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12:38:09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酒店在异域环境下，对宗主国实行文化包容和文化理解的办法，应对文化差异，创造独特酒店管理文化，从而形成高效管理过程，为跨文化管理。跨文化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主要聚焦于研究跨国酒店如何应对文化差异，高效处理文化冲突进行战略性管理的问题。纵向来看，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1)20世纪70年代前，萌芽时期；(2)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兴起时期；(3)2O世纪80年代至今，大发展时期。不同时期对跨国酒店的管理研究都有新的发展。
二、国内外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综述
酒店管理产生强大的吸引力。通过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索得知，与跨文跨国酒店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酒店实化管理相关的研究达18241条，对酒店跨文化管体所组成，并为大众提供住宿、餐饮和综合服务设理这的相关研究达3038条。综合整体对酒店跨施的一种建筑或场所。[2]38跨国酒店设计除母国范文化管理的研究以学术论文为主，尤其以酒店跨围内的跨国经营活动外，通过资本或非资本方式文化人力资源、酒店管理者跨文化能力、酒店顾客在全球进行扩张并实施经营活动，实现产品、技与跨文化、酒店跨文化培训四个方面的研究为主。术、劳务、信息、资金等的国际化流通和管理。20就专著而言，对国际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较世纪50年代起，早期的酒店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多，而专门针对酒店企业跨文化管理的却不多见。方式向全球扩张，如购买不动产、委托管理或特许直至2l世纪初，才出现跨文化管理与酒店业交叉经营。21世纪以来，一些有较强技术支撑的连锁的研究内容。酒店快速发展，如：Accor，Hilton，MarriottInterna
(一)国外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
综述tional等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顾客及商业国外针对酒店业的跨文化管理研究始于2O环境，如何高效进行跨文化酒店管理是跨国酒店世纪80年代，伴随着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兴起及酒店业的全球化发展而逐步产生。据所获文献资料来看，虽然对跨文化管理方面和酒店管理方面的文章相当丰富，但针对酒店行业跨文化的交叉研究却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在理论方面对跨文化管理的不同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理论在酒店跨文化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具体跨文化管理理论、典型代表人物及研究重点归纳如表一所示。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国外部分学者将跨文化管理应用于跨国酒店的经营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者、顾客及培训四个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进展。Christensen以SouthSeasPlantation中的员工为案例研究对象，论证了酒店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对于员工的适应性的重要影响。Nankervis&Debrah根据Signpore和Australia的酒店人力资源管理的对比分析，表明Signpore因劳动力缺乏而采用多元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而Australia则通过专业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的方式提升雇员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14]5．o7。KHu，Fock聚焦于酒店跨文化授权的作用，证明了权利距离指数会降低工作授权的满意度，而对成功授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为：授权的接受度、顾客需求与期望的满意度。Hughes表明为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酒店管理者须理解并掌握文化多样性，并适时灵活应用与管理实践中[517。Gamble&Gibson针对跨国连锁酒店财务管理方面，因母公司对财务的操控，致使当地财务人员受多角色冲突影响，跨文化冲突异常明显[612o4。Green以Russia酒店为研究案例，提出西方母国管理者应通过与子酒店中的当地员工或管理人员共建和谐信任关系，并充分正视和利用文化差异，提升管理效率[71266。Armstrongetal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的酒店顾客对酒店服务有不同的期望[8J1帅。Kmietal指出中国的酒店顾客对酒店的选择上，较少依赖品牌，而对客户信息和网络安全有更多的关注。Beldona&Kwansa将酒店顾客分为垂直和水平两类人群，指出垂直个体与价格公平有较积极的关系，且跨文化管理有较大的意义[9]68。Jen—TeYang深人研究了酒店管理中合作文化与领导角色，表明酒店领导创新者角色有利于酒店多元合作文化的建构。
(二)国内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在介绍西方跨文化管理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酒店行业发展现状开展了相关的研82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跨国酒店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管理对策；文化因素在跨国酒店管理中的重要性；跨国酒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酒店内部文化整合模式；消除文化冲突的对策；跨文化管理在酒店品牌创建的影响等。徐虹首先分析酒店集团国际化经营特点，提出跨文化理解、融合、培训等方式能实现酒店跨文化管理的目标。王简在其题为《跨国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一文中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文化差异角度分析某酒店开业时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提出酒店企业跨文化沟通策略及管理策略，如跨文化培训、本地化策略等。张燕存指出外管饭店跨文化管理中就如何消除跨文化冲突是管理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贺耀勇建议采用跨文化整合模式和一定的管理策略来对酒店实施跨文化管理。王健在《跨文化管理研究在中国酒店业经营管理提升和品牌创建中的应用》一文中强调：应当加强跨文化管理研究在酒店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在提升中国酒店经营管理和品牌创建中指出面临的文化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王健在《酒店经营管理的跨文化解析》中全面分析了酒店经营管理中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并探讨这些文化关系的共性和个性特点，进而将此复杂关系的规律应用于跨国酒店管理公关对策、人力资源管理和客服等方面。吕宛青、赵书虹和罗江波出版专著《旅游企业跨文化管理》，全面系统介绍了旅游企业(包括酒店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管理理论、影响因素以及跨文化沟通的原则方法和跨文化协调机制的建立，为中国旅游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建言献策。
三、对酒店跨文化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纵观国内外目前对跨文化管理的理论研究，研究视角和侧重领域均有所不同。对跨国酒店的跨文化管理研究方面，如何在国际酒店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解决酒店内外部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升跨文化管理能力和效率是目前酒店行业跨文化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在具体研究内容上，目前有关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较多侧重于探索跨文化管理策略中的文化融合／协调机制的构建，这一研究方向已经逐步从跨文化人力资源等具体问题的解决转向跨文化绩效、跨文化顾客管理等更具规律性、推广i生的深层次领域发展。研究举、具体案例解析、统计分析等方法转变。但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酒店跨文化管理领域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研究内容上，目前多停留在酒店人力资源，酒店管理者、酒店顾客及管理培训四个主要方面，而酒店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对酒店的发展影响巨大，但针对此方向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未来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可更偏重该方向。
2．国内相关研究理论引进多，创新少。较多偏重于实际应用方面，提出相关对策解决实际问题，而对理论方面的深层次探究并不多见。
3．研究对象上，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国际酒店的管理，对亚非等欠发达地区的跨国酒店的研究甚少，而关注中国文化维度的系统分析以及不同国家酒店的比较研究少之又少。
4．研究方法上，较之国外获取大量样本数据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国内研究较多以某一酒店为例，其案例的典型性及样本数据的代表性均不具较强说服力，定量研究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提升。
综上，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国际化发展，酒店跨文化管理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投入极大的热情，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使学术研究更好地指导酒店跨文化管理的实践，需加强理论创新，扩大研究范围，改善研究方法，将跨文化管理的综合性研究引向深人。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所谓跨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的管理，是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的管理过程。它要求管理者改变传统的单元文化的管理观念，把管理重心转向对企业所具有的多元文化的把握和文化差异的认识上，运用文化的协同作用，克服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充分发挥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所具有的潜能和优势，使国际企业具有生机和活力。需要强调的是，跨文化管理，决不是文化的同一化，而是在保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不断创新，建立既有自己特色又充分吸纳人类先进文化成果的管理模式。
跨文化管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企业外部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即针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并且与企业打交道的供应者、顾客、竞争者、相关利益群体等的管理；另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跨文化管理，即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雇员的管理。
二、跨文化管理的特征
跨文化管理比其它企业的管理要困难得多，这是由跨文化管理的以下特征决定的。
1.人员结构多元化
人员结构一般分为母国员工、外派员工、本地员工和第三国员工。这些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语言使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有很大差异。即使全新的跨文化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后，这种企业文化内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特征各异的各种民族文化模式。比如，欧美管理者的风格一般是开放和直截了当的，然而亚洲员工就会觉得这种风格不舒服。同样的要求和规定，不同文化的成员很可能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执行，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同样是沉默，来自一种民族文化的成员可能以此来表示支持和理解，而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人们则以此表示漠不关心，还有的文化很可能意味着反对。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想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有效沟通，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及存在的差异，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否则，就会引起沟通障碍，影响企业的发展。
2.经营环境的复杂性
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其它企业相比有很大差别。一般企业的经营环境比较单纯，企业所属成员不存在文化隔阂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存在政治、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比较容易建立企业文化，也容易在管理方式、决策和执行方面取得共识。相反，跨文化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就要复杂得多，除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外，企业成员在管理目标的期望上、经营观念上、管理协调的原则上，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风格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无形中就会导致企业管理中的混乱和冲突，使决策的执行和统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即使建立起了新的企业文化，这种差异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继续存在。这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的优势。
3.文化认同的过程性
跨文化企业中存在着差异较大甚至冲突的文化模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无论是心理还是行为都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只有逐渐被人们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关心、认同心理，才能取得共识，建立全新的共同的企业文化。因此，跨文化企业想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成员都要了解对方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沟通以消除障碍，接受企业全新的特有文化。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4.管理难度增加
美国学者雷蒙德?A?诺伊等提出，在全球市场上，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的四个最主要的因素是文化、人力资本、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及政策的指定变得更加复杂。比如：是否要招聘本地人员；如何招聘到优秀的人才；如何培训和管理外派人员；如何激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如何协调分属不同国家的两家公司的人力资源政策等。
5.管理风险加大
劳动关系问题是跨国企业经营的重要问题，因为各国的法律、管理体系、劳动关系的背景都不同，因此，当管理人员所采取的管理方式不为员工所接受时，就有可能导致管理失败的风险。
另外，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有可能面临组织风险和沟通风险。组织风险是企业在开展国际化业务经营时，由于各子市场和分支机构的分散与独特性，使企业的管理、决策和协调变得复杂而带来的风险；尤其是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和市场差异较大时，决策更为困难。沟通风险是管理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语言等沟通障碍，引起沟通误会，从而导致沟通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同时，沟通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三、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需要通过文化融合来规避和化解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寻找超越文化冲
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准则，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的独特文化。在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方面，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1.认识并协调文化差异
跨文化的认识具有两层基本涵义：第一，要认识他文化，必须首先理解自己的文化及其发展与变化、优势与不足。这是更好地认识、理解他文化，识别他文化之间差异的基础，以便扬己所长，补己之短。第二，寻找文化之间的“切点”。这就要求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本土文化的约束，站在不同的立场反观自身文化，并从中寻求本土文化和他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并且需要管理者作一个“文化差异最小化”的处理工作，管理者可以有意识地在企业内建立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有形或无形的跨文化传播组织或跨文化沟通渠道。
2.谨慎选择外派管理人员
跨文化管理要求管理人员不但要同具有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的员工打交道，而且还要对付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这些因素属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管理职能的履行方式有影响。因此，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便是文化意识。文化意识是指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对经营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对商务活动影响的了解和认识。具体到人力资源管理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对其属下员工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有深入的了解，能站在对方文化背景的立场上，来处理劳动关系问题。因为许多劳动关系纠纷的产生、劳资矛盾的激化并非是简单的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博弈的失衡，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的文化碰撞。而这种文化上的不协调，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
根据咨询公司的调查，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一项失败的外派任职的直接损失在25－50万美元之间，而摩托罗拉公司估计的数字更高，一名失败的中层职员每年损失为7.5万美元，而3年期任职损失约为60－125万美元。除了在经济上损失之外，还有可能破坏跟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丢失业务机会。
这就要求从事跨国经营的管理人员应大量学习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等制度，特别是要了解其社会文化环境的知识。最为根本的是，要求管理者必须摒弃狭隘主义，不能有民族自大的偏见，更不能用个人的眼光来看世界，而应当尊重他国的风俗习惯和市场差异，尊重异国文化。因此，企业必须采取严格的选择程序，对挑选出的外派员工进行培训，以增强其跨文化工作能力。
3.实行管理本土化
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所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跨国公司在经营中可以采用“本土化战略”：即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并与东道国政府、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在人才使用上，除了包括尽可能雇佣本地员工，培养他们对公司的忠诚感之外，最重要的是聘用能够胜任的当地经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避免文化冲突，有利于公司开展各种业务。比如日本三洋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公司，其中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是日本在中国的一家独资公司，就是实行本土化管理，尽量让本地优秀人才参与各种管理活动，目前本地员工已达到4500人。
4.跨文化培训
