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现实意义范文
时间：2024-03-27 11:23:44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篇1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有哪些?只有不断规范民事法典，明确法律界限，方能构建稳中有进的社会秩序，有效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共同阅读2020年“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最新精选【5篇】，请您阅读!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1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民法典就此诞生。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法典，终于实现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中的“民”字代表着“人民至上”，我们不仅要细细体会和思考背后的含义，更要时时去领悟和践行其中的真谛。
人民利益至上，举法律武器维护人民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民法典增加了民事权利种类，确认和保障了民事权利，完善了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回应了人民群众需求，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首先自身要学法和懂法，将法律学习及运用贯彻到工作始终。要自觉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各方面的法律知识，强化法学理论素养，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利益，运用法律武器切实保护人民的权益不受到侵犯。
人民需求至上，建德治屏障增进人民福祉。公平正义是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的前提。新时代下，人民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必然对公平正义有更高层次需求。要顺应人民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民法典确立了法人制度、制度、物权制度及合同制度等相关民事法律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党员干部要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打铁还需自身硬”，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从自身做起，要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品德修养、政治情操。坚持公道正派、公正无私，坚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观念，坚持原则按规矩办事，自觉抵制人情风、关系网，戒行“潜规则”、“乱作为”，将公平正义贯穿于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人民服务至上，树法治思维守护人民安康。人民服务至上，体现于为民办好一件实事，体现于为民服务的每一细节。民法典贯穿人民服务至上的立法原则，对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隐私权等诸多方面作了相关规定，为人道主义救助从法律上加码，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人民安康的守护。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守法律至上、权由法定、依法行权的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为人民谋划、开展、推动、完成工作，严格按照法律规范为人民想问题、作决策、干事情、定政策，坚决杜绝发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真心真意做好人民的“服务员”。领导干部更要做好模范，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带头捍卫法治，依法办事，坚决树立法律性，保证人民的幸福安康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2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了给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群众正当的合法权益涉及精神层面、道德层面、知识层面、物资层面、社会层面等等方方面面，特别需要编纂一部法典来规范，顺应历史发展、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以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社会秩序更加和谐有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石。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社会主义法制框架是健全的，但从实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方面缺乏健全成熟民生法律规范。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出台一部健全的民生法律规范，是推进改革的需要、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期盼的重要举措。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5年多的共同努力，民法典终于于今年正式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在依法治国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民法典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解决了民事法治建设的所有问题”，法治社会的建成，光靠制定一部完善的法律是不够的，对于我们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努力，把这部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执行好，以深入实施这部好法律为契机，整体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要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要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俗话说：“好酒也怕巷子深”，宣传的重大意义在于家喻户晓、人脑入心。我们加强对普法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通过发放纸质的、电子的读物，运用各种媒体、平台推介，干部进村入户讲解等多渠道多措施，让群众原原本本地学、明明白白地悟，熟悉民法典章节内容，使民法典在群众心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保护群众切实利益的“红宝书”，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干部”，党员干部是具有先进性的群体，党员干部做遵崇民法典的先锋战士。一方面来说，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党员干部直接相关，实施民法典的水平和效果，直接衡量践行宗旨观念、人民至上理念程度;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群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要带头学习执行民法典，以“领头雁”的榜样标杆效应，进一步推动身边人、周围人、单位人深化法治思维、强化法治理念、营造法治舆论氛围，把民法典的贯彻执行推向一个新境界。
“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要在党的领导下，多措并举实施好民法典，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则加强民法典执法司法活动，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提高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水平，深入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二则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对民法典秉持公正司法水平，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依法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三则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要加强对民法典执行情况的明察暗访、督查督办，确保民法典的顺利实施;四则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法律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发挥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多方面推进民法典实施工作;五则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率先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决不干预民法典实施;六则发挥好人民监督、舆论监督、纪律监督、执法监督等监督质效，推动每一件民事案件在阳光下执行。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3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不由让人畅想当“全面小康”遇到《民法典》有多么大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如一块千锤百炼，无比坚固的“磐石”，铺就在“复兴号”列车带领人民驶向更加幸福的道路上，即使在未来可能还要面对更多更大的风浪，但只要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这块坚稳的“基石”就能让列车稳稳地全速前进。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问题，民法典作出了明确回应，如：民法典中对各种“人肉搜索”、非法盗取他人信息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突出的特色规定有“自助行为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继承人宽恕制度”，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同时对遗体器官捐献、职场和校园性骚扰、非法从事与人类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严格规范。因此，民法典将在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规范民事法典，明确法律界限，方能构建稳中有进的社会秩序，有效提升人民的生活幸福感!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复杂，这部包罗万象的民法典就像一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每一条法律规定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即将精彩亮相。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崭新时代，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用权利本位构建起整部法典的逻辑主线，必定能够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4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从此，我们迈入民法典时代。新编纂的民法典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七编。民法典是对过去民事单行法以及司法解释的传承继受和创新发展，一些与时俱进的新理念也体现在民法典中。民法典的变化还体现在，基于立法严谨性的技术要求，对过去民事单行法和司法解释中表述不够清楚或者不够准确的规定进行了非实质性修正;基于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实质性修改。非实质性修正主要包括概念使用与语言表述的改变，部分法律条文中个别词语的改变，句子前后标点符号的改变等。作为我们法律人，不但要关注民法典中的实质性修改，还要关注非实质性修正。下面就民法典中的部分非实质性修正谈几点学习心得：
民法典对过去民事单行法和司法解释部分法律条文中的“要求”一词修改为“请求”。立法机关之所以把“要求”一词修改为“请求”一词，这说明“要求”和“请求”二词的含义肯定不一样，二者有细微的差别。“要求”是指提出具体愿望或条件，希望得到满足或实现。而“请求”是指提出要求，希望得到满足。“请求”含有处于被动地位的意思，希望别人能按自己的意思办。而“要求”是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带有命令似的口吻。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除了通过人民法院主张权利用“请求”一词外，立法机关用的都是“要求”一词。看来，在立法者眼里，家事是可以天经地义的“要求”。除了家事外，要么“要求”，要么“请求”。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民法典继承编中，“请求”一词只出现了一次，“要求”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个别语句的表述进行了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而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只是表达了当事人有请求的权利，至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当事人的请求这层意思并没有表达出来。而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中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就表达出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支持也可以不支持这层意思来。这前后的变化体现了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表述的更清楚。
以上摘出的只是民法典非实质性修正中的一小部分，个人的理解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民法典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先理解吃透民法典后再运用到实务中去，在实务中成熟运用民法典也需要一个过程。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5民法典的颁布是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民法典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民法典的实施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一是要尽快制定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修改现有与民法典规定不一致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二是政府机关要进一步推进政府法制建设，把民法典作为决策和处理相关问题的依据。三是司法机关要以司法为民为中心，加强司法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切实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大普法力度，增加全民的法典意识。
2020年“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最新精选【5篇】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篇2
2020学好用好民法典心得体会一
一、民法典的编纂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
翻开历史的画卷，从1954年到2017年民法典的编纂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一部“法”的诞生伴随着中国社会60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伴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根据党中央的工作部署，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接续努力推进编纂民法典工作，先后十次审议民法典相关草案，组织全国人大代表两次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经过反复修改的草案，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该法典在本次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二、民法典将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义环境。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驱动下的创新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民法典作为社会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民法典就像一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每一条法律规定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
三、民法典颁布与实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
