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波动周期性表现之一。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有助于进一步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其经济法价值。金融危机下政府的救市计划，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属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透过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追求市场经济常态社会经济法所具有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不应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政府作用内生于市场机制，以弥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国有企业的弊端及政府失灵决定了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国家调控资金主要不应流向国有企业，而应侧重“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国人诸多思考，并有诸多政府及市场的反危机实践动作。然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乏强化外在于市场的政府功能及其国有企业作用的声音，甚至有人虽不明确提出否定市场机制但实质以此否定市场机制，比如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引起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等。[1]这种声音无助于经济法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对待这场金融危机，则这对经济法价值及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好的反思以及发展契机。如果准确界定了经济法的价值、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国有企业的定位，则对国有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是相当有益的，也是一项前提性基础研究。为此，笔者试图对此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次贷危机。由于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在缺乏完善法律监管情况下的过度膨胀以及IT产业泡沫经济的非有效性等因素，为了推动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通过支持按揭贷款的方式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截至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当时美国GDP水平。但与此同时，许多购房者还贷愈来愈难，因而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带来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危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必然使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包括中国。

如果说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膨胀和IT产业的泡沫经济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么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直接产生的次贷危机，则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一种失败或是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政府失灵的典型表现。因此，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待这场金融危机呢？笔者以为，首先，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稍有疏忽或漏洞的条件下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等诸多存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多是“沾点光”而已，而对于朝鲜等经济较封闭的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2]从中国现实来看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有限，只是波及在沿海外向型企业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其次，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2009年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在美国水平基础上达到3.4%即为例证。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以后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经济法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基础。

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目前广泛采用的经济形态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害怕金融危机，而是害怕因金融危机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害怕因此而强化外在于市场的国家干预；害怕没有有效的国家调控手段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杠杆的同时，积极发挥国家调控监管的手段，化解危机，并借此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新的一轮发展。这也是国家间展开竞争的一个重要机会。历史多次证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均把握了因危机而带来的多次发展契机，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并使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地降低。[3]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法价值的考量

清醒而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是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这对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政府干预依然过多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准确界定经济法价值的重要前提。

面对金融危机，无论美国政府的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等，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依法治之一般要求，这些行为均需要以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中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等。从法学的视野来看，其乃是经济法学考虑的范畴。[4]从经济法产生历史来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银行法》和《产业复兴法》等均是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我们将之称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前已述及的中美各国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即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除此之外，两次世界大战也催生了一些经济法法律法规，比如德国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以及日本的《炼钢行业奖励法》等。我们将之称为战时经济法。[5]无论是应对危机性经济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其更多地体现出国家外在于市场的一种强制性干预，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

然而，随着历次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并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应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论思潮，但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陷入了“国家万能论”，是失败的。[6]即便为此出现的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后来也在不断地进行理论修正，包括但不限于其后出现的供应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一切均说明政府亦非万能，正如布坎南所说，“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7]此次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我们不能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而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无论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等；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8]

进一步而言，任何非常态社会下的思想、学说或做法只能在特定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常态社会的一种思想予以启发，而不能作为常态社会运行下的主导思想、学说或做法；它必须在常态社会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更新，否则容易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绊脚石。[9]对于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或战争而产生的理论思潮及其应对措施均是非常态社会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应。因此，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或战时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均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无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后来都逐步废止或修改，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通过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立法后来被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立法所取代等。同样，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法律也是如此，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绝不可以常态化的心态看待政府及这种经济法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从而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与预防。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史也足以验证。比如美国的《克莱顿法》改变了《谢尔曼法》的事后控制原则，采用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原则，并侧重事先控制原则。美国后来的反垄断立法又进一步补充了《克莱顿法》，建立了企业合并事先强制申报制度等。[10]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仅强调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可能已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无谓的损失，[11]但是它能够尽可能降低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及政府失灵的存在；虽然强调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有助于事先防范市场失灵，但有可能滋生政府失灵，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因此，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同时，依然要时刻警惕政府失灵；政府作用必须内生于市场机制，也就是政府内生于经济本身，[12]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同时，又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公私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与发挥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彼此不可或缺，是一种彼此博弈与平衡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也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而政府失灵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如果说市场失灵需要摄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又带来了芝加哥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以及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13]因此，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只有建立并超越于凯恩斯主义，同时又摄取公共选择理论的营养成分，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之一般要求，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决定了从法学的视野来看，这是经济法学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正是经济法学的价值所在。[14]

从中国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需要赶超发达国家、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资本积累道路，而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又受制于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职能尚未彻底转变以及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从而导致渴求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很容易发生膨胀与变异。这正是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困境所在。从法学视野来看，也就是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所在。

就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虽然我们不要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经历了国会多次的较量及其法治化的表现，如2009年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以及成熟的市场机制，均存在将政府作用的负面效果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则是建立在市场不成熟和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基础上，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未经过各级人大的审批而予以实行就足以验证。就此而言，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财能否用在刀刃上、是否存在“灰色地带”以及是否反作用于市场机制等值得质疑。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更应当着眼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如何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如何“还权于民”的长远措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企业脱困、职工就业和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等方面。从法学视野来看，中国在发展经济法的同时，还应当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国家公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大力培育和发展民商法和行政法等。中国经济法具体制度要在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中谨慎构建。

当然，我们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博弈与平衡时，不能因此而陷入“中庸”之道这一国人通病，因为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有时无法取得最佳平衡点，制度的构建不是绝对完美的，总要面临着代价、取舍与牺牲。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也是如此。这才是经济法学人真正需要考虑的话题。

经济法价值理念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及其社会实践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相当有益的。经济法固然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但也需要探索经济法思想，尽管经济法思想有时看似是务虚的。[15]

三、经济法价值个案实证分析：国有企业

（一）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的边界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应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但是，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无时不在。国有企业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其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人的本性在于只有给自己追求利润时才更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并不直接拥有产权，国有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可能利用“全民”的名义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试图构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这仅具有相对意义。其与出资人模糊不清相比较而言要进步许多，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国资委无论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作为特设事业机构均存在委托问题，依然存在假“全民”名义而行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作为代议机构的人大的应有地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其二，无论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是私有企业的垄断，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是国有企业天然地存在行政垄断的倾向。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无论政资分离还是政企分开，国有企业都难以逃脱政府的“掌控”。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政府也不应当彻底放任国企不管，否则就是放弃了股东的权利义务。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与行政权力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必然容易滋生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中国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此，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正如英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的，“政府是个永远管理不得力的股东”。中外各国尤其计划经济时期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或亏损问题，浪费纳税人钱财。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500亿元；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亿元至1000亿元。[16]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17]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2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83%；实现利润总额为1.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1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如果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失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就几乎没有利润可言。[19]更何况国有企业的利润等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20]包括金融危机下利润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也多因垄断利润产生收益。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以及与民争利的结果；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实践来看，就可见一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往往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关。第一，从西方国家来看，凡是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时期。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等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据考证，有关公有企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21]这与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最早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有关。早期国有企业往往以政府行政机构的面貌出现，比如1657年的英国邮政局、1810年法国的烟草专卖局等。[22]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先后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其次，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发展。比如美国将铁路、邮电和船运等行业置于国家垄断经营。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时经济法。在此基础上，尤其左翼政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受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初期的积极作用影响，[23]也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比如英国工党执政时在历史上多次国有化。尽管西方国家无论经济危机、战争还是其他何种原因出现过多次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1974至1979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4]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并且，一旦每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结束以后，各国就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纷纷从国有领域退出。比如美国就把战时建立的国有企业多数清理完毕。而且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国有企业的弊端日渐严重，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多次私有化浪潮，即使以前一直认为的自然垄断行业也纷纷引入私有资本、引入竞争，比如电力等。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来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彻底否定了市场机制，代之以全面的公有制，初衷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结果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国有企业弊端及政府失灵的全面爆发，最终恶化了国民经济本身。

由此可见，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时，依然时刻警惕政府失灵。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仍占很小比重，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或应付战争的需要，具有事后救济功能。一旦市场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国家就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战时或经济危机时期的大量法律、政策及其措施予以废止，包括清理大量国有企业。以上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就足以验证。这也反映了战时经济法和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所具有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

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在哪里？笼统地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存在于私人无法或难以自治的领域。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需要政府扶持或淘汰的产业？这些不是由某个政府、某个利益集团或少数人决定的。依民主法治要求，既然国有企业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财投资的，理应由“全民”的代议机构加以审批，并决定资金投向、用途及其收益分配等。并且，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来看，政府通常不指望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支持财政预算的工具。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被允许长期亏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政策性亏损。[25]这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史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就足以明证。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更多地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发挥前瞻性价值和预防。

除此以外，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够，还需要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扶持或淘汰某些产业，从中可能需要一些国有企业。[26]但这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的。对此，日本、韩国比较成功。对于中国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既要考虑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适当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历史上的产业政策经验。

