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7 17:14:54
1 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的概念
当前我国国防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率普遍较低，即使转移转化率比较高的航空和兵器工业集团，其在2012年的转化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导致国防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率低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国防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国防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平台还不够健全。就现有转化来讲，80%的转化仍然属于项目内转化。另外，能在项目内实施转化的国防知识产权大部分属于在国防科技工业内部产生的国防知识产权，而对于产生于军队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各直属部队的国防知识产权则由于缺少有效的转化平台而被束之高阁。
针对这种现象有人提出了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思路。军队法人和第三方委托的提出，超越了人们现有的思维框架，为国防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开拓了新途径。军队法人主要分为军队机关法人和军队事业法人。当前，军队系统知识产权创造的主体主要是军队科研院所等事业法人。第三方委托是继安然事件以后，为解决审计人的独立性问题而提出的一种从组织外部寻找一个独立的委托人的委托方式。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就是将军队法人所拥有的国防知识产权委托给由政府设立的独立的，与军队法人没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进行运营，以实现国防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与保值增值。
2 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的意义
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不仅具有实现国防知识产权产权价值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跨越军队法人不经商的制度障碍，解决国防知识产权执行主体缺失和有效促进国防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等现实意义。
2.1 跨越了军队法人不经商的制度障碍
军队不经商源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军委所确立的军队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1998年7月，中央作出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时至今日，军队不经商的政策法律框架依然存在。随着科研经费的大幅度投入及国防知识产权数量的攀升，军队法人自身掌握着相当可观的国防知识产权，其中大部分知识产权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国家重大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属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转移转化的国防知识产权。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有效跨越了军队不经商的制度障碍，可以有效促进国防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实践。
2.2 解决了国防知识产权执行主体缺失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为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科研生产和其他国防建设直接投入的资金、划拨使用的土地等资源，以及由此形成的用于国防目的的武器装备和设备设施、物资器材、技术成果等属于国防资产。国防资产归国家所有。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由军队法人代表国家拥有国防资产所有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防知识产权所有权主体缺失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由于军队法人对国防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处分权等方面的限制，导致国防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并不能对国防知识产权执行处置权，自然也难以调动国防科研人员进行国防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与此同时，国防知识产权囤积的现象屡见不鲜，造成国防资产的严重浪费。通过第三方委托的方式，将军队法人国防资产委托给第三方，由第三方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行使国防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职能，一定意义上解决了国防知识产权执行主体缺失的问题，架起了军民之间技术融合的桥梁。
2.3 有效促进了国防知识产权价值实现
军队法人代表国家持有国防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接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对国防知识产权实施资产管理，不仅解决了国防知识产权执行主体缺失问题，同时也实现了国防知识产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相对分离。第三方委托平台借助其专业的人才队伍、技术力量和运营能力，通过提供技术交易服务、许可转让、质押融资，以及侵权保护和维权等方式，实现国防知识产权的保值增值。市场经济环境下，只有能够流动的产权，才有其市场价值。第三方委托平台为国防知识产权流动、价值实现提供了可能，使国防知识产权作为产权的功能得以发挥，从而有望从根本上调动国防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积极性。
3 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对策建议
针对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存在的问题，结合普通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现行制度和实践做法，特别是现行的委托、信托制度，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工作，提出军队法人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的对策建议。
3.1 落实定密解密制度
新修订的国防法上收纳了定密权限和自行解密与审查解密2项制度，但在制度的落实上还差强人意。为了有效落实国防法规定，应着力从以下2个方面入手。
一是科学落实定密制度，根据国防知识产权的具体涉密程度确定密级，并在保密期限上避免一刀切的现象，科学确定保密期限。为了保证所定密级和保密期限的合理性，在具体执行上，针对技术性较强的国防知识产权，建议引入专家团队辅助决策。
二是着力落实保密法关于解密的2项制度。各单位应根据自身情况建立定期清理涉密文档资料的管理办法，及时解密到期文档资料，对不履行解密制度和履行解密制度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用行政手段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尝试建立方便易行，科学有效的申请解密机制，使个人和组织在国防知识产权转移转化需要的时候，对符合解密条件的国防知识产权能够及时解密进行市场流通。
3.2 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委托机构
