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17 07:58:36

军事理论论文

军事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军事装备维修保障合同商

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军事装备(以下简称装备)维修保障任务将极其繁重,仅仅依靠军方自身力量进行技术保障将会越来越困难,利用民间力量完成装备维修保障工作已经普遍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装备维修合同商保障,是军方通过与有关企业签订合同,把一部分装备维修任务交给地方企业来完成,将民间技术力量纳入军方装备技术保障力量体系的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模式,其实质是军方购买地方企业的技术保障服务。加强合同商管理,是确保装备维修质量、提高军事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也是保证装备维修工作健康、平稳、高效实施的必然要求。

一、装备维修合同商管理的内容

对装备维修合同商实施管理,主要包括装备维修合同管理、维修作业过程管理、维修质量管理、战时管理、分包商管理、合同商信息管理等。

1.装备维修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是合同商管理中最重要的一项管理,也是实施其他管理的基础和重要依据。合同管理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合同签订,二是合同的实施,合同实施主要体现在其他的管理内容中。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当事人、签订依据、标的、工程期限、质量检验、工程估价、合同的生效、变更与终止、违约责任与奖罚办法等。

2.装备维修作业过程管理。一是作业前培训。主要包括装备维修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教育培训、操作流程等。二是标准工作程序。在不涉及泄露军事核心机密的情况下,军方应将相关的技术标准、维修操作规程的复印件提供给合同商。对于一些特殊的维修程序、要求等内容,必须向合同商清楚说明。三是安全管理。要有针对性地编制安全控制方案,提出保证安全保密的措施。四是信息共享。要加强军地双方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确保出现问题或异议时及时解决。

3.装备维修质量管理。一是要建立完备的组织体系。要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检验机构,军方对装备维修质量状况实施全过程监督和检验,协调解决装备修理中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二是要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明确各级职责、任务分工和基本要求;要建立健全各类技术法规,包括各类装备的修理技术规程、修理标准和质量检验验收标准等。三是装备维修质量管理要从全员、全过程抓起,要采用多种方法手段,尤其要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

4.战时装备维修管理。主要内容包括:战时合同商动员,战备教育,临战训练,合同商的部署,合同商伴随保障的方式方法,合同商的战场管理与指挥,战时装备维修保障合同的签订,等等。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外军的经验,通过不断实践,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军特色的战时合同商管理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式,使合同商真正成为我军一支招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能胜的装备保障力量。

5.装备维修合同商信息管理。一是合同商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资质认证,装备维修业务范围,年度维修能力,设备设施情况,企业承担维修任务情况,维修人员名单,维修人员编组,维修人员受训情况,维修人员参加部队演习和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维修人员家庭情况等。二是维修作业信息,包括承修装备的名称、型号、时间、送修部队、被修装备的故障(详细)信息、各故障的修理过程摘要、修理后技术指标、承修人员、质量检验人员、修理工期等。

二、装备维修合同商管理中应把握的重点问题

军方与合同商之间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或“合同关系”,而是一种超越了经济层面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体现在法律上,就要求合同商首先要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且国家利益要优先于自身利益的获取;体现在经济上,必须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处理相关事务;体现在管理上,就是要对合同商实施不间断的业务管理,以确保合同商具有必备的战斗保障能力。对合同商的管理应该突出以下重点问题。

1.加强对合同商的预评估。有些企业的规模小,固定雇用人员少,临时招募人员多,培训不足,缺乏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导致使用非熟练技工,相关能力欠缺。因此,必须对其维修保障能力进行预评估。

2.明确划分职责。军方与合同商签订的合同中,必须明确和细化管理要求、任务完成时限、安全责任等方面的问题。

3.加强现场监督与绩效评估。军方必须履行好现场监督管理的职责,在装备维修活动中强调和执行维修操作规章制度;对合同商维修保障进展情况做到定期或不定期评估,及时向上级相关机构和合同商反馈有关意见建议,督促合同商维修保障任务的顺利实施。

4.加强协作与协调。军方应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设立专职人员负责合同商的管理工作,军方要避免用强硬的手段要求合同商按其要求与方法行事,要与合同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防止因双方处理相关维修保障的方法上差异,造成军方与合同商之间的矛盾,确保合同商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5.加强分包商管理。由于有些维修任务多次转承包,军方与原合同商对分合同商的人员约束力都较弱,往往疏于管理或无法管理,因此必须加强对分包商的管理。

6.完善管理规章制度。利用地方保障力量承担部队装备维修保障任务,是一项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军队和地方的多个领域,涉及到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装备维修合同商保障规章制度,以便于规范装备维修合同商保障工作范围,并监督和指导装备维修合同商的保障行为。

参考文献:

[1]沈建明:国防高科技项目管理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2]薄大伟张天将:美军在装备保障管理中实施合同商保障举措探析[J].国防技术基础,2005年第2期

军事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军事理论课;教学;创新;

作者:江铁

军事理论课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主要手段,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军事理论课教学,中央2001[48]号文件明确规定将军事理论课列为高校必修课,而2007年教育部制定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更是对此强调指出,普通高校本、专科的军事理论课为必修课,教学时间为36学时[1]。总体上而言,当前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逐步步入正轨,在教学理念、课程定位、课程设置、人员配置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众多成绩面前,我们必须意识到,教学效果始终是军事理论课程追求的终极目标,如何实现好的教学效果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密切相关,多年来我们在军事理论课教学领域不断追求创新,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从未间断。近些年有关军事理论教学创新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笔者做了粗略统计,以军事理论教学创新为研究专题的学术论文有百余篇,其中还包括数篇硕士学位论文,另有专著若干。基于该领域学术史的梳理,本文从综合考察的视角,对近年来军事理论课教学创新研究的动态与趋势进行述评,略述如下。

一、有关军事理论教学创新的总体探讨

这类文章数目较多,特别侧重基于工作实际情况的宏观理论探析。尚玉海从优化教学内容、抓好课堂教学环节、改进教学方法、开设军事类选修课等四个方面探讨构建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程教学新模式[2];强军锋提出军事理论教学创新需要针对学校环境、学生专业等情况调整授课内容,要注重延展教学内容,拓宽教学模式[3];宋贵元则认为军事理论教学要抓“三点”:结合点、侧重点与热点,同时针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更新教学手段。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创新考核评价体系一起构建军事理论教学创新体系[4];白国仁对军事理论教学创新提出要突出内容创新,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科技含量,教学形式多样化,最终实现军事理论教学效果的提升[5];杨晨则从考察军事理论课程内容的角度认为军事理论课教学需要做到综合性、基础性、刚柔统一等三个层次[6]。徐敏根据军事理论的特点,提出要精简和优化教学内容,积极探索多媒体和网络教学模式在军事理论课教学中的运用,采用启发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改革军事理论课考试环节[7];陈世利认为要针对大学生的特点,更新、充实军事理论课教学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改进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方式方法,使军事理论课变得更加生动活泼;改进军事理论课考试的内容及形式,通过考试促进军事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8];钞群英则提出构建“立体化”教学新模式来创新军事理论教学[9]。总之,有关军事理论教学创新总论文章很多,不尽数列举,其主要探讨点集中于军事理论教学理念更新、内容分析,模式探讨等领域,学理性日渐明显,但实证性有待加强。

二、军事理论教学理念的创新研究

军事理论教学的理念既有普通高校教育理念的共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色,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元春引用长尾理论概念,认为长尾理论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观念,已在各行业中被广泛应用,其基本原理对学生军训军事理论课的拓展教学也有诸多启示。如重视各种拓展课程的建设,尤其是要从拓展教学内容、加强教学资源建设上想对策[10]。王小敏根据美国学者构建的ARCS模型提出要在军事理论课教学中运用ARCS模型,就是要增设特殊情景,增强学生的注意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强课堂的贴切性;课堂问题难易适宜,增强学生的自信心;突现军事知识的地位,提高学生的满足感[11]。黄海等人则关注军事理论教学的最终效果评价——考试效果,以中山大学军事理论课成功进行的跨校区、大规模在线考试为实例,从在线课程建设、在线考试需求分析到考前准备、考试实施和考试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介绍,总结了经验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高校实施在线考试的“321”模式,即3层组织架构、2类技术保障队伍和1种考试平台,为高校开展规模化在线考试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12]。总之,从近年军事理论教学理念的创新来看,理念创新逐步跳出传统的经验感知,教育界注重从西方先进理论中提炼新的理念,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军事理论教学的发展。当然,理论中提炼理念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更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理论或理念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特别是要适应中国教育实际情况,否则任何硬性的嫁接只会产生苦果。

