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概述范文
时间：2024-03-19 16:41:57
危机管理概述篇1
关键词：大股东行为；公司治理；财务危机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5-0111-05
一、引言
财务危机是公司财务实践与理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认为，考虑到财务危机会给企业带来直接与间接的财务危机成本，公司应该采用一个合理、适中的资本结构。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或者规避可能的财务危机成本，公司常常建立相应的财务预警系统，并据以相机调整公司的财务行为。
众多经验研究发现，大量“ST”公司均在治理结构方面出现了问题，”财务危机公司的治理结构往往不如正常公司合理。正如Shleifer and Vishy等撰文指出，在一些新兴市场，基本的问题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相当落后，各种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等“掏空(tunneling)”事件层出不穷，并最终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危机。这在股权制衡弱化、董事会治理效力不足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严重。但大股东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又是双重方向的，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公司的“支持”效应将占更为重要。李增泉等、白重恩等等对我国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金占用、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尚没有文献从财务危机这个有趣的视角来分析大股东的双重治理效应。陈良华等将部分公司治理变量纳入财务预警模型，但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也没有考虑到大股东行为的重要特征。
本文主要从上市公司财务危机角度验证大股东的利益侵占与利益协同理论，并探讨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是否有助于降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更进一步地，还试图根据所发现的公司治理与财务危机关系，将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前向”性指标纳入财务预警模型以增强传统模型的预测能力。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股权结构安排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财务危机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较高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强了其“掏空”上市公司的能力，公司更容易陷入财务危机，此为利益侵占效应；但另一方面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大股东在公司的利益增加使得监督经理变得有利可图，并且“掏空”上市公司导致的自身利益损害上升，此时大股东往往更倾向于“支持(prop)”上市公司，能够降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此即为利益协同效应。大量经验证据均支持大股东行为的这种双重效应。
在此，我们提出假设1-5：
假设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随着其持股比例的增加，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变大；但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低。
假设2：公司如果为集团组织形式，发生财务危机概率更高。
假设3：公司股权制衡机制越合理，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越低。
假设4：公司的流通外资股比例越高，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就越低。
假设5：公司国有股比例越高，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越高。
2．高管人员激励机制
Jensen研究表明，管理层和董事都拥有一定的股权时，管理层和董事更倾向于从股东利益角度来决策。Wang等也发现高管人员持股与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概率存在负相关。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6：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越高，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低。
3．董事会治理
Changanti等认为规模小的董事会比规模大的董事会在协调各项事务上、阻止“内部人控制”现象发生更有效，越有可能使管理层和股东结成紧密的利益同盟。IgIJensen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小，内控机制越有效。由于董事长的主要职能是组织会议和监督聘用，解聘，评估和奖惩总经理，Jensen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兼任，董事长独立发挥其功能的可能性更小，对中国的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兼任也同样弱化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根据Fama和Jensen，一般地，内部董事享有经营决策权，外部董事享有监督控制权。Jensen认为由于公司管理层对总经理负责，而不可能是有效的监督者。因此，公司的管理层不应该成为董事会成员。Weibach和Brickly，Coles和Terry的实证证据也表明，外部董事比内部董事更能代表股东利益。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7-9：
假设7：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小，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低。
假设8：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兼任，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高。
假设9：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越高，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低。
三、样本、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1．样本和数据
已有的众多文献均以特别处理(ST)公司作为财务危机公司的替代样本。DOltlIIST是我国证券市场基于向投资者提示投资风险的目的而设立的一项特殊监管政策。尽管ST政策规定应该被ST的情形中涉及了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情况，但从政策实施结果来看，ST公司大部分是由于连续两年亏损所致使的。这样，对财务危机的研究实质上变成了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分析，而关于公司治理与盈利的研究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由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采用Kam等对财务危机的界定，将连续两年息税摊销前收益(EBITDA)低于利息费用的公司确定为财务危机公司。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报表只公开披露财务费用的合计数，因此我们以公司财务费用作为利息费用的替代指标，这可能导致公司利息费用水平的低估。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CCER证券市场数据库。由于只能获得2000年以后的CSRC行业分类数据，我们将深、沪两市在2001―2004年期间连续两年EBITDA小于财务费用(即利息保障倍数小于1)的104家上市公司确定为财务危机样本。基于行文方便的考虑，我们将这两年分别作为第。年与第一年。然后再往前推一年(即第―1年)，并根据―1年的CSRC行业分类标准，剔除行业分类未到大类(即1个字母后连接2个数字的行业分类)以及行业分类数据缺失的危机样本11家，最终得到93家财务危机公司。其中，76家公司连续二年、13家连续三年、4家公司连续四年处于财务
危机状态。
我们按照如下标准为每一家财务危机公司确定一个财务表现正常的配对公司：(1)与财务危机公司同一行业，这里的行业分类采用CSRC行业分类的大类标准；(2)在2001―2004年期间每一年的利息保障倍数(等于EBITDA除以财务费用)均大于1；(3)与财务危机公司在第―1年的利息保障倍数最接近；(4)如果公司的财务费用小于0，则标准(3)不再适用，此时以EBITDA除以总资产得到的比值为基准，将与该比例最为接近并同时满足标准(1)、(2)的公司确定为配对公司；(5)如果按照前述标准出现多家危机公司与同一家正常公司配对的情形，则放宽标准(3)或者(4)，寻找除该正常公司之外与基准指标最接近的公司作为配对公司。这样，我们总共得到186家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中危机公司与正常公司各为93家。
本文分析的公司治理主要包括股权结构安排、高管人员激励与董事会治理三个方面。对于股权结构安排的度量，我们使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股权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CONSTR)、国有股比例(STATE)、流通外资股比例(BHSHARE)以及关于公司是否采取集团组织形式的虚拟变量(CROUP)五个指标来度量。第一大股东存在“掏空”与“支持”两种行为，当FIRST较小时，大股东更可能“掏空”公司资源，而随着FIRST的增大，大股东“支持”上市公司的动机逐渐加强；CONSTR度量的是对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掏空”行为的制衡，该指标的值越大，表明制衡力量越大；STATE表明预算软约束程度的高低，该值越大，公司预算软约束程度越高，公司越有可能陷入财务危机；BHSHARE代表境外投资者的监督以及更严格的法律监管；GROUP如果取值为1，表明公司采取了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根据李增泉的研究，此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较为严重。对于高管人员激励的度量，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高管人员薪酬只是高管人员实际报酬的一小部分，所以本文采用高管人员持股比例(TOPSHARE)来度量对高管人员的激励，这里的高管人员包括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经理人员。对于董事会治理水平的度量，我们使用董事会规模(DSIZE)、关于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的虚拟变量 (DUAL) 以及外部董事比例(OUTRATIO)三个指标。DSIZE越小，表明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督越强；DUAL如果取值为1，表明董事会独立程度较低；本文将未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界定为外部董事，OUTRATIO越大，董事会对大股东与总经理的制约越强，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低。
2、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危机公司与正常公司的公司治理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由于标准差都比较大，指标的中值更具有统计意义；但对于虚拟变量GROUP与DUAL，中值没有意义，而均值却可以反映发生频率。如表1所示，危机公司的STATE取值高于正常公司，表明危机公司的预算软约束程度较高；而危机公司的BHSHARE值低于正常公司，说明危机公司的境外股东监督及法律监管比正常公司更弱；但危机公司的GROUP的均值小于正常公司，表明正常公司更有可能采取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在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制约方面，危机公司也要好于正常公司，他们的CONSTR中值分别为0．388与0．322；对于FIRST，由于第一大股东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存在两个方向，我们不能直接根据FIRST的取值来比较公司治理机制的合理程度。在高管人员激励方面，危机公司与正常公司的TOPSHARE的中值均为0，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激励普遍不足，但从均值来看，正常公司略高于危机公司。对于DSIZE，危机公司与正常公司的中值都为9，但均值分别为9．462与8．903，危机公司的董事会规模大于正常公司，从DUAL来看，危机公司的均值高于正常公司，危机公司更有可能出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情形，这两个指标的对比都说明正常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高于危机公司；在OUTRATIO方面，危机公司与正常公司的中值分别为0．5与0．462，表明正常公司的外部董事监督还不如危机公司。所以，总的来说，危机公司在公司治理三个方面都略为逊于正常公司，有可能正是由于较差的公司治理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危机。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来看，危机公司的治理机制普遍不如正常公司，但要验证公司治理对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是否具有显著影响，还需进一步的计量分析。由此，本文构建如下logit模型对公司治理与财务危机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
P为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
FIRST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由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可能具有“掏空”与“支持”两种动机，当FIRST较低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占优势，随着FIRST增大，大股东的“掏空”能力增强，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变大，但FIRST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大股东的“支持”动机占主导，FIRST越大，大股东的“支持”意愿与力度越强，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小。也就是说，FIRST与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之间的关系构成一条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由此，为了验证这种关系，我们引入FIRST的平方项。根据理论分析，可以推断β1的符号为负，而β2的符号为正。
GOVERN代表前述FIRST与GROUP之外的公司治理变量组成的向量， 包括CONSTR、STATE、BHSHARE、TOPSHARE、DSIZE、DUAL与OUTRATIO等7个变量。
