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方向范文
时间：2024-03-04 16:50:01
市场化改革方向篇1
一、利率市场化的作用
（一）利率市场化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随供求变动，并通过后者调节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是一种最一般、最基础、最有效的安排。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自然也不能例外。
（二）利率市场化是优化资金配置的客观要求。优化资金配置是利率的主要功能。过去，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得利率不能很好地反映资金供求，利率丧失了价格信号的功能。而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正成为信贷资金的价格，从而引导资金由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实现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利率市场化是完善利率体系，实施货币政策目标的内在要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之间需要一个中介目标，而市场化的利率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想选择。我国目前是以再贷款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由于再贷款利率的确定并非以市场利率作为基础，因而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真实状况，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就相应地受到限制。利率市场化后，中央银行根据市场化的利率确定基准利率，并通过变动基准利率或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调控。此时，中央银行的调控工具将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
（四）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业开放的客观要求。我国金融与国际金融接轨的条件之一就是以利率和汇率为中心的金融商品价格形成市场化。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缺乏管理利率波动带来市场风险的经验，与外资机构普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将有利于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机制，提高竞争力。
二、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制约因素
（一）微观经济主体缺乏利益约束机制。一方面国有企业仍然具有“预算软约束”特征，资金需求弹性很
小，不怕利率高，只怕借不到钱，国有企业连本金都可以不还，利息的约束自然就很小了；另一方面我国利率市场化后，贷款利率必然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这使国家、银行以及国有企业职工难以承受。
（二）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发展不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体制的完善是进行利率改革的基础。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其高低变化反映着资金市场的供求，因此没有一个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市场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利率市场化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我国的金融市场虽已初步形成以同业拆借为主的短期资金市场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发行和交易为主的长期资金市场，但从总体而言，我国的资金市场还不够统一和规范，货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各市场均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效率和管理、经济主体的行为、市场的规模等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不利于市场利率的最终形成，同时还影响着利率调节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三）金融机构对利率的调控、反应不灵敏。金融企业对利率信号反应不灵敏，利率市场化缺乏一个良好的微观金融制度基础。
（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手段不健全。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应该通过间接的货币工具来进行，通常是以市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采取利率政策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实施对经济的干预。而我国中央银行过去主要运用直接的行政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近年来逐渐摸索着使用间接的、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但还不成熟。如，公开市场业务开办时间还不长，再贴现业务量还不是很大，存款准备金在我国的作用还不太突出等，都可能制约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市场化改革方向篇2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F123.9；F124
当前，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步伐，以改革的逻辑总结其中的经验，明确改革的方向和任务。
一、三十多年来改革回顾
改革30余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改革的基本经验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断扩大而取得的。
（一）改革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回顾过去的30余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1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01202亿元人民币，比改革初始的3645亿元增长了110多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增长了185倍；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150万人；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6420.6亿美元，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一位；外商直接投资居第二位。与此同时，我国在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取得显著成就，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幅提高，201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3919亿元，比改革之初增长102倍，消费结构逐步升级。谷物、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钢、煤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代表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有了明显的提高。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比直观的经济发展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系列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格局日趋完善：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二是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要素市场进一步发育。三是政府职能转变加快，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经济调节体系逐步完善。四是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逐步深入。五是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六是其他各项改革有序推进。这些制度层面的改革成果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三是从贫穷落后转向富裕小康的社会主义。
（二）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我们喊了许多年的垄断行业改革，过去几年也有一定的进展，但一些行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更大的冲击。以资源环境为例，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在我们价格改革滞后的同时，现行资源税负过低，而且征税范围过小，也是低成本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1990-2008年的18年间，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增幅分别为21%和15%，比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分别高7个和4个百分点。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传统“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2007年，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消费率分别达到75.7%、64.9%和67.0%，而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9.0%，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48.6%；居民消费率更是偏低，2007年仅为35.6%，2008年又降为35.3%。
三是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社会体制改革，最终都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进程。应当说，近几年政府改革有明显进展，但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近年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仍然是经济建设型的运作模式，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上还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四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尚未能完全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虽然早已确立，但是一方面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并存，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严重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没有被严格恪守，律师权利不被尊重，各类司法判决屡造社会各界质疑，最高法、最高检两会报告多年来反对票保持高位，彰显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脱节。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法治的溃败不仅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更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为泡影。
除此之外，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对改革的整体设计不足，已经使当前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一些部门打着改革、创新旗号扩张权力，既得利益膨胀，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改革存在被碎片化的可能。这种改革变形、改革碎片化现象，损害了改革的权威，使某些改革流于形式。