伦纳德·南德勒早就提出跨文化培训应当是人力资源发展的重心所在，它是解决文化差异、防止文化冲突的最有效手段。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对文化的认识、文化的敏感性训练、语言学习、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地区环境模拟等。这类培训的主要目的有：①减轻驻外经理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使之迅速适应当地的环境，发挥正常作用；②保持企业内信息流的畅通及决策过程的效率；③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凝聚力；④促进当地员工对公司经营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⑤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另外，公司对员工提供的培训，也显示了公司对员工长期发展的诚意。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培训。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培训部门进行培训；二是利用外部培训机构，如大学、科研机构、咨询公司等进行培训。因为跨文化的培训并不涉及到技术或商业秘密，不少企业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如果企业规模较小，或是一次参加培训的人数不多，采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培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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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策略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全球营销大势所趋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这样说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论文。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
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
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很多公司都偏重于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全体员工，尤其是非本地员，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
这种训练的目的是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具体做法包括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集中在一起进行专门的文化培训、实地考察、情景对话、角色扮演，以便打破员工心中的文化障碍和角色束缚。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全球营销大势所趋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衡量企业（业绩）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国际市场占有率。成功的企业通常依靠在全球各地找到市场而获胜。”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Welch）这样说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很多公司都偏重于员工的纯技术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跨文化培训。而跨文化培训恰恰是解决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来讲，跨文化培训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全体员工，尤其是非本地员，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
这种训练的目的是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具体做法包括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集中在一起进行专门的文化培训、实地考察、情景对话、角色扮演，以便打破员工心中的文化障碍和角色束缚。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传播中国西部传播媒介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双重作用，长期被国内外感觉充满神秘的中国西部已经张开了迎接外来文化的双臂，迈开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双脚。尤其是中央政府确立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西部的对外开放和与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相对于内地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中国西部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缓慢，封闭性、保守性更强。尽管在历史上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西部文化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自唐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内移，西部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方位的衰退时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迅速下降，到南宋，“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①自然状况不断恶化的西部地区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被忽视。加之海上交通的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转向东南沿海，在东南部迅速崛起的一批工商业城市“成为具有全国意义或地区意义的经济中心”，②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的出发点由陆路转向海路，肆虐的风沙、茫茫的戈壁和缓慢的驼队已经无法同现代的坚船利炮相抗衡。丝绸之路成了一条被废弃的老路，人们已经很少提起它。关注西部的人越来越少，广大西部内陆地区在外人的眼中一天天地神秘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曾经有过几次对西部的关注，并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如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60-70年代的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都有成千上万的“文化人”进入了西部。不论他们当时是因为何种原因来到西部的，客观上他们都将同时代的外界文明带入了西部，对西部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随着这些人的流动和媒体对他们的关注，也将西部文化中有特色的一些东西带给了内地、带给了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几次内地文化向西部落后地区的“突进”都有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甚至是特定的军事背景，都是在行政权利的干预下强行完成的文化交流过程，对身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行为。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欢送大会上家长和儿女抱头痛哭的场面至今在许多人脑海中记忆犹新，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这样的文化交流都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为了完成政治的任务，并没有主动的文化传播意识，也缺乏进步文化面对落后文化时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如果说。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还有一点以先进文化影响落后文化的意思，那么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的“上山下乡”则是让其中的大多数人心怀被改造的自卑心理进入西部的。他们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无论事实上他们所携带的文化同西部本地文化相比有多少进步之处，也无法在那种环境中发挥进步文化使者的作用。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被落后文化所影响、同化，以至于若干年后当他们返回曾培育了自己的进步文化环境时却感到了诸多的不适应和不理解。尽管有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对这几次内地人员和文化向西部的进入发表了许多的溢美、肯定之词，但留在事件亲历者心中的伤痕和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问题无可辩驳地反映了这种人为的、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文化交流活动的失败。
对于西部地区众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在外来人口刚刚进入时确实有过一些新奇、兴奋，在外来人的身上、口中，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在连刷牙这样最普通的现代生活知识都令他们感到不可理解的时代，外来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价值体系等都同他们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西部百姓的心中造成了强烈的不平衡。绝大多数百姓面对外来人时根本没有充当“教育者”的自觉意识，所有的只是自惭形秽。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外来人”都来自“大地方”，来自于比自己的生活环境好得多的地方，眼下只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迫使这些人暂时受点苦而已，最终这些人还要回到那“天堂”般的地方去。无论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凡是“外来人”带来的东西都令他们羡慕，都成了他们追求的具体目标，而这些感觉却同当时社会赋予他们的政治使命是尖锐对立的。在外来人的影响下，这些连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的“教育者”很快意识到，“外来人”到自己的家乡来是被迫“受苦”的，是不应该的。他们早已习惯了的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应该强加于外来人，何况这种落后的生活也不应该继续伴随自己。外地人所描述的、所表现的现代文明生活才是西部百姓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是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现实随时提醒他们，这种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对落后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两种文化、两种生活之间的反差在极为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环境中是无法协调和统一的。所以，当政治形势变化，外来人先后离开了西部或被西部文化同化以后，外来文化在西部曾经激起的涟漪又归于平静，西部的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20多年以后，当年的许多知识青年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时惊讶地发现，同20年前相比，这儿的生活形态和文化氛围并无根本性的变化，西部文化仍然极为艰难又极为顽固地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缓慢地行走。[page_break]当然，历史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点上，时、空的转换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变化终于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显现了威力。从时间的长度说，只有短短20多年，而引发的社会变化、文化变换却是以前几十年、几百年都无法比拟的。在这20多年中外来文化同西部文化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冲撞、融合、同化，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以空前的速度把西部社会推向现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可以说，在西部的许多地方，人们真正认识外域文明、接受外来文化，是在最近的这一次文化交流过程中。这一次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外来文化的进入，之所以十分顺利，并对西部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一是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教育事业的进步。无论海内外思想界文化界对目前中国的形势有怎样的批评和不同看法，中国人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国家政治环境的宽松是20世纪以来最好的，西部也不例外。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部的进步速度比内地要慢一些。正如民间常说的，内地已经流行过了的东西，在西部才刚刚开始时髦。慢归慢，西部社会的“解放”仍然在一点点地进行。对外来事物所抱有的那种天然的敌意和警惕已经慢慢地减少甚至消失了，西部人开始有意识地向外张望，寻求他人成功的经验和优秀的文化，这就给外域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基本的社会需要和赖以生存的土壤。教育事业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也在不断进步。据我们在25个乡镇的调查，总人口中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占61.5%，这同样为大众传播事业传播外来文化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基础。外来文化被动地强加于西部的历史因为西部对外来文化的主动寻觅而从此改写了。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但是，人们却惊异地发现，作为企业和组织深层次稳定存在的文化，这一企业运作和管理的“软件”，其个性化和差异性，在这种趋同性大潮中并没有根本改变。在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无处不在。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基本经济单元，首当其冲。如何保持本土文化的优势和特色，又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将成为全球化时代企业的生存之道。这就需要当代的企业管理者具有更多的文化敏感力，及时地进行角色转换和观念重塑，掌握跨文化条件下进行经营与管理的技巧。因而，研究跨文化企业管理，已成为不仅是文化学家，而且是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家极其重视的课题。
一、跨文化企业管理的概念和内容
跨文化(Inter-Cultural)又叫交叉文化(Cross-Culture)，是指具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1〕。跨文化企业管理(Intet-CulturalenterprisesManagement)，是指与企业有关的不同文化群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在企业管理的各个职能、方面中加入对应文化整合措施，有效地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高效地实现企业管理。由以上定义可知，跨文化企业管理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跨文化企业管理的主体是企业；跨文化企业管理是一种管理活动，是在交叉文化条件下，实行企业管理的各项职能；跨文化企业管理的对象，乃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这些群体有可能是国家政府、民族、企业消费者、管理者、员工等；跨文化企业管理的目的，就是不同文化群体在相互影响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冲突时，从矛盾解决和文化整合中找到交叉文化条件下企业管理的有效模式。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投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去。据统计，跨国经营的企业已占全世界企业总数的60%，而几乎所有的企业，其业务都与其他国家企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或是与其他国家企业合作，或是与其他国家企业竞争。
跨国公司经营和管理的全过程都涉及到不同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无可避免地都要进行跨文化企业管理。在这些企业内部，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组成的各种组织，也都面临着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工作态度和追求；而管理者又有着不同的管理方法、技巧和经验；以上各种人又有着不同的语言、教育、等。如何进行跨文化的有效沟通、协调和管理，直接影响着企业内部运作的效果。在企业外部，跨国公司不仅要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的需求，还要适应东道国的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等条件。如何在多元文化条件下实现跨国经营，一直是困扰跨国公司发展的难题，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高度重视跨文化企业管理。
不仅如此，就是纯粹的国内企业，也面临跨文化管理的问题。首先，企业的产品要在国内不同的地区销售，就面临不同的区域亚文化和民族亚文化，必然就有跨文化的营销问题。其次，企业在销售过程中，面临外来产品的冲击，实际是不同文化的竞争。再次，企业要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参与国际竞争，作为具有文化特质的商品，如何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接受，也有跨文化管理的问题。最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将有更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入股、参与企业重组、合作经营，其全过程必然贯穿跨文化的企业管理。
跨文化企业管理内容相当丰富，从管理职能的方面来说，就可以分为：跨文化沟通；跨文化激励；跨文化领导；跨文化决策等。从企业经营的各方面来说，跨文化企业管理可以分为：企业内部的跨文化管理，企业外部的跨文化管理。企业内部的跨文化管理包括：人力资源开发中的跨文化管理；研发中的跨文化管理；生产中的跨文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中的跨文化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中的跨文化管理等等。企业外部的跨文化管理包括；市场营销中的跨文化管理；公共关系中的跨文化管理；广告中的跨文化管理等等。
二、跨文化条件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跨文化条件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常常在无形中发生作用，当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时，后果已经形成。很多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忽视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导致管理的困难，甚至出现经营失败。文化的多国要素和多层次的差别，使跨文化冲突不可避免。表现为：
(1)忽视文化传统所塑造的不同民族性格而直接导致跨文化冲突。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它溶入民族性格之中，使各民族表现出不同的个性。民族的责任，个性与人性的冲突，往往构成跨文化沟通的困难。例如，日本民族素有喜欢使用"YES"（可以）的习惯，说"NO"（不行）在日本人心目中是无能的表现，同时也是非常不礼貌的。因此，他们在商务谈判中即使对于不同意或不能办到的事项也频繁使用"YES"，使他国谈判者不能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2〕(34-38页)。
(2)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模式，是导致跨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思维模式是民族文化的具体表征。例如，西方人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与东方人演绎式的思维模式，常常是企业跨文化沟通中构成冲突的原因，使企业管理者不得不予以注意。
(3)民族文化所形成的处理问题的不同行为模式，使跨文化冲突时有发生。行为模式是民族文化的外显形式，它以固定的结构，在相同相似的场合为人们所采用，成为群体表达认同的直接沟通方式。不同民族文化造成不同的行为模式。在相同的环境中，这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会表现出很大的冲突。一个中美合资企业，是由中方母公司拿出一部分资产和美方成立的。中方母公司专门针对合资公司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下设十多家具有独立地位的分公司，让它们为合资公司进行配套服务。尽管合资公司在选择配套服务的操作上，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但中方经理人员不管开发公司是否具备条件，常常会优先考虑开发公司。这就导致合资企业的成本增加，质量下降。外方经理对中方经理的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举动十分不满，坚决主张择优中标，中外方经理矛盾越来越大。中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行为模式，正是造成这种跨文化冲突的原因。可见，充分认识不同民族的行为模式，有助于调和和避免跨文化的矛盾。
(4)对文化意义符号系统的不同理解，常常造成跨文化管理冲突。符号是人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它具有功能性的价值。不同的文化采用不同的符号表达不同的意义；或者符号虽然相同，表达的意义却迥然不同。美国的一家公司在英国大力推出一种药品，但在英国几乎无人问津。因为这种药品的包装盒上注有“打开盖后，请按下底部”的字样。这句说明文字在美国无伤大雅，但对英国人来说，俗话中的盖子指上半身，底部指屁股，所以，此话的含义颇为色情和滑稽，因而该药品在英国无人问津〔2〕(100-101页)。这便是对符号意义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文化冲突。
