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区划；区域系统；应用

几乎每一种农作物都有某些特定的对自然条件的选择习性 ，根据作物特有的习性来进行农业生产分区，无疑是最经济、最科学的农业生产区划分的依据。农业资源的自然属性，最客观反映了农业区划的自 然属性。农业资源特征 ，既是作物分区特征与依据 ，也是农业区划的依据。另外 ，农产品的一些生产与销售特征 ，也反映出对农业区划的明显依附关系。首先 ，农产品生产的滞后性 ，使得农产品生产难以与瞬息万变的市场融合。其次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动植物 ，它既受生物规律控 制 ，又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和自然条件的制约 ，预期收益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再次 ，农产品多属于供、求弹 性系数 < 1 的商品 ，其中一些用途又属派生需求 ，产品销售活动范围小。上述农产品的这些生产与销售特性说明 ：农产品生产应该反映依存农业区划的自然和经济属性 ，以减少农业生产风险损失。

一 、面对经济全球化农业区划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贸易全球化 ，随着贸易全球化进展的加速 ，我国未来的农产品市场将主要是国际市 场 ，特别是我国于 2001 年 11 月 10 日加入 W TO 后 ，随着农产品关税的不断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取 消 ，国外低成本、高科技农产品将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威胁 ，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将更 加激烈。面对新的经济形势 ，重新审视农业区划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经济全球化 ，促进了农业资源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 ，进而实现农业资源最优配置。贸易全球化的特 点是 ：（1）农产品销售影响半径扩大 ，跨国经济活动与农产品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得以形成。（2）农产品市场相互依存关系密切 ，受国际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程度加深 ，力度增强。（3）国外农产品对中国农产品市 场冲击的品种及范围扩大 ，风险增大 ，对农产品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基于上述特点 ，我国农业生产必须 依据国家宏观决策和区域特点 ，进行农业区划 ，避免无序竞争 ，减少风险 ，增强竞争能力。运用比较优势理论 ，进行合理区域分工 ，发展优势产品。运用“比较优势”原则 ，获取贸易利益 ，同 样也适于农产品生产原则。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力资源 ，加强合理区域分工 ，增加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 ；增加有竞争优势的作物生产 ，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产值 ，增强竞争优势。例如减少粮食作物的生产 ，增 加花卉、蔬菜等有竞争优势的作物生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减少粮食作物生产 ，进口部分粮食补充缺 口 ，势必引起国际市场粮价波动 ，根据国际市场粮价波动情况 ，再调整国内粮食作物产量 ，以实现新的平 衡 ， 这样才能使我国农产品生产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 ，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要实现这一目标 ，若不在国家宏观现决策指导下 ，进行合理的农业生产区域分工 ，是无法完成的。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 ，农业生产沿用资源导向的生产决策 ，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 ，主要因为 ： （1）市场机制复杂程度大为提高 ；（2）农产品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频度加大 ；（3）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 与数量 （品种与供应量）要求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由资源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科技导向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进行合理的农业区域分工 ，更显得重要 ，否则必然出现无序竞争 ，反而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风险 ，削弱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 、农业区划在农业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应用

农业区域创新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区划是农业区域创新的基础。

（一）农业区划使不同区域农业创新协调发展

由于不同区域之间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及其他因素的差异 ，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创新水平的 差异 ，通过农业区划 ，划分若干水平高低不同的区域 ，进而可以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发达地区成功经验 ， 引进先进技术 ，利用低廉的劳动力 ，生产出优质价廉商品 ，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 ，实现 “跳跃式发展战 略”，避免跟随先进国家或地区之后亦步亦趋的缓慢发展方式 ，以较快的速度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或地区。

（二）农业区划推动区域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农业区划使各创新区 ，根据各区的特点 ，加快创新扩散 ，加速区域农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1）农业 区划可使各区根据自身的特点 ，调整产业结构 ，增强创新意识 ，推出新兴产业的同时 ，传统产业也可引进 新技术、新工艺 ，促进传统产业更新面貌 ，或创造更新的产品 ，使整个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在新技 术的基础上 ，并赋予农业产业结构新的内涵。（2）农业区划可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社会需求更好的结合 起来 ，创造更适合区域特征与社会需求的产品 ，提高产品竞争优势。（ 3）农业区划是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农产品创新的必然途径。

（三）农业区划有助于建立不同的创新模式

由于区域资源 ，创新能力、创新效率、区域经济基础、区域文化及农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方 面的差异 ，决定了农业区域创新系统差异 ，决定了不同农业区域 ，构建不同的创新模式 ，不同的创新区 域 ，如新品种培育推广基地 ，出口产品生产基地 ，大、中城市蔬菜果林生产种植基地 ，粮食作物供应基 地 ，油料作物及畜产品、水产品生产基地等。

（四）农业区划是推动农业区域创新核心优势形成的重要途径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农业；信息化；支农资金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039-02

一、农业信息化

（一）农业信息化

农业信息化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泛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发展到某一特定过程的概念描述。中国关于农业信息化含义的认识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多数学者认为，农业信息化就是农业全过程的信息化。

农业信息化将改变中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过程的盲目性，促进农业经济协调发展；加速农民增收的进程；促进中国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科研成果的迅速推广和普及，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使中国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农业信息化还可以促进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业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发展

邓培军、陈一智的《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得出结论：农业信息化水平对增加农业生产总值具有正向影响。其相关系数为0.733，说明农业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 %，农业生产总值将提高0.733 %。农业信息化指数每提高1 %，农业投资资金投入、农村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0.1318%、0.157%、0.469%、0.096%。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资本投入、农村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农业信息化却是促其发生质变的重要因素[1]。

（三）农业信息化的现状

中国农业信息化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诸多问题。如：农产品市场信息不畅通，群众信息利用能力较差，信息观念淡薄，缺乏高素质的信息服务人才农业信息化服务建设滞后于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需求等等。

（四）加强农业信息化的策略

1.提供多样型信息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类型应多样化，如文献信息，数据库检索，及时传递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和各种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信息；对网络资源进行分类、主题标引及多层次描述，建立各种索引，为三农用户提供优质、快速的信息咨询、网上导航和专题检索等服务。及时更新，农业专题数据库建成后，最重要的是数据更新，才能保证它的可用性、连续性和竞争力，数据库才有活力。

2.加强农业信息人才培训。加强农业信息人才培训，人才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农业信息是一种知识密集型行业，人才尤为重要，需要有一支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素质队伍，加强三农用户的网络信息素质教育。目前虽然农村用户对信息有较强需求，但是中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意识薄弱，接受信息能力不强，农业信息化应从提高用户的网络信息检索技能人手，借助现代视听设备或网络设备对农村用户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3.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在今天信息就是生产力。农业与农村信息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区域信息站要借助于现代化传输媒介，实行远程信息服务，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拉近农业技术、农业信息与农民的距离，在农业生产与需求之间搭建起一座新桥梁，帮助农民跨越“数字鸿沟”实现农业新的跨越。

由浙江师范大学承担的主要研究领域及所取得的成果有，作物优异基因的发掘：开展作物优异基因的遗传分析、定位、克隆等相关研究；通过自主克隆或横向合作获得并利用有价值的功能基因。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SCI收录20余篇 [2]。这些新技术成果需要通过农村信息化，及时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转变为真正的生产力。

4.为政府农业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农业信息化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的信息调研和信息决策，为行政决策部门提供全局性、方向性、预测性的综合信息和可供选择的方案。

此外，农业信息数据库应逐步加大农业数字化资源比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有计划、有目的满足 三农用户的网络信息需求。

二、农业信息化与支农资金

支农资金是政府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而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给予的政策倾斜和优惠。

中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从惠农政策颁布以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一）利用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发展农业数据库建设

农业信息化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内容是以反映当地各类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产品供求信息为主；政府投入这部分支农资金支持农业信息资源建设，加大投入农业信息化建设，制定有效的政策和实施办法，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更好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农业信息化为支农资金整合高效利用导航

农业信息化帮助政府为支农资金的整合高效利用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为合理调整和优化支农资金支出结构提供依据，为整合支农资金提供导向。改变支农资金不同渠道的政府支农投入重复、交叉，支农资金支出科目设置不够科学现象，力求支农资金投资效益最大化。让财政支农资金的安排真正体现出对三农的倾斜，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其由分散式的项目建设转变为集中的产业建设，把地域性优势农业与延伸发展产业链衔接起来，推进规模农业，从广泛性扶持向择优集中扶持方向发展，发挥支农资金的导向作用，实现规模效益。

三、农业信息化与农业区域经济发展

（一）农业区域经济现状与发展趋势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著名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根据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培育出农业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使之产生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效应，带动其他相关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农业区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农业区域经济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区域中的工业未能有效地支援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农业区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不高，还有农业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依然存在。农业区域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农业区域经济应把培育支柱产业、培育专业市场与实施“走出去”战略紧密结合起来，顺应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和开放型经济的思路来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要提高农业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推动产业集群，培育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创造农业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随着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农业区域将是生产生活资料和加工最理想的环境和基地，农业区域的经济质量、环境质量、人口质量和生活质量将全面提高，因此，创造最佳投资环境和最佳人居环境，将是农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必须以现代化眼光来总揽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2]。

（二）农业信息化在促进农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农业信息化为农业区域经济提供特色数据信息支持。农业信息化要积极推进地方特色数据库建设为农业区域经济发展导航。由于农业地方文献具备鲜明的区域性特色，农业信息化特色数据库应根据当地的地域状况、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立足当地农业发展的特点。如农作物品种数据库，畜禽养殖、蔬菜种植、农业商情等数据库，并提供上网服务，以便更好地为政府宏观决策、农民生产及农技人员的技术推广服务。

2.为特色农业区域经济产品提供推广平台。如浙江省有平原、丘陵、山地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地类型多样决定其农产品类型多，品种丰富，可向旅游者提供当地农副产品多样，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省内农村观光资源类型多样，有乌镇、南浔、西塘等江南水乡古镇 [3]；区域信息站可以利用自身网络平台推广特色农业旅游产品及其他农业区域经济产品，以此带动相关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

3.为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湖南师范大学王爽英等的《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湖南省农业区域经济评价及发展方向》：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研究单元……借助DIS数据处理系统，提取出代表各市州的农业发展现状的3个主成分，在此基础上得到各地州市的综合得分，据此将各地州市分为农业核心区、农业优势发展区、农业综合发展区和农业生态发展区，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4]。这样的信息应依赖农业信息化及时反馈给农业决策部门，为农业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地方农业信息数据库建设要做好地区农业基础资料的调查与分析工作，正确确定区域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规模、部门结构及作物结构；为区域农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的转型升级作出一定贡献。

4.为龙头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农业信息化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生长区为基础，为区域经济选择开发潜力大、后续产业链长的产品为重点，确立主导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建基地。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农业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由兼业经营向专业经营过渡，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聚集和扩散能力。

四、结语

中国农业经济要积极适应世界经济的需要，谋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对接点，寻找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立足点，全力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争得一定份额。要想实现这洋的目标，都离不开信息支持，因此农业信息化对支农资金的整合高效利用与农业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培军，陈一智.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4)：338-340.

[2]吉宏，杨太康，龙瑜.中国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策略[J].统计与决策，2005，(15)：50- 51.