我国《民法典》是保护公民私权利的法律汇总，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典》就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作为事关每个公民“从胎儿到身故后五十年”漫长岁月切身利益保障的法律，《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休戚相关。民法典的颁布，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要，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的颁布，让公民更有尊严地生活，保障人人享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还有各种各样的财产权利等等。民法典让社会更加公平发展，让群众步入幸福安康的生活。建设完备的社会财富保护体系，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让公民尊严得到充分尊重、民众智慧得到极大发挥、社会财富得到充分涌流，是民法典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应当具有的历史价值。
四、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要把学习和掌握民法典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学好、用好民法典。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中国截至目前体量最为庞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共七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计1260条。这1260个条文涵盖了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巨大影响还体现在对其他民事单行法的吸收合并上。《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后，我们耳熟能详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将废止，退出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
2020学好用好民法典心得体会二
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基层法治建设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基层应该借助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风口，运用“当好扩音器”、“抓好衡量尺”、“装好配件箱”这三招，推动基层法治建设，更好地发挥民法典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切实保障人民权益的作用。
第一招，当好民法典普法宣传的“扩音器”。“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要有效推动民法典更好实施，基层就要自觉当好“扩音器”，广泛开展民法典的宣传普法工作，让民法典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党员干部要带头学。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个人
自学、集中研讨、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带头学习。党校和干部培训网络平台应当开设民法典专题课程，组织党员干部行动起来带头学。尤其是对于基层较为普遍的涉及婚姻、土地产权、邻里纠纷等领域的问题要重点关注，不断提高自身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能力。让群众看到“学法有用，学法能用”，在群众中形成“榜样”示范，带动基层群众跟着学、乐意学。
基层要广泛动员一起学。强调，要将其民法典普法工作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要大力推动民法典宣传普法深入基层社区、村子和中小学校，营造自觉学法、用法、守法的社会氛围，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引导群众自觉养成懂爱、爱法、守法的意识和运用民法典维护自身权益的习惯及能力。基层社区和村子可以通过开专题的公益宣传普法讲座、派发普法宣传手册、播放民法典公益宣传普法广告等方式，营造宣传氛围。中小学校应当开设相应的普法课程，系统开展普法教育，加强青少年对民法典的认知和理解。
法律专业人员要帮着学。民法典共7编1260条，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宣传普法过程需要充分发挥律师、司法工作人员等专业人员的作用，解读好民法典条文和精神内涵。一方面是驻村律师可以进村入户向群众进行民法典宣讲，让民法典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基层的法律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民法典的咨询服务，及时为群众答疑解惑，为执法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第二招，抓好民法典这把衡量尺。强调，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既为基层处理土地纠纷、债权纠纷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的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是基层执法、司法的重要规范标准，基层务必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基层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基层司法机关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各部门应贯彻民法典精神，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
第三招，装好法治建设的配件箱。指出，民法典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解决了民事法治建设的所有问题，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探索，还需要不断配套、补充、细化。基层应“视时而立仪”、因地而制宜，装好法治建设的配件箱，不断配套完善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体制机制，推动基层民事法治建设。一是要加强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切实增强对人民权益的保障。二是畅通司法救助渠道，通过完善纠纷协调部门、司法部门、基层派出所的沟通协调机制、简化司法救助申请程序等办法，落实司法救助责任，畅通司法救助渠道。三是强化法律援助服务，开展好法律援助入村入社区等活动，充分利用“一村一律师”等机制，帮助群众用好民法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20学好用好民法典心得体会三
民法是万法之母。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为保障个人合法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也为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兴权利、新型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之所以要编纂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主要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民法单行法规，这些法规内容庞杂，分散广泛，不仅存在一些法规相互之间不够协调的问题，而且老百姓使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法典弥补体系缺漏、去除体系重复、消解体系冲突。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民商事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促进公平正当竞争、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民法典问世，意味着我国法制的体例框架由此丰实延展、枝繁叶茂。
民法典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民法典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民事法治领域，充分赋予民事权利，保障权利不被侵犯。民法典聚焦民生发展问题，处处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所谓“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体现出我们国家以良法促进发展、保证善治。民法典草案对于民事权利类型规定更丰富，行使权利规则更清晰，权利保障更完善。“民法典对公民权利类型及其行使方式规定得越丰富、越精细，就越能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越能起到规范公权力的作用。”民法典的出台为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者，治之端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之一。民法典的颁布蕴含了民事权利保障、法律义务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等多重价值，是以良法推进善治的重要抓手，自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2020学好用好民法典心得体会四
我国民法典是一部“新法”，对现有民事法律进行梳理、整合、完善，使之更加全面完整，更具系统性、协调性。我国有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有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以及仍在继续适用的民法通则等，单行法律数量多，内容庞杂，有的存在抵牾之处。如今，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以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相关司法解释，共同汇聚成了这部共1260条、10万余字的民法典。经过整理、编订之后，在划定好的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7个“楼层”里，民事法律各归其位，类型清晰、秩序井然。
民法典对众多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的“确认”，将在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民法典新增内容里，用益物权中增加的居住权可能是影响最大者之一。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或“以房养老”卖给他人，夫妻离婚一方没有产权又无房居住等等，都可以要求设立居住权。合同编中，基于此次疫情增加了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还增加了4种典型合同;
此前并没有单行法律作为基础的人格权，更是独立成编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以来，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持续取得积极进展。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编订纂修，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民法典编纂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充分回应了“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法典反映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法治保障——民法典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也开启了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2020学好用好民法典心得体会五
5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就“切实实施民法典”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民法典的地位和意义，也对民法典的宣传、实施和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指示和要求。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世之仪表也”。无法则无安，这部关系每个人一生的“百科全书”已经开启“阅读模式”，各级党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必须占领法治制高点，在党的领导下，立体布局全面落实民法典精神，更好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横向拓展民法典的有效实践。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实施的关键是有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有关国家机关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加强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强化立法观念，坚持问题导向，以民法典为准绳，对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相关规定，应该及时清理、修改或者废止。同时制定民法典相关法律解释，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确保在司法实践中民法典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在具体实施进程中，行政、司法机关要发挥实施主体的作用，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民法典实施效果作为检验行政权力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各级司法机关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不断提升执法质量和司法公信力。
纵向深入民法典的理论研究。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民法典时代。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加强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尽快构建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有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编纂民法典作出部署后，历经5年心血，终于完成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典，实现几代人的夙愿。深入开展民法典的理论研究工作，构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法理论体系是当前和今后我党在法治领域的重要任务。发挥民法研究会理论研究资源，结合中国法律实践经验，借鉴传统大陆法系民法解释学经验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训诂与解释方法，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性、立足国情的民族性、源于客观的实践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制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在保持民法典稳定性基础上，使之永远葆有生机与活力。
全方位部署民法典的普法工作。民法典既是护民之剑、利民之器、惠民之策，更是治国之基、利国之本、强国之道。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在实施民法典时同步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培养群众解决问题的法律意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娃娃抓起，培养青少年法律观念。把司法人员、法律服务工作者、民法学者作为宣传主体，按照文化程度、传统观念、法制意识差别制定不同的宣传内容，聚焦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需要把握好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围绕民法典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做好一系列的民法典阐释工作。把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价值理念、知识概念、权利体系、规范规则、制度内容以及职能职责，包括可能遇到的问题挑战等，用法律共同体、党政干部和社会大众都能够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精准阐释清楚和广泛传播。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篇3
民法典有多么大的意义，它的亮点是什么，这些大家看看新闻就可以心中有数。那么你知道民法典故事会征文该怎么写吗??为了方便大家，共同阅读吧!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2021民法典故事会高中征文800字【5篇】，欢迎阅读!
民法典故事会征文【1】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民法典就此诞生。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法典，终于实现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中的“民”字代表着“人民至上”，我们不仅要细细体会和思考背后的含义，更要时时去领悟和践行其中的真谛。
人民利益至上，举法律武器维护人民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民法典增加了民事权利种类，确认和保障了民事权利，完善了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回应了人民群众需求，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首先自身要学法和懂法，将法律学习及运用贯彻到工作始终。要自觉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各方面的法律知识，强化法学理论素养，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利益，运用法律武器切实保护人民的权益不受到侵犯。
