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经济纠纷范文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1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特别是随着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和实践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三）行政调解作为国家行政机关通过说服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形式，在新时期已成为行政指导的一种，有着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和宽阔的发展前景，因此行政调解也应当同其他行政司法行为一样具有其相应效力，否则它同民间调解就无实质区别，也无任何权威，就很难充分发挥其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和功能。为此，我们认为，行政调解协议理应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一方当事人不按约履行，另一方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只不过在执行调解协议之前，必须由法院重新审理，如法院认为调解协议合法，才判令执行。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2

民事纠纷刑事化概述

当“民事纠纷刑事化”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提到时，它的含义并非是字面所表达的“民事纠纷引发刑事案件”这样一种趋势，而是特指一种近年以来常见于各地司法实践中的不正常现象。在某些民事纠纷中，司法公权力部门基于各种原因对一方当事人表现出强烈的偏向性，以不正常的刑事手段干预民事案件，并试图以刑事判决的方式解决民事问题，但最终并没有案结事了，反而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负面影响。在这些案件中，民事纠纷并非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偶然成就而转变为刑事案件，而是在人为的操纵下逐步向刑事案件发展。这种公权力的不当干预表明了“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实质是民事纠纷的“被刑事化”。

虽然“被刑事化”的民事纠纷可谓形形，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争议焦点、处理结果上各有不同，但仔细对照分析，便发现这些案件普遍具有几个共性的特点。首先，此类案件中的一方当事人为了达成不法目的与司法机关达成了合意，利用公权力实现私权诉求。与正常民事纠纷的不同之处在于，主动将纠纷刑事化的当事人无论是想获取对方财产，还是减少自身所需支付的债务，体现的均是侵犯他人财产的恶意。至于当事人主观产生恶意的时间，亦有先后区别。在某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都是善意，只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产生了纠纷，一方当事人为快速彻底解决纠纷而恶意将案件向刑事方向推进。而另外一种情况下，某一方当事人从一开始就怀有侵占对方财产的目的，甚至已经拟定了行动方案，随后以合同等形式为手段与之建立联系，只待合适的时机发讼。主观想法不像客观事实那样易于辨识，需要依靠案件中具体的证据来认定，难以空泛地抽象出二者的识别标准。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当事人在把公权力引入纠纷之时必定已是恶意，这也是此类案件最显著的特征。

第二，此类案件的涉案金额通常较大乃至巨大，一般以商业纠纷为主。因为相较于普通的民事纠纷，商事案件的涉案金额通常要高出许多，就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而言，千万级、亿万级乃至标的额更高的案件并不罕见。但以商业纠纷为多不等于没有其他类型，例如现在某些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消费者求偿诉讼的标的额也很大，同样可能引起民事纠纷刑事化，消费者郭利因奶粉质量问题向施恩公司索赔300万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就是典型例证。司法机关之所以甘冒风险与之联手，主要原因也在于预期收益的诱惑，如果可期待利益不大，双方的合作基础便不存在。因此，案件种类都是外在表现形式，涉案金额才是问题实质所在。

第三，因为案件的类型以商事纠纷为主，刑事被告人所“触犯”的罪名也相对集中。就实务界目前所办理的案件情况来看，被追诉的企业或企业管理者多半涉及诈骗、合同诈骗、职务侵占、逃税、虚报注册资本中的一项或多项罪名。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就是湖南刘南林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罪一案。相比于固定的罪名，还存在一种更为恶劣的情况，即司法部门为了将被告人定罪而在诉讼过程中不断更换罪名，这使得诉讼程序变得极为冗长而且复杂，同时使得辩护人也难以有效地展开辩护。

无论是金额、罪名还是干预模式，“民事案件刑事化”所体现的是司法手段沦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在某些案件中，司法机关的行为可能违反了某些法律法规；而在另一些案件里，无论是公权的发动还是刑事程序的运作都罕见瑕疵，各机关的各项行为在表面上都符合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前者的违法性自不待言，后者虽貌似合法，实则早就与法律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南辕北辙。与一般案件相比，这类案件更多表现为公权主体的不当执法，反映出的实质则是公权对私权的不当干涉。

民事案件刑事化

造成的恶劣影响

民事案件刑事化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有部分原因在于其十分恶劣的负面效果，不仅涉及广泛的不同社会主体，而且影响深远，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刑事手段运用于一方当事人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只是用强大的公权力暂时压制了纠纷。遭到刑事手段对待的当事人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很可能是人身自由与财产的双重损失，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必然想方设法进行自我救济。如果当事人从司法救济途径重获清白，那么就可以因为所遭受的刑事羁押提请国家赔偿。在制造冤假错案消耗了司法资源之后，过程势必再消耗一次司法资源，而支付国家赔偿还需要如此。若当事人无法通过司法渠道获得救济，或者因错误羁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例如企业破产）就彻底沦为弱势群体，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选择持续性地上访，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还有另一种情况下，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当事人选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法，同样恶意地利用司法手段打击对手，则矛盾冲突愈发尖锐，司法也变成了这个恶性循环里双方所使用的凶器。

其次，司法机关用公权力为民事纠纷的某一方站台背书，很明显会严重地消解自身权威性。如果是少数工作人员为了私利干预纠纷，那么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显然遭到了破坏，在事后进行责任倒查时，这些人员都有可能因为司法腐败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是司法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违背中立原则而造成了刑事干预，很可能使其他外地投资者对该地区的司法环境作出负面评价。虽然在个案中，本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格外的“照顾”，但从长远角度出发，这种行为对地方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除此以外，民事纠纷刑事化还很容易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甚至变成一种思维定式。由于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比其他手段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当少数人通过举报或收买司法工作人员的手段使公权力介入民事纠纷，迅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后，其他遇到类似情况的公民难免不想用同样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对这种趋势不及时加以遏制，对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产生的冲击非常巨大。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一旦民事纠纷可以肆意被刑事化，市场经济就无秩序可言，交易当事人对于交易后果的法律效力以及是否会触及刑法规定无法预期，而在交易中无所适从。”

民事案件刑事化的根源

如果想要在宏观上对“民事案件刑事化”进行完整清晰的把握就需要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事案件本身具有复杂多样性，尤其是某些经济纠纷的边界与刑事犯罪存在模糊和交叉，要想对其进行恰当准确的分类在客观上具有较大难度。随着我国商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交易中使用的技巧也日趋复杂，在合同签订、资金使用等方面表现尤甚。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企业经营者有时可能会使用某些非传统手段达成商业目的，这些手段未必违反相关刑事法律，但与犯罪行为的区分却可能并不明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造成了误判而使得公权力不当介入，我们就不能笼而统之地指责司法人员“素质低下”，因为毕竟司法工作人员不是专业的企业经营者，但案件具有复杂性也绝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这个客观事实能帮助我们对“民事案件刑事化”有更综合的认识。

其次，相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本身必然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为了维持法律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立法机关也不可能频繁地修改法律，如果立法与现实的缝隙过大，就容易引发问题。早在1989年时，公安部就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涉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中强调“必须划清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界限，严禁非法干预经济纠纷问题的处理。”随后出台的《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则对许多细节问题进行了规定，例如“严禁到外地抓人追赃不办法律手续，也不通过当地公安机关，搞‘绑架式’行动，非法搜查住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最高检也在2002年出台了《关于对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案件依法正确适用逮捕措施的通知》，在2010年又与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 试行） 》，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或者办案人员利用立案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情形，且已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或者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尚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立案理由。”虽然各种规定在日臻完善，但非法干预民事纠纷的的行为表现也在不断变化，而“两高”与公安部近年来都没有将这类典型的案例进行过系统性汇编。相较于抽象而出的法条规定，相似的典型案例对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办案所起的指导作用可能更为明显，对于司法机关某些违背法律的“创意”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效果。遗憾的是，司法实践在这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空白。不仅如此，我国的司法程序中也欠缺某些能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制度，在民事纠纷刑事化中较为典型的是缺乏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商事纠纷的当事人很可能是企业的负责人，如果因为恶意的举报而被限制人身自由，整个企业就有陷入停顿的危险，而且停顿时间拖得越长造成的损失越大。

另外，有的学者将办案人员素质不高作为发生民事案件刑事化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因为随着这些年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完善，新进入司法机关的人员很大一部分都接受过法学院的专业法学教育（其中不少岗位还要求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而年长的办案人员则在常年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二者各有所长且能互为补充。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少数复杂疑难案件，如果要从一般的案件中找寻谋求私利以外的主观因素，笔者认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先刑后民”观念。对于办案人员而言，要区分一个案件属于刑事还是民事，或者要判断案件中的哪些部分属于刑事并不困难，而传统上刑事程序优于民事程序造成“刑事比民事更重要”的观念，再加上刑事案件所具有结案迅速的优势，使得办案人员倾向于使用刑事手段解决问题。这种观点并非司法工作人员独有，实践中在通过民事渠道维权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不少律师也会建议委托人使用刑事司法程序打击对手获取利益。