[3]李植斌.浙江省观光农业的发展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68-71.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城郊农业”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为了缓解当时城市居民农副产品供给的不足。“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不在于其发展程度的差异，而是其所依附城市规模的大小不同。“城郊农业”的提法更为贴切和全面。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依赖于其所依附城市经济的辐射和影响力，但对城郊农业边界的理论探讨尚待进一步深入，尤其在城郊农业区域的定量化研究方面。

关键词：城郊农业；争议问题；边界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2-0044-03

引言

从字面意思分析，“城郊农业”是从区域的角度定义一种特殊的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农业。这一类型农业的区域标志是在城市郊区，有其自身的特征、类型、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因此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我国城郊农业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但有关城郊农业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不少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第二，城郊农业的起源，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什么？第三，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应如何界定？第四，城郊农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休闲体验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对于这些争议，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忽视了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2）对国外城郊农业发展经验借鉴和理论学习方面，过多的学习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研究，而在当时的发展背景下，前苏联学者的经验和研究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更大，但国内学者对前苏联学者的研究重视不够；（3）对“城郊农业”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尚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是：第一，通过对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的回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指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主要区别与联系；第二，对城郊农业的起源，提出了本文的观点；第三，对城郊农业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 毕业论文

一、城郊农业与都市农业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是比城郊农业更高水平的农业（陈龙庭，1998；干经天，2002；刘恒茂，2004；于静涛，2005；薛艳杰、吴永兴，2007）。陈龙庭认为，“都市农业有别于城郊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于静涛对“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城郊型农业”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城郊农业在发展中走“开放性农业”和“创汇型农业”的历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城郊农业发展面临的六个动态变异和四大矛盾。这些描述比较符合现实城郊农业的境况。在对“都市农业”的分析中，于先生指出“都市农业”是由上海学者提出的，并指出其依据是“因为上海是大都市，所以其农业必然是都市型农业”，认为都市型农业是比城郊型更高级别、发展程度更高的农业，并从要素、生产、供给、主体、规模、市场、竞争力和效益八个方面对都市型农业和城郊型农业进行区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异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位于大中城市与传统农区的结合部，既有受到市区经济辐射的优势，又受到被市区吞噬的压力，城乡关系比较密切（赵树枫、张强，1998；方志权、吴方卫，2001）。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笔者认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从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这一类型的农业所依附的城市规模的大小，若所依附的城市是都会城市，则被称为“都市农业”，若所依附的城市为中小城镇，则被称为“城郊农业”。因为大城市较强的带动和辐射能力，其周围的农区率先发展起来，因此，“都市农业”的提法比“城郊农业”更为普遍。 但是，笔者认为，采用“城郊农业”的概念，可能更符合我国实际。

（一）“都市”和“城市”的异同

根据余菊生等人（1998）的研究，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最先起源于日本。“都市农业”一词最早出现于1930年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日本学者青鹿四郎是这样定义都市农业的：“是指分布在都市工商业区、住宅区等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即在这些区域内的农业组织依附于都市经济，直接受都市经济势力的影响。主要经营奶、鸡、鱼、温室、观赏植物、鲜菜、果树等生产，专业化生产程度较高，同时又包括稻、麦、畜牧、水产等的复合经营。都市农业的范围一般是都市面积的2—3倍，集约化生产程度很高”。该文献还指出：在日语里，“城市”被写成“都市”，“城市农业”也相应地被写成“都市农业”。但，“城市”和“都市”一词在汉语语境里是有区别的，从内涵分析，“城市”包含“都市”，“都市”是大的城市。 作文 /zuowen/

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正式提出了“urban agriculture”的概念。并指出：“urban agriculture”是一个地域经济概念，是指位于城市内部各种间隙地，或位于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很高或快速城市化的都市区域内，紧密依托城市并服务于城市，集约经营，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明显的“城市性”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urban”翻译成中文，既可以翻译为“都市的”，也可以翻译为“城市的”。“都市”、“都会”另一个准确的英文词汇是“metropolis”。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持续从事城郊农业的研究。2005年3月、2008年商务印书馆先后翻译出版了它们的两部著作《增长的城市 成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和《养育更美好的城市-都市农业推进可持续发展》，从这两本书引用的文献和该中心的主页上可查阅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其中一些英文名字为“town”的周边农区的发展，也被称为“urban agriculture”，而“town”在翻译为中文时，常被翻译成“小城镇”。而“town”周围的农区若被翻译为中文“都市农业”，无疑是不恰当的。 毕业论文

（二）从我国城郊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看，城郊农业的提法更为贴切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产品 地理标志 特征

近年来，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各地大力加强农业区域品牌建设。有关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目前，我国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以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和推广为主要手段的。据国家商标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5月份，我国国内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为171件，到了2010年12月31日，就达到了866件，增长4倍。在这些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中，90%以上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种类涉及水果、茶叶、家禽、水产品、药材等各个方面。这些地理标志的注册使用，对推进农业区域品牌建设，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许多地理标志商标存在一注了事、管理粗放、缺乏长远规划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运用和推广，真正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提升产品品质、推进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等功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因此，研究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的概念和特性，是科学运用和推广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基础，对实现农产品地理标志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概念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该农产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农产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目前我国已注册地理标志中，90%以上注册的是农产品地理标志。我国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主要是以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方式实现的。地理标志的产生就是为了保护那些有特色的地方产品，这些产品特色的形成多是源自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而农产品特色的形成也多是由于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因素和特殊工艺、传统技术和加工方法等人文因素的培育。可见，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于农产品特色的形成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只是地理标志中的一种类型，实践中也有许多不以地名为商标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也不仅仅使用在农产品之上，瓷器、丝绸、酒类产品也可以使用地理标志以区别来源。

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征与功能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大力推进地理标志的申请与注册，对原产地域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法律保护，对于推进和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加强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化，支持和促进农产品品牌战略都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但由于我国地理标志的历史较短，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研究大多从法律这一“传统视角”来研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因此，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探讨分析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虽以商标注册的形式，列入商标法的保护范围，但同一般的商品商标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性和功能。

1.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性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性主要体现在：

1.1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注册人是对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商品的特定品质具有监督能力的社团、协会、行业团体等组织。因此，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公共物品在市场运营中，最大的问题是效率问题。这就决定了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推广过程中，需要有稳定的公共投入。

1.2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人是符合一定条件履行相关手续的所有团体成员，是一个群体，其中的任一成员在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行为都会对其它成员产生效果。在经济学上，这种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效果的现象，称为“外部性”。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具有外部性。这一特性提醒我们，必然重视这种“外部性“对地理标志使用人维护标志利益的积极性影响，建立一种有效的权益维护和增进机制。

1.3农产品地理标志所标示的主要不是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商品的特别品质或信誉，而这些特别品质和信誉源于该产地的特殊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天然具有地域品牌的特性。这种天然特性，一方面为品牌创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对转变区域内的居民或企业对地理标志的认识，实现许可使用带来困难，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

1.4地理标志的使用如果缺乏有效管制措施，就会出现部分使用者向市场提供劣质产品，由于消费者难以在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之间做出判别，于是就倾向以较低价格去购买低质量产品，从而使高质量产品难以出售，从而产生“劣品驱逐优品”的现象，产生“柠檬市场”效应。这种特性决定了在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创建过程中，必然具有权威性的监管力量，严格许可条件，加强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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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功能

地理标志除具有以上特性外，还具有一些普通商品商标没有功能。

2.1可以有效提升品质

由于农产品地理标志要获得商标注册，必需对地理标志产品具备必要的质量检测能力和品质管理机制。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倒逼机，通过规范管理进一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

2.2可以克服农业经营的高度分散性

通过注册农产品地理标志，打造区域品牌，实行统一的品牌的设计制作和注册、产品包装的设计与制作、品牌形象的塑造及其推广、品牌的管理与维护等，可以克服我中国论文联盟

国农业经营中非专业化、规模小和高度分散的难题。

2.3可以提高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水平

注册农产品地理标志，打造区域品牌，有利于按照市场机制围绕某种商品生产，形成种养 、产供销、服务网络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体系，做到每个环节的专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使每一种产品都将原料、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制成最终产品，有利于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经济效益。中国论文联盟

参考文献：

[1]陈嫣:《农产品地理标志原理与实践探索》，中国农业科学院，2008.

[2]吴彬:《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世界农业，2008.3.

作者简介：程向明（1979- ）女，浙江农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广告创意、设计、品牌教学与研究。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规划背景；布局；交通规划

中图分类号： TU9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8-64-2

1 规划背景及综述

1.1 规划背景

环境保护是世界性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取得了世界各国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和适应全国环境保护形势，特别是农村环境保护形势的需要。

1.2 生态示范区类型

通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和探索，目前我国生态示范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生态农业型生态示范区；农工商一体化型生态示范区；生态旅游型生态示范区；乡镇工业型示范区；城市化的生态示范区；生态破坏型生态示范区。

1.3 规划综述

海陵北部生态示范区的打造、建立及经营，是综合性的生态示范区，必须基于现有特色资源，加以整合、修复、扩大再利用；以生态环境的建立和保护为基础，以适度开发利用为促进，通过生态湿地环境的建立来提升资源开发利用价值，通过开发效益来回馈生态环境建设，满足规划区生态、生产、生活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海陵北部生态示范区是海陵区探索城镇近郊地区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先行试点。

2 规划概况

规划位于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东至碧桂园、泰东河，西至卤汀河，南至新通扬运河，北至启扬高速、海陵区界，规划总用地面积为17.38平方公里。泰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历史遗存分布于海陵和兴化两地。基地位于海陵与兴化之间，与海陵主城仅一河之隔，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著名历史文化资源有渔行古村，重大节庆有大型庙会活动。海陵城北生态示范区域内水系发达，河道纵横，属苏中里下河沿海江滩湖洼平原的组成部分，是里下河地区著名的水乡，坑塘及水域面积约占规划区用地的26%。

在规划区北侧有启扬高速，从扬州到启东，贯穿江苏省东西，将规划区与长三角地区其它城市便捷联系起来。

3 发展功能与定位

3.1 功能定位

展示海陵“生态名城”的绿色载体，彰显“渔行文化”的城市名片，体验“水城慢生活”的旅游胜地，推广“现代农业”的典范。

3.2 功能导向

生态功能：以湿地涵养、生态保护、生态修复为主的，海陵区北部的生态安全防护屏障；旅游功能：依托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适度发展的，集水乡生活体验、生态湿地旅游、农业观光、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型休闲度假基地；文化功能：以泰州整体文化及渔行村文化为依托的“文化慢生活”体验区；农业功能：以设施农业、观光农业为主体，集现代高效农业、特色观光农业、观光林业等于一体的综合型农业示范基地，并作为泰州市重要的“菜篮子工程”配套产区。

3.3 发展引导

配合泰州发展趋势，依托海陵主城及主城区所倡导的“水乡慢生活”主题，与主城合二为一，建设成为海陵区水乡主题旅游的有机组成部分。

4 功能结构及用地布局

4.1 发展导向判断

规划区所处的城乡结合地区的特殊地理区位，促成了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导向：“南游、北农、西居、东林”，具体如下：

①南游。北部生态区通过整合渔行水村、丁冯村和唐甸村的优势特色资源，适度发展城市近郊水乡休闲旅游，融入主城区“以水为魂，打造梦里水乡慢生活”的旅游主题，并承接主城区旅游功能转移。②北农。在城北现代农业走廊规划中，已确定了本规划区作为农业大走廊的重要节点，依托已有的农业资源发展壮大，发展形成泰州市的菜篮子工程基地。③西居。规划区目前已基本完成了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将现状杂乱蔓延的农村居民点进行了整合归并，集中布局安置在海陵北路沿线，形成了西部集中带状的整体式规划格局。④东林。规划区东侧人口密度低，农村居民点少，不受各类建设用地及污染源的干扰，并具有一定的生态林地资源；是发展生态涵养林的理想区域，通过逐步关停沿河造船企业，实行生态复育行动，发展生态涵养林，加强整个规划区的水体生态涵养。