x代表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包括公司规模、杠杆与绩效三方面指标。我们采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公司规模(SIZE)，以公司资产负债率来度量公司杠杆(LEV)。根据吴世农与Kam等众多研究，本文控制的绩效变量主要有公司息税摊销前收益与总资产之比(EBITDAAS)、公司资产周转率(ASSTURN)以及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总资产之比(CASHAS)。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1)-(4)中可以看到，β1的符号为负，且都在10％或更低水平上显著，β2的符号为正，这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与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当FIRST较低时，二者之间是递增的关系；但当FIRST大到一定程度之后，随着FIRST的增大，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逐渐下降。以回归结
果(1)为例，公司发生危机的概率先升后降的转折处的FIRST(即二次曲线的凹点)为30％。这些结果表明大股东对公司治理存在“掏空”与“支持”两方面的影响，当FIRST较低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占优势，但FIRST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大股东的“支持”动机占主导，这与白重恩(2004)的结果是一致的。从表2还可以看到，公司如果为集团组织形式对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在企业集团组织形式下更有利于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增加了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
从回归结果(2)中可以发现，国有股比例越大，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高，而且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这验证了软约束对公司的不利影响。Kam等的研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盈利能力很低，进行合约的重新谈判意义不大，在软约束下反而降低了事前对大股东与经理人的约束，增大了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然而，流通外资股比例(BHSHARE)对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其符号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这可能是由于外资股比例过小，难以发挥作用。特别地，我们发现度量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约作用的变量CONSTR的系数为正，说明在我们的样本中，其他大股东没有起到制约作用，反而更多地表现为合谋，但该系数并不显著。
从回归结果(3)中可以发现，TOPSHARE的系数不显著，尽管符号为负，表明对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并不影响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这与众多的相关研究是一致的，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对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程度普遍过低，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如回归结果(4)所示，董事会治理机制基本是无效的。只有董事会规模DSIZE对公司财务危机概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小，公司董事会独立性越高，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越低。但二职兼任与外部董事比例都对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概率无显著影响。这些结果与众多关于我国董事会治理机制有效性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五、结论
危机管理概述篇2
(一)国内外对风险认知的研究
“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属于心理学范畴，但是关于它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学、决策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对风险认知的研究，心理学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对风险概率估计、效用估计和决策过程的经验研究(Edwards，1961)，这一时期主要是发现了一系列人们对于不确定性世界的认知心理策略(Kahneman，SI-ovic和Tversky，l982)。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Slovic等人将个体的价值观、同伴、社会等因素纳入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有些专家如时勘、范红霞等，也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风险认知、下岗职工再就业心理行为预测模型、证券市场股民风险认知特征的研究。时堪、范红霞、贾建民等人(2003)实证研究了我国民众对SARS信息的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这些研究一方面为进一步分析危机事件中人的心理行为特征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为社会和政府正确快速的进行风险预警，妥善处理危机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学者(Knight，1921)对风险所作出的定义是，风险可表示为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即R=F(P，C)，其中R指的是风险程度，P指事件发生的概率，c指事件发生的后果。谢晓非和徐联仓(1995)认为对风险的分析必须包括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大小这两方面。风险总是与损失相联系的，Yates和Stone(1992)亦认为风险应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损失(Loss)、损失的重大性(Significance)、不确定性(Uncertainty)。Sitkin和Pablo(1992)认为风险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分析，即：结果的不确定性(OutcomeUncer-tainty)、结果的预期(OutcomeExpectations)、结果的可能性(OutcomePotentia1)。从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的定义出发，我们认为，风险就是不幸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小和其潜在损失的大小。
(二)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的内涵
风险认知(RiskPerception)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Sitkin和Pablo(1992)将风险认知的定义为，决策者评估情境所包含的风险，包括决策者如何描述情境、对风险的可控制性和概率估计以及对估计的信心度。Slovic(1987)则认为，风险认知是人们主要依赖直觉的风险判断来估计各种有危险的事物。笔者认为，风险认知就是人们对风险特征和风险后果严重性的主观性判断，并且这种主观判断和实际的客观风险之间往往有一定的偏差。Covello(1998)认为，风险沟通是指个体或群体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的过程。Covello(2003)研究表明，良好的风险沟通能有效利用沟通渠道，理性的传达信息，满足民众特定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有效的风险沟通，可助于降低民众的风险认知，更有利于危机事件的管理。
(三)个体风险认知对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前期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是对危机事件本身的特征、危机事件的识别和危机事件损失进行科学分析与定量评价，这一部分研究决定了应对危机的技术手段。后来，学者们把心理学的知识用来研究人类对风险危机事件的认知和危机事件中人的心理行为，这一部分研究主要是应对危机的非技术手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危机管理的研究，重点都是放在对危机事件的过程演化分析和原因分析、危机中的决策和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等方面，有效的危机管理同样也需要把握危机事件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才能即时采取各种预警措施，防范危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危机事件的风险认知大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认知偏差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导致极端行为，不利于危机事件的处理。危机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我们可以定量统计，但是其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恐慌，我们很难估计，而这种给心理造成的影响，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危害更可怕，可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政权和制度。孙玉红(2004)强调了信息沟通对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他认为少数人知道的危机不是危机，危机影响被传播开，风险被放大，社会中形成了恐慌，才是真正的危机。可见危机管理过程的管理人员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对危机的妥善处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风险认识的类型分析
(一)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和检验分析
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对风险事件的评价往往是凭自己的直觉或经验来感知风险，一般不会像专业人员那样使用科学的风险评估技术进行风险评价和分析，所以普通民众的风险认知往往存在着偏差。Slovic等人(1974)研究发现，直觉性偏差在自然危机管理过程中会导致严重的决策偏差和失误，不利于危机的管理。群体性突发事件下，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这些偏差主要包括易得性直觉偏差和代表性直觉偏差。这些偏差使得个体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有不同的表现。“易得性直觉偏差”是指人们通常参照记忆中存在的一些事例来判断一种事件出现的频次或事件发生的概率，由于受内外等因素的影响，对易得性和直觉的依赖往往会导致严重的预测偏差。相关研究文献指出，影响易得性直觉偏差的因素主要有：媒体的报道情况、个体的想象和联想能力等。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个体风险认知受媒体影响较大
在群体性突发事发生时，除了部分参与者，其他民众对事件的了解大都是通过媒体报道获得的。因此媒体对突发的报道的频率和分析深度的不同，对人们主观认知的影响也不同，进而影响群众对事件的判断。无论媒体的事件信息是否准确到位，只要此类信息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介上就容易让人们误认为此信息是重要和准确的，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例如，媒体频繁报道交通事故，就会使人们主观认知上倾向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多于糖尿病导致的死亡人数。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74)认为，在许多情况下，群众的直觉判断与事实统计结果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为了避免易得性偏差，国家一定要重视对媒体的管理和相关法规的完善。
2．想象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当人们脑海里没有对风险事件的任何记忆，往往想象这类风险事件的危险程度，从而对其产生不同的风险认知，不同的风险认知又会使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如果这种风险活动的不利后果人们想象不到，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冒险去做。而事实上，可想象性越大并不能说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Carroll(1978)、Sherman(1985)、Gregory(1982)等多位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笔者做了一项随机调查来证实易得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该项调查有效样本数为92，调查的内容是市民对交通事故和糖尿病两者导致的死亡率认知。其中，有60．04％的市民认为交通事故的死亡率高于糖尿病率更高，并承认对交通事故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体的报道，下列具体结果。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受媒体对交通事故的报道影响，市民对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的事件更为关注。当将交通事故和糖尿病两者进行比较时，市民认知中对交通事故所具有的风险要大于对糖尿病的风险，进而表现出市民会加强避免交通事故的风险，相对地对糖尿病的风险防范意识较差些。
(二)代表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和检验分析
代表性直觉偏差在前景理论中被描述为：人们通常依据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来判断一种事件或一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如事件A来自于过程B，或者过程B会产生事件A的可能性。由于相似度因素的影响，对代表性的依赖往会导致严重的认知偏差。
1．代表性直觉偏差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通常对风险事件描述的越具体，人们会误认为越容易发生。前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对风险事件具体细节描述的越详细，就可能越接近人们心中的预期和想象于是叭们会倾向于认为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比如，对我国某地区因公共事业，征用群众住宅区可能会引发，如果只是一般性描述：“某市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可能会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_’；另外一种增加细节的描述：“某市政府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只有在与群众利益补偿没有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才可能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大多数人会认为后者发生的可能性更大。通过概率理论的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是一个联合事件，前者是一个独立事件，所以后者的概率一定不会超过前者的概率。Tversky和．Khanemann(1983)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的“结合谬论”就是这种现象。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代表性直觉还会导致人们承认“赌徒谬论”(gamblerfallacy)，即人们在输了多次之后，会倾向于认为下次是赢的可能性很大。