最后，相比于以上几点，谋求特殊利益毫无疑问是民事案件刑事化最主要的原因。无论是地方保护主义还是部门本位主义，实质上都是一种将少数群体的特殊利益凌驾于法律和正义之上的做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司法经费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在某些地区的某些部门需要依靠案件产生的提成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现本单位的创收任务，甚至是解决本单位职工的福利发放问题。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无法切实执行到位，案件的罚没款项也有相应的份额返还到办案机构，司法机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很充分的动力去将民事案件刑事化。但近年以来，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全国对于司法系统的经费保障工作逐步完善，同时也逐步加强对办案司法机关与涉案财物的分离工作，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强化对于司法系统的人财物管理，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少。

从目前来看，被刑事化的民事案件主要还是由于司法机关的部门领导和一线司法人员由于个人利益而插手经济纠纷，从而人为制造经济案件。从这个角度上看，民事案件刑事化其实也可以说是司法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所导致的恶果。但如果简单将原因归结为个别人员的道德修养不高、廉政意识缺失，显然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在利益驱动不变的情况下，恐怕再深刻的思想教育也难敌现实的诱惑。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3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步伐的明显加快，西部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农村社会稳定是指农村社会处于相对平衡发展的状态，包括各种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具有稳定的家庭关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们的思想相对稳定、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等等。

论文关键词：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稳定

一、西部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土地纠纷问题依然存在。随着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个别地方政府因违法征地、违法拆迁等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造成农民上访。另外，因撤乡并镇和行政区划调整而引发的诸如土地、草原等的纠纷，以及因地界、宅基地等问题引起的村民之间土地纠纷等等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问题。

2．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比较突出。一是农村中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有所上升。因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离婚、赡养老人等问题引起的纠纷比较常见。二是农民生产生活中的经济纠纷不断产生。民事纠纷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如果不予以高度重视，不妥善进行处置，很有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

3．农村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精神文化生活却相对贫乏，文化体育设施和活动场所几乎没有。据调查，西部农村因引发的纠纷以及抢劫、盗窃等案件屡见不鲜。个别地方吸毒贩毒的案件和人员也有所增加。另外，由民事纠纷转变为刑事案件，以及暴力案件时有发生，个别地方还存在一些黑恶势力。

4．社会转型期产生了一些不和谐不稳定问题。一是一些农村地区强势集团、家族势力把持村级政权，插手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力量相对薄弱的村干部有时还得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特别是在调解处理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分配的时候。二是因基层民主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引起的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较多。有的村级领导班子换届不民主，部分村组干部依靠家族势力或通过编织关系网拉选票，有的村干部拉帮结派、投机钻营，引起群众的不满，从而引发上访事件。三是农民工的权益经常受到损害，特别是用工单位拖欠或随意克扣工资，以致发生集体上访。四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农民处于低收入、重负担的状态，特别是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等因素导致贫困人口增加。同时，弱势群体生活比较困难。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生活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二、影响西部农村社会稳定的原因分析

1．观念及利益的进一步分化。随着外来文化和一些非主流文化的渗透，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价值观念涌现并相互碰撞，使人们在对待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问题上越来越偏。重于后者，部分农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这种观念成为转型期农民行为越轨和违法犯罪问题产生的一个思想根源。同时，西部农村社会分化产生了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深人，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进一步增强，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西部农民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利益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对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影响西部农村社会稳定。

2．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于交通信息闭塞、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的西部来说，尽管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农民收入依然不高，贫富差距拉大，使农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关注和重视，为了既得利益而引发的矛盾不断。贫困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社会稳定。由于西部经济落后制约着其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教育、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发展滞后，从而影响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

3．农村基层干部维护稳定的作用发挥不够。一是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用行政性和指令性的手段来发号施令，而不是以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农村的各项事务和处理农村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特别是面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和新纠纷，基层组织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出现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能用”的尴尬局面。二是农村基层干部工作能力不强。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怕困难，怕艰苦，怕得罪人，面对工作上的困难，或者是贪图安逸享受，私心重，在处理一些事情时做不到公平公正。农村基层干部自身能力上的缺陷与农民群众的期盼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同时，大量优秀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后备人才缺乏，农村后备人才难挽留、难培养。一些地方农村干部往往是能人不想干，而想干的人又不会干或者干不好。部分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权谋私，甚至贪污****。三是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条件不好。在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集体经济比较薄弱。许多村基本上无集体经济项目，集体收入很少，成为“空壳村”，农村干部的工资待遇低，但工作难度大，也容易得罪人，可能会遭到一些村民的报复。另外，很多村干部缺乏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果干部队伍不稳定，农村社会就难以稳定。转贴于

4．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发端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30多年，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同步进行，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分配与使用还没有走上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缺乏平衡、协调和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组织体系的领导核心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发挥。二是农民自治组织发展速度缓慢。大部分农村合作组织都处于管理不健全、经营不规范的状态，加之信用和融资体系不健全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缺失，使农村社会中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各种组织发展缓慢。三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村管理体制存在制度缺失，多元化的农民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农村社会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于群之间、农民之间的一些小矛盾极可能转化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由于环境污染、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交通事故等引发的农民堵车堵路、集体上访，以及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和宗族矛盾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三、维护西部农村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组织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首先，重点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乡镇一级：保障经费投人，以保证其正常运转和维护稳定工作需要；加快乡镇职能转变，把工作重点转向搞好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加快服务、责任、法治政府建设步伐，提高对农村稳定的控制力。村一级：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完善农村治安防范网络。村民小组(自然村)：抓村民小组长队伍建设；加强对贫困后进村村民小组的转化力度。其次，创新农村治安防控机制。要特别注重健全完善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查处理工作机制。司法行政部门要依法规范和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建立健全重大社情报告制度、社会矛盾纠纷信息反馈机制和群体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及早发现、妥善调查处理。

2．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培养选拔的体制机制。首先，建立健全选拔任用机制。把党政机关新录用公务员放到乡镇或行政村锻炼，选派上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乡镇驻村干部担任村支书或副支书，注重从科技示范户、劳动模范、女能人中选拔村干部。加大农村基层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其次，建立健全培训机制。组织协调东部地区从干部挂职、培训等方面对西部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帮扶。加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群众工作方法、法律知识、调查处理利益矛盾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教育，提高驾驭稳定工作的能力。最后，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解决乡镇干部中政治素质高、工龄长、工作成绩突出同志的级别；特别优秀的村干部，可以选拔进入乡镇机关、事业单位，或通过公开选拔方式担任乡镇领导，对有突出贡献的村干部给予重奖；健全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树立基层干部在维护稳定中的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

3．建立健全发展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体制机制。首先，建立健全一套扶持其快速健康发展的运行机制。要把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放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新载体的重要位置来发展，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对技术引进、人员培训等，由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在尊重自主权的基础上，引导其自觉接受党组织的领导监督。其次，典型引路，总结经验，加强联系。要善于发现典型，选准典型，树立典型，深人研究，并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推动整个面上的工作；总结推广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的新鲜经验，并加强同有关部门和农户的联系，多听取意见建议，及时总结提高。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4

关 键 词：环境，损害赔偿法，法律责任

环境损害赔偿通常指因污染环境致他人财产或者人身伤害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虽然不是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但它作为救济受害人利益损害的补偿性手段受到受害者的广泛关注，因而在环境法律责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比较考察与制度核心

环境损害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物，其民事责任体系构建始于20世纪中叶之后。罗马法以及《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均没有关于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规定。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关于不可量物侵害①、《法国民法典》规定的近邻妨害与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接近，或者就是对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规定②，但因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的时候，环境问题尚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因而，以上关于近邻妨害的规定是基于传统不动产相邻关系所作的规定③。在环境问题凸显，受害人需要法律救济而又缺少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援用民法关于相邻关系的有关规定处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时，人们便将《德国民法典》中的不可量物侵害与《法国民法典》中关于近邻妨害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关于环境损害的规定。但是，不论不可量物侵害还是近邻妨害，均不能完全解决基于对现代环境问题深刻认识基础上产生的公害损害赔偿问题，因而，德国于1976年制定的《联邦公害防治法》，从环境保护的理念出发，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与《德国民法典》相呼应的解释，明确指出，不可量物侵害是指对人体、动物、植物或其他物质，足以产生影响的大气污染、噪声、振动、光、热、放射性以及其他类似的环境破坏现象。另外，德国还于1991年专门制定了《环境责任法》，就环境相关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有关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问题在民法典中并没有系统完整的规定。

美国侵权行为法将各类侵权行为所致损害囊括其中，环境污染损害也不例外。有关环境污染损害之民事责任承担适用普通法关于侵权行为责任的规定。不过美国的特点在于：受害人基于个人利益损害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适用普通法，但如果基于公共利益提讼则可以适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环境立法。日本是20世纪环境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污染给公众造成人体伤害的巨大压力，日本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颇具创造性。环境污染的受害人不仅可以据《日本民法典》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日本国会还通过了《公害法纠纷处理法》和《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这两部立法专门对公害纠纷的处理程序、如何对公害健康受害者予以补偿进行了规定，对于及时救济受害者、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国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要晚一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发生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必然远远严重于人口相对较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对环境污染事故必须高度警惕，对环境问题要格外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制定较早的几部法律中就有《环境保护法（试行）》。但是，《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所颁布的环境立法中均没有涉及环境民事责任。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最早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如第124条：“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通则确立了我国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此后，有关的环境立法，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均对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可见，当前我国有关环境污染损害立法是采取民事基本立法与环境部门立法并存的立法模式，与多数国家的做法相同。