4.2 功能结构规划

规划形成“一轴连两心、一带串四片”功能格局。

①一轴连两心。一轴，即以东风北路为主轴的生态展示轴。两心，即水乡休闲中心和生态度假疗养中心。水乡休闲中心，位于宁启铁路以南、东风北路以西区域，依托渔行古村和丁冯水村，集乡村体验、水上娱乐为一体；生态度假疗养中心，位于宁启铁路以北、东风北路以东区域，结合规划生态湖设置，集滨水休闲、疗养度假等功能于一体。②一带串四片。一带，即生态缓冲带，沿宁启铁路两侧设置生态防护绿带。四片，生态农业片区，水乡休闲体验片区，生态涵养片区和生态复育片区。③三翼接四方。三翼，即西侧的卤汀河生态涵养通廊、南侧的新通扬运河生态涵养通廊和东侧的泰东河生态涵养通廊。四方，即北部的里下河湿地生态区、东北部的溱潼湿地生态区，以及东、西两个方向的城北生态大走廊。

4.3 用地布局

规划用地布局以片进行统筹安排。

4.3.1 宁启铁路以北、东风北路以西区域

在泰渔路以北设置大面积设施农业用地；在泰渔路以南、宁启铁路以北设置观光农业用地；在社道河以东、泰渔路以北设置标准化水产用地；结合城北新农村建设规划，在海陵北路设置条状村庄建设用地，并配备相应公建用地。

4.3.2 宁启铁路以南、东风北路以西区域

根据城北新农村建设规划，对片区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整合归并，同时考虑到“就地城镇”发展需求，在渔行村北侧、东风北路宁启铁路交叉口西南侧、站前路海陵北路东南侧设置商业用地，用于社区层面公建配套。在东风北路与盐河交叉口西南侧设置公园绿地和商业用地，主要用于生态旅游开发，打造水乡特色旅游的门户；在东风北路、站前路交叉口西南侧增设商业用地，主要用于花卉交易。

4.3.3 宁启铁路以北、东风北路以东区域

放大东北部水面规模，打造人工生态湖，并结合湖面增设旅游开发用地；结合城北新农村建设规划，保留东风北路、社道河交叉口东北区域及社道河、斜风河交叉口西南区域村庄建设用地。

4.3.4 宁启铁路以南、东风北路以东区域

结合当地经济条件及生态、产业发展需求，取缔盐河沿岸违章造船工业企业用地，保留盐河北侧苏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用地。

5 道路交通规划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交通系统，全面支撑生态区交通发展目标――“快速通达、有机互联、慢行体验”。

5.1 对外交通规划（快速通达）

规划区以现有路网为基础，形成以高速公路、快速路和城市道路为骨架的“三纵三横”方格网对外道路交通系统。

5.2 乡村道路规划（有机互联）

乡村道路具有三大服务主体：自身交通出行，产业发展需求和旅游交通需求。乡村道路规划宽度为7米。对各大功能板块（生态板块、旅游板块、农业板块等）进行有机串联，加强各大功能之间的便捷联系。

5.3 慢行交通规划（慢行体验）

5.3.1陆路慢行交通

规划结合乡村道路的设置，整合自行车慢行交通，划定自行车道，形成环生态区的陆路慢行交通系统。规划结合公交换乘枢纽和旅游设施的建设，沿途多处选点设置B+R非机动车租赁硬件设施，统一管理，便于游客就近租/还。

5.3.2 水路慢行交通

通过对河道水系的深度梳理，选取并打通部分水体条件较好的河道，结合旅游功能的布局，形成水路交通游线。

5.4 公共交通规划

5.4.1 公交首末站和换乘枢纽

东风北路和盐河交口区域西侧，是生态区休闲旅游主起点，客流集散量大。规划结合旅游功能的设置，在该区域建设1处公交首末站，并打造成为换乘枢纽，用以对接泰州主城往返的公交流和周边城市旅游客流。

5.4.2 公交线路

结合公交首末站的设置，规划设置2条双向环路的生态区内部公交路，串联生态区所有功能板块，实行本地居民公交出行与游客游览共用形式，根据季节性公交客流量弹性设置发车间隔时间。

6 生态功能区划及空间管制

6.1 区域生态体系构建

规划借助泰州市总规中确定的“清水维护通道”，将本规划区与城北地区其它生态群落连通融为一体，从大区域角度建立整个城北地区的“生态湿地体系框架”。

6.2 生态功能及空间管制区划

结合总体规划空间管制要求，将全区划分成3个生态功能管制分区和12个生态功能亚区。3个生态区包括：禁止区、限制区、宜建区。其中禁止区面积为625.48公顷，具体可分为：设施农业区228.69公顷，观光农业区铁路以北为限87.18公顷，卤汀河生态通廊37.29公顷，泰东河生态通廊13.19公顷，新通扬运河生态通廊43.19公顷，宁启铁路生态通廊61.86公顷，生态复育区154.08公顷。限制区占地面积395.19，分为：观光农业区铁路以南为限199.07公顷，生态涵养区196.12公顷。宜建区占地266.13公顷，分为：生态宜居区247.19公顷，生态经济发展区3.72公顷，生态旅游开发区15.22公顷。

①禁止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包括设施农业区、观光农业区（铁路以北）、卤汀河生态通廊、泰东河生态通廊、新通扬运河生态通廊、宁启铁路生态通廊、生态复育区7个生态分区，用地规模为625.48公顷，是景观及生态安全格局中的“根本”，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②限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包括观光农业区（铁路以南）、生态涵养区2个生态分区，用地规模为395.19公顷。该区域现状具备一定的生态基础，是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区域之一。各生态分区可适度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业和林业，禁止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建设，该区以生态资源建立与保护为主，在保障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有限度的开发利用。③适宜建设区。适宜建设区包括生态宜居区、绿色产业发展区、生态旅游开发区共三个生态分区，是城北生态区中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区域，亦是本规划区的主体经济产业区域。

7 结语

生态区的规划建设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工程，如何在生态修复和保护中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是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从一个具体案例出发为生态示范区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借鉴。

参 考 文 献

[1] 韩世华.关于城市规划档案管理工作发展与创新问题的思考[A].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决策论坛――政用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决策与信息杂志社、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5：1.

[2] 丁志伟，张改素，刘静玉.城市规划制图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以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为例[J].高师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供给日益丰富,局部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农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规模小而分散的“小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就暴露出诸如获取市场信息困难、市场议价能力弱、资本不足、技术推广缓慢、物流体系不畅等问题,农业的发展当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能否顺利的实现转型和跨越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日本、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通过对其农业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面对这种情况,农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出现集聚现象,其中某些还会逐步发展成为在一国市场内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主产地,这种主产地在直接生产成本、交易费用、销售渠道、组织程度、市场议价能力以及竞争手段与策略方面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并促成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国家放开蔬菜生产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也初步显现了集聚之势,如大蒜、黄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出现了竞争导致的集中和变动,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主产地在我国正快速形成,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已成必然趋势①。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趋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更科学地制定农产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进农民收益的增加,实现全国农产品生产的协调,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模式、规律进行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学者对农产品生产的集聚以及产地间竞争,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与认识,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制度。我国在农产品竞争力提升方面也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仍有很多困难。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诸项改革中,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几项矛盾最集中、情况最复杂的改革之一。导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艰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农产品竞争机制认识的不完全、不深入,调控措施不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哪些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影响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响的?这些方面在不同的产区应该是不同的。不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回答,就难以真正了解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在产区间的差异。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对参与竞争的主产地竞争力进行分析,那么对某一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对其进行全国平均数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对主产地的形成及其竞争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某一具体农产品的竞争力分析,才是有建设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活动的区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贯穿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着作《孤立国》中对农业区位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了视角和基础。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逐渐集中,部分农产品出现了在某一国内产量大、市场份额高、市场影响力强的若干主产地,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纷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发展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农产品产地间竞争也成为一个广泛涉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问题,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需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既需要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考察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空间位置与空间分布,还需要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出发,对其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找出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对与本文有关的诸领域研究进行总结与综述,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基础和借鉴。

(一)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而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即商品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布局。该理论的奠基者是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他在《孤立国》中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虑各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下,阐明了市场距离对农业生产集约程度和土地利用(农业)类型的影响,第一次确立了农业类型的区位存在着客观规律性及优势区位具有相对性等有关农业布局的重要概念。随后,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和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的共同点都在于着眼于成本最小、节省运费。但是这种设想的工农业布局模式却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图式,在实践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空间差异。特别是到了现代,农业中交通运输、罐头制造和冷冻技术迅速发展,运费大幅度下降,市场距离在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决策中日益成为次要因素,农业区位论的直接适用范围更是大大缩小。和杜能试图解释大范围地区宏观的农业区位不同,现代的农业区位论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体农场的“农业决策”。影响农业决策过程的各种因素中,不仅包括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还应包括农户的行为因素,如个人业务知识、经验、偏好以及冒险精神,等等。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以“农业区位论”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傅铭②从“农业区位论”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吉林省的农业区位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郑少锋③按照农业区位理论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对西部退耕还林地区农业的布局进行了研究。还有的学者对“农业区位论”本身的指导意义和不足进行了研究。付晓东、张西玲④指出了“农业区位论”在地区增长动因和过程分析、地区产业结构及演变分析、地区协调发展等领域问题的不足与缺失。安树伟、梁增泰⑤指出了运用农业区位理论调控农业生产布局与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竞争理论

西方古典竞争理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竞争理论,假设市场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经济人,强调“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在自由竞争理论中,商品交换和竞争过程中,存在着商品和要素价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价格在竞争的作用下,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19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中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竞争理论。以马歇尔(1890)为代表的新古典竞争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过程最终会实现的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会实现市场均衡以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马克思(1867)的竞争理论是围绕着他的商品价值理论和实践,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展开的。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中,同一部门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实现程度。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考虑了竞争过程中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影响,从而在竞争理论中第一次揭示了竞争过程的动态性质。

现代竞争理论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的初步观点,认为竞争经济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不断通过运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从而实现所谓的创新。竞争推动着企业不断地创新与技术进步,大企业则逐渐因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形成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克拉克(1950)在创新和动态竞争观点的影响下,提出有效竞争理论,形成现代竞争理论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竞争是由“突进行动”和“追踪反应”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动态的竞争过程。“突进行动”是先锋企业首先创新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推出新产品,开发新的市场等从而获得“优先利润”,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追踪反应”是指随后其他竞争企业开始追随先锋企业的创新模式,以分得优先利润,从而使利润平均化。至此,先锋企业再次创新,其他企业也不断追随,竞争即以这种循环方式不断持续。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竞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哈佛学派的S-C-P体系采用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市场成果(P)三个概念,认为竞争决策的目标是保证竞争过程达到有效的市场成果,为了保持有效的市场竞争,获得和谐的市场成果,必须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芝加哥学派则严厉批判了哈佛学派的S-C-P体系,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应是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过程,国家对于竞争的干预应仅限于为市场竞争过程确立制度框架。新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同时对反托拉斯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对垄断的宽容态度和反对政府干预等观点是一致的。

我国学者也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洪银兴⑥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要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认识和发挥自身优势,与此对应,在贸易战略上着重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他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就能成为产品的竞争优势,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王宇翔、谢科进⑦曾利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理论研究我国苹果产业的发展,认为苹果产业的发展应采取以竞争优势为导向,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充分发挥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区位资源优势),深化低级生产要素的使用,培养苹果产业所需要的高级生产要素,重点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高国内需求品质,满足国际市场要求,完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建设,加强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机会,将苹果产业的比较优势充分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促进苹果产业的发展。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竞争理论研究,现有竞争理论主要以动态竞争和创新理论为主流,国内学者主张促进国内产业从比较优势转化成为竞争优势,提高我国产品在贸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