人民需求至上，建德治屏障增进人民福祉。公平正义是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的前提。新时代下，人民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后，必然对公平正义有更高层次需求。要顺应人民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民法典确立了法人制度、制度、物权制度及合同制度等相关民事法律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党员干部要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打铁还需自身硬”，维护公平正义首先要从自身做起，要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一种品德修养、政治情操。坚持公道正派、公正无私，坚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观念，坚持原则按规矩办事，自觉抵制人情风、关系网，戒行“潜规则”、“乱作为”，将公平正义贯穿于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人民服务至上，树法治思维守护人民安康。人民服务至上，体现于为民办好一件实事，体现于为民服务的每一细节。民法典贯穿人民服务至上的立法原则，对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隐私权等诸多方面作了相关规定，为人道主义救助从法律上加码，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人民安康的守护。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守法律至上、权由法定、依法行权的思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为人民谋划、开展、推动、完成工作，严格按照法律规范为人民想问题、作决策、干事情、定政策，坚决杜绝发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真心真意做好人民的“服务员”。领导干部更要做好模范，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带头捍卫法治，依法办事，坚决树立法律性，保证人民的幸福安康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民法典故事会征文【2】《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领域结出的硕果，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老百姓的生活百科全书，它的实施关系千家万户，做好《民法典》的普法宣传是今年的重中之重。
明法于心，守法于行。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而普法就是要帮老百姓了解熟悉这本“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法律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全社会对法治的真诚信仰。只有在普法中把人民群众的法治需要真正重视起来，才能让全社会更好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进而培养起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民法典普法工作要注重宣传形式。一方面要做到线上宣传广覆盖。充分利用网站、两微一端、电子显示屏等新媒介，不断提高民法典普及宣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另一方面要做到线下宣传讲实效。通过张贴宣传挂图、设置宣传展板、悬挂横幅、更新普法宣传栏、入户走访面对面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民法典，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民法典普法工作要抓好具体措施。一是要通过讲解《民法典》立法背景、重要意义和重点内容，引导广大群众关注民法、学习民法、运用民法、维护民法，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用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思维习惯。二是紧扣重点对象。将民法典规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用法重要内容，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内容和单位部门“谁执法谁普法”责任清单。三是深化宣传成效。对《民法典》进行系统梳理，突出重点和框架，供全体党员下载、查阅、自学，确保宣传效果喜闻乐见、入脑入心。
广泛深入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营造浓厚社会氛围，要把民法典普法工作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重点来抓，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形成铺天盖地的强大声势，努力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真正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带头尊崇民法典、敬畏民法典，自觉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把掌握和运用民法典作为履行自身职责、做好群众工作、推动改革发展的必要知识、必备能力、必需本领，不断提高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
民法典故事会征文【3】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了给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群众正当的合法权益涉及精神层面、道德层面、知识层面、物资层面、社会层面等等方方面面，特别需要编纂一部法典来规范，顺应历史发展、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以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社会秩序更加和谐有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石。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社会主义法制框架是健全的，但从实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方面缺乏健全成熟民生法律规范。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出台一部健全的民生法律规范，是推进改革的需要、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期盼的重要举措。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5年多的共同努力，民法典终于于今年正式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在依法治国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民法典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解决了民事法治建设的所有问题”，法治社会的建成，光靠制定一部完善的法律是不够的，对于我们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努力，把这部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执行好，以深入实施这部好法律为契机，整体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要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要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俗话说：“好酒也怕巷子深”，宣传的重大意义在于家喻户晓、人脑入心。我们加强对普法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通过发放纸质的、电子的读物，运用各种媒体、平台推介，干部进村入户讲解等多渠道多措施，让群众原原本本地学、明明白白地悟，熟悉民法典章节内容，使民法典在群众心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保护群众切实利益的“红宝书”，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干部”，党员干部是具有先进性的群体，党员干部做遵崇民法典的先锋战士。一方面来说，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党员干部直接相关，实施民法典的水平和效果，直接衡量践行宗旨观念、人民至上理念程度;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群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要带头学习执行民法典，以“领头雁”的榜样标杆效应，进一步推动身边人、周围人、单位人深化法治思维、强化法治理念、营造法治舆论氛围，把民法典的贯彻执行推向一个新境界。
“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要在党的领导下，多措并举实施好民法典，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则加强民法典执法司法活动，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提高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水平，深入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二则加强各级司法机关对民法典秉持公正司法水平，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依法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三则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要加强对民法典执行情况的明察暗访、督查督办，确保民法典的顺利实施;四则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法律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发挥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多方面推进民法典实施工作;五则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率先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决不干预民法典实施;六则发挥好人民监督、舆论监督、纪律监督、执法监督等监督质效，推动每一件民事案件在阳光下执行。
民法典故事会征文【4】2020年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从此，我们迈入民法典时代。新编纂的民法典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七编。民法典是对过去民事单行法以及司法解释的传承继受和创新发展，一些与时俱进的新理念也体现在民法典中。民法典的变化还体现在，基于立法严谨性的技术要求，对过去民事单行法和司法解释中表述不够清楚或者不够准确的规定进行了非实质性修正;基于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实质性修改。非实质性修正主要包括概念使用与语言表述的改变，部分法律条文中个别词语的改变，句子前后标点符号的改变等。作为我们法律人，不但要关注民法典中的实质性修改，还要关注非实质性修正。下面就民法典中的部分非实质性修正谈几点学习心得：
民法典对过去民事单行法和司法解释部分法律条文中的“要求”一词修改为“请求”。立法机关之所以把“要求”一词修改为“请求”一词，这说明“要求”和“请求”二词的含义肯定不一样，二者有细微的差别。“要求”是指提出具体愿望或条件，希望得到满足或实现。而“请求”是指提出要求，希望得到满足。“请求”含有处于被动地位的意思，希望别人能按自己的意思办。而“要求”是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带有命令似的口吻。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除了通过人民法院主张权利用“请求”一词外，立法机关用的都是“要求”一词。看来，在立法者眼里，家事是可以天经地义的“要求”。除了家事外，要么“要求”，要么“请求”。不过有意思的是在民法典继承编中，“请求”一词只出现了一次，“要求”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个别语句的表述进行了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而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只是表达了当事人有请求的权利，至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当事人的请求这层意思并没有表达出来。而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中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就表达出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支持也可以不支持这层意思来。这前后的变化体现了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表述的更清楚。
以上摘出的只是民法典非实质性修正中的一小部分，个人的理解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民法典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先理解吃透民法典后再运用到实务中去，在实务中成熟运用民法典也需要一个过程。
民法典故事会征文【5】《民法典》作为社会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民法典全面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呼应了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通过具体规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民法典》的颁布，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要，大到国家所有制、土地制度，小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生产经营、个人信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的颁布，让公民更有尊严地生活，保障人人享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婚姻自由权，还有各种各样的财产权利等等，标志着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
正所谓“民之所安，法之所系”。《民法典》是保护人民的法典，它关系着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她很温柔，守护陪伴着每位公民的生老病死;她很霸道，出台之后，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将不再保留。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意愿。因为它完全来自于人民的生活和实践。无论是生活中遇到的高空抛物、房屋价值想“提前变现”，还是在消费中遇到的“套路贷”、“校园贷”、“高利贷”;无论是在出行中遇到的霸座、老人倒在地上不敢扶，还是游走在网络中的Q币、网络游戏装备等等，民法典都给出了解答，丰富地展示了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点点滴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部自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首部以“典”命名的法律，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也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给制度保障，发挥基础性作用。
时过境迁，生活变化反映社会发展，生活进步得益于科技发展，《民法典》为中国创新创造保障开路。《民法典》也是市场经济基本法，伴随着民法典的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名片”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等中国奇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创造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一跃而上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成果来之不易，其中和谐安定、科学规范、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是关键，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体现，为中国创新创造提供了不断成长壮大的优渥环境。民法典的出台，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力量，记录着中国法治的改革历程，是中国人民一生守护的人民情怀。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篇4
——论我国《商事通则》的制定
严 莹
[摘要] 在我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民商法典或单独的商法典，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制定一部《商事通则》用以规范基本的商事法律关系，才是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 商事立法模式 商事通则 商法典
