企图逃跑、自杀、串供、干扰证人作证等情形应当予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不予审查捕后羁押必要性。主要包括: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老年人、严重疾病患者等特殊群体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轻微的,且具有自首、立功、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等法定、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同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具有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条件,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不致再危害社会或者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工作程序应规范化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到强制措施的变更,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涉及到侦查机关、原审查逮捕部门等有关部门的工作,为避免变更强制措施的随意性,必须严格审查程序,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规范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启动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辩护人依法申请进行审查的,应要求其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由侦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审核后予以受理。对于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进行审查的,由侦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无捕后羁押必要性的案件进行提请,启动审查机制。

2、规范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审查程序。案件承办人员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展审前社会调查,认真审查相关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并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报告》,交由部门负责人或提请部门集体研究讨论,对有无继续羁押必要进行严格审查,报送分管检察长决定后,提交检务督察。

3、规范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救济程序。为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经审查后,无论是否变更强制措施,在告知相关当事人审查决定时,都应当进行说理,将审查决定和依据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解释。若当事人持有异议,可将异议及其理由向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反映,对于异议理由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当接受。

三、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制约应透明化

由于批准逮捕的部门与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部门或为同一部门,或同属于检察机关,若没有其他部门对此项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将导致强制措施的变更、适用缺乏实质上的规范和约束,进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及时跟进监督措施,确保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监督透明化。一方面,在侦查监督部门或公诉部门作出审查决定后,应当将决定抄送监所部门、案件管理部门、侦查机关等相关部门,认真听取意见,若存在异议,应暂缓执行决定,存在重大分歧的,可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侦查机关变更刑事羁押措施的监督。办案机关在收到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时,若在三天内未提出合理的异议,则应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办案机关未经批准而私自变更刑事羁押措施或未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的,一经发现,应认真审查,发现办案机关适用强制措施不当的,应依法纠正。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私自办理“人情案”和“关系案”等情形的,应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四、建立健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相关配套机制

1、建立健全对涉罪外来人员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风险评估机制。在司法实践中,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涉罪外来人员一般都采取刑事羁押措施,而该做法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涉罪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探索性地在企事业单位、社区建立管护基地,为涉罪外来人员平等地享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权利创造了条件。该制度能够有效防止涉罪外来人员重新犯罪,有利于涉罪外来人员思想转化、化解双方矛盾、修复破损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该制度将司法机关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社会管护与社区矫正相结合,创新了社会管理模式,节约了司法成本,有效解决了当前刑事案件高发与司法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

2、加强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配合,建立案件通报机制。要求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的过程中注重依法搜集犯罪嫌疑人罪轻、罪重的证据,要求审判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及时告知诉讼当事人提供的罪轻、罪重的证据材料,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逮捕后案件的侦查情况、审理情况、是否存在出现无羁押必要性的情形。同时要求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发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案件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案件侦查情况、审理情况,检察机关在必要时,可对此类案件的侦查情况、审理情况进行了解,对此类案件进行重点监督。

3、完善捕后羁押必要性权利告知、释法说理制度。在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还应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法定人或近亲属享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及释放的权利,详细告知其申请的理由、所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及申请的相关程序,并认真听取相关诉讼当事人的意见。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时,应当将理由和依据对相关诉讼当事人进行释法说理,特别是不能忽视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一方面可以强化被害人对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执法监督,另一方面也让被害人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稳定被害人情绪,避免涉检,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4、完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规定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委托司法局或依托巡回检察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从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村干部、社会志愿者中选择若干人作为审前社会调查小组成员,配合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学校、社区、家庭、单位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生活品行、社会活动等相关情况,从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等方面作出综合评判,并形成《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作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适用非羁押措施的重要参考依据。

5、强化对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的审查。司法实践中,对侦查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一般注重形式要件的审查,忽视了对实体要件的审查,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检察人员应转变观念,做到程序性审查和实体性审查并重。注意审查表面符合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条件,实质与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制度价值目标相违背的情形,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继续羁押是否会发生实际刑期与羁押期间之间产生“刑期倒挂“的情形,防止变相超期羁押。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企业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4-0031-07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要求已不仅仅限于满足自身的基本生理需求,更在意产品是否能给自己带来独特的价值。从“三鹿毒奶粉”到“地沟油”、“瘦肉精”再到“汽车召回”事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已经从食品行业蔓延到制造业,企业重视和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了社会焦点话题。2010年五部委联合印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对企业在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七个方面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作出了强制约束,拓展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控制范围,强化了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的控制。同时,《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发展战略》提出了企业战略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战略的实施工具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是企业内部环境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企业内部控制的统一框架下,战略控制和社会责任控制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约束与支持下,在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应用,例如工业行业(如石油、天然气等高风险行业)推行的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HSE MS: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汽车制造业在HSE基础上加入质量管理形成的QHSE管理标准等。尽管这些内部控制活动已经将社会责任考虑在内,但由于企业内部控制目标更重视资产安全性、经营合规性、财务真实性的保障,导致企业内部控制对于这些控制目标的关注度远高过其对于长期发展战略的实现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因而其涉及到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不完整的,也是缺乏战略系统性的① 。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Margolis,Walsh(2003)对109篇采用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解释变量的实证文章统计分析发现,50.46%的文献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财务绩效有消极影响或者影响不显著。正是由于企业不能从社会责任投资中获得经营上的短期利益,导致企业缺乏对践行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实际上,与短期绩效相比,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努力对公司长期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企业应站在战略层面看待社会责任承担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拉近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间的距离,形成综合、系统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进而推动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管理,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朱乃平,2014)。本文将社会责任的践行融入企业经营使命中,构建了以企业战略为导向、以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的内部控制系统,旨在提升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和企业声誉,为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文献回顾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由欧利文・谢尔顿(Oliver Sheldon,1924)提出,阿奇B・卡罗尔(Archie B.Carroll,1999)将社会责任细化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Bowen在1953年出版的《商人的社会责任》推动了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化,开启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大辩论的序幕。在此基础上,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1997)提出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三重底线”理论,亦即企业必须履行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结合度日益紧密,企业社会责任逐步由一种宏观社会理念落实到微观企业行为,从被动社会责任响应向主动社会责任管理]进。现有文献中直接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1. 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相互作用的相关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相互作用,一方面内部控制可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则可以改善企业内部环境,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王加灿,2012)。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提出,“监督、控制企业合理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维护和平衡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是人本经济时代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职能”[1],该文将利益相关者合理需求的满足与企业价值增值联系起来,构建了人本内部控制战略框架,诠释了企业运用内部控制系统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企业应通过构建完善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并建立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价体系来提高企业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常艳,2013),并藉此建立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来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执行和处理流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田超,2010)。花双莲(2011)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层面分为战略层、管理层和作业层,并对战略控制层面及控制重点进行了初步阐释。

