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论文范文

农业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勤奋钻研，努力探索农业政策性金融理论，做知识型职工的典范

中国人民大学四年正规系统的经济学专业学习，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他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和不断追求、终生学习的理念。十几年来，**形成了每天晚上读书到10点半的习惯，即便是出差也不例外。凭着刻苦努力，**1996年就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了会计师资格，1998年又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经济师资格。1996年，他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班，利用工余时间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他克服了工作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用两年时间完成了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全部课程。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更新了知识结构，强化了创新理念，提高了金融理论的水平。2004年，**通过正规统考，以金融专业总分第2名的成绩考取**大学经济学院政策性金融专业国家公费培养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资深金融专家白钦先教授继续钻研金融理论。

在刻苦钻研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的同时，**还善于将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具体工作实践相结合。十几年来，在不断学习提高的同时，他结合工作笔耕不辍，亲手起草的重要工作研究、调研报告、文件规定、学术论文达百万字以上。从1995年到省行工作起，**参与了省行历次重要文字材料的起草工作，参与了大多数重要的调研工作，参与了大部分全省行长会议讲话的起草，留下了整整四节文件柜的草稿。在总行几次调研报告评选活动中，他参与或主持的调研活动及报告曾经获得特等奖、一等奖和三等奖。他利用自身理论优势结合实际工作撰写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在《学术交流》、《经济要参》、《上海金融》、《**金融》、《学术研究》、《学习与探索》等国家核心期刊和正规学术杂志上发表数十篇，参与编写出版了有影响的《中国经济软着陆》、《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导论》、《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举要》等学术及专业书籍。曾有论文获全国金融工委优秀论文一等奖和全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论文评审一等奖，也曾多次获得总行团委优秀论文一等奖。在全省金融学会重要课题招标活动中，他主持撰写的课题论文获重点课题评选三等奖。**年3月他主持“农发行与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并形成《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课题研究报告》，参加省行课题评选获三等奖。**年主持“农业政策性银行企业文化建设”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畜牧业发展可行性课题研究”被总行相关部门采纳。**年8月撰写的论文《雷·戈德史密斯与我国学者关于金融发展理论分析》，参加了**大学组织的“中国金融发展高级论坛”交流，并被收入有关书籍正式出版。

凭着一股刻苦努力的钻研劲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普遍认可。在2003年全省高级经济师申报评审中，他以绝对优势高居榜首，在上报总行的初审答辩中名列前茅，评委评语“学养深厚、成果突出”，并顺利通过总行层层评审，以31岁的年龄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农发行系统最年轻的高级经济师。目前，他是**省农村金融学会会员、**省金融学会会员。

二、认真干好本职工作，努力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复合型干部

参加工作15年来，**在省行机关办公室秘书岗位、资金计划处业务综合岗位、人事教育处劳资岗位、信贷处处长助理及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省行基建办公室主任以及地市分行领导近十个不同岗位上工作过，经受了各专业、各岗位的综合锻炼。在多个岗位上，他坚持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全面熟悉金融业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显著的工作业绩，已经锻炼成为复合型的年轻干部，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认可和赞扬。

在人事处工作期间，他在短时间内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大量的国家、总行及省里的劳资文件和重要规定，迅速进入工作角色，在接手劳资工作三个月之后就独立完成了全套29张、张张相扣、栏栏咬合的全省劳资年度统计报表。同时，他针对省行劳资工作的现状建议举办了全省劳资干部培训班，并在劳资班上亲自授课。接受培训的各行劳资干部，至今多数人仍然是本岗位的骨干。在劳资岗位上，**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组织接收大中专学生的审查。在1996、1997两年间，全省农发行系统经他审查接收入行的大中专毕业生200多人，目前全部成为各级行工作骨干，大部分已经走上不同的领导岗位，在全省农发行的各项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998年，28岁的**被任命为省行信贷二处处长助理，两年后任副处长，成为当时全省金融系统省级机关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在3年多的信贷工作中，他继续发扬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优良传统，迅速进入工作角色。期间，他参与了全省性业务工作的决策和组织实施，特别是具有开拓性意义和研究性意义的工作。如粮食附营业务划转、粮企财务挂帐清查、全国粮食清仓查库、农发行清资核贷、未划出附营业务停息挂帐核查、贷款风险五级分类、八级分类及会计科目结转等影响深远的重要业务工作，并且多数时候都担任省行专业办公室副主任职责，参与探索式的研究或主持具体实施。在省行，越是开创性的工作，越是没有先例且困难和压力大的工作，领导首先想到的是由**组织实施。如金融系统刚刚开展贷款风险五级分类工作时，他不仅被安排参加了总行培训，而且承担了培训全省农发行信贷人员的任务，授课近50课时，培训全省各级信贷人员140多人，在此基础上，主持全省农发行一次性完成贷款风险五级分类工作，首次构建了全省农发行信贷风险防范体系。在完成这些需要具有创造性、开拓性和一定理论功底的工作中，磨炼了也充分体现了**优秀的综合素质。