（三）基本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经30余年的风雨历程，期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断扩大而取得的。正如总书记2012年7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所说：“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而现在我们的经济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又与市场不能充分地在资源配置中的发挥基础性作用密切相关。唯有以改革扫清前进中的问题才是正确的选择，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我们通过长期艰难探索得出的推动中国改革进步的基本经验，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必须要遵循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路径。
二、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市场化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的正确选择，我们应力排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一）市场化改革的改革方向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的正确选择
计划与市场的争论长达一百年，长期以来，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后来觉得不搞点市场也是不行的，所以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想说明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为主”，把市场作为调节手段，起辅助作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有人仍强调有计划是重点。一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强调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都强调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选择。
（二）排除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各种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层出不穷，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计划经济思维仍然在无孔不入地干扰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在既得利益格局的驱动下，计划思维以各种面貌出现以谋求行政权力寻租的固化和扩大化。因此，在改革过程中的任何妄自菲薄和过度自信都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使市场化改革误入歧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排除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必须要正本清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和内涵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被各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口号所迷惑。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具体说，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下实行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市场经济的规律，如价值规律等必须遵循，不能因为中国特色就不遵循这些规律。
坚持遵循价值规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显然与强调政府主导、限制市场作用的“中国模式”有本质区别。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在全球率先使经济走出了困境，2009年实现了9.2%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就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巨大成就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中国所以出现奇迹，就是因为形成了“中国模式”，并且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
所谓模式是定型的东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会影响深化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危机进行干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我国仍处于穿透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消除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障碍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同时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因此，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措施，用“中国模式”加以固定下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强调“中国模式”，容易理解为中国改革已经到位了，定型了，不要再深化改革了。既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们就必须排除类似“中国模式”的干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
排除对市场化改革的干扰，还需要正确理解宏观调控，避免宏观调控成为行政权力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借口。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基础作用”，这是十四大的表述。后来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表述有所改动了，改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起草小组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并经中央同意，不再提“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只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十四届三种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正确表述。应该说这个表述是科学的，与时俱进的。但在实践中还是强调国家宏观调控下，过多的强调政府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和部门中过分强调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控制的翻版。必须明确，政府宏观调控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宏观调控要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所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主要是总需求膨胀的倾向，现在已经让位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供给过剩倾向。这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调控方式必应发生变化。三是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交易，容易抬高企业的准入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管制越严，利润越高，地方的积极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发展成本。因此，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三）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根本在于要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必须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虽然已经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变革，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行政运行模式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强大的行政力量不受约束地介入到市场当中，极易扭曲以意思自治和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环境，不仅导致权力寻租、腐败滋长，更使经济转型升级被行政主导而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创新能力低下、重复建设严重，最终导致转型升级长期拖沓不前。与此同时，市场又有失灵的时候，它需要政府能够提供有效又不过度的监管和必要的公共服务，失去这些保障，就难以使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市场经济就难以健康有序发展。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
三、加快政府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改革是关键，我们应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政府改革是关键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政府职能发生重大变化，但由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完全厘清，导致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广泛存在，既导致不公平竞争，也抑制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从改革的实践来看，现在改革正处于全面深化的阶段，要解决诸如金融体制改革、财税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等难题，都离不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又连接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中心环节。可以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从资源配置来看，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突出问题是，土地、能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的受到行政干预。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当前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下，土地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手段，往往是一届政府就把几十年的土地都批出去了，结果就是鼓励企业扩张规模，使得我国这么一个土地资源稀缺的大国，还有大量的土地利用效率很低，浪费严重。此外，水、煤、电、油等能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在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开采体制下，获取开采权的成本很低，也使得价格和成本的严重脱离，这种扭曲的价格机制不能反映我国资源稀缺情况，造成了使用中的大量浪费。
其次从市场中的主体看，政府过多地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企业投资自还没有真正落实，其主要问题是：政府投资决策的机制不规范，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决策者不对决策后果负责。在当前的考核体制下，造成了政府追求政绩，政府官员忙于招商引资上项目的现象，并且由于官员任期较短，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甚至不惜引入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项目。而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入不足。这使得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结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最后从财税体制看，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行的分税制，出于对本地财政收入、就业的考虑，地方政府会容忍甚至鼓励一些高污染的项目。比如，我国钢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但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难度和阻力很大，因为要触动地方利益，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税收和就业。再比如，我国的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有偿使用。国家通过收取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体现其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但是计税方式不合理。拿煤炭资源为例，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是以煤炭产量和煤炭销售收入为基数计征的。由于煤炭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未与矿井动用的资源储量挂钩，不利于激励生产企业珍惜和节约资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征收的资源税和补偿费标准过低，相对于资源的价格几乎微不足道。此外，相当一部分煤炭生产企业占有的资源储量，是在矿业权制度确立之前无偿获得的。按照矿业权管理的有关规定，只要不发生矿业权转让，就无需补交矿业权价款。这些因素使得矿产开采企业实际上对资源无偿或近乎无偿的占用，结果就是造成了开采中浪费严重，而且容易产生暴发户和腐败现象。
