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法范文

金融监管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金融创新 横向规制 功能监管 原则导向监管 金融消费者

作者刘迎霜，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一、次贷危机：金融创新惹的祸

2008年金融危机被称为次贷危机，是与次贷住房抵押贷款相伴，因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引起的风暴。其最初是以次级抵押债券市场动荡的形式出现的，影响范围很有限。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入，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减持次贷有价证券，其财务状况不断恶化，直至出现净亏损。受一些商业银行亏损影响，银行业普遍提高企业和消费者放贷标准和贷款条件，市场上信贷迅速紧缩并开始困扰实体经济部门。至此，次贷危机完成了向信用危机的传递。市场信贷紧缩出现在短期资金市场，不仅导致货币市场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面临陡然增大的资金赎回压力，流动性出现紧缺，货币市场总市值萎缩，而且还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借款人房贷违约现象，并波及经营债券保险及信用违约担保产品的保险商，导致其融资成本升高，债权人相继要求其追加债务担保。由美国次贷市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影响商业信用市场和保险市场之外，还波及公司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股票市场、汽车融资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的金融危机。①由次贷危机形成及其传导直到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创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②此次危机的根源表面上看是美国利率提高和房地产景气下降,但上述分析表明金融创新与危机产生和传导密切相关,包括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次级按揭)和资本市场衍生品创新(MBS、CDO和CDS等),前者导致了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的增加,后者导致了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移到资本市场,进而传导到更加广泛的投资者。由此可见,风险承担和转移成为现代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而这有可能加大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可以说，过于激进的金融创新是此次次贷危机爆发、传导、扩大的重要动因。

从美国次贷危机前的金融创新及其带来的危害，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金融创新，带来了金融领域的深刻变革：首先是，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构成，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现代金融市场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综合金融、集团金融开始出现，金融市场界限模糊甚至消失、不同金融产品融合，金融证券化手段被广泛应用，这样，由于创新产品的复杂性、链条的间接性、预期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信用的脆弱性和无效性。其次是，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和投资者之间的三方博弈。③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本质，这种欲望会逾越合理的界线而变成贪婪，因此金融创新的出现甚至是以规避监管为目的，使道德风险失去了有效的制度控制。同时，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伴随着对金融消费者的掠夺和欺诈。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直接原因来看，是市场参与主体出于自利动机所从事的过度金融创新，但从根本原因来看是监管出现了问题。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过时的监管机制和金融系统风险管理的疏漏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④中国作为已开放金融市场的WTO成员国和GDP总量列全球第二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损失要小,除了总理强调的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的因素外,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中国式金融监管模式也起到了相当强的抵御作用。然而，在金融创新成为当代金融发展的主旋律之一时，我们也应从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传导，看到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法制的挑战，思考金融危机为什么没有在英、日等金融发达国家爆发，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有限？世界各国（尤其是危机发源地美国）经过次贷危机洗礼后是如何采取应对之策，以此来思考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变革趋向，未雨绸缪。

二、金融商品横向规制――《金融服务法》

从20世纪60年代起，全球掀起了旨在摆脱金融压抑的金融创新浪潮。证券化在八十年代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金融衍生市场也日益成熟彰显影响力。不断的金融创新，使原来分属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金融服务或金融产品出现某种程度的交融。现在金融控股公司已经逐渐成为金融机构的主导形式，其内部隔离机制虽可限制信息和资金的内部流动，却难以清晰展现分业经营的特点。金融业混业的趋势至为明显。基于金融市场的这种变化，21世纪以来，英德日韩等国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这些国家重新整理和改编原有的多部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将传统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一部法律中,即金融法制出现了从以往的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⑤

但是，美国并没有针对金融创新浪潮带来的金融行业经营特点的变化，制定全国统一的金融服务法，一直坚持自20世纪30年代就着力发展的证券法体系。并且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彻底解除了对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制和监管。⑥次贷危机的起因是资产证券化产品，它们是以商业银行传统的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的，而证券化之后其影响范围却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商业银行领域。贷款资产证券化构成了次贷危机转化为全面金融危机的传送带。金融创新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限制日益模糊、交叉，职责难以区分和控制，不受旧的信用体系的约束。原有的按行业规制的监管法规，在混业经营格局下，存在监管漏洞。银行业监管法规不能顾及证券公司（如Beae Stearns），证券监管法规只能保护证券持有人，而不能保护其它债权人（如Beae Stearns的贷款人），保险监管法规不能保护非保险公司的掉期对手（swap counterparties）（如AIGFP和他的客户）⑦。可以说，在金融创新浪潮的冲击下，美国按行业纵向立法的金融监管法力不从心，漏洞百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样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金融中心的英国和日本却都没有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元气大伤”。⑧美国政府也认识到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就是对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监管，而缺乏有效监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监管机构的纵向割据造成的。美国的金融混业综合监管和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了。⑨

金融资本市场无法抗拒的潮流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格局下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这也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基本走向。将金融产品简单地划分为银行产品、证券产品、保险产品或信托产品的做法无法正确反映现代金融实践，必然要出现法律管制脱节的现象――监管真空、监管重叠。我国应该学习英、德、日、韩等国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把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统合性的规范,构建一个横向化、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金融商品交易、金融统合法律体系。对于我国来说,改革现有的金融法律制度已迫在眉睫。应在修改或废除现有的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服务法》。

因此，金融立法由现行的商品类、金融业者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出台我国的《金融服务法》将是我国金融法的一大变革趋势。

三、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混业经营成为主要经济体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和趋势。⑩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各行业部门之间界线日益模糊，跨行业经营的大型金融集团出现。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监管的基础和条件，功能监管应运而生。功能监管针对混业经营下金融业务交叉的趋势,强调要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这样可使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自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努力推行“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模式的转变。然而在哥伦比亚大学证券法、金融法名家John Coffee教授看来，美国并没有做到功能监管。B11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监管割据局面难破，既有的监管势力不可能轻易放弃监管权力，同时还想扩大监管范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并不是一个完全推崇功能监管的制度文件，而是既有机构监管者们相互斗争和妥协的成果。

美国危机前的监管模式被称为双重多头监管，所谓“双重”即指金融机构既有基于联邦法设立的监管机构，又有基于各州法设立的监管机构；所谓“多头”即指多个部门负责监管职能，如美联储、财政部、储蓄管理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在双重多头监管模式下，金融监管的机构竟达115个。B12这些监管机构自1933年《证券法》、《银行法》以来已经划定势力范围，功能监管仅仅是势力扩张的借口和手段，为的是将手伸向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造成的结果却是监管重叠，徒增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如果建立一套完整功能监管体系，那按照美国现实情况的必然逻辑是：有关证券发行、销售等业务的监管应当完全由SEC执法；有关金融机构审慎监管则完全由银行监管者执法。以银行销售政府债券行为为例，按照功能监管的理念，银行发行或销售证券的行为应当受到证券交易监管部门的监管，即SEC履行监管职责。B13但是，根据《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银行销售政府证券的行为由银行监管者负责监管，SEC无权对该等行为监督执法。B14这说明，《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并非就是全然的功能监管理念的立法。B15银行监管当局与证券监管当局的权力之争从未停止，各监管机构的监管区域仍然是相对隔离的。各监管机构之间对于监管的内容不易实现无缝对接。而对作为商事个体的金融企业来说，在利益驱动下，努力寻找到监管真空是其本能的反应，这在现实中不断可以找到实例：如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管没有明确,B16同时，由于此类金融产品的交易结构过于复杂，各监管机构唯恐沾上监管责任，纷纷退避三舍，以至于临事缺乏监管者，最终使得没有一家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以至于没有谁去管。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显示出机构监管理念在金融创新面前的重大缺陷。B17

我国金融业正在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在我国现行“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之下,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仍以机构监管理念为标准,对不同金融机构从事的金融业务由不同的监管部门负责监管。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之所以还能适应金融监管的需求,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创新步伐和程度较之美国有很大的差距,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并没有充分暴露。然而,伴随我国混业经营的开展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成熟,金融创新的步伐必将不断加快，机构监管模式的缺陷也将不断显现。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树立功能监管理念并建立功能监管模式,才能保证监管的全面性和有效性,防止监管真空的出现。因此，改革现有监管部门的设置是我国今后实现功能监管的重要保障。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实行分业经营的大国。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是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

四、从规则导向到原则导向

规则导向监管是指金融监管立法中规则居于主导地位，是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主要依据。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各种具体的规则为监管对象设定明确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保障各种金融业务健康运营。原则导向监管是指法律规范中，强调具有模糊性、抽象性，并体现了一定价值维度的原则的作用。原则导向监管侧重于用一些基本原则来设定被监管机构开展业务必须遵循的标准。与“规则”相比，“原则”具有高度的一般性，包含了一些定性的而非定量的条款，可灵活满足变化迅速的行业的要求。“原则”具有明确目的性，表达了规章背后的原因，可以被广泛地运用到各种情况中。“原则”大部分是行为标准，关注的是机构或个人开展和组织业务时需要具备的品质，以及它们对待客户和处理利益冲突时的公平性。

原则导向监管使监管者以更有效率和效果的方式，按照成本效益的原则对结果进行监管。在许多环境中，原则导向的监管立法可以使各类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董事会以及股东的经济和商业利益更有效地结合起来。商业目标和监管目标的融合将带来更具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市场。具体来说，原则导向的监管方式与规则导向的监管方式相比较，具有这些优点：（1）原则给予被监管机构和监管者一定的灵活度，因此能促进业务模式、产品、战略和内部流程的创新；原则对市场创新和发展的适应性强，使监管要求更具“持久性”；（2）原则导向能够重塑金融监管法的人文精神，促进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效率。在规则导向监管方式下，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监管对象在监管程序中没有相应的角色。在原则导向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是服务与合作的关系,监管机构通过原则清楚地表明监管目标,确保原则在适用过程中的可预见性；监管对象则通过自我约束,建立并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程序,确保其经营活动实质性地达到监管目标的要求。可见，原则导向监管强调监管对象的主动参与，并以其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有学者认为，原则导向监管模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公私结合机制。B18（3）原则导向监管的目的性强，聚焦于原则背后的监管目标而不是仅仅盯住详细的条款和规则。尤其是在监管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原则往往能起到指导作用。

2003年，英国金融服务局（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缩为FSA）率先将“原则中心主义”应用于其金融监管方式立法中。采用“原则中心主义”的监管立法使近年来英国的金融体系和监管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并逐渐成为其独特优势而受到全球金融业的关注。2005年，国际上大额的初次公开发行股票（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数量首次远远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B192007年4月，FSA发起了“MPBR 行动”（Mor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Initiative），标志着英国金融监管当局原则监管理念的进一步升级。“原则导向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原则并且聚焦于结果，以高层次的规则作为手段，从而达到我们所期望实现的监管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更少地依赖于规则。”B20原则导向的金融监管也帮助英国有效抵御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其证券市场受到的影响在欧洲国家中最小。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一位官员海克特・桑特（Hector Sants）所言：“具体的监管规则无法真正解决那些根本性问题……在危机时期，正是‘原则中心主义’下的证券监管引领我们走出泥潭。”B21