一、从商法的历史演进看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一）商法的内涵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去理解。在狭义上，商法仅仅指商法典及其附属法规，如商法典及其施行法等等。在广义上，商法包括全部商事法律部门，它不仅包括商法典，即商人身份法和商行为法等内容，而且包括与商事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法律，如公司、票据、银行、保险、运输、、信托、消费者保护、工商权利保护等法律。
与此相对应，由于各国商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多数学者在理论上将商法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是指奉行民商分立立法原则的国家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的以“商法”命名的法典，其内容主要涉及商主体、商行为之界定、创设等商法的一般规则以及商事公司、票据、保险、破产、海商等基本制度。形式意义上的商法概念理论着眼点为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它以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即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是指一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概念的理论着眼点为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规范的作用、规范的构成、规范实施的方式等等在理念上的有机统一。它不以商法典作为商法概念的界定基础；商法的形式包括各种有关商事的专门法规；商法规范不仅仅存在与商法典之中，而且还大量地存在于民法、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判例之中。从实质意义上看，无论属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论奉行民商分立还是奉行民商合一地国家，都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商法。
（二）商法的历史演进——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商法最初是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东西方的商路，促进了地中海沿岸一些新兴城市的贸易繁荣。但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营利性的商业被明令禁止。在这种冲突下，意大利较早出现了商人行会——商人基而特。该组织不仅联合保护商人的自身利益，也逐渐负担起编纂商业行规或习惯的职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15世纪后，伴随着中世纪后期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贸易的发达迫切需要在一国之内实现商法的统一。这一时期，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内陆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都先后制定了成文法。其中，在立法上对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法国和德国。[1](p22)
商法的法典化始于法国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使国家得以统一，从而在全国统一法律的任务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拿破仑的推动下，于1800年开始起草民法典，于1804年颁布；但几乎与此同时，在1801年也开始了商法典的起草，并于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因此，以法典为标志的民商分立体制正式得以确立。后来，德国也采取了这种分立模式，于1861年颁布了《普通德意志商法》（即旧商法典），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又编纂了新的商法典，于1897年颁布，使民商分立的模式达到了顶峰。
但就在民商分立制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同时，即已出现了民商合一的学术思潮。1847年，意大利学者摩坦尼利首倡民商合一，反对“私法二元论”，即得到学术界响应。一时间，各国学者纷纷提倡“民商合一论”；即使在民商分立制的国家，学者也多主张“由分而合”。在立法实践上，1865年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做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另订商法典。1881年瑞士制定债务法，其中既包括民事规范，也包括商事规范，放弃了民商分立体制，1911年瑞士民法典颁布时，将其债务法纳入，确立了民商合一制。之后的苏俄民法典、泰国民法典、土耳其民法典，均采民商合一制。民商合一成为民商立法的一种趋势。
就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争论不休时，20世纪下半叶之后，为了交易的方便，美国制定了《统一商法典》。美国《统一商法典》虽然在立法技术、法律概念等诸多方面借鉴了大陆商法，尤其德国民商法的经验，但其所采用的立法原则与大陆法系国家颇不一样，《统一商法典》不是大陆法系类型的商法典。法国法系和日耳曼法系的商法典都是以民法典的存在为前提的。民法典是一般法，包括了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商法典是特别法。英美法系没有严格的民商界限，也不存在大陆法系类型的民法典。所以作为英美法系中的商法典，《统一商法典》实际上也包括了许多被大陆法系认为是属于民法范畴的法律规范。同时，统一商法典也不是大陆法系意义上的“法典”。大陆法系法典一般是一部独立的法典，该法典通常会对该领域的问题作出全面而完整的规定，该法典可以独立运用。而《统一商法典》虽然名为法典，但它并没有就所涉及的商事交易问题作出全面规定，只是规定了商事交易中的一部分问题，对于它没有涉及到的大量问题仍需要依靠美国的普通法。所以《统一商法典》是很难独立运用的，必须结合普通法进行解释和运用。而且，《统一商法典》还必须同各洲的其他成文法、各种联邦成文法以及各洲法院对合同法的不同理解加以结合运用。由此可以说，《统一商法典》是普通法之上的特别法。[2]（p372）
二、从现有的商事立法模式看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商事立法可供选择的模式
纵观以上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做法，就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有形式意义的商法。 但是针对商法是否应该法典化，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在民商法学界就我国应当实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的争吵声中,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进入实质阶段,2002年12月,民法典的草案业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民法典的制定,使得我国的民商事立法体例面临重大抉择:规范商事主体和商事活动的基本法律规定到底应该在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中反映呢,还是另行制定一部商法典,抑或采取其他方法。虽然在我国,有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学术“门派”之争的嫌疑,缺少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分析结论的验证,但在民法典制定之际,民商事法律的体系构建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因此,确有必要对我国民商事基本法律的立法体例和模式进行研究和论证,特别是从实证的角度作出考察。
目前,共有四种商事立法模式可供我们选择:第一种是制定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在其中将有关商事基本法律制度的内容加以规定,对属于传统和现代的具体商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以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规定;第二种是实行完全意义(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分立,除了制定民法典以外,再制定一部独立的商法典,以规范属于传统和现代的商法领域的各种法律关系;第三种是制定一部民法典,规定传统民法领域的内容,不另制定商法典,对属于传统和现代商事法律的内容,以另行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加以规定;第四种是制定一部民法典,规定传统民法领域的内容,同时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基本法律即《商事通则》,对基本的商事法律制度和关系加以规定,对于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和关系,则以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规范。[3]
（二）商法是否应该法典化——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
对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一直存有争议。早在民国之初，就有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考虑当时民商合一论者的主要依据是：因历史进步、社会进步、世界交通、各国立法趋势、人民平等、编制体例、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应订民商统一之法典。尽管民商合一论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其议案被国会所采纳，但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民法实际上从未采用真正的民商合一体例，即使是沿袭旧制的台湾，至今也未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其商法立法仍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学说上将传统商法中的有关立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
我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鉴于法系上的差异及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迄今尚无人主张制定英美模式的商法。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即我国的商法是否应该采用法典化的形式。主张采用民商分立体制的，强调商法、商行为的特点，以及民商分立的好处，认为我国应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商法，并将民商分立看作是世界各国商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持此观点的学者对商法的内容做出了不同的设计，有的主张以法、德日商法为瞻，循以西例；有的主张另起炉灶，除传统商法的内容外，还应包括合同法、市场规制法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商合一论就其主张而言，则有法典上的合一论与观念上的合一论之分，二者的共性是反对在民法之外另订商法，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使商法民法化，并认为商法的独立性于民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观念上的民商合一论则并不强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对传统的民法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对传统的商法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对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表现出务实的理性，只是主张在观念上应将一切单行的商事法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并不刻意追求民法对商法内容的包容。[4]
发人深思的是，面对这些激烈的论争，我国立法机关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精神，在短短十年间，出台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事法律，以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5]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
客观地说，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地立法模式在国际上都有成功地典范，仅就这两种模式本身不可断然言孰优孰劣。但在我国由于长期以自然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适用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加上“官本位”的传统作风，商人尚未获得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当的社会地位，商法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6](p158)近20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有赖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系列基于该政策制定的法律法规。但随着市场经济向全球化、科技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市场对商法将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再不能凭着简陋的商事制度、用民法的基本意识甚至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市场强烈地呼唤现行中国的商事立法模式及技术水平的调整和提高,因此那些提出制定完全意义上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当前有学者提出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着手制定商法典，实行形式意义上的民商分立。从实践看,由于新兴行业的不断发展,商事立法的范围不断扩展,各种单行商事法律之间亦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希冀通过一部商法典规范所有商事关系已经没有可能。因此,无论从国外商法典形成的历史因素和它们现在的命运,还是从我国商法理论发展的现状和商事立法的实践看,在我国现在,设想制定一部无所不包的商法典是完全不可行的。
三、我国应采取的商事立法模式——制定《商事通则》
（一）我国商事法律体制急需总纲性的法律规范
在以前有关民商立法模式的论述中，笔者曾一度坚持民商合一的主张，强调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只需制定单行的商事法规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这也是我国目前采用的模式。但是通过考察我国当前所采用的商事立法的模式，其虽然具有灵活简便等有点，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制定一部总纲性的商事基本法律规则是必要和可行的，在我国商法的独立只能实质商法主义的独立而不是形式商法主义（或法典意义）的独立，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采取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虽然有灵活、务实、简便等优点，但由于缺乏总则的统率，难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使单行商事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内在应有的体系，这显然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则，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规则的统一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此种状态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个人只有四肢躯干而没有头脑，无法通过头脑的指令来驱使四肢的自如运动。
第二，意图通过制定民法典来解决商法欠缺总则的问题，只是部分学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起草中的民法典不仅不可能囊括商法总则的内容，也不可能包括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由于自身性质的局限，民法的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一元化”局面。如果不顾及民法自身的属性，让民法典涵盖了商法总则的全部内容，那就势必造成民法的异化使民法典变得不伦不类。据此，解决单行商事法律缺少总则统率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民法，必须靠商法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第三，在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体制下制定《商事通则》，既可矫正追求形式商法主义的偏颇，又可实现商法体系的完善，同时又不根本性地改变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地立法模式，这种一举而三得的立法动议，理应得到我国立法机关的采纳。
第四，就我国商事立法的现状分析，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别管理，加之国内市场的多头管理，导致政出多门，立法多头，与统一市场、统一规制的市场经济的法制要求极不适应。同时，由于商事立法缺少系统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规杂乱无章，缺乏统率不成体系。此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否则必将误商误民误国。
（二）《商事通则》的体例