2．代表性直觉偏差的检验分析
针对代表性直觉偏差，笔者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成都市市民，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2份。问卷结果表明，在对待成都市政府因公征用群众住宅区问题上，有绝大部分市民认为爆发群体性对抗事件是有条件的，即双方未达成一致。实验表明，因为b事件的发生比较符合人们心中的想象，就误以为b事件发生的概率更大，所以选b的比例是73．91％。这结果显然违反了概率的基本原则，但代表性直觉偏差在风险事件下是存在的。
(三)突发事件中个体风险认知的框架效应表现与检验分析
1．突发事件中个体风险认知的框架效应的表现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在突发事件中存在公众认知的框架效应他们认为“政府在信息的时候，从正面宣传和从负面宣传，对公众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不宜过多地在特殊情况下，对负性信息进行过分的强化。比如SARS期间一家报纸在当天死亡人数和出院人数的信息时，把死亡人数的字突出放得很大，把治愈人的数字做得很小，这样就强化了负性信息，效果当然不一样。因此，新闻记者也需要学习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2．框架效应的检验为了检验框架效应的存在，我们发放问卷做了调查，调查结果分析，实验结果可见，对同一个突发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在描述突发事件时，以正面的方式描述事情，方案A确定有300人获救，也就是有了确定的收益时，人们往往采取风险规避行为，所以选A的人数较多，所占比例为56．52％。而如果从死亡的角度来描述处理事情的方案，面对风险损失时，人们又偏向于风险偏爱，所以在另一方案A中确定有400人死亡，人们又偏向于选B。可见，媒体和政府向公众告知突发事件方面的信息时，在描述时要讲究艺术性，预防引起公众过激的行为反应，这是风险沟通的重要技巧。
三、个体风险认知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一)个体风险认知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前后的影响
个体风险认知的高与低对突发事件的影响比较大。若事前个体风险认知较高，有利于及时预料突发事件的发生和降低突发灾害的损失。若事中或是事后个体风险认知较高，造成个体心里恐慌，使个体做出一些非理，极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例如，2003年国内出现的疯抢大蒜和板蓝根事件，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也基本是如此。
1．事前个体风险认知高低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事前个体风险认知较高的话，会对较为敏感，可能会及时反馈给社区或是政府相关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相关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并采取相应措施，就可能有效地减少和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大多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事件，其中有的是因某些相关部门漠视公众的感受、利益和要求，而国家利益与政策又会被少数部门所歪曲，导致了公众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如近年来，常因少数城建拆迁而出现的“自焚”事件，危害极其严重，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形象。
2．事中事后个体风险认知高低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变的影响
事中事后个体风险认知出现偏差或是较高，会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更加恶化，处理起来更加困难。所以事中或事后政府常通过危机预警和风险沟通机制来降低风险认知，使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更快恢复，让事件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如2008年6月的贵州瓮安事件，因政府相关部门不及时处理和公开事件，导致信息不对称，小道消息和谣言四起，导致了民众的心理不安和愤怒，所以就出现了群众围攻政府办公楼的事件，直接的是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间接的是政府失去了在民众中的信任，长期下去，对我们执政党的危害不堪设想。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下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外部影响因素
1．政府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
(1)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态度和行为。政府作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管理主体，其对事件的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直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和心理行为。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政府的反应要快速及时，在处理时，要以人为本，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让群众满意。如果处理的漂亮，就能及时就可能把危机事件化为政府在民众心中树立合法性和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若漠视群众利益和公众的知情权，办事拖拉没有及时化解矛盾和纠葛，就会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就会加剧个体的风险感知，就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心理，从众心理也会更加明显。
(2)个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面临危机事件时，公众和个体往往会对政府有许多期待，他们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危机事件的具体情况，需要获得事件的相关信息和自身是否安全等等，这时个体的风险认知与对政府的信任就存在很大关系。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公众风险认知的关系，孙玉红(2004)研究表明，公众对风险事件的恐惧程度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存在反比关系，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公众的恐惧和惊慌程度就越低，事件的恐惧感会减少。
(3)领导人风格对人们风险认知的影响。政府领导人的风格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战胜危机的信心也会产生影响。通常在人们遇到危机事件时，会产生恐惧和孤单无助，群众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他们，帮他们决策，告诉他们事情可以控制。所以，危机条件下，需要果断坚强、发号施令、喜欢指挥的领导风格，这样的领导风格可直接影响公众情绪，提高他们战胜危机的勇气。在危机事件下，当人们知道有人在认真负责处理此事，政府领导能与他们一起战胜危机，可降低人们心中的恐惧感。
2．媒体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和报道频率会影响到个体的风险认知。作为信息过滤器的媒体，按照其媒体行业规则对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公开报道某些社会事件。由于媒体的传播扩散作用，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失真和变形，使得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产生放大作用。媒体对事件的客观、正确报道，能有效降低个体的风险认知，稳定民心。相反，若媒体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过分夸大，恶意歪曲报道，容易使人心生恐慌和产生非理性的情绪。
3．群体行为对个体的影响群体效应对个体的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还未形成稳定的社会价值观，人们有时思想会产生混乱，个体特别容易受他人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由于在发生时，有很多不确定性，从众效应明显，过度依赖媒体或是其他多数人的行为，而不是依据自己个人的判断。发生时，的参与者易冲动、急躁、缺乏判断力、轻信他人等行为，同时部分人还存在人多势众、责不罚众的心理。
四、风险认知模型的构架与风险认知的防范
(一)风险认知的高低空间模型
根据Slovic等人(1987)提出的预测风险认知模型，我们建立了个体风险认知空间模型，风险事件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个体风险认知的高低。风险认知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进一步了解和判断个体对具体风险事件的认知程度，当一个危机风险事件特征越处于图2右边和上边时，也就是个体对风险事件的未知风险和恐惧风险都很大，这个时候个体对此风险事件的风险认知越大，相反，当一个危机风险事件的特征处于图2左下方，个体风险认知越小。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下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
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风险沟通，有助于降低民众对危机的风险认知。风险沟通指个体或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相互作用的过程(Covello，1988)。DouglasPowell(1996)把风险沟通的信息分成两部分，即风险事件自身的信息和降低风险采取措施的信息。我们认为，在分析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风险认知因素时，可将信息分为：(1)与群体性突发事件自身相关的信息。如突发事件造成的死亡、失踪的数量冲突的原因、警力出动情况、事件的可控性、网上的舆论情况、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情况等。(2)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信息，如政府高层参与突发事件的现场指挥、政府的态度和承诺、城市联动网络防范情况。(3)风险认识的个体自身因素，如个体对事件的熟悉性、个人的经历、个体的价值观、性格、群性效应等。同时，对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建立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
(三)风险认知沟通的方式
在危机管理中，风险沟通对民众的风险认知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能有效利用沟通渠道，理性传达信息，满足民众特定的心理需求(Covello，2003)。根据前面影响个体风险认知的概念模型，通过控制以下几个因素，调节个体风险认知，以更利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
1．政府针对风险认知的预警机制
在针对风险认知所带来的群发事件中，政府若漠视群众利益和公众的知情权，就会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就会加剧个体的风险感知，使民众容易产生恐惧、焦虑心理，从众心理也会更加明显，同情弱者和维护社会公平的心理加剧，使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更加棘手，严重的还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侣因此，政府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除反应要快速及时外，还要以人为本，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让群众满意，制定好对突发事件的预警备案，努力化解纠纷与矛盾，才能及时把群发事件的危机事件转化为政府在民众心中树立合法性和良好形象的一次机会。
2．媒体针对风险认识的防范措施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和报道频率会影响到个体的风险认知。通过前面个体风险认知偏差受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方式分析可见，媒体对事件的客观、准确的报道，能有效降低个体的风险认知，稳定民心。相反，如果某些媒体，特别是政府难于控制的网络媒体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过分夸大，甚至歪曲报道，往往会强化个体的非理性心态，增加了政府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处理难度。因此，坚持公正、公开报道的同时，注重引导公众向正确、社会安全团结的方向倾斜来降低风险认知是媒体的社会责任。
3．影响民众自身风险认知的减弱方式
个体自身因素是最难以控制的因素(如个体的价值观、性格和个体的经历)，也是对个体风险认知影响比较重要的因素。个体自身经历和对事件的熟悉性对个体风险认知的影响，若政府不能有效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这类事件发生频率会增大，政府的公信力也会下降，因为多数此类事件，给个体心理留下类似“不闹不解决，闹的越大，解决的越快”的认知，这种I、S"理认知会更加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我们只能通过影响个体自身的因素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如个体无主见，容易受群体和媒体报道的影响，我们通过引导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来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
4．以民为本，建立公信政府是破解群发事件的根本
危机管理概述篇3
关键词：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系统；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
作者简介：龚花萍(1964-)，女，教授，研究方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0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悄然进入新“拐点阶段”，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这使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挑战来自“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来自内部和外部等多个方面，经济运行中不确定性、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凸显，危机四伏。危机具有意外性、聚焦性、破坏性和紧迫性，严重危害到组织正常运作，并对组织的公众形象造成重大损害。面对危机，企业的经营者不仅要有竞争观念，还要有危机观念；不仅要有危机管理意识，更要掌握危机管理的经验和方法。因此，企业有必要将危机公关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建立一个系统的、职能明确的、组织健全、运行灵活的危机公关管理体系。而竞争情报(CompetitiveIntelligence，CI)恰恰是企业获得外部信息、了解外部环境、提供市场预警、分析竞争对手、辅助决策制定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1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基本理论
1.1企业危机公关管理的概念与原则