美国的金融监管立法一向奉行规则导向。因为美国市场中的专业人士们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美国的1933年《银行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体系。在金融产品较为单一、易于掌控和驾驭的时代，规则导向监管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以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出台为标志，规则导向监管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金融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持续的创新和不断开发新产品是金融服务行业获得利润的重要方式。监管者必须对市场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而以详细规则为主的监管方法显然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因为任何一套详细规则都不可能及时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和实务。然而,面对金融业瞬息万变、日益复杂的风险状况,美国却墨守成规,没有及时对规则导向金融监管模式进行调整。在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来的金融危机中，规则导向监管模式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弱点暴露无遗。

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财政部对其监管体制进行反思。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的《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图》（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宣称“一个全新的目标导向的监管框架”，其本质上是采用了原则导向监管的理念和做法，即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来调整监管资源，增加与市场的有效沟通。B22

金融业创新永无止境，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监管，而是需要更好的监管方法。原则导向监管要比规则导向监管更有利于创新和新产品的开发，也更加持久和更具有适应性。尽管英国在次贷危机中发生了北岩银行危机，FSA也承认他们的监管存在失察，但英国不会偏离正在致力于建设的原则导向监管立法，坚信基于概要性规则、关注结果的、更多原则导向的监管，是应对复杂金融创新活动，支持有效率的金融市场科学创新所必须的。

长期以来，金融业在我国受到了严格管制，现行金融监管立法更接近于“规则中心主义”模式。监管规范体系庞杂，偏重于规范监管对象的具体业务流程，对监管目标的表达不充分，监管合规的评价标准过于机械。虽然我国的金融立法中原则性的监管规范并不鲜见，但其作用仅限于表明具体监管制度的立法宗旨和基本要求。显然，在我国现行监管规范体系下，监管对象承担了较高的合规成本，其创新能力受到了不应有的束缚。同时，在金融创新的趋动下，又会留下监管真空。然而，我国的金融市场与国外发达金融市场及其监管演进路径不同，带有明显的新兴市场和转轨经济的特征：金融系统根植于政府行政体系之中，政府承担了培育和监管市场的多重功能，缺乏由市民社会自然生发而出的以充分竞争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自律性监管体系，市场化约束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因此，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及其有关实践来看，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全面推行以原则导向的监管模式。

但是，在这样一个倡导创新的时代，在一个充满变化的金融市场，“原则”可能更为持久。这是我国金融监管法制所必须考虑的。

五、由经营者为中心到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

早期的金融立法在传统上以维护金融业稳定为主旨，保护“经营者”。20世纪60年代后，消费者保护逐渐进入金融法的视野和金融监管目标体系中，“消费者”也开始取代“经营者”。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提出了著名的“双峰”理论（Twin Peaks），认为金融监管并存着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2001年12月1日实施的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明确规定英国金融服务局（FSA）的四项监管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确保消费者得到适当水平的保护”。并且，其于2004年正式启动“公平对待消费者”（Treating Customer Fairly，TCF）项目，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开展此项目的国家。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却盛行反监管浪潮。SEC的工作重心从保护投资者转到保护受其监管的公司和投资银行。“为保护投资者免受金融劫掠者侵害而设的SEC，在某种程度上陷落于保护拥有政治权势的金融劫掠者免受投资者的‘侵扰’”B23。

两相比较英美的做法，华尔街金融大鳄设计出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能够在美国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正是美国监管当局忽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利益，一味鼓励放任金融机构做大做强，不顾风险的创新，甚至以金融的创新欺诈消费者（如高盛在抵押贷款证券上误导消费者）才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B24美国反思次贷危机的成因和危害，认识到强大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掠夺和政府监管部门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不足，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布什政府领导下的财政部在2008年3月的《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图》（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三大目标之一。B25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的财政部公布的“金融白皮书”即《金融监管改革：一个全新的基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构》（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 A New Foundation），在对美国已有法律和体制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上存在的弊端进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美国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金融体系的基石,需要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实行全面改革，提出成立一个独立的消费金融保护机构（Financial Consumer Coordinating Council）(CFPA)的方案，统一对消费者保护进行监管，减少联邦监管差距，推进相互协调，加强相似产品的监管的相容性；同时赋予其规则制定、监管和检查机构遵守法规及行政执行冲突方面的权利。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签署的《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9）要求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以保证美国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时，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可以说，关注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将是美国金融法的一个重大变革。

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一个庞大的个人金融服务需求市场正在形成，金融消费的范围与内容不断扩展，金融消费已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重要消费活动。如此同时，金融服务领域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也日益严重。遍观我国的金融立法，都是以规范金融机构、构建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者之间的关系为内容，对金融消费者行为的调适和规范完全交由民商法（主要是合同法）或刑法（违法后承担刑事责任）来完成。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其理念在于金融业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金融创新更加深了此种信息不对称，给金融商品提供者利用信息优势欺凌盘剥消费者提供了渠道和机会，而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保障，则会动摇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危害一国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已经有学者提出，我国可以参考美国立法，在现有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架构下，在央行内设置与货币政策委员会序列一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协调并监督“三会”下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及相关部门的执法状况。B26

统观未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监管法以经营者为中心到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不受以金融创新为名义的金融滥用行为之害将是大势所趋。关注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将是金融监管法制的一个重大变革。

六、结语

这场肇始于过度金融创新的次贷危机促使各界对金融监管法治状况予以深刻反思。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金融创新对金融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也因屡屡制造金融危机而给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蒙上了阴影。B27也许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场基于营利冲动的金融创新，而在于我们的监管法制。金融创新的发展要求金融监管法制随之发展，包括从结构、体系、内容等各方面的发展。

经过三十年的金融改革，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状况所无法比拟的。当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着从传统赢利模式向现代赢利模式的转变，金融创新成为当代金融发展的主旋律之一，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战。此次危机并没有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影响，我们虽然不必像美国一样“危机立法”，但是在这个创新、开放的时代，我们应该确立以创新为导向的立法指导思想，来构建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制。一方面要防止僵化的金融监管法规束缚了金融创新的深化，另一方面，要通过次贷危机的教训认识到金融监管法制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和防范的重要作用。

本文讨论的金融商品横向规制、功能监管、原则导向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域外金融监管已经采取或正在实行的变革，从长远的全球化战略来看，这些也是我们金融监管法制变革的趋向。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根植于国内的金融环境，域外的视角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需要加上本土的智慧来消化和吸收。可以预见，这些变革在我国的发生和发展并不会很顺利――面对混业经营、金融交叉新产品的滚滚潮流，横向规制和功能监管在我国虽然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学者也发出了“横向监管能走多远”的疑虑。B28而我国现在“一行三会”之上的联席会议制度和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作为统一监管、功能监管的初步探索，其实际运行效果差强人意。原则导向监管较规则导向监管对金融创新有更大的包容度，但原则导向监管强调监管对象的主动参与，需要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应保持透明、密切与合作的监管关系，从我国目前金融监管者的监管经验和被监管者的行业自律等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还并不具备全面推行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条件。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也经常被金融经营机构侵犯，并且并没有得到监管层的重视。但是次贷危机让我们认识到，欺诈横行的创新市场隐藏的巨大风险，如果不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损害市场信心，一样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爆发，引发金融危机。这为我们现在的金融监管法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金融消费者保护。但在这个新领域，我们该如何从立法上重视，在监管实践中面对利益冲突和经营机构的强势地位，监管者如何权衡和偏向等等都是有待探索的。

总之，这些应对金融创新的金融法制变革能否在我国真正实现，如何实现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论证。本文的意义可能更在于“大胆假设”，故题为“变革趋向”，“小心求证”需要我们充满智慧的金融实务工作者来完成，也许前进的道路是蹒跚的，但是我们终将前行。

注释：

①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10期。

②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学者给出了很多解释。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一是美元与黄金脱钩，变成不受约束的货币，二是美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储蓄率过低；三是货币超发，导致物价上涨或股市、房市价格上涨。参见吴敬琏：《吴敬琏详解美国金融危机》，《湖北日报》2009年1月20日，第009版。笔者认为以吴敬琏为代表的观点揭示了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都是借着“金融创新”这个载体来危害金融体系的。

③See，Zachary J. Gubler：”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Process: Theory and Application”,（2011） 36 Del. J. Corp. L. 55。

④新华社记者综述：《布什试图为二十国集团峰会定下基调! 》( 2008 年11 月14 日), 载新华网,http: / /news .省略.com /world/2008.11 /14 / content_ 10357675.htm, 2011-02-16。

⑤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涵盖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其中的“投资商品”定义包含“存款、保险合同、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合同等”。通过金融变革, 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欧盟内部则出现了金融服务区域整合, 欧盟成员国的金融法制也逐渐呈现统一和国际化趋势。德国通过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改善法》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了修改, 导入了新的“金融商品”概念, 对“有价证券、金融市场商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等”作了界定。2006年日本制定并实施《金融商品交易法》,该法将传统规范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外汇交易、投资信托、证券化产品、产品基金等金融商品的法规统一起来，彻底整顿金融法制。2007年7 月3日, 韩国国会通过了《资本市场整合法》。该法于2009年2月4日正式施行。该法使韩国的金融产业结构三分为“银行业”、“金融投资业”及“保险业”。该法使韩国的《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间接投资资产运营法》、《信托业法》、《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法》、有关综合金融公司法律、企业重组投资公司法等多部法律被废止，由《资本市场整合法》统一调整金融投资业。

⑥B17韩龙：《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法根源―― 以审慎规制和监管为中心》，《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⑦Charles K. Whitehead，“Refram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2010）90 B.U.L. Rev. 1.

⑧英国虽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但都是外源性的。日本除了所持美元国债缩水、少量所购美国次贷证券亏蚀和产品出口受到挤压所受的损失外，其国内的金融资产在海啸的第一波冲击（08年10月）和第二波冲击（09年1-2月）中没有受到任何来自西方狂潮的正面的撕裂、颠覆和吞噬。参见郭锋等：《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体系安全性》，载《中国证券报》2009年4 月22日。

⑨参见张波：《次贷危机下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其启示》，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2期。

⑩韩龙：《当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与问题》，《法学家》2010年第5期。

B11〔美〕小约翰・科菲、希拉里・塞尔：《重构美国证监会：财政部有更好的主意吗？》，载吴敬琏主编《比较》，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B12Eilis Ferran, “Examining the UK’ s Experience in Adopting the Single Financial Regulator Model ”,(2003 )28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7。

B13但自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来，SEC和银行监管者就商业银行是否适用“经纪人和券商”（broker and dealer）的定义一直存有争执，银行业也曾为规避SEC监管将其至法院。

B14See,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Sec738.