我国商法在没有基本法统率的情况下存在着立法重叠、交叉、冲突和不协调，以及法律缺位等弊病。我们主张制定《商事通则》目的即在建构商法的理性架构，《商事通则》从内容上说应该时总纲性和通则性的，应该仅是一个“架构”而已，绝对不能走“大而全”的道路。这是因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我国目前的商事立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先零售，后批发”的道路，即先制定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一部基本法，我们现在主张制定《商事通则》，实质上仍然摆脱不了这种立法“路径”。“先零售，后批发”的立法思路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我国法律法典化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在“零售”过程中，各单行法一般都形成了自己较为稳定的体系结构，如果想将这些内容和体系各不相同的法律中的一些具体制度在一部“通则”中规范，一方面会使我们陷入变相地制定一部商法典的窠臼之中，另一方面，会无谓增加这部法律的制定难度。在目前我国各种商事单行法已经趋于完善、各单行法也已经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体系结构的情况下，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法律，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制定一部指导、协调和规范各商事单行法的一个总纲性的法律，这部法律应该是一个龙头而非整条龙。
笔者主张《商事通则》内容的总纲性，并不意味着反对将任何具体商事制度包含其中，相反，笔者认为对于那些不宜以商事单行法的形式规范或以商事单行形式规范成本过高的具体商事制度，应包含在《商事通则》之中，原因是，许多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和民事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的更好追求，如商事制度和商事责任制度，商事制度中对人权限的扩展和商事责任制度中对严格责任的普遍确认，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交易能够便捷、安全的进行。对于这类商事具体制度，完全没有必要单独立法，只需将其与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在《商事通则》中加以规定即可。对于有些具体的商事制度，虽然可以以单行法的形式制定，但会导致过高立法成本的产生，浪费立法资源。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强调《商事通则》的总纲性，也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我国立法者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曾对加快我国立法进程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按照这一思路制定的法律在实践中很难被适用，出现了所谓的“法律进不了法院”的现象。笔者认为，《商事通则》虽然是总纲性的，但绝对不应该是粗线条的，它应当对那些共通性的商事规则详细规定，以便于实际操作和适用。
按照以上制定《商事通则》的总体思路,笔者认为,《商事通则》的体系应确定为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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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利明. 中国民法典的体系[J]. 现代法学, 2001,(4).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篇5
内容提要:民法法典化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是否制定民法典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的争议,祖国大陆在这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法典化只是手段,我们必须明确法典作为法律的意义、法典的应有功能和价值要求,而这也是选择法典化模式的指导思想。在选择法典化模式时应斟酌民法的继受性、国内研究水平、立法者与法官的素质等因素。具体而言,民法的法典化模式共有四种可供选择的立法方案,每种都各有其优缺点。目前制定民法典的时机并不成熟。就现状所表露出来的立法方向而言,立法者采纳了体系化单行立法模式,并以制定松散式完整民法典为目标。这种趋向值得肯定。
民法是规范人民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规范之一。为使人民能够明了民法立法者的规范内容并加以遵守,就有必要以简单的文字叙述这些规范内容,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将规范的内容以法典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将民法法典化。一般情形,民法典一词都是指称包括大部分民法规范内容的完整民法典,因而民法法典化在狭义上仅指制定完整民法典。然而依文义,民法法典化一词并不等于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将民法成文法化,也在民法法典化的文义范围内。因此,制定各种单行法也是法典化的一种选择,这也可以称为广义的民法法典化。本文题目的“民法法典化”一词即采后者。必须强调的是,民法的有无与有无民法典无关,因为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没有民法典并不表示就无民法的存在;民法典的有无也与一国民法学的研究水平无直接关联。
祖国大陆在经历几十年的民法典起草波折和准备后,在2002年12月提交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官方草案”),是祖国大陆在1949年后的第四次民法起草,而且是1979年改革开放后许多民事单行法②的施行经验、法院的判决、学者的见解的结晶。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法制建设的基础,重要性可想而知。此次民法典起草,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法律论辩最为热烈的议题。最能代表祖国大陆此次民法典起草的立法方向的草案有三,即“官方草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领衔起草的草案和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教授领衔起草的草案。③“官方草案”似乎是整合现行民事单行法、两份学者主持起草的草案和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的九位成员意见做成的,呈现出对各种民法法典化意见的取舍。如果依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议定的计划,在2010年前完成中国民法典编纂,则此次祖国大陆民法法典化的选择会在2010年前作出。在祖国大陆立法机关作出选择前,探讨民法法典化的选择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之所在。
一、民法是否法典化的争议
此次民法典起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起草。从前三次民法典起草都半途而废,就知道对是否制定民法典并非没有争议,即使要制定民法典,对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也有不同意见。笔者将在下文分别简要叙述是否制定民法典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的各种意见,并加以评析。
(一)是否制定民法典
1.正反意见叙述
以前的三次民法典起草都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有人反对制定民法典。本次民法典起草,也一直有人持反对态度。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迟迟不通过民法典,也没有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纳入近期的立法规划,而是优先起草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做法了。④反对现在制定民法典的学者认为,制定民法典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学者关于民法文化和理论的积累,另一个是审判实务的积累,而民法学界尚无足够的学术积累以制定反映中国现实的民法典。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法典的制定纳入立法规划后,这些学者即主张如要制定民法典,就应制定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典,⑥使其他法律渊源可以用来补充民法典。主张制定民法典的学者则认为,改革开放后制定了二十几部重要的民事法律,在实践上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基础,而为了进一步健全民法,制定民法典势在必行。⑦
2.评析
民法典的功能有三,即行为规范、权利告示书、裁判规范,⑧而前者是后两者的前提。因此,制定一部民法典供人民遵守而人民又都遵守这部民法典将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是制定民法典的最终功能。但这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人民懂这部民法,二是这部民法确实是部好法。就前者而言,则这部民法必须是中国的民法,而非外国的民法,只有人民的知识经验所能理解的法典,人民才会懂,懂了才知如何遵守。就后者而言,这部民法必须能够全面调整人民间的权利义务,使人民愿意遵守,遵守的结果会真的对国家有利,这就必须仰赖立法者的智慧,还必须具有前瞻性,否则立法时虽对国家整体有利,但若因环境变迁而变成恶法的话,则不立也罢。由上述可见,祖国大陆此时是否应该制定完整民法典就不是必然的肯定命题了。然而人民只有知法才能守法并进而保障个人的权利,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就会制定相关的成文法典,使人民易于了解并加以遵守。因此,完全的判例(不成文)法在现代国家大概是不可能的。⑨现代国家都在进行不同方式的法典化。因此,本文第四部分所介绍的各种民法法典化的选择都应纳入考虑的范围,而松散式、开放式民法典当然也是民法法典化的一种选择。传统的比较法研究通常将世界主要法系区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前述的争辩都与此相关。然而,此种区别其实意义不大。【10】所谓的英美法系并非没有成文法典,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872年就已经制定了民法典,【11】只是法院通常仍以判例为裁判依据。不过,英美法系的法典通常是不完整的,而由各种单行法编纂而成。所以说,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典确实和英美诸国的民法法典化的类型相似。笔者认为讨论民法法典化时应超越此种藩篱,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制定民法典并作出中国在比较法上的贡献。【12】
(二)制定何种类型民法典
1.不同意见叙述
我国台湾地区目前的“民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祖国大陆的许多学者也以此作为学习民法的重要基础,加上台湾地区一些学者的鼓吹,认为中国既然在20世纪初继受了德国法,目前也就已经没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因此,台湾地区“民法”所仿效的德国民法,也就成为许多学者所认为应该仿效的对象。【13】
反对仿效德国民法的学者认为,中国制定民法典必须突破德国的模式,要制定一部自己的民法典,为世界的法制进步和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而非复制德国民法。复制德国民法是学者对整个民法无所作为的表现,而且也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4】
无论是否仿效德国法,都可能是制定体系化的完整民法典,使法律解释适用的空间受到相当限制。因此,就有学者主张制定开放型、松散式的民法,【15】使其他法律渊源可以用来补充民法典。
2.评析
就是否仿效德国法而言,显然目前的共识是不仿效德国法,而是多元仿效各国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的《荷兰民法典》和1991年新颁布的《魁北克民法典》就是融合德国法、法国法和英美法的结晶。笔者认为此方向十分正确,模仿他国立法只是手段,目的是满足国家社会所需。姑且不论德国国情与祖国大陆不同,制定于一个世纪前的德国民法是否合于现代社会所需(当然德国民法也在修正)也值得怀疑。更何况模仿的对象也应选择最好的,目前主掌世界政治经济的国家是美国。美国法制虽然未必都符合祖国大陆的需求,但成就一个超极强国的法制,就比较法而言,并无忽视的道理。祖国大陆目前受美国影响最大,但是祖国大陆整个民法学界对美国法制的了解却十分有限,许多学者常常忽视其存在。如果祖国大陆法学界的法学研究方法已成熟,倒也不需仰赖比较法,但是目前却是移植外国法居多。而既然要移植就应移植最好的。因此,在不确定美国法制没有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就应该花时间去研究,然后再决定如何移植也不迟。治本之道则是重视法学研究方法,重视本土研究,使我们制定的民法真正成为中国的民法,则许多争议都将消弭于无形。
二、法典化的中心思想
在叙述民法是否法典化的争议后,有必要探讨法典化的中心思想。作为法典化的指导方针,不能为法典化而法典化,法典化是有目的的。决定是否法典化和如何法典化,都不能偏离法典化的中心思想,否则将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
(一)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
无论是否法典化,我们都必须有一个基本概念,即法典只是法律的一种形式,在解释适用民事法律时不能被民法典所束缚,除了参考特别法外,也可以参酌法理而跳脱法典的文义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要解放思想,不受法典文字所限,才不会造成法律僵化;法典化容易使法律僵化,这也正是法典化的缺点。具备此一基本概念,即可避免法典化带来的法典僵化的缺点。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而1997年“台再字”第97号判决认为:“按物权之新种类或新内容,倘未违反物权之直接支配与保护绝对性,并能以公示方法确保交易安全者,即可认为与物权法定主义存在之宗旨无违。”依此号判决意旨,如能确保交易安全即可以创设物权的新种类或新内容,事实上即等于放弃物权法定原则而采取了物权自由原则。此一解释显然与文义不合。但解释适用民事法律,本来就可以类推适用或目的性限缩,而不受文义拘束;可以针对个案依法理修正或补充法典的规定,而不必完全受到法典文义的束缚,
(二)功能决定法典化的概念
法律是社会生活规范,法律有规范、诱导人们行为的功能。诱导人们的行为利己利人利国家就成为法律解释适用的主要任务,而法典所呈现的法律概念也必须达到规范的功能。这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创设法律概念不能偏离规范目的,不能创设无规范功能的法律概念; 【16】或任凭法学者的喜好,任意移植他国法律概念,而偏离本国人民的法律感情; 【17】也不能为了法典看起来美观,而勉强创造中看不中用的法典形式【18】与法律概念。法律文字配合逻辑推演,比探求法律整体规范功能或规范意旨显得较为容易,这造成有些学者在起草法典文字或解释适用法律时,只是展现外语能力,玩弄文字游戏,而忽略了法律概念所蕴含的功能对解释适用法律的指导意义。因此,如果要法典化,就必须以规范功能来决定法典化的法律概念。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篇6
近现代日本民法典的发达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翻译外国民法的活动。其后经历了学习法国民法模式、法典论争到采纳德国模式确立现行民法典的基本框架，再到二战之后的修改民法典等重要事件。在这样一个进程中，虽然有许多因素也曾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与其他国家的民法法典化过程相比较，其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却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谢怀栻先生曾经提到，日本民法与政治因素有着亲密关系。 我认为，日本民法之近代化与法典化，包括它不可避免的走上德国式的道路，政治因素都不仅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起着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一、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原动力来自于改正不平等条约和脱亚入欧的政治目标。
日本地处东亚，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自古以来便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华法系国家。与中国一样，日本历史上缺少民法传统，所谓律法，均指刑事或行政管理法而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处在幕府封建统治之下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也遭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且在其强大压力下，曾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了通商贸易条约，在这些条约里，都不同程度的被强行加入了“治外法权”的内容，从此日本失去了司法主权的独立和关税自主权。 西方列强要求治外法权的借口，是认为日本固有的封建法制不符合近代法治的要求，是野蛮落后的法制，因而怀有不安感，不愿意接受其管辖。 就日本方面而言，由于包含有治外法权内容的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不仅是民族的屈辱和不幸，同时也由于被剥夺了关税自主权，极大地损害了它的经济利益，于是改正条约成为日本政治家们的强烈愿望。而列强提出改正条约的前提是日本实现法治的近代化即构建起欧式的司法系统和编纂法典 .为了满足列强的要求，达到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目的，日本便不得不在最短的时间里开始大规模立法，实现民法的法典化与近代化。所以富井政章说：“在法学尚未发达的今天，短期内成就如此庞大的立法事业，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就这一点，当时领导日本法务工作的江藤新平说得更清楚：“帝国今日的急务在于确立国家独立的要素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司法权独立的基础的确立、完备法治国的组织，在于贯彻条约改正的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民法法典化和近代化是改正不平等条约这一当时最大的政治因素推动的结果。日本民法的近代化进程是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启动的，首先从翻译外国民法文献开始。1870年在司法卿江藤新平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日本翻译外国民法文献的工作。作为一个急进主义者，按照江藤的想法，是在直接翻译外国法典的基础上迅速实现民事立法的目的，先以之应付列强的要求以便废除不平等条约，然后再对法律慢慢修改以求适应日本的实际需要。为了强调快速立法，江藤新平频频催促，甚至命令箕作麟祥“误译无妨，唯求速译”。 可见当时要求改定条约的心情之急迫。
