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意识范文

民法意识范文第1篇

新中国成立之前，民法典的编纂历经了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北洋政府《民国民国民律草案》、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民法》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于1954-1956年、1962-1964年、1979-1982年三次起草民法典，委托九位专家学者成立了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目前学者在民法典采用大陆法系法典模式还是松散式，民法典应具有哪些内容和相关内容如何先后排列，体例上是采取德国五编制还是采用法国三编制，是否设立债权总则，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知识产权是否纳入民法典，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是否继续保留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论[1]。

二、对民法典编纂的主流观点

（一）肯定态度的观点

1.松散式汇编的思路

现有的2002年底出台的民法典草案，以江平教授的观点采取松散式罗列的方式汇编的民法典，不赞成大陆法系严格的体例，主要的理由在于民法典的编纂不是一劳永逸的工程，在实践领域民法的修改和补充是不可避免的，逻辑性和严格的体例会给今后的民法典修改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采取松散式的汇编方式利于民法典的编纂活动也方便民法领域的实践操作。

以松散式的汇编方式编纂的民法典，在我国民法领域带来的回声是不理解和难以接受，深受大陆法系严格的逻辑性的德国民法典的影响，民法给学者和民众的印象是不容质疑的权威感，而对于民法的尊严和实质是否采用这种教条的逻辑性和理论渊源才能保持和传承？我们在理论界的争执是否能给实践操作带来真正的便宜？采用德国式的民法逻辑和思维到底是习惯性的依赖还是真正的民法典编撰的出路？这是松散式汇编给传统民法典编纂思路带来的种种质疑。

2.新人文主义的编撰思路

厦门大学的徐国栋教授的新人文主义思路编纂民法典的方式，认为德国民法典最大的缺点考虑人少而重物，要求回归罗马法，赞同法国民法典，强调以人为主体，突出实体，突出人。徐国栋教授分析了“物文主义民法观”对我国民法典产生的影响，物文主义是一种民法调整对象理论和立法实践，作为一种理论，它基于以物为世界之中心的观点，强调民法的首要功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把民法解释为经济法，忽略民法的社会组织功能，并且要把民法的一切与财产法无关的内容都排斥出去[2]。物文主义的思想出自对民法理论研究的过分偏执，对民法的一种简洁主义思想，是理论界过分追求民法科学性的结果，其后果是缩小民法对私权领域的调整范围，我国学者在论证部门法是否应该回归民法典的问题上也有物文主义的倾向，对民法典编纂产生的影响是不利的。

对人文主义思想的编纂方式的赞同声寥若晨星，学者从徐教授的观点中看出了我国目前采用的民法渊源和思路的局限性，拿破仑法典最大的成就在于采用简单的语言让法律深入民心，对于私权的保护不像德国民法典的给人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民法的本质是调整平等主体的人的法律关系，民法是通过简单的语言深入人心还是严格的逻辑让人顶礼膜拜？是采用人本位还是物本位的思想才能更好地发展？是新人文主义思想带给学者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3.德国民法典模式的编纂思路

梁慧星教授坚持以德国五编制为模型，出发点是我国国民的习惯和法官的素质以及法学教育的现实，认为中国民法典必须按照大陆法法典制定的模式，坚持民商合一，以德国五编制为基础。梁慧星教授对民法学界存在的民法典编纂的方式、编纂的体例、是否保留物权债权的概念、人格权法是否单独成编、知识产权和涉外民事关系等方面的（责任编辑/范秀利）分歧都一一作了详尽的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

梁慧星教授的观点代表了现今民法学界对民法典编纂的主流观点和意见，虽然在细小的方面有一些争执，但在总体方面，梁教授的观点契合了现有的国情，顺应了大多数理论研究者和实践操作者的习惯，从我国对民法的研究历史出发，分析了大陆法系法典模式对我国民法发展的深厚影响，梁教授的研究肯定了我国民法研究的成果，坚持在固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编纂民法典，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褒扬和称赞。坚定的选择大陆法系民法典是否是今后民法编纂发展的主旋律？目前我国对大陆法系法律思想的吸收是否真的符合我国的国情？我们是否反思过，曾经走过的法治之路是否为明天的法治发展带来的都是好的影响，这种对外来法律思想吸收和继承的法律文化是否可以传承一个古老民族的优秀文化底蕴？这是德国民法典编纂思路带来的反思。

(二)否定态度的观点

1.从历史发展角度予以否认的思路

学者裴会涛对萨维尼历史法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萨氏学说主要是为了反对立法化和法典化时期自然法学派的立法理论[3]。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对法律的发现是以习惯为基础的理论为支点，反驳民法典制定的理论基础，是从纯粹的法哲学和法历史学角度分析制定民法典是法学发展的一种不正确的作法，对此学者高富平也在文章中提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法典编纂工作或者是强有力的政治统治者组织推动的结果，或者是政权同意后作为巩固统一政权的必要步骤，每一步法典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事件和社会背景的产物，它以强有力的集中通过的政治权利的存在为前提条件[4]。

从法学发展的历史角度分析，法典的编纂不是以法学自身发展为需要，而是以权力角逐和政治斗争为导向，从此角度对法典化的进程全盘否定，认为法典化对于法学发展没有起到任何推动作用，但此种观点却忽视了法学在社会学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法学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因素，法律是政治的亲密伙伴，政权通过法律维护其统治，在实践操作中法律的社会学价值在统治阶级的强制力保障中得以体现，民法作为私法领域的重要法律不可能脱离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发展表明法典化的进程不光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体现，更是法学领域发展和传承的必要手段。

2.从我国目前民法理论发展水平角度予以否认

以武汉大学法学院余能斌教授的观点，我国民法典编纂有太多理论方面的纷争，我国民法的研究起步晚，单行法制定的质量不高，克服大而全的缺点，制定民商法律总纲，从而取代制定民法典，以避免浪费司法资源。构思出制定民商事法律总纲的基本框架，细化了其对民商事总纲的主要想法，可操作性很强，对我国目前的立法的指导思想进行分析，在实现中国民商法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维护正义与公平、保护人权、促进和保障经济发展，适应社会关系变化的要求利于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整[5]。不拘泥于民法典的方式调整民法领域民事关系，用总纲来规划来看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从操作的角度来说，民商事总纲的价值在于将民商事法律关系调整的理念简单的贯彻，但是民商事总纲的价值是否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立法指导思想是否通过一个简单的总纲能够全面的概括和体现？这种方法是否会得到实质的操作？是我们要思考的内容。

三、从各种观点浅论当下的民法意识

民法典的编纂在民法学界掀起了一股理论研究的热潮，关于民法典编纂的各种学说和理论研究成果很多，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现今我国民法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学者们从大陆法系的民法模式中能够有效的汲取先进的理论思想，反思民法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民法典的编纂更能够有效地促进民法理论的学习和深入研究。

目前在我国，不容忽视的现状是理论研究的高端化和民众民法意识淡漠化的巨大反差，正如反对制定民法典的学者所坚持的思想一样，民法对于我国民众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受传统法治思想的影响，提到“法”大家想到的最多的是“开刀问斩”，我国古代所有的法律关系都是以刑法作为其强制力保障的，民事法律关系也是通过刑事制裁来达到其保障的目的，民法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民众对于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责任的认识是相对困乏的，我们现有的民法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引进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国至今没有形成本土的法律文化，很多制度是盲从吸收而来，造成的观念冲突也是频频发生，从现有的状况分析，民法观念在我国的普及还是远远不够的。

