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息论文范文

农业信息论文范文第1篇

其次是研究领域不广。从整个西北地区和西北各省区信息化研究主题分布来看,研究基本上深入了信息化所包括的各个部分,但在某些领域仍显薄弱,例如,对于传统工业改造中,煤炭、钢铁、石化、建材等传统工业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行业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专门理论研究几乎没有。说明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再如信息安全、信息化环境等内容,研究涉及的也很少。

再次是研究分布不均。在西北地区信息化理论、西北地区信息化进程、西北地区信息化实践三者研究中有关理论和进程的文章较少,实践的较多。有关整个西北地区信息化的研究少,但研究西北各省区信息化的论文相对较多。而从西北各省区信息化研究论文地区分布来看,新疆最多,青海最少。

、西北地区信息化研究展望

根据以上分析和判断,西北地区信息化研究将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1.信息化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将会继续升温。信息化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将成为重中之重,因为信息化直接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及动力问题。这方面的论著将会增多,研究将会更加深入细化。如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信息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信息化水平测算与发展模式等研究将会继续升温。同时随着国家实施信息化战略的进程,信息化的研究将会和更为具体的行业经济联系起来,如煤炭、钢铁、石化、电力、建材等传统工业在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行业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将会进一步细

化、具体。

2.信息化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将会深入。从收集到的资料看,有关信息化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几乎没有,而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进程,信息化与城市发展论述将会增多。如信息化与城市化问题、城市信息化问题、信息产业与城市发展问题等研究应该有所增加。在以政府的发展规划和城市发展一般趋势为依据的前提下,这一方面的研究也会更加细致。如信息产业与城市发展、信息产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信息产业的空间发展及其对城市地域结构的影响等问题研究者将会认真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3.信息资源开发及其配置问题的研究将会更加重视。虽然国家一直在积极进行信息资源的建设,西北地区也在努力进行这一方面的建设,但信息资源建设方面存在着重复建设、形式不规范、配置不合理、资源数据难以整合等现象。再加上信息资源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及缺少政策支持,致使网上信息资源贫乏,共享困难。根据这些,信息资源及其配置问题的研究将会成为热点,如良好的运行机制、评价标准,实现资源配置与共享的途径和方法、知识产权与流通共享等问题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

4.信息化水平测度及标准化将会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国家已出台了一些信息化标准,但目前的工作只涉及网络相关的技术标准,因此信息化的标准化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为了提高信息化建设的理性化和规范化,信息化的建设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系统。但从研究来看,西北地区的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今后这也是西北地区信息化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要逐步实现西北地区信息化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西北地区及西北各省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建设都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而且此标准的推广、普及

将是未来标准化工作的重点。

5.欠发达地区信息化推广研究将会进一步拓展。信息化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认识和观念问题,西北贫困地区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原因,对信息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要推进西北地区的现代化,首先改变人们的看法,提高认识,这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西北贫困地区而言,不管是当地政府还是社会大众,都应该充分认识到信息化在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信息化在一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愈来愈显著,现代化的进程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的前提则是信息化的推广,这也是理论研究者要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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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推荐系统；云计算；数据挖掘；个性化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6970.2013.03.001

本文著录格式：[1]郭平，刘波，沈岳，农业云大数据自组织推送关键技术综述[J].软件，2013，34（3）：1-6

0 引言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内容的日益增长，“信息过载”问题愈来愈严重，推荐系统（recommender systems）被认为可以有效的缓解此难题，帮助用户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感兴趣信息，满足个性化需求。

近年来，我国在农业个性化知识服务服务领域从本体论、语义网、知识工程角度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知识检索系统，需回答大量预设问题进行知识推理的专家系统，特定领域应用系统，它们在各自的场合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知识检索系统不能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专家系统的应用很难普及，特定领域应用开发成本高和重用难度大。物联网与数据挖掘云服务提供知识服务云实现物理世界的“感知控”，知识服务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和图书情报领域，云环境下的农业个性化知识服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展望。

本文是对科技部科技支撑课题“农村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2011BAD21803）与“农村物联网综合信息服务科技工程”（2012BAD35800）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对农业云推荐系统研究的升华。

1 农业云大数据自组织区域推送的提出

1.1 农业信息资源特点

我国自“十一五”时期以来，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业务应用深入发展、物联网技术在农业中逐步推广应用等方面。从中央到省，市、县建立了“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涉农企业、组织和科研院所也积极搭建了各具特色的农业信息服务平台，目前正向乡镇村发展。农村信息员队伍及以农业综合信息服务站和农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村信息服务机构发展迅速，“三电合一”、“农民信箱”、“农村热线”等信息服务模式应用深入。云计算利用海量的存储能力把农业信息资源形成高度集成和虚拟化的计算资源一“农业知识聚合云”，支持用户在任意位置、使用各种终端方便获取信息，但由于农业领域生态区域性和过程复杂性及农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农民文化的多层次性也带来了“信息过载”、“资源隐晦”“资源迷向”等问题。

1.2 农业云环境下大数据自组织区域推送

物联网和云计算背后是大数据，在云计算模式下，用户不确定的、智能的交互，个性化需求更加多元化，信息交互行为更加频繁；在大量用户通过社会标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社区，涌现出群体智能，形成“农业用户兴趣社交云”。利用云的海量存储、群体涌现智能、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物联网感知控优势，可以提供面向用户复杂分析计算，实现业务重点由面向应用和资源的传统信息服务，转变为基于对海量农业知识进行动态划分，有目的、主动、定制、自组织推送给有需求的农业用户，为农业用户提供实时性、个性化知识服务，指导农业生产过程。

首先以Hadoop+MapReduce+HBaSe分布式框架为处理平台，对“农业用户兴趣社交云”，融合用户兴趣偏好和社交网络进行建模，将这些多元用户信息充分融入推送系统会更好产生推荐结果；将推荐对象“农业知识聚合云”按农业知识高维性、多样性、多层次性特征分类聚类为各种知识块静态和动态元数据；通过智能算法推荐和社会网络推荐为用户发现个性化内容；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用户服务的评价以及云基础服务提供商信息将预测值最高的服务推送给用户实现与物理世界的互动（如图1）。

从以上分析可知，农业云大数据自组织区域推送的关键技术有用户兴趣模型、推荐对象模型，推荐算法、数据挖掘四个部分，以下分别对这几项技术进行论述。

1.2.1 用户兴趣模型

用户兴趣建模是个性化服务技术的基础和核心，包括数据收集、模型表示、模型学习与模型更新。用户兴趣建模的方法有很多，常用的有向量空间模型、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用户一项目评价矩阵、基于案例的表示、基于本体论的表示、基于加权关键词的表示，基于社会网络的表示等。几乎每种表示形式都是以一种私有形式进行知识表示，此外一些表示技术还依赖于模型学习，如广泛使用的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表示与TF-IDF学习技术联系在一起。表示形式的私有性和对学习技术的依赖性阻碍了用户模型在系统间的共享，这种共享对于减少用户建模工作量，提高推荐算法启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发独立于模型学习技术的通用用户模型表示技术是目前研究中热点，基于语义网和社交网络的用户模型在这方面表现了优势。

用户的兴趣或需求会随时间、情景发生变化，结合长期和短期兴趣及兴趣的变化用户兴趣建模的重点，目前的更新机制很难及时跟踪用户兴趣的变化，有更好的学习效率和动态变化适应能力的建模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国内外大量的文献对此展开了研究，遗忘函数、时间窗、用户兴趣的漂移特性等被提出。

