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节竞争性范文

市场调节竞争性篇1

一、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

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

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文献，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作为市场管理法的核心内容，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而我国当前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发育不全面。我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类要素市场有的尚未建立起来，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开放，市场发育不全面，导致了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尚未完全建立，尚未完全发挥其基础性的作用。2、市场竞争不充分。在已经形成的市场中，市场竞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竞争还是不充分。但对于尚未放开的市场来说，市场竞争对想进入这一市场的市场主体来说则是一种理想。目前，我国许多行业仍然处于行政垄断的阴影下，在这些行业中，市场是存在的，但竞争是缺位的，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政方针。

2、“宏观调控法”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国宏观调控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a、调控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由谁来制定，也就是谁拥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在这一点上，目前比较混乱，各级政府甚至出于地方利益而制定与国家总体方针相悖的经济政策。b、调控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应当如何制定，遵循怎样一种程序；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遵循怎样一种程序，我国在对宏观调控程序的控制和监督上是欠缺的，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c、调控内容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受市场竞争的制约，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的，第一性的；宏观调控是辅的，第二性的，凡是能市场竞争的，就不能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内容是否合法，也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须在促进和维系现有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继续放开和建立各类要素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形成竞争，而反垄断法则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超级秘书网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我国目前市场发育不全面，竞争不充分，通过反垄断法，可以更好的促进市场的健全，促进市场竞争的优化和升级，同时，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鼓励竞争的信息。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而应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正如上文所分析，作为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基础，必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这是基础，是根本，只有在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上，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宏观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宏观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而且由于存在调控主体的不合法，调控程序的不合法，调控内容的不合法等问题，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错位，造成调控的盲目性和不正当性，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有待于反垄断法的制定和良好实施。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需要及时解决的是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继续健全宏观调控法体系，真正做到依法调控。此外，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调控目标，需要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且，如果将宏观调控法置于核心地位，是否会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国家限制竞争的错误信息？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法置于我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市场调节竞争性篇2

（1）功能性：服务发挥作用和满足体育消费者需要的程度。

（2）经济性：体育消费者得到不同程度的服务所需要的费用是否合算。

（3）安全性：服务过程对体育消费者健康、精神、生命及货物和财产安全的保障程度。

（4）时间性：服务在时间上满足体育消费者需求的程度，包括及时、省时和准时。

（5）舒适性：服务过程的舒适程度，包括设施的适用、舒服、方便与环境的整洁、美观和有秩序等。

（6）文明性：服务过程的文明程度，包括亲切友好的气氛、和谐的人际关系等。

综上所述，体育场所服务质量是通过人或物对顾客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上所满足的程度而表现出来的。

5对体育场所服务质量的意识是管理体育市场的基础

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的经济体制是由体育消费者、体育场所的投资者、政府3个成分组成，他们对体育场所服务质量的意识，是体育场所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管理体育市场的基础。

体育消费者是体育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成分。他们认为服务质量，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体育训练、比赛、活动、娱乐的需要，持币选择购买体育场所的服务；另一方面是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9项权利进行自我保护，以保证享受到与货币等值的生理和心理服务。体育消费者的服务质量意识应是发展体育市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体育场所的投资者是体育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成分。他们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拥有经营自和竞争权利。体育场所一方面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的服务商品；另一方面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市场经济运行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决定了体育场所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买卖关系，体育场所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关系。

政府是体育市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成分。政府承担着宏观调控的任务，利用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手段，保证和促进体育市场的公平竞争，保障体育服务产品的供给，干预和调节体育市场的运作过程，以保障体育根本任务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场所的服务质量意识是由体育消费者，体育场所、政府的服务质量意识构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体育消费者要求体育场所能够提供满意的服务，同时要求政府保护其合法权益；体育场所必须满足体育消费者的要求，同时接受政府的监督，并且要求政府保护其合法的权益；政府在对体育场所实施监督、检查并给予奖惩的同时，必须保护体育场所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这3个基本成分的服务质量意识存在互相关联、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并构成社会服务质量意识链，链的正常运转是体育市场正常运行与提高体育场所服务质量的保证。

6体育场所的服务既要市场调节，也要政府宏观管理

6.1市场是体育场所服务质量发展变化的主要调节和推动力量

服务质量是体育场所满足体育消费者需要能力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服务质量反映供求关系，是资源配置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对资源配置起调节和促进作用，对体育场所服务质量的发展变化也起调节和促进作用。

体育场所为了盈利，必须提高职工素质，加快科技进步，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加强内部管理和提高体育场所设施设备的利用率，以此来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所以，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体育场所会自觉提高服务质量，否则，体育场所就会亏损。

体育场所为了获得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利润，必须增加服务品种，提高服务产品的功能性、安全性、舒适性、时间性、经济性、文明性等质量性能，必须不断推出市场需要的服务项目，减少或者停止供过于求的服务项目。体育消费的需求是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的，而需求所决定的服务质量也必须随着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提高。所以，供求规律是体育场所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规律。

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竞争越激烈，优胜劣汰也就越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场所间的竞争主要是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体育场所必然想方设法提高服务质量或降低服务价格。在同等价格的条件下，质量的好坏是消费者选择体育场所的优先条件；在同等质量的条件下，价格也是消费者选择体育场所的优先条件。随着体育竞技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注重服务质量。服务质量已成为体育场所竞争胜负的关键。因此，竞争规律是促进体育场所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动力。

市场的3大规律对体育场所服务质量的调节作用是共同的、必然的、经常的，这3大规律使服务产品的生产要素和体育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使体育场所的服务产品不断满足体育市场的需求，使体育场所的服务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6.2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是服务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市场调节所存在的短期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也能够使市场的竞争和生产出现无政府状态。

在体育场所的激烈竞争中，经营者通常是追求短期效益，对体育场所内应设置，但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服务项目一般不关心，甚至不提供安全保护和便民措施，使体育消费者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因此，市场调节对体育场所的服务质量难以发挥作用。

体育场所的经营者往往是通过市场价格来了解体育消费者的需求方向，有利可图时大家都去经营同一服务项目。他们并不了解该项目在总体服务项目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发展前景，不了解服务项目已经发生的隐性过剩。这种盲目性造成了体育场所服务项目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

由于从市场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服务产品的生产，存在着时间差，因此市场调节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市场调节的这一缺陷，有可能造成体育场所服务商品供给和需求的脱节。

有些体育场所在利益的驱动下，置体育消费者的需求于不顾，将场地出租，经营非体育服务项目，或者在体育服务项目中经营赌博，从中获利，使体育场所的竞争和生产出现无政府状态，服务商品两极分化，影响了体育事业的正常发展。