依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出现过剩时,产地间的竞争则开始显现⑧。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着手研究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John D. Black的研究。John D. Black⑨认为影响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产地的自然条件、地区条件、资本条件以及制度条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国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方面的实证研究。如Robert L. Jack⑩等对美国东北部肉鸡产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的肉鸡生产形成了产地,但产地在不同时期因竞争而不断变化,进而运用影子价格建立了产地间的竞争模型,并指出肉鸡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Stephen W. Fuller(11)等则以田纳西州的洋葱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分析法对田纳西洋葱市场价格及市场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其价格的因素主要是运输等物流成本,而导致其市场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晚夏洋葱的上市。

我国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产品的产地间竞争问题,耿献辉、周应恒(12)利用产地集中度系数和生产规模优势指数测度了我国梨生产的格局变动与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梨的传统主产地竞争力不断下降,而新疆、陕西等新兴主产地正在形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传统产地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机会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种选择制约。钟甫宁、刘顺飞(13)认为我国水稻生产布局近年来出现了较大变化,在各区域水稻相对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异以及资源条件约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区和长江中下游区播种面积减少较多而东北区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伍山林(14)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具有稳定的区域变化特征,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业产业就业是这种区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夏晓平等(15)认为自然资源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决定我国肉羊产地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黄季煜等(16)对山东70个村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以蔬菜生产扩张为主的种植结构调整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基础设施的改进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是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现代零售市场和有名无实的农民合作组织则还没有产生积极作用。郑风田等(17)则从农业产业区的角度对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专业化分工以及交织的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竞争优势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综合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产地的影响正日益缩小,而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作用则在迅速增强。我国农产品生产正在逐步实现从自然布局到经济布局的转变。

(四)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

关于农产品主产地的形成理论可以追溯至产业集聚理论,因为主产地的形成也是一种广义上的产业集聚现象。最先提出产业集聚概念的是马歇尔(1890),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劳动力的市场共享、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以及因企业创新而引发的技术外溢三个层次。此后针对工业区位转移现象,韦伯(1909)通过系统研究劳动力、区位、集聚等因素工业区位集中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工业区位论”。胡佛(1948)则在沿袭韦伯和马歇尔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运输成本的进一步细化,将工业区位论进一步发展成为终点区位理论和转运点区位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本地化、都市化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后来人们发现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将空间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的相关假设与现实不符,终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扩大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研究范畴,将空间、信息、创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应等因素纳入了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之中。

20世纪60年代,以浅见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结合本国农业的生产实践,将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主产地形成理论。其中,崛田忠夫⑦所归纳体系较为完备,该体系从农业生产及内部组织入手,将农产品产地的形成解释为农业生产活动在空间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与气候的影响并随着时间发生变迁,认为在时空的共同演进下,地域环境相近的农业生产相互依存,逐步展开机能性推展直至确立农业生产地域,即产地,同时依据生产广度与密度、生产方法的特殊性、市场评价、农户组织等因素,将主产地的形成划分为 生产地区、产地、主产地、高度主产地四个层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对后来日本的农业政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运用日本学者的主产地形成理论,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韩曙、黄淑佳(19)认为当时以城市近郊为主的蔬菜生产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李岳云、卢中华、凌振春(20)对我国蔬菜生产的区域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虽然当前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却有向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并指出这种趋势是由生产者的利益驱动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集聚效应所实现的。卢凌霄(21)利用区位熵指标对我国蔬菜生产的集中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全国层面的蔬菜生产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蔬菜的全国性主产地正在形成,并给出了我国蔬菜产地集中的政策建议。周应恒等(22)认为农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种植决策改变(改为种植主产地蔬菜),主要是由于农户、生产技术、市场、企业、政府和特定机构发挥相关职能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以及机会成本,从而在产地竞争过程中凸显比较优势而形成主产地。

(五)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已经较为丰富:一是农业生产类型随着农业区位的变化及其规律;二是农产品主产地形成的动因及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角度。

但是目前农产品产地间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多的选择以比较优势为评价标准,通过局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约产地竞争力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只能对部分可量化指标如生产成本、要素成本等进行分析,而忽略创新能力、经营组织、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同时,更缺乏对农产品不同产地间竞争格局的历史变迁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讨,这都将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问题的现实和理论认识产生制约作用。有的研究虽然阐明了单个产地的行为模式与产地竞争结构的对应关系,但对于产地竞争结构的长期变化仍旧缺乏系统探讨。从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交易费用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再到近年兴起的动态竞争理论,经济学家对国际贸易、工业企业的竞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对而言,上述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就显得单薄,尤其是动态竞争理论,尚未见到在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研究领域的直接运用,因此,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实践证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也适用于当前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差异化的产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产函数的某种创新,亦会对农产品产地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

三、动态的研究框架

(一)动态分析的理论基础

农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是农业内部不同农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即在农产品的生产、集中、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各种组织的效率在市场上的体现,是农业经济和战略管理学科共同的研究问题。因此,必须将农产品竞争这种经济活动纳入竞争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

农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范围广而边界模糊的特点,从初级农产品到食品之间的产品形态也多种多样,因此,为了界定明确的研究范畴,建立恰当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对农业经济活动进行了类别划分。Breimyer(1960)将农业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类别,即初级农产品生产、将饲料转化为动物性产品、食品产品的市场营销。后来这一理论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资源的所有权与管理、最终消费品与初级产品、价格趋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Abbott与Bredahl(23)根据由农业到食品产业的各环节及其产品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将农业经济活动划分为无差异初级产品的生产、差异性初级产品生产、由初级产品向半加工产品转化、由初级产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费品的转化四种类型。无差异的初级产品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运输成本,运用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即可对之进行有效分析,此阶段的竞争策略即所谓的“低成本竞争”。由于市场需求的有限,随着生产的逐渐升级,农产品转入“差异型”竞争。

竞争力是一个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管理理论交叉的范畴,研究竞争力必须从产业组织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Porter(1990)在对国家某一产业竞争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钻石理论”(24),他认为,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四大关键要素,即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主要是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的表现。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两个变数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上)与机会(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与需求状况的重大变动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形成钻石体系。

波特对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是公认的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典范,后来也被许多学者运用到农产品竞争力的分析中来。如Hobbs(25)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丹麦猪肉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丹麦的猪肉产业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是通过产业组织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实现了在纵向产业链上的多种创新,包括建立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提品信息的产品追踪体系、专门的市场条款等,显着提高了丹麦猪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竞争优势的实现又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26),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体系”中四大关键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及组织生产活动,产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从而创造出竞争理论所重视的“高级生产要素”,遵循比较优势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

(二)农产品产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农业生产以及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产地的竞争力主要受以下两类因素的影响。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质量、品牌以及产品差异性。其中成本与质量是基础,是形成产品竞争力的基本来源,与产地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农户经营水平以及产业组织化程度等基础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品牌以及产品的差异性对竞争优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是农产品产地间竞争日趋成熟的表现。

2.基础因素

主要包括农业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农户经营水平、产业组织化程度以及产业政策。其中,农业的自然资源虽然属于初级生产要素,但是对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农产品的竞争力;农业的基础设施属于农业生产的高级要素,主要影响农产品的成本,进而影响其竞争力;农业的科技水平包括技术开发及技术推广,也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农户的经营水平及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则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与成本以及产业规模,从而影响产品竞争力;产业政策是政府指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最终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着眼点放在产地间的竞争与市场营销战略的关系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炼为以下五个因素,亦即:组织行为、市场结构、农户行为、技术结构、自然属性。同时,产地整 体竞争力的增强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1。

图1 影响竞争力的5个因素

(三)建立动态研究框架的意义

结合产业组织理论、营销战略管理以及竞争理论,着重依据上述影响竞争力的五个因素探讨农产品产地间的竞争问题,必然涉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地经营组织及农户行为模式的对应,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长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时这种分析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

建立动态的研究框架,可以弥补我国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研究的不足。从目前农产品竞争力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农产品竞争力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范围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优势出发,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因此,只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还必须针对农产品的产地,从农产品生产运营组织的角度,对其竞争战略和组织的绩效进行研究。所以,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应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理论特别是营销战略理论相结合,同时借鉴最新的竞争力研究范式,使我国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全面与深入。

二是对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认识不充分。现有文献对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给方面,而缺乏对需求因素的考虑,即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对竞争力的影响。同时,现有文献对供给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给中的生产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说上述对农产品竞争力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国内现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动态的研究框架,广泛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同时借鉴最新发展的竞争力理论,可以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学者对于农产品产地间竞争理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通过对农产品产地间竞争过程的观察,总结适应不同类型产地的竞争策略和竞争手段,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农产品主产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释:

①苗齐:《中国种植业区域分工研究》(博士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3月,第17~18页。

②傅铭:《吉林省农业区域优势分析》(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4月,第21~29页。

③李瑜,郑少锋:《农业区位理论与西部退耕还林区农业产业布局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晓东,张西玲:《平原农业县如何发展工业经济——以河南省滑县工业发展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2期。

⑤安树伟,梁增泰:《陕西省西乡县土地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谢科进:《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以我国苹果产业为例》,《黑龙江对外经贸》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区蔬菜产地的竞争策略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9期。

⑨John D. Black,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tric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31.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本文综述了至杜能农业区位论以来到20世纪末国外关于经济发展与地域空间关系研究上产生过的有重大影响的理论。由于各理论间在不同的时期其研究方法和内容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将这些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古典区位理论时期、产业联合时期和社会整合时期。

【关键词】产业集群；理论综述；区域创新

1古典区位理论阶段

在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学者们所关注的事单个企业选址和产业的地理布局问题。这一时期大致开始于19世纪2O年代到20世纪中期结束。古典区位论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工厂定位与原料地、市场区位以及运输方式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发展起了一套定量的工厂区位分析方法，奠定了经济地理学中产业空间分析的数量化基础。

1．1杜能的农业区位论

杜能(Thunen．J．H．von)是农业区位论的奠基者，他在1826你年出版的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第一次从区位学角度来研究农业生产布局问题。他以农民经营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引入地租和运费变量，并假设地租与耕地到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运输费用与这一距离成正比，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生产运输方式特征，得出农业生产布局的最优解。并在此基础上，画出了不同农作物种植布局的模型图为一个围绕中心城区形成一个个同心圈层，即“杜能圈”。他揭示了即使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也能由于生产区位与消费区位之间的距离，使农业生产方式在空间上出现分异。呈现出同心圆结构。

1．2伟伯的工业区位论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佛来德．伟伯(Weber．A)是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先驱，他在1909年的《工业区位论》中构建了一个以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为核心的工业区位选择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指标和原则，并第一次将集聚理论系统化。韦伯从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和集聚效益三个方面分析了决定企业区位移动的影响，提出了运费指向因子、劳动费指向因子和集聚指向因子。在这些因子中韦伯极为重视集聚因子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他认为集聚是一种优势或者说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一个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并将这种集聚优势归结为技术设备发展、劳动组织发展和整体经济良好运用性等几个方面。他进一步界定了集聚的含义，指出：集聚理论研究工业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存在于工业生产综合体中．以单位产品的生产而变得更加经济而存在。韦伯还对产业集聚做了定量研究，按照迁移增加的费用至少小于集聚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原则，以等差费用曲线为分析工具来确定产业集聚程度．指出实际支付运费最小的地点将会成为工业集聚的地点。