B15杨惠：《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交错：美国GLB法案的经验》，《财经科学》2007年第5期。

B16王自力：《道德风险与监管缺失：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中国金融》2008年第20期。

B18See Joseph J. Norton, “A Perceived Trend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Increasing Reliance on a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Vol. 37.

B19Gary Parkinson, “Record Amount Raised in London This Year as Foreigners Rush to Float”, INDEPENDENT（U.K.）, Aug., 9, 2006.

B20FSA. Principles- based regulation focusing on outcomes that matter. Apr 2007.

B21Hector Sants,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Lessons from the Sub-Prime Crisis, Speech at the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Institute Annual Conference ”, at www. Fsa.gov.uk/pages/Library/Communication/Speeches/2008/0515-hs. Shtml, 2010-8-6.

B22“Transcript of Symposium 2010:Too Focused on the Rules: the Importance of Supercisory Oversight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Summer / Fall, 201018 Cardozo J. Int'l & Comp. L. 623.

B23Michael Lewis ＆ David Einhorn，The End of the Financial World As We Know It，New York Times，2009 年1月4 日，第9 版，http: / /www．nytimes．com/2009 /01 /04 /opinion /041ewiseinhorn．Html，转引自罗培新：《美国新自由主义金融监管路径失败的背后――以美国证券监管失利的法律与政治成因分析为视角》，《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

B24Houman B. Shadab ,“Fear, Fraud, and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Symposium: Counterparty Regulation and Its Limits: The Evolution of the Credit Default Swaps Market”,(2010) 54 N.Y.L. Sch. L. Rev. 689.

B25《架构蓝图》提出专注于监管目标的监管方法（objective-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建立基于目标监管的最优监管架构，监管架构专注于三个关键目标：市场稳定性监管――解决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总体金融市场稳定状况的问题；审慎金融监管――解决由于政府担保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受限的问题；以及商业行为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监管相关）――解决商业行为标准的问题。也就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三大目标之一。

B26徐孟洲、杨晖：《金融功能异化的金融法矫治》，《法学家》2010年第5期。

B27近十几年来的一系列金融事件都与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工具有关。如1994年美国加州奥兰治县破产是因为县政府财政基金使用了反向浮动利率债券。1995年上海证交所的327国债期货风波, 同年, 英国巴林银行因经营日经225指期货巨额亏损破产事件。1996年日本信友商事公司因经营铜期货亏损18亿美元的事件，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倒闭，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及1998年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巨额亏损等等。

金融监管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对策研究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金融监管也愈来愈具有法律意义。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管理和金融监督的合称，也就是说金融监管主体为了实现金融业合法、稳健运行的目标，而利用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对被监管主体所采取的干预和调控的法律活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法律规范，其内容主要是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能和活动方式，规范其行为属性，实施体罚和程序法的结合，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现状

（一）我国金融监管法制问题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是调整金融监管主体在监管金融业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它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但是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制度，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散见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律及其他行政法规和规章中。但是总的来说金融监管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金融监管法是强行法。从金融监管法的内容看基本属于强制性规范，而没有任意性规范或授权性规范；在金融监管活动中，金融监管主体与被监管主体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具体表现为监管主体代表国家行驶国家权力，对被监管主体实行强制监管，被监管主体必须服从。第二，金融监管是行为法。金融监管法本质上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监督和管理的规范，其内容主要是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能和活动方式。规范其行为，具有行为属性。

（二）我国金融监管法的内容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

金融监管应贯穿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市场经营到市场退出的全部业务活动，但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法的内容主要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简单来讲，实体法规定了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而程序法规定了权力行使及义务履行的程序。在金融监管法的内容中，明确金融监管的主体以及金融监管的目标。确定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与职责，规范金融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规定金融违法行为的惩处性措施等，这些规定都体现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

（三）我国监管机制在与国际接轨时对外资银行准入与监管存在的不足

首先，这些文件在监管内容和方法上过于原则化，未对很多机制做明确要求而导致操作起来不便。其次，在监管领域上，我国侧重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而疏忽对境外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例如我国《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对海外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监管，只要求每半年报送一次报表而无其他要求。再次，我国银行监管法制还面临许多国际条例和惯例的冲击，如在对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等原则的接受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目前的法制要为外资银行的市场进入提供完善的许可和国民待遇的监管，尚要对监管法制和有关政策进行修订。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思路

（一）转变监管理念

调整监管目标为应对金融危机，国有商业银行将按照市场原则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可能通过金融企业上市，来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不再姓“国”，最多只能是国家控股，不再享有中央银行给子的“特别待遇”。人民银行必须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还要实现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同等国民待遇。体现在监管目标上，人民银行金融监管不再侧重金融风险的化解，而是根据监管原则和各家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对其适时作出停业整顿或退出金融市场的决定，从而确保存款人利益不受伤害。

（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监管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明确规定金融监管机关的法律法规，其法律地位、职责与职权、监管措施和监管程序。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这样，就要求我国加强对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规定，在原有的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加大有关监管的力度，合理选择和正确运用这些法律法规，有效的实施金融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制度。

（三）规范金融市场行为，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

金融法的直接功能就是规范金融行为。将金融社会关系规范成金融权利和义务权利的关系。金融交易虽然是一种合同行为，但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对金融关系进行规制显然是不够的。金融行为的客体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风险远大于实物资本，并且金融业内部分工极为精细和复杂，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经营的金融产品差别很大，因此，关于金融业的法律规范必须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采用特别法的形式。

（四）保持货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金融关系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关系，因而货币币值的稳定对金融关系的稳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才是有效的。因为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五）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金融监管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巴塞尔协议；监管主体独立性

一、金融监管法概述

长久以来，国内外关于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一直存在着反复交替的争论。鉴于金融业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金融市场普遍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强烈的负外部性，依法对金融业采取适度监督管理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占据主流，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金融监管国际化、标准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它反映并确认了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与金融监管的目标分不开。简单而言，金融监管的原则和目标的关系表现为原则是为目标所服务的，而目标又在原则的出现过程中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金融监管从本质上而言就是风险监管。这种风险表现为三点，其一是内部脆弱性，其二是危机发生时的超强的传染性，其三是高昂的社会成本。因此金融监管的目标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且降低危机发生时的损失。具体表现为：维护金融安全，保护金融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众信心；促进和规范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金融业的公平竞争秩序，提高金融业的竞争能力。

二、我国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根据金融监管的目标，结合我国现行的金融立法和国际通行之惯例，我国金融监管法的原则应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监管是指金融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程序、监管权力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不能超越法律。作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依法监管原则是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银行业监管法》、《证券法》、《保险法》里面的相关规定都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确认了这一原则，概括为五点：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的接受监管；二、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及职权的获取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三、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监管活动应依法进行；四、监管活动双方有一方违法的，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五、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必须要有严格的限制。

（二）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市场调节的基本自然生态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适度原则涉及到监管机构的自身定位的问题。监管机关的定位准确与否，关系到适度原则在监管环节中的表现是否充分。首先，监管行为是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市场自身约束双失效的外部规范和约束。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外部性的矫正措施，监管本身存在着局限，因此政府的外部矫正（即监管措施）也存在着两面性。综上，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定位是否合理科学，事关监管决策的科学性及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性。其次，就实现金融目标而言，金融监管也并非万能。随着金融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监管对市场约束和内部治理，不应当是替代，而应当是配合和补充。由此表明，当市场约束和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能够产生有效作用的时候，金融监管应当及时退出。监管机构定位模糊往往会导致监管职权的不适当履行，这就要求监管机关在实施金融监管时首先必须要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主，尊重市场的自身规律；其次，监管者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思路上应以宏观监管为主，尽量避免直接微观监管。一些人认为，只要每一个金融个体能够实现稳定，那么整体上就一定会实现宏观金融的稳健，这是个错误的认识。在利益相互关联的金融市场上，每一个金融个体的个体稳健纵然是宏观金融稳健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要条件。只有同时满足此两点，才有可能确保适度原则在监管环节中自始至终的发挥作用。

（三）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以下几点：一、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监管职能的划分不清；二、政府干预监管决策频繁；三、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不强。以上三点导致了我国金融监管效率不高，行政色彩浓厚的特点，而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四）协调性原则

这里的协调性应该做三方面的认识：其一、指各监管部门的内部协调，即监管主体职责分明，分工合理，相互配合。目前在我国，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格局正在逐步打破。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虽然禁止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禁止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却已增加“但书”。如果实施严格的分业监管，不顾及现实混业的趋势，将会导致监管混乱、真空的问题。因此，在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强调监管主体的内部协调性是具有前瞻性的。其二、鉴于金融的高风险性和超强传染性，加强金融监管领域的国际协调和合作是十分有必要的。传统金融监管的特点十分明显，但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增强，金融机构跨国业务的增多，国别金融监管也出现了很多制约。因此如何在确保金融完整的情况下，逐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最终形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又是当今我国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任务。其三、对于微观、宏观监管的监管力度的协调。以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来说，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是整体金融稳健的前提条件，但侧重于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而忽略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关联性的评估、预测和管理，并不能确保金融业的整体安全。所以，坚持宏观审慎监管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方向。对此，“一是要将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中进行考虑；二是要突出中央银行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维护系统性稳定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三是要加强对具有重要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市场、工具的监管，防范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传递；四是要调整金融机构资本管理和风险拨备等制度，抑制其顺周期效应，保证金融体系在经济周期变化中的稳健。”

（五）效率原则

法律上的效率，指法律的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率关系。金融监管效率包括金融监管的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运行状况都会影响到金融业竞争和创新以及成本控制，从而最终影响到金融业的安全。英国在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里规定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都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对金融业影响的的收益大于成本。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应该逐步转变行政性监管色彩浓厚的作风，更加注重自身的服务功能，在制定和实施监管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对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从而确保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转。此外，为了确保金融市场的效率，金融监管主体还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以确立合理的竞争机制；二、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市场透明度；三、鼓励专业机构发挥服务功能，加强社会监督；四、必须建立对监管主体的监督体制，确保决策和监管方式的严格审慎。

参考文献

[1]寇俊生. 关于金融监管法原则的思考[J]. 金融研究，2003年04期.

[2]朱志权，李国献. 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3]孟凡生. 关于金融监管法原则的思考[D]. 天津财经大学，2010年.

[4]李文泓.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与监管方式的转变及对我国的启示[J]. 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06期.