2. 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

Burke &Logsdon(1996)明确提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先后对其内涵进行了争论与辨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Baron(2001)提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涵是企业承载社会责任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战略行为,Porter &Kramer(2006)运用竞争优势理论拓展其内涵为“企业从基于自身战略来思考社会责任,并在企业内部运营和外部环境中,重点选择和业务有交叉的社会问题来解决,从而创造企业与社会共享的价值”。虽然现有文献对SCSR的研究角度不同,但都认同将企业社会责任上升至战略高度能使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统一,并产生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陈爽英,井润田,2012)。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战略框架中能使企业达到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统一(宋雪莲 ,2013),有助于促进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朱权,2011),同时还能推进企业创新、赢取长期利益、培育顾客忠诚、弱化政府监管以及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吴毅洲,2011)。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相较于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主营业务、企业战略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能带来更多积极的社会影响(万琳h,2013)。正是由于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紧密相连,使得企业能够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战略选择的情况下承担不同层次的社会责任(李颖,2012),以责任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邵兴东,2009)。

3. 企业战略与内部控制的相关研究

内部控制实质上是一种战略管理(徐虹,2010),在通过构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内部控制对于企业战略的依附性。如果企业仅从会计控制角度实施内部控制,忽略组织整体战略的重要性,将减弱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池国华,2009)。战略管理下的企业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查剑秋,2009),将战略目标融入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可以使得内部控制的各目标与企业目标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李维安,2013),进而提高战略的执行绩效并最终影响企业的价值。战略目标控制是企业内部控制的起点,是内部控制的高级形式,内部控制向战略延伸有利于整体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水平和效果。内部控制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其带来的收益为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规范提供动力(刘国强,2013),企业内部控制实施的效果越好,企业战略的执行就越到位,企业营利目标则就更有保障。战略导向型内部控制以战略为统领,协调整个内部控制体系,解决了内部控制体系之间的隔阂,因此,把内部控制框架体系融入战略管理相关理念,有利于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顾瑞鹏,2012)。池国华(2009)构建了基于战略导向和系统整合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机制,杨克智、李睿(2010)则进一步提出将内部控制的重点从纠错防弊转到战略实现上来,构建战略导向内部控制。

综上可知,现有文献多为企业战略、社会责任和内部控制之间两两关系的研究,三者的融合研究不多见。它们两两耦合,交互共生,能够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为本文研究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嵌入到战略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成为最受青睐的核心战略之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不仅受内部控制的影响,同时也受企业战略的影响,更受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本文将企业战略、企业社会责任有机整合到内部控制系统中,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研究社会责任内部控制问题,构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完善内部控制系统的结构,扩展内部控制系统的功能,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战略性、系统性、动态性,适应性和前瞻性。

三、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构建

战略是为了应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威胁(风险)和机会(价值),战略管理成为现代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保持竞争优势的基本手段。企业发展战略风险是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文化、生产能力或企业效益的风险因素,是企业整体发展出现损失的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关注和防范企业发展战略风险,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制定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开展社会责任投资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提升企业声誉,为助推企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内部控制框架,运用内部控制手段管理社会责任风险,将成为人本经济时代企业贯彻落实其社会责任战略的必然选择。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内部控制窗口宽度上往社会责任扩展、高度上往战略层次延伸所形成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体现内部控制的社会责任战略意图。企业战略是企业发展使命与经营目标下的决策结果,作为生产营运活动的行动指南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及其两者间关系有着引导与强化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实施过程与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能否树立企业形象、形成品牌效应、占领竞争市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见图1)包括企业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两大部分,横向看,两者之间存在引领与促进的关系,纵向看,两者从上而下依次包括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层次。企业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双向互动性及内在分层的对应性,为我们构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提供依据,是确保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效果、推动战略实施、促进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自此,企业内部控制在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报告方面,以及在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实现方面更加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避免了传统内部控制在社会责任领域和战略目标上的嵌入不足问题。

1. 企业战略引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活动的开展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在于降低经营风险,保障企业主要经济目标的实现。强调社会责任践行的战略意义,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内部控制局限于提高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忽视其在促进实现战略管理目标方面的作用。企业战略管理包括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战略优化四大流程。战略分析为社会责任的融入选择合适的契机,战略选择催生社会责任战略的形成,战略实施则激发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构建目标及运行需求,战略优化进而通过战略升级、战略调整或战略创新来优化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增加内部控制的环境适应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营利性的投资行为,其本身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科学合理的成本控制与资源分配是成功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关键。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让消费者获得满意度的同时满足其他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共同利益[2]。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指出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高级目标是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因此企业构建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而是满足各利益相关者需求并作为一种战略实施的工具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合理确定内部控制目标之前,需要对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确定风险偏好并评估风险,因为只有在战略分析的前提下设定的内部控制目标才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降低组织的环境压力与社会责任风险,提升企业形象,提供企业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功效。制度与文化建设、风险评估、质量监督、信息追踪等内部控制成本的投入,是企业远期成本节约的战略准备,是为降低产品召回、赔偿、信誉损失等外部损失成本做出的努力。企业的经营哲学与宗旨体现了领导者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和取向[3],涉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也影响企业的长远目标能否实现,更关系一个社会的均衡发展问题,企业必须正确对待社会责任融入战略的问题,明确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构建的目的,以战略目标统领内部控制活动的开展,在此基础上推动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步伐。