2产业联合阶段

在古典区位论时期．产业区位论的微观研究大多是将企业的运输成本最低、工资成本最低等单项成本因素作为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关要素。到20世纪50年代后，多种成本因素的综合分析代替了单一成本分析。同时，分析的内容也由单个企业的选址问题转向了多个企业间的协同关系上来。更加注重企业的投入产出分析和产业间的前后关联．强调要素在空间上的极化、辐射、回程和累积效应。这一阶段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理论有增长极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和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2．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概念是由法国学者佩鲁(Francoisperroux)于1955年首次提出，后来经过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ohn．frishman)、瑞典学者缪尔达尔(gunnarmyrda1)和美国学者赫希曼(A．O．hischman)等人在不同程度上的丰富和发展了．使这一理论趋于完善。增长极理论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是不平衡地发展的，它以不同强度程点状分布，一个地区当嵌入一个推动性工业单元以后就可以产生集聚经济．形成增长中心，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佩鲁将增长极可以定义为：围绕主导部门而组织有活力而且有高度关联的一组工业，它不仅本身迅速增长．而且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增长。增长极一旦出现后对周围地区发展将产生两方面效益：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指周围的生产要素不断向中心集中，使发达的中心区越发达．落后的地区越落后：扩散效应指增长极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等形式向周围地区扩散，而带动周围地区发展。增长极理论强调区域问不均衡发展，因此将会导致地区间贫富发展的两极分化，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经济，甚至形成独立于周边的“飞地”现象。而这种“飞地”型“增长极”是不能很好地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此到了70年代后，增长极理论开始受到批判。

2．2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前苏联学者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克洛索夫斯基是这一理论学派的代表，他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在一个工业点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这样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就称为生产综合体”。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强调区域生产专业化与区域综合发展相结合，综合体内的核心产业主要由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而与之项配合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则主要依靠有计划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地域生产综合体在前苏联时期产生过很大影响．对苏联各同盟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到过重要作用．但随着苏联政局的解体和各主要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到8O年代中后期也逐渐不被理论界所采纳。

2．3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最早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费农(Venron)等人首创的工业生命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工业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他们和生物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区域经济科学家将这一思想引入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并形成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不同区域内是非均衡的，客观上已经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生产力的空间转移是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由创新活动而产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方式等大多发源于高梯度区．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逐步向低梯度区转移。

产业梯度转移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从核心向广大落后区转移的特征，而且存在着回程效应使得这种转移过程不仅难以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使低梯度区陷入“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中，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扩大。因此这一理论同增长极理论一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3社会整合时期

这一时期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产业集聚研究不仅是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热点，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形成了众多的产业集聚理论，由于这些理论关注的已不再是单个企业的选址和生产问题，也不是产业间关联和互动问题．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影响整个区域环境的文化、制度、政府、诚信和创新等社会性资源上，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整合阶段时期。

3．1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Michae1．E．Porter)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将产业集群定义为：那些既竞争又合作的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和服务商、相关产业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如大学、行业协会)在特定领域内的地理集中。波特把产业集群纳入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中．用“钻石模型”来解释一国产业集群形成的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的构成要素包括需求条件、要素条件、企业战略组织与竞争强度、相关支持产业、政府和机遇。这些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同作用的．任何一种要素的薄弱都会限制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潜力。地理上的集中能够促进四种因素相互作用，使“钻石模型”模型系统产生活力。波特非常强调政府在集群中的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在产业政策制定、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和基础教育等方面发挥较大作用，而不应该直接参与到集群中。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学者们认为该理论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国家层面上外部环境分析．对企业的微观层面的运作论述较少。集群产生的背景也主要都是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经济主体，而对于尚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的指导和解释力是有限的。

3．2新产业区理论

在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1)提出产业区概念，在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这种生产上的地域集中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产业区的形成是由于劳动力资源共享、中间产品的投入和技术溢出所形成的外部经济，使集聚到产业区内的企业可以获得比其他地区企业节省更多的成本，从而获得经济利润。关于新产业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的社会学家伯卡蒂尼(Becattini)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中部的Tuscany地区后，把“第三意大利”称作“马歇尔式的产业区”．认为这些产业区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并将这些产业区定义为“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与社会意义的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

新产业区理论是近些年来研究区域经济和区域产业集聚现象的主要理论，由于资本、劳动和信息移动变得更加容易，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似乎在减弱，有学者就提出“光滑”的生产空间概念。在这种“滑溜溜”的生产空间中，学者们发现具有一定“粘结”行的区域，将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场所。而新产业区无疑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够吸引资本和劳动的区域。

3．3创新系统理论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笔者所任教的高一学生都是典型的“90后”，虽然有不少学生生活在农村，但对于农业生产比较陌生，毫无生活体验可谈。再加上学生关于这节课的学习基本没有前认知，同时这部分知识在教材呈现上并不生动，所以消除陌生感、激发学习兴趣是这节课必须考虑的因素。学生对乡土农业案例和图片资料比较感兴趣，通过引领学生搜集、整理乡土案例和图片资料，以此拉近心理距离、唤起求知欲；同时可降低教学的重心和难度，提高学习效率。

二、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理解区位的含义；了解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区位因素；理解自然因素的改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变化对农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和分析、推理能力。

过程与方法：使用案例分析法，指出影响农业区位的因素并分类；通过研读组图，探究自然因素如何影响农业区位；通过教师导学，理解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农业区位的影响。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影响农业生产区位因素的分析，树立地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以及分析事物抓主要矛盾的观念；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树立科技兴农意识。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影响农业的主要区位因素。

难点：社会经济因素发展变化对农业区位的影响；如何对农业生产进行区位选择，才能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充分合理利用农业土地资源。

四、教学设计（1课时）

教学准备：①提前3～4天，让学生了解当地农业生产的情况，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实例，指导学生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就太仓的农业生产情况写一段文字，要求体现影响农业区位的因素（教师经过加工整理，形成合作学习的案例素材）；②下发导学学案（内有案例材料：北京种竹失败、太仓积极对接世博），要求认真预习、及早准备；③在教室四周墙壁上张贴“中国温度带图”、“中国干湿地区图”、“中国气候图”、“中国地形图”、“太仓市政区图”以及学生搜集的有关太仓农业的相关图片、资料。

设计意图：课前通过师生共同搜集家乡农业素材并整理成案例，实现师生共同开发课程资源，激发求知欲；导学学案能引领开展自主学习；墙壁的图像、资料能创设合作探究所需的情境氛围，便于学生快速进入探究角色。

课堂导入：多媒体展示“太仓市政区图”，同学们找一找，自家的村、镇在哪里？（乡土情境引发探究兴趣）

1.区位的含义

情境创设：太湖平原农业生产和澳大利亚放牧视频；太仓水稻生产与小麦种植景观图。

问题生成：为什么不同地区会有各异的农业生产方式？（由学生根据视频及景观，结合教材文字思考）

设计意图：通过家乡农业与澳大利亚农业的图像比对，唤起学生自主探究意识，加深对农业区位含义的理解。

点拨承转：农业在太湖平原和澳大利亚东南部这两个区位的不同选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业区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农业生产所选定的地理位置，如澳大利亚牧羊业分布在东南部，水稻种植业主要分布在我国秦岭―淮河以南；二是指农业与地理环境各因素的相互联系，这些因素就是这节课要研究的农业区位因素。

2.农业的区位因素

情境创设：大屏幕投影太仓的农业图像资料。

教师启迪：课前同学们已对太仓的农业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搜集，那么农业生产需要考虑哪些区位因素？让我们从搜集、整理的案例材料中寻找一下吧（大屏幕展示并下发到每位学生手中）。

案例一：太仓市城厢镇电站村（略）。

案例二：太仓市陆渡镇横沥村（略）。

案例三：太仓市沙溪镇太星村（略）。

案例四：参观太仓现代农业展示馆（略）。

小组活动：将学生分成8个合作学习小组，每两个小组选择同一个案例材料（便于客观公正评价小组活动质量、评定成绩），要求在自主学习基础上采用合作探究方式，研究所选材料，指出其中涉及的农业区位因素。

教师指导：教师巡视，对学生进行指导。

学生汇报：6～8分钟后，各小组汇报研讨结果，指出案例中涉及的农业区位因素并说明依据。如果学生对某些因素未能发现，教师应引导其考虑某句话中隐藏的因素。由于每组只研究一个材料，所以要求学生在其它组汇报时，应该认真听取、密切关注。

教师点拨：将各组材料中涉及的区位因素展示在黑板上，要求学生对这些因素进行分类。

学生总结：气候、地形、水源和土壤等属于自然因素，市场、交通运输、政策、劳动力和科技等属于社会经济因素。

设计意图：合作探究乡土案例，能使小组内产生积极有效的互动、生成。在合作找出影响农业的区位因素并对其进行分类的同时，对农业区位因素的内容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3.农业区位因素的变化

自然因素的相对稳定和改造利用

教师启迪：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什么因素是影响农作物分布与农业发展最重要的自然因素？

叠图探究1：多媒体投影“中国温度图”，再叠加投影“中国农业熟制分布图”。引导学生探究热量对耕作制度的影响。

叠图探究2：多媒体投影“中国干湿地区图”，再叠加投影“中国农作物（水稻、小麦）分布图”。引导学生探究降水对作物种类的影响。

展示案例五：北京种竹失败（略）。

展示材料：我国南方地区和北京地区的部分气候资料、“中国年降水量分布图”、“中国一月平均气温分布图”。

设计意图：多图叠加以培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案例和开放性问题，有利于生生合作和动态性问题的生成。

教师预设：请根据案例材料，提出1～2个你感兴趣的问题。

学生生成：为何在北京会种竹失败？什么占据主导因素？

教师点拨：除气候因素外，地形、土壤、水源也是影响农作物分布与农业发展的重要自然因素。

叠图探究3：多媒体投影“中国主要商品粮基地和四大牧区、三大林区分布图”，再叠加投影“中国地形图”。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得出结论：平原地区适宜发展种植业，山地适宜发展林业，高原、低山丘陵地带适宜发展畜牧业。

教师归纳：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自然条件比较稳定，应该充分利用，但同时也可以适当、合理地改造自然条件不利的地区。如丘陵地区发展种植业易造成水土流失，但江西省泰和县千烟洲形成的立体农业布局模式，就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成功典范。

多图投影：江西千烟洲立体农业示意图和景观图。

教师启迪：这是江西省千烟洲丘陵地区的农业布局图，请仔细观察这样的农业布局方式与平时见到的农业布局有何不同？

设计意图：各种农业区位因素之间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教师要引领学生从地理学科的综合性出发，分析区位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而抓住主导因素，统筹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协调农业人地关系，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教师承转：自然条件比较稳定，但可以利用改造。社会经济条件呢？

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变化

学生生成：社会经济因素不稳定或经常变化。

情境创设：荔枝产地、华清宫、杨贵妃。

教师启迪：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过华清宫”。荔枝是热带水果，生长于南方地区，要让远在长安的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必须快马加鞭，快速送达，而现在很方便就能吃到新鲜美味的荔枝，是怎么运过来的？在购买荔枝时，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包装箱里还有什么？

学生生成：……

教师归纳：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可大大缩短产品运输的时间，加上保鲜、冷藏技术的发展，使市场和农产品生产地在地域上出现分离，并逐渐形成跨地区以至世界性农业区域专业化。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成为世界主要商品粮生产国，荷兰、丹麦、新西兰成为世界主要乳畜产品供应国。阿根廷的牛肉供应西欧人的餐桌，荷兰的郁金香装点世界。（投影相关图片）

设计意图：注重区位条件的变化趋势，才能对农业地理的研究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对于农业区位的多变性，教师要引导学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重点在于分析其发展变化。

展示案例六：太仓积极对接世博（略）。

问题生成：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出太仓人为对接世博做了哪些工作？注意到哪些农业区位因素发生变化？