结语

民法意识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是产生过程性违宪风险的背景性原因，过程性合宪是“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的必然要求。“合宪性推定”是《侵权责任法》立法程序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取向。《民法通则》是宪法意义上的民事“基本 法律 ”，而《侵权责任法》是宪法意义上的民事“非基本法律”，因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侵权责任法》具有立法程序意义上的合宪性。未来

我国《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由于该法一直被认为是与《物权法》、《合同法》并列的民事基本法律，因此其未能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社会上和学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对此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王胜明副主任在当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会上作出的解释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复研究认为，《侵权责任法》从实际内容看是在《民法通则》等法律的基础上制订的。《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订的，在此之后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侵权责任法》是对《民法通则》等法律的细化、补充和完善。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常委会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法》。”[1]王胜明副主任的解释，只能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确信《侵权责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程序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但未正面回应《侵权责任法》到底是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法律”。而从徐显明教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时，建议《侵权责任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意见和理由来看，[2]该问题仍然具有详细说明的必要。

联想到2005年物权法草案的“违宪风波”[3]，笔者认为，“民法典”分编起草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宪法意识。民法学界对于“民法典”分编起草过程中存在的合宪性质疑，都应该予以正面的合宪性论证。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为“民法典”分编起草可能产生的合宪性瑕疵，同时也有利于民法学界宪法意识的提高。本文将对《侵权责任法》制定程序的合宪性问题作出正面回答，并试图对“民法典”分编起草过程中应有的宪法意识作出框架性的分析，以期对未来《人格权法》、《债法总则》的制定和“民法典”的法典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合宪性问题作出预防性的风险提示。

一、“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是产生过程性违宪风险的背景性原因

1。重新审视“批发”改“零售”的“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8月15日的《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到1982年5月1日的《民法草案》(第四稿)，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一直是按照整体起草“民法典”的模式在进行。在即将提 交通 过的时候，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的讲话改变了进程。据江平教授回忆，该次讲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农村 的改革我们大体已经知道了走什么方向，但是城市里面究竟怎么搞，国有 企业 走什么路， 经济 将来到底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没有一个最后的定论，或者说明确的方向。在城市改革还没有明确方向的情况下，搞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无所不包的《民法典》，符合不符合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搞一部无所不包的《民法典》，可能是不切合实际的，甚至是束缚改革的。[4]随后，立法计划发生变化，立法机关决定改采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具备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针，[5]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批发”改“零售”的“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可以设想，如果《民法草案》(第四稿)能够在随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批发”通过，就和1979年《刑法》一样，不会存在“零售”通过可能存在的过程性违宪风险。

2。过程性违宪风险包括内容与程序两个方面。笔者所谓的过程性违宪风险，是指“民法典”在分编起草过程中可能产生违宪性瑕疵的立法风险，包括内容和程序两个方面。在内容方面，因为各编通过的时间不同，可能存在立法依据、条文表述方面的差异。而我国《宪法》自1982年通过以来，已经经历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不同时期的“民法典”各编起草所依据的宪法文本也可能略有不同。尤其是关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表述的改变，对于“民法典”各编的起草影响较大。2005年物权法草案“违宪风波”涉及的就是这种违宪风险。在程序方面，由于“民法典”并未能一次性通过，或者像“中华民国民法”各编一样，在较短时间内连续通过，[6]就存在立法机构未按照《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对“民法典”各编进行审议的程序风险。

3。过程性合宪是“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的必然要求。在立法机关决定不再追求整体性通过“民法典”之后，就应该认识到这种“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可能产生过程性违宪风险。那么，对于“民法典”分编起草的合宪性要求，就应该不低于甚至应该是高于整体起草模式的要求。要确保“民法典”能够按照基本法律的立法程序起草，从理论上可以设计两条立法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分编按照基本法律的立法程序通过，最终通过编纂或者法典化的方式形成“民法典”，这种模式的过程性违宪风险主要在于内容方面。第二条路径是，分编按照非基本法律的立法程序通过，最后通过法典化形成“民法典”，这种模式的过程性违宪风险存在于内容和程序两方面。遗憾的是，立法程序的合宪性问题一直未能成为民法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从“民法典”各编的通过程序来看，也不能明确地看出立法机关对此问题有计划性的安排。《侵权责任法》立法程序的争议，不过是这种欠计划性的体现之一而已。

二、《侵权责任法》的“非基本法律”地位与立法程序的合宪性

1。“合宪性推定”是《侵权责任法》立法程序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取向。所谓合宪性推定，是指作为一种宪法方法，旨在进行合宪性控制的过程中，对制定法首先在逻辑上推定其合乎宪法，除非有证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该行为明显超越了合理的限度而违反了宪法。[7]对于《侵权责任法》立法程序的“合宪性推定”，是《侵权责任法》立法程序合宪性解释的基本取向。对于《侵权责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这一立法程序，我们需要对“《侵权责任法》是否是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法律”，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从合宪性推定的基本取向出发，我们首先要试图论证《侵权责任法》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法律”。如果没有任何符合宪法规定的论证方式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才会考虑《侵权责任法》是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法律”。

2。《民法通则》是宪法意义上的民事“基本法律”。所谓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规定或调整国家社会生活中在某一方面具有根本性和全面性关系的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我国《民法通则》不但具有独特的名称和体例安排，而且具有特殊的 历史 地位，其“基本法律”地位需要作出进一步分析和确认。

在决定对“民法典”采用分编起草模式后，首先通过的是《民法草案》(第四稿)中独立成编起草、较为完善的《继承法》，[8]之后开始考虑起草“民法总则”。 1985年6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了一系列“民法总则”座谈会，198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了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讨论稿)》。[9]随后，经过商议，将“民法总则”改称“民法通则”。可见，《民法通则》这个名称不是充分酝酿后的决策，而是在短时间较快达成的共识，[10]意在对该法特殊的体例和内容作出概括。

从《民法通则》的内容来看，第1章“基本原则”、第2章“公民( 自然 人)”、第3章“法人”、第4章“民事法律行为和”、第7章“诉讼时效”和第9章“附则”的内容属于“总则”内容；第5章“民事权利”第1节“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属于“物权编”内容，第2节“债权”包括了“债法总则”和后来《合同法》的部分内容，第3节“知识产权”勾勒出了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基本轮廓，第4节“人身权”事实上并无身份权内容，包括了“人格权”的主要内容；第6章“民事责任”采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一并规定的模式，前者后来纳人到了《合同法》中，后者就是《侵权责任法》的雏形；第8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属于国际私法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民法通则》在内容上远远超越了“民法总则”的范围，已经构建起了“民法典”的基本结构，只是“民事权利”一章在内容上略显简单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确认，《民法通则》是“民法典”采用分编起草模式背景下的过渡性民事“基本法律”。

3。《侵权责任法》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民事“基本法律”。我国《宪法》第62条第3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立法法》第7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从《宪法》和《立法法》的字面意义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应该确定不是“基本法律”。

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被认为是“民法典”组成部分的民事法律，在《侵权责任法》之前还有4部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1)《涉外经济合同法》于1985年3月21日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技术合同法》于1987年6月23日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3)《收养法》于1991年12月29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4)《担保法》于1995年6月30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我们可以推断，立法机关已经不自觉地选择了“民法典”分编按照“非基本法律”的立法程序通过，最后将通过法典化形成“民法典”的立法路径。应该明确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不能一概称为“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物权法》的确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民事“基本法律”，[11]而属于“非基本法律”。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常制定“非基本法律”在先，制定“基本法律”在后。