金融监管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随着2014年广东等自贸区相继批准成立，我国自贸区的建设再一次受到政府与人民的关注，而其中备受瞩目的便是自贸区内金融业的建设，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完善园区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高法律制度的践行效果，是自贸区得以更健康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自贸区的内涵

自贸区的含义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一即为FreeTradeArea，意思是不同的国家、地区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之后，得以消除其相互之间各种商品的流通障碍，使得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快速；其二是指FreeTradeZone，也就是本文中对于自贸区的定义的理解，与前一种说法不同的是这种自贸区是指国家通过立法、授权等方式，确定一小部分的领土，在此领土范围内实现商品流通的自由化，从而使得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更高。我国目前已经开放的自贸区主要集中在港口城市，比如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等等。

二、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在针对自贸区的金融监管方面，制定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制度。比如针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监管，在法律层面上有《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等，这一法律规定在宏观层面上确定了自贸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总体目标。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指出，账户之间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内自由流通，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便利条件，然而这种流通性是建立在经常的项目之下，而本国货币同外币之间的兑换条件仍然较高，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民币的兑换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并没有使资金流通达到真正便捷高效地目的。在上海自贸区针对银行业务的立法方面，同样也有细致但欠完善的制度规定。比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银行业可以在上海自贸区内合法开展业务，但是对于具体的实施细则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另外，《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八项措施支持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的颁布同样为保险业入住自贸区提供了相应地法律支持，然而也同样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使得在自贸区的发展中仍存在着很多潜在的交易风险，容易引发纠纷。

（二）金融监管实践现状

1.监管缺乏协调性

目前，自贸区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文件支持审慎监管的进行，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金融监管并没有真正协调各方关系和各方机构，缺少真正有效的协调措施。一般自贸区内部会设立单独的监管机构，然而其与地方政府的职能权限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细分，导致监管盲目，缺乏有效性。

2.细则的颁布跟不上政策

虽然自贸区在我国不少城市已经挂牌成立，使得自贸区内的金融企业增多不少，但是其发展却远远低于预期效果。以上海自贸区为例，2015年上海自贸区的贷款余额几乎是零增长，远远低于上海地区同期的银行业的贷款余额的增长幅度。究其原因，细则的颁布跟不上政策的脚步，总是缓慢而行，使得很多政策中鼓励的开放措施不能够真正地实行，导致金融企业在拓展业务与创新发展方面很受挫。

3.投融资汇兑管制过多

通过自贸区的试行情况来看，很多来自自贸区的企业都反映，对于企业融资、资本的跨境流动管制过多，导致其融资渠道非常受限，资本流通也非常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虽然资本项目能够在自贸区内进行兑换，可以设置自由贸易账户来实现，但这只是资本互换与流通的第一步，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定到底哪些业务可以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哪些业务可以部分流通或者哪些风险等级很高的项目不能够自由流通。

三、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完善的前提

（一）自贸区监管法律制度完善的整体背景

我国自贸区建设和发展的总体目标即为对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改革。自贸区的建设为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发展，得到我国政府的重点关注和支持。它也是我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金融贸易的国际化、自由化的探索。我国目前在自贸区建立的相关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主要关注的是金融个体，且其以机构监管为主要模式，并不能完全符合实际，不能有效防范国际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市场风险。金融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我国防范金融危机，促进经济更健康发展的核心产业。而自贸区又进一步增大了市场的开放程度，使得我国更容易受到国际的金融风险的冲击。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使其在更开放、更贴近国际的情况下有效地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

（二）自贸区监管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础

1.自贸区拥有与境内监管体系相区别的环境基础

我国在划设自贸区时，一般都将自贸区设立在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环境中，因此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内，才能够有资本相对自由流通的较为开放的情况，而一旦超出自贸区的范围，各种业务依然按原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因此自贸区内拥有较为便利的条件，可以将其同区外的地域相区别开来，使其拥有较为特殊的发展道路，针对此特点，我国也应该制定相区别于境内、而同自贸区中的市场环境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法规。

2.构建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有一定的立法基础

我国在立法层面，已经对自贸区构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做了一定的准备，具有一定的立法基础。在人民银行颁布的《通知》中就指出，自贸区的市场需拥有较为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说明我国政府的相关负责人能够清楚认识到，自贸区内应实行的监管制度应同区外相区别。国务院也曾授权停止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在自贸区内发挥作用，这也为自贸区构建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打好了一定的立法基础。

3.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

此前，各个金融机构都曾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对自贸区的金融业务的开展进行一定的制度支持。在颁布的具体细则中，曾对自贸区内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放宽，将之前的审批制度变更为备案制。且在法律规范中，进一步明确了对自贸区金融风险监管的原则，并强调人民银行对金融业务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审慎相结合的理念。这些理念都相较于我国传统的监管理念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些法律实践也为完善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四、完善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设想

（一）明确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及职能

由于在自贸区内，仍未真正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其沿用的模式仍然是较为传统的混业经营模式和分类监管模式，主要负责对其监督、协调的为“一行三会”。其中，央行主要负责人民币的支付、本国和外币的利率监管，银监会主要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并核查银行、颁发营业执照，外管局则主要对外币业务进行监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自贸区的监管模式，仍是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模式，只是对单独的各个金融企业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保障个体的金融企业防范风险、持续运行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整个宏观的金融行业则起到较小的作用。因此，应该针对整个金融行业而言，从整体出发，以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运行为主要目标，来使其防范整体意义上的风险，这就需要我们的监管模式变为宏观审慎监管模式。但应注意的一点是，在自贸区内实行宏观层面上的审慎监管，应同区外的宏观审慎监管相区别开来，且不能一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制度与模式。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机构，对整体的自贸区金融市场进行宏观的监督和管理，而原来担任此任务的职能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从中抽调一部分，对人行从事相关监管业务的人员提供一定的帮助和业务上的支持。另外，还可为综合监管机构赋予一定程度的立法权，使其在多变的金融市场中，及时调整和制定与金融业务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法律，以应对不同的危机情况。

（二）完善自贸区金融监管的立法体系

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别于区外的自贸区金融监管立法体系。立法中可以对跨境融资这种方式进行鼓励，支持境外的股权投资，这种激励措施必将为我国的金融企业开展跨境的金融活动提供非常大的支持，但同时这种资本流通的自由度也带来了相当程度的风险，而为了有效防范、降低这种风险，也需要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予以支持，使其既能保证金融业务的开放性、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同时也能有效降低其所带来的风险。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拥有非常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的同时，也具备相对完善的金融监管立法体系。但是，针对我国的现状而言，虽然不能完全、彻底地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变革，但是可以在原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并使其能够在自贸区内进行试行，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该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一旦成功，便可以推广至全国的金融市场，为我国同国际的金融市场接轨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法律基础。

（三）加快出台规章的实施细则

在我国自贸区的金融体系法律制度中，仍然有很多实施细则亟待明确，这就需要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务具体的实施细则进行探索、研究分析和颁布实施。例如，在大量的规章制度中，应对其中提到的“有条件”、“符合条件”等具体的内容进行明确，以推动自贸区内金融体系真正的革新。由此看出，现行的监管制度制定的很多法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很多规定都比较笼统，不明晰，这就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对实施细则进行进一步的明确与细分，并加快实施细则的出台进程。

参考文献：

[1]王茜,张继.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法律监管问题研究——基于上海自贸区的分析[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4,03:27-38.

[2]李梦泽.新加坡港的产业发展对中国自贸区的启示[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3]翁静雨.我国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D].贵州民族大学,2015.

[4]俞曦,夏志阳.开放倒逼改革——自贸区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A].江苏省第八届学术大会学会专场论文哲学社会类论文汇编[C].2014:9.

[5]洪波涌.基于自贸区金融改革风险防范的金融监管制度研究[J].经济师,2016,02:173-174.

金融监管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碎片化；法律失灵；金融监管法；部门法哲学；法哲学化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3-0140-05

一、碎片化与失灵：金融监管法的困境

（一）金融监管法的碎片化

近年来，关于金融监管的各种法律规范之间冲突和矛盾不断加剧，金融监管法的体系结构越来越碎片化。这些存在于整个体系内部的各种规范之间并没有形成结构上的有机联系，而是相互冲突、彼此矛盾，就像堆积在一起的“玻璃碎片”。在理想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中，各项法律规范间不仅需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对稳定性，同时还应兼具创新性与协调性。但是受实用主义影响和立法条件限制，我国产生了上位法不若下位法、后法不若前法和同位法相互排斥的现象，造成整个体系的混乱状态[1]。

1.在立法格局上，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部门规章为主、法律规则为辅”。从我国的立法现状来看，这一体系采取法律形式的只有《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为了增加立法的适用性，实践中不得不借用其他形式充实监管规则。监管部门于规章之外了大量的监管指引、试行办法、通知等，这些文件虽然政策宣示性、指引性较强，但在金融监管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何确定这些文件的法律性质呢？属于纯粹政策文件，或者法律规范性文件，还是学者热议的“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即“软法”？这一问题亟待理论界解决[2]。

2.从立法分工上，目前我国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的监管模式，导致监管规则“政出多门”。以理财产品为例，目前监管部门对于不同类型理财产品的监管呈现出一种“弥散”状态。不同的监管部门对不同种类的理财产品分别制定不同的监管规则，导致这些监管部门对各自监管范围内的理财产品适用的监管规则内容迥异，如对理财产品的募集对象、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监管措施等方面的规定均有所不同[3]。这种监管“割据”现象使得在现有的分散监管模式下，各监管部门对监管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标准。各类理财产品的监管法律位阶不一，而且缺乏明确的监管原则，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成为目前理财产品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3.就具体内容而言，在金融法律大爆炸后，整个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衔接性也相对较差。如针对银行乱收费问题，有律师质疑《商业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存在冲突。按照前者第50条规定，不论实行市场调节价格还是政府指导价格，只有银监会、人民银行与发改委享有制定商业银行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权力。《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15条明确规定了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定情形，除此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但是后者第12条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外国银行分行可以自行制定和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价格。可见，监管部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将其行政权力转由商业银行行使的行为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同时也逾越了部门权限[4]。

（二）金融监管法的失灵

在现代社会的法治进程中，法律失灵已经成为日益普遍的客观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各个环节之中。在系统法学看来，法律失灵意味着“由于与环境缺乏良性互动、信息传递障碍、系统结构缺陷、反馈机制缺乏等原因”，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法律呈现出非功能或反功能的社会失控状态[5]。我国的金融监管法领域也存在着法律失灵，从实际运作形式看，某些金融监管法律虽然现行有效，但是却没有实现应有的法律效果，实施起来收效甚微甚至有悖于立法初衷。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3期2015年第3期（总第195期）李慈强：碎片化与失灵：金融监管法的困境及其出路