在湖南农业云中，基于呼叫中心、互联网，手机报、手机短信，电视广播等用户在多应用系统中形成的兴趣偏好和社交网络特征，提出“农业用户兴趣社交云”建模思路：以图论模型表示用户“兴趣图”数据和“社交图”数据，根据经典的局域世界演化理论，综合考虑实际情况中用户之间的多重关系和关系的强弱程度，以用户之间相似度为节点连接概率因素，生成动态多维网络，进行用户数据的挖掘和更新；结合农业本体，在多维社交网络的基础上，将基于农业本体的区域用户兴趣融合在云计算平台上进行处理。

1.2.2 推荐对象模型

推荐本质上是将推荐对象的特征与用户的兴趣偏好进行推荐计算，所以推荐对象的描述和用户的描述密切相关。推荐系统应用不同领域，它推荐的对象也就各不相同，目前，湖南农业云主要是文本性数据；不同的对象，特征也不相同，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统一描述，主要有基于内容、分类、聚类的方法。

基于内容的方法是从对象本身抽取信息表示对象，常见的是向量空间模型，使用最广泛的是加权关键词矢量方法进行特征选取，使用TFIDF计算每个特征的权值。向量空间模型对模型中的特征词进行权重估计（TF-IDF）过程中不考虑特征词之间的相关性，直接用特征词作为维度构建文档向量，降低了文档向量对文档概念表达的准确性以及对不同类型文档的区分能力。

基于分类的方法是把推荐对象放入不同类别，把同类文档推荐给对该类文档感兴趣的用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知识工程的方法，使专家的类别知识直接编码为分类规则，正确率和召回率高，但工作量大；近期研究最多的是另一种一机器学习，根据训练样本集建立分类器，方法有很多，常见的有概率分类、贝叶斯回归分析、决策树分类器、决策规则分类器、Rocchio分类器、神经网络分类器、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融合、Boosting分类器、k最近邻方法（KNN）等。

研究文本聚类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提高信息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近年来，文本聚类用于自动产生文本的多层次的类，并利用这些新生成的类对新文本进行效率较好的归类，已经提出了大量的文本聚类算法。传统的聚类算法在处理高维和海量文本时效率不很理想。针对这样的问题，将聚类分析与计算智能理论，并行计算、云计算等相结合，设计出高效的并行聚类算法，己经成为一个比较流行的研究思路。

在湖南农业知识云数据模型中，将能更好反映特征词相关性的超图模型引入，将文档中提取的特征项表示为图中节点，特征词条之间的关系构成图中边，用边上权值表示相关联特征项之间共现程度。通过对文本图模型K最近邻划分实现降维降噪的粗粒度数据切片；对切片后数据反映用户兴趣如地域、时间、诉求等多维度特征的智能聚类，实现细粒度的聚合与分割。

“农业知识聚合云”模型算法建立在基于MapReduce处理的大规模图上，得到各种知识块静态和动态元数据。

1.2.3 推荐算法

推荐算法是整个推荐系统中核心部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都关注了这个方面。目前，基本包括以下几种：基于内容过滤推荐、协同过滤推荐、基于关联推荐、基于知识推荐、基于效用推荐、基于网络结构推荐、基于聚类推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推荐、混合型推荐等。通过对众多推荐算法进行比较分析，各种算法都有优缺点（如表1）：

各种推荐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在实际问题中采用多种策略进行混合推荐，主要有两种混合思路：推荐结果混合和推荐算法混合。目前大部分的推荐算法都是混合推荐算法，主要还是以协同理论为核心，再配合其他算法的优点或交叉学科的理论来改善推荐的质量。另外基于社会网络个性化推荐算法研究是一个趋势，基于社会网络的推荐是协同过滤的延伸，通过考察结点之间（用户和用户之间或产品之间）的相关性和结点之间的信任度可以获得比一般协同推荐更高推荐效果，如文献提出将社会网络关系结合到推荐算法中。纵观国内外在推荐算法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用户显性评分数据的协同过滤算法上，对基于非显性评分行为数据场景下的研究却显得有点不足。目前在扩展性问题上学术研究不是很具有针对性，主要集中在通过各种交叉学科中的方法来对用户进行聚类或对行为数据进行降维、压缩等缩短推荐的项目集或减少计算量，从而提升算法的性能；有关基于云平台上的推荐算法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协同过滤算法MapReduce化。而实际应用中，己出现利用分布式集群解决算法扩展性方法，如Google News的推荐算法就是部署在分布式环境下，从而满足海量数据下的推荐服务。

根据农业云大数据自组织区域推送实际情况将推荐结果和推荐算法混合，提出“三层推荐”策略：在丰富的知识块云元数据基础上，将知识块属性和用户兴趣行为基于频繁模式的知识关联撮合推荐；通过复杂网络聚类算法识别一个用户多个社区兴趣，融合“兴趣图”和“社交图”协同过滤推荐，突破算法推荐的局限性，让用户信任的朋友圈子为其发现和推荐内容，取得社交推荐的时效性和算法推荐的长尾性之间的互补，从而针对每个社区成员提供精准个性化推荐；根据基础设施服务供应商、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用户对服务可用性评价值的相似性等，将大量用户云终端聚类为一定数量的社区，提高云端推送服务的有效性，最终形成通过大众参与，支持云间变换，集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合一的自组织区域推送，较有效地处理一般推荐算法中存在的稀疏性、冷启动以及大规模实时计算的问题。

1.2.4 云计算下个性化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采用了多种领域中的思想，包括来自统计学的抽样、估计、假设检验以及人工智能、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的搜索算法、建模技术和学习理论。随着数据挖掘的不断发展，也采用了包括最优化、进化计算、信息论、信号处理、可视化、信息检索、云计算、并行计算等技术。与传统的数据挖掘相比，云计算下的个性化数据挖掘的目标，就是通过云计算中心，向用户提供针对其即时演化需求的数据挖掘SaaS（Software as aService，软件即服务）服务，其基础问题主要为：对于用户不同的数据挖掘需求以及针对用户特点进行个性推荐的建模和表征；数据挖掘算法适应云计算的并行分布式化；使数据挖掘的结果和算法能够支持云间变换并形成一种面向用户、即时组合的、变粒度的云服务，其中数据挖掘的云服务化是研究的难点。

（1）云计算下个性推荐的建模和表征

云下的个性推荐建模和表征与传统上个性化推荐明显的不同在于海量异构大数据和用户间群体涌现的社交网络，它们本质上形成了多个顶点的大规模图。云计算可以为大规模个性化提供技术支撑，云服务本身也有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应用需求，目前研究两者结合的文献还很少，张泽华从计算资源的角度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对云计算联盟体系结构进行建模，并基于蚁群优化算法和复杂系统理论进行了负载均衡研究；郭昱就有效处理客户需求信息该如何选择与分布云计算平台中的关键节点问题，提出了基于云计算的大规模定制客户需求模型。赵东杰对复杂网络、数据挖掘与群体智能有效结合进行了探索研究。农业云大数据自组织推送通过“农业知识聚合云”分解的静态、动态知识元数据和“农业用户兴趣社交云”形成的兴趣图、社交图基于用户行为和知识元数据的关联撮合，通过人工智能和社交圈子帮助用户发现内容，实现搜索和推荐的无缝结合，为智能个性化推荐实现“内容找人”愿景。