除此之外，体育事业也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市场对公益的质量难以进行调节。

综上所述，体育场所的服务商品在市场调节的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发展体育场所服务这一新兴行业，需要制定长期战略和发展规划，并通过体育产业政策加以实施。

7结论与建议

体育场所服务业的服务质量是体育市场管理最基础的内容，也是体育场所、体育消费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只有按照市场运行的客观要求建立体育市场规则，制定出体育场所服务等级标准，规范体育场所服务产品的生产要素，对体育场所服务业进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防止体育场所的服务商品出现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才能使体育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市场调节竞争性篇3

全会认为，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三十多年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经过争论、反复、坎坷，我党终于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本质面相与发展规律，对市场经济有了成熟的、清晰的、准确的科学定位。我们知道，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计划工作的主观性因受制于道德、人情关系、理性能力都难以事无巨细地精准、科学。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一只驴，又累又饿，来到了两堆干草面前，欣喜若狂，它跳起了舞蹈；但是，有一个难题等着它，即它如何最大化地消费这些干草？理论先于行动，但它又如何能计算出最大化的消费方式？它在冥思苦想中逐渐失去了知觉……因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计划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学“导师”亚当•斯密还是比较正确的：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能够创造秩序、一定程度的平衡、发现公共利益。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发展的动力与纠偏的功能。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让市场归位，使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于是说“市场调节为主”、“市场调节是基础”。当然，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认识不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唯利是图、垄断障碍、调节滞后、冷酷无情。所以，我们就要用政府调节去矫正、补充市场的功能，使之更好地平衡并朝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前进。我们既不提“计划调节为辅”，也不提“计划调节为主”，我们提倡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好”既是对权力的限制，也是对权力的要求。

政府太强大即是以计划为主，市场经济可能要被政府压垮；政府调节能力太弱，矫正市场的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够理性，人民要被拖垮。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探索：政府的权力范围与作用方式；政府调节行为的合规化。因此，我们把政府改革目标定义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于是，我国政府改革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政府可被授予哪些经济调控权力，这就是政府的权力清单课题。如果说，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那么，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不可为。政府的正面权力清单，要在试错中确定其调节权力的所在区域，也要在探索中确定调节方式的组合拳。而所谓“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在笔者看来主要是要规范我国现有的8000部左右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多如牛毛的行政规章以下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防止其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私搭乱建”，扰乱市场经济，破坏法治建设。二是政府经济调节权力的控制问题。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经济权力，我党提出：第一，确定科学决策的考量指标———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第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第三，建立法定机制，即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第四，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第五，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第六，加强民主建设。马克思讲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同行。发扬民主，就是坚持人民群众在法治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全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二、经济法治的法律配置

依照一般法理，经济法治是民商法、经济法，辅之以劳动法、环境法、刑法等法律。在此，主要想谈一下民商法与经济法如何搭配以较好地达到控制市场经济的目的。民商法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市场主体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就像四中全会《决定》强调的：“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无论如何，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经济规律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计划调节，就有可能成为无所不包、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自负自大、超级癫狂。因此，我国首先“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讲，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里的“平等”以尊重商品所有者的产权为前提，以契约精神为道德精髓，以形式平等为价值目标。产权保护，意味着公有制产权、私有者产权一律平等，一律受到法律的神圣保护；而马克思所说的“天生的平等”的含义，则意味着市场主体讲究诚实信用，一诺千金；要求亲兄弟明算账，一切放在纸面上、阳光下；其行为更是服从公认规则，非抢非夺，文明交往。这些权利、精神与理念，实际上都可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中的“自由”加以概括。换言之，民商法的任务的就是要保护自由竞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同：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自由（马克思语），而社会主义的自由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我做主、自我发展、共同富裕的自由，自由中包含更为丰富的公平的含义。社会主义的“自由”也不同于自由散漫或自说自话。

生活中，一些自以为是的自负者常常在自说自话意思上表达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其实不是追求自由价值，而是实现了黑格尔所说的“任性”。自由是意志的本质属性，也是道德意志的本质属性。它以道德规律为追求目标，并力求达到至善。康德说过，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如是，自由出于道德规律，自由出于社会责任，自由出于记录道德规律与道德责任的法律，那么，自由则一定是法律下的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则是服从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所确定的普遍规则的自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回到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法律之内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体、市场上每一个分散的主体的经济自治权与经济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鸠语）。这样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古罗马查士丁尼语）。社会主义最终要建设的是属于人民的、更为公平的社会、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围绕“公平”价值，四中全会决定多处强调：“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等等。所以，如果要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美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竞争更偏重于公平的市场经济或公平竞争，而美国的则偏重于自由经济或自由竞争。笔者认为，虽然，民商法也强调平等、公平，但其更偏向于形式平等、形式公平。例如，在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的机动车车主要向负有责任的行人负责一点赔偿责任，这种公平，偏重于安慰的性质。一般地，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有两种情况：一是法院在处理损害赔偿案件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赔偿数额。二是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时，由法院根据公平观念确定由当事人分担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因为它妨碍了自由意志的过错责任原则。例如，德国民法放弃了公平责任原则，而日本的小口彦太教授也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所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妨碍了过失理论的发展，“而且有导致中国侵权行为法体系解体的危险”。公平竞争，一般来说，是指各个竞争者在同一市场条件下以比较公平的竞争起点、共同接受价值规律和优胜劣汰的作用与评判，并接受来自法律对竞争过程与结果的矫正准则的约束、最终各自独立承担竞争的结果。公平竞争原则，是指经济竞争的起点、竞争的过程、竞争的结果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而确立竞争公平的矫正规则———起点或结果的调整、竞争过程的强制、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等主要由经济法加以规范。对结果也就是起点的调整主要是税法、金融法等宏观调控法（未来可能还要制定遗产法）；竞争过程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企业社会责任法。例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排斥非本地区或者非本系统企业生产的质量合格产品进入本地区、本系统。我国反垄断法规定了制定反垄断法的宗旨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如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等等。应当看到，经济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与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有所区别：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往往没有具体的强制规定，而是赋予法院根据公平理念以自由裁量的权力；经济法上的公平原则，不仅体现为宗旨、理念，而且具体化、法律强制化，因而赋予法院相应的司法自由裁量的权限较小。当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平衡发展，我国在确立编纂民法典这一巨大历史使命的同时，经济法的立法任务同样很重：我国要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反对垄断，促进合理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另外，我国还要加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法治保障，促进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的大融合。最后，我国一定要加强经济法立法的科学性建设。如果说，民法典因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体系性与任意性的调整特点的话，那么，由于经济法的分散性、复杂性、调整方式的强制性甚至部门性等特征，使其在立法的过程中可能更多地、或更为容易地被掺进部门利益。因此，全会强调立法的科学化。为此，笔者的建议是：经济法治立法不能部门化，也不能完全行政化，要着眼于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可以智库立法草案与部门立法草案交相辉映，以智库立法草案平衡部门立法草案，但要避免以部门立法为主、由部门立法吸收智库参加的立法方式，因为这种立法方式很容易导致智库或专家的独立性的丧失。