三、军事理论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

这类研究集中于探讨几类教学法的运用,比如案例式教学法、交互式教学法、情感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等。范艳红有别于传统研究思路,特别提出了案例教学法容易出现的误区,如军事理论学教材中案例的编写不足、教师的案例教学水平不够、学生对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不高等,也提出了实现案例教学良好效果的若干原则,如目标性原则、时效性原则与典型性原则等[13]。冯井红提出了实现案例教学的若干办法,如书本中已有的案例,通过查阅资料收集案例,通过新闻、广播、电视等媒体收集案例,教师自己编写等[14];欧阳长安指出案例教学作为一种开放的教学组织和实施形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要具有针对性、典型性、时效性、趣味性[15]。张小平等从解读战例的角度出发,认为实施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应该关注以下四个环节:科学筛选中外战例、搞好课程设置的衔接、加强战例教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方法与手段[16];李瑾从情感教学法角度认为加强对教学进程中情感因素的协调掌控,充分发挥情感教学法强大的情感动力功能、情感强化功能、情感迁移功能、情感感染功能和情感调节功能,将使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活动达到情理交融、引人入胜的效果[17]。夏侃关注了交互式教学法在军事理论课上的应用,指出它强调师生互动,旨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授课的有效性。在军事理论课教学中运用交互式教学法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18];周艳玲认为启发式教学法在军事理论教学中能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符合大学生认知规律、心理特点,并指出了启发式教学法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19]。综上所述,有关军事理论课教学法的研究已经成为军事理论教学创新的核心,只有实现了教学法的创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创新,当前的教学法理论及实践已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状态,如何选用正确合适的教学法实现军事理论教学课的教学实效,需要对教师自身素养,学生群体知识基础,软硬件等多种条件作出适当的评估,开发选用合适的教学研究法决不能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做出实效。

四、有关军事理论教学手段的创新研究

教学手段是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的具体实施,近年来对于军事理论教学手段的创新特别集中于探讨新技术手段运用与较高层次的教学艺术领域。张荣指出多媒体技术在军事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客观分析了多媒体技术在带来教学便利的同时,亦存在课件简单,忽视师生互动交流与忽视学生思维能力提高等不足,提出了若干解决途径[20]。朱智、刘杭军则关注授课艺术问题,他们认为课堂讲授是军事理论课最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员的授课艺术对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该文还细致分析了各类有效的教学手段,以期提高教学艺术[21]。对于教学设计的关注日益重视,李伟认为在进行军事理论教学设计时,应以国防教育为主线,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应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采取合理的考核方式,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22]。李元春认为学生军事理论课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对教学设计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其中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教师特点、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是搞好教学设计的关键因素,需要认真加以把握[23]。从近年军事理论教学手段研究来看,研究手段由理论探讨开始向技术手段倾斜,在注重传统教育手段的同时,逐渐加大技术元素在教学手段中比重,在传统与现代的视野下实现教学手段创新。

五、余论:军事理论教学创新研究的趋势

纵观近些年来军事理论教学创新研究,已经逐步跳出单一线式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理念更新与手段各异相并重的总体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理论研究逐步转向实证研究。以往的研究成果注重军事理论教学创新的意义、现状、对策之类的泛泛而谈,研究力度不深入,论证梳理不扎实。目前很多高校开展军事技能与理论课程已经有很多年了,学生军训实践与课堂教学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为实证研究准备了素材,当前运用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多种手段开展实证研究的趋势明显加强,用事实说话,用材料论证逐渐成为该项研究的共识;二是由宏观研究转向微观解析。一门学科成熟的发展标志并不在于建立了多少宏观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运用有关理论对微观领域做个案研究。在军事理论教学领域,更应注意的是对个案做应用研究,分析研究对象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和预期对策。当前以高校为个案研究的不在少数,潜心通过个案研究以小见大成为军事理论教学创新研究的主动选择;三是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以往的研究往往采用线式的理论探讨、举例说明、演绎论证等传统手段,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军事理论教学创新的研究从简单的定性分析开始向科学研究的定量分析转型,采用比较研究法、统计法等多类型研究方法开展科学研究,从而为学术界提供理论依据和领导层提供决策依据。

军事理论论文篇3

一、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军事理论课程建设的探索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2011年专门设立了军事理论教研室,负责军事理论课程建设,包括军事技能训练的组织实施,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考评,军事活动的开展等。在学生的军事训练工作中,统一组织重庆通讯学院的老师按照大纲统一施训,对于军事理论课,能按照大纲要求进行授课,并把军事理论课设为素质教育学分制的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学校发展特色的军事理论课程建设体系。

(一)教学管理

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军事课设定为必修课,课程建设为教学型,列入教学计划安排,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合理利用板书、多媒体等教学媒介,采用启发式、研究讨论等教学方法。注重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教学活动多样,坚持集体备课制度,要求任课教师应有完整的备课笔记和教案。坚持教师间的互相听课制度,加强教学互动,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展教研活动,积极改善教学方法。另外学校专门开设国防知识教育讲座、法制安全讲座、军事系列电影赏析、主题班会讨论等多种教学形式,课堂教学覆盖学生面达100%;制定了规范的理论教学管理制度,有排课表、检查督导、论文考察和成绩管理工作;军事课列入学校素质教育课程建设规划,作为办学水平评估的内容。学校对课程学生学习评价包含军事理论考查和军事技能训练评价两部分,军事理论考查主要考察学生对基本军事理论的了解情况,通过论文形式进行;军事技能训练评价主要是对学生的训练态度、训练过程和训练效果进行评价。

(二)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军事理论课教师队伍采取专职辅导员兼任的方式组成并成立了专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根据学校学生规模和教师的编制情况,教研室有专兼职军事理论课教师7名,其中,讲师4人,助教3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5人,平均年龄30岁。军事理论教师熟悉大纲和教材,能熟练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有效组织教学;教研室经常性的教研活动有完备的记录,能够有效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国防教育活动。

(三)教学保障

学校拥有多个高标准的多媒体教室,可满足200人规模左右学生的开课需要。图书馆配有大量军事理论书籍、期刊,并有电子阅览室,军事类相关书籍。

(四)教学效果

通过军事理论课的学习,学生对军事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根据自己的所学提交了军事理论课课程论文,论文整体质量良好;认真开展评教活动,学生对军事理论教师的评价基本满意。

(五)特色活动

课外国防教育活动形式多样,特点鲜明。每一项活动都做到了有计划、有措施、有宣传、有效果、有总结。

通过国防教育板报作品评比、国防教育图片展、学生国防征文活动和小班军训主题班会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加强对学生的国防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学生的国防意识进一步提高,在全校形成了“爱我国防、兴我国防”良好国防教育氛围。组织编写军训特色杂志《学军快讯》,每年刊发100余册,该杂志在全校范围内广泛征集优秀作品编辑成册,将“学军”活动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从数百篇师生国防教育心得体会中精选纳入其中,以此阐明军训工作的意义,报道军训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交流学员参加军训活动的心得体会。

二、对军事理论课程建设的几点思考

学校对军事课课程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突出教学改革,既是顺应学校实施的“素质教育”要求,也是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通过多年探索,学校课程建设中也暴露出来诸多问题。

(一)师资配备不均衡的问题

目前学校军事理论课的课堂授课任务基本由兼职军事教师即辅导员来承担,但这些兼职军事教师大部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培训,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教学大纲的把握不够全面,既把握不了课程教学的“宽度”与“深度”,又无法紧跟国际形势和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和补充教学内容,致使课堂教学的效率得不到较高保证。

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该致力于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军事教师队伍,通过专业的培训和指导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鼓励教师参与各类军事竞赛,慢慢的提交教师的专业化能力。同时可以聘请专业军事教师担任我校兼职教师,承担部分教学内容。

(二)军事课程教学评价体系的问题

军事理论课教学虽然列入了教学计划,但课堂教学学时数上难以保证。二是师资队伍职称、专业结构不尽合理。三是科研水平不高,还处于起步阶段。针对以上不足,我们提出了以下目标:

1.全面加强军事理论的课程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训练效果。

2.建立一个适应我校素质教育要求的军事课考核评价体系。根据军事技能训练的特点,采取技能训练科考核与军事理论考试相结合,对学生的军训成绩进行综合评定。

3.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根据军事课教学的特点,在不断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多媒体课件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4.加强教材建设。创造条件,积极参加市内军事理论课教材的编写。

军事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陈赓军事教育思想;时代背景;理论基础;文化渊源;实践基础

陈赓作为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军事工程学院的首任校长兼政委,其在“哈军工”践行的一系列治学观点和原则,开创了新中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之先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为建国初期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陈赓军事教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代表的思想,点燃了中国军事思想开始变革的信号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仿制西方的武器装备,开启了以增强军事技术力量为核心的“自强”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全面改革军制,组建新军,创立武备学堂,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及思想理念。至此军事变革的触角开始深入到思想层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倒清政府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军事思想的发展进程。孙中山意以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武装斗争,并系统的提出了现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特别是在“三民主义”明确阐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战争观,反映了其对现代战争的新认识。

陈赓亲身经历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并在脱离湘军后开始接触并学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922年陈赓进入由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随后又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听课并光荣入党。在追随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未来革命道路的不断探索过程中,陈赓开始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拥有先进军事科技国家面对面的直接对抗,使得陈赓切身体会到了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二、陈赓军事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陈赓军事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他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实践思想为指导,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教育思想体系。

陈赓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吸收主要包括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实践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本涵义是人的体力、智力能充分自由地发展运用,以适应不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需求,同时人的道德品质和审美的情操高度发展;这诸方面的发展,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充分、自由、和谐、统一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所在。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曾就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如何创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拟定了纲领性意见,其中都特别强调要把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陈赓的军事教育思想的诸多理念,譬如自由而开放教学环境的打造,重视“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实践教学的开展都是基于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理解与认识,进而形成的。