（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转型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不限于经济范畴，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相适应，都将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政府转型不仅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政府转型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须但长远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长远都要“退出”，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转轨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远不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基本“定型”，而是一个市场关系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过程。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必须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地位，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个历史背景下，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谓的市场机制“缺陷”。“权钱交易”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表现，是市场边界不清的结果，不能作为指责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依据。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究竟是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更充分地发挥基础作用，还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力，这是根本方向问题。这个问题搞不清或方向反了，直接后果是政府职能混乱，最终不仅无法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而且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稳定形成重大障碍。
（三）如何建设服务型与法治型政府
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把过去管制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把过去无限的政府转变为有限的政府和法治型的政府。
1.必须创新三个理念
第一个理念是，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和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过去对这两个主体是有点错位了。笔者一直在关注浙江现象，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国家投入少、资源少的省份。那么现在为什么人均富裕程度在全国首位？为什么社会很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让老百姓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这样才有内在的动力，才有活力。如果大家都靠国家，都让国家来创造财富，然后由国家再来分配给大家，这样的体制是缺乏活力的。
第二个理念叫“非禁即可”的理念，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干的，这个理念非常重要。过去的理念是什么呢？凡是企业要做什么事情，老百姓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不批准你就不能干。这种理念缺乏创新空间，例如你要搞技术创新，但如果审批的人不懂技术，那就不是鼓励创新而是抑制创新。
第三个理念是依法行政，就是政府只能做法律规定的事情，法律不规定的事情政府就不能做。这样，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建设有限政府就有可能，法律不规定的政府不能干，就是政府活动限制在法律范围内，政府不能有随意性。这样，一会儿叫老百姓种树，一会儿叫种草，一会儿拔掉又种粮的情况就不可能发生。
2.加快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从改革的历程看，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决策与政府转型。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消除政府扩张投资的冲动，增强其提供公共服务功能。在当前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更趋向于追逐任期内的政绩特别是经济增长指标，很少考虑下一届政府的事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率过高问题。根本的办法要靠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把政府职能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道路上来，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企业。广东省委书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要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企业是自主创新的最佳主角，政府要当好自主创新的“导演”，尽心尽力地解决“主角”演出所需的“灯光”、“舞美”等条件。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的发展模式转变，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新产品，特别是战略性产品的研发，这需要有序的市场、对技术产权的有效保护、获得可行承诺的经济政策、更加透明开放的产业政策与信息等，这都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政府不确立公共政府的职能，企业就缺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约束条件。
3.加快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我国已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未来几年社会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要努力扩大就业，鼓励全民创业。要注重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启农村市场，依靠结构性改革，通过政策创新、体制改革、制度安排和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保证城乡一体化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要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重心，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要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加快健全农村集体建设土地流转市场。同时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基础，尽快形成较为完善、城乡统一的国民教育服务制度、城乡统一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公共交通服务制度、城乡统一的文化体育制度等。
（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我国已经基本走过生存型社会的发展阶段，开始向发展型社会阶段跨越。站在中国改革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发展问题的阶段性变化。与改革之初相比，生存性问题的压力在减弱，发展性问题的压力在增强。前30年的改革已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基本生活资料短缺的问题，但是全社会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公共需求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成为新阶段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短板。因此，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已成为促进新阶段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主体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体制中，政府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与其公共职能的定位高度相关。各级政府如果不能充分体现民意，顺利进行职能转变，则公共服务体制很难建立和完善，为公众服务的积极性很可能为机构的私利所左右。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包括政府自身机构和职能的演变，而且还涉及或包括政府的行政运行机制、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的界定、政府行为的规范乃至行政权力来源与约束等更为丰富、广泛的领域。政府转型客观上要求相关领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协调配套推进。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目标是在1998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但从财政改革与政府改革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关系来看，实际进程的展开应该可以追溯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初，甚至更早。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规范、公正、透明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得到广泛认同，以人为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念已逐渐融入政府财政关系建设之中。然而，从当前社会普遍反映突出的问题看，特别是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看，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仍然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应进一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压缩经营性投资，更多地增加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低收入居民住房补贴等社会公共支出，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缓解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并使社会不同阶层或群体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其次，完善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减少专项拨款比重。第三，完善税制，促进社会公平。如完善个人所得税、资源税以及探索建立赠予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第四，加大财政运行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使财政运行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有效发挥公共职能。
参考文献：
[1]高尚全.高尚全改革论集[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2]高尚全.改革文集（献给改革开放30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2.