（2）算法并行分布式与高性能计算

对于大规模数据的处理，典型系统结构大致分为三类：基于MapReduce模型的分布式并行处理系统、基于BSP模型的分布式并行处理系统和分布式图数据库系统。数据挖掘算法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基于云计算的并行数据挖掘，它的同一个算法可以分布在多个节点上，多个算法之间是并行的，多个资源实行按需分配，而且分布式计算模型采用云计算模式，数据用DFS或者HBASE，编程模式采用MapReduce这种方式。Bhaduri等整理了一个十分详尽的并行数据挖掘算法文献目录，包含了关联规则学习、分类、聚类、流数据挖掘四大类分布式数据挖掘算法，同时还包括分布式系统、隐私保护等相关的研究工作。

2 基于云计算推荐系统研究的重点、难点与热点

2.1 云环境下用户偏好获取安全与可信问题

推荐系统中，用户数据集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影响用户模型的精确度、可用性，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户对隐私和安全的考虑。而云环境下，数据的安全与隐私是用户非常关心的问题。既能得到准确用户信息而提高推荐系统性能，又能有效保护用户信息同时检测并能预防推荐攻击（一些不法的用户为了提高或降低某些对象的推荐概率，恶意捏造用户评分数据而达到目的）将是未来推荐系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2.2 模型过拟合问题

过拟合现象是指系统推荐给用户的对象与用户刚刚看过的不是太相似或者太不相关。过拟合（过学习）的问题本质上来自于数据的不完备性，这在实际应用中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在于兴趣偏好获取方式或隐私等原因使用户没有对足够多类别的对象进行评价。目前解决的主要方法是引入随机性，使推荐算法收敛到全局最优或者逼近全局最优，关于既要保证推荐的多样性，又不能与用户看过的对象重复或毫不相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推荐系统研究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2.3 稀疏性与冷启动问题

稀疏性和冷启动问题困扰推荐系统很长时间了，前者的解决办法主要过滤和降维。目前针对冷启动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直接利用传统协同过滤的评分数据结合特定的方法进行解决，二是新用户或新项目的内容属性信息与传统的协同过滤评分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改善冷启动问题。稀疏性与冷启动问题一直是推荐系统研究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2.4 数据挖掘的结果和算法智能服务化

将数据挖掘算法融入针对海量用户的使用记录和计算资源间协作进行优化组合，利用这些特性通过大众参与的交互作用，提高云间服务的智能性、有效性将是大数据时代推荐系统研究的一个制高点。将数据挖掘任务及其实现算法服务化，通过SaaS方式向云计算中心索取所需的相应的数据挖掘，这可能是目前突破数据挖掘专用软件使用门槛过高、普通大众难以触及、企业用户使用成本太大、挖掘算法和结果难以实时得到评价和相应修改等问题的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之一，也是数据挖掘走向互联网大众、走向实用化的重要的一步。

2.5 大数据处理与增量计算问题

目前对大数据的研究仍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给传统的数据分析带来巨大挑战，尤其算法如何快速高效地处理推荐系统海量和稀疏的数据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当产生新的数据时，算法的结果不需要在整个数据集上重新进行计算，而只需考虑增量部分，对原有的结果进行微调，快速得到准确的新结果，是增量计算的理想状态。但一般而言，随着信息量的增多，算法的误差会累积变大，最终每过一段时间还是需要利用全局数据重新进行计算。一个特别困难的挑战是如何设计一种能够保证其误差不会累积的算法，也就是说其结果与利用全部数据重新计算的结果之间的差异不会单调上升，要达到这种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束语：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内容的日益增长，搭载在云计算平台的自组织区域推送具有它天然的优势：云的海量存储使得推荐系统能有效获取训练数据；云的分布式计算能力提供了较高的响应能力；海量用户的使用记录和计算资源问大众参与的交互涌现，最终形成自组织优化组合的智能个性化云推送。因此，农业云自组织区域推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云环境下其他领域的个性化推送应用具有借鉴意义，但目前存在大量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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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地理科学 成就 问题 展望 福建

以人类生存环境、人地关系和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地理科学，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综合性学科。钱学森院士以其独特的视角认为地理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文艺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相并列的科学部门[1]，将地理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我国地理学已取得骄人的进展，表现在科学研究方向的突破、对国家建设的贡献、研究手段的革新、对科学和教育的促进作用、对社会的贡献等方面[2]。福建地理科学的发展，是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一部分，在理论与技术及其实践中都取得明显进展，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福建地理学的主要成就

（一）研究方向的拓展

地理科学是以综合和实践为主要特点的科学，其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与目前全球变化研究、地理系统科学、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强调的综合和集成不谋而合。福建地理学者结合学科特点，经过研究机构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重要科研项目的启动与实施、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形成等各方面的努力，在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不断扩展其研究的方向。福建地理工作者通过野外调查、室内实验分析，根据长期研究积累的资料，在资源与环境研究、区域自然地理与农业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生态监测理论与方法、水土流水与生态调控、海平面变化、区域发展与规划、城市与人口及区域可持续发展、城镇体系规划、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地空耦合技术等优势领域开展研究，取得显著进展。尤其是近年来，福建地理工作者在野外观测平台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先进技术，在地球表层生态系统及过程，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碳氮循环与全球变化，地理信息科学与电子地图与信息图谱，生态农业，城市化发展和人口循环流动等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一系列的重要成果，获得突出的成果。特别是在重大战略领域如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人地关系地域研究和重要学科方向上向纵深突破。尤其是我省地理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模式的研究，引起相关领域国际学术组织和权威专家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也参与了中学地理、高等院校地理教学改革和教材的编写，发表了许多著作。福建地理学者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发表在国内、国际优秀学术期刊的论文数量也大幅度增长。地理工作者涉足的领域，已经突破了传统地理学的范围，与自然、人文、社会等众多学科不断的交叉融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全球问题密切相关。

(二)对地方社会经济建设的贡献

地理科学除了本身的规律与发展的轨迹，又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联，可以说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需求是地理科学与资源科学的原动力[3]。新中国成立后，我省地理工作者组织和参与完成了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关于自然条件、国土资源、农业发展、产业布局、城市化等方面的研究任务,包括福建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社会经济调查、梅花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农林、茶果、蔬菜、橡胶、宜林地的调查研究、武夷山生物多样性生态调查等各类考察研究；福建省简明综合农业区划、福建农业综合自然区划、莆田农业区划试点研究、大比例尺海洋功能区划等各类区划研究；福建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福州市国土资源综合评价、漳州市国土规划、湄洲湾区域国土总体规划、九龙江流域国土整治等国土规划研究；海沧投资区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区域旅游资源及开发研究、房地产市场研究、景观生态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示范工程、特色农业信息化的示范应用研究、福建人口流动研究、城市化问题、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规划建设、生态省建设条件分析与战略思考等发展战略领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为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提供大量的决策建议和宝贵的科学资料与科学依据。例如，2002年8月完成的《福建省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对我省的陆域和海域生态环境首次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总结，系统地反映我省生态环境现状及发展趋势，同时还分析了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提出进一步改善我省生态环境的对策与建议，为区域经济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重大建设项目合理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为生态省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全省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根据福建生态环境要素特征、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分域规律，将福建省分为5个生态区、17个生态亚区和106个生态功能区。全省生态功能区的划分已作为《福建建设生态省规划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在2003年“数字福建”重大应用项目――《福建省生态环境动态监测与管理系统》研究中，应用先进的“3S”和多媒体、互联网技术，通过野外实地调查研究，建立能动态监测、高效管理、综合分析、适时的全省生态环境动态监测体系和决策支持与管理信息系统，同时实现网络信息共享。该项目的建成，可为环保、气象、测绘、林业、海洋等部门提供服务，这将极大地推进我省生态环境工作的现代化和信息化，为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政府综合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生态省建设的宏伟目标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我国东部地区以及全国生态环境动态监测体系的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此外，我省利用地缘优势，与台湾本领域学术界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在促进闽台资源环境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方面开拓了新局面,在海峡两岸资源的永续利用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我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作出了贡献。