4。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侵权责任法》具有立法程序意义上的合宪性。2002年12月23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可以作为确定我国“民法典”内容的正式文件。该草案包括九编，其中第八编是“侵权责任法”。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其它文件也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进行的审议，被视为对《侵权责任法》的第一次审议。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侵权责任法》是未来“民法典”的一部分，而非“民法典”本身。

从合宪性推定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宪法》意义上的刑事、民事的“基本法律”应该是指《刑法》和“民法典”。作为过渡性的民事“基本法律”，《民法通则》是宪法意义上的民事“基本法律”。而作为未来“民法典”一部分的《侵权责任法》，由于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民事“基本法律”，完全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通过。这种立法程序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学界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侵权责任法》的质疑，主要是基于近10年来《合同法》和《物权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具有同样地位的《侵权责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这一立法程序反差提出的，属于妥当性问题而非合宪性问题。

三、

(三)立法精神的合宪性—形式性与实质性

“民法典”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立法精神上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这是“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的立法合宪性要求。2005年物权法草案“违宪风波”中关于《物权法》没有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违宪指责，就属于此类。对于立法精神的合宪性判断，在“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下，需要考虑判断对象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众所周知，民法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前者专指系统编纂的民事立法即“民法典，’；后者则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法律 规范的总称。相应地，在“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下，“民法典”的组成部分也存在实质性与形式性的区分。例如，形式意义的物权法专指((物权法》，而实质意义的物权法则是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物权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包括《物权法》，还包括《民法通则》和《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农村 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中的物权法规范。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笔者在物权法草案“违宪风波”中曾经指出，《民法通则》已经规定了“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如果承认《民法通则》的合宪性，就应该承认实质意义上物权法的合宪性。但如果未来通过法典化的方式编纂“民法典”，是否在“总则”或者“物权法”部分保留该表述，是值得斟酌的问题。[14]

(四)法律修改的合宪性—全面性与部分性

在我国的民事立法实践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民法典”相关部分的修改，如1998年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定》和2001年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均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立法法》第7条第3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从《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无论是否是基本法律，都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并“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在“民法典”分编起草过程中，需要区分部分性与全面性的补充和修改。

2009年8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将《民法通则》第7条修改为“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 经济 秩序”，并删去第58条第1款第6项。这属于根据《宪法》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修改后的对应性部分修改。事实上，该决定涉及的数十部法律，不少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修改的幅度也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婚姻法》的修改则具有全面性，值得反思。有学者指出，1980年《婚姻法》原有37个条文，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修改了21个条文、增加了17个条文、删除了1个条文，分别占原条文数的56。76%，45。95%和2。7%，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条文数的105。41%。毋庸置疑，这种大范围的修改已经很难用“部分补充和修改”来描述，而将其定性为“法律的重新制定”更为恰当。[15]在未来“民法典”正式制定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编通过的“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任何修正，都应该尽量保持在“部分补充和修改”的范围内。

(五)法律解释的合宪性—限缩性与扩张性

在法律解释适用上，也存在合宪性问题，例如《物权法》第166条规定：“需役地以及需役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部分转让时，转让部分涉及地役权的，受让人同时享有地役权。”仔细对文句结构进行分析，本条前段实际上描述了两种法律事实，即“需役地”的部分转让和“需役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部分转让。我国((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可见，“需役地”的部分转让与《宪法》的规定存在文义上的表面矛盾。《物权法》第167条对于“供役地”部分转让的规定同样存在类似的疑义。从合宪性解释的取向出发，笔者认为，《物权法》第166条和第167条所谓“需役地”、“供役地”的部分转让不包括土地和空间，应该采用限缩性的解释，专指建筑物，这样便能够化解这两个条文与((宪法》的表面矛盾。但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这两个条文乃至整个“用益物权编”的确存在“不动产即土地”的定势思维，在未来《物权法》的修订或者“民法典”法典化过程中，应该加强建筑物用益物权的设计。[16]

对《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列举的民事权益类型范围，则应该进行扩张性解释。该款规定缺少了对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规定，而《宪法》第38条和第37条对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分别作出了规定。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第3项规定：“ 自然 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来看，该司法解释的依据应该是《宪法》。那么，应该认为，宪法上规定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是被“等人身、财产权益”所包含的。在未来《人格权法》的起草过程中，立法机关应该 参考 学者对宪法上人格权予以全面保护的建议，[17]特别注意对《宪法》规定的人格权进行全面列举，避免任何遗漏。

注释:

民法意识范文第3篇

2、依法行使民-利，依法履行法定义务

3、增强公民宪法意识 提高公民法律素养

4、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5、增强宪法观念 推进依法治国

6、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7、普及法律知识 构建和-谐社会

8、弘扬民-主法制精神 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9、推进依法治市 努力建设法治城市

10、增强宪法意识，推进依法治区

11、高举宪法旗帜 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

12、推行权利清单 有权不可任性

13、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14、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日活动

15、依法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16、手牵手，共创法治社会；心连心，同做守法公民。

17、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8、增强全民宪法观念和宪法意识，保证宪法的正确贯彻实施

19、夯实基础、信息支撑、源头治理、法治守护、人民满意

20、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21、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昆明大家受益

22、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23、依法行使权利 自觉履行义务

24、维护宪法权威，增强权利义务观念

25、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6、推进依法治区，打造平安双清

27、实行依法治国 坚持执政为民

28、学习 贯彻十七大精神，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29、宣传安全 法规，普及安全 知识；

30、宣传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31、依法治国，执政为民

32、学习宣传宪法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33、法制宣传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34、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治观念

35、增强法制观念 建设法治政府

36、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

37、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38、和谐与文明同在 法治与发展共存

39、百行德为首，万事法为先

40、学法用法，依法维权

41、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

4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43、弘扬宪法精神 构建和-谐社会

44、知法守法用法，共创美好和谐

45、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办事

46、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47、弘扬法治文化 传播法治文明

48、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49、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50、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深入推进依法治市，为建设法治昆明而努力

51、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加速实现奋力崛起

民法意识范文第4篇

1、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依法治市进程。

2、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

3、深入开展“法治进机关”活动，推进克拉玛依市法治化进程。

4、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5、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们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

6、弘扬法治精神，构建和谐新疆。

7、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

8、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9、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律素质。

10、美好家园离不开法治保障。

11、深入宣传法律法规，全面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12、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

13、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

14、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15、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16、增强宪法意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17、加强“法治六进”工作，大力推进“平安建设”.