[3]高尚全.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创新三个理念[J].行政管理改革，2010，（5）.
[4]高尚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J].同舟共济，2011，（12）.
[5]高尚全.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 中国经贸导刊，2011，（16） .
[6]高尚全.政府与市场分野亟待进一步理清[J]. 小康（财智），2012，（8）.
[7]高尚全.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J].人民论坛，2012，（19）.
市场化改革方向篇3
关键词: 市场经济,经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
研究经济改革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最值得引为自豪的工作和责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迅速走上富民强国的金光大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穷落后的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到200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列车还在向前飞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就一定能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
第一,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坚持市场取向,1992年更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改革初期,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不是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是不是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理论界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个人自认为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并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意见有过争论。发表在《改革》1990年第2期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一文,比较集中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逐渐推进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1987年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戴园晨、陈东琪等经济学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名义,向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提出了改革和发展都要“稳中求进”的思路,现在看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中《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一文,也反映了这一主张。
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但还很不完善,因此,新世纪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完善过程中,改革仍面临攻坚任务。为什么还要攻坚?主要是有些改革会受到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抗。因此我在几篇文章中都力主中央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只有这样,深层次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经济增速达两位数,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突出,粗放扩张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日显紧迫。怎样转变?我多次写文章,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主要靠深化改革。只有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才能使经济社会转向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
第二,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在社会上和理论界分歧最多、争议最大,有几年在“两会”(即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后几乎都掀起过大的争论,可见国企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我的认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国企改革的部署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方向是正确的,应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改革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经验不足,被一些人钻了空子,造成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有的还触目惊心,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和早期退休职工生活困难等,但决不能把国企改革概括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事实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竞争力得到加强,2007年的进入世界500强的内地22家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也大幅度增加。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总的看是成功的,不容否定的。
市场化改革方向篇4
关键词: 市场经济,经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
研究经济改革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最值得引为自豪的工作和责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迅速走上富民强国的金光大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穷落后的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到200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列车还在向前飞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就一定能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
第一,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坚持市场取向,1992年更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改革初期,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不是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是不是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理论界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个人自认为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并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意见有过争论。发表在《改革》1990年第2期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一文,比较集中地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逐渐推进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1987年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戴园晨、陈东琪等经济学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名义,向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提出了改革和发展都要“稳中求进”的思路,现在看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中《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一文,也反映了这一主张。
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但还很不完善,因此,新世纪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完善过程中,改革仍面临攻坚任务。为什么还要攻坚?主要是有些改革会受到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抗。因此我在几篇文章中都力主中央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只有这样,深层次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经济增速达两位数,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突出,粗放扩张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日显紧迫。怎样转变?我多次写文章,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主要靠深化改革。只有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才能使经济社会转向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