福建地理工作者的上述工作，在协调人类认识地表环境、协调人地关系、促进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科学发展观更加深入人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工作方式，为福建步入小康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研究手段的革新

福建省地理科学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经过长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也开始了研究技术手段的革新，主要表现在开展定位和实验研究，使地理学多由定性的描述转向定量的观测分析。在不断调整创新和增强实力的过程中，地理学在本省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先后建立和加强了若干新的研究基地和重点学科，加强了地理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地位，突出了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性科学的内容，同时也继续派生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应用方向。

①重点实验室和野外实验地（站）建设：在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相继建立了亚热带资源与环境福建省重点实验室和福建省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高校重点实验室；在漳州市漳浦县马坪镇建立了规模特色农业生产模式试验样区，进行果园生态栽培试点、农果牧系统生态模式、景观生态规划等研究；在长汀县和田镇建立了野外实验站，进行水土保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山地生态整治与生态产业关键技术、山地生态系统重建等研究；在闽江口建立了湿地研究观测场，进行海滨河口湿地生态系统过程研究。

②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省多所高校建立了GIS实验室，并开设了GIS专业，促使空间分析方法愈来愈多地在各种预报、预测和发展研究领域中得到应用，从资源卫星和气象卫星等对地观测平台获取地球表面遥感数据，拓展了地理学的观测视野，也为各高校及社会输送了大批的GIS专业人才。地理信息系统科学技术不仅推动了我省地理科学的发展，也为各种涉及空间数据分析的学科提供了新技术手段。

③新方法的引入和新领域的派生：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方法与地理科学研究相结合，将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新的理论应用于许多研究领域，将模型建立和空间分析在区域研究和城市发展规划中逐步推广，这大大加强了地理学这一古老学科的活力。近年来，生态学、水科学、信息科学、经济学、农学等领域与地理学相互交叉，地理学充分吸收百家之长，壮大自身力量，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阻止了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恶化的趋势。

我省地理学界不断扩大与国际地理界的联系和交流，吸收一些新的地理学说和新的工作方法，以适应全球化新时代。

二福建地理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谨观慎思我省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在一代代地理人的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将其放诸全国乃至整个世界地理学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仍然看到了许多不足之处。

（一） 侧重重复性的应用研究，忽视学科本身的发展

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向作用，相当一部分研究力量流向一些课题经费较多、见效快的短线研究，不少地理工作者追求一种“短、平、快”式的研究模式。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 更新的应用领域。任何一门学科最终都是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的，地理学也不例外。发挥其优势，让它服务于社会，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纵观近年来福建地理学者所做的工作发现，不少应用研究都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收益目的，较少体现为国家全局性和重大地区性科学问题和应用问题，忽视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且许多研究属于重复性工作，用一个地区做过的模式来套做另外的地区的现象相当普遍。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工作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学科本身发展的滞后。近年来，福建地理学界的理论建树明显少了，虽有一些理论方面的教材和专著问世，但缺乏重大学科理论建设的论著。

（二） 学科整合不足，学术走向迷茫，基础研究逐渐弱化

一方面学科交叉与分支迅速，地理学出现模糊化、边缘化与空洞化；另一方面地理学同其它学科之间甚至在地理学分支学科之间的融合明显不足，其综合性仍处于较低层次。

当前 ,解决资源环境安全、生态建设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都离不开地理学的研究。但是 ,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也必然需要与大量的其他学科 ,特别是应用学科的不断交叉。包括环境学、生态学、大气科学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在内的多种学科 ,大量介入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环境变化与治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这些地理学的传统优势研究领域。地理学研究的主体与科学问题不断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与渗透 ,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视和应用。后者在利用了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常常掩盖了地理学研究的基础成就。地理学在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同时 ,常常也会偏离地理学发展的主干 ,转为其他学科的分支 ,从而造成地理学研究出现“范围边缘化、对象模糊化”。地理学分支学科发展迅速，从解决具体问题的角度来看，分支学科的发展是成功的，但是各分支学科发展不平衡，缺乏有效集成，对综合地理学的忽视和削弱，使得地理学的“内容空洞化”。表面上来看，地理学与各学科及其下分支学科间交叉、组合应用，然而从深层次上来讲，这种交叉组合是远远不够的，只是一种初级阶段的融合[4]。

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地理学本来应该在学科交叉以认识和解决复杂问题上做出独特贡献，但由于其内部的自然研究和人文研究融合不足，真正的综合性成果仍然乏善可陈，还出现了两极化的倾向，一是越来越专，一是越来越泛[2]。最终使得地理学研究对象不明确，学术走向迷茫，甚至有走向“死胡同"的危险。在这种形式下，地理学的基础研究也逐渐弱化，基础科学和统一地理学的基本思想、基本概念和经典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被严重削弱。

（三）发挥区域优势进行特色研究不够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因山川阻隔，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福建与祖国腹地相对隔离，却又面向开放大洋，又由于其“侨乡”优势及对特区位，使福建成为一个矛盾的、复杂的经济个体。这种“复杂”与“矛盾”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有别于其它省份的“个性”。这些都是福建地理工作者应该关注的，然而从目前来看我们做的仍然不够。

福建面朝广阔的太平洋，基于海洋有很多的特色研究，如海洋产业发展与布局、海洋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滨海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海洋生态研究、海洋地缘政治研究等。在这些方面地理学介入太少，没有做足工作。

（四）地理学教育欠缺，学术梯队建设不够完善

长期以来，在基础教育阶段，地理学科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被视为“小学科”,这导致许多学生地理思想缺失，向高校输送的高质量地理人才也明显不足。而在高校地理教育中，存在着学科发展不平衡，高校之间培养综合地理学人才不平衡，教材系统不健全、不规范的现象。

学术也需要“积聚”，但目前福建省内从事地理研究的单位很少，这不利于学术上的交流和信息的共享。将福建整个地理学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和北京、江苏等“地理大省”存在很大差距。这使得我们在承接全国性大课题以及召开全国性、国际性重要会议、开展国际合作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高校地理专业学生都应该是科研的生力军，是学术梯队中的重要一环，但这一环目前却有脱节的危险。很多学生不具备独立科研的能力，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教育模式的原因，应引起整个地理学界的高度重视。

三 福建省地理学发展建议与展望

福建省地处海峡西岸，地理区位优越，经济发展迅速，但也肩负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任务。显然，地理学是实现这些重大任务的支撑学科之一。

地理学应为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这些决策问题是重大的资源利用和自然保护问题、重大自然灾害的治理问题、地区开发战略和发展问题等。在21世纪发展中，这些问题将进一步突出。在所有的福建省区域性问题中，地理学家要重视闽西地区、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发展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决策的许多问题，地理学家都可以参与工作，要通过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提高地理学的决策应用价值，对地区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建立起迅速反应的能力。

