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财产安全范文
时间：2024-03-22 17:49:30
民法典财产安全篇1
关键词：善意取得、起源学说、理论基础、立法例
一、善意取得的概念及意义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或即时时效，指动产占有人向第三人移转动产所有权或为第三人设定其他物权,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
依学界通说,该制度系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概念的界定,在一般意义上并无不妥之处,但考虑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上,都已承认了不移转占有即可取得动产权利的动产抵押制度,而对动产抵押权得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目前基本没有异议。这就对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面对来自生活实践的挑战,理应适时调整。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涉及到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态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保护的优先与取舍，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善意取得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市场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因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因而在市场或商店购物，如果买受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而使交易无效，并让买受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买受人担心买到的商品有可能随时退还，这样会造成买受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交换的稳定。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的追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它在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货流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近现代民法上,由于该制度巨大功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普遍确认了这一制度。
法律之所以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归根到底是对社会需求作出的回应，这种社会需求即是保护交易安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都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细考察，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不利于信用经济的建立，也会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交易日益频繁、交易过程纷繁复杂，且交易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因此不可能要求交易当事人在从事交易之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标的物的权利及变动状态，了解交易的对方是否有权作出处分，否则不仅会使交易难以迅速达成而且也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善意取得制度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应确立为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尚不完善，因而加强对这一制度的比较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
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问题，争论比较多，目前存在四种观点：德国法起源说、日耳曼法起源说、罗马法起源说、日耳曼法和罗马法二者结合起源说。其中以日耳曼法起源说为通说。
张俊浩教授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发源于德国，而为近现代民法所广泛采用。⑴但是，德国的立法完全继承了日耳曼法的传统，善意取得制度是《德国民法典》从日耳曼法中吸收的，最具典型意义的，非源自罗马法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德国有句古老的格言“一手传一手”（Hand
WahrenHand），其意思为原来的所有权人只能向受托保管人，即未经授权而实施了财产转让的人进行追索。这一格言与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HandmussHandWahren）的原则是相一致的。因此，德国法起源说的本源上还是日耳曼法起源说。日耳曼法起源说一般认为，大陆法系近现代的善意取得制度是以日耳曼法上的“以手护手”（HandmussHandWahren）原则为滥觞。而罗马法上不存在这一制度，相反，罗马法强调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所有权原则，非常强调物权的追及效力：除非成立取得时效，否则，根据罗马法的法谚“物在呼唤主人”，“无论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转让与他人”，“发现我物之处，我取回之”，权利人得取回被转让给第三人的动产。因此，其结果是，终罗马法时代，法律始终不知善意取得为何物。⑵而依日耳曼法，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而动产所有权的享有，必须以占有为条件。占有是权利的外衣，占有动产者，即推定其为动产的所有人；而对动产享有权利者，也需通过占有标的物而加以表现。因此，权利人未占有动产时，其权利的效力便减弱，如该动产被占有人转让第三人后，原所有人无权请求该第三人返还，“任意授予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唯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⑶
后世大陆法系各国乃至于英美国家法律上陆陆续续所规定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善意取得规则，均被认为是日耳曼法上“以手护手”原则之承继或者为受其影响的结果。⑷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不能追溯到罗马法，还因为在罗马法上所有权概念出现较早，占有和所有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所以无法演绎出以受让人误信物的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为适用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
罗马法起源说认为，在古罗马时期，法律上就已经出现了善意占有（possessiobonafides）和恶意占有（possessiomalafides）的区别。善意占有是指占有人认为自己有正当权利而为占有，而恶意占有则是指明知或应当知道而不知道自己无正当权利而为占有。罗马法允许无所有权的占有人通过占有时效而取得对占有物的所有权。但是，在罗马法中，强调所有权的绝对性，法谚中有“物在呼叫主人”，表明任何人不能转让属于他人的财产，否则真正的权利人可以要求返还已经由转让人转让给他人的财产。由此看出，罗马法中并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
日耳曼法和罗马法二者结合起源说认为，近代动产善意取得只是在“结果”上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相同，然二者形似却并不神似：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其采用的是限制所有权追及力之结构，亦即受让财产的第三人之所以不予返还，一方面是因为原所有人因丧失占有而导致其所有权效力的减弱并进而导致其丧失返还请求权（亦即第三人之不返还首先是因为原所有人不得请求返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耳曼法上独特的“Gewere”制度的作用。这一制度要求权利须以占有为外衣，“故取得占有之人，虽未必有真实之权利，但并非完全无权利，自占有人取得此种占有（Gewere），只须移转行为有效，即非无权利，故受让人可谓系从弱的权利转化为强的（完全）权利”。因此，尽管从法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善意取得制度，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原则确有其渊源，但不可否认的是，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承认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仅是所有人丧失占有后导致其权利效力减弱的逻辑结果，而且适用时根本无须区分受让人为善意还是恶意。
而善意取得的立足点则完全在于善意受让人权利的取得，原所有权丧失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为第三人取得权利所导致的结果而非导致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原因，故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在制度设计上理由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得主张时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因此，该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以日尔曼法中相关原则为基础，又吸收了罗马法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⑸笔者赞同此观点。
三、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向有争议。主要观点有：（1）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说：认为受让人取得权利完全是“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的结果；为法国、意大利等国学者所主张。（2）占有保护说：认为依物权公示原则，动产占有具有公信力，故善意受让占有的人即被推定为法律上的所有人，从而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3）法律赋权说：认为善意受让人所以能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系由于法律直接赋予了占有人处分原权利人动产的权利；（4）法律特别规定说：认为法律根据社会当时的特定经济基础和经济背景而作出的特别规定；（5）权利外形说：认为善意取得的根据是基于对权利外形的保护，即其建立在占有的“权利外形上”，对此外形的信赖值得法律保护，从而使物权人负起某种“外形责任”。
笔者认为，任何一项存在的法律制度，都有他的特定的作用，无用的法以及现实不需要的法是没有存在价值及生命力的法，迟早是要被变化的现实所湮灭。因此，讨论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依据，依然离不开它的作用和现实需要基础。那么，善意取得制度的作用和现实需要基础是什么？交易日益频繁、交易过程纷繁复杂，且交易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和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即是回答。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的人的利益为宗旨，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谋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动的安全，从而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要。其理由在于：
1.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维护商品交易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保护交易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实际上就是保护交易安全；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样就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而且，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而支出的交易活动之外的高昂的费用，因此，交易的成本过高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如果承认善意买受人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则交易者就能放心大胆的进行交易，这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外，大多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
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3.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及时解决民事纠纷。
当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以后，时间一长，标的物很可能在多个当事人之间转手，因此，使得证据难以收集。若不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而允许原所有人向现在的占有人追夺原物，势必将现有的秩序，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产陷入无休止的举证之中，使大量的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解决，浪废有限的司法资源。
4.保护动的安全，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
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标的物已灭失的，保护静的安全而不保护动的安全，对原权利人并无实益，而且一旦物品系因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
5.保护动的安全，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符合风险责任分配的原则。
在物品系由原权利人依自己的意思转由无权处分人占有的情况下，原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与善意受让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比起来，前者常要密切得多。他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也即是说，与善意受让人相比，原权利人能够对无权处分人施加远远大得多的影响，让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无疑有悖于我们通常所信守的公平观念。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要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
6.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符合经济效用的原则。
善意取得通常是因无权处分而发生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原权利人忽视对物的财产权利，而善意第三人愿意取得该物，表明他更愿意利用原物，也可表明原物在善意受让人手中比在原所有人手中可能更有使用价值，因此法律保护善意受让人而不是原权利人，则在更多情况下可能有利于充分发挥原物的经济效用。
正是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上述的作用和现实需要基础，因此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应为法律的特别规定。保护由所谓无权利者善意取得动产的制度乃是伴随着财货流通的扩大，因应流通安全的经济要求，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⑹至于其他几种观点，都是从不同的法制背景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的阐释，而且都与人们心目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化的具体设计相关，有些道理，但都没有圆满的揭示出善意取得的性质或者理论基础。对于“取得时效说”，它必须以时间之经过为要件，而善意取得制度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全然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无论如何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制度。可见，从时效上寻求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根据，无论如何都是难谓妥当的；对于“占有保护说”，也必须符合一个条件：民法有占有制度的规定，并且承认占有的系列效力，在一个缺乏占有制度的法制背景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善意取得制度，是无从占有效力寻求理论根据的；对于“法律赋权说”，认为法律赋予了无权处分人处分原所有人财产的权利，但这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否则难以认可这种“赋权”；对于“权利外形说”，从占有动产的事实来推定所有权的产生属于“法律推定”的一种情形，但却不能成为善意取得的存在依据。
四、国外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例
正是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上述的合理的存在依据，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以及前苏联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都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⑺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1630条规定，出卖人无论向买受人承诺担保与否，都有义务担保出卖物的所有权；如果有第三人向买受人追夺所买之物，买受人就应当放弃所买之物，但是出卖人必须退还买受人所支付的价金，并且赔偿买受人的一切损失。可见，法国所采取的这一制度，并不是典型的善意取得制度。同时，《法国民法典》一方面沿袭罗马法的规则，在时效中规定善意占有符合一定条件可取得所有权，但是只是瞬间的取得时效。如第2279条规定：“对于动产，占有具有与权利证书相等的效力。”
由此条可知，法国法的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另一方面，法国的判例法反对罗马法关于“任何人不得以大于其所有权的权利给与他人”的原则，从而确认“公开市场”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如果财产受到第三人的追夺，原所有人只有按照公平市价给买受人以补偿后，才能要求返还财产，否则不得追夺。⑻
在德国，立法完全继承了日尔曼法的传统，确认了最具典型意义的善意取得制度，而采取了与《法国民法典》截然不同的规定，即在法典中明确承认了善意取得制度，而不是作为取得时效的规则加以规定。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规定：“物虽不属于让与人，受让人也得因第929条规定的让与成为所有人，但在其依此规定取得所有权的当时为非善意者，不在此限。”在《德国民法典》规定本条的第三章“所有权”的第三节的标题，就是“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其中所标明的第929条规定就是：“为让与动产的所有权必须由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移转由双方成立合意。”因而，《德国民法典》的规定真正使善意取得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一种方式而得以建立。但德国法上的善意取得，严格地限于动产范围，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日本民法典》第186条规定：“对占有人，推定其以所有的意思，善良、平稳而公然地开始占有动产者，如系善意无过失，则即时取得行使于该动产上的权利。”可见，《日本民法典》采取法国法的立场，将善意取得和取得时效放在同一个范畴中，而视为一种即时取得。按照这一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也仅适用于动产。
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采取了无限制的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按照该民法典第1153条至1157条规定，无论受让人有偿取得动产或无偿取得动产，也不问取得的动产是占有委托物还是占有脱离物，均可发生善意取得。
英美法传统上坚持“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这一古老的法则，因此任何人都只能出卖自己拥有所有权的财产，而不能出卖他人的财产。这些规定严重影响了交易安全，对于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是十分不利的。1952年起草《美国统一商法典》改变了上述传统立场，把法律保护的重点转移到了善意买受人的身上。该法第2403条规定：“购货人取得让货人所具有的或有权转让的一切所有权，但购买部分财产权的购买人只取得他所购买的那部分所有权。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因而，只要购买人是善意无过失，认为出卖人对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的人，则不论其货物是从何而来，善意买受人都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⑼在美国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中，其适用范围明确规定为“货物”，其含义，就是交易中的动产，而不包括不动产。现行英国法所采取的立场与美国法的立场相一致。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的规定：如果货物是在公开市场上购买的，根据市场惯例，只要买方是善意的，没有注意到卖方的权利瑕疵，就可以获得货物完全的权利。⑽也体现了对善意购买人原则的确认。
从上述各国立法例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1.
