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但是，在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看来，官方的城市化率有很大的水分，2亿多农民工并未真正城市化，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并不平坦。“如果维持现行的不合理的土地和户口制度，后果必然是推高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文贯中曾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后他考入复旦大学，1983年负笈美国芝加哥大学，以中国土地制度为题的博士论文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精心指导，而后在美国大学执教至今。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经济学家，文贯中对于中国现实深表忧虑，“旧‘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又衍生出新‘三农问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子还在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

文贯中认为，农民进城定居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就必定滑进“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无法分享城市繁荣。

文贯中呼吁，“给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在他看来，“回到历史的原点，给予农民退出权利。不管是保存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还是重组或者完全单干，都由农民自己来决定。这是中国走出‘三农问题’困境的唯一选择。”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财经》：全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但是真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不到15％，其余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国家，那些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基本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里。现在中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认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贯中：既然已经有30来个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就说明这种陷阱不是必然的。但是从现实来说，中国又确实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解决农民进入城市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只要中国农民以及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危险。

1978年以前的30年，中国没有走出“三农”问题，可以怪罪于闭关自守，怪罪于计划经济体制。最近这30年，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却没有把农民和农民工融入到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去，就只能怪政府错失很好的历史机遇。

《财经》：在你看来，中国本来可以顺势而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农民更好地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为压低劳动力的成本可能恰恰是这30年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原因？

文贯中：中国不需要人为压低工资，因为中国只有18亿亩耕地，却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每个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所以有大量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低工资优势是真实存在的。现在有些地方的民工荒反而是人为的，因为房价过高，民工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正常的人口再生产。中国的低工资优势是败在了地价和房价上了，所以是败在自己手里，败在土地制度手里。

《财经》：问题在于，如果农民既没有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缚，又能够顺利地分享繁荣的话，是不是会抬高工资水平，从而使中国很快就丧失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可能有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呢？

文贯中：这种解释可能过于简单了。首先，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并且允许土地自由流动的话，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就会促进百业兴旺、普遍就业，中国的低工资比较优势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现在农村还有几亿剩余劳动力，说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这是需要一个严格的前提的，就是维持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不变。

不过，城市工资上升的同时，继续存在农村的普遍失业。这种并存局面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阱的关键是土地由市场来配置，使土地价格不至于过速上升，不会到处是天价楼房，农民就容易在城里定居下来。

将农民在城市里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十几岁到三四十多岁之间，然后就将他们送回农村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做法。可是，中国政府限制土地供应，人为抬高地价和房价，获取高额的“土地财政”。农民工的工资低，房租高，又不能享受城里人的社会福利，所以中年以后只能“逃离城市”。即使政府想提高城市化率，地价和房价已经炒成这么高，如此昂贵的城市又怎么能够安置农民工呢？

《财经》：办法是让农民回到各地的农村就地消化，不过这样一来又必然造成城市劳动力供应的紧张。

文贯中：对，本来中国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现在被自己的土地制度葬送了机会。中国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在滑落，欧美一时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以后的增长也不乐观，中国的出口前景也因此不乐观。世界通过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帮助中国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饱和，内需又不足，中国今后的困难很大。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其他经济实体，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都只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三农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这些经济实体实行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工业化需要源源不断的农民，房价也没有炒成天价，农民得以进城工作并定居下来。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普遍消化后，出现工资相对资本的成本上涨，这些经济体按照新的比较优势才实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并用服务业吸收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精简出来的非熟练工，因此农民阶层没有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

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的现代化应该反思

《财经》：中国的麻烦在于，人口比较优势的潜力还没有穷尽，就出现了“用工荒”；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还没有消化完，某些地区就开始了产业升级。