在愈来愈多的新学科出现和参与福建省的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研究的情况下，地理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弘扬地理学传统，为社会和科学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地理学要立足于自己的优势和学科特点，找准自己的方向，特别注意发现新的问题和新的领域。

（一） 主要发展方向

(1)国土整治研究。21世纪，我们必须明确地理学能给政府和人民解决什么问题，包括区域性的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退化的监控与治理、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等。水土流失问题、主要江河水质生态安全问题、滨海湿地退化问题等也将是地理学长期的研究目标。

（2）可持续发展研究。这个方向自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上逐步形成以来，已经成为地理学发展的主流之一。福建省经济高速发展,强烈地改变着自然和社会经济结构，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地理学家和地理工作者要了解福建省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社会和城乡发展，包括城市发展与规划、区域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农村发展等，就需要进一步开展地区经济与社会及城乡发展的研究。

(3)地理信息应用研究。GIS技术、RS技术、空间数据的应用是地理学也是地球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地理学科应进一步发展地理信息科学的应用研究，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分析预报和决策支持的新的技术手段；为地球科学及其他有关学科研究提供时空信息并进行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分析、预测预报和时空调控的科学基础。

（4）生态系统地理过程与全球变化的区域环境响应研究。生态系统地理过程与全球变化的区域环境响应的研究成为重点领域之一。在新的世纪，其研究方向也发生了重大调整：第一，从认识地球系统基本规律的纯基础研究为主，扩展到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生存环境实际问题的研究；第二，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影响，扩展到研究人类如何适应全球环境的变化；第三，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生态系统地理过程的综合集成研究。这些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对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自然过程主导的自然适应过程和人类活动主导的有序人类适应过程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必将提出新的要求[5]。

（二）发展地理学的方法论

21世纪在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继续发展的情况下，要求我们在地理学的方法论方面作深入探讨并取得某些共识，地理学不是各种有关专业的简单汇合，而是具有明确的核心和一致性。地理学已经具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方法论概念，但要进一步发展。

(1)区域概念。包括全球的概念、区域差异和区域相互依赖性的概念，没有区域就没有地理学。针对不同的空间尺度界定不同的区域论题，研究发生在区域中的过程和演变规律，而不是静态地研究区域。各种地带和各种类型地域（流域、区域、地方)的研究、全球变化的区域响应、陆地生态系统的演变、温室气体增加的影响等,在不同区域是不一样的，因为地表各种过程在不同时空尺度表现差异及其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和恢复能力不同。在人文领域内，区域一体化和多样化发展，是地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基本范畴。

(2)统一地理学的观念。这种观念强调研究人类活动成为一大驱动因素的地球表层系统及其中的“人―地”地域系统。几十年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老一辈地理学家就强调对重大的地理学问题开展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自然地理学不考虑人类的活动和人文地理学忽视自然和生态基础都是致命的弱点。现代地理学的基本特点是：统一地理学、全球地理学和有人的地理学[6]。

(3)将格局和过程关系的研究作为重要的观点和技术路线。发生在各种类型和各种尺度的区域中的过程必然产生一定的格局，而格局的变化又会影响到自然、生态、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就产生了格局和过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这种相互作用还表现在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包括不同尺度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如对不同时间序列、不同空间尺度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就是如此。

（三） 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

要以综合的观点和学科交叉的方式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变及其动态机制。地球表层系统包括区域性的自然系统、人―地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三个子系统。自然系统中我们关注自然支配的环境变化，这方面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核心问题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要探讨这个系统的内部组成、主要关联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揭示人类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响应，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影响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在较小空间尺度上，揭示地表物质元素转化与迁移的机制；在宏观层面上，研究气候变化和全球物质反映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空间尺度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实质，并寻找解决的途径。通过较小尺度的研究，经过尺度转换，为大范围区域的区域开发与国土整治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为了促进地理学理论和地理学思想的创新，需要各种科研机制来促进对跨越多时空尺度的复杂问题和多学科交叉联系问题的研究。

（四）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提高科研竞争力

福建经济发展的程度在不断提高，福建在中国乃至国际的影响日益扩大，地理学在更大程度地发展是必然要求。因此，要加强全国、全球问题的研究，并力争在国际性会议上的交流中不断展示成果，甚至我们要培养将主要精力用于全国、全球问题研究的科研专家，积极参与国家和国际研究计划。

（五）促进技术创新，以信息化推动地理学的发展

信息化使现实空间表征的理论方法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GIS和RS技术的应用通过时空数据和空间分析，使我们可以更迅速更好地认识相互联系事物的本质和区域间的差异及其相互依赖。为了深入研究和揭示地球表层动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要素作用机理，必须重视地理学的实验研究，并使微观和宏观研究相结合。但是，这些不能代替样本研究，不能代替考察和观测等，否则，我们就不能认识“真实世界”及其动态系统，改进真实系统的描述。大型工程的战略研究为福建大规模建设时期所急需，目前尚很薄弱。发展工程地理学，既适应这种需求，又开拓了地理学的应用领域。

（六） 加强地理学的教学工作

地理学是21世纪人才必备的素养，各地都越来越重视地理教育。为了适应福建省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高等学校地理学的课程设置及课程建设问题上，急需加强概论性的地理学及其中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与地球信息科学的基础课程，核心地理学课程必须保持和创新。21世纪的地理学，需要在人才培养上注意全面、综合性的理论思维，要适应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开创新的地理学课程，提高学生的地理理解力。

让青少年了解国情和培养爱国主义是基础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当今世界，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等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尖锐，而地理学是各基础学科中最能综合、直接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课程。因此，世界各国、各地区都越来越重视地理基础教育。地理学要通过基础教育和科普工作，培养人们的地理学观念，努力提高一般人口的地理学能力，推动地理学的发展。

（七） 形成福建特色的现代地理学体系

福建地理学应该在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结合福建的地理特点，加强内部联系，改善研究方法和手段。要利用闽特的区位优势,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科学研究理念、因地制宜的科学研究理论、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手段，注重多学科相结合，发挥地理学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地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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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成员：

1.曾从盛: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郑达贤: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袁书琪: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生

4.朱宇: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5.王维奇: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

6.张林海: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

7.雷波: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

农业信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情报学，术语，信息，情报

中图分类号：N04；N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5－0010－09

一情报学术语选词中的问题

术语研究的程度，反映了一门学科成熟的程度，如果基本术语含义不清，关系混乱，那么就缺乏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也谈不上对学科的真正建立。情报学学科是一门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年轻学科。在情报学术语的选词过程中，课题组遇到了许多其他学科很少见的问题。简单举例如下：

1，由“信息”与“情报”派生出的复合名词术语问题

这类问题有很多，比如“信息机构”与“情报机构”，“信息链”与“情报链”，“信息流”与“情报流”，“信息源”与“情报源”，“信息经济学”与“情报经济学”，“信息计量学”与“情报计量学”，“情报传递模式”与“信息传递模式”，“情报价值”与“信息价值”，“情报文化”与“信息文化”，“情报现象”与“信息现象”，“信息哲学”与“情报哲学”，“信息检索”与“情报检索”，“情报载体”与“信息载体”，“情报交流”与“信息交流”，“情报需求”与“信息需求”，“情报意识”与“信息意识”，“情报用户”与“信息用户”等等。可以说，除“竞争情报”名词术语之外，似乎所有与“情报”组合而成的复合名词术语，都可以替换为“信息”组合词。