学生活动：交通、市场、政策、科技……

教师归纳：世博会是个大市场，市场是最富变化的因素，市场大小、区位、产品价格、竞争对手以及政府鼓励或拟制政策等，都从不同侧面影响市场的需求量，进而影响农业区位。当市场上某种农产品供不应求时，这种农产品生产经营规模就会扩大，反之，就会缩小。太仓濒临上海，市场因素决定了太仓服务上海、成为上海的后花园。

设计意图：区位因素中的动态部分，尤其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充分利用学生生活体验，同时补充乡土案例，有利于学生知识的迁移、能力的升华。

展示案例七：环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变迁（教材案例）。

学生活动：填表1。

教师启迪：请大家再思考一下，在这三个因素中，哪两个因素对于“时鲜业”来说，越来越重要？为什么？从环地中海地区农业区位因素变化过程中不难发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比较，哪类因素变化更快？

设计意图：结合实际案例，探讨农业各区位因素的可变性并得出结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小结：本节课主要学习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区位因素，这些因素可分为两大类：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一个地区来讲，一定时期内自然条件方面的因素变化不大，而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因素则经常变化。因此，农业生产要密切关注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以便及时调整农作物的品种和规模。

拓展延伸：课后请畅想一下未来太仓农业的发展方向，每位同学撰写一篇小论文。

设计意图：通过撰写小论文的形式，培养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为家乡农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提升自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一、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阶段性探索

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以及作为农业补充的渔猎等方面，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业生产工具因属于手工业部门，故此不在再赘述。

粟和黍是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旱作农业的代表性作物，但关于这两种农作物的起源以及发展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据统计，中国史前出土粟和黍的地点已有50多处，单发现炭化粟粒、粟壳及粟的谷灰就有40多处，这些地点又以黄河流域占大多数(2)。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及黍的发现(3)。就黄河流域而言，这些粟及黍的发现多见于陕西地区，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福临堡、元君庙、扶风案板等，而本文研究区域的河南和晋南地区发现较少。

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中期遗存发现有粟粒，同时拣选出数粒炭化的稻米籽实(4)。渑池班村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粟和黍的炭化籽实(5)。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ⅠH210中出土有黍的籽粒，其龙山文化早期遗存ⅠH187中出土有粟的籽粒(6)。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文化虽未出土明确的粟和黍，但1978――1985年在陶寺遗址采集到的炭化谷物标本，经测定主要是小米，即粟(7)。龙山文化的洛阳王湾遗址和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8)。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四期的一件陶鼎出土有约半斤的炭化粟粒(9)。新砦文化时期的新砦遗址浮选出了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粟、豆类等(10)。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有炭化的粟粒和稻粒，而且在一些陶器上见有麦穗和稻穗的图案，形象逼真(11)。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果实及种子，种类有粟、黍、大豆、小麦、稻、大麦等，其中以粟的出现率最高，占样品总数的40.4%；黍次之，占25.0%；小麦也占有一定比例，比稻的比例还高(12)。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炭化粟粒，甚至还发现有炭化了的粟窖藏H417、H525等(13)。另外，大河村遗址出土有粟和高粱等栽培作物的种子，但其时代不祥(14)；在晋南万荣县荆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有粟和高粱，但是属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因出土层位不详不得而知(15)。

由以上简述可知，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发现是比较少的，各个时期仅有一到二处遗址，最多也就三到四处遗址发现有农作物。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农作物遗存属植物遗存，不易保存，因而难于遗留下来。二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多的目光关注在陶器、墓葬、建筑等明显的遗迹现象上面。我们相信，随着植物考古学的发展，这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第三，其他相关学科介入较少，如农学、遗传学、动植物学等，致使有关农作物的研究比较薄弱。即使如此，中原地区这一时期还是发现有以上多处重要的农作物遗存，而且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各时期均有所发现，且无缺环。可见中原地区属传统认为的旱作农业区，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有多处稻作遗存。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见表一）。就分布而言，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等都有发现。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在早期小城内的西区房址周围的灰坑中也浮选出了大米粒(16)。从文化年代上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等均有所发现，未见有缺环。就品种而言，除不明品种的以外多是粳稻，已是比较成熟的栽培稻。

随着种植农业的全面发展，作为农业经济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的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发展。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家养动物主要有猪、狗、羊、牛、鸡等家畜和家禽。总体而言，有关考古资料还是比较匮乏的，而且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也仅是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择取几个典型的遗址给予分析统计，以窥一斑。

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动物骨骼(17)，从仰韶文化中期的H110、H114和H20出土情况看，主要的家畜仅见有猪和狗，以猪的数量最多。手选的方法三个灰坑收集到的猪的数量分别占各自动物总数的88.2%、80.6%、96.7%，H114中狗占动物总量的1.7%，H110、H20手选未见狗骨骼。用6毫米筛子选的方法收集的猪数量也占动物总数量的70%以上，狗所占比例仍很小。可见，以猪为主的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

淅川下王岗遗址文化层中也发现一定量的动物骨骼，据统计，家畜有猪、狗、水牛。以猪的数量最多，其中仰韶文化时期发现22个个体，屈家岭文化为5个个体，龙山文化15个个体(18)。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猪等家养动物数量较多(19)，家畜是出土动物骨骼的主体。

另外，渑池班村遗址(20)、垣曲古城东关遗址(21)、洛阳皂角树遗址(22)等都发现有一些动物骨骼（表二）。由列表的最小个体统计看，第一，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主要家畜有猪、狗、鸡、牛或黄牛。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马，不应是人工饲养的马(23)。第二，三个遗址中，班村遗址家畜在动物总数中从裴李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都是占大多数，尤其仰韶文化以后，占绝大多数，为80%以上。古城东关遗址家畜，在仰韶文化晚期数量不到动物总数的一半；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家畜与野生动物基本平分秋色；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晚期，家畜基本上是占大多数。皂角树遗址属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家畜也占遗址动物总数的大多数。第三，上述所有遗址及遗址中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间段的任何一个时期内家猪的数量都是最多的，比其他任何一种家畜、家禽、野生动物所占的比例都大。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甚至早期国家时期家畜的主流，是当时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史前大量用猪等家畜随葬或埋葬以表明个人财富或用以祭祀(24)，这同时又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业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家畜饲养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肉食来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减少了对狩猎、捕捞经济的依赖，这对促进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业产生以后，渔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类型应是仅次于农业生产的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为人们提供食物尤其肉食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农业的发展，渔猎行为或许会减少，这极可能与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未能代替渔猎经济的发展，相反地，促进了渔猎经济的更加繁荣(25)。无论如何，渔猎经济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考古资料中，有关渔猎经济的材料是有限的。笔者以为，渔猎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通过渔猎工具和所获野生动物骨骼两方面得以体现。

仰韶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已经种类众多且制作比较先进。西坡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石球、骨镞、陶网坠等(26)，庙底沟遗址除以上种类外还有石镞(27)。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出土有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渔猎工具，仰韶文化时期（即东关三、四期）的种类见有陶弹丸、石镞、石弹丸、石球、骨镞、角镞等；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除仰韶文化时期的种类以外，还见有陶及石球、石网坠、石矛头、蚌镞、骨鱼钩等，各种质地的镞的型式多样，镞身与铤界限明显，且多三棱形锋，制作方法更先进。另外，种类也有所增加(28)。龙山文化时期的王湾遗址共发现51件与渔猎有关的工具，包括石镞、骨镞、蚌镞、石矛、石弹丸、石网坠等(29)。同类文化的王城岗遗址镞类多三棱形且起脊，还见有燕尾形镞(30)，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镞形态相近。而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确实发现了不少铜镞，双翼形，两面有脊(31)。二里头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在种类和技术上都有所进步。种类上除史前常见的工具外，还发现骨鱼镖（鱼叉），鱼钩大量出现，有蚌鱼钩、铜鱼钩等；技术上，镞类质地与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兵器，也可用于狩猎，铜质渔猎工具常见(32)。

这一时间段内中原地区各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可能都是渔猎所得。由表二看，捕获的野生动物种类有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兔、鱼类、鸟类、大型食肉兽、马鹿、马、鳖、猪獾等。个别遗址如古城东关在仰韶文化晚期渔猎所得的野生动物数量还超过了家养动物的数量，可见渔猎经济在史前经济中也占相当的比重。

另外，遗址出土器物上所绘或刻划的鱼类及动物类图案，是渔猎经济间接的体现。

以上是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以及渔猎经济发现及发展的状况。深入分析这些材料发现，它们的发展历程至少可以分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各阶段表现出各自一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最好的体现了农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

仰韶文化时期，一是种植业已是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结构，二是开始普遍种植稻谷。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晋南地区等都有种植，几乎遍布整个黄泛区，黄河以北一些地区也种植水稻。需要提及的是，传统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已是稻作农业经济。最近的研究表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未占主导地位，家畜饲养业也不发达，其经济主体是采集渔猎，而农业只是辅的生产活动(33)。有鉴于此，仰韶文化时期应该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农业开始全面发展。家畜饲养，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基本上取代渔猎成为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但个别遗址渔猎经济这一时期还占有较大比重。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的大型窖穴仓储区。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多数窖穴带有螺旋形坡道可下至坑底，坑底支垫木板防潮。大窖穴容积约400立方米，小窖穴也约100立方米(34)。其农业经济发达程度可见一斑。龙山文化末期的新砦文化发现有小麦遗存，只是初步观察，还未得到鉴定，若然则意义重大。小麦是高产作物，大规模种植将极大地提高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所以有学者认为小麦代替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是一场农业革命(35)。当然，目前这一时期小麦只是零星发现。在山东聊城校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层中也发现了小麦遗存(36)。家畜饲养方面，据上文的分析可见，家畜数量占遗址发现动物总数的绝大多数，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居民肉食的最主要来源。在渔猎工具上，东下冯遗址已出现了可能用于渔猎的铜镞。另外，古代食谱碳13测定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中有70%为C4植物(37)，即粟、黍类食物的比例较仰韶文化时期的50%又有了显著的增加(38)。

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是中原地区粟、黍、稻、麦、大豆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逐步建立，文献中提到的“五谷”已普遍种植。二是小麦传入后得到一定发展。发现小麦的地点增多，二里头遗址和皂角树都发现有小麦，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及在5个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39)。可见，小麦的发现已非一两个地点。而且，在皂角树遗址中小麦的样品出现数比水稻还多，已占到了农作物的一定比例。粟和黍属较低产量的农作物，从发展的角度看，其主导地位迟早要被其它传入或引进的高产谷物品种所取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粟和黍的主导地位或许已开始受到小麦的冲击。

二、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因探索

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人文生态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因此，讨论一个地区的某一时历史阶段的农业经济发展及特点时，就必须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考察。具体而言，人类本身数量即人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主要是文化经济形态的互动交流）、自然环境变化等三方面是属于生物环境的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背景。

1.环境气候背景

我国距今8500-3000年之间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40)，当然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北亚热带界限向北推移明显，气温较现今高约0.5～3℃，年平均降水量较今高出约100-200毫米。处于高温暖湿环境下的中原地区，既有类似今天长江流域的暖湿气候，又有适于原始农耕的北方黄土母质形成的棕褐色沃土(41)。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时间段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气温波动不大，只是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有一次大的降温事件(42)。