1.在金融法领域，金融监管法的失灵表现为充斥着大量的“隐性规则”。实践中监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已经明确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允许跨行业的股权投资，如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保险业、保险公司投资银行业等。这些内容实质上已经严重违法，目前我国在立法上仍然明确禁止这些行业混业经营。事实上，滞后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难以提升创造力并与发达国家展开国际竞争。为了促进金融混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这些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法律规定亟须修改。

2.金融监管法律没有取得应有的预期效果。从目前来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法律规定上，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都没有明显的障碍。尽管学者十分尖锐地指出，“新建国有控股银行在制度创新上毫无意义，甚至是在金融体制改革上开倒车。毫不客气地说，组建国有控股地方性银行是典型的旧思路回潮[6]。”近年来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创建民营银行的方案，但从改革实践来看，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监管部门却表现得非常谨慎，同时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

3.金融监管法律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未能及时地回应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极具创新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为了及时地适应市场的客观需要，监管部门必须紧跟步伐、不断调整。但是受种种因素限制，现行立法严重滞后于发展需求，往往是先实行监管实践，然后再制定监管规范，这与监管要求的灵活性差距甚远。实践中监管部门每年颁布大量部门规章，这些文件进一步规范了金融秩序和市场行为，较好地体现了政府的监管职能。然而从现有的立法体系和立法程序来看，尽管这些规范的具体内容非常重要，但是法律位阶较低导致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金融监管法的失灵引起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金融监管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监管有效性较差最终将引起监管失灵，突出地表现为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具体而言，前者表现为积极冲突，即不同的监管部门依法都享有监管权，相互竞争实施监管，造成部门规范的冲突和监管资源的浪费；后者表现为消极冲突，即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管部门，或者依法享有监管权的监管部门回避监管，导致监管对象长期游离于监管外从而形成监管真空。

二、金融监管法的使命：如何走出治乱循环

（一）治乱循环：金融监管法与金融危机

通常而言，过于活跃的市场容易滋生泡沫，过度的投资引起资产价格持续膨胀，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使得投资规模急剧膨胀，进而导致“非理性繁荣”的假象。当泡沫开始破裂时，资产的暴跌将对众多投资者造成经济重创，引起社会动荡不安。随后政府开始着手市场调控，陆续出台各种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那些精心制定的监管措施。“当导致泡沫滋生的愚蠢激情被逐渐淡忘时，贪婪和野心会再一次席卷而来，取代对过度狂热市场所残留的畏惧之情。宛如昼夜的交替上演，另一个市场开始成长和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再一次的市场纠错，对引发危机的贪得无厌的金融家们的讨伐也接踵而至[7]。”

从历史上看，金融业先后经历了“混业经营―分业经营―混业经营”的演变。最初银行业和证券业是相互融合、混合经营的，银行在高利润的驱使下纷纷开始经营股票和包销债券，造成了严重的股市泡沫，大量银行纷纷倒闭，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为了将高风险的证券业务与传统银行业务隔离开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营股票和包销债券、不得拥有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必须分开管理，从而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通过在不同的金融业间设立防火墙，一定程度上隔离了金融风险的快速扩散，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抑制了金融业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尤其是面对欧洲那些规模庞大、业务齐全的全能型银行，这种经营模式不利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进行国际竞争。为了提高金融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和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政府开始逐渐放松监管，允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进行收购、合并。1998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经营范围上的边界，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并拥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业务。此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再次混业，大量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地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金融机构的经营呈现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先后出现了大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混业经营的模式极力推行金融自由化，促进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间的联合经营，提高了金融效率和鼓励金融创新，增强了金融体系的活力，提升了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同时也酝酿着新的危机。改革绝不是过去历史的简单再重复，新一轮改革必须全面反思以往改革的经验教训。值得思考的是，混业模式是否将再次退守到分业模式？金融分业还是混业经营？这一问题不只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简单循环了。

金融监管法的预期功能在于减少或者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将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冲击甚至破坏降到最低。但是事与愿违，金融监管法的实际功能并不令人满意。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因为金融监管法而销声匿迹，反而仍在“押着重复的韵脚”一次次发生。从历史上看，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连续不断，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超出人们想象①。更重要的是，每次金融危机都造成了恶劣影响，不但破坏、摧毁经济，甚至还引发社会动荡。正是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和巨大危害，因而也被喻为“顽疾难治”。而且不幸的是，每一次金融监管的重大改革和实质进展往往发生在危机之后，金融监管法难以摆脱后知后觉的“事后诸葛”这一固有形象。

（二）金融监管法的局限及其突破

由上可见，实践中金融监管法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为了杜绝社会弊端，有人建议不停地制定和修改法律，这种法律万能主义的做法被形象地讥讽为“砍‘九头蛇’的脑袋” [8]。法律的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决定了运用法律治理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其实际效果远不如人们预期中的理想。个中原因在于，不断地制定和修改法律并不能确保法律的真正权威和良好运行。这种法条主义的思维忽略了法律良好运行的深层因素和法律难行的本质在于社会精神的培育。不停地制定和修改法律只会促使人们不断地寻找规避法律的方法，而且修补法律漏洞可能永远也比不上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们钻法律空子的速度。虽然官方已经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但金融法领域尚未达到法律完备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金融体制改革、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诸如立法层级上不高、法律效力较低，立法内容较抽象、欠缺操作性等等，我国的金融立法存在许多不足，如何完善金融监管立法是今后的重要任务。

但仅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具有超越法律的理念。通常而言，法律只是社会的道德底线，但对于金融业来说，法律似乎只是唯一的指导原则，其经典的座右铭是“只要合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近年来，通过梳理接连不断的金融丑闻和金融危机，学者对于金融业进行了哲学分析和伦理反思②。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学应该“价值无涉”或者“价值中立”，但问题是，金融有没有伦理？有学者指出，金融监管的本质在于对风险进行控制， 通过人为的风险管理来保护金融的伦理基础。融资活动和投资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不欺、谨慎从事的准则，金融监管的局限性在于不能有效地防止不断翻新的投机欺诈行为，无法消除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因此金融监管也不是防止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9]。

那么，如何突破金融监管法的局限呢？或许食品安全法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在食品安全监管与诚信建设孰轻孰重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恢复正确的价值观和信用体系，重建基本信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否则将本末倒置、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正如学者所言，“‘好的’金融体制应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10]。在金融法领域实现监管与自律相结合不仅是实现道德行为更有效的方法，而且也是避免更多法律监管的明智策略。

三、法哲学化：金融监管法的完善路径

（一）部门法哲学与法哲学化

近年来，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并日渐活跃，正在逐渐成为法学领域的新亮点和闪光点[11]。从翻译国外著作到出版国内专著，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总的来看，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呈现出“双边性”：法理学者在反思自身理论的同时强调部门法哲学的必要性、可行性，而部门法学者则在明确部门法哲学基本问题的前提下建构具体的部门法哲学理论。

虽然对于部门法哲学的称谓、理论价值及其学科属性等问题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在某些方面也达成了一致意见。近年来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互动合作、开展对话的意愿日趋强烈，可喜的是，在法理学者和部门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部门法哲学的研究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崛起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从法哲学的发展方向来看，为了提高其理论贯通性和理论指导力，法哲学需要向纵深扩展发展“部门法哲学”。其次从部门法学的发展要求来看，部门法学为了摆脱碎片化的凌乱状态，必须依靠法哲学的解释、总结和指引而实现科学化、体系化。再次从二者的整体角度来看，部门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打破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自说自话的隔绝状态，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最后从学术与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上看，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能够切实地促进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的合理分化，并向着更高层次的有机综合[12]。

当然，本文之所以采用“法哲学化”的措辞，主要在于金融监管法只是金融法的一部分，而金融法也仅仅是经济法学的子部门。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称不上金融监管法哲学，更谈不上部门法哲学。但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一个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智慧碰撞，目前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刚刚起步，金融法理论尚未成熟，金融监管法方面还有诸如金融监管法的原则、价值、理念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亟待深入探讨。

（二）法哲学化：金融监管法研究新的增长点

现代以来，随着交易需求的剧增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金融法在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同时金融法也处于尴尬境地，受到了种种非难，金融法学者常常面临的问题便是：法学的论文如何与金融、经济学的研究区别开来？难道金融法甘于像现在这样跟在金融业后面亦步亦趋，为其作合法化的注脚？还是应该更多地关注法律规范并反映已有的研究成果，诠释法律文本背后的理念和制度基础？进一步而言，什么是金融法的贡献？

事实上，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未能历史地审视金融法的产生与发展，没有结合其演进逻辑来提炼和建构金融法基本理论。因此，导致金融法的组成主题分散、联系不畅而呈现出东拼西凑的“杂烩”状态，整个理论体系缺乏涵涉其全部内容的理念和思想。作为金融法重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法也是如此，那么，如何实现金融监管法的体系化呢，笔者认为，法哲学化将是金融监管法甚至金融法领域新的理论增长点。

1.目前我国的部门法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金融法领域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开始。反观现有的金融法教材，大多数都是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和实践问题出发探讨金融法的制度设计，学者们大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金融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存在重对策和应用、轻理论和规范的研究倾向。长期以来，金融法的研究对象分散、实践各异，缺乏从各个领域中不断地积淀和提炼共识，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摆脱“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的窘境是今后学科发展的一大难题。如果我们继续过分地侧重于金融法制度的研究，那么，金融法与金融学或者制度经济学区别何在；过分地侧重于金融法理论的研究，其与民商法理论、经济法理论的差异性、创新性究竟有多大。[13]

2.金融法缺乏对社会实践的学术敏感性，对当下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未能提供合理有效的学理解释，也没有为诸多金融改革充分发挥理论支撑作用。金融危机出现后，国外学者纷纷从市场与政府监管、理论法律实践作用机制滞后等视角探讨此次金融危机，讨论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法律和监管的有效性以及监管影响评估方法。但是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中国的法学学者以其超然态度，讨论着民商法、经济法、刑法和行政法中的规范性问题，少有关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引起的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论述”[14]。从近年来的文献来看，金融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金融改革实践的介绍和评议上，很少从我国的立场、国情出发讨论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法律问题和提出未来金融改革的具体建议。

3.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只是金融法学科，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金融法。一般而言，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成为科学的话，就必须具有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否则将名不副实甚至被视为伪科学。在此意义上，我们的金融法还没有成功地实现从金融法学科向金融法学的转变。我国的法学学科是参照大陆法系国家设置的，其中最不合理之处在于学科的设置并不是面向实践而是面向法律的文本。目前的金融法更多的只是技术操作层面的介绍，导致学科间存在知识断裂和理论盲区。现有的金融法研究缺乏严密的逻辑自洽性，存在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的问题，金融法基础理论未能较好地解释具体法律制度，制度设计层面也没有体现理论的指导，亟需找到切入点改变这种研究现状。

通常而言，“部门法哲学化是部门法成熟的标志。”[15]从目前的水平来看，金融法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就金融法的品性而言，金融公平、民主是其核心价值追求，蕴含着深刻的法律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其进行定位十分重要。正如学者所言，这场金融危机再次表明，金融法的品性问题不仅仅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着金融法的任务和制度建设的重心。如果我们对金融法的品味定位出现偏差的话，就会容易忽视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的制度建设[16]。但问题的提出并不等于圆满地解决，对于“金融法在本质上应是规制与监管之法，同时有机地包含了调整交易的私法规范”这一观点[17]，笔者认为规制与监管只是手段，将金融法定位于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才是其应有品性的理性回归。

注释：

①据统计，在过去25年中，国际上每年平均发生6次金融危机，参见张晓朴：《金融风险的演进与金融监管改革》，载《中国改革》2013年第7期。

②如[美]博特赖特：《金融伦理学》，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曙光：《金融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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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大建. 金融监管的伦理本质与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2010，（2）：26-29.