2，名词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问题

学科名词术语，就是对该学科概念的科学化表述，名词与概念之间需要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着规范的对应关系。但在情报学名词术语中，经常会出现不容易对应的现象。比如“知识挖掘”“数据挖掘”与“信息挖掘”的概念区分问题，如何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出这三种不同意义的“挖掘”形式，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定义，都需要在词条遴选及定义撰写时审慎研究。

3，借用其他学科的名词术语问题

情报学是一门吸纳性很强的学科，很多名词来源于其他学科。理论部分借鉴如“本体”(以及“领域本体”“知识本体”“语义本体”等)“世界三理论”“长尾理论”“马太效应”等。服务部分借鉴如“用户”“用户友好”“用户导向”“用户至上”“用户偏好”“用户期望”“用户帮助”“用户”“用户调查”“用户反馈”“用户分析”“用户管理”“用户互动”“主动服务”“被动服务”等。信息技术部分借鉴如“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简称RFID)“可视化技术”“互操作性”“语义网”“简易信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简称RSS)等。

情报学术语研究是指收集、处理和传播情报学术语的全部活动，通过分析各种情报学文献，收集情报学术语，而后对术语进行分析和分类，最终形成情报学术语体系网络并加以传播。情报学术语分析应按下列步骤逐步展开：(1)收集文献；(2)建立情报学体系框架；(3)收集术语；(4)术语处理；(5)根据单个术语的分析，调整情报学术语的整体结构，形成情报学术语体系；(6)通过各种传播工具，传播和推广研究成果。其中，术语的研究包括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术语的横向研究就是研究术语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就是在术语环境中研究术语；术语的纵向研究是研究术语的词源、成为情报学术语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进人情报学术语后的内涵和外延变化及其现实意义。

情报学名词术语的确切定名，应由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范围大小)来决定。情报学术语体系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它需要集体的力量。本文以“信息”“情报”“情报学”这些基本术语为例，以文献调查的形式进行内容综述，以引起关注，达成共识。

二CNKI数据库检索结果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从两个途径进行检索。第一从主题词检索，第二从来源出版物检索。

1，主题词检索

当检索词为“情报学术语”时，检索结果为7篇文献。当检索词为“情报术语”时，检索结果为21篇，但有几篇与前一个检索词的检索结果重复，另外几篇参考意义不大，主要侧重于“情报术语荟萃”“军事情报术语自动抽取”等或一些概念浅谈。当检索词为“信息术语”时，检索到54篇文章，内容多是关于农业信息术语、地理信息术语、医学信息术语、环境信息术语的，或者是关于某些具体专业信息术语库的系统建设、词表或标准问题，侧重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其中有一篇是比较相关的会议报导，介绍1991年11月12－14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届信息术语学术研讨会，议题是“术语在专业领域中的作用”。最后，经过去重筛选，得到8篇相关论文(见表1)。

(2)来源出版物检索

笔者选择了两个与术语研究比较相关的来源出版物进行检索：《中国科技术语》与《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中国科技术语》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的部级学术期刊。该刊以开展术语及术语学的研究与应用、促进和推动术语学科建设、中文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为宗旨，介绍国内外术语理论研究成果，公布规范科技名词，试用科技新词，组织重点难点科技名词的定名讨论，探究科技术语的历史文化内涵，报道科技名词规范工作动态。《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管、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部级综合性刊物。该刊辟有术语学研究、术语标准化、专业领域术语标准化、科技新术语探讨、语言学理论与研究、自然语言处理、语言信息处理、语料库研究、少数民族术语、民族语言理论与研究、术语数据库、信息技术、计算语言学、计算机应用、教育与培训、国内外工作动态与学术动向等栏目。

来源出版物检索途径分两个步骤：一次检索的字段为文献出版来源，二次检索的字段为主题词。当文献出版来源检索词为“中国科技术语”时，共有记录659条，但当以“情报学”为主题词进行二次检索时，却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检索结果，再尝试分别以“情报”“信息”为主题词进行二次检索，仍然是同样的检索结果。当以“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为检索词进行文献出版来源检索时，则检索到5篇相关文献(见表2)。这说明关于情报学术语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而不是《中国科技术语》。

对检索结果进行文献阅读与筛选之后发现，比较相关的文献主要是由姚健、沈固朝、丘东江、藏兰、周智佑、刘新文、王洪林这七位作者所撰写，发表时间分布在1988年到2009年之间，2009年以来没有检索到相关文献，说明近两年人们较少关注和研究情报学术语这一专题。发表期刊以《术语标准

化与信息技术》为主，另外几种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也有相关论文刊发，如《情报资料工作》《情报杂志》《情报学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等。同时，这一检索结果也侧面反映出情报学术语研究文献在《中国科技术语》上的缺失，情报学界对本学科的术语规范化研究还不够重视，也反映出他们对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了解不足与宣传不力。

三文献内容综述

除了用CNKI数据库检索，笔者又通过其他信息收集途径获取到一些相关资料。本文将这些文献中的内容进行归纳，并从学者观点、文献考证、各国情报界、改名历程几个方面分别阐述。

1，学者观点

1986年，符福先生指出：

如在信息活动中再用“情报”这一概念，在其内涵上已不适应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国家科委将“情报”扩展为“信息”，不仅在其概念上与整个信息工作保持一致，与国际术语系统更为接近，……也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与自身建设。

1988年，杨晓临先生则认为：

当我们要用英语同时表达“信息”与“情报”两个概念也是不可能的。汉语“信息”和“情报”本是同一个概念，他们的划分完全是人为的，是历史造成的。可以将统一的信息概念定义为：“客观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传递，能够反映出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内容。”……这样做有利于消除目前各种文献中“信息”“情报”语词应用十分混乱的状况。……另外，统一“信息”概念也便于我们对外交流活动的进行。……从长远的眼光看。使用“信息”一词更为明智一些。但是，“情报”一词的发祥地――军事情报部门仍然可以保持其原有名称。这是因为“情报”一词始终保留着带有某种机密内容的含义，而且在军事方面，情报部门用的是另一个“情报”(intelligence)。

1996年，李金荣先生提出：

关于“信息”与“情报”、information、intelligence的争论无法做到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方法不可能找到，任何探讨都会陷入难以自拔的自相矛盾之中。……information一词二用的混乱应该清除，in－formation只能译作“信息”，intelligence只能译作“情报”，以免概念上纠缠不清使大家有一个可共理解与遵循的一致规范。……加强“信息学”学科理论建设，多年来我国学术界由于重点在于“情报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在对外交流中，只能用“情报学”对应“information science”，矛盾越积越多，自己都感到无所适从，造成了人言人殊的局面。如果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名副其实的“信息学”理论体系，局面将会改观。

1999年，孟广均、徐引篪等先生指出了情报、情报科学与冷战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认为情报具有四大特点：①(情报)是冲突、对抗乃至竞争的产物；②情报一般不具有共享性或者说共享范围非常小；③情报是为决策服务的，情报服务不面向一般公众，面向公众的乃是信息服务；④情报是情报工作者智慧的结晶，其附加值远远高于一般的信息，其生成周期又大多短于一般的信息。并认为：“上述几层含义统合起来就构成了情报的本来面貌，无论情报的概念怎样变化，都不应偏离这个范围，否则就不是情报，也不是情报科学。”

2009年，沈固朝撰文指出：

情报和信息含义不同，使用上也不是可以互相替代或随意混用的，它们的产生、传递和使用往往具有本质的区别。情报是冲突或是竞争的产物，在对抗双方利益冲突的关系中不具备共享性，是“检索”不到的，其传播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和定向性，使用对象一般局限于特定决策主体，具有一定的指向性；而信息的生命恰恰就在于其共享性、公开性、由信源向信宿传递的主动性、全向性和多用性。