仰韶文化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季风较强，雨量充沛，植被茂盛。北亚热带长绿阔叶混交林北界北移2～3个纬度，西安-郑州一线以南属于亚热带环境。郑州大河村遗址由其发现的植物孢粉和动物骨骼等遗存看(43)，其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并有一定的水域和湿地。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时期的动物种类有24种，其中喜暖的动物就有猕猴、大熊猫、亚洲象、水牛、豪猪、孔雀、苏门犀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多的时代，未见一种喜寒动物(44)，说明下王岗在仰韶文化时期是最温暖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古生物和古人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生息。南交口遗址在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其气候、水文条件较今天温暖、湿润，湖沼水域分布广泛，自然环境优越(45)。当然，仰韶文化期间环境气候是有所波动的，中原地区虽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不大敏感(46)，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次明显的波动降温大致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之间，而二者之间出现的过渡性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其文化遗存和文化内涵都不繁荣，无法与此前的仰韶文化或此后的龙山文化相比，尤其这一时期的聚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不发达，聚落的这一情况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受到了冲击。但总体而言，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环境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型的植被，充足的降雨，明显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文论及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恰是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一时期的气候、水文条件使中原地区存在较广阔的水域，在低浅水域、湖泊附近完全可以种植水稻，这也是这一时期发现有许多稻作遗存的原因，以致有学者称该区域基本属粟稻混作区(47)。

龙山文化时期，气温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剧烈，整体而言，气候仍比现在湿热。豫西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至龙山文化时期，喜暖动物种类又增到9种，水鹿和轴鹿为新增种类(48)，气温似乎经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波动变冷后有所回暖。总之，当时淅川一带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环境是比较适宜的。豫南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孢粉和植硅石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时期该区域的先民生活的气候环境虽有小的波动，但以温暖湿润为主(49)。据陶寺遗址未受外界干扰的N0.2孢粉组合推测，当时的植被应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温暖偏湿，为先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遗址中发现有今天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扬子鳄骨板、竹鼠(50)，它们若不是被远距离搬运，那么说明当时陶寺有着较广的水域和温暖湿润的气候。这一时期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之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另外，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靠近江汉流域的地带，即豫南和豫西南地区因比较湿润，水量较多，适合水稻的种植，所以这一区域水稻发现数量较多，杨庄龙山文化层中大量水稻植硅石的存在表明水稻种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而豫西、豫中，尤其晋南虽一定的水域内可种植水稻，但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否成规模种植更有待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末期或至二里头文化之初，即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气候异常现象。众多的古环境材料及研究结果、考古发现和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及青铜器铭文都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一段气候异常时期(51)。其集中表现为气温的降低和大规模的洪水，这种环境灾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很明显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了当时居民的生活，农田被毁，农作物难以收成。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系统发展中出现的明显的“退步”或“断层”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52)。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遭受这次气候异常影响和破坏的程度轻一些，加之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对气温、降雨量等要求不像水稻那样苛求，抵抗低温、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水稻强。另外，前文已述这一区域农作物品种较多，农作物的多样化可能也是该地区抵御灾害能力强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大环境背景上，处在我国全新世大暖期后期气候趋于凉干的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53)。虽有着凉干的大趋势和期间气温的波动，然而较今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皂角树植物硅酸体等古环境资料的分析表明，龙山文化末至二里头文化初的环境恶化事件之后，气温有所回暖，环境好转。年降水和平均气温曲线均上升，年降水可近1000毫米，比现今多出约200毫米；年均气温可达到约16℃，比现今高约1～2℃。遗址出土野生动物信息又证明皂角树遗址有一定范围的水域(54)。这一较好的环境，使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依托洛阳盆地伊、洛两岸二级阶地沃野，创造了粟、黍、小麦、稻与大豆多农作物品种“五谷”兼收的农业经济。

由上所述，自然生态环境及环境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原始农业经济的生产，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推动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人口压力的动因

人口的增加无疑会推动定居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人口数量增加超过某一小区域内的最适人口时，人口与资源之间发生矛盾，人口压力产生。人口压力又造成这一小区域内农业系统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向外移民或对外战争，以此减少原来地区的人口压力。二是内部调整、协同和整合。前者，对外战争可以直接掠夺农业等生活资源。向外移民到新的农业区，这些新分离的人口可以投入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享受新农业区更多的渔猎资源及自然资源以补充生活资料。而且这些携带的农作物引种到新农业区后，往往得到比原产地更好的发展，单位产量会有所增加(55)。同时，人们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在生产实践中利用原有的驯化经验驯化出新的农作物品种或直接引进其他品种。可见，通过此类方式，不但明显地扩展了原农业经济，还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农业技术。后者，主要是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或提高原来社会集团内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或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加强劳动者协作生产，使劳动集约化。有学者认为这种集体协作生产正是中原地区优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的内在重要原因之一(56)。总之，人口的增加及其带来的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在更广阔的空间扩展，这无疑整体上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据有学者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在942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5.71人/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扩大，但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资源可容纳程度的极限，在许多地区仍有大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空白地区(57)。从聚落形态的分析看，河南仰韶文化中期聚落主要分布于临河黄土台塬和河流两岸的阶地上，较前期聚落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是很明显的。聚落是人口的聚居地，所以聚落形态的变化最能直接反映人口的状况。这一时期新聚落的增加反映的应正是由原聚落新分离出的人口移民到新的农业区的情形。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规模大约1073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6.5人/平方公里(58)。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趋势。可见，较仰韶文化中期人口规模又有显著的增加。从聚落分布的情况看，聚落向平原区和河谷低阶地进一步扩展，相对于原聚落而言，同样有向外扩展移民的情况。至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阶段，平均人口密度为12.69人/平方公里(59)。据艾伦估计，用石锄手耕旱地作物的农业经济，每公顷的产量在550公斤左右，其土地载能大约能供养12人/平方公里(60)。若以此为准，说明在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区域内人口的压力已普遍存在。而这一时期基本上也正是中原地区聚落数量最多、聚落规模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文化时期人迹罕至的豫东地区，聚落大为增加，是王湾三期文化扩张的结果(61)。当然，其背后应是王湾三期文化人口外移至豫东地区开发新农业区的结果。总之，人口压力在小区域内（如一个聚落）随着人口的增加随时存在。而大区域的人口压力产生会需要一个过程，河南省整个区域内人口压力的普遍产生可能是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耕地大量开垦，森林及草原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小，导致人们狩猎资源的逐渐减少。这就促使当时人们强化家畜饲养活动，以弥补依靠狩猎活动不能满足的肉食来源。同时，更多的人口不得不从狩猎活动中脱离，转而投入到农作物种植业。可见，这种情形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渑池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尚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0%左右，而到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数量极少，连总数的10%都不到(62)。从考古遗存上看，又表现为渔猎工具的逐渐减少而农耕工具的逐渐增多。郑州大河村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文化堆积丰厚，都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对各个时期渔猎工具和农耕工具的考察最能反映文化历程中二者的变化。笔者以生产工具中最普通也是数量最多的石器为对象作一分析。

由表三可见，大河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到龙山文化晚期，石器中农耕工具的所占比例趋势是基本上逐渐增多，而渔猎工具却逐渐减少。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古城东关遗址（表四）。当然，两个典型遗址不能代表全部，但它们代表的这种趋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注：表中数字部分，分子表示该期遗址发现石器总数，分母表示该期石器中农耕工具数量或渔猎工具数量。仰韶中期指仰韶文化中期，同样龙山早期指龙山文化早期，庙二早期指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其它依此，不在赘注。

综上所述，人口增加及人口压力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中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采用以及任何一种发展趋势原因的解释，都是古代人类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的表现。

3．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

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它们间存在的经济交流却少有人论及。实际上，各区域间的交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或许文化间的交流就包含有经济方面的交流，或许经济领域的交流是以文化为媒介的交流。总之，文化与经济二者间关系密切，所以称之为“经济文化”，而在论述时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无论如何，两个相邻的农耕经济体系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途径外，相互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交流应是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中原地区史前及史初时期的文化经济形态的交流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中原地区内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间的交流，如豫西与豫中，豫中与豫南，豫西与晋南等。二是整个中原文化区作为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之间的交流。前者，因在经济体系上的共性是主要的，在考古遗存中不易操作和把握。后者，二者间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在考古遗存中易于辨识和把握，所以，在此笔者主要是论述后者。

稻作遗存在中原地区的普遍发现，是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最直接的体现。本属于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区中原地区却多处发现属于长江流域主要农作物的水稻。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基本分布于中原地区内大部分区域和史前及史初的各个文化阶段。据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的黄淮地区属于“粟稻作物混作区”(65)。且不论这种称谓是否恰当，中原地区发现有稻作遗存是无可疑问的，中原地区在不适宜种植旱地作物的一些水域周围及低湿地种植水稻以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是可以肯定的。不同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和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其结果是中原地区改变了以种植粟和黍的单一种植结构，形成了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粟作农业区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结果主要是水稻的北播而非粟或黍的南传。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一是水稻本身的生长习性优势。水稻是一种半水生的热带植物，其产量远远高于粟和黍，同时耐瘠性也很强，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对于长江流域而言没有必要引进产量低的粟和黍，而中原地区凡有水源条件的区域都可以种植水稻，今天亦是如此，这样极大地弥补粟和黍产量不足的问题。二是质量方面的原因。据有学者研究，在人类食用的谷物食物中最缺乏的是8种必要氨基酸中的赖氨酸，而稻米蛋白质中的赖氨酸含量为210mg/g，高达40%，其生物阶高居植物类食品之首。稻作在长江流域广泛栽培后，很快推进黄河流域，与此应有一定关系。史前人当然没有这类现代的科学知识，但是生物阶的客观存在并不因为人们是否得知而必然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也会被古代人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出来(66)。三是自然环境条件。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属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下，中原地区的许多区域都可种植水稻。长江流域或许因过于温暖和湿润而不适宜种植粟和黍。

总之，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交流使水稻等农作物及其生产技术传入中原地区，这同样推动了中原地区原始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兴盛。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农业与中国文明化进程问题

农业是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当人类生存因农业及畜牧业的产生得到比较可靠的保证时，人类便开始了其迈向文明的步伐。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首先是性别的分工，当农业成为氏族社会主要经济部门时，即农业经济形成时，男子逐渐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妇女则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和家务劳动。性别的分工，使男子成为了原始农业的主人，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其社会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社会由相对平等的母系氏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中期墓葬中男性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而女性多随葬粮食加工工具和纺织工具(67)，这种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要求制造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及加工工具等手工业产品，这是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仰韶文化中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纺织品等说明手工业中已有了制陶业、制玉业、骨器制作业、纺织业等不同种类之分。这样一来，社会就存在种植业、饲养业、手工业以及渔猎活动等多个生产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显然以农业为主体，不妨称为农业生产体系。这种多部门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维护、运作和发展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的投入，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改变，社会公共权力逐渐产生并开始分化。由农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这种权力虽与军事权和宗教的神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二者，应是世俗权力中重要的部分。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要求亦日益提高，为满足这些需求又促使各经济部门尤其手工业部门不断的扩大化、细化、专门化。由此社会组织和结构也会随之更加复杂化，同时形势上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全职的管理阶层，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权力分化的同时又更加集中化。当集权大部分强化到一个人身上时，“王权”产生。龙山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在中原地区更加普遍且有一定规模，这既是农业种植品种的增加，又应是农业种植业细化和扩大化的体现。一些遗址小件青铜器的发现，很可能说明当时铜器制造业已经出现(68)，这明显是手工业扩大化的体现。需要提及的是，大约龙山文化时期小麦开始引入中原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普及据目前材料还难以肯定，但依前文二里头、皂角树等遗址的发现看，这一时期应有一定的种植。小麦的规模种植需要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就产生了对全职管理阶层的需要。另外，小麦的种植意义重大，它提高了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从而使得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区具有了与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相匹敌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69)。显然，这将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明早期的发展。

