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论文范文

军事论文范文第1篇

一、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

二十几年来，关于晚清军事后勤的总体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为记述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通史性著作，《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资料选编》在搜集、整理近代后勤资料方面成绩卓著，《中国军事制度•后勤制度卷》、《中国军事经济史》也有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体制和实践方面的论述。有关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军事后勤，如《中国军事通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等。有关学术论文则有《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古近代后勤思想略论》、《试论近代军事后勤的发展走向》等。其内容涉及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地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军事后勤体制、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晚清军事后勤演变的性质和地位近代军事后勤属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性质、地位和起止时间与整体上的军事近代化是一致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晚清是中国军事后勤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时期，后勤思想、后勤建设及后勤体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实际上处于一个由旧变新，由农业支援转变为工业支援的大变革时期（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这充分肯定了晚清军事后勤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中国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和结束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军事后勤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开始；关于这一转变历程的下限，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清朝末年就在新军中确立了中国近代后勤体制。“其后中国的军队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所建立的后勤体系，不过常有些曾损变通而已。”（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奚纪荣《蔡锷军事思想研究》、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均持此观点。）有人认为这一过程要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6页。），也有人认为中国军事后勤的近代化要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王彦、吴信忠、张云《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考察》均持此观点。）。

（二）后勤思想变革的研究军事思想是各阶级、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关于战争、军队、国防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军事实践的理性升华。军事后勤思想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后勤经历了由古代军事后勤向近代军事后勤的转变时期，在军事后勤思想领域，传统的后勤思想自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勤思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近代重要军事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言论中，对这些重要人物的后勤思想进行研究，以揭示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二十年来关于军事思想变革研究的主要方式。有关近代军事后勤思想变革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关的论文有：《林则徐军事思想特点初探》、《论林则徐、魏源军事思想》、《试论胡林翼的军事思想》、《曾国藩军事思想初探》、《试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思想》、《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试论曾国藩的军事经济思想》、《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论左宗棠的建军思想》、《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军事改革思想》、《袁世凯的军事思想》等。在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在战争后勤观上，普遍认为军队后勤在军事行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注：皮民勇：《中国古近代军事后勤思想略论》，《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13页。）；在战争的物质来源上，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取之于敌、以战养战和开展生产自补；在后勤战备建设上，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充足的物资储备；重视军事交通运输；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注意提高后勤效益；进行近代后勤教育，培养近代军事后勤人才；在战略战术上，主张断敌粮道，巩固后方（注：杨庆华、刘仁亮；《中国军事后勤思想述要》，《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4页。）。

（三）军事后勤保障的研究中国军事近代化是从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开始的，由于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进，战争手段变得异常复杂，导致了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应复杂化。关于近代军事后勤保障研究的主要问题和观点有：

1.军费晚清时期，战争频繁，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战时经济、国家财政成了军事财政，军费开支巨大，根本没有余资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由于没有经济建设，当然更没有军费来源，这就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六十年代湘淮军等勇营军队的裁撤，欠饷问题严重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注：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6页。）。关于清朝军费的来源，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主要靠清廷的农业税收，它占有清廷的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主要用于军队和战争的开支（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其他收入有漕政、盐政、关税、厘金和捐纳等等，与清前期的变化主要是：盐政和关税的收入和厘金收入在军费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解协饷制度是清王朝军费收支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央控制地方军事、经济、政治的主要手段。晚清时期，它的实行虽步履艰难，但在筹集军费的过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解协饷制度在晚清日渐衰落，有人从财政角度分析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财政权逐渐下落到地方督抚的手上，地方财政日益发展，导致协饷趋于瓦解，这标志着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一方面是经济因战争遭到破坏，再就是地方实力的增强及其与中央的抗衡，这一制度的演化，反映出晚清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注：郭太风：《解协饷制度的演化对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29页。）。

厘金制度作为清军军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晚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项制度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束缚了国内市场的开拓，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品不仅失去了关税的保护，还失去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公平竞争的可能（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2.武器装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主要通过购买和仿制两种途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主张购买和建造西洋武器装备，并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注：何锡荣：《清军水师装备近代化的先声》，《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第75页。）。战后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于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其目的也是力图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

关于晚清军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有人指出，晚清军工业发展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运动”具有突发性和被动性。促使它的形成和发展至少有四种互为条件，又相互矛盾着的社会力量，即封建政府、资本列强、民族资本、人民群众。这四种力量是“多方向、多目的”的相互制约（注：牛俊法：《论晚清兵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2-113页。）。

晚清军工建设是军工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杀和低估的（注：刘申宁：《论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3页。）。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由于工艺落后，中国工业基础差，资金浪费惊人等原因，中国的军工产不但产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3页。）。

鉴于此，清王朝还得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清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提高了战斗力，反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但也不能忽视大量进口武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现在，花费巨额金钱；上当受骗；贪污受贿；种类繁杂，极不统一，给训练、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严重困难；在武器的购买和引进上盲目性很大；在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利益集团倾向；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缺乏科学性；（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5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受到外国控制，损害了国家（注：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54页。）。

有人指出，中国原本能成为军事强国的，因为中国具有实现装备近代化的经济能力，而且具有领先日本一步的条件，但心理上准备不足，主观上存在着一股排斥力，在内外压力下，表现出很大的被动性。即先是漫不经心，后是急于求成。因此，中国在发展军工方面，要注重心理建设和相关的文化建设，提高掌握与使用武器人员的素质，这是关键性的问题（注：李国华：《清末发展武器装备的心理准备》，《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版，第2期，第89-90页。）。

3.军事交通与通讯轮船、铁路、电报、电话等近代化交通、通讯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在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开始引进近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近代以来，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瓦解，而代之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运输方式。关于轮船运输，有人指出，以轮船为主要运输手段是19世纪60年代从洋枪队开始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方都有轮船参加运输，虽然运力很小，但却标志着中国水路军事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对于铁路运输的重要性，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等疆臣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并多次上奏清廷修建铁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终不能实行。中法战争以后，清廷才认识到铁路运输在军事中的重要性，迫于军事上需要，清廷将一些修路计划付诸实施。至1911年，全国完工的铁路有30余条，铁路运输已被列为军事交通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铁路也成为敌对双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电报、电话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随各国商人的迁入而传入中国，并首先应用于军事。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在各地设电报局，并设电政大臣，同时还废驿行邮。在中法、甲午战争中，清军已使用电报、电话，作为信息传递的主要手段。虽然晚清的近代军事交通运输还比较落后，但当时这一系列变化是带革命性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7页。）。

4.军事医疗晚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新兴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剖生理学的传入，使中国在战伤救治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发展途径，一些介绍西医外科的译著和著作也陆续出现（注：房立中：《试论晚清军事后勤的变革》，《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页。）。

（四）后勤体制变革的研究晚清后勤制度变化研究，有人作出了具体的总结：后勤管理体系由重皇权转变为重洋务；军费筹措由重赋税转变为重关税和重厘金；军费开支由以发饷为主转变为兼购置西洋军火，武器装备水平由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进入火器时代；交通通讯制度由以驿传为主转变为利用铁路、电报等（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页。）。

关于军事后勤领导权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央皇权强大，牢牢控制着对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地方上督抚更加有力地节制着后勤要政。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湘淮军兴起后，中央势力衰微，财政拮据，地方督抚逐渐控制着军队的领导、管理和财政大权，对军队后勤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地方。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和地方权利消长的重要体现之一（注：童超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中国军事近代化开始于武器装备，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们对与此相适应的近代后勤体系的变革并不热心。于是，近代武器被绑在了落后的封建军事体制之上，从而无法发挥近代武器装备应有的效能，出现了在中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变革落后于武器装备变革的局面。