（二）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国有企业抑或其他

从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由于通用、克莱斯勒等一些世界著名企业提出破产申请保护，美国政府通过注资也成为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包括美国政府对一些银行的注资等。所有这些举措均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其他许多国家也不例外。为此，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刻意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甚至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国有化”浪潮，并以此为中国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推行完全的市场化而感到庆幸，以此为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地位寻找理由。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来看，这种倾向就已初见端倪。国家投资资金大量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引进外资、改制上市、贷款、企业并购等优惠政策也向国有企业倾斜。比如2008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给重庆国有企业带来539亿人民币，经过半年，实际到位资金达到60%，达317亿人民币等。[27]受此影响，某些地区、行业等出现了国有企业收购私有企业及其“国进民退”的回潮，包括但不限于山西省煤矿资源整合问题，[28]国有企业的地位被盲目拔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及其他许多盲点被掩盖。

如果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失灵问题，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与流失，进一步养肥少数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加剧国有垄断和与民争利现象，损害消费者福利；进而失去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培育市场机制及其经济转型的良机。

不可否认，面对金融危机，无论是出于行政权力的关联，还是国企脱困、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官员的短期业绩考量等因素，政府将救市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实属正常。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理所当然要在克服金融危机中担当重要角色。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更需清醒地认识金融危机、政府的救市计划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除了着眼于眼前的金融危机，更应当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如前所述，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从思想上来看，任何非常态社会的思想、学说和观点都不能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主导思想、学说和观点；从法律和政策上来看，非常态社会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一旦市场经济恢复常态，则在危机时期所实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其措施等往往被废止或修改。这在历次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或战争中均得以验证。因此，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救市计划也不应例外。国有企业从来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绝不能因此而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至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的弊端更是反面例证。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其国有企业比重本身就非常少。尽管历次的经济危机和战争中出现过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经济体系并没有脱离市场机制，从而把国有企业的弊端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国家干预经济本身就比较严重，国有企业比重依然过大，国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助长了国有经济垄断问题。[29]再次，金融危机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受此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也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计划存在很大差异，也面临着更为特殊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调控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培育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缩小国有企业比重等历史重任。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等，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以及传统思维惯性下，可能又会不自觉地进一步助长本应削弱的政府职能、行政权力和国有企业比重等，从而延缓市场机制的培育，而这恰是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困境所在。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要求，这也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及其具体制度构建的难点所在。

鉴于此，学界尤其中国决策者对此更应当保持清醒地认识，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救市计划成效和能否解决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此次契机，积极培育市场机制，实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成功转型。

综上，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就企业而言，是国有企业抑或其他？笔者以为：首先，国家要尽可能减少行政直接干预的力度，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还是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与其作用于诸如国有企业等行政直接干预措施方面，不如将其主要运用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并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监管内生于市场机制本身，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30]其次，国家要尽可能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并利用此次契机，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将国家调控资金主要用于“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中，扶持和培育目前能够解决中国将近70%就业的私有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31]再次，国有企业的投入应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领域为标准，并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为前提，使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从而发挥政府适度的调控和监管作用。国有企业的投入主要应着眼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以及需要国家扶持的产业等。再其次，尽管政府救市计划及其相关政策措施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但依法治视野，凡是能够法律化的，应尽可能法律化。[32]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最后，动用纳税人钱财的政府救市计划理应通过人大审议，应当反思此次救市计划的民主法治化进程。同时，国有企业的设立、重大运作、收益分配和解散等也理应纳入人大审议之内。虽然这在目前国有企业过多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具有不现实性，但应考虑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国有企业有选择地纳入人大审议，并在将来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后仅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保留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均将纳入人大审议监管之中。

四、结语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波动周期性表现之一。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有助于进一步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其经济法价值。金融危机下政府的救市计划，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属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透过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追求市场经济常态社会经济法所具有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不应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政府作用内生于市场机制，以弥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国有企业的弊端及政府失灵决定了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国家调控资金主要不应流向国有企业，而应侧重“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国人诸多思考，并有诸多政府及市场的反危机实践动作。然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乏强化外在于市场的政府功能及其国有企业作用的声音，甚至有人虽不明确提出否定市场机制但实质以此否定市场机制，比如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引起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等。[1]这种声音无助于经济法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对待这场金融危机，则这对经济法价值及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好的反思以及发展契机。如果准确界定了经济法的价值、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国有企业的定位，则对国有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是相当有益的，也是一项前提性基础研究。为此，笔者试图对此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次贷危机。由于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在缺乏完善法律监管情况下的过度膨胀以及IT产业泡沫经济的非有效性等因素，为了推动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通过支持按揭贷款的方式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截至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当时美国GDP水平。但与此同时，许多购房者还贷愈来愈难，因而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带来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危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必然使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包括中国。

如果说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膨胀和IT产业的泡沫经济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么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直接产生的次贷危机，则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一种失败或是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政府失灵的典型表现。因此，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待这场金融危机呢？笔者以为，首先，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稍有疏忽或漏洞的条件下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等诸多存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多是“沾点光”而已，而对于朝鲜等经济较封闭的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2]从中国现实来看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有限，只是波及在沿海外向型企业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其次，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2009年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在美国水平基础上达到3.4%即为例证。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以后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经济法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基础。

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目前广泛采用的经济形态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害怕金融危机，而是害怕因金融危机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害怕因此而强化外在于市场的国家干预；害怕没有有效的国家调控手段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杠杆的同时，积极发挥国家调控监管的手段，化解危机，并借此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新的一轮发展。这也是国家间展开竞争的一个重要机会。历史多次证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均把握了因危机而带来的多次发展契机，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并使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地降低。[3]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法价值的考量

清醒而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是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这对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政府干预依然过多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准确界定经济法价值的重要前提。

面对金融危机，无论美国政府的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等，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依法治之一般要求，这些行为均需要以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中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等。从法学的视野来看，其乃是经济法学考虑的范畴。[4]从经济法产生历史来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银行法》和《产业复兴法》等均是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我们将之称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前已述及的中美各国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即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除此之外，两次世界大战也催生了一些经济法法律法规，比如德国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以及日本的《炼钢行业奖励法》等。我们将之称为战时经济法。[5]无论是应对危机性经济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其更多地体现出国家外在于市场的一种强制性干预，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

然而，随着历次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并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应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论思潮，但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陷入了“国家万能论”，是失败的。[6]即便为此出现的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后来也在不断地进行理论修正，包括但不限于其后出现的供应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一切均说明政府亦非万能，正如布坎南所说，“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7]此次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我们不能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而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无论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等；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8]

进一步而言，任何非常态社会下的思想、学说或做法只能在特定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常态社会的一种思想予以启发，而不能作为常态社会运行下的主导思想、学说或做法；它必须在常态社会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更新，否则容易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绊脚石。[9]对于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或战争而产生的理论思潮及其应对措施均是非常态社会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应。因此，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或战时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均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无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后来都逐步废止或修改，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通过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立法后来被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立法所取代等。同样，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法律也是如此，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绝不可以常态化的心态看待政府及这种经济法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从而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与预防。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史也足以验证。比如美国的《克莱顿法》改变了《谢尔曼法》的事后控制原则，采用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原则，并侧重事先控制原则。美国后来的反垄断立法又进一步补充了《克莱顿法》，建立了企业合并事先强制申报制度等。[10]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仅强调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可能已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无谓的损失，[11]但是它能够尽可能降低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及政府失灵的存在；虽然强调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有助于事先防范市场失灵，但有可能滋生政府失灵，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因此，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同时，依然要时刻警惕政府失灵；政府作用必须内生于市场机制，也就是政府内生于经济本身，[12]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同时，又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公私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与发挥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彼此不可或缺，是一种彼此博弈与平衡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也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而政府失灵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如果说市场失灵需要摄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又带来了芝加哥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以及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13]因此，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只有建立并超越于凯恩斯主义，同时又摄取公共选择理论的营养成分，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之一般要求，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决定了从法学的视野来看，这是经济法学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正是经济法学的价值所在。[14]

从中国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需要赶超发达国家、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资本积累道路，而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又受制于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职能尚未彻底转变以及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从而导致渴求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很容易发生膨胀与变异。这正是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困境所在。从法学视野来看，也就是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所在。

就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虽然我们不要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经历了国会多次的较量及其法治化的表现，如2009年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以及成熟的市场机制，均存在将政府作用的负面效果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则是建立在市场不成熟和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基础上，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未经过各级人大的审批而予以实行就足以验证。就此而言，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财能否用在刀刃上、是否存在“灰色地带”以及是否反作用于市场机制等值得质疑。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更应当着眼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如何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如何“还权于民”的长远措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企业脱困、职工就业和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等方面。从法学视野来看，中国在发展经济法的同时，还应当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国家公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大力培育和发展民商法和行政法等。中国经济法具体制度要在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中谨慎构建。

当然，我们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博弈与平衡时，不能因此而陷入“中庸”之道这一国人通病，因为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有时无法取得最佳平衡点，制度的构建不是绝对完美的，总要面临着代价、取舍与牺牲。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也是如此。这才是经济法学人真正需要考虑的话题。