三、陈赓军事教育思想的文化渊源

陈赓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湘军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深受曾为湘军将领的祖父的影响,到自己加入湘军的实地锻炼,青少年时期的陈赓,对湘军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为他“重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湘军的主要将领曾国藩致力于组建一支具有道学理念的文化队伍。在具体的治军过程中,湘军将领更是时刻不忘以正统儒学武装自己的队伍,充分展现了湘军以湖湘道学为灵魂的文化治军风貌。

除此之外,陈赓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就读黄埔军校期间,认真学习共产党员执教的政治课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26年,陈赓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从而进一步的接触了苏联无产阶级军事文化并为其日后在上海敌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纵观陈赓军事教育思想形成的文化渊源,从崇尚“从戎”的家庭教育,到强调“学术与经世”相结合的湘军精神,再到富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陈赓一步步形成了关心军事、重视学术与人才,聚焦社会变革的思想,推动了其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

四、陈赓军事教育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任何先进的思想的诞生,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更需要亲身实践经验积累。陈赓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其由就读黄埔至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长达数十年所积累下的丰富的实践经验。

就读黄埔军校时,陈赓就致力于实践其思想理念。在校期间,陈赓积极参加镇压商团变乱等革命活动并不忘及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为党组织吸收新鲜血液,在校内经常组织进步学生与分子进行辩论。奉命前往苏联学习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后,陈赓更是将学习到的理论运用于实践,主管中央特科情报工作期间,营救了大批被迫害的中共党员,演绎了许多传奇故事。

长征前期,陈赓任干部团团长。陈赓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多年实践积累出的战斗经验,在长征途中确保了党中央的安全,屡获奇胜,赢得了“这个陈赓,可以当个军长!”的美誉。这一时期,陈赓获得了实际的办校经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神头岭伏击战”为代表的诸多经典战役充分展现了陈赓的英勇善战。更重要的是,在朝鲜战场,陈赓面对“世界上最凶恶的,有高度现代技术装备的美帝国主义”,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有弱点,这弱点就是缺少技术装备,没有高度的机械化”归国后,陈赓主持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从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到管理军事工程学院,陈赓的军事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趋于成熟。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中心”等诸多思想理念,正是这些观点组成了陈赓军事教育思想体系,为我国军事人才的培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五、结语

陈赓诞生于中国军事近现代化开启的时代,生长在文化与军事并重的家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熏陶,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了对军队建设、军事教育理念的感悟。陈赓军事教育思想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是正确理论基础的产物,是深厚文化底蕴的产物,是独特实践经历的产物。

军事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文武关系 客观文人控制 主观文人控制 亨廷顿

一、文武关系问题与客观文人控制方案

在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文武关系悖论问题:“我们因为恐惧其他人而创立暴力机构来保护我们,但另一方面我们恰恰恐惧这个用以保护我们的机构。”换成发问的方式,这个悖论可以表达为:“谁来提防防卫者?”如何“确保军事力量对政治权威的服从”同时又使军队有能力完成文人指派的任务?悖论的焦点则是军队的胜任度与危险性之间的冲突。最早关注这个悖论的是柏拉图,他曾提出:“我们是要我们的护卫者成为真正的护国者,而不是覆国者。……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然而,柏拉图意在建立一个哲学家式的军人统治的国家,没有考虑这个悖论的民主目标,也没有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而如果考虑到民主政治的要求。并且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的话,这个悖论就变成了“复杂的文武关系”。其解决必须同时满足三个目标、解决三大问题:(1)必须能让军队强大到足以保护国家安全不受外部威胁;(2)必须能让如此强大的军队不威胁国内政权;(3)强大且不威胁国内政权的军队必须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由于第三大问题的解决将使文武关系能与民主政治适配而具有民主特征,因此,如果一种文武关系同时解决了这三大问题,则可以称之为“民主的文武关系”。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怎样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文武关系?直到亨廷顿之前,这一问题都一直悬而未决。

致力于同时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的第一个理论方案来自亨廷顿。亨廷顿将文武关系悖论定义为“必须履行的功能性责任”与“必须履行的社会性责任”之间的紧张,他的解决之道在于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并认为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客观文人控制(obiective civilian contr01),有时也称作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maximizing of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方案。这种文人控制模式是通过培养军人的专业主义,使军人从客观上自发地服从文人领导,来达到文人对军队的控制。亨廷顿否定了他自己所提出的另一个方案——主观文人控制(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在他看来,这种文人控制模式是通过对军队施加法律和制度上的主观约束来限制其自主性,进而实现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他认为主观文人控制否认军事领域的独立,而且大多是独裁政体、极权政体中的文人控制方式,其目的是扩大部分而不是整体文人团体的权力,与民主政治相去甚远,而且也损害军事效能。一般而言,使用客观文人控制方式的国家会比使用主观文人控制方式的国家军事能力强。

亨廷顿对18世纪以来的军事专业和现代常备军忧心忡忡。他指出,大规模的现代常备军对民主是一种威胁。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军队必须是民主的,常备军必须而且仅仅过专业的生活。在现代专业分工条件下,专业化军事的复杂性使得“个人不可能既是管理暴力以抵御外侮的专家,同时又具备精通政治、治理国家或用武力以维持国内秩序的技巧”。统治精英不得不因技能角色的不同而分离成文人和军人两种群体。而文武关系悖论的解决之道就在于继续推进这种分离,并将其扩大到军队与社会之间,“使军人放弃职权的影响力,以弱势、孤立的态势存在,并与社会大众的生活隔绝”。据此,他建议首先形成军一文、军一社两重隔离;其次,在隔离结构中,军队专务于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文人则专务于政治事务,二者互不干涉,各自自治,这就是客观文人控制方案。这个方案有四个方面的功用:(1)军一文、军一社隔离能将军人限制在军事事务中而不参与政治,并产生军人对文人的服从,从而导致文人控军结构的产生;(2)军队专注于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的发展,又能提升军力以满足国家安全需要、应对外部威胁;(3)对于文人来说,文武隔离要求文人不干预军事事务的自主性,也使得文人更多地专注于政治事务;(4)同时,由于亨廷顿的案例背景主要是美国民主政治,其运转基础在于分权和限权,而将最具危险性的军队的权力最小化、使军队不参与政治也就是对民主政治最大的维护,所以,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也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因此,客观文人控制方案对文武关系悖论中的军队胜任度、军队危险性、民主目标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应对。不难看出,文武隔离、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是其方案的两大支点。后来,亨廷顿进一步将这两大支点阐发为四点内容:(1)高水准的军事专业主义和军队军官对自身专业能力界线的承认;(2)军队对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作根本决策的文人政治领导人的有效服从;(3)领导人承认和接受军队的专业能力领域和自治领域;(4)作为上述三点结果的军队干政最小化和政治干军最小化。在亨廷顿看来,文武关系悖论的正确解决之道在于客观文人控制方案,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却招致了一大批学者的挑战。

二、对军事专业主义的挑战

挑战之一:非社会的军事专业主义是过去时——保安警察概念(constabulary)

简诺维兹(Morris Janowitz)认为,亨廷顿的分析粗陋且过时,他提出了更精细、更符合时代变化的分析——对“保安警察力量”概念的分析。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队演变成了一支群众型的武装力量,军人不但没有严格与社会隔离,反而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取向,具体表现在:“军事专业范围与功能扩大”;军事专业文职化、社会化;军事组织与文人组织汇合,相互渗透;军事专业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由英雄式的领导者、军事管理者和技术专家构成的混合体;军官们也已经不再以追求军事胜利和军事专业能力的最大化增长为全部目标,转而围绕着文人的政治目标使用军力。整个军队正在变成保安警察力量。其结果是:“军队享有巨大的国民资源,对国际关系拥有深远的影响,文武关系和文人控制模式都受到限制”;文人控制的机制产生了组织性的变革;文人控制军队的三种机制——预算过程、分配角色和任务、只向总统的军事政策提建议——大多成了摆设;传统的限制军人与民间社会接触的种种界限也被打破。针对军队这种向“保安警察力量”发展的趋势和后果,文人控制已不能依赖过时的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的方案,而应该更多地转移到政治议题、管理以及兵役制度等方面,通过社会控制来实现对军队的控制。

挑战之二:军事专业主义葬送民主的文武关系——文人至上(civil supremacy)方案

芬纳(Samuel E.Finer)认为客观文人控制方案是在葬送民主的文武关系,军事专业主义不但不能防止军人干政,反而还会使军队产生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情怀,从而导致军人干政。他用亨廷顿所提出的案例反驳亨廷顿:亨廷顿所尊崇的德国军队是最专业化的,但德国历史上,军队却多次干预政治。因此,他认为民主的文武关系首先需要防止军人干政,而防止军人干政最好的方案是文人政府至上而不是军事专业主义。他提出了四种防止军人干政的因素:对武装力量战斗能力的恐惧、军事将领对内战的恐惧、对干政后可能发生军队崩溃的担心、文人政府至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文人政府至上。

挑战之三:军人作为法团主义者——法团军事专业主义(corporate military orofes,sionalism)