调任鸡西分行副行长和黑河市分行行长以来，他不但坚持自身学习不放松，而且结合“学习型银行”建设，狠抓全体职工的学习与培训工作。特别是到黑河分行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坚持部署常年的职工学习，利用好每天班前半小时和每周三的半天时间组织职工学习。每年都要举办两次全辖职工参加的业务知识闭卷考试、一次知识竞赛、一次演讲比赛，从中发现人才，培养和锻炼青年干部。为激励先进，在他提议下，党委决定对在省行参加学习培训和知识竞赛取得前三名的员工给予全辖通报表彰奖励。一年来，全行参加省行各种培训、竞赛均取得了优异成绩，极大地鼓舞了职工的学习热情。

在几年的管理工作中，**逐渐得到周围同志和总行专业部门的认可。在全国信贷处长培训班考试中他的成绩名列前茅，经考核被总行以正式文件任命为信贷专业全国五名兼职教师之一。2005年，他多次参与了总行全国性的课题研究活动，多次参与全国性业务政策论证和全国性业务培训教材的编写，逐渐成为信贷专业的行家里手，成为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复合型优秀干部。

三、厚德修身，朴实勤恳，努力做年轻人和年轻干部的表率和楷模

**始终坚持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坚持做年轻人成长的表率。他作为全省最年轻的市地行领导，身上承载着组织、领导及同志们太多的期望和厚爱。他也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身后的年轻同志是一种榜样和示范。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厚德修身的为人之道、始终坚持身先士卒的为政之德、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1998年初，人事处组织省行2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赴海伦脱产实习培训3个月，由**带队并负责组织培训和学员日常管理。当时**爱人正在香港参加培训，他毅然把刚刚3岁的孩子送到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母亲家，带领学员走进了培训班。3个月中，他始终没离开培训班，与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在严格管理、认真负责的同时，无微不至地关心学员，而且亲自参与各专业课程的教学计划制定，取得了明显的培训效果，这批学员全都成为省行和省行营业部各岗位上的业务骨干。同时，他也以自己的牺牲精神、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得到了学员们的认可和敬佩，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这种精神和作风也体现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在信贷处工作期间，凡安排处内同志做的工作他自己先研究明白再部署，关键时刻往往亲自操刀上阵。在省行处长中，他是第一个熟练用电脑写稿、制表的，电脑操作水平在年轻人中也居前列。期间，他还走遍了全省各县市支行和辖内400家粮食购销企业中的近300家，这种深入基层的作风，不但给开展工作带来了方便，也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到了黑河以后，他亲自研究绩效考核办法，每季度召开业务分析会，为基层行讲解分析的方法和分析理论，大大提高了全辖分析水平。在提高全辖职工业务水平的同时，他没有忘记提高大家的计算机应用技能，提出了“扫英语盲、扫电脑盲”。“扫两盲”意见的提出，在全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大家产生了危机感和紧迫感，有的同志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到当地计算机培训中心学习计算机应用，有的同志购买了《英语从零学起》、《新概念英语》、《许国章英语》等开始跟着软件学习英语。一个学习英语和电脑操作的热潮很快在全行形成。