不论各国环境污染损害立法采取何种模式与体例，但关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规定是共同的，即如果想让污染受害者获得赔偿，必须对传统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为此，各国以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等为契机，在传统过错民事责任之外，强调民法的社会化，侵权人因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造成之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据此对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条件进行了相关调整与修正。

二、环境损害赔偿的困境与成因

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大量环境立法都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作了规定。但是，因环境污染提起的民事案件或者久拖不决，或者屡诉屡败的状况，不仅严重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和积极性，从根本上不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立法规定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有关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中。关于赔偿是否以违法性为条件，以及归责原则的规定并不一致。多数人认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环境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但是，研究其规定并非如此。按照“违法性包括过错”的理论，《民法通则》强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实质上是规定了行为人承担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以“过错”为要件。而其他单行法均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 个人赔偿损失”。显然这里强调的是行为的危害性，而不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这意味着，依照《环境保护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考虑主观因素的。由于《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不一致， 给执法者思想上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导致在实践中人们为到底应该给环境标准、排污标准和质量标准什么样的地 位而争论不休。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也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法官理应选择适用《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但是，在没有法律专业素养的受害人面前，法官在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就可能故意钻法律规定不一致的“空子”，适用 《民法通则》，从而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

第二，有关立法的程序性规定不明确。环境损害赔偿 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举证责任的分担、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 有利于受害人的诉讼形式和程序。然而，我国相关立法规定要么欠详细、明确，要么干脆没有规定。首先，我国 《民事诉讼法》对环境损害赔偿中当事人如何分担举证责任没有特别规定。虽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规定，对于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 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但这个规定仍比较原则，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应当包括什么？被告承担多大 范围的举证责任？均没有涉及。因此，导致法官适用法律随意性较大。其次，《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 解释均对在环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及对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的集团诉讼形 式没有任何规定，更加增大了救济成功的难度。

第三，忽视利用行政手段处理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 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各项环境立法均规定赔偿纠纷可以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这个规定已经遭到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的 批评。因为从环境损害赔偿的具体情况和困难来看，由主管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来处理环境纠纷的确具有许多优点，给当事人带来方便，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将行政处理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会严重影响环境保护部 门解决环境纠纷的积极性，造成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久拖不决，社会矛盾激化，其中原因学者多有诟病。纵观日本公害纠纷处理程序中行政部门的作用，我国现行规定的确存 在较大的问题。

第四，环境司法存在严重问题。尽管我国关于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规定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环境司法中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首先，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部门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严重影响环境司法的公正。地方政府基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较多情况下是站在保护污染者的立场上，严重影响了环境行政执法的效果和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援助的韩祥诉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案④、陈氏三兄弟诉两家水泥厂损害赔偿案⑤等大量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件，都是久拖不决，即使法院判了，结果也是原告败诉的多。其次，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也影响了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正确适用和环境案件的高效与公正处理。北京市某区27户居民诉某煤炭收储和运销站一案⑥中，一审法院故意对27户居民的设置障碍，在审理过程中回避立法对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特别规定，甚至曲解法律。

三、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倡议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 笔者以为，通观上述造成环境损害赔偿纠纷难解决的原因， 立法的完善固然重要，但还必须对环境损害民事赔偿问题 进行综合治理，寻求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内在的救济策略和 制度外的多重救济途径。

（一）完善立法。完善环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不外乎三种选择：

其一，修改现行法，对相关规定加以完善。针对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对环境损害赔偿实体性条件规定的差异，必须在立法上予以统一。《民法通则》关于环境损害赔偿侵权责任的规定，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我国正在 制定的《民法典》（草案）已经考虑了对环境侵权行为作为特殊侵权行为进行规定。对有关环境损害的程序性规定 如举证责任问题、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诉讼资格问题等 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可以进一步完善。

其二，制定专门的程序法。如前所述，我国《民法通则》和环境立法尽管在环境损害赔偿有关方面的规定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但经过修改基本上不会影响解决环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而程序性的问题反而是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困境的焦点和难点，这也是各国的共同特点，所以，日本专门制定了《公害纠纷处理法》。我国也有学者呼吁制定《环境纠纷处理法》，笔者认为，这个选择困难不是太

大，也比较切合现实。

其三，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这种方式集实体法与 程序法为一体，试图对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所有问题进行 系统全面的规定。其优点当然十分明显：一是可以极大地便利受害者的诉讼。受害者只需要按照《环境损害赔偿法》 的规定就可以明确所有的实体问题和程序性问题，无需再到众多的民事立法、环境立法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规定； 二是也有利于立法的统一和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但是这种立法模式也会遇到较大的困难：首先，在现行立法对有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出规定的情况下，有无必要另起炉灶再搭台？其次，将要制定的《民法典》会对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出比现有规定更详细的规定，如果再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就涉及到如何与《民法典》相协调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如果《民法典》对相关实体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规定，制定一部《环境损害赔偿法》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所以难度可能最大。

（二）对环境损害赔偿实行综合治理。虽然立法的不 完善是造成环境损害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其他一些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环境损害赔偿的成功。所以，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需要采取多种办法进行综合治理：

第一，对各级政府及政府负责人进行“科学发展观” 和“政绩观”的教育。各级政府和行政首长要正确处理人 与自然、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关系，各级政府要“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自觉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第二，进一步排除地方政府对司法审判的干预。国家 必须通过加快司法制度改革，提高法院独立审判能力，排 除地方政府的干预。

第三，建立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鉴于行政主管部 门处理环境纠纷有许多优势，笔者建议，在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中，设立独立的、专门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 机构，以提供环境损害赔偿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并赋予其 裁决以法律效力，以利于快速解决纠纷。

第四，对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进行专门的环境法律 培训，增强法官的环境司法意识。考虑到法官对环境法律 学习系统性的欠缺，对法官进行专门的环境法律的培训也 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不可量物侵害，也称作不可称量的物质的侵害，参见陈华彬：《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②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第229页。

③陈华彬：《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以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为中心》，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④韩祥：《一起艰难的大气污染诉讼——韩祥诉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案》，载王灿发主编：《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第269-273页。

⑤ 吕忠梅、江涛：《环境诉讼初探》，载王灿发主编：《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9页。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5

民法典，尤其是博大精深，卷帙浩繁的民法典，是现代商品经济与法律文明和谐结合的精美产物。同时，民法典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法律文明的演进又起着极其伟大且难以代替的推动作用。纵观历史长河，人类经济与文化的典型发展阶段无不屹立着一座记载这一历史变迁的丰碑，这座丰碑就是民法典。从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再到德国民法典，这一演绎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简单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发达市场经济。我们还可以列数出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奥地利民法典等等。它们在世界法制史中是那样的卓尔不群，熠熠生辉民法典，同样是近现代中国人的企求和向往，同样是当代中国法制进程中的必由之道。我们回首近十余年的共和国民事立法进程，会欣慰地发现：我国的民事立法的确有令人振奋的进步和收获。以《民法通则》为中枢，以民事单行基本法为主干，以众多民事条例，细则为支脉，辅之以一定数量的司法解释，这，便是我国民事立法现状的轮廓，也是我国现阶段民事立法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我国民事立法的这：一格局和特征是基本符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处于激浊扬清的历史变迁时期的实际情况，基本适应以改革为主题的阶段性社会发展的要求。客观地说，它既没有不切实际的超前，也没有过于保守的滞后，大体反映了立法之于国情的依赖性与反作用性，因而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极广泛，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过程，使我国的民法学理论研究也随之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我国民事立法技术在探索中不断提高，使得统一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水到渠成，瓜热蒂落之事。

一、民法典-不应再是设想

民法典必须尽快出台的决定性因素是我国已经深刻变化了的经济生活关系。“民法准则不过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只反映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我们认为，改革发展到今天，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成就了制定统一民法典的时机。

第一，自《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我国经济关系变化颇巨，改革的不断推进已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化。举凡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联营与各类合伙的大量涌现。土地有偿使用与出租制度的正式确立，证券市场的初步发育，企业兼并与产权转让的方兴未艾，居间与制，度的广泛运用，动产质押与不动产抵押的始显身份制与有限责任公司的稳步推进，价格双轨制的手，逐步隐退等等无—不传递着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信息。尤其是今天当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今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将有更大程度的发展和创新。面对如此变化了并且将继续深刻变化的经济关系，原有的民事立法包括《民法通则》显然已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不仅如此；社会关系的发展一旦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调整范畴，创设法律的初衷就难以如愿，而且极容易反变为束缚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社会愈发展，这种反映就会愈明显。只有及时喘IJ定适应这一经济关系变革需要的民法典，才能使民事立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使民法这一最主要，最直接的规范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人格尊严、权利价值、局部利益等进一步得到承认与尊重，以人格，身份为内容的人身关系将愈益丰富，愈益重要。而现有民事立法在这方面的规定较之财产关系显得更为零散和粗糙，迫切需要更完善，更科学的立法。