[10][美]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著. 王晋斌等译.比较金融系统[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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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制体系完善

一、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尚需完善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格局。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我国在加入WTO后，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享受“国民待遇”，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不断深化，在金融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开始显露。在混业经营格局下仍然实行分业监管架构，将会出现制度落后于市场的弊病，导致监管失灵和低效。

（二）忽视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现有的金融法律尚不能包容规范所有的金融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四法一决定”的颁布实施使《中国人民银行稽核工作暂行规定》和《金融稽核检查处罚规定》失去效用，《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的监管职能因无实施细则而难于落到实处。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不能保证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金融监管。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主要是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与主要的法律法规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可操作性不强，在实际实施中缺乏科学定量而导致不易把握尺度。最后是金融监管的外部环境缺乏有力地约束机制，使得监管不如预期。

（三）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设不到位

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设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现行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的监管职权规定过于原则，在监管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二是监管主体行使监管职权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三是法律法规未对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做出明确要求，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四是金融监管的多元化影响了监管工作中合力的形成。除人民银行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务院证券委、证监会、审计署等，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负责了一定范围的金融监管工作。这些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科学的界定，相互间缺乏一种协调机制，常常互相牵制，影响了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对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完善的一些看法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了我国金融行业能稳健运行，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必须加强对我国金融行业的监管，也为我国完善金融监管法制提出了紧迫的任务。

（一）建立现行监管体制下的有效协作机制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分业经营的限制不断被突破，分业监管的制度安排将直接影响我国监管效率的提高。实施制度创新，建立金融监管一体化组织体制，提高金融监管的规模效应将是必然的选择。在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中，建立协调机制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层次的制度安排着手：首先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协调合作的框架内容和原则性要求；其次是通过机构之间签署备忘录，明确相关法律中难以细化的协调合作事宜；再次是通过对协调组织机构的人事安排实施操作层面上的协调。

（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在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体制尚未完备的情况下，应着实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秩序以保证监管体制正常发挥监管作用。首先，制定《信托法》、《外汇管理法》、《投资基金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与配套的实施细则，对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金融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彻底清理、全面修改和完善，使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定性与定量明晰的双重目标，使体系自身的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其次，修改完善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外资银行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中与WTO和国际金融惯例不相适应的相关条款规定，以便在中国入世的大环境中构建一套完整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金融业不同种类业务的交叉在我国金融市场逐步显现，如同业拆借市场中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拆借、债券回购等业务；债券市场中保险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回购交易等业务，对上述“混业经营，分业监督”的现状进行管理，需要完备的超前性立法、各主管部门的监督协调和进一步合作。

（三）建立健全完备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竞争越发激烈，中国金融行业大整合时代必然来临，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也即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要充分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必须建立健全完备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提升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1.央行核心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应因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发挥其主导带头作用。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发展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天然职能和首要职能，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应该主动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性，构造有利于各金融分支机构公平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各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安全的保障体系。

2.行业互律监管。应尽快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成立金融同业公会，制定同业公会公约来协调各类金融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关系，并实现行业内部监管和自我约束监管功能。这样可以在政府无法触及的法律死角范围内，通过行业自律规范等规避金融机构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以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的协作运行和共同繁荣。

3.金融机构自律监管。金融机构自律监管是抗御金融风险的基础和关键防线。在现今金融行业逐步国际化和资金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必须建立一整套金融业内部监控制度以落实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并借以控制各类金融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4.监管当局的信息监管。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存在着金融分业经营，法律允许某些领域的金融交叉，因此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信息中心，建立整体的信息监管机制，使国家能及时、准确的获取金融运行的第一手资料，以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增强金融监管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1]张忠军著.《金融监管法论-以行为中心的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阿兰·S·布兰德：《银行监管的原则》，《广东金融》，1996年第4期.

[3]巴曙松.《分立的金融监管岂能“各管一段”》，《中国经济周刊》，2005年第6期.

金融监管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监管混乱;完善;最佳路径

一、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概述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在优化货币资源配置、服务“三农”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彰显了其重要的作用。为保证金融核心作用的有效发挥和高效运转,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法律监管体系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我国的金融制度设计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干预的色彩,造成了“金融抑制”。当前的改革也只是在机制上作了局部调整,并未对制度体系和核心内容进行深入变革,致使形式上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人们所共识的“制度供给危机”。农村金融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呈现出同样的状况。正确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不仅是防范金融组织风险、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保证,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障碍和缺陷

由于强硬的干预政策导致金融机构具有城市导向型的倾向,金融融资的各种形式的障碍不利于金融市场,特别是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系统性、体制性和功能性的缺陷。这些障碍都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多数障碍都与金融合同约定许诺的特点有关。例如,银行会向客户贷款,而客户就要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正是因为金融合同这种许诺约定的特点和时间因素,金融中介和它们的客户就都需要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交易的风险,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以不断延长合同的期限,并且能够对预期的风险自主定价以及当合同条款无法履行时能够采取补救措施。但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不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产生不良影响,负面的外部冲击会使情况更加恶化;部门政策政府的价格控制,贸易政策和公共投资倾向都会通过金融中介对资源配置造成扭曲;金融市场的限制金融市场缺乏弹性,信息不完全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金融交易的社会障碍都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法律和监管的缺失会形成金融风险的漏洞的增多等等。

三、构建农村金融法律监管体系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是经济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保障金融体系运行安全和效率,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被保险人合法权益为目标。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金融市场存在着诸如垄断、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作为政府提供的一种纠正市场失灵的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金融监管有两大目标可供选择: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虽然,现代金融监管越来越注重两者的融合与均衡,但是在某一时期,监管当局必然要考虑是以稳定金融体系为重心,还是以鼓励金融机构竞争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活力为重心。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起步较晚,制度不健全、法律规范的缺位,可以说是形成中国金融市场风险隐患的更为主要的原因。但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则必须以秩序为前提。因此,要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应以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为最终目标,必须规范金融市场主体行为,建立金融市场秩序,协调金融关系、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而这些只有在金融法制健全和完善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四、建立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

1、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

建立以央行为主的法律监管制度要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1)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2)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主要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多种途径筹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3)加强对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管。清偿能力监管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其关键是对不同负债的对比。如果银行负债之间不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就可能因资本流动不足而发挤兑风潮。4)尽快建立事后保护性监管制度为避免金融机构因经营失败而给社会造成多种负面效应,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金融体系的安全。

2、制定并完善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近年来,我国陆续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外汇管理法》等法律,为金融监管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是,上述法律不能涵盖金融业的全部,且因规定比较原则在金融监管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期货交易法》、《金融监管法》、等法律,为对金融业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管提供完整的法律体系。[1]由于各种农村金融组织法律立法层次过低、农村金融组织法律不完备是我国当前农村金融组织立法形式上的突出问题。因此,提高立法层次、完备各种农村金融组织法律应当成为农村金融组织立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只有加快相关的立法工作,才能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允许多种组织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竞争,并依照相应的管制法有针对性的控制金融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正常、健康、有序发展。[2]健全金融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抓紧修改和完善包括《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和《证券法》等已有的金融法规,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然后是及时出台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监管法规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规则,按国际资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框架;特别是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管规则,根据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发展的要求,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及时出台金融法律规范,尽快重塑我国公正、公开、公平的金融司法秩序,促进其规范、良性运转。

3、优化监管制度,推进金融创新。我国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的作用表现

1)金融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要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和变化趋势口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和有关措施时,要考虑未来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资产的变化等。此外,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加强对金融体系社会性的监测,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2)以鼓励积极金融创新、抑制消极金融创新为原则。金融监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一面,即鼓励积极金融创新,同时减少其消极的一面,即抑制消极金融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除弊取利,利用金融监管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推动金融改革深人的生力军。3)监管模式上,应内外部监管相结合。对金融业的日常监管主要由行业协会等组来进行的监管属内部监管;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属外部监管;金融创新具有复杂性及危机隐蔽性强特点。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的弊端的反应往往较迟钝,而金融行业协会则反应灵敏,因此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内部监管,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以适应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成为金融监管的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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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 金融监管 法律困境 效率 安全中图分类号：D922. 28 文献标识码：A

1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法律困境

1.1金融监管法律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目前内地只有中国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获批拥有内地证券牌照。目前国外银行普遍拥有证券经营牌照，美国一些大型全能投行就蓬勃发展于80年代后金融牌照全面放开之后。四大国有控股银行除中国银行外，为了发展证券业务，均采取在中国香港设立全资控股有限公司，获取得香港当地的证券牌照，取得香港证券牌照的公司可从事境外证券承销业务，也可以经营境内资产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未来发展趋势，而金融业发展形式必然是金融集团化经营，注重产品、销售、渠道一站式服务模式。目前金融控股公司旗下各业务子公司有相关法律和监管机构进行调整，例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但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有必要适时调整，应加快金融相关立法，比如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打破分业监管格局，尽快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经营模式。为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利于积极地进行业务创新。就我国未来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而言，应该整合既有金融业务，组建以某一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比如以四大商业银行为主体，通过控股多个业务子公司，提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一站式金融服务，把金融控股公司将变成提高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力的主要模式，这样才能和世界金融巨头竞争。

1.2“一行三会”组织机构协调问题

针对“一行三会’协调问题，一种方案“一行三会”合并，成立国家金融监管局；另一种方案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带头设立监管协调机制。打破现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多龙治水”现状，回顾中国金融监管历程，开始是只有人民银行负责全面金融监管，然后是“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我们认为金融监管的大趋势功能监管，至于机构如何设置是其次问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认为，从英美、欧盟金融改革方案的共同点来说，未来的金融格局既不会是严格分业经营，但也不会全面混业，而可能取介于混业和分业的中间路线，即将各类业务风险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影响程度而用“隔离墙”的方式做隔离，处于不同领域的金融业务将接受不同程度的监管。同时，不同领域之间的业务关联和风险传染也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点。巴曙松认为，从金融危机中汲取国际金融监管经验我们应意识到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仍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金融稳定和提高金融效率方面，但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创新层出不穷且不断交叉融合，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均面临挑战。