薄穆特(Amos Perlmutter)指出了一种普遍的价值偏见:社会科学家不像认可文人统治那样认可军人统治,甚至给军人政府贴上极权主义的标签。这种偏见的另一种极端则是排除军人的任何权力影响,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方案则可以看作是这种极端做法的一个后果。薄穆特认为,所谓的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的军队,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所谓的专业军队也不是纯军事专业主义的,而是法团军事专业主义的,它会主动保护自己不受外部政治控制。军事组织不会将全部活动仅仅限于军事领域,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部分政治活动;而且,亨廷顿的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可能会导致文人控制的逻辑链条不复存在。能否产生文人控制取决于军队的法团军事专业主义是否被激发。如果政体不稳定,军队法团军事专业主义受到威胁和激发,军队就敢于挑战文人的权威。此时,军事专业主义则无法导致文人对军队的控制,亨廷顿必须考虑军事法团要素。单纯的军事专业主义方案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并不必然导致文武关系悖论问题的解决。

挑战之四:现实中的军事专业主义——均衡模型(equilibrium model)

萨奇先(Sam C.Sarkesian)提出均衡模型挑战亨廷顿。萨奇先认为现实中的军事专业已经呈现出新专业主义的特征。西方工业民主国家的文武关系特征,并不是亨氏理论所认为的军事的非政治化,专业军人和文人精英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基于二者分离的冲突一控制模式,而是二者非对称性地均衡。在均衡模型中,亨廷顿理想的军事专业主义被修正为现实的军事专业主义,军队的非政治化被修正为在政治过程中扮演为民主理念尽义务的角色,军人与文人的敌对与冲突被修正为友善的敌对,军队与社会隔离被修正为军队与社会共生。均衡模式并不把文武关系设置成谁控制谁,或者谁与谁隔离,而是将之设置成由旨在强化民主政治制度恒久性目标所指导的一种动力性的关系。民主制度要求军队不干预政治行动、不参与政党纷争,但是军队仍然可以有政治知识、政治利益以及政治意识尺度上的政治。这类的政治尺度越多,军队越不容易干预政治。军队如果保持政治尺度,进行政治活动对民主是有益的。

挑战之五:军事专业主义是失败的——客观军人控制(objective military control)

阿戈拉·奥马·奥索洛(Agola A.Osolo)用非洲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的案例检验亨廷顿的方案,认为军事专业水平高并不能遏制军队干预政治,亨廷顿的方案对于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是无效的。在非洲案例中,除非军人对文人统治完全满意,否则军人会挑战甚至文人统治。在客观文人控制方案中,亨廷顿将控制上的天然合法性给予了文人,奥索洛则把这种合法性给予了军人,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客观军人控制方案。他认为,非洲素有战斗主义传统,军人干预政治是常态,也是武士主义传统的一个基本方面。在非洲,不仅军人发动,文人也发动,但是文人由于没有垄断武力,其常常失败,其统治无法长久。军人由于垄断了武力,常会取得成功,其统治也更容易长久。基于非洲的案例,奥索洛指出,政治客观上由军人控制才是最佳方案。

挑战之六:军事专业主义与政治兼容——民主的军事专业主义(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新军事专业主义(new pro-fessionalism)

塞缪尔·斐齐(Samuel Fitch)和乌尔里希(Marybeth P.Ulrich)提出“民主的军事专业主义”以挑战亨氏理论。斐齐认为,亨廷顿的方案在经验和理论上都存在不足。在经验上,其方案不包含拉美国家的经验。在拉美国家,军队会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卷入国内政治。这些国家军事专业化的增长并未产生军人回到军营或者军人与文人分离、军队与社会隔离的结果。而与纯粹的军人统治相比,拉美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带有部分的民主特征,比如,军人的权力受到限制、国民警卫队可以制衡军队、军官招募由地方的地主控制、政治体制中引入了半议会体制、总统由文人充任等等。这些经验现象同时也表征着亨廷顿理论在概念上的无力,因此,他提出“民主的军事专业主义者”概念,试图从理论概念上与亨廷顿相抗衡。另一位学者乌尔里希则指出,亨廷顿的文武关系理论并未致力于理解转型对军事专业主义造成的影响。他认为文人控制和军事专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政治过程,军事专业主义并不会产生文人控制。民主的文武关系需要“民主的政治控制”和“民主的军事专业主义”双重过程。其中民主的军事专业主义过程把专业军人转变为民主下的专家,该过程假定军事专业主义与政体相连,不同的政体对应不同的军事专业主义,国家从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时,威权的军事专业主义也要相应地转型为民主的军事专业主义。阿尔弗雷德·斯蒂潘(Alfred Stepan)则以巴西和秘鲁为例,提出新军事专业主义理论。他认为亨氏的军事专业主义已经是一种陈旧的范式。军事专业主义与军队的政治性是相容的,拉美国家的军队一方面军事专业化水平很高,另一方面又广泛地政治化。军人和政治并不相斥,反而是互动关系,军队拥有处理国内安全问题的技术和专业能力,因此可以在处理政治问题上起到关键作用。文武关系的主旨并非倾向于控制军队而是帮助军队进行角色扩张。

挑战之七:军事专业主义方案存在漏洞——威胁环境理论(threat environment theory)

迈克·查尔斯·德什(Michael CharlesDesch)认为,亨廷顿没有解释内外威胁程度差异对客观文人控制方案有何影响。对此,德什提出了一个结构的解释:作为结构要素的内外部威胁影响文人控制的强弱。根据威胁作用方向的不同,内部威胁的影响作用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当内部威胁作用的方向是社会威胁军队和文人政府时,可能会产生军队支持文人独裁的文武关系;当威胁的方向是国家威胁军队和社会时,可能会产生军人。两种威胁组合成的不同威胁结构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当文武关系的环境背景为外部威胁高而内部威胁低时,文人的控制最强;当外部威胁低,而内部威胁高时,文人的控制最弱。前一种情况产生客观文人控制型的文武关系;后一种情况产生主观文人控制类型的文武关系。此一结论对亨廷顿的挑战在于:威胁结构的存在使得解决民主的文武关系面临的三大问题不能再像亨廷顿提出的那样平均用力,而应该有所侧重。当文武关系处于特定的威胁结构时,三大问题中的某个甚至是某两个问题都不必解决,甚至是不存在的。比如,冷战时期,外部威胁高、内部威胁低,在这种状态下,文武关系根本没有失控之虞,亨廷顿无需三面俱到,而应把重点放在提升军事能力以应对外部威胁和民主目标两个面向上;如果提升军事能力需要军人与社会和文人发生广泛的联系,这也应该被准许,而不必再按照亨氏的建议,死守文武分离、军社隔离的陈词滥调。而冷战后,外部威胁的降低必然会带来主观文人控制结构,这是亨廷顿所不愿意看到和极力防止的。因此,亨廷顿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冷战后的危险。

三、对文武分离的挑战

挑战之一:并非不可调和——调和理论(concordance theory)

瑞贝卡·席芙(Rebecca L.Schiff)认为,亨廷顿的文武分离理论源自美国的经验,它假定了美国的文武分离制度可以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因而忽视了其他文明类型的文化和历史条件。席芙将文武分离、军队与社会的分离均修正为合作关系。民主的文武关系的实现取决于军人、文人精英、公民三方是否能达成共识。如果他们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国内出现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达成共识的能力水平则决定着一国防止军人干政的能力。如果三方能在上述四个方面都达成一致,就会产生军队对文人权威最大化的服从。但是,三方达成共识的能力、在结果上能否达成一致,最终都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然而,政治文化和历史条件在各国案例中又都是独特的,亨廷顿基于美国经验的文武分离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方案,也只是美国这种独特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条件下所能适用的方案,放到其他文化和历史条件中将寸步难行,因此它并不适用于美国以外的经验。

挑战之二:责任上并不分离——责任共担理论(theory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道格拉斯·布兰德(Douglas L.Bland)提出挑战认为,军人与文人至少在责任上不是分离的。他将民主体制下的文武关系修正为两种性质的关系:地位关系和责任关系。在地位关系上,文人和军人隔离,文人统治者控制着军人。在责任关系上,则不是文人一方绝对地控制军人一方,双方是伙伴关系,共同承担国家责任:文人行动者可以指导军事并决定责任如何分担,可以控制各种国家政策的实施、国防资源的分配以及武力的使用;而军人可以分担规章纪律的制定、计划的实施等被授权的责任。责任共担方案通过文人领导人和军事官员之间的责任分担来实现文人控制,军人精英和文人精英都有责任对军事机构实施引导,文人控制的衡量标准也不再是谁的政策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是谁最终把军事机构引导到什么目标上。

挑战之三:文人主动监视和惩罚——委托一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

皮特·费弗(Peter Feaver)以他所提出的委托一理论来挑战亨廷顿。他认为,亨廷顿的文武关系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冷战后的美国文武关系,而且亨氏的理论太过宏观,无法应用于日常管理,因而,费弗将分析层次由宏观改为微观,提供了一种微观的解释。费弗利用策略博弈并结合民主体制中经典的委托一关系,把文武关系模拟成策略互动的赛局,由此提出委托一理论。“委托一论聚焦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两者在各自的角色内按照设定的规范行动。“文人委托人寻找确保军人人行为适当的各种办法”,其行动选择为监视与不监视、对军人的行动决定实施惩罚还是不惩罚;军人人则在角色内选择干活或偷懒等行为。每一方选择实施哪一种行为是根据对方可能作何反应来决定的,文武关系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文人委托人和军人人之间的互动。在费弗那里,民主的文武关系不再是亨廷顿设置的文人不干预军事事务、允许军人在军事专业主义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自治,而是变成了文人不断发展监视技术,对军官实施侵入式的监视和管理。高级军官之所以严格按照文人的政策办事,并不是亨廷顿所说的“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自然导致的,而是因为文人对军人的监视和惩罚技术发达,对军人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军人的行为受到了严格约束。