刘新文撰文指出：

概念与认识上的模糊，导致学科基本术语的混用与混乱，就必然影响学科的发展。严格地以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作为对应的语词进行比较，并与我国的社会生活、人民的心理和本身的科学实践等实际相联系，我们的情报概念就会大大地减少，信息的概念与理论就会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情报学及其事业就不会继续被定格在所谓的情报系统，而应该在信息、文化系统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2，文献考证

从国外词典考证，《牛津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词典》解释“information”的本义是：something told(被告知之事)，news(新闻消息)or knowledge(或知识)。用信息论的观点来分析，将上述对象统称为“信息”是合理的，这里没有“情报”的意思。1988年问世的《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在语文和翻译界声誉极高，该词典对“information”的解释是：knowledge information，即中文的消息、资料之意，也无中文“情报”的意思。《哈罗德图书馆业务词汇》是英国出版的一种图书馆学专业权威性词典，该词典解释“information”是“记录在载体上、可理解、能传递的数据集”。实际上指的是文献信息，也无我们所说的情报概念。

中文情报学术语是隐性化日文术语(参见日文情报科学术语与中文情报学术语对照附表)。日文中情报这两个汉字产生于19世纪末。日本军医森鸥于1884－1888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翻译了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该书日文版于1903年10月正式出版。《战争论》第6章“Nachrichten im Kriege”，森鸥将其译为“战争之情报”，从而创造了“情报”这个词。德文中“nachricht”一词，原有消息、通信的意义，该书英文版译为“information”，但该词在涉及国家安全等场合下有“intelligence”的意义。而在1902年出版的一本《英和军语辞典》上，情报一词首次作为“intel－ligence”的译语出现，可见情报在日文中最初是一个军事术语，它的早期英文译名应为“intelli－gence”。日本文化名人福泽谕吉引进欧美文明时用假名研究了英文“information”这个概念，1921年出版的《大英和辞典》上“information”首次和情报这个词联系起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上田修一认为，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情报已正式成为"infor－mation”的译名。然而直到今天，日文中的“情报”仍同时具有英文中“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双重含义，而这种双重含义则有力地支持了情报研究活动在整个科技经济情报工作中的合法性。

早在近2000年前陈寿的《三国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诸葛路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王子节俭期曰：‘正楼欲来，信息甚大。’”这里“信息”主要是指“消息”的意思，可见，“信息”一词是我国固有的，在我国“信息”一词比“情报”一词的词源要深厚得多。

195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郑易里编著的《英

华大辞典》，首次将英文“information”与汉语“情报”对应起来，这种影响波及到了整个情报学界。1965年以后，在一批出版物中汉语“情报”演变为双义词，既带有机密性质，又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告。在197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中，对“information”一词也有“情报、消息、信息等”的多义解释。

可见，1965年之前所有辞书中的“情报”一词释义都是单义，即使是1965年之后，《现代汉语词典》依然一直坚持单义解释，坚持“情报”是“关于某种情况的消息和报告，多带机密性质”。在1965年之后，一些辞书中对“情报”的释义增加了新义，然而这一新义实是“信息”意义的误解，“情报”一词事实上仍为单义词。如《辞海》的第二释义称情报“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通报，如科技情报”。然而，这一意义上的“情报”只不过是“信息”的同义词，而不是独立的新概念。同一版《辞海》称“信息是对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道”，这一定义与前面的“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通报”并无本质区别，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而已。英语、日语中都是用一个词来表述这些概念，而汉语中却是用的“情报”“信息”两个词。1992年国家科委(1998年改名为科学技术部)决定将“科技情报”中的“情报”改为“信息”，这一决定恢复了“情报”一词本来的单义性质。

3，各国情报界

在美国情报界(intelligence community)，“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关系基本上与中文的“信息”与“情报”的关系相同。F，W，兰开斯特(F，w，Lancaster)在他所著的《走向无纸信息系统》一书的第三章介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实现情报无纸系统的内情。CIA每天处理200多万份电报(messages)、报告(reports)等原始材料(rawmaterials)。按照兰开斯特的称法，这些原始材料叫“信息源”(information sources)。根据“情报需求”(intelligence interest)，机助分发系统和工人分发员每日将收到的材料分门别类分发给不同的办公室和个人，各个办公室和个人收到的材料是各自承担任务所需的信息，叫“原始情报”(raw intelligence)或“情报信息”(intelligence information)，也就是生产“情报”直接用的“信息”。然后，由情报分析员(intelligence analyst)进行分析研究，与CIA情报信息库(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database)和其他情报单位数据库中的有关信息对比，提炼出情报成品(intelligence product)，即撰写情报通报上的报导、特别备忘录、简讯以及结论性的报告等。用后的情报成品，输人数据库备用，又演变成以后生产情报用的情报信息。从这个情报生产过程中可以看出“情报”(intelligence)是由“信息”(information)提炼出来的，是对各种有关信息进行深度加工的结果，而信息只是供加工(研究)的原料。同一个事实，作为情报生产全过程的分析加工对象时，英文称“information”，即“信息”；作为分析加工的结果，则称“intelligence”，即“情报”。作为某一情报生产过程的产品，对这一生产过程而言，是“intelli－gence”(情报)，而作为其他或下一次情报生产过程的参考资料，对其他或下一次情报生产过程而言，又是新的情报需求的加工对象，又成了“informa－tion”(信息)了。只有明确“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联系与根本区别，才可能将“信息、知识、情报”译成“information、knowledge、intelligence”，将“intelligence information”译成科学的中文术语“情报信息”。

日文汉字“情报”是个多义词，它既可表达中文的信息概念，又可表达中文的情报概念。但是，在同一学科中或者说在同一语境下，它也是不可能同时表达这两层含义的。否则，也必将引起概念混乱。日文为避免这一现象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则不用汉字“情报”来表达，而改用外来语フンテリじェンス和ワンワォソ－ション两个词来分别表达“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日文汉字“情报”在日文中能作为多义词而存在并无不妥。在日本的概念中，原始的资料、数据和各种其他信息还不是情报，只有经过了分析加工才能成为支持决策的“intelligence”，即“情报”。因而在日本的科技经济情报工作中，情报的分析加工即情报研究是极其重要而又顺理成章的一环，这一过程被称作“intelligence化”。

最近若干年，随着我国对英文“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信息社会概念的导入、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单纯的情报概念的使用范围无疑在逐步变小，主要是在传统的军事情报部门和有关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调查、研究部门，而即使在这些部门与领域，使用情报概念也是有限的、不公开的。但是，在图书馆或文献工作领域却是公开地大规模地使用着情报这个概念，如“图书情报工作”“情报咨询室”等。但这里情报的秘密性质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其服务对象是开放的，服务宗旨是最大范围传播的。我国的各种媒体都非常慎用“情报”二字，很少出现大量使用“情报”的情况，仅仅在报道相关案件时，才有限地使用诸如“根据情报，抓获了某某犯罪嫌疑人”这样的字句。因此，今天的情报概念，仅仅是图书情报行业的专门用语，尽管在图书情报领域得到了一定应用，却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包括没有得到读者的承认)，也没有得到我国各种媒体的承认。当我们自称为情报人员时，却被外界戏称为“资料管理员”――国内外很多情报研究机构是将简单的资料信息整理工作排除在外的。可喜的是，我国情报界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试图将情报分析工作与普通的资料信息工作相区别。在编写《图书馆学情报学名词术语》的过程中，很多专家建议将“情报分析与研究”提升为一级类目，下设“情报分析”“竞争情报”“信息计量”二级类目，认为这才是情报学的核心内容与发展趋势。