各国民事立法都规定只对动产交易依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保护，而对不动产交易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动产的物权变动以交付为其公示方法，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物权变动经过公示之后，即发生法律上的公信力，当善意第三人处于对物权公示方法的信赖而依法进行交易时，不论是否实际存在于这种公示方法相应的合法权利，均应加以保护。通过这些既定的公示方法，可以使第三人能够从外观上比较方便地了解物权变动的事实，确定自己的意思表示。由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因而，在不动产交易中，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规定，变更所有权登记。因而不存在无所有权人或者无处分权人处分不动产所有权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前提，“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第三人若再以不知不动产之权利状态为理由予以抗辩已不可能。”⑾
故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法领域已经无法适用。”⑿故各国立法均规定只有动产交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
各国民事立法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立场，有采取“极端法立场”的，但主要是“中间法立场”。“极端法立场”中有极端肯定善意取得制度的立场和极端否定善意取得的立场。上述的《意大利民法典》采取的就是极端肯定的立场，采取后一立场的主要是北欧地区的挪威和丹麦等国立法。近现代大多数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及前苏联等民法立法，均采中间法立场，即标的物若为占有委托物的，原则上认为发生善意取得；标的物若为占有脱离物的，原则上认为不发生善意取得。换言之，即根据标的物的不同而分别确定是否发生善意取得，而不是笼而统之的一概肯定或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3.
从立法上的安排来看，动产善意取得在几个主要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典中所处的位置有所不同，但都属于物权篇。在《德国民法典》上，善意取得被规定在物权编第三章第三节“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之内；在《法国民法典》上，善意取得被规定在“时效”一章；在《日本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上，善意取得被规定于“占有”一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01条仿瑞士立法例，将善意取得分别规定于动产所有权及占有之内。
五、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例
我国迄今未制定民法典，我国民法中是否存在着善意取得制度？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有不同的观点，有否定说和肯定说。
否定说认为，作为私法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也未明文规定善意取得制度，而肯定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得出我国是善意取得制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在于：（1）这一司法解释有明确的适用前提，即“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并非指所有的财产；（2）这里规定的出让人是部分共有人，而不是非所有人或无权转让人；（3）这里讲的共同财产，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而传统的善意取得只适用于动产转让。据此，确立中国完整的善意取得制度，路途尚远。⒀
肯定说认为，作为私法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虽然未明文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是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则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⒁笔者赞同肯定说，理由如下：
1.在我国最早承认善意取得的是196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暂行规定》第六项规定：“在办案中已经查实被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该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缴；对买主确实不知道是赃物的，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该由罪犯按原价将原物赎回或赔偿损失，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如果罪犯确实无力回赎或赔偿损失，可以根据买主与卖主双方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妥善处理。”
从此项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不知道是赃物的买主的权益，法律是有所考虑的，体现了对善意占有人的承认和保护。
2.最高法院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行为人将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也体现了对善意占有人的承认和保护。
3.“两高”、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12条“对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应将车辆无偿追缴；对违反国家规定购买车辆。经查证是赃车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开事诉讼法第110、114条规定进行追缴和扣押。对不明知是赃车而购买的，结案后予以退还买主。”
同样体现了对善意占有人的承认和保护。
4.《票据法》第12条“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从反面确认了善意取得票据的人，可以享有票据权利，揭示《票据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所持的肯定态度。
5.我国《拍卖法》第58条规定“委托人违反本法第6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由这一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拍卖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肯认态度。
6.《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规定：“出质人以其不具有所有权但合法占有的动产出质的，不知出质人无处分权的质权人行使质权后，因此给动产所有人造成损失的，由出质人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该条原则地确立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其一方面有利于维护动产占有的公信力，使交易迅速处于一种安定状态；另一方面承担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有效地保障了善意人的交易安全，即从法律上承认因善意而取得财产的行为为合法民事法律行为。
7.我国《信托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归于消灭。”可见，为保护信托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该条一方面赋予了委托人之债权人的撤销权，另一方面规定若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撤销权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关于善意受益人方面的规定实质上是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而最具重要意义的是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对因善意而取得财产的受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8.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进一步明确:“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这一规定进一步体现了善意取得的精神，并直接、明确的规定善意取得的适用。
综上可见，我国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已经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但是，作为私法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仍然未明文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完成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如善意取得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的一般规定。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良好的交易秩序，完成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当是必然的选择。由于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结果，是物的原权利人丧失了其对物的处分权或处分权受到限制，善意受让人则取得物的所有权或设定于其上的其他权利。与当事人各方利益攸关。因此应该在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设定严格的要件。
国外善意取得制度并不适用于不动产，把善意取得制度局限在动产的范围内，只承认动产交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因此，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与传统的善意取得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差别。其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它确认对于不动产也有条件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注释：
（1）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页。
（2）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1997年版，法律出版社，第182页。
（3）王泽鉴著：《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1993年版，第208、209页。
（4）同（2）。
（5）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6）〔日〕安永正昭：《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的考察》，转引自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7）尹田：《法国物权法上动产的即时取得制度》，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1期
（8）江帆等：《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108页
（9）徐炳：《买卖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10）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11）于海涌：《物权变动中第三人保护的基本原则》，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
（12）孙宪忠：《物权法基本范畴及主要制度的反思》（下），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13）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物权篇》，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民法典财产安全篇2
“玻璃房”中的瑞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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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盟其他国家还在热烈讨论个人信息的公开是否侵犯隐私权时，这一切在瑞典早已成为正常合理的习惯。所有公民的个人资料被储存在100多个公共数据库中，从驾照的违章记录到各个学习阶段的毕业证书都归属于不同的数据库。自1958年起，个人患肿瘤或癌症的记录也被纳入可查阅的范围。
这些公民基本资料来自于瑞典国家数据库中的公民登记，个人收入来源于瑞典税务部门，因而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一直以来它们都对所有人开放，只不过信息时代使得查找过程更加快捷方便。瑞典数据监察局律师认为：“这样将个人隐私公之于众，让人感到有点窘迫，但无疑是符合公正和透明原则的。”
每个瑞典人在睡梦中都能背出一组十位数的人口号，没有人口号的人在瑞典寸步难行。从租车到租录影带都需要它，更别提看病、保险和申报个人收入。在瑞典谁挣多少钱，百年来都不是秘密，准确地说，是从开始征税的那天起。
“阳光”换来信任
早在1766年，在瑞典对普鲁士的七年战争中产生了一届强权政府，为了防止政治上的暗箱操作，他们最早颁布了《信息自由法》，并推行官员财产登记制度。每个公民都享有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甚至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后来这个法规推广至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和团体，人人都必须向税务部门公开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明细，并接受所有人的查询。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的巧克力，此事被一位认真的瑞典记者一直追查到银行，并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指责她“挪用公款”，最终迫使这位“倒霉”的副首相引咎辞职。
今天，每个瑞典人都可以要求查看官员的书信往来、电子邮件和注册信息，针对具体个人的要求必须在24小时之内拿出来。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制定了《保密法》，详细列举哪些信息属国家机密，从而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公众隐瞒信息。
2003年瑞典又修订法令，规定网站有权公开政府的数据。各家网站便借此直接将税务机关的纳税信息链接到自己的搜索引擎上，从而创造了完全透明的神话。
生活在“玻璃房”中的瑞典人，特别是透明化的政府，原本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却在使得社会更加公正的愿望驱动下有序运行。按照瑞典人的经验，只有想要有所隐藏的人才害怕将财产晒在阳光下。63％的瑞典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远远高于他们对教会和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同样的调查在欧盟其他国家的结果是，政府得到的信任度普遍排在上述两者之后，支持率不超过30％。
信息公开与隐私的博弈
可是，民风如此淳朴也并非毫无负面作用。因为他人的信息唾手可得，很多人更好奇邻居或是名人到底有多少钱。39岁的街头小报主编安德斯・约翰逊对这种心态了如指掌，他每年会定期公布一份富豪榜单，上面列明全瑞典最富有的人的名字、住址和拥有多少瑞典克朗、每年缴税多少等。几年来，每逢榜单出炉，报纸就会大卖热卖，比任何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更受人们欢迎。
安德斯・约翰逊精通法律，为避免因为侵犯隐私而惹上麻烦，约翰逊以新闻机构名义注册了网站，根据瑞典法律保护记者享有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他可以替广大民众要求行使知情权。可以说，安德斯・约翰逊深谙信息公开与隐私之间的博弈规则。
那么，政府如何在公开透明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呢?根据瑞典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申请查看他人信息的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之后，行政机关需要作出判断，这份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
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都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其中各方应该无条件服从公共利益原则。尽管信息公开可能会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但是如果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这些信息应予以公开。为什么约翰逊可以从信贷银行获得数据?这是因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商业机构在获得公民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同时，必须向公民提供相对应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披露必须是双向的。
虽然条例中写明了第三方原则，但是对于特殊主体，比如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社会公众人物，新闻媒体或社会组织，有权申请公布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财产收入状况和财产来源渠道。
但是是否会有人利用他的网站和所提供的信息犯罪或作恶，安德斯・约翰逊说：“这不是我的问题!”他拿汽车来打比方，“一辆汽车可能把人从A地带到B地，如果中间出了意外，你能说是汽车的错吗?”