总体上讲，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还处在注重军事器物技艺等层面上。甲午战争中，落后的后勤保障体制是清军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清廷实行军制改革，在新军中建立了完整的后勤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基本上完成了由器物技艺层面到军事制度层次上的变革（注：施渡桥：《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二、清军各军兵种军事后勤的个案研究

晚清的清军既有作为国家正规军的八旗、绿营经制兵，又有独具时代特色的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以及后来的防军、练军。还有具有某种近代化意义的近代海军和近代陆军。近代军事后勤的变革主要是在晚清清军后勤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学术界对清军各军种、兵种的后勤研究是近代军事后勤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八旗、绿营经制兵军事后勤研究罗尔纲的《绿营兵制》在八十年代重新出版，对研究绿营的后勤制度和后勤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重点是：

1.武器装备方面，主要在于揭示其落后性八旗和绿营的武器以冷兵器为主，兼使用旧式火器。这些火器有些制法来自西洋，但因清廷对火器的垄断和因循守旧，不图改进，使八旗、绿营的武器装备在鸦片战争时大大落后于西方（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2.军费方面，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往往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反映了清廷在军队中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兼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实际的重要收入，体现了清军的雇佣军性质。单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稳定绿营武官，使其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控制绿营（注：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就是在八旗军内部，由于种族（八旗还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驻防地区和出身贵贱的不同，其待遇也不同。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秩序长期安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处于长期停滞、反复重演的状态，八旗和绿营的饷章上百年没有一分一厘的变动（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页。）。

军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八旗绿营军的没落和腐败。在八旗方面，由于清军入关二百年，八旗人口日增，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而清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扩大八旗兵额，这就使八旗日益失去它作为战斗组织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救济机构。对绿营而言，最严重弊端就是吃空额现象极其普遍。由于绿营官兵待遇菲薄，将官就借吃空额明粮来补偿，这是绿营兵制的致使弱点和无法克服的痼疾（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这一切，表明八旗、绿营的后勤保障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展的需要，是八旗、绿营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战争中一触即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湘军、淮军等勇营兵的军事后勤研究湘军、淮军等勇营武装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在其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后勤体制和措施。主要内容和特点表现在：

1.湘军的创始人建立了一套独立了后勤保障体制。其中有俸饷制度，主要特点是：集饷权、兵权于将帅之手，这是与湘军的勇营性质即“兵为将有”的私属性是分不开的；优待营官制度；勇饷从优；定出一营开支极限，对军饷实行包干、定限，限制了“冒领”和不必要的开支，使官兵得到了实惠（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6页。）；对士兵军饷采取“半饷”发放的原则。这种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原则，有利于稳定军心，加强控制和提高战斗力。建立粮台制度，委派专门人员建立粮台，负责饷械筹集和转运。在营中建立长夫制度，直接负责军队的杂役、运输等后勤事务，这种制度为李鸿章引用，对后来的军种配置起了一定的启示作用（注：龙方成：《试论湘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求索》1994年第5期，第115页。）。

2.湘军后勤保障的主要特色是自筹饷械在粮饷方面，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以筹集粮饷；应用各种途径筹集军饷，如捐输、厘金、以盐抵饷、请各省协济等等。前期以盐税为主，后期以厘金为主（注：张田玉：《镇压太平天国之役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人认为，曾国藩以史为鉴，认识到饷糈筹集的重要地位，既对筹饷、开辟饷源等关键问题常抓不懈，对冒领军饷等弊病，严加制止和纠正外，还提倡节俭，较好地解决了湘军的饷糈筹集问题（注：唐兆梅：《论曾国藩对饷糈筹集的重视》，《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51-52页。）。也有人指出，靠就地筹饷的办法，即主要靠自己搜刮，榨取民脂民膏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就决定了湘军的掠夺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湘军是一支独立的汉族地主武装，它和清王朝既是统一体，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袁首乐：《湘军经费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第27页。）。

湘军采取购买和自造洋枪洋炮的方法改进军队的武器装备。湘军的船械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外购买，一是自己制造。如曾国藩从广州购买武器装备湘军水师（注：张田玉：《论湘军的后勤体制和保障》，《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33页。）。1861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专门生产洋枪洋炮。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注：秦政奇：《安庆内军械所——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开端》，《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第26页。）。

3.淮军的营制饷章在继承湘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淮军的联伍制反映了作战工具的配备、薪水、口粮制、帐棚制，即淮军所需物资的供应制度和方法。其他方面如医疗、军装制造等虽有规定，但多不具体，至于运输、通讯等均无明文规定，可见淮军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很简陋的。淮军的后勤保障方面与湘军无多大差别，在军饷的来源上，1867年前，主要依靠捐输和厘金。此后，江海关税遂成为淮军的大宗饷源（注：陆方：《淮军的后勤制度和保障》，《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第45页。），在武器装备方面，李鸿章在武器的购买和制造方面均比曾国藩有所进步，淮军的武器近代化程度较湘军为高。

（三）练军的军事后勤练军是清朝传统八旗绿营经制兵向全盘西化近代新式军队——新军的过渡军制，是八旗绿营兵的洋式编练。练军的营制饷章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先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制定了直隶练军的营制饷章，后曾国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其余各省的练军军制多依照这个章程，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练军除军事建制上勇营化和装备上比较广泛地采用新式武器外，在后勤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后勤管理练军军事后勤建设的实权，掌握在南北洋大臣和各省督抚手中，其后勤机构也主要在地方各省；练军的“军”与“营”仿效勇营有专门的后勤建制（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页。）。

2.饷章增加将官的薪费和弁兵的饷银，并将管理练饷的后勤权，掌于将官手中。曾国藩在制定练军饷章时，力图恢复勇营营官包干制，在饷制上力图摆脱绿营羁绊，使练军独立于绿营之外，摆脱绿营的积习，减少弊端。总体上考察，练军的薪饷低于防军而高于绿营。随着武器装备的改进，练军中还出现了炮费、衣帽银等杂项费用。可见，清军的近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页。）。

这次整军练兵主要着眼于武器装备的改进和试行西法操练，在编制方面没有超越湘军营制的框架，因而只能看成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注：施渡桥：《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4页。）。

（四）晚清近代海军军事后勤研究晚清的近代海军建设可以说是晚清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晚清海军虽有三洋海军之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清廷于80年代作出了重点发展北洋海军的决定。

1.晚清海军的军费60年代后，面对着强敌环绕的形势，清王朝就计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起初，清廷依靠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由于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阴谋和欺诈，清廷的购买计划破产，并为此白白耗费了近70万两白银（注：史伟《清政府在建立了第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中糜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1981年第4期）持此看法，而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则认为花费了160多万两。）。7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决心大力创办新式海军，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专门负责海军军费的筹措。

北洋海军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厘金的协拨，即“海防经费”，此后又包括海防捐输、淮军协拨等等。由于连年战争，清廷财政拮据，用于海军建设的投入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在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各地方洋务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分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37-138页。）。

关于北洋海军的军费开支情况，有人研究指出，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达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注：姜鸣：《北洋海军的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第140页。）。在当时的条件下，将有限的经费重点用在武器装备和基地、防务建设上是必要的。