目前，关于企业危机公关的理解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关系学中的概念，主要指当企业遇到信任、形象危机或者工作失误时，通过一系列的公关活动来获得社会公众的谅解，进而挽回影响的一项工作。另一类是管理学中的概念，主要指由于企业的管理不善、同行竞争甚至遭遇恶意破坏或者是外界特殊事件的影响，而给企业或品牌带来危机，企业针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自救行动，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形象[1]等。
结合企业危机公关与管理的概念，可将企业危机公关管理理解为，企业为避免或者减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损害和威胁，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策略和应对措施，包括危机的规避、控制、解决以及危机解决后的复兴等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动态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指，在企业危机发生前有效的预防、监控潜在的公关危机；在危机爆发后运用各种可能的公共事务与公关技巧破解突发的危机，实现企业目标，以提高企业危机处理能力的管理活动[2]。
在危机发生前，企业要有效的预防、监控潜在的公关危机，建立健全的企业危机预警体系[3]；在危机发生后，企业要遵循相应的危机公关管理原则，及时的用公共关系手段减少危机给组织与公众带来的影响，进而寻求公众对组织的谅解，以重新树立和维持组织形象。
1.2竞争情报与竞争情报系统
目前，有关竞争情报的概念阐述有很多，主要包括：美国竞争情报从业协会(SCIP)、国际情报学家约翰·普赖斯科特(JohnE.Prescott)、国内情报学家包昌火等的代表性研究阐述(图2)。综合以上阐述，可将竞争情报概念归纳为：竞争情报是企业关于竞争对手、竞争环境和竞争策略的及时性、系统化的信息研究，是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而进行的一系列情报活动。它是用合法、道德的手段，通过长期系统地跟踪、收集、分析和处理各种信息，最终提炼出来的关键情报，具体表现出持续性、增值性、针对性、时效性、系统性和机密性等特征[2]。
根据以上定义，竞争情报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帮助企业了解外部环境、提供市场预警、帮助企业分析竞争对手、辅助企业制定决策、帮助企业捍卫自身的信息安全等方面。然而，企业的竞争情报工作要想很好的实现上述功能并非一件易事，零散的、非正规的竞争情报活动只能为企业带来有限的效果，而不能从本质上改进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模式，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状态、日渐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的竞争情报工作要求具有智能型、增值性、系统化和正规化的特性，而竞争情报系统就是这一要求的产物。完善的竞争情报系统是提高企业竞争情报工作有效性的保证，可使竞争情报工作走向正规化。
企业竞争情报系统整体模型的核心是竞争情报收集子系统、竞争情报分析子系统和竞争情报服务子系统，而竞争情报工作的有效性高低取决于竞争情报系统内的三个子系统的运行状况，尤其是与各个阶段内的方法和技术选择密切相关。在竞争情报收集阶段，企业的情报分析专员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搜索引擎、专利检索工具、文本挖掘以及Blog、RSS、SNS、Wiki等新兴的Web2.0分析工具，尽可能多地收集隐蔽信息；在竞争情报分析阶段，企业的情报分析专员应根据需要综合利用各种竞争情报分析方法，包括SWOT分析法、定标比超分析法、STEEP扫描和情景分析[1]等，对收集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析；在竞争情报服务阶段，企业情报分析专员要充分利用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优势，利用联机分析处理技术(OLAP)、数据挖掘技术、信息融合技术和案例分析技术等[6]，给企业决策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撑。
2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契合
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契合是指他们之间的联系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契合；二是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与竞争情报系统的契合；三是竞争情报技术在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中的应用契合。
2.1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与竞争情报的契合
2.1.1关注企业环境
危机公关管理和竞争情报同样拥有环境是开放系统的观点，以便更好理解引起危机和促使危机发生的力量。它们都关注环境中由内到外的影响，如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反应、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威胁。
2.1.2站在整个组织的高度
竞争情报从一开始就关注从促进企业的目标实现来完善整个企业的管理，危机公关管理也试图将影响企业的内外部因素看成一个整体，将各种与危机公关管理相关的理论进行系统性的结合，管理对整个组织造成干扰的公关危机。两者都站在整个组织的高度，关注组织和相关利益者的生存和发展。
2.1.3存在动态性
竞争情报的收集分析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在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考虑时，会为应付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制定不同的竞争情报策略。企业遭遇的危机的种类多样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难以找到普遍适用的危机公关管理法则，为应对危机企业需要建立动态的危机公关管理体系。它们都以一种动态的、权变的管理方式解决各类突发事件。
由于对竞争情报的处理更接近于实际的方法，而危机管理更侧重于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宏观规划，是一种管理理念和框架。因而，将竞争情报作为危机公关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危机公关管理过程中竞争情报的研究，对于企业更好地开展危机公关管理工作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2.2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与竞争情报系统的契合
2.2.1构建要素
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和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构建要素具有同一性，都来自于同一个组织，因此是可以互相参照使用的。构建要素主要由硬要素和软要素两部分组成[7]。硬要素包括：计算机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网络技术设施等；软要素包括组织网络，信息网络，人际网络，方法体系，各类数据库等。
2.2.2文化与理念
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理念是一切管理活动顺利展开的前提，无论是企业危机公关管理工作还是竞争情报系统的构建工作，都要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系列被公众所认可的文化和理念。包括：共同奋斗的目标内化的理念与文化、共同协作的团结凝聚的理念与文化、防范于未然的防微杜渐的理念与文化等。
2.2.3运行模式
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运行模式，主要可分为分散式、集中式、独立式等[6]。具体采用何种模式，实行怎样的运行机制，主要是根据企业自身的情报需求和特点而定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可以参照并借助于竞争情报系统的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来建立，内嵌于其中。我们可以参照竞争情报系统的运行模式建立企业危机公关管理模式(见图4)。
2.3竞争情报技术在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中的应用契合
2.3.1功能原理
竞争情报技术是指人们为实现竞争情报工作的需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手段、方法和技能的总和。竞争情报技术在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中的应用，主要是指竞争情报分析方法在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中的应用。企业危机公关管理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最重要的工作是危机预警。竞争情报作为一种动态的环境监测和对手跟踪活动，能够成为做好危机发生前危机预警工作的重要工具。在企业危机公关管理的危机预警阶段，需要选择相应的竞争情报技术来保证危机公关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2.3.2分析方法
动态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建立，需要对各种不确定性的信息进行监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尽可能的扩大信息监测来源，做好危机发生前的预警工作。竞争情报分析工具中最为有效的几种分析方法是SWOT分析、STEEP扫描、情景分析、联机分析处理技术(OLAP)、数据挖掘技术和信息融合技术等[5，8]。通过应用这几种分析方法(图5)，可以对企业的自身运行状况、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情况及行业的未来趋势做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以达到对企业危机及时预警的目的。
2.3.3应用环境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竞争情报当中的应用，大量基于信息技术的竞争情报分析方法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高效运行，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成以人为动力引擎，以人为本的人机结合的技术体系，提高企业危机公关管理工作的效率。保证竞争情报系统与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高效运行的技术应用环境是相同的，因而我们可以将竞争情报技术应用于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构建当中。
3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构建研究
3.1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构建思路
3.1.1内涵
体系(System)是一个科学术语，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辞海》对“体系”的定义是：“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现代汉语词典》认为“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3]。
根据前文提到的竞争情报、企业危机公关管理和体系的概念，笔者认为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企业将基于竞争情报的危机公关管理要素有序的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体化工作整体。
3.1.2构建原则
企业要在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指导下做出实时有效的危机公关管理，则需构建的危机公关管理体系本身具有可操作性。因而，企业在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构建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a.科学性原则。危机公关管理者是否按科学的思想进行危机公关管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解决公关危机的质量。管理者应以竞争情报系统所监测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运用科学的、理性的逻辑，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审视发生的问题，这样制定出的决策才具实用性。管理公关危机准备的资源也要科学，专业人员的配备、沟通渠道、财政预算、危机管理设施准备的不合理会制约企业危机公关的管理。企业应将科学的思想、程序、方法结合起来，以便建立起科学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
b.系统性原则。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企业在进行危机公关管理时应将影响企业的内外部因素看成一个整体，将各种与危机公关管理相关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整合，兼容各理论的优点，以更好的应对危机，并将企业内外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联系起来。同时，企业应将危机公关前竞争情报子系统、危机公关中竞争情报子系统、危机公关后竞争情报子系统整合起来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将各个管理过程放到一个企业的内外大环境中权衡，以整体系统的行为去解决小系统的问题，使管理做到面面俱到。
c.动态性原则。企业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公关危机，一成不变的危机公关管理模式是不存在的。企业遭遇的危机的种类多样化，公关危机情势不确定也很大，使得企业难以找到普遍适用的法则管理公关危机，所以企业不可以用一种静态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公关危机，而应结合竞争情报方法以一种动态的、权变的管理方式解决危机，建立相对动态的危机公关管理体系，以应对变化的公关危机。
3.1.3构建层次
企业的内部环境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构成了企业的整个经营系统，动态变化的经营管理环境要求企业不断的开展危机公关管理，因此，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应该是一种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管理。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动态性原则，有效摒弃分割式管理和静态管理的缺陷，同时强化对危机的整体管理和动态管理的优点，进行危机公关管理体系构建。
笔者结合竞争情报在企业战略层次[9]和策略层次[10]中的应用研究，对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进行构建，并把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与企业发展的战略与策略管理联系起来，进行基于竞争情报的危机公关管理战略层次和策略层次的体系构建。
3.2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构建
3.2.1战略层次的体系构建
企业应从战略角度出发，以预防和解决公关危机为根本目标，审视企业的真实情况，建立贯穿企业危机公关管理全局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准备。从企业竞争情报战略层次构建危机公关管理体系，实质上是对公关危机管理方向性的把握，在企业的危机管理中相对稳定，所以称其为相对静态的危机公关管理。
以下主要从构建基础、组织结构、制度保障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战略层次的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图6)。