18、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19、认真贯彻宪法精神，提高全民法治观念。

20、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1、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22、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23、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24、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25、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26、维护法律尊严，打击违法犯罪。

27、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8、中华人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民族团结的义务。

29、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30、认真开展“法治进机关”活动，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3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2、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33、遵守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

34、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35、大力开展“法治六进”活动，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36、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民法意识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的宪法意识，公民意识教育实质是公民的宪法意识培养，是从深层次推动公民对宪法精神与内容的理解、认同和情感培养。通过对宁夏公民宪法意识现状的调查，分析公民宪法意识和公民意识的一致性、公民宪法意识对公民意识的影响，提出了推进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公民的宪法意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宪法权威的树立和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更决定着一国公民意识的强弱和公民意识教育的推进。多年来，大家虽然都比较关注我国公民宪法意识问题，但是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20o2年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曾带领课题组在全国范围进行过一次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活动，各个省区关于公民宪法意识的调查和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对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这样地处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宪法意识现状与全国相比既有相同点，又有一些特性，本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选取了宁夏各市县区5l6位公民，对其宪法意识水平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一、公民宪法意识和公民意识的一致性

公民宪法意识是公民对宪法现象的心理活动，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公民对宪法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综合反映，包括人们对于宪法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宪法地位和功能的认识程度、以及对基本权利义务和行使状况的感受等。公民意识则是指身份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感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其实质是强调一个人在社会、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及个人对自己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一般而言，公民意识有三层含义。首先，公民意识是一种归属意识，是身份上隶属于一个国家的人对赋予自己某国公民的国家的归属意识。其次，公民意识是一种权利和义务意识。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样，任何公民都要对国家履行义务，公民意识反映的是身份上隶属于一个国家的人在全面认识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规定的基础上，具体要求国家保护其各项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在受到侵害时能要求保护并依法得到救助；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决定公民必须意识到隶属一个国家的公民要明白自己对国家和其他主体的基本义务，自己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能浸害其他主体的利益，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最后，公民意识是一种平等意识。公民意识要求公民认识到身份上隶属一个国家的人有权力要求国家给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法定权利的保护，不因种族、身份、性别、地域和年龄等个体因素不同而有所差别。由此可见，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的宪法意识，二者具有一致性。

首先，二者都要普及宪法知识和宪法理念。宪法知识是公民意识和宪法意识形成的基础，没有宪法知识，公民就不可能形成宪法意识，也不可能产生以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等为核心的公民意识。宁夏公民宪法知识比较欠缺，调查中能够正确回答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数仅占57．7％；73％的人能够准确回答国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能够准确回答我国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占57．7％；只有53．9％的被调查者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关于宪法理念，本次调查主要围绕公民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及宪法诉讼问题进行的。对于宪法是规范政府权力并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和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应该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的认识，同意的只占45．5％；而对于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应该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只有53％的被调查者同意。大部分公民不知道宪法具有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力是无限大的，没有法律能够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对于宪法应该进入诉讼领域的认识，只有38．1％的被调查者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

其次，二者都要使宪法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人们熟悉并感受到宪法给他们带来实惠，是他们参与国家权力运行的依据和权利救济的有力手段，才会主动学习并积极运用宪法，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调查中公民认可的宪法作用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保障公民权利占76．6％；规范国家权力占63．8％；确认公民权利占65．6％。由此可见，公民已经在切实感受到宪法规范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连，公民在自觉维护宪法的过程中必然能够增强宪法意识和公民意识。

最后，二者都要重视发挥司法机关在宪法实施中的积极作用。公民宪法意识和公民意识培养的最有力方法是让公民在司法活动中感受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司法机关能够依宪法行使权力，特别是在司法活动中通过适当的方式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成为司法活动的基础并成为司法判断的基本准则和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手段，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宪法是法，是根本大法，是维护和救助公民权利的最后手段。在调查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效保护的机关时，选择“人民法院”所占比例最大，为68．9％，该结果表面反映出公民对法院工作的认可和信任，其实质反映了人民法院能够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权利。但是凋查中只有38．1％的被调查者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域，可以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结果既与我国现行的相关制度有关，也与公民对于法院是否能够准确依据宪法精神判案持怀疑态度有关。

二、公民宪法意识对公民意识的影响

1．影响权力主体意识的培养。国家权力形式上是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凭借国家这种特殊的强制力，对其他阶级或者个人进行制约的能力。从本源讲，国家权力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产物，是公众授权的结果，在近现代社会，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委托给依法成立的各类国家机关，由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从这点看，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职权不是权利，只是义务。在权力运行中，法具有其他任何规则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民主国家，法即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以体现自己意志的法来授予并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最终达到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公民关于国家权力问题的宪法理念直接影响公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体意识，调查中对于“宪法是规范政府权力并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的认识，同意的只占45．5％；而对于“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应该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只有53％的被调查者同意。大部分公民不知道宪法能够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力是固有的和无限的，没有法律能够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其结果必然导致公民对于国家权力运行懒于参与和监督。

2．影响强化宪法作用意识的培养。“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除了规定国家的根本政治、经济等制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公民权利的确认和国家权力的规范”。“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理离不开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可能异化而反过来侵犯人权，人类发明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方法，即制定并实施宪法。”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使权利和权力之间保持协调和平衡是宪法故有的永恒不变的精神。对于宪法的具体作用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是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和确认公民权利，该结果表明宪法是法，是规范国家权力的根本依据和最广泛主体的根本行为准则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调查中认为影响宪法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是公民宪法意识不强、宪法宣传教育不够和宪法对公民个人作用不具体，分别占65．4％、62％和56．8％。公民认为“宪法对公民个人的作用不具体”，说明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的问题；而“宪法宣传教育不够”和“宪法意识不强”本身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反映出宪法普及程度距离其作用的真正发挥还很远，远远没有达到让宪法贴近人们生活的目标，影响了公民对宪法作用的认识和评价，不利于宪法规范权力、推动法治和强化责任等作用意识的培养。

3．影响法治理念意识的培养。对国家而言，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即政府和官员只能依照法律来进行管理和行使职权，而不能将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依照这种理论建立的政府体制是民主的政府体制，政府的权力是在取得人民同意的基础上经过宪法授予的，宪法既给政府授权又限制权力。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调查中公民普遍认为，当前权力腐败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并认为造成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干部自身素质差”、“权力缺乏制约”和“公民民主意识不高”。在“权力至上”和“官本位”观念影响下，如果权力缺乏制约，必然产生腐败，影响了公民法治理念的培养和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精神的培养。

4．影响权利义务意识的培养。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基本来源和根本保护手段，对于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构成了整个宪法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良好的公民素质要求每个人应当对宪法和法律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有充分认知，明白国家通过立法赋予他们权利并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并履行法定义务。关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入宪时间，近70％的被调查者选择“不知道”，这虽然与人格尊严的抽象性有关，更主要的是与公民维护人格尊严的意识比较淡薄有关。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污蔑陷害”。这是我国现行宪法总结了“”中大量侵犯和蹂躏人格尊严的惨痛历史教训，并参考了国外主义的经验所作出的一项规定，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实际上公民没有给予这一问题应有的关注。并且，公民对国家机关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满意程度比较低，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两项合计占35．8％。随着时代进步，国家对于公民权利从各方面都给予有力保护，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既要受到国家立法质量不高的影响，又受到公民权利义务意识淡薄的不利影响。在关于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效保护的机关，68．9％被调查者选择“人民法院”，近30％的公民选择“人民政府”，部分公民认为政府是无所不能的机关，其职权没有界限。公民权利义务的宪法意识水平，不仅会严重影响公民对自身各项权利内容的把握和正确行使，也会阻碍公民对自己法定义务的正确认识和履行，对于其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非常不利。

三、推进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1．扎实普及宪法知识。在对宪法宣传教育统筹协调的基础上，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开展普及宪法知识的活动；并且通过传播宪法观念，让宪法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公民的生活，使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宪法与个人利益相关，使他们在熟悉、掌握、运用宪法知识过程中不断对宪法有所诉求，在运用宪法实现利益的实践中增强对宪法精神的理解。:

2．加强主体意识教育。主体意识教育本质是公民意识教育，内容既有公民权利保障和配置国家权力的思想，又有对社会共同价值的认同和宪法价值与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在对宪法精神与内容理解的基础上，强调个人在社会、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及个人关于主体地位的认识，其核心强调受教育者正确认识个体与国家关系、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以发展国家和社会为己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3．保障宪法实施。保障宪法实施，不仅要维护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更要使特定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能树立保障宪法实施的意识，特别是司法机关要树立宪法权威，在司法活动中准确贯彻宪法精神并使其成为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和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手段。同时，保障宪法实施也要发挥全体的积极作用，发挥他们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和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宪法的作用，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自觉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良好氛围。

民法意识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公民教育；公民法制教育；公民教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2）05－0040－03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已经逐渐转型为公民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理应将公民意识、公民权利作为公民法制教育的核心。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小学生法制意识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以准确把握中小学生公民法制意识的现状，从而为提出有效的教育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一、传统型法制教育与公民法制教育

传统学校法制教育是指，通过传授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案例等途径，教给学生法律知识，帮助学生了解法律常识，学会遵从法律制度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强调对社会的遵从和对法律的依赖。而公民法制教育则是基于“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不仅让学生了解法律，更要唤醒他们督法、立法意识的教育。知识经济、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当前普法教育的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1]我国的法制教育必须适应时展，拓展教育内容，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公民参与是支撑法治运行的主体力量，对我国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立法、执法环节的推动作用。公民参与立法能够表达与平衡多元化的利益，推动法律的民主化进程，提高法律的合法性；[2]公民参与执法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实效性，增强法律的开放性及其自我修正机能。

要推动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实现法制教育由“管理型法制”向“权利型法制”的转变，[3]就必须区分二者在目的、理念上的不同。“管理型法制”是指强调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及其理念的总称，这样的法律是治民之法，强调对社会的管理；所谓权利型法制，是指通过“权利――义务”的平衡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承认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尽管我国已开展数次大规模普法，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法制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相当多的地方只是简单发放法律宣传画册或者举行法制教育的讲座，观摩一两次法庭审判等。同样，学校法制教育的理念也比较落后，注重知识的灌输，只让学生了解法律规定了“不能做哪些事情”，而不是让他们明白法律规定的“你们有哪些权利”或者“你们可以做些什么”。可见，学校贯彻落实公民法制教育的新理念，将公民法制教育的模式从“传统法制教育”转变为“公民法制教育”，从小让学生树立良好的法制观念，逐渐培养守法、督法、立法的意识，已刻不容缓。

二、调查对象的确立

课题组对杭州市11所中小学（含职业中学）的在校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总人数为4134人，回收有效问卷4063份，其中小学1466份，初中1973份，高中624份。本调查参考《中国公民意识调查问卷》[4]，将公民意识划分为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公正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五个维度。每个维度设计相应问题，调查学生的态度和看法。回答分为非常赞同、赞同、不赞同、说不清四个等级。问卷回收后进行数据编录并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于问卷中“法律意识”维度的内容。

三、调查结果的分析

法律意识不仅表现为公民知法、懂法、守法，而且体现在公民参与法律的制定过程、监督法律的执行过程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是我国实现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中小学生初步具备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

调查显示，中小学生已初步具备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见表1），其中对“如果你发现学校某项规定不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你愿意提出质疑”这一问题的回答，小学生和初中生选择“非常愿意”或“愿意”的比例分别达到87.2%和81.8%；对“如果很多人都不遵守某项法律，你也可以不遵守”的选择，持“不赞同”观点的高中生比例达75.8%。由数据分析可知，中小学生已形成了一定的法律意识，懂得遵守法律，懂得运用《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切身利益，在学校规定与法律相悖时，懂得提出质疑，维护权利。

（二）小学生较初中生更愿意举证好朋友违反校规，法律意识存在年级差异

对“如果你的好朋友违犯了校规，你愿意举证他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如表1所示：小学生表示“非常赞同”或“赞同”的比例是75.7%，初中生所占比例仅有56.9%，表示“不赞同”或“说不清”的小学生比例是24.3%，而初中生却是43.1%。

面对朋友犯规，小学生较初中生更愿意举证，这与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有关。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9-15岁儿童的同伴关系处于亲密的共享阶段，这时的友谊有强烈排他性，孩子们懂得忠诚、理解是友谊的基础，经常互相倾诉秘密、互相帮助。同伴相处时间已超过家庭及别的一切社会关系，集体作为同伴互动的社会背景，重要性日益增加。因此，初中生更看重同伴关系，而选择不举证违反校规的好朋友。

（三）中学生宪法意识较薄弱

从表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分别有41.4%和48.9%的初、高中学生认为，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范围处理问题，另有17.2%和13.8%的初、高中学生无法做出判断。有将近一半的学生赞同这一观点。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可见，当今中学生的宪法意识比较薄弱。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有关。在中学生甚至在成年人心中，“法律高于一切”的信念尚未完全树立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对“遇到违法案件能私了就私了”这一问题的回答，有5.8%的高中生表示“非常赞同”，15.7%的高中生表示“赞同”，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高中生较初中生、小学生而言，其社会化程度更高，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深，选择赞同私了违法案件就不足为奇了。

四、引导学校公民法制教育的主要路径

（一）教学路径

在加强公民法制教育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认清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树立公民法制教育的新理念。教师在法制教育的过程中，要不断唤醒学生公民权利意识，培养学生的法律技能，即遵法、督法、立法的意识，并以此作为学校公民法制教育的根本目的。教师更要清醒地意识到，公民法制教育目的的实现，不是仅靠背熟法律条文、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观摩几次庭审就可以的，它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师生之间的交往，教师向学生传授法制知识的同时，还要教会学生如何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唤醒学生督法、立法的意识，促进学生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使学生能够认识到每一个公民都是法律的权利主体，而不仅仅是义务主体。

（二）管理路径

在学校管理层面上，给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参与学校各项制度的制定和日常管理，是实现公民法制教育的主要途径，这对于学校公民法制教育的开展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学生参与学校立法能更好地促进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学校法规的权威性；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有助于提高学校法制教育的实践性，增强实效性；学生参与监督法规的实施，有助于加强法制教育的参与性，提高法规的修正机能。比如，设立校长信箱、学生法制委员会、学生智囊团等都是很有效的手段，能为学生今后积极参与社会法律管理奠定基础。

（三）生活路径

学生通过参与实际法律生活介入社会管理，一方面可认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提高立法、督法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基于管理者、参与者的角色，对社会管理、法制运行会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学生普遍具有强烈的参与法制管理的热情，但由于条件限制而缺乏有效的参与途径。因此，学校如能为学生提供走进生活，践行法律的机会，对学校公民法制教育的有效开展会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例如，在公共设施保护、公民环境治理等领域，可以适当组织学生参与管理、配合、监督法制工作人员等活动。 尤其是学校所在社区，更是学生生活实践的场所，学校要努力取得社区人员的配合，让学生参与到社区的法制建设中去，在实践中感受法律的权威性，切实体验作为公民在立法、督法方面的责任。

公民参与途径的拓宽与参与权利的保障，是实现公民法制教育的重要前提。创造条件让学生积极投身公共管理，不但能提升其公民参与热情，而且能更好地培养其公民法制意识和法制技能。

参考文献

[1]赵俊林.时展与我国公民法制教育内容的拓展[J].中国司法,2006,12.

[2]李泽.公民参与法律推动法治秩序的运行[J].法学与实践,2009,1.