在北洋海军的薪饷上，李鸿章吸取了英德海军的厚饷和恤军精神，同时结合中国“饷力未充，未能援引”的实际，灵活地将海军官弁的岁支俸银分成官俸和船俸两大部分，两者比例为四比六。这种重视带船和实际职务，而不专凭官街的措施，比较科学，有利于激发人的工作热情（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34页。）。此外，还对官弁伤废俸、官兵的赏恤以及各船行船公费、医药费等的集体费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由于清王朝的财政拮据和政治腐败，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贪污浪费和以各种名义而被挪作他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清廷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考证。有人指出，从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到1895年裁撤的十年中，海军的各种经费收入达2000余万，也有人认为是3000余万（注：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认为共200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认为总数达3000余万两。）。其中用于颐和园工程的在600万到1000万之间（注：张利民：《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考》，邹兆琦《慈禧挪用海军军费造颐和园考证》认为达1000到1400万两，张玉田、陈崇桥《中国近代军事史》认为总数达2000万之多。）。海军军费被浪费和挪用，严重地破坏了海防建设。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以后，便再也没有大规模地更新舰船和武器装备。海军军费的拮据和被挪用，不能不说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南洋海军的军费问题，据研究，南洋海军军费来源主要是各省特别是江苏厘金，而海关税则大部拨给北洋。南洋海防军费缺乏系统的资料，但大大低于北洋是肯定的，至多为北洋收入的三分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2.武器装备就当时清朝全国军队而言，北洋海军的武器装备颇具领先性，北洋海军舰只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是一流的。北洋海军的舰船和武器装备绝大部分购自国外（注：［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工业化》，《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69页。）。关于武器装备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自造为主，晚清的军政集团一直存在着争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式海军的舰船和武器的来源问题上。有人指出，李鸿章起初主张以自制为主，但由于中国经济、工业基础的落后和海防形势的危急，转而主张向西方购买为主。最后，竟发展到排斥和打击左宗棠等武器以自制为主的主张，挪用国内自制经费，来购买洋枪洋炮（注：张家瑞：《李鸿章与晚清舰船装备建设的买与造》，《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1页。）。

3.海军基地建设清廷耗费巨额资金（570万两）建设了旅顺、威海卫两大基地和大沽船坞。为海军的给养、训练和舰船维修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大沽、旅顺、威海三基地后勤补给困难，三基地远离粮食产区，主要靠海漕运粮，而军舰的燃料也要海运，与内陆腹地交通也不发达，补给线过于漫长。这是基地建设欠妥之处（注：姜鸣：《北洋海军基地建设和晚清国防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24页。）。

4.后勤体制建设完善的后勤体系，是近代战争提出的要求，北洋海军是一支在武器装备上完全近代化的海军，后勤体制不能不突破旧制，做一些新的开拓，但同时旧的思想和体制对北洋海军的后勤建设仍有着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北洋海军在三基地建立了复杂的后勤机构，建立了军用仓库、铁路、电报、医院等近代化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中国军队在近代化事业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但后勤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表现在：海军提督无权节制后勤，造成了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各个后勤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指挥机构；恤赏兵勇制度过于苛刻，不能激发士兵热情，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42页。）。

（五）新军军事后勤研究对新军后勤建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军事后勤建设上。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实行军制改革。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开始仿照西方军事体制编练新军。

1.后勤体制建设袁世凯、张之洞等比较重视新军后勤，将后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1896年后，袁世凯在新军中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近代军队后勤体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的初步确立。这种后勤体制经过不断完善后，逐步推广到全国新军的编练中去，使全军有了统一的后勤统领机构和原则上统一的后勤制度（注：王其坤：《中国近代军事经济史》，出版社1991年版。）。

2.军费的收支清廷通过“征天下之饷，练一省之兵”，使北洋六镇迅速成军。有人指出，北洋军费的78.3%来自辛亥革命后独立的省份。因此，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一手清王朝，一手压迫南方革命党人屈服，军费上的考虑，是其采取如此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在官兵的薪饷上，明显的特点是北洋六镇军费充足，比旧军的薪饷有所提高。地方各省新军的军费，除少数镇是由中央的度支和陆军两部协商筹拨外，绝大多数则由地方就地筹款。有些地方督抚在军费筹措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裁撤旧营，腾出底饷，以增加新军薪饷；借洋款充饷，等等（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0页。）。由于经费的拮据，薪饷多不能足额发放。

3.武器装备北洋六镇皆装备了西洋先进武器，并努力统一武器的口径和规格。对武器的购买、生产和保养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进一步提高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对于各省的武器装备，由于经费短缺和购买武器的混乱无章，武器装备中仍是新旧武器并存，新式武器也是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给保养和作战都带来很大困难，限制了新式武器战斗力的发挥。但湖北新军不同，在张之洞的努力下，该军薪饷比较充足，武器装备也较精良（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48-349页。）。

另外，在交通通讯上，近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如铁路、轮船、电话、电报等开始运用于北洋及各省新军中，但旧式落后的骡马运输仍在新军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医疗卫生上，建立了近代化的军事医疗保障制度和随军及后方的医疗机构，配备了掌握西方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在军事后勤教育上，创办了一些专业技术后勤学校，培养近代化的后勤技术人才（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18-332页。）。总体而言，晚清编练新军的实践，虽有局限，但促进了中国军队后期近代化的发展，其明显的进步则体现在北洋新军的建设上。至于其他各省新军的进步，则显得十分缓慢。清庭曾制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但直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实现。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旧军虚糜军饷，编练新军的军费异常拮据；二是有些地方督抚蓄意抵制，在编练新军上敷衍了事，却极力加强巡防营等地方部队。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旧军队的存在，地方实权人物便可以在军队开支上谎报军费开支和吃空饷，大发其财（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66-367页。）。

三、反清武装力量军事后勤研究

在晚清，与清军对立的国内武装力量就是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军等农民起义军，还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力量。晚清农民起义总体上还没有摆脱旧式中国农民战争的模式，但它毕竟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同国内外敌人战斗的过程中，其战略战术、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等也在发生着或多或少的的变化。同时，他们的存在，也迫使清军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发生一系列变化，促进了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的反清力量的后勤建设也有一定的特色。因此，研究农民起义军和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建设，对探究中国军队后勤近代化也是有意义的。在农民起义军的研究上，学术界侧重于太平军。其中，太平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是主要研究内容。对于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出现。

（一）太平军后勤保障研究有人把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建设联系起来研究。得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忽视后勤建设，缺乏军事经济思想，是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现在：一是没有大力加强军事经济建设，使得太平军在军费、粮食、兵员、兵器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使太平军作战不能持久（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69页。）。二是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没有大力加强后方根据地建设；太平军实行“因粮于敌”的后勤方针，饷事依赖兵事，对战争依赖性大，军队无根（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页。）。三是缺乏知人善任，后勤管理不善（注：王北生：《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后勤》，《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4页。）。但太平军在后勤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后勤体制太平天国实行军政一体的制度，在经济上也实行军民合一的战时经济体制，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军队的粮饷收入。太平军的后勤体制与整个太平天国的财政体制连是在一起的。有人指出，太平天国在首都天京有一系列的典官建制，这些中央政府所属的典官及其机构，由于职能是大多军事后勤管理和制造方面。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太平军总指挥部的后勤军需机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7-99页。）。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根本制度。太平军的物资供应都从圣库中获取。定都天京后，设立了总圣库，又设立总圣粮，将粮食从总圣库中分立出来。就其职能而言，总圣库、总圣粮所管的事务，均属后勤保障性质，相当于总后勤部（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对圣库制度的评价有：圣库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为太平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注：吴雁南、韩品峥：《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物》，1976年第1期，第7页。）。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不具备坚持长期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以，它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反对，受到了太平天国革命者私有思想的冲击，并且存在着管理不善、任意挥霍等问题，从而导致了圣库制度的破坏和最终失败（注：梁义群：《试论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北方丛论》，1983年第3期，第81-83页。）。