市场调节竞争性篇4

1.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以市场机制为经济运行方式，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将资源配置到效益高或边际产出相对较大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这种客观作用常被形象地比喻为“无形之手”或“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充分发挥作用。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要素流动为条件的。市场机制通过经济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更好的环节中去。效率优先是价值规律竞争机制的必然结果，效率意味着生存发展的机会。市场机制通过供求、价格、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引导资源由低效益向高效益、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的部门或领域流动。同时，自由竞争和利益驱动形成了对市场主体的激励机制，促使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不断创新，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因而，由市场配置资源能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有利于提高效率和效益。

2.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就是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分配。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就动力机制而言，各经济主体之间彼此独立，产权关系明晰，各自投入产出的差异表现为收益高低，激励各类经济主体改进效率和优化要素配置，把利己性的私人行为有效转化为利他性的社会贡献；就供求机制而言，商品生产要素的交换和流动必须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以价格为基点，而价格受价值规律的支配，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就竞争机制而言，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换中都遵循平等竞争的原则，竞争是市场的一种自然选择，起着优胜劣汰的作用。

3.价格机制是灵敏的信息传导机制。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离不开灵敏的信息。以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市场信息，灵敏度高、传播快，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经济决策都离不开信息。信息是大量分散独立存在的，如何收集整理并处理这些自然状态的信息，使之变成有用的决策依据，就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市场经济利用价格机制传递信息便捷而有效。价格机制不仅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还具有信息传递功能。价格的形成和波动，使信息以直观的方式得以交流和传播。市场利用价格机制，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可以有效地把分散的、不断增长的信息以专业分工的方式协调起来，并加以综合处理，使之转变成保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剂。增强市场透明度，可提高市场信息质量，有助于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造成市场机制失效的因素

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需要充分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是以供求双方信息对称为前提的，但现实中，供求双方的信息通常具有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以及外在性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会使生产者无法选择最优的资源并根据消费者偏好满足市场需求。不对称的信息还会导致市场上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的现象，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样，市场的一般均衡就难以实现，资源也就无法实现优化配置。市场机制单纯依靠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自发地对经济进行调节，难免会出现盲目性、滞后性甚至破坏性。市场供求和价格只代表短期信号，企业根据市场信号和自身的利益从事各种营销活动，难免有行为短期化的特点。微观经济主体对于那些投资规模巨大，投资周期长、风险高和预期利润不确定的项目难有兴趣和投资意愿，其行为目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这就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宏观经济失衡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市场的功能缺陷和市场失灵是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即市场在某些领域不能或不宜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在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等方面。市场难以解决企业根据自身利益决定的行为对他人或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即外部性问题，难以解决企业囿于自身利益很难有效提供无利可图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解决由于竞争所产生的垄断破坏市场机制、影响效率提高和阻碍资源优化配置问题；难以解决市场机制在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方面无能为力的问题，可能会造成大量失业和恶性通货膨胀等等。因而，市场经济中市场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难免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客观上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加以矫正或弥补。

三、政府干预必须以市场规律为基础

1.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依据。市场失灵削弱了市场机制的功效，单纯依靠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从总体上说难以自发地管理好整个经济体系的综合平衡，难以解决长远发展战略问题。为弥补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现代市场经济是有调节和有干预的市场经济，政府调节在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绝不是盲目放任市场，也绝不是政府不干预市场。即使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其所产生的波动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然需要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调节作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不是根本对立的，不但不会阻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反而有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更好发挥。

2.政府干预应防止政府失灵。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如果政府不尊重市场规律，不能有效承担相应责任，那么在市场失灵的同时，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不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例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性手段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路径不对、方式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过度超前，以及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因此，如果政府不尊重市场规律，不能有效地承担或履行干预责任，那么在存在市场失灵的同时，还会出现政府失灵，从而导致更大的资源浪费。

3.科学定位市场与政府分工。凡是市场能办好的事就由市场去办，政府干预只能在市场不能起作用的领域进行，以维护市场的基础性地位，保证市场竞争的正常进行，而不是过多干扰市场运行，或参与市场竞争甚至代替市场，妨碍市场机制运作。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有其缺陷和失灵的可能性，应合理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该归政府的归政府，该归市场的归市场。二者既要分工合理，又要相互协调，目的是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这就要求既要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提高效率，又要靠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将公平与效率统一起来；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寻求最佳结合点，努力使政府干预在匡正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自身失灵。因此，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内在缺陷，为了减少市场机制的这些缺陷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干预，从宏观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结构、速度、效果等基本因素进行综合平衡。调节的内容不仅仅是总供求的平衡，更重要的在于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全面协调等。

四、更好发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作用

1.以预调微调来提高干预水平。要积极把握和运用市场规律，主动矫正市场失灵和缺陷，实施事先预防性调节，在经济尚未全面过热、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尚未发生之前就进行预调、微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可能造成的冲击，大大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这种调节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干预，对市场经济运行矛盾分析判断越准确，对市场规律认识越深刻，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的掌握就会越符合实际。政府预见性干预，需要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灵活运用各种调控手段，通过合理制定发展规划，利用规划之手顺应市场、增进市场，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施科技创新和开发应用政策，完善产业政策等手段，来引导和规范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2.以市场对政府职能准确定位。要完善市场经济调控体系，政府要彻底转变职能，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权力型政府转变为责任型政府，由神秘政府转变为阳光政府，由随意政府转变为诚信政府，由主要依靠政策手段治理的政府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治理的政府，也就是由“人治”转向“法治”。政府应当是行使有限权力、承担有限责任的服务型政府，“只掌舵而不划桨”。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凡是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审批项目，就要通过市场机制运作。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政府要把应管的事管好，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大量的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中间领域，则交由中介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来承担。