[3]蔡俊彬,刘杰文.论公民法制教育理念与模式之转换[J].法制与社会,2010,29.

民法意识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宪法意识司法化调查实践宪法监督

一、前言部分

在今年暑假中，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校举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我们把此次活动作为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作为“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及构建宪法司法化可行性探究”课题小组的组长，组织策划了此此课题运作。其实选这个课题题目时，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初步设想和规划的，因为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思考点，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这个点扩展到面，让一些想法得到验证和开拓我在这个问题的思考领域空间。

我们在暑假初便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对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四名成员组成这个课题小组，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活动充分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不仅学到了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们的协作配合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我们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本次有关我国在校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的目的，是想客观地了解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宪法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然我们把宪法司法化这一问题作为调点，研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这次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具有代表性大学群体，收集了较为客观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研究依据。为了客观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本次计划项目将进行一次较为详实的调查。

通过设计合理科学的调查问题，并针对统计后数据进行分析，为定量分析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在我国是否能进入宪法司法道路的构想等工作内容，目的是准确评价在高校内我国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四、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2]。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3]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五、指导老师评价

在这次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还邀请了何琳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她给我们的研究项目作出了以下评价：现行宪法实施20余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暴露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宪法的司法化，公民宪法观念的培养，宪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其中思想层面上的宪法意识的培养与制度层面上的宪法司法化问题是尤为重要的。本项目可以说较好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中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不可及的理想而已。该项目采取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这种新颖的方式的宪法意识调查，并进而探讨构建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这在理论上具有新意，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的参与者认为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并认为建立宪法司法适用性体制，是强化宪法实施的有效措施，就此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捕捉了当前社会的“敏感点”，具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训练计划项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增强了研究问题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前社会进行探究。是一份很有新意的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全力去支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我们从对比法入手，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际操作。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最高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由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适用宪法，显然是越权了。这与中国议行合一原则不符[4]。其二，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现在有些方面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应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其三，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款，既是强调了宪法在审判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的必要形式。

[参考文献]

[1]韩大元、王德志合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J]，政法论坛，2002，6；

[2]]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费善诚：《论宪法的适用性》，载《法学家》1996年03期；

民法意识范文第8篇

一、前言部分 在今年暑假中，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参加了我校举行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我们把此次活动作为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暑期实践活动。我作为“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及构建宪法司法化可行性探究”课题小组的组长，组织策划了此此课题运作。其实选这个课题题目时，我已经在先前做了一个初步设想和规划的，因为宪法意识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思考点，我想通过这个活动让这个点扩展到面，让一些想法得到验证和开拓我在这个问题的思考领域空间。

我们在暑假初便制定了详尽的操作细则，对工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工。四名成员组成这个课题小组，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活动充分地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动手能力，不仅学到了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训练了我们的协作配合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和研究水平。我们能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本次有关我国在校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的目的，是想客观地了解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在校大学生对于宪法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然我们把宪法司法化这一问题作为调点，研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问题。这次调查的结果，将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半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

我们走访了具有代表性大学群体，收集了较为客观的数据作为我们的研究依据。为了客观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了解大学生这一群体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本次计划项目将进行一次较为详实的调查。

通过设计合理科学的调查问题，并针对统计后数据进行分析，为定量分析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在我国是否能进入宪法司法道路的构想等工作内容，目的是准确评价在高校内我国普法教育的效果提供客观的依据，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可行性的建议。

二、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三、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我们在设计实施方案的时候就充分的听取了指导老师的建议并且结合自身的实际，我们想从以下方面着手和突破：

1、进行先期的相关资料收集工作，了解并掌握当前的研究方向和动态；

2、着手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成员收集针对性问题，邀请指导老师参与设计，力求每个问题的针对性和中立性，避免搀杂问卷设计者的主观看法；

3、调查方式分为发放和填答调查问卷，科学合理地选择被调查对象，力求做到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

当然对于不同高校大学生调查的问题，如综合类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选择好有代表性的调查目标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收集有代表性的数据。

然后针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有关宪法司法化在我国设施可行性的建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我们的资源还相当有限，条件也不是太另人满意，但我们都在尽力地克服。

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成果是掌握目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状况，并予以分析，并撰写相关论文。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四、思考与收获

（一）我国宪法的尴尬现况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宪法与司法处于严重脱节的状态，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更没有建立有效的宪法的诉讼制度。而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普通老百姓中，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呼声还是比较强烈的。根据韩大元教授和王德志教授在2002年做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共534位被调查者中，有73%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同意或基本同意“宪法必须进入诉讼领

域，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一命题。宪法首先是法，是一部法律规范，是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效力又表现为司法效力。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批复，既“关于以侵权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个批复具有积极意义，且先不论高院的解释是否应用合理，就这一应用先例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课题，势必写入宪法司法化改革的史册。[

宪法一直被称为我们的根本大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现实中的宪法在我国的地位就有些尴尬了，它原本的构想地位和理论地位是十分地高的，确实是高高在上，但是我们现实中我们显得有点可望不可及。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本法，凌驾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上。而宪法的实际地位可以说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不仅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宪法仿佛离自己还很远，即使在许多法律工作的人们的心中，也觉得宪法的实操性不强，觉得在我国宪法架子虽大，但并没有显出应有的威严，宪法课只能当作理论课来上。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有所反映，我们的调查问卷上设计了一条就是你认为中国的宪法起到了应有的保护作用了吗？其中有34%的人选择了“没有”，和21%的人选择了“不是很大”。读过宪法的人为59%，完整读过的人为12%，没读过宪法的人占24%，加上没有表态的人，29%的人没读过宪法。宪法在中国的地位还有待实质性地提高，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普法和造势上。

（二）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宪法的主要特性是法律性，决定了其只有通过司法途径才能使纸面上的文字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有效的规则。就内容和调整对象而言，宪法与法的其他渊源相比较，其政治性表现得较为浓厚，但并不能由此改变宪法的法律属性[2]。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促进和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而检验法律的真实价值或有效性的唯一方法，在于依据法律规范解决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过程。唯其如此，才能发现法律的真实价值、矛盾及荒谬之处。司法机关的职责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把握法律的真正涵义。故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曾宣称：“我们受治于宪法，而所谓宪法不过是法官奉为宪法的法律”。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确实有宪法要在原基础进一部提高的愿望，但是谈到如何应用宪法这一层面就显得较为无言和少语了，大多都是表示赞成，但是具体内容如何就很少涉及了，更不用去提宪法司法化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当然法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意识要稍微强一点，部分学生能够深入的谈这一问题。这有点出乎我们的开始的想法，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学生的应该会更加的理性和富有建设性，但是确实应证了宪法在我国的尴尬处境，我们有点一头热的感觉，似乎宪法司法化这一呼声只是在纯理论界中传播，并没有达到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真正问起有哪些宪法适用案件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国从小学教育始，就开设了政治常识课，中学和大学专门开5至10课时的宪法课，那么，60岁以内的人都应该接受了系统的宪法教育，表示没读过宪法的人实际只是一种“失意”。但是近三分之一的公民不知宪法为何物，近10％的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宪；对于宪法效力、土地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通讯自由等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国家基本制度，20％左右的人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这可能与我国此前宪法的非司法化有关。