海盗党与信息自由
2009年6月9号晚上，瑞典海盗党赢得了21万张来自瑞典的选票，带着7.1％选民的期待跻身欧洲议会。在官方网站上，他们这样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建设一个更加透明的网络世界。其中包括改革知识产权法、废除互联网监督体系、保护个人隐私，这三条政纲共同的指向，就是互联网自由化的诉求。
海盗党倡导“分享知识与支持盗版”，他们认为在版权法的庇护下，版权商向消费者征收的版税太高，大公司垄断了文化消费，攫取了高额利润，阻碍了知识原创与传播。
瑞典被评为世界上最先进的IT技术国家，据美国著名的评级机构穆迪投资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瑞典网上银行普及率位居全球第一；大多数的政府部门也实现了网络办公。所谓的网络虚拟世界早已成为现实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从业于互联网和IT业界的天才程序员们往往痴迷于信息技术，对互联网之外的现实世界多少带着一种玩票的心理，他们被称为“极客”(Geek)。海盗党的领袖克里斯蒂安・恩斯特龙就带着“极客”文化的印记。他从18岁开始编写程序，一直做到公司的副总裁，之后进军政坛。
恩斯特龙的经历似乎正是北欧一批新型中产阶级的典型：没什么异常光辉的经历，也没有政治家鼓动选民那些迷惑的身体资本，但有些钱，有冷静的头脑，也有确定的目标――网络自由。“科技打开了通往美好未来之门，而版权法将其关闭。”
另一方面，科技很可能用来建立一个“噩梦一般的老大哥式社会”，政府和公司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一步监视公民，闯进每个人的私人领域。恩斯特龙同样重视保护个人隐私，“反对在网络上以及在社会中对大众进行监视和审查，信息公开让欧盟变得更加民主和透明。”
恩斯特龙的论述可能存在悖论，完全自由的互联网与技术至上，也会危及个人隐私的围墙。瑞典信息保护法专家安德斯・奥利松指出，在没有国界的数码世界中，个人隐私问题并不是国家权力与草根网民之间对立的问题，而是“缺乏通行且合理的法律”的问题。
毫无疑问，瑞典政府的“透明”做派与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的风格是不同的。安德斯・奥利松担心这样的传统会在欧盟框架内改变。“那样我们就丧失了正当的权力，”他说，“瑞典的政客并非完全自愿，只不过他们在一个透明公开的体制内工作，所以必须答应公民，亮出他们的‘底裤’。而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腐败和滥用权力。”（摘自2010年第7期《世界博览》）
相关链接
俄罗斯：
1997年，总统叶利钦颁布总统令，规定国家及地方官员必须申报财产。
2008年4月，大部分国家杜马议员拒绝审议包含将申报对象扩大到官员配偶及子女内容的《反腐败法》草案，因为他们要“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隐私权。
美国：
1972年“水门事件”引发美国在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
1989年，该法案又被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成为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该法规定，财产申报的对象包括正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纳入范围的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及其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上任后须按月申报。政府雇员不能从外国接受超过335美元的礼物。一旦超过就必须申报上缴。
新加坡：
新加坡法律规定，上至总理，下至刚入职的普通公务员，全部纳入财产申报范围。
《公务员纪律条例》中明文规定，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礼品价值超过50新元必须交公，否则将视同贪贿，除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外，还要处以罚金或判处5年以上7年以下的监禁。
日本：
1992年，日本通过了《为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该法规定需要公开的资产项目既包含拥有所有权也包含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房产、存款、有价证券、车船飞机及工艺品、高尔夫会员证、债权债务等。
2001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大臣规范”，其中规定首相、正副大臣、政务官在就任和离任时，要公布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资产状况。且在职期间不能交易有价证券、不动产及高尔夫会员证，持有的股票要交由信托银行，且不能解约和变更股票。
日本要求本党籍国会议员公布配偶和子女的资产状况。网民们在网站上可以轻松浏览资产公开情况。
印度：
1961年印度颁布了《个人所得税法案》，规定所有公民必须申报个人所得，并据此缴税。印度也是依靠这项法案监控官员财产的。此外，印度所有公职人员工资都打入银行账户，便于财政部门掌握；包括租房、兼职在内的经济活动也要以支票结算。
民法典财产安全篇3
民法典是市民社会的法典,是保护市民、即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的法典。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不是恩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民法典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的前提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分,从而在政治社会面前市民社会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安全。所以,与其说是民法典保护公民的权利,倒不如说是市民社会本身在维护公民的权利。民法典只是个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所以,民法的精神实际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有健全的市民社会才有健全的民法典。否则,即使出现民法典,也是有其形而无其神。
回顾一下民法法系的经典之作的诞生历程也许会有所启发。1804年《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民法典》是在拿破仑执政时、在其主持下,制定并且通过的。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不少法史方面的论着都会详细介绍。拿破仑这个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使民法典草案能够获得通过,甚至清洗了法案评议委员会。民法典并不是完全吸收罗马法的产物,而是吸收了西方的自然法传统精神,同时兼顾了当地的习惯。民法典历经200余年,至今有效。期间官方两次发起全面修订或者重新起草民法典的动议,但是皆以失败告终。拿破仑曾预言他的民法典是不可战胜的,确实如此。而德国民法典的产生过程则更为戏剧性。19世纪初,德国法学家即开始呼吁制定民法典,但是,德国民法典一直到20世纪才正式诞生。差不多过了100年,有人说是因为以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阻挠”的结果。但是,正是因为探讨和论战进行的比较充分,德国民法典才成为民法法系的另一部经典。
从经典民法典的经历中,当下的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是否该冷静一下?着急啥呢?记得有位学者在山大作讲座时说,有些人急于作中国的“民法之父”,有些人动辄“我的民法典”,也许这样的事情是有的。学者的心理不同于政治家的心理,学者的成就也不同于政治家的成就。即便是民法典被通过了,起草者也无法贪天之功,自己去确认与民法典的“亲子关系”,民法典也不是“他的民法典”。政治家就不同,拿破仑民法典是拿破仑亲自起草的么?尤士丁尼法典也不是那个皇帝本人做的工作啊。学者的本分就是传播思想,推动这个进程。民法典在中国的坎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这个背景不转换,法典的命运就无法改变。而背景的转换、变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历时的存在。学者着急是没有用的。
就现在的草案本身而言,已经成熟的无可挑剔,就剩下“临产”这个最后步骤了么?恐怕不必然吧。甚至有人说,民法典草案就是翻译、抄袭。这种说法显然值得商榷,因为在法律的发展中,这叫做“法律移植”,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法典草案本身是否充分关注了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呢?是以法典改变现实还是以现实去改造法典,实际上是民族习惯如何进入法典的问题。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都是充分关注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资源、充分关注了本民族的习惯法。众所周知,即便是中华民国时期制定的民法典,也充分照顾了当时中国的习惯,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事习惯调查。现在的民法典草案进行这样的工作了么?或者是我孤陋寡闻,或者是其工作没有大张旗鼓。网上的征求意见倒是有的。整个来看,民法典的起草是学者工作的结果,立法机关在其中折中平衡。民法典草案是学者或者说是学界的草案而不是公众的草案。将来能否普及呢?这也是个问题。
弗里德曼说: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3]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背后,有这个思想运动、它强大么?它的辐射程度超出了法学界,影响到其他领域了么?思想运动肯定是有的,但是并不强大。学者本身关注的是什么?思想运动只是局限于法学领域本身,其他领域只是在看热闹,仿佛此事与其无关。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说了,也许有的人会很奇怪,老百姓还会思想?如果老百姓不会思想,不关心此类事情,只能说明此事的群众基础不够牢固,说明法学界的工作做的远远不够,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就这一点来看,民法典草案的生效也该缓行。
萨维尼的那句话更有震撼力:法典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照此观点,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法学界已经探讨明白了么?中国的民族精神体现在法典的何处?中国现在还没有市民社会,只是处在一个萌芽状态——当然,有人说中国已经存在市民社会。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当下中国还是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前提下搞民法典就会面临社会本身带来的阻力。当去年北大的巩献田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以后,能够听到的法学界的声音,非学术的漫骂多于理性的分析和理性的反思。中国的法学界连这个大前提都没有解决,即使物权法草案勉强通过,也会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面临尴尬。其中,最难处理的恐怕还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于与公民的财产权的冲突以及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问题。
“法理文库”丛书中,有一本书叫做《法典的理性》,这个题目倒过来就是“理性的法典”。我们期望中国有一部理性的民法典,充盈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也许这只是梦想,也许梦想也会变成现实。但这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是充满艰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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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艾伦·沃森着,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美艾伦·沃森着:《民法法系的形成与演变》,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后记》。
民法典财产安全篇4
据学者考察，罗马法上最早出现的财产概念是familia和pecunia（前者主要指奴隶，后者主要指羊群等财产）。后来，罗马法上出现“Mancipium”（财产权）的概念（其实际为一种家长权，设定于其权利支配下的人及重要的物）。大约在罗马共和国末期，AlfenusVarus等罗马法学家开始使用“dominium”（所有权）的用语。但在罗马法中，所有权及其它物权与各种物被予以等同对待，统称为“物”（res）或者“财产”（proprietas-也可译为所有权），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5]诚然，罗马法上之财产包括“有形财产”（有体物-rescorporales）及“无形财产”（无体物-resincorporales）两种。但其有形财产指的是“实体存在于自然界之物质，而为人之五官所可觉及者也”，如土地、房屋、奴隶、牛马、货币等：其无形财产指的是“法律上拟制之关系，而为人之五官所不可觉及者也”，如用益权、地役权、继承权等，但罗马法上并没有出现总揽一个当事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权利及负担的全部财产义务的所谓“广义财产”的概念。[6]而在法国中世纪的习惯法中，一个当事人的财产被依照其目的性而分别加以理解。鉴此，财产被区分为自由地（lesaleux）与（封建领主）的采地（lestenures）、贵族财产（lesbiensnobles）与平民财产（lesbiensroturiers）、自有物（lespropre）与获得物（lesacquêts）、动产（lesmeubles）与不动产（lesimmeubles），每一种财产均有其自身的制度及不同的财产继承人。[7]显而易见，广义财产理论完全超越了罗马法和法国中世纪习惯法对于财产所作之狭隘的观察，其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
首先，它揭示了民事主体财产的整个状况，将自然人拥有的个别财产以及承担的具体义务抽象概括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单位，从而使构成一个当事人之“财产”的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相互之间结合严密、协调一致。它表现了一种对于民事主体财产的独特的观察角度：当我们观察民事主体的财产状况时，我们能够看到其拥有的财产，也能看到其负担的债务，但其拥有的财产和负担的债务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如何才能以一种明确妥帖的方式表达一个当事人有关财产的整体实际状况？广义财产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次，它解释了债务清偿的一般担保现象及概括继承。广义财产理论对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阐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就债务清偿问题，该法典第2092条规定：“凡本人负债者，应以现有的及将来取得的动产及不动产履行其清偿义务。”此规定应当被理解为：债务人的财产由其拥有的一切所构成，其全部积极财产（包括“现有财产”即债务产生时债务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以及“未来财产”即债务人在债务发生后取得的财产）必须用于担保其全部消极财产（即债务人负担的全部债务）。这样，广义财产理论不仅揭示了《法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债的一般担保之构成的机理，而且通过其概括性，揭示了一种所谓“物的替代”的现象，即主体之一项具体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另一项具体的财产所替代，解释了普通债权的一般担保随债务人财产的变化而变化的内在原因。[8]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第732条规定：“法律在规定遗产继承时，不考虑财产的性质与来源。”对于这一规定，应当解释为：无论何种财产，均属遗产范围，均依同样程序转移（此规定与法国古代法[9]中每一种财产都包含一种转移的不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导致了继承不得为部分继承之原则的确定。而上述有关“全部财产抵偿全部债务”及“概括继承”两项原则的理论阐释，在整个近代和现代民法的历史发展中，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经典意义。