一是借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做法，完善第三方委托机构法人资格。为了维护国防知识产权的国防利益不受侵犯，国防知识产权第三方委托机构应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国防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费用的收取和分配等应受国务院和国防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一方面第三方委托机构经国防知识产权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种活动，包括与国防知识产权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向使用者收取国防知识产权使用费，向军队法人转付使用费，处理产权纠纷等;另一方面第三方委托机构需由国防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颁发许可证，并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到国务院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报国防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备案，接受军地双方的监督管理。
4 结束语
首先，从军工集团层面来讲，其未来有可能转换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者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其次，从军工集团的子公司来讲，其未来发展必然成为混合所有制的股权多元化的、有独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具备独立人格的法人实体。这就要求军工集团，特别是改制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集团，脱离原有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强化母子公司之间建立基于委托机制的公司治理架构。军工集团公司需要大幅度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监管水平，构建新的管控机制，实现治理与管控的无缝契合，才能适应环境的新变化。
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理念
改制后，作为股东的军工集团和作为独立法人的军工企业，都将成为平等、独立的市场主体。特别是在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和外部股东之后的子公司（军工企业），其独立的市场法人地位是得到《公司法》的保障的，这就客观上要求军工集团改变原有的行政干预方式，以符合公司治理要求的行为方式处理对子公司之间的管控事项。这就涉及到作为股东的集团公司层面的公司治理理念的确立和集团行为方式的改变。
就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股东会中心主义已经完全的形式化，成为单纯的股东代表大会，少数股东成为消极的股票持有者，股东会的权利也大大削弱，并确立了董事会的经营核心地位。董事会的经营核心地位的确立，也就明确了董事会在公司经营中的角色，即董事会对公司负责，而不是股东会对公司负责。
首先，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理念，是作为控股股东（大股东）的军工集团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司治理理念的核心主要是涉及谁在公司中处于中心地位，谁对公司负责的问题。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外部股东之后，军工集团原有的行为方式受到种种限制，比如由作为大股东的军工集团直接行文至子公司的方式，将会受到子公司战略投资者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在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之后，军工集团原有的行政式的行为方式更是受到巨大的冲击，不仅是上市公司董事会中部分董事的反对，也将会受到证监会的干预或者谴责。因此，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治理理念，是未来作为控股股东或大股东的军工集团行为的根本依据。
其次，军工集团确立公司治理理念，就需要对原有的行为方式进行调整。对于行政性的事项，可以借助于行政管理的手段来施行垂直领导，但对涉及子公司经营的事项，则必须通过符合《公司法》要求的治理途径来解决。
最后，为强化军工集团的公司治理理念，彻底改变行为方式，就需要通过内部学习、研讨交流、外部培训等方式，促进总部员工，特别是总部经理层确立公司治理理念。
业务地位决定管控力度
军工集团业务种类多、产业跨度大、区域布局广的特征，特别是拥有保障国家安全的军用装备生产业务，这就使得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下的管控，需要按照业务的种类进行适当划分，混合使用不同的管控模式。
一方面，国防军工装备生产业务涉及国家安全，难以完全交由子公司董事会、借助于公司治理机制进行管理，必须以总部直接管理。从目前国内相关的法律规定看，股东难以直接干预子公司的业务运营。但是，子公司（军工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完全的市场权利，其可以通过与作为大股东的军工集团签署委托管理合同的形式，将军工业务的某些管理权限委托给军工集团实施，同时支付部分委托管理费用。因此，子公司（军工企业）的股东会通过决议，与军工集团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将军工业务的部分专业管理事项直接委托给军工集团的专业业务部门。这样，就可以实现穿透公司治理机制的目的，使得军工集团可以对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军工生产业务进行直接管理，同时，又符合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采用委托管理的形式，可以直接缩短管理距离，解决子公司董事会中董事对军工业务不熟悉、不专业的问题，又能满足军工集团对使命业务的掌控要求。
另一方面，使命业务之外，军工集团则可以针对集团化管控的不同属性的事项，混合使用不同的定向、个性化的管理模式，包括战略管控、财务管控等。当然，这种管控模式需要借助于公司治理机制来实现。
比如，《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拥有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审议批准监事会或监事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等等权限。如果采用战略管控模式，作为控股股东的军工集团，可以通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对子公司的战略、人事、审计、重大投资事项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战略管控的目的。这种干预主要采用在股东大会投票，或者通过外派董事、监事等进入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符合公司治理要求的形式，将管控目的和治理机制实现无缝对接。如果采用财务管控模式，军工集团可以通过股东会将权限授予子公司董事会，由外派董事在子公司董事会独立表达意见，同时强化外派监事在子公司监事会的作用，注重子公司的财务回报等事项，达到财务管控的目的。
调整总部结构适应新形势
未来军工集团的子公司必然是建立在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上，拥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机构，同时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在子公司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基础上，作为控股股东或者大股东的军工集团公司，或者说未来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也需要完善自身的配套组织结构，将集团层面的管理与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相契合，设立合适的组织机构，以便对子公司业务的管理和监督进行合理的权责安排。
