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3 02:33:48
劳动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是新形势下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
监狱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着其中心任务是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三化”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手段,是实现监狱工作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科技创新的重大举措,是新世纪、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三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互为补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法制化是由监狱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肩负着惩罚与改造罪犯的职责,在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中处于最后一道关口,也是最重要的一道环节。因此,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所有执法环节和执法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切实做到依法治监。科学化是提高监狱工作效能和整体水平的根本途径,这是由监狱工作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监狱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靠多样化方式和多类型工作来推动的。如何遵循监狱工作规律和罪犯改造规律,运用科学的理念、方法和手段提高认知能力,优化系统整合,应用科学的体制、机制、制度提高工作效率,达到整体效能最优,关键在于不断提高监狱工作的科学化程度。社会化是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不可或缺的手段,是推动监狱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造罪犯的目的是使其回归社会,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因此,改造罪犯的过程就是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这就要求监狱工作应始终纳入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之中,冲破自身局限,从封闭走向开放,以纯化职能、强化职能,实现监狱职能的专门化,促进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二)习艺劳动的“三化”建设是未成年犯管教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阵地
习艺劳动生产是未成年犯管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组织未成年犯参加劳动的载体曾经也将继续为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安全稳定、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劳动改造罪犯本身在客观上有其科学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成为我国刑罚执行的特色和亮点。我国《监狱法》明文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监狱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改造劳动罪犯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法律赋予监狱完成监管改造任务的途径和手段,习艺劳动生产也必将作为未成年犯劳动改造基本手段实现的载体而具备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法定依据。
从时间和空间范围看,置于劳动改造基本制度下的服刑人员,除了管理教育和睡眠休息以外,多数时间都要在生产现场参与改造;从当前监狱管理的现状实际看,监狱管理的主要业务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犯人“早上出工,晚上收工”这个活动轨迹展开的,我国监狱的设计和民警配备也与此相适应。这意味着,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习艺劳动生产的“三化”建设就成了未成年犯管教所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阵地。
二、转变观念理念,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和基础管理,全面推进未成年犯习艺劳动生产的“三化”建设
(一)习艺劳动生产的法制化建设
1.从法制的角度对习艺劳动合理定位。现行《监狱法》及《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中有关劳动改造和习艺劳动的条款都是作为教育改造的一小部分出现的,这与劳动改造作为改造罪犯三大手段之一的地位不相匹配,而且条款内容相对笼统,应通过配套法规的制订,以强化习艺劳动改造罪犯的职能,提高改造质量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确立习艺劳动改造手段的地位和作用,细化对习艺劳动特殊要求的条款,运用法制手段规避习艺生产的一些负面作用,充分发挥其矫治转化的功能。
2.法制化呼唤经费保障的立法加强。经费的保障是习艺劳动组织开展的前提,也是未成年犯管教所集中精力改造罪犯和维护安全的需要。而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的弊病告诉我们,国家必须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使经费保障工作程序化、制度化,不因各省财政差异而不同,保证监狱经费足额及时到位,在法律上对习艺劳动生产的投资、劳动的设施配备、产品的回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实施不同于社会企业的政策,只有在财政全额保障的体制下才能确保习艺劳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回复其本来面目。
3.生产组织安排要注重未成年犯公民权利的保障。罪犯也是公民,也要全面加强其劳动保护。特别对于未成年犯,要按照其体能、技能、年龄、性别的差异,合理安排劳动时间,组织技术含量和体力脑力消耗各异的劳动项目,不以损害未成年犯权利来实现经济利益;劳作场所要创造条件,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劳动效率;要继续把劳动表现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量上有依据,质上有标准,并与法律奖惩挂钩,使未成年犯劳动的强制性减弱,习艺性和自觉性增强。
(二)习艺劳动生产的科学化建设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调动民警参与直接管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鼓励和激发未成年犯的劳动热情和改造积极性;注重生产与狱政、教育、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运作,保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效益目标的实现;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习艺劳动与提高未成年犯改造质量,确保监管安全持续稳定的机制和规律,促进未成年犯管教所各项工作的发展进步。
2.要全面加强基础管理,基础管理要注重理念和方法手段的科学性。要建立规范的习艺劳动管理制度,包括:岗前培训制度、公开竞争上岗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劳动考核制度、劳动报酬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劳动奖罚制度等;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纠正以往习艺劳动管理见物不见人的落后做法,切实以未成年犯劳动管理为中心,形成以罪犯劳动管理为主干的科学文明的管理系统,努力实现监管安全与生产安全、改造质量与产品质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要善于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武装监所民警,加大对习艺劳动现场的管理力度,提高民警的直接管理水平,建立狱内加工生产运行的长效机制,确立以质量为核心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健全各个生产项目的质量目标和控制体系,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增强习艺劳动生产的市场竞争力;要充分研究习艺生产项目的特点和规律,制订生产定额标准,确定管理民警及罪犯的劳动组织形式。
3.要遵循新时期劳动改造罪犯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切实保障罪犯人身安全,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科学文明管理,严禁将生产劳动作为惩罚手段的原则;建立公开公正的劳动考核体系的原则;按照劳动技能等级和劳动绩效给予一定劳动报酬的原则;对因工伤亡的罪犯按规定给予经济补偿的原则;结合实际不断引进国际国内先进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尽可能模拟社会企业先进管理方式的原则等。
(三)习艺劳动生产的社会化建设
1.最大限度地发挥习艺劳动过程的再社会化的作用。劳动改造手段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接以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目标,把罪犯改造为能适应社会的人。这就要求我们在习艺劳动管理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一是在习艺劳动硬件建设方面,包括习艺劳动车间、设备设施、管理手段达到社会水平;二是在习艺劳动管理理念、方法、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与社会接轨,淡化色彩,使未成年犯通过习艺劳动,接受与社会企业相类似的现代管理信息,感受回归后可能遇到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加速其再社会化的进程。
2.充分整合和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技能培训。积极运用社会力量为改造服务是优化社会资源,实现监狱工作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对未成年犯的技能培训是未管所习艺劳动的重中之重,但是在当前条件下,对未成年犯进行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单靠未管所力量有限,这就需要有以社会劳动保障部门牵头,机关团体、志愿者等各界社会力量的参予,应形成政策或规章,建立技能培训的长效机制,使大部分未成年犯有一技之长,以增强其适应竞争就业的能力。
3.与市场接轨,改进对未成年犯劳动改造成果的评估方法。建立和运用社会化习艺劳动考核评估体系对于促进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提高其社会适调能力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未成年犯劳动改造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素质的提高,包括劳动技能的提高和劳动观念更新两项内容。劳动观念的更新主要指与市场经济、现代管理相适应的遵纪意识、质量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安全意识、成本意识、维护设备的意识等是否得到增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对罪犯劳动改造的要求主要是“养成劳动习惯、学会一技之长”,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求劳动者不仅具有一技之长,而且要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劳动观念。这种新的劳动观念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学会一技之长更重要,因为它适用于各行各业,而学会一技之长仅适用于某行业或某工种。另一方面,是劳动绩效的提高,即在规定时间内生产出较之过去更多的合格产品。这就是物化了的改造成果,罪犯生产的产品经过市场营销,最终体现为货币形式的经济效益即劳动报酬。这不仅是罪犯人身价值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劳动改造制度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破坏力量为建设力量的先进性。
推进未成年犯管教工作“三化”建设,是时代赋予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神圣使命和职责,是未成年犯管教工作永恒的主题。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是涉及未成年犯管教全方位工作的整体工程,需要付出大量的艰辛努力。让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以未成年犯改造质量提高为特征的执政能力的加强与改善,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劳动论文范文第2篇
9、论劳动法律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相互关系 10、在校大学生勤工助学法律性质探析 11、论劳动规章制度及其效力 12、“三方协商”机制的法律意义 13、试论如何完善我国劳动关系的“三方协商”机制
14、论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劳动法中的适用
15、论劳动权的冲突与协调
17、劳动法调整之下的惩戒制度设计 18、论劳动法中的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的适用
19、论劳动法上的权利救济 20、劳动法律援助制度探讨 21、社会弱势群体的劳动法律保护 22、论劳动法律关系与民事雇佣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23、劳动权与社会保障权比较 24、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25、论和谐视角下的劳动关系 26、劳动关系稳定的法律调整机制 27、构筑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思考
28、论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特征和方法 29、论劳动关系的社会性特征 30、论劳动法律关系
31、试论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劳动关系问题 32、“用人单位”资格探讨 33、“劳动者”资格探讨 34、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探析 35、劳动纪律合法性标准探讨
36、用人单位内部劳动规章制度的立法思考37、论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保障 38、论劳动者权利的侵权救济 39、劳动者权利能力的法理思辩 40、劳动者行为能力的法理思辩 41、论劳动者的权利本位 42、劳动者分层保护机制研究 43、职工劳动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44、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45、职场性骚扰探讨 46、论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 47、论职业安定权
48、完善劳动安全权的若干建议 49、反强迫劳动制度的立法建议 50、“过劳死”现象的劳动法律规制 51、论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52、论工会的集体谈判权
53、关于我国集体谈判权保障的立法思考 54、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政府作用 55、论非标准劳动关系 56、劳动派遣及其法律规制 57、劳动派遣制度的法律分析
劳动论文范文第3篇
他在论及工作权时，将工作权与工作中的权利并列，以示工作权与工作中的权利是有区别。他在这里所论及的工作权是狭义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就业权。在他的论述中也出现过劳动权这个词，他使用的是复数，意味着劳动权包括诸多权利，但他并没有使用“劳动权”这个概念来概括他所称的“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而是使用了“与工作有关的权利”(work-relatedrights)更为宽泛的概念来概括“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并视它为“总体概念”(thewholeconcept)。
