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范文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1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发展;社会保障

京津冀协同发展关乎区域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其中社会保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一个易被忽略，实则非常重要的问题。加快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既是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为整个区域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提供有力支撑。

1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含义

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的含义是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的，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或者在分立的多个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连接，使之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包含对象、项目、管理、标准和经费来源等方面的要素。第一是对象一体化，即实现覆盖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是项目一体化，即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各个项目之间形成整合的制度体系;第三是标准一体化，即对社会保障对象实行统一的保障标准;第四是管理体系一体化，即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的管理体系;第五是经费来源一体化，即统一建立制度化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体系。

2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的重要意义

2．1理论意义。区域社会保障一体化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范畴，关系并惠及民生，是政府公共职能职责所在，体现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职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加强区域社会保障一体化，城市政府主体共同对京津冀公民社会保障障碍提供地方财政支持，有利于使经济区政府间的合作深入到公共财政等核心利益层次，使区域合作进入各类主体利益关系调整新阶段。

2．2实践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津冀区域社会保障一体化比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这个可以从经济、社会、体制、技术四个层面来说明。

2．2．1是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有助于实现京津冀区域内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使经济一体化赢得要素流动的红利，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2．2是更广泛的社会一体化。社会保障从本质上来说体现的是一种政府财政的利益分配问题，实现京津冀区域内的社会保障一体化，有利于京津冀区域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向社会公平的推进。

2．2．3是更深层的体制一体化。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从制度高度要求三地在财政体制机制方面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体化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事权和财政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机制。

3当前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3．1对象、项目体系和制度安排等一体化的不完全。在京津冀区域中，和全国的情况类似，存在着针对各种不同人群的多个社会保险体系。且多个体系和制度之间的空缺，导致部分社会成员至今未能被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同时，社会保障项目体系并不完整，普惠型的社会福利项目在京津与河北之间，城乡之间仍然还有很大差距。同时，随着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多，新建的项目与传统的项目之间的制度整合存在较多的问题。

3．2管理方面的一体化程度不高。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从宏观层面上看，已经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政策制定和指导监督体系，但在具体的经办层面上仍然是碎片化的。且地区之间没有制度化的沟通和信息共享渠道，无法解决农民工等异地就业和居住人员申请社会救助项目的问题。同时由于具体管理经办单位不统一等问题的存在，常导致多个组织以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方式同时介入一项社会保障事务，导致保障待遇叠加和重复受益。因此，在管理方面的一体化程度低下的问题也是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3经费来源方面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现象。我国社会保障的财政安排在基本制度上仍是沿用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的规定，在京津冀区域同样如此，中央单位以外的人员均由地方财政负责其社会保障所需的财政经费。尽管近年来事实上中央财政已经在很多社会保障项目中承担了很大比例的财政投入，但是对中央政府的财政责任仍然缺乏制度化的规定。

4加强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建议

4．1明确一体化的基本方向、原则和步骤。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清一体化建设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发展的意义，在社会保障发展战略中坚持一体化基本方向。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促进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整合。应该认识到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难以一步到位，而应该分步骤进行。

4．2加强中央政府对京津冀区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统筹管理。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需要中央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并采取恰当的政策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任不应该被割裂开来或此消彼长，而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通过恰当的方式形成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负责的制度体系。

4．3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强化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水平，首先应该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包括社会保险类项目和社会救助类项目的统筹层次;其次，要加快京津冀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应该把“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为现阶段京津冀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目标;再次，应该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最后，要加强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一体化建设，在已经实现社会保险“五险合一”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救助项目统一的管理体系，医疗保险与服务之间在管理上的协调，以及社会保险与社会之间管理的统一和协调。

作者:楚伯微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丁雪梅．关于现代保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探讨［J］．劳动保障世界，2013(9):200－202．

［2］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1(3)．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2

[关键词]人的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社会生产和分配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5-0022-06

社会学知识告诉我们，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直到目前为止，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极大地破坏着家庭关系，打破了社会良好的自然结构，但就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家庭作为社会最稳固的细胞，仍然承担着稳定社会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非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家庭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更加显著。可以说，就社会稳定发展而言，人类至今还找不到比家庭更好的社会细胞。同样，从人的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要做好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工作，家庭也是最理想的社会单元。特别是对婴幼儿、未成年人、有生理缺陷的社会成员、有疾病的社会成员、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家庭的管理能力是任何社会组织、政府机构都不可能有的。至于对个人事业失意（甚至失败）、感情挫折、精神受伤的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更是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家庭的作用更显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社会破坏家庭关系以利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做法，不利于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反人类的性质。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的地位

（一）家庭保障是人生存和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种保障

社会生产和分配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分为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障、社会（或政府）保障和家庭保障。在这三种保障中，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障解决的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问题，社会保障和家庭保障则是解决怎样利用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对社会成员实施保障的问题。人生存和发展最终体现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而对社会成员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更多情况下是在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家庭中进行的，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保障最有效，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对于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来说，家庭保障是最重要的一种保障。