原始农业的发展最终促使了阶级和早期国家的出现。原始农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日益增多，财富刺激了私欲，产生了占有社会财富的行为，出现了私人占有和因占有不均导致的贫富分化。随着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层分化以至阶级出现。仰韶文化中期，从墓葬材料看，已开始存在明显的随葬品多寡的现象。最近发掘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灵宝西坡墓地已有了大、中、小墓之分，大墓随葬品多，而小墓基本上随葬品就少，但也有个别例外(70)。在房址上，灵宝西坡、郑州大河村、邓州八里岗等遗址，那些类似殿堂式的房子和长排分间式的房子反映了阶层的分化。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开始出现，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更趋明显。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分化剧烈，无论墓葬规模，还是随葬品的多少及精致程度，大、中、小墓的差别很明显。陶寺墓地即是典型。城址大量出现，其中陶寺城址已初步具备了都邑的性质，这时的国家形态已初现。以上这些都是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明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她并不仅仅表现为社会的进步，也表现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71)。其中精神文化也是在探讨中所不能忽略的。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原始宗教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的发展和天文历法知识等方面。中原地区的宗教性遗存不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发达，但该地区此类遗存也是有迹可寻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附近常分布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埋葬坑，应是祭祀地母以祈求农业丰收的祭坑，而对农神的祭祀是祈求祖先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给与保佑，以达丰收的目的(72)。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两处带有宗教性质的建筑，即Ⅰ号遗迹和Ⅱ号遗迹。有学者认为Ⅰ号遗迹是祭祀太阳的神庙建筑，Ⅱ号遗迹是专祠地母的冢土，目的都是祈求人口、农业的丰收的(73)。天文历法知识是人们在原始农业生产实践中摸索季节变化、物候变化等规律经验总结，其反过来又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即所谓的“观象授时”。中原地区有关此类遗存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的大型建筑ⅡFJT1，发掘者认为就是一处陶寺文化观象台遗迹(74)。

从仰韶文化中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区随着农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其前进历程是有着阶段特点的。这些阶段性特点与中原文明化的进程有着一定的关系。进入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农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据地区内文化的分化和地理区域上的差异，中原地区内可分出几个不同的次级区域，具体而言指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豫西南地区等小区域。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是豫陕晋三省交汇地，也是黄河、汾河、渭河交汇区域，可称之为中原文化的“金三角”区，这一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的中心区。郑洛区以嵩山为中心，主要是伊、洛河流域、颍河上游流域、汝河流域等区域，该区域是秦王寨类型主要分布区。豫西南区主要是南阳盆地，是下王岗类型分布区。豫北冀南区为后岗一期文化中心分布区。以上各个区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规模差别不显著(75)，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差别不明显。故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农业经济是多农业区域并存发展的时期，各区域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发展着自己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积累着文明的要素。进入龙山时期，其早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但豫北冀南区、郑洛区、豫西南区等区域少见这一时期的聚落，更少见规模较大显示经济发达的聚落。而金三角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心区，尤其晋南地区，已发现襄汾陶寺、曲沃方城、东许、垣曲古城东关等多处大型的聚落遗址。故龙山文化早期金三角区的晋南地区形成了一处经济发达的核心区。至龙山文化中晚期，晋南地区继续形成了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一处核心经济区，其区域内超过5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遗址有11处之多(76)。郑洛区无论聚落分布密度还是聚落规模也开始突现于豫西南区、豫北冀南、豫南、豫东等区域，形成了另一个核心经济区。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农业区域开始分化，出现了核心经济区域，也正是这一时期似乎形成了以陶寺遗址和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两处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至龙山文化末期及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寺文化衰落，其核心经济区地位已不存在。大致与此同时的长江流域经济区也已衰落(77)。而郑洛核心经济区不断扩大，这集中体现在郑洛地区聚落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上，尤其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文化聚落空前扩张，分布区域空前扩大。所以，笔者以为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时，本文研究的中原地区整体上是一个大的经济核心区，周围其他经济区如长江流域、海岱地区等都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而这一时期也基本上是中原文明作为全国文明中心地位形成的时期。

注释：

(1)本文所言文明化进程是指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演进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其时间段基本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第27－4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孔昭宸等：《渑池班村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第四纪研究》第3期第280页。

(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9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8)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该文提及这两个遗址有粟粒出土，但未注出处。李楼遗址发现的粟粒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9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高江涛：《新砦遗址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06-113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100、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页和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5)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55-61页。

(16)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17)马萧林、魏兴涛：《灵宝西坡遗址动物骨骼的收集与整理》，《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第3期，1983年。

(20)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5页及附表。

(21)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3-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15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4)王吉怀：《试析史前遗存中的家畜埋葬》，《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5)王吉怀：《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渔猎经济的考察》，《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第54-6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第76-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8-10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4)何驽：《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6)赵志军：《两城镇与校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东方考古》第1集，第210-21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38)蔡莲珍：《碳13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3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该文提到有5处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但未具体指出是那5个遗址以及其具体时代。

(40)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15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4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2)夏正楷：《豫西――晋南地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环境背景研究》，《古代文明》第3卷第102－1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46)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7)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4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9)姜钦华等：《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时代环境考古》，《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50)孔昭宸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51)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2)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3)宋豫秦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该文认为龙山文化末期与二里头文化之初气候温暖湿润，这与我们的判断相抵牾，实际上该文已言，这一时期的年代是根据地层关系推测的，所以其所代表的环境信息仅供参考，故这一推测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另外，该文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气候干旱的判断主要是据其稀树的草原植被。导致“稀树”即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二里头遗址及周围聚落空前发展，分布十分密集。聚落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所以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应主要是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所致。

(5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37页和119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55)王建革：《人口压力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56)李友东：《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57)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8)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9)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60)Allen W."Ecology, technique, and settlement pattern". In: Ucko PJ. et al.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pp211-226.

(6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62)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15页及附表。

(6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据各期的石器资料统计而成此表。石器中的农耕工具主要包括石斧、石铲、石锛、石镰、石刀、石耜、石杵等，渔猎工具包括石镞、石球、石弹丸、石网坠、石矛等。古城东关遗址亦是如此，不再赘注。

(64)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65)张居中等：《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该文提出了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的说法。其他有关文章还有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66)牟永抗：《稻作农业与中华文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268-278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7)参看云翔：《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劳动工具的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考古求知集》第83-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68)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384-39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70)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五次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

(71)王巍：《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6期，2003年。

(72)陈文华：《新石器时代的农事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73)李锦山：《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考古》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7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7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辑第1-5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垣曲古文化遗址的调查》，《考古》1985年第10期；张文君、高青山：《晋西南三县市古文化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侯马市博物馆：《山西侯马市古文化遗址调查报告》，《文物季刊》1992年第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襄汾、曲沃、闻喜、侯马三县一市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季刊》1993年第3期。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总结了保护性耕作在青海省互助县的实践状况，分析了保护性耕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加快推进保护性耕作的对策措施。

保护性耕作是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并用作物秸秆、残茬覆盖地表，减少土壤风蚀、水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的一项先进耕作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作物及牧草的种植，是效果最好的一项旱作农业技术。我县逐步开展了保护性耕作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并取得了成效，为大规模实施保护性耕作积累了成功经验。

1保护性耕作在我县的实践

互助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壤处，平均海拔2700m，年平均温度4.6℃，年降水量450~550mm，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植被生态环境较为薄弱，农田、水蚀风蚀严重，土壤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分能力低下。由于灾害频繁，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积极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近几年，我县进行了免耕、深松、覆盖等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我县农业部门在农业区设立了长期试验区，开展保护性耕作试验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认为保护性耕作适合我县县情，具有显著的保土、保水，增强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抑制农田地表扬尘，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增加农民收入等优点。为了加快保护性耕作的示范推广进程，我县启动了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这标志着我县保护性耕作的示范推广进入了新的阶段。

我县保护性耕作的推广应用目前还处在发展阶段，具有以下特点：①政府重视和推动。将保护性耕作的技术攻关、技术引进、示范推广分别列入相关的计划和项目中予以支持，县政府将保护性耕作纳入政府工作日程，制定了规划、实施计划和政策措施；②实施区域和应用对象正逐步拓展。保护性耕作的应用区域由农业区向农牧交错区扩展。应用作物由小麦、油菜扩大到杂粮、牧草等，逐步形成多种技术模式；③技术培训形式多样，宣传工作有声有色，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农业局结合当地情况，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保护性耕作机具现场演示、示范宣传和技术培训活动，不但提高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普及程度，而且还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还存在以下问题：①部分机具还不配套。急需填补空白，已经研制出的部分机具适应性不强，性能不稳定，有待改进完善；②农艺不配套。如对保护性耕作条件下的灌水技术、施肥技术、杂草病虫害防治技术等的研究较少，不能有效指导生产；③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农民对实施保护性耕作的重要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推广尚难，适合农村实际的推广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④部分关键作业机具性能不稳定，可靠性不高，机具选型上不能满足坡地作业要求。

2保护性耕作的重要意义

（1）保护性耕作是保护农田、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保护性耕作通过深松少耕、地表覆盖，可以增加天然降水入渗，大幅度减少地表径流和无效蒸发，增强抗旱节水能力。多年的试验表明，在我县采用保护性耕作可以减少地表径流量50％~60％，减少土壤流失80％左右，增加土壤蓄水量16％~19％，提高水分利用率12％~16％，保水、保土效果十分显著。

（2）保护性耕作是防治土地沙漠化和治理沙尘暴的重要途径。我县是沙尘暴发生严重的地区，是沙尘暴和浮尘天气的主要尘源，来自于不合理开垦的土地和过度翻耕的农田。保护性耕作通过秸秆残茬覆盖，可以降低地表风速；作物根茬可以固土，秸秆可以挡土；土壤水分的增加，增强了表层土壤之间的吸附力，改善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从而可以有效地减少农田扬尘。（3）保护性耕作是节本增效、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措施。实行保护性耕作，一般只需要秸秆地表处理、深松（每3~4年1次）、免耕施肥播种、除草、收获等，比传统耕作工序减少一半以上，效率高，能耗低，生产成本降低30％以上。另一方面，保护性耕作可以实现粮食增产和生产成本降低，使农民收入增加（一般为20％~30％）。据统计，小麦平均增产138kg/hm2，油菜平均增产144kg/hm2。

3加快推进保护性耕作的对策

（1）坚持政府推动方略。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在政策和投入上加大补贴。同时，对机具生产和机手作业服务实施减免税收和农机用油优惠等政策。

（2）坚持长期示范宣传。通过开展宣传培训，建好核心示范区，引导农民自觉采用先进技术，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

（3）坚持农机与农艺结合。不断创新和完善技术体系。在借鉴发达地区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农机农艺结合，借鉴与技术创新结合，试验研究保护性耕作栽培模式

和配套机具，是保护性耕作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针对具体地区的自然条件、种植制度、经济水平开展适应不同类型区、不同作物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病虫草害防治方法、配套机具等方面的试验创新，逐步解决当前示范推广中的机具、植保、水肥高效利用、技术模式等瓶颈问题，并加快技术的组装、集成、配套和示范，支持和保障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广泛应用。

（4）做好免耕播种机的开发、生产。在大面积推广之前，应首先解决免耕播种机和除草剂问题。随着保护性耕作向不同作物、不同区域扩展，对免耕播种机的种类、质量等都会提出新的需求。必须加快研制、筛选大批性能可靠、适合我县县情的免耕播种机和其他机具，组织好生产供应，以适应保护性耕作大规模推广应用的需要。

（5）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要大力发展农机专业户、乡村农机服务队等多形式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建立农机协会的形式来引导作业服务组织、农民和社会的投入，以资金、土地、机具、设施等入股，建立起股份制经济实体，调动机具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稳定的服务机制，扩大作业规模，提高作业和服务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