他认为，国际认可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经历了理想化、概念化和实证化阶段，但它们还远未达到合理的法律化程度。随后，他为了有条理地考察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的国际法规的实体范围，对与工作有关的人权进行了分类。他将与工作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分成以下四类：①与就业有关的权利(employment-relatedrights)；②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employment-derivativerights)；③平等待遇和非歧视权(equalityoftreatmentandnon-discriminationrights)；④辅权利(instrumentalrights)。在这四类权利中，第一类权利应被赋予中心地位(acentralposition)，并将它又细分为七个方面不同的权利和自由，即免于奴隶制和类似的习俗、免于强迫和强制劳动、择业自由、获得免费就业服务的权利、就业权(TherighttoEmployment，ortheRighttowork)、就业保护权、免于失业的保障权。第三类权利是由作为劳动关系产物的、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利和自由组成，如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权、享受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权、获得公允报酬权、接受职业指导和培训权、妇女和年轻人在工作中受到保护权、获得社会保障权和其他权利。第三类是从非歧视和平等的角度提出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作为辅权利的第四类包括诸如结社自由和组织权、集体交涉权、罢工权和工人迁徙自由等，甚至还包括不太直接的集会自由，拥有财产权、人身自由和安全、公正审判权、表达自由权。
2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权利的内容
《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法》第三条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第七条规定：“劳动者有权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第八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与《宪法》、《劳动法》相配套的立法，多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部门规章等，也包括最高法院的少量司法解释。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劳动权利做出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大体包括：保障和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时、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女工和未成年工保护、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
3我国学术界对劳动权的界定诸说
劳动权也称工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二十世纪以来，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日益受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并相继载入宪法。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劳动权，但未对劳动权的概念作出解释。国内学者对劳动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国内学者界定劳动权概念的外延大小，可以把对劳动权的界定分为“一权说”、“二权说”和“多权说”。
“一权说”认为，劳动权就是就业权，是指公民能正常“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权和选择职业的自”，是要求“国家或社会提供劳动机会的权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劳动权就是指“劳动的权利”。“一权说”认为平等的就业机会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权是构成劳动权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态度，后者体现了劳动者对职业选择的主观愿望及价值取向，并不包括“因劳动而产生的结果权利”，也即劳动权仅为获得劳动机会的手段，与劳动报酬并无必然联系，甚至有可能因企业破产等原因导致劳动报酬落空的结果。诚然，权利不等同于利益，不是利益本身，但权利背后的基础是利益。“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一项权利之得以成立，也是由于利在其中。”权利实现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利益是权利主体的目的指向，也即权利的目的属性。由于劳动权的行使与取得劳动报酬这种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关系，因而获得劳动报酬是行使劳动权的重要目的。19世纪法国工人高举的为“面包和工作”而战的口号，就是这一目的属性的反映。当然，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并不必然等于获得实际劳动报酬。权利的行使只表明获取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行使权利，可能通过这种权利的活动而得到利益，但也可能得不到利益”。因此，以劳动者并不一定能获得实际的劳动报酬来否认其享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难以令人信服。况且，即使企业破产，劳动者也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报酬为受雇人以劳力取得之债权，故比其他债权应有优先受清偿之权利”。
“二权说”认为劳动权包括就业权与获得劳动报酬权，这是国内的主流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1984)将劳动权界定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能够得到有保障并有适当报酬的工作的权利。”这里“有保障的工作，”实际上是指固定的、稳定的工作，是用计划指令式的行政手段统一配置劳动力资源，是“统包统配”用工制度的思想反映。它否认劳动者与雇主的意志自由，不承认失业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该概念也肯定了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只是“适当的报酬”，并不是按劳付酬。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劳动者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自主地出让自己的劳动力，并有权获得与自己提供劳动的质和量相符的劳动报酬。“二权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得到了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劳动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参加社会劳动并按照其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相应的报酬或收入的权利”。相似的观点还有，“劳动权就是公民享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取得与其劳动相适应的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收入的权利”。此观点不仅强调公民就业权，而且非常重视公民的劳动报酬权，并视为其他人权的基础。若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就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其他人权也就无从实现。但以上概念中的“收入”一词，令人费解。“报酬”含有“对价”之意，而这里的“收入”，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非劳动报酬，并不含有“对价”之意。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企业办社会的思想。过去的一些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养老金等方面均由雇主承担，一旦劳动者分配到企业，则企业就必须把这些社会福利给“包”起来。因此，用“收入”一词来界定劳动权在当时也符合实际。
“多权说”的论者都认为劳动权应包括多项权利，只不过各学者在界定劳动权外延时所持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己。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就业权是其核心和基础，同时又包括自由择业权、职业培训权、获得最低工资标准权、享有安全和卫生工作条件权、工作时合理限制权、休息权等，但不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劳动者以个体的名义行使的权利-自益权，属于劳动权；而诸如团结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等共益权则不属于劳动权的范畴。有的学者不仅认为自益权属于劳动权，而且共益权也属劳动权，把劳动权视为一种权利的代表，它代表了与工作或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权利之集合。有的学者把管理决定权和社会保险权也包括在劳动权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广义上的劳动权与劳动权利等同，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广义上的劳动权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所宣言的权利。可见，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劳动权是指包括与劳动紧密关联的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权利。从外延上看，把劳动权视为劳动权利的简称也未尝不可”。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中的重要内容，是其他人权的基础，因此，以劳动权为存在前提或与劳动权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会很多，统统归入劳动权的范畴，既不利于我们对劳动权的正确界定，也不利于我们把握其他权利的真正内涵。
特别一提的是，还有学者认为外延上的劳动权由原权利、救济性权利和保护性权利三大部分构成，并由此认为劳动权是指劳动者在劳动法律关系中享有劳动就业权、择业和变更职业权、取得报酬权以及劳动保护、社会救济权利的总称。该观点为劳动权的界定开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有些表述我们确不敢苟同。众所周知，原权利是第一性权利，救济权利(又称补救权利)属于第二性权利，二者是以权利义务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的分类，显然，原权利并不包括救济权利，正如实体权利并不包含程序权利一样。同时，社会救济权利的权利主体并非就是指“劳动者”，根据我国宪法，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是指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
所以我们认为劳动权应是包括就业权、报酬权、职业培训权、健康及劳动安全权、休息权、结社权、集体谈判以及罢工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体系。
摘要：劳动权经常被错误的认为仅仅是被认可的宪法基本权利或人权的具体规范之一，但由于其主体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权利实现上义务对应的多元化都决定了劳动权属性及其内容构造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它是一个复杂的规范体系，而不是单一的法律概念，它反映了一系列的权利规定，在内容构成上形成一个“权利群”，具体包括就业权、报酬权、集体行动权、职业培训权、休息权，职业安全权。
关键词：劳动者；劳动权；工作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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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劳动论文范文第4篇
他在论及工作权时，将工作权与工作中的权利并列，以示工作权与工作中的权利是有区别。他在这里所论及的工作权是狭义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就业权。在他的论述中也出现过劳动权这个词，他使用的是复数，意味着劳动权包括诸多权利，但他并没有使用“劳动权”这个概念来概括他所称的“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而是使用了“与工作有关的权利”(work-relatedrights)更为宽泛的概念来概括“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并视它为“总体概念”(thewholeconcept)。
他认为，国际认可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经历了理想化、概念化和实证化阶段，但它们还远未达到合理的法律化程度。随后，他为了有条理地考察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的国际法规的实体范围，对与工作有关的人权进行了分类。他将与工作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分成以下四类：①与就业有关的权利(employment-relatedrights)；②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employment-derivativerights)；③平等待遇和非歧视权(equalityoftreatmentandnon-discriminationrights)；④辅权利(instrumentalrights)。在这四类权利中，第一类权利应被赋予中心地位(acentralposition)，并将它又细分为七个方面不同的权利和自由，即免于奴隶制和类似的习俗、免于强迫和强制劳动、择业自由、获得免费就业服务的权利、就业权(TherighttoEmployment，ortheRighttowork)、就业保护权、免于失业的保障权。第三类权利是由作为劳动关系产物的、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利和自由组成，如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权、享受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权、获得公允报酬权、接受职业指导和培训权、妇女和年轻人在工作中受到保护权、获得社会保障权和其他权利。第三类是从非歧视和平等的角度提出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作为辅权利的第四类包括诸如结社自由和组织权、集体交涉权、罢工权和工人迁徙自由等，甚至还包括不太直接的集会自由，拥有财产权、人身自由和安全、公正审判权、表达自由权。
2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权利的内容
《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法》第三条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第七条规定：“劳动者有权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第八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与《宪法》、《劳动法》相配套的立法，多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部门规章等，也包括最高法院的少量司法解释。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劳动权利做出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大体包括：保障和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时、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女工和未成年工保护、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
3我国学术界对劳动权的界定诸说
劳动权也称工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二十世纪以来，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日益受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并相继载入宪法。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劳动权，但未对劳动权的概念作出解释。国内学者对劳动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国内学者界定劳动权概念的外延大小，可以把对劳动权的界定分为“一权说”、“二权说”和“多权说”。