挑战之四:文人主动干涉——文人干涉模式(civil intervention model)

科恩(Eliot Cohen)抓住了亨廷顿的一个致命缺陷:“亨廷顿理论公式的悖论在于当客观控制可能将军队对政治的参与最小化时,它也降低了文人对军事事务的控制。”科恩认为,民主的文武关系并非由亨廷顿所建议的文人不干涉军事事务而导致的。“‘客观控制’理论并不足以说明实际发生的情况和应有的情况”,尤其是进入战争状态时的情况。他认为,文人积极地参与军事事务,有利于军事效能的提高。各专业军队中,军官虽是一种职业,但其最终的目标却是模糊的;军官虽然掌握专业技术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在实际战争中可能并不实用,真正起作用的可能是意识形态、民间经验等一些非军事专业的要素;受过专业培训的军官甚至无法完成非专业人士也能完成的任务;实际战争中,掌握专业技术的军官、专业军队往往败给那些被意识形态灌输的或者非专业的军队。所以,根本不能放任专业军队自治。在战时状态下,所谓的专业军队也没有基本的独立能力,军事上的专业和政治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分别:以军官职业化为由,从政治目标中分隔出一个自主的军事领域在实际战争中往往行不通,在高层决策中,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区别很小;在后勤问题上,所谓的“管理武力”和民间活动相似,所需的许多技能实际上都来自民间。基于军事专业的不胜任和非独立性考虑,亨廷顿的方案要有所修正。如果是战时状态,这种修正就更加必要。在战时状态,不但没有必要放任军队自治,而且还要对军队大力干预。

四、对制度路径的挑战

亨廷顿的客观文人控制方案依托已有的制度来实现文人控制,是一种制度路径的方案,其方案以成熟的民主国家为案例背景。在这些案例中,国家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制度结构,文人对军人的控制有制度条件作为支持。但是转型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则不具备此类条件。在这些国家中,要么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要么制度本身质量不高,在对军队的控制上没有真正的制度条件作为支持,因此也就无法按照亨氏的制度路径去寻找解决方案。基于这些考虑,一些学者转而从根本上挑战制度路径,寻求其他非制度化的方案,尽管他们有时声称自己是制度主义者。他们的方案更关心文武关系三大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即民主目标问题,甚至将“民主的文武关系”的三维标准降为一维,认为只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即实现了“民主的文武关系”。

挑战之一:转型民主中文武可以讨价还价——议价过程(bargaining process)理论

阿奎罗(Felipe Agttero)以新兴民主国家为案例,提出挑战认为,制度路径的文人控制并不能解决转型国家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议价方案。在转型国家,民主的文武关系的发展,取决于文人精英和军事领导之间的讨价还价。转型初期,二者能共享转型中的利益:民主转型能提高民主制度的制度化程度,军事一方能获得制度化的特权,文人行动者也能获得民主。但是转型深化后,两者就开始互相争斗:文人执政时,会限制和排除军事压力在文人政策领域内的影响,并将自身的控制系统伸向军事领域;军人则谋求最大化的自治并抵抗文人的侵犯,追求最终谈判地位,力图保证军队能从外部实施控制。在整个争斗过程中,各方相互议价形成的相互牵制,成为约束各方的行为约束机制,受这个机制的影响,行动者为了获得想要的结果,可能会收回也可能会实施各种确保行为、威胁行为。每一方都尽量获得他们能聚集的资源,也算计另一方能得到什么。各方相互独立但又互相牵制,形成沟通和议价。文人和军人都不是绝对的控制者,而只是议价当事人之一。

挑战之二:从民主控制到民主质量——能力建设议程(issues of capacity—building)

科泰(Andrew Cottey)、埃德蒙兹(Timothy Edmunds)和福斯特(Anthony Forster)指出亨廷顿方案忽视制度的质量,因而他们提出过程理论,并将过程区分成两个代际议程:第一代议程是从制度上和结构上建立民主的合法体制;第二代议程则为能力建设议程,主要是操练对国防和安全部门的有效治理能力。第一代议程只是创建制度架构,第二代议程才是建设民主的文武关系的实质性步骤。因此,在具体内容上,民主的文武关系就是国防和安全部门在民主结构中的有效治理,这主要依赖国家能力,尤其是执行国防政策的能力,而具体的实现渠道有三个:(1)通过民主机构和有效的官僚一行政结构执行;(2)对武装力量和国防政策的议会监督;(3)更宽泛的介入和监督——市民社会的介入。这三个渠道都必须以能力建设为要务。能力建设议程理论以中、东欧转型国家案例为理论基础。中、东欧国家有共产主义式的文人控制传统,而且国内政治中也基本没有军事干政问题,文武关系三大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不是文人控制,而是民主目标的实现问题,能力建设议程方案所瞄准的也正是这一问题,其方案的目的正是通过文武关系治理过程来提高民主质量。

挑战之三:选择影响控制——强势策略(robust strategy)

奥里尔·科沃桑特(Aurel Croissant)、戴维·库恩(David Kiihn)等通过把文武关系放在决策过程中来挑战亨廷顿的制度控制路径,认为策略选择更重要。他们提出,在新兴民主国家,民主的文武关系能否实现,根本上取决于文人削弱军队权力的能力,而是否能成功削弱军队权力,关键在于文人是否选择强势战略。首先,文人控制军队的能力受文武关系互动形成的特殊制度结构、观念所约束,建设民主的文武关系,需要克服文武关系原来的路径依赖,打破旧的制度结构。其次,也需要考虑资源和各种限制。因为文武关系也受到所能动用的资源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最后,文人要在这些约束和限制之下选择强势行动策略,以便得到充足的资源,抵消各种限制因素,实现真正的民主控制。婚选择的策略越强势,原来的路径越可能被打破,越能增加对军队的控制。崔库纳思(Harold A.Trinkunas)也认为,民主的文武关系最终取决于文人强势。文人对军人有讨好、监督、分化一征服和实施制裁四种策略可用,对军队的控制取决于文人选择何种策略,选择的策略越强势,文人控制就越强。

五、挑战结果分析

以上各挑战理论皆触及了客观控制方案的各种弱点。然而,如果以能否真正替代被挑战理论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各种挑战总体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大致有四。

第一,客观控制方案以美国案例以及美国案例中的传统实践经验作为事实基础。客观控制方案所选择的美国案例,一直是文武关系悖论三大问题得到成功解决的典范。客观控制方案的军队与文人隔离、军队与社会隔离并非虚构,而是直接出自对美国经验的归纳和概括。美国在文武关系的实践中正是这样操作的。几十年来,不但美国军官必须牢记亨廷顿的理念,而且由于美国是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其他西方国家处理文武关系的思维也受其影响。以转型或者新兴民主国家的案例为背景提出的种种挑战,与美国及其经验的强势地位相比,都逊色很多。这一类的挑战虽然能够证明亨廷顿总结的美国经验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并不适用,并且提出了基于这些国家案例的新理论,但是并不能证明亨氏的理论对于美国经验是失败的。客观控制方案的这种案例优势,是基于其他案例经验的方案很难具备的。也有一些挑战,比如简诺维兹、萨奇先、费弗等人提出的挑战,同样也是基于美国的案例,但是相比之下,亨廷顿的客观文人控制方案很好地捕捉到了西欧直至美国建国以来的军事专业主义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而成。简诺维兹、萨奇先等人虽能根据美国现实的变化攻击亨廷顿的理论的某些地方已经不合时宜,但并不能论证客观控制方案与传统的美国经验不相符合。对于美国传统经验,客观控制方案仍是成功的。

第二,亨廷顿的方案旨在突破文武关系的基本悖论,而各个挑战方案则缺少对悖论基本问题的关怀。政体中固有的文武关系悖反问题自柏拉图起就已经被发现,直到托克维尔那里,都被认为是不可解决的。美国建国时期,也曾热烈讨论过民主政体之下如何控制军队的问题,但在亨廷顿之前,从没有理论家对文武关系悖论给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客观文人控制方案同时指向民主政治中文武关系悖论的三大问题,瞄准了民主政体最基本且从未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进行方案建构,其学术上的功能是直接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种创新性和突破性是其他各种挑战理论都无法比肩的。各种挑战理论针对的也都只是亨廷顿的理论方案,而对于亨廷顿方案所瞄准的基本问题大都没有深切关注。