(5)不仅文化意义符号成为跨文化沟通中的障碍，作为文化意义符号之一部分的语境，也会成为跨文化沟通的障碍，从而引起企业管理中的种种障碍。语境即语言环境，它是文化意义符号得以理解的环境。语境是意义符号所包含的信息的一部分，它使意义符号完整地表达不同的意义。在相同意义符号中，人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会对意义符号赋予不同的语境而加以理解。索尼的盛昭夫曾举例说，我经常对助手说：“不要信任任何人”。〔3〕如果助手是日本人，他理解这句话不是不相信别人，而是说办一件事绝不要相信别人会完全按照你的意图办，不要把你应完成的任务的责任加之于他人。如果助手是美国人，他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包括政府、公司、经理、丈夫或妻子。同一句话产生不同的理解，是因为日本人和美国人处在不同文化造成的语境中。企业在跨文化的沟通中，采用同样的指令，会对不同国别和民族的员工产生不同的效果，给企业管理带来不少麻烦。
(6)政治文化的不同导向，使跨文化冲突变得十分复杂。不同国家的政治体系有其特殊性质，信奉特殊的价值观，企业产品有时会无意中冒犯某种政治价值观而受到抨击和抵制。欧洲的某个软饮料公司，在制作商标时将六角星图案作为外形，与以色列的国旗图案相似，这就大大激怒了一部分阿拉伯消费者。虽然公司解释说，这些六角星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装饰，但这些阿拉伯人却认为，它反映了这家公司支持以色列的情感，最后这家公司不得不收回所有产品，重新制造包装。
(7)不同的经常成为跨文化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时，把涂有猪油蜡的子弹发给印度士兵，而发射这些子弹前必须先咬掉子弹上的蜡。印度士兵大多数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发这种子弹给他们，是对他们宗教的严重侮辱，因而奋起反抗，掀起了印度独立斗争的序幕。而东印度公司也因为这个小小的失误，失去了在印度实行垄断贸易的权力。
造成跨文化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企业只有认真研究不同文化的特质，才能在经营中妥善解决跨文化冲突和矛盾，才能把不同文化中的优点结合起来，建立一套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模式。
三、实施跨文化企业管理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具有多种成份和层次。在进行跨文化管理研究时必须对不同文化进行剖析整理，分类比较。因此，经典的跨文化管理理论大多是从不同角度开发了各自的文化维度系统，并根据这些文化维度系统把文化要素分解，进行跨文化比较，找出不同文化的特质，以便人们在跨文化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不同文化的优秀之处，有效地进行管理。这些跨文化管理理论，对企业跨文化管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经典的跨文化管理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分维系统。霍夫斯泰德是著名的荷兰跨文化研究专家，他对文化分解维度的研究做得最早，所开发的系统被接受和运用最广，因而影响也最大。早在1986年，他就开始在美国大型企业IBM公司中进行跨文化管理研究。到1973年，他已发出并回收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使用20种不同语言的1160000份调查问卷。该问卷是对文化进行的综合性调查，涉及员工的基本价值观及信念，以及员工的收入、工作安全感、挑战性、自由、合作等工作特性，另外还涉及到管理风格等问题。通过调查，霍夫斯泰德总结出了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中差别最大的五个方面〔4〕：
1.权力距离（大／小）
权力距离涉及的是人的不平等问题，即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等级差别大小和人们对此的态度。
2.不确定性避免（强／弱）
不确定性避免是指一个民族对所生存的社会感到有无把握的、不确定的或模糊的情景威胁时，试图以技术的、法律的、宗教的方式来避免不确定局面的发生。每个民族对不确定性的避免程度，都有显著的强弱差异。
3.个人导向性／集体导向性（强／弱）
这个文化维度主要是指人们对待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即重视集体还是个人。
4.阳刚性／阴柔性
阳刚性表明一个民族在自信、工作、绩效、成就、竞争、金钱、物质等方面占优势的价值观。阴柔性则是指在生活质量、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服务、施善和团结等方面占优势的价值观。
5.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
这个维度表明一个民族持有的对待长期利益或近期利益的价值观。
除了霍氏的文化分维系统以外，阿尔方斯·特龙佩纳斯、莱恩与迪斯特芬诺、罗能和斯托特帕克等人都开发出了自己的文化分维系统〔5〕。
文化分维系统作为跨文化企业管理的重要工具，可以为企业提供分析不同文化背景员工、客户和其他与企业有关的个人或群体文化取向的方法，使企业能够掌握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特点，从而在企业管理中尽量避免文化冲突和矛盾。但是，企业要真正搞好跨文化条件下的企业管理，必须根据文化分维系统所提供的不同文化的特质采取一系列步骤和方法整合不同文化，融合文化中的优秀特质，塑造新型管理文化，从而建立起一套适合跨文化条件下的企业管理新模式。笔者认为，企业应采取以下步骤和方法建立跨文化企业管理的新模式。
第一步：文化分析。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人们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要管理好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就必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价值观、行为模式。因此，建立有效的跨文化企业管理模式的第一步，就是对企业中存在的两种或多种文化进行分析，找出文化特质，以便在管理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减少文化冲突和矛盾，推进文化融合。文化分析的工具，就是文化分维系统。它有利于从各个侧面把握文化的特点，从而找出解决文化冲突和矛盾的有效方法〔6〕。
第二步：文化特质对企业管理的各项职能的影响分析。文化特质决定了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体系，从而决定了他们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这种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必然渗透到管理的各项职能中去。同时，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员工对待企业管理各项职能的态度不同。因此，建立有效的跨文化企业管理模式的第二步，就是分析不同文化特质对企业管理各项职能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减少企业管理者在行使这些职能时，有可能引起的文化冲突和矛盾，为企业寻找有效的跨文化管理途径，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步：找出双方文化中的共同点（交叉点），作为文化整合的基础。跨文化沟通和文化融合的首要条件就是达成共识。只有在某一方面达成共识，跨文化沟通双方才能在此基础之上互相容忍对方。因此，建立有效的跨文化企业管理模式的第三步，就是要找出双方文化的共同点，作为跨文化沟通和进行文化整合的基点。企业管理模式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比一般文化形式更容易找到共同点。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一种文化氛围内，企业的终极目的就是盈利。在这种终极目的下，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多少都有一些相同之处。因此，找到这些相同之处，并以此为契机发展文化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高效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是进行跨文化企业管理的有效途径。
第四步，调查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对于外来文化的容忍度。在跨文化企业管理中，员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对某些文化方面（如需求层次、权力距离等）可能容忍程度比较高，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新作法，在另一些文化侧面上他们可能对外来文化持排斥态度（如宗教、传统习俗等方面）。因此，建立有效的跨文化企业管理模式的第四步，就是调查员工对不同于自己的文化的容忍程度。只有通过调查员工对异文化的容忍度，才能在制定企业管理的各项规范中，尽量避免越过员工的文化容忍界限而引起文化的冲突和矛盾。
第五步：根据企业特点，决定企业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文化整合。如前所述，不同企业中的跨文化冲突和矛盾各有特点。因此进行整合也应因地制宜，选择最适合企业实情和所处文化环境的方式。影响文化整合方式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文化特质的差别大小和文化特质所代表的管理模式高效与否。文化特质差别大，则应减少文化冲突，整合初期采取保留型的文化融合方式。当企业运作一段时间后，再转向其他文化整合方式。文化特质差别小，则必须考察哪种文化特质所代表的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中更高效，并以代表高效的文化特质为主，采取吸收型、反吸收型或融合型的文化整合方式。
第六步：确定企业文化整合的目标——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理念（在文化融合之后）。在确定以哪一种文化特质所代表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为主，进行文化整合以后，则应该根据双方文化的共同点，及员工对对方文化的容忍度，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
第七步：将第六步所确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贯彻到企业管理的各项职能中去，建立独特的跨文化企业的管理文化。融合了双方文化特质优点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只有贯彻到企业管理的各项职能和管理方法中才能检验它是否有利于减少企业跨文化冲突和矛盾，是否能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文化整合后的企业经营理念，不仅要从制度上成为企业运作的准则，还应该通过各种激励、约束手段，使之内化为员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样企业就会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实现对员工的软管理。
第八步：设立反馈系统，检验文化整合后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是否高效，是否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并提出修改意见。跨文化企业管理中的文化整合及新的管理模式的建立，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并不是片面追求文化冲突和矛盾的减少。减少文化冲突和矛盾是实现企业高效运作的手段，文化整合以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的目标是必须经得起科学检验和市场的考验。所以，必须建立起一套检验新管理模式的反馈系统。宏观的反馈系统可以通过对企业产出、利润及社会效应方面的测量和评价来进行。微观的反馈系统可以通过对企业管理各项职能效果进行测量和评价来进行。例如，跨文化激励职能的效果，就能够用员工产出和行为科学的方法来测试。通过反馈系统，我们可以不断修正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并使之达到最佳效果。
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企业管理模式建设，还必须从文化融合的规律入手，掌握文化整合的方法和技巧。
首先，我们要借用不同文化中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的物质文化，如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等。物质文化虽然也代表了特定的价值观念，但是，它的使用价值及带来的经济利益看得见，摸得着，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接受。
其次，企业在跨文化管理中，要优先引进和借用不同文化中使用价值高的文化特质。这里所说的使用价值，是指这种文化特质能为企业、员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特性。文化整合过程中，使用价值高的文化特质为企业和员工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比较大。例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都是西方的管理文化中使用价值比较高的文化成果。因此，它们在世界各国企业中，都被快速地接受和应用。
再次，企业在建立高效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中必须根据特定人群对外来文化的接收的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整合的措施。企业不同的员工对待外来文化有不同的态度，例如文化融合中的革新者们因为自身素质高，人文功底深厚，自然对外来文化的容忍程度和接受程度都比较高。因此，企业领导在推动企业文化变迁时，就应该先把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解说给革新者听，再通过他们向全体员工解释和示范。革新者的言传身教将比直接向员工灌输外来文化更加有效。同理，也要针对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其他群体制定专门的管理和培训措施，使他们更容易适应文化变迁的过程。
第四，企业在建立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必须找到企业中的传统观点领袖、非正式组织的领袖，重点向他们灌输外来文化。企业中的劳模、技术能手、工会主席等传统观点领袖在员工中具有很大影响。而非正式组织的领袖，如同乡会会长等在非正式组织的成员中，也有很强的影响力。首先让传统观点领袖和非正式组织的领袖接受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员工将自然而然地效仿他们，这将使新的管理模式潜移默化为员工的行为准则，避免引起员工的逆反心理和文化休克现象。
第五，企业在建立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把外来文化的特质注入原有的文化模式，使员工易于接受。例如，某中外合资企业为了在员工中建立效率优先的观念，通过分解法把员工为国家出口创汇的数目计算出来，并公布在布告栏中，这种绩效考评加爱国主义的形式大大激励了员工。
第六，企业在建立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发挥跨文化沟通的作用。只有沟通才能理解，企业必须在各方面作好不同文化背景员工之间的沟通工作。例如，可以采取语言培训，外来文化背景介绍，员工联谊等形式来加强跨文化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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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文俊.西方文化与管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129-131.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跨文化贸易能力跨文化能力发展曲线跨文化能力培养教学方法本科
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使跨国公司越来越多。新的国际贸易形式的出现,比如战略联盟和国际易货贸易,这意味着企业对具有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跨文化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20世纪末首先在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出现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企业跨国经营的日益深入,跨文化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了,美国和欧洲一些一流的商学院非常重视培训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总的来说相对较低,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跨文化能力对国际贸易的重大意义。
跨文化能力的内涵
在跨文化能力内涵的研究上,跨文化意识、跨文化商务技巧和国际管理能力已成为研究的核心。
跨文化意识
跨文化意识是指商务人员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并做出适当反应的一种商务意识。换言之,反映国际贸易者本土文化的价值观的行为标准已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了。国际化的企业运作中的各个环节,如:人力资源管理和激励机制、国际营销、交流决策,都需要较高跨文化意识。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很多研究者提倡将文化差异概念化,以使学习者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对商务的影响,并为跨文化意识培养奠定基础。
GuyandMattock(1991)提出了地域、宗教和历史是影响文化的三个重要因素。BonvillianandNowlin(1994)则深入的解释了文化差异对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他们指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交际行为、审美观念、时间观念和个人成就观会有所不同。Hofstede对文化差异的实证研究则在该领域最具影响力。他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受到态度、价值观、文化差异的巨大影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从四个维度上互相区别: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生活数量与生活质量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Hoecklin(1994)提出文化意识不仅仅是在国际贸易中对文化差异的反映,良好地跨文化意识是跨文化贸易组织创造竞争优势的首要条件。
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起决定性影响。以上有关文化意识的文献回顾旨在为国际商务人才培养者提供一个框架,使他们能更好帮助学生深入、客观的了解和理解文化多样性。应当注意的是,仅仅了解文化差异是不够的。至少,跨文化意识必须转化为跨文化商务技巧才能为商务活动服务。
跨文化商务技巧
对国际商务人才所应具备的商务能力的研究,美国学者Bigelow在此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Bigelow(1994)提出跨文化商务环境下的商务能力应涵盖十个方面:对文化和组织的理解力、适应能力、建立关系能力、系统和多视角的思维能力、态度、敏感性、语言能力、文化影响下的决策能力、外交能力和跨文化能力。Lane与Distefano(1992)在回顾了有关全球国际商务战略管理和国际营销领域中急需解决的人力资源能力问题后,强调了国际商务管理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包括:发展和运用国际商务技巧的能力、管理变化和过渡的能力、在多元文化下进行管理的能力、在各组织结构中设计和运作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和在组织中学习与转移知识的能力。显然,良好的跨文化商务技巧能使商务贸易者有效的参与国际贸易事务。
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语言、文化、商务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此方面的研究集中揭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和培养方式。冯毅(2004)阐释了企业管理中的跨文化沟通。提出从认知层面、价值观层面、语言层面和非语言交际层面构建我国企业跨文化沟通体系的建议。周锰珍(2004)从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礼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跨文化经济交际在商务话语系统中的表现、作用和影响,并提出了深入了解对方文化和遵循经济市场的共同规约等建议。
诚然,跨文化商务技巧的发展需要在商务环境中得到磨练,实践经验和大量的在职培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高等教育在培养商务人才时,义不容辞要以培养学生跨文化商务技巧为核心。越来越被首肯的做法是通过跨国合作提供国际商务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参加多文化的小组活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同学进行合作与交流。
跨文化管理能力
跨文化管理能力与跨文化商务技巧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强调综观全局的高级管理能力。一个跨国公司跨国投资经营时,他们往往需要融合三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企业的文化。跨文化管理能力在国际化经营管理中非常重要(黄华,2004)。国际管理能力包括:具有国际视野的商务能力、在国际贸易管理中协调不同文化的能力和在国际贸易中有效管理人力资源的能力。合格跨国管理人才应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对地方情况快速做出反应、协同学习、转变和适应、跨文化交际、合作与国外经验等素质(Adler和Bartholomew,1992)。
跨文化贸易能力的发展顺序
在国际商务课程中,有效跨文化素养发展途径要求其培养过程必须符合一定的能力发展顺序。Clackworthy(Laughton和Ottewill,2000)的跨文化能力发展曲线将跨文化能力发展分为六个阶段(见表1)。
发展的第一阶段被Clackworthy看成为“质疑”或“无知”阶段。他把受训者称为“本地专家”。也就是说,受训者具有较表层的文化差异的认识,而他们行事以本国文化为标准。在“觉察”阶段,学习者逐渐意识到跨文化差异的存在,同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及存在跨文化技能差距。到了“理解”阶段,学习者开始深入的了解跨文化差异的内涵以及跨文化技能发展的性质和纬度。在“合成”阶段,学习者开始将本土文化和异国文化进行融合,这些“二元文化专家”开始掌握了以技能为基础的跨文化能力。接着学习者自然的过渡到了“选择”阶段,学习者又被称为综合者,能够自如的融合两种文化,并结合技能方法构建跨文化能力。到了最后的“能手”阶段,学习者能够利用跨文化能力管理国际贸易项目,达到了一个多元文化“领导者”应具有的能力水平要求。