农业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台湾岁月,"十杰青年"的戎马生涯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一个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小县城。19岁那年,林毅夫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攻读农工专业,可以说林毅夫的前途无可限量。然而,这并非林毅夫心中所想,他认为好男儿应该投笔从戎。一年后,学业优秀的林毅夫毅然放弃了台湾大学农工专业,申请转读军队系统的陆军军官学校。

这个举动引起了当时台湾岛内的强烈争议,因为军校一向都是联考淘汰者的剩余选择,一个台湾大学高材生放弃脚下金光熠熠的坦途转投军校,怎么看都匪夷所思。林毅夫因为此举被"军界"树立为青年人学习的楷模,被评为"十杰青年",受到台湾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和大力表扬,并受到了蒋经国的亲自接见。

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良好成绩,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由于表现出色,林毅夫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林毅夫考取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正是因为这一连串堪称"完美"的经历,林毅夫受到了重用,被派赴金门担任"马山连"连长。马山连是当时驻守金门的军金东师最重要的一个连,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个个出类拔萃,装备、福利也是全师最好的。

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的厦门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每每遥望着对岸,林毅夫总会陷入一种惆怅。在熟读史书、国学功底颇深的林毅夫看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身在台湾,但他时刻都在关注着大陆的消息。有着理想主义色彩又长于事理分析的林毅夫从了解到的各方信息认定,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大陆富强的希望在经济。

就在林毅夫思考的同时,中国大陆也在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经济建设成为重点。遥望千米之外的大陆,林毅夫的"大中华思想"汹涌澎湃。

思想澎湃,抱篮球泅水游向大陆

林毅夫曾听人说,10年前,金东师旅部连有一名搜索排长,由天摩山下后屿坡泅水到对岸。当时那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广播就大肆宣扬那名排长"起义归来"。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示,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终于冒出来了。

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泳"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

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当晚,风浪不是很大,似乎比平时要小。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已泅过2500米宽的海域,脚跟触摸到了大陆的土地。睁开眼,他已置身于祖国大陆的厦门。

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但一直见不着林连长的人影,也没等到对岸广播的消息或在"匪炮"打来的炮宣弹中找到有关的"传单"。过了一段时日,台湾"国防部"只好按规定以失踪事由结案,据说还给林毅夫的家属发放了抚恤金,逢年过节依照惯例定时派人慰问。

求学北大,结缘经济学大师舒尔茨

投奔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在北大,林毅夫凭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即在同学中鹤立鸡群。

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舒尔茨自然不会放弃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当时,北大为找一个翻译颇费了一番心思,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唯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林毅夫本以为舒尔茨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自然欣喜若狂。1982年,林毅夫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着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学。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都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芝加哥大学俨然成了世界经济学界的麦加。迄今为止,芝加哥大学已经出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是有名的"宽进严出"的学校,每年都有1/3读博士的人拿不到学位证书。林毅夫是他那一届30多名学生中唯一一位4年就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这是他以4年没走出芝加哥大学校门为代价换来的。1986年,林毅夫进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富国智囊,为中国发展贡献心智

回国之后,林毅夫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心致力于中国农村与农业问题的研究与政策制订,"希望完成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梦想"。他上山下海,到过最偏远的农村。许多知名的研究者都异常佩服他"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2003年,他提出了一套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六点建议,即发展中小企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建立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储备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改革政府行政职能,减轻农民负担;深化县乡财税、人事体制改革。

1990年,林毅夫关于1959至1961年中国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他在1992年《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1980至1998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林毅夫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

1993年,林毅夫获得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2000年,他以出版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再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他的其他奖项更是不计其数。1993年起,林毅夫开始享受国务院有特殊成就的专家津贴。

走上马歇尔讲座,进入世界银行

从1946年开始,马歇尔讲座每年会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其中包括了林毅夫的授业导师卢卡斯和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马斯金教授等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林毅夫是1946年以来,登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命名的国际讲坛的第一位中国人。

林毅夫坦言,2005年获"马歇尔讲座"邀请时,他"当时非常惊讶"。在执著于探索发展之路、谋求解决中国乃至全球贫困国家后发问题的林毅夫看来,马歇尔讲座向他发出的邀请,更多的是在"邀请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因为国际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日益重视。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这是林毅夫在2007年11月1日马歇尔讲座中的结束语。