“一权说”认为，劳动权就是就业权，是指公民能正常“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权和选择职业的自”，是要求“国家或社会提供劳动机会的权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劳动权就是指“劳动的权利”。“一权说”认为平等的就业机会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权是构成劳动权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态度，后者体现了劳动者对职业选择的主观愿望及价值取向，并不包括“因劳动而产生的结果权利”，也即劳动权仅为获得劳动机会的手段，与劳动报酬并无必然联系，甚至有可能因企业破产等原因导致劳动报酬落空的结果。诚然，权利不等同于利益，不是利益本身，但权利背后的基础是利益。“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一项权利之得以成立，也是由于利在其中。”权利实现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利益是权利主体的目的指向，也即权利的目的属性。由于劳动权的行使与取得劳动报酬这种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关系，因而获得劳动报酬是行使劳动权的重要目的。19世纪法国工人高举的为“面包和工作”而战的口号，就是这一目的属性的反映。当然，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并不必然等于获得实际劳动报酬。权利的行使只表明获取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行使权利，可能通过这种权利的活动而得到利益，但也可能得不到利益”。因此，以劳动者并不一定能获得实际的劳动报酬来否认其享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难以令人信服。况且，即使企业破产，劳动者也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报酬为受雇人以劳力取得之债权，故比其他债权应有优先受清偿之权利”。
“二权说”认为劳动权包括就业权与获得劳动报酬权，这是国内的主流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1984)将劳动权界定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能够得到有保障并有适当报酬的工作的权利。”这里“有保障的工作，”实际上是指固定的、稳定的工作，是用计划指令式的行政手段统一配置劳动力资源，是“统包统配”用工制度的思想反映。它否认劳动者与雇主的意志自由，不承认失业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该概念也肯定了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只是“适当的报酬”，并不是按劳付酬。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劳动者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自主地出让自己的劳动力，并有权获得与自己提供劳动的质和量相符的劳动报酬。“二权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得到了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劳动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参加社会劳动并按照其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相应的报酬或收入的权利”。相似的观点还有，“劳动权就是公民享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取得与其劳动相适应的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收入的权利”。此观点不仅强调公民就业权，而且非常重视公民的劳动报酬权，并视为其他人权的基础。若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就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其他人权也就无从实现。但以上概念中的“收入”一词，令人费解。“报酬”含有“对价”之意，而这里的“收入”，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非劳动报酬，并不含有“对价”之意。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企业办社会的思想。过去的一些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养老金等方面均由雇主承担，一旦劳动者分配到企业，则企业就必须把这些社会福利给“包”起来。因此，用“收入”一词来界定劳动权在当时也符合实际。
“多权说”的论者都认为劳动权应包括多项权利，只不过各学者在界定劳动权外延时所持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己。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就业权是其核心和基础，同时又包括自由择业权、职业培训权、获得最低工资标准权、享有安全和卫生工作条件权、工作时合理限制权、休息权等，但不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劳动者以个体的名义行使的权利-自益权，属于劳动权；而诸如团结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等共益权则不属于劳动权的范畴。有的学者不仅认为自益权属于劳动权，而且共益权也属劳动权，把劳动权视为一种权利的代表，它代表了与工作或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权利之集合。有的学者把管理决定权和社会保险权也包括在劳动权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广义上的劳动权与劳动权利等同，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广义上的劳动权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所宣言的权利。可见，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劳动权是指包括与劳动紧密关联的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权利。从外延上看，把劳动权视为劳动权利的简称也未尝不可”。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中的重要内容，是其他人权的基础，因此，以劳动权为存在前提或与劳动权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会很多，统统归入劳动权的范畴，既不利于我们对劳动权的正确界定，也不利于我们把握其他权利的真正内涵。
特别一提的是，还有学者认为外延上的劳动权由原权利、救济性权利和保护性权利三大部分构成，并由此认为劳动权是指劳动者在劳动法律关系中享有劳动就业权、择业和变更职业权、取得报酬权以及劳动保护、社会救济权利的总称。该观点为劳动权的界定开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有些表述我们确不敢苟同。众所周知，原权利是第一性权利，救济权利(又称补救权利)属于第二性权利，二者是以权利义务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的分类，显然，原权利并不包括救济权利，正如实体权利并不包含程序权利一样。同时，社会救济权利的权利主体并非就是指“劳动者”，根据我国宪法，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是指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
所以我们认为劳动权应是包括就业权、报酬权、职业培训权、健康及劳动安全权、休息权、结社权、集体谈判以及罢工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体系。
摘要：劳动权经常被错误的认为仅仅是被认可的宪法基本权利或人权的具体规范之一，但由于其主体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权利实现上义务对应的多元化都决定了劳动权属性及其内容构造上的多样性、复杂性，它是一个复杂的规范体系，而不是单一的法律概念，它反映了一系列的权利规定，在内容构成上形成一个“权利群”，具体包括就业权、报酬权、集体行动权、职业培训权、休息权，职业安全权。
关键词：劳动者；劳动权；工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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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动教养/轻罪处罚/立法/法治/基础/任务……
差不多与劳动改造立法同时起步的中国劳动教养立法工作，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步履维艰之后，虽然也形成了十几稿甚至几十稿各式各样的《劳动教养立法（草案）》，但最终并没有象人们期待的那样，用“八年抗战”(1986～1994)的辛劳弄出一部劳动教养法典来，而是“脚踏实地”地回到了这一工作的起点。尽管这绝不意味着十几年劳动教养立法工作的徒劳和枉然，但她却无情地告诉人们：立法决不就是条文的起草和法典的编纂。一部法典的诞生，不只是法学家、立法官和劳教专家们辛勤操劳的果实，而更是时展的产物，更是形势变化的结果。从劳动教养立法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立意出发，本文专门就事关劳动教养立法工作进程的几个基本问题，应当说是比较基础、边缘和综合的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注：为了配合和推进劳动教养立法工作的开展，1999年筹划、2000年成立了由刑法学、监狱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宪法学、法理学、法律史和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等相关学科的10名专家组成的“北京大学刑事法理论研究所《中国劳动教养（轻罚处罚）立法研究》项目课题小组”。项目主持人、课题组副组长兼秘书长：西南政法大学监狱学和犯罪学教授张绍彦，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储槐植，课题副组长：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中青年法学家陈兴良，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副所长、犯罪学研究员郭建安；课题组成员包括：西南政法大学学和外国法律史教授、法学博士王人博，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教授程燎原，北京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授、法学博士陈瑞华，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局研究室主任姜金方，西南政法大学监狱史和法律史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利荣，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学副教授、法学博士杨建顺。）我认为，对这几个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是劳动教养立法科学化的基础和前提。
一、劳动教养立法的基本形势
我对中国劳动教养立法基本形势的认识可以简括为“四个历史必然性”：
（一）中国劳动教养独特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的劳动教养产生、存在和发展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功过是非”无需专门和过多的评价，简单地讲，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存在至今确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现在困扰劳动教养的法治和人权两大难题，在劳动教养产生时代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为一个普遍问题。那时的中国可以说处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政府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行政权的范围和规则也都没有明确、严格的规制。这是劳动教养问题与监狱行刑问题最大区别，也是劳动教养立法迟迟难以出台的根本所在。这就是十几年来人们一直难于弄清楚的劳动教养的性质和法律地位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假定行政权——不经司法程序有权在劳动教养的范围内处理公民的自由的前提能够成立，那么，中国过去把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措施时已经制定的《决定》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就已经使劳动教养立法问题得到了基本的解决。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行政权是无法如此处理公民自由的。因此，当我们再来为劳动教养立法寻找劳动教养性质的根据时，却又把上述法规的规定作为法律根据，显然是犯了逻辑上循环证明的错误，是没有证明力的：
命题一：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证明一，因为法律规定了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措施，所以，它是一种行政处罚；
命题二：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的事实根据。
证明二，因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所以，法律规定它是一种行政处罚。
法律和事实互为根据，相互地循环证明。这是十余年来的一个最为普遍的现象。
但是，劳动教养在中国的产生和迄今为止的独特存在却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应当说是合理的——在其存在客观必然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和良好愿望为转移的意义上说。我们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并非指在价值评判的意义上事物所具有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或者说这种合理性并非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合理性，即不能成为其存在正当性的理由或者根据，而是哲学之必然意义上的合理性。所以，我认为，今天进行劳动教养立法时，从实际的意义上讲，无需过度地对现实的劳动教养进行这种“回头看”式的价值层面的分析和评判，而只需从现实的要求和发展的趋势出发即可。
（二）中国劳动教养立法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基于同样的缘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几乎与当时的劳动改造立法同步，劳动教养立法问题也被历史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这个时代不仅仅是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真正的历史性变革。法制和法治成为社会生活普遍的基本规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人们尚欠清晰的理念别是在与劳动改造结合的意义上，提出劳动教养立法问题是必然的。劳动改造要立法了，看来如此相似的、被俗称为“二劳改”的劳动教养立法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正是在进行这种劳动教养立法的努力中，才逐步发现了劳动教养与监狱问题的根本不同。因为，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直接地引发了政府及其权力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的培育是以独立自主的公民和市民个体为其基本的社会基础的。所以，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进程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日益深入，劳动教养立法工作的基本目标——法典的出台越来越渺茫。政府权力的规制、公民自由和权利的确认以及劳动教养的司法化建构等，都是监狱立法不曾遭遇的十分复杂的问题。
（三）劳动教养立法现状的历史必然性
经历了十几年的艰苦跋涉，劳动教养立法没有能够像劳动改造立法那样——“八年抗战”总算弄了一个监狱法典出来，恰恰相反，时至今日劳动教养法典似乎没了说法。我们认为，这种状况的形成也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毕竟与劳动改造相比，劳动教养才真正更具中国特色，它的产生也更具创造力和随意性；它的存在和发展都缺乏基本的理论说明和社会基础；而中国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出现的“国家、社会、公民、个人”关系的变化，应当说发育得并不成熟，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以对这种变化正确认识为基础的劳动教养立法的科学认识；当然，在上述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些人们认识上特别是劳动教养立法活动本身努力方面上的偏差。如此等等。