文贯中：完全正确。当一半人口还在农村，加上14％的人口为农民工的时候，这种升级换代意味着将有大量人口被边缘化，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吸收非熟练劳动力的能力很低。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2002）。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2002）。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这些种种的状况，与今日的中国现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人的价值的提高，人的自我定位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期望。因此，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改革出路，也就是尽快地推进制度变革，不断地满足农民的期望值，最终就是要做到相信农民、信任农民（党国英）。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这些种种的状况，与今日的中国现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人的价值的提高，人的自我定位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期望。因此，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改革出路，也就是尽快地推进制度变革，不断地满足农民的期望值，最终就是要做到相信农民、信任农民（党国英）。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其销售额可高达30万册，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国学者们，也纷纷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公司＋农户”的模式等，但是，其结果却如杨鹏先生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样，“失之千里”。对策的不适应，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三农问题的根源上来，因为根源是影响着对策是否能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应该先试着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状态下的三农问题？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失却了这种根源性的认识，那么，所提出来的对策也就只能是无根之枯木，从而陷进了张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逻辑”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学者们关于三农问题根源的讨论，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回顾，最终将其归结为福柯的“人类学”的范畴之中，并指出人的价值的不断提高乃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寻三农问题的根源这一问题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可能是也是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所决定。这方面的尝试始于张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佃农理论》一书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农业的一个先河。它摆脱了以往像亚当·斯密，马歇尔等经济学家在土地问题上所引起了无休止的理论性争吵，而一开始就从现存的农业现象出发，论证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从而开辟了实证经济学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国内学者们也不断地试着用这一理论武器去解释三农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理论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开始，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同时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稳定性（贝克尔），将产权关系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

而产权演进的一个最大关键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张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限制着搭便车的现象（道格拉斯·诺思）。在以往的公有制体制之下，中国并不存在着明确的私有产权，而只是公有制体制之外这种模糊的产权，这一模糊的产权，引发了低效率、搭便车等现象，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明确产权，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引发三农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当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别是对土地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却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短暂的繁荣之外，九十年代却重新陷入困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地，原封不动地借用传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无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释，因为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对农地的产权做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有着明确规定的产权合同。这就促使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论体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所撰写的“农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来，农村变革的根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而是根源于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之中——全国的经济大局。从这种视野出发，周先生将现在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视为是继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场“迟到了十多年的”。对于70年代末的那场，周先生认为，当时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土地的产权部分地让渡给农民，这在当时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周先生给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来的经济破产，已经使国家失去了进一步剥削农民的可能性，而广大农民的饥饿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国家不得不推行农村变革。而现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动力已经随之消失。一场“冬眠了十年”的农村改革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市场大底部”的决定因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递减，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农民购买力不足，影响内需，“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从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产权，农民收入不可能增长”的对策。当然，这种对策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产权问题——劳动所得，而是更多的从无名的产权——财产所得，而这种财产收入越发显得重要。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费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已经是作为一个重点来强调。只是在今日中国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对其进行重新的强调、界定罢了。

因而，纵观周先生的推理、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还是站在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只是强调的角度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交易成本，而从收入－产权的角度，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对整个三农问题进行着详尽的耙梳。这，或许也就是产权经济学所能达到的解释高度罢。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着一条相当清楚的脉络，那就是从国家－农民的相互作用出发，用时髦的话，就是国家－个人的博弈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产权可能是副产品”这种惊人的观点。而这样的分析方式，与政治学上的系统分析法有着极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维·伊斯顿系统分析方法中，系统输入、中间过程以及系统输出、反馈等诸多的因素已经作为政治系统整合的重要因素与过程。在这一方面，他与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有着相似之处。

从政治学的角度，或者说更宽泛一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执行是否彻底。这一法治的视野，主流的观点大致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如目前实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没有过多的漏洞，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法律的执行方面。执法过程中，渗进着过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标发生了偏转，人治的因素过重。

这种观点，在的《现代化陷阱》一书中随处可见，因而她们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道德来加以辅助。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法律的制定、执法的水平这些低层次的因素，而是出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架构方面。他们认为，自建国之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着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城乡壁垒（笔者试图不用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详细可见笔者的《混乱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着农村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可怕的“锁入效应”。因而他们提出了“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解决的对策，也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学术界主流思想很明显地转向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虽然“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体制的束缚”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可能会有利于今日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的改观，但是，若从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是远远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农问题的“外在性本质”，而没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讲的那种“价值体系”，也就是没有真正涉及到一个根源问题——改革的动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则指出的改革动力——市场大底部——是一个很实在、很现实的改革动力！