经济法价值理念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及其社会实践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相当有益的。经济法固然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但也需要探索经济法思想，尽管经济法思想有时看似是务虚的。[15]

三、经济法价值个案实证分析：国有企业

（一）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的边界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应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但是，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无时不在。国有企业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其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人的本性在于只有给自己追求利润时才更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并不直接拥有产权，国有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可能利用“全民”的名义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试图构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这仅具有相对意义。其与出资人模糊不清相比较而言要进步许多，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国资委无论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作为特设事业机构均存在委托问题，依然存在假“全民”名义而行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作为代议机构的人大的应有地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其二，无论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是私有企业的垄断，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是国有企业天然地存在行政垄断的倾向。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无论政资分离还是政企分开，国有企业都难以逃脱政府的“掌控”。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政府也不应当彻底放任国企不管，否则就是放弃了股东的权利义务。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与行政权力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必然容易滋生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中国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此，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正如英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的，“政府是个永远管理不得力的股东”。中外各国尤其计划经济时期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或亏损问题，浪费纳税人钱财。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500亿元；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亿元至1000亿元。[16]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17]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2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83%；实现利润总额为1.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1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如果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失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就几乎没有利润可言。[19]更何况国有企业的利润等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20]包括金融危机下利润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也多因垄断利润产生收益。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以及与民争利的结果；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实践来看，就可见一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往往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关。第一，从西方国家来看，凡是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时期。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等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据考证，有关公有企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21]这与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最早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有关。早期国有企业往往以政府行政机构的面貌出现，比如1657年的英国邮政局、1810年法国的烟草专卖局等。[22]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先后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其次，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发展。比如美国将铁路、邮电和船运等行业置于国家垄断经营。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时经济法。在此基础上，尤其左翼政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受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初期的积极作用影响，[23]也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比如英国工党执政时在历史上多次国有化。尽管西方国家无论经济危机、战争还是其他何种原因出现过多次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1974至1979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4]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并且，一旦每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结束以后，各国就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纷纷从国有领域退出。比如美国就把战时建立的国有企业多数清理完毕。而且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国有企业的弊端日渐严重，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多次私有化浪潮，即使以前一直认为的自然垄断行业也纷纷引入私有资本、引入竞争，比如电力等。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来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彻底否定了市场机制，代之以全面的公有制，初衷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结果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国有企业弊端及政府失灵的全面爆发，最终恶化了国民经济本身。

由此可见，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时，依然时刻警惕政府失灵。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仍占很小比重，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或应付战争的需要，具有事后救济功能。一旦市场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国家就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战时或经济危机时期的大量法律、政策及其措施予以废止，包括清理大量国有企业。以上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就足以验证。这也反映了战时经济法和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所具有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

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在哪里？笼统地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存在于私人无法或难以自治的领域。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需要政府扶持或淘汰的产业？这些不是由某个政府、某个利益集团或少数人决定的。依民主法治要求，既然国有企业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财投资的，理应由“全民”的代议机构加以审批，并决定资金投向、用途及其收益分配等。并且，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来看，政府通常不指望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支持财政预算的工具。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被允许长期亏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政策性亏损。[25]这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史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就足以明证。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更多地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发挥前瞻性价值和预防。

除此以外，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够，还需要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扶持或淘汰某些产业，从中可能需要一些国有企业。[26]但这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的。对此，日本、韩国比较成功。对于中国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既要考虑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适当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历史上的产业政策经验。

（二）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国有企业抑或其他

从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由于通用、克莱斯勒等一些世界著名企业提出破产申请保护，美国政府通过注资也成为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包括美国政府对一些银行的注资等。所有这些举措均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其他许多国家也不例外。为此，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刻意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甚至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国有化”浪潮，并以此为中国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推行完全的市场化而感到庆幸，以此为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地位寻找理由。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来看，这种倾向就已初见端倪。国家投资资金大量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引进外资、改制上市、贷款、企业并购等优惠政策也向国有企业倾斜。比如2008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给重庆国有企业带来539亿人民币，经过半年，实际到位资金达到60%，达317亿人民币等。[27]受此影响，某些地区、行业等出现了国有企业收购私有企业及其“国进民退”的回潮，包括但不限于山西省煤矿资源整合问题，[28]国有企业的地位被盲目拔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及其他许多盲点被掩盖。

如果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失灵问题，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与流失，进一步养肥少数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加剧国有垄断和与民争利现象，损害消费者福利；进而失去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培育市场机制及其经济转型的良机。

不可否认，面对金融危机，无论是出于行政权力的关联，还是国企脱困、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官员的短期业绩考量等因素，政府将救市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实属正常。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理所当然要在克服金融危机中担当重要角色。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更需清醒地认识金融危机、政府的救市计划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除了着眼于眼前的金融危机，更应当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如前所述，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从思想上来看，任何非常态社会的思想、学说和观点都不能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主导思想、学说和观点；从法律和政策上来看，非常态社会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一旦市场经济恢复常态，则在危机时期所实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其措施等往往被废止或修改。这在历次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或战争中均得以验证。因此，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救市计划也不应例外。国有企业从来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绝不能因此而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至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的弊端更是反面例证。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其国有企业比重本身就非常少。尽管历次的经济危机和战争中出现过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经济体系并没有脱离市场机制，从而把国有企业的弊端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国家干预经济本身就比较严重，国有企业比重依然过大，国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助长了国有经济垄断问题。[29]再次，金融危机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受此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也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计划存在很大差异，也面临着更为特殊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调控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培育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缩小国有企业比重等历史重任。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等，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以及传统思维惯性下，可能又会不自觉地进一步助长本应削弱的政府职能、行政权力和国有企业比重等，从而延缓市场机制的培育，而这恰是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困境所在。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要求，这也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及其具体制度构建的难点所在。

鉴于此，学界尤其中国决策者对此更应当保持清醒地认识，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救市计划成效和能否解决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此次契机，积极培育市场机制，实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成功转型。

综上，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就企业而言，是国有企业抑或其他？笔者以为：首先，国家要尽可能减少行政直接干预的力度，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还是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与其作用于诸如国有企业等行政直接干预措施方面，不如将其主要运用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并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监管内生于市场机制本身，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30]其次，国家要尽可能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并利用此次契机，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将国家调控资金主要用于“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中，扶持和培育目前能够解决中国将近70%就业的私有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31]再次，国有企业的投入应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领域为标准，并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为前提，使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从而发挥政府适度的调控和监管作用。国有企业的投入主要应着眼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以及需要国家扶持的产业等。再其次，尽管政府救市计划及其相关政策措施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但依法治视野，凡是能够法律化的，应尽可能法律化。[32]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最后，动用纳税人钱财的政府救市计划理应通过人大审议，应当反思此次救市计划的民主法治化进程。同时，国有企业的设立、重大运作、收益分配和解散等也理应纳入人大审议之内。虽然这在目前国有企业过多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具有不现实性，但应考虑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国有企业有选择地纳入人大审议，并在将来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后仅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保留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均将纳入人大审议监管之中。

四、结语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开题报告是关于开展课题或论文写作的计划报告，由毕业生个人完成，向导师、评议小组等汇报，目的是①说服导师、评议小组同意报告人进行下一步的论文写作工作；②对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做得到导师和评议小组成员的修正、指导。开题报告的字数大约占毕业论文字数的10~20％。

（一）开题报告的步骤。开题报告的步骤具体包括：选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对课题进行初步研究；确定题目；开题报告的书面写作；向导师、评议小组汇报；进行论文写作或重复上述步骤。

1、关于选题。

（1）选题应是本人熟悉的内容，应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内容应是与本专业相关的，部分本科生在毕业论文的选题时不自觉地写其他专业的题目，这应是极力避免的。

（2）选题的题目要小，即讨论问题的范围要小，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较之“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在选题范围上要小，而写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资金的筹集、运用或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其中的一个方面则更有针对性。

（3）选题要有时效性，而实效性是相对的，如现在“三农问题”是热点，分析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可能对我国未来的有借鉴意义，但分析1955~1978年之间我国的土地制度可能就过时了。

（4）题目的名称要规范、简洁、无歧义。

2、关于资料的收集。

（1）在资料的收集上，前期面亦广，后期亦窄，故应尽快确定题目；

（2）论文写作需要参考与课题相关的各种文章书籍资料，一般而言，学士、硕士、博士论文可能分别需要10、30、100篇左右。从已经出版成书的博士论文看，参考文献有30篇的，也有300多篇的。

（3）重要的资料可采取复印的方式保存，看到与论文相关的资料时，可记录下该资料的名称、观点、页码等，以在以后的写作中参考。同时，收集资料时要记录下对参考文献要求的各个项目。

（二）开题报告的内容。开题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选题意义。选题意义包括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前者指能够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或用具体的数据验证某种尚待证明的已有理论，后者则涉及研究问题的现实背景、能够对有关的经济主体和政策当局提供建议或做出评价。