3.以法制对市场加以根本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约束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如果没有法制作为保障，产权从根本上说是不安全的，企业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市场不可能形成竞争环境并高效运作。要通过法律制度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完善产权制度。产权边界越清楚，主体越明确，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就越统一，激励约束作用越强。法制还可增强政府干预的权威性，约束政府对市场的随意干预。法制化要求政府干预，在方式上应提高效能，在实现形式上体现市场化趋势，如借助或通过合同签订、经营授权、财政资助等手段和途径来实现。政府尽可能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具体事务，而是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调节、规范企业经营活动，使所有经营活动都按照系统的法规体系进行。

4.以政策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市场失灵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看得见的手，政府不仅可以借助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直接影响微观经济活动，而且可以通过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如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物价稳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节和就业政策，促进充分就业；通过贸易政策对国际收支进行宏观调节，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经济逆向调节，消除经济运行出现的波动，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等。应鼓励政策选择、制定和实施过程的社会参与，实施富于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5.以成效衡量宏观调控的能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配合而协同发挥作用的。市场瞬息万变，政府作用有限，有些市场缺陷政府不必干预，干预也无济于事。政府在干预范围、内容、方式和手段方面要注重改革创新，强调实效，要遵循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宏观调控重在成效，其调控能力主要源于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在内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辅助手段。这其中的关键是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和调节经济发展方向，科学把握调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节奏，提高综合运用各种干预手段的能力，努力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市场竞争创造宽松的环境。总之，深刻认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治本之策，谋划长久之计，切实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从制度上保障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调节竞争性篇5

关键词：审计服务收费 审计市场绩效 低价竞争 审计质量

一、引言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之前一直实施政府指导价，定价由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物价管理部门制定。自2014年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例如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并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并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服务并出具有关报告等收费全面放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发改委放开对审计服务收费的管理，其初衷是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审计市场的调节作用，在审计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实现会计师事务所在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审计效率的提升。

然而，我国审计市场目前仍属于低寡占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较低，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过去的审计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于政府管制下的强制性需求，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自发性需求较低，审计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另外，审计价格需求弹性大于审计质量需求弹性，这就意味着事务所降低审计收费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提高远远大于提高审计质量带来的市场需求的提高，因此，各事务所之间主要是以低价竞争而不是以高质量竞争。目前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较低，低价竞争在中小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更为激烈，而审计收费偏低，导致审计质量降低，审计市场绩效往往取决于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这两个因素。发改委的这一举措使得政府过去制定的最低收费标准失去约束力，可能会加剧事务所之间的恶性低价竞争，降低审计市场绩效。那么审计服务收费的放开究竟如何作用于审计市场绩效？本文对此展开论述。

二、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审计服务收费放开是一种必然趋势

政府指导审计服务收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出台的《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注册会计师的查账服务和咨询服务均按劳务收费和基本收费分别计算，同一地区同一业务前后收费保持一致，不得随意降价竞争。1999年下发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规定，定价必须考虑除去成本费用后的税金和利润并结合市场供需，首次在定价中考虑到市场的调节作用。2001年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支付给事务所的报酬作为重要事项加以披露，进一步规范了对审计服务收费的监管。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一直实施政府指导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于2010年出台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其中对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对事务所按照自愿有偿原则提供的会计咨询等其他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服务收费起到指导和稳定作用，通过强制性保证审计市场的良性竞争。虽由政府指导审计收费，但仍有不少会计师事务所在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合理打折”，进行低价竞争。为进一步规范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收费情况，2011年，财政部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的通知》。其中规定，事务所投标报价不得低于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下限的75%，否则一律按废标处理。政府规定审计收费最低标准，是为了确保会计师事务所按照标准规范、合理收费，遏制低价恶性竞争，促进审计市场健康发展。近几年来，会计师事务所的低价恶性竞争异常激烈，政府指导审计服务价格实质上并未起到太大的约束作用，于是在2014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了《通知》，对审计服务全面实行市场调节价，改变了过去会计师事务所被动接受价格标准的市场现状，以期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稳定审计服务价格。

目前，我国审计市场处于低寡占型市场结构，事务所规模以及市场结构的形成是经过长期的市场竞争形成的，政府的主动干预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绩效。政府指导价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会计师事务所竞争的主动性，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审计质量的提升，显然不利于审计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对审计市场的过分干预将导致“寻租”活动的蔓延，妨碍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造成审计市场绩效的低下以及审计资源的浪费。放开对审计服务价格的控制与管理，简政放权，可以充分发挥事务所的主观能动性，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归属。

三、从审计市场现状来看，审计服务收费放开可能带来市场绩效低下

放开审计服务收费，各会计师事务所为竞争市场份额，价格上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中小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价格竞争异常激烈。目前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不高，各事务所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一味地采取恶性低价竞争的同时相应地降低审计成本，在审计监管不力的背景下很容易出现审计质量低下的问题，不利于整个审计市场的发展。再加上市场上能够鉴别审计质量的人不多，市场对审计质量的自发性需求较低，被审计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寻求低价服务，由于信息不对称，审计市场上便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利于实现有效的市场绩效。

此外，我国审计市场目前处于低寡占型市场结构而非完全竞争型市场结构，价格不能完全遵循市场化原则；再加上没有政府指导价作为衡量标准，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不具备根据工作量判断合理收费的能力，放开审计服务收费可能会导致事务所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行为；事务所较低的议价能力影响其审计独立性，市场上可能会出现高价购买审计服务的行为，审计收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通知》的出台可能会造成审计收费短时间内的不规则波动，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审计市场绩效低下。

我国目前的审计模式是风险导向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服务收费取决于审计成本以及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风险。事务所一味低价竞争，容易忽视审计对象的内部控制风险，使得审计成本得不到保证，相应的审计程序缺失，实质性测试范围变小；再加上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对于重大过失事务所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审计失败会对事务所乃至整个审计市场造成重大损失，不利于审计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有效的审计市场绩效是通过各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平竞争实现的，竞相恶性低价竞争势必会令市场价格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下，每一个博弈者都面临着囚徒困境：出于各自理性的占优策略选择却导致了对整个审计市场而言最坏的结局，目前事务所的不正当价格竞争不仅会降低市场绩效，而且最终会令每一个竞争者都损失惨重。

四、如何控制价格放开带来的审计市场绩效低下问题

首先，放开审计服务收费并不代表完全放开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监督管理，相反，行业监管应该更加严格。政府和主管部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重在引导和监督，而不是干预。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审计市场的监督管理，一方面从保证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入手，确保一定的审计资源的投入，有了这个成本保证，审计质量才能得到保障，有效的审计市场绩效才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从价格是否满足成本投入的角度考虑，即使在保证审计质量的情况下，如果价格不能满足所需的人力以及资源的投入，也会存在恶性低价竞争的情况，监管部门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制止。