实际上,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以解决全球性贫困、南北差距为目标的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时,把目标锁定在林毅夫身上的最佳注脚。

成立于1946年的世界银行,近年来更加集中于全球减贫行动。它开始更重视支持地区性的小型企业,主要帮助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建设教育、农业和工业设施。林毅夫在马歇尔论坛上陈述的经济发展信念,正是世行期冀的目标。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任命林毅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无论对于世界银行、林毅夫,还是林毅夫多年治学的根基--中国来说,这都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命。国际评论界较流行的说法是:林毅夫是世行63年历史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首席经济学家。

"我将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更广泛地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限制条件,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一起探讨符合该国实际的解决方案。"林毅夫给出了选择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理由。

从台湾乡间的一个懵懂少年,到投笔从戎、情牵两岸、游学美国,再到今天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人生可谓传奇。年过半百、依然豪情满怀的林毅夫坦承自己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如能以学术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是莫大的幸福。

农业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林毅夫拥有一张线条硬朗的脸,这使他看起来,比一名纯粹的知识分子更有力量。在春节前,他就“将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传闻,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一句平实的“现在还未确定”背后,让人无法想象他的表情,更无法猜测他的内心。

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要发生在春节之后。因为在2月5日,春节放假前的一天,所有一切的传闻才最终尘埃落定――这一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宣布,任命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任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即使在一切明晰之后,林毅夫对外辞令的语气和内容,依然是那样的严谨而低调――他表示,“准备5月底上任,一方面是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春季学期的课程已有安排,总要教完再去;一方面是在教书之外,补上世行的课,关注一下国际问题,特别是非洲、南亚、中亚、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务,尽量多吸收、多了解、多向人家请教。”

三农助推

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应该说是林毅夫此次获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关键所在。

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是,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是,世界银行的主要功能定位就是帮助贫困国家消除贫困、关注并扶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三农问题”理所当然都是个重大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钟情于林毅夫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任命林毅夫的声明中明确表示,“林毅夫的到职将会给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他期待在非洲发展、南南合作以及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等诸多领域与林毅夫进行密切合作。”

事实上,林毅夫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始于其任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之前。他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就是《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此论文被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此外,林毅夫还曾在中国农业政策部门工作多年。他于1987―1990年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专门研究“三农”问题。他还曾于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同年他因对“三农”问题的研究,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中心政策论文奖。

与国内其他经济学家相比,林毅夫是当之无愧的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第一人。林毅夫的“新农村建设”体系有两大特色:1.从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切入点,而非从农民组织、从教育为切入点。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非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

尽管时隔近一年,但许多人仍记忆犹新,在2007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举办的主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记者招待会上,林毅夫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曾表示,“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要农民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我们知道,房子不是公共产品,如果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新村庄建设’,确实会增加农民的负担,给农民带来伤害,这是应该避免的。”

在世界银行对其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务正式任命后,林毅夫对其5月后正式赴任的世界银行,作了部分阐述,“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机构,世行非常需要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面对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在这种限制条件下的机遇和挑战又是什么。这也是世行从发展中国家选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最重要的意义。”

中西相合

在林毅夫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办公室,还从来没打算“屈尊”迎接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一历来为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的职位,此次为林毅夫破例,其人中西结合的文化背景亦至关重要。

从台湾―大陆―芝加哥―耶鲁,再回大陆。在林毅夫的人生经历中,拥有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习、工作经历6年。在这6年里,林毅夫一方面身边大师云集,对西方文化深有体悟,另一方面与爱人陈云英还要养育一儿一女,简朴的生活亦使他对西方民情洞若观火。

正是这样中西相合的文化背景,在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卸任后,考虑从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学家担任这一要职时,遴选委员会才选择林毅夫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候选人之一。在加里・贝克尔、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四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林毅夫作了联合推荐之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职位最终在林毅夫身上定格。