我们对劳动教养立法现状基本认识的结论性意见是，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不具备出台劳动教养法的条件，劳动教养立法的时机发育尚不成熟；目前，中国的劳动教养立法也不具备直接着手条文起草或者立法论证的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劳动教养立法在经历了过去15年左右的努力而其“成果”几近为零之后——当然，这绝不等于否定15年劳动教养立法工作的成绩和贡献，事实上，如果没有这15年的基础，至少我们现在也难于形成对劳动教养立法的正确认识，今天的劳动教养立法应当从零开始，从科学性的而不是工作性和事务性的调查研究开始。因为，目前在缺乏必要论证和准备的条件下，直接从事劳动教养法典起草的立法工作的社会条件、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都是不充分的。
首先，劳动教养立法与国家的体制即宪法规定的国家与公民和个人的关系有关、与政府的行政权力有关、与国家的司法程序有关、与国家的司法体制特别是刑事司法体制有关。因此，必须基于对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形势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才能真正把握劳动教养立法的要领。相信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育将渐趋明朗。上述客观情况实际上对劳动教养立法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某种意义上讲，前15年劳动教养立法就是走过了这样的路程。
其次，劳动教养立法工作的健康进行有赖于一系列基本理论准备的支持。这些基本的理论准备包括：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政府——公民——个人”关系及其对国家和政府体制的影响；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对“权力——权利”机制的影响；国际社会刑事立法、行政立法和人权保障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现阶段法治社会建构中包括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内的刑事法制的改革与完善、政府行政处罚的分析；在体制、刑事法制、行政法制和司法程序中对劳动教养问题的定性和定位等等。这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是需要在进行劳动教养立法时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研究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教养立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国立法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类似中国劳动教养的实际做法，在国外早已存在，诸如保安处分、违警罪、轻罪等皆有相同或者相似之处。尽管这些国家的基本国情、立法思想和具体做法等都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但应当说在基本的方面，它们对中国的劳动教养立法都具有重要的和直接的借鉴意义。可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对之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还相当薄弱，特别是从中国劳动教养立法借鉴角度的理性观察更是十分微弱，甚至当我们带着自己的某种框架或者期待去了解时，还会觉得那些东西与中国的劳动教养是“零相关”，对中国国情而言，那些东西根本就是“水土不服”，其实并不尽然。所以，目前从借鉴和使用人类文明成果及国外有益经验的角度看，我国劳动教养立法法典直接起草的条件也不成熟。
（四）劳动教养立法新思维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基于上述劳动教养司法实践和立法问题的基本状况，便形成了如下人们不愿看到的局面：第一，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度里，劳动教养成了法治建设和完善中的法治“荒地”；第二，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里，劳动教养又成了一个被敌对势力用作攻击状况口实的人权“荒地”，她时常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出现。更为突出的是，她的对象是人，是人的人身权利本身。
“穷则思变”，这成为劳动教养立法新思维产生的直接和巨大的力量源泉！同时，从客观上讲，近20年中国民主、法治、人权理论的研究和改革实践，也为劳动教养立法新思维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成为产生科学、合理、完善的劳动教养立法新思维的事实基础。总之，我认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劳动教养立法的上述必然性，从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及其发展趋势着手，对劳动教养立法相关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地科学研究，是重新开始的劳动教养立法工作健康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制定出科学的劳动教养法典的必由之途，这是不可缺少、无法跨越的根本环节。否则，我们必然付出的昂贵代价将无情地被时间和实践所证实。
我们认为，劳动教养立法的当务之急不是进行条文的草拟，或者为法典的起草而进行所谓的“调查研究”，这些技术性工作是劳动教养立法的坚实基础牢固地建立起来之后自然而然地会得到解决而相对简单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为劳动教养立法问题的解决建立和寻求其理论的和实践的、立法的和司法的、制度和体制的、历史的和发展的、中外比较的、刑事的和行政的、实体的和程序的等各方面的基础和支撑。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必不可少的工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企图凭借任何其他力量，走捷径，回避问题与困难，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徒劳而返。我认为这也正是劳动教养立法与监狱立法同步开始，虽然经过了十余年的多方努力，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形成了十几稿的劳动教养法典草案，但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的根本所在。（注：当然劳动教养立法，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从立法上还是司法上，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是国外相关或者类似的制度等方面，较监狱立法都要复杂得多。并且，劳动教养立法还从根本上受制于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发育和变迁，牵涉到比监狱立法复杂和艰难得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立法本身并不就是一项法典起草活动，法典的起草不过是对立法问题解决的文字记录和研究成果的条文记载。没有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成果，法典的起草最多只能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化的文字书写，其与真正具有立法意义的活动除了身体动作的相似性以外，并无更多的实质性关联。事实已经无情地证实，劳动教养立法必须从理想和急切的空中楼阁当中回到现实和科学上来，必须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构建中国劳动教养法治、民主与人权事业发展的高楼大厦，这是完成历史赋予当代劳动教养立法使命的唯一选择。
二、劳动教养立法的基础和支撑
从中国社会民主、法治与人权保护发展的当代进程等角度考察，劳动教养可以说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此，这一领域在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等方面都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分歧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教养立法问题的研究，需要以劳动教养立法为主线，以这一问题内在的理论逻辑为支柱，以立法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为显象，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共同指向和解决劳动教养立法问题。
根据劳动教养立法问题本身的特点和需要，研究劳动教养立法的基础和支撑，首先是夯实劳动教养立法的“四大支柱”：劳动教养立法的法治化、法理支柱；劳动教养立法的宪法或——制度支柱；劳动教养立法的实体法支柱；劳动教养立法的程序法支柱。在上述“四大支柱”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具体设计和论证劳动教养处罚的体系、内容、司法程序和具体的管理与执行制度，以及劳动教养立法中的相关制度和措施的一体化问题。上述两个方面研究的目标和结果便是形成劳动教养立法的专家草案及其理论注释。劳动教养立法基础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教养法治化建构的基本框架
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要从总体上对劳动教养立法问题做出基本理论的框架，研究和解决劳动教养在当代中国社会民主、法治与人权保护等方面的发展所处性质和地位，即首先给劳动教养定性和定位。其次，论证劳动教养在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体系及司法体制中的恰当位置和角色。第三，从实体法、程序法和司法组织等方面进一步论证劳动教养立法体系的基本结构。这一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整个劳动教养立法的基本理论假设，在劳动教养立法问题中是一个统领的综合性部分，着重从法理的角度，从中国的立法进程和发展趋势出发，对劳动教养立法问题进行论证和界定，从而为劳动教养立法提供法理上的法治化支撑。
（二）劳动教养中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限制
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宪法和人权保护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在民主与法治化进程中对公民权利的设定和规制。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及其与制度的内在关联，进而论证市民社会民主体制下，对公民权利的设定和人权保护的基本机制，以及国家对公权和私权的设定与规制的科学原理，即在什么范围、通过什么形式或程序，可以对公民权利进行何种的法律调整和限制。特别是要解决行政权与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人身权利之间的关系，从度上和质上对二者进行严格而合理的界定。总括而言，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是从宪法或的角度，着重解决劳动教养立法的制度设计，从而为整个劳动教养立法提供宪法上的制度支撑。
（三）劳动教养罚的体系设计与论证——行政罚、刑事罚、治安罚：冲突与协调
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在上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设计与论证劳动教养的体系。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劳动教养应当是一种行政罚，还是刑事罚，或者在行政罚与刑事罚之间是否还可以合理地存在另一种性质的处罚比如“治安罚”等。这里需要对劳动教养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把握劳动教养在中国社会管理和治理中的角色。同时，需要对国外与劳动教养相关或类似的问题系统考察并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和替刑措施等问题，从而寻求和借鉴适合中国劳动教养的内容、方式和程序。
上述问题研究的结果必然牵扯到劳动教养置于中国法律体系特别是刑事法律体系后与已有法律的冲突与协调问题。比如：如果是行政罚，那么与当前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冲突与协调；而如果按照另一种假设——属于刑事罚，那么，则涉及与中国刑（事）罚体系的冲突，及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和协调。而如果在充分的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之后，选择了劳动教养应当属于“治安罚”的“第三条道路”，那么，在中国的立法体系中，特别是社会管理的处罚体系中，治安罚与行政罚、刑事罚在性质、地位、作用及体例上又如何衔接和协调；中国社会和法律体系如何科学合理地对犯罪化的范围进行界定，在可能的法定犯罪化的扩大和治罪的法治化之间如何协调和选择等等。但是，应当看到，劳动教养罚作为与刑罚体系衔接的一种处罚，其性质应当是较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的处罚为轻的，尽管它在期限上势必高于现行的短期徒刑，但在法律后果、处罚的内容即对当事人权益剥夺和限制的内容与范围以及执行的方式等方面，都与现行实际上是对重罪的刑罚有着原则的区别。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劳动教养罚具体的设计与论证中一并研究和解决的。无论如何，劳动教养罚的法治化，都必然给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带来冲突和创新。这是劳动教养立法在立法体系上必然面临而无法回避的一个难点、重点和突破点。在解决了劳动教养罚的定性、定位及其与已有法律的冲突和协调等问题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设计与论证劳动教养罚自身的体系、适用条件等属于刑事实体法方面的问题。这是劳动教养立法的实体法支撑。
（四）劳动教养司法程序设计与论证
我们认为，劳动教养罚无论如何定性、定位，其对公民权利的限制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司法程序：如果按照劳动教养罚应当属于刑事罚的研究假设，则必须经过严格的刑事司法程序；如果按照劳动教养应当属于“治安罚”的研究假设，那么，在性质上，我们认为它仍然应当属于刑事罚的性质，但在适用程序上则可以采取专门的“治安罚”的程序。同时，不论这种程序的具体设计如何，但最核心的司法性质和意义是不可突破的最后底线：即这种“治安罚”的裁量或决定机关只能是司法裁判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相应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可以通过设立“治安法庭”或者“刑二庭”、“刑三庭”的方式，实现劳动教养司法裁判的专门化，使公民权利不仅在“程序前”和“程序中”得到保护，而且在“程序中”和“程序后”，都能够具有通过律师援助、听证、申辩、审判、上诉或复议等相应的司法救助的可能和条件。程序的公正、公开、合法与科学，是劳动教养立法中面临的一个具有根本性和保障意义的重大问题。因此，在整个劳动教养立法问题的研究中，必须解决劳动教养的程序设计问题，这是整个问题研究的程序法支撑。
程序和实体是现行劳动教养及相关的其他制度与措施遇到的两个根本性的困难和挑战，是劳动教养立法中需要着力解决的两个基础性核心问题。
（五）劳动教养立法中的一体化问题
这一部分主要是解决将目前劳动教养之外的其他相关行政处罚或强制措施纳入统一的法律调整，实现法治化和法治统一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强制戒毒、妇女教养（强制治疗）收容教育和工读学校等。实际上，虽然在现实的中国司法或行政的体系中，劳动教养具有与这些事务并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和特点，但在中国社会法治化和民主化及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它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突出，所以将它们一并纳入劳动教养立法的视野中进行研究，也就是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限制都根置于民主与法治的框架和机制之下，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劳动教养立法中的一体化支撑。