西方国家解决上述难题较中国要容易得多。首先，其国家机构体系是按照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建立起来的，只存在立法机关，而不存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之间呈相互制约之势，司法机关适用宪法完全可以解释为制约其他机关的一种手段。其次，制宪机关与立法机关通常在主体上是分离的，能够明显地发现宪法与各种国家机关及由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在地位上的层次之别。第三，议会内阁制国家的内阁有权通过国家元首解散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的做法，使人们在政治观念上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民意代表机关的行为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而不能划等号。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与议会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有时两者并非同一政党，也使人们认识到总统和议会中的任一机关均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第四，由于普通法院或特设法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及社会公众舆论的压力，在适用宪法时通常总是谨小慎微，并未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结局。而这些制度性的做法在中国并不具备，这就为在中国解决前述三个理论问题增添了难度。同时，在现阶段，前述三个理论问题远未达到形成基本共识的程度，有的甚至还尚未被意识到，而在潜意识地起着消极作用。

（三）一些有关的想法和建议

对于违反宪法行为的追究需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又是很不完善的。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十余年来，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宪法实施与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我国的法制实践中，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部门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只把宪法当作一套抽象的原则，而忽视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调整作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排斥宪法的法律依据作用。宪法是一个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石，宪法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法制的权威和尊严也是难以保证的。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未能形成适用宪法的有效法律机制，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个假想操作：（1）健全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的组织机构， 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2）制定宪法监督法，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化、程序化。 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也是我国的宪法监督难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3）确立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对违宪争议案件的移送权和一定范围的审查权。[3]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往往是在涉及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赋予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的一定范围的审查权，对认为违宪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一定程序移送宪法监督机关进行审查和裁决。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应当具有此项权力。这也有利于及时解决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健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五、指导老师评价

在这次的实践活动中，我们还邀请了何琳老师作为指导老师，她给我们的研究项目作出了以下评价：现行宪法实施20余年来，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暴露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宪法的司法化，公民宪法观念的培养，宪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其中思想层面上的宪法意识的培养与制度层面上的宪法司法化问题是尤为重要的。本项目可以说较好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中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不可及的理想而已。该项目采取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这种新颖的方式的宪法意识调查，并进而探讨构建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这在理论上具有新意，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的参与者认为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

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并认为建立宪法司法适用性体制，是强化宪法实施的有效措施，就此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等形式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捕捉了当前社会的“敏感点”，具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本次训练计划项目，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学生的动脑和动手能力，增强了研究问题水平和创新思维能力，能够密切地联系当前社会进行探究。是一份很有新意的项目，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我们从理论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全力去支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实施的，我们从对比法入手，比较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司法化的实际操作。宪法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最高法院作为由全国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国家审判机关，只能执行由享有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无权拒绝适用。由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系统判案不适用宪法，显然是越权了。这与中国议行合一原则不符[4]。其二，从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来看，现在有些方面还只是有宪法的原则规定，缺乏部门法的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仅仅通过适用刑法、民法和不完整的行政法来保障宪法的实现，那么宪法中没有被具体化的一些条款就落空了。应允许法院在部门法没有具体规定，而宪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引用宪法。其三，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款，既是强调了宪法在审判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针对具体问题对公民进行宪法教育的必要形式。

[参考文献]

[1]韩大元、王德志合著，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报告[ j ]，政法论坛，2002，6；

[2]]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费善诚：《论宪法的适用性》，载《法学家》1996年03期；

民法意识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常态：全民守法；法律信仰

中图分类号：D9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15）02-0039-04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理论界对公民的法律意识研究较为深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具体的守法层面的探讨，却尚显不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大任务提了出来，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实现又依赖于全民守法意识的提高。因此，探讨新常态下全民守法意识，尤其是其提高的现实路径变得十分迫切。

1.新常态下我国公民守法意识的新变化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11月9日，在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释，之后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深入论述新常态。新常态首先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的。事实上，“新常态”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具有超越经济发展的更全面、更深刻的内涵，是描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全新格局的代名词。2014年l2月中国社科院召开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会上，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也有一种发展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即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面临六大阶段性转折，社会治理呈现八个特征。在此新常态下，我国公民的守法意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1.1 对法律的认识逐步理性化，但知法不等于守法

我国公民在法律知识或对法律的认识方面，了解程度正逐步提高。大多数公民对法律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在社会实践中较大程度地认识到法律的作用和影响。但知法不等于守法。目前虽然广大公民能够知法、用法、守法，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缺乏内生的法律信仰，大多数公民目前还仅仅是消极守法。有的是只要求他人守法，自己却为所欲为；有的是有人监督就守法，无人监督就违法，如中国式过马路；有的是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众人违法也跟着违法；还有的是选择性守法，于己有利就守，于己不利就违。

1.2权利意识逐渐提高，但义务意识淡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逐步觉醒并有了明显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个人利益不再是无足轻重，私人财产或私有财产应受到保护。因此，当个人正当利益与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越来越多的人勇于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在强调自身权益时，忽视权利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即遵守法律，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如一些民众在遇到纠纷和困难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转向求助于人情关系或权力依靠等非正常的救济途径，甚至用“访、网、闹”等非常规的解决方式，以致整个社会无法步人法治化轨道。

1.3 学法积极性逐渐增强，但信法意识不够强烈

随着我国民众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的不断提升，他们学法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了解法律法规，关注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但在对法律法规的信任方面，部分民众不太信任和尊重。不少人认为我国法律法规是好的，但法律的适用（执法与司法）效益较差。一些人在行为准则的选择上，往往看重道德习俗、族规家法、政策指示、行政命令等，没有将法律规范放在第一位。

1.4初步形成了法律价值观，但守法习惯尚未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普法宣传的深入，我同民众对法律价值-标和法律价值标准有了初步的了解，基本形成了正确的法律价值观。但在传统的和谐、中庸、等级观念、家族主义等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法律真实价值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法律只足一种维权手段或是惩罚的手段，不是自己应当奉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汉语巾“法不责众”这个词就从侧面折射出民众守法意识缺失、守法习惯尚未养成。

2.影响公民守法意识提高的因素

2.1 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国自古是个礼仪之邦，重礼轻法的传统深厚，“为国以礼”、“制度在礼”等礼治观念在封建社会广为盛行。中国历代统治者依靠仁、义、礼、智、信等古老的训诫进行社会统治，同时，把礼治与德治结合起来，注重对臣民的道德教化。重礼轻法、重德轻刑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治国方针。这种思想不仅抑制了法律权威的树立，而且导致了一种影响至今的轻法意识普遍存在.尽管近年来，我国法律体制不断完善，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由于在价值取向上根深蒂固的轻法意识的存在，守法的氛围并末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形成。最典型的如近年来屡禁不止的酒后驾年、闯红灯等现象，虽然其存在的原因复杂，但是受传统的法不责众观念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因素。这种因素影响到现代公民守法意识的形成。

2.2现实社会的导向

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相应的监督管理缺乏力度，导致权力干预甚至左右法律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领导十部超越法律职权行事、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不守法、视法律为儿戏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另外，舆沦导向也存在某些立场不正、方法不当、一味迎合读者口味等不良倾向。这些不良倾向和现象使老百姓认为守法者不能获得合理的价值回报，不守法者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甚至认为不守法但只要找对关系、找到媒体所有的纠纷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在这种错误导向下，再加上现实生活中法治社会化的渠道缺乏，老百姓失去守法的信心，对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不以为然，却热衷于找关系、找媒体等非常规的解决方式。这些问题和现象严重阻碍了法制建设的进程，影响了老百姓守法意识的形成、巩同和提高。