其次，要建立健全行业服务标准规范，制止事务所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会计师事务所创造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引导审计行业健康发展。各会计师事务所也要规范自身的价格行为，确保在正当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提高自身执业质量，保证一定的成本投入，加强行业自律，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维护正常市场价格秩序，实现有效市场绩效。

最后，在一定范围内审计市场集中度越高，审计质量就越高，提升审计市场集中度能实现有效审计市场绩效。因此，各监管部门应完善审计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在短期内显著降低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此外，应鼓励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强化事务所自身在审计定价过程中的议价能力，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审计独立性，提高审计质量，实现有效的审计市场绩效。

五、结论

过去我国审计服务收费一直遵循政府指导价，忽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期望以其强制力指导和稳定审计收费价格，规范收费标准，但对于恶性低价竞争的行为并未起到严格的约束作用，因此，审计服务收费放开是审计市场发展的必然归属。但由于受到我国审计市场结构、市场需求弹性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制约，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不得已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一味地降低审计收费，使其难以覆盖审计成本，相应的导致审计程序缺失，审计收费的降低必定以牺牲审计质量为代价。因此加强行业监管、优化审计市场结构、规范事务所行为以提高审计质量已成为我国实现审计市场绩效的关键所在。S

参考文献：

[1]孙淑萍，张柯贤.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审计质量探讨[J].商业会计，2012，（7）.

市场调节竞争性篇6

一、日本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及经济法立法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19世纪80年代“松方财政”的实施,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自由市场经济阶段。不过,这一阶段极为短暂。随着20世纪进入垄断,日本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了难以克服的缺陷①,国家不得不否认政府放任经济的态度,对经济实施国家调节。从一战后日本国家调节经济的历史来看,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的经济调节职能:

(一)宏观调控方式

二战前,为了备战,在军部和新官僚的倡导下,日本开始对经济实行直接统制,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统制经济时期。(1)在物质资源的分配上,国家于1927年设立内阁资源局,专门负责战时资源统制[1]。(2)在产业方面,为应对1929年经济危机,商工省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1931年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首次明确赋予政府干预重要产业的权力;颁布《物质动员计划》、《生产力扩充计划》,对军工产业给予扶持;1941年颁布《重要产业团体令》,对电气业、渔业、外汇、制铁业等产业实施统制。(3)在财政、金融方面,1932年实施高桥财政,通过发行赤字公债筹集资金。1935年推行的“马场(一)财政”,进一步明确提出财政政策须与国家大力发展军需的产业政策相结合。

二战后,日本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为了将有限资源聚集起来,合理配置发挥最大效用,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等方式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1)实施“倾斜生产方式”,重点扶持煤炭和钢铁等部门[2]。(2)颁布《物价统制令》、《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等,建立以大米、煤、鲜活食品、日用品为基础的官方物价体系,对重要物资实行管制。(3)1946年、1950年制定《贸易资金特别会计法》、《外汇管理令》、《外汇集中规则》等法令,对贸易进行管制。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确定各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时辅之以财政、金融等政策,使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50年代,日本选择“贸易立国型”产业合理化政策,运用行政指导、特别融资、外汇控制等手段助成企业发展,通过“官民协调体制”、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促成企业合并集中。60年代,通过“筱原基准”筛选出钢铁、炼油、石化和机械等,确立了推进重化学工业化为中心目标的产业政策。

进入7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日本的产业政策逐渐由战略性产业政策向补充性产业政策转变,手段上也由行政调控逐渐转变为信息指导。(1)为应对70年代石油危机,颁布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1973年)、石油需求法(1973年)、国土利用计划法(1974年)等,对石油、土地、日用品等特定物质实施调节。(2)制定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气业种离职者临时措施法(1978年),中小企业领域调整法(1977年)对特定产业进行规制;(3)为防止各种矛盾激化,颁布《公害损害健康赔偿法》、《工业再配置促进法》、《赠品表示法》等对公害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等进行调节。

进入80年代,政府根据《80年代通商产业构想》明确提出科技发展新战略的“技术立国”政策。采用税收特别措施鼓励企业技术进口;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低利率贷款鼓励民间的技术开发。不过9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有的不少产业政策事实上处于停止状态。

(二)市场规制方式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为了消解战前出现的经济力集中,开始对日本实施了经济民主化政策:(1)废除私人统制团体和有关限制竞争的立法;(2)财阀解体和排除经济力集中。

这一时期,被处理的大公司有80家,其中被分割的有日本制铁、王子造纸、大日本啤酒、帝国纤维、三菱重工等18家公司[3]。(3)为了永久地实施经济民主化政策,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于1947年制定《独占禁止法》,1947年12月制定《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1948年7月制定《事业人团体法》,以防止事业人团体再次转化为统制供求和价格、限制其成员自由活动的统制团体。

50至70年代,政府为扶植经济的发展,转变企业规模过小和过度竞争,弱化了市场规制职能。该时期被称为反垄断法的“冬天时代”,反垄断法的审决件数明显减少,1950—1951年间只有2件。同时,进一步放宽企业合并的限制,鼓励大企业之间结成企业集团。放宽对卡特尔行为的限制,1969年通过适用8个卡特尔除外法令处理的案件数合计就高达913件,较1960年增加349件,增幅达62%,卡特尔适用除外法的实施达到顶峰[3]。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认识到竞争政策的重要性,逐渐确立起对经济实施“原则自由,例外规制”思想指导下的以市场原理为基础的市场规制方式,开始实施以国营企业的民营化和废除经济规制为中心的促进竞争政策,扩大反垄断法适用范围,强化市场规制职能。为此,日本政府几乎每年都对独占禁止法进行强化修改。

(三)国家投资经营方式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市场唯利性缺陷开始突显,各经济部门、产业、地区间的投资和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严重。为此,国家在公共物品领域实施投资经营,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

二战前,日本在铁道、电信、邮政等许多领域实施国家经营。战后,这些领域逐渐向独立于国家的公用事业企业转化。统制电讯业的递信省被分成邮政省和电信省后,1952年又把电信省作为“公共事业企业”,成立电信电话公社。在地方,根据1947年日本《地方自治法》成立了地方公营企业,主要适用于自来水、轨道、汽车运输、铁道、电气、煤气事业。后来,日本根据1965年《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法》设立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根据1970年《地方道路公社法》设立地方道路公社,根据1972年《关于推进公有地扩大的法律》设立土地开发公社。1984年、1985年、1986年,国会又分别先后通过《烟草专卖改革法》、《电信电话改革法》和《国铁改革法》,烟草和电信电话在1985年分别被改组成日本烟草工业股份公司(JT)和日本电报电话股份公司(TT),国铁在1987年被分割改组成7个客货运股份公司(JR各公司)。2001年,日本对邮政进行民营化改革,原来的邮政总务厅和自治省组建成总务省,2003年成立日本邮政公社。