在私人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资本收益最大化、极端个人主义会极力反对家庭，极尽破坏家庭之能事，他们甚至用个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来代替人的发展。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阶段性、整体性、全面性，过多关注一个人的最佳劳动力年龄段对资本最大化收益的贡献，过多关注那些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能力。如当一个人还是一个婴幼儿（更早期是胎儿）、一个人未成年的时候，他（或她）的生存和发展靠谁来保障？至于有生理缺陷的社会成员，有疾病的社会成员，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个人事业失意（甚至失败）、感情挫折、精神受伤的社会成员，他们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更是特别需要做好的。所有这些，政府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是很难像家庭那样细致周到地去做的。资本主义公共管理学在理论上认为政府可以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无法提供成功有效的案例。一个人处于最佳劳动力阶段的时间不多，社会中具有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能力的人也不多，即社会中参与市场经济即时运行体系的人只占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一个人作为劳动力载体参与市场经济即时运行体系的时间也有限。在市场经济即时运行体系外，还有大量的人，这些人政府机构如何保障他们？一个人处于最佳劳动力阶段之外的时间也很多，在他（或她）不处于最佳劳动力阶段，谁来保障他们？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经济学是不管不顾的。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长期被经济学理论忽略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需要通过分化家庭关系来强化个人主义从而确保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运行顺畅，在其经济理论中排斥家庭对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进行保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没有或不提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是由西方经济学所主张的思想观念所决定的。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来看，客观上需要蔑视家庭关系的存在，需要解构家庭对个人自由的约束，需要消弭家庭关系对资本权力的抗拒能力。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在保障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福利问题上遭遇挑战，其中的原因之一，与家庭被破坏之后无法很好地承担社会保障功能有关。一个国家对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大部分功能本应该通过社会分配转由家庭来承担，家庭关系被破坏之后，原来可以由家庭承担的功能，不得不全部由政府机构或政府委托的机构来承担，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造成政府的社会行政管理机构膨胀，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权力难以长久地很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以至于无法应对社会公众对政府失职的责难。

按理，社会主义国家是重视家庭关系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也并没有把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看作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专门论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得到确证。那么，号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下在各类高校并不受欢迎，它们大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杂糅的教科书，不但不关注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为了迎合社会功利性的需要，还弱化了劳动者权益以及由劳动者收益来解决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保障问题。把就业难推给市场，把分配不公看作是由市场来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结果。一些号称是真学者、学术明星的名流，还公然宣称老百姓买房难、读书难、看病难、养老难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甚至有学者向学生灌输：学生毕业即失业、硕士博士找不到工作，对经济发展有好处。

我们认为，作为人生存和发展保障最重要内容的家庭保障，必须被经济学关注，并把它纳入经济学理论，由经济学进行理论解释，使之能够正确地指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实践。

（三）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是社会生产和分配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劳动者参加社会生产，同时参与社会分配。在现实社会中，尽管存在西方经济学要解构家庭关系的情况，但绝大部分的劳动者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其目的都是作为家庭主要成员，要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得到收益，用以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写道：“一个人总是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因而他的工资至少必须能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的场合，它们还应该多少多一点儿，否则他将不可能养家。”这里的“养家”，根据《国富论》的上下文意，起码可以理解为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收入要能够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存。即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为了供养一个家庭，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加在一起，即使是最低等的普通劳动其所得也必须能够多于他们必须的生活费。”这正是社会生产和分配中，必须有劳动者份额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社会生产和分配必须把劳动者收入进而把劳动者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视为重要内容，还有社会生产可持续进行的保障问题，劳动者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保障中要包含有对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保障，也就包含有对社会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劳动力保障。

（四）社会生产和分配需要解决好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问题

由于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不但是劳动者个人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包括扩大再生产），进而是社会生产（包括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劳动力保障，因此，社会生产和分配必须做好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

在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工作中做好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最为紧要的是在社会分配中，留足劳动者报酬这一块资金。怎样才算是留足劳动者报酬，经济学中没有现成的理论，更没有具体要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采用的办法是基本工资加实物分配，如朝鲜、古巴，家庭日常生活费用以劳动工资形式支付，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家庭保障的费用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分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用的分配办法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做法差不多。如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都实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辖晋州市的周家庄乡，采用的是按工分计酬、对村民进行福利补贴的办法，解决村民家庭日常生活和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家庭保障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分田单干、后来又恢复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则实行以供给为主、工资为辅的分配方式，村民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全部由村集体给予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物质不丰富，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问题，做起来比较困难；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后，物质已经相对丰富，由于社会分配关系受到私人资本参与主导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影响，社会分配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乃至于出现一些家庭需要国家救助，一些家庭则存在严重的买房难、读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这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不足以让社会分配留足资金来解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之后，社会生产已经有能力但社会分配却没有留足资金，以至于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

二、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基本内容

（一）个人劳动力及劳动力使用保障

个人劳动力及劳动力使用保障是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保障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社会生产的劳动力保障的核心内容。

个人劳动力保障体现在劳动力生产（包括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障方面。我们知道，就社会生产而言，劳动力生产（包括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包含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全社会的劳动力生产（包括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个方面。全社会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最终也要体现为家庭个体成员个人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个人劳动力的生产，指家庭成员个人作为劳动力个体，其劳动能力在家庭和社会中形成、保持和扩大、提高。社会劳动力生产，则包含家庭成员人口的增加。这些增加的人口的劳动能力的形成、保持和扩大、提高，也体现为家庭成员个人作为劳动力个体在家庭和社会中进行劳动力生产。

一个人的劳动能力的形成、保持、扩大、提高以及劳动能力的丧失，整个过程与他（她）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一生生活相一致，他（或她）作为家庭成员的全部生活、成长（包括衰退）所需费用，等于他（或她）劳动力生产成本中由家庭支付的部分，亦即是他（或她）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部分。这部分家庭保障资金数量的大小，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庭最基本的住房保障，计算的时候是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造房子的成本一致的，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保障可能花3万元人民币就可以了；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土地、建筑材料、劳动力价格等由市场决定，一套同样地段、同样户型、同样质量的100平方米住房，市场商品价可能需要90万元人民币。那么，对于家庭住房保障来说，同样是保障100平方米的住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障资金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障资金就有87万元人民币的差价，即市场经济体制下家庭住房保障资金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家庭住房保障资金的30倍。与家庭住房保障的情况一样，其他家庭保障的资金也因经济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其比例关系与住房价差的比例也大体相当。比如，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人完成大专3年学业的家庭支出是600元人民币，市场经济体制下起码需要3万元人民币，比例为1比50；计划经济体制下读2年高中家庭教育保障资金120元，市场经济体制下读完2年高中的家庭教育保障资金起码也得1-2万元，比例是1比100。从纯经济学角度说，花3万元还是花90万元解决100平方米住房、花600元还是花3万元完成3年大专学业、花120元还是花1-2万元读2年高中，就保障的结果而言，这其中不存在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坏的伦理价值判断问题，它只是花的钱多少而已，保障的结果一样。不一样的是，钱南谁出？谁能出得起？社会分配是怎样在分给劳动者劳动成果时考虑这些家庭保障问题的解决？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钱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钱，货币价值（含金量）不一样，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出这些钱，怎样才出得起这些钱？