追求改正条约固然是导致日本民法近代化和法典化的原动力，但实际上，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并没有把眼光只是停留在摆脱不平等条约上，他们是想通过法制的近代化，通过条约的改正，达到富国强兵，走上欧式的近代化发展道路，最终达到与欧洲列强比肩而立的目标。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以法制的近代化为手段确实实现了政治经济国家生活整体上的“脱亚入欧”梦想，成为列强俱乐部在亚洲的成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民法制定，不仅是为其短期的政治目标所推动，而且还为其长远的政治目标服务。
二、“一君万民”的国家政体是日本民法典选择德国模式的决定因素
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发生的明治维新，是日本从旧式的封建国家向着近代式的资本主义国家演进的关键，从性质上讲可以说这是一次资本主义的改良运动。但这一次改良不仅没有废除封建的天皇君主制，反而是在恢复天皇权威的旗号下进行的。分析其深刻原因就在于：
第一，明治维新的主要倡导者来自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如所谓的“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均是强藩的藩士出身；又如明治维新在封建集团内部的主要支持者如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人，虽然怀着改革和富国强兵的愿望，但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意识的影响也是不太可能的，他们都是天皇政体的坚定拥护者。
第二，明治维新是仰仗天皇的权威推行起来的。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政治革新经历了一个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王政复古”-明治维新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尊王”即借助天皇的权威或者说实现大政奉还天皇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天皇制度在日本实行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幕府时代开始尽管天皇已沦为傀儡，大权由将军控制，但天皇在道义上仍旧有很强的号召力。倒幕的维新派因找不到别的能够对抗幕府的力量，只得拾起天皇的旗号。因此顺理成章的“一君万民”，鼓吹主权在君的思想，便成为维新派论证其合理性和进一步推行其改革举措的理论根据。
第三，建立以天皇为首，在天皇的名义下展开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革新的最大特色。在维新之前，日本虽名义上由幕府统一控制全国，但实际上往往强悍的地方大名藩镇势力并不一定完全听从将军的号令，所谓的“雄藩”还可以自由的制定经济政策、法律制度，日本全国处在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割据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因为长期天皇的暗弱，日本缺乏统一的思想基础。维新派的领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寻找一个维护全国统一的偶像。为此，伊藤博文曾经在制定日本宪法的枢密院宪法制定会议上提出，日本要建立宪政，必须确立国家的机轴，在排除了将宗教作为国家机轴之后便想到了皇室，他说：“在我国，可以成为机轴者，唯有皇室。” 所以，伊藤博文领导起草的宪法也把注意力放在确立皇室为国家机轴上。他说：“此宪法草案用意于此，力求尊重君权并尽量不加束缚……亦即草案指望以君权为机轴，而完全不加毁损，不敢以彼欧洲分割主权之精神为据。当然与欧洲某些国度中之君权民权共同者相比，其道理各异，此为方案之大纲。”
第四，1871年10月8日，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有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参加的使节团，赴欧美诸国进行考察，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12国。岩仓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之一是为改革和健全日本国内体制而调查欧美先进诸国的制度与设施。 为探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模式，具有日本现代化开端的重要意义。岩仓使节团一方面认同英国的工商立国模式，也同意美国的教育普及模式；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体制，还没有真正树立起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的出身于武士阶级的使节团成员，面对欧美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他们认为德国比英美法更有参考价值。之所以德国政治体制吸引住使节团，原因大致有：其一，普鲁士刚刚通过普法战争战胜了相对更为发达的法国，这对刚刚为改正条约而与美英交涉失败、迫切希望摆脱列强控制的日本来说，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同时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对使节团热情招待，并大力鼓吹发展军事，用武力维护国家尊严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们。使节团成员久米邦武写道：“德国以通商增其武力，其武力虽在国外并不甚显，但已以此为国是。此点反而与我日本酷似。研究此国之政治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 其二，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由官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既没有动摇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又能够保证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僚们大刀阔斧的推行他们的政治策略。其三，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乃是一个后发的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其发展程度与日本非常相似，这一点也是使节团感兴趣的，因为要日本立刻就去向英、美、法这些发达国家学习，差距太大，正如木户孝允所说：“英美法等国（比日本）先进几倍，（日本想模仿）也是无法赶上的。” 法国刚刚发生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建立民主政治，这显然让使节们不安，被认为不符合日本国情，英国的君主立宪也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所谓使节团认为均不足以效仿。经过权衡之后，岩仓使节团认定德国的集权政治体制最符合日本的实际。负责考察政法的木户孝允说：“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以后在立宪过程中作为负责起草工作的法制官僚最高首领井上毅也十分倾倒于普鲁士，事实上，他关于法律、宪法的知识都来自于德国专家。1880年3月，他详细阐述了把普鲁士宪法推荐为日本应该学习的宪法的主张：“普鲁士于1850年颁布之国家宪法乃政府创立之初，即给与人民并获得人民同意之宪法，此与其他各国内乱之后，人民逼迫，向政府要求之宪法不可同日而语也。现今之日，德国政府与国会之间互相扶持，因而富强之果得冠欧洲之首，此亦其建国政体不失其宜之故也。” 而当时的德国不过是一个由容克贵族地主把持的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影响而用议会粉饰门面，按官僚制度建立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国家。因此，岩仓使节团把德国的集权主义宪法体制引进了日本，同日本固有的天皇制嫁接建立起集权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天皇专制主义统治。
这样的君主制思想和建立君主制国家的决心，既然已经成为日本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思路，那么各项制度和社会生活，包括为国民的商品经济生活提供行为规范的民事法律，都围绕这一中心为其服务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了。因此一八九三年为修订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而专门设立的以伊藤博文任总裁的法典调查会，作为首相的伊藤博文亲自拟定民法典修订的规程，其中明确提出：法典应采潘德克顿式编制体例，按照萨克森民法的编别安排。 所以，“一君万民”的君主制政体构想，是促使日本民法典最终走向德国模式的政治决定因素。当然除此之外德国民法结构严谨、逻辑连贯、易于模仿的因素； 德国民法具体规则技巧方面较之于法国民法具有后发优势等等，也对日本民法典最终选择德国模式有所影响，但我以为，政治因素仍然是最根本的。正如加藤雅信所说的那样：“法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因此它要发挥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职能” .
三、家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决定了明治日本民法典诸多具体内容的封建性
日本民法典在结构形式上模仿德国民法典，仅仅是完成了民法典服务于国家宪政体制的第一步，它要真正全面地为政治服务，就必须在内容上贯彻以政治为中心的精神。日本民法典就是从维护封建的“家制”、旧的继承制度、封建的土地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维护君主制的政治体制的，其中家族国家主义观念又是联结君主制政体与绝对主义家制的纽带。
首先，天皇制要求有臣民对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绝对主义的家族制度是培养和维系这一敬畏之情的有效手段。伊藤博文说：“维新前我国处于一种其他文明国无法类比的特殊状态。自古以来我国民人种、宗教、言语、感情皆相同，而与海外诸国隔绝，独自继承几百年来传说及封建制度之惰性，一家亲族关系甚为错综，成为社会组织的枢轴，加之宗教及道德上的主义、信仰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仁义、忠信、孝悌之德极其严格，日本臣民在此间恰如一大乡党，从而举国呈现一种家族相亲的状态。” 这说明国家就是按家族的原理来构建的，天皇可以在其中拥有家长般的权威，这一权威不仅用于维护家族的统一，而且被纳入伦理范畴而不必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它要求臣民有无条件地归属意识，对天皇国家自发与自愿的服从，并充满崇拜与温情，成为以忠孝为本的忠臣赤子。这是一个靠无形的力量统治的精神王国，权威在这里是无限的和绝对的，它希冀的是一种从肉体到灵魂的全面的慑服。 可见，家族制度与天皇制度是一以贯之的，是维系天皇制的民间基础，为了和忠于天皇的政治制度相适应，规定以孝为主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即“家庭的天皇制”，就成为《日本民法典》的重要任务之一了。所以1898年第二次《日本民法典》，亲属和继承部分大量采用的是日本旧有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以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为基础的严格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加上若干资本主义原则便形成了日本明治民法特有的亲属继承法律制度。《日本民法典》第732条定义了家族的概念，规定凡以亲族关系而聚居者构成家族，家族设户主。日本民法典所谓的户主绝非一个空名，而是享有许多实际的权利，包括家产管理、家业经营、家族和分家的指挥权、先祖的祭祀权、家名的保持权等等，户主握有的对家属及其事务的实际管理权力，如：户主有指定家族的居住之权（第749条），家属有违反这一指定者，户主有权将其驱赶出家族；户主有家属婚姻或收养的决定权，家属违反户主意志擅自婚姻或收养，户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将其赶出家族（第750条）；户主的权利与义务不得抛弃，必须依法律规定方可变更（第752条），可见户主权更类似于一种公权力而非简单意义上的私权；在继承法部分，既有财产继承的内容，更非常有特色的确立了家督继承制度，家督继承是取得户主权的方法之一，目的在于使这种封建家族制度传续下去。 通过维护家族的秩序，既强化了忠孝一如的伦理观念，又建立国民对天皇、对天皇国家的恭敬忠顺之情，同时也是对当时声势日隆的民权思想和民主意识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以家族国家思想为基础的民法典竭力维持家族制度的政治目的之所在。
日本1898年民法典不仅通过家制维护君主制度，还通过物权制度维护封建性的土地关系、维护封建经济基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法典保留了永佃权。
在债权法和其它财产权领域，明治民法典采纳了近代化的尊重经济发展要求的财产制度，它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保护私人所有权、保护契约自由的思想。其实这些规定也是有其政治意义的。日本维新的目标就是效仿英国，追求富国强兵，追求与欧洲列强比肩，殖产兴业也是他们的追求，在相对远离国家政治根基、而又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域，这样的放松与容忍是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也于他们有利。因此，1898年的日本明治民法典就是一个结合了若干近代民法理论和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财产法和封建主义的人身家族法相混合的民法典。
四、所谓“法典论争”在本质上就是一场绝对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日本民法典的出台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诞生的。自从直接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尝试无疾而终后，日本又聘请了法国法专家波瓦松纳德担任政府法制顾问，负责起草日本民法典。波瓦松纳德于是按照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和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法理念，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和法国民法典模式的日本民法典。但是这一部民法典刚刚出台便遭到了很多日本学者的强烈反弹。这就产生了日本民法史上著名的延期派与断行派之间的法典论争。关于这场论争的本质，日本学者有很多研究，有从思想基础研究的、亦有从学者各自的阵营或从政治背景方面进行研究的。人们认为，这场民法典论争既有英美法学者与法国法学者之间为争夺学术领地的学阀争斗的意义，又有自然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之间的理论分歧的性质， 还有自由主义与绝对主义政治主张的斗争，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不同法观念构成这场法典论争的主要方面，因此，其学术意义与德国的法典论争不相上下， 我以为，日本围绕旧民法典展开的所谓“法典论争”，其实质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性是其主要的属性。我们可以从这场论争双方的阵营组成、斗争的焦点以及决定斗争最终命运的因素各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看斗争的双方人员。在法典论争中的断行派，大多数是法国法的支持者，他们以“和法法律学校”为阵地，坚决主张立即实施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其代表人物除了旧民法典的起草主持人法国人波瓦松纳德之外就是曾经留学法德的梅谦次郎。 波瓦松纳德是一位思想先进的法学家，他的很多思想超越了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例如他主张租赁权为物权，主张废弃日本固有的家族制度而建立近代婚姻家庭制度，不仅表现出他的超前思维，而且说明他是一位具有近代法治理念的自然法学者；作为波瓦松纳德的支持者，梅谦次郎也是一位深受民权思想影响的具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以自由主义自然法学者而著称。他们与自由民权派相结合， 主张旧民法典应该迅速实施，其实质是希望全面引进欧洲近代法律体系和思想，迅速在日本建立起以自然法学思想为指导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一举荡涤旧有的封建性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可见他们更像是一群激进的革新者。作为断行派的反对者，延期派则是以英国法学者为主体，表面上看似乎是主张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法律理念优越于法国法，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分歧而已，但在实际上表现了英国法派对英国式君主立宪体制的羡慕，体现了他们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他们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另一方面并不希望改变既有的具有浓厚封建性质的所谓“淳风美俗”。他们的核心人物虽然是穗积陈重，但穗积陈重的弟弟穗积八束起到关键作用，他所撰写的《民法出而忠孝亡》的论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国粹主义保守思想，抨击旧民法典的进步思想，成为延期派代表性著作。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篇7
关键字： 商事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商法通则,实质商法主义,commercial law patte