太平军在一军中的后勤建制则是明确的。太平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军，在军中设有职同监军的各类典官三十五人，其中典圣库、典圣粮等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就有二十七人。并规定从军至两司马各级都应设立圣库负责后勤工作，这属于军的后勤系统，它们受制于军的最高长官——总制（注：张玉田、陈崇桥、王献中、王占国编著：《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说明太平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相当完备的。另外，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太平军的供给标准，在粮食、菜金、礼拜钱、服装等方面都有规定。在供应的先后次序上，坚持以作战部队优先的原则。其中的礼拜钱是军人的生活津贴，太平天国后期，礼拜钱还有分发。军服方面，初期比较复杂，以后逐渐统一。1855年后，太平军的服装进入统一的制式阶段，标志着太平军正规化的发展（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有关后勤的军种建设太平军没有建立专门的后勤部队，但太平军的水营在一段时期内承担了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和其他地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物资的运输工作，在后勤运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中的女营、土营和童子军也分别承担了相应的后勤工作，对军队后勤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了通信机构“疏附衙”，通信人员称“疏附”。在占领区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每军的典官中也设立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在占领区，通过水路和陆路，派专人用船或马传递文报，若需要通过敌占区，则派人密藏文书，进行联络（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3.粮饷太平军的粮饷统一取之于圣库，圣库初期来源于拜上帝会者的交纳和战场缴获，同时，还创造了“进贡”和“打先锋”等形式筹措军费。后期，由于军费开支的浩大和圣库制度的破坏，加上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没能实行，太平天国不能就地取粮，粮饷主要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太平天国在它的统治区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有人指出，太平天国的粮饷筹集政策存在着失误，即过分集中其统治下的人民，摊派过重，再加上征收过程中用人不当，导致人民的反抗情绪，而没有采取“资于敌”的政策，没有重视开拓江南、江北富源，夺取清廷北运的粮饷为己所用（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1页。）。另外，太平军解决粮食的办法还有采购，主要的采购对象是粮商和民众，还有外国人（注：张一文编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页。）。

4.武器装备建设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西洋武器装备向中国引进时期，太平军的武器装备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影响。在斗争中，太平军也开始利用西洋武器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太平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初兴阶段便开始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主要表现在火器的普遍铸造和广泛使用上，不过，这时期主要使用的是旧火器；太平天国后期新旧火器更新较快，较大量的使用洋枪洋炮。在西洋武器的来源上，主要有战场缴获、以高价向外国购买和设厂仿造三个方面（注：蓝振露：《试论太平天国的军火进口贸易》，《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第42页。）。在太平天国后期，还建立了洋炮馆，它是战时军械所，负责维修洋枪洋炮，制造西洋子弹、炮弹。在李秀成的建议下，太平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洋枪队，并聘请洋人训练（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5页。）。所以，有人指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从太平军中开始的。在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太平军不断改善武器装备，从而大大缩小了武器装备近代化历程，甚至势必很快赶上或超过中外反动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程度（注：朱哲芳：《太平军兵器近代化探略》，《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主要的敌人湘军和淮军也不得不引进洋枪洋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并不重视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太平天国的武器近代化主要出现在李秀成统帅的太平军。从整体上看，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改善有限，近代化程度低下，多数太平军将士仍然使用原始的长矛大刀和抬枪抬炮（注：华强：《太平天国军事经济思想检讨》，《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76页。）。

（二）资产阶级革命党起义军的军事后勤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彻底封建专制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后勤的研究，涉及到军事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和战时后勤保障等。

在对资产阶级军事后勤思想的研究中，孙中山的军事后勤思想是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其范围远远超过晚清，包括了孙中山战斗的一生。孙中山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是：1、科学地认识到军事实力与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经济力量的较量，主张大力开发中国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2、后勤准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主张“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要充分准备对前方作战的接济（注：石文年：《孙中山军事后勤思想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51-152页。）。3、注重军队后勤建设，主张统一编制，整顿饷务，裁汰冗兵，以节约军费。4、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提出海外援助、“因械于敌”等思想，后来主张加强军工建设，扩大兵工厂，保障军队有充足的武器（注：谢健、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的几个问题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5、认识到军事交通和国防工业对加强国防的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军事交通和振兴国防工业（注：毛振发：《孙中山军事思想论述》，《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第129页。）。

在军事后勤体制建设上，在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中，曾拟订了国民军的后勤体制与章程。另外，辛亥革命期间，各省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在后勤体制上还有所建树，颁布了一系列军事后勤条令，在军事后勤体制、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供应标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篡夺，以及在军费上的困难，基本上没有贯彻实施（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48页。）。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连续发动了大小十几次武装起义。由于他们大多借助于会党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且力量均比较弱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因此，这些起义并没有建立正式的编制和后勤保障机构。关于他们的后勤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起义经费和军械的筹措上。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的购买费，起义士兵的伙食费，绝大部分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中募捐得到的（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395-417页。）。关于起义的武器，主要是海外购买输入，炸弹多是自己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购买、制造与运输，都是非常艰险的。辛亥革命前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是由于军费和武器的短缺而遭到失败。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无疑是起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后期工作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武器装备方面，与以前从海外购买武器为主不同，革命中主要是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如运动清军反正、战场上缴获、直接占领清军设在各地的军火仓库和军械制造工厂。由于武器来自各个方面，因此革命军队的武器口径和规格极不统一，这给维修和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2页。）。由于新式武器的短缺，冷兵器和旧式火炮仍大量应用于革命军。

革命军的军费来源，首先是来自国内，有革命党人的会费和捐款、没收敌人的藩库，后一项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当地群众和工商各界人士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的鼓舞，对革命事业进行了公开的财政支持，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是来自华侨与港澳同胞的捐助。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行了一些债券，但持这种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

尽管如此，由于封建势力军事进攻和外国列强的经济遏止，革命军的军费仍然是相当紧张的。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军费支出庞大，入不抵出（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5页。）。帝国主义借口关税是清政府所借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劫夺了各省军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面对财政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军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军用券和公债券，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则主要依赖外债，其购买军火的费用，也多来自外债。据研究，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其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来自外国的借款（注：陈崇桥、张田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36页。）。经济上依靠他人，军事和政治上必然的不能自主。革命政府对革命军后勤保障的诸多困难，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减弱，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革命政府在政治上的软弱，不得不向中外反动势力妥协。

四、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晚清军事后勤的发展是中国军队近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深远的影响。综合以上内容，概略总结一下对晚清军事后勤研究的特点：1、内容上重点突出，但不够系统、全面。如侧重于后勤体制、粮饷和武器装备的研究，对交通、通讯、医疗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侧重于后勤建设等静态方面的研究，在战时后勤保障等动态方面的研究上，《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作了有益的尝试，但在研究深度上仍需进一步加强。晚清军队的后勤思想、后勤体制建设、粮饷建设、武器装备建设是军事后勤的重要内容。对它们进行重点和系统的研究是搞清晚清军事后勤状况及其演变历程的重要突破口，经过学术界二十几年的研究，已经基本理清了这些方面的发展脉络，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2、在研究方法上是侧重自身研究，但缺乏与相关方面的比较研究，如侧重与后勤自身研究，对于后勤与经济、后勤与战略战术等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关于军事后勤自身的演变研究较多，关于晚清军事后勤与同时期外军后勤的比较研究较少。

军事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作战实验室,信息化,模拟现实,学科建设

随着各种高精尖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战争的形式也由传统的战场上短兵相接转变成高科技武器间的对决，战争的性质也逐渐向高强度、高消耗、高速度的方向演变。因此，单靠实战演练去检验战法已越来越不切实际，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理念去诠释实际意义上的战场，进而在实践中取长补短、获取经验，完成我们预期的作战目标。

1992年，美国陆军首先提出了“作战实验室”计划，而后，各个国家各种兵种也开始陆续研究和应用相应的作战实验室。建立作战实验室，能够将作战指挥、虚拟现实、计算机应用、网络技术、现代信息基础、军事理论和人工智能等全方位多领域的学科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一个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真实”战场。其不仅可以真实展现战斗场景，还可检验新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案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前景。我国现在也在积极探索相关方面的研究，以提高国家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战术理论水平，为新思想、新武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际展现平台。