劳动力使用保障体现在劳动力能使用和有可用的地方。通常的说法是能就业和有就业，另一种表述是具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条件和能够实际参加生产劳动。劳动力能使用、具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条件，不等同于已经使用、已经就业、已经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去，这主要指的是就业前、参加生产劳动前的培训（特别是安全培训）。当然，劳动力使用的保障最重要的是有就业、能够实际参加生产劳动，成为社会生产的参与者。成为社会生产的实际参与者，就有直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有了收入，其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才会有资金来保障。

从劳动力使用保障来看，它要求社会生产和分配能够确保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能够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并从中得到家庭保障的物质基础（包括资金）。在这个意义上说，失业是不被容许的，至少长期失业、长期找不到工作不被允许。一些经济学如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建立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但这种竞争机制需要有人长期不能就业或失业，对于这些长期不能就业或失业的劳动者的劳动力使用以及其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必须有补救的办法。然而，对于数额巨大的家庭保障资金而言，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从来也都是管顾不到位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之后，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还远远不到位，更不用说在实际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中解决了。如中国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理论设计中是用包含在劳动报酬中的住房资金分配替代住房实物分配，但实际的劳动报酬中到底包不包含有住房资金，我们可以从拿到手的工资收入来推算，从房价飙升速度和幅度来看，谁的工资收入能与之同步？而那些找不到工作、长期失业人员的“住房分配资金”又如何解决呢？当然，住房也只不过是人生存和发展众多家庭保障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把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中的每一项家庭保障都考虑进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

（二）个人衣食住行保障

个人衣食住行保障所需费用最终都要计算到劳动力生产（包括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成本中去，是家庭保障中最基本的内容。一个家庭成员从出生到死亡，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花费，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额。这里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一个家庭成员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之前和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他（或她）衣食住行的费用，全都需要家庭给予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配与其说是给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还不如说是对劳动者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进行保障。用工者、劳动者本人以及政府监管机构，在涉及决定劳动报酬的数量和使用的事项时，必须牢牢记住，这不是给个人的报酬，是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资金。如国家税务机关在决定个人所得税时，需要考虑劳动者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保障，根据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的真实水平来确定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和缴纳。

（三）个人的身心健康保障

个人身心健康指家庭成员个人生理、心理的健康，对家庭成员个人身心健康的家庭保障，主要是家庭成员个人参加各种有利于个人生理心理健康有益的体育运动、文化娱乐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保障，医疗卫生保障，休息养生保障等。当然，个人身心健康保障的费用最终也会纳入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予以结算。正因为这样，家庭成员个人身心健康保障应该体现在劳动者报酬之中，在社会分配中给予考虑。

（四）个人的事业基础保障

家庭成员个人事业的基础，会转化为劳动能力，并与劳动质量和数量相关，最终会体现在劳动报酬上。因此，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业基础，也可以看成是家庭保障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个人事业基础体现在劳动能力并因此得到较好的劳动报酬，是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但把它看成是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的一部分，却很少甚至不被认可。比如，让贫困大学生贷款（数量不少）高价读书，却不考虑他（或她）能否在毕业后找到工作，不考虑他（或她）也是一个家庭保障的承担者，无疑是制度设计者的重大失误。一个社会成员，在未成年或未正式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时，自己尚需要别人供养，却要花沉重的代价去进行个人事业基础建设，这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对社会成员事业发展有何好处？这其中的机理是值得反思的。

（五）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保障

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的保障，一般认为以社会保障为主，即在社会保障项目下留足资金给予保障。现实中还是在家庭保障中所花费的更多。原因是作为行为能力受限的家庭成员，其个人衣食住行和个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所花费的比其他成员要多，而所有这些，社会保障中往往是不予考虑的。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家庭无劳动能力成员也有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时比其他成员的花费还要大。

三、社会成员能够就业和有经济收入是家庭保障的根本问题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

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主要体现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家庭成员获得劳动报酬。也就是说，家庭成员中能够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可以就业并因此获得劳动报酬，才是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的关键问题。如果家庭成员无人就业，表明这个家庭与社会生产和分配体系之间的联系不紧密，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将会出现困难。由此可见，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必须把让本国人人都有就业当作首要的经济指标，当作国家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其根本任务都是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当家做主，而当家做主最重要的是能够像主人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并因此获得应有的社会分配。

作为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在不同的经济体制机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般情况下有两种形式：（1）现金分配；（2）现金加实物分配。无论是现金分配还是现金加实物分配，它们不存在社会形态、经济体制机制方面的差别。社会主义可以这样做，资本主义也可以。计划经济体制机制下可以这样做，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也可以这样做。对于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而言，重要的是所获得的社会分配量，是不是足以让社会中的各个家庭在与之相应的支付水平上使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得到保障。现实中，我们可能找不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人的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得到相对较为满意解决的例子。但我们可以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一些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的农村，通过采取现金加实物分配，或低工资加供给制分配，很好地解决了村民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问题。最著名的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该村实行的就是给参加村集体劳动的村民发低工资，以供给制方式给全村村民解决绝大部分（衣物除外）家庭保障问题。河北省石家庄市辖晋州市周家庄乡，采取的则是现金加福利补贴的形式来很好地解决了村民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问题。在，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未参加劳动的青少年都能够接受充分教育和自主学习劳动技能；凡能够参加生产劳动的，不管男、女、壮、老、弱、残，只要个人愿意，村集体都会安排其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在里，劳动成果能够有效地用于保障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存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周家庄乡能够很好地解决村民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问题，取决于它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农村集体共有）制，与它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无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有制有可能是解决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最好的途径。