从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特别是社会治安管理及其处罚体系来看，劳动教养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轻罪处罚问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犯罪观念的沉重，加之现行刑法中的犯罪定义实际上加入了很多定量或者情节因素的规定，刑法中给予处罚的实属“重罪”的范围，对于轻罪和其他违法行为则是在“犯罪化”和“刑罚化”的视野之外进行处置。这种方式遇到了前文所述在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双重挑战，法治化受到了根本的威胁。因为，对这些处罚对象的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依行政权而不经审判和司法程序是从根本上违背法治和人权规则的。而如果依法治原则，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法定“犯罪化”和“刑罚化”的扩大，就会面临更多的人会受到被定义为犯罪之累的现实威胁。在上述法治化和人权保障与犯罪化扩大的价值冲突之中，我们面临着必须做出的二难选择。我们选择了法治化与人权保障，也就是在劳动教养立法中，应当将现存的强制戒毒、强制治疗、收容教育等实质上与劳动教养并无根本区别的相关制度和措施，都统一地纳入轻罪处罚的法律调整中，通过劳动教养立法，全面解决中国社会公民的人身权利，非经审判和司法程序不受剥夺和限制的问题，从立法上、制度上不再给行政权可能对公民私权和人权施加的侵害留下余地。当然，在对这些处罚进行统一的轻罪治安罚规范的同时，必须从适用的对象、处罚的内容、法律后果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法定犯罪化给当事人可能造成的影响，尽量降低这些处罚的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
（六）劳动教养的具体管理和执行制度
这是劳动教养立法问题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前述研究基础的框架下，具体地设计与论证劳动教养的管理和执行制度，包括对劳动教养人员的处遇、管理、劳动、教育、生活、卫生、医疗等方面的内容，从接收到期满解除（释放）以及延期或减期等变更执行的程序、方式及其法律监督等。这是解决整个劳动教养立法问题的实践支撑。
劳动教养立法的创制，在管理和执行制度方面，如同它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具有的创新性一样，作为中国的轻罪处罚，它在性质和程度，即对公民权利剥夺或者限制的范围和内容上，都应当是较现行刑罚体系中的轻刑为轻的。所以，这决定了这种处罚应当是低于剥夺人身自由程序的，在立法创立的这种新的处罚制度中，对处罚对象处遇的基本形式应当是社会化或开放式的。但是，如何建立这种全新的管理和执行机制，则是劳动教养立法必须解决的一个具体的实践问题。
三、劳动教养立法面临的主要任务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应当包括：
(1)围绕劳教立法，从相关角度考察、研究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把握劳教立法的社会条件；
(2)从理论上对劳动教养立法进行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并形成阶段性成果，包括研究论文、研究报告和论著等，为劳教立法作好思想的和理论的准备；
(3)根据劳教立法的需要，对中国劳动教养及治安处罚、工读学校等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劳教立法作好实践基础的准备；
(4)对国外的相关立法和司法领域进行考察，并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形成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为劳教立法作好国外经验的准备；
(5)综合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法〉（草案）及注释》（专家组），送交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直接作为立法的参考，为劳教立法作好法典起草的准备。在法典专家草案中，附有对每一个条文的理论说明和注释。说明的内容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立法和司法的、中外比较的、以及历史与发展的等角度，形成对条文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式的有力支撑。从根本上支持法典草案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益。
劳动论文范文第6篇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二、中外剩余劳动力定义述评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⑨费景汉，G.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劳动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异化劳动；地位；意义
1异化劳动理论的渊源及建立
1.1异化思想的渊源
异化一词最先由英国的霍布斯和法国的卢梭提出，卢梭认为由于私有财产和专业分工的出现，人失去了自然自我，使自我陷于相互冲突，相互疏远的利己主义当中。卢梭是第一个提出人类创造的文明但是却使自己陷入不幸的思想家。
异化一词作为哲学术语，指主体活动的后果成了主体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或支配主体自身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自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赋予异化概念丰富深刻的内容，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精神、自我意识、思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和创造者。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在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外化、异化为对象世界（主体、客体），这种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否定；但精神把本身的创造、表现当做外在的、生疏的、与己不适应的东西，最后通过否定之否定，扬弃一切异化回到自身。
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前人关于异化理论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成果的基础上，于1844年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他认为，异化劳动同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从起源上看，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从既成形态上看，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1.2异化劳动理论的建立
（1）劳动者同其本身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其产品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也为工人生产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得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份工人回到了野蛮劳动，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产生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2）劳动者与其劳动活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但表现在劳动结果上，也表现在生产行为中。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活动。劳动不是人的需要，而是一种手段；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异化的结果就是工人丧失自己的人性。
（3）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劳动的异化，人的自我活动、自由活动的本质就被贬低为手段。
（4）劳动中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和过程的异化，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这就是资本家阶级。
2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这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有的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是成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及线索和构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异化劳动理论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仍是不成熟的，在晚年马克思已抛弃了异化劳动理论。
从马克思创立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来看，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思想最初的一种经济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从经济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第一次尝试。
异化劳动理论首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出发，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起源，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历史的暂时性，从而揭示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异化劳动理论在现代经济的运动规律这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
另一方面，涉及到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本主义因素或性质的理解及其评价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有的观点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核心所在；而有的观点则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残迹，是不成熟的一个标志。笔者认为，人本主义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东西，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一大遗产，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人类学的一个方面，因而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人本主义只具有价值评判职能，而不具有科学认识和科学分析的职能，即它不能用来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另外，人本主义必须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局限性妨碍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因此也妨碍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异化劳动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矛盾必然使其自身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必然使成熟马克思重建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它既蕴含着产生唯物史观的新的思想因素，又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的痕迹；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又慢慢失去其基础和其出发点的意义，逐渐地抛弃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术语和旧观点，保留了异化劳动的某些职能。马克思为了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种这种非人化的影响，在晚期仍然使用异化概念。
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失去了原来作为认识或方法论的职能，而只保留了其价值评判的职能。
3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及现实意义
3.1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1）异化劳动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关系和生产劳动的剖析，发现了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识到了社会物质关系对社会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并且试图利用物质关系来说明精神关系。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使马克思的研究由哲学研究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劳动进行经济学的解析，开创了唯物史观的开端。
（2）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揭露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有力武器，揭示了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就在于资本家支配和统治劳动者，奴驭压迫劳动者，说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为阶级都争理论和无产阶级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3.2异化劳动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及时代价值
当代社会的主题是发展，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实施发展，加速发展，防止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异化”现象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发展的异化”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起来，割裂发展的本意，扭曲发展的本质。反映到当代社会就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应该给人们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但是如果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反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那这就是发展的异化社会的发展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与最终目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注重人性的发展。在我们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发展的最高尺度。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是有利于社会各成员的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要通过人的发展加以体现与衡量。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与决策者，又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实践者。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它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发展。
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机会的。而人的发展能够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的发展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参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
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的，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和现代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现代人在国民素质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内容。