因而，许多的政治学者们就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出发，来分析三农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一种做大蛋糕的模式，从社会的边缘发端，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时没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变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来，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大受益者却沦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些群体有广大的农民、进城的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最终演化成今日的中国10大阶层（陆学艺，2002）。

这些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与整个社会结果是断裂的，其自身是相对封闭”，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贫困群体化”（孙立平，2002）。而在一项更为具体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是城市下岗工人的断层化，才引发出人们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换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是农民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对社会、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之际，人们才真正地重新思考着弱势群体的问题，而在这弱势群体之中，自然包含着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这一个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竟然要这样地被间接提及，诚可悲矣！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人们就不得不问，到底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政府是怎样行使权力的，竟然使三农问题处于如此的一种被遗忘的边缘化地位？或许，这就是学者们发出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种时代的强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够提出“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这样的时代强音，确实需要足够的睿智、豁达的胸襟以及宏阔的视野，莫怪乎许前席先生的《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一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中国当前的农民问题，如此迫切沉重，对其决断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经济伦理及政策所能应对的，它在不断追求一个“清醒而又坚韧”的政治主导层。在许文中，作者特别反对的是庸俗经济伦理的操练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练者。反对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种软乎乎的幸福主义观，而全然不觉民族整体的政治思想和节操”，反对后者“单单凭借‘良心原则’，凭借‘对自己主观信念的无限确信’（亚当·斯密语）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使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生存”“漂浮在混乱信众的不确定意见之上”。

作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对着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体置人民于何处。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和历史教训，无不揭示着这样的一个真理：人民是事实上的法官。因而，政治体应当以民为本也就变成了理所当然。而以民为本的政治体，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决不是像经济学上所讨论的边际效应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一个“政治权力落实到何处的问题”。

在以公民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政治社会中，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不证自明的：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体——人口群落之公民。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可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切断公民个体和中央国家之间政治联系，要让这一联系联系高度坚韧化、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讲，国家的爱民之意图，应该“让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许前席先生呼吁一种韦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详细的论述可见甘阳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种汉纳阿伦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场。因为，“作为一门志业的政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也应当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方面如能互补，就是对的。如果各自分离，就都是错的”。

至此，许先生的观点也就显然可见，他认为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深重地压迫着几代人的社会良心”，这与政治的本质是不相符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政治家们和辅政者们必须学会感受这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责任，从中分辨出政治原则的真正要求，并执行正义”。

三

很显然地，在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出谁优谁劣。但是，在对比之中，我们却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周先生的分析，还是许先生的分析，都将最后的问题提高到一种人的作用的本质。周先生强调农民在国家－农民的博弈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许先生则强调，政治体应当以人为本，二者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这种以人为主体的分析，在法国经典作家米歇尔·福柯看来，它们都是属于一种“人类学”的话语体系。

在其扛鼎之作《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通过对比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的认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发现“第二次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I’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了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为客观而进行科学的思考范畴之内的，而只有当“一个问题、一个要求、一个理论或实践的秩序”成为一种障碍时，人类学才得以产生，人才能作为问题的思考重心而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一人类学的视野之下，人已经无可争论地作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价值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最终的归宿。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前提。

这种以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思维，使我们在处理三农问题时有着一种最终的底线。它使我们明白：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这种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往往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T·W·舒尔茨）。如50－6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农业经济获得了一个增长的契机，这一历史现象促使了广大的农民产生了对制度调整的一种新的渴望。他们要求进行租约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权利的保证等等，并组织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这些种种的状况，与今日的中国现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都是由于人的价值的提高，人的自我定位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期望。因此，今日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改革出路，也就是尽快地推进制度变革，不断地满足农民的期望值，最终就是要做到相信农民、信任农民（党国英）。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闻报道农民话语权权益保障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涉及多方面措施，除了要解决好政策、资金、科技等方面的问题以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权利保障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点对面”的社会化传播手段，在传承社会文化遗产、充当社会“守门人”、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和不断调整相互关系，承担教育、告知等社会责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进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到农业信息传播，农民形象建构，农民社会地位改善等多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现实是，大众媒介往往忽略了如何让农民说话和怎样为农民说话这个课题，使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媒介话语权。