高校国际商务课程是符合市场需要,并急需通过与国际接轨来加强建设的一门学科。对我国高校国际商务课程建设者来说,其挑战在于开发将跨文化能力发展曲线和技能发展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的课程内容,,以使学生的跨文化能力逐步得到提升。在采取这种培训理念时,整个程序中的技能发展培训必须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进行。但是在课程整合与统一的现代国际商务教学下,方案的设计有一定的难度。在英国,大部分大学的商校开设的国际贸易专业的一些课程的教科书都已将跨文化教学内容独立成章,其他课程则将文化教育很好的融入各个章节中。在美国,不少商学院开设了“国际贸易文化”课程,如圣路易斯大学开设了“欧洲政治和文化环境”、“拉丁美洲政治和文化环境”、“亚太政治和文化环境”和“管理文化差异”等课程,以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商务能力。
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
深入到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具体教学策略,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源培训项目中汲取经验。下文以Clackworthy的文化能力发展曲线为基础,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培养任务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
从教学的模式来说,我们可将教学分为事实教学、分析教学、实践教学(见表2)。
事实教学
事实教学一般用于学生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初级阶段,学生此时往往会对异域文化存在疑问,开始觉察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容易会以固有的本国文化来对异域文化想当然。教师在教学中要恰当的介绍不同的文化,并简单介绍相关的文化理论(如:Hofsted的四维理论),使学生在了解大量的有关跨文化知识的同时建构初步的理论框架。具体的实施方法有讲课、提供相关书籍、播放录像、专题讲座等。
分析教学
分析教学是指以对比分析为手段,深入分析理解国际商务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学生对不同的案例加以分析,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较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跨文化商务的技巧。在此阶段,基于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是最有效的。教育者也可以采取课堂语言训练、比较练习、多媒体交互学习等方法来进行教学。
实践教学
实践学习适用于跨文化能力发展的最后阶段。教师以发展学生多元文化能力为目标。教育学生利用已有的跨文化技能构建正确的文化观。初步参与并利用已有的跨文化能力进行商务实践。这一阶段是针对大三大四开始参加商务实践的学生设计的。教学以参于活动的方式为主。可以采用的教学活动方式有:跨国小组活动、文化训练自我诊断、角色扮演、国际工作经验、跨国商务谈判模拟等方法。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发展学生的文化元认知能力,在每一项活动前,让学生事先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事后有反思:做了什么,成功否,学到什么,如何做的更好。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快了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跨文化素质是跨国界合作的必备素质。任何高校的人才培养都应服务于市场需要。忽略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的培养模式将导致学生面对挑战无所适从。以上对跨文化能力的内涵界定和发展顺序的分析,以及便于操作的具体教学建议供高校国际经济贸易课程设计者、教材编撰者、一线教育者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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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毅.跨文化交际视角中的企业沟通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3)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正文】
2005年6月6日至10日，由中国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美国亚洲电影研究会(ACSS)三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隆重召开。计有来自美、英、加、日、韩、印、新加坡、新西兰以及中国两岸四地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学者提交论文并到会参加研讨。这使得会议研讨单元多达33个，是继2004年上海大学成功举办“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注：有关此次研讨会情况参见《世界电影》2004年第5期《中外电影学者的盛会——“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和理论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侧记》一文。另可参见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会议论文集《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之后，东西方电影学术界又一次规模宏大的交流与对话活动。
除了旨在以学术行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以外，本次会议的背景还与近年来海外学术界关于亚洲与中国电影的研究热潮有关。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和资讯科技与视听传媒的日益发达，电影正在逐渐取代小说等传统文学形式，成为西方“窥视”、“想象”，乃至“建构”东方的主要载体之一。过去海外许多从事社会学科研究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学术兴趣转移到电影及其相关领域，并逐步积累了一批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成果。为了对这些成果进行一次集中展示，同时也为了对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亚洲电影文化进行重新体认和评价，三家主办单位经过长达4年的酝酿、策划和筹备，终于使这一次学术含量极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成为现实。
会议邀请到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到会做主题发言。如英国伦敦大学劳拉·穆尔维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米莲姆·汉森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罗伯特·艾伦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尼克·布朗教授、ACSS主席约翰·兰特教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郦苏元研究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陈犀禾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彭吉象教授等；一些在英语学术界从事中国电影研究的知名学者，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卫·詹明信、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美国圣玛尔可斯加州大学肖知纬、美国西方学院邱静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保罗·克拉克、伦敦大学裴开瑞(ChrisBerry)等也应邀到会。另外，到会的还有著名导演谢晋、著名电影史家程季华、李少白等中国老一代电影工作者，以及倪震、胡克、章柏青、贾磊磊、黄会林、路海波、周星等国内知名学者。
一、理论反思与范式探索
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电影生态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种悲观主义论调认为，百年电影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美学危机。那么，从理论角度人们应当怎样来回应新技术发展对已有电影观念的影响？这便是劳拉·穆尔维在会议第一个主题发言中所要回答的问题。她指出，DVD播放器所拥有的“快进”、“定格”、“回看”等检索功能，不仅为老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非线性”的观看形式，也对传统影像叙事的时间流程提出了挑战，使叙事与时间之间的裂痕得以放大。传统电影叙事有赖于胶片运动来营造动态幻觉，而画格本身却是静止的。这种关于“瞬间”和“延续”、“静止”与“运动”的错觉呈现，被劳拉·穆尔维表述为一种电影的“鬼性”(ghostliness)（注：这里的“鬼性”意味着让业已逝去的生命和生活被保存下来，变成一种“此在”(now-ness)。也就是说，电影是对死亡了的过去的一种复活形式：其一，电影能够挽留已经故去的演员的生命表象；其二，电影胶片记录的是已经逝去的某一瞬间，而胶片的连续显影所呈现的影像流动则使这些静止的瞬间得以复活。在劳拉·穆尔维看来，这种“鬼性”正是电影的本质特征之一。）。过去，在传统观看方式中，这种“鬼性”往往被连续不断的影像流动隐藏起来，而随着DVD的出现，它却被暴露在暂停、快进、回看的按键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这正构成新技术条件下人们对电影本性进行再发现和再认识的重要契机之一。有趣的是，劳拉·穆尔维在她发言的第二部分，试图从伊朗导演阿巴斯影片的“重复”与“延宕”风格，以及有关“追寻”和“终结”的主题中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假设。在她看来，阿巴斯影片的“追寻”动作不断被一些枝蔓情节与偶发事件所阻断、所延宕，这喻示着一种线性叙事的瓦解。而阿巴斯的这一风格在《樱桃的滋味》一片中臻于成熟，使主人公对死亡的“追寻”通过一系列具有社会意义的“偶遇”表现出来。与此形成对应的是，由DVD播放器提供的对影像的“暂停”，也使叙事的延宕具有了一层“政治面向”，它可将观众带回到电影的物质“静止性”，或更宽泛地说，带回到人们对时间的“冥想”，包括时间的流逝与时间是如何被表述或被保存的基本命题上去。也许对于多数中国听众而言，劳拉·穆尔维的主题发言显得有些抽象，不过它却启示人们，通过“暂停”、“延宕”的画面去追问影像与时间的复杂关系，从新技术所提供的观看可能中，探求契合于历史而非脱离历史的新的发现。
相比之下，罗伯特·艾伦教授的发言就显得更为实证。他首先以自己10岁的女儿如何接触迪斯尼影片《超人特工队》（注：英文为TheIncredibles，也可译为《超人之家》，是迪斯尼和Pixar公司于2004年联合出品的动漫影片，同期进入市场的还有与影片相关的人偶玩具、电子游戏、旅游纪念品、发烧友网站(提供有关娱乐咨询的宽带高速下载)、主题公园等延伸消费形式。大多数美国观众在观看影片首轮放映之前，就已经大量接触过各种与电影有关的延伸产品。按照艾伦教授的看法，这也构成一种影片被观看的语境。）为例，说明电影科技为人们带来的多种便利的消费方式，进而将话题引向近25年美国人口与社会结构变迁与影片风格、类型及消费模式更迭之间的内在联系。艾伦指出，美国60年代初和80年代后期的生育高峰，以及70年代与90年代的出生率急遽下降，都直接影响到八九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类型和风格。在1983—1992年期间，13—25岁青少年观众比例从55％下降到38％；16—20岁青年观众比例则从24％下降到15％。而同期，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婴儿却开始进入婚育年龄。针对他们的欣赏口味，制片商开始拍摄《三个男人和一个婴儿》这样的都市家庭喜剧，并且在票房上大获成功。这导致好莱坞电影主流类型由过去的科幻、警匪、恐怖朝向家庭情节剧、喜剧类型转化。
另一方面，1983—1987年，美国家庭录像机的普及率从10％迅速攀升至50％。此后，进入影院看片的观众数量因此而大幅度下降，大多数家庭越来越倾向于从大型超市或社区音像店购买、租借自己喜欢的电影录像带。这又导致影片类型和美学风格的进一步变化。市场对P级与PG级影片的需求远高于其他电影品种。1983—1992年的10年间，美国家用录像带电影的年销售额从590万美元增长到2.64亿美元，家庭电影的兴盛使得好莱坞电影从传统的“影院时代”进入“后影院时代”。
从方法论上看，罗伯特·艾伦的主题发言似乎是在呼应2004年会议上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约翰·卡德维尔教授关于“深度产业实践研究”的理论设想。（注：参见[美]约翰·卡德维尔《影视产业文化中批评性理论的扩张与实践》，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一发言在方法论意义上更能显现出它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所援用的人口统计(Demographic)和工业文化(CulturalIndustry)与电影史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至少对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新鲜。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学术视野，更多去关注那些电影作品文本以外的“泛文本的集合”，那么，电影研究就会形成一个更为健康，更富建设性的理论格局。
米莲姆·汉森教授在主题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她关于“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Modernism)的理论创建。（注：参见[美]米莲姆·汉森《堕落的女人、冉升的明星以及新的地平线：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载《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白话现代主义”是技术、经济及社会现代化在大众文化上的对应物，以及大众文化对上述方面的回应，与“精英现代主义”一词相对应。“白话”指一种社会性的话语形式，是个人体验的表达形式，能在公共场所为他人认同。它不同于方言，可在相对广泛的区域内流通。）她将白话现代主义观念放在东亚电影语境与当代全球化、跨国电影生产格局中加以考察。她指出：白话现代主义可为分析众多在文化和语言上具有差异的电影，以及现代性的诸多表现提供“比较性”的理论框架。不同的电影传统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的现代性经验，反过来又可以补充和完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精细化。她以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为例，分析了这些影片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认为这些影片涉及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如经济萧条、失业贫困、团伙犯罪、传统家庭解体、父权危机、性别与性向问题的重新界定等。这些现代性经验在当时新兴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视像文化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不仅包括电影，还包括现代建筑、时装、广告等。在白话现代主义美学趣味的引导下，日本左翼电影偏离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军事扩张的支配，但它又不构成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自觉“抵抗”，而只是至多反映了电影美学风格的众声喧哗与另类实验性。
在笔者看来，“白话现代主义”这一理论建构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进一步讨论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过去我们讨论现代主义，更多是从精英主义的话语实践角度，将现代主义与经典主义加以二元对立，而对它们之间的承继、呼应关系缺乏必要的洞察和透析。实际上，普通大众对于现代主义的体认有赖于一个远为广泛的文化消费领域，特别是在电影、现代媒体等大众文化语境中，“现代性”往往也被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形式呈现出来。在中国三四十年代，阶级斗争、民主、自由这些具有高度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也是经由中国民族电影浅白的“白话”形式，才得以为中国普通观众所消费和认同的。而这些影片正是套用了经典主义艺术语言来对现代主义进行象征性表达的。
上海大学陈犀禾教授的主题发言，旨在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建立一个宏观的理论阐释框架。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当代(1949年以后)中国电影文化建构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十七年”和“”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革命”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到新时期，现代性观念开始取而代之。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浮出水面，压倒了现代性和革命性，成为中国电影和大众文化发展的主调。它们三者的关系并非完全排斥或对立，而是常常处于彼此交叉、冲突和协商当中。陈犀禾的发言又是与具体的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他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中的父亲形象所展开的论证，引起不少与会者的回应与论辩，显示出人们对于这一话题的兴趣和关注。
在北京、上海分别举行的主题发言中，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从电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学特征着眼，将中国电影历史发展划分为三次高潮的观点也曾引起与会者的激烈讨论；约翰·兰特教授在发言中则回顾了亚洲电影研究领域七位开拓者的学术贡献。这些发言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浮现出目前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研究的成果与现状，为人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参照。
二、探索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新维度
借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之机，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已有史观、方法，探索电影史述新的灵感和新的维度，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之一，会议主办方收到相关主题的论文多达50余篇，其中30篇来自境外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这也能反映中国电影史在海内外学术界所受到的关注程度。
正如郦苏元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与过去50年相比，最近的十多年，中国电影史研究“大有蒸蒸日上之势”。但同时他也提醒人们说，由于电影史观与学术方法，以及关注对象的差异，中国电影史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困惑和挑战，尤其在一些对中国电影史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中，“电影”常常为“历史”所取代，电影史的学科个性不同程度受到遏制而陷入一种隔靴搔痒的泛文化研究当中。针对这个问题，郦苏元呼吁电影史学家应该努力建构一种以电影本体为核心的电影史学观念，并在重审电影“史实”与“事实”二者学理关系的基础上，对历史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原则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界定。
郦苏元的这一观点，在随后其他学者的发言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美国圣玛尔可斯加州大学肖知纬教授就在发言中表现出一种“正本清源”的史学家气质。他指出，目前关于中国左翼电影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将其视为国共两党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斗争形式，而忽视了国民dang战前政治文化格局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派系纷争。实际上。左翼电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主张，与国民dang的政治、文化策略也有彼此吻合之处。同时，国民dang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大大削弱了其对电影业的控制，这在无意间为艺术创作的自由提供了可能。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李道新博士的发言，以民国时期各地报纸对中国电影的有关报道为切口，从电影文化的传播学角度反观种种有关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试图从中探索重写中国电影史的新的视角和契机。无独有偶的是，宁波万里学院讲师徐文明对宁波城市电影放映史所做的梳理，也体现出对档案、文献、史料这类“泛文本”研究的浓厚兴趣。他的发言受到罗伯特·艾伦的高度肯定，认为这种“微观电影史”研究，对电影通史、综合史等“宏大史述”有一种填补漏隙和凸显历史“具体性”的认识价值。不过也有学者对此类“泛文本”研究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认为尽管报刊、文献、档案本身确是一种历史有机构成，但毕竟只是前人对电影的“叙述”形式，因此在做此类研究时，应对它的“文本性”有所自觉和警醒。
历史是一种对过去的叙述形式，因此它显著地带有史述主体的主观性痕迹。这也就是近来电影史学界关于历史是应该重“史实”还是重“阐释”，以及“阐释”的客观标准的争论焦点所在。事实上，某些历史“阐释”的史学合理性也正在受到人们的追问和质疑，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就谈到，在电影史研究中必须注意理论评价的客观性和适应度，否则会导致“指鹿为马”的荒谬结果。张英进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评判了近年来对战时中国电影的修正性历史重述，指出某些研究者为了取得预先的意识形态评估，无视文本证据而对一些电影作品进行误读。他认为，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挖掘电影的“含糊性”美学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转向“即此亦彼”的多元共存的学术评价，背后却暴露出区域文化学术政治的理论弊端。尽管如此，运用新近理论对传统电影文本进行介入式重读，依然是目前中外研究者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它对电影史研究的理论建设性与启发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仅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也可为电影史述拓展更为开阔的话语空间。在本次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恩华的《迷失与回归：吴永刚从〈浪淘沙〉到〈巴山夜雨〉》，以及美国杜克大学洪国均教授的《影像时间：〈新女性〉与上海30年代对殖民现代性的影像呈述》两篇论文就是这样的例子。