2.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促进企业战略的实施

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是企业战略(尤其是社会责任战略)得以科学制定、有效实施的基础。战略目标的加入使得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弥补了COSO内部控制框架逻辑断层的缺陷,但仍然没能解决后者落脚于控制风险而非落实企业目标的逻辑错位问题,使得其缺乏可操作性[4]。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作为一种战略实施的工具,应旨在帮助社会责任理念顺利融入企业战略,提升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塑造鲜明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并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同时,企业应利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对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阶段性考评,在发现问题、总结经验、调整优化的过程中指导和建议后续的实践活动。

3.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流程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始于目标设定、止于控制优化,并另含机制设计、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控制活动、控制评价、控制报告② ,要素结合战略融入过程分为内部控制析识、考评和监控三个阶段(见图2)。

(1)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的析识阶段。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构建首先需要对企业的内部环境进行严格的评估和分析,发现企业所处的环境,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析识阶段包括两个环节: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量化分析即利用统计分析软件等对往期的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内部环境分析和预测,明晰企业战略的实施情况和所处的环境,制定出适宜现阶段的内部控制目标;质化分析即是对社会责任战略实施效果在经营过程中体现度的分析与预测,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融入对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以及风险偏好等的影响并进行预测,根据分析结果设计内部控制机制、修正内部控制制度、调整内部控制文化。企业通常利用往期的财务绩效指标来判断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通过顾客、内部流程、创新与学习多个角度的非财务绩效考核量表来分析战略实施所处的阶段,以及同总体目标的差距。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也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整个过程体现了企业从怎么想到怎么说再到怎么做的思想行为变化过程[5]。在从认知层面、释义层面和行为层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解、动机与行为方式的考评中要注意评价方式的多样性[6]。同时,还要注意一些阻碍内部控制开展的隐性因素,如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这些因素能够影响内部控制能否达到合理水平、能否处理好员工的“被动行为”与“主动行为”间的关系、能否实现“强制性规范”与“引导性规范”的有机结合[7]。传统的社会责任测量侧重结果导向而忽视目标和管理行为的测量(Lee,2008),当企业社会责任被视为改善企业业绩底线的战略性资源时(Porter&Krammer,2002;M・Williams &Siegel,2001;M・Williams,2006),企业内部建设条件的不成熟会给社会责任理念的融入、内部控制活动的开展、企业战略的实施增加障碍。为此我们应在企业战略引导下设计出合理的内部控制目标,将战略目标作为实施内部控制的目标标准,作为“判断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是否适当、是否发生偏离的标杆”[8],为企业机制、制度与文化的改进提供依据。

(2)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的考评阶段。该阶段分为量化考评与质化考评两部分,主要针对阶段性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与预测。量化考评主要是对当前的经营管理业绩、员工绩效的考评。与量化分析不同,量化考评重点在于找出企业业绩结果参数与现阶段战略目标的差距,是一种适时考量,而非判断企业所处战略阶段的追溯分析。与质化分析不同,质化考评通过问卷调查、心理测试、职业测评等方式评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被组织、员工的接纳程度,并对质化分析中机制、制度、文化的修整效果进行评估。内部控制需要保证企业组织结构、机制、制度、文化与战略总体思想保持一致,因此,通过质化考评我们可以发现战略管理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在资源配置、机制、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确定控制风险、汇总考评结果、形成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评估报告。

(3)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融入的监控阶段。对于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中企业战略思想的融入过程,我们应当采取“点、面”结合的监督手段。“点”即始点,每一个决策的作出都是一系列活动的开始,从源头给予监督控制能够有效保证内部控制活动为战略实施所需;“面”即过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从目标设定到机制、文化建设再到评价与报告的形成,整个流程都保持相对全面的监督,这种辐射状的跟踪监控手段有利于企业获取战略融入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后对经营活动持续影响的截面数据,为企业判断战略实施的阶段性成果而进行的量化分析提供数据支持。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监督职能还体现在推动战略实施的优化与调整,企业通过在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战略实施阶段性方案进行思路性的预防调整与内容性的纠偏调整,并根据问题的危害程度、风险的重要性以及战略实施的需求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

4. 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路径

企业战略融入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要经历析识、考评和监控三大阶段,在此过程中要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行为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还需要通过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文化建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营销和社会责任审计等路径来实现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践行承诺。

(1)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文化建设。文化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构成,企业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和激励的作用,是战略实施的有效保障。要建设与发展战略相匹配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文化,运用文化这一“软资源”来提升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的运行效率,促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改变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态度和取向是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战略决策的关键,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应积极主动接受教育和培训,学习国家政策方针、了解时事形态、知悉利益相关者保护权益等相关法律法规,从正面的角度重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同时,自上而下的员工参与型社会责任文化建设是企业履行承诺的基石,企业内应多开设学习交流平台,员工有效的信息反馈及情感交流有利于企业全体人员共同营造一个道德、健康的工作环境。

(2)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管理。企业强化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员工权益保护、慈善捐助等方面的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的管理与控制,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提升社会满意度和支持度,有助于落实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创造价值与履行社会责任(价值分配是重要方面)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可持续长远发展的根本所在。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是指企业不承担或不合理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9]。我们认为,企业过度承担不适宜的社会责任也是一种风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结合自身战略和资源水平,在国家社会责任规制框架下进行。不同于企业的传统风险,社会责任风险重点关注企业内部行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及风险可能性转为现实后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损失[10],而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失控,将会导致企业社会形象急剧恶化、商誉崩塌。企业社会责任风险主要来源于核心企业社会责任风险,以及供应链上的非核心企业带来的社会责任风险[11]。因此,企业应明晰自身的战略定位,积极发挥核心企业所拥有的战略性社会责任主导作用来实现供应链社会责任治理,并鼓励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遵守社会责任并实现其遵守行为的系统化[12-13]。