所谓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的权利。它反映了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社会影响力。而媒介话语权则进一步指该信息传播主体借助于大众媒介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见传达给受众，并以此掌握控制社会舆论走向的主动权。话语权既是公民重要的权利同时也是其他权利得以保障的基础之一。它不仅潜在地影响社会意识形态，更直接影响到传播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现代意义的媒介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它还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形象和主导公共事务的能力。媒介话语权的强弱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力量。要解决媒体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的问题，需要评析现有研究成果中各种观点与争议，澄清误会与失误，为未来的研究厘清思路。

关于农民新闻报道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农民问题的讨论大部分被社会学领域所囊括，包括农民的教育与管理问题，农民的社会心理的分析、农民的群体角色的分析。当然也有部分论及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但把农民置于大众传媒中进行考察的文献相较于农民问题的其他方面则显得过于单薄。

从关于农民问题和媒介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农民形象建构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农民群体中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如《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再现的偏差》、《女性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现象研究》、《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重塑农民形象的思考》等。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媒介对农民形象的再现大都是一种误现或低度再现。农民形象再现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群体选取方面。媒介报道多选取中年、男性农民群体或农村干部。二是对农民生活现状再现片面。农民报道中的这些问题使得农民形象有明显模式化趋向和刻板印象且不准确，不完整。

农民报道实务分析。如《谁为谁设置议程――从农民工问题的报道看议程设置》、《从失地农民看媒体作为》、《农民工报道中属性议程设置的变化》、《农民工和市民作为受传者的信息传播内容之分析――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信息传播内容的实证研究》等，主要是对农民报道的传播技巧、主题、思路、立意、创新等具体实务操作的研究。

大众媒介与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主持完成的“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课题。其成果《大众传播与农村》以苏南农村受众调查数据为依据，用数据说话，详细论述了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以及“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观点。大众媒介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信息交流，这不仅仅体现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农村受众观念的影响。

对农民受众的研究。如《论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从受众与媒体关系考察农民的媒介素养――以中部地区调查为依据》等一批研究农民受众媒介素养和媒介接触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

农民话语权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农民”为篇名进行检索，得到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共有相关论文3208篇，再以话语权为关键词进行二度检索得到数据显示有相关论文仅95篇。

如《试论传媒中的农民工话语――以报纸为例》、《当代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农民话语权”研究》，《如何为农民分发“扩音器”――略论农民话语权的实现途径》、《关于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调查――兼析农民工话语权》等，这些研究成果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媒介农民话语权，描述了农民话语权在大众媒介中的的缺失状态以及农民话语所承受的媒介话语歧视，初步探讨了农民话语权实现的途径。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中以“农民”为题名搜索到2330种书目，但以“权力”为关键词进行二度检索有11种。

从以上书目的题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主要从宪法学、行政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平等权的保护问题，涵盖农民的平等权、农民的生命权、农民的人身权、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农民的结社权、农民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其中也包括农民的表达自由权，但没有一种专门论述农民话语权的专著。

农民报道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从研究的数量上还是研究的质量上来看，中国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反映在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研究语料和数据选取范围有限。以上研究主要以中央级党报或专业性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反映出的农民话语权问题，而相对于中央级党报和专业性报纸，以地方省级党报农民报道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民话语权保障的研究并不多。

研究理论单一。语言并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秩序的介入力量，语言不单纯反映社会，它通过再现意识形态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以往的大众媒体和农民话语权研究理论雷同，大多数采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或是戈夫曼的框架理论，而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采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同时避免材料加观点加结论问题的研究还很少，也不够深入。