西方史学理论在19世纪曾出现过一次转型，史学重心从历史本体论转到历史认识论问题上，由此历史认识的主客观关系问题，就成为20世纪历史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这在电影史研究实践上，则表现为重“史实”还是重“阐述”二者的分野。从目前西方学界的研究实践来看，后者似乎显得更有活力，也更具话语优势。然而，西方电影史学界也从未放弃从各种不同角度追索历史客观性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一套相对比较系统和开放的史学方法论。（注：参见[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另参见石川主编《电影史学新视野》，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相比较而言，中国电影史学界无论在史实的发掘、考订，还是在运用新史观对传统史述进行的重审和阐释，以及电影史学方法论的反思与建构方面，都还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这就决定了中国电影史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史述实践和已有成果，在借鉴西方历史理论与相关批评方法的同时，对相关电影史学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并带有自觉批判意识的理论清理和检视。对于如何来着手展开这一工作，西南师范大学虞吉教授在他的发言中强调了两点：一是要对现有史述中大量的缺漏加以补足，归还历史的本相；二是要对已有史论判断加以衡量和重估，在既有学术成果和新的研究之间达成良好的衔接。他的这一观点表明，目前中国电影史学界已经开始在电影史学理论，尤其是在建构史述方法论层面有了进一步的自觉，而这正是催生为系统、科学的中国电影史述成果的前提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传统电影史从未或很少涉足的话题，在这次会议上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如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电影研究专家保罗·卡拉克教授就试图在“”电影总体文化氛围与80年代中国电影繁荣这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关系。他说，尽管“”期间中国的电影产量降到了最低点，但电影在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国观众陶醉其间，并从中找寻自己的乐趣。这一观影经验塑造了他们对于电影的认识。而8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和进步，很大程度上与“”时期形成的这种“电影情结”有关。上海大学吴小丽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钱春莲讲师的论文，则分别从章子怡与抗战电影中的明星所承载的社会观念意指入手，剖析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想象与明星的形象、身份之间波谲云诡的映射关系。来自韩国的青年汉学家林大根博士，更是别出心裁地将中国现代电影文化纳入中国文体发展的总体范畴，以此梳理中国电影与文艺传统的关系。林大根指出，中国诗歌发轫于《诗经》，唐末发展到极致，由宋入词，再到明清的话本小说，催生出近代中国文艺的主流文体。同理，电影的出现也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文艺体裁转换，但电影克服了传统文艺的大众传播和语言文字交流等方面的障碍。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学者以外，浙江大学盘剑教授的《〈申屠氏〉与洪深艺术观的改变》，日本文教大学白井启介教授的《20世纪早期上海演出事业中的电影》，上海大学马宁副教授的《从国家寓言到类型共和：30年代中国电影的国家建构与类型变革反思》、北京师范大学王宜文副教授的《中国类型电影的历史与境遇》、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的《中国电影外来影响的源流踪迹的初步考察》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的价值取向，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开阔的学术思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察。
三、对“国族”电影的跨文化重审
除此之外，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重新建构电影批评，以及如何在跨国(Transnational)语境下重审民族电影的“国族性”(Nationality)问题也是研讨会的聚焦点之一。
对于前一个问题，尼克·布朗教授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从对几种新近出版的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英语学术著作的批判性阅读入手，以一种东西方比较的眼光，探讨了西方后殖民与后现论对中国电影批评话语建构的影响。他对由某位华裔学者提出的中国“第五代”电影是一种“自我人种志”(Self-ethnography)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在文化多元论的基础上探讨对国族电影进行跨文化批评的可能性。对于第二个问题，伦敦大学中国电影研究专家裴开瑞在发言中认为：“国家”与“民族”概念在跨国语境中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不能够再以旧有的封闭而单一的“民族国家”观念来研究跨国时代的电影现象。（注：裴开瑞这一观点是对华裔学者鲁晓鹏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国族电影的研究必须转向跨国电影研究”命题的回应，其核心是强调超越单一国族、政治的视野局限，而从跨国、跨文化角度对电影现象进行理论读解和阐释。）但“国族”或“国家”概念在跨国时代以及跨国电影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他举例说，类似《卧虎藏龙》、《英雄》等一类跨国发行的中国“大片”，实际上正从三方面重塑了“国族”观念：第一、在功夫片类型的外包装下，所谓“中国性”正是以一种能被“非华人”观众方便消费的方式来呈现的；第二、不同的华人观众对“中国性”的接受和理解方式也各不相同；第三、国家的电影业通过吸纳跨国资本而得以重建。在此基础上，裴开瑞特别强调“抵抗”(Resistance)的观念。在他看来，“国族”电影的观念与实践均源自对好莱坞电影的抵抗，这类同于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然而，他又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抵抗”本身，因为“抵抗”从根本上说又是一个含混而复杂的过程。这一看似矛盾的命题恰好说明了跨文化国族电影内部的复杂性与生动性。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大卫·詹明信教授的发言则涉及到一种“另类”的全球化——即二战前的共产国际运动和冷战时期各国对抗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战略联盟。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尽管这种“另类”全球化具有地域和历史的广泛差异，并且已经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急遽扩张中被逐渐边缘化，但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样式却依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通过对中国电影《舞台姐妹》、韩国电影《星星之火》(ASingleSpark)、台湾电影《好男好女》的文本解读，来阐明在亚洲电影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如何被用来建构关于社会进步的理念的。在结论中，詹明信教授强调说：或许目前资本主义电影霸权及其全球化逻辑已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太可能重复先前的辉煌，但断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记忆和其建构的乌托邦理想将荡然无存也是同样错误的。他的这一观点，在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青年学生詹妮·培萨(JenniPeisa)的论文中得到了呼应。培萨认为，像《卡拉是条狗》、《香火》、《云的南方》等一类表现平民生活的当代中国影片，无论从主题上还是叙事与影像风格上都继承、延续了中国现实主义的电影传统。编导将镜头对准了急遽变化的社会给主人公带来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以一种“反英雄”的、世俗化的、多侧面的性格刻画，传达出现代化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个人心理体验。虽然编导不免在影片中表现出一种犬懦主义的玩世不恭，也无法在叙事中解决那些悖谬的现实难题，但影片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立场却与中国电影的传统一脉相承。
如果说大卫·詹明信和詹妮·培萨谈到的现象可被认作是一种裴开瑞所说的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抵抗”的话，那么，与其相对的另一种“共谋”(Complicity)态势，则在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对影片《英雄》的个案剖析中被展示出来。张颐武认为，《英雄》表明，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发展，无论是中国电影中的权力哲学还是唯美主义的消费观念都在被“正统化”(Legitimized)，由此，中国文化正逐渐偏离市场化初期的“后新时期”以及90年代的全球化轨道而进入一个所谓的“新世纪文化”时期。在此过程中，张艺谋与他的电影，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去寻求展示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借助一系列风格化的中国符码来诠释一种新的“世界想象”和“全球逻辑”。
对“国族”电影的讨论，离不开一个跨国、跨区、跨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总体背景。在东亚—泛亚，甚而一个更为广泛的国际空间中，近年来兴起的“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Cinema)概念，则可以被视作跨国时代与“国族”电影密切相关，但又互有差异的典型案例。（注：对“华语电影”的界定及理论阐释参见鲁晓鹏、叶月瑜《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层面上的研究》，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而目前西方学术界所流行的“华语电影”概念，在美国杨百瀚大学青年学者伊芬·碧邬斯(YifenBeus)看来，还不免显得有些笼统，它无意中掩盖了大陆、港、台以及其他地区话语电影在社会/政治诉求与话语风格上的显著差别。这极有可能导致各地华语电影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产生“我身何处”的自我追诘。这一观点得到了另一位美国学者米拉娜·萨托(MiranaSzeto)的印证，她举例说，这种忽视“华语电影”地域文化个性的情形，在对《英雄》一片的理论反馈中便可见一斑。这使得“英雄”、“帝国”等概念在获得了跨区域阐释的同时，却丧失了对文本自身的美学判断。对于同样的问题，台湾辅仁大学学者唐维敏试图从两个层面予以回答，他首先是从英、德、法、日等外文资料中分别读解西方对大陆、港、台、海外华语电影等不同社群电影文化的“感觉形构”。其次，再从所谓“内部他者”的视角，来厘清华语电影的整体谱系，以此在不同地区的话语电影之间达成策略性的“跨界”与“互看”。与前面几位学者的思路略有不同的是，伦敦大学博士生史唯是从叙事学角度来考察新生代电影的都市意象对“国族性”的超越的。她在发言中强调，新生代影片中那些个体的、边缘的和破碎的都市意象，不仅是对中国电影传统“国族”叙事的颠覆，同时也使得新生代电影获得了某种“跨国”(Transnational)的文化品质。
如果从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叙事风格的多样性等角度探讨华语电影，那么，香港电影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话题。香港学者KennyNg发现，在香港电影的影像世界与外部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这与香港的文化归属感匮乏不无关系。50—70年代，香港本土意识逐渐高涨的时期，黄梅调电影、功夫片这类本土影像就为香港人的文化缺失提供了必要的心理补偿。而到“九七”回归之后，文化认同的危机又让香港电影再度回到殖民时代旧有的情调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作为对这一观点的旁证，香港浸会大学的司若认为，陈果导演的影片，正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香港人对于自身文化认同危机的反思与矛盾心态。同样，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台湾青年李桐豪也从电影史的角度，梳理了50—70年代“邵氏”古装片流变与香港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总体判断是，邵氏公司一度曾以中国民族主义作为影片创作的主流意识，此后却由于香港本位主义抬头而最终导致古装片的全面没落。
谈到当代的香港，就不能不涉及它与内地的文化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卫防副研究员正是从这一角度论证了两地文化底蕴与接受方式的差异。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在政策上港产片获得了与一般国产片同样的待遇，但在大陆的票房却始终不算理想，其首要原因在于香港影界未能认准两地观众的审美差异，而是简单地将香港的审美标准推介进大陆市场。一旦内地观众对“港式”娱乐的陌生感和好奇心渐渐丧失之后，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抵触心理。这也表现在香港功夫电影的落寞和近年来的惨淡经营上。为此，奥克兰大学华裔学者周学麟在他的题为《重回“少林寺”》的发言中指出，“少林寺”意象曾从历史和地缘方面为香港功夫片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美学资源。半数以上的香港功夫片都是围绕少林传奇来做文章。而香港电影获得的国际认同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人们对于功夫电影的青睐。在此意义上，香港电影需要重新返回到“少林寺”，这其中包括了字面和寓言的双重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重建它在世界电影中的文化地位。
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国族”电影研究领域，海外华裔学者在语言、视野、学术背景等方面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这个论题在国内还显得有些“冷门”。它今后是否也能成为国内电影研究的“显学”；国内学者如何克服在语言、理论背景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障碍，与国际学术前沿展开更有效、更富成果的对话；或者能以此为参照，形成富于本土特色的学术强项和话语优势？这些问题都是留待人们继续思索和努力的。
四、“日潮”、“韩流”与东亚女性奇观
亚洲电影的崛起，尤其是90年代以来“日潮”与“韩流”的涌动，已经成为国际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因此，围绕亚洲、特别是日韩电影所展开的理论言说，也就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重头戏。有近20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这方面的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4场单元研讨。
香港中文大学年轻教师邱淑婷在搜集大量中日文史料基础上，从电影史角度详细描述了二战至70年代香港与日本电影关系的变迁。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如果将“东亚电影”看成是一个文化整体，那么，这种“跨界”电影的形成便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由。而发端于二战时期的日港电影合作，正是构成晚近“东亚电影网络”的一个历史源头。
在全球化时代，尽管亚洲电影仍是一个内部差异十分复杂而显著的文化存在，但在与好莱坞全球电影霸权的遭遇与冲突中，它还是多少能够表现出文化的同根性与整一性。而在今天，这种整一性正在成为好莱坞全球化策略一个可资利用的筹码。对这一问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者徐刚在发言中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好莱坞之所以热衷于大量翻拍《谈谈情，跳跳舞》、《我的野蛮女友》等东亚电影，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一，东亚电影成本低廉；其二，它们已经通过了东亚市场的检验；其三，一些东亚电影本身就怀有某种“重拍期待”，主动以好莱坞化的电影风格来揣摩美国观众的喜好，而不是以一种独立的眼光来看待电影的美学价值和市场。这样，上述重拍片实际上成为好莱坞“外包工”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恰与东亚日益成为世界加工和生产中心的地位相符合。重拍片在给东亚带来了超额利润的同时，也让东亚电影蒙受了更大的潜在损失。
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成功的产业运营，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本土文化与历史资源的有效开掘。针对前一个问题，美国韩裔学者Noh-KwangWoo在他对纽约的韩国电影节的个案分析中指出：韩国电影除了注重开发国际院线市场之外，还善于通过国际电影节搭建有效的文化交流和销售渠道。纽约韩国电影节根据这一文化定位，与观众、影评界、亚洲电影学者和发行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得了艺术与商业的双赢。而针对后一个问题，美国Hallym大学教授金栋薪与乔伊尔·大卫(JoelDavid)在发言中提出：当代韩国电影之所以引人入胜，很大原因在于韩国电影人与观众双方都愿意将电影当作一种回忆与重估民族创伤经验的文化载体，由此电影就成为世界了解韩国以及韩国人进行自我文化确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美学视角。
另一位伦敦大学的韩国学者李吉雍比较了韩国大导演林权泽的影片《醉画仙》在韩国本地与英国展映时，所用的宣传画面的异同，以此说明不同文化背景对韩国电影的性别问题的不同接受和理解，他认为：韩国本地的电影招贴画是男主人公骑在屋脊上饮酒的场面，它强调的是主人公的男性艺术家身份。而英国的宣传画则展示男女主人公在风景如画场景中的镜头，它仿佛要告诉英国观众：《醉画仙》是一部关于、异国风情与东方漂亮女人的故事。这一细节上的差异充分说明，韩国电影是如何通过“异国情调”和“色情”的视觉元素被西方文化“女性化”(Feminised)的。而这恰恰构成西方观众对韩国电影进行消费的一种潜在心理逻辑。如果注意了这一点，人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次研讨会大量关于东亚电影研究的论文都是围绕“东亚语境下的女性特质与跨国视觉呈现”这一命题来展开的。但在到会的一些亚洲国家学者眼里，东亚电影中那些富于视觉魅力与新潮的女性视像背后，事实上却构成了对东亚女性现实社会与文化处境的一种深刻的遮蔽。
美国学者沈京(音译)认为，在以彰显男性英雄主义为特色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女性角色大多是以挑拨男性兄弟情谊的“妖女”形象出现的。但是，在涉及《水浒传》的影视作品改编中，她们却往往被当作故事的主角。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来探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是如何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与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的。这一观点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蒂莫茜·艾勒斯博士(TimothyIles)关于日本电影中“女强人”形象的发言主旨颇为相近。艾勒斯认为，尽管日本当代电影中“女强人”角色在不断增加，但“男性凝视”的视点依然根深蒂固。这种方式否认女性在社会中所具有的现实主体性，让人感到，当今日本社会急需一种新的性别文化建构。而这种“女强人”形象，在韩国影片中被赋予了另一种“野蛮女孩”(YupgiGirl或SassyGirl)的视觉表象。这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韩国青年学生韩民(音译)看来，尽管这些“野蛮女孩”在性别关系上颠覆了传统韩国女性神话，但她们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截然不同的表现则再一次证明了既有性别秩序的牢固。“野蛮女孩”形象的生产并不表明性别地位的转换，相反，它只是在新的消费与资本环境下，为视觉产品的跨国消费提供了一系列与现实无关的女性符号而已。
还有一些发言者关于女性呈现的话题是围绕日韩恐怖片中的性别问题展开的。尽管涉及的影片和话题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揭示了东亚女性跨国呈现中隐含的“厌女癖”(Misogynic)式的男性意识形态。在它的主导下，东亚恐怖片中的女性要么因“母性气质”(Motherhood)缺乏而被表象化为“女鬼”，要么则因企图僭越性别、伦理秩序而遭到死亡/惊吓的惩罚。
相比之下，由中国女性导演创作的一些女性题材影片，还多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东亚女性状态与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美国布朗大学王玲珍教授在她的发言中分析道，80年代以来，张暖忻、刘苗苗、黄蜀芹、马晓颖等中国女导演常常借助对女性自传体小说的视觉改编，来表达自身内在的女性意识与女性经验。虽然女性电影与女性文学之间关系密切，但二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女作家倾向于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蓝本进行文学虚构，而女导演则大多倾向于改编这些作品、以“认同自传”方式通过电影语言和效果传达自己的性别特质。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跨文化意识；大学英语教学；培养原则与策略
Abstract:Languageandcultureareintimatelyconnected.Learningalanguageinvolveslearningtheculturefromwhichthelanguagedevelops.ThispaperdiscussestheproblemthatcultureteachingisseparatedfromthelanguageteachingincollegeEnglishteachingcurrently.Basedontherelationshipbetweenlanguageandculture,thispaperaddressestheimportance,principlesandstrategiesofcultivatingstudents’cross-culturalawarenessincollegeEnglishteaching.