与当代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言必称希腊”不同,林毅夫更为强调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落地”,且话语表现形式中也常常伴有浓厚的“中式”元素。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在林毅夫对经济学理论的诠释中,时不时引用诸子百家的经典。

比如在解释经济学理论的因果逻辑时,林毅夫认为,“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变动的现象出发,观察其背后的理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在解释我国20世纪60年代“大集体会出现‘磨洋工’,而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则迅速提高生产效率”的现象时,林毅夫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里寻找到佐证。他说:“《吕氏春秋・审分》里面曾记载的‘公作则迟’、‘分地则速’,反映的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会有不同的选择。”

林毅夫“西天取经”的经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汇于一身,再经由他过人的“调和”能力,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继而厚积薄发为全球经济学界所认同。

术道相融

在中国经济学界,很难有人如林毅夫那般“上得学堂,入得庙堂”。他自如地游走在学界和政界之间,均有建树。作为学者,林毅夫是迄今为止,在国际权威经济学刊物最多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论对政策的切实推动,林毅夫作为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是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第一人,而自2004年起,“三农”问题已连续5年作为“中央1号文件”所提及。

与纯粹的学院派相比,林毅夫更强调经济学对现实环境的实践性。例如:林毅夫关于“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其本身就为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林毅夫对经济学的实践功能的强调,在持续2年之久的“后发劣势PK后发先势”的争论中可见端倪――这场争论的对手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杨小凯博士(现已逝世),曾被誉为华人经济学界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

虽然,作为非专业人士,我们不宜妄加评论,臧否两位经济学家各自理论的短长。但我们从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理论所引发的“制度内生说”(制度是重要的,但一个最优的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内生制度其实与发展阶段有关)中,可以看出,林毅夫在经济学理念的研究中,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

不空谈“道”,而是“术道相融”,注重经济学理念在现实情况下的可操作性,显然也是林毅夫最终赢取世界经济学界最高职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要旨所在。因为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其职责除了自身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外,还有更多的管理协调工作,包括管理世行庞大的研究部门,担任世行发言人,研究和制定世行发展战略,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对重大决策作出战略性研究等。

正如林毅夫此次世界银行职位的推荐人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对林毅夫的评价一样,“林毅夫在中国长期致力于新农村发展,这对世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问题是经济发展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而CCER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这表明了林毅夫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未来之路

就如同当年1979级的北大同学,无法预料林毅夫这个大龄同学,20多年后会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这些似乎都证实了,对一个人宽泛的人生预测,在林毅夫身上并不适用。这就无怪乎,众多媒体在对他进行访谈之后,对其人都用上了“传奇”二字。

对于一个在更广阔领域博取持久声名的人来说,56岁其实还很“年轻”。但通观林毅夫过往57年的岁月,“传奇”用在他的身上,其实一点都不显得过誉。

今天,在林毅夫尚未正式履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之时,我们预料他世界银行之后的人生,诚然会显得空泛。但此刻,我们却可以预测他的“世行之旅”――一定会顺畅。这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成绩、来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和努力。

在北京大学,林毅夫的勤奋众所周知。一个众口相传的事例就是:2004年3月13日晚上,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勒德克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而林毅夫白天上了一整天课后,在办公室吃了个盒饭,就又匆忙赶去接待这位欧洲前政要,第二天还接着上课。

与这一事例相对应的,北京大学还流传着林毅夫的一句话,“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对林毅夫的经济学成就,能够提供全球考量的,人们往往对2008年2月5日世界银行对他“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任命投入了过多的关注。而事实上,在两个月之前,林毅夫作为首位受邀的中国学者,在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作演讲,其权重丝毫不弱于前者,登上该讲坛的学者中,曾有14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农业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应用财政性出口促进政策是有其理论渊源的。从重商主义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等人的保护贸易理论，从新重商主义到管理贸易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都可以找到一定的理论依据。当然，最具现实指导意义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美国10多年来的出口实践充分证明这一理论有极大的可操作性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重商主义理论。

重商主义形成于15世纪末期。重商主义是前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集中反映，它代表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商业资产阶级的最早经济思想及其政策。重商主义经历了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被称为“重金主义”(bullionism)或“货币差额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约翰•海尔斯(johnhales)；晚期重商主义被称为“贸易差额论”(balancetradetheory)，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重商主义为实施以财政促进出口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