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立足于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对我国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处理及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略抒浅见。
一、正本清源：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
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
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细究之，此种概括不仅忽略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商事立法模式，且即使是只对大陆法系国家商事立法模式的概括，亦欠全面、准确，失之于偏颇，且有以讹传讹之嫌。在笔者看来，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应当指出的是，此种商事立法模式通常亦被学者们视为民商合一，并被归纳概括到民商合一的体例之中，而实际上立法机关从未做出这样的划分和确认，这种归纳概括也并无任何法源依据。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因为在中国民商合一被先验地奉为真理，民法学者们已经习惯于将所有的单行商事法律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因此，这种合一只是学者们在观念意义上的合一，并非法典意义上的合一，更非法定合一。无视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立法模式的现实，将单行商事法律一概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实质上是“商法民法化”的典型表现。在这种意义上认识商法，必然导致对商法的虚化和抹煞。为避免由此而产生误解和分歧，笔者认为必须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将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体例单列为一种独立的商事立法模式，以明示商法与民法在法源上的区别和分野。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尽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国家的商法对商事关系范围的确认广狭不一，但就其分则的内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四大部分。探究这四部分内容的实质，我认为可以用四句话来加以概括：公司法解决的是交易主体问题，票据法解决的是交易结算问题，保险法解决的是交易风险问题，海商法解决的是海上贸易问题。由此可见，这些内容虽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却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义，应为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应为合同或契约。而民商分立国家的所谓商法不仅在分则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问题，即使是在总则中也极少有关于合同的规定（商事活动或商行为的规定解决的是商的范围问题，而非合同问题），合同关系均由民法调整，可见其商法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名实相符。此种状况进一步表明：大陆法系国家商法的独立是对法律分类的补充，即实质上是对民法的补充。从民商分立制国家的立法实践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这就决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复民法典中已有的规定，而民法也无法将商法的内容融入其中。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上看，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当属泾渭分明。当然，决定商法与民法的分离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着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对象和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商法与民法的分离，才产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结构。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倒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商法与“商”之本义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以美国的统一商法典为例，它共设十篇，以货物买卖合同为法典的核心，以商业票据、仓单、提单、担保交易等为商法典的组成部分，集中解决买卖问题，可以说是一部名实相符的商法。之所以如此，究其根由，主要是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没有成文的民法典，因此商法的制定及内容无须受民法的约束。
二、学说评析：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
对于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自民国初至今，一直存有争议。早在民国之初，即有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考当时民商合一论者的主要论据是：因历史进步、社会进步、世界交通、各国立法趋势、人民平等、编制体例、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应订民商统一之法典。（注：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印行，第511-514页。）尽管民商合一论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其议案被国会所采纳，但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民法实际上从未采用真正的民商合一体例，即使是 沿袭旧制的台湾，至今也未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其商事立法仍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学说上将传统商法中的有关立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
我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鉴于法系上的差异及业已形成的法律体系，迄今尚无人主张制定英美模式的商法。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主张采用民商分立制的，强调商法、商行为的特点，以及民商分立的好处，认为我国应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商法，并将民商分立看作是世界各国商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持此观点的学者对商法的内容做出了不同的设计，有的主张以法、德、日商法为瞻，循以西例；有的主张另起炉灶，除传统商法的内容外，还应包括合同法、市场规制法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商合一论就其主张而言，则有法典上的合一论与观念上的合一论之分，二者的共性是反对在民法之外另订商法，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使商法民法化，用民法取代商法，并认为商法独立于民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观念上的民商合一论则并不强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对传统的民法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对传统的商法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对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表现出务实的理性，只是主张在观念上应将一切单行的商事法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并不刻意追求民法对商法内容的包容。
发人深思的是，面对合一论和分立论的激烈论争，我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精神，在短短的十年间，出台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事法律，以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注：此种立法模式既不是所谓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也不是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
对于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论与分立论，笔者认为论者都没有说出令人信服的必须合一或必须分立的充足理由，其正确性和可行性是令人怀疑的，其所持论据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实质上是“商法民法化”的表现，其实质在于以超级民法来全盘取代商法，这不仅抹煞了商法与民法的区别，违背了法律部门划分的科学法理，就是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第一，主张在法典意义上实现民商合一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不能成立的。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融入民法之中，主要理由都是建立在对传统商法中的商人和商行为的否定上。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关系的“普遍商化”，导致了商人特殊身份的消失；营利性营业行为的范围大大扩充，导致了商业的泛化。因此，商法独立于民法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注：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在笔者看来，其一，合一论者据以取消商法的理由倒更像是在反证商法的作用应当得到强化。毫无疑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扩充了商事主体及商事活动的范围，诚如有人所言，现代社会几乎“无业非商”。然而，随着人的普遍商化和商业的泛化，本应强化商法的作用，扩大商法适用的领域，怎么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取消商法呢？这显然不符合论者自证的推理逻辑。其二，民法本来就有其传统的作用领域和范围，不应越俎代庖，取代商法的功能。如果说由于人的商化和商业的泛化就需要民法调整，而不再需要商法，那么无异是在说现代社会的民法也在商化，民法已经异化为商法，民事立法已不再是“商法民法化”，而是“民法商法化”了，这显然也有悖于论者的初衷。客观地讲，无论社会关系被如何地“普遍商化”，绝不可能人人都是商人，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仍是泾渭分明；无论营利性营业行为的范围如何泛化，绝不会导致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融合。
第二，主张在法典意义上实现民商合一的观点，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尽管民商合一论在我国被一些人先验地奉为真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民国之初的民商合一论还是当今中国的民商合一论，绝大多数论者都只是在观念上将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而极少有人主张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因为无论是仁者还是智者都深知法典意义上的合一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采用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制的国家，也只能是将商法的个别内容或制度融入民法，而不可能融入其全部。即便如此，采用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制的国家也为数甚少，且鲜有成功者，采用合一制的瑞士债务法就被日本学者批评为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注：[日]田中耕太郎：《商法总则概论》，有斐阁1940年版，第40页。）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民商合一论者从不反对商法的相对独立性，中国也未因民法学者在观念上主张民商合一而影响商法的发展及商法学科的独立。在这个意义上阐释民商合一的主张，笔者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并不会导致商法的虚化和消亡。
然而，近年来随着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研讨的逐渐深入，民法学界有人明确提出了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张。持此主张的学者认为：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集中制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注：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有的学者则进一步阐释，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单独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定单独的商法总则。所有的商事特别法都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而存在。持此观点的同志还认为，我国在制定合同法时就使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注：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对此，笔者不想一一论及，只是想指出一点：即使是商法总则中诸如商主体、商行为、商事、商业帐簿等制度也是民法典无力全部包容的，至于单行商事法律中的特殊制度和特殊规则，则更是民法典无法染指的。民法典不仅不可能完全涵盖商事活动的特殊规则和特殊要求，甚至都无力包容民事活动自身的特殊制度和特殊规则，例如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不顾民法典的质的规定性，硬要人为地扩大其内涵和外延，力主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其结果不仅必然导致民法典内容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民法的异化，而且还可能事与愿违，为民法典的制定徒增障碍，使民法典难以尽早出台。
其次，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分立论虽然对于昭示商法的独立和厘清商法的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典编纂的可行性角度观之，似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笔者认为，在我国，商法的独立只能是实质商法主义的独立，而不是形式商法主义（或法典意义）的独立，因此不主张在我国制定独立的商法典。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商法的独立并不取决于有无法典，商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也并不以统一法典的存在为前提。如前所述，我国立法机关对于商法的技术处理采用的是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此种立法模式以客观需要、务实实用、灵活简便为原则，而不受合一与分立的影响。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最主要的商事法律，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商事法律已趋完善。有的分立论者以市场经济需要商法调整为由，论证制定独立商法典的必要，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事实上是我国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并不欠缺对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是由单行的商事法律来担负和完成的。系统的、单行的商事法律同样可以起到独立法典的作用。
第二，鉴于传统商法的组成部分相互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定独立的商法实际上只能是将业已颁行的单行商事法律整理汇编为法典，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法典编纂实无必要。如果制定这样的法典，倒不如让它们仍然以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继续存在下去更显得顺理成章。
综上所述，在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论和分立论都具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且都与我国的立法实际不相符合，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在研讨我国的民法典制定时，无论是合一论者还是分立论者都应放弃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 纪且持续下去仍可能是没有结果的学术成见，应该更加理性地而不是理想化地面对现实，另辟蹊径，为正确处理民商关系做出明智的选择。