人的发展，包括反映人的生存的必要条件和人的生活质量，反映人的发展要将人的个性发展其中的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人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因此，异化劳动理论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不断地被物化的情况下，对于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人本身，重新审视人在当代社会中人的作用，思考人类发展的前途，具有非常深刻的启迪和引导作用。
现在，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应该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做到人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对于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谭培文，陈新夏，吕世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
［2］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9）.
劳动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到现在，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世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及地的变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我们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更需要创新。改革开放的新实践要求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要发展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同时，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1.改革开放的新实践要求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同时，席卷全球的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浪潮正在蓬勃展开。中国面临着改革与振兴本国经济，追赶并超越世界发达国家的多重任务。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与上个世纪中叶不同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并向传统的劳动、劳动价值理论与收人分配理论提出挑战。
1.1社会产品中的活劳动含量日益减少由于生产中的机械化与自动化的应用与发展，单位产品，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非物质产品，其中所包含的活劳动已经大大减少。一方面，同样多的活劳动，在今天可以创造出比过去多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产品;另一方面，生产同样多的产品，现在所消耗的活劳动在日益减少而生产的财富及其价值却越来越大。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超常规发展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这种趋势必将会进一步强化。
1.2社会生产要素的内容大大增加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得不同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传统的“三要素”已经被“多要素”所替代，过去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要素，现在却逐步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并开始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过去人们将劳动、资本、土地看作是生产中的三要素。而现在，知识、技术、企业家才能、信息等要素在生产与经营中的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并且变得愈来愈稀缺和昂贵，其作用也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人的直接劳动。可见，当代的商品生产和经济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三要素的范围。
1.3原来意义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加速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日益升级与换代，产业结构有日益高度化的加速趋势。这一规律使得传统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百多年前的物质生产部门—两大部类，即第I部类(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与第n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在当代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与之相反，科技产业、信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以及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提高。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已占总劳动的60%}7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第三产业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当代经济科学研究中，第三产业的劳动被公认为是生产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比第一产业(农业部门)和第二产业(加工工业部门)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1.4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较量的后盾当代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曾做过精辟的论述:“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的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述。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科技人员的劳动，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劳动，也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是能够创造大量价值的非常复杂的精神劳动，而要调动这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不能不依靠更强有力的激励与收人分配政策。
1.5由企业家才能主导的、企业间的生产与经营能力的国际竞争，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集中与直接的表现一个简单而直观的事实是，经济越强大的国家，其拥有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也越多。一个国家能否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命力持久的跨国企业和企业集团以及后续的一大批创新力强的、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队伍，对该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那么，这样众多的优秀企业从何而来呢?如何形成呢?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在企业制度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培育一大批优秀的、市场化的、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并充分发挥其才能，才是形成一大批优秀企业的可靠而便捷的途径。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培育企业家队伍。这就需要我们对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劳动做充分的评价与激励。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选择。
2发展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是时代和人民对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要求和鞭策，是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2.1理论研究应扩宽劳动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仅将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以及为物质生产部门直接服务的运输业、邮政电讯业和商品仓储业等服务业劳动视为生产性劳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但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并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枢纽;有效的政府服务日益受到重视，并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推进作用;知识经济初露曙光，创新浪潮遍及全球;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表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在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界定上，应勇敢地挣脱过去那种狭窄的定义与范围的羁绊和束缚。
2,2从理论上促进生产要素平等地参与收人分配传统的经济理论否认或者低估除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我国的改革实践对此虽有突破，但也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按要素分配的机制，建立与这种约束机制相适应、相对称的激励机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的历史已经证明，廉价的企业家制度必然导致高昂的企业运行成本，其中关键是灰色、黑色、腐败成本。这也表明，廉价的企业家制度并不经济合算。邓小平同志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2.3应积极探索对那些不易监督的劳动者的激励与约束这部分劳动者不仅包括上述的科技工作者与企业家，也包括高级公务人员、医务人员、教育工作者等等。这部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已经或还要进行长期的或者大量的投人与培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经营管理者还是科技研究人员，他们的人力资本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其劳动的特点是:从事复杂的智力劳动，生产成果多为知识产品和服务性产品，其产品的内在品质不易观察;与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相比，其努力程度更加不易监督;与一位操作机器的工人的偷懒与懈怠相比，他们个人的偷懒和懈怠将会造成更大更广泛的社会损害。因此，在收人分配上，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使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自我监督、自我激励。比如实行企业高层经理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制，进一步落实科技人员的专利制度和技术人股等等。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社会各方面法律与法规的规范与约束。
2.4建立“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的收人分配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建立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制度，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必然的分工与协作。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打破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就业者之间的收人差距在逐步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深人的结果，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分配目标。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等的流动来调节和平抑收人水平，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人的公平分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已经有了较为充分发挥的今天，有必要建立一个“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制度，运用政府的力量与权威，通过收人调节税、遗产税、转移支付、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等法律和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最终实现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过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理论工作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改革的丰富实践不断呼唤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然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比实践的创新与发展要困难得多，道路也曲折、漫长得多。在这方面，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就具有代表性。因而，深化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必将推动我国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峰。
3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这是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3.1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不违背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是指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投人品，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企业家才能、土地、信息等。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做出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配，获得相应的报酬。有人认为，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是由人的活劳动唯一地创造的，因此价值的分配也应当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涉及的是价值创造问题，属于生产力范畴;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分配问题，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正如体育运动员、文娱明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并不创造价值，但参与分配一样。有些生产要素虽然不创造价值，但是生产过程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它们也要参与收人分配。在这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分配的基础。价值分配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价值创造的后果，而且应从促进价值的进一步创造的角度加以认识。