第二，10余年来的民事立法实践为民法典的制定创造了立法技术方面的条件。全国人大颁布的近20个民事单行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及其授权的各部，委颁布的近百个。民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近10个司法解释，为立法机关从事大规模的民法典创制工作提供了充分的信心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法机关能够依赖其日趋成熟的立法心态，立法技术，立法手段，立法经验去胜任民法典的制定工作。

第三，从民事审判实践考察，一方面，现行民事立法包括《民法通则》确已不能适应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实践的需要，诸如现在广泛出现的合伙纠纷，联营纠纷，担保纠纷。法人主体资格纠纷，不动产权益纠纷、债务清偿纠纷，票据纠纷，相邻关系纠纷、人格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技术合同纠纷，海事海商纠纷等，由于现行立法过于粗疏或根本没有相应的规定，几乎难以成为司法裁判的依据，而且，立法之间的“真空”和“摩擦”同时并存，使得司法机关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经过这10余年的实践锤炼，我国民事审判工作者的司法素质已大大提高，民事法官队伍得到壮大，他们能够胜任并且盼望民法典的司法任务。

第四，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和法学逐步繁荣之进程相适应，我国已培养了一支较高素质的法学研究队伍，形成了一大批民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为民法典的创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学术理论基础。从国外民事立法的史实看，较成熟的民法理论和民法学研究队伍是制定民法典不可缺少的外在条件，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一条件。

第五，从国家立法的系统化，协调性角度考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刻不容缓的。首先，《民法通则》作为过渡性质的立法，其立法形式，规模无法涵盖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无法包容严谨复杂的民法制度，无法体现博大精深的民法价值。今天，《民法通则》体系不全，繁简不一，规范简陋；内容粗疏的弊端尤为明显，其次，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应该由统一的民法典来调整，零散的单行立法难以保证社会关系的有序运转，尤其是如此重大繁复的社会关系。就立法规律而言，由分散的，尝试性的立法走向统一的，定型的立法，是一国立法系统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再次，我国其他主要法律部门的立法均采取了法典形式的立法方式，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而唯有民法例外，这不仅与民法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基本法之一的地位不相适应，也使得国家主要法律部门的立法体系出现不和谐的重大缺憾。其四，民事立法的内容与宪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规定已经存在较多的不协调，不配合之处。仅举《宪法》关于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有权转让的重大修改而《民法通则》仍按之不动之例，就足以显出民事立法的尴尬境况。其五，作为权宜之计，我们承认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对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的重大作用，然而，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不符合国家立法科学化，系统化的要求，有碍于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分权原则的贯彻。

综上所述，民法典的制定既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朝着更民主，更科学，更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立法，司法迈向更严谨，更规范，更理性化的必然要求。民法典的诞生绝不是民法学家呐喊、呼吁的结果，绝不是立法者的臆造，而是立法条件已经成就的自然结晶。

二、民法典模式的选择

众所周知，《法国民法典》以法学阶梯式的编刨而开现代民法典之先河：史谓“法国式”，《德国民法典》则以学说汇编式的编创把民法典的立法技术发展到令人叹止的境界，世称“德国式”，享有“德意志法律成就之集大成者‘之誉。《德国民法典》在民法法典化进程中最大的贡献和特点，是将民法中基本的，共性的内容抽象为一般性的总则规定，首创民法总则编，继之以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四编，备极推崇，影响甚巨。

我们认为，就立法技术而言，借鉴《德国民法典》的体例，结合我国民事立法的经验和民法理论成果，是编创我国民法典的基本思路，《民法通则》中55％的条文事实上都是民法总则的内容，因此它不能构成起草民法典的框架，但它可以作为一种线索。依笔者之见，《民法通则》第一，二，三，四，七，八，九章，可作为民法典第一编即总则编的起草线索，第五章第一节可作为民法典第二编即物权编的起草线索，第五章第二节和第六章可作为民法典第三编即债权编的起草线索，现行的各类企业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归入总则编，现行的各类关于资源、能源，资产等方面的立法归入物权编，现行的各类关于流通，交易，合同等方面的立法归入债权编。由此构成民法典的前三编，若将知识产权独立为一编，成为民法典的第四编，则将构成我国民法典颇具新意的独特之处。大多国家民法典约完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科学，技术、文学尚未象今天这样受到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尚未在民法典中争得一席之地，乃属自然之事。如今情形殊异，商标，专利，专有技术和文艺作品已成为异常重要的商品，在民法典中确立知识产权的地位亦属当然之举。《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可作为该编的线索，现行商标，专利、技术、自然科学，版权等方面的立法归入该编。考虑到知识商品交易的特殊性与规律，笔者认为不宜将技术合同，许可证合同，演出合同等纳入债编，其物权性与债权性在立法上宜于合一。当然，债编的一般规定适用于上述合同交易。

《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人身权的规定是该立法的创举之一，其内容可归入民法典总则编中。现行婚姻、收养，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构成民法典第五编即亲属编的主要内容。现行继承方面的立法构成民法典第六编即继承编的线索。

三，对几个立法技术处38问题的建议

编创民法典的主要难度和重点工程是指导思想的把握和具体条款的表达。现就几个需要处理的立法技术问题，略陈浅见。

（一）关于民法典的名称

我国民法是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还是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如考虑已有立法的惯例，当以《民法》为宜，因为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是法典形式的立法，但均未称为法典。然而，我们赞成将新民法称为《民法典》，理由有四：其一只有民法典的称谓才与民法作为基本法律的地位相吻合，并以示其权威性和严谨性，其二，称为《民法》，难与其它民事立法相区另t，，且现在人们观念中的“民法”已与《民法通则》划上等号，若再将新法称为公民法》，难免产生混淆，也不利于新法权威的尽快确立，其三，依“参照国际贯例”的普遍立法原则，民法，商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冠以“法典”名称的，为便于国际交流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事用，我们也应采纳民法典的称谓，其四，我国现有立法未使用“法典‘这一名词，并不能成为阻碍我们采用《民法典》称谓的理由，相反，《民法典》名称的新创将成为未来我国其它基本法统一称谓的先例，（二）关于民法典的规模

西方国家的民法典，无不洋洋洒洒，卷帙浩繁，内容详尽，条款以千计，字数以10万计。我国民法既然采取法典的立法形式，又有大量的民事立法成果为基础，还有国外民法典可资借鉴的经睑，因此在规模上似不应太单薄，止于四、五百条。作为基本大法，如果该规定的而未规定，该详细的而未详细，该说清楚的而未说清楚，条款太少，规模太小，则不仅从宜观上给人分量太轻，规范粗疏的感觉，更主要的是难以达到立法的预期效果，最终还是只能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出面作出各种解释，这不仅难以实现立法的初衷，也为分权原则的确立增加了障碍因素。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不少的，龙其值得引以为鉴。当然民法典也不能追求穷尽无遗，包罗万象，把篇幅拉得过长。笔者以为，民法典设1300—1500条为宜。

（三）关于民法典的章节安排与条款样式

民法典设编，编下设章，章下设节，节下设条，条下可设款，款下可设项，此为基本序次不成问题。需要提出的是，我们能否借鉴《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的体例，把每一条的内容概括，提炼出一个名称或题目，置于条首。这一名称或题目既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句括，如《瑞士民法典》第505条条首名称为“自书遗嘱”，第50Z条条首题目为“未经被继承人阅读的遗嘱的订立”，均概括简洁，一目了然。这种条款样式给人们查阅，学习，讲授，引用法律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也从一个角度界定了该项条文的立法意图和主要内容，以防止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诚值借鉴。

（四）关于现行民事立法的存废问题

我国现有约20个民事单行基本法，有的颁布才几年时间，民法典成文后，这些法律有的需要废除，有的可以保留，并不是一律归于失效。例如《瑞士民法典》在“尾章-适用及补充规定”中，规定先于《民法典》颁行的瑞士联邦铁路法、轮船法，邮政法及电话法等继续有效。对于我国现行民事单行法律哪些需要保留并继续施行，哪些需要废除，应予逐一审查，慎重选择。以笔者之见，存或废的主要根据是该项法律是否具有立法上的预见性，是否能适应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要求，是否与民法典的立法原则，精神和内容相一致。如果某项法律现在即已难以适应社会的要求，或正在酝酿修改当中，或极可能在今后较短时间内必须修改，则在民法典颁布后应同时宣布失效，如《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婚姻法》，《继承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反，如果某项法律的立法基础相对稳定，立法内容相对成熟，不会与民法典相抵触，则可以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而继续有效，如《著作权法》，《铁路法》，《邮政法》、《草原法》、《渔业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技术合同法》等。民法典应在附编（或附则）中对所有现行民事法律、法规、实施细则、司法解释的效力详细作出规定，哪些明文度止，哪些继续有效，并逐一注明颁布机关和颁布—时间。