跨学科研究较少。关于“三农”问题的原因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农民媒介“失语”现象产生的原因也没有统一的观点。针对这样一个涉及多方面原因的问题我们应该跳出单一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借助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传播学、新闻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的优势，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的方法来研究如何保障中国农民话语权。另外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较具体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曹锦清：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它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相对合理的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就是不平衡和不平等的。

20年的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充分体现出来，这是三农问题的根子。

解决办法之一 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副产品与工业交换表面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还不如说是由提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能力决定的。

透过市场上的平等交换的表面现象来看，决定交换价格的更深刻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能力，分散的二三亿农户，只有组织起来，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比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不断增长的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

解决办法之二 建议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贡献了50年的积蓄，当工商业已经占了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

解决办法之三 建议撤销过多的条条框框。目前的农业地区，要那么多的部门干什么？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改善，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廉洁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农村走走访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到农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老人说，他们的生活比解放前要好得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绪？

男，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

温铁军：中国三农面临的两大矛盾，第一是国情矛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农户平均土地规模只有半公顷左右，劳动力转移又相对比较困难，这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政策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符合国情的、专门的针对小农经济的政策。很多理论界的朋友以为只要照搬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政策，似乎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事实是，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殖民扩张，欧洲转移出去四分之一的人口，大英帝国转移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能这样做吗？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所以中国要搞乡村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贺雪峰

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乡村社会性质、乡镇选举、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

贺雪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今天的农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生活最好的农民。在农村调查老人，一些老人说，过去地主家的生活也就今天这样子吧，甚至还达不到，地主有时还两干一稀呢。

但物质的提高，与幸福感的提高，是两回事。例如地主的心理满足感，是来自对周边农户地位的比较。以此反观现在的农民，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并不一定比建国前地主的生活水平差。甚至不比陶渊明差，但他们被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商业气氛所刺激起来的物质欲望所控制，有了强大的需求，但并没有实现这些需求的物质条件。他们被五彩世界的可能性与对现实世界的无力感所折磨，这种折磨尤其因为农村社会的迅速分化与外在的想像世界的真实化，而使农民处于痛苦不堪的境地，他们 的消费欲望被刺激起来，但不能实现。

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我认为首先应该强村弱乡，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必须重视村庄建设，限制小城镇建设，通过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外来资源的输入，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秩序和福利。村庄是生活性的，村庄建设与不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去的农民的福利关系极大，只有当农民可以在经过建设后宜于居住生活的村庄中生活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因为数量庞大的农民的不满，而功败垂成。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主要专长是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并有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和著述。党国英：从表面现象看，三农的问题最直接表现在农民穷、收低、人地矛盾突出，所以人地的比例要调整，大量的农业人口要城市化。这是谈论三农问题的首先要明白的背景。另外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本质是竞争，而农民在信息、组织、知识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这种时候，社会应该建立一些矫正机制，建立规则，借助国家力量，以利益损害进行限制。如果认为利益损害难以避免，那么就应该使其幅度尽量小、痛苦尽量减轻。

在目前原体制中，也设置了一些限制性因素，例如发方发生，农民负担恶性事件，对地主官实行一票否决，如果地大量撂荒，地方官也是有很大压力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操作规则。

男，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著述。2010年12月，被30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戴旭、郭亦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于建嵘：三农问题的背后，是农民与政府利益关系问题。可以回顾一下，1990年代讲农民问题总是社会问题、治安问题；到中期，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到现在，中央的措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以这一问题的认识现在已经日益清醒。