第二,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在社会上和理论界分歧最多、争议最大,有几年在“两会”(即人大和政协会议)前后几乎都掀起过大的争论,可见国企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我的认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国企改革的部署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方向是正确的,应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改革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经验不足,被一些人钻了空子,造成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有的还触目惊心,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和早期退休职工生活困难等,但决不能把国企改革概括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事实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竞争力得到加强,2007年的进入世界500强的内地22家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也大幅度增加。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总的看是成功的,不容否定的。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我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出了几个观点,这里作一简要介绍。一是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过程中要继续适当收缩战线,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加强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使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降到20%,只要能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要着力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特别是大力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改变迄今为止大量特大型中央企业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和国有独资状况,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三是认为将来保留国有独资和控股的主要是百家左右的中央企业,它们是国有经济的主干,各省市分别保留二三十家大中型有优势的骨干企业。四是主张加快推进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中要放开市场准入引进新的厂商,而且即使属于自然垄断性业务,也可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等方式使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与此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五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认为在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后,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将迅速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逐渐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主要形式。
第三,关于推进市场化价格改革方面。我在1983~1993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主要研究中国价格改革问题,发表多篇(本)论着。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是先着重从改革经济运行机制进行的,因此价格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直走在各项改革的前列,甚至可以说是一枝独秀。那个时候价格改革成效特别突出。因为那时中国还处在短缺经济年代,推进价格改革。一旦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市场上的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市场上各种商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彩,实行多年的凭票证供应商品的状况短短几年就变为敞开供应,使老百姓得到实惠,亲身感受到经济改革、价格改革带来的好处,感受到市场化改革的“魔力”,从而由衷地支持改革、拥护改革。
关于价格改革,有几点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一是较早较明确提出市场化价格改革主张,认为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体制到市场价格体制的转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顺价格关系,为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二是明确主张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应向市场单轨制过渡,反对向计划单轨制过渡。这同我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是相呼应的。三是认为推进价格改革要排除通货膨胀的干扰,因为一旦出现中位通货膨胀(年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不仅价格改革无法迈出实质性步伐,如1988年价格“闯关”很快就鸣金收兵,而且会造成不合理的比价复归。四是提出了广义价格改革概念,认为价格改革不应只局限于物质产品和劳务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即狭义价格改革,还应包括和逐步发展为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即广义价格改革。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物质产品和劳务市场化价格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后,要重点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价格改革。只有这样,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五是初步探讨了价格改革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有:价格改革主要是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要点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为主到市场定价为主的过渡;放活微观价格和控制宏观价格有机结合;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一调(调整价格)二放(放开价格)三挂钩(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既要理顺价格关系,又要稳定价格水平;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广义价格改革,等等。六是认为目前应着力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实现资源节约,节能减排,都必须着力推进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产品价格,这是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2005、2006年CPI上涨率不高,是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最有利时机,不应坐失良机。
市场化改革方向篇5
综观27年的中国改革历程，共经历了三次大争论：第一次发生在1981年到1984年，争论围绕着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最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大问题上冲决了“左”的思想束缚；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到1992年，争论焦点是市场经济姓社姓资问题，最后邓小平南方讲话终结了争论，党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近的争论是第三次，虽然种种反思呈现了意识形态的表象，但其实质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不久前，总书记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总书记的讲话廓清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为中国的改革指出了方向。
怎样反思改革
香港大学教授 郎咸平：我不反对改革 但应重新定义改革路径。
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改革路径的选择才应该是目前讨论的焦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杨帆：就事论事反思改革，不能追求意识形态化。
反思改革开放，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第一，不是完全否定这一时期的工作，而是集中于内部社会公平和外部国家安全两个方面的问题。不是把30年改革一并否定。第二，做到历史地、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第三，尊重历史，遏止目前过于嚣张的精英思潮。第四，重视工农利益，也要重视中产阶级企业界的利益，要引导他们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纳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轨道。不可简单地把“精英”与大众对立。第五，不可把中国的理论争论简单地进行两极化的归类。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钟伟：其实老百姓并没有反对改革。
现在改革的方向出现了摇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老百姓并没有反对改革，他们最想解决的是其切身的利益问题。基层要的是不能借改革的名义剥夺和侵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公民权利；反对改革的人们不能对种种令人困惑，存在着诸多弊端的改革只拆不建；所谓精英们如果不能坚持开放，坚持市场化取向，那无论他的话语多么煽动人，都仅仅是媚众的“伪精英”。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萧灼基：改革正在被异化，损害了改革的严肃性。
目前改革存在着淡化和异化两种倾向。所谓改革淡化，就是改革机构和改革任务越来越不被重视。改革不仅不应淡化，而应强化。所谓异化，就是现在出台的一些规定和措施，尤其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规定和措施，为了寻找借口，一律称之为“改革”。不能把任何“改变措施”与体制改革混为一谈，不能损害改革的严肃性，更不能损害改革的形象。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是改革的核心，是改革的总目标。
清华大学教授 孙立平：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改革反思中必须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
否定改革的人对改革的反思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化。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某种正当利益荒谬式的表达。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倾向，基于对利益分配的不满，导致对改革的否定。另一方面，坚持改革派也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把对改革的反思及不同意见统统理解为否定改革。这就否定了对正当利益要求的正当呼声。这次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的分歧。再用意识形态，如改革攻坚等已不能化解矛盾。改革反思中必须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