2.3 法律信仰的缺失

目前我国大多数公民在法律信仰上缺乏内生的、主动守法的积极性.其原因可归咎于对法律制度的过度重视，而忽略了对人们法律意识等精神性法律观念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法制建设力度，也开始关注现代法律文化和法律意识的生成，进行了持续的全民普法教育。但在这过程中以立法为目的的法制建设只是注重了速度和数量，即忽视了最为重要的质量和效果。法制宣传普及教育的重心只放在公民的守法教育之上，而对守法背后的最根本的现代法律基本精神、法律价值信仰并没有作为宣传教育的核心和重点。再加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实使公众对法律的价值产生质疑，留下法律不被信仰的隐患，大大削弱公民主动守法的积极性。

3.提高全民守法意识的路径

3.1 培育公民法律信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提高公民守法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法律成为公民内生的信仰。在中国培育民众的法律信仰得从实用主义的层面，让所有人都能从“看得见的公正”中，去获得对守法的内心遵从，真正树立法律信仰。

3.1.1 订立良法

及时修改和完善已有法制是提高公民守法意识，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前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被实践证明切实可行、富有成效的经验要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一些对将来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条例要及时纳入法制轨道，一些不适应社会发展，违背广大人民权益和意愿的“恶法”要及时废止、让公民在法制的健全过程中亲身感受到法制的作用，逐渐产生对法律神圣性的认同，并自觉尊法、守法。

3.1.2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法治不是抽象概念而在于具体实施，存在于每一次执法、司法的过程中。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是树立全民法治信仰的最好支撑。如果通过正常程序不能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对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就难以形成信任，其公信力就会受到损害。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才能使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民信仰。

3.1.3创新普法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普法宣传要深入民心取得实效必须创新普法宣传形式。首先，从宣传方式看，要改变单向“灌输式”普法模式，向“互动式”、“参与式”转变，让公众参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通过各方的共同力，以更多元、更灵活、更为群众接受的方式来丰富和创新全民普法的形式和内容。其次，从宣传渠道看，要有效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普法平台，为公民增长对法律的认识、提高法律修养提供一个无限的沟通、交往平台和渠道。尤其是政府等公共机构要积极利用网络，公开办事流程，办理相关业务，提高公民对政府机构“公开、公正”形象的认同，增强对法律的信任。

3.2 完善公民用法渠道

3.2.1提供完备的法律服务

民众对法治的感知，很大程度来源于切身体验。人们借助一系列的社会实践，通过自己参与到法律实践的过程或个别经验的分享，从体验中逐渐产生对法律神圣性的认同，并自觉尊法、守法。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发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统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等措施，把加强和规范法律公共服务提到很高的位置，使群众享受到高效的法律服务 这样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全礼会尊法守法必然渐成风尚。

3.2.2 畅通群众权益保障法律渠道

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近年来由社会矛盾引发的“访、网、闹”事件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群众权益保障法律渠道不畅，利益争议救济渠道空缺等等完善公民用法渠道就要通过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等群众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增强全社会尊法守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全民守法落地生根找到坚固支点。

3.3强化公民守法习惯

3.3.1 促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

习惯源于传统。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底蕴的国度，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是我国历史上常用的社会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也一贯强调，既要坚持依法治国，还要注重以德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德治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但是，道德标准存在个人认识不同而标准不同的问题。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地点，道德认定的标准不一致。以道德规范来维系整个社会秩序正常运作，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强化公民守法习惯，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如诚信，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地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并进一步养成守法习惯。

3.3.2 完善守法及违法的法律成本规制

习惯源于利益。所有好习惯、坏习惯的养成均源于利益的得到。要让公民养成守法的好习惯，就要完善法律规制，尽可能地让守法者获得合理的价值回报，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以便更好地培养公众的守法趋向。立法方面，应首先注重法治对人性的引导作用，保障守法者的各项利益，尤其是公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其次要充分考虑到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对行为人的影响，把守法成本降到最低。另外还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增加行为人的守法积极性。司法方面要做到罪当其行，把握好惩罚的力度，既不能惩罚过度，也不可惩处不足。执法方面，执法者要注重提高执法概率，加大违法行为的成本。只有广泛的、约束性强的法制体系普遍建立，法律才会得到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遵守法律、尊重法律、信仰法律，最终完成信仰法律的理念塑造，形成全民守法的氛围。

3.4 引导干部模范守法

民法意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社会；培养方式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281-01

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

（一）传统法律意识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并驾齐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已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意识，在国家法制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非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中还占有相当的地位。

我国大多数公民对法律现象的认识大多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报道的法制案件及自己周边亲戚朋友的诉讼案件进行的，往往以自己内心确认的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评价案件的处理否公平，从而推及整个法律是否公平正义。加上他们很少进行过专门的法律知识学习，法律认识能力难免带有浓烈的个人感彩，他们对法律的评价也带有片面性。

一个法治社会需要有法律认同，换言之，就是公民的法律信仰。只有培养公民对法律的认同与信任，才能使法律真正地深入人心，法治社会建设才能稳步发展。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的法律工作者队伍中有部分人缺乏专业法律修养，有些比较高层的领导人员的法律素养不高，对法律意识以及法律精神的领悟不够深刻，甚至有所偏差。

（二）各类部门法律意识发展不平衡

1.宪法意识薄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宪法意识在整个法律意识中应该居于核心地位，并成为衡量公民法律意识水平的重要尺度。然而我国往往忽视了宪法的规定与作用，只关注了普通法的相关内容，甚至认为宪法的效力要低于普通的法律、宪法只是写在纸上并无法律效力。

2.民商法意识弱于刑法意识。重刑法、轻民商法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其影响在今天仍随处可见。一般公民的观念中，只要一起法律，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抓人”和“判刑”，对法律对民商事活动以至社会生活的全面调整和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全面保障作用没有充分认识。

3.程序法意识弱于实体法意识。重实体轻程序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诉讼法与实体法本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但是由于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思想的影响，程序往往不被人们重视。大多人参与诉讼，关心的往往是审判结果，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并不关心，甚至连一些司法、执法人员也常常轻视诉讼程序，有些甚至公然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这样无疑更加动摇了人们对诉讼法的信念，降低了人们对诉讼程序的价值评判。

4.对现行法律总体上持肯定态度。新中国向来比较注重思想的提高与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我国占主导地位，人们对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和作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涉及对现行法律进行评价时，尽管绝大多数人的评价是从感性出发，但他们从社会生活中法律基本能够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角度考虑，一般都从总体上肯定现行法律的价值，由于非主流法律意识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我国公民对现行法律也存在不容忽视的消极态度。

二、现代法治社会的构建需要正确的法律意识

法治社会是和专制社会或专制国家相对而言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受到有效的控制，整个社会由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所支配的状态。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法治社会，首先是。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构成政权的组织形式，由纳税人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来管理国家，其资金来源须经过纳税人的同意，其唯一目的在于提高公共服务。而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社会首先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有利于培育公民对国家的参与意识和归属意识。公民社会在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架起了对话的通道，并确立稳定的秩序。公民的各种要求、主张在公民社会里积聚、成长，并通过公民社会有的各种组织向国家表达。国家也通过公民社会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引导。公民社会孕育了公民与国家对话的基本形式，即法律，而法律又进一步确认了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架构。秩序是法律的具体化。

可以说，公民社会既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法治原则和规范产生的源泉。公民与政治国家的“冲突”、“纠缠”在公民社会被消解，公民也在这一过程中培育起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意识。一个国家公民法律意识如何，对国家的法治社会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