一个完整的作战实验室主要由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组成。硬件设备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及投影机等；软件系统通常由军事专家与计算机技术专家共同开发完成，实验室的所有功能都是由软件系统操控的。当今社会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将战术思想用计算机程序模拟实施，这正是21世纪的军事写照。与传统战场相比，作战实验室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1.处理灵活，方案机动。由于这种战场只是电脑虚拟出来的，因此只要更改程序或参数，就可改变战场环境。指挥员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多种不同形式的模拟内容，并及时做出反应，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甚至在模拟过程中我们也可方便修改决策方案，以锻炼指挥员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心理素质。

2.环境逼真，场景多变。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出真实的场景，并建立相应战场环境图形图像库，存储战争过程中各种作战目标、作战场景以及敌我双方人员的立体图像，更能起到一种“逼真”的效果。

3.内容丰富，资料全面。为实现对现实信息的真实反映，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资料信息库去存储各方面有关信息：比如数据资料库，储存有关战略环境、作战理论、武器装备性能、作战指挥数据、战区三维军事地理和水文气象资料；媒体库中装有主要武器装备的和战斗步骤的图片音像资料；作战编制装备数据库储存着有关作战双方的编成、编制装备和参战兵力、武器装备的数据。通过几者协同作用，就可实现多兵种的联合演习，培养指挥员在复杂态势下的判断和决策能力。

4.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需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不需到处找寻适宜场地就可实现各种意义上的战争模拟，不仅在操作步骤上大大减少了资源的消耗，更重要的是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和破坏，维护了生态平衡。

武警部队担负着国内安全保卫任务的神圣使命，加快信息化建设，利用作战实验室强化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已经刻不容缓。目前主要应用领域有：处置大规模突发事件，“反恐”，以及培养院校重点学科建设：

一、处置大规模突发事件

我国人口众多，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也不均衡，因此也存在着一些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武警官兵提高警惕，警防聚众闹事、集结斗殴等突况。由于此类事件规模较大，且情况复杂、形式多样，若只是被动的就事办事，收效不佳；而如果利用作战实验室模拟可能出现的各种事态情况，则可以让部队官兵实现真实意义上的“网上谈兵”，并可以通过模拟结果验证行动方案的可行程度，研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后再通过实验室检验，以期达到最优成效，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在对各方面情形进行多次实验归纳后，就可以制定出针对不同性质事件的基本处置方针，这样在面临实际问题时，就可节约大量的战前准备时间，为顺利执行好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各总队、支队、机动师都可以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组建作战实验室，用以维持社会治安。

二、“反恐”斗争

自“9.11”事件以来，“反恐”已成为全球呼吁的首要作战口号。中国虽然治安情况相对稳定，但近年来，“__功”分子的不断猖獗，新疆、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分裂、破坏和捣乱活动始终未曾停止，并且在国际恐怖活动的示范诱导和刺激下，这几股势力与境外的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手段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信息化。组织严密，人员分布广泛，因此对社会危害性大，波及范围也较为广泛，一次我们在提高提高信息化水平对恐怖袭击进行预防的同时，还需做好应急处理措施，此时作战实验室的存在就尤为重要。无论是空中、地面、还是网络袭击，我们都可以制作不同的模型进行模拟演习，设置和武装人员两种角色，实现不同时间、地点，不同任务类型、规模的实战演习，不仅可以有效地组织我方人员及时应对，还便于掌握心理，在提高防范意识上也十分行之有效。

三、院校重点学科建设

一个成熟的作战实验室需要多门学科技术的支撑，因此，要想建设完善的实验室体系，就必须从基础开始着手，首要任务就是在院校中重点培养相关学科。

论文摘要 分析近年来公安边防执法工作现状，为民服务的感情基础不牢，执法能力水平不高，执法不规范、责任不落实是导致是执法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必须从大力强化执法理念，强化执法队伍着手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统一完备监督科学机制，规范边防执法行为，提升边防执法公信力和满意度。

论文关键词 执法监督 事前监督 事中监督 事后监督

公安边防部队执法监督是公安边防部门对执法活动的一种自我制约形式，是完善执法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公安法制建设的一条重要途经。其基本任务是：通过自我制约的形式，建立自身监督机制，保证公安边防执法的严格、公正、文明，防止和及时纠正执法活动中的失误和偏差，保障各项公安边防保卫工作的顺利完成。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和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新的形势对公安边防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但是，从目前公安边防部队执法工作的现状来看，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等现象还不

同程度的存在。因此，完善公安边防部队执法监督机制，是加强公安边防法制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公安执法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的十四项职责是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法定职责。但当前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没有很好履行这些法定职责，主要表现为：一是对群众报警不出警或不及时出警处置，案件该立不立、该查不查。二是对公民要求保护人身、财产权利的求助，不理不睬，拒绝履行。三是对公民申领许可证、执照，该办不办、故意刁难或无故拖延等。

（二）滥用强制性手段

一是留置超范围，留置后不按规定通知家属。二是适用刑事强制措施随意性较大。对刑拘延长30日的对象超出刑诉法第69条规定的三种对象范围，犯罪嫌疑人刑拘后，基本上都延长至30日；有的刑拘期满后，没有继续侦查必要的，也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并且保而不审，监而不审；候审室设置不规范，侵犯行为人合法权益现象比较普遍。

（三）违反法定程序办案

一是执法主体不合法。协警、保安参与办案、制作笔录；民警单人调查取证、检查和进行询（讯）问。二是违反地域管辖、警种管辖规定执法办案。三是违反法定程序办案。先侦查（调查）后立案；先处罚后裁决；先告知后取证。四是超越职权审批。插手土地承包、经济纠纷、强制拆迁、计划生育等工作。

（四）滥用罚没权

一是滥用自由裁量权。二是违法没收。三是乱罚款。如办理、、吸毒等案件中，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劳教处罚的，降格作罚款处理，以罚代刑、以罚代教。四是违规收缴预交款。如违规收取办证押金或办理人身伤害案件违规预收医药费等。

（五）执法方式简单、粗暴

一是办案中动手动脚、变相体罚，刑讯逼供。如在审讯中对违法犯罪嫌疑人采取罚站、罚跪，以及其它更不人道的手段逼取口供。二是在治安管理中，动辄搞“零点行动”、“地毯式清查”，深更半夜上门查验证件，蔑视弱势群体；在处置中，不注重思想教育、引导，而采取强制驱散等方法，造成警民关系不和等。三是采取“跟踪”、“盯梢”等方法查处、案件，随意将建筑工地的外来务工人员，美容美发厅、歌舞厅等的从业妇女带到公安机关审讯等。

二、产生执法问题的主要原因

针对近年来暴露出的执法问题，我们经过认真分析、深刻反思、总结归纳，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为民服务的感情基础不牢，是导致执法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执法态度冷硬。一些民警在受理群众报案时，不认真、不耐心，讲话简单、生硬、冷漠，给群众心里留下阴影。二是执法作风拖拉。一些民警责任心不强，本来几天能解决的问题，却拖上几个月，甚至拖到群众上访了还推三阻四，幻想拖得群众自己不了了之。特别是有的基层领导对解决问题消极等靠，致使结案成本大幅度增加。三是执法“天平”倾斜。少数民警在调处纠纷、办理案件中，见到大声说话、情绪激动的群众，就视为“刁民”，从感情上把自己放在群众的对立面上，调查处理也带有倾向性。还有一些人托人情走关系，使民警对要求照顾的一方当事人在问话语气、态度上都不一样，致使调查工作还没开始，就让另一方群众感到不公。