在九十年代初，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当时开始建立乡镇财政体制，乡镇成了独立的利益体存在，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乡镇政府的财政开支，由县财政拨付，这时候，就必须从农民那里获取，两者成为利益的直接博弈者。一方面农民因政策带来的边际收益逐步减少，越来越不愿交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因为钱难收，就增加更多的人手，人手更多，要供养的钱也就越多，这就形成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所以说三农问题的直接表现是在经济上，例如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但背后是管理体制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要从调整利益关系着手，更重要的是调整权力结构。事实上政府不可能短期时间把农村变为城市，政府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责任，那么最好的政策就是让农民休养生息，不要打扰它，不要剥夺它，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事实上要实现休养生息，古时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只有官权退才能民权进，在现代意义上的基层自治，对上面是复杂的问题，以下面来讲，其实可能很简单、很好解决。农业问题是土地效益问题，农村问题是农民就业问题，是核心问题。农民问题是权益问题、收入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九十年代中期日益凸显。我感觉粮食生产的增加、种粮效益的下降、农民负担的增加，是个双重挤压的过程。目前学界不少人认为要取消农民的各种农业税费，但也有人认为，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不能完全取消。

李昌平

男，汉族，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中国民间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

李昌平：的体制是为了吸取农业剩余，把农村的资源转到城市，转到工业去，老百姓没有积极性。消极怠工，没有剩余，拿什么给城市？所以公社失去了作用。

改革之后，农民创造的出路是分田单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成为经营单位，劳动积极性提高了，一亩增加了200多斤产量。但通过税费方式，又把农民和村级集体剩余给了国家，村一级组织已经不是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了。没有经济基础的村级组织，事实上也没有自治的基础条件。我们看，时期，我们是把家庭管得死死的，大家没有积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把村一级组织的资源管得死死的。

20多年来，只是前进了一步：过去是把农民、组织、基层政府捆死，现在是解放了农民，但捆死了组织、基层政府。我们现在改革的重点的难点，应该是去激活组织。过去是激活家庭，现在靠激活组织释放能量。国家不应该再收税了，要把农民的积累留给基层组织，留给村委会，建立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

三农问题根本上是权利问题。在时期，农民没有任何自，责任制后给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释放，给农民权利的过程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过程。把农民解放出来以后，粮食增加产量，1985年允许办乡镇企业，使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所以农民得到了在农业以外的收益。

80年代后期允许农民进城，每年有几千亿的收入返回农村，这是另一次解放。我们这么的看，实际上农村的问题，只要你给他们权利，他们就会发展。

农村孩子安全之忧折射发展之痛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儿童溺亡及坠亡的事件不断曝光，其中很多是农村留守儿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这些悲剧在将农村儿童安全问题推向公众视野的同时，也暴露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本刊特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教授，就探寻解决思路，进而为那些受城镇化影响的农村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成长环境等观点刊发以飨读者。

文/张凤云

问：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其中坠亡和溺亡占了很大比例。那么以您的研究来看，这些年有好转的趋势么？

叶敬忠：这几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没有什么好转，这个问题一直有，而且越来越严重。

问：我们搜集了最近报道出来的一些案例后发现，很多坠亡或者溺亡的事故都发生在农村孩子身上，有留守在农村老家的，有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来到城市的。您觉得这说明什么问题？

叶敬忠：从表面上看，是农村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粗心大意，监护不到位造成的。但是从深层次看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这跟人们的价值定位有关。这么多年来，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现今，在国家层面，盲目追求GDP已经饱受诟病，但是这种追求却越来越内化到了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目前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和膜拜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你看现在的农村，过年前大家都陆续回家，过完年又急急忙忙出去。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父母外出打工了，孩子留在老家；或者父母出去干活了，带到城里来的孩子独自留在住处。

另一方面，每个家庭以及农村社会对于物质以及经济的追求，也使得留在农村的人们在从事生产的时候，都想最高效地利用每一寸土地。我去过很多农村，发现很多地方的鱼塘，都是用挖土机挖的，而且为了生产效益，尽可能将每一寸水面都挖掘成鱼塘，四周堤坝的坡面很陡，几乎是垂直的；而堤坝宽度很窄。但是，这些堤坝有时又是农村儿童上下学的道路，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能说农村的家庭不重视孩子，但是跟追求物质相比，显然是把物质放在了第一位。当然了，这些农村家庭的价值观是受整个社会的心态以及价值观影响的。