Keywords:cross-culturalawareness;collegeEnglishteaching;cultivationstrategy
一、引言
文化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已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语言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层面。一般来讲，语言与文化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语言都反映着某种文化，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语言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学习语言文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毫无疑问，如果学习外语的学生只机械记忆一大堆词汇和语法规则，而对所学语言赖以存在的文化不了解，同时也缺乏一种跨文化意识，那么他是无法正确理解和得体地运用这种语言的。
二、跨文化意识的概念
根据Hanvey(1979)的观点，跨文化意识是指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认识，即对异同文化与共同文化的异同的敏感度和在使用外语时根据目标语文化来调整自己的语言理解和语言产出的自觉性。通常分为如下几个层次:一是对那些被认为是怪异的表面文化现象的认识；二是对那些与母语文化相反而又被认为是不可思议又缺乏理念的显著文化特征认知；三是通过理性分析取得对文化特征的认知；四是从异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感知异文化［1］。这四个层次是跨文化意识的最高境界，要求参与者具备“移情”和“文化融入”的本领。所谓“移情”就是设身处地的考虑别人的苦乐和际遇，将自己“代入”对方的心境，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文化融入”是在部分认识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将自己置于对方的文化背景上观察和思考问题。跨文化意识主要是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加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是进行有效跨文化交际的前提。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当他或她接触异文化时，应根据所具备的跨文化意识充分调动自己对异文化的敏感性，也就是语言学习者必须注意要理解和运用目标语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其文化内涵，这样才能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跨文化意识培养现状
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的概念非常广泛，就大学英语教学为例，它涉及了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等，每个方面都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说到底，语言和文化二者之间是一种鱼和水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属于文化的范畴，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不是根植于具体的文化之中的。同时语言也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征。语言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理解语言也必须了解文化。
学习一门外语不仅要掌握语音、词汇和习语，而且还要知道选择这种语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要了解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社会的思想、习惯、行为；同时还要了解他们的心灵之语，也就是他们的社会文化。
因此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每一个语言现象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比如词汇学习中除了记忆词汇的基本意义外，还应包括其情感意义、地域色彩等，教学中应该注意讲解文化背景知识，并对中外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分析，使学生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语言所蕴含的文化的理解。同时，跨文化意识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重要意义。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助于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有助于学生正确的运用语言。而且，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有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修养。
虽然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却并不令人乐观。
近年来，虽然不少教材在编排上融进了新的教学指导思想，即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也灌注提高学生交际能力的意图。但是在“外语教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际”和“必须以跨文化意识组织外语教学”这两个问题上，还远远未形成共识。甚至到目前仍有一种极端的说法：“语言课只能讲语言知识，外国文化是文化课的任务”。全然不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对外国语言中所包含的异民族性、世界观等深层文化缺乏认识。
多年来，大学英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着语言输入多、文化输入少，课堂知识输入多、课外知识输入少，抽象理论分析多、具体感悟少，对语言能力重视多、对实际交际能力重视少。大学英语的教学成了英语应试教育的练兵场，为了四、六级的过关，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只重视语言知识的讲授和语言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文化教学，导致学生把语法学习和词汇学习当作学习英语语言的全部。由于应试教育是为考试展开教学活动的，它注重强化的是训练式教学，因此，分数便成了衡量学生外语水平的标准，这个理念限制了教学手段，使以提高素质为目标的外语教学受制于应试教育。学生的语言使用不得体，这是跨文化差异造成的。不了解文化差异出现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更为严重，因为语言错误仅仅是表层结构的错误，而文化错误则意味着交际出现障碍。
四、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原则、途径
针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现状和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遵循一定的原则，采取一定的手段，积极有效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Seelye,H.N.（1989）在其著作“Teaching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几个实际教学原则：（1）通过所教的语言了解文化（2）使文化行为成为每课学习的一个重要部分（3）让学生获得取得相应社会经济地位的能力（4）让学生对自身文化及目标文化均有所了解（5）要认识到并非所有文化教学都要改变学生自身的文化行为，而是要让学生了解到人们的行为是受其文化影响的，并应对其表示理解［2］。国内的庄智象先生和束定芳先生也都相应地提出了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原则，即适应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和渗透性原则。适应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入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了解自己的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也给予理解和尊重，从而促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阶段性原则是指文化教学应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采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交际性原则是指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交际教学法，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这样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和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渗透性原则强调培养跨文化意识的过程不仅是简单的教学灌输，而应该在语言的交流、情感的表达中体现出来。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利用现行教材，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当代流行的大学英语教材不再是一个知识面单一的孤立个体，而是将自然科学、文学以及文化知识的学习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教材。这些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文化的因素。课文内容往往涉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建筑、地理、工业、农业等，并且课文信息量大，能生动地再现中西文化的差异，可读性强。教师在备课时和上课时若具有强烈的人文思想和文化知识，那大学英语课就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交流，就会变成具有很高欣赏品位的艺术赏析课。同时教师还可以提高学生在教育观、文学修养、价值观、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跨文化意识，从而大大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2.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除了教师利用教材之外，课堂教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课堂教学的基本形式，也是学生交际的模拟舞台，学生将带着从英语课堂中所获得的知识技能走向社会，投入到真正的跨文化交际中去［3］。具体而言，可在课堂教学中实施以下方法：
1）对比法：可将英美文化中的形象和标志与自身文化的相应内容进行比较，其中包括名人、建筑、风俗习惯等，以此来增强学生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如南京的长江大桥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中国的春节与西方的圣诞节。又如，中国人喜欢以对方为中心考虑对方的情感，如：你感觉怎么样？你想要什么？而西方人往往从自身出发，如“CanIhelpyou?”“WhatcanIdoforyou?”再有如中西方对待老人的态度不同，中国认为“老”是成熟、资深，而在西方“老”则意味着无用、孤独。
2）实物讲授法：教师可搜集一些能代表中西文化的实物，如笛子和小提琴、旗袍和西服、中药和西药等，也可找一些普通的实物对比，如邮票、报纸等。目的在于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目的语文化。
3）任务教学法：教师在讲授文化知识时，可以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设计好教学任务，并指导学生合作完成。例如涉及family这个主题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陈述中西方家庭类型及家庭关系，并列出familytree.这样学生在课前就可以分组查阅资料，了解中西方的家庭类型：Extendedfamily(大家庭)、Nuclearfamily(核心家庭)、Single-parentfamily(单亲家庭)，并且在课堂上讨论中西方家庭的共同和不同之处，从中则可了解中西方家庭观念的异同。
4）讨论法：定期就课文涉及的内容和新近发生的中西文化现象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和自由言论。比如通过活动来讨论两种文化的寒暄方式、时间观念、购物习惯等。进一步强调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增强学生英语学习的跨文化意识［4］。
3.利用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我国高校的外语课堂教学，无论在教学环境、教学过程、教学方法还是教学检测手段、教学所需时间、空间和学生交际范围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不足。仅凭有限的课堂时间，很难达到从深层次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为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英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给学生创造了解英语文化，培养交际能力的机会［5］。例如，可以举行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辩论赛，组织学生就某一文化现象、文化内容进行演讲，辩论。举办戏剧表演活动，在平时的教学中，可以以课本剧为依托，鼓励学生的大胆想象和创新，争取能使学生以目的语文化成员的身份来参与表演。同时，还可以创办英语角、英语沙龙，定期开展一些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游戏活动。另外，还可以定期组织一些英语专题讲座，邀请学校归国留学的教师或外籍教师来介绍一些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举办外语影视或音乐欣赏会，更多地来了解英语国家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状况，从而能更真切地去感受西方文化，进而学会去欣赏。
4.加强主体文化意识的培养
在强调学生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主体文化意识的培养。主体文化是相对于客体文化而言，是指母语文化，它也是提高交际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跨文化交际中，谈话的主题和涉及的内容是受双方的文化背景制约的。如果谈话的对方涉及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饮食文化、经济制度、文化遗迹时，假若你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此时此刻，即使有很强的交际能力，也会把自己置于很尴尬的境地［6］。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还要注意强化学生的母语文化意识，指导学生有计划、有针对性、系统地阅读有关中国文化的报刊与书籍，使学生不仅有一定的语言知识，也要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从而能有效、准确、得体地进行各种交际活动。
五、结语
一个语言学习者，在习得语言的同时也习得了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是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全面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21世纪中国大学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学生在言语活动中，只有将自己的社会经历、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作为自己思维活动的重要依据，同时了解他国文化，这样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才能知其所以然，表达思想时有话可说。总之，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培养方法也应该是多角度的，多层次的［7］。教师只有根据教材、学生、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培养出具有创新理念和全面发展能力的21世纪新型人才，真正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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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1997: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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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63-64.