第二，执法能力水平不高，是导致执法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是有的民警对办案程序、流程规定一知半解，不能准确回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二是部分民警不会使用法律语言，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乱解释、乱承诺、乱许愿，最终无法收场，也促使当事人愤而上访。三是有的民警收集、固定证据的能力弱、办法少，甚至使应有的证据因工作不力而灭失，导致难以结案。四是有的民警对复杂案件特别是伤害案件不知怎么办，应对能力差。五是少数民警自知水平低，怕处警、怕投诉、怕追责，遇事“等、推、拖、躲”。

第三，执法不规范、责任不落实，是导致执法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群众对公安执法的要求和监督越来越严格，民警执行公务不严谨、不规范，必然引发群众的投诉。同时，执法责任没有真正落实到位，有的案件因故多次移交、转手多人经办，结果谁都管，又谁都不管，责任不明确，等捅了“娄子”，为时已晚。另外，执法办案单位之间，或执法办案单位与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着责任“盲区”，出了问题，不知该打谁的“板子”。

三、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不断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一）坚持理念先行强化执法队伍，夯实执法监督工作基础

明确执法与监督并重的观念，把抓业务、抓执法责任、抓队伍建设三项工作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关键是要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和执法水平。首先要督促干警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义务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向书本学，向其他同志学，更要向实践学。其次，加强教学培训，以培训促规范，通过开展岗位轮训、跟班学习、以老带新、专家授课、新入警大学生执法见习培训、执法资格等级考试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法律业务培训，再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把部队中业务精、能力强、政治素养好的人员配备到法制岗位，促进法制员作用发挥最大化，并充分发挥基层专（兼）职法制员的把关定向、监督测评、组织协调、承上启下作用。

（二）通过案件审核把关进行事前监督

所谓事前监督是指把内部执法监督放在公安具体执法行为做出之前进行的监督，它主要通过法制部门的案件审核工作来实现，案件审核的质量决定着事前监督的效果。只有切实提高了法制部门案件审核的能力，事前监督才能取得实效。要做好案件审核工作，关键在于把好“七关”：一是案件受理关。即确定案件/！/归谁管辖的问题。对于非公安机关或本单位管辖的案件，要及时告知办案单位，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二是事实证据关。主要审查办案单位所搜集的证据材料是否确实充分，能否证明清楚案件事实。对于证据不充分或者事实不清的，要及时补证，注意搜集传来证据、间接证据和有利于行为人的辩解，提高证据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定性处理关。主要依据事实和法律审核报批案件的性质认定和处理。首先将逮捕、劳教、收容教养、行政处罚几类案件严格区分开来，确保不会出现升格处理和降格处罚的现象，再确定各类具体案件应当适用法律的条、款、项。对于性质模糊难以审核判明的案件，必要时要提请领导召集有关业务部门共同“会诊”确定。四是办案程序关。对报批案件的程序审核关键是对照法定程序要求，审查法律手续履行情况，纠正程序违法现象。五是强制措施关。办案过程中的强制措施对象包括人身和财产两大类。人身类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强制检查、搜查等。财产类有：扣押、查封

、冻结等。审核时，必须考虑到强制措施该不该使用，有无法律依据以及是否越权使用。对于正在使用的强制措施，根据案情变化和时限，应当及时提出撤销或者变更意见，确保强制措施的使用符合“合法”、“必要”、“恰当”原则。六是法律文书关。即审查案件卷宗所反映出来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文书制作是否规范，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予以指正。七是撤销案件关。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撤销案件，侦查部门起决定作用，擅自撤案，容易导致某些侦查人员以案谋私，放纵罪犯。因此，在撤销案件时，侦查部门需写出意见，报同级法制部门审核，由同级公安机关领导审核批准后方能撤案，以监督撤案是否合法，保证撤案严格依法进行。（三）通过行政复议等对行政案件进行事中监督

所谓事中监督是指公安机关作出具体执法行为过程中及生效以后进行的内部执法监督。实际工作中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开展视频督察。值班室利用监控系统对每个执勤执法岗位实行不间断的视频督察，对发现在执勤执法过程中态度冷硬、违反勤务规范的事件和人员进行及时通报，确保动作、语言和仪容仪表统一规范。二是开展现场督导。派出督导小组深入一线，对基层单位的执法情况进行督导巡查，检查执法人员履职尽责、遵规守纪等情况，是否在办案中做到公正、公开、文明、规范。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确保督导生效。三是通过行政复议进行事中监督。行政复议监督是公安法制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督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公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经得起司法审查。为此，进行复议监督，必须从维护和监督下级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角度出发，对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维持；对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非法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努力通过复议活动，保证裁决质量，维护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和形象。

（四）通过执法检查等进行事后监督

军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重大军事报道军事记者行为规范

重大报道，是指“对重大政治活动、重要事件的报道”，“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牵涉面广的特殊报道部类”、“重大战役性报道”，“有别于日常报道、必须精心经营的报道领域”。①由此，我们可以把重大军事报道定义为：对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牵涉面广的重大军事活动、重要军事事件的报道以及与军事相关的重大战役性报道。主要包括军队典型报道、军事演习等重大军事活动的报道、突发性事件报道、重大政治报道以及重要的军事新闻评论等。

军事记者（militarycorrespondent）在英美是指新闻媒介中专门报道军事事务的专业记者；在前苏联则指“军事报刊机关的固定（编内）撰稿者，为报刊组织和准备素材，编写文章、通讯报道等”。②在我国，军事记者的界定则倾向于前苏联的概念。虽然，地方新闻媒体也有以进行军事报道为其主要任务的记者，但由于他们不是军人，所以并不认为是属于军事记者的范畴。军事记者通常是指以进行军事报道为其职业活动的军人记者。

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把重大报道比做主攻部队和重型武器，称之“常常起冲锋陷阵、决定胜负的作用”，“常常对舆论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③因此可见，在军队新闻工作中，重大军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军事记者首先应当服从记者行业应当遵守的普遍行为规范，而由于其身份独特，除了要遵守所有记者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之外，还必须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

一、军事记者必须服从于特定行为规范的理论依据。

1.军事记者所从属媒体的性质决定了军事记者必须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军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我军的新闻舆论机关，如《报》、新华社军事分社等，作为军委喉舌和我军的主要舆论宣传阵地，它们发表的社论、评论、新闻稿件以及对每一条电讯、每一篇新闻稿件的处理，包括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新闻稿件的处理，都会被外界看作是“军方的表态”，而它们就是“军方发言人”，国际国内各界人士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来观察、分析、推断我军在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并进行政策与言行的调整。④

正因如此，从属于我军新闻舆论机关的每一名军事记者，都必须牢固树立“军委喉舌”观念，强化“喉舌”意识，自觉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在采写每一条军事新闻，处理每一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新闻稿件时，都应进行深入思考，看它是否符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军委和总部规定的宣传口径，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和维护国家、军队的形象，这是由军队的特殊地位和军事新闻工作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2.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了军事记者必须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战地记者菲利普·斯马克因在随军报道中泄露了“部队作战的真实时间、位置和内容”，威胁了美军部队安全而遭美军驱逐，并被取消了随军资格。而曾因越南战争和首次海湾战争战地报道而大名远扬的彼德·阿内特也因为在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说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计划已经失败而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解雇。这两起事件说明：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新闻自身的规律面临冲突时，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无疑是要被放在首位的。

在华盛顿的新闻媒介研究所担任主管之一的卡普勒说：“当美国出现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会有各种对媒体的限制，而且媒体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些限制”。⑤而“美国之音”的一位记者说，平时政府好象并不直接指挥新闻报道，但他们在写新闻时“就象妈妈正站在身后注视着我们写作业”。⑥这就说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为记者尤其是军事记者的行为规范划出了一道“警戒线”。倘若记者违反规定，触犯了这条线进入了禁止进入的“禁忌之区”并导致损害国家利益，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在这种无形的约束力之下，军事记者一般都能做到在自我监督下自觉遵守特定的行为规范。