2中国金融改革模式选择

中国目前实行的“一行三会”分业管理体制虽发挥过很大作用，但也确实存在监管重叠、监管套利、监管效率低诸多问题，应走适合自身国情的监管路线，金融创新以金融的效率和稳定为核心。

（1）强化金融稳定局职能，注重宏观审慎监管。将金融稳定局改革为国家金融监管委员会，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工作。维持中国金融业稳定，以稳定与效率并重为宗旨，加强对系统性风险与大规模危机的预警。构建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

（2） 制定专门《金融控股公司法》，尽快以立法方式确定并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统一规范金融监管，确保“有法可依”，实现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以控制行业间风险交叉感染，出现系统性风险。

（3）机构型监管与功能型监管协调与统一。尽管混业经营的发展为功能监管提供了理论载体，但机构监管却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功能监管是以金融机构业务作为监管划分的，监管对象是产品和市场；机构监管是从审慎监管整体看问题。因此，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之间应当是一种长期共存、相互协调的关系，实现对金融产品和市场有效监管。

3结语

目前，对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架构多倾向于两种模式：一种是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针对混业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设立专门机构，即“超级监管者”，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而另一种则是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综合监管体系，逐步将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管职能重新收归央行大框架下管理。从现实看，两种模式各有千秋，中国应从中汲取适合自己国情发展的金融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

[1]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巴曙松，金玲玲，等.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实施：基于金融结构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金融监管法范文第9篇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功能

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引入法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使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从一种松散无序的行为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制度框架下有序的金融活动。法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手段。法律制度以其规范性、确定性、强制性特点有助于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目标，法律可以作为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由于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秩序的象征，同时也被视为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一方面，法律通过明确的规则来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强制性的惩罚规定对行为主体起到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做出有违法律制度的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的透明、公开、稳定、权威等特性，使其成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效果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有效保障。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的成果，不仅为当事人从事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保障国际金融交易安全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国际金融监管主体行使金融权力以及防止金融权力滥用的基本依据，而法制本身贯穿其始终的稳定、公平、效率精神有利于生成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松散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并不可靠，要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须踏上合作法治化的道路。首先，金融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个人的行为确定了一种“秩序”，金融业的各种金融行为必须遵守此“秩序”。这种秩序是强制性的，它明确规定了行为方式、法律后果，对任何机会主义金融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宏观角度保证了金融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这种秩序就是法制。其次，国际金融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为国际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的发展，不仅仅包括数量上的扩张，更应当追求发展的健康性与协调性，只有既注重“量”的扩张又注重“质”的提高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国际金融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为维护国际金融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起到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的功效。因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发展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次，国际金融法有助于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统一，促进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必须承认，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金融监管的标准、方式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容易造成监管冲突。仅以银行业为例，对风险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各国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监管标准的差异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造成金融机构间国际竞争的不平等，严重扭曲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金融法是国际社会在金融领域通过协调与合作达成的法律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国金融法制的统一化和金融监管标准的趋同化，从而有利于避免各国之间的监管竞争，有利于生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机制。最后，国际金融法能够起到约束金融霸权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霸权，借助制度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霸权。金融监管领域中公平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在金融领域中的“恃强凌弱”。因为公平的制度或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霸权或强权是对立的和格格不入的。另外，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制度规则是基于国家间抵御金融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即便是霸权国也需要参与国际合作，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作为国家之间意志的妥协，制度一旦建立，参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国家就必须遵从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因而，制度可以对金融霸权起到限制的作用［1］。国际金融监管的有效进行需要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国际金融法有助于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真正平等的发展权，有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化解，有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民主、公平

“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governance)的事业”。［2］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和来源有一种判断标准，即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使人类服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法律权威的确立。当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最高(最终)权威来源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曾经表现为要不要有一个世界政府。就目前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想法显然不具有现实性。法律的最终权威不仅仅来自于在强制性上的发展，也应该来自于公正性和公开性。来源于它自身是否是“良法”，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对此曾做过一个历经时间历史考验的界定:已制定的法律能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而大家遵守的法律为良法。因此，良法性与规则的普遍遵守性是我们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既然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这个严重而现实的问题，那么为了确保国际社会所形成的规则能如同国内法律一样得到普遍且有效的遵守，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必须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利益的法则，其必须兼顾各国实力的不同、极尽可能地体现各成员方特殊的利益要求［3］。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立法最重要的参与者，现实情况是国家在参与全球性立法上的不平等甚至缺席，这种现象本身是与法治主张相悖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在平衡者之间的利益以及体现参与者应有的国际立法话语权的基础之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缔约能力，也包括参与国际法制定的平等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平等，唯此才能为国际法提供正当性来源。公平指法律的“公正”、“正当”、“合理”、“恰当”的适用。在确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是由大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构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其法律权利上的平等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是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国家的法律体系，基于公平理念，基于实质平等要求，应该在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法律制度中建立双重法律规范，即需要有在普遍规范和国际行为守则的范围内的优惠和非互惠待遇。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关系，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外汇管制立法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规定和专门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和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因为单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普遍性规范，是不可能解决合作中的公平问题的。公平“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不能独立存在，“它的适用总是与一项法律规则相联系的”，时而“符合法律”，时而“超越法律”，时而“违背法律”。

三、立法技术:“硬法”与“软法”融合兼用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就其性质而言分为“硬法”和“软法”两种。一般认为，“硬法”是指那些需要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如国际多边条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联合国《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是在成员国彼此相互关系中创设权利和义务，并相约遵守这一行为准则。国际条约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任何违反的行为都可诉诸国际法的救济方法解决。而“软法”则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5］。这类文件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往往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和条约的产生，对各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6］。“软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软法”是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7］。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监管规则为例，尽管巴塞尔协议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协议本身的质量、市场压力等因素的作用，巴塞尔协议在实践中起到了约束各国银行监管规则的实际效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各国间就一些重大问题都存在着比较激烈的利益冲突，在涉及金融让渡方面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领域尤为突出，金融监管合作秩序的维系与持续，必须依靠国际经济条约“硬法”效力的维护，并建立相应的政府间组织作为运作的机构。国家制定的“硬法”因其强大的约束力构成现代法律秩序的中心，但是“硬法”因立法和实施成本较高而导致其供给严重不足，金融监管国际多边条约的匮乏即为明证。而“软法”从制定和通过的程序和实施机制不需要通过国家领导层、或是繁琐的立法程序，这就节约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财力，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自由度，确实给各国政府留下了更大的自主活动和决策的空间，显示了其造法成本低、成功率较高的优点，在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统一规则的需求不断增加与“硬法”供给严重不足时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在处理金融危机等跨国问题时彼此之间不得不进行合作与协调，而各国对于金融的坚持使得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条约的达成困难重重，巴塞尔协议等这种“软法”性质的监管规则满足了各国监管当局心理和现实的需求，它所提倡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基于各国自愿的基础上开展的，透过各标准制定委员会向各国监管当局提供各个金融领域的最低标准和最佳实践原则，然后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遵守执行这些标准。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在两个层面上构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法律制度:第一个层面是制定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多边国际条约;第二个层面是在某些难以短期内达成国际条约的金融监管领域，通过制定和实施“软法”的方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合作。各国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高度共识却又极度敏感，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纷繁复杂又充满矛盾和冲突，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瓶颈，“软法”的通过对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信号，指示着国际实践和国际立法的趋势和方向，为“硬法”的达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硬法”与“软法”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容性，这是由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所决定的。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法律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由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的，而实施机制主要体现在奖惩机制和组织建设方面。因此，就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而言，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

法律规则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体规则是规定和确认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成员国权利、义务、责任的规范;而程序规则则是用来保证权利得以实现或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的有关过程、步骤和方式的规则。1.实体规则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应当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为主要目标。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际出发，这方面的实体规则应当大体包括:(1)信息交流规则。在金融监管合作的过程中，国家之间需要交换相应的信息。但是，由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金融信息必然涉及本国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国家在金融监管信息的交换中都有尽量保留的倾向。因而在监管合作中必须对此加以明确规定。(2)确立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共同一致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既可能造成逃避监管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也可能造成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因此，国际监管标准的确立和实施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多边法律规则形式表现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成员国有法定义务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监管。(3)危机应急处理规则。金融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国际性传播，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说明金融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如何尽快从危机困境中走出来，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强金融体系信心对恢复国际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对危机处理得当，国际金融体系可能很快摆脱危机的阴影，步入正常运行轨道，反之亦然。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成本和代价的承担，即如何在所涉国家之间分配和分担金融机构拯救或倒闭的成本和代价。按照权力与责任相适应的法理基础，应当由具有监管权力而监管不力的国家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不利后果，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分担跨境风险，才能有利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深入进行。2.程序规则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程序规则是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公正的根本途径。因为程序规定了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各种权力的运行方式，如果只有实体规则而没有程序规则的约束，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公共权力就可能被某些国家或组织滥用。另外，程序正义可以提高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意愿，并能增加纠纷解决过程的可预测性，因而既可以提高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效率，又可以防止成员国的不满，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有效实施提供了保证。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程序规则来加以制约和规范，笔者认为应该至少包括:(1)公开、公正的决策机制。公开的决策机制包括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应该透明，即在立法、规则的制定方面要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获取广泛的民主基础;决策过程透明，金融监管的重大决策过程应规范化，对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全体成员开放，使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自己的思维进行判断和评价;决策结果透明，对任何涉及成员国金融利益的金融监管决策结果，均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使每一个成员国有机会去认识和评判该决策结果的正当性［8］。公开透明的国际金融监管决策机制为决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障。(2)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不可能自己执行，因此，争端解决及其执行程序是任何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因素。当今，和平解决争端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分为政治方法(或称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两种，是否能够产生有法律拘束力的解决结果是法律方法与政治方法的主要区别，法律方法大大增强了争端解决机构的权威，有利于争端的迅速解决，与“权力型”的外交解决手段相比，“规则型”法律取向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抑制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WTO争端解决机制即为一个很好的例证［9］，WTO法为其他国际法规范树立了可强制执行的、非自愿遵守的“强势”的国际法运作模式典范，这直接为提高国际法规范的强制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目前而言，国际金融领域还缺乏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合作是以冲突存在为前提的。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当然也是以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存在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否则合作就失去了意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合作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建设符合监管职能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