2、文献综述。文献综述部分包括理论的渊源、国内外在该课题上已有的研究，本人对有关理论演进过程的评价等，在此基础上指出已有研究的欠缺之处，并提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

3、研究方法。即论文写作涉及的研究方法，具体的名称很多、含义不等。在开题报告中可以简略陈述自己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而方法论又与哲学相联系，往往难以表达清楚而容易导致歧义。

4、可能取得的创新之处与可能遇到的困难。应清楚地写出预期的成果或创新之处，这是开题报告的重点，有创新、有成果才能让别人觉得你的工作有价值。同时对已经具备的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困难、问题进行客观的陈述，以获得评议小组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5、论文提纲。对于论文提纲有两种看法：一是粗略的提纲即可，一般具体到章；二是详细的提纲，细化到章下面的每一节。详细的提纲可能更好，因为这表明报告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开题报告更容易通过。

6、参考文献。列出的参考文献应包括：①已经看过的；②已经搜集到但没有看过的；③尚未搜集到但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需要别人提供的。论文定稿后，参考文献则只涉及引用或借鉴过的。参考文献的引用要规范。

二、学位论文的结构与内容

一般而言，经济类学位论文应包括四部分内容：①文献综述（包括研究意义、问题的提出等）；②理论分析；③实证分析；④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这四部分内容的逻辑是：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观点，其次从理论上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证明，然后再对该问题或观点用事实加以证明，最后得出结论、给出结论的含义。

关于论文的结构，即如何组织上述内容，最紧凑的是采取顺序型结构，即按“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的顺序组织内容，但难度往往较大，尤其是讨论问题的范围较广、论文篇幅较长时。另一种常见结构是先总后分型结构，即先提出问题，对问题给出若干解释或分解成若干子问题，然后对每一种解释、子问题给出“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如果论文的各个章节存在一种逻辑关系，表明论文在结构上很严谨；如果各个章节之间没有逻辑关系、联系不密切，是一种松散的结构，内容再好也很难称之为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

（一）文献综述。该部分与开题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近似，具体包括①选题意义；②文献综述（文献必须是与要讨论的问题相关的，做的好可以单独构成一篇文章）；③问题的提出；④分析的框架（范式）、对有关名词、术语、概念的界定；⑤研究方法；⑥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

（二）理论分析。

1、理论分析应注意的问题。理论分析的目的是在理论上支持、证明论文提出的观点。经济理论是解释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林毅夫，2005），可以用文字表述，更多的是用符号（如数学符号）表示。如果论文中提出的观点、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一种经济现象、并能够准确预测某一种经济现象的发生，就是一种好的观点或理论。但同一种经济现象，可由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而不同理论流派首先或基本的区别在于其前提假设上（当然，主流经济学有着共同遵守的假设，比如理性人假设、资源的有限性假设），如考夫曼（2001，p.507）分析的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前提假设上存在的区别、王广谦（2003，p.413~415）讨论的金融市场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在前提假设上的区别，而两种理论由不同的前提假设出发，经分析推理得出的结论及政策含义就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论文写作、进行理论分析时，讨论应在一套理论体系（或者说一个分析平台、框架、参照系）内展开，借用、引用不同的理论时应注意彼此在研究的前提、得出的结论上是否冲突；同时理论的正确与否应看其内部逻辑推理是否一致、能否被经验证明或证伪，不要断章取义、随便引用某个经济学家的话来佐证论文的观点；不要出现同时赞同市场和赞同政府的倾向，观点在前后应该具有一致性；如果论文讨论的是非主流经济理论，比如行为金融理论，那么引用某些普遍的结论，如竞争比垄断更有效率、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等也要慎重；另外，在一篇文章中，自己提出的观点（或“理论”、“理论”的结论及推论）应是自洽的，能够相互解释、相互之间不矛盾。

2、关于理论分析中的创新。一篇论文的重点、价值在于创新，但理论创新难度很大，因而一般尽量不要试图提出什么新的理论或试图综合两种理论。但在理论分析中，创新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评述，将部分文献综述的内容扩展、加以详细论述，来证明论文提出的观点。这往往是理论分析的普通形式，是部分硕士、博士论文的大头。

（2）在他人的基础上，对已有的理论或模型进行演绎、推理，或补充、改进，得出新的结论，以更适应我国当前的现实（这应该也算一种创新）。

（3）评述若干种理论，指出其不足之处，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虽然你没有在理论上证明该观点，而只是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证明。

（4）用一种新的方法或过程证明一种理论或观点，虽然别人曾经证明过，但你的论证更有效率（证明更简短）、或更新颖（如使用博弈论来证明原来的观点），这构成了理论证明过程的创新。

（三）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也可称为经验分析，目的在于用事实来支持论文所提出的观点或证明某一种理论，具体包括两种分析方法，一是统计分析，其中案例分析是其中的特例（样本只有一个），二是回归分析。对于某一种的观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来证实就可以了（暂时可以被接受），而如果验证的结果是事实与理论不符，应分析其可能的原因：①事实与理论不对应，该理论本来就不是解释这种现象的；②理论不正确，只要一个反例就可否定一个理论（用事实来证伪），没有反例的理论被认为是暂时可以接受的假说；③理论提出的背景与我国当前的现实不一致，要分析不一致的地方，然后改进理论，或提出改变现实的政策建议。

与理论分析相比，实证分析应成为写作、选题的重点。因为理论创新很难，而实证分析则可以且能够体现论文写作过程中付出的工作量，使论文可较易通过。毕业论文（尤其是学士、硕士毕业论文）应以实证分析为主，实证分析的内容可包括：

1、案例的调查、分析，可包括：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案例分析，如果该案例可以否定一个理论，或者说明这个理论在某个领域不适用；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调查，如当前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在一个新的领域内做的调查，别人没有做过或很少做过，如结合自身情况对大学生借贷状况进行的调查。

2、发现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别人已经提出的但尚未被人证明过的理论，如林毅夫（2000，p.261~295）的文章“食物的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是第一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的理论（“食物获取权的被剥夺是饥荒发生的最根本原因”）的论文，属于实证分析中的创新。

3、用大样本的数据来验证一种理论，或用一种新的方法验证一种理论或观点，虽然他人曾经用过同样的数据，但自己使用的数据更多、周期更长（如利用每年都在增长的股市数据）、论证更有效率（证明更简短）、更有说服力（如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来证明），则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4、进行历史分析或比较分析，收集的资料比别人全，或发现新的证据、能够提出新的观点，或有第一手的资料（如直接翻译的外文或自身调查得来的资料），这样的实证分析往往会成为论文中的出彩点。

5、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这是论文中所占比例最少的部分，大约占论文整体的5％。研究结论是论文各部分得出结论的总结，政策含义（建议）则是根据结论自然延伸、推导出来的，后面不需要再解释原因。因而，各条研究结论、政策含义可能只需要一句话。

6、论文写作中其他应注意的问题。论文的写作是建立在他人已有研究基础上的，肯定涉及他人的观点、资料（包括外文资料），但引用时均应注明出处，切忌抄袭；论文不要写成说明材料或教科书，而应有自己的观点，因为论文是给导师以及这个领域内的专家看的；也不要将论文写成领导报告或政策建议，论文的重点在于其创新之处。

三、论文写作的一个实例分析

以下以林毅夫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为例，对其内容、结构进行简要分析。该文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文版见林毅夫（1994，p.76~106）。

该文共分六节，第一节“引言”，包括：文章分析的背景，提出论文分析的目的，指出已有研究存在的缺陷，指出研究的理论基础－格里克斯生产函数，以及数据的来源。第二节“中国的农村改革”，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进行了回顾，包括价格改革、制度改革、市场与计划改革。第三节“数据”，简要概述了经验评价中使用的数据。第四节“函数形式的说明与结果”，讨论了估计方法，报告了经验结果。第五节“1978~1984年和1984~1987年农业增长的源泉”，报告了1978~1984年及1984~1987年的增长测算结果。第六节“结论性评述”，总结了研究的结论（“1978~1984年间农业产值的增加中，农作制度改革的贡献占46.89％，化肥增加或者说技术的贡献占32.2％，购销体制或者农作物价格提高的贡献很小”）和政策含义（“家庭农场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增长更为适当的制度，中国的未来改革应该加强刚刚建立起来的农户制度的地位”）。

在结构上，这篇论文的第一节可认为是文献综述部分，之后并没有单独的理论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从第二节到第五节的实证分析上，最后一节属于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这篇论文用生产函数理论、中国的制度变革数据验证了“制度对产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并量化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开创性，所以被刊登原创性论文的《美国经济评论》录用，成为中国在该杂志的第一人。

参考文献

1．［美］考夫曼,乔治.（Kaufman,G.），陈平.现代金融体系：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5

2.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J］.经济研究，2001；（4）

3.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

5.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1

6.钱颍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2）

7.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8.王广谦.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进展与述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摘要本文对经济类学位论文及开题报告的内容、结构进行了分析，重点讨论了论文写作中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应包含的内容，以及如何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中取得创新。