(3)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投资行为,而履行战略性社会责任则是一种战略投资行为,对企业的长期财务绩效有着积极影响。因此,企业应摒弃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偏见,正确处理投资与收益的关系,分离部分利润用于社会责任投资及其风险储备金,在通过战略性社会责任投资提升企业商誉进而实现收益的同时保证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广义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投资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责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投入,企业社会责任危机处理机制的投入,以及战略性社会责任活动投资等。

(4)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单是出于道德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的信誉以及盈利能力。因此企业因开展合理的公关活动,通过媒体对其行为进行监督与报道,使公众看到企业所做的努力,并通过对企业的支持来激励企业更好、更全面的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开展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主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产品或服务、员工、企业形象等载体进行,并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政府评级、媒体报道和社会网络评价等途径得以强化。企业开展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有助于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理念深入人心,增强员工、消费者、政府、供应商、社区等各利益相关者对本企业战略的认可度和支持度。

(4)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单是出于道德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的信誉以及盈利能力。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活动能否提升企业商誉、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沟通,亦即开展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从而引导和促进社会公众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的消费。主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产品或服务、员工、企业形象等载体进行,这部分工作可以由企业内部专门机构来做,通过运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区公益活动、社会责任公关、媒体报道、各种广告、企业网站等渠道来开展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企业开展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有助于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理念深入人心,增强员工、消费者、政府、债权人、供应商、社区等各方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在信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通过电子信息和网络媒体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进行监督与报道,能够提升战略性社会责任营销效率,使公众看到企业所做的努力,并通过对企业的支持来激励企业更好、更全面地承担社会责任。

(5)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审计。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建立、执行情况进行评价,离不开审计。企业管控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优化社会责任内部控制需要审计的介入。无论是自愿性社会责任,还是强制性社会责任,都有审计需求。自愿性社会责任需要审计对其社会责任活动及信息加以鉴证和评价,能够增强其社会责任营销效应。强制性社会责任需要审计对其社会责任活动及信息加以监督,能够为企业利益相关方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并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的社会责任风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需要引入行政监管和市场化的审计监督机制,包括国家制定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并对企业执法情况进行审计,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审计和第三方外部审计。此外,媒体报道和社会网络评价等也是近年来作用日益凸显的一种重要审计监督机制,且屡建奇功,可以适当采用。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不论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或是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都不能独立于企业战略而存在,脱离企业战略、企业使命与目标,一切经营活动行为都如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将企业战略和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加以整合,构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克服了传统内部控制忽视伦理道德建设、偏离总体战略目标的缺陷,从控制内部固化风险转向控制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为企业提升公众形象、培育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战略实现提供条件。只有设计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并严格执行,才能保证企业面临的风险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才能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14]。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结构的合理性与战略性社会责任控制活动的有效性能够为企业战略及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反馈信息。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将传统企业内部控制窗口往社会责任领域扩宽、往战略层次提升,是内部控制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本文对企业战略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进行了整合分析,提出了以战略为导向、以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及其实施路径,能够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政府部门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更细致的层面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现机理与路径进行探索,明晰战略性社会责任承担在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中的地位与意义,加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建设,转变企业员工对社会责任管理的认识,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和取向,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建立战略性社会责任观;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为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供行为规范;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企业战略的整体融合性,有效管控战略性社会责任风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的实现。

[注 释]

① 企业慈善捐助不属于QHSE系统的控制范畴,但显然能够改善企业声誉,具有市场经济后果。企业可以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来做慈善(例如房地产施工企业捐建小学,直接参与学校的施工建设,而不是单纯的捐款),将慈善投入作为“社会责任投资”来进行管理,并运用内部控制手段使之制度化、流程化。

② 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构建的人本内部控制战略框架由内部控制目标、内部控制文化、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机制、内部控制活动、内部控制关系、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八个要素组成,始于内部控制目标,止于内部控制评价,并将评价结论予以反馈,起到对控制目标的校验和矫正作用。文章题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人本解读与框架重构”,载于《会计研究》2011年第7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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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霄仑.风险控制理论的再思考:基于对COSO内部控制理念的分析[J].会计研究,2010(3):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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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伟,李炜毅.基于COSO ERM框架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12):60-63.

[10] 刘祖斌.论社会责任风险及其管理[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8):9-11.

[11] 李保京,姜启军.食品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传导机制分析[J].中国农业通报2014(1):315-320.

[12] 袁裕辉. 供应链核心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复杂网络理论为视角[J].经济与管理, 2012(7):53-57.

[13] 刘晰晰. 跨国公司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研究[J].中国商界,2010(9):260-261.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第10篇

导 言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一)工作权利

(二)基本生活水准权利

(三)社会保障权利

(四)健康权利

(五)受教育权利

(六)文化权利

(七)环境权利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一)人身权利

(二)被羁押人的权利

(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四)自由

(五)知情权

(六)参与权

(七)表达权

(八)监督权

三、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

(一)少数民族权利

(二)妇女权利

(三)儿童权利

(四)老年人权利

(五)残疾人权利

四、人权教育

五、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和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

(一)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

(二)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六、实施和监督

导 言

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自2009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明显增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得到全面加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更加有效,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各领域的人权保障在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上不断推进,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制定、实施和如期完成,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重大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积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权事业,人权状况持续改善。坚持将保障人权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结合起来,不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大力促进就业,加快发展多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逐步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覆盖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不断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效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坚持将保障人权与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结合起来,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贯穿于立法、行政和司法各个环节之中,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权保障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应该看到,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受自然、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事业的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实现充分享有人权的崇高目标任重道远。

2012—2015年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加强人权建设、实现人权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为此,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简称《行动计划》),明确2012—2015年促进和保障人权的目标和任务。

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人权事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继续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促进社会更加公正、和谐,努力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是:

——依法推进原则。根据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从立法、行政和司法各个环节完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依法推进事业发展。

——全面推进原则。将各项人权作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协调发展,促进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协调发展。

——务实推进原则。既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又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新的实际出发,切实推进人权事业发展。

实施《行动计划》的目标是:

——全面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采取积极措施,更有效地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工作权利、基本生活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健康权利、受教育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依法有效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享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益;努力促进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老年人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残疾人事业,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广泛开展人权教育。继续开展对公务人员的人权培训;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在全社会普及人权知识,不断提高公民的人权意识。

——积极开展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人权条约义务,深入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继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开展人权对话、合作和交流。

经国务院批准并授权,现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予以公布。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继续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采取积极措施,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水平,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一)工作权利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改善劳动条件,强化劳动安全,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权利。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2012—2015年,年均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建立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企业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促进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同工同酬。

——修改劳动合同法。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到2015年,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

——改善劳动条件。加快劳动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劳动定额标准管理。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实施安全生产战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到2015年,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以及高危行业中央企业应急平台建设完成率达到100%,重点县达到80%以上。到2013年,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以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和商贸8个工贸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均达到安全标准化三级以上;到2015年,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行业领域以及冶金等8个工贸行业规模以下企业均实现安全标准化达标。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以及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起数均明显下降。公开安全生产信息。设立举报信箱,统一和规范“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

——实施职业病防治法。继续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设定的职业安全健康指标。

——面向城乡劳动者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力争使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使企业技能岗位的职工得到至少一次技能提升培训。推动各地建立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到2015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1.25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34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7%左右。

——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体系和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充分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的作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0%。

(二)基本生活水准权利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权利的保障水平。

——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2011—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

——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实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对2.4万个村整村推进。开展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用技术培训。坚持自愿原则,对生存条件恶劣地区扶贫对象实行异地扶贫搬迁。继续在边境地区、地方病严重地区、灾后恢复重建地区以及其他特困区域开展扶贫开发试点。继续开展科技扶贫,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大力发展贫困山区林业,2015年贫困地区森林覆盖率比2010年底增加1.5个百分点,力争实现贫困农户一户一项增收项目。

——制定基本住房保障条例。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力争使城镇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新就业职工住房困难得到缓解,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加快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改造。“十二五”期间改造林业棚户区(危旧房)81.53万户。

——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基本住房安全问题。继续发挥政府补助资金的引导作用,建立农村危房改造长效机制。2012—2015年,累计帮助500万贫困农户的危房改造。

——落实《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建立健全房屋征收法规政策体系,切实维护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

(三)社会保障权利

完善各类社会保险制度,促进社会救助制度城乡均等覆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制定和修改社会保险法的配套法规和规章。修改失业保险条例,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制定生育保险以及社会保险登记、申报、缴纳等方面的规章。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到2015年,城镇职工和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3.57亿人,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逐步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完善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稳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2015年,医疗保险基本覆盖城乡居民。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参保(合)人数较2010年新增6000万人以上。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合)人数达到13.2亿人。提高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75%左右。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覆盖所有统筹地区,支付比例提高到50%以上。到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95%以上。

——修改失业保险条例及其配套规定。进一步健全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到2015年,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6亿人。

——完善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和工伤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工伤保险市级统筹,逐步实行省级统筹。积极稳妥推进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工作。到2015年,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亿人。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到201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5亿人。

——提高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水平。完善城乡低保标准的科学制定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城乡低保标准年均增幅达到10%,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达到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推行城乡低保分类施保,提高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和重病患者的救助水平。到2015年,全国城乡低保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6%左右,实现应保尽保。逐步降低或者取消医疗救助起付线,推广医疗救助诊疗费用结算“一站式”服务模式。修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四)健康权利

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保障公民健康权利。

——制定精神卫生法。研究制定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

——不断提高人均期望寿命。到2015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4.5岁。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全科医生培养基地建设。到2015年,通过转岗培训、在岗培训和规范化培训培养15万名全科医生。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落实现有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不低于25元标准,到2015年提高至40元以上。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等多项服务。提倡无偿献血,保障血液安全。提高居民急救服务的可及性。

——有效控制传染病流行。加强艾滋病、霍乱等重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有效控制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的新发感染和病死率。县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率达到100%。加强乘坐铁路等大众交通工具的旅客传染病防治工作。构建口岸重大疫情疫病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口岸医学媒介监测和携病原体检测。

——加大慢性病防治力度。普及慢性病防治知识,慢性病防治核心信息人群知晓率达到50%以上。加强主要慢性病及高风险人群的早期发现和干预管理,35岁以上成人血压和血糖知晓率分别达到75%和50%,高血压管理率和糖尿病规范管理率均不低于40%。在全国30%的癌症高发地区开展对重点癌症的早诊早治。

——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推进饮用水卫生监测网络建设,到2015年,国家饮用水监测网络覆盖设区市和90%以上的县,全国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提高到80%左右,每年解决6000万左右农村人口饮水问题。

——实施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健全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严格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管,完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生产许可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召回制度、标签标识管理制度等基本监管制度。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事故调查处理制度和快速查处机制。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严厉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全面落实地方病防治措施。基本消除重点地方病危害。海南、、青海和新疆四省(自治区)90%以上的县(市、区)消除碘缺乏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95%以上的县(市、区)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在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95%以上的家庭落实以改炉改灶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基本完成已查明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砷中毒病区的饮水安全工程和改水工程建设。有效控制饮茶型地方性氟中毒危害。消除大骨节病的病区村达到90%以上。消除克山病的病区县达到90%以上。

——研究制定中医药法和药品标准管理办法。提高国家药品标准,健全药品检验检测体系,加强药品安全监测预警,完善药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落实药品安全责任,确保国家基本药物质量安全。

——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各类体育场地达到120万个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5平方米以上。设区的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普遍建有体育场地,配有体育健身设施。50%以上的设区市、县(区)建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50%以上的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5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有体育健身站(点)。