改革的问题出在哪儿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刘国光：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用市场发展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来解释是可以的，但是有点勉强，用市场缺陷和市场扭曲来解释则更为合理。我们要尽量减少引进市场的代价，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西方新自由主义有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我们需要借鉴。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与核心，不适合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导。
世界银行高级企业重组专家 张春霖：此次大争论的焦点是利益问题。
我还是觉得经济学家是否太书生气了一点。这场争论本身就不是学术讨论，这件事不像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反思改革，这场讨论是关于公共政策的一种讨论，所以它本身不是按照学术原则出发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利益冲突、利益关系上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我认为定位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剑阁：我们只能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对体制的选择和权衡。世界上可能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我们只能选那些好处多一些、坏处少一些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体制。因此，我们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有的是改革不彻底而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坚定不移地去推进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确定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而不能走向僵硬的计划经济的老路，世界范围的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体制。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大辩论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有负作用。
当前对改革有很多争议和看法，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二，我个人认为可能跟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舆论平台有关系。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第三，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对改革成果的期望值有所提高。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皇甫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
下一步改革如何走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仲大军：一些利益集团提倡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新问题，我不赞成。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三次大的争论，其背景都是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经济基础变化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也要有所变化。或者承认这种变化的现实，或者正视有些问题需要矫正的现实，但恐怕很少有人想要倒退。皇甫平的文章还是在用原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他说“改革不可动摇”，没有说明白“改革”是指什么改革，离现实的社会矛盾有点远。我们检验改革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符合这三个标准，怎么叫改革？一些利益集团提倡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新问题，我不赞成。我认为那不是让全国人民来分享改革的利益，而是让少数人攫取改革的成果，使国民财富和权利更多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就是其“深化改革”的本质。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晓：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
现在的情况不是改革要搁置起来，而是改革又到了关键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改？改革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话题。中国将进入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不改革或放弃改革是死路一条，只有改革才有生路，要通过改革化解风险，重建改革和发展动力，修复结构裂痕。在改革问题上就是，不改革很可怕，但半吊子改革、缺乏平衡和配套的改革，有时候比不改革还要可怕。改革的方向不容怀疑，国际化、市场化、私人产权、民主政治等方向都应该得到肯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尽管改革的风险加大，但是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只有通过发展与改革才能得到有效解决。改革的整体格局将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三位一体的改革态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重构公共服务体系（事业单位改革）。如果我国政党与政府层面的改革真正能够形成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改革态势，并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中国的整个改革事业必将上一个大台阶，步入一个新的境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杨启先：正确总结经验，继续深化改革。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外乎两条路：一条路是，基本否定过去的改革，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另一条路，也是惟一正确之路，就是正确总结经验，继续深化改革。首先在思想上明确，上述这些问题的出现，虽然看起来是在改革当中发生的，但这绝对不是改革的要求，也不是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改革不到位的反映。对于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一方面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逐步使我们从一个长期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法制化的国家。
市场化改革方向篇6
摘要:市场经济的前沿问题,就是指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所产生的最新动态。既包括经济理论上的最新动态,也包括经济实践上的最新动态。也就是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引发了我国经济体制在实践上的根本性变革,同时也使我国的经济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改革 发展 前沿问题
市场经济的前沿问题,就是指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所产生的最新动态。既包括经济理论上的最新动态,也包括经济实践上的最新动态。这些最新动态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过程及内容,同时也表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及趋势。
一、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人们在一起谈论社会经济体制的时候,一般都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内容,似乎社会经济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庞大体系,但实际上社会经济体制有两个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是财产制度,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制度,有时也叫所有制结构,财产制度反映社会经济成分的状况及构成;另一个是资源配置方式,即社会通过何种方式配置资源,例如,是采取计划经济方式,还是采取市场经济方式,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所谓社会经济体制,主要是由财产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两个部分组成的,财产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构成了社会经济体制的最基本框架,社会经济体制的其他构成部分都是由这两个组成部分而演化出来的,是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延伸和具体化,最终都是由这两个构成部分决定的。因此,我们在谈论所谓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时候,虽然会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但实际上主要的是指社会的财产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
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财产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有着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特殊表现方式。首先,财产制度现在主要体现在企业体制上。也就是说,财产制度往往通过企业的所谓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等内容表现出来。其次,资源配置方式在现在就是表现为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市场经济这种配置方式。因此,人们要研究现在的社会经济体制,当然就既要研究企业体制,同时也要研究市场经济,因为这两个内容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最基本的框架。