关键词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内容与结构

KeyWordsGraduationthesisWriting-planreportContentandstructure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欧元 泰勒规则 最优货币政策 新凯恩斯模型 发展及对策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an euro started at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vicissitude and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utilization to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policy-making formulation, through detailed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taylor rule (to contain at the beginning ofeuropean union in the euro sector application -unification monetarypolicy decision-making the monetary policy background, the utilization"the taylor principle" analyzes 1970-2006 beginning of the year europecentral bank the monetary policy decision-making tendency, pointed outmoves towards the negotiable securities along with the financialsyste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formulation and the currentpolitical situation adapt the monetary policy is inevitable. then apply theory to reality, conducts the key research in macroscopic and the microscopic two stratification planes, and uses the newestmeasurement economical technology, applied the new keynes model torevise after to the process the taylor rule to carry on based on the euro sector data real diagnosis research, thought the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the unifi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ve property transformed with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implementation has created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from on microscopic carried on the proof to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studies the inspiration which the taylor rule and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policy brings is, the europe monetary policy change has its rule, and receives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the restriction also needs the microscopic financial strategy the support. finally, wooden wen take zui the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real diagnosis as afoundation unifies our country socialism characteristic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in the actualsituation to discuss our country monetary policy the development andthe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euro；taylor rule；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new keynes model；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

第一章 绪论

1.1 论文研究背景

2002年1月1日零时，随着布鲁塞尔皇宫设置的欧元倒计时钟钟声的敲响，欧元正式进入流通，欧元区12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芬兰、德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和希腊缔结的空前的货币联盟正式开始运作，标志着欧洲甚至全世界己不可逆转地跨入欧元时代。在资本主义发源地、发达国家聚集的欧洲，各国家让渡货币发行权而发行统一的区域货币，并建立区域性货币的超国家统一管理机构—欧洲中央银行，这是人类货币金融史上的首次勇敢尝试，必将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中作为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欧元从诞生几年来的运行来看基本上是成功的：欧洲中央银行调控欧元的能力大大增强；欧元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欧元区经济整体运行良好，虽然欧元诞生后对美元的汇率走势并不稳定，但欧元所以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不应为人们所忽视。

1.2 论文研究内容

欧元的诞生，使欧盟国家货币单一化取代原来欧洲复杂多样的货币制度，这是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为重要的大事。在国际金融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欧元极大的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成为能与美元分庭抗争的世界第二大货币体系，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欧元诞生的最初，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先是一路走低，又持续升高，使得人们对欧元的稳定性不禁又产生了疑问，欧元日益成为大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总体而言，前人对于欧元的研究方向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货币同盟理论的探讨：另一方面是对于欧元的稳定性的分析。而本文则是本着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深入思考，探讨泰勒规则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对据此分析得出的最有货币理论进行实证。

1.3论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研究了欧元启动后欧元区金融体系的变迁及欧元区泰勒规则的运用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制定，通过详细深入的剖析泰勒规则在欧元区的应用,提出“随着金融体系走向证券化，国际化，制定与时局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是必然的”这一观点。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a 阐述了最优货币政策，以及在通货膨胀中的前瞻性。

b 运用欧元区泰勒规则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制定进行了分析，使用平滑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理论与实例的分析，建立具体模型。

c 论述了泰勒规则对提高利率的作用及实现过程。

d 给出了本实验的部分关键性技术：

（1）建模方法

（2）实证分析法

e本论文主要研究工作：

(1) 建立了泰勒规则具体模型，归纳国内外对泰勒规则的研究及经验。

(2) 使用实例分析法对最优货币政策开展实例采集与分析，对泰勒规则在利率波动方面 进行讨论；

(3) 介绍前瞻性泰勒规则的理论原理和通货膨胀分析；

(4) 对利用实例分析结果进行图文说明，进行展示；

(5) 对利率平滑进行实证分析。

（6）加入货币政策改良方面的新理念，描述泰勒规则的溶入和引用，展示货币政策中的创新思路

本文对欧洲及我国货币政策改革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1.4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共分四章。其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实验研究的背景，包括泰勒规则运用的发展。说明本文研究内容的技术支持和时代背景，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

第二章对欧元区泰勒规则进行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应用分析，进行图文展示并具体说明在提高利率方面的作用。

第三章对货币政策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通过前瞻性分析，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总结。

第四章总结与展望：总结了泰勒规则在欧元区和国内外银行政策指定过程中的经验与需改革之处，对单泰勒规则的实例应用和未来诚信建设及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074—06

步入新世纪，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面对的最大经济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随着我国“三农”改革步伐的加快，有关中国农村发展的研究也不断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专家学者的关注。笔者选取《开发研究》2000——2010年刊发的有关农村发展的所有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其内容、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以揭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的总体状况。作为国内经济管理类权威核心期刊之一，《开发研究》设置的“新农村建设与发展、三农问题、农业经济、农村问题”等特色学术板块专门探讨有关农村发展的问题，选择该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大致反映该领域的基本面貌。

一、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概况

“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一语发人深思，从中窥视到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借用此语，也可以从学术论文的层面，从理论的角度来对我国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一番粗略的勾勒。

（一）论文数量

在中国知网上，以“农村”为关键词对《开发研究》2000年以来的论文进行检索，共收集该方面论文151篇。之所以不将“农民”、“农业”作为关键词的相关论文纳入本次统计范围，主要是考虑到农村发展问题与农民、农业发展问题在研究对象上还是有严格区别的，且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主旨，农村问题与农民以及农业发展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研究重点。其中，2004年以前论文数量较少，共14篇，约占9%，2004年以后（含2004年）学术论文开始增加，共137篇，约占9l%，特别是2007—2010年间共发表103篇，占10年总数的68%。这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紧密相关，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在2005—2011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将农村发展问题提到历史的高度，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强调其重要性，这种举措大大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因此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增加。

（二）基金项目资助

从所获得的基金项目来看，有16篇论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6篇论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篇论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1篇获内蒙古教育基金资助，1篇获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基金资助，1篇获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资助，1篇获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资助，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的也有1篇。获资助的论文占10.6%，其他123篇均未能得到相关研究资助，约占89.4%。项目资助情况可以反映出政府、研究机构、大学等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反映出该领域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三）学科分类

以一定的学科分类来看农村发展问题，可以反映出该问题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视角。由于学科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研究农村发展问题的交叉学科也越来越多，因此，在统计上会出现同一篇论文同时分属于不同的学科。

（四）研究内容与主题

自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不断朝着稳步、健康的方向发展，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各项改革不断向纵深拓展，这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一时期的农村发展研究内容广泛，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

1.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经济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农村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农村经济问题始终是农村发展问题的中心，因此必然成为农村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解决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国内经济的新变化，需要学者给予高度的学术关怀与理论建构。在15l篇文章中，研究农村经济发展的有62篇，占40.06%。从时间上看，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内容和主题越来越全面和精细，有关于农村及其经济发展一般性的描述，也有专门探讨某一项具体的农村经济行为、某一区域的农村经济现象。或者是特殊农村经济制度。概括起来，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可以分成4个方面。

（1）农村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这方面的论文有29篇，仅占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46.75%，主要是对农村消费需求、消费结构、经济生活的整体状况进行概括性研究，区域性描述的特点明显。段小红、田秋生等对农村消费的基本数据、人口特点、收支情况、主要问题、消费结构、消费变化及其特点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2）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包括小额信贷、信用合作社等问题，这方面的论文有14篇，占农村经济发展研究的22.58%。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以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以及民间金融相互配合，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金融体系。因此，农村金融发展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王梦遥、蔡玉胜、张映文等分别对农村金融形势、金融供给短缺、金融服务体系缺失分析了成因、危害，并提出了解决对策与培育思路。

（3）农村田林产权改革问题。这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22.58%，其中以土地经营及其产权流转制度研究最为深入，其研究视角侧重于土地使用制度及其立法方面。闻海燕、董亚珍对浙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7种创新形式及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4）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5篇，占8.09%，基本上是关于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姜长云特别撰文对当前农村中小企业的新问题、新趋势进行了案例式的实证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2.新农村建设问题。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式提上议程事日，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总体上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的新形势下，中央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学界对此的研究也是在2006年才开始的，但研究热情相当高，共有24篇，研究触角涉及乡村关系、评价指标、制约因素、建设路径、对策分析、村级治理、合作经济组织、民间文化、信息化、城市化等各个领域。

3.农村贫困与扶贫问题。这方面的论文有12篇，约占7.95%。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贫困问题的重心，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已经从绝对贫困现象的普遍存在演变成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并且处于此消彼长的阶段。与此同时，农村贫困、返贫与扶贫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区域、制度、性别、财政、教育、人口学、社会学的不同角度。

4.农村人力资源及其教育培训问题。该类论文有24篇，主要是关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经济效应、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农村劳务经济、农村教育培训等的研究，体现出以实证调查研究为主、以定性分析为辅的特点，既有宏观分析，又有个案剖析，更出现了中观层面的论证，比较具有说服力。