(五)受教育权利

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发展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高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公民总体受教育水平。

——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小学净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初中毛入学率达9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薄弱学校改造。推行教师在区域内流动,重点缩小区域内办学差距。资源配置向中西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努力满足农村学龄儿童的寄宿需要。

——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65%以上,学前一年毛入学率达到85%以上。“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逐步完善城乡学前教育网络。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到2015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7%。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扶持力度。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保持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扶持建设紧贴产业需求、校企深度融合的专业,建设既有基础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又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师资队伍。逐步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

——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提高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部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

——进一步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健全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完善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六)文化权利

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

——加强文化立法。研究制定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条例等法律法规,修改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制定完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配套的法规和规章。

——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向社会免费开放。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覆盖20户以下已通电自然村。全国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99%。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达到530百万兆字节,入户率达到50%。农村流动银幕达到5万块,每个行政村每月放映一场数字电影。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引导企业、社区积极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

——推动文化覆盖和科技普及。到2015年,实现人均年拥有图书5.8册,期刊3.1册,千人拥有日报达到100份,万人拥有出版物发行网点1.3个,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80%。加快农家书屋、城乡阅报栏(屏)工程建设。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科学技术普及法,制定公民科学素质基准,推进科普场馆建设,启动国家科普示范基地建设。

——加快互联网建设。到2015年,互联网普及率超过45%。互联网固定宽带接入端口超过3.7亿个,城市家庭带宽接入能力基本达到20兆位/秒以上,农村家庭带宽接入能力基本达到4兆位/秒以上,实现2亿家庭光纤到户覆盖。建设宽带无线城市。逐步提高农村网络覆盖和应用普及水平。

(七)环境权利

加强环境保护,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源、大气、土壤、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保障环境权利。

——修改环境保护法。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有效防治重金属污染。完善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事故应急体系和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

——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改善跨省界断面、污染严重的城市水体和支流水环境质量,减轻重点湖泊富营养化,进一步提高水功能区达标率,逐步恢复部分水域水生态。加大生态良好湖泊保护力度。持续削减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建立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基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初步控制地下水污染源,启动地下水污染修复试点。

——改善大气质量。到2015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2347.6万吨、2086.4万吨、238.0万吨、2046.2万吨。重点区域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逐年降低。到2015年将细颗粒物(PM2.5)项目监测覆盖地级以上城市。

——推进生态建设。到2015年,陆地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占陆地国土面积的比例保持在15%左右,使90%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得到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新增沙化土地治理面积达到1000万公顷以上。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0万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9%,村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25%。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强化对海洋工程、海洋倾废等的环境监管。

——加强放射性污染防治。推进早期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污染治理。开展民用辐射照射装置退役和废源回收工作。加快放射性废物贮存、处理和处置能力建设,基本消除历史遗留的中低放废液的安全风险。加快铀矿、伴生放射性矿污染治理,关停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铀矿冶设施,建立铀矿冶退役治理工程长期监护机制。

——严格监管危险化学品。依法淘汰高毒、难降解、高环境危害的化学品,严格限制生产和使用高环境风险化学品。

——完善环境监察体制机制。建立跨行政区环境执法合作机制和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全面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一)人身权利

在刑事诉讼和执法工作中,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实施刑事诉讼法。调整和细化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和管理规定,增加可操作性。

——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依法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积极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创造条件。

——强化对刑讯逼供的预防和救济措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阶段应注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重大违法行为的,检察人员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也应当讯问。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完善听取律师意见的相关机制。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及证据材料的,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可以当面听取律师的意见。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证据材料,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

——逐步实施对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规范化改造。严格执行《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设置规范》,将办案区域与其他区域物理隔离,按照办案流程设置办案区各功能室,并安装全程录音录像和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动态监督管理执法办案全过程,防止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依法扩大缓刑制度和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适当减少监禁刑的适用,明确适用非监禁刑案件的范围。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丰富社区矫正、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措施。

——加大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力度。

(二)被羁押人的权利

进一步加强对刑事诉讼活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

——保障被羁押人的权利和人道待遇。完善看守所管理的法律规定。逐步实行被羁押人床位制,推动看守所医疗工作社会化,使被羁押人患病得到及时治疗。

——防止不必要的羁押。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然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办案机关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加强对刑事羁押期限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监督办案机关严格执行换押制度;落实羁押期限即将到期预警和提示告知制度、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预防和清理久押不决的案件,及时督促办案机关尽快办结羁押严重超过期限的案件。

——健全被羁押人权利保障机制。严格落实被羁押人入所体检、定期体表检查、收押权利义务告知、紧急报警等制度。严格执行对犯罪嫌疑人的提讯和还押制度。完善对被羁押人的安全风险评估、心理干预、投诉调查处理以及特邀监督员巡查看守所等制度和工作机制。健全被羁押人员约见派驻检察官、派驻检察官与被羁押人谈话以及检察官信箱等制度,预防并查处监管场所工作人员体罚、虐待、侮辱等侵犯被羁押人权利的行为。

——完善监管场所被监管人死亡检察制度、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调查处理制度。

(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完善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保障诉讼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保障刑事被告人依法获得辩护、法律援助、申请回避等诉讼权利。

——保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辩护权和辩论权。

——进一步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和证人保护制度。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严格执行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证据审查判断采用更严格的标准。

——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建立重大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继续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规范量刑裁量权,制定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有关规范量刑程序的规定,保障量刑公开、公正。

——进一步严格死刑审判和复核程序。完善死刑案件审理的程序,实行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死刑复核程序中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强化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监督。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死刑适用标准。

——修改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中的、受理和开庭前准备程序,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保全制度、证据制度、送达制度、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和审判监督程序等,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修改行政诉讼法。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审理程序和证据规则,保障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个人和组织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四)自由

贯彻自由的宪法原则,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保障公民自由。

——保护公民不被强制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不因而受到歧视。

——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完善朝觐事务管理办法。改进朝觐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为穆斯林群众顺利完成朝觐功课提供便利和保障。