第三,亨廷顿的理论方案涉及面宽泛且逻辑精巧,而各种挑战理论的攻击面过窄。亨廷顿理想的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方案虽然简洁,但是其理论非常宽泛,兼顾民主价值、对军队的控制、军事效能、军队专业化发展、军队权力、文人权力等多个指标,将价值追求放在如何持续排除军队对民主政体的威胁上,体现了对民主价值的兼顾;对军队的控制以及对军事效能的追求则分别体现在其所设定的“必须履行的社会性责任”、“必须履行的功能性责任”两大目标上;军队的专业化发展由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来实现;对军队权力和文人权力的兼顾则体现在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与文武隔离的自然结果中——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文武隔离,则军队权力自然减小,文人自然获得对军队的支配和控制。他的整个方案中,各种理论解释之间的逻辑环环相扣,相当精妙:客观文人控制改变文人和军人之间的相对权力,将军人权力最小化,同时不扩张文人的权力。这样做产生的客观结果就是:军队变成绝对的被控制者,文人权力却并没有因此而膨胀,从而避免了可能的权力滥用;军队通过专注于军事专业主义来提升军事能力,满足了国家安全目标对军事能力的需求;这样,“客观文人控制确保文人社会不受外敌威胁,并且也不受军队自身的威胁”;同时,由于既获得了军人服从又避免了文人权力滥用,因而也保证了政体的民主。以亨廷顿的理论作为衡量,各挑战理论均没有与亨氏方案在理论上形成全面对峙,往往攻击面过窄,甚至只攻其一点,因而解释逻辑也就显得非常单薄。

第四,各挑战理论虽有精彩之处,但从其自身的理论构成看,都各有缺陷、自立不稳,这也是这些挑战失败的原因之一。简诺维兹的挑战很好地捕捉到了二战后美国军事领域的变化,但是其关于美国军队会变成拥有大量先进致命武器的维持治安的队伍,以后只能起到警察作用的预言却是荒谬的。直至目前,美国军队也无此发展迹象。简诺维兹理论更大的弱点还在于没有真正挑战亨廷顿理论的两大支柱——军事专业主义和文武分离——中的任何一个,其理论仍然是军队与社会隔离的副产品。芬纳对军事干政的研究堪称经典,但是“在民主社会中,无军事并不表示文人和军人领导人没有冲突”。他虽然提出以文人至上作为解决方案,但对民主的文武关系并无进一步的论述。薄穆特的法团军事专业主义概念使亨廷顿军事专业主义与文人控制的因应关系在充分性上受到了沉重打击。不过,亨廷顿对薄穆特也有回应。在为薄穆特《现代的军队和政治》一书的序言中,亨廷顿承认法团主义会导致军人干政,但也坚持认为这和军事专业主义最大化并不相关。亨廷顿认为薄穆特推理的逻辑链条是:军事专业主义导致法团主义,法团主义导致军人干政,从而致使文人控制的理想预期无法实现。但他指出,薄穆特在推理的第一步就已失去基础,法团主义并不是军事专业主义导致的。萨奇先将亨廷顿的理论框架扩展成文人精英、军队、政治一社会体系三个领域的系统互动,把军人与文人的关系设置成友善的敌对、文武均衡,但是却失去了军事专业主义本身对国家安全目标的诉求。斐齐、乌尔里希所提出的民主的军事专业主义的挑战,没有考虑到在经历了民主的军事专业主义过程之后仍然会回归到亨廷顿军事专业主义路径上的情况。斯蒂潘所提出的新军事专业主义的挑战只是把军事专业主义嫁接在军人政体上,并不能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军事专业主义的增长恰恰是军人干政造成的。军队以谋求政治权力和国内政治集团利益为动力增加军事能力,其结果将是其他非军事型政治势力受到压制,军队虽在国内无敌,却在国家外部安全上无力。同时,斯蒂潘的方案让民主理想屈从于拉美现实,失去了亨廷顿对民主目标的关怀。德什的威胁作用理论隐含着一种危险,即它通过夸大外部威胁来实现民主的文武关系,这会导致民主国家变成军国主义国家。与亨廷顿的方案相比,德什的理论还缺少民主关怀,在服务目标方面低了一个层次。席芙的理论提供了调和模式,对亨廷顿理论的两大支柱之一的文武分离进行了批判和修正。然而,她没有对军事能力问题作出解释,其调和理论不能保证军队有能力满足国家的安全需求,因而仍无法从根本上替代亨氏理论。费弗以及科恩的方案中,文人都是军事事务的积极干预者和军人犯错的制裁者。其中,费弗的理论方案更为系统,其应用也比亨廷顿的理论范围更广,更令人信服。但费弗过于把军人和文人局限于作为特殊行动者的角色,并且把本来丰富的文武关系全都归结到命令一执行这种关系上,政府和议会以及其他组织都被排除在理论之外了。费弗只假设了文人委托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偏好并发出明确的指令这种情况,而在实际状况中,文人一般并不清楚自己的偏好,其指令也常常是模糊的,他也遗漏了文人可能在军人提供信息和知识后才形成决策偏好的情况。科恩明确地把自己的方案的应用前景限定于战时,但正因为他以战时情况的应对之策攻击和平情况下的方案的合理性,所以其攻击缺乏力量。布兰德承认军人和文人在地位上存在等级差异,但却主张两者在责任上共同承担,这实属一厢情愿,没有权力地位的军人何以承担只有有权力才可承担的那些责任?责任共担方案根本无法付诸实行。

对制度路径提出挑战的各方案同样也有自身的问题。能力建设议程理论只重视文武关系的民主治理能力,但自相矛盾的是,对于民主治理必备的能力内容——军队军事效能的提高问题——却不甚关心。这一理论主张,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建立制度,关键还是制度的质量建设,这无疑是对的,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威胁,尤其是北约和美国的威胁,在此过程中,不重视军事效能的提高问题将是致命的。强势策略理论和议价理论都过于强调精英的策略选择的作用以及精英意志对文武关系悖论问题解决的可能性,但对这些选择有何种可行性以及其选择的助力来自哪里却并无交待。试图通过选择比较强势的策略来建立文人控制,也显得太过幼稚。在转型民主国家中,相对于强大的军方,文人属于弱势,期待弱势者通过选择强势策略来解决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文人何以能保证这些强势策略得到执行呢?

军事理论论文篇6

一、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概念辨析与界定。

1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美国信息管理专家霍顿(FWHorton)对信息资源的定义是“来源于文件和公文中的信息内容或信息机构、设备、人员、资金等信息资源的支持工具”。德国信息管理专家斯特洛特曼(KA Stroetmann)认为,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以上是广义的信息资源定义,狭义的信息资源指的是信息内容本身,本研究的信息资源指的是其狭义定义。

军事医学诞生于军事需求,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武器装备和军事战略发展不断提出的医学保障新问题和卫勤新需求而进步。国外虽然没有专门的军事医学学科,但从军事医学实践来看,外军的军事医学不是简单的实施救治,而是更广泛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

外军军事医学的主要活动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①进行的生理和心理评估和测试,筛选适合在部队服役的军队成员;

②在驻军、单位医务室、前置和后置部署的军队医院单位、维和使命或灾难应急响应的行动区域提供医疗服务;

③开展预防医学,包括军事人员的疫苗接种、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工作生活区域卫生、运动和身体训练的医疗监管、健康教育;

④研究适用于军队动物的兽药,保障军队动物享有动物保护和福利;

⑤研究军用药品、血清和疫苗等医疗材料和药剂,进行药品、血清,疫苗和手术设备的采购、存储和供应;

⑥进行军队医疗系统的财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设备、信息系统的管理;

⑦在研究中心、研究所、医院进行科学和医学研究。

2001年,第15届军事医学大会提出“军事医学是针对军事单位医学问题需求的知识体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2版的“军事医学”条目将军事医学定义为“研究军事活动中军队成员健康保护、健康恢复、健康促进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的特种医学,为卫勤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护、恢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指的是军事医学认识主体在研究军事医学过程中所用到的,经过选取、加工、组织、序化的所有有用的信息资源,是卫勤保障所需的研究素材和信息来源。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军事医学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种类包括图书(如《简式核化生反应手册》、《化学战生物战医学指南》、《生物防恐的生物剂检测》、《军事医学系统论》、《军事医学史》)、期刊(如Military Medicine)、报纸(如The Voice of Federal Medicine )、科技报告(如美国四大报告、英国航空委员会ARC报告、英国原子能局UKAEA报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报告、德国航空研究所DVR报告、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所报告、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报告等、会议文献(如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的会议文献)、标准专利、学位论文等,还包含军事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如军事医学专题数据库、军事医学机构的动态信息(消息、政策法规、会议消息、项目进展、出版目录等)、站点资源(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管理机构、相关公司的网站信息)等。

2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

信息资源建设是指对无序状态的媒介信息进行采集、组织、加工等,使之成为可被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信息资源优化指的是根据特定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选主题、学科等,整合信息资源,根据对信息资源的评价结果,剔除部分资源,增加所需的新资源,通过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剔除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优化馆藏资源。

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和剔除在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作用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资源的采选可根据读者需求、学科发展、资源共建共享需求,调整资源采选范围,突出重点学科和特色资源建设;突破传统资源类型的限制,拓展资源收藏的种类,增加数据型工具资源(基础词库、规范文档、机构词典)、事实型数据资源(科研项目库、查新项目库、专利分析库)、关联型标注资源(元数据仓储、引文数据库)、软件型工具资源(TDA、生物计算工具)的收藏。