首先，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军工集团，作为出资人需要向子公司派驻外派董事、监事，需要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外派董事、监事队伍。外派董事主要在子公司董事会中代表军工集团利益，执行集团公司意志，并在集团公司的授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的决策权利，定期向集团公司汇报工作，并将重大决策事项向集团公司报告。外派监事主要进入子公司监事会，同集团公司的审计、监督部门合作，执行对子公司的监督职能。可以说，作为母公司的军工集团，除以委托合同形式确认的管理职能外，与子公司的相应联系均交由外派董事、监事负责。
其次，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军工集团，还需要设立对子公司进行治理管控的协调部门，主要负责外派董事、监事队伍的维护，以及负责督促外派董事、监事提交的提案在集团公司总部内部的运转，同时作为子公司管理信息在集团公司的中转站。治理协调部门作为对外派董事、监事的服务机构，是外派董监事与集团公司进行沟通的中介，从而隔断集团公司各专业管理部门对于子公司的直接行政性干预，确保子公司治理机制运转和子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实现。
再次，对军工集团的使命业务，需要在集团公司内部设立专业管理部门，负责在集团和子公司的委托管理协议书的授权范围内，对子公司军工业务的运营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并对重大事项进行直接指导和审批。
最后，为防范、降低整个集团的运营风险、规范和监督子公司的运作，服务、支持外派监事的工作，还需要设立独立的审计部门，进行内部审计检查和控制，降低子公司运营过程中的重大经营风险。
总之，借助于外派董事力量，军工集团对子公司的运营和决策的相关权利得到实施；借助于审计部门和外派监事，便于控制子公司经营风险；借助于协调部门，推动外派董事的决策议案在集团公司内部的流转；借助于专业管理部门，对子公司的重大专业事项进行直接指导和干预，这就在结构设置上实现了治理和管控的衔接。
[关键词]培养模式；国防生；后备军官训练团
一、后备军官训练团――美国培养后备军官的主要措施
当前美国利用地方大学培养军官的做法，已成为国家和政府的行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美国后备军官训练团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为军官培养和国民教育相结合提供了基础的保障。(1)教育训练。美国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自成立以来，便一直存在着缺乏统一的教育训练标准，学员军事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后备军官训练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提高学员培养质量，设立了多个军事训练营地，对高中生和大学生进行为期5周的集中军事训练，包括操练、射击、班排战术等科目。夏季野营分为高级野营和基础野营两种，是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两年军事课程学习效果的一个全面检验，决定着学员能否从基础课程升入高级课程。(2)学员招募。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学员司令部首次将招募工作交给学校，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市场部，负责有关招募工作的计划和运行，增强了市场调查和分析能力，推行统一的招募方式，并建立数据库实行自动化、规范化管理。依靠奖学金作为经济刺激的手段，最终形成的16种奖学金类型每一种针对一类学生。后备军官训练团设立奖学金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培养数量的目标，还以此来调节对未来军官的素质要求和军官团队的专业构成。(3)管理体制。后备军官训练团通过网络建设大力推进办公自动化，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从1997年开始，开始尝试使用合同教官，即聘请有连队指挥经验的优秀退役和后备役军官到后备军官训练团任教，取得了良好效果。学员司令部还加强了同征兵司令部的合作，资源信息共享，共同招收士兵和军官。
二、培养国防生――中国培养后备军官的新举措
走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路子，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选择。2000年总政治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签订了为军队培养干部协议书，在两校设立的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开启了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先河，之后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等一流院校相继设立国防办公室。(1)国防生享受国防奖学金。从普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国防生和从高等学校在校生中选拔的国防生均可享受国防奖学金，被录取的国防生申领国防奖学金须与高校、军队驻高校的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签订《国防奖学金协议书》，国防生享受国防奖学金，不影响该学生享受所在高校其他非义务性奖学金。(2)国防生培养和管理模式。国防生的教学计划原则上与学校相同专业的其他大学生一致，地利用部分课余时间和假期，对国防生进行必要的军政教育训练，实行军事化管理，建立了出操、军政训练、日常考核等制度。健全了国防生大队、中队、区队管理组织，由国防生轮流担任骨干，并设立了国防生党、团支部，有的高校还实行了集中住宿、集中管理，以帮助他们由普通大学生向军人过渡。(3)国防生毕业去向。国防生取得攻读本校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资格，在取得研究生学籍的同时，由军队负责落实工作单位并办理入伍手续，以军队干部身份深造，也可以报考或保送到军队院校攻读硕士研究生。未取得攻读本专业研究生相应资格的国防生，在取得本科毕业资格时即办理入伍手续，到军队工作。在校选拔的国防生，无论是硕士、博士，还是博士后，一毕业即到军队工作。
三、取长补短一我国国防生培养中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纵观中美的后备军官的培养，由于经历的时间不同，我国的培养机制相比与美国还有一些差距，但实践表明：招收国防生，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做法是可行的、有效的，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和家长的好评，军队更是从中受益非浅。本人以为，这项带有改革性的做法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才能使其特有的优势和潜力得以最大化的实现。首先加强国防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国防生教育的重中之重。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国防生思想教育的核心，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是我军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在校国防生实行军事化生活管理应科学适度提升国防生军政训练质量。目前在国防生军政训练方面也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没有形成统一、针对国防生的军政训练考核评价标准：二是没有形成规范的、过程性、发展性评价鉴定机制；三是缺少教学质量反馈机制，不能根据军政训练效果及时改进训练方式方法。
参考文献
[1]田小文，《外国兵役制度概览》，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2]《浅析美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制度》，战士报，2006―10―1