第二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以城市偏向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农村资源在不断往城市流动：土地、劳动力，包括社会照料这样的东西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去了。虽然这些年强调城市反哺农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的进展，但真正跟农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多欠账。这些都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和安全环境改善的乏力。

第三，我们现在谈社会转型，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以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说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原来是城市的还是城市，它要转变的其实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所以阵痛一定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农”。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转型会有阵痛，所以我们就坐视其存在。

追求物质、追求经济，加上城市偏向，以及社会转型，所以很多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农村或者农民身上。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溺亡或者坠亡的事故高发在农民家庭，不管这些儿童是在农村留守还是待在城市的出租房里。

问：当前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否与之密切相关？这对我们有何警示？

叶敬忠：为什么这么多人外出务工，它就是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的背景导致的。这种人口流动直接导致了农村社会人口的照料赤字，比如本该得到照料的农村孩子没有得到父母的照料，而他们的父母则到城市去照料别人了，这在目前农村社会非常严重。发生这些事故就是这种照料赤字的一种体现。

很多农村的父母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洪流中被挟裹着前行的。这些农村家庭出现的问题，必然与城镇化紧密相连。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吗？看看这些农村的孩子就知道答案了：留在农村的，由老人带着；带到城里来的，父母工作的时候又没人管。

事实上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到底要搞到多大程度才适合我们中国的社会，以及我们的城镇化还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我们也应该思考，是不是所有到城市打工的人都想要城镇化，以及应该如何还原一种真正的，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乡村生活。

问：我们能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减少此类事故的发生？

叶敬忠：像这样大的社会问题，不管是留在村庄的还是在城市的这些孩子，任何工具性的做法都是值得鼓励的，比如在池塘边搞个警示性的标志，放一个竹竿，对孩子进行教育等等，都是好的。但是工具性的措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根本的是要改变这种以追求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

问：深层次的问题或许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够解决的，农村家庭的打工冲动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降低农村孩子发生此类意外的概率？

嘉宾：家庭履行好监护责任是必须的。在农村父母外出务工这个大的背景下，有孩子的人们首先应该做好家庭安排。这个家庭安排特别重要的就是对孩子安全的安排，一定要考虑好是不是有充分的人手代替自己对孩子的照料。到农村你可以看到一些极端的案例，一对老人管了三个五个孩子，很难周到照料。孩子出去了，老人又要顾家里的各种事情，他还要管种地。农村父母在衡量家庭的幸福、包括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家庭面对的物质压力的时候，都应该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以后可以有，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有些事情疏忽不得。

从社会承担的责任方面，我们的村庄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假期中，以及平时在孩子放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巡逻队？把村里一些热心人组织起来，有时候可能根本不需什么费用。村里的水塘就那几个，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也就那几个。村庄并不缺少热心人，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退休教师组织起来，在假期里给村里的小朋友辅导功课？我们的很多村庄都有大喇叭，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喊一喊，或者给那些外出务工的父母发条短信，提醒他最近哪个地方发生了儿童安全方面的事件？我想这些农村的父母肯定会非常重视，并对自己孩子的安全问题注意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村庄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者说非常欠缺。

还有我们的城市，也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那些从农村来打工的父母，如果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托管孩子，可能就不会出现坠亡的事情。我们的城市社区真是应该张开双臂，拥抱一下这些来自农村的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天天在为你家打扫卫生，为你们盖楼，为你们修路。真正要做这些事情并不那么难。那些热心的大爷大妈，带着红袖章，他们对公益性的事情还是很积极的。

关键是组织。这就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为社会发挥作用提供一点条件和帮助。

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安全方面，政府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能不能考虑在池塘边上修建一些护栏？政策真正向农村倾斜其实就应该体现在这些细小的事情上，而绝不仅仅是以乡村之名，以农村交通之名，修建一条条市级或省级公路。应该把财政的支持真正投入到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件一件小事上，越小越好，越细越好。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挂县强农富民;“三农”