4，改名历程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著名的化学家、留美院士袁翰青曾经说过：“1955年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对于用不用‘情报’这个名词，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认为用‘情报’，可能引起误解，使人感觉到这个词有神秘性，所以主张不用‘情报’，而用‘文献’这两个字。”据周智佑先生说，在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建议下使用了“情报”这个词。1956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成立时，就被命名为中国科学院情

报研究所，1958年改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周智佑先生是一个对于术语、命名比较感兴趣的研究人员，1981－1997年间曾负责主持情报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专业术语分委员会工作。他认为郭沫若先生早期常年在日本，到抗日战争初期才回国，而留美院士钱伟长则主张把情报所、情报站、情报部等等中的情报改成信息，以免与谍报混淆。也许留日的学者可能会习惯于日文汉字“情报”，而留美的学者则把“information”术语的本义理解得透彻一些。

1990年5月，在我国科技情报政策专家咨询会议上，有人建议将“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1992年10月，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并随之将“科技情报司”改为“科技信息司”，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英文名称仍为Institute of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同年同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文献情报中心”改为“文献信息中心”。在此影响下，一些研究机构、学校(院、系)等纷纷改名，许多过去用“情报”的地方，如情报研究、情报机构、情报研究所、情报中心等，也很快改换成“信息”。

当然，也有一些没有改名的情况，如《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知识》《情报资料工作》《图书与情报》《大学图书情报学刊》等两栖性的刊物，几乎都没有改名。但是，这些刊物的外文名称中仍然有“information”这个词。如果它们能够改名，对于推动我国对英语“information”的认识，对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应该是有益的，不改名的原因也许是为注重其品牌效应。另外，有部分高校还设有“情报学”专业博士点。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现在也没有改名，而且组织编写了《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2010年7月出版)。周智佑先生说：“情报学作为信息学的子学科，可以存在下去，但是规模应当限制在一定范围里，不能任意扩大，如果几乎囊括以至超过信息学，那就失当了。”可喜的是，武汉大学等很多高校都已将“图书情报学院(系)”改为“信息管理学院(系)”，且已经在招收“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博士，逐渐将情报学与信息资源管理课程交叉融合。

四结论与思考

1，充分讨论，达成共识

从前文所做的文献检索结果可以看出，能够直接检索出的相关文献与作者太少，活跃作者只有来自于南京财经大学的姚健，少有情报学界大家与学术权威就此公开发表意见。实际上，将使用了几十年的学科用语改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们在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中，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术语，术语的使用非常普遍与灵活。但正因为术语使用习惯很容易形成，才要以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忠于历史和事实，巩固已有成果，充分讨论，继续推进，以科学的精神促进学科的发展。

周有光先生是长期关心全国科技名词委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的语言学家，他曾说：“译名不易，定名更难。汉字需要先明确概念，再定名，要尊重大众的语言习惯。因而汉语科技名词规范统一的难度特别大，可以说是‘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其他几位科技名词审定专家们也都表达了对科技名词规范化的严谨态度与务实精神。第二届冶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翁宇庆院士认为，交流需要共同语言，规范的科技名词就是这样一种特殊语言。第一届自然科学史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席泽宗院士认为“名词工作无止境”。全国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三届与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院士认为：“名词审定需要权威专家的智慧、号召力、影响力来发挥作用。”化学专家王夔院士说：“每一个关于名词的不同意见的背后都是科学问题。”天文学家李竞研究员说：“每一个名词的审定，都是一个故事。”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高俊院士认为：“一套选得非常好的名词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成系统的，它让本学科的同行在交流上有共同的语言，看到学科发展的趋势，也可以让不太熟悉本学科的人看到名词就能建立起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一个学科在与新技术融合后，会涌现大量的新概念、新名词，需要名词审定工作持续不断地开展下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编辑出版了《术语政策指南》，该指南在总结部分指出：

实施开放、务实的、相互配合与合作的工作方式。……制定和实施一项术语政策是一项需要有很多人和机构支持的活动。即使一项倡议是由一些关键的利益方开始启动，所涉及的范围也应该扩大，把所有重要的受益者和决策者吸收进来，而且他们应该尽可能早地参与工作过程。……引入协作工作的方法，语言学家、术语学家和领域专家在各委员会中一起工作，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知识和经验宝库，包括领域知识(理性知识)、语言学知识(通有的和语言专业的)、术语知识(消除这两个领域间隔阂的工作方法)。

国际上学科术语政策指南及国内其他学科名词术语专家的经验之谈，都可以给“情报学”学科的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以很好的启示。

2，以名词术语规范化为契机，采取果断措施

面对情报学术语使用的长期不规范现象，应当采取较为果断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情报信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不要再争论了，只要对于概念内容弄清了，这样命名或那样命名都没有多大关系。因此在改名热潮过去以后，这么多年来，解决问题的进展较少。但正如周智佑先生所说：“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是时候了，应当采取比较果断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学科术语的规范修正，越早越好，越拖越就难以收拾。有一些问题的解决仅仅靠内力是不够的，还要借助于外力。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一些全国知名的权威组织与机构，都可以在其中做些工作，局面也将会大有改观。

以此为契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应采取果断措施，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引导情报学界和业界向一个理想的目标前进，做到概念与术语相对应，使人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明确学科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值得鼓舞的是，术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我国兴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图书馆学情报学分会正在组织全国专家进行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工作；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课题组召开了多次名词审定专家研讨会，经过充分讨论，在很多方面达成共识。比如课题组在专家讨论会上提出，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中统一用“××信息”，同时在注释中说明曾称“××情报”或又称“××情报”；对于至今仍在使用的固定用语，如“竞争情报”，则作为规范化术语收录，这些意见得到了名词审定专家的一致认可。

3，重视情报学术语的翻译工作与人才培养

“从术语和专用语言的角度讲不十分发达的语言，在教育和培训、信息获取、工作交流中不被使用的语言，使用它们作母语的人往往具有劣势。”因此，从国外传播引进而来的学科术语，一定要在

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本地化，翻译成本国语言，才不至于在国际学术交流中陷入劣势。在科技语篇的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尤为重要，译得是否正确恰当，对译文的质量，从而也对语言交际的成功与否影响极大。随着术语的数量与使用频率迅速增加，一方面术语翻译的需求日益增大，而另一方面能够胜任术语翻译工作的译员数量却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因而，常常出现一些术语的错误翻译，严重影响到国际学术交流或某些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时还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困扰。为了能够适应术语翻译的要求，提高术语翻译的质量水平，广大翻译工作者迫切需要学习术语学知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便已经在一些国家发展起来，随后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和仿效。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就是针对术语翻译实践所涉及的各种工作而进行的教育，其教育对象包括将要及已经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教学内容囊括术语学的基础理论、工作方法、术语的系统开发与管理，以及术语库的构建、管理与使用等方面的知识。其目的在于提高口、笔译人员的术语翻译质量和工作效率，可以产生极大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情报学学科术语也存在翻译不当问题，且已经影响到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这种学科术语的翻译与人才培养工作对情报学来说尤其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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