a.构建基础。因为竞争情报是企业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评估[9]的基础，所以要求战略层次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的构建要以竞争情报的支持为基础。危机发生前，企业要进行内、外部优势(S)、劣势(W)、机会(O)、威胁(T)的分析预警，企业只有采用一定的竞争情报分析方法，对这些因素进行准确的评估，才能进行良好的危机公关管理。
b.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是组织的全体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在管理工作中进行分工协作，在职务范围、责任、权利方面所形成的结构体系。对于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组织结构的建立(图8)，笔者借鉴了企业竞争情报组织机构设置、企业风险管理组织建设和企业危机管理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
c.制度保障。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是实现某种功能和特定目标的社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系列规范体系。企业在公关危机管理中，除了人、财、物，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做保障。制定基于竞争情报的危机预警、处理和反馈制度，才能使得企业公关管理的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各个环节做到工作开展有章可循、有条不紊、面对公关危机胸有成竹。
3.2.2策略层次的体系构建
光有战略没有策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是不会实现目标的，策略是实现战略的手段。企业应从策略层面进行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构建，具体执行危机公关前、危机公关中、危机公关后三个阶段的管理策略。从企业竞争情报策略层次构建危机公关管理体系，实质上是对公关危机动态性的控制，在企业的危机管理中是相对变化的，所以称其为动态的危机公关管理。
策略层次的基于竞争情报的企业危机公关管理体系(图9)，可从贯穿于危机公关前、危机公关中、危机公关后三个阶段的管理执行和策略选择两个方面来阐述。
a.管理执行。各个阶段的管理执行，相对应的包括：危机公关的预警与识别、危机公关的灵活处理、危机公关的管理监控等。每一阶段的管理执行都需要竞争情报这一有效的工具进行辅助。
危机公关的预警与识别要求企业危机公关管理部门能够把握和分析企业存在的危机隐患，具有良好的识别能力。在危机公关管理过程中，运用STEEP扫描和情景分析[1]的竞争情报分析技术收集信息和危机情景模拟，定期检查企业内部的危机公关管理机制，迅速而有效地做出预警评估，健全危机公关前的管理机制。危机公关的灵活处理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具有面对意外事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果断采取正确、适当的措施和方法，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的能力。良好的危机应变灵动能力，可使管理者迅速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采取对策加以解决，牢牢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并将其导向自己的控制范围，变被动为主动。危机公关的管理监控要求管理者适时的根据危机管理的行动计划予以跟踪督导，以确保危机公关管理方针和步骤的正确实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的自查和反省，积累经验教训，积极修复企业在危机期间受损的与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关系，恢复企业形象。企业危机公关管理活动是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始终的，因此企业可以提出一种基于管理熵的业务计算模型测量企业能力和发展速度[11]，以便做出良好的管理执行决策。
b.策略选择。企业在各个阶段的危机公关管理执行过程中可选择的策略包括：未雨绸缪策略、恰当及时策略、从容应对策略等。每一种策略的选择，竞争情报系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未雨筹谋策略要求企业在危机公关管理过程中采取积极的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公关部门根据可预见的意外情况，制定出预防计划和处理危机事件的反应计划方法，并把这些计划方案和守则列入企业的公关手册或安全手册中，使危机预防和处理工作条例化和规范化；恰当及时策略要求企业在公关危机发生时，借助已有的竞争情报系统，快速找到危机发生根源，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公关危机，如果错过时机，危机很快就会传播蔓延，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产生不良的影响；从容应对策略要求企业在公关危机发生后，要不焦不燥，从容的面对已有的问题，善于利用危机沟通[12]技巧，分别针对内部员工、外部公众、政府部门、媒体等进行危机善后处理。依据熵测量模型，企业可以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策略选择，使得企业避免或减轻危机，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4结语
危机管理概述篇4
金融生态是近年兴起的一个概念，目前人们对金融生态的论述主要表现在金融生态对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上，本文试图通过论述金融生态的内涵和金融危机与金融生态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金融生态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在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的加强金融生态建设的措施及其重要性。
一、关于金融生态
“金融生态”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于2003年提出的，他首次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金融生态”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金融经济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金融生态的概念，金融经济界有以下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苏宁认为，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来比喻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清华大学教授宋逢明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又能够有力地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良好的信用环境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另一个就是政府对于商业银行信贷活动不再采取强烈干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变不能靠银行来进行，银行只能解决自己的公司治理问题，只能解决自己的风险管理问题，只能解决自己的金融创新问题。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和整个社会来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认为，金融生态是金融结构和金融活动所面临的由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体制条件、政策约束、微观基础、法律法规、传统习惯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环境条件。这些因素所构成的环境条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经营效果、绩效评价有着各种各样的牵制和影响。
除了上述观点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生态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和逐步完善的系统。
上述关于金融生态内涵的观点可归纳为以下类别：一类认为金融生态是影响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如苏宁、王松奇等：一类认为金融生态不仅包括外部环境，也包括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内部因素，如宋逢明等。
二、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金融生态解释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损失等。由于现代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经济特征日益明显，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日益突出，因此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会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使经济增长受到打击，甚至有些时候还伴随着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以及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在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上，共出现了九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
世界上最早的金融危机是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热”。在1636至1637年期间，人们不仅买卖已收获的郁金香球茎，而且还提前买卖1637年将要收获的球茎，球茎的期货市场就这样诞生了。由于刚刚形成的期货市场没有明确的规则，对买卖双方都没有什么具体约束，使得商人们有可能在期货市场上翻云覆雨，买空卖空。这更使得已经被“吹”得很大的郁金香泡沫，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郁金香泡沫的高峰时期，其价格相当于一栋豪宅，相当于荷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一倍。随着郁金香泡沫的破灭．其价格一泻千里，暴跌不止。普通品种的郁金香甚至不如一只洋葱的售价。郁金香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举世闻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更使荷兰全国的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加速了荷兰由一个强盛的殖民帝国走向衰落的步伐。郁金香大恐慌给荷兰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之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大萧条。17世纪后半期，荷兰在欧洲的地位受到英国有力的挑战，欧洲繁荣的中心随即移向英吉利海峡彼岸。
第二次金融危机是1720年的“南海泡沫”。17世纪早期，当时南海公司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取得了承销政府债券的经营特权。由于当时英国经济兴盛，人们的资金闲置、储蓄膨胀，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因此，为牟取公司利益，刺激股票发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投资十分踊跃，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了价格狂飚到1000英镑以上．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从而导致泡沫越滚越大，后来由于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
第三次金融危机是1837年的美国经济恐慌。由于美国总统杰克逊关闭了美国第二银行(美国中央银行)，并将美国财政资金、贵金属由第二银行转移到其他州立银行，分散了储备，削弱了对银行业和经济的监管职能。使得在美国在1837年爆发了经济恐慌．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了储备，妨碍了集中管理，以及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
这以后又相继发生了几次金融危机。其中第四次金融危机是1907年的银行危机：第五次金融危机是1929年的大崩溃；第六次金融危机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第七次金融危机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第八次金融危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九次金融危机是2008年9月的美国次贷风暴，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
虽然上述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历史影响、表现形式各异，但归结起来，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导致风险积聚，根本原因是金融生态建设滞后，难以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发展结构不平衡，风险集中爆发。
三、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的双重影响
1 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具有破坏性的影响，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是对金融生态的一次洗礼。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危害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从而危害到金融业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使金融生态遭到破坏。二是严重损害了市场信心，使金融市场在短期内难以重振，而要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培育市场信心，短则需要一两年，长则需要十年八年。
2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通过采取消除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又可促进金融生态的改善。金融危机过后，金融生态的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在消除危机的过程中，政府针对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为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每一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后总有影响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羁绊存在，为了实现金融经济的螺旋式发展，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消除是伴随着“羁绊”的清除而发展的。最著名的例子就如1929～1933年的金融危 机中，美国政府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证券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具有重大意见，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使以往放任自由发展的市场第一次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它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