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将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时期个人收益分配的唯一方式，按劳分配就是指以每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做出的贡献的大小作为进行收人分配的唯一标准。在当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由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国家、集体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除劳动外其它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者，所有社会成员都只是劳动者而不能成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因而收人分配关系也就被简化为单纯的按劳分配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人，我们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已经被打破，不仅非公有制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即使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也在不断创新，混合所有制也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股份制经济的形式大量涌现。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及其形式的变革必然要求分配形式的变革与其相适应。这一变化决定了我国收人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人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样，公有制经济在我们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也决定了在大力发展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同时，按劳分配仍然居于主体地位。
3.2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是劳动的重要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在当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马克思界定的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比较狭窄，仅将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以及为物质生产部门服务的运输业、邮政电讯业、商品仓储业和维修业等服务业部门的劳动视为生产性劳动。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在无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
其一，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应该加以扩大，即从物质生产部门向服务业扩展。目前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发达国家，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60%甚至70%，这些既有直接或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部门，也有直接满足人们需求的非物质形式的部门，后者的劳动也应该创造价值。
其二，生产性劳动的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即从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目前，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浪潮方兴未艾，信息技术和知识成为除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一项重要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劳动已不仅仅是体力的支出，甚至也不再主要是体力的支出，而主要是脑力的支出。脑力劳动又包括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和制度与技术创新型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主要被看成是体力劳动，科技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不被视为能够像工人的活劳动那样创造价值，因而只能参加国民收人的二次分配，实际上，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劳动，有很多不但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是能够创造大量价值的非常复杂的劳动。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在生产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使已有产品的生产更加富有效率和发明出新的产品。这两方面的活动都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以第一种情况，即提高生产效率为例，假设在以前，生产某种产品，全社会每年只能生产出1000件，后来由于科研人员的辛勤劳动而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工艺，使得同样工人在劳动时间和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全社会可生产出3000件同样的产品。那么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后果是单位产品的价值下降了2/3而总价值并未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科技进步没有创造新的价值。应当说，这一观点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没有说服力。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生产的这种产品的价值增加了，这种增加则源于产品的生产链的延伸，也就是说，此时生产过程包括的已不仅仅是一线工人的劳动支出，而且还有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付出了巨大心血的科研人员的劳动支出在内。因此，创造这种产品总价值的增加主要源于科研人员的脑力劳动。因此，科学技术工作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也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对于拥有同样素质的职工和技术水平的企业，有的可能在竞争中不断成长，有的则可能会被淘汰出局，其原因就在于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作为劳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生产力，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
劳动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有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又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重功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变革，为劳动价值论新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呈现出新的当代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总和”，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与生产服务的劳动有机耦合，私营企业主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生产要素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批判和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灭亡的必然性。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科技和人才日趋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些客观上要求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探求新情势下劳动及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特征及价值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经典阐述
1、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形态。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对劳动价值论作了精辟的阐述。一般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分为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抽象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基础，具体形态是抽象形态的具体化和延伸扩展，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联系的关系，构成了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形式”，即“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就是“作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因此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论所论述的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它考察和论述的是“纯粹形态”，并不包括供求关系、市场竞争等因素。它主要分布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具体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即剩余价值学说，它将研究对象扩展至诸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抽象形态所无法容纳的元素，更加贴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具体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阶级意识，它把矛盾对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剥削制度。马克思将《资本论》的出版看成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关于具体形态的劳动价值论主要分布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至第三卷第七篇。
2、劳动价值论的两重功能。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重功能。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功能又称为技术功能，它反映和说明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反映了商品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是一种抽象的价格理论。劳动价值论认为，由抽象劳动形成的商品价值是决定商品价格变动(而不是价格绝对值)的最基本动力，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随着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平均价值(而不是商品价值总量)呈下降的趋势，商品价格则处于长期变动的趋势。劳动价值论的第二重功能是政治经济学(即社会历史)功能，被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在《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起着基石的作用，而劳动二重性理论又是理解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它本质上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表达。马克思运用劳动价值理论，揭示剩余价值规律，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区别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因素，最终实现了伟大的超越。
二、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在当代的新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社会背景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与马克思所处或论述的时代有着根本的不同。相应地，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劳动也发生了改变，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
1、服务型劳动的所占比重增大。现代社会的发展，第一、二产业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事实表明，一个国家服务业发达与否，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服务业种类众多，包括金融、信息、旅游等行业，从事人员数量大，它极大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增加了社会就业人口，创造了社会财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科技型劳动的贡敲率增大。随着社会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倾斜，科技在生产力发展推动和贡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们通过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探索出新的知识性产物，这就产生了科学技术。人们一旦在头脑中获得或广泛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劳动和生产中，就会产生出无穷的力量，达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缩短社会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需求等目的。
3、管理型劳动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趋重要。管理与人类同日而生。现代社会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与规模化，以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社会、企业、组织中的关系日趋复杂，事务也渐趋繁多，这便需要有更多的专门人才从事管理活动，推进社会各种组织有序的运作。管理并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而是通过创造有序的规则和环境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物质的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
4、精神产品的生产成为重要劳动形式。科技的巨大推动作用及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除了创造大量物质财富使人类摆脱“生存危机”外，更重要的是还提供大量的精神“食粮”来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在生存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发展。精神产品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成果，是精神生产者劳动智慧的结晶。精神产品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它在塑造国家良好形象、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最终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的表征