而最为重要的是，广义财产理论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内在联系。
奥布里和罗特别强调广义财产与人格的相互关系，认为广义财产系于主体的人格，“广义财产为人格的表现，体现了人格与外部事物的联系。”[10]他们指出，在财产拥有者的人格中，广义财产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寻找到了其相互连接的纽带。如果说二者（指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是通过其差异性所表现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其全部因素均受制于主体的自由意志。具体而言，广义财产理论确定了四条基本原则：（1）唯有民事主体可以拥有广义财产。无人享有的广义财产是不可能存在的；（2）一切民事主体均有其广义财产。即使当事人一无所有，即使其债务超过财产甚至于只有债务，其亦拥有广义财产。例如，婴儿一旦出生，即已有广义财产（其享有要求其父母抚养的权利）；无产者（leprolétaire）亦如此。“由于缺乏劳动能力，其要求生活费的债权也可构成完全的无财产者（have-not）之不可减少的财产……归根结底，无产者的广义财产表现为一项对抗社会的债权。”[11]实质上，广义财产为一种可以完全被“空置”的“范围”，它可以表现为获得权利的资格即主体资格。正是基于这一点，广义财产表现了它与人格的紧密联系；（3）任何人均只有一项广义财产。如同人格之不可分割，广义财产也具有不可分割性：一个人可以将其某些财产用于某种目的（如商业经营），将另外的财产用于另外的目的（如个人消费），但其广义财产只有一项。其用于商业经营的全部财产（营业资产）并不构成一项独立的广义财产，而仅只为广义财产的组成部分。广义财产的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条基本规则：一是继承不得为部分继承。二是当事人的任何财产都应用来清偿其债务，即“全部财产抵偿全部债务”。广义财产的这些特征，构成了其概括性特点；（4）广义财产与主体的人格同生共灭。广义财产在生者之间不可让与，仅其包含的某些因素（特定的财产）可以成为有偿转让或无偿转让的标的。
非常特别的是，就本来意义而言，广义财产应当仅仅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无财产内容的权利被称之为“非广义财产的权利”（lesdroitsextra-patrimoiniaux），其不属广义财产之列。如政治权利、确定家庭身份或行使家庭权力的权利（亲权或监护权）以及人格权利等。但奥布里和罗还进一步认为，所谓广义财产除了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之外，还包括人格权利。他们指出：人格与广义财产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故人格权利实际上应当被包括于广义财产之中。为此，他们将人格权利称之为“天赋财产（desbiensinnés），认为”就纯粹理论上讲，广义财产无区别地包括一切财产，尤其是天赋财产“。[12]
很显然，根植于法兰西民族的浪漫性格，广义财产理论也有一种狂放不羁的秉性，它超越了财产领域，直达有关“人”的根本领域及“人格”范围，试图在财产与人格之间打开一条通道，其强烈的人文气息跃然纸上。虽然在《法国民法典》上，广义财产（patrimoine）的文字表达也偶有所见（如该法典第878条），但奥布里和罗系统创设的有关理论，不仅赋予这一概念以崭新的内涵，而且全面准确地解释和深化了该法典编撰者的立法用意，其有关财产与人格之关联的思想观念，对该法典精神实质的把握和理解，发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自19世纪末以后，传统的广义财产理论不断受到抨击，在法国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突破乃至否定“广义财产具有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以及“广义财产具有人格属性，系于主体之人格”这样一些重要命题。
对于传统广义财产理论的某些结论，挑战至少来自两个方面：（1）一个主体可否拥有数个概括财产？依照经典广义财产理论，一个人（一个人格）只能拥有一项广义财产。但是，在一个发展了的经济社会，商人为什么不可以仅仅确定其部分财产（商法上的广义财产）用于商业活动，保留其余财产（民法上的广义财产）以保障家庭生活？（2）财产可否在无主体的状态下存在？依照经典广义财产理论，广义财产系于自然人的人格。但是，财产为什么不能在无主体的情况下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存在（如慈善基金或者其它基金会）？上述疑问表面上是欲将自然人投资于商业的财产（资本）与自然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否定广义财产的一致性、不可分割性），但其更为实质的意图则是欲建立一种非以自然人人格为依托的新型的财产归属关系（否定广义财产的人格属性），这一观点，显然是为了解决团体财产的独立性而提出来的。
为此，在早期，受德国民法理论（尤其是耶林-Jhering有关“权利目的”的论述）的影响，以萨莱耶（RaimondSaleilles）和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一些法国学者试图以所谓“目的性广义财产”（patrimoined‘affectation）的理论来否定传统的广义财产即“人的广义财产”。[13]根据这种理论，当事人除了其一般的广义财产之外，还可具有用于特定目的的广义财产，法人则是一种无主体的广义财产，而广义财产的不可分割性将不复存在。狄骥在其《宪法理论》一书中指出：“广义财产中，事实上，除带有特定目的的某些财富被作为一定的社会用途的保障之外，别无他物。”[14]而对于广义财产批评的锋芒主要是集中指向“广义财产系于人格”的观点。批评者认为，财产应独立于主体之人格，而广义财产只能“客观地”被视为财产的整体（当不存在实际支配的具体的财产时，便不存在所谓广义财产），亦即被视为具有一定目的之财产的总和。“广义财产与人的关系应当淡化，而相反，广义财产与其构成部分的财产的联系应但强化”。[15]这样，具有一定宗旨的共同体或者团体（communauté）得将其成员相互间的差异予以连接，团体取代了其成员的人格并使特定的财产无需依托于成员的人格。如此一来，财产就可以在无主体的情况下存在，此即所谓“目的财产”（patrimoirnes-but），其类型由其设定方式而确定。[16]由此，目的财产理论确定了以下基本原则：（1）当事人除其一般的广义财产之外，还可具有用于特定目的的广义财产；（2）特别的广义财产可以在生者之间概括地转移；（3）当事人可以通过生前赠与而分出部分财产以设立慈善基金或者其他基金。
很显然，上述目的性广义财产的理论的提出，与法国同一时期探索团体之民事主体地位的确认方式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法国人尚不能完全接受所谓“团体人格”的观念）。虽然此种理论最终并未被法国民法所完全接受（仅只后来法国法有关基金会和全部财产用于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的规定，受到此种“无主体之目的财产”理论的影响），但其无疑为新的法律人格即公司等法人组织的出现扫清了障碍。而在以后的法国民法上，由于德国法之法人理论和制度的全面侵入，前述目的性广义财产理论也变成了历史文物：此种“无主体财产”的理论在否定广义财产与自然人人格的联结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与团体人格的联结，对于团体人格存在之必要性明显是一种致命打击，其当然会在法人诞生的凯歌声中被无情抛弃。与此相适应，现代法国学者对于广义财产自然有了新的注解。他们认为，自然人或法人均有其广义财产。就财产与人格的关系而言，尽管由于法人人格为法律拟制，其财产与人格的界限显得较为模糊，但无论公司、社会团体或者各种基金会，其法律人格与其广义财产无不存在内在联系。凡有法律人格，便必然有一广义财产；凡有广义财产，则必然有一法律人格。[17]而当广义财产理论继续发挥其阐述“责任财产”的作用，并被同时用作法人人格的表现之时，其经典论述中有关广义财产系于自然人人格的精彩部分，即逐渐被封存于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唯有在法国现代学者的财产法著作之开篇部分，能够通过简要的介绍得以窥见其原来面目。
二、历史的反思：广义财产理论的启示
然而，用力拭去一百多年前辉煌一时的广义财产理论被蒙上的厚厚尘埃，我们蓦然发现，它依然散发着我们久违的耀眼的人文主义炫目光彩！
众所周知，源自古罗马法的人格理论是非以财产为基础的。作为一种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工具，罗马法上的人格纯粹由身份因素构成（人格为自由人、家父与罗马市民三种身份的综合体）。故可言古罗马时代“无身份，即无人格”。事实就是，在古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的身份等级社会之中，财产依附于身份而存在，为身份的要素，并不存在近代法意义上的“财产”。近代史上，将财产与身份相剥离，否定身份，“纯化”财产的任务，首先是由《法国民法典》完成的。为此，该法典第一次确定了“所有权绝对”的原则。而“任何权利均因人而设”，由此，脱离了身份的财产，必然地走向了与“人格”（一种完全不同于古罗马法之人格的、与社会等级身份完全无关的、表现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因而一切人与生俱来的崭新“人格”）的结合。在此，广义财产理论最为精妙之处，便在于将抽象的整体性财产与人格合为一体，从最为广阔的社会视角出发，揭示了人格与财产的统一性。这一思想显然为近代民法乃至于整个法律的某些根本性的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只有当把财产与人格相连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无财产即无自由”、“无财产即无人格”。由此，财产之最为根本的属性（财产之人格属性）得以揭示，而人格之最为重要的基本构成要素（财产要素）也获得全面充分的展示。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以所有权为中心而设置的全部财产法制度，也获得了其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观念基础。言及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内中存在不言而喻的道理，而在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中，“穷汉”实际上难以有人格甚而至于根本“无人格”，也是毋庸教诲、孺幼皆知的生活常识。但曾几何时，财产与人格的距离竟会如此遥远，保护财产并非保护人格的论断何其一本正经！在此，不得不分析德国民法的深远影响。
必须看到，在《德国民法典》以前的近百年中，“人格”基本上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民法问题。至少在《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的法国人看来，建立于区分人与人之不平等基础上的古代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及其制度，在一个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社会，毫无可取之处和用武之地。依据法国人当时所崇尚的自然法思想，人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是一种客观结果，并非基于立法者的恩赐。据此，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已经确认“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之后，《法国民法典》没有任何必要和根据再创制一副纯属多余的“人格”面具发放给每一个已经当然获得平等地位的人。由此，虽然《法国民法典》毫不犹豫地借用了古代罗马法所提供的一切重要的法律形式，但对其人格理论和制度，却弃若敝屣。在《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自然人人格被视为一种包含人的全部生存条件的一般法律地位，不仅包括自然人生存所需的精神条件（自由、安全和尊严），而且包括其生存的物质条件（财产权的享有）。正因如此，根据《法国民法典》的精神，广义财产理论明晰地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联系，将个人拥有的抽象意义上的全部财产视为其人格的自有之物而非派生之物或者异己之物。根据这一理论，整体抽象意义上的财产本身即人格的构成要素，无财产即无人格。在此，人格没有被仅仅视为一种“法律主体资格”，亦即没有被视为一种无任何实质内容的“空壳地位”。人格本身就是由而且必须是由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权利（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和实证法意义上的权利）所构成。而在此之前，就人格之包含自然人基于自然法生而享有的生命、安全、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权利的问题，无须予以论证，但就人格何以直接包含人对财产权利的享有的问题，则尚无清楚的阐明：尽管人们可以感觉到在具体的财产（所有权）与人格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可以据此断言对所有权的侵害亦即对人格尊严的侵害，但具体财产亦即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权利并非为人生而有之，且可以依人的意志而转让、放弃，故其实为人格的派生物。质言之，财产可谓其为人格的“表现”，但不可谓其为人格本身。此种思想，限制了人们对财产之人格属性的理性认识。然而，社会实际生活以无情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脱离财产的人格非为一种完整的人格，甚至可以说，无财产的人格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自由也罢，安全也罢，尊严也罢，非以财产权的享有为基础不可。而广义财产理论无比聪慧地运用了一种最为抽象的方法，阐明了人格之中所必须包含的财产要素，使人格的阐释达到丰满，进而从根本上凿穿了《法国民法典》之“人法”与“物法”的通道，使人文主义精神在法国民法中得到全面、彻底的张扬。而《德国民法典》的出现及后来的理论对其所作的解读，却断裂了了这一近代民法人文主义思想之进路。
非常非常奇怪的是，以抽象思维能力见长的德国民法理论，完全没有对广义财产理论发生任何兴趣。尽管《德国民法典》中有许多规定是以某一主体的全部财产作为规范对象，[18]其《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也有此类规定，[19]但德国民法中却没有关于财产的概括性规定，即既无概括性财产的定义，也缺乏对有关法律后果的一般性规定。对此，德国学者认为，规定概括性财产也好，规定其法律后果也好，其实都是不必要的，因为财产概念不会因此而在本质上产生什么问题：一个人的财产当然包括其支配的物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而就具体问题而言，调整不同财产的法律规范均具有差异，因此，对财产无法作出某种概括性的定义。至于对财产规定概括性的法律后果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与主物和从物的关系不同，一项财产所包括的各件具体的东西，不一定非得构成某种经济上的整体不可，这些东西的特征，仅仅在于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人所有，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维护一个人的财产的整体性的理由。[20]聪明的德国人总以擅长概括抽象为标榜，却不仅不考虑接受广义财产这种高度抽象，而且对于“概括性财产”（即构成广义财产之一部分的“积极财产”）的观念也持排斥态度，这是极为反常的。也许，广义财产的抽象角度不太符合德国人的口味？-广义财产的理论并非是以对各类财产“求同存异”的方法提取“公因式”（如同“物权”、“法律行为”的抽象）而产生的，也不是以人为地将某种事物一分为二予以“分割”（如同“”之独立于委任契约、“物权行为”之独立于“债权行为”）而产生的，更不是完全借助于一种想象或者虚拟（如同“法人”）而产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聪明的德国人并非不懂得广义财产的科学性，他们摒弃这一标准的德国式思维成果，是基于比满足抽象化偏好更为重要的其他原因。