5.农村发展的其他相关问题，有论文29篇，占19.21%。农村发展问题是一项整体工程，为此，农村发展研究除了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这一主要研究领域之外，还涉及合作医疗、留守妇女、基层党建、体育事业、公共服务、乡村旅游社区、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公益项目、政治意识等。

（五）研究方法

方法的使用状况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按各自所运用的最主要方法来看，有关农村发展方面的文章属于问卷法、田园调查法、二手数据统计等定量研究的有105篇，占69.54%；理论研究、田野法等定性研究的有46篇，占30.46%，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高一倍多，成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的主要取向。

（六）研究人员构成

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是应用性很强的课题，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比较关注。学术界约142人，实际工作部门（包括各类研究院、政策研究室）34人，两者之比约为4：1，学术界略居优势。在学术界，研究主力集中在经济管理、社会学、教育学、人口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实际工作部门中，政府部门及其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构成了主力军。

二、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评析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一个知识不断提高、发展和深化的过程，需要广大学术科研人员的理论提炼和实务部门人员实践的共同努力。正确评析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成绩和问题，是推动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

（一）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及主题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缺乏系统性，从而导致经验描述多，理论概括少；数据列举多，实证关联少。2000——2010年，有关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的论文都比较均匀地分布在上述各领域。2005以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金融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成为新的研究方向。这跟党和政府对农村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研究发现，2007年以前，农村发展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农业负担问题、农村干群关系问题、农村政府职能问题，但是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村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但农村更多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产权、农村自治、农村公共供给、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又重新获得了关注，并且其研究触角转到中观层面，即对当前县域经济、区域经济、城市群经济中的农民就业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总体来说，有关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仍然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研究体系，多学科、多部门介入的研究方向未能进行有机的利用与整合。由于农村发展问题的复杂性，论文著者在选题上往往是跨越多个领域开展研究。事实上，“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共同兴趣、多学科的共同参与既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有利于形成综合研究、交叉研究，从而推动理论发展”。

（二）研究方法

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是获得科学结论的前提。对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学者、实务工作者都比较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并非常注重运用理论统计学、数学等基础学科的知识对农村发展中某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这对不断变动的农村发展问题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问卷法、田园调查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方法的大量使用，对于一向比较欠缺定量意识的我国学术界将有关研究工作推向精确化、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研究论文的阅读、统计、分析，发现有关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存在诸多优点，但缺点也比较突出。比如，优点在于对调查对象的选取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而缺点主要存在于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即很少有文章对问卷设计、修订、发放及回收过程作充分说明。总体来说，使用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的论文并不少，但是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主要表现在实证研究中，学者的逻辑思路要么囿于数据的简单罗列而未能充分挖掘不同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要么是基于某些著名理论预设而对中国农村的问题进行考察并加以佐证，这势必会让人感到有先入之见的“伪实证”之嫌，即便如此，由于采用了大量一手资料，其对农村相关问题的研究仍然是比较科学、精确的。特别是吕晓英、吕胜利采用PanelData模型以1995——2006年期间全国30个省、区、市的财政支农资金、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农村社会救济投入、农村自然灾害救济投入以及农村医疗点和农村用电量等数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模型分析，其所得结论非常具有说服力。这无论对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提升，还是对于其他实证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前，要深化对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必须切实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实地调研以及第一手数据的收集。因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三）研究着力点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贺晓宇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通过CoVaR实证方法利用4家国有银行和2家私有银行的股权收益率值求得中国银行相对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和各银行相对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各银行相对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度。结论：中国银行与招商银行的关联程度最高，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关联程度较低。同时招商银行对于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率最高，说明了私有银行在发展私人业务上与投资民众联系更紧密。

【关键词】CoVaR法；风险贡献率；审慎监管

一、引言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金融机构之间风险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尤其是银行等传统资机构在危机爆发时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贡献程度，而巴塞尔协议也将审慎性监管划为银行监管的主要形式。

在衡量监管必要性条件中，巴塞尔协议主要集中于考察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和损失准备金率等指标。在理论上衡量审慎监管的必要性条件，Adrain和Brunnermeier（2008）的working paper中提到了利用计量条件风险价值的增量和其对总体风险贡献率来衡量。

二、本论文研究对象、数据处理和采用的原理

（一）研究对象和其数据选取

由于我国银行的特殊性，大规模的上市银行基本为国有，其对于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本论文选取了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农业银行的上市时间较晚，数据的量不能满足本论文的实证需求，舍去农业银行，确定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为方便计量，添加两家资本规模最大且上市时间较早的股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论文的数据选取范围：2008-20112年。受到财务数据报表限制，本论文研究数据的性质是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本论文选取采用的原理方法

1、风险价值

本论文的计算基础是风险价值。风险价值指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可能损失：VaRa=inf {v|P（WT￡W-v）31-a}（公式1）。

其中a表示一定的置信度水平，WT表示T时刻期望财富量，W-v表示最大损失量及在险价值。

我们也可以采用Jorion（1996）[2]中提出通过数学的标准化计算可以得到一个计算VaR水平的公式：（公式3），其中 是标准化后的股票收益率分布，且其置信度水准是a。 是收益率标准差， 是计算的时间区间。

2、q分位数回归

（公式4）

公式4中，Qy（τ|x）为关于x的条件分位数，Qμ（τ）为随机扰动项的分位数。对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则可采取线性规划法（LP）估计其最小加权绝对偏差，从而得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得：（公式5）

本文中由于风险价值是定义在一定置信的度水平下的最小损失量，所以采用此回归方法。

3、关于CoVar方法的具体讨论

定义P（Xi

公式6表示在a的置信水平下如果i银行的风险价值为VaRia，则基于这一水准下的j银行的风险价值为CoVaRaji|xi= VaRia。

i对j风险溢出贡献率可用：ΔCoVaRj|iq = CoVaRj|iq -VaRj （公式7） 表示。

如果j表示的是整体银行的风险价值，则公式（7）就表示某一i银行对于银行系统整体的风险溢出贡献程度。

三、实证过程结果分析

（一）实证过程

在处理股权收益率时选择每季度结束日的收盘股价价，计算收益率公式为：Ln（Pt/Pt-1），其中Pt为计算日股票收盘价，Pt-1为股票计算日前一期股票收盘价。为增强计算准确率，将算得的收益率扩大十倍。选取95%的置信度水平，并且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得到Za的值为1.658。利用公式（3）进一步得到各个银行单独的风险价值，留备用。本文以中国银行为例，见表1，得到中国银行对其他每家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和其他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

（二）实证结果分析

单个银行对其他银行以及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中首先分析中国银行对于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影响，在中国银行陷入困境时建设银行的风险价值最大，即建设银行此时风险绝对值是最大的，再之是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再考虑中国银行对于风险溢出的贡献程度，中国银行对于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率是最大的，再之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这种风险溢出的贡献率程度最大化也说明两者银行之间的关联性是比较高的。

再之，分析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影响。发现如果当招商银行陷入困境时其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是最大的，其次是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通过上述，得知国有银行之间的关联程度反而相对较低，而大型国有银行和大型的私有银行之间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

若考虑每家银行对于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值，可发现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绝对值是最大的，其次则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如果再进一步考虑风险溢出贡献的相对值即风险溢出贡献率。

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我国股份银行已经逐渐在实力和整体重要性上有赶上并且超越众多国有银行的趋势。实证对于审慎监管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即监管机构在选择那些重要性银行进行重点监测时应该考虑各方面因素，考察其风险的相对值而非风险溢出的绝对值，同时注重银行的业务与投资者等民众的紧密程度而非只是资产规模的大小。

参考文献：

[1]Jorion， Philippe， 1997， “Financial Futures： Risk Management”， Published by Irwin Professional， Chicago.