1、军队财务监督的理论依据。根据现代委托理论,军队提供国家安全这一产品,本质上是公众委托军队来提供由私人主体难以承担的产品。由此可以看出,军队和公众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同样,在军队各级单位也存在委托关系。根据现代契约理论,委托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表明,要解决委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有两种方法可以采用:一是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二是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国家安全公共产品的性质以及军队组织的特性决定了要解决委托的问题,不能依靠激励机制而主要依靠建立监督机制。以上分析表明,只有通过实行严密的军队财务监督,强化军队财务监督职能才能减少由委托引起的问题,更好地提高军事经济效益。
2、加强军队财务监督的实践依据。加强军队财务监督是适应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需要。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级财政部门都成立了相应的财务监督部门,财务监督法规不断健全。军队财务部门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国家的财政改革需要。随着军队后勤改革步伐加快,军队财务管理的内容、范围都有了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强化财务监督职能。加强军队财务监督是军队财务信息化建设的要求。近年来,军队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网络财务、会计电算化等软件和硬件建设速度都很快,有效地促进了军队财务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军队财务监督必须适应新的监督环境不断地自我创新,才能跟得上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二、军队财务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1、监督滞后。法规制度属于思想观念的产物,部队财务监督滞后的实质是思想观念的滞后。财务人员的思想观念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后勤改革的需要,仍然用惯做法,在财务监督中重视事后监督,忽视事前监督;侧重宏观监督,轻视微观监督,这样是思想观念的滞后。对军队财务监督必须从财务活动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实施监督,财务管理活动与财务监督活动不分先后地同时进行。
2、力量不足。监督力量不足就是监督乏力。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军队后勤各项改革的不断深人,军队财务监督的范围越来越大,财务监督的要求越来越高,财务监督部门人少事多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财务监督人员基本上整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对于财务监督中发现的问题,例如,出现人手不足、查处不力或查而不处的现象,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大了财务部门的压力。
3、监督不严。监督不严是财务管理关系不顺所致。管理关系不顺,既有体制上多头管理的原因,也有财务法规和制度上的疏漏。如有些经费因性质特殊而得不到及时监督;有时受行政关系的制约,财务监督部门对同级业务部门的监督显得“底气不足”等。
4、各自为政。在我军,财务监督、审计监督、行政监督共同构成完整的经济监督体系,负责对经济运行秩序实施监督。但当前监督主体之间职责分工还不甚明确,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检查计划上不能相互衔接,工作信息上不能相互共享,检查结论上不能相互利用,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使得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降低。
三、新形势下加强军队财务监督的主要对策
1、以科学决策为重心,加强领导者的经济行为管理。领导者的经济行为直接影响到一个单位的财务状况。因此,管好领导者的经济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完善党委集体决策机制。要认真贯彻执行财务工作责任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主官负全责”的原则,明确划分各级领导在财务工作管理中的任务目标、管理责任、管理权限和考核标准,做到各司其职,各行其权。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严格按职责分工抓好落实,规范财务秩序,执行财务纪律。二是要强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军队对经济责任审计涉及三个方面: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对提升、调动、免职和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在离开现职岗位前,对其任职期间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一般对任职两年以上的在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审计,特殊情况可以随时审计;专项经济责任审计,对重点建设项目、专项经费的主要负责人,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或项目完成后,对其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三是要建立大项开支论证制度。要建立财经咨询论证制度,对一些重大开支、重大投资的立项进行调查论证,对其真实性、可行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供领导者决策参考。
2、以资金管理为重点,完善财务监督机制。在新形势下,资金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点。加强对资金调拨使用的监督,严格经费审批,把好经费使用关,是防止资金失控的重要环节。一是完善制约机制。要把加强财务监督工作摆到重要位置,领导经常了解管钱管物人员的思想动态和履行职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检查监督,从而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经济监督网络。二是严格制度。要严格资金使用管理。所有资金收付都要纳入年度预算统一安排,资金支付必须按照年度预算、经济合同和领导审批手续实行定向划拨,财务部门对资金流动的全过程要进行跟踪检查和监督。要加强资金存储管理。部队和事业单位的资金必须按规定存入指定的开户银行,纳入财务渠道统一管理,不得在外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户存储。三是强化物资管理。应加快物资筹措供应改革,建立物资保障中心试行政府采购制度,对物资实行计价核算,计价供应和有价运行,真正做到物资使用部门见物不见钱,使管钱,管物和采购部门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提高物资使用效益。
3、以预算管理为源头,协调好审计监督与财务监督的关系。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龙头,部队供需矛盾越突出,越要严格预算管理。强化预算就是法规的意识,抓好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和考核,是提高经费整体效益的关键。一是完善军费预算编制程序和方法。预算编制应当遵循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采用零基预算方法,预算项目应当明确项目名称、立项依据、使用功能、经费需求及效益分析等内容。二是强化预算法制观念。预算改革成效,体现在预算执行过程,各级要牢固树立“预算就是法规”的观念。同时,预算一经审批,各部门借款报销就必须严格按预算办理。三是协调好审计监督与财务监督的关系。财务监督应放在资金分配过程中的事前、事中监督。其作用是使监督贯穿于财务管理的全过程中,以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审计监督应侧重于事后监督,它是超越资金收支具体管理事务,在一个预算执行期之后或整个执行期后进行的更为全面的监督,具有权威性、综合性和评价性。两者处于不同的层次,采用不同的运作方式,两者的互补性很强。财务监督加强了,机制健全了,会为审计监督提供好的环境;审计监督同样可以促进财务监督的进步。新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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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了加强军队财务监督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剖析了我军财务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对策:以科学决策为重心,加强领导者的经济行为管理;以资金管理为重点,完善财务监督机制;以预算管理为源头,协调好审计监督与财务监督的关系。