在《德国民法典》所欲完成的诸多重大改革中，法人制度的创制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解决了团体人格的塑造问题，而且据此形成民法上主体之统一制度，为德国式民法典总则的体系建构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材料。根据笔者新近的分析，[21]为了法人制度的设置，德国民法不得不重新启用古代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和制度，予以变通，并实施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创新措施：（1）借鉴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仅仅截取其所含之“权利主体资格”的形式要素，创制出一种新式的人格面具即“权利能力”；（2）将这一人格面具赋予得成为交易主体的团体，使之区别于其他组织，能够成为财产权利义务的载体；（3）与此同时，“顺便”将这一人格面具（权利能力）“赋予”自然人，使之从驾驭世间万物之“生灵”的崇高地位上走下来，屈尊等同于原为自己控制之物的“团体”。这样，戴着面具的自然人便能够与戴着同样面具的团体们共居一室，不分彼此，平等相待，为精美绝伦的“民事主体制度”的法典体系安排作出贡献；（4）与此同时，抽去人格之“人之成其为人”的本质内涵，将已经面目全非的“人格”赋予那些团体，使之能够被视为“法律上的人”并拥有“法人”的称谓。德国法上述创新的必然结果，便是使一种新型的“人格”取代了本来意义的人格，通过人格的形式化而实现了人格的“空壳化”，使其成为一种无任何实质内容的法律资格或者民法地位。于是，财产和人格首先发生了完全的分离，人格不过是取得并享有财产权的资格，人格要素中，不复存在任何财产要素。广义财产理论费尽心机所建立的人格与财产的本质关联，毁于一旦。不仅如此，依据一种必然的逻辑演绎，德国民法还通过“人格权”的创制，釜底抽薪，将人格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具空壳！与团体人格之创设同步进行的人格权的创设，为德国民法理论十九世纪的重大成果，而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将人格本身所包含的精神要素（自由、安全、尊严）与人格相剥离，将其类型化为生命、身体、健康、名誉等所谓“人格利益”，并将之命名为“人格权”。而一当人格权被作为一种实证法上的权利之时，生命、自由等等价值，便不再是人人与生俱来、当然拥有且不可剥夺，而是必须依赖于制定法的承认和赋予，实证法学由此获得根本性的辉煌胜利。与此同时，当人格权被视为人格的派生物之时，人格本身所包含的精神要素如同财产要素一样，遂不复存在。至此，人格成了享受人格权、财产权的一种地位，一种资格，一种可能性！而此种所谓“人格”不仅自然人得具有，团体亦得具有。“由于对所有的人的法律人格即权利能力的承认成为民法典的规定从而成为实定法上的原理，得到从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上的承认，故而其自然法的基础却逐渐被忘却”。[22]亦即人格的“空壳化”，使人格原本负载的社会政治、社会伦理以及有关人道主义的丰厚价值，因此而被忽略，被视而不见。对于德国民法竟然将法律人格“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23]将人“简化成这样的、纯粹法律技术上的人的概念”之举，虽有德国学者惊呼其纯属胆大妄为，因为“法律上的人是依据根本的、即法律本体论和法律伦理学方面的基础产生的，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律科学都不能任意处分这些基础”。[24]但《德国民法典》魅力无比的形式理性，仍然征服了后来的绝大多数法学家，也征服了我们。回首历史，法国的广义财产理论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其一，民法上财产观念之反思。
可以说，现代民法理论在财产理念上的某种犹豫彷徨，也许正是人格“空壳化”的必然结果。法国广义财产理论的浅表层贡献，在其揭示了“责任财产”和“概括继承”的形成秘密，而其深层贡献，则是揭示了财产的人格属性，使包括财产法在内的整个民法理论和制度沐浴于人文主义的灿烂光辉，也使“所有权神圣”和“契约自由”的宣言寻找到了法律价值理念基础。而德国法以后的民法理论，通过人格的空壳化，剥离了人格要素中的全部财产要素，使财产权与人格之间不仅不再存在必然联系，而且否定了财产在任何意义上与人格的价值认同。由此，人格的保护或者被理解为对人的法律主体资格的保护，或者被理解为对人格权的保护，但对财产的保护，则被认为是与对人格的保护并无直接关联。由此，财产所具有的人文属性被忽略乃至否定，民法典中的财产法与人法，被视为两相独立的制度。如此一来，“财产权利”在任何意义上均仅具有经济价值而无精神价值，民法之保护私有财产的意义便大打折扣。而民法的任务应当而且主要是确认和保护财产之特性，便被罩上一层怀疑的阴影。由此，包括《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内的几乎一切国家的民法典“重物轻人”的指控无端发生，而中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某些学者将“人”与“财产”的绝对对立，则进一步分裂了民法的观念整体，导致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而民法的精神和本质在这种否定历史乃至反历史的潮流中，变得混沌而又模糊。事实就是，当财产被认为与“人之成其为人”并无必然联系之时，当“财产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可以成为一个讨论得天翻地覆的话题之时，当财产权被视为相对于人格权的“低等级”权利之时，“财产”以及“财产保护”的字眼便被蒙上了一层低俗、猥琐的阴影。但在一个以物质条件为生存基础的社会中，在一个“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社会中，财产以及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乃至第一性却是无法否认的：离开物质生存条件，谈何自由？谈何安全？谈何尊严？剔除唯恐被斥责为所谓“物文主义”的揣揣不安，理直气壮地把财产保护放在民法的第一位，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其二，民法上人格观念之反思。
广义财产的理论不仅巧妙地解释了财产与人格的联系，而且将此种解释扩张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伦理领域，使“人格”不仅具有财产的属性和伦理的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政治的属性，由此，人格便不仅仅具有私法上的意义，同时还具有公法上的意义，人格的本质得以充分全面地展现。例如，当我们为“自然人的人格始于其出生”作出理论阐释时，也许常常会忽略其财产。由于初生婴儿之“一贫如洗”，我们难以认清人格的享有与财产权的享有之间存在什么必然联系。但依广义财产理论，初生之婴儿即有要求其父母抚养的权利之财产，这样，亲属关系中依身份而当然享有的抚养请求权，便找到其社会学、伦理学或者法学上的根据。而再依广义财产理论，一无所有的“穷汉”的人格，首先系于一项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亦即对抗社会的债权！“无财产即无人格”，有人格者则应当而且必须有财产。而当一个声称“一切人均有其平等人格”的社会竟然不能给予一切人均有其保证基本生存条件的财产时，其关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宣称便是一纸空文！在此，民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社会价值，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而民法学者关注穷人、关注弱者、关注社会真真实实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之人文主义博怀，得以淋漓尽致的抒发！而现代民法理论中的“人格”，则是一个混乱至极的概念。如前所述，这种混乱不仅来源于德国法上“权利能力”的运用，而且来源于人格权的创设，而团体人格的出现，则是加剧此种混乱的直接原因。这种混乱，不仅导致自然人的人格观念被囿困于私法之狭小领域，而且使之进一步脱离了财产法的领域，成为一个纯具伦理性的概念。与此同时，法人“人格”与自然人“人格”在同等意义上的运用，则反过来又导致法人人格的伦理化（即所谓“法人亦得享有人身权利”），而民法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由此而产生。例如，当人们声称“人格权由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格关系而产生”时，怎么也不想想，无论作何解释，“人格”也是人的“法律地位”，亦即人格描述的是一种法律状态而非事实状态。有人格，方可有所谓“人格关系”发生。而如果人具有了人格，则人们之间因具有人格而发生的关系即为法律上的关系，而法律关系并非民法调整的对象而为其结果，所以，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所谓“人格关系”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先有人格的赋予，而后有平等人格关系的生成，再后才有人格权的发生，那么，脱离了“自由、安全、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和“生命、健康、名誉等”（具体人格权）之全部构成要素的人格本身，就无法直接使“人成其为人”（亦即自然人是因为享有人格权而非具有人格才成其为人）。这种不能直接使人成其为人的“人格”，还能叫做人格吗？如果说人们竟然将决定“人成其为人”的人格当作一种纯由咱民法赋予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将人格权作为一种纯由咱民法确认或赋予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是表达了一种民法帝国的霸权主义的话，那么，当人们敢于公然声称“法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25]时，人格的异化便已到达疯狂的顶峰！寻回在人格的保护狂潮中失落的人格，寻回在理性巅峰的超越中失落的理性，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其三，民法上人格权之财产化之反思。
依据奥布里和罗的极端理论，广义财产除包括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应包括不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天赋财产”即人格权利，尽管他们这种把人格权利赋予财产性质的认识完全不符合有关财产权的一般观念。因为一项权利之成为财产权，其必须具备“可估价性”（能够用金钱等值）、“可转让性”（可以在生者之间转让）以及“可继承性”（可因权利人死亡而由他人继承），而任何人格权利均不具备上述特征。但是，奥布里和罗的此种思想（将人格与财产融合）的确表现出一种对事物发展的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在现代社会，人格权（至少是某些人格权）的“财产化”甚至于“商品化”，早已成不争的事实。当自然人的姓名及肖像的使用权被作为纯粹的财产来进行交易的合法性被认可之时，当人格尊严的侵犯越来越单纯地导致财产赔偿（即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成为社会的共识之时，甚而至于，当“人”本身可以作为一种财富来予以估价并转让之时（如被俱乐部标价“出让”的足球明星），人格与财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在现代社会，对于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的估计，究竟应当以他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基准，还是更应当以他因具有一定的地位、身份、技能或声誉而拥有的财产资源（获得财产的可能性）为基准，竟有可能成为一个引起重大争论的话题。正因为如此，某些法国学者在评价奥布里和罗在上上个世纪就广义财产理论所作的“夸张”分析时，认为这种认识也许正是一种真正的“先知先觉”。[26]事实上，当人格以其广阔的胸襟包容了“人成其为人”所需之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全部基本要素之后，各要素之间的交融或者转化，因其不会相悖于人格的本质，也就自然不会是一件不可理喻或者不可接受的事情。这样，伴随社会的发展，人格要素中那些原本被认为是非财产的精神要素或者伦理要素部分地转化为财产要素，便有可能寻找到合理的解释。不必遮遮掩掩地承认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乃至身体可以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财产。现今世界中谁能断言，再过一百年，人的生命不可以标价出售？
法律是由现实的逻辑构成的，但法律思想却可以依据未来的逻辑运行。世间不存在永恒，所以，试着改变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思想就可以挣脱历史和现实的桎梏，飞向广袤无垠的天空。
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注释：
[1]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0页。
[2]引自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8页。
[3]法文中，“patrimoine”一词的原意为“祖产”、“遗产”、“家产”、“产业”以及“父亲向儿子转移其遗产”等（参见《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916页），我在撰写《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时，根据有关法文著作中使用这一用语的实际含义，将之译为“广义财产”。而法文中更为常用的“biens”一词，则与中文中“财产”一词的用法基本相同。
[4]AubryetRauparBertin，op.cit.，supra，note17，p.334。
[5]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及其注释；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6]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一直将所有权及其它物权与各种物等同对待，统称为“物”（res）或“财产”（proprietas），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周楠：《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6页，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而在罗马法中，“一个物不是意味着物质客体，而是一种‘财产’，即能够在表明个人财产状况的财产清单（actif，aktive）中反映出来的任何物，以及他的对世权和从债中产生的对人权。死者的遗留物（遗产）也包括在财产之中，遗产构成了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复杂的集合体，但为了许多目的，遗产是作为单一的财产来对待（universitas-概括继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外国民法论文集》，第178页。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由上看来，罗马法中似乎也存在广义财产的观念：罗马法将所有权之外的其它物权视为“物”，只是隐含着较之所有权更为宽泛的“财产”的观念，当这一观念中包含了对人权（即债权）时，即只可谓其形成了广义“积极财产”的观念。而当罗马人将包含义务的遗产作为单一的、整体性的财产予以对待时，广义财产的观念便基本成立。但对此，还需要更多的史料予以证实。同时，即使罗马法上确实存在广义财产的观念，因其不具普遍意义，故充其量只能说，罗马法上已经“孕育”着广义财产概念的胚胎。
[7]A.M.Patault，Introductionhistoriqueaudroitdesbiens，P.U.F.，Droitfondamental，1989，no85.