二、日本经济法体系理论的演进

(一)经济法概念的引入及经济法体系

日本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孙田秀春在《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一文首次将德国的经济法“Wirtschaftsect”概念介绍到日本。在当时,日本学者对经济法含义的认识并不一致,不过,由于一战后日本所制定的大量应对经济危机的经济统制法令,以及受德国法影响的传统,日本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认为经济法的核心为“经济统制”。如代表人物美浓部达吉和田中耕太郎认为:经济法就是经济统制法,其规制的对象包括国家对卡特尔和合作组织等共同行为的扶助关系,国家对物价、物资的直接统制,以及通过特殊的国有企业形态实施的经济统制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统制和助长市场支配力以及国家直接对市场秩序的规制,均是以统制行为———行政行为出现的,因此,经济法———经济统制法应属于行政法[4]。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基于国内的统制经济方式及大量的统制经济法令,认为当时的经济法即为经济统制法。日本的“经济统制法学说”在当时实际上是从行政法角度出发来探讨经济法的,该学说否定经济法的独立性。

(二)二战后日本的经济法理论及经济法体系

在日本,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加以研究是在二战后开始的。战后,在美国经济民主化的要求下,日本于1947年4月颁布了《独占禁止法》。1958年日本经济法学者田中诚二在1958年召开的首届经济法学年会上,首先提出将竞争原理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将《独占禁止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新主张[5]。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法学界已不再对“独占禁止法是否应当纳入经济法体系”展开争论。但对于经济法体系的构成及《独占禁止法》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在日本的经济法学界却存在很大的争议。

1.经济法的体系

二战后,以金泽良雄为代表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规制的金泽经济法说、以今村为代表的全面解释独占禁止法的今村机能说、从社会法的立场入手对金泽说与今村说持批判态度的正田社会法说是日本经济法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金泽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之法,故经济法体系既包括维持竞争秩序法,又包括卡特尔促进法;既包括供需安定法,又包括抑制物价及物资分配法[6]。由此可见,金泽说的核心在于“国家统制”,该学说是从传统的经济统制法发展而来。(2)今村说认为:“经济法是通过政府力量来支撑由于垄断的产生和发展而导致失去自律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法的总和。”[7](3)正田说最初认为,“经济法是规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垄断体与非垄断体之间的经济从属关系的法。”[8]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正田彬将自己的学说进行了修正,指出“经济法以作为维持竞争秩序的独占禁止法为基本,还包括一定限度内容忍例外卡特尔行为的法制度。”经济法体系包括维持竞争秩序法和适用除外法[9]。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基本上认为解决市场失灵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国家对可能限制市场的独占、卡特尔要素予以排除,完善竞争条件,恢复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作用;另一种是国家直接对商品、服务的生产、流通及消费等经济过程直接规制。因此,在经济法的理论体系方面,认为经济法由两部分构成,即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如根岸哲、杉浦市郎认为经济法由独占禁止法和经济统制法构成[10];金井贵嗣、山部俊文将经济法分为独占禁止法和经济统制法,经济规制法包括金融、通讯、物流、运输等方面[11];丹宗昭信认为经济法体系包括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市场秩序法(一般经济法)和特别经济法,后者包括国家对那些“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实施干预的法和基于特定理由容忍“限制竞争”和“阻害公正竞争”的法[12]。

2.独占禁止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对于独占禁止法是否在日本经济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大观点:一种观点为独占禁止法“中心说”:该学说以丹宗昭信、正田彬为代表,认为经济法是以《独占禁止法》为中心,而产业政策法仅仅是在独占禁止法适用除外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的。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的法,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这是经济法最基本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的核心是竞争法,有关竞争的法律在经济法中占据核心地位。(2)“非中心说”:该学说以今村成和、金泽良雄为代表,认为《独占禁止法》不是经济法的中心。经济法是以社会协调性的方式来解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它要求用“国家之手”,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并为实现这些经济政策而进行的国家干预。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就需要有促进垄断和维持供求关系的法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则需要独占禁止法。国家在这两方面的规制同样重要,因此,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应当由《独占禁止法》和产业政策法二部分内容构成[13]。

80年代后,反垄断法中心说居于主导,被日本经济法学界普遍接受,如日本学者根岸哲在《独占禁止法概说》(有斐阁,2000年)、依从宽在《独占禁止法の理论と实务》(青林书院,2000年)、丹宗昭信在《新现代经济法入门》(法律文化社,1999年)中均认为独占禁止法是经济法的基本法。他们认为,经济法是以《独占禁止法》为中心,而产业政策法仅仅是在独占禁止法适用除外的特殊情况下才存在的,不应当与独占禁止法拥有同等的地位,国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独占禁止法》为主,只有在市场出现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对市场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国家不应当对市场的竞争活动加以干预。为此,在日本很多经济法教科书直接以《独占禁止法》为名,内容上以《独占禁止法》为主,只在该法适用除外中介绍产业政策法。

三、日本经济法体系理论评析

(一)日本经济法体系的科学划分基准———国家经济调节的方式

从日本经济法体系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无论是统制经济时期认为经济法体系即为统制经济法,还是90年代后主流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法体系即为市场规制法和产业政策法,日本学者多以国家调节经济职能的方式为基准来划定经济法体系。如二战前经济法学者基于国家的经济统制职能认为经济法体系即为统制经济法;现在主流日本经济法学者认为国家为解决市场失灵有两种不同的国家经济调节方式,一种方式为国家对可能限制市场的独占、卡特尔要素予以排除的市场规制方式;另一种为国家直接对商品、服务的生产、流通及消费等经济过程直接调控方式,从而认为经济法由两部分构成,即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组成。由此可见,日本学者的这种划分是从国家干预方式入手来确定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的,从根本上反映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二)日本经济法体系中国家投资经营法的缺失