跨文化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国传媒集团、话语博弈、文化生态
读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先生发表在《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的文章“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深受启发，尤其是童先生在文中的一个观点引发了我的思考，即跨文化传播并不会构成文化侵略，是否如此呢？本文拟从童先生的这个观点出发，就国际传媒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跨文化传播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内在逻辑，以及作为跨文化传播精神实质的的话语博弈、世界文化的在劫难逃现实、中国在当前跨文化传播中的生态、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等基本问题就教于本领域的学者，兼与童先生商榷。
一、跨文化传播不构成文化侵略？
童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无数事实表明，信息就是一种战略资源，谁在跨文化传播中掌握制导权，谁就在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和人心竞争中占有主动性。
应该说，童先生的这段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并且，单从这段话来看，我们似乎不难判断童先生是承认跨文化传播是会对文化安全构成很大威胁的。尤其是童先生将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权用了一个新鲜的词语，“制导权”，让人想到了美国使用的精确制导导弹。的确，“制导权”似乎就是“话语权”的精髓，就比“话语权”更清晰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影响作用。但读者感到不解的是，这段话只是童先生论述的一个逗号，童先生话题紧接着一转，“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常有两种媒介集团。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后者以赢利为主要追求，……意识形态导向较之国家传媒集团来说，要少得多，次要得多。中国加入WTO以来批准进入的主要是国际传媒集团，而且对方对于进入自律都是有所承诺的。”
基于此，童先生断然结论：“这些国际传媒公司的进入，对于国家安全不会造成威胁”。
二、进入中国的跨国传媒公司的“行为”
童先生以上的论述似乎告诉我们，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都是严于操守的君子，而且，是较少意识形态攻击性的。我们认为，童先生对这些跨文化传媒公司的评价还不够“客观”。从诸多的事例来看，这些传媒公司似乎不仅尽量不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攻击性，而且还百般迎合中国政府。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Corporation）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可谓煞费苦心。1995年，默多克促成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的美国之行，为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作宣传，并由旗下的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的英文版；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1998年，默多克旗下的哈柏•柯林斯出版公司还取消出版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写的回忆录；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默多克一再声明他支持中国办奥运会，并希望中国申奥成功。后来，当时的国家主席在接见默多克的时候还对他手下的媒体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表示感谢1。
另外，进入到中国的传媒集团还以我国民间文化故事为资源，进行商业性投资，这看上去传播的不仅不是西方意识形态，还对我古典文化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阐扬，用美国维亚康姆公司（Viacom）总裁雷石东自己的话说，我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歌手，经MTV国际化包装，再通过MTV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果然有这样好的资本家来在世界范围内阐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努力帮助几代国人实现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
事实并非如此乐观。进入中国的传媒集团到我民间摄录音乐、舞蹈，制作光盘销售。甚至将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商业性使用，如美国好莱坞将我民间传说《花木兰》改变成电影，日本人将西游记故事改变成动画片。他们不仅没有征得我相关群体的许可，也没有给他们任何报酬，甚至歪曲我民族民间文化的本意。花木兰由一个优雅、坚定、孝顺的美丽女性变成了一个热衷打杀、疯狂寻找男朋友的变态狂。更有甚者，外国机构和个人不择手段获取我传统工艺的资料，进行分析并改进后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产品销往我国，反而称我国有关单位侵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进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评估后，一些周边国家将源于我国的或与我国共有的民族民间文化项目如木卡姆技术、马头琴传统音乐等申报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并获得了成功。这不仅损害了我国的文化尊严，也冲击了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文化家园，我们不知道如果听任西方对我传统资源进行解构性建构的话，我们的后代是否需要对《西游记》或《花木兰》重新考古以确认到底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中国越来越像信息社会的原料生产国。就像工业化的全球分工一样，发达国家永远在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这种做法既避开政策的限制，又泯灭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渗透的警惕，利用丰富的资源赚取利润。文化生活习惯和文化群落的保护与延续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许多重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传历史、表演艺术、风俗习惯、节庆礼仪等，都是文化认同的结点和标志，是维系民族社区存在的底线。这样的底线如果在跨文化传播的商业逻辑掩盖下遭到侵蚀和毁坏，不仅使民族历史延续的谱系失去，而且将使民族情感失去了着落点，将为外来文化提供新的生长点。而且，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和文化逻辑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脱离人类文化发展的正常逻辑而将人类引向动荡的未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商业文化裹挟其控制全球的意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凭借科技优势以及由此构建的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推销、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并通过“恶意贬损和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失语就是蜕色，或者被边缘化。”事实证明，文化的话语权在当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共识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的根本。正如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是以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为依靠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所以被跨骑，也是由于缺乏物质和技术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声音，但他们没有能力散布他们的声音。因为强势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意封堵他们的声音。实际上，文化霸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信息霸权。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信息霸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是难以有所作为的2。
当前进入中国的跨国传媒集团就拥有这样的技术优势并在扩展着自己的话语影响力，不管是国家传媒集团还是跨国传媒公司，其背后的依托都是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表述方式和价值指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话语方式，用法国著名影评人克洛德•卡利的话说：“一些国家，再也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他们的市场九成被并不反映他们生活的美国形象所占领。”法国的文化精英们担心的是好莱坞是美国施放于法国的一匹“特洛伊木马”——与其产品相伴而来的是好莱坞电影为美国产品从衣服、快餐到滚石音乐所作的免费宣传。“美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它的电影”，法国戛纳电影节主席圣伊莱斯•雅各布（GilesJacob）说，“它输出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个生活方式。”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禁止的是“烟”，不管这个“烟”是从哪个国家，通过何种渠道进入的，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一种文化已经大规模强势地君临我们的头上，消弥我们的本土文化的基本生长点乃至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力的未来，我们还在探讨这些文化哪些是自律的君子，哪些是恶意的小人时，就和区分谁是好意地将鸦片输送到中国和谁是“恶狠狠地将挂在嘴上”而将鸦片输送到中国的人一样，其中所折射出的视野、思维上的问题和对实践的误导可见一斑。“鸦片”就是我们看待“禁烟”问题的判断底线，同样，侵蚀本土和世界文化生态并剥夺弱势文化话语权也是我们看待跨文化传播的底线，我们需要这种“底线观”，他很微妙，处理不好的结果，不是指鹿为马，就是缘木求鱼；不是刻舟求剑，就是画地为牢；不是好高骛远，就是削足适履。
并且，退一步说，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传媒体制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虽然中国目前传媒业资本市场上有国有资本、境外资本和民营资本，但主流是国有传媒集团；但私有化是西方的主流，集团化是主要形式。对于集团化和国家政治的关系，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中说的非常透彻，“控制某一工业方法之一是先使它成为垄断企业，然后再要它的董事们对工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负责”3。西方对传媒的“管理”很多时候意味着来自经济、法律乃至籍贯方面的众向归一，点、面结合。从“点”来说，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政府的代表军方对媒体的控制。从面来说，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的维护言论自由，事实上是发动一场文化战争——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展览会、音乐会、授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只有加入了美国国籍后，美国SEC才批准了他对METROMEDIA公司的电视台和福克斯广播公司的收购行动。另外，近期中国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及中航油收购案中，美国政府的表现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出这种“管理”的逻辑和痕迹。童先生在文中不也提到，“谁在跨文化传播中掌握制导权，谁就在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和人心竞争中占有主导性”吗？另外，如果“占据世界传媒市场的最大份额”与“夺取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二者在根本方向上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话，那么，童先生所区分的两种传媒集团在考察其跨文化传播的作用时意义何在呢？
当然我们也应重视童先生所强调的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但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如果有谁现在说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只是一个经济组织，是来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发展贸易的，并不具有侵略性，相信产生这种共鸣的人会少之又少。那么，同样，如果有谁说电视、报纸只不过是提供给我们信息的工具，不具有侵略性，学术性地评价，我们只能说，目前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但未来就奠基于现在。有一点似乎无需过多提醒，即，跨文化传播的双方并非总是战场上绝对的敌手，文化双方总是在彼此影响中互相提升和促进的。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当平等的文化进化的渠道被殖民主义打碎后，跨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就占据了文化交往的主流，而这样的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强势文化将战场上的逻辑搬到了文化领域，在当前的世界上似乎上演着强权即真理的戏剧，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响互相提升的主题，而变成了文化的殖民主义。这样的文化交往现实，相信世界上任何崇尚平等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
再从童先生文章的逻辑来看，实际上，我们发现，童先生文中有很多论据刚好可以用来解构“跨文化并不会构成文化侵略”的论点。这里我们引用童先生原文中所举的华盛顿邮报的例子来说，
“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开了眼界，他们于是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稍微对比一下，这段话和美国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谓异曲同工。文章本身的自圆其说在这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跨文化传播的话语争夺战已经在欧洲接近白热化，在中国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争论的时候，一句简单的判断“这些国际传媒公司的进入，对于国家安全不会造成威胁”是否合适，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三、跨国传媒公司在前苏联的“行为”
如果说当前中亚的“”尚不能结论的话，那就去看看前苏联解体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作用。
苏联时代也曾是个新闻大国，作为冷战对垒的主角之一，苏联的新闻传媒事业一度空前繁荣。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便纷纷登陆俄罗斯传媒市场。
最先吸纳外资的，当属久负盛名的《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在苏共于1991年8月被强行解散后，失去财政拨款，报社陷入困境。1992年，一家希腊公司与《真理报》联合组建了“真理报国际股份公司”，其中希腊公司持有55%的股份，另外的45%为报社所拥有（后由于合作破裂撤资）。
自由欧洲电台是1949年由美国国会资助设立的，是冷战时期西方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1984年6月，《自由欧洲电台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集团试图弥合两代人的鸿沟》的文章，文章认为，通过宣传，“东欧比较年轻的一代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越来越不抱幻想”，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非但没有消失，相反，它在青年一代身上“找到了沃土”4。而到了1991年“8•19事件”之后，鉴于自由欧洲电台在“事件”中的美化表现，叶利钦于1991年8月27日签署了向该电台提供优待政策的第93号总统令，特许该电台享受众多特权，如允许“自由”电台在莫斯科开设常驻分部并可在俄境内设立记者站；“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不受任何限制；确保其“自由从事新闻工作”；可以自由使用俄国内转播服务设施等。这种优厚的国民待遇使“自由”电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自由生长，到2002年，仅莫斯科一地，自由欧洲电台的听众就达到13万人。
1984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题为《父亲与儿子》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教会了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这种精神上的毒害，给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们造成了严重的危害。”51991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同俄罗斯广播电台签署了有关协定，由俄方在莫斯科转播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和专题等节目。
欧洲加号电台，总部原来设在法国，现已迁至莫斯科，受众群是俄国爱好音乐的知识界人士。
在俄罗斯曾最有影响的商业电视立电视公司1995年虽然宣布脱离银行贷款实现资产上的独立，事实上却接受了美国一家名为互联新闻（Internews）的传媒公司的资助。2001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的杂志《星火》也被美国的一个基金会出资暗中收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美、英、德、法等西方资本均已经进入俄罗斯媒体6。
如果说国内有关前苏联解体的论述有时莫名其妙地被认为是被戴上眼镜写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俄罗斯人自己是如何对这段历史进行自我反省的。两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奇金和谢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是如何在前苏联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进行了全面的揭示。
该书的译者徐昌翰先生在序言中介绍说，该书第一版于2000年1月出版后，一万册立即一抢而空。书中的思想观点受到俄国科学院的学者们、国家杜马和联邦院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们、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及政府的官员们、实际工作者和普通百姓的高度重视，引起极大兴趣。随后立即再版，又是一抢而空。
该书中，揭露了这样一段史实: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则在于按一定方向改变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社会意识对周围世界形成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7
列•费•伊利乔夫在1963年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前不久美国新闻社社长公布了一份颇有意思的资料：通讯社今年的预算增加到1.2亿美元，来年还将增加2600万美元。通讯社现在105个国家共设有239个分社，“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每周用36种语言播音达761小时。通讯社拥有数千名职员。通讯社社长表示，参加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还有400万每年赴海外旅游的美国游客、100万现在国外的美国军事人员及其家属和3万多名美国传教士。再加上好莱坞电影、连环画册等8。
这是一场信息心理战。“在不稳定时期，人们沦为心理作用与政治神话的牺牲品。神话首先要改变人，以便然后有可能约束和控制他们的行动。人们不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已经被征服、被驯服了”9。这一新型战争的结果是，“神话破坏了完整的世界观，使人的思维支离破碎、趋于瓦解，造成虚假的世界图景。人们似乎已被由大众传媒强行灌输到意识中的神话所操纵”10结果，在决定性的80年代，当人们投入反对西方在心理战中发动的最后进攻的斗争时，形象地说，就出现了“滑膛枪打坦克”11的局面。于是，作者哀叹，
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许多人在自问：是谁把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强大国家引向了崩溃？谁具体实施了这一切，他是人吗？12
A.波德别列玆金在1998年出版的《俄罗斯道路：开步走》一书中对这场信息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们的对手认为，消灭俄罗斯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摧毁、歪曲和改变民族思想，即人的个性基础。……摧毁道德基础。……摧毁社会结构的细胞。因为用不可靠的、有毛病的部件不可能组装出一部可靠和完美的机器来。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全盘美国化是摧毁大众意识中‘俄罗斯思想’的方法之一。另一个方法是对社会经济实行休克疗法，以便摧毁大部分人的个性和意志。……还有第三种方法，一种常常被我们忽视的方法，那就是树立经过歪曲的‘俄罗斯思想’，表面上挺诱人，实际上却安装了破坏程序13。
也许前苏联的人士的反思会有自己的情感因素？我们也可以参考前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冷静而绅士的“庆贺”。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这是一宗最高的赌注。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为保证在冷战中战胜俄罗斯，40年里我们已花费了数万亿美元。
三方委员会秘书布热津斯基说：
俄罗斯是个战败的大国。…它向美国提出了挑战。结果它被打败了。现在可不能再把俄罗斯的强国梦滋养起来。一定要把这种思维方式的爱好打掉……俄罗斯应处于分裂状态，受到关照。
三方委员会成员、“圣乐之子会”领导人亨•基辛格说：
我愿意看到俄罗斯出现混乱，爆发国内战争，以求重新统一，联合成为牢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14。
因此，西方有人断言，俄罗斯的精神世界已经崩溃，其社会意识已等同奴隶的意识，为了美元可以去干一切。
苏联已经在这样的跨文化传播攻势下倒下了，欧洲的一些国家，包括法国、德国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抵制和减弱美国文化的影响力。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c）认为，“创造性的作品不能与普通商品混为一谈。”“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如果这样一项公约得以通过，“担心失去独特身分的国家和民族就能以更大的信心向世界敞开大门”。正如弗兰西斯科•米绨兰德（FrancoisMitterrand）1993年在格丹斯克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精神产品不能简单等同于物质商品，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成分不能随便被商业化。一个耽溺于借助别人的文化产品展示自己的社会是一个受奴役的社会。
将我们的眼光放到国际范围内，我们发现，美国的文化强势地位给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和文化带来了严重挑战，关于文化保护的呼声也随之在国际领域内不断高涨15。中国与法国和德国的实力差距有目共睹，法国和德国尚且在急切地呼吁抵制美国对跨文化传播秩序的破坏，在中国说跨文化传播不会构成侵略，其不合时宜是不言而喻的。
四、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
童先生在文中引用李瞻先生《世界新闻史》中有关外报的功绩并对之进行评价时，童先生专门清晰明白地将外报的5大功绩罗列出来，而李瞻对外报的消极影响的判断则用一小段模糊处理。为使读者有一个连续的思路，在这里不妨重引李瞻先生原文如下：
外报侵入后，对我国社会及国人之观念，均有重大深远之影响，兹举数点如左。
1.外报为我国近代报业及政论报纸之序幕；
2.外报对我国近代思潮具有启蒙作用，进而促成清末“维新”及“革命”运动；
3.外报注重工商业之报道及其发展，直接刺激我国近代工商业之诞生；
4.外报主张废除科举，建立形式教育制度，此有助于清末教育制度之改革；
5.外报鼓吹科学新知，直接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之兴趣。
上述均外报之功绩。然外报系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言论鲜难符合我国之利益。又因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固常常因外报淆乱视听，挑拨离间，而妨碍国策，动摇国本。尤其因外报遍布我国，操纵我国舆论，此对我国民族自信心之戕丧，实在无法估计。
相信读者在读了这一段话后，思路进入对外报的双刃评价外，更需要联系当前的后殖民语境，尤其是读者所处的时代特点分析外报的作用。从当前的中国的语境来看，对外报的结论似乎更倾向于意识到外报对本国文化的消极影响，至少一个“实在无法估计”也应该引发更多的对中国历史深沉的思考。但童先生却在李瞻引文之后突然转折，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点结论：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出自不同文化体系的异类文化进入，固然难免有不服本土文化的‘水土’，甚至会同本土文化产生碰撞冲击，但对它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应有足够重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童先生所罗列的外报的功绩，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也都是认可的。但关键是，这样的功绩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得以实施的。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的一些行为，包括办报，推行英语教育等，也都毋庸置疑地为彼时的印度起到了童先生所谓的“政治开放”或“传播管制的放松”。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的话语如果是在闭关锁国的年间说出来，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这些宏大模糊的逻辑和脱离现实的说辞似乎隐含着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我们似乎看到了某种东方学家16的逻辑：