[8]Jean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15eéd，P.U.F.1992，Paris，p.13。
[9]法国古代法（anciandroit），指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法律，也有译作法国“旧法”或者“古法”的。
[10]FraneoisTerréetPhilippeSimiier，Droitcivil，Lesbiens，4eéd，DALLOZ，1992，Paris，p.5.
[11]在法国，于1988年12月1日颁布的法律给予不能劳动的穷人以一项最低收入（leR.M.I）。参见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p.24-25.
[12]AubryetRauparBertin，op.cit.，supra，note17，p.334。
[13]R.Saleilles，《法律人格》，Rousseau，2eéd，1902，p.478.
[14]L.Duguit，Traitédedroitconstitutionnel，SireydeBoccard，1913，t.III，2eéd.1913，p.309，citéparMalaurieetAynès，Lesbiens，p.17.
[15]FraneoisTerréetPhilippeSimiier，Droitcivil，Lesbiens，4eéd，DALLOZ，1992，Paris，p.9……
[16]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p.18。
[17]MalaurieetAynès，Lesbiens，p.18-19。
[18]如该法典第310条及以下条款、第419条、第1085条、第1363条第2款、第1364条、第1365条、第1373条及以下条款、第1922条第1款等。
[19]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03条、《德国破产法》第1条等。
[2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89页。
[21]参见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22][德]里特纳（Rittner）：《法律上的人和法人》，载《法律中的自由与责任：迈耶尔-哈约兹诞辰庆贺文集》，1982年，第335页。转引自[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57页之注释。
[23]引自[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64页之注释。
[24][德]里特纳（Rittner）：《法律上的人和法人》，第57页之注释。
[25]引自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编第2条。
[26]参见：PhilippeMalaurieetLaurentAynès，Lesbiens，15eéd，PUF.1992，Paris，p.13。
内容提要：19世纪法国学者奥布理和罗创设的广义财产理论，将自然人人拥有的个别财产以及承担的具体义务抽象概括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单位，不仅阐释了《法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债的一般担保以及概括继承之构成的机理，而且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人格之中所必须包含的财产要素，使《法国民法典》所张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其“人法”与“物法”之间得到贯通。但这一理论在《德国民法典》以后被逐渐忽略。由于权利能力概念的运用以及法人制度和人格权的创制，人格中的财产要素和精神要素均被剥离，导致现代民法上人格观念的混乱。重温广义财产理论，可以启迪我们对于财产观念、人格观念和人格权财产化等问题的反思，以重新认识财产的人格属性，寻回失落的人格。
关键词：广义财产人格
民法典财产安全篇5
用民法典规范自身言行，并影响周围群众自觉学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下面是给大家带来的2020年党员干部学习《民法典》心得感悟，希望大家喜欢!
民法典终于颁布，2021年1月1日将实施，实现了几代法律人的夙愿。
2020年5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承载着人民期待、凝结着几代法律人梦想的民法典必将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作为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民革党员，我们要在民法典实施过程中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对民法典条文原原本本的逐条学习和理解。
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与以往单行的民事法律条文相比新增加了居住权、占有、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等很多内容，还有原有法律条文的修改和完善。我们必须通过参加培训和反复看法律条文等多种方式，尽快地对民法典条文原原本本的逐条学习和理解，尽快完成知识更新。
民法典各分编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出发，对紧急情况下财产征用、有关合同权利义务、物业服务企业职责和业主义务、侵权责任等条款，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将民事权利法定化、法定权利具体化，在总结既往立法经验基础上有许多新的突破。
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件为例，侵权责任编明确了各方责任的划分，对于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同时，还规定了建筑物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这有利于充分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引导公民自觉提升社会公德和法律意识，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民法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突出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重要权利。这是民法典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国家对加强人格权保护的重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顺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呼声。
人格权编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扩大了隐私权保护范围;将同样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功能的“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使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全面、严谨、细微。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婚姻家庭纠纷逐渐增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尽可能挽救当事人的婚姻，避免当事人因为一时冲动而草率离婚，并强化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维护和促进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民法典确立了“继承人宽恕制度”、“自助行为制度”，“自甘风险”规则，同时对遗体器官捐献、职场和校园性骚扰、非法从事与人类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严格规范。
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抚养赡养、收养、继承等方面的新规定，这些都将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二、积极投身于对民法典实施重大意义的宣传。
指出“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是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实施好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民法典把我国多年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制度成果用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规范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赖以依托的财产关系、交易关系，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好民法典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了解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我们还要广泛宣传，让周边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均能认识民法典实施的重大意义。
三、做严格遵守民法典的表率。
用民法典规范自身言行，并影响周围群众自觉学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让周围群众养成日常学法，遇事找法，维权用法的好习惯。
四、运用民法典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民法典财产安全篇6
【关键词】日常家事权；身份效力说；民事；附随的身份行为
夫妻日常家事权，又称夫妻家事权，指夫妻因日常家庭事务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互为的权利，即夫妻于日常家事互为人，互有权。被方需对方从事日常家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许多国家立法明文规定了夫妻互有日常家事权。①这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便于夫妻进入市场从事交易活动，并为使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不受侵犯。我国《婚姻法解释（一）》也规定了这一制度，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夫妻日常家事权的性质为何？尚无定论。而这一问题又决定了夫妻日常家事权的法律效力以及违反夫妻日常家事权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文对其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日常家事权的起源
在古罗马，已婚妇女（无论受制于父权还是夫权）为他权人，不能举债。在他权人同第三人的关系中，“家父”均不因由受其管辖的人达成的债务而以任何方式负债，而是“家子”自己负债。[1]然而，在罗马帝国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商品经济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凡事事必躬亲或者亲自一一进行协商已经不能适应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家长不能事必躬亲。因此，裁判官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认为“家父”仍需对债务负全部责任，这样就对上述原则做了变通。[2]就这样，妻子在丈夫委任之下取得了为一定民事行为的能力，这就是夫妻日常家事权的雏形。故通常认为日常家事制度起源于古代罗马法。[1]P246
此后，大陆法系各国的民事立法都无一例外地承继了起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日常家事权制度。但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日常家事通常操之于妻，而夫则对日常家事不管，且在法律上，不问在任何夫妻财产制下，夫虽握有家事管理之权限，但并不实际从事家事之管理”。[3]
在英美法系国家，也有类似于夫妻日常家事权的规定。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立法中，家事权主要是指妻受夫之委托始发生权，实际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早期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男女不平等的体现。比如在英国历史上，妻子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只能待丈夫予以授权并以丈夫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严格的说，妻子并不具有完整的“人格”。英国1970年《婚姻诉讼和婚姻财产法》第41条就妻子单方生活必需品的权利之废除作出规定：“任何法规或衡平法中授予女方男方生活必需品，抵押男方存款或以男方名义借款的权利规定一律废除。” [4]此后，在英国才逐渐承认了夫妻双方平等的地位。美国的日常家事，是一种传统的授权：如果丈夫没有履行扶养义务，则妻子可以不经丈夫的明确授权而代其购买生活必需品，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丈夫承担。从最近的判例来看，这种日常家事权将由夫妻平等的享有。[5]
二、委任说与婚姻效力说之评析
尽管日常家事权可以追溯至古代罗马法时期，但是日常家事权的性质为何？学界见仁见智，也无统一的表述，就其性质为何，莫衷一是。囿于篇幅，此处主要对委任说与婚姻效力说进行分析、讨论。
（一）委任说。该学说认为，妻子的日常家事权是根据丈夫的默示委任而产生的。委任说起源于罗马法，法国民法曾继受此说。[6]
如上所述，委任说源自于罗马法。在古罗马时期，妻子为他权人，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从事民事行为。鉴于此，妻子只能因丈夫的授权而取得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妻子为丈夫的人，丈夫为被人。委任说实质上是当时男女不平等的体现，以至于1942年法国修订民法时放弃委任说而改采法定说，之后也鲜有采用。
（二）婚姻效力说。该说起源于日耳曼法，而日耳曼法认为夫妻为婚姻共同体，故认为妻子享有日常家事权是婚姻的当然效力。夫妻日常家事权属于婚姻的身份效力还是财产效力，学界对此认识不一，因此在坚持日常家事权为婚姻的效力这一前提之下，又有身份效力说、财产效力说以及身份效力与财产效力结合说。身份效力说认为夫妻日常家事权是附随于夫妻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尽管其表现为夫妻因共同生活的需要而执行日常家务，权利的外观主要是处分财产，然而这一外观并不能掩盖其附随于身份关系这一实质。故认为夫妻日常家事权属于婚姻的身份效力。德国民法亦采身份效力说，将规定日常家事权的第1357条置于《德国民法典》第4编第1章第5节中[7]。
财产效力说则是从权利行使的外观予以考察，认为夫妻日常家事权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以及交易安全，不仅涉及到家庭生活费用，其仅以日常家事为限，适用范围甚广，但又限于婚姻财产范围内。故认为认为夫妻日常家事权属于婚姻的财产效力。日本民法典采此说，将规定日常家事权的第761条置于《日本民法典》第4编第2章第3节中。[8]
身份效力与财产效力结合说充分考虑了身份效力说与财产效力说各自的理由，进而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夫妻日常家事权因夫妻身份关系而发生，并通过财产效力表现出来，因而日常家事权产生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夫妻财产制加以规范。瑞士民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皆采此说。[9]