（二）靠非劳动收入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进行保障的家庭不多

在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中，有一种资金来源比较特别，它不是通过劳动收入得来，因此，叫做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一般指的是投资、股票、股份、房地产、专利、著作权等收入。应该说，这种收入是有其正当性的，且其主要也是由劳动收入变换而来，来源大多可以追溯至原初的劳动收入。然而，现实中，完全靠非劳动收入来解决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的家庭极少。如果一定要绝对化来说，应该不存在完全依靠非劳动收入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进行保障的家庭。

四、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的落实

（一）完善包含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内容在内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理论

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随着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显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式微，已逐步淡出经济学教科书。这种情况在中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讲台更为严重。在中国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科书里，很难看到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中论及生产和分配与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关系。一些管理学教科书有对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强调，但管理学教科书认为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更应该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购买公共服务产品，再提供给社会成员大众，从而使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保障。鉴于此，要使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得到落实，当务之急是要在经济学理论中完善包含有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内容在内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理论。这就意味着必须改造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让社会生产和分配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成为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并使之能够用于指导经济实践。

（二）确立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基于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思想

对于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在我们很多人的思想中，考虑最多的就是靠家庭成员挣工资来养家糊口、送子女读书，靠家庭成员种养换钱来养家活口和筹钱让孩子能够多读点书。一般不会把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联系起来，不会把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看作是社会生产和分配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个八零后或九零后，他（或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父母要花几万乃至几十万元人民币才能让他（或她）完成学业，更不会想到自己在城市中需要数十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一套像样的住房，都应该是由社会生产和分配来解决的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问题，而不是仅靠家庭成员或者自己个人的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绝大多数家庭、绝大多数人仅靠自身的力量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因此才出现“新三座大山”“新六座大山”这样的社会问题。当然，只是一些平头百姓、话语权很小的人把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当作社会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内容来看，对于问题的解决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国家最高决策层、各级地方政府决策层都能够与老百姓一样，意识到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的重要性，认识到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密切关系，真正确立有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解决好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问题的思想。

（三）建立基于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的社会生产和分配制度

确立了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解决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的思想，那也只不过是有了建立基于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的社会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思想基础而已。当然，制度的思想基础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制度的思想基础，任何制度都建立不起来。我们一些人很热衷于提所谓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需要些什么样的材料？“顶层设计”基于怎样的思想基础？好像不是非常清楚。比如，社会主义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其顶层设计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些热衷于要给中国发展进行所谓“顶层设计”的人似乎并不知道，中国顶层设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思想，是坚持把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思想，而不是市场经济思想，不是把市场看作是“天”的思想，不是要使中国的混合经济最终私有化的思想。市场经济在中国，只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经济体制，它不应该、也不能凌驾于社会主义思想之上。它只能服务于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利，绝不能凌驾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之上。

有了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解决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的正确的思想基础，就应该按照制度建立的规范程序，尽快把基于人生存和发展家庭保障的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建立起来。

（四）在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实践中落实好人生存和发展的家庭保障工作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3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治，社会正义，法制化

一、法治国家内涵的发展与社会权的法律保障

法治是现代国家所普遍推崇的一种社会政治目标。法治相对干人治，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提出。古希腊柏拉图主张实行“贤人政治”，实行人治。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应当优干一人之脑，法治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法治国家的概念，则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被人们所提出。从那时起到现在，法治国家的内涵，适应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世纪中期，德国学者Stahl认为，法治国是依法律的方法，正确规定井确保国家作用的方向与界限，以及市民自由生活的领域。所以，法治国不仅是现代的特征，并且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1]在这一理论中，法治国并非国家的目的和内容，而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因而被称为“形式法治国”的理论。形式法治国的作用，在干确保国家作用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治国的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却被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党所操纵，成为其肆意践踏民主与人权的工具。干是，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理念应运而生，从而赋予法治国思想新的生命。实质法治国理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切实保障，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要受到某种最高法原则以及法价值的拘束。社会法治国的理念，是伴随着。“社会国家”理念的形成而出现的。社会国家是指国家放弃对个人自由不干预或放任的原则，为某种积极目的而行动，进而形成社会经济秩序并为管理主体的国家。社会国家的目的有二：一为实现社会正义，即扶助弱者、抑制强者，对社会不平等做某种程度的调节，使每一公民能获得某一相当水准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能力；二是致力干公共福利，即为社会公众谋取最大物质的乃至精神的利益。因此，社会法治国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国家权力对干公民生存权及享受健康文化生活的积极保护义务。

社会法治国之下的实质法治国，是以矫正以往形式法治国过干形式性，忽略人权实质保障之弊端，致力干国民福扯以求社会国家的实现为目标的。社会法治国要求在立法、行政等方面发挥国家对干国民的积极义务。在立法上，要求“立法者的功能，是创造井维持符合干人类尊严之法律。这一尊严，不仅要求法律承认私法上及政治上的权力，而且要求国家机关提供必要且足以发挥其职能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设施。”[2]

我国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赋予了法治国家新的内涵。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在宪法第5条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固定下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在‘一切权力属干人民”的前提下，立法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行政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督下进行，司法实现公正和独立，从而使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最充分的法律保护。

法治国家内涵的发展历程昭示了现代法治的核心精神：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而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必然要落实到对公民生存权、社会权的保障之上。