[2]毛奉君，2011：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9期。

[3]肖璞，刘轶和杨苏梅，2012：《相关联性、风险溢出与系统重要性银行识别》，《金融研究》第12期。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会计学博士论文 趋势 展望 选题方法 理论

博士毕业论文可以说是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终极目标，通过考察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研究其过去的发展历程，更可以预测将来的发展方向。博士论文中所借鉴和使用的理论既是论文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该领域所需要的背景知识。本文考察了2007-2012年这五年期间答辩的会计学博士毕业论文，以期了解国内会计学博士毕业生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通过研究会计行业的趋势可以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从国际上看，美国会计学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组织了美国会计学博士点的调查。Parker等（1972）对1960-1970年美国会计学博士论文的考察发现，57%的博士论文采用了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Porporato等（2003）以1991-2000年在Proquest博士论文库中的会计学论文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论文的主题、方法以及作者的毕业学校和国别等。Hahn（2007）则对会计学博士论文所采用的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作者依据的主要理论有博弈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理论等，基本都离不开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的范畴。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研究较少，起步也比较晚。张俊瑞等（2003）以1985-2001年中国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633篇毕业论文为研究样本，发现美国会计学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选题也比较具体，研究的问题针对性强，研究方法上实证居多；而中国的博士生论文选题面集中度较高，重复现象比较严重，涉及范围不够广泛，解决具体问题的针对性不强，研究方法上则是以规范研究为主，当然这也与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时间较短、不够发达，能够获取的公开资料少有很大关系。聂萍和张天西（2004）选取了自1982-2001年间答辩的310篇文章进行了研究，发现92.6%的论文采取了规范研究方法，主题也与会计理论的研究热点相关。薛青梅（2010）进一步对2002-2006年间的155篇博士论文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主题逐渐变得更加具体和务实，更加关注中国背景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公开数据的实证研究比例已上升到36.13%；研究所使用的理论也更加多样化。

本文采用描述性研究和比较方法，考察了2007-2012年答辩的博士论文状况，包括论文的主题、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也统计了主要院校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二）研究方法

当前，会计理论界存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主流研究方法，其中，规范研究可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而实证研究可分为广义实证研究和狭义实证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实证会计研究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得到中青年学者的极力推崇。这主要得益于1991年后资本市场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数据库的建立等要素。

广义实证研究也被称为经验研究，包括五种方法：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案例研究（或实地研究）、调查研究和档案（文献）研究（汤云为、赵春光，2001）。

无论是规范还是实证，应该说各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它们之间是互补的。目前，实证研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似乎已形成某种风尚，好像没有实证就不是一篇好文章一样。虽然实证研究可以就所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给出现实数据的结论，可以对现象进行详尽的描述，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在于无法清楚揭示隐藏在背后的因果关系，而规范研究可以弥补这个不足。规范研究中可以运用文字的魅力进行逻辑上的推理，而更深入的推理应该借助数学模型。随着博弈论的发展，博弈方法也在文章中逐步为研究者使用；另外现在的研究文章注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因此，比较分析法也在文章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将这两类方法单列出来。

借助于以上的分类，我们对所有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特别将使用资本市场公开数据作实证的文章进行了单独分类。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了解对于不同的主题，通常都采用了怎样的研究方法。于是我们将研究方法分为：使用资本市场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自己收集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调查问卷）；实验室研究；案例研究；档案研究（文献研究）；规范研究（描述性研究）；理论和模型分析；博弈法和比较分析法。

二、研究结论

（一）论文数量

首先从总数看，2007年最多，达91篇，是前一个五年开端（2002年仅17篇）的5倍多，比上一年（2006）也增加了31篇，增长50%；其他四年博士论文数量都相对平均，分别为79、75、80和74篇。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博士招生规模扩大；第二，能够授予会计学博士学位点的学校自2006年以来增长很快，如2006年之前，仅有东北财大、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上海财大、上海交大、西南财大、天津财大（财院）、厦门大学和财政部科研所等九个博士授予点，而到2011年底，会计学博士点增加到36个；另外其他院校也有大批有志于会计事业的学生致力于会计学方面的研究。

其次，从各校论文数量看，西南财大的毕业论文最多，五年共有71篇；其次是厦门大学，60篇。前10所学校会计类论文数量合计达254篇，占样本总数的63.66%；但累计有62所学校有论文入选，可以看出，会计类研究生扩展趋势很快，分布也非常广泛。

（二）关于研究主题

由表1可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所占的论文比重最多，分别达到185、53和53篇，占样本总数的46.37%、13.28%和13.28%，合计占总数的72.93%；审计、公司治理和其他领域分布在7%-9%之间；税收类论文最少，五年合计仅有17篇，仅占总数的4%。从年份分布看，财务会计前两年与后三年基本持平；管理会计则变动较大，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财务管理的论文数量则在年度间分布很不均衡。当然，这或许与市场环境、学生们的兴趣有关，也有可能与划分的标准不同，如业绩评价既可划分为财务管理，也可以是管理会计，本文将其列为管理会计范畴中。后面研究的次级主题划分也存在类似情况。

根据薛清梅（2010）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论文的研究主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从2002-2006年，财务会计领域的论文占全部的30.97%，且比较平均；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分别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9.35%和18.71%；审计、公司治理占总数的12%左右；税收只有5篇，占3.23%。利用聂萍等（2004）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1982-2006年，只有10篇文章是关于税务的；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领域所占比重最高。

利用张俊瑞的研究发现，西方会计学博士论文中会计学领域占有绝对地位，占到全部论文的3/4，比中国的要高得多；审计方面的论文占到将近13%，而财务管理方面的仅接近6%，其他方面不到4%；但在80年代，财务管理领域的论文有很大的增长。可以说，中外会计学的研究论文主题相同的是财务会计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同的是，西方在审计、税收等领域的论文也有相当的比重。

其次，从财务会计领域看，信息及其披露是学生们最感兴趣的话题，计45篇论文，占总数的1/4；会计理论、准则与制度类相差不大，均超过了1/5；最少的是资产定价类，仅有2篇论文，这可能与大家对此不熟悉、应用不多有关。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5年中没有一篇文章是关于会计史的；另外，论文同质化现象严重，会计类文章中仅公允价值的就有10篇，另有两篇题目完全相同；还有，研究国际会计的只有3篇，只有1篇是关于国际准则的，另两篇主题是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协调，这与中国会计走向国际化的身份大不相符。

第三，从管理会计领域看，预算管理研究的最少，仅3篇，可能是学生们对此不感兴趣；研究管理控制及信息系统的最多，将近1/3，这可能与此话题比较宽泛、论文相对好写有关；内部控制、成本管理、业绩评价与管理层报酬的论文数量相差较少，说明这些话题是“大众菜”。

第四，从财务管理领域看，行为财务研究（包括资产证券化、定向增发、MBO等）的论文最多，有12篇，达22.64%；其次是市场效率，有11篇，超过了1/5，上述两方面论文数量的增多与最近20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能够取得比较满意的市场数据有关。另外，随着市场资金面的不断变化，研究筹资的论文也有较大数量的上升，达16.98%；但研究风险管理、资本结构的都很少，分别仅有3篇和1篇入围，说明在此领域我们的研究大有作为。

与薛清梅（2010）研究相比，2007-2011年的论文次级主题与2002-2006年的在财务会计研究领域几乎相同，研究最多的是信息披露问题，最少的是国际会计和资产定价；管理会计领域变化不大，如2002-2006年管理会计领域研究最热门的是业绩评价、管理层报酬与内部控制，2007年后业绩评价减少、成本控制类增多，管理层报酬类维持不变；但在财务管理领域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研究最多的是投融资和资本结构问题，2007年后则刚好相反。

综合全面的信息来看，与2007年之前相比，除财务管理领域外，其他的会计博士论文的主题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都比较关注资本市场。

（三）研究方法

首先从论文使用的方法数量上看，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或使用四种及以上方法的论文数量都较少，分别占14.04%和6.77%，两者合计不到1/5；而采取两种方法的论文数量最多，超过了一半。进一步考察发现，在一种方法的论文中，使用实证研究的有44篇，占78.57%，其余12篇全部是使用规范研究；在两种方法的论文中，结合使用规范和实证的有49篇，比例高达22.79%。

其次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和统计数据的容易取得，利用资本市场数据进行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超过了2/3，达75.44%；这比聂萍研究的2002年之前310篇论文中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比例的7.4%有了10倍的跨越；即使与2002-2006年之间的36.13%也有了质的提高，这也进一步说明实证研究方法正成为主流。另外可以看到，采取调查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分别占27.82%和19.05%，比五年前分别提高了15%和5%；而采取模型分析以及实验室研究的很少，分别仅有16篇和6篇，这与五年前基本一致；文献研究作为辅助方法，也占有一席之地；博弈法逐渐受“欢迎”，五年合计有16篇文章采取了该方法。按照Parker的研究结论，美国在1970年间使用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的论文就占了57%，中国在这一点比美国至少落后了30年。

（四）关于论文采取的理论

论文中采取的理论一般来说是论文论述的基础。考察所有的博士论文，绝大多数都在第二章中明确提出论文所引用的理论，但也有部分文章没有列明；也有部分文章虽然表明是理论说明，但内容却是概念性的陈述。上述两种情况本文统计时都视作没有披露理论。

统计结果显示，106篇论文没有说明所采取的理论（包括理论是概念性的定义等）；但研究发现，凡是说明采取理论的论文都引用了不止一种理论。从表3中可以看出，引用频率最高的前十名依次是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博弈论、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有关金融学、经济学、行为学、会计学、管理学等领域。

比较薛清梅（2010）的研究发现，与五年前相比，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仍然占比最高，这与大量引用资本市场数据和选取的论文主题有关；但信息不对称理论、博弈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异军突起。

三、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年来，会计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首先，从主题上看，虽然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与财务管理所占的论文占据了超过3/4的江山，但会计新领域、筹资等与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的主题研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说明毕业生研究的主题更加联系实际，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实证的文章超过了3/4，同时实证与规范、多方法交叉相结合成为潮流，单独的规范或实证的文章在逐渐减少；第三，理论的领域虽然没有更多创新，但理论更加多样，论文中采用与资本市场联系密切的理论呈上升趋势。