固然我们把你们的圆明园烧了，但我们也将你们封建强权的一个符号烧了，让你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固然我们逼你们签订了《马关条约》，但我们促成你们打开国门，政治开放，传播管制的开放的积极作用还是要有足够的重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固然我们将鸦片输入你们的国家，让你们成了“东亚病夫”，但也让你们发现了见识了高级技术下的高级鸦片，最主要的，是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所以，采用“禁止围堵”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文化是有系数的，而传播则有语境。当不同文化接触时（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载体，比如人、器物、行为），这些载体，比如人的教育、年龄、职业、社会角色、群体成员资格等作为文化的系数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为此，导致了文化事实上没有某种恒定的一般的概念，有的只是在某个时点上起决定作用的系数因素所表征出来的特征。同时，这种特征之所以能够被表征，还有一个文化传播的语境在起作用，比如相似文化语境下的绝大多数传播往往通过不言而喻即可实现，而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却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进行明确详尽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也会因为表达方式的组合而可能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点上使整个传播的方向发生转折，趋同或背离初衷。
因此，对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研究是件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事情。但是否我们就此就灰心丧气，随波逐流了呢？也不必。中医理论中认为各个身体部分相互联系，各种自然物质生生相克，但在用药上并没有就此无法适从。深刻认识支撑传播自行为的要件并抓住它，将影响系数进行纵向的排列和遴选，用实践事实所提供的语境进行排除法处理系数，用实践所要求的目标和提供的语境处理传播主干似乎是一种方法。而且，童先生在文中用了一个词语，“话语权”。“跨国传媒公司的主要追求是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主要不是争夺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童先生所否定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的争夺，却恰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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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文化的在劫难逃以及中国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生态
对重建平等、民主的跨文化传播秩序的需求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中国等针对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的抵制都是一种世界和本土平衡观念下的自然反映，对我们自己来说，来自于对世界文化和中国当前跨文化传播生态的考察。
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贯穿世界历史发展的是几个大的主脉，一个是来自美国和前苏联的意识形态之争；二是由美籍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开启的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文化批判；三是以美国为首的将文化作为一个产业进行投资、经营的过程；四是依托数字技术所进行的所谓信息产业的革命，以“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和建设为象征；五是“波”事件后美国单极世界的构建和“9.11”事件前后美国向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动的单边军事行动对单极世界的强化；六是当前在中亚地区的。
这些“巨大”的事件构成了来自各个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在21世纪开启之时进行思考的语境。尤其是将传播媒介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大众传播学，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巨大事件开始和演变的整个过程中大众媒介的巨大作用而更需要关注这样的语境。
从这些巨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提取出几个关键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产业、文化批判、信息技术、文化冲突。如果尝试概括当前世界当前的文化现实，就是以文化为主词，从历史的角度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进行文化批判。如下面简易图所示。从现实的角度有两个分支：从技术对文化发展阈限的突破角度，我们看到了传播技术在促进信息流动的积极作用的旁边，被当作斗争的工具的现实。这也几乎是任何一种新技术都难以逃脱的现实之“劫”。从产业化这一角度，我们看到了几乎所有的文化形式逐渐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被收容、整编和格式化的过程，文化将成为人类巨大的消化机器流水线上的一种而被买卖、清洗、烹饪和消化。这也几乎是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难以逃脱的现实之“劫”。包括文化冲突在内，也不过是某种文化发展的大逻辑：冲突的形式、机制和消化冲突的方法都将被研究并被堂而皇之地概念化而成为某种文化战略餐桌上保持营养均衡的策略选择。从而“文化”成了当今最大的一个超现实主义语汇，围绕着它所产生的所有延伸，诸如文化批判、文化产业、文化冲突、文化传播，再以这些词为核心，增加定语和宾语、状语。文化被所有的这些修饰成分所包围而脱离了主轴，文化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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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在劫难逃，而中国在这种语境下，面临更多严重和现实的问题。我们发现，跨文化传播导致的本土文化危机问题不是说多了，而恰是说少了。
在当前的跨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倾销、文化保护、文化例外、文化产业、文化冲突、文化重建、文化失语、文化交流、文化渗透、文化传统、文化秩序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生态。
如下图所示。黄色的椭圆代表中国，脑子中固守着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面临失语的危险。中国从未放弃与世界的对话，但在这同时，也找了一顶“文化保护”的瓜皮帽戴上，试图将来自异域的文化渗透挡一些在外面。但很多时候文化的渗透甚至文化战争已经是全方位的和全天候的，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下，文明冲突的现实已经是愈演愈烈。世界文化的地平线已经倾斜，西方文化以文化产业为形式，已经迫使中国国内在发展同样的文化产业的同时，登上了西方设计的新的地平线。我们在被迫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发展的地平线的时候，在我们自身还来不及促成一个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的文化发展地平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文化产业这个新的地平线下，经受着来自世界方位的西方文化的倾销的巨大压力，于是，“文化重建”这个莫名其妙的话语似乎成了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被一些精英人士所把握和玩弄。两条甚至多条地平线下，中国的方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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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或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般表现在，它能镇定自若地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收编于某种比较明确的秩序中，并在说与被说的过程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17。说白了就是一种思维方向上的整编行为和世界观的构造过程。当一种外来的文化竟然能跨语境地通行，并像联合收割机一样地捕获本土精英知识分子时，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究竟是我们自身的文化生产能力出了问题，还是这种外来文化是如此强大，果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方向？还是在延续着“强权即真理”的寓言，并在当前主要靠技术支撑的传播环境（电子媒介时代）推波助澜下跨越了他自身发展和冲击的局限，遽然增加的加速度使所有追逐的努力相对化，距离定格，而自身竟然脱离了地球引力进入太空漂移？
三个问题中除了第二个是无法检验的以外，其他两个都以活生生的例子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生产，给本土文化生产带来日益增加的焦虑和困惑。好比是一只惊恐的小白鼠乙，担心脱离滑道的迫切促使他不断地用爪子去蹬滑道，但所有努力的结果却使得滑道转动的速度加快，小白鼠愈发不敢、不能脱离。而另一只小白鼠甲果然已经脱离了滑道从而脱离了这种焦虑而实现了太空行走，甚至还能悠然地指点滑道上的小白鼠乙——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小白鼠乙
1、乙2在加入乙的行列。我们，中国，是乙系列，还是甲系列？太多的求解的冲动和方向，我们面临歧路而亡羊的可能？
对多维、多变生态的需求以及对这种需求提供的可能，会使人们生发出一种普遍质疑的素质和空气，其结果最起码的是一点：你说什么他不相信了。于是危机产生了。不仅是表述本身的危机，因为任何时点都需要表述本身；也不是现时表达者的危机，因为对现时表达者来说，其损失至多是为下一个现时表达者腾出表达空间的损失，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自己不过是如水流的兵。危机危及的是表述的方式和内容，是那个所谓“铁”打的“营盘”和受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看看中国文化这个“营盘”情形如何？不消多说。受众如何？也不消多说。难道真的就有“脱离了重心引力”的小白鼠甲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发展“此在”的诱惑下，使得落后的东方集体出走，排队上了滑道，并由此开始了和小白鼠乙类似的历程和焦虑。某种虚无的“领航员”将岸边的观赏石舫撬起来，引导大家上船，任凭双方不断努力——挥旗子、打手势、喊话、威胁、利诱、轰炸，最终成效的性价比不高，石舫出海的刹那就意味着某种不归路。看看阿根廷的改革，再换个角度来看看东欧国家变化的历程，或许对不管是小白鼠还是石舫的寓意就很明了了。不同的语境（甚至有时可能类似水与火的冲突）努力创造或走进一个家，但最终并没有家的感觉，凸显的却是焦虑和恐惧。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就在呼唤着对话、对话。但从目前来看，对话的结果又如何？双双出走！于是，表述的危机凸现对话的危险。怎么办？不是关门，而是让对话双方自查自己的偏狭与疏狂。
六、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问题和思考
童先生在文中第三部分“积极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中，列举了西方国家传播优势的一系列数字后，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明显优势，除了它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外，把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问，重视发现和驾驭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童先生对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界的殷殷期待见于笔端。但把“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问”提升到促成西方明显的传播优势的位置上，似乎将学者的作用过于拔高了。此问题可忽略不计，童先生主要是想说明，“要想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有根本的改变，必须先做一番相关的学识启蒙和教化工作。
因为，“中国既没有西方国家这样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没有在学术研究中达到西方业已达到的程度。”
童先生所谓的“西方这样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指的是“二战”以后西方文化在东方的扩张，还是“二战”前近300多年的西方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殖民活动？实际上，不管指的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所谓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都体现出了殖民主义的历史逻辑。“二战”以后的美国继承了前宗主国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主义衣钵，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是文化的新殖民主义。从古典东方学到现代东方学到当代东方学的变迁本身就是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新殖民主义的变迁18，其中贯穿的自然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大规模活动”。从学科发展来说，作为跨文化传播学起源的人类学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滋生出来。
我们知道，人类学至少在它的早期历史中，首先在作为殖民主义扩张时代的产物而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殖民当局的政治统治。因此，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最初只是以西方的学科分化及其发展实践为出发点的，其中自然代有不少欧美中心主义的非科学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最初只是以文明自居的人类学家对于异民族与异文化即所谓“野蛮”的认识。不过，人类学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毕竟逐步地具备了某种作为异义申述之学的属性，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把他们的研究作为使西方文明相对化的手段，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的昭然若揭，都不可避免地在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中激发了“自我认识”的热情。于是，不仅整个西方的思想界都从人类学中汲取了不可多得的滋养，而且，“文明”人也在人类学的实践中不断致力于自我的反省19。
已经有诸多学者论述了“二战”后美国对占领地区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导致了对跨文化传播的关注，最终学者的研究产生了跨文化传播学。也就是说，人类学，更具体说，是文化人类学构成跨文化传播学的直接理论渊源。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就是这样从文化人类学出发进行的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驻扎在缅甸的美军人手一册本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小册子，本尼迪克特的《与刀》也是服从于二战后对日本的控制的结晶。
但作为传播学的一个研究方向或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却出现了两个“脱离”：对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引进脱离该理论在美国产生的人类学背景，除了进行断章取义的观点的论述和逻辑的推演外，更多的注重传播学理的探讨和传播技巧；对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现实运用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出现了将跨文化传播的一些理论运用于中国时的削足适履现象。两头的脱离就把处于中间的跨文化传播学悬置了起来，成了空中楼阁。以致于有人会问：这个四不像的所谓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应该是童先生所谓的“学识的教化和启蒙”？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需要来自传播学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作很多的前提工作。我们认为，首先就是针对上述两个“脱离”的两个“回归”。
第一个回归，就是在讲授和研究跨文化传播学的时候，明确地将它置放到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际政策背景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背景下面去阐释，将这两个背景的关系以及后来跨文化传播学从文化人类学出发的演变说清楚。这个演变就包括将它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和现实的延伸。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讲的是西方文化如何“跨”东方文化或其他文化的，如何将西方文化输送到东方，其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所有的目的也基本上都指向这个最终目标。征服、同化、殖民（领土殖民、文化殖民）。也许这些目的都有了更艺术的表述，比如博爱、民主和自由等，但再艺术的表述都无法掩盖的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下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自由、民主和施舍性的博爱以及忍耐性的博爱等实质。由于世界工业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现实，这样的目标现在也被分解到各个领域，比如跨文化的商业谈判，跨文化的电影产品推广等，在各个细节的分支上被客观化的同时，跨文化传播整体上的征服性就被虚拟化，以致被忽略。在很多时候甚至出现了“反制”现象：在西方文化跨东方的同时，东方文化也要努力去跨西方，在西方化的旁边也要打出一个红通通的东方化的世界。这些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本身就已经被殖民主义所充分地使用，一直到现在还被来自各个领域，包括民族、种族、性别等的专家所不断地批判，具体化为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男权主义等。
简而言之，跨文化传播学的起源是带有极大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文化人类学，在将它介绍到中国的时候，需要将其文化人类学理论背景讲清楚的同时，还要将其殖民主义色彩揭示出来，并要在这样的过程中规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东方学的旁边再树立一个西方学之对应，违背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目标：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平等交流。
第二个回归，就是要让跨文化传播学这个“外来的和尚”念本土的“经”。在大力介绍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跨文化传播学。首先，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跨文化传播的事例，比如汉代张骞、班超通使西域、唐玄奘游学印度写作《大唐西域记》、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写了《瀛涯胜览》，费信写了《星槎胜览》，巩珍写了《西洋蕃国志》等20。到了清朝，一批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如志刚、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等；一批考察外国政治、法律的专使，如戴鸿慈、载泽等；一批政治人士和旅行家，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邓小平等都先后到了西欧各国或美洲各国或日本。除了这些为了外交和学习的目标的跨文化活动外，还有诸如丝绸之路等商业活动，以及成吉思汗、鸦片战争等的战争活动都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其次，除了这些游记、出使、考察外，中国也有很多对跨文化交流现象进行研究的人士和著述。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编的《四洲志》，“”、《新青年》对西方的“德”、“赛”二先生的介绍和倡议、近代更有以梁涑溟为代表的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比较的学者和著述，比如梁涑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从某种角度似乎可以看作是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早期著作。
中国有自己的跨文化的实践、著述和理论，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如何在中国的人类学资源、西方的人类学成果、中国的跨文化研究的成果和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四者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设立一个合适的变压器，结合中国的实际探讨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生态问题，就是在对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介绍过来之后，中国的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首先从理论资源上，需要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那里为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推进吸取资源，所谓为跨文化传播学认祖归宗；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将主要是人类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等方法结合起来，第三，在研究对象上，需要史、论、实三者的结合。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需要治史（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立论（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取实（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问题）。第四，在研究的取向上，应该努力摒弃二元对立的思想，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自我认识”和“文明相对化认识”的国际水平，建立起良性、公平、合理的跨文化传播体制，从而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就是摆在人类学和传播学等诸多学科专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释：
1姜飞主编，《海外传媒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尹韵公，“谁在对谁行为——跨文化传播的思考”，见《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序言，姜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美国新闻史》，苏金琥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9页。
4孙丹，“文化压路机向中国驶来？”，“人文启蒙网”/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
5孙丹，“文化压路机向中国驶来？”。
6有关境外媒体进入俄罗斯的情况详细请参考姜飞主编，《海外传媒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
7[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倡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绪论，第1页。
8[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倡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9引同上，第181页。
10引同上，第38页。
11引同上，第181页。
12引同上，第278页。
13引同上，第298页。
14引同上，第290-291页。
15更多内容请参考拙文，“美国的传播霸权及其激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保护”，《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4期。
16所谓“东方学家”，即用身处西方，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待和研究东方的学者。更多的分析请参考[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
17[德]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下卷，第1006页。
18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考拙文，“东方学的变迁和美国当代东方学”，《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0日理论版。
19[英]埃德蒙•利奇著，《文化与交流》，卢德平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吴奈，“中译本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