中图分类号: 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31-2

0 前言

各省各地区都把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产业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战略举措,大力实施职业教育为农村服务工程。为推进农科教更大力度结合、产学研更加紧密衔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让农业科技人员把论文谱写在大地上、成果转化在产业上、贡献体现在农民增收上,江苏省2009年启动实施了“挂县强农富民工程”。依靠省级农业科研教学资源和力量,重点围绕县(市、区)高效农业产业发展科技需求,更直接、更及时地开展科技服务,推进全省高效农业规模化加快发展,努力增强职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能力,取得了初步成绩,探索出了一条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新路子,摸索出“挂县强农富民工程”新举措。

1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确立服务“三农”新目标

随着近几年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职业院校在服务“三农”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大。近几年来,职业院校都发挥自己的办学技术优势,在农村推广应用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通过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积极引导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带动了农村地方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地方农民实实在在得到实惠,形成各具鲜明特色的办学特色。各科研单位都在结合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按照“服务地方做贡献”的要求,提出“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目标,尤其是职业院校在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仅仅围绕学院国家示范专业群及技术资源优势,以短平快项目为切入点,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推广应用使用技术,突出“一村一品”,发挥师资优势,培训新型农民。

2 采取有力措施,完善保障机制

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突出的是职业技能教育,职业教育的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把新的研究成果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江苏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实施以来为职业院校发挥服务“三农”提供契机,职业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优势凸显出来。其主要做法有:

2.1 周密部署,成立两组

根据服务协议有关内容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各职业院校党委高度重视“挂县强农富民”工作,尽快和对接县人民政府签署挂购对接合作协议后,迅速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副院长为副组长的科技强农富民工程领导小组,下设科技强农富民办公室(挂靠科技与产业处),科产处处长为办公室主任;成立了首席专家及各系部具有高级以上职称人员为成员的技术专家组,并成立了专家小组长期驻扎在农村实施工作。

2.2 制定方案,政策保障

各职业院校领导多次组织和带领科技产业处、相关系部主要负责人和有关技术专家等赴对接县进行调研。经与对接县人民政府、县农林局有关领导和专家充分认证,确定重点扶持对接村。重点发展各大职业院校的优势产业,并制定了详细的《职业院校与对接县的产业发展规划方案》,确定在示范大户。为保证“挂县强农富民工程”的有效实施,部分职业院校还落实配套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投入“三农”服务工作。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拿出150万学院配套项目资金,还出台了《关于实施5111工程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意见》《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对外科技服务管理条例》《关于鼓励教师深入基层 开展科技强农富民工作的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教师到农村去创新和创业,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给农民。对科技强农富民工作突出的个人和专家进行重点奖励,并在晋职、评优等工作中重点倾斜。

2.3 技术入户,助民增收

各职业院校主要领导与挂县人民政府“实施挂县强农富民工程启动仪式”,具体落实“送科技下乡、促农民增收”活动。各高职学院与对接县人民政府、农业局、农林厅及各乡镇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多种农业新技术下乡的现场会。通过推广培训,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示范辐射带动周边农民,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

2.4 注重培训,强调实效

积极编写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的新型实用培训材料,开展培训班。各大院校都根据实际情况编写了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根据对接村产业发展特点,组建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教师作为对接项目的技术专家,根据生产季节和养殖关键期已制定技术培训计划。针对不同项目开展技术培训,并且深入现场进行现场指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农业科技培训及科技人员的现场指导,农民逐渐改变了原有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积极主动地运用科学合理的生产方式。

2.5 技物结合,温暖人心

为引领产业结构调整和水平提升,围绕“一村一品”的要求,以项目为载体,通过技物结合,已全面落实新技术、新品种、新农机到田头。各院校按照项目实施要求完成种苗、农资等物化补贴。驻点专家还深入调研、牵针引线,帮助农民选准项目,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农产品田头与市场的对接,利用学院资源积极帮助农户开拓市场,帮助农户签订产销协议,促进农产品优质生产和产销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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