二、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极为重要的主线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实际上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或者说有两条极为重要的改革主线,这两条改革主线贯穿于改革的整个过程。
第一条改革主线是以财产关系的改革为中心,可以称之为以财产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改革主线,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所有制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承认非公有经济的作用及力量,大力推进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强调深化国有制企业改革,实行股份经济,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新的实现形式,构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性所有制结构。也就是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条主线,实际上就是指围绕财产制度的变革来推进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另外一条主线,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改革,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推进改革,我们叫市场化改革,也就是围绕着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条主线来推进我们的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的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全部内容及过程,当然也表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研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当然就要研究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前沿动态。
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我们虽然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要搞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离最终建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比较遥远。因为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建立市场体系及制度的问题,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改革整个经济体制,包括建立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企业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农业经济体制、区域经济体制、宏观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也就是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改革的任务是极其庞大和繁重的。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还相差甚远,还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口号的问题,不是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就会马上形成,非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很快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需要较长时期的艰苦努力的。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并末真正建立起来,还需要加速市场化改革。为了深化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我们必须要研究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前沿问题。也就是说,为了回答下一步我们怎么样深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经济体制快速而有序地尽早建立起来,我们就必须要研究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前沿动态的问题。
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虽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它仍然是最具有活力的经济形式,因为它一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不断变革。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它仍然在变革和发展。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也在随着生产力发展及国际化进程而变化。
首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信息技术的产生出现了所谓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产业,这种新的生产力很明显地对市场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市场经济本身也在变革。例如,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产生,使得市场经济作用方式及作用过程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例如,信息技术使无形市场得以产生,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市场过程大大缩短,无形市场的产生及市场过程的缩短,就标志着市场经济作用机制及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例如,信息技术的产生使得人们的合理预期具有深厚的科学基础,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的保证,这就使得市场经济的作用过程及机制有了根本性变革。
市场化改革方向篇7
>> 国企改革深水突围 中国教育改革的深水突围 “改革深水区”大突围 推进整体改革议程 重建“整体改革”共识 中国改革下一步 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 干部制度亟待整体改革 关注深化学校整体改革 重组教材，改革教法，推进语文整体改革 中国改革驶入“深水区” 推进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 推进语文教学整体改革初探 创新教育推进语文教学整体改革 浅谈小学作文教学整体改革 “内外统合”推进学校整体改革的样本 语文整体改革：母语教育的根本出路 探究煤炭企业税费制度整体改革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研究 小学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的新探索 “整体改革派”的经济锦囊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中国整体改革“深水突围” 中国整体改革“深水突围”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陈和午")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当前，中国整体改革面临着新机遇。
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增量改革”走到负效应临界点，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问题仍然很多，改革难度也越来越大。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改革又到闯关时，不改革没出路”的警告。11月9日-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被誉为35年后改革再起步，有望释放改革“新红利”。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个纲领性文件的政策导向看，中国改革将经历一次浴火重生式的“整体突围”，新一轮整体改革再起航，新政正在下一盘利于当前和长远的“大棋”。 整体改革新机遇
改革进入到今天，几乎没有哪一年像目前这样汇聚如此强劲的改革呼声，也几乎没有哪一项改革像“整体改革”那样凝聚如此广泛的共识，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当前，中国整体改革面临着新机遇。
一是从内外改革环境看，世界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进入新一轮变革调整期，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的冲击影响显著，倒逼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另一方面，中国经过30多年由农村到城市，由计划到市场的改革，早已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客观上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全局性变革，整体改革共识呼声越来越强烈。内外部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改革不能再跛足前行。新一届中央领导早已关注到改革的难度并发出了“壮士断腕”推进改革的誓言，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二是从理论方面看，整体改革理论早已蓄势待发。“整体改革理论”的意见曾经被“七五”计划建议所吸取，整体改革理论仍可能是中国新一轮整体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2010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高票当选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个理论主张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多个领域协调推进。在去年第37届国际证监会组织年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和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一唱一和”、“跨界”发言，就引发市场对新一轮金融整体改革启幕的猜想。
三是从地方试点看，中央政府早前批准的广东省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福建平潭等一批改革试点区已在为全局改革探路。而今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挂牌，以开放促改革打造经济升级版，不仅是一项加速提升上海转型发展的动议，也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次“练兵”，包含诸多领域改革，尤以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等重大制度变革和金融改革开放为突破，尽管自贸区政策方面尚有不少可以改进或突破的地方。实际上，30多年前的深圳蛇口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一场系统、综合和整体性的改革。 整体改革新轮廓