其次，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促进市场有序发展。在1987年，美国发生“黑色星期一”金融危机时，市场处于极度恐慌之中，危机的关键时刻，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天时间内下跌了20％，比1929年危机时“两天下跌23％”的下跌幅度更为猛烈。为化解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下列稳定市场的措施：一是政府鼓励大企业回购股票，提升市场信心；二是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了主要企业因流动性紧张而倒闭，引起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在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对市场所采取的有效监管措施，不仅有利于为消除市场恐慌，化解市场风险，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的经验参照，有利于确保金融市场整体健康发展。经过上述措施，到1991年4月，市场重新攀升到了3000点以上。
第三，在危机过程中，部分经营不善、不符合市场发展方向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被兼并，而一批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逐渐走上前台，从而优化了市场经济结构。
第四，在危机过后，政府反思、调整了部分经济政策，有利于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金融生态的改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是墨西哥的经济政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墨西哥政府实行的将本币贬值和自由浮动的政策，不仅未能遏止资本外流，反而使以外币计价的债务不断加重。在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给予墨西哥200亿美元的援助，从而帮助墨西哥走出了金融危机困境。政府通过改进外汇政策、完善对金融体系的调控手段和机制，改善了墨西哥的金融生态，确保了墨西哥近年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四、对加强金融生态建设的措施建议
综上，金融生态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良好的金融生态有利于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实体经济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后，金融生态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要使金融成为推动未来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源泉，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更加注重加强金融生态建设，以实现金融生态的内在合理性和统一性为根本原则，促进金融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历史看，在金融市场快速发展时，国家往往会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以防止金融市场泡沫膨胀，而忽略了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完善法规、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督来从根本上改善金融生态，从而使我国金融管理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要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完善金融市场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宏、微观的风险管理，及时完善法规建设，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督管理，以实现金融生态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统一性。
2 在发生金融危机中，我们要通过金融危机来发现经济政策和金融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科学的加以改进，转“危”为“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一定意义讲，是格林斯潘之前持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通过了解、审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就可避免重复再犯，降低金融生态持续遭受破坏的风险。
危机管理概述篇5
关键词 风险 概率 不确定性 贝叶斯网络
中图分类号 N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027-05
一、风险是可能性和危害性的函数
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例如，房屋有发生火灾的风险，汽车有发生碰撞的风险，决策有失误风险，新技术有开发和使用风险，房地产有投资风险，经营管理过程中有管理风险，资源开发过程中有资源风险，等等。风险发生后会出现不利于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危害。所谓风险是指发生这种危害性后果的可能性。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因素，危害性后果是否发生是不确定的。弗兰克・奈特（Frank H.Knight）认为：“风险表示的是一种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结果。”斯特恩（S.B.Sitkin）和帕布罗（A.Pablo）认为风险包括三个纬度：结果的不确定性（Outcome Uncertainty）、结果的预期（Outcome Expectations）、结果的可能性（Outcome Potential）。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风险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风险指的是事件发生偏离主体意愿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风险会带来危害性后果；第二，风险是不确定性的危险；第三，风险表示引起某种结果或者危害性后果的可能性。如果用R表示“风险”，P表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风险发生的概率”，用H表示“事件发生的后果”，也就是风险危害性，风险就可以表示为事件发生的概率（probability）及其危害性（harm）的函数：
R=F（P，H）
其中：R――风险程度
P――风险发生的概率
H――风险发生后的危害
其中P代表风险可能出现的概率，取值变动范围为0到1，P的概率值表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风险发生的概率值越接近于0，表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概率值越接近于1，表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由于某个因素引起风险发生的概率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因此，这里的概率表示一种物理性质或倾向，或者给定一种物理情景以产生某类结果的趋向，或者产生这些结果的长序列中的相对频率。这里表示风险发生的概率仅仅是一种倾向，也就是说风险因素导致风险出现的一种可能性。具备同样的风险因素，危害性的结果也未必一定会出现。
二、不确定性是风险之源
风险是一种可能性，风险是否发生以及危害程度都具有不确定性，风险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图景的不确定性。由于事物发展的随机性和复杂性，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不可靠性、不精确性以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使得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自然的规律性、自然固有的和既定的秩序、机械式的确定性、必然性和单一因果关系等被不确定性所取代。随着科学的发展，严格决定论的牛顿范式被非严格决定论的量子力学范式所取代。“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概率性的；由科学知识概率性所表征的不确定性不是因为我们付出了足够的时间和努力就可完全消除的，它是内在于科学知识之中的。”
技术理性的局限性导致风险。所谓技术理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可以界定为“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马尔库塞等人把技术理性直接界定为“工具理性”。所谓“工具主义理性”指的是“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技术理性主要关注技术设计和技术知识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实际功效。在技术理性中技术产品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某一个方面的目的而创造出的人工客体。这种以人类的利益为最终目的的技术理性，未必预先考虑技术应用过程中发生危害的可能性。在技术理性视域下，人类发展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被自然界奴役的命运，技术的积极方面的作用是首要被考虑的因素，风险作为技术人工物的消极方面往往被忽略或者人为缩小。
风险认知的理性限度导致风险。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人类风险认知的偏差、人类受利益的驱使，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等认知的理性限度导致风险的出现。风险认知主体的理论框架、思维方法、认知结构的差异，以及认知主体的价值取向、主观态度在认识过程中会产生偏差，造成对风险认知的存在理性限度。对风险的认知不是全面、系统、动态的，只是个别性、僵化性和分离性的知识，还有可能是虚假的技术知识。在技术的创新、改造、转让、引进、开发、应用等技术活动中，技术知识的有限性、技术手段的局限性、技术系统内部的复杂性、技术难度以及产品寿命的不可预测性等与人类的认知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个社会在技术上越来越完善，它甚至能够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息息相关的后果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人根本无法直觉到的。”例如，核泄露风险、纳米技术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等因其内部技术系统的复杂性，造成这些高科技具有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的风险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研究程序的逻辑倒置导致风险。在传统研究的逻辑框架下研究的程序是先在实验室的可控条件下进行实验，实验条件对自然条件的模拟未必完全一致，实践结果也未必能与自然界通约，如果盲目大规模投入生产就会导致风险的产生。但目前这种先小范围实验再大规模投入生产的研究逻辑存在倒置的危险，现代研究行为序列通常是在未明确其知识框架、内部结构和运行机理之前制造出来技术产品，然后在社会应用中对其风险和安全性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程序的逻辑更容易导致风险的产生。例如目前的研究程序是先建立核电站，再考虑核技术的安全性；先培育出多利羊，再研究克隆技术的风险。对于这种把社会当成实验室的研究程序的逻辑倒置无疑加大了研究和应用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风险发生的概率。
基于上述对于风险及其不确定性的分析，我们对风险因素的分析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从定性的角度看，风险可描述为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损失的可能性，我们先排除风险不相关因素，保留风险相关因素；第二，从定量的角度看，风险可描述为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而导致的危害的可能性，我们用贝叶斯网络模型刻画引起风险的相关因素，同时计算出某个具体因素引起风险的概率。
三、风险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风险的发生涉及多个因素，某个具体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未必跟所有因素相关，因此界定风险因素成为分析风险的前提。所谓风险因素指的是促使或引起风险发生或风险发生时致使损失增加、扩大的原因或条件。“桥梁坍塌”的风险与设计因素、施工因素、材料因素、维护和管理因素等相关。对于具体的某个桥梁坍塌的风险，我们先要分析哪些因素是风险发生的相关因素，哪些因素是风险发生的不相关因素。如果我们用A代表“设计因素”，B代表“施工因素”，C代表“材料因素”，D代表“维护和管理因素”，用Bc表示“桥梁坍塌（Bridge collapse）”，那么“桥梁坍塌”的风险概率可以用函数式表达为P（Bc，A∧B∧C∧D）。这表示设计因素、施工因素、材料因素、维护和管理因素等导致了“桥梁坍塌”发生的概率。但具体的桥梁倒塌原因并非都涉及这四个方面的因素，那么如何确定风险概率中的相关因素和不相关因素呢？我们可以通过风险概率值的相关关系来确定风险相关因素。
如果P（Bc，A∧B∧C∧D）=M
P（Bc，A∧B∧C∧D）=N
在上式中，如果M≠N时，A“设计因素”是“桥梁坍塌”的风险相关因素，因为A出现和不出现“桥梁坍塌”的概率是不相同的。按照同样的模式，也可以推导出B“施工因素”、C“材料因素”以及D“维护和管理因素”是否为风险相关因素。
通过上述逻辑表达式，我们可以确定某个因素是否为风险相关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根据上述表达式排除风险的不相关因素。例如，我们根据上述表达式明确A“设计因素”是“桥梁坍塌”的风险相关因素，那么，“B∧C∧D”也即“施工因素”“材料因素”以及“维护和管理因素”是否为风险的不相关因素呢？根据传统逻辑联言判断的知识我们知道肯定一部分联言支，不能否定一部分联言支，因此，我们不能由此逻辑表达式排除风险不相关因素。我们需要通过以下逻辑表达式才能筛选出风险不相关因素。
如果P（Bc，B∧C∧D）=P（Bc，B∧C∧D）
≠P（Be，B∧C∧D）
根据上式，D“维护和管理因素”的出现和不出现风险的概率值是相同的，这说明因素D“维护和管理因素”是“桥梁坍塌”中风险不相关的因素，而因素C“材料因素”的出现和不出现得到的概率值是不相同的，那么，C“材料因素”是“桥梁坍塌”中风险相关的因素。不论引起风险发生的因素多么复杂，我们通过上述两个表达式就可以确定风险相关因素和风险不相关因素。
四、贝叶斯网络模型对风险的分析
1986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珀尔（J.F.Pearl）针对不确定性知识提出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模型。贝叶斯网络也称为因果网络（Causal Networks），它是由图论和概率论结合描述多元统计关系的模型，是可以用贝叶斯概率理论与图形模式结合起来由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DAG）来表示的模型。例如一个有向无环图表示如图1。
图1的A、B和C代表节点。节点A和节点C两个节点间以一个单向箭头连接在一起，表示节点C的概率依赖于节点A的概率，节点A为父节点，节点C为子节点，连接父子两个节点的箭头代表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非条件独立的，节点A和节点C是非条件独立表示节点C的概率依赖于变量A的概率。同样，节点B和节点C之间有单向箭头连接，说明节点C的概率依赖于A的概率；节点A和节点B之间没有箭头连结表明A和B彼此条件独立，两个变量之间没有条件依赖关系。贝叶斯网络的有向无环图就是把具体问题中复杂的变量关系在一个网络结构中表示出来，通过网络模型中反映问题域中的随机变量{X1，X2，X3，……Xn}及其n组条件概率分配以及变量的依赖关系表示节点之间因果影响强度。
贝叶斯网络模型是因果相关和随机相关的统一。贝叶斯网络作为有向无环图和节点概率分布的二元函数，节点集与随机变量一一对应；有向边集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依赖关系。从节点A到节点C的有向边表示A对C有直接的因果影响。