（五）关于民法典的立法程序

民法典立法工程之治大和立法意义之深远，在新中国法制史上是空前的。为从立法程序上保证法典的成功，一是要强调“法学家立法”的重要性，在立法起草委员会（或小组）中尽可能多地吸收知名法学家、律师、法官参加，二是要坚持立法民主化，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民法典一定要讲究严谨，规范，切不可以通俗性，大众性而牺牲法律的严肃性，科学性，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功底甚厚、造诣颇深的民法学家和经验成热，感知丰富的民事法官、律师的参与是不可能的。立法起草委员会（或小组）内部的民主是极为重要的，当初《法国民法典》起草时曾召开过102次讨论会议，才使得一部精雕细琢的法学巨制得以最终问世。立法民主化还体现在民法典应尽可能广泛地征求各界意见，集思广益，旁征博引，把立法过程变成民法的研究、宣传过程，为民法典的深入人心和有效实施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6

论文关键词　示范诉讼　群体性纠纷　代表人诉讼　诉讼经济

一、示范诉讼概述

（一）示范诉讼的内涵

示范诉讼是指法院从存在共同原告或者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亦相同的数个案件中选出一个案件，经全体当事人同意，作出相当于合并审理的裁定，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全体当事人均受该裁决约束的诉讼制度。”

（二）示范诉讼的特征

1．采用个案审理的方式

示范诉讼的特殊之处体现在其采用常用的一对一诉讼模式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共通性事实和法律问题，很好的避免了对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事实性问题的重复审理，既节省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提高了诉讼的效率。

2．示范案件的典型性及代表性

在示范诉讼中，案件的个性问题通过个案审理解决，所有案件均具有的共同争议，通过对典型性及代表性的示范案件的审理进行解决，实现了司法的统一与诉讼经济。

3．示范诉讼进行的程序性

示范诉讼的程序可概括为两步:第一步，审理示范案件，其他的案件暂时停止进行；第二步，示范案件审理完结，若原告胜诉，被告与其他原告间无需就自己的责任进行争辩，其应按裁判结果对其他原告应进行相应的赔偿。若原告败诉，判决生效后，其他原告就无权向被告提出索赔请求。

4．示范裁判效力上的扩张性

在法院示范案件进行审理期间，其他案件暂时停止诉讼程序。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胜诉，对其他诉讼原告诉请的审理将产生积极效应——被告不得在后诉中作出相反陈述，但其在前诉中未作出有利陈述由正当理由支持的除外。如果示范案件审理后败诉，对于后续诉讼原告在心理上起到了极大预警作用，有助于他们作出是否的正确判断。

二、示范诉讼制度的价值

（一）促进民众接近正义

示范诉讼中，诉讼当事人以费用分摊的形式承担诉讼成本，且当事人均可适用示范判决的结果，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使民众真正体会到正义的存在。

（二）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示范诉讼以审理个案的程序解决具有共同争点的多个诉讼请求，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应当说，群体性纷规模越大，示范诉讼实现诉讼经济的优势更能得到发挥。

（三）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

示范诉讼有助于避免同类纷争在法院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理结果，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统一、维护司法的权威。

（四）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司法政策中，以社会稳定作为群体诉讼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尺度已经取得了法院的普遍认同。示范诉讼的个案先行审理机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正在发生中的群体纠纷和解，使尚未走上诉讼途径的群体纠纷自然消灭，既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又避免了事件升级，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必要性

（一）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现实需求

当下中国，由同一起或同一类事件引起涉及大批人利益的群体性纠纷多发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法谚有云：“有救济才有权利”，出于保护民众权益以及维护良好秩序的需要，我国处理群体纠纷的方式亦需要实现多元化。联系我国现状，代表人诉讼是解决群体纠纷的法定方式，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不仅达不到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要求，而且造成了民众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利用我国现有的基础构建示范诉讼制度，为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实现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

示范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人诉讼的弊端，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示范诉讼的突出特征在于从众多同类案件中剥离出典型的个案，回归到传统的一对一诉讼模式审理中，由此诉讼结果作为同类案件的示范。这就使得示范诉讼在程序启动上较代表人诉讼更为容易，仅对少数个案的示范审理，也可使得程序因规模获得轻减而大大提高效率。另外，由于示范诉讼在程序规则上与传统诉讼模式差异不大，使其更方便操作，易于为法院接受。

其次，示范诉讼较好地解决了“代表人难产”这一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诉讼需要选出2-5名代表人。一般来说，人数确定的群体性纠纷人数较少而且相互熟悉，信任感相对较强，因此当事人往往能够较为顺利地选出代表人。而人数不确定的群体性纠纷因人数极多且大家互不相识，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以及存在利益博弈，常常会出现当事人不愿意担任代表人、难以就选举代表人达成一致意见的现象，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当事人商定代表人事宜，大大影响了诉讼效率。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代表人难产”？因为代表人具有双重地位，其诉讼行为不仅代表自己，而且对其所代表的其他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加之当事人如对选定的代表人有异议，则有权亲自参加诉讼，造成了代表人可有可无，代表人诉讼的价值也就无法发挥。示范诉讼中，法院兼顾大多数原告的意见以及赔偿标的的大小依职权确定的示范案件原告，具有充分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并且赋予非示范案件当事人以听审权、异议权保障其权益，避免了因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代表人难产”的弊端。

再次，我国代表人诉讼存在的又一不足之处就是未参加诉讼的受害人可在他人胜诉后通过一纸裁定适用生效判决，促使许多受害当事人产生了“搭便车”的心态，不愿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性诉讼中多数人一方在败诉时需要负担所有诉讼成本，即便是胜诉，也不代表不需承担任何费用，按照现行规定，聘请律师、调查取证等产生的费用是无权向对方主张。诉讼费用既是诉讼成本又是潜在的诉讼风险承载体，受害人会尽可能地避免承担，谁行使权利谁负担费用是公平原则的必然要求，“搭便车”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平原则的损害。示范诉讼当中，诉讼费用的规定则更为合理，其规定第一审诉讼费用，由全体当事人按其占案件标的的比例共担。抗告费用由抗告人和参加抗告人分担，并且关于证人、鉴定人费用预纳的规定，在示范诉讼中亦不适用，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示范诉讼的吸引力，而且还减少了受害人的诉讼风险。

三、我国构建示范诉讼的可行性

（一）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开始探索适用类似示范诉讼的审判方式

尽管我国缺乏示范性诉讼相关法律规定，但法院在处理群体纠纷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套类似国外示范诉讼的做法。此种纠纷处理模式在环境纠纷、拆迁纠纷、劳动争议、业主与开发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争议等群体性纠纷中得到了较大的推广。在审理此类纠纷时，通常做法是，法院会选取具有较高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率先进行开庭审理，具有类似情况的潜在诉讼当事人或者已经的类似案件当事人都会到庭旁听庭审，在他们对案件胜负已经有相当预期的情况下，通过法官的协调（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法律观点的释明），案件的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与对方达成和解或调解。

（二）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示范诉讼价值的条件

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做支撑，否则无异于“平地起高楼”，示范诉讼在我国的构建亦是如此，需要一定的配套条件为其打好“地基”，方才能站得稳、站得久。具体来说，我国具有接纳并更好发挥施示范诉讼制度价值的现实条件体现在：

1．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管辖制度有利于示范诉讼的运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立法要求以及一些案件的特殊性，又分别规定了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其中《民事诉讼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群体性纠纷在人数上具有众多性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集合性，并且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一旦其负面效应波及开来，影响重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大面积失衡和倾斜，后果相当严重。从立法上看其符合“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适用示范诉讼的群体性纠纷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标准。

2．审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应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民事诉讼法》有关审结期限的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促使示范诉讼的受案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鉴于某些民事案件(例如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在法定的期限内审结困难，《民事诉讼法》授权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的需要，可以适当延长时限，并为此规定了批准延期的权限和程序。这样既保证了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民事案件，同时又使《民事诉讼法》对结案期限的规定符合客观实际，尤其是审理人数众多、案情复杂的群体性纠纷。

3．一定程度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助于避免示范诉讼“马拉松”现象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7

[关键词]　裁判请求权；纠纷可诉性；依据；范围

在现代法治社会，裁判请求权是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裁判请求权意味着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都有请求独立的法院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裁判请求权之保护理应是我国设计和运作民事诉讼制度和进行民事司法改革的最高理念。裁判请求权的实现与纠纷的可诉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纠纷具有可诉性，是裁判请求权得以实现的逻辑前提，纠纷的可诉性的广度反映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在当今中国，为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应当扩展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

一、纠纷可诉性的意义分析

纠纷的可诉性即纠纷的可诉讼性，它是指纠纷发生后，纠纷主体可以将其诉诸司法的属性，或者说纠纷可以被诉诸司法因而能够通过司法最终解决的属性①。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很少从当事人的角度探讨纠纷的可诉性，通常都是从法院的角度探讨法院的主管范围问题。这明显是受权力本位观念的影响，存在着轻视当事人权利的倾向。从法院的主管的内涵看，当事人可以将哪些纠纷诉诸司法似乎是由法院来定的。从权利本位观念出发，我们应当从纠纷的可诉性角度来探讨法院的主管范围，实际上法院的主管范围取决于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只要纠纷具有可诉性，该纠纷就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法院主管范围的确定不能任意限制当事人的可诉性纠纷诉诸法院。把握纠纷可诉性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纠纷可诉性的对象是法律纠纷。在社会生活中，纠纷是难免的，正因为有纠纷的存在，才有必要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也正因为纠纷的存在，宪法才有必要确认裁判请求权。纠纷有多种多样，有男女之间的感情纠纷，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等等。权利义务纠纷是法律纠纷，可以成为可诉性对象的纠纷只能是法律纠纷，感情纠纷等非法律纠纷不能诉诸司法。