《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这将是中国今后10年乃至20年改革的方向性和路线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保证。这个新一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侧重全局，涉及全面改革的总体方向、原则、目标、任务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而非以往所提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从新一轮整体改革的新轮廓看，主要有以下三个亮点。
一是明确改革目标和时间节点。《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种说法是一种全新的提法，改革理念从管理到治理，赋予了“治理”更高的地位，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目标很清晰，不仅是经济发展目标，也不仅仅是其他某一方面的体制，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领域必然要涵盖经济、行政和司法等方面，也将使中国现代化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是突出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以往对市场的表述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然，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方向确定了，并要更加突出市场的作用。市场化的方向必然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要转向法治型的市场经济，正如《决定》中所强调的“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三是明确“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决定》强调“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并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一方面，石头还是要继续摸，毕竟这是一项无前人进行过的改革事业；另一方面，顶层设计要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与此前一些知名学者呼吁恢复“体改委”的愿望基本一致。体改委曾是中国政府组成部门中最位高权重的，与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并列，专司改革设计和协调。不过，这次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信规格比当年部级单位的体改委更高，也更有利于改革的统筹协调。
《决定》 中对金融改革的部署，重点有“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等。
从国企改革看，《决定》中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给了非公经济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是改革的大势所趋。《决定》同时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处理好“国有经济主导”与“市场如何起决定性作用”的关系。
而关于土地制度，《决定》中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些提法给了市场很大的想象空间。同时，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整体改革突破口
要改革，必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界都在猜测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从《决定》看，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显然，全面深化改革仍是希冀经济体制改革来带动行政、政治等领域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导向看，新一轮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政府改革。实际上，政府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更关乎着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政府自身不改革，仍然继续维持当前“强势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的现状，其他领域再改也意义不太大。政府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重点还须处理好两个关系。 来源： 《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南风窗》数据：戴玉 制图：庾洋铭
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决定》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得比较多，突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是一大亮点。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还是如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搞清楚政府的边界，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去争干市场的活，要纠正一些不当的干预微观经济的做法。正如《决定》中所强调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进行了7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一直在围绕“机构、职能、人员编制”进行。而行政审批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这直接考验政府简政放权的诚意。实际上，半年多来，本届政府多次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总理10月21日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经济公开课”上再次强调要“简政放权”，不能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
市场化改革方向篇8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最近表示:新股发行将择机推出后续改革。对此,市场充满期待。
市场之所以期待着新股发行的后续改革,说到底,是因为沪深两市IPO重启后的新股发行改革仍有不少亟待完善之处。
笔者也觉得IPO重启后的新股发行改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反对把新股发行改革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市场化,更反对借目前发生在新股发行定价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全盘否定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在笔者看来,问题远不是新股发行选择了市场化,而是目前市场化改革本身在很多方面还有着太多后续改革的余地。
首先应当肯定,当这次IPO重启选择了市场化定价作为新股发行改革的方向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尊重投资者意愿、脱离行政性的“窗口指导”,这不仅是恢复市场基本功能的出发点,而且也是未来真正步入市场化轨道的最终归宿。围绕选择市场化定价还是重回“窗口指导”的争论,并不是简单的方法之争,而是关系到新股发行改革的根本原则的方向之争。对此,容不得半点含糊。
现在新股发行定价出现就高不就低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发行人的圈钱行为和机构的寻租行为和利益交换的倾向,并不是市场化的错,而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或者说不到位所造成的。如果新股发行完全走市场化的路子,而不再像现在这样需要行政审核而使上市公司依然成为稀缺资源,如果新股认购份额不存在计划配售,因而不再像现在这样机构为了不致失去认配资格而不得不在估值的极限去认配,如果新股发行询价机制能反映市场的真实意志,而不再像现在这样在形式上放弃了行政机构的“窗口指导”之后,不得不又实行保荐人“窗口指导”的话,新股发行定价中的那些咄咄怪事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目前新股发行定价出现的问题,症结并不在于对发行市盈率设不设限制,而是在于定价权到底受制于什么。在发行方式并没有市场化,上市资源依然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条件下,市场化定价本身不能不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而并非决定于形式上似乎市场化的询价机制。因为参与询价机构的定价倾向,与其说决定于他们对于目标对象的估值,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所需要取得的认购份额的利益估量。在一定程度上,认购份额的计划分配额度成为价格形成机制的引导方向。而“拍卖定价”模式的大行其道,则基本否定了发行定价的市场化协商定价机制,既不顾及发行人原来的融资意图和计划,也有“赶鸭子上架”的圈钱之嫌。笔者认为,这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因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发行定价既要体现发行人的意志,也要体现投资者的参与意愿的市场化原则。这也就进一步说明,如果没有源头上的发行市场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发行定价市场化。除此之外,任何因噎废食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IPO重启具有多重意义:一是确保资本市场顺利恢复融资功能;二是满足企业直接融资的需求,支持实体经济实现“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目标;三是在维护市场公平的基础上,为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场所。在此次IPO重启之初推出的新股发行改革方案,出于审慎和稳定的考虑,有些地方仍未涉及,是不难理解的,但充裕的市场流动性和充分的市场信心既然支持了市场能坦然面对超级大盘股的降临,也完全可以支持今后的市场在新股发行后续改革的推动下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尚福林主席过去也曾经说过,新股发行市场化的终极目标是注册制。在目前情况下,新股发行的后续改革恐怕还不意味着注册制能一步到位取代审核制。但是,作为从审核制逐步向注册制过渡的第一步,透明度无疑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笔者认为,新股发行的后续改革应当把建立新股发行预披露制度作为当务之急。只有在建立预披露制度的条件下,在投资者对未来上市公司融资需求和估值预期的知情权得到一定保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按照市场化的要求提高定价效率和定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