日本学者以国家调节(干预)经济的方式为基准划定经济法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日本学者多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仅包括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方式。从上文论述的日本国家经济调节实践可以发现,日本政府除使用市场规制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外,还为弥补市场唯利性导致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在一定的公共领域还实施国家投资经营方式,从而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如二战前,国家在铁道、电信、邮政等许多领域对公共品实施国家经营,20世纪90年代实行民营化改革后,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目标下,政府的公共投资仍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领域并服务于战略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国家投资经营方式在日本也是一种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而使用的国家调节方式,而日本学者对于国家投资经营方式恰恰予以了忽视,对国家干预经济方式(职能)的认识并不完全,从而导致日本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缺失了国家投资经营法的组成部分,使日本的经济法理论体系在对国家投资经营方式的法律保障上与日本的实际经济调节职能出现了偏差。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私有化或者民营化改革,一般均有相应的立法予以保障,这同样属于国家投资经营法之列。

(三)反垄断法中心说评析

在日本的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美国想将日本建成小政府型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制定《独占禁止法》,从而有了“独占禁止法是日本经济宪法”的说法,并出现了试图确立以《独占禁止法》为中心的日本经济法理论体系。因此,在日本有很多学者主张反垄断法为经济法的核心,如20世纪60年代时的丹宗昭信和正田彬,90年代后在日本学界(如日本经济法学会会长根岸哲、伊从宽等)普遍认为反垄断法处于核心地位,更有甚者认为经济法即是反垄断法。

本文认为反垄断法能否在日本的经济法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在根本上应取决于日本政府实施何种居于主导的国家经济调节方式。由于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经济调节方式不同,从而也必然导致保障三种调节方式的经济法体系下的三方面法律发展程度的不同,在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进而也不尽相同。

在日本,二战前,由于国家对经济主要实行统制经济政策,所以,当时的经济统制法应当在经济法中处于核心地位。

二战后至1970年,为实现在亚洲的迅速崛起,日本转向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宏观调控模式,制定了大量的促进产业合理化及实现重点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法,扩大了独占禁止法的适用除外范围,从而保护企业合并和特定的垄断。此时,国家调节经济的方式主要为产业政策、计划等宏观调控方式,市场规制方式只在一定程度发挥作用。并且政府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不仅仅是《独占禁止法》,还包括财政金融法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某些“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因此此时认为独占禁止法是日本经济法核心的学说是不准确的。在当时的经济法体系中,宏观调控法应居于主导,处于核心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产业政策由战略型向补充型转化,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开始弱化;随着日本在铁路、电信及邮政领域的民营化改革,国家投资经营的方式逐渐减弱,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市场规制方式日趋居于主导。80年代后,日本更是进一步完善起“原则自由,例外规制”思想指导下的以市场原理为基础的市场规制方式,反垄断法也随着处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因此,只是笼统地认同《独占禁止法》中心说并不科学,而应当以不同时期市场规制方式在国家经济调节方式中的地位来对其予以认定,这样才能与实际的国家调节方式相吻合。

四、国家调节说对于经济法体系构建的国际适用性

漆多俊教授提出的“国家调节说”指出:19世纪末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引起了生产社会化。社会化引发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原来的市场调节机制不足以有效调节,需要新的调节机制,国家调节作为一种新的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的一种新的职能便应运而生。为了弥补市场三缺陷[14](市场障碍性、市场的唯利性、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国家需要分别对其采取“三方式”的国家调节,即(1)针对市场障碍,国家通过反对垄断和限制竞争及其他不正当竞争予以排除,以便让市场机制恢复其调节作用,即市场规制方式;(2)针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唯利性和作用领域的局限性,通过国家直接投资经营,调节经济结构和运行,即国家经济参与方式;(3)针对市场机制作用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国家运用产业政策、计划或其他经济手段对社会经济实行总体规划、指导、鼓励、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即国家经济促导方式。而“国家调节的各种基本方式(调节活动)都需要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和保障,所以关于国家调节之法即经济法,其内容体系便有‘三构成’”[15]。

我们从日本国家的实际经济调节职能可以看出,日本的国家调节方式恰恰体现为漆多俊教授论述的上述三个方面: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市场障碍的缺陷,通过排除限制竞争或不公正竞争来确保市场调节机制恢复基础性作用,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卡特尔予以规制、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予以排除;为了解决市场滞后性和被动性,寻求资源合理配置、高速发展,政府采取倾斜式生产方式、“贸易立国型”产业合理化政策、五年计划、行政指导、特别融资、外汇控制、特别税收等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战后经济的赶超;为了解决市场唯利性导致的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日本政府通过在电信、邮政等公共领域的国家直接投资经营合理调节经济的结构和运营。

同时,日本为了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方式的有效运行,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制定了经济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保障:首先,国家为规范和保障市场规制方式,制定了市场秩序维持法,如《独占禁止法》、《公正交易法》、《景品表示法》、《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等。其次,国家为规范和保障国家投资经营方式,分别于1965年制定《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法》、1970年制定《地方道路公社法》等国家投资经营法。再次,为了规范和保障国家实行的宏观调控方式,日本在不同时期多次颁布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方面的立法(如1952年制定《产业合理化促进法》、1972年制定《工业再配置促进法》、1973年制定《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石油需求法》等等)。

市场调节竞争性篇7

市场调节价，是指由经营者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按照这一定义，电信资费的市场调节价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市场调节价的定价主体为电信经营者；二是市场调节价应当在电信市场竞争中形成。电信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应该是通过反映电信市场的供求状况和电信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引导实现的。为充分发挥价格在合理配置电信资源中的作用，就应确认电信经营者自主指定属于市场调节价格的定价主体地位，但是这种主体地位确定的前提条件是：不损害国家利益、不损害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合法利益和不损害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

政府指导价，是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电信经营者在执行政府指导价时，应着重领会以下四点：（1）政府指导价是一种法定的价格形式，具体到那一种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的价格采用政府指导价，应依照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电信资费分类管理目录确定；（2）政府指导价属于政府定价行为，法定的定价部门是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3）定价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只是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这两项是政府指导价指导作用的体现。无论是基准价还是浮动幅度都是强制性的；（4）电信经营者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范围内，具体制定电信资费，也就是讲有一定的灵活性，由电信经营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应用。实际上，政府指导下的定价过程有两个定价主体，一是政府，二是电信的经营者，前者起主导作用，后者是从属作用。

政府定价，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分，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政府定价的主体是单一的，定价的形式是法定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界限。

按照《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资费标准实行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原则，同时考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电信业的发展和电信用户的承受能力等因素。”但基本电信业务的资费标准仍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征求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然而，电信行业的“成本”究竟是什么，又有谁去仔细研究过。我认为目前电信资费标准的确定，主要还是考虑了政策因素和投资回报率这两个因素。我国的电信产业是从自然垄断逐渐走向有限制竞争的。在这种条件下，电信资费的定价方法更多是考虑政策因素，而非市场竞争条件下的资源最佳配置；另外，电信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这几年对信息高科技效应的过高预期和市场开放，刺激了对电信市场的过度投资；过度投资使得我国有限竞争的电信业迅速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成本加大，投资回报速度必然就成为投资者的关注的问题。