被告：湖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证券交易营业部（以下简称衡阳证券部）。
第三人：张崇军，男，原湖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证券交易营业部股票交易员。
第三人：汪旅衡，男，系原告之夫。
1993年，原告朱晓玲在被告衡阳证券部开设资金帐户，并办理了上海交易所股东代码和深圳交易所股东代码，投入资金炒股。与此同时，其夫汪旅衡也在被告处另设资金帐户并投入资金炒股。1995年4月11日上午，原告委托被告购买上海仪征化纤一万股，因被告漏单而未能成交。当时在场的汪旅衡认为漏单的主要责任在被告，遂要求被告赔偿由此而造成的4000余元损失，被告的领导接到汪旅衡的报告后，指定当时在该部营业厅交易柜台负责的张崇军处理此事。之后，被告与原告达成协议，由被告替原告买卖仪征化纤股，盈归原告，亏归被告，以弥补漏单所造成的损失。同月14日，被告动用原告资金6万余元，共为原告买卖仪征化纤股三次，原告的漏单损失得到补偿，事态平息。从此，张崇军与朱晓玲、汪旅衡互相认识并有所了解。同年5月19日，汪旅衡书面委托张崇军为其深沪股票经纪人，委托书的内容是：风险责任由汪旅衡负责；汪旅衡提供资金、帐户供张操作，赢利汪得七，张得三，张不得造成人为责任亏损，不得提出帐户内资金；汪有权随时终止协议，同时结清利润。张崇军接受了为汪旅衡买卖股票的委托。因市场因素，张替汪炒股亏损18000余元。同年7月17日，汪旅衡将其帐户上仅有的35000元资金，转入原告的帐户上，其委托张买卖股票的委托书被自行终止。
张崇军出于帮助汪旅衡之目的，于1995年10月20日至12月7日，未经原告任何委托和授权，擅自动用原告资金8次，累计金额259018.08元，买卖粤华电、汕电力、海南银通、广发基金、银广厦、时装股份、沈阳富民、华信基金等8只股票，造成亏损17397.94元。同年11月28日，原告发现后，令张崇军写出赔款保证书。
1996年4月，股市行情好转，第三人张崇军未经原告委托和授权，又将原告于1995年8月7日买进并被套牢的74215元的琼金盘（A）股票卖出，造成亏损27715.25元同年4月18日至5月10日，张崇军未经原告的委托和授权，擅自动用原告帐户资金6次，累计金额180864.73元，买卖中福实业、中国嘉陵、石劝业、深大通、深益力、凤凰A权等6种股票，盈亏相抵，共造成亏损15642.30元。同年5月16日，原告得知后，责令张崇军赔偿损失，张遂于当日写出了对造成损失的深益力、深大通、凤凰A权三只股票赔偿保证书。
同年5月16日至30日，张崇军仍未吸取教训，再次动用原告帐户资金6次，累计金额131262.38元，买卖穗恒运、飞亚达、蓝天基金，申购东海股份、国际大厦、常林等6只股票，尽亏7477.50元。
同年5月31日至6月3日，张崇军擅自动用原告资金2次，累计金额107500.17元，购买苏常柴、粤宏远股票，原告发现后虽表示认可，但立即制止张崇军擅自卖出，同时报告了被告的领导协助制止张继续卖出上述两只股票。同年6月26日、27日，原告由其丈夫汪旅衡填单将上述两种股票卖出，盈利20979.45元。
综上所述，第三人张崇军未经原告授权和委托，共动用原告帐户上的资金和已套牢的股票23次，总金额达752880.36元，买卖股票23次，扣除苏常柴和粤宏远两只股票，盈亏相抵，共亏损68232.99元。
1996年6月中旬，第三人汪旅衡将张崇军擅自动用原告帐户资金炒股的情况报告被告领导，被告在给予张崇军开除工籍、留用察看一年处分的同时，责令张与原告夫妇处理此事。同年7月18日，张、汪达成协议，由张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万元，被告给予汪夫妇炒股的便利条件。协议签订后，汪收到张现金一万元，但给予汪夫妇炒股条件并未付诸行动。之后，汪将上述情况告知原告，原告以其本人没有委托汪与张处理此事为由，拒收张的一万元赔偿金，要求被告如数赔偿其经济损失。至今，张赔偿原告的一万元现金仍在汪旅衡处。
此后，朱晓玲经与被告衡阳证券部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即以上述事实向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衡阳证券部股票交易员未经其授权和委托，动用其帐户资金买卖股票，违反了有关证券法规之规定，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直接经济损失9万元和其它损失。
被告衡阳证券部答辩称：原告朱晓玲诉我部侵权，事实上是由我部原工作人员即本案第三人张崇军受原告丈夫即本案第三人汪旅衡的委托所引起，而汪旅衡委托张崇军买卖股票，应是其夫妻共同财产的委托，且本案已由张、汪协商解决，故我部没有责任。
第三人张崇军述称：我替原告买卖股票是受原告丈夫汪旅衡之托，原告在1996年5月份以前已知道我动用她的资金炒股。我动用原告帐户资金只有22次，累计金额67万余元，实际亏损19000余元。
「审判
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上述事实属实，认为：原告朱晓玲在被告处开户投资进行股票交易，被告有义务保障原告保证金及股票的安全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而第三人张崇军无视国家有关证券法规关于“证券从业人员、证券业管理人员和国家规定禁止买卖股票的其他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买卖股票”的规定，利用其柜台交易员职务之便利条件，未经原告授权和委托，先后23次动用原告帐户资金70余万元，造成经济损失68232.99元，既是无权，又是违法行为。第三人张崇军系被告的从业人员，其在职务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属于职务违法行为，该行为对股民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原告称被告给其造成了间接损失，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和第三人张崇军在诉讼中辩称，原告的损害事实与损害结果是张受汪之托所致。从法律上讲，证券从业人员接受股民委托买卖股票系禁止行为，更何况张在从业工作范围内买卖原告的股票，亦未得到原告的委托和授权。汪与原告虽系夫妻，但在股市中均系平等的股民，汪不能代表原告，更不能行使原告的委托权，作为证券从业人员的张崇军也不能接受委托，况且被告方也举不出有力的委托证据，故本院对被告及第三人张崇军的该辩称不予采纳。被告还辩称原告用于炒股的资金是原告与汪夫妻共同财产，汪委托张炒股的权限应包括原告。根据证券交易规则，只有在证券交易所开设资金帐户并投入保证金的人才有资格买卖股票。事实上，原告与其丈夫汪在被告处分别开设了资金帐户，投入了资金，各自以其独立的主体资格进行股票交易，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原告夫妇互相转移资金到各自帐户上或帮对方填单，乃其双方各自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因此，被告的该辩称不成立。被告和第三人张崇军还在诉讼中提出本案的纠纷已由汪旅衡与张崇军解决，汪已收到了张一万元赔偿金。因本案原告与被告是与被关系，双方承担相应的义务，享受相应的权利，由于原告保证金损失是第三人张崇军所造成，这种职务行为应由被告负责，只有被告才有资格与原告处理此纠纷；同时，被告没有举出原告委托汪旅衡与张崇军处理此纠纷的证据，因此汪、张私自达成的和解协议对原告而言是无效协议，对此，本院不予采纳，汪旅衡收到的张崇军一万元赔偿金应予返还。另外，第三人张崇军在诉讼中辩称其实际给原告造成损失只有19538.29元，其理由是卖出琼金盘A股票所造成亏损的27715.25元是经原告许可，苏常柴和粤宏远股票盈利20979.45元是其买入的，应折抵损失额。经查，原告并没有委托张崇军卖出琼金盘A股票，张也没有举出原告有委托其卖出琼金盘A股票的证据，对第三人张崇军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张于1996年6月3日买入56756.51元苏常柴和50743.66元粤宏远股票，张事前虽未得到原告的委托，但事后原告阻止张再卖出，说明原告对张的前述行为予以认可，对于这种股票以后卖出是亏是盈的责任应由原告承受。因此，对张崇军关于应以卖出苏常柴和粤宏远股票的盈利折抵其卖出琼金盘A股票的亏损的推论，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和有关证券法规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11月22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衡阳证券部赔偿擅自动用原告朱晓玲股票保证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8232.99元，并支付同期存款利息2002.26元，以上两款共计70225.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承付给原告，逾期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第三人汪旅衡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第三人张崇军人民币一万元。