从以上的总结中也可以看出目前会计类论文存在的薄弱环节：第一，对资本结构、国际会计、税务会计和会计史领域研究的较少甚至没有；第二，管理会计领域文章由于公开市场数据较少，论文数量有呈下滑的趋势，采取的方法也相对比较固定；第三，研究的理论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思维，创新的理论几乎没有。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虽然在样本的选择上比以前大大拓宽，但仍然有部分院校的论文没有上传或上传不齐，导致统计的数据资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主题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分类，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虽然笔者在分类时也征询了业内专家的意见，但仍存在片面性。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建议，第一，在论文选题方面，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尽量避免扎堆、出现重复现象。比如，以前论文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公允价值、资产减值等领域，建议学生们可以多将重点放在会计史、国际会计、环境会计等冷门领域，“物以稀为贵”。第二，在实际应用方面，随着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转型，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应紧密结合改革、转型的实际，从大量的现实经济问题中寻找研究课题，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第三，中国入世已10多年，会计的改革从与国际接轨转向与国际趋同，路线图也已经制定，因此，会计学博士论文也应该将视角瞄准国际会计学研究的前沿领域，让中国的会计研究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张为国，陈信元.全面开展博士生教学改革 造就跨世纪会计学术带头人[J].会计研究，1999，（5）：20-27.

[2]汤云为，赵春光.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会计研究，2001，（5）：52-56.

[3]张俊瑞，李婉丽，王小容.中美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的比较研究[J].会计论坛，2003，（2）：1-9.

[4]聂萍，张天西.会计博士生培养与会计理论研究[J].会计研究，2004，（4）：77-82.

[5]薛清梅.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的选题、方法与理论：趋势与国际比较（2002-2006）[J].会计研究，2010，（5）：83-89.

[6]张荣武.中美会计学博士生培养比较研究[J].财会通讯（综合），2012，（4）：103-106.

[7]Jamers E. Parker and Allen Fond.1972.Dissertation Experience of Recent Doctoral Graduates in Accounting.The Accounting Review，vol 47，No 4，October.pp：830-833.

[8]Marcela Porporato，Ariel Sand and Lewis Shaw.2003. Trends in Accoun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1991-2000. Advances in Accounting Volume 20.pp：245-263.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8篇

关 键 词：中国；当代金融研究；金融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3－0047－05

总体上看，2011年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金融问题的研究不如前两年火热。尽管有近300篇论文涉及到中国当代金融的研究，但真正有份量的成果较少。笔者从这些论文中筛选出50篇文章，从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农村金融、其他研究等七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国有银行的发展与改革

对于国有银行发展与改革问题，学术界规范性研究较多，而实证性研究不足。众多论文讨论国有银行“应该”如何改革与发展，仅有少量文章讨论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走过的道路“是什么”，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属于宣传性的文章。 比如，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金融》 推出了一组纪念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光辉业绩。

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撰文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历史经验与重大成就。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事业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比如：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始终坚持实践导向；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党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建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 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 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金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1]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撰文论述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早在建立初期就提倡保险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新的保险业进行了积极探索。1979年国内保险业务再度复业后，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 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发展的新格局。在推进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的道路。 [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论述了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认为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是银行监管一般规律和良好实践的中国化与理论升华，包含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清晰的银行业监管目标；二是科学的银行业监管理念；三是完善的审慎监管框架；四是强有力的持续监管。这四部分形成了一个不可割裂、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3]

今年也是中国银行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8年的大清银行，1912年改为中国银行并沿用至今，历经百年沧桑巨变，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回顾了中国银行的百年历程，指出中国银行经历了辛亥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三次伟大革命，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中国银行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爱国爱民、诚信至上、改革创新、以人为本。 [4] 许斌通过介绍中国银行不同时期发行的股票，回眸了百年中行的历史。 [5]

除金融业主管官员论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外，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分析。刘迎霜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变革的视角，叙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指出，金融机构的改革主要是从单一的银行金融机构转向多元金融机构发展， 从完全国有行政主导金融的金融机构转向企业化、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是从非常狭窄的资金市场发展到多层次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监管改革是从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发展到“一行三会”分业监管。 [6] 刘文的观点已有众多学者提出过，该文尝试着做了一些综合。

何广延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框架， 分析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认为，在1949～1978年“大一统”金融体系下，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1978～1998年，伴随金融制度体系的变革，由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逐步过渡， 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又转向审慎金融监管制度。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呈现出强制性、渐进性、滞后性三个特征。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主体为政府，变迁形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供给，这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7]

在分析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的论文中，黄玲的文章值得一读。作者将中国的金融业开放放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做比较， 通过对比195个国家1980～2009年的经济与金融数据，从多个角度测定了中国30年来参与世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总量与结构走势，认为中国金融开放进程呈现三个特征：第一，总国外资产和总国外负债增长显著，显示了中国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联接程度呈日益提高的趋势。第二， 若以跨境金融资产与负债占GDP或进出口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中国当前的金融开放程度不仅远低于当前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在长期严格的资本管制下，我国的跨境资产与负债在结构上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特征，明显低于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8]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oxford univ. press, 1973

[2]austin, the province 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 bei jing： china renmin univ. press, 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8]刘仁武. 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实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入WTO，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对外承包工程事业也得到瞩目的成就。国际承包工程市场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提供的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事业起步比较慢，是在过去对外援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978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了。在这过去的30年里，对外承包公司的数量从一开始的4家到2008年2300多家，入选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全球最大的225家中国企业也从没有到2008年51家。截至2008年底，我国累计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2630亿美元,签订合同额4341亿美元。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从1979年的3352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046亿美元和566亿美元。论文格式，实证分析。

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近十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取得的骄人成绩。论文格式，实证分析。

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数、新签合同额、完成额、入选225企业、单项合同数额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论文格式，实证分析。。这说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企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同时，(1)市场范围拓宽。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恢复中东、开拓欧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2)业务领域增广。对外承包业务遍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从最初的房间和交通领域到其他技术要求更高的工业、电力、石油化工等领域。（3）承包方式出现多样化。中国企业现在不仅能以施工总承包、施工分包的方式承揽项目，也能以EPC、BOT等的方式承揽项目：不仅可以承揽现汇项目，也可以根据项目情况提供融资服务或带资承包；不仅可以独立承揽项目，也愿意并有能力与外国企业结成联合体，开展合作。1也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重要的特点。

但是，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在合同数、合同额、完成额不断上升的同时，合同额和完成额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但是为什么合同的履约率却不断下降呢?

承包工程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些风险会影响工程的完成。一般而言，对外承包工程通常会遇到以下的几类风险：

1政治风险：东道国政局不稳定、国际关系紧张、与本国的关系、政策的开放程度、权利机构的腐败程度等

2经济风险：通胀危险、外汇风险、延迟付款、分包

3工程技术风险：自然条件新工艺新技术带来挑战、技术规范

4管理风险：公共关系合同管理后勤管理财务管理

为了分析每种风险的影响，我们要一一进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风险，近年来，和平是主要的趋势，不过“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再来是经济因素，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还有工程技术风险，近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逐渐向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发展。论文格式，实证分析。。所以技术要求提高了可能是导致工程履约率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论文格式，实证分析。

管理风险，这和企业本身的实力有关，随着企业竞争力的增强，管理风险的能力应该会逐步的提高。论文格式，实证分析。

为了确切的知道每一个因素对于完成额的影响，我们需要做一个计量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将选取几个变量。X1合同额，X2入选225企业个数，这个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竞争能力，X3新签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个数,X4房建和交通运输所占的比例，这两个变量用来衡量工程完成的难度。因为政治、经济环境对完成额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我们加入虚拟变量，X5金融危机X6战争恐怖袭击，有的年份取1，无则取0。因为金融危机、战争影响有连续性的，所以在危机和战争后，虚拟变量仍要取为1。

建立模型;

Y=a0+a1X1+a2X2+a3X3+a4X4+a5X5+a6X6+U

U是随机误差项

得到数据和模型后，我们再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1来对模型进行处理，得到下面回归方程：

Y=242.69-0.29X10.54X2+3.31X3-2.27X4+7.53X5-23.19X6

(2.23)(-1.30)(0.38)(2.61)(-2.30)(0.43)(-1.16)

(108.76)(0.22)(1.40)(1.26)(0.98)(17.26)(19.88)

R=0.98R=0.96DW=1.69F=53.51

通过上面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X3,X4通过了t检验，标准差也比较正常，也就是说新签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个数,X4房建和交通运输所占的比例，这两个变量用来衡量工程完成的难度，是影响完成额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去掉没通过检验的X1X2X5X6,再用X3X4建立模型：

Y=a0+a3X3+a4X4+U（U是随机误差项）

得到新的回归方程

Y=205.75+1.96X3-1.84X4

(4.76)(8.09)(-3.22)

(43.20)(0.24)(0.57)

R=0.97R=0.96DW=2.20F=16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