我们可以用贝叶斯网络模型中的有向无环图来表述“桥梁坍塌”的例子。例如，我们可以用A表示“建筑构造”，P（A）表示“建筑构造”的概率，P（C|A）表示“建筑构造”引起“桥梁倒塌”出现的概率。图1中B表示“自然灾害”，P（B）表示“自然灾害”的概率，P（C|B）表示“自然灾害”引起“桥梁倒塌”出现的概率。贝叶斯网络模型就是通过构建有向无环图来达到描述和计算风险的目的。我们根据贝叶斯网络模型的有向无环图可以对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有清晰的把握。
贝叶斯网络模型刻画的是因果关系的条件支持推理，对各种类型的因果关系都可以说明，比如在上例贝叶斯网络中，事件A或B的发生，会导致事件C发生。如果已知事件A和B同时发生，则可以知道事件C发生的概率，这就是贝叶斯网络模型中的同时性因果关系推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因果关系。例如，“暴雨”使“桥梁承受过重”从而导致“桥梁坍塌”，这种因果关系是链式因果关系（a），还有一因多果（b）以及一果多因（c）关系，如图2。
不管因果链条有多么复杂，只要明确各个节点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就可以用贝叶斯网络模型的有向无环图表示。当然，刻画风险的链条可能因为风险因素复杂而导致有向无环图的结构复杂。贝叶斯网络模型作为对不确定性知识表达和解释的模型，是基于概率论基础上的推理，不管风险因素多么复杂，我们都能够运用贝叶斯网络模型的有向无环图进行刻画。也可以从复杂性风险因素中找到相关因果关系，不仅如此，贝叶斯网络模型还可以计算风险因素与危害性结果之间的支持概率。
例如，我们想明确“吸烟”导致“肺癌”风险危害的可能性，就先画出“吸烟”和“肺癌”以及导致“肺癌”风险因素的有向无环图，表明各个节点出现的概率。简化的有向无环图如图3。
图3表示：“吸烟的人患肺癌”的概率为“吸烟患肺癌又受大气污染的概率”与“吸烟患肺癌且不受大气污染的概率”之和，利用贝叶斯定理，我们可以得到：
P（L|S）=P（L，A|S）+P（L，A|S）
P（L，A|S）=P（L，A，S）/P（S）=P（L|A，S）・P（A|S）
P（L|S）=P（L|A，S）・P（A|S）+P（L，|A，S）・P（A|S）
P（A|S）=P（A），P（A|S）=P（A）
P（L|S）=P（L|A，S）・P（A）+P（L，|A，S）・P（A）
通过以上公式，我们就可以推导出P（L|S）的概率。也就是用贝叶斯网络对“某吸烟者人患了肺癌，但没有高血压”概率，也就是“吸烟”仅仅引起“肺癌”风险而没有其他病症的风险的概率值。这个概率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也就是说0
在贝叶斯网络模型中，如果A引起C的概率的变化，那么A就与C的风险发生具有相关性。如果A恒定增加C出现的概率，那么这种因素可以加快风险发生，例如设计不合理、自然灾害频发、管理不当等可以促使“桥梁坍塌”风险的出现；如果A恒定减少C出现的概率，那么这种因素可以减缓风险发生，例如设计合理、管理规范、施工符合标准等可以避免“桥梁坍塌”风险的出现。在分析风险因素过程中，概率是很重要的，只要这个因素能够改变风险出现概率值的变化就是相关因素，而不管其风险发生的概率的绝对数值。如果患“肺癌”的概率是万分之一，“吸烟者”患“肺癌”的概率是万分之一点五，这就是说明“吸烟”是“肺癌”发生的风险相关因素，因为“吸烟”引起“肺癌”风险发生概率的改变，而不能因为其引起“肺癌”发生的概率值比较小而不把其作为风险相关因素。有的风险发生概率比较高，比如投资失败的风险可能高于50%，如果资金充足、调研充足那么投资失败的风险概率是40%。这表明投资风险的概率值较高，但“资金充足”和“前期调研充分”是引起投资风险发生概率改变的因素。不管这个概率值的改变是万分之零点五还是10%，只要这个因素引起结论的变化，那么，这个因素就是风险相关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风险计算只针对能够确定的风险因素而言的，比如桥梁坍塌虽然涉及自然环境、工程设计、建筑材料、人为因素等方面的复杂性关系，但是桥梁坍塌的概率值是能够确定的；至于这个桥梁是否必然坍塌以及坍塌的具体时间我们是不能确定的，我们只能根据这些风险因素，采取措施避免风险，降低风险，分散风险，转移风险，有效地对风险进行规避和控制。但有些风险目前是无法确定的，比如转基因食品、生物技术、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等一些新兴技术发展是否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风险以及是否对破坏环境的风险具有非确定性。对于这些技术我们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先小规模实验，再慢慢扩大规模，最后再投入生产和使用。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即使是目前经过检验没有风险的技术，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安全性是否遭到质疑也不能确定。比如DDT、抗生素都经受住检验，但却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危机管理概述篇6
1风险分析的柜架
风险分析(riskanalysis)是最近30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种的系统化、规范化方法，旨在为食品安全决策提供参考。国际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将风险分析定义为“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3个部分组成的一个过程”。“危害”和“风险”是风险分析的2个基础概念，危害是指食品中存在或因条件改变而产生的对健康不良作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等因素，风险是指食品中的危害因子产生对健康不良作用和严重后果的概率函数。风险分析的内容具体为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危害进行鉴定，定性或定量的描述风险的特征，在参考有关因素的前提下，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并与利益攸关者进行交流。风险分析框架(见图1)形象描述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整个过程，更进一步的信息请参考FAO/WHO的食品安全分析出版物。
2风险评估
作为风险分析的核心环节，风险评估(riskassessment)是对食品中各种危害的风险高低进行科学评估的过程，包括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4个步骤;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即政府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控制措施(包括法规、标准和监督)的科学基础，也是风险交流的重要信息来源与依据。
3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是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考虑风险评估结果与其他保护消费者健康和促进贸易公平的相关因素，通过与所有利益相关方会商，权衡各种备选政策措施的过程;其目标是形成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标准、指南和建议。风险管理可以分为4个部分: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选择评估、执行评估、监控和回顾。
险交流
根据CAC的定义，风险交流(riskcommunication)是指在风险分析过程中就危害、风险、风险相关因素和风险认知在风险相关各方中(包括风险评估者、风险管理者、消费者、业界、学术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相互交换或交流有关信息和观点的过程，其内容包括对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依据。进行风险交流的要素包括:风险的性质、利益的性质、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选择。从风险管理的过程来看，风险交流是风险评估结果和风险管理意见的传递及表现形式，也是风险管理的延伸。综上所述，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3部分相互依赖，并各有侧重，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且高度统一的连续、动态整体。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强调所引入的数据、模型、假设的科学性;风险管理是政府机构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采取管理措施，注重所出的风险管理决策的实用性;风险交流是食品安全利益攸关者之间交换意见的过程，强调在风险分析中的信息互动。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1风险评估的步骤
CAC对风险评估的定义是“对特定时期内因对某一危害的暴露而对生命和健康产生潜在不良影响的特征性描述”。通常包含危害识别、暴露评估、危害特征描述和风险特征描述4个基本步骤(见图2)。具体为利用现有的资料，对食品中某种生物、化学或物理因素的暴露对人体健康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鉴定、确认和定量。继危害识别之后，这些步骤的执行顺序并不固定;通常情况下，随着数据和假设的进一步完善，整个过程要不断重复，其中有些步骤也要重复进行。
2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是识别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效果的风险源(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食品中的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风险因素)，并对其特性进行定性、定量描述的过程。识别危害因素的主要方法包括流行病学研究、毒理学研究、食源性疾病监测、食品污染物监测等。流行病研究资料是危害与人体健康损害关系最直接、确切的反映，但成本昂贵且数据较难获得，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毒理学研究(特别是动物试验)往往是危害识别的主要依据。
3危害特征描述
危害特征描述是定性和(或)定量的评价与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有关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质。一般来讲，在此步骤应建立消费环节中食品危害不同暴露水平与各种不良健康影响可能性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可以用来建立剂量－反应关系的资料类型包括动物毒性试验、临床人体暴露研究以及由疾病调查得到的流行病学数据。大多数情况下是使用毒理学或流行病学数据来进行主要效应的剂量－反应关系分析及数学模型的模拟。合理的剂量－反应关系的建立与分析取决于可得的实验室数据(如剂量水平、毒性或有害反应测量终点等)和所采用的数学及统计学方法。通过剂量－反应模型分析，可获得基于健康水平的推荐量值，如每日允许摄入量(ADI)、暂定每日可耐受摄入量(PTDI)、暂定每周可耐受摄入量(PTWI)和急性参考剂量(ARfD)等;与暴露评估结合还可以对危害因素的暴露边界值(MOE)急性估计，量化在特定暴露水平下的风险/健康效应。
4暴露评估
暴露评估是指对于通过食品可能摄入和通过其他有关途径接触的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因素的摄取量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暴露评估所需的基本数据为食品中微生物、化学物或物理性危害因素的含量及食品消费量。根据所关注的不良健康影响的不同，膳食暴露评估可分为急性暴露评估和慢性暴露评估，对化学性危害因素的评估通常是考虑慢性暴露(评估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每日暴露状况)，对于某些污染物、农残和兽残等则还要考虑急性暴露(主要针对24h内食品中有害因素的暴露情况进行评估)。通过比较膳食暴露结果和相应的化学性危害因素的健康指导值，可确定该危害因素的风险程度。而微生物暴露评估主要是描述在消费当时的食品中致病性微生物的分布及消费量，通常针对一种受污染食品的单一暴露。在消费过程中各类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等)甚至是存放时间都可使致病菌危害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会增加评估的复杂性。
5风险特征描述
风险特征描述是指根据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这3个步骤的结果，对某一给定人群的已知的或潜在健康不良效果的发生可能性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和(或)定量的估计，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对于有阈值的化学物，人群危险性取决于暴露量与ADI、PTDI、PTWI等测量值的比;对于没有阈值的化学物则需要计算人群危险性，即评价根据摄入量估计出所增加的癌症病例数是否是可以接受的(不构成危险)或不可接受的(构成危险)。微生物的风险估计可以是定性描述，如把某种致病菌的风险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也可以表述为定量形式，如每份食品中风险的累计频数分布、目标人群每年发生的风险、不同食品或致病菌的相对风险等。风险特征描述还需要说明风险评估过程中每一步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将动物实验的结果外推到人可能存在质和量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在实际工作中，这些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专家判断和进行额外的实验(如人体试验)加以克服。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的应用
风险评估结果可以用于制(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制定其他管理措施、确定国际食品安全监管优先领域、评估监管措施实施效果，并为风险交流提供科学信息。例如，对各种危害因素的评估得出的健康指导值是作为制定食品标准安全指标限值的依据，CAC明确规定在制定食品法典标准时必须以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WHO的SPS协议也规定，各国食品安全标准制订应以风险评估为基础。另外，把风险评估和经济学评估结合起来可确立用于决策的单一模型，这些模型能够将评估结果、健康影响、经济成本和其他成本等转换成可以直接比较的单位(如美元、伤残调整寿命年或质量调整寿命年)，以便于对风险管理者决策产生的后果进行更真实的描述。
国内外风险评估工作概况
1国际及其他国家的风险评估工作开展现状
目前国际上正对食品中化学性污染物、生物性污染物、食品添加剂、营养素补充剂等均已建立相应的评估方法。表1列出的是主要的国际专家组织。虽然尚未有专门开展营养素评估的机构，但在2005年日内瓦会议上CAC通过了《建立营养素和相关物质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模型》，标志着以科学为基础，制定营养素及相关物质安全摄入量上限工作的开始。各个组织所开展过的评估工作及其工作报告可在其官方网站进行浏览。即使国际组织已经对多种危害因素进行了评估，但鉴于国民健康状况、生产加工工艺及食品消费模式的差异，每个国家都需要开展本国的风险评估工作，才能制定适合国情、保障国民健康的食品安全标准等风险管理措施，并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先进国家与地区都已设置了专门的评估机构(见表2)。美国是最早把风险分析引入食品安全管理领域的国家之一，可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机构非常多，表中列出了其最主要的几个部门。
2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开展现状