1、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与生产服务的劳动的有机藕合。服务与商品一样具有价值。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服务业还不发达，因此马克思更多地将笔墨放在商品的论述中。“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可见，马克思是把生产服务的劳动也看成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和政策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服务行业的劳动。30年来，我国服务业从无到有，有小变大，从单一到多样，经营主体开始走向多元化，年均增长10%以上，2007年，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39%，这一比例还将呈上升的趋势。服务业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它有利于扩大就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对经济的发长起着辐射和拉动作用。
因此，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同时，改革开放30年来都将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重要战略决策，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一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打破垄断、不公平竞争局面，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竞争体制，做到对内对各种个私民营资本开放，对外对外资适度开放，使各主体同享公平平等的待遇，同时扩大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和服务企业经营范围，形成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竞争的格局。二是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科学合理制定服务业的发展规划，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大对服务产业的扶持力度，对服务业进行积极适当的干预、指导和帮扶，引导市场各主体加快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加快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服务业发展奠定基础。制定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科技产业政策，建立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以科技进步推动服务业健康发展。培养大量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优化我国人力资源素质结构，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
2、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总和”。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它是人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总和”。“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时展因素的制约，我们把劳动片面单一地理解成体力劳动，而忽视了脑力劳动在劳动中的应有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科技与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成为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某些原始的、粗放的、知识含量少、智力劳动价值低的行业逐步被淘汰，而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集约化的、科技含量高、智力劳动价值高的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包括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人文社科工作者等在内的脑力劳动者，在自身的劳动中，推动了社会进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使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脑力劳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教育在脑力劳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断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广大智力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这得益于对劳动价值论新发展的深刻认识。
3、生产要素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条件，应当参与分配。“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物质财富的生产，就是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而生产出物质的过程，它必须借助物质条件。“要使资本的一部分变成劳动力而增值，就必须使资本的另一部分变成生产资料，要使可变资本起作用，就必须根据劳动过程的一定的技术性质，按相应的比例来预付不变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调动了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断壮大，劳动者凭借自身劳动能力获得报酬和收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银行信贷市场等资本市场得以形成和不断壮大;以通信、计算机及软件产业为主体的信息产业日趋成为战略性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土地市场不断完善和健全，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技术发明、转让、交易、应用等技术市场渐趋成熟。超级秘书网
生产要素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的分配方式。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价格体系，优化土地资源。放宽对资本市场的限制，允许和鼓励更多的社会主体进人资本市场，建立起主体多、层次宽、形态繁的资本市场。健全技术市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私营企业主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私营经济在我国经济成分中比重很少。改革开放以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私营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适应初级阶段的国情，是生产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在通过自身的资本、技术、管理能力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财富，它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要推力，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人，转移和吸纳劳动力，满足多元需求。近几年，我国民营经济占全国GDI，的比重逐年增加，同时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有效地缓解就业压力。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个体私营就业人数达1.2亿多人，创造的经济总量已占40%左右。私营经济的发展催化了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发展，推动了市场关系的不断成熟。
劳动论文范文第10篇
劳动者知情权的基础有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即劳动者知情权得以产生并具有合理性的社会和法律条件，其社会基础是劳动者的弱势性，更确切地说是劳动者在信息的占有和获取上的弱势性；其法律基础是劳动权实现的需要。
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就缔结职业劳动关系进行磋商时其弱势性就产生了，并在就缔结劳动合同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在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在解除劳动合同以及解决相关劳动争议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弱势性。沿着这一思路，考察劳动者占有和掌握信息上的弱势性也要从这三个阶段入手。首先，在缔结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劳动者作为个人，他所面对的生产组织是以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具有现代组织结构的企业。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生产过程日益复杂，信息对企业生产和经营影响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企业更加注重信息的采集和整理。而劳动者作为个体，他对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也有强烈的需求，但他没有能力获取足够的信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所取得的信息是用人单位给予的。最后，在劳动关系解除以及劳动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劳动者在信息占有和获取上的弱势性处于延续状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是《劳动法》第二十五、二十六条，这两条规定的7种情形概括性强，而某种现实情况是否属于解除情形是由用人单位确定的。
知情权作为劳动权体系中的一项权利，是“权利的权利”。劳动者的弱势性是劳动权的基础。劳动者通过行使工作权、报酬权、休息权等各项劳动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劳动者行使劳动权也必须以相关的信息获取和占有为基础，否则不能切实地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知情权与工作权。工作权在劳动合同缔结过程中表现为自由择业和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者行使工作权，必须首先对相关的职业劳动及用人单位的信息由充分了解。工作权在劳动合同履行中表现为用人单位不得无理解雇的权利。劳动者必须对就业、用人单位的信息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信息有充分的掌握才能切实地行使工作权。
第一，知情权与报酬权。报酬权在劳动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是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工资扣除和工资拖欠问题是报酬权关注的主要问题。我国法律规定的扣除种类有代扣和自扣两种。法律规定可以代扣劳动者工资的情形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应由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代扣法院判决、裁定中要求代扣的扶养费、赡养费；其他法定可以扣除的情况。
第二，知情权与其他劳动权。民主管理权是劳动者可以对本单位生产经营管理工资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的权利。劳动者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必然是以对本单位生产经营管理信息有所掌握为前提的，并且劳动者知悉的信息越是真实、充分，这种监督和建议才越是能发挥作用，劳动者的民主管理权才能落到实处。
二、劳动者知情权的界定
目前学界对知情权的认识尚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民事请求权，如“所谓的知情权是在实质性不对等的法律主体之间，通过请求信息公开来实现的，对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的权利。”[1]但更多学者是从“知政权”的视角来认识它的，认为“作为制度构成的知情权，它以行使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公民知悉政治生活及公共管理情况，国家有义务予以提供的作为确立公开的范围与界限等主体、客体、内容与界限等诸要素构成。”我们只是在劳动法领域，针对劳动者这一特定群体，把劳动者的知情权概括为：劳动者或劳动者组织请求国家和用人单位提供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的权利。对此概念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第一，劳动者知情权的主体不仅是劳动者个体，也包括劳动者组织即工会。第二，劳动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和用人单位，这与劳动法调整方式的三方性是一致的，即国家力量介入劳动关系中，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国家和用人单位承担的义务是不同的。第三，知情权的属性是社会权。劳动者知情权在要求国家积极保护的同时，也有其界限，其界限就是知情权所针对的信息只能是与劳动者自身利益相关的，不能侵犯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保守商业秘密权。
这里可能发生劳动者知情权与企业自主经营权和保守商业秘密权的冲突。对于权利冲突，一般认为冲突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的保护，而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来解决。对于劳动者知情权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保守商业秘密权的权利冲突，我们不主张笼统地依社会利益优先原则而绝对地保护劳动者的知情权。劳动法追求的目标是劳资双方利益的平衡协调而不是矫枉过正。对此权利冲突，应依“合理预期”来解决，即劳动者对信息的要求，在其他善良、理性的人看来是合理的、正当的，是与其切实利益相关的。
三、劳动者知情权的宣言和保障
（一）劳动者知情权的宣言
“劳动权的宣言即宪法或劳动法确认劳动者享有某种权利，实际就是法律向社会宣示劳动者的何种利益将受到法律的肯定和保障。”[2]我国现行劳动立法虽然对劳动者知情权有所涉及，但并没有确定劳动者知情的具体内容和水平。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劳动权保护深度和广度的日益扩展，随着信息时代劳动者弱势性新特点的凸显，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劳动者知情权已经十分必要。
（二）劳动者知情权的保障
劳动者知情权的保障应从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的角度来认识。
第一，国家保障。根据前文所述，国家保障劳动者知情权的义务有两种类型，一是在劳动者参加职业劳动前，国家负有在宏观上提供劳动力资源流动与供求相关信息的义务，以使劳动者在选择劳动地域和职业时有所依据。其二是国家作为公共权力主体，每当用人单位不履行相关义务时，介入劳动关系，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予以惩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向劳动者提供权利救济的途径。
第二，用人单位履行义务，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缔结劳动合同进行措施时起，用人单位就负有告知相关信息的义务，直至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如果用人单位在缔结劳动合同阶段，凭借其信息优势隐瞒重要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欺诈劳动者，除承担相应的公法责任外，劳动者可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由于此时双方尚未形成劳动关系，我国现行劳动立法对此也不相应的规定，劳动者可依《合同法》中有关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但劳动合同毕竟不同于民事合同，劳动者仅依《合同法》不可能充分保障其权益，并且在举证责任的问题上困难重重。因此，在我国将要制定的《劳动合同法》中对此应有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103.
[2]冯彦军.劳动权论略.社会科学战线，2003，（1）.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情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在信息的占有和获取上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在劳动权体系中，知情权是的基础性权利，是“权利的权利”，并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应协调发挥公力、私力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构建起完备的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