——鼓励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帮助宗教界解决部分项目建设中的实际困难。支持中国佛学院新校舍的建设、改扩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支持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宗教活动场所设施的改建扩建项目。支持青海玉树地震灾后宗教活动场所恢复重建。加大对新疆等穆斯林聚居地区以及遭受自然灾害的清真寺的帮扶力度。

——制定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相关规定的实施办法。

——促进宗教文化交流。支持中国宗教界与国外相关宗教组织开展友好交流。

(五)知情权

深入推进政务公开,继续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拓展知情权的范围,不断提高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水平。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

——推进政府办事公开。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

——积极稳妥推进审计工作信息公开。坚持和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规范公告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坚持和完善特定审计事项阶段性审计情况公告、重大案件查处结果公告制度。

——不断完善政府新闻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任免信息向社会公开制度。适时领导职位空缺情况及其岗位职责要求、考察对象或者拟任人选的基本情况,提高领导干部任免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规范和监督医院、学校、公交、公用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办事公开工作。重点公开岗位职责、服务承诺、收费项目、工作规范、办事纪律、监督渠道等内容。

——推行厂务公开。到2015年,实现已建工会的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厂务公开,已建工会的非公有制企业实行厂务公开达到80%以上,切实保证职工群众的知情权。

——完善村务公开,以财务公开为重点,建立村务信息公开平台。

(六)参与权

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实施选举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保障和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制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规章时,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

——继续支持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时,认真听取各人民团体的意见。

——促进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建设。制定慈善事业法,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范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支持工会代表职工参与企事业单位管理。逐步实现已建工会的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全覆盖,已建工会的非公有制企业职代会制度达到80%以上。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七)表达权

畅通各种渠道,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

——尊重和保障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发表意见、开展视察、提出提案、反映社情民意、参与调查和检查活动等权利。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通过多种方式与公众进行交流,了解公众意愿,征求公众意见。

——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断畅通和拓宽渠道。落实条例,推广和完善“绿色邮政”、“网上”、“专线电话”、“视频接访”、“”等做法。坚持各级领导干部阅批群众来信,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推广应用。继续加强国家投诉受理中心建设,构建快速高效受理群众诉求的综合平台。

——保障企事业单位职工的表达权。企业制定和修改劳动规章制度须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确保职工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加强对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制度保障。依法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维护新闻机构、采编人员和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八)监督权

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

——加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作用。加大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以建议和批评方式,对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的监督力度。

——健全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制度。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研究办理个人和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加强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防止违法增加个人和组织的义务。

——加强对行政审批权力的监督制约。推进审批过程、结果公开,强化全过程监控。

——严格执行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中规定的行政问责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食品药品质量、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责任事故的问责力度。依法惩戒因失职、渎职而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修改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和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对举报事项、举报情况以及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及时纠正阻拦、压制、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行监督的权利。

——扩大社会监督。加强特邀监察员、监督员、检查员工作。强化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的监督。

——鼓励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畅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渠道。

三、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

国家继续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一)少数民族权利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保证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有相应数量的少数民族成员。对少数民族公民报考公务员依法给予照顾。

——重视培养和使用各类少数民族人才。加大少数民族党政人才培养选拔力度。支持民族地区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和农村人才支持计划。继续免费为民族地区农村定向培养全科医生和招聘职业医师,培养民族医药专业人才。

——保障少数民族均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断增强民族自治地方公共服务能力,使民族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明显缩小,上学、看病、饮水、通讯、就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明显缓解,牧区、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保障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权利。落实促进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五个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支持其他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和专项规划,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继续制定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边富民行动、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等专项规划。在主要草原分布地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牧民收入增幅不低于本省(区)农民收入增幅。大力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落实有关优惠政策,保障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特殊需要。重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公共教育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发展学前教育,支持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县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强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双语教育,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加大师资培养培训力度,加强教育对口支援。

——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加大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的扶持力度,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濒危项目和年老体弱的代表性传承人实施抢救性保护,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区实施整体性保护。支持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发展。

——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数据库。

(二)妇女权利

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

——继续促进妇女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逐步提高女性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省、市两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成员和县级政府领导成员中各配备1名以上的女性。逐步提高县(处)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和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女性担任正职的比例。逐步提高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管理层中女性比例。逐步提高职工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中女代表比例。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成员。

——努力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落实男女同工同酬。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适时修改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标准。推进已建工会的企业签订并履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保障妇女平等获得经济资源和参与经济发展的权利。确保农村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

——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服务水平。完善城乡生育保障制度,生育保险覆盖所有用人单位。提高孕产妇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高妇女常见病筛查率,提高宫颈癌和乳腺癌早诊早治率,降低死亡率。逐步为农村育龄妇女孕前和孕早期免费增补叶酸及多种营养素。推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试点,为农村计划怀孕妇女提供孕前优生健康教育等免费技术服务。

——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完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多部门合作机制,以及预防、制止和救助一体化工作机制。

——打击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提高全社会的反拐意识和妇女的防范意识,为被解救妇女提供身心康复服务,帮助被解救妇女回归社会。

——加强性别统计工作。完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分性别数据的收集和。

(三)儿童权利

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推进儿童福利、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立法进程,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保障儿童健康权。不断降低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严重多发致残的出生缺陷发生率逐步下降,减少出生缺陷所致残疾。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控制在5%以下。中西部城市和东部地区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到95%,中西部农村地区达到90%。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小学生普遍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基本要求,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素质明显提高。学生在校期间每天至少参加1小时的体育锻炼活动。控制中小学生视力不良、龋齿、超重或者肥胖、营养不良发生率。

——加强校车和校园安全管理。

——保障儿童享有闲暇和娱乐的权利。在城乡社区建设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游戏、娱乐、教育、卫生、社会心理支持等服务的儿童服务场所。街道和乡镇配备1名以上专职或者兼职儿童社会工作者。