宣判后，衡阳证券部不服，上诉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诉称：职务行为只能是合法行为，违法行为不能成为职务行为。张崇军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所以张崇军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本案的形成是基于汪旅衡对张崇军的委托，由于这种委托系无效委托，其责任应由汪、张共同承担。因汪旅衡夫妇的财产从未约定，也未分开，汪的委托实际上是汪用其夫妇共同财产委托，且委托书并未写明“仅限于汪旅衡户头”，无疑，张操作朱晓玲的户头是有根有据的。而且事后也是由汪旅衡代表其妻子与张崇军达成处理协议，由张崇军赔偿一万元了事。所以本案的责任应由汪、张承担，上诉人不负任何责任。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张崇军身为衡阳证券部的柜台交易员，未经朱晓玲授权和同意，擅自动用其帐户资金炒股，是职务违法行为，造成损失，其所在的衡阳证券部应予赔偿。汪旅衡未经朱晓玲同意，私自与张崇军达成的损失赔偿协议，因朱晓玲未予接受认可，且赔偿义务主体有悖法律规定，协议无效。衡阳证券部称违法行为不能构成职务行为，且张崇军自始是依法委托行事的理由，与法无据，与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5月19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这是一起因证券公司无权顾客买卖股票而引起的股票保证金损害赔偿纠纷案。要正确处理此案，必须针对本案的特点，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本案第三人即被告原工作人员张崇军动用原告朱晓玲的帐户资金炒股，是否属于衡阳证券部的行为，该部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9条规定：“证券从业人员、证券业管理人员和国家规定禁止买卖股票的其他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买卖股票。”张崇军作为证券交易部的工作人员，执行着该证券部的意志，并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利用其股票交易员的便利条件，违反证券法规、证券交易所章程，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动用原告资金，买卖股票，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其行为应视为该证券部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未经原告委托的无权行为，而且是违法行为，也有其明显的过错责任，该证券部应直接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该案一、二审的判决是正确的。
关于汪旅衡委托张崇军炒股的协议是否包含原告。本案的原告虽系汪旅衡的妻子，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其夫妻共同财产没有特别约定，但是，证券交易规则明确规定，只有在证券交易所开设资金帐户的人才有资格炒股。也就是说，顾客在证券公司独立开设资金帐户，办理股东代码等手续，即具有炒股资格。本案的原告与其丈夫汪旅衡分别在衡阳证券部开设了资金帐户，分别投入了资金，各自以独立的主体资格参与炒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汪旅衡于1995年5月19日出具给张崇军的委托炒股协议书，只限于汪旅衡个人的帐户。因此，不能把张崇军后来擅自动用原告的资金炒股，看作是这份炒股协议的继续。在股市交易中，汪旅衡没有受托，不能代表其妻朱晓玲。故此，汪出具给张的炒股协议不能包含原告朱晓玲。弄清了这一点，对于正确处理本案非常重要。
关于汪旅衡与张崇军诉前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1996年7月8日，汪旅衡与张崇军达成赔偿一万元，不再追究张崇军的责任的协议。如前所述，因本案的赔偿权利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是朱晓玲和衡阳证券部，只有上述两主体才有权进行和解。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委托汪旅衡与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张崇军处理此纠纷。因而，汪、张达成的和解协议是一种无效协议，对本案没有任何约束力。
2012年7月1日，2012成吉思汗大赛车首站比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圆满收官，经过3天各两回合的角逐，汽车组第一回合最终，由来自康巴什2号赛车队的黄栩羽以2分18秒获得汽车组冠军，成为成吉思汗大赛车的第一位冠军车手，也是第一位冠军女车手，亚军为来自康巴什1号赛车队的凌健，季军为来自东胜区赛车队的刘炜。汽车组第二回合，冠军为鄂托克旗的钮向阳，亚军为来自乌审旗车队的李适，季军为来自东胜区的刘炜。摩托车1000cc组，由来自BG车队的Ramon Alonso以2分01秒获得摩托车组冠军，成为成吉思汗大赛车的第一位摩托车冠军车手，亚军为王楠，季军为祈万勇。摩托车600cc组，来自哪吒车队的宇成为成吉思汗大赛车摩托车组的冠军车手，亚军为胡照能，季军为张宁。
此项赛事是由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主办，在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管委会、鄂尔多斯市体育局、鄂尔多斯文化局、鄂尔多斯旅游局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组建的一项汽车摩托车的民间赛事，主要立志于普及汽车摩托车运动，从民间挖掘具有赛车运动的根苗，定向培养其发展，为中国赛车事业做出贡献。同时拉动内蒙古地区的赛车运动，将汽车摩托车比赛，在不是刺激，激烈，速度的同时，有规模，有组织的将赛车运动合法化，组织化，定期的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组织比赛，抵制街头赛车。
成吉思汗大赛车虽然是民间赛事，参加比赛的车手很多都是新手，但是在赛制方面，组委会丝毫没有放宽，采用国际汽联标准国际房车锦标赛的比赛规则，所有车辆均由组委会提供，赛事为期3天，周五所有车手完成练习赛，对场地有所了解，周六进行第一回合排位赛，排位赛直接影响到正赛第一回合的比赛位置，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的名次将成为最后决赛的发车位置。
本次赛事采用同规格、同型号、同配置的赛车，所有赛车均来自市场上可以购买到的量产车，经过了防滚架、方向盘、座椅、油路控制等安全改装，严格按照中汽联赛车标准对车辆进行了安全改装，而在性能改装方面仅仅是车身动态调整，可以说在动力方面与量产车并无它样，这对新入门的赛车手是个很好的过渡，同时统一规格的赛车似的大家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由央视著名F1解说员周才鸿先生发起的成吉思汗大赛车，立志于挖掘民间车手，同时利用成吉思汗大赛车的活动，周才鸿先生也将在近期开办房车驾驶训练营，专门定向为场地赛培养民间赛车手，无论你是否是赛车天才，只要你拥有大陆合法驾驶执照，只要你拥有胆量，只要你喜爱赛车运动，都可以投身到房车训练营中来，经考试合格颁发中汽联场地赛赛车驾驶执照，圆你一个赛车梦。
接下来，成吉思汗大赛车的赛事还有3站的比赛，均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举行，也会有更多车手以及媒体亲身莅临比赛现场，届时房车训练营也会在比赛过程中随即开班，为2013年成吉思汗大赛车的比赛开始选拔车手。
比利时FN公司展出的图示霰弹枪采用自动装填方式，单发发射，主要供警察用作防暴枪。
意大利贝内利公司的M3T战术霰弹枪