我们再回头研究一下电信业务的成本，比如投资者很仔细地投资，花钱很小心，并且有很强的监督，这个成本就可能很低。但是如果在垄断或有限制的竞争下，它的价格线不但没有下降的机制，反而还有往上走的趋势。虽然《电信条例》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根据电信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准确、完备的业务成本数据及其他有关资料。但是电信经营者都以这些数据和资料属“商业秘密”为由，不予提供。因此，电信业务的消费者对制定电信资费标准的成本、数据及资料，仍然没有知情权。从理论的角度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商品（包括服务）的价格都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且应该在市场杠杆的作用下随着供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我国的《电信条例》产生于2000年，在这5年里“条例”对电信资费的规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已进入加入WTO的后过渡期，电信资费的标准应逐步由电信服务的提供者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价值规律自行确定，国家应逐步取消政府定价。也就是讲，电信资费体系的确定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降低政府价格监管的垄断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消费者的矛头所向是电信的资费问题。因此，电信监管层应考虑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电信资费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特别是应依照价值规律对电信行业的发展和用户的消费进行市场调节，以形成新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格体制，并以良性的市场竞争来推动电信市场的健康发展。

应该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电信价格机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花大的精力去培育市场，让市场调节的作用来主导电信资源的配置。然而，市场调节的前提必须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这是基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立的根本保证。只有在有效的电信市场竞争的基础上，政府的资费调控才能更好的发挥指导作用。应该明确，政府的资费调控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没有市场调节，就无所谓政府的调控。而且，我国目前在电信资费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调控力度不够大，调控范围不够宽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调控力度过大，范围过宽，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而这些障碍的排除，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特别是其公平、有效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统一、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中，两大变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公民和企业的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发生不再依赖政府；二是伴随国家一元身份（公有制）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随着产权多元化的出现和完善，国家还将加快电信行业的改革，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此，国家必须对电信市场竞争秩序进行有效地规制，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电信市场竞争中的不正当行为和垄断行为不但破坏了公平原则，损害了其它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例如有些电信经营者在提供电信服务和业务时，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其“电信产品”。这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亏损性经营，这种异常的价格选择是以排挤其竞争对手为目的的，它以牺牲自己暂时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最终损害竞争对手的经济利益，是一种法律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计成本走极端的降价是恶性价格战；恶性价格战不但增加了企业成本，减少了收入和利润，而且使客户频繁转网，造成企业电信产品和资费管理混乱，严损地害了客户利益和影响了企业的信誉。实际上，出于不正当竞争的目的，不断地变换价格本身是对消费者的愚弄和欺骗。

因此，国家应当设计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电信资费调控机制，这种机制应当在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发挥作用，而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也理应成为电信市场监管中地位高于其他监管的一个及其重要的监管内容。

市场调节竞争性篇8

对发展商而言,受利润最大化驱动的经营方针,导致一味追求利润而产生的短视行为(有损于品牌、市场、客户关系等)。因而必须找出房企实现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核心要素。经过森林法则的残酷竞争,在大浪淘沙的波澜褪去后发现,战略资源与核心能力是房企竞争的精髓所在,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一、房地产企业的战略性资源

战略资源是能找出低成本与高效满足消费需求的平衡点,高效整合多价值的资源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核心,其显著特征表现为稀缺性及可持续性。拥有的资源不同,其本身所对应的效率也不同,丰富的战略资源是房企经营成功的“一个中心”。笔者认为一个中心应该有其必然的支撑所在,本文大致罗列出五大支柱,即:土地、资金、市场信息、品牌形象、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土地和资金代表房企的实力,土地储备意味着开发商坚韧的项目发展链条。“地段、地段、还是地段”是投资开发中永恒不变的真理。合适的土地往往意味着项目成功了一半。优质的土地背后显现出物业增值的空间、成本控制的尺度。毋庸置疑,优质的土地储备是房企战略性资源之一。房地产开发属于一种投资形式,资金是其必不可少的构件之一,它决定了开发的规模,涉及到其抗风险能力,资金是房企在竞争中决定强弱的主要战略资源之一。

拥有了土地、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古语有云“闭门造车,必塞;久而为之,必溃”。这时市场信息的通达,便成为衡量房企是否可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催化剂,是其“因地制宜”的保障,是否能够掌握重要市场信息意味着是否可以捕获到成功契机。因此高精度的信息化,必然成为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高效整合信息资源让其融合贯通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五大支持中具备无形价值的市场信息可谓是现如今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

品牌形象承载着信息传递、质量和服务的对外,也是建立外部客户关系的重要途径,是长期积累的成效,是奠定房企外联网密度的重要战略资源。随着房地产营销领域概念炒作的风潮逐渐退去,品牌竞争回归理性,并成为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着力打造的核心竞争优势。品牌和整体运作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能力。

高素质的员工作为直接执行者,是真正价值的创造者,员工的素质决定了贯穿项目发展每个环节中资源利用的程度,进而决定了企业的成败。竞争越激烈,市场环境越动荡,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调节房企船舵的水手,人才是永恒不变的战略资源核心。

二、房地产企业的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取和配置资源、形成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既包括企业将资源集成转化成企业技能或产品能力,又包括企业组织调动各生产要素使企业各环节处于协调统一高效运转的能力,是支持企业经营成功的根本技能和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决策规划能力、融资能力、执行力、资源整合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是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谈到核心竞争力,首先必须提及房企的决策规划能力,合理高效的链接开发中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在决策规划这个最核心的竞争力上。

资金作为房地产企业生存的第一要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有效融资已然成为房地产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高度信息化在瞬息万变的今天已经成为房企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构件之一,高效的信息化提供决策支持,促进创新技能发展,建立商业智能,提高整体竞争力。

房地产企业本身就是各环节资源和业务的组织者,因此资源整合能力直接表达的是房企的核心竞争力。

市场营销贯穿整个项目,前期研判、设计,中期整合落实,后期的高效执行,不仅可以紧握市场场脉搏,还可以更加的跟进准客户的消费习惯和购置心理,进而创造出其品牌忠诚度,引领市场。市场营销环节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紧密的“力学结合”,才能让房企在竞争中不易仿制,难以替代,因时革新,因此属于房企核心能力的主要构件之一。

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有效活力和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可以适应市场的各种变化,迎接和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