信息资源的组织可对纸本资源进行序化和布局调整;整合电子资源,提高信息资源的揭示度,实现跨库检索,提供知识关联度强、界面友好的学科服务平台;进行范围更广的资源共建共享,推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协调采购等,使现有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信息资源的评价包括对信息资源保障、信息资源利用、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开发组织的评价,信息资源保障评价指的是对读者需求满足率、学科覆盖率、核心书刊的拥有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利用评价指的是对馆藏利用率、馆藏拒借率、藏书周转率、馆际互借满足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获取评价指的是对通过网络信息资源的设备向读者提供虚拟馆藏服务能力的评价;信息开发组织评价指的是对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资源开发和组织能力的评价。

信息资源的剔除指的是根据信息资源评价结果,剔除内容成就过时、利用率低、与学科建设发展不符或重复的馆藏。

根据信息资源优化的定义,结合军事医学的学科特色,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指的是根据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和用户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和采集重点,进行军事医学特色资源的整合、组织与揭示,根据信息资源对满足军事医学现实、潜在及未来信息需求的评价,剔除老化资源及非密切相关资源,增加需求度强的新资源,通过资源采选、组织、评价、剔旧对军事医学馆藏不断进行的优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建立在文献分析和知识挖掘上的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策略,进一步提高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契合度,提升军事医学资源质量,发挥军事医学信息资源采购资金的最大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源采选、资源评价、资源剔除。

二、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优化策略”,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03-25 ),筛选其中与资源优化策略研究密切相关的23篇文献。通过分析可知,国内“信息优化策略”的研究内容包括资源采选(如基于OPAC书目系统、网络数据库资源、OA资源的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采购体制的优化策略、资源组织(如建立功能完备的资源检索平台、统一的数据库导航系统,加强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建设,基于资源共建共享或资源长期保存提出的资源整合和优化、资源评价(如基于数据库利用情况、引文分析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h-index指数法分析相应图书学科类别分布与价值利用程度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重点专业馆藏资源保障和利用等指标提出的优化策略等方面的优化策略。中文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研究没有开展系统全面的馆藏优化研究,研究热点是网络资源、资源共建共享、资源的长期保存或开放获取等,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资源建设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建设策略”以扩展检索范围,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19篇文献(检索日期 2014-03-25 ),筛选其中与信息资源优化密切相关的250篇文献。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进行关键词同被引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3)。

图3 CNKI数据库“资源建设策略”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馆际合作等,内容涉及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化(包括重点学科的资源优化、特色资源建设)、网络化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包括资源数字化、复合图书馆建设、开放存取等)、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

在SSCI中,没有检索到信息资源优化的相关文献,因此选择主题检索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学科选择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共检得25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O5-20 )。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对关键词同被引进行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4)。

图4  SSCI数据库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4可以看出,国外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内容涉及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整合、信息论坛、机构知识库、本地化资源、学术交流等建设策略,研究型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纸本期刊等资源建设策略,数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等优化策略。此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等也是国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

三、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

分析国内外信息资源优化及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热点,结合相关文献调研,对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分为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1 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

    读者需要理论。读者需要理论由美国学者普尔(WF Poole)于19世纪提出,后来受到美国图书馆学者克特(CA Cutter)等众多学者的推崇。读者需要理论强调,馆藏建设不能只关注资源本身的价值,要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根据读者的年龄、学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馆藏优化,并从合理性、需求时限、需求性质等方面对读者需求进行了划分。

社会调查选择理论。社会调查选择理论认为,资源选择应根据社会环境调查、读者需求调查结果来确定。社会环境调查包括图书馆所辖区域的人口密度、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社会发展;读者需求调查包含读者类型、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等。

读者使用概率理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Ranganathan)在1966年的《图书馆书刊选择》提出读者使用概率理论,指出采购图书应考虑读者使用的概率,选择符合读者需要、使用概率高的图书。

2 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

图书价值理论及选择理论。图书价值理论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提出的选书“三最”原则是该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图书价值理论认为,图书价值分为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应重视图书的科学性、学术性和艺术性。莱布尼兹认为应及时地、连续地、均衡地选择有学术价值的新出书刊;麦维尔·杜威选书的“三最”原则指的是“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克鲁普斯卡娅、海伦汉内斯也都认为,馆藏要以最少的经济损耗提供最大的知识量。图书选择理论在19世纪由斯达索夫提出,指的是藏书补充需要经过严格选择,并突出系统化和特色化。20世纪鲁巴金提出了完整的“选书理论”及选书原则(系统性、完整性和完善性)。推瑞(C Francis K W Drury )、布斯威克(Arthur Elmore Bostwick)都认为,图书选择应同时注重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麦考文(Lionel Roy Mccolvin )基于图书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提出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成为现代选择图书的重要理论之一。

馆藏分级理论。馆藏分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指的是图书馆根据任务、读者需求等设计馆藏建设的结构体系,对资源涉及的学科、资源类型等进行分级。美国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将馆藏分为最低级、基本级、教学级、研究级、综合级5个级别;《藏书发展方针规范指南》将馆藏分为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基础级、最低级5个等级。吴慰慈和刘兹恒也提出了五级结构的馆藏书结构表。

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也称为稳定状态理论,首次出现在1975年的阿金森报告(the Atkinson Report),指的是当馆藏达到最佳规模或成熟状态后,在不断补充新资源的同时,应适时剔除相应数量的利用率较低的馆藏,使馆藏的实际增长速度为零。

文献协调理论。文献采访协调理论在1899年由美国欧内斯特.理查森(E CRichardson)提出,1942年朱丽安·鲍依德(Julian P Boyd)提出,图书馆界应分工合作,积极收集各国具有价值的资源,编制国家联合目录以便于馆际互借。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许多国际性的区域合作采访及全国性合作采访计划(the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得到全面推广和实施。

书目控制论及文献控制论。书目控制论由图书馆学家谢拉(CJ H Shera)和伊根(M E Egan)于1949年提出[79],指的是通过书目系统控制文献流分布状态,以促进书目数据互换和文献资源共享。1980年威利契(Hans H Wellisch)提出书目控制的基本模型(威利契模型)}80},后来又出现了国家书目控制(NBC)、世界书目控制(UBC)、世界出版物利用(UAP)等宏观书目控制思想。文献控制论指的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行结构的调节,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1982年,朱迪思·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鲁斯·芬纳(Ruth Finer)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文献控制论。

3 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帕累托法则。1897年,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指出20%的人掌握着整个社会80%的财富,提出了帕累托法则。美国图书馆学家特鲁斯威尔将帕雷托法则推广到图书馆藏书利用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八定律”,即20%的馆藏可以满足80%的读者需求。根据二八定律,图书馆藏书布局采用了三线典藏制。

布拉福德定律。布拉福德定律是核心期刊选择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可分为该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 n: n2的关系,核心区期刊就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1969年高夫曼、莫利斯证实期刊流通量的分布也近似服从布拉德福定律,1971年加菲尔德证明了被引文献在期刊分布完全服从布拉德福定律,从引文角度提出了核心期刊的定义。

文献老化理论。文献老化理论主要指的是信息资源随着时间逐渐失去自身蕴含的价值,文献老化率可通过半衰期、普赖斯指数等进行量化。半衰期由美国文献学家J .D.贝尔纳在1958年提出,是指某学科领域尚在利用全部文献中的一半在多长时间内发表的。普赖斯指数由普赖斯于1971年提出,指的是某领域发表不超过5年的文献引文数量与引文总量之比,指数越大,文献老化的速度就越快。根据,可将文献分成档案性文献和有现时作用的文献进行馆藏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剔除老旧资源。

三、总结

军事理论论文篇7

Abstract: military theory class is the university defense education important content, is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 policy, promoting quality education, training students' patriotism spirit important wa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ffect, should renew an idea, according to the study, establish the course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alent construction,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military theory teaching work mor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track.

关键词:课程体系;统一思想;依法治学;改进教学方法

Key words: curriculum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unified thought; research; teaching method"

中图分类号:E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军事课作为高职院院校开设的一门新增学科,在培养和提高人才素质、思想作风素质、身心素质以及军事素质等方面,有着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高职院校军事教育中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何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军事课教学质量,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军事理论课课程教学方法的探讨与实践

1.加强军事课教材内容的改革

教材建设是反映一个课程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一流的课程教学水平,必然要求一流的教材。高职院校国防课程不能照搬军事院校或军队使用的教材,要有一套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特色教材。在军事课的教学中,立足于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此我与其他院校教师编写了《大学生军事理论教程》,以适应军事理论教学改革与素质教育的要求。该教材突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教材反映了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及最新科学研究成果,保证了教材的循序渐进性,补充了高技术武器装备和军事理论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还兼顾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能使学生系统、完整地了解和掌握所要具备的知识,并方便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二是处理好国防教材“变与不变”的两大部分。所谓“不变”的部分,是指国防历史、国防思想等基本知识,其内容基本是不变的,这也是学生必学的部分。三是军事教材中对知识的阐述明确易懂,论证深浅适度,举例恰到好处,避免了因浅陋、难深而产生歧义和误解的现象。此外,还保持了一定的风格,叙述生动活泼,文理顺畅。四是根据教育学的要求,该教材在形式上符合心理学和美学的要求,有统一的体例;适当的章节划分、醒目的标题、清晰的印刷、精美的图表清晰而且准确无误,在文字术语上完全符合高职院校军事课教学的要求。五是适当压缩了教材其他方面的内容,以符合高职院校学生教学改革、课时量减少的客观情况。经过教学实践,同学们和任课教师均反应良好。