我国于200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引入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风险评估的概念，并确立其法律地位。其实在2009年以前，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当中已经开始了风险分析方法的应用，卫生部早在2000年就已开始建设全国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致病因素监测网;在各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已开展了风险评估工作，如对苏丹红(2005年)、丙烯酰胺(2005年)、三聚氰胺(2008年)等危害因素的评估。然而同国际，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评估起步较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卫生部下属个别单位自发地在一些食品安全事故处理中开展一些风险评估工作，而缺乏全国性的制度、体系、专业队伍和计划，技术水平也十分有限。自实施《食品安全法》以来，这方面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2009年年底由卫生行部组织成立了由42位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2011年10月13号，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在北京挂牌成立，评估中心的主要工作目标是主动研究分析食品安全风险趋势和规律，业务技术部门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风险交流、风险预警、食品安全标准、参比实验室、数据信息分析等单元。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领域长期以来缺乏专业技术机构的空白。目前评估中心正在实施的优先评估项目包括:铝、反式脂肪酸、重金属铅、镉的膳食暴露评估。
危机管理概述篇7
关键词：危机信息 信息沟通 沟通策略
1 企业危机信息沟通理论概述
1.1 沟通的概念。学术界对沟通的定义有多种，（斯蒂芬。罗宾斯（2004）指出沟通是指意义上的传递和理解；罗伯特。希列（2004）认为沟通基本上是指两个或者更多的设备或人之间的各种数据交换；畅铁民（2004）则认为，沟通是指可理解的信息、思想或情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群中的传递或交往过程。从上述对沟通的定义可看出，沟通的内容是信息的形式来体现的，沟通过程就是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过程，沟通的目的是使双方或多方联通。危机信息的沟通就是以沟通为手段，以信息为内容，以解决危机为目标的活动，信息的沟通贯穿于危机管理的全过程。危机信息沟通的过程可用下列流程来说明：
1.2 危机信息沟通的法则。彼得。德鲁克提出了信息沟通过程中的四个基本法则。①沟通是一种感知。沟通是一种双向的，必须保证信息被接受者收到了；②沟通是一种期望。沟通必须了解接受者的意愿取向；③沟通产生要求。沟通必须能够符合接受者的利益；④信息不是沟通。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必须分清哪些是沟通哪些是信息，对于用于沟通的信息明确、简练、醒目，避免沉没于信息之海中。根据信息沟通的基本发则，考虑危机信息的特点，罗伯特。希斯（2004）指出危机信息沟通有以下法则。①要考虑危机环境对沟通的影响；②考虑与危机无关的通信使用者影响；③开发方便使用者的沟通系统；④培养信息收集和分析技能；⑤使危机信息真实可靠；⑥尽可能简化通信渠道；⑦选用非正式的沟通系统。
1.3 危机信息沟通的方式。危机信息沟通的方式有：①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正式沟通是通过企业明文规定的渠道进行信息传播和交换的方式，它的优点沟通效果好，有较强的约束力。非正式沟通是指在正式沟通外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其优点是沟通方便，沟通速度快。②上行沟通、下行沟通和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即自下而上的沟通。下行沟通是指领导者对员工进行的自上而下的信息沟通。平行沟通是指企业中各平行部门之间的沟通。③单向沟通和双向沟通。单向沟通是指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两者之间的地位不变，一方只发送信息，另一方只接受信息的方式，这种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快，双向沟通发送者和接受者两者之间的地位不断交换，且发送者是以协商和讨论的姿态面对接受者，信息发出以后还需及时听取反馈意见，直到双方共同明确和满意为止。
2 企业危机信息沟通中的障碍及原因
2.1 个人因素。个人因素是指对信息的选择接受受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感情的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人们往往愿意接受哪些对他们有兴趣的，符合他们的爱好和喜欢的信息，而拒绝接受他们不喜欢、没兴趣的信息。在这一点上，非正式组织中的人员表现的尤其突出。
2.2 人际因素。人际因素主要包括沟通双方信任、信息来源的可靠程度和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相似程度。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主要由信息沟通双方的的诚实、能力、热情及客观等因素决定。沟通的准确性与沟通双方的相似性有直接的关系。沟通一方如果认为对方与自己很接近，那么他将比较容易接受对方的意见，并达成共性。相反，如果沟通的一方视对方为异己，那么信息的传递就很难进行下去。
2.3 组织结构因素。包括管理者认识误区，缺乏正式信息沟通的机制和制度等。管理者对企业的信息沟通不够重视，如果有的话，总是不自觉的进行下行沟通，对下属传递的信息不注意听取吸收，使得一些重要的信息不能作为管理者处理危机决策的依据。由于领导不够重视危机信息的沟通，使得企业缺乏危机信息沟通的机制和制度，认为危机信息的沟通可有可无，没有从组织制度的建立危机信息沟通的部门。
2.4 技术因素。技术因素主要是指信息沟通的载体和沟通的工具。沟通信息的载体主要是语言和非语言的暗示。大多数沟通的准确性不高，在于沟通者对语言表达的理解差异。由于每个人表述的内容常常是由他独特的经历、个人的需要、社会背景等决定的。因此，语言和文字极少对沟通双方都具有相同的含义，这就造成沟通双方对沟通信息的误解。沟通工具的效率也是影响沟通效果的重要因素，因为信息沟通有个特点是时效性，因此选择何种沟通工具要注意沟通工具的效率。
3 企业危机信息沟通的有效性分析
从上述的沟通障碍的分析来看，采取适当的沟通方式和策略能够将这些沟通障碍有效消除，从而实现了危机管理的有效沟通。而有效沟通的实现有赖于对沟通技能的开发和改进。
危机管理概述篇8
关键词：建筑项目施工绿色 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TU1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建设项目施工是一个复杂的人类活动过程，其一般经历的时间周期较长，消耗的资源和能源非常大，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较显着，所以，全面认识和恰当评价建设项目施工给环境、资源和能源所造成的绿色风险，既是防治环境污染、减缓资源和能源耗竭速度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一、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概述
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概念风险一般指一种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针对地球这个自组织系统而言，系统内的任何人类活动，只要超过一定程度，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及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资源和能源）都会产生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其影响的结果也是一分为二的，可能造福，也可能为害，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危害性的，所有这些负面影响出现的可能性即为风险。绿色风险区别于其它风险的地方在于绿色的概念，绿色概念是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息息相关，绿色概念即“3R”概念，亦即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能源消耗。所以，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定义为：在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即“3R”目标）实现的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亦即建筑项目施工活动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管理符合一般的风险管理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环节：绿色风险的分类、绿色风险源的识别、绿色风险分析、绿色风险控制。
1、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分类
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分类是绿色风险管理的首要步骤，是人们系统地识别绿色风险存在源，并最终按类别形成一份合理的绿色风险清单的过程。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分类见图1所示。
2、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识别
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识别就是找出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源之所在和引起绿色风险的的各种因素。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识别途径有两种：
通过感性认识和经验对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进行识别。
依靠对各种绿色风险事件的统计、资料经验和绿色风险记录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从而发现绿色风险的损害情况，以及有规律的损害风险。绿色风险识别的一般方法有： 预计危险分析、危险及操作性分析（HAZOP）、事件树分析和事故树分析（FTA）等。本文用图表的方法列出建筑项目施工的绿色风险， 如图2所示。工程技术人员在利用此图进行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识别时，只需要对绿色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后绘制成图表，有利于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动态管理。
二、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分析
在建筑项目施工中进行绿色风险的分类和识别的目的在于能够更好的进行绿色风险的分析。由于产生绿色风险的风险源不同，故对其进行分析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决策树法、多目标决策法和敏感性分析法。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定性分析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定性分析是评价已识别的绿色风险影响和可能性的过程，根据绿色风险影响的大小和发生的可能性（概率）对绿色风险因素进行排序。利用随机决策树和层次分析法可对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进行定性分析。
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随机决策树分析方法的数学模型为式中，R为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值；P为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发生的概率；E为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后果。
绿色风险随机决策树分析方法的主要依据是：绿色风险管理计划；已识别的绿色风险；绿色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范围与后果；假定的条件；数据来源的可靠程度。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层次分析法主要是确定绿色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绿色风险的定性分析时，要注意那些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较大的风险因素，并对这些绿色风险因素进行再次细化分析，以达到绿色风险分析的最佳效果。通过对图2的分析可知：由建筑材料引起的风险因子既有环境风险因子，又有资源风险因子和能源风险因子。所以，施工中所用建筑材料是引起绿色风险的一个主要风险源，应着重对其引起的绿色风险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建筑项目施工的绿色风险。
三、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定量分析
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定量分析一般是和定性分析同时进行，其主要的分析方法有模糊数学法、统计概率法和敏感性分析法。在定量分析法中找出绿色风险源，能够量化的绿色风险对其量化，不能量化的绿色风险对其分类列表，利用统计概率的方法进行分析。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可以按照场地平整——分部工程——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建筑项目的集成路线对其各步的绿色风险源列表汇总，最后找出影响整个施工项目绿色风险出现的概率及其所反映出来的趋势。
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控制绿色风险控制就是采取一定的技术管理方法使风险事件不发生或在发生时减小损失，绿色风险控制的方式有风险转移和风险自留。绿色风险转移则是将可能出现的一些绿色风险转移给其他人承担。例如在项目施工中审慎使用高耗能、高耗资和高污染的建筑材料等。
绿色风险自留就是由自己承担绿色风险所造成的后果，在项目施工中那些造成损失较小、重复性较高、通过加强管理能够避免的绿色风险是适合于自留的。例如在项目施工中建筑垃圾的处理、施工扬尘、施工扰民等。
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管理体制建立的关键措施面对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危机，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可能遇到的“绿色壁垒”，笔者认为在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进行绿色风险管理非常有必要，而建立绿色风险管理体制的关键措施在于以下几点：
国家应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并配以相应的实施和鼓励措施。例如：加强建筑企业的绿色认证工作，鼓励建筑企业走减物质化生产的道路，对实施绿色风险管理效果显着的建筑企业实行奖励等。
在建筑项目施工过程中建立起完善的绿色风险管理制度，加强绿色风险教育，增强人们的环境、资源和能源危机意识，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鉴于绿色风险的不确定性，应建立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借助计算机对各种数据采集、整理，分析总结出绿色风险发生的规律，并对绿色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价，为绿色风险的处理提供合理的方案。
鼓励科研机构、大中院校对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管理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探索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开发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管理的集成软件。
四、结束语:
阐述了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概念，简述了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管理的内容，给出了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管理体制建立的关键措施，可为建筑项目施工绿色风险的分析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赵涛，潘欣鹏.项目整体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