意大利贝内利公司是著名的霰弹枪生产厂家，主要生产军、警及射击比赛用霰弹枪，其开发的M4超级90霰弹枪被美军定为军用制式霰弹枪。展会上展出的M3T战术霰弹枪可根据情况选择唧筒式或半自动发射方式，机匣后方的金属制枪托可向上方回转固定于机匣的顶面，枪托折叠后可作为携行用的提把。该枪旨在供军警使用。
斯洛伐克梅特罗达特公司的MS-710热成像瞄准镜
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别独立后，依然可见到两国在各科r场合的协作关系。以光学仪器厂家梅特罗达特公司为先锋的许多斯洛伐克军事器材厂家参加了本次IDET展会。所展示的夜视镜有主动式红外瞄准镜、微光瞄准镜以及热成像瞄准镜等。热成像瞄准镜是将目标热辐射图像转变为可见图像的瞄准镜，其代表了当今瞄准镜的先进技术水平。图示为公司展出的MS-710热成像瞄准镜。
瑞士布鲁加－托梅公司的GL－AH06式40mm榴弹发射器
因40mm高低压榴弹发射时施加于发射管的气体压力低，因此榴弹发射器可设计成配装薄壁发射管的轻型产品。现已生产的40mm高低压榴弹，除了军用的高杀伤力榴弹之外，还有警用非致命性催泪榴弹和控制暴徒用榴弹等多种弹种。
俄罗斯伊热马西公司的SVDM(德拉戈诺夫狙击步枪改进型)狙击步枪
前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将苏联伊热马西公司的SVD狙击步枪用作制式。苏联解体后，该公司推出了SVD狙击步枪的现代化--型式
SVDM。该枪的基本动作机构不变，但将木制枪托和护手更换为塑料制，并且握把为独立式，枪托为折叠式，另外，用于出口的SVDM变型枪使用北约制式7.62×51mm枪弹，该产品还有可能作为下一代捷军狙击步枪候选型。
比利时FN公司的M249帕拉(美军用米尼米帕拉)轻机枪
FN公司长期致力于班组支援武器的研制生产。M249帕拉轻机枪是FN公司根据美军要求，以供空降部队用的米尼米帕拉轻机枪(米尼米轻机枪的小型化)为基础改进的产品。该枪与米尼米帕拉轻机枪相比，枪管及护手的形状有所不同，特别是护手用包住整个枪管的金属制成，其上下左右四面都装有皮卡汀尼导轨。该枪枪托伸缩后可折叠。
芬兰萨科公司的TRG41狙击步枪
萨科公司(SAKO)展出了发射0.338英寸拉普阿一马格努姆枪弹的狙击步枪――TRG41狙击步枪。0.338英寸拉普阿一马格努姆弹远距离射击效果良好，据说该弹供警察狙击机场等开阔场所内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有效。该弹的射程与杀伤能力虽然比12.7×99mm枪弹差，但射击精度较优良，因此供狙击用最适宜。
德国HK公司带新型折叠托的HK MP5SD6冲锋枪
MPSSD6即配装固定式消声器的MP5，设有折叠式枪托、3发点射机构，是MP5的最新型。该枪将伸缩式枪托改为塑料制的侧向折叠式枪托。该枪托是以瑞士布鲁加一托梅公司的枪托为原型制作而成的。
斯洛伐克特克诺・波尔国际公司的RAG-30轻型自动榴弹发射器
关键词：民用企业；国防工业领域；信息不对称障碍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1000302
0 引言
近年来，国家政策规划中军民融合越来越受关注，尤其是民转军，对提高军品生产能力，优化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大的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民用高新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的特征，民用企业进入军品生产领域是大势所趋。然而信息沟通、技术对接、需求信息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对民企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严重影响民转军的有效实施。因此研究民企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障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国防工业领域的特殊性
国防科技工业是一个特殊的战略性行业，维系着国家的安全，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有着特殊的作用。军品生产具有保密性和一定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些特殊性使得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一直被国有企业垄断，军品生产受政策控制因素大。民用企业一直被排斥在军品生产市场之外。
新军事革命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垄断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生产效率低下、机制不灵活、缺乏创新。而许多民用高科技实力已经超过传统军工企业，很多科技可以应用到军品生产中。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军民融合政策的大力倡导，民用企业获得了进入国防工业领域的政策支持，然而，由于我国一些体制、法规的弊端和限制，民用高新技术向军用流动依然不通畅，存在各种问题，比如军队订货部门、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没有建立起信息沟通渠道，民用企业无法获得军品需求信息，政府、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各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差别等，这些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民企进入国防工业领域的最大障碍。
2 民用企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障碍
目前，民用企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信息不对称障碍，不少可以军民两用的高新技术仍未进入军品市场。将民用企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实现军民合作分为合作前、合作中、合作后三个阶段。合作前和合作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障碍主要表现在信息沟通渠道、技术对接、产品需求信息、组织管理四个方面，合作后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障碍主要是由契约合同中各参与主体利益差别和委托关系带来的。下面将从这五个方面具体阐述。
2.1 信息沟通渠道
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成套的沟通体系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传统体制机制的影响，目前，军民之间彼此分割，并未形成交换信息的平台和渠道。军工运行机制仍是带有浓厚计划经济特点的体制，是计划经济的“孤岛”。军工系统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不仅是军民之间分割，而且在行业部门之间，集团之间也有很强的隔离倾向，造成军工“系统”与外部及内部之间相互排斥，尤其是绝大多数民用企业对国防工业了解很少，双方缺乏信息沟通的平台和渠道。从而导致军民科研立项大量重复，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降低了经济效益。
2.2 技术对接
技术要素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要素，实现市场主体之间有效的技术对接对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变化的当今社会。
目前民用企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存在的技术对接障碍主要表现在：第一，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完全是两套体系。我国现行的军用标准，很多还在沿用旧的标准，而民用企业如通信方面的某些电子产品标准却已高于军用标准。标准差异形成了技术对接的一大障碍。第二，技术对接渠道不通畅。由于缺乏技术对接的渠道，军民之间的技术交易量很少，技术信息交流也很少，技术双向流动缓慢。军工方面不了解民用高新技术是否可以应用到军品生产上，民用企业并不了解军工方面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比如，武汉减振抗震缓冲技术有限公司的电磁流变流体智能主动防震减振技术可应用于车辆的防震减振，但长期未被国防军工所了解，当航天科工集团三院的相关科技人员在家上网时才偶然发现了此项技术，才被军工采用。
2.3 产品需求信息