三、模式创新：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笔者持民商分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质商法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谓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是相对于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来的概念。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以制定独立商法典为其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与商法的彻底分立，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则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主张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主张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实质意义的商法自成体系、自成部门，反对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这样两个极端化的错误主张。至于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典的有无，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使是在没有独立商法典的国家中，商法也有其生存的空间，也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在司法实践和法律学说上，与有单独商法典的民商分立体制并无大的差异。我国目前既没有独立的商法典，也没有体系完备的民法典，在传统上属于民法或商法的大量的法律、法规，仍以单行法的形式存在。在学理上，除少数学者主张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外，还没有形成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共识。因此，我国目前对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处理既不是典型的民商分立体例，也不是典型的民商合一体例。尽管如此，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已经实际地威胁到商法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既现实又迫切。
为积极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论，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商法的独立性。近些年来，我国的商法学者对此已进入了深入的研究，概括已有的研究成果，足以构成商法独立的理论基础是：第一，私法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法相对独立的基础。“私法一元化”（指以民法取代商法）不仅会在客观上制约商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严重制约商人精神的培育和商人素质的提升，而且还有碍商事制度的供给，制约商人法制的进程。（注：参见冯果、卞翔平：《论私法的二元结构与商法的相对独立》，载于《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注：参见胡鸿高：《商法价值论》，载于《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注：参见殷志刚：《商的本质论》，《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第四，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注：参见王有志、石少侠：《民商法关系论》，载于《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原理和总则上，在单行的商事法律中则尤为明显。有学者对票据法中票据行为的要式性、文义性、无因性、独立性、连带性等特征和海商法中国际性及制度构成和司法实践等加以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商法的独立性。（注：参见王小能、郭瑜：《商法独立性初探》，载于《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总之，在“私法二元化”的结构下，商法的独立性应当得到起码的承认和尊重，任何企图以民法取代商法的观点，都是对“私法二元化”结构的人为破坏，“私法一元化”无力完成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强调商法独立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商法与民法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重蹈“民法商法化”之覆辙。
其次，坚持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还必须勇于进行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适应对统一市场的法律调整，应当适时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则》（或《商事通则》）的立法建议，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民法典的现实意义篇8
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阐述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尽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国家的商法对商事关系范围的确认广狭不一,但就其分则的内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四大部分。公司法解决的是交易主体问题,票据法解决的是交易结算问题,保险法解决的是交易风险问题,海商法解决的是海上贸易问题。
这些内容虽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却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义,应为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应为合同或契约。而民商分立国家的所谓商法不仅在分则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问题,即使是在总则中也极少有关于合同的规定(商事活动或商行为的规定解决的是商的范围问题,而非合同问题),合同关系均由民法调整,可见其商法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名实相符。从民商分立制国家的立法实践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这就决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复民法典中已有的规定,而民法也无法将商法的内容融入其中。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上看,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当属泾渭分明。当然,决定商法与民法的分离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着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对象和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商法与民法的分离,才产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结构。将民法典和商法典并存的私法体系称为“二元化私法体系” 所谓民商分立,其基本含义是指民法典与商法典自成体系,分别立法,各自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二元化私法体系, 既是民商分立的结果,也是民商分立的表现。
民商分立体制具有四个特点:1.民法典与商法典并存。从国外立法来看,既有民法典先于商法典而立法的,也有商法典先于民法而立法的。但从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看,商法法典化的起步一般要较民法为早。2.民法与商法的地位和效力不一样。通说认为:民法是普通私法,或者说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私法,而商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因此,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的原则和精神适用于商法,但在对商事关系进行调整时,商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即“凡商法典有规定的事项应适用商法典的有关规定,至于商法典没有规定的事项,则适用普通民法的规定”〔4〕。3.在司法管辖权方面, 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商事案件在一些国家归商事法院管辖。4.在民商分立的内容方面,民法典一般规定总则、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时效、债权、物权、亲属、继承等制度;而商法典一般没有民法典那样系统全面的总则,并主要规定商人、商事公司及隐名合伙、商行为、票据、海商、破产、商业裁判权等制度。从调整范围的角度看,人身非财产关系是民法典的重要内容,但商法基本上不予涉及。
对于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自民国初至今,一直存有争议。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为何会在近代私法体系中出现民商分立现象,对此学者们解释不一。其实,发掘民商分立的背景和根源,不难发现,与其他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在一样,商法的存在直接根源于其调整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除此之外,历史传统和各种现实因素也是促成这一现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民商分立,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需要,也是立法者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构建近代私法体系的需要。商法的独立并不取决于有无法典,商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也并不以统一法典的存在为前提。我国立法机关对于商法的技术处理采用的是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此种立法模式以客观需要、务实实用、灵活简便为原则,而不受合一与分立的影响。在这种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最主要的商事法律,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商事法律已趋完善。有的分立论者以市场经济需要商法调整为由,论证制定独立商法典的必要,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事实上是我国虽无独立的商法典,但并不欠缺对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这种调整是由单行的商事
法律来担负和完成的。系统的、单行的商事法律同样可以起到独立法典的作用。鉴于传统商法的组成部分相互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定独立的商法实际上只能是将业已颁行的单行商事法律整理汇编为法典,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法典编纂实无必要。如果制定这样的法典,倒不如让它们仍然以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继续存在下去更显得顺理成章。 民商分立的观点是建立在实质商法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谓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是相对于形式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来的概念。民商分立以制定独立商法典为其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与商法的彻底分立,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则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主张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实质意义的商法自成体系、自成部门,反对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这样两个极端化的错误主张。民商分立以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分立为显着标志,因此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成就对民商分立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意义。民商分立现象是近代法典化运动的产物。商法不象民法那样存在发源于罗马法中的许多制度,而是具有不同于民事规范的许多独特规范,因而不能为民法典所取代。正因为这种“疏漏”,导致了商法典的建立及与民法典的分立,最终形成了近代法制史上的民商分立现象。民商分立的形成,由于主要取决于历史因素、法律传统和现实需要,加之尚不可能暴露出分立之后所产生的各种局限和弊端,因此在学术界几乎没有惊起波澜。但民商分立一旦成型构成一种现实的法律体制开始对社会发生作用,学术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现了问题,于是民商合流、私法统一的学术浪潮开始在西欧国家泛起。,现代意义上的民商分立已经超越了传统民商分立的范畴,即民商分立并不意味着需要制订一部宏篇巨制的商法典,传统商法典的老化、陈旧及其他弊端已属有目共睹。商法通过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而存在是当代商事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民商分立的新形式。
由于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已经使得民商法的关系愈加密切。所谓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或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与此相适应,由于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变成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业交易的法律,从而使得商法规范具有民法规范的特征。民商法同属现代私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商法同属私法范畴(尽管商法已经具有公法化特征),但民法与商法在其法律表现形式和作用范围方面仍各自具有独立性。我们强调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与同化,主要是表明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法与商法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再独立存在。无论如何,民法在当代私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动摇的。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后的民法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不可能变成商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法在充实了现代商事关系的规范后将变得更顺应时代的需要,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调整将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为积极倡导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论,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商法的独立性。,私法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法相对独立的基础。渊源于贸易本位的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等,是商法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其本质是资本谋求价值增殖的活动,资本的运动使商具有了营利性和经营性特征,从而构成了商法有别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商事交易具有区别于民事交易的巨大差异,表现在交易主体从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体从特定物到种类物,交易目的从对标的物的实际利用到转卖营利,交易过程从“为买而卖”到“为卖而买”,交易对价从等价到不等价,交易链由短到长,交易特点从随机性到营业性,交易条件从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现出来的与民事交易不同的特点,蕴涵着商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并要求用商法规范予以特殊保护。在“私法二元化”的结构下,商法的独立性应当得到起码的承认和尊重,任何企图以民法取代商法的观点,都是对“私法二元化”结构的人为破坏,“私法一元化”无力完成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强调商法独立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商法与民法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重蹈“民法商法化”之覆辙。
其次,坚持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还必须勇于进行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适应对统一市场的法律调整,应当适时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则》(或《商事通则》)的立法建议,以实现商法对统一市场的全面规制,并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