在我国，军事新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唤起全民族的国家安全意识。作为一名军事记者，“首先必须牢固树立大国防观和大安全观，必须学会从国家安全利益的立场和角度考虑并确定新闻选题”，“军事新闻必须在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操作，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必要的纪律和限定是无法回避的”，“军事新闻信息的内容、时机、方式、方法、规模等等，都要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⑦

此外，我国的军事记者首先是一名军人，是参与重大军事活动的一员，而并不是以“纯客观”姿态超然独立于事件之外的，所以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色彩，这同地方媒体和国外媒体的记者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必须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

二、军事记者在重大军事报道中行为规范的具体内容。

1、将官方立场内化于个人意识，采用支持或更直白的角色来报道“我们的”新闻。

在报道行为方式中，有两种基本的冲突。一种是“客观主义”，要求记者努力对被报道的事件保持超然的态度，不站在任何立场之上；另一种是“忠诚新闻”，要求记者以官方论调重新定义自我形象，从“官方目击者”的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关切和认知”。而我军的性质决定了全军一切新闻舆论机关都应当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军队中的重要喉舌，因此我国的军事记者必须将“忠诚新闻”作为自己的报道行为方式。然而，为了不引起国外受众的怀疑和逆反心理，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又必须淡化新闻报道中的官方色彩。这就要求军事记者并不以“官方发言人”自居，而是将官方立场自觉地内化于个人意识，把报道带有浓厚爱国情感的“我们的新闻”作

[page_break]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新闻选题和新闻事实的选择之上。立场意识作为行为规范还表现在重大军事报道作品中应处处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字里行间应处处体现着对祖国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应经常把对祖国、对军队的思索渗透到作品中去。

2、准确定位自身职能，将信息赋予政治倾向性进行舆论引导。

新闻传播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极高的辐射性和广泛性。它是超越时空、国界的“射程最远的大炮”。它所传播的新闻事实，所报道的新闻人物，所发表的新闻评论，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针对性。穆青同志曾强调说：“我们的军事宣传，不能够离开我们全党和全国的大局，不能离开政治形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政治上服从党在当前最主要的政治任务。要很好地宣传党的政策，配合全国的政治形势去报道”。⑧从报道者个体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准确定位军事记者的职能。军事记者最主要的职能和使命就是服务，为国家以及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服务。军事记者在其报道过程中的所有行为都应该紧紧围绕这个职能和使命展开。在重大军事报道中，新闻信息本身是不带有政治色彩的，但作为一名军事记者，从自身职能使命出发，就不能仅满足于有闻必录和有闻必报，而要通过新闻选题以及新闻事实的选择，赋予所传播的信息以政治倾向性，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舆论引导。

3、报道行为模式的重塑——从“信息原生态”到“战略中心化”。

“军事新闻必须讲政治，但军事新闻不能等同于政治新闻，更不能将军事新闻全盘政治化；军事新闻离不开军事工作，但军事新闻决不能等同于军事工作和部队工作宣传。”⑨军事新闻不仅要面对国内的受众，更要面对全世界的新闻信息市场。特别是重大军事报道中的新闻，已经不是“纯新闻”，也不仅仅是正常的有主题新闻，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战略色彩，新闻宣传被赋予了直接的战略任务。因此，军事记者在塑造重大军事报道的行为模式时，不能仅满足于信息的原生态展现。作为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重大军事报道不仅需要积极的、直截了当的“配合”，有时还须主动“出击”，将战略意图诉求作为新闻传播致效目的实现的中心。军事记者要善于从全球视角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发生在身边的重大事件，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清晰的战略意识贯穿于整个报道过程之中。

4、“展示”与“误导”——树立一种新保密观。

保密，也是军事记者在进行重大军事报道中的行为规范。有时孤立地报道一个军事活动，本身看起来似乎不会泄密，但很可能会暴露整个军事活动和意图，破坏整个战略部署，尤其表现在对重大演习的报道上。长期以来，对保密的规定主要包括：严格遵守上级机关所规定的各种宣传口径；坚持必要的请示报告和送审制度；对一些重要资料如部队番号、参训人数、调防转移、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战略战术手段的变化等进行信息封锁等。

然而，在当今信息社会，一定规模部队的集结、投放，以及重大演习的战场态势、新型导弹的试射等，是很难逃过空间卫星的侦察的，因此以往消极“保守机密”的观念就显得陈旧了。信息时代的保密观与工业化时代的保密观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我们应当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树立新保密观和新舆论战略观。“正确处理舆论斗争与掩蔽斗争的关系。要通过专家认证，认真分析划清保守机密的范围，明确新闻采访和公开报道的范围。这在实施积极威慑舆论战略中是十分必要的。”⑩

“和平时期的军事新闻通过对军队建设状况的反映，可以展示军队的实力，使敌方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就是一种经常性的新闻威慑。”⑾在一些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有意“展示”的画面：“一门门榴弹炮、滑膛炮、加榴炮、火箭炮、自行火炮昂首挺胸”，“那机动灵活的反坦克导弹，那骑鲸蹈海的舰舰导弹，那笑傲苍穹的地空导弹”……（见贾永《世纪大阅兵》）军事记者应当把握好“保密”与“展示”的平衡，通过重大军事报道告诉全世界人民，和平其实是一种力量。

在重大军事活动的信息无法进行封锁的情况下，有意地进行“误导”，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已设计好的“重要情况”上来，从而掩盖真实的战略意图，也是新保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华社军分社在1996年3月25日播发的一条消息《我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为例。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李登辉大肆鼓吹“台湾是与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为势力加油鼓劲，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也趁机火上浇油、煽风点火，影响十分恶劣。为了狠狠打击分子的嚣张气焰，我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对分子进行有力的威慑。而这篇消息主要是通过对演习场景的全面描绘来展示我军训练改革和战法研究成果，通篇未提“李登辉”或“美国”字眼，但实际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对台方及美方施加压力，只不过是消息的主要事实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力，掩盖了真实的战略意图，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保密。

当前，一些军事记者在重大军事报道中还并没有树立严格的规范意识，仅仅是把原本属于规范的内容当作对自身的普通要求来对待，这是错误的认识。要想在未来的重大军事活动甚至战争中进行准确、规范的新闻报道，从现在开始就要培养和建立严格的行为规范意识。

注释：

①《重大报道对策》P2，陆小华主编，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②《战时新闻传播诸论》P128，展江，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③同①

④《军队新闻工作》P16，卢志超、徐乘主编，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⑤《“9·11”后看美国的“新闻自由”》，康兴平，《新闻记者》2001.1

⑥《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自由理念与扩张取向》，郎劲松，《国际新闻界》2002.4

⑦《国家安全利益大格局下的军事新闻宣传》，黄国柱，《中国记者》2002.8

⑧《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P535，徐人仲、李年贵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⑨同⑦

⑩《新战争状态下的舆论战略》，杨民青，《中国记者》2002.3

军事论文范文第4篇

2005年为纪念左权诞辰100周年，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了70多万字的《左权军事文集》，为新世纪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左权在他的军事论文中，阐明了战略战术思想和军队建设的许多新观点，主要是：

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

左权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他号召广大指战员“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这个提议是独具慧眼的。他在1942年就指出：“关于战争的军事问题，也和别的事物一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向前运动的，这就是说，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他还说，在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创造和发展我们的军事思想这一问题上，我们还做得非常不够，今后需要用更大的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