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是宪法，宪法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一国法治精神之所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首先确立的是公民的自由权。自由权是一种与“夜警国家”①和自由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要求国家对所有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的自律性领域，不加侵扰和干涉。而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一种基本人权。自由权是在公民自由的范围内要求的国家不作为的权利，而社会权则主要是在社会上对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和帮助时要求的国家作为的权利。自由权和社会权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所保障的两大基本人权尸］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有尊重、保护、促成与给付的义务。尊重和保护的义务体现在法治国家所赋予的公民的自由权之上。但构筑起全部自由权基础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对不拥有财产的人来说，无异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画饼充饥般的存在。即使对有产者来说，自由权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仅仅靠一种抽象的法律上的自由权体系，己经不能保证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尊严，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发挥其促成与给付的职责与义务。作为对此的一种补充，旨在具体地保障个人现实生活的社会权则成为法治国家公民权利的另一大支柱，成为对自由权的补充。保障个人在自由经济市场的安全固然是国家的职责，但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对个人或家庭在进入自由竟争的市场前不平等地位加以改善，还必须努力调和因不同的权利分配、财富不均、教育高低所产生的矛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通过法治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构成了对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有效补充，它们相互衔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财产的法秩序。为了确保自由权体系能够存在下去井且能够有效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社会权就成了对自由权的一种补充，承载着保证一种有效的法治秩序的职责。

现代法治理念以保证公民基本人权为核心，而在现代社会中，一定的财产是人们生存、发展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无财产即无人格。因此，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够拥有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就成为公民的最基本人权。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至高法典应该对此做出纲领性规定。我国宪法第44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倩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这些纲领性规定，使得公民的作为一种政治宣示性的社会基本权利得以纳入法制的轨道，转化为一种社会权。然而，仅仅停留在这种纲领性的规定之上而没有一系列部门法的具体落实，公民的这种权利仍然会是形同虚设。因此，社会保障法就是规定国家应给予公民如何的积极给付的一系列实体性规定，其基本做法是以一种再分配的交换形式，结合政府部分贡任，以实物、现金转移的供给或者提供各项福利服务，以确保公民基本生活的需求。

二、法治国家的正义观与社会保障的正义基础

自有法律以来，就产生了对法律的种种阐释。其中公平正义的观念是始终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的。“ins”这个拉丁词，据称就是源昏“iustum”（正义），而不是源良“iussum”（命令）。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含两层意思，己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时至今日，这一关干法治的论述仍然构成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观念，一部“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本质上也应该是一部合乎公平正义观念的法律。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正义的表述是：“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西塞罗曾将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5]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的意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然而仅有这种意愿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在社会中得到实施。托马斯邓可奎那进一步发展了正义的含义，明确指出除某种精神倾向之外，正义还应该含有一种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的控制。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写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意念和愿望，而且大家都希望满足之。人口数量极大，地球却只有一个。每一个人的愿望总是与其邻人的愿望相互仲突或相互重叠。因此，人们不妨以为，就产生了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任务。这是一种创造生存必需资料、满足共同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意念和愿望的方法。即使它无法满足人们对它的一切期望，至少也尽可能地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说的法律之目的是公平，其含义正在干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概念，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愿望和意念。在社会控制中，在法律中，我们所应做的，即对哲学愿望、意念、需要进行尽可能的调和和调节……＂[6]因此，一种制度和一部法律，只有能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它才是正义的。对干法治国家而言，必须承担起达到正义的使命，换言之，正义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

正义可以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形式正义要求“同样的倩况应该同样地被对待”，是以一种最低的道德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但这种规则的被执行，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正义的结果。而实质正义则将社会中利益或者负担分配通过各种社会制度达成，井要求针对各种特殊倩况予以权衡考量，由干是有关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以也称之为。‘分配正义＂或。’社会正勿。社会国家以分配的正义或社会的正义为基础。社会正义谋求经济、健康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正义，以打破抽象的平等而创造出具体的平等。

在形式正义的法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的人的身份、地位、经济状况、劳动能力、健康倩况如何是丝毫不被考虑在内的，“人”由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人成为一个被剥离掉各种社会存在和社会角色的抽象的人。因而，这种不考虑。人＂的社会存在的形式正义对减少社会不平等起不到任何作用，“实际上，与法律如何规定毫无关紊的补会她仿永近县不平等的法律对入的一视同仁，在权力、智慧、个人幸福等实际上的不平等状况下，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大经地义，甚至加深这种不平等。”[7]一种形式上的正义可以被用未维持现状，但也只是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状态时，才有可能。当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形式的正义，还需要实质的正义时，回应社会的这一需要，社会保障应运而生。社会保障以分配的正义为基础，通过对形式平等的矫正，使社会达到实质的公平正义。

社会保障的推行，将社会资源与财富作适当再分配，以满足需求，特别是满足在社会上居干劣势地位者的需求。社会资源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再分配？分配给谁？根据什么来分配？分配如何达到公平的结果？这些问题都是通过社会保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设计来解决的。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达到了这样一些效果：第一，垂直式再分配效果。就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而论，高所得者的负担应该比低所得者重，而社会保障的给付是对低所得者更有利，因此，再分配会造成高所得者对低所得者的所得转移，使低所得者获得社会的照顾，达到再分配的效果。第二，水平式分配效果。医疗保险给付是健康者对伤病者的所得转移；养老和退休金保险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所得转移；失业保险给付是就业者对失业者的所得转移。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同一所得阶层间发挥所得转移效果。第三，时间的再分配效果。社会保障还基干世代互助的精神，由工作的一代对退休的一代、尚未工作的一代，进行时间性所得再分配。[8]毫无疑问，这些效果的达成，可以在经济收入和财产权上调和不平等现象，达到社会正义的目的。可见，当惟有通过社会保障方能达到法治所要求的实质正义时，社会保障必然成为法治国家的内在需求。

三、社会保障法制化的必要性分析

法治国家的目标，需要通过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的运作来实现。现代意义的法制，就是指在一个政治国家中，把国家的事物制度化、法律化，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在法制的原则下，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制定较为完备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因此，法律制度是法治理想实现的重要基础。