第二，纠纷可诉性的实践形态是当事人诉诸司法的行为和法院的司法行为，就是指纠纷成为司法的对象而由法院进行审判。纠纷不进入法院，这种纠纷最多也只能是理论上存在被诉诸司法的可能性。纠纷要成为审判对象，必须要有当事人的诉诸司法的行为，同时要有法院接受当事人的诉讼进而进行审判的行为。

第三，纠纷可诉性并不排斥当事人通过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纠纷的可诉性只是表明该纠纷可通过司法解决，并不表明它只能通过司法解决。纠纷由司法最终解决，但并不表明司法解决对所有的纠纷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法律纠纷是复杂多样的，有的纠纷由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也许显得更为适宜，优点更为明显，当事人完全可以选择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

第四，纠纷的可诉性是与法的可诉性联系在一起的。法的可诉性就是指当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公民可以诉诸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程序维护自己权利的属性。有学者指出法的可诉性是法所必备的基本属性，〔1〕（P169）如果法律不具有可诉性，那么，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再多，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当事人也不能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这种法律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的可诉性意味着当事人可以依据该法律诉诸法院，法院可以依据该法律进行裁判；法有可诉性，意味着该法所确认的权利发生纠纷时具有可诉性，法没有可诉性，该法所确认的权利在发生纠纷时就没有可诉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的可诉性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探讨与该法律有关的法律纠纷的可诉性。纠纷的可诉性是裁判请求权实现的前提条件，如果根据法律规定纠纷不具有可诉性，那么，作为当事人的程序基本权的裁判请求权不过是空气震荡而已。纠纷可诉性的范围决定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纠纷可诉性的范围越窄，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越低；相反，纠纷可诉性的范围越广，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就越高。

二、纠纷可诉性的依据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对纠纷可诉性标准或依据的规定和理解是不完全相同的。美国的诉讼制度分为两大类，一为民事诉讼制度，二为刑事诉讼制度。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纠纷的范围而言，它包括私人和私人之间以及私人和政府之间的一切争讼，法律对此不作具体规定。在前苏联，一部分纠纷由法院解决，另一部分纠纷由“同志审判委员会”、“仲裁法院”等其它组织解决。有的国家法律规定争议额在一定数额以下的纠纷不能诉诸正规的法院，而由或者先由小额法庭审理。

在我国，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的精神以及我国国情及司法实践经验，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即法院主管的标准为：（1）法律关系的性质；（2）国家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据此，他们认为，可以诉诸司法的纠纷范围包括：第一，民法、婚姻法调整的因财产关系及与财产关系相联系的人身关系产生的民事案件；第二，经济法调整的因经济关系所发生的各类纠纷；第三，劳动法调整的因劳务关系所发生的各类纠纷；第四，其它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的纠纷；第五，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案件。〔2〕（P92）实际上，在这些学者看来，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就是看纠纷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如果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则当事人可以诉诸法院；如果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则当事人不能诉诸法院。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是保证民法实施的程序法，将因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作为法院民事诉讼主管的对象是理所当然。〔3〕（P336）

我们认为，以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尚存在一些问题，不足以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这是因为，第一，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作为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排斥了没有上升为法定权利的那些权利受到侵害而请求司法救济的可能性。民事法律关系是经过民事法律调整后的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以后，当然可以诉诸司法，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有一部分社会关系未被法律所调整，即还有一部分权利没有被法律明确确认，如果包含这类权利的社会关系发生争议因其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就不具有可诉性，那么，这类权利便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第二，宪法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宪法权利即基本权利通常会经过立法被法律确认为具体的法律权利，然后，当这些权利被侵害以后，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得到司法救济。但是，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基本权利都被转化为法律权利的，这些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被侵害以后，如何进行救济呢？如果纠纷的可诉性标准在于纠纷是民事法律关系争议，那么，因为基本权利并不是一般的民事权利，此时，基本权利受到私法主体侵害后就得不到司法救济。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思考纠纷可诉性的依据或标准。

在确定纠纷的可诉性的依据时，我们应当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尽量扩大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让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获得充分的实现。裁判请求权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的水准，法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能够进入法院通过司法解决的纠纷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如美国，不仅对于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案件、私人纠纷，当事人可以诉诸法院，而且“几乎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或早或晚都将转化为司法问题”。〔4〕（P248）当然，美国联邦法院受理案件也是有一定界限的，即联邦法院的管辖权限于现实存在的“案件”和“争议”。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争议是指适合法院作出决定的争议。因此，具有裁判性的争议不同于假定的或抽象的分歧或争端；不同于纯学术性的或不具有实际意义的争议。争议必须是明确的和具体的，涉及有相反法律权益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它必须是真实的和实质性的争议，可以通过终结性的法院命令获得救济，它不同于对假定事态如何适用法律的建议。”〔5〕（P213）其次，处理好纠纷的可诉性与单位或团体内部纠纷自律性处分的关系。单位或团体内部的与私法秩序无关的纯内部纠纷，以单位或团体自律性措施调整为宜，不应当具有可诉性，对这类纠纷，当事人不能诉诸法院。

为此，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为：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议。只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议，当事人都可以诉诸司法，要求法院通过民事审判予以解决。详细地说，纠纷的可诉性标准或依据有两个：第一，纠纷应当是权利义务之争议。纠纷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纠纷本身不是权利义务之争议，没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纠纷通常是不能诉诸法院的。权利义务之争议首先就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争议。然而，民法是私法，奉行“法无禁止皆自由”的观念，法定权利以外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后，也应当得到保护。因此，这里的权利义务之争议也包括应有权利受到侵害所引发的争议。如果那些应当上升为法律权利而没有上升为法律权利，因而在其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权利人不能诉诸司法，那么，“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不仅如此，现代民事诉讼也将失去了生成实体法的功能②。第二，纠纷应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非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往往是行政法律关系争议，行政法律关系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争议，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纠纷在当事人时不能明确分辨它究竟是民事争议还是行政争议，对于这样的纠纷，为保障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应当允许原告在时提出预备或选择之诉，原告在时，主张提起民事诉讼，如果不行，则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原告在时，主张提起行政诉讼，如不行则提起民事诉讼。在纠纷的可诉性标准中，不存在客体标准，即不管纠纷的对象是什么，也不管争议的金额是多少，只要具备上述两个标准，当事人就可以诉诸司法。当然，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要成为审判的对象，还得要求当事人提起的诉具有诉的利益，包括主观的诉的利益和客观的诉的利益。

三、纠纷可诉性范围的扩展

根据纠纷的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我国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应当扩展为：

第一，民事法律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在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上，存在三种学说，其一，权利先存说。认为自有人类之初，即有权利，权利与人生俱来，为保护此权利，始有法律之创设。其二，权利与法律同时存在说。认为法律与权利为同一事物之两面。法律依主观观察，则为权利；权利由客观观察，则为法律。其三，法律先存说。认为权利为法律所创设，无法律之先，绝对无权利可言。〔6〕（P70）大陆法系立法理论一般认为，法律先存于权利，即权利是由法律创设的，并由“法律之力”加以担保。任何利益只有经过法律的确认，才能成为权利。〔7〕（P18—19）我国立法理论上一般也认为权利都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民事权利是民事法律所规定或确认的。这一理论的成立是以这样的一种假设为前提的，即一个国家能够制定出一部囊括全部权利体系完备的法典，诚如实证主义法学家和分析法学家所确信的那样，实在制度乃是一种全面的、详尽的、在逻辑上自恰的规范体系，而且该体系为法院所可能面临的一切法律问题都提供了答案。〔8〕（P442）或者，对任何种类的问题，至少可以从理论上能够并且应该通过“解释”一条现有的法律规范而得到解决。〔9〕（P340）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民事法律包括商事法律，民事法律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间、法人间、公民与法人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事法律规定了民事主体的各种各样的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四大类，即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每一大类的权利中还有具体的权利。民事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当这些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以后，当事人可以诉诸司法，要求法院予以司法保护。质言之，民事法律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发生争议具有可诉性。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是可诉性的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或者说，可诉性的纠纷主要就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争议。据此，只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争议，不管这样的争议有多复杂，不管这些争议的社会影响面多大，也不管民事诉讼法对审理这类争议的诉讼程序的规定是否完善，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当慎重受理，更不应当暂缓受理。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经慎重研究后，决定有条件地逐步受理证券市场民事侵权纠纷，待市场条件和法律条件成熟后，人民法院将无保留地依法受理和审理各类证券市场民事侵权案件。〔10〕该通知仅仅允许法院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赔偿纠纷，对其他复杂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当事人诉诸法院，法院还有可能不予受理。另外，该通知规定了“前置程序”，即该类纠纷只有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才能，法院才能受理。我们并不一概地排斥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前置程序的设计确有其必要性，但前置程序的设置应当由法律规定，而且前置程序本身也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用“处罚决定”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是不合适的。