作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承担着主要决策功能和裁判功能，能够起到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客观上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多边金融监管机构，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全球化下国际金融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的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均不足以担当此重任，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改造现有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或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不论是改造还是重新建立，只不过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都不会影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的发挥。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能够防控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多边监管机构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它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己任，那么它应该是向国际社会所有国家开放的组织，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俱乐部或区域性组织［10］。既然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而金融行业的专业技术性、复杂性与重要性决定了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必须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此外，由于金融监管权属于国家的行政权力，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跨国监管权来源于国家对金融监管的部分让渡，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该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2)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凸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成员应该包括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组织受西方大国主导、代表性不强的性质。(3)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组织。金融业混业经营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趋势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业务范围日益融合，内生出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一旦爆发，就会跨越原来的市场界限而在不同金融市场上迅速传递，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分业监管机构显然难以对跨市场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对监管的新要求。在没有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的条件下，要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政策倾向各异的不同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在缺乏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的情况下，合作将难以进行。因此，设立具有协调监管功能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内容之一。

(三)建立监督制裁机制

金融监管法范文第10篇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功能

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引入法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使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从一种松散无序的行为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制度框架下有序的金融活动。法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手段。法律制度以其规范性、确定性、强制性特点有助于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目标，法律可以作为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由于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秩序的象征，同时也被视为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一方面，法律通过明确的规则来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强制性的惩罚规定对行为主体起到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做出有违法律制度的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的透明、公开、稳定、权威等特性，使其成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效果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有效保障。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的成果，不仅为当事人从事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保障国际金融交易安全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国际金融监管主体行使金融权力以及防止金融权力滥用的基本依据，而法制本身贯穿其始终的稳定、公平、效率精神有利于生成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松散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并不可靠，要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须踏上合作法治化的道路。首先，金融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个人的行为确定了一种“秩序”，金融业的各种金融行为必须遵守此“秩序”。这种秩序是强制性的，它明确规定了行为方式、法律后果，对任何机会主义金融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宏观角度保证了金融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这种秩序就是法制。其次，国际金融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为国际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的发展，不仅仅包括数量上的扩张，更应当追求发展的健康性与协调性，只有既注重“量”的扩张又注重“质”的提高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国际金融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为维护国际金融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起到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的功效。因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发展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次，国际金融法有助于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统一，促进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必须承认，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金融监管的标准、方式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容易造成监管冲突。仅以银行业为例，对风险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各国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监管标准的差异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造成金融机构间国际竞争的不平等，严重扭曲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金融法是国际社会在金融领域通过协调与合作达成的法律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国金融法制的统一化和金融监管标准的趋同化，从而有利于避免各国之间的监管竞争，有利于生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机制。最后，国际金融法能够起到约束金融霸权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霸权，借助制度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霸权。金融监管领域中公平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在金融领域中的“恃强凌弱”。因为公平的制度或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霸权或强权是对立的和格格不入的。另外，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制度规则是基于国家间抵御金融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即便是霸权国也需要参与国际合作，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作为国家之间意志的妥协，制度一旦建立，参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国家就必须遵从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因而，制度可以对金融霸权起到限制的作用［1］。国际金融监管的有效进行需要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国际金融法有助于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真正平等的发展权，有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化解，有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民主、公平

“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governance)的事业”。［2］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和来源有一种判断标准，即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使人类服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法律权威的确立。当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最高(最终)权威来源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曾经表现为要不要有一个世界政府。就目前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想法显然不具有现实性。法律的最终权威不仅仅来自于在强制性上的发展，也应该来自于公正性和公开性。来源于它自身是否是“良法”，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对此曾做过一个历经时间历史考验的界定:已制定的法律能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而大家遵守的法律为良法。因此，良法性与规则的普遍遵守性是我们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既然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这个严重而现实的问题，那么为了确保国际社会所形成的规则能如同国内法律一样得到普遍且有效的遵守，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必须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利益的法则，其必须兼顾各国实力的不同、极尽可能地体现各成员方特殊的利益要求［3］。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立法最重要的参与者，现实情况是国家在参与全球性立法上的不平等甚至缺席，这种现象本身是与法治主张相悖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在平衡者之间的利益以及体现参与者应有的国际立法话语权的基础之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缔约能力，也包括参与国际法制定的平等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平等，唯此才能为国际法提供正当性来源。公平指法律的“公正”、“正当”、“合理”、“恰当”的适用。在确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是由大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构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其法律权利上的平等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是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国家的法律体系，基于公平理念，基于实质平等要求，应该在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法律制度中建立双重法律规范，即需要有在普遍规范和国际行为守则的范围内的优惠和非互惠待遇。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关系，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外汇管制立法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规定和专门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和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因为单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普遍性规范，是不可能解决合作中的公平问题的。公平“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不能独立存在，“它的适用总是与一项法律规则相联系的”，时而“符合法律”，时而“超越法律”，时而“违背法律”。

三、立法技术:“硬法”与“软法”融合兼用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就其性质而言分为“硬法”和“软法”两种。一般认为，“硬法”是指那些需要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如国际多边条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联合国《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是在成员国彼此相互关系中创设权利和义务，并相约遵守这一行为准则。国际条约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任何违反的行为都可诉诸国际法的救济方法解决。而“软法”则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5］。这类文件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往往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和条约的产生，对各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6］。“软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软法”是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7］。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监管规则为例，尽管巴塞尔协议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协议本身的质量、市场压力等因素的作用，巴塞尔协议在实践中起到了约束各国银行监管规则的实际效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各国间就一些重大问题都存在着比较激烈的利益冲突，在涉及金融让渡方面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领域尤为突出，金融监管合作秩序的维系与持续，必须依靠国际经济条约“硬法”效力的维护，并建立相应的政府间组织作为运作的机构。国家制定的“硬法”因其强大的约束力构成现代法律秩序的中心，但是“硬法”因立法和实施成本较高而导致其供给严重不足，金融监管国际多边条约的匮乏即为明证。而“软法”从制定和通过的程序和实施机制不需要通过国家领导层、或是繁琐的立法程序，这就节约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财力，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自由度，确实给各国政府留下了更大的自主活动和决策的空间，显示了其造法成本低、成功率较高的优点，在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统一规则的需求不断增加与“硬法”供给严重不足时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在处理金融危机等跨国问题时彼此之间不得不进行合作与协调，而各国对于金融的坚持使得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条约的达成困难重重，巴塞尔协议等这种“软法”性质的监管规则满足了各国监管当局心理和现实的需求，它所提倡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基于各国自愿的基础上开展的，透过各标准制定委员会向各国监管当局提供各个金融领域的最低标准和最佳实践原则，然后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遵守执行这些标准。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在两个层面上构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法律制度:第一个层面是制定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多边国际条约;第二个层面是在某些难以短期内达成国际条约的金融监管领域，通过制定和实施“软法”的方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合作。各国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高度共识却又极度敏感，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纷繁复杂又充满矛盾和冲突，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瓶颈，“软法”的通过对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信号，指示着国际实践和国际立法的趋势和方向，为“硬法”的达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硬法”与“软法”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容性，这是由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所决定的。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法律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由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的，而实施机制主要体现在奖惩机制和组织建设方面。因此，就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而言，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

法律规则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体规则是规定和确认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成员国权利、义务、责任的规范;而程序规则则是用来保证权利得以实现或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的有关过程、步骤和方式的规则。1.实体规则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应当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为主要目标。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际出发，这方面的实体规则应当大体包括:(1)信息交流规则。在金融监管合作的过程中，国家之间需要交换相应的信息。但是，由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金融信息必然涉及本国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国家在金融监管信息的交换中都有尽量保留的倾向。因而在监管合作中必须对此加以明确规定。(2)确立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共同一致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既可能造成逃避监管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也可能造成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因此，国际监管标准的确立和实施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多边法律规则形式表现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成员国有法定义务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监管。(3)危机应急处理规则。金融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国际性传播，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说明金融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如何尽快从危机困境中走出来，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强金融体系信心对恢复国际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对危机处理得当，国际金融体系可能很快摆脱危机的阴影，步入正常运行轨道，反之亦然。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成本和代价的承担，即如何在所涉国家之间分配和分担金融机构拯救或倒闭的成本和代价。按照权力与责任相适应的法理基础，应当由具有监管权力而监管不力的国家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不利后果，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分担跨境风险，才能有利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深入进行。2.程序规则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程序规则是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公正的根本途径。因为程序规定了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各种权力的运行方式，如果只有实体规则而没有程序规则的约束，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公共权力就可能被某些国家或组织滥用。另外，程序正义可以提高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意愿，并能增加纠纷解决过程的可预测性，因而既可以提高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效率，又可以防止成员国的不满，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有效实施提供了保证。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程序规则来加以制约和规范，笔者认为应该至少包括:(1)公开、公正的决策机制。公开的决策机制包括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应该透明，即在立法、规则的制定方面要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获取广泛的民主基础;决策过程透明，金融监管的重大决策过程应规范化，对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全体成员开放，使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自己的思维进行判断和评价;决策结果透明，对任何涉及成员国金融利益的金融监管决策结果，均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使每一个成员国有机会去认识和评判该决策结果的正当性［8］。公开透明的国际金融监管决策机制为决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障。(2)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不可能自己执行，因此，争端解决及其执行程序是任何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因素。当今，和平解决争端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分为政治方法(或称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两种，是否能够产生有法律拘束力的解决结果是法律方法与政治方法的主要区别，法律方法大大增强了争端解决机构的权威，有利于争端的迅速解决，与“权力型”的外交解决手段相比，“规则型”法律取向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抑制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WTO争端解决机制即为一个很好的例证［9］，WTO法为其他国际法规范树立了可强制执行的、非自愿遵守的“强势”的国际法运作模式典范，这直接为提高国际法规范的强制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目前而言，国际金融领域还缺乏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合作是以冲突存在为前提的。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当然也是以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存在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否则合作就失去了意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合作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建设符合监管职能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

作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承担着主要决策功能和裁判功能，能够起到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客观上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多边金融监管机构，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全球化下国际金融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的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均不足以担当此重任，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改造现有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或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不论是改造还是重新建立，只不过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都不会影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的发挥。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能够防控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多边监管机构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它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己任，那么它应该是向国际社会所有国家开放的组织，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俱乐部或区域性组织［10］。既然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而金融行业的专业技术性、复杂性与重要性决定了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必须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此外，由于金融监管权属于国家的行政权力，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跨国监管权来源于国家对金融监管的部分让渡，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该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2)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凸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成员应该包括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组织受西方大国主导、代表性不强的性质。(3)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组织。金融业混业经营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趋势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业务范围日益融合，内生出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一旦爆发，就会跨越原来的市场界限而在不同金融市场上迅速传递，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分业监管机构显然难以对跨市场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对监管的新要求。在没有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的条件下，要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政策倾向各异的不同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在缺乏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的情况下，合作将难以进行。因此，设立具有协调监管功能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内容之一。

(三)建立监督制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