法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9].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固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和规律，但在现代社会，它更多的是作为社会秩序的调节器。法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是法存在并发展的重要价值。如果将权力和权利视为一种社会资源，法律则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一切法律规范都是关干权利义务的规范，相应地，一切法律关系都可以用权利义务的模式未加以表述，法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干权利义务的一种确定性分配。社会保障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是为了矫正形式平等的缺陷，保障公民基本社会生活而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再分配。将社会保障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法律实施社会保障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就是将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权利义务的形式确定下未，这样可以更加稳定、公平和有效地达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效果。

首先，由干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资源配置作用，只有通过法制化，才能使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职贡明晰化。没有成为国家法律之前的社会保障，只能是国家的一种政策和措施。对干仅停留在国家政策和措施层面而未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社会保障而言，公民所享受的保障不是权利，国家对公民的给付也不是义务，充其量是政府的一种福利和慈善。如果对公民的保障不是基干公民的权利，国家也就没有对公民给付的义务，那么对干公民未说，在未得到保障之时，也就缺乏向国家要求的正当根据。如果公民缺乏对国家的这种请求，社会保障对公民就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而将社会保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法律上权利的形式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以法律上义务的形式规定国家和社会对干公民保障的职贡和义务，公民就享有了在国家不作为或不适当作为时对国家的一种请求权，这种请求权的根据未源干社会保障法的规定。此时的社会保障就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不再是政府的施舍或慈善。也惟有成为公民的法定权利，社会保障才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赋予公民社会保障权，才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变更和侵害。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其主体是广泛而确定的，需要立法将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定下来。作为现代国家来说，是社会保障的贡任主体。从维护社会正义出发，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现代国家的责任，国家有贡任向社会弱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有保障的和安全的生活，社会保障是达到此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国家必须出面来举办社会保障，井拿出财政收入的相当部分未支持社会保障的运作，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职责，也是国家的法定义务。同样，国家也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获得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减少因贫困和社会动荡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作为雇主未说，也是社会保障的责任。法律明确规定了雇主负有为其雇员缴费的义务，否则要负相应的法律贡任。从另一个角度看，雇主通过为雇员缴费，实际上是将一部分本应由雇主承担的劳动风险转移给社会了，这也使得雇主因此而受益。而作为社会普通民众来说，既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更是社会保障的直接受益人。在一些社会保险项目中，通常劳动者也是缴费的义务主体，但缴费后可以直接获得利益，如在在职期间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缴纳医疗保险费后，患病时可以获得医疗补助，缴纳失业保险费后，失业时可以获得失业救济金等。

其次，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使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获得一种确定性。法治国家的原则之一是要使法律获得普遍性的服从，为达此目的，法治国家的法律必须具有一种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品格，不能朝令夕改。通过立法，将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未，这些制度也就具有了可以连续实施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透过这些稳定的、不会轻易被变更和取消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主体对干自已的权利义务就有了一个明确的预期。这种明确的预期会有效地减少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纠纷和摩擦，使制度在社会中的运转更加自如。例如劳动者是缴费的义务主体，当劳动者对缴费后可享受利益有了明确的预期以后，劳动者对干自已现在的义务会有一个更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在这个价值判断上的义务会得到更好的履行，从而使权利义务，环环相扣，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再次，基干法律的正义价值，可以使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正义是法律的价值，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追求公平正义。在现代国家法治精神之下，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往往就是对某一个制度理性思考的结果，它要求对一项制度从设计到具体措施的实施，都有经过严密的考量，要顾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使通过法律反映出来的一项制度能够真正蕴含社会所公认的准则与价值。“法律目的的权威性和法律秩序的整合性来自更有效率的法律制度的设计。”[10]因此，只有通过法制化，通过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与公平，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更趋干完善与合理。

最后，只有通过法制化，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运作。法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强制性，法律制定后，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有效地实施。当社会保障体系被确定下来后，就需要借助法律的强制性未保证其有效地运作。社会保障的运作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包括缴费体系的运作、支付体系的运作和基金安全的运作。对干依法负有缴费义务的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不得拒交或欠交澈会保障经办机构必须按法定标准及时地将各项社会保障费发放到受益者手里，不得延误或任意地减少；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主要是要求对社会保险基金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投资和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这要求必须通过法律的监控和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来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是一笔庞大的资金，这笔资金的运作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因此，只有在法制的环境下，才能使社会保障有效她运行。

①夜警国家政府的任务只限于：（1）保护国土不受邻国侵略；（2）在国内维持正义应定秩序，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他人侵占；（3）举办私人所不能的公共事业。

[参考文献]

［l］黄国瑞。法治国思想与法之支配理论［J］。时代（第15卷），3。

［2］InternationalCommissionofJurists，TheRuleofLawintheFreeSociety（1960）［Z］。

［3］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if67－168。

［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3。

［6］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4。

［7］（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84。

［8］吴老德。正义理论与福利国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53。

［9］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96。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自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制度是保障，“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段精辟论述，是我们党全面总结自近代以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经验与教训后，得出的毋庸置疑的结论。“制度自信”的提出，充分显示了我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决心。

按照文化学文化层次理论的观点，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者构成了文化的完整结构，也就是说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既依托并产生于物质和精神文化，又反作用于物质和精神文化；既可以推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又可能成为文化发展的阻力和障碍，所以制度文化在三个子系统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的变迁将会引发文化结构的整体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和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合理性。

文化自立和文化自信互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自觉。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由“自在”向“自觉”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救亡图存的过程，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进行的，而且这种文化自觉是从西学东渐初期被动的“自觉”，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主动的“自觉”，即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非教条”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过程。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在这里不仅谈到了文化自觉的起因，而且提到了文化自觉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点睛之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自立。“文化自觉”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飞跃，不仅诞生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还催生了指导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的文化理论，但绝不同于经典作家的理论，他们是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基于国情、世情和党情都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而实现的文化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这是我党和我国文化自立的标志。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就难以走出文化或中或西的“两难”境地，就难以摆脱苏俄模式，就难以摆脱或左或右的思想困扰，也就难以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归根到底一句话，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的文化自立。