第二，应当受民事法律保护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争议。

权利在被民法等实在法确认之前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由于成文法具有局限性，成文法典不可能穷尽地确认所有的权利，即不可能把所有的应然权利都确认为法定权利。同时，民法具有开放性，它不实行法定主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合法利益都转化为民法上的权利。有学者指出，“限于立法技术和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或出于公共政策或利益衡量的考虑，法律不可能将主体的全部利益都纳入权利体系之中。”〔11〕以前，我国的立法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成熟一条制定一条”、“宜粗不宜细”的思想，一些被认为“实施条件不成熟”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确认。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权利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经济关系制约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从反面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权利的类型将不断扩展，产生一些新型的权利类型。事实也是如此，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发展将激发人们对新的权利的要求，如对隐私权的要求、对身体权的要求、对采光权的要求、对生育权的要求等等。但是，由于法律稳定性的特点，法律不能朝令夕改，这一特点带来了法律的滞后性，一些新兴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法律及时确认，不能及时上升为法定权利。在权利法定化之前，它们都是应有权利。那些被民事法律所确认的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受害人可以诉诸司法，求得司法救济，而这些尚未被上升为法定权利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当事人能否诉诸法院获得司法救济呢？换句话说，因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发生的争议是否具有可诉性呢？在英美国家，这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当现实生活中出现某种利益需要保护而法律和判例都无反映时，法官就可以依自由裁量权将其认定为权利加以保护。若这种对权利的认定是符合衡平原则的，则该权利类型将以判例的形式被确认下来。〔11〕当然，在20世纪中期，美国有的州法院对判决确认应有权利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在1960年的DESHOTELv.ATCHISONG一案中，原告主张“配偶权”，加州最高法院否定了原告的请求，其理由有二：（1）如果同意原告可以请求因婚姻生活所受的利益，会扩张习惯法上责任范围。习惯法上侵权行为可以请求的权利有固定的项目，如果任意扩大赔偿范围，极有可能造成当事人滥诉，诉讼如同洪水水闸释放一发不可收拾，无法控制，法院无法负担大量的诉讼，也难以认定责任范围（英美法上称之为“水闸理论”），所以，应该限制责任范围。（2）其它大多数州也不承认“配偶权”的请求权。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加州最高法院在RODRIGUEFZV.BETH LEHEMSTEELCORP一案中，承认原告基于“配偶权”的损害赔偿。〔12〕（P7）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比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小得多，但今天，他们借助“诚实信用”、“权利滥用”等一般条款，通过解释以至创制法律来适应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付不断产生的新生事物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13〕（P7）可见，在大陆法系，法定权利以外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后引发的纠纷是可以诉诸司法的。事实上，大陆法系不少国家对法定权利以外的利益（即应有权利）也是给予保护的，《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③对侵权行为对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法定权利，也适用于法定权利以外的利益，诚如法国学者所言：“本款规定的适用范围如此之广，以致足以囊括各种各样的损失，并对其一视同仁地给予赔偿，且赔偿范围及于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杀人生命到伤人皮毛，从烧毁高楼大厦到毁掉棚门荜户，任何情形均适用同一法律，任何损失均可以计算，以赔偿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损失。”〔14〕（P7）《德国民法典》规定侵权行为的对象包括绝对权利、绝对权以外的权利和私法上的利益，当然，对法定权利以外的私法上的利益的保护有一定的限制，如只有在侵权行为人故意并该行为违背善良风俗时，受害人才可以获得赔偿。

在我国，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对权利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定权利当然要保护，对那些法定权利以外的合法利益或者说应有权利也应当予以保护，这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的要求，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这里的民事权利应当包括法定的民事权利和未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的合法利益。从《民法通则》对侵权责任的规定来看，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并不仅仅是侵害法定权利，《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侵权行为的对象不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应当理解为既包括法律上的权利也包括应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或应有权利。〔14〕（P12）因此，因应有权利或者说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所发生的纠纷，具有可诉性，当事人也可以诉诸法院，法院不能以法律对某类或某种法律关系尚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法院应当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对这类案件作出裁判④。

第三，因宪法权利受到私法主体的侵害所引发的纠纷。

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违反宪法的现象主要是国家的抽象行为，如法律与宪法相冲突等；在法治欠发达的国家中，不仅存在国家的抽象行为如立法行为的违宪问题，私人行为违反宪法侵犯他人宪法权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⑤。对于私法主体之间因侵犯宪法权利（指实体性宪法权利）引发的纠纷，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呢？对国家抽象行为侵犯宪法权利的行为，各国规定了各具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在私法主体侵犯宪法基本权利的行为发生后，如何对这些宪法权利进行救济，各国的理论与实践并不一样。

在国外传统宪法学理论上，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无效力，现代宪法学理论改变了这一看法，德国和日本都承认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效力，至于这一效力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理论上有争论，其中有两种学说，即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定对私法领域具有直接的效力；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权利规范只能通过私法中的一般条款或具有概括性的规定才发挥效力，该学说要求通过解释私法中的这类条款，而将宪法权利规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注入其中，从而将宪法权利延用于私法领域。〔15〕（P102）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并没有规定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1956年德国对《基本法》的第1条进行了补充，明确规定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第1条第3项规定：“下列基本权利直接有法律效力，并约束立法、行政及司法。”日本的司法实践承认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大阪地方法院于1969年的“日中旅行社案”的判决中指出，民法第90条的公序良俗条款体现了宪法中的平等权等宪法权利规范的精神，而本案被告日中旅行社以政治观点取舍雇员，其对原告所作出的解雇决定违反了民法第90条，因而无效。〔15〕（P102）

我国台湾地区在司法实践中也采纳间接效力说。台湾一些企业曾经与受雇的一些女性约定，“一经结婚即需辞职”，有一女性受聘于农会，并订立了这样的合同条款，后对该条款的效力发生争议，诉诸法院，台湾司法院第一厅研究认为，人民无男女之分，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为“宪法”第7条所明定，又人民之工作权及其它自由、权利也受“宪法”保障；雇主要求女性受雇人预立于任职中结婚即应辞职之辞职书，不仅破坏“宪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则，并且限制人民之工作权及有关结婚之基本自由及权利，该结婚辞职之约定，可认为违背公序良俗，依民法第72条之规定，应属无效。〔16〕美国并不拘泥于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而是坚持“国家类似说”，主张将侵害宪法权利的一部分特定私人行为，视同侵害人权的政府行为，从而适用宪法的规定。

在我国，私法主体之间因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引发的纠纷屡有发生，如公民所在单位违反宪法原则限制妇女基本权利、用工单位违反宪法基本权利要求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等等。我国对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的保护通常是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将基本权利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权利，如果这些具体的法律权利被他人侵害，则依据普通的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基本权利都被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权利，而且宪法权利具有抽象性、原则性，规范性不强，所以，从我国目前的诉讼实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可以通过普通程序获得救济的。这种实践状况有损于宪法的尊严，与人权保护普遍加强的国际潮流不相吻合，不利于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私人之间因侵犯宪法基本权利引发的纠纷应当具有可诉性，对于这种纠纷，当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当然，这并不是说，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具有直接的效力，也不是说，这种纠纷的可诉性现象就是宪法的司法化。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不具有直接效力意味着在民事司法过程中，宪法并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宪法直接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是不妥的，这将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的监督实施权相冲突，与我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相吻合。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8月13日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中，最高法院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这一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正式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的。在2001年10月18日至21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在苏州大学举办的“中国宪法学年会”上，绝大多数学者也不赞成2001年8月13日的批复是宪法司法化标志的看法。〔17〕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认为，齐玉苓案的宪法适用，对于保护公民享有宪法上的权利不受侵犯，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它在形式上毕竟仍然是以民事方式处理的个案，因而严格地说，还算不上是宪法诉讼案件。〔18〕我认为，尽管齐玉苓案并不是宪法诉讼案件，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扩大公民行使裁判请求权的范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将宪法权利争议纳入了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扩大了纠纷的可诉性的范围，从而使裁判请求权在量上得以扩张，表明了法院对公民的裁判请求权的尊重，消除了法官不敢通过民事诉讼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心理。在以往，私人之间因宪法权利发生的争议，当事人诉诸法院时，法院通常是不会受理的，法院认为这种纠纷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由此导致一个矛盾的现象，基于宪法权利产生的具体权利受到侵害后将会得到司法保护，而宪法权利本身反而得不到司法保护。因宪法权利在私人之间引发的争议不纳入纠纷的可诉性范围严重地限制了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广度。现在，这一司法解释的颁布扩大了裁判请求权的行使范围，诚如张卫平教授指出的，齐玉苓案件的司法解释在程序法上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进一步拓展了当事人诉权行使的空间，扩大了法院裁判权实际行使的范围，也因此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18〕因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所引发的诉讼，法院对权利义务进行判定的裁判依据不能是宪法而只能是具体的实体法律。