（三）小结。综上所述，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委任说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对于日常家事，男女双方均有平等的处理权，不再需要一方对另一方为授权行为，因此也就没有了“委任”的存在。同时，委任说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夫妻一方对外为一定民事行为时，需要待另一方的授权，这就为夫妻一方进入市场从事商品交易设置了障碍。相较而言，婚姻效力说较为可采。但是对于日常家事权究竟属于身份效力、财产效力还是二者的结合，在我国也并没有形成共识。②
三、日常家事权性质与民事之区分
日常家事权为法定之一种，非有法定原因不得加以限制，妻因其身份当然享有此项权。[10]余延满教授也认为，“夫妻日常家事权与一般权确有差别，但这只是量的区别，不能改变夫妻日常家事权为法定权的质的性质。” [1]P249
笔者以为夫妻日常家事权虽然冠以“”之名，但并无“”之实，它本质上是亲属法上一项应有的法律制度，与普通民事有很大的区别。普通民事是为了私法自治之扩张及补充而设，而日常家事权的主要目的在于便于夫妻一方进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易并保护交易安全；普通民事是以被人的名义为民事行为，且需要本人授权或者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基于法院的指定，然而日常家事权并没有这些要求；普通民事视为本人利益而设，相应的权利义务由本人承受，但日常家事权行使之后果则是由夫妻共同财产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者的区别并不限于此，比如的范围不同等等。
对余延满教授在论述日常家事权为法定权时所述理由，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夫妻双方通过日常家事权扩张其行为能力，确实不能说是日常家事权的立法初衷之一。尽管在社会生活中有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但通常在诉讼中以其无权处分为由而认定赠与无效，于此类情形，日常家事权并没有能够扩张其行为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之规定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日常家事权不必以被人名义作出，并没有能够证明其为普通民事，反而是与普通民事的一大区别。鉴于此，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武忆舟认为，夫妻日常家事权“仍系基于夫妻关系而经营终身共同生活时之一种规定，以适应日常家事之需要。此制度之目的在于使扩张社会生活之关系，为私法自治之补充不同” [11]，笔者认为夫妻日常家事权并非普通民事。
笔者认为，日常家事权更不能被定性为表见。《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第2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尽管该规定第二句类似于“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无权人具有权”，但该规定第二句已经远远超出了日常家事权的范围，而是对违反日常家事权的处理，不仅如此，表见中第三人之“善意”也需要严格认定。
四、身份效力说之证成
尽管日常家事权冠以“”之名，但其具有不同于普通民事之价值功能。日常家事权更多的是在于维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并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并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表见制度等一起共同为维护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安全保驾护航。因此，也不能将日常家事权定性为普通民事或者表见。
民事法律行为有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之别。夫妻日常家事权虽然以处理财产为外观，但如前所述，日常家事权并非任何人均能行使，而限于夫妻之间，其行使具有较强的身份属性。至于必须是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还是具有夫妻身份，在所不问。在日本，身份行为可分为形成的身份行为、附随的身份行为以及支配的身份行为三种。笔者认为，附随于夫妻身份的夫妻日常家事权属于附随的身份行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附随于夫妻身份行为的行为。在身份行为附随于形成身份行为的场合，主行为仅以具有判断能力为已足，则从行为亦无理由要求主行为以上的行为能力。在采身份效力说的情况下，具有婚姻能力的当事人，即达到法定婚龄，且双方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时，则具有为夫妻日常家事权之能力。而若采财产效力说或者说，那么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可享有日常家事权，倘若这样，将会导致我国对于民事行为能力之规定与法定婚龄之规定的明显冲突。
日常家事权被广泛认为是婚姻的当然效力，虽然以财产权利为外观，但不能脱离于夫妻身份关系而独立存在。在日常家事权的发生上、效力上都依附于夫妻身份的存在。是故，笔者认为日常家事权应被定性为婚姻的身份效力。
注释：
①《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法国民法典》第220条；《日本民法典》第761条；《瑞士民法典》第166条；台湾地区“民法”第1003条。
②在陈苇教授主编的教材中将“夫妻日常家事权”至于“夫妻人身关系”一节，参见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而在余延满教授的著作中则“日常家事权”至于“婚姻的财产效力”一节，参见余延满著：《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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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亲属新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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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武忆宜.民法总则[J].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85：352.
民法典财产安全篇7
一、古希腊的社会与思想状况
希腊从公元前12世纪到8世纪开始由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在公元前8世纪至6世纪之间，希腊进入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希腊是西方奴隶制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奴隶制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对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思想是古希腊思想家所阐述的奴隶主经济思想。这种思想体系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其中有一部分见解在历史上成为后来财政学这门学科的基石。因此，研究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思想，都有必要追溯到古希腊财政思想的发展阶段。
古希腊由许多奴隶主城邦国家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奴隶主寡头制的国家，少数贵族和大奴隶主掌握政权。雅典是奴隶主民主制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霸权爆发了一系列战争，经过公元前431—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终于战胜了雅典，但希腊各城邦也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公元前14年，希腊被罗马征服而覆灭。
古希腊奴隶主阶级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都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奴隶制所暴露的矛盾迫使奴隶主思想家们去探索维护和巩固奴隶制和奴隶主国家的办法和途径。由于斯巴达最终战胜了雅典和解决了雅典民主制内部的矛盾，从而使这个时期的奴隶主思想家把斯巴达制度理想化。这一时期对奴隶主经济思想作比较系统论述的思想家有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为奴隶制辩护。
二、色诺芬与他的《雅典的收入》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人家庭，受过贵族教育，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政治主张上，他拥护斯巴达的贵族统治，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经济主张上，色诺芬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但并不反对简单商品交换的存在，因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职业，对手工业则抱有鄙视的态度。他把组织和监督奴隶从事生产和家务劳动看做是奴隶主的一项主要任务。他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也意识到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他了解到货币有不同的作用，货币可以成为财富的积累手段。在学术研究上，色诺芬是古希腊出色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主要著作有：《长征记》、《希腊历史》、《苏格拉底回忆录》、《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等。他所写的经济方面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前者是古希腊流传下来专门论述经济的第一部著作，以文学形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思想与制度，大约在公元前387到371年之间根据自己管理领地经济的经验而写成。他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思想家，他所指的经济是家庭经济。后者是讨论雅典财政问题的著作，即谈公共经济问题。
《雅典的收入——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是色诺芬晚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论述了雅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负担而自谋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全书约有1.2万字，分为六大部分，讨论了雅典公共财政的主要问题。①
第一部分“关于亚狄加的土壤和增加其收入的可能性”。亚狄加为古希腊中部国家，主要城市为雅典。他认为亚狄加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大量收入的来源，一年四季极为温暖，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收入很高。石材资源丰富，可以大量出口。银矿、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都可以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
第二部分“关于吸引更多外国人侨居雅典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对侨居雅典的外国人的利益予以照顾，国家将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们不向公家领取津贴，即缴纳外国人应该担负的捐税”。“这样就会增加雅典的公共收入”。
第三部分“关于授予商人特权，以及增加贸易可能得到的利益”。他认为雅典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贸易地点。首先，雅典拥有各种船只的最优良和最安全的港口。其次，雅典一方面拥有外国人所需要的大量出口货物，另一方面拥有便于输出的白银。“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访问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贡赋。为使这些收入增加能够实现，我们只须采用宽厚的法令和谨慎的监督，不必另付任何其他代价。”为了获得更多的捐献，应该建立一笔基金，“大部分雅典人无疑每年所得将比他们捐献的还多”，“如果再将捐助我国的人的名字记载下来，传于后代，那么很多外国人以及某些城市都会对我们有所捐输，借使名传青史”。政府应该在市场上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铺，这样可以获得大量的租金收入。
第四部分“关于亚狄加银矿的范围，如何使这些银矿对国家有利，对所提计划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的答辨”。色诺芬认为，“人们对于白银的需要更为迫切，因为土地闲置未耕，就更需要白银来购买粮食和支付外来援军的费用”。政府应该“允许任何愿意到矿里工作的外国人在矿里工作，只要他们同公民一样缴纳税款”。银矿需要奴隶，“象私人因拥有奴隶而获得经常收入一样，国家也应该拥有公隶，其数目应该三倍于雅典公民”。“购买奴隶所需的费用，国家获得这种费用显然是比私人更方便的”。奴隶每人每天带来一个奥波尔的净收入。私人除了可以从国家那里租公隶外，“也从国家那里租用供神用的土地、庙宇和房屋，并且也 承包国家的捐税”。“所以，不仅出租奴隶的收入会增加城市的财源，而且，因为多数居民会聚集在银矿附近，就可以从那里举行的市集中、从银矿周围公共建筑的租金中、从熔炉和其他类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
色诺芬在这一部分中初步涉及了公共财政的性质，他说：“怎样安排公共事务，使全体雅典人居可以借助于我们的公共资源来维持充裕的生计”。公共事务必须妥善安排，“如果马上要百废俱举，我们就必须同时获得各种建设所需的手段；但是，如果现在先完成一部分，另一部分从缓，那么现在所得到的收入可以有助于置办将来事业所必需的东西”。他认为有效的办法是经常收入用于次年的行政开支上，而额外的收入“用在能够极度增加公共收入的用途上”。这其中体现了复式预算的一些精神实质。
第五部分“必须和平才能保持和增加收入”。色诺芬强调治安支出的重要性。他说：“要从全国征集到充裕的收入，必须有和平的环境，如果这点是很明显的，那么，我们任命一些保安的官吏不是很适当的吗?”要使雅典成为希腊的统一者，“成为希腊的财政管理人”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灵活的外交手段，尤其是“现在海上已达成和平，收入正在不断增加中”。
第六部分“从上述计划中将得到的利益，祈求神助和神的保护”。他认为财政收入增加可以办更多的事情，“如果随着富庶的日增，我们就可以举行更为庄严的祭典，可以修缮神庙、重建城墙和船坞，并可以恢复祭司、元老院、地方长官和骑兵的公民权利”。要做到这些，应该派人到宙斯神庙去祈求神助。这反映了希腊对神和祭祀支出的重视程度。
三、色诺芬公共财政思想体系的启示
色诺芬对2300年前的雅典财政问题的论述极其详尽，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在文中他提出了财源、公共收入、公隶、公共事务、公共建筑、公共资源等原始的公共财政范畴。这都说明了色诺芬既是古希腊奴隶社会有贡献的财政思想家，又是现代公共财政学的开山鼻祖。他在西方财政思想发展中的历史贡献，相当于中国财政思想史中的孔子。色诺芬所提出的公共财政思想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公共财政收入方面，色诺芬讨论了如何扩大农业收入、矿产收入、旅游收入、租税收入、捐输收入和租金收入等问题。认为雅典的传统财源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如农业、石材、银矿、旅游等，同时要积极地开发新的和国外的财源，如运用优惠政策吸引外国人来雅典居住、贸易和开矿，增加公隶的数量，增加捐税和租金的收入。还第一次提到了包税问题。
第二，在财政支出方面，讨论了如何保证和安排战费支出、建设支出、治安支出和祭祀支出等问题，说明了这些公共支出的安排对于公共收入的增加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强调政府在保证行政经费之外，应该分轻重缓急，逐步增加基础设施(如公共建筑)、基础产业的建设，为雅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创造条件。把宗教设施也列入其中，这反映了早期公共财政思想的特征。