文化自立和文化自信互为前提。文化自信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根植于中国土壤中的民族文化的认可和传承，二是对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把握、吸纳、建构、创新能力的自信。这种自信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文化自立，所以说文化自信是文化自立的前提。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化自立，指导中国人民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并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被近百年不断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的文化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家走向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民族不断复兴，这些不争的事实显示了我们所坚持的文化的珍贵性，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所以我们又可以说文化自立是文化自信的前提。

制度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既然文化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了文化结构的完整系统，三个子系统的互动推动了文化的整体动态发展，那么制度自信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制度和物质、精神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应该是：制度是根据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的需要、按照某种精神文化价值理念而制定的一种规则，而这种规则的存在，不仅可以营造一种文化催生的气场，又是维护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存在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其实就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体现，同时又反作用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和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者相依相存，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才构成了完整意义上文化的存在，才推动了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对文化的自信就是对制度的自信。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个文化的价值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文化自信首先就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自信。我国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种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都是党在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制定出来的，它不仅符合国情、世情和党情，而且被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事实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重大成果所证明，是符合当前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科学的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觉是制度自信的重要保障

如前所述，文化自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推动了中国的文化自立，文化自立是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前提。诚然，本文中的文化自觉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先进中国人的文化选择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化由“自在”走向了“自觉”。其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会停止，理论文化创新将不断继续，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这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原动力。不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不断的理论文化创新，就是文化自觉基于文化自立基础上的更高一个层次的含义。文化自觉包含制度自觉，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自觉将带来更大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制度自信。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应该在坚持国家的具有阶级属性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强化、并在制度构建中真实体现“普遍利益”的思想，这是制度自信的根本。自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这一思想理念，树立“人民”观念，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以保护和体现人民的“普遍利益”。同时，制度自信不能盲目自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改革理念，认识不足，承认差距，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不断优化设计，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是新时期制度自信的重要保障。制度自信需要我们大胆承认制度的不足，积极推动和深化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树自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去保障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淮海工学院副研究员、党委宣传部部长；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契合与建构：文化选择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2JD710083】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5

一、民事诉讼中程序保障的含义与民事诉讼的机能

程序保障在宪法上的含义，主要在于保障公民有获得通过程序实现宪法及其他法律赋予的权利（关于程序保障的宪法上的制度意义将在以下论述）。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程序保障的含义应该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程序保障的含义与民事诉讼制度机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的民事诉讼制度的传统机能，主要在于发现案件真实和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按这些机能来理解程序保障的含义的话，就是指保障当事人在审判中充分进行主张和举证的机会，与此同时，法院也要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根据案件的事实作出正当的判断。实际上，在真实发现和权利保护机能之下的程序保障的含义，其侧重点仍然在于将程序作为发现已发生纠纷的案件真实（权利存在与否的状况）和对被侵害的权利加以保护（实现实体权利）的重要途径。换言之，在传统程序保障的含义中，程序本身的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显然依赖于实体的成分很大。因此，程序的作用没有被置于独立的地位上，没有能够摆脱对实体的依附性关系。程序的地位被如此放置，显然与认为程序不过是实现实体权利的手段的观念有关。按照这样的观念，实现权利的手段当然不会仅仅限于程序（严格地说是正当程序）。所以，只要能够实现权利，使用的手段可以不加考究。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很久以来一直支配着很多研究者和司法工作者的思想，[1]因而我们的程序立法不仅落后，其实施更为大打折扣。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事诉讼案件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民事诉讼的机能也相应地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保障审判正统性的机能。

所谓正统性，按照卢曼的论述，应该指的是要求社会全体接受作为决定的前提以及决定本身的条件。[2]关于审判的正统性，日本学者中村治郎指出，它应该是能够要求当事人及其背后的社会全体承认和接受审判的资格和根据。[3]对于审判是否具有正统性的判断基准，随着程序保障论的抬头和势力的壮大，诉讼的目标已经从“结果志向型”向“程序过程志向型”方向转化。在“程序过程志向型”的诉讼中，基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体制所展开的诉讼过程本身，和从过程获得的判决内容已经分离，具有了独立的价值。承认程序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也就不得不承认审判的正统性外，还必须强调保证当事人能够参加公正的程序。[4]因此，保障审判公正性机能下的程序保障含义，应该是保证当事人双方作为对等的诉讼主体平等地参与诉讼程序，并在程序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论据和证据。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要求法官根据法律作出判断外，还要求当事人和法官共同支配程序的进程，从而求得纠纷的公正解决。在这一含义里边，不仅要求法官适用处于相对静态的法律作出冷静的合法判断，而且还要求程序本身处于积极的运动状态。在这一运动的程序中，当事人和法官的能动性将会得到充分体现，各种权利主张和围绕主张所需要的证据也将得到展现的机会。[5]

二、程序保障的宪法基础

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制度无疑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如果刻意要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寻找程序保障的条文规定，则又不可能。因为我国现行宪法中确实没有对程序保障所作的明确规定。不过，这并不能简单否定我国宪法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其他法律、尤其是程序法对程序保障的关心和重视。就连当今对程序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和予以充分重视的国家，他们的宪法中也鲜有直接规定程序保障的条文。然而，在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很大提高的今天，通过正当的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或者对遭受侵害的权利予以救济，已经成为立法者和司法者高度关心和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顺应时代潮流，在法学领域，法学家们通过学理解释，对宪法中一些含有程序保障的条文加以解释，以作为程序保障论的宪法根据。