那么，如何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实体法律来保护基本权利呢？这要求法官对实体法律作“合宪性解释”。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因此，对法律的解释应当与宪法的意旨相符合，这就是法律解释中的合宪性解释。宪法性解释要求从宪法原则、宪法权利的角度观察、解释法律，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指出，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解释法律，便必须取向于宪法。这个要求在学说上称为法律解释的合宪性因素。这个因素的功能，在确保法律解释的结果不逸出宪法所宣示的基本价值决定的范围之外。〔19〕（P286）在私法领域，公民认为自己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受到他人侵害而诉诸法院时，法院应当通过合宪性解释来认定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事实上违反了民事法律的一般条款或基本原则，从而予以司法保护。由此，私人之间因侵害公民基本权利引发的诉讼，事实上成了普通的民事诉讼。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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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伟 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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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6〕梁慧星。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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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潘维大，刘文琦 英美法导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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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泽鉴 劳动契约上之单身条款，基本人权与公序良俗〔J〕 万国法律，（55）

〔17〕陆永生，等 中国宪法学会2001年年会综述〔J〕 法学家，2001，（6）

〔18〕人民法院报〔N〕 2001—09—17

〔19〕黄茂荣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注释：

①纠纷的可诉性包括民事纠纷的可诉性和行政纠纷的可诉性，本文只探讨民事纠纷的可诉性问题。

②民事诉讼生成实体法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确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③《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内容为：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因其过错致行为发生之人，应对该他人负赔偿之责任。

④事实上，从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3期公布的山东莒县酒厂诉文登酒厂不正当竞争一案，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应有权利予以司法保护的认同。

民法典经济纠纷篇8

一、金融债权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1、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标的金额大幅攀升。2011年-2013年，该院共受理金融债权案件2635件，占同期商事类案件案件的27.57%；标的金额13.34亿元。其中2011年受理820件，同比上升37.35%；标的金额28556万元，同比上升19.54%。2012年受理880件，同比上升7.32%；标的金额46457万元，上升62.69%；2013年受理936件，同比上升6.36%；标的金额58426万元，上升25.76%，案件数与标的额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大标的案件数量多，其中标的金额在100-500万元的170件，500万元以上的22件，千万以上的26件。

2、涉案主体呈现多元化，商业银行仍占绝大多数。金融债权主体即金融机构己从原单一的商业银行模式，逐渐演变成以商业银行为主，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金融组织为辅的金融主体群。2011-2013年，共受理以银行为原告的案件2540件，占96.39%；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原告的案件59件，占2.24%；以担保公司为原告的案件7件，占0.27%；以典当公司为原告的案件29件，占1.10%。

商业银行中又形成以地方民营银行为主，国有商业银行、跨区域银行为辅的格局。2011-2013年，受理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地方民营银行为原告的案件1654件，占银行总收案数的65.12%；受理中行、工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原告的案件850件，占银行总收案数的33.46%；受理浦发、招商等跨区域商业银行为原告的案件36件，占银行总收案数的1.42%。

3、案件类型形式多样，以金融借款和银行卡纠纷为主。金融债权纠纷案件类型包括金融（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信用卡纠纷、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债权人撤销权纠纷、进出口押汇纠纷、追偿权纠纷、典当纠纷、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等类型，法律关系复杂多样，但仍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信用卡纠纷为主。在2635件案件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1183件，占44.90%；信用卡纠纷1333件，占50.59%。（见图二）

4、案件审执“三低”现象突出，表现为调撤率低、实际执行率低、标的清偿率低。被告不到庭现象突出，缺席判决率高，调解率低。在审结的2356件1案件中，判决1778件，调解撤诉554件，调撤率23.51%。虽然大多案件均有担保或房产等不动产抵押，但受经济不景气，市场交易低迷等影响，出现抵押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明显低于原先评估价值的情况，导致债权清偿率低。2011年，受理金融债权执行案件503件，实际执行率为41.95%，清偿率为43.39%；2012年，受理866件，实际执行率为47.11%，清偿率为45.40%；2013年，受理795件，实际执行率为56.99%，清偿率为42.43%。

二、金融债权纠纷案件多发的原因分析

1、从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来看，“两多两难”现象凸显。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实体经济利润下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制约，融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高额利息等多种因素叠加，中小企业在融资、经营、转型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引发企业多、融资难和资金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民间借贷市场非常混乱。大量“地下钱庄”以“合法”的借贷形式发放高利贷，已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从调研情况看，我区多家因资金链断裂倒闭企业，几乎均存在通过固定资产抵押向多家金融机构借贷和以高息方式不计成本的向民间借贷现象，甚至部门银行员工也违规参与放贷谋利。

2、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内控机制来看，经营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审查不严，对有些表面“繁荣”的企业不作科学分析评判，一哄而上，争相拉贷，促使企业投资规模盲目扩大，造成资金链断裂，酿成大规模债务风险。有些银行对担保单位审查完全流于形式，有些无担保能力的当事人也能成为担保主体。部分金融机构应对和处置不良贷款部门和人员力量不强，对逾贷的人员下落、财产去向不跟踪、不了解，片面依赖司法程序，将走程序作为尽职责的一种基本途径，以致逾贷收回时间长、效果差。如在信用卡主拖欠债务时，仅早期通过短信提醒，没有进行电话跟踪，更没有及时联系担保人，以致被告一方对后期产生的高额滞纳金和利息存在较大争议。在公示催告案件及相关权属争议纠纷中，银行相关人员受利益驱动，将该业务转为以融资为目的的变相贷款，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审查不严，违背票据签发要“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这一基本要求，以致虚构用途、提供虚假交易材料现象普遍。

3、从企业互保、联保方式来看，弊端、风险正逐渐显现。在审理的系列案件中，有多家企业涉及互保、联保，几乎全部企业的金融借款均由其他企业提供担保，同时存在为其他企业担保现象。有些企业主正是由于为其他企业担保遭受连带偿付责任后出现自身资金链断裂，这些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良好，产业结构也符合发展要求，而由于为其他不良企业担保而殃及自身。表面上护保、联保机制在控制风险方面能发挥较好作用，一方面各联保人签订联保协议书后，不用再为寻找担保人而发愁，另一方面成员间可以相互监督，且债权人的利益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但司法实践来看，联保的不良效应正在不断显现，联保成员之间或是亲戚朋友，或是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缺乏了解、监督的基础，如有一家企业经营不善倒闭，联保的后期影响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直到将风险转嫁到优质企业，进而引发更多的担保企业倒闭。

4、从小贷公司等新兴金融组织来看，违规放贷管理混乱较突出。小贷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不规范运行普遍存在。从涉诉案件看，小贷公司有的变相、分次发放大额贷款，有的涉及高利贷款、委托贷款等；担保公司、典当行挂担保、典当之名行高息放贷之实，有较大潜在风险，存在传染至银行业可能。

三、防范和化解金融债权纠纷的建议和对策

1、完善综合监管机制，规范、整顿民间融资市场。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对非法金融活动违法、有害的共识；依法加强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打击，坚决取缔违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投资公司、调剂商行等经营性机构，防止变相非法集资，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合理疏导民间资金，通过民资转贷公司、民间融资登记管理服务中心等方式引导民间资金规范运行，纳入政府监管范畴，净化金融环境；同时，加强银行信贷资金流向监管，防止流入民间融资市场，尤其要对银行员工违规参与民间放贷进行检查、教育。

2、加强银行内控机制建设，盯牢各环节风险点。加强贷前审查和风险预估，发放贷款要重实质审查，尤其是重大贷款项目不但要审查项目是否符合政策导向、是否有发展潜力，还要看企业主的个人品质、信用度，企业管理是否规范，运行是否正常等。在当前形势下，特别要了解有无隐性民间融资。对以厂房等抵押的贷款，要审查有无出租、有无拖欠工程款等。对担保单位也应作必要的审查。尤其是对关联企业或多个企业混同经营的，要审查其名下的实际资产。对企业经营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应进行预估。完善逾贷处理和责任考核机制，要完善相关资产保全机构，明确责任，改变片面的走程序、看形式的考核办法，要重效，重尽责。对联保户的资信要认真审核，摸清其负债情况，防止没有担保能力的企业加保。建立成熟的风险管控、处理的专业人员和团队，规范业务操作，对承兑汇票业务要严格依票据法操作，审查不能只要形式，不作实质审查。改变片面追求信用卡发放数量的考核办法，严格按规范办理信用卡。

3、有效发挥司法职能，妥善处理金融债权案件。在案件审执阶段，法院要发挥好已经成立的金融审判专业合议庭作用，做到简案快审，难案精审，专案专审。根据案件实际和被诉企业涉困情况，灵活运用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司法措施，尽量避免因诉讼活动加剧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在发生涉多家金融机构的企业资金链问题时，由政府及银监部门牵头，建立常规会商沟通机制，协调化解方案，争取银行不抽贷、不压贷，合理回应涉案企业延期还贷的要求，依法保障金融债权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定期开展企业免费“法律体检”活动，主动走访中小企业，落实司法帮扶政策措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银行等金融机构有违规操作等行为，及时发出司法建议，促进整改。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