需求是影响市场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有需求才会有市场，才会有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目前我国军品研发对高新技术的需求信息、军用产品的需求信息都具有稀缺性。民用企业获取军方需求信息非常困难，甚至是闭塞的。由于体制机制的存在，军品研发一般都由传统的军工科研单位实施，军品均由军工企业生产，军民双方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2.4 组织管理
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经济中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严重影响经济效益的实现。信息孤岛是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信息孤岛意味着管理孤岛，信息孤岛不仅意味着信息应用的不交互，更是管理中的条条框框的外在表现。我国的国防工业领域管理封闭，与外部市场主体交流较少，存在着管理上的信息孤岛，这增大了军方和民用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障碍，引发重复建设、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与浪费。
2.5 契约合同
契约合同中信息搜寻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容易造成合作双方充分利用相对方的信息谋利，同时设法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民企和军方之间实现合作、订立契约合同后，由于双方利益不同，委托关系导致民企拥有信息优势，军方面临信息劣势。民企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隐藏部分行动和部分信息。这会导致最优契约无法实现，产生道德风险。
3 民用企业面临信息不对称障碍的负面影响
信息不对称障碍会带来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负面影响，不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合作前和合作中在信息沟通、技术对接、产品需求信息、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障碍会带来逆向选择问题；双方合作后由于契约合同和委托关系的存在，民企生产军品会存在道德风险；而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都会影响双方合作的实现，从而不利于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机会。
3.1 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指的是当市场参与者处于信息劣势时所作出的选择。逆向选择理论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提出的，它主要研究信息的不对称性对市场效率的负影响。民企生产军品中的逆向选择是指，在某些军品的生产市场上，优秀企业由于信息劣势，在军品生产中丧失机会，受到排挤，而那些缺乏创新能力、不具备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的企业却因为掌握更多的信息，比如政策，军品需求信息等，而成为军品生产的主力军，严重降低了市场上军品生产的效率，限制军品生产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国的国防工业领域几乎完全被政策控制下的军工科研单位、军工企业占领，民用企业进入国防工业领域虽然得到了政策允许，却因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未取得很大进展。
民企生产军品中的逆向选择会带来显性损失和隐性损失。显性损失是指，拥有高新技术的优秀民用企业由于信息劣势而选择放弃进入军品市场，继续进行原有的民品生产，于是民转军无法有效实施。隐性损失是指军工企业中部分缺乏创新的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占据军品市场，由于垄断性的存在、竞争性的减弱而引起的军品生产效率下降。总之，军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逆向选择，导致资源配置失效。
3.2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民用企业生产军品的道德风险来源于契约合同和委托关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民用企业在技术、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加入生产军品领域可以促进竞争，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在民企生产军品过程中，委托方为军方，方为民用企业，双方通过军品生产契约合同构建关系。对于民企而言，追求效益最大化是目标。而对于军方来说，民用企业的生产行为具有不完全可观察性，即使通过合同契约也无法避免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因此，军方选择由民用企业生产军品时，就会存在道德风险，军方需要进行契约决策选择，否则二者的合作将无法实现。
3.3 存在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最优是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信息不对称影响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使得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帕累托改进是指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在国防工业领域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民用企业无法进入军品生产、军用技术研发市场，一方面，民用企业拥有的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军用产品的生产效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同时，信息劣势也限制了民用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挥。
4 对策建议
4.1 搭建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
搭建民用技术与军工应用的互动交流平台，建构军民互动网络，形成信息畅通的沟通渠道。提出并“国防科技难题需求指南”，使民营企事业单位了解国防军工技术基础的需求，使想进入的技术项目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搭建技术供需流的平台，使技术供需双方具有必要的见面交流机会，相互沟通了解，寻找合作结合点。
4.2 投入资金引导，鼓励军民技术对接
在军工研制生产的引入与吸纳民用技术过程中，设立民用高技术提升国防基础能力的专项资金，鼓励吸纳引进民用的高技术和能力；支持对进入国防科技基础能力的民用高技术的二次开发、消化吸收的工作。在部分重点应用技术领域，民口科技水平及发展势头在总体上超过了军工部门。
4.3 发展中介机构，完善中介信息服务
军工产品作为特殊产品，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有效的中介信息服务实现技术流动。中介机构为技术流动提供的信息服务应该达到以下要求：及时，即及时向受让、转让双方提供信息，缩小技术流动信息利用中的时差，尽快使最新的技术信息和用户需求信息得以交流和传递；双向，即沟通技术转让、受让方之间的联系，向双方同时提供对方的有关信息，以利于技术流动中的双向选择，优化技术流动组合。
4.4 完善组织管理体制，促进信息披露公开化
招标可以使资源的运用效率在所规定的范围内达到最大化。就国防科研生产来说，招标制也是明显降低科研生产所需资金的一种有效机制，它使掌握高新技术者，不管是军工单位还是具有军品研发生产资质的民用企业，都有积极性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从而减弱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影响，提高国防科研生产投资的利用效率。确定招标的范围，对国防科研生产投资的运用效率影响很大。实行合同管理是实行招标制的必然结果，是招标制的延续，是招标制在提高科研生产资源运用效率方面的作用得到实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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