在这里，左权不仅发出了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的号召，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创造的观点，就是需要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他多次写文章指出，我们要吸收外国先进的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如苏联红军的、法国的、英国的，其中，特别是苏联红军的都要吸收。但是，我们不能照搬、照套，也不能凭空创造，要根据中国的客观情况和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具体环境，从战争实际中，来创造中国光辉的军事科学，并推动中国军事科学向前发展。二是马列主义的观点。他强调，我们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要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指导，这是一个大前提。他还多次说，不能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来研究军事科学。与此同时，他身体力行，在战争空隙为创造中国的军事科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写出了一批思想深刻、观点新颖的军事论文。

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

左权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我军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和现状及其特点，以及如何创造新的军事思想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把中国的军事学向前推进。因为，我们自己的军事思想不能完全从外国搬来，也不能凭空创造，需要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依据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以及我军的历史传统、我军军事任务的性质，逐渐从斗争中产生出来。在创造新的军事思想时，要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的成熟的军事思想。在这里，左权精辟地回答了军事思想的创造与继承、发展的关系问题，对我们今天研究军事理论仍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左权在战术思想上有许多真知灼见，补充、丰富和发展了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如何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他指出：

第一，要认真研究敌人的战术，找出应付的办法。1938年1月，左权在《论目前山西敌人的动态和我军应采用的战术》一文中指出，我们不应以现有战术为满足，因为敌人的战术也在不断地改善与进步，我们必须研究敌人的战术，求得新的胜利。他还指出，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敌人的一切战略战术原则及技术条件，研究其应付的方法。为了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水平，1938年初，他组织八路军总司令部编印了《战术参考材料》，印发给部队，其中有许多总结作战经验教训以及研究日伪军战术的论文，对提高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术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必须批判战术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左权在战术研究中，十分重视批判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努力肃清影响，用正确的战术思想来武装我军指挥员的头脑，指导部队的作战。1942年，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指出：有人不根据中国今天的实际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而把《孙子兵法》与《曾胡治兵语录》毫无变化地捧出来；有人机械地接受外国军事理论的观点，照搬外国的唯武器论，认为武器决定一切，这些思想的根源是机械唯物论。他认为，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基本原因，是有些人没有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根据敌我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规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还指出，有人甚至受封建社会军事理论的影响，信神兵，看风水；宿营时按八卦摆好方位，选择吉利的地方住下；每逢军事行动以前，要扶乩卜卦，这个做法的根源也是唯心论。他十分严肃地指出：“如果这些错误思想不克服，就难免产生错误的战略战术，给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带来阻碍，而且对将来的共和国的军事思想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

第三，要创立适合自己的战术。左权主张逐渐地完善我军的战术，创立更正规、诸兵种联合、更富科学内容、更富组织性的战术。1940年，他在《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工农的军队，革命的军队，而且有长期的战争历史，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中国和国际没有现成的适合我军斗争环境的战术”。因此，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有两层含意：一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即只能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不能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二是要根据中国国情，适合我军斗争的具体环境，而不能照搬国内外现成的战术。他认为，任何一个战术原则都有它的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统一、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战术。”

要研究战争史和军事理论，寻找战争的规律

左权强调，在加强政治学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军事理论的学习。只有加强军事理论学习，研究我军长期进行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才能提高军事水平。他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的战争经验，“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以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把我军的战术及一般军事学理推向前进。”他还认为，战争的指导者为了战胜敌人，要在每一时期的具体情况下，细心地去寻求战争发展的规律，认识敌我不同的具体条件，灵活地指导和组织战争，正确地规定战略与战术，以调动与控制战争。

军事论文范文第5篇

由于对军事行政诉讼要解决哪些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及何种性质的行政争议有不同理解，所以学术界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看法。要客观地对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进行厘定，必须对相应的法律关系予以分析，能够进入军事行政诉讼研究视野范围的法律关系大致包括四种：第一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使存在国防军事的因素，也不应划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第二种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军事机关之间的军事行政管理关系，很多学者坚持因此种关系而发生的行政争议应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这与军事法院目前执行的“属人管辖”原则不一致。正如前述所言，笔者认为此类纠纷数量有限且在处理时，军事机关一般移交国家行政机关最终处理，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已不是军事机关。第三种是军人及军事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是普通的行政争议，普通人民法院就可以解决。能够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就只剩下第四种，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从军事行政诉讼主体得出，军事行政诉讼就是军人或军事单位对军事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向军事法院提讼，要求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由军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制度，它是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在军队的延伸。

二、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构想

凡事皆杂于利害，司法实践表明，权利也可能滥用。如果行政相对人滥用行政诉讼权利，无疑会干扰军队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影响军队行政权威，同时令军事司法机关增加工作负担。因此明确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是有其重大价值的。

根据已厘定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概念，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是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发生的军内行政争议。因为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纠纷的种类及数量繁多，而军事法院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可能将所有涉及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的纠纷都纳入军事行政诉讼的范围，况且部分军事行政主体还具有自我监督的机制，所以没有必要将所有军事行政纠纷都通过军事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科学合理地界定军事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有利于军事法院对于军事行政主体实施有效的司法监督，促进军事行政主体依法行政。

经过多年的完善，国家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正呈现出逐步扩大之势。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其第2章专门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后，分别于1991年7月11日和2000年3月10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两项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充和优化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军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应以国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主要依据，两者在总体上应当保持协调一致。同时，由于军事行政诉讼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军事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为了军事行政诉讼活动能够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其受案范围宜小不宜大。当军事行政诉讼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其受案范围可以再行扩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军事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的军事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

1.对军事行政处罚不服的。如果军队保卫部门对某涉嫌违法的军人实施了行政拘留，而被拘留的军人认为该军事行政行为违法，即可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2.对限制人身自由、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等军事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某军事行政主体对于涉嫌违纪违法的军职人员，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将其部分财物当作非法所得而实施查封、扣押，当事人如果对此不服，则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3.对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申请，军事行政主体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假设一名符合条件的军人，向有关军队行政司法机关申请军队律师执业证，该机关迟迟不予答复或者拒绝颁发其军队律师执业证，该军人就此可以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4.有关当事人认为军事行政主体没有依法给予其相应经济待遇的。有关军人住房等涉及军人经济待遇的问题，相关的军事法规政策都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在现实中，一些法规政策难以得到彻底贯彻的执行，军人的权利时常遭受损害。此时权利受损的军人就可以通过军事行政诉讼解决问题。

5.军事行政主体非法干涉军队律师的会见权。依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军队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军人以及军人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看押军人或军人犯罪嫌疑人的军队保卫部门，如果自行设置障碍，非法阻止军队律师会见权的实现，则军队律师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6.军事院校学员(此处专指具有军籍的生长学员或军队干部学员，不包括地方委培生)与军事院校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涉及军事行政管理的问题而产生的纠纷。近年来，在军事院校中，在职干部学员逐渐占据了绝大多数。入学以后，在职干部学员的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其原所在单位，在职干部学员与军事院校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纯粹的内部行政关系。如果这两者之间，因学籍管理、学位颁发以及学费缴纳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在职干部学员有权提起军事行政诉讼。

三、关于军队实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军事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体制内”制度，让军人受冤屈，或者权利、尊严和人权受到损害时能得到一个被保障的途径，正如同普通公民遭到国家公权利侵害时，通过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利般，这可以说明在我军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大环境已经形成，而且该制度的建立不仅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第一，有利于依法治军方针在军队切实得到贯彻实施、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维护了军队的稳定。若及时、有效的军事行政诉讼依法解决问题，则能将军队内部矛盾迅速消解。第二，有利于维护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通过军事行政诉讼可将军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行为统一到国家和军队的法律法规中，克服个别部队组织松散和有法不依的混乱现象。第三，有利于提高军事机关的工作效率，克服因军事行政相对人无休止地逐级申诉，导致军事机关大量的人力、精力和时间被牵扯的弊端。最后，为完善我军的法制监督体系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加强了军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徐占峰：《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考》，《法学》2006年第7期。

［论文关键词］军事行政诉讼概念受案范围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