早期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是财富的惟一代表，国家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国内贸易不能增加国内的货币数量，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获得和增加货币的源泉；对外贸易中必须使每笔交易和对每一个国家保持顺差，以使金银流入本国，顺差流入的金银必须窖藏起来，通过金银积累增强国家力量；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差，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即一方面以高关税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输入，以防止金银流出；另一方面，以政府补贴鼓励输出，换取金银流入。由于补贴来自于政府，这便成了最早的财政性出口促进政策。

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重商主义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两者对通过顺差贸易来获取金银货币的看法和主张不同，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在国际贸易中尽量不买或少买；晚期重商主义主张将拥有的金银投入到流通领域，强调在国际贸易中多卖。晚期重商主义认为，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坚持多卖少买的方针，则金银货币就会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流入国内。这样，即使允许输出本国拥有的金银去购买外国的商品，对本国也无害处。因为贸易的结果是增加了本国的金银拥有量，有益于致富的目的。可见，贸易差额论是以保持贸易出超为目标的主张。

(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奖出限人”。

重商主义被后人称道并不只在于其理论的成就，更在于其具体政策的成功。16—17世纪欧洲各国实施重商主义的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强制性的，对当时欧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重商主义政策主张的基点是国家干预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重商主义最早主张实施的“奖出限人”政策，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政策基点。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国家为了致富，应采取必要的行政立法手段。第一，严禁金银外流。外国人来本国进行贸易时，必须将其销售货物所得到的全部款项，用于购买本国的货物，视防止金银外流为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第二，限制商品进口。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第三，鼓励商品出口以换取金银。金银一旦流入国内就绝不允许再流出，违者将被处以重罚，甚至可判处死刑。这类立法曾流行于16、17世纪的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各国。

晚期重商主义积极鼓吹政府管理贸易的好处，尤其强调国家垄断贸易。有的国家的国王亲自掌握和垄断对外贸易；有的则垄断了向其殖民地获取廉价原料的权力，加工制成品后又高价出售；有的则发展并控制其海外殖民地的贸易，不许外国染指。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把政府管制措施从早期的管理金银进出口的政策发展为管理货物的进出口，“奖出限入”成为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其中促进出口的措施包括：政府用免税、退税、补贴等手段鼓励制成品出口和原料进口；禁止重要原料出口，保证本国生产的投入需要；垄断殖民地的贸易，确保殖民地成为本国制成品的市场和原料的供给地；制定一系列鼓励出口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重商主义的种种政策措施，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二、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等人的保护贸易理论

19世纪初，当英国、法国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之时，美国、德国后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著名政治家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等。

代表当时落后的美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汉密尔顿，主张通过关税制度等来保护国内新兴工业，使美国许多新兴的制造业生存、发展和壮大起来，以便能够与当时英国、法国工业先进国家相抗衡。在汉密尔顿看来，一个国家必须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并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有必要运用关税等制度来保护国内市场，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他所主张的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向私营工业发放政府信用贷款，为其提供发展资金；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国内新兴工业；限制重要原料出口，鼓励必须的原料进口；对必需品工业给予补贴，对各类工业给予奖励；建立联邦检查制度，保证和提高制成品的质量。

李斯特以其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建立他的保护关税理论。他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从短期利益来看，购买外国廉价商品是核算的，但会妨碍本国工业的发展，使之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如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从短期看，消费者的利益会遭受损失，然而，一旦本国生产力得以发展起来，本国生产产品的价格就会下跌，甚至低于进口商品，足以补偿短期遭受的损失。基于此，李斯特提出了以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为基础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所谓的保护关税制度，并不是对所有的工业部门都进行保护，而是主要保护“幼稚产业”，即目前尚很弱小，但有发展前途的工业。一旦生产力发展水平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时，就不必再保护下去。对于那些没有强大竞争者的产业也无须保护，一定期限(如10年)后仍不能自立的也不能再保护下去。