第三，在预算管理方面初步论述了复式预算问题。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并讨论了复式预算的范畴，明确了经常收支和额外收支的各自对应关系。
通过对色诺芬公共财政思想体系的初步探讨，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西方财政思想家从色诺芬、斯密到凯恩斯都是主张公共财政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就是公共的财政，因为社会经济天然地分为公共经济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在色诺芬那个时代，公共财政收入在基本保证了公共行政支出(如色诺芬所谓的公共事务)需要之外，还必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公共的条件，如修筑公共建筑、开发公共资源，甚至在奴隶社会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公隶，以备私人矿产开发的需要，这是为了诱导私人增加投资，从而增加公共财政收入。在斯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的阶段，经过原始积累，私人投资十分踊跃，政府少干预和保持“夜警政府”的形象就足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凯恩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利用政府投资的乘数和加数效应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本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有些国家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运动只是为了提高基础设施的效率，并不排斥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公共财政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财政包办一切，这是特殊时代与短时期内建立工业化体系的需要，随着这一基本任务的完成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财政应该自动归位，回到公共财政的正确轨道上来，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办好“公共事务”和搞好“公共工程”上来。因此，我国过去越位搞“国家财政”是必要的，现在退位搞“公共财政”是正确的。
①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80页。
民法典财产安全篇8
论文关键词 法国民法典 内容特点 民法法典化
拿破仑在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的时候，曾经这样的评论过自己：“我的光荣，并不在于赢得了40次的战役，因为滑铁卢一役便使这些胜利都黯然失色了。但是我的民法典并不会被遗忘，它将永世长存。”
的确，《法国民法典》确实永世长存了，《法国民法典》颁布于1804年，在法兰西这片充满了浪漫理想与理性激情的国土上，历经了两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依然沿用至今，时间充分证明了飞《法国民法典》适应时展的顽强的生命力量。历史的发展也正好印证了拿破仑说的话。《法国民法典》是西方民法史上功绩卓绝的“骄子”。
从中国民法的现状来看，不难发现，现在我国的民法立法与理论的发展是相当快的，不仅制定了大量的民事法律，而且也及时的修改了不适合当下经济环境发展需要的民事法律，同时最高院也出台了不少的司法解释。但是市民社会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诚信等等理念支撑下的运行机制，必须有民法典将之具体化、系统化，并使之深入人心，从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没有市民法典的法治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建立一部体系科学、完整、内容健全、缜密的民法典，将是中国目前和今后法制建设的重要的内容。
一、法国民法典概述
（一）还原其法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
《法国民法典》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制定出来的，任何的事物都有其产生的环境，产生的过程，《法国民法典》的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纵深的，其中有政治、文化、经济、思想观念的重大的变革。
在政治方面，法国路易十六当政期间，当时的政体不仅专制而且残暴，权利高度集中在国王的手中，可以遏制国王权利的很薄弱，此时的国家财政也陷入低迷，债务丛生，利息也十分的沉重。1788年，巴黎议会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当时，法国存在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僧侣，他们有自己的法律，收取什一税，不向国王付税；第二等级为贵族，占有庄园，向农民收取封建赋税，享有各种特权，中央政时很难向他们直接抽税。第三等级是平民，占全圜人口的94%，虽可自由置业，但收入低，遇灾荒年，生活极端窘迫。这三个等级，“僧侣有自己教会的律令，贵族有采邑法，人民有市政机关，一切都是个自己独立，互不相属，因为一切都是特殊。”1788年巴黎议会的通令迫使国王于1789年召集三级会议，以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在会上，特权者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第三等级早已不堪重负。三方不能公平磋商，发生骚动，旧体制下的政府组织纷纷瓦解。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陷巴士底狱，取得兵器与火药，并进攻贵族堡垒。至1792年8月3年间，计划走君主立宪之路，但未成功。1792年8月至1794年7月为恐怖时期，以各种革命理念为支撑的大屠杀大行其道。“1799年11月拿破仑兵变夺取政权，使法围由一个朝代国家发展成为地道的民族国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使新体制初步形成，其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所有人以公民称之，为《法国民法典》第8条的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政治权利创造了社会政治基础。
在经济方面，17世纪末至18世纪，因为受英美国家进行工业革命的影响，法国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得以快速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经仅次于英国成为英国的欧洲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原有的封建制度却在极大的阻碍自由贸易和经济的发展，这就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法律制度，并且建立一个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这就需要改掉旧的制度，改掉旧的法律与之不统一的地方。“拿破仑执政并没有采取共产模式，也未采取平分财产模式，而是在承认既定事实的基础上，确保个人自由和财产安全交易，乃明智之举。为《法国民法典》创造了稳定的经济环境，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二）《法国民法典》的思想内容特点分析
1.《法国民法典》的内容基本体现的是“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涉”的以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为其特色的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经济关系。在当时，资本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经济主要是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因此法典对农业财产，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制度予以了详尽的规定，对农业劳动关系包括耕畜租赁的规定就有二十多条，但是却很少涉及工业财产权，更无知识产权的规定，特别是没有规定法人的制度，但是对于雇佣的制度仅仅有两条。
2.法典贯彻了资产阶级民法原则，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法典极鲜明的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法的基本原则。具体有：
（1）体现了民事权利主体自由平等的原则。凡是成年的法国人都平等、自由的享有民事权利，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这就是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
（2）体现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法典对于所有权明确的定义强调了所有权具有绝对无限制的特性，对于所有权的范围，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可以扩张到该物体由于天然或者是人工而产生或者是添加之物，即添赋权。土地所有权包括其土地上空或者地下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无限制的原则，强调国家征用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得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
（3）契约自由的原则贯穿于契约的主体、订立、效力和形式、种类与内容和标的等一切内容。法典表明，契约一经有效的成立，不得随意的变动，当事人须依约定，善意履行，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都可以作为契约得以履行的保证。
（4）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过失行为为基础，即过失责任原则。
3.法典保留了若干的旧的残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传统法律制度。法典即确定了《人权宣言》和革命初期激进的立法原则和制度，有力的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继承了旧制度的若干与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相背离的条款。
4.法典在立法模式、结构和语言的方面，也具有其特殊性。法典在内容上以罗马私法为基础，恪守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的结构，采用法典形式，以合理的编排顺序，概括、明确和规范的语言，表达了其实用的技术风格。法典不设总则部分，不追求理论概括，更多的是规定了实际规范，措辞简洁明确。除了少数的条文中有“公序良俗”、和“善良风俗”的规定之外，法典尽量减少弹性概念，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二、法国民法典对中国制定民法典的启示
在人类的民法史上，《法国民法典》不仅是一部辉煌的经典，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骄子。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会对我国制定民法典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以下几点借鉴意义：
（一）通过对《法国民法典》的解读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立足与当下的国情与时代背景，及时的制定，适时的出台我国的民法典，以弥补我国民法典缺失的漏洞，将广泛而庞杂的民事权利一一加以确认，实现法律的权威性，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
（二）制定民法典一定要最大程度的去反映普通民众的需要，应该进行广泛的民间调查，全面了解各种风俗习惯
尤其是中国，中国地大物博，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风俗习惯可能都不一样，这就很有必要进行广泛的民间调查，这种广泛进行民间调查的方法有助于以后制定民法典最大的反映民间普通民众的需要，减少对少数民族的利益的损害，减少民族间的冲突。
（三）一个法典的制定，要保留若干有利于当下环境发展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传统的法律制度，有利于法典的稳定
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并非都是封建残余，其中也不乏有精华和闪光点，例如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忠孝”等等，在制定民事立法的时候都可以借鉴到其中。
（四）在编制体例方面
《法国民法典》采用的是自然顺序的编制体例，《法国民法典》师承于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的编制体例，它的内容安排完全是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展开的，先对有关于人的权利、身份、婚姻等等对于人来说最基本最贴切的部分作出规定，然后再涉及到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基础的财产，最后是人们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由近及远，由人及物，逐渐形成于一个完整的体系。
关于我国民法典的编制体系，我国现在有许多的争论，在梁慧星老师主编的《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中，把争论点归纳为三个模式，分别是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编纂模式；理想主义的思路编纂模式；现实主义的思路编纂形式。其实理想主义的思路编纂体例就是借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徐国栋老师就是这种观点，徐国栋老师实际上更加注重民法典之间各部分的重要性，徐国栋老师以“新人文主义”为标榜，主张我国因为历史传统的原因，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该更加注重民法典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主义色彩，应该借鉴与法学阶梯的三编制模式。我看了两个老师观点以后，我比较赞同徐国栋老师的观点，我国历史传统悠久，应该更加注重人文主义精神，而且《法国民法典》的编制体例更加自然，更加简易，是一个普通公民都会想到的自然顺序，更加人性，更容易为民众接受和理解。
（五）《法国民法典》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和弹性概念
措辞也比较简洁，法律语言也比较通俗易懂，正如拿破仑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曾说“：我有一个梦想，要让法国的农民能在油灯下读懂自己的权利。”中国制定民法典，应该借鉴《法国民法典》这点，语言要尽量的简洁，易懂，让普通的民众都可以了解法、懂法，这样才能守法。
（六）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不是面面俱到的
所以对于很多事情并不是可以全面预计到的，所以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应该参考《法国民法典》制定一些弹性概念、弹性原则，使有些法规具有刚柔并济的特点，这样对于一些相对于法典超前的行为，也可以根据刚柔并济的条例，有一些解释的空间。正如包塔利斯说的“法律的作用是从宏观上规定法的最普遍的原则。建立一些可以引申出很多结果的原则，而不是深入到可能出现在每个领域之问题的细枝末节。”法国民法典刚柔并济的技术运用可说正是以这种认识为其思想基础的。
（七）相对于立法体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秉承法国民法典的价值意义和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