对程序保障极为重视，并认为程序乃是法律制度之核心的美国，其联邦宪法中包含的“dueprocess”（正当程序）文言，可以说是程序保障的宪法规定。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dueprocessoflaw（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第14条修正案第1款也规定：“任何一州，……不经dueprocessoflaw，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第5条修正案的规定，适用于联邦层次的立法，而第14条修正案的规定，则适于州层次的立法。而且，一般认为，上述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正当的程序[6].正当程序规定所确立的程序保障不仅适用于实体法，也适用于程序法。它已经作为一种基准，用来衡量一个法律或者一个程序是否正当。[7]作为宪法规定的反映，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直接体现为当事人主义的确立和实施。在当事人主义为基础的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中心工作之一是致力于保障当事人双方通过诉讼程序展开自己的主张，并以从经过得到保障的诉讼程序中获得的诉讼材料为基础，依据法律和衡平作出判断。

与美国的正当程序近似的概念，在英国称为Naturaljustice（自然正义）。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1216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原来只不过是普通法中用以解释制定法的一个原则而已。由于英国普通法院法官的要求，最终成为制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两个具体的方面。其一是任何人不能在自己关联的案件中成为法官（nomanmaybejudgeinhisowncause），其二是任何人未经审判不被断罪（nomanmaybecondemnedunheard）。[8]第一个方面在当今的诉讼法中具体体现为法官的回避，第二个方面则蕴涵有通过程序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含义。自然正义原则到了14世纪末成为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9]总而言之，自然正义的原则在近代和现代英国，都被法官积极地适用，并在诉讼程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被称为法制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10]一般认为，英美法系国家远比大陆法系国家要重视程序。那么，大陆法系国家对程序的存在是否就不置可否呢？我们再来看看德国和日本的有关规定。

在德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美国的dueprocess或英国的naturaljustice这样的观念和法律规定。但是，鉴于德国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和纽约人权保护条约中有“接受公正公开审理的权利”的条款规定，以此为背景，一些德国学者主张导入美国dueprocess规定的原理，要求在法律中将公民有获得公正程序（FairesVerfahren）的权利作为诉讼基本权利来加以规定。1979年7月25日，当时的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关于某医疗事故案件的决定中述道：“诉讼中原则性的武器对等和程序上危险的平均分配，是宪法对法律面前平等原则以及法治国家主义课以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根据诉讼情形赋予宪法的实体内容、尤其是基本权利以具体的效力。在此框架内，法官必须为形成适当且公正的程序作出努力”。实际上承认了要求公正程序请求权的存在。[11]考虑到宪法法院在德国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宪法法院的决定对程序请求权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受德国的影响，日本也出现了承认“公正出现请求权”的动向。为了给理论寻找法律根据，日本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上。日本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裁判的权利不被剥夺”（简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该条文本身并未直接涉及程序保障。但是，学者们将该条文同宪法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相联系，从而主张，宪法第14条、17条、21条、24条、29条规定的财产、自由、生命等权利，应该通过国家行使裁判的方式来加以保护。因此，第32条规定的“接受裁判的权利”是“确保基本权的基本权”，而宪法第82条规定的对论构造和公开审理则是审判的方式。总而言之，“接受裁判的权利”实际上是程序原则的宪法化，即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加以固定和明确。[12]可见，日本的程序保障理论的根基并非直接根植于宪法之中，而是依靠对法律的解释，将某一程序原则转化为通过程序实现正当权利的宪法原则，并使这一被解释了的程序保障原则包含了近似美国正当程序的内容，以而为程序保障理论找到了宪法上的立脚点。

由上述可见，无论是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还是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也无论这些国家的宪法中是否具体规定了程序保障的原则，显然，随着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和民主的发展和进步，程序原则的宪法化趋向愈来愈明显。程序原则的宪法化也可称之为诉讼原则的宪法化，出现这一动向的原因，是鉴于作为民主国家基本原则之一的程序原则，在法制被忽视的时代因肆意的立法而被抽掉其中的精髓。为了防止对程序原则的侵蚀，有必要在更高层次的法律上将其加以固定。受此思想的影响，各国才在宪法中赋予程序保障以重要的地位。[13]

如上所言，我国宪法并无关于程序保障的直接规定，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国宪法和法律忽视了程序保障原则。我国宪法第32条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125条关于公开审理、第26条关于法院独立审判的规定，无疑可以解释为是程序保障的宪法依据。关于第33条的规定，可以认为该条所说的法律，当指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其中也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换言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应该包含有公民平等地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以及通过法律程序实现权利及获得权利救济的内容。而第125条和第126条，则是实现第33条的程序保障的有效方式。所以，我国程序保障的指导思想，其根基其实是建立在宪法的层次之上，得到这一根本大法的肯定和支持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我国宪法关于程序保障的规定的确十分抽象，所以这里所作的理论解释未必能避免牵强附会之一面。因此，在宪法重视程序保障的前提下，对民事诉讼中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加以探讨，会贴近程序保障原理的内容，会具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综观当今世界，程序保障原则的宪法化动向，并非局限于上述的某些发达国家，它已经超越部分国家（或者说是发达国家）的国界，波及至世界范围。联合国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有的人……有接受由有权限、独立而且公平的法院进行的公正的公开审理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样的规定是对联合国会员国提出的保障公正审判程序的要求。作为国际法的联合国公约对国内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此可以不加评论。然而从程序保障国际化的认识出发，上述将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解释为具有程序保障的内容，无疑将会使我国程序原则的宪法化同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趋向保持一致，也使得作为联合国重要一员的我国宪法与联合国公约精神具有相同的内在要求。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上面论及的各国宪法关于程序保障规定的方式及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其含义和目的至少具有以下共同点：其一是保障公民有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宪法赋予权利的机会，并在实际上使程序保障原则高度宪法化，为程序保障理论奠定了宪法基础；其二是强调了程序保障的方式，诸如对论构造、公开审理、审判独立等等；其三是宪法中关于程序保障的抽象化规定，要通过根据宪法制定的程序法以及实体法来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因此，宪法规定的程序保障原则就具有指导程序立法工作及司法实践的作用。再具体地说，如同法律要追求实体正义一样，程序的正义也是法律追寻的目标之一。程序是否得到保障，应该是衡量法律是否得到公正实现的一个重要尺