三、新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与政策

19世纪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促进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所带动的生产集中和垄断使国内市场远不能满足垄断资本对市场的需求，再加上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陷入困境，保护主义重新崛起。

(一)新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发表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阐述了他的保护贸易思想，对重商主义进行重新评价，并大为赞扬。凯恩斯认为，重商主义主张追求贸易顺差是其最高智慧的结晶，重商主义及其保护贸易政策确实能够保证经济繁荣和扩大就业。但是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必须有一定限度，否则会物极必反，前功尽弃。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基础，以边际消费倾向、边际资本效率和灵活偏好三个心理规律为核心，以国家干预为政策基点，创立了保护国内就业的学说。以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在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追求贸易顺差。这些保护贸易理论被称为“新重商主义”(newmercantilism)，对战后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鼓励出口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凯恩斯在论述投资对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影响时，提出了著名的乘数理论。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增加与国民收入扩大之间存在着倍数依存关系，增加一定量的投资会使国民收入和就业量得到成倍的增加。这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当一个部门增加投资时，为了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它就要向其他企业增加支出，购买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该企业的收入就会增加，消费扩大，并影响到其他企业，即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映，引起一轮又一轮的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产生乘数效应，最终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

凯恩斯的追随者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他们认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属于“注入”，对就业和国民收入起倍增作用；而一国的进口则与国内储蓄一样，属于“漏出”，对就业和国民收入起倍减作用。当输出商品和劳务时，从国外获得货币收入，使得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从而引致其他产业部门生产增加，就业增多，收入增加……如此反复下去，收入增加将为出口增加的若干倍。相反，当输入商品和劳务时，对外支付货币，使收入减少，消费也随之下降，国内生产缩减，收入减少……因此，只有当对外贸易为顺差时，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提高国民收入。此时，国民收入的增加将为投资增加和贸易顺差的若干倍。

外贸乘数效应很直观地说明了对外贸易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一个国家出口的增加就如同经济体系中任何其他的支出增量一样，通过乘数效应使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得以成倍的增加，对于需求不足的国家尤其如此。尽管现实中出口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极为复杂，受制于许多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出口增加导致国民收入下降的特例，但最具普遍意义的仍然是出口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出口作为一种有效需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备受各国重视，并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二)新重商主义的政策措施。

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付诸实践自然就是要实施重商主义的“奖出限人”，实行超保护贸易政策，保持贸易顺差，增加国内就业和国民收入。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新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是：(1)主张国家干预对外贸易。实施重商主义的提高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措施。(2)主张进攻性贸易保护。在垄断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对国外市场采取进攻性的扩张，即国家应采取大力促进出口的政策，保持贸易顺差。(3)主张运用多样化的保护措施。注重运用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干预外贸，尤其强调财政和货币两大部门的作用。在财政方面的措施有：出口退税、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等；信贷方面的措施有：实行低利贷款与再贴现率，加强出口担保、出口信贷和有效利用外汇等。奖出限入措施多样化。(4)主张相关国家、地区组成排他性的贸易集团。

四、管理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特别是在1973—1975年间出现了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各国普遍出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并存的“滞涨”现象。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斗争，很多国家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对缩小了资本主义国家原先占有的国外市场，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经济的增长大大超过了有购买能力的消费需求，国内市场相对较小。因此，资本主义各国要求扩大海外市场，要求政府促进出口的愿望极其强烈。在此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力图从新的角度探讨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提出了管理贸易论和战略贸易论等新保护主义贸易理论。