2.探索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新方法和新模式 为增强大学生学习军事课的兴趣,提高军事课的教学效果,针对军事课的理论部分的特点,我们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①正确摆位,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应抓好,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②继续抓好课堂教学。我们继续强化军事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工作,完善和强化了军事课考勤制度、军事课教学检查制度,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形成了比较严格、科学的军事理论课教学模式。

③ 抓住军事课各章节的诱导点,针对不同专业学生,因人施教。用传统的教学手段或用讲授其他课程的教学方法来讲授军事课,一般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我们注意优化教学循环系统,抓住军事课各章节的诱导点,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不同特点,因人施教。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主要是优化教学过程,采取以下几个阶段螺旋式上升。一是自我把关,写好教案提纲,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等准备工作。二是通过集体讨论,完善教案,实行试讲,判别达标教员。三是在教学实践中,注意收集学生的各种信息反馈,对教学程序循环系统进行总结。这些措施既调动了教与学的积极性,又防止了个人在教学中的随意性,在军事课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 抓质量,适应大学生特点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军事理论课是一门时事性、知识性很强的课程,因此不能按照一支粉笔、一本教案的传统教学模式实施教学,那样不仅不会对大学生起到教育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

1 创新教学方向 要使军事理论的教学内容深入人心,必须要有好的、丰富的形式相配合。《高等院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规定的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几乎涵盖了军事学的方方面面,军事学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内容宽泛,涉及面广。单凭课上的36学时很难使学生完全消化,理解军事理论教学内容。因此,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创造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 为规范军事理论课教学,提高军事理论课课的教学质量,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施教,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时数和教学内容都符合大纲规定,并严格执行考勤制度。老师采用统一备课、案、统一课件,学生做到人手一本教材。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把握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较短的时间内有重点地、系统地阐述知识,学生可以用较少的精力,获取更多的知识,尽快地掌握课程的理论体系,把握学习重点;制定周密详细的教学计划,不断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借助学院的教学资源公共平台,积极采取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制作指导型多媒体教学课件,对教学内容进行图解化、形象化,以提高教学的直观性。还可充分运用视频动画技术,插播影像资料,提高教学软件的动感和流畅性,使军事理论课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从而确保了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质量。

2 以考促学,提高教学效果 考试作为教学的最终环节,是检查教学是否达到教学目的,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和运用程度的过程。为此,军事理论课考试应当根据其教学目的所提出的要求,思考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并通过考试促进军事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学生考试成绩遵循平时成绩与考核成绩相结合的原则。考试成绩记入学生档案,无军事课成绩不能毕业(经批准免修除外)。只有当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两项成绩全部及格以上者,军事课总成绩方能合格。军事理论课成绩不及格必须重修。

随着高校军事理论课程体系建设的不断开展并深入,更新观念、依法治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理念逐渐形成。更需要加强对军事理论教学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探索教改新方法,逐步走开“课程建设法制化、教学形式课堂化、理论教学课件化、考核方法多样化”的新路子。

参考文献

[1]李晨峰.高职院校的军事理论课程建设[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08,(1).

军事理论论文篇8

《江总书记文选》隆重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以胡总书记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重大举措。全军同志满怀喜悦的心情,热烈庆贺《江总书记文选》出版,决心响应党中央和胡总书记同志的号召,认真学习《江总书记文选》,切实掌握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更加自觉地以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江总书记同志在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革命气魄和胆识,科学分析和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可能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问题,集中全党全军智慧,创立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新的历史性飞跃。《江总书记文选》收入的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著作,生动记录了江总书记同志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战略运筹,全面展示了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历史脉络和理论体系。

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对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军事领域的生动展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江总书记同志主持军委工作15年间,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转变,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兴起,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反“__”斗争任务日益突出。这些新的历史条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时代课题。江总书记同志敏锐地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前进脉搏,始终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当代世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加以思考,放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走向中加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观点;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要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的观点;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的观点;关于围绕中心任务加强和改进军队党的建设的观点;关于按照“五句话”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的[!]观点;关于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的观点;关于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目标的观点;关于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观点;关于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和统揽军队建设全局的观点;关于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推进的观点;关于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战斗力的观点;关于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技练兵的观点;关于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观点;关于把院校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的观点;关于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的观点;关于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观点;关于高度重视抓基层打基础的观点,等等。江总书记同志这些相互联系的重要思想观点,科学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指导方针、总体思路、根本途径、战略步骤、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国防建设的特点规律、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军治军的特点规律、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特点规律、未来战争与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把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为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长远指导作用。

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军事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江总书记同志在对当代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始终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继承前人与锐意开拓的统一、尊重实践与理论创新的统一,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江总书记文选》中有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著,我们可以体悟到洋溢其中的科学精神和革命风范。一是胸怀全局的战略意识和世界眼光。江总书记同志总揽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家发展大局,科学判断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始终把国家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强调军队建设必须着眼世界发展大势,既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又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现代化步伐,不断提高国家战略能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二是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江总书记同志十分注重并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对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始终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许多事情见事早、思考深、看得远,强调军队在讲政治的问题上要有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从而保证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三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江总书记同志始终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建设各个领域领导和推进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开启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之路,进一步加快了我军现代化建设步伐,表现了非凡的创新勇气。四是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江总书记文选》中的军事论著,字里行间饱含着江总书记同志对党、对国家、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江总 书记同志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担任军委主席期间,他走遍了全军所有的大单位,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辞辛劳。这15年军队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都凝结着江总书记同志的智慧和心血。五是尊重群众、情系官兵的领袖风范。江总书记同志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连队,倾听官兵呼声,集中官兵智慧,总结官兵创造,始终与官兵心连心。《江总书记文选》的终篇之作《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深切表达了江总书记同志同全军官兵结下的真挚感情,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民军队建设的殷切希望。

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江总书记同志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的生动反映和科学总结。《江总书记文选》收入的江总书记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著作,既反映了江总书记同志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又展现了江总书记同志领导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

江总书记同志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审时度势,总揽全局,运筹帷幄,作出了一系列关乎全局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一系列制约军队建设与改革的突出矛盾,推动军队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军部队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经受住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同严重自然灾害斗争的严峻考验。

面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政治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转变,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江总书记同志高度关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要求全军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为了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江总书记同志果断作出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经商活动的战略决策,提出在全军开展“四个教育”,指出部队必须警惕酒绿灯红的影响,要求把选拔培养优秀年轻干部作为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来对待等,充分反映了江总书记同志注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要思想。

面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突飞猛进的严峻挑战,江总书记同志主持制定并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作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文秘站:军战略指导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为军队建设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江总书记同志亲自领导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先后裁减军队员额70万,使我军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道路迈出新步伐;决定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推动我军建设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强调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实现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这些重大战略决策,在我军建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面对日益严峻的,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江总书记同志要求加紧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强调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江总书记同志亲自决策和领导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大大提高了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号召全军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增强了部队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推动“大联勤”和后勤保障社会化等改革,提高了后勤保障能力。

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的新形势,江总书记同志深入思考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军治军之道,确立依法治军方针,强调把正规化作为从严治军的根本目标,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紧抓不放,把军队建设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在江总书记同志的领导下,军队立法进程明显加快,从严治军力度明显加大,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

江总书记同志还亲自组织、领导和指挥了许多重大军事行动。比如,成功组织一系列重大战略战役演习和战备行动,配合党和国家政治、外交斗争,沉重打击了“__”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安全和领土完整;组建驻港、驻澳部队并顺利进驻香港、澳门履行防务,彰显了国家和尊严,为香港、澳门回归后的繁荣稳定提供了重要保证;组织数十万大军挥师三江,取得98抗洪抢险伟大斗争的胜利。这些重大军事行动,显示了江总书记同志高超的领导艺术、卓越的指挥才能,展现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学习《江总书记文选》,必将使全军官兵更加深刻地认识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更加深切地感受江总书记同志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谱写军队建设和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对学习和运用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总书记同志高度重视,要求全军广大官兵一定要把这一重要思想学习好、宣传好、研究好、贯彻好,同时还要学习江总书记同志在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和军事思想创造中展示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最近,党中央作出决定,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江总书记文选》。胡总书记同志在学习《江总书记文选》报告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和胡总书记同志的指示精神,把学习《江总书记文选》作为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要求,作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各级要以《江总书记文选》出版发行为契机,以《江总书记文选》为基本教材,不断把对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学习贯彻引向深入。要在全面系统地学习其主要内容和理论观点上下更大功夫,深刻领会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要在着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下更大功夫,不断提高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更大功夫,研究解决好部队建设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要通过学习《江总书记文选》,更好地学习江总书记同志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展现的科学态度、求实品格、创新勇气和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要把学习《江总书记文选》作为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组织广大官兵特别是团以上领导干部认真研读,不断在学习贯彻上取得新的成效。

一支军队要走在世界军事发展的前列,要在可能面对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总书记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也是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胡总书记同志强调,要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并就新世纪新阶段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 题作了深刻阐述,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等重大战略思想。胡总书记同志这些重要论述,与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总书记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实践性、长远的指导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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