——保护儿童参与权利。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程度,鼓励并支持儿童参与家庭和社会生活,创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社会环境。

——消除对女童的歧视。落实计划生育女孩家庭奖励扶助政策,试行贫困地区女孩家庭的扶助制度。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逐步扩大儿童福利惠及面。完善孤儿保障制度,提高孤儿的家庭寄养率和收养率。逐步将无人抚养儿童、患有重病、罕见病儿童和重残儿童纳入保障体系。提高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率。保障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和服刑人员未满18周岁子女的生活、受教育、医疗等权利。增加孤儿养护、流浪儿童保护和残疾儿童康复的专业服务机构数量。

——保护儿童人身权利。严厉打击拐卖、虐待、遗弃、利用儿童进行乞讨等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犯。为被解救儿童提供身心康复服务,妥善安置被解救儿童。

——禁止使用童工和对儿童的经济剥削。依法严肃惩处使用童工和对儿童进行经济剥削的违法行为。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建立附条件不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做好犯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保障未成年人依法获得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四)老年人权利

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逐步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推进老年人服务体系建设,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政府为60岁以上农村居民和城镇非就业居民提供基础养老金,每年为农村60岁以上只有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女孩的父母发放奖励扶助金,初步实现全国老年人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

——完善老年人优待办法。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形式的照顾和优先、优待服务,逐步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

——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完善老年人口户籍迁移管理政策,为老年人随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健全家庭养老保障和照料服务扶持政策。

——实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到2015年,增加日间照料床位和机构养老床位342万张。支持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建设。

——完善老年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辖区内6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建立健康档案。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加大对老年大学建设的财政投入,扩大老年大学办学规模。增加老年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组织老年人参加全民健身活动。为老年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便利。扩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到2015年,成立老年协会的城镇社区达到95%以上,农村社区达到80%以上。

——推动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全面推行城乡建设涉老工程技术标准规范,以及无障碍设施改造和新建小区老龄设施配套建设规划标准。

——拓展老年人法律援助渠道。重点为高龄、独居、失能和行动不便老年人提供维权服务。

(五)残疾人权利

发展残疾人事业,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实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研究制定残疾人康复条例,研究修改残疾人教育条例。

——将城乡残疾人普遍按规定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建立贫困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为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全面开展社区康复服务。通过实施重点康复工程,帮助1300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组织供应500万件各类辅助器具,为有需求的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为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提供160万人次的补助。

——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保障适龄残疾儿童普遍接受义务教育。推动残疾儿童以随班就读方式接受义务教育。为残疾人提供与其需求和受教育能力相适应的教育。发展残疾儿童学前康复教育、残疾人职业教育,促进残疾人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减少残疾人青壮年文盲。

——稳定和扩大残疾人就业。为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到2015年,城镇残疾人新增就业80万人。

——加强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扶持800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改善生活状况,增加收入,提高发展能力。为80万农村残疾人提供实用技术培训。继续实施“阳光安居工程”,改善农村贫困残疾人的居住条件。

——免费或者优惠向残疾人开放各类公共文化场所。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公共图书馆为依托,建立盲人电子阅览室。免费或者优惠向残疾人开放公共体育设施,开展适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

——加快无障碍建设与改造。在全国创建无障碍建设市、县、区。加强铁路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为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改造补助。

——扩大盲文出版物出版规模。加强盲文出版基地建设,实现年生产盲文书刊1600种、70万册的规模。开发盲文乐谱、工具书、期刊、数字有声读物,出版盲人百科全书等图书。

——健全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完善残疾人法律救助制度,依法维护残疾人权益。

四、人权教育

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和培训,在全社会传播人权理念,普及人权知识。

——将人权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计划。强化对公务人员的人权教育培训。支持人权研究机构编写人权培训教材,参与人权培训工作。

——加强中小学人权教育。将人权知识融入相关课程,纳入学校法制教育。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人权教育活动,推动中小学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营造尊重人权的教育环境。

——鼓励高等院校开设人权公选课程和专业课程。支持人权相关学科和专业建设,鼓励开展人权理论研究。

——鼓励并推动企事业单位普及人权知识,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企业文化。

——鼓励新闻媒体传播人权知识。提高全民人权意识,形成全社会重视人权的舆论氛围。

——发挥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的作用。到2015年,至少新增5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五、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和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

中国继续认真履行已参加的国际人权条约,积极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一)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

重视国际人权文书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作用。及时向相关条约机构提交履约报告,与条约机构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充分考虑条约机构提出的意见与建议,结合中国国情对合理可行的建议加以采纳和落实。

——撰写《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六次履约报告,并提交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

——撰写《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十四次履约报告,并提交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审议。

——更新中国提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次履约报告,并参加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报告的审议会议。

——参加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对中国提交的《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四次合并履约报告的审议会议。

——参加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对中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首次提交的履约报告的审议会议。

——参加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对中国提交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七、八次合并履约报告的审议会议。

——参加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中国提交的《残疾人权利公约》首次履约报告的审议会议。

——继续稳妥推进行政和司法改革,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

(二)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致力于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认真落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首次国别审查的有关合理建议,筹备并积极参加第二次国别审查工作。

——深入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公正、客观和非选择方式处理人权问题。

——继续与联合国人权特别机制开展合作,认真答复特别机制来函;根据接待能力并兼顾各类人权平衡的原则,视情况考虑邀请特别报告员访华。

——继续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继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有关国家开展人权对话与交流,与发展中国家加强人权领域磋商与合作。

——继续参与亚欧非正式人权研讨会等亚太地区、次区域框架下的人权活动。

六、实施和监督

《行动计划》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牵头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负责实施、监督和评估。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结合各部门工作职责和各地区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开展阶段性调研、检查和终期评估,并公布评估报告。

——在实施《行动计划》过程中,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在人权保障中的建设性作用。

——将《行动计划》作为人权教育和培训的重要内容,切实提高实施《行动计划》的自觉性。

——鼓励新闻媒体在《行动计划》的宣传、实施和监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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