(一)管理贸易论(managed trade theory)。

管理贸易理论主张一国政府应对内制定各种对外经济贸易法规和条例，加强对本国进出口贸易有秩序地发展的管理，对外签订各种对外经济贸易协定，约束贸易伙伴的行为，缓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以促进出口，限制或减少某些产品进口，协调和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管理贸易理论是适应发达国家既要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又要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其实质是协调性的保护。它将贸易保护制度化、合法化，通过各种形式的进口管理办法和协定来实现保护。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商品协定、“自动”出口限制协定、商品综合方案、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发达国家的进出口管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等都是管理贸易措施的具体反映。管理贸易不仅在发达国家盛行，也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用，并运用于区域性贸易集团。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 sic trade policy theory)。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产业结构和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行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迅速，经济贸易摩擦日益增多，新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这些理论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尚未出现过完全的自由贸易，国家往往为了特定的产业集团的利益而实行保护政策，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会为保护本国就业市场而控制进口。在此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力图从新的角度探寻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从而出现了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1.战略性贸易政策论的基本观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加拿大学者布兰德(jamesbrander)和美国经济学家斯潘塞(barbaraspencer)最早提出来的，随后经过伊顿和格罗斯曼等人，特别是克鲁格曼(p.krugman)和赫尔普曼(e.helpman)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现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体系。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行业是由少数垄断寡头控制市场供应和价格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失为一国利用国家干预贸易来提高国民收入的一种政策选择。换言之，在规模收益不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最初的战略出口贸易政策的理论模型是由布兰德和斯潘塞从“利润转移”角度提出来的，是一个最简单的古诺双头垄断模型。战略进口贸易政策理论模型也是由布兰德和斯潘塞提出的，模型分析了关税在可竞争市场中的战略效应。此后，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在有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两个典型的理论模型。(1)布兰德和斯潘塞在其合著的一篇论文《补贴和国际市场份额竞争》(1985)中提出出口补贴可以扩大出口的观点。由于国际市场上除农产品之外大部分市场基本上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并且商品生产企业多具有规模经济，所以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进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成为一国加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布朗德和斯潘塞据此假设有国内国外两个厂商为第三国生产同一种产品，但生产国不消费此种产品。这两个厂商便展开古诺(gounot)双头竞争，即每个厂商都将根据对方产量来确定自己的产量。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每个厂商的产量取决于其对竞争对于的预期，比较容易达到稳定的古诺均衡。但如果本国政府为国内的厂商提供出口补贴，国内厂商无疑会扩大产量，而国外厂商的最优决策是收缩产量。由此本国厂商利润增加(本国厂商的净收益意味着竞争对手的净损失)，同时，出口补贴会导致该产品的世界价格下降，这意味着消费国福利水平上升。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世界总的福利水平得到提高。这证明，生产国具有给予本国厂商出口补贴的单方面“激励”作用。如果两个生产国都对本国厂商实行补贴，则会形成“联合次优”的政策，但两国的福利会因补贴水平下降而增加。

(2)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84年提出了另一个理论模型，即“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在这个模型中，克鲁格曼证明，在寡头垄断市场以及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可以促进出口扩大。该模型假设有国内国外两个垄断厂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个厂商在所有市场上出售其产品。如果本国政府实行贸易保护，局部或全部封闭本国市场，而赋予本国厂商在国内市场上的特权，国内厂商通常会扩大在国内市场份额，产量增加，从而引起边际成本下降；与此同时，国外厂商销售就会减少，边际成本上升，从而使国内厂商取得规模经济优势，提高了本国厂商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去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掠夺竞争对手的垄断利润。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内容：工业品的国际贸易竞争是不完全的，工业品的生产存在规模经济，因而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外国竞争产品进口征收关税的贸易保护和对本国企业和消费者实行补贴、信贷优惠、国内税收优惠等国内政策，以保护和扶持那些承担巨大风险，通过大规模生产能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并能产生外部经济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对本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行业，创造本国在这些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获取大量的外部经济利益，为本国未来发展增强后劲。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和鼓励出口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也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结论和建议

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加入wto。我国加入wto后能否运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出口的发展，一段时期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存在着异议。通过以上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追溯，鉴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对这一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

(一)结论。

1.运用财政政策支持一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有其充足的理论依据。当然，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在wto框架下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理论。

2.对外经济贸易的财政性促进政策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是必要的长期而持久的发展战略。

(二)建议。

1.加入wto，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对外开放的新阶段，需要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创造稳定的对外贸易发展环境。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在运用财政性促进出口政策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对于我国而言，只要其财政性出口促进政策不违反wto关于反补贴、反倾销的规定，就应该为我所用，从而建立起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应中国国情的，以政府为主导，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稳定、规范、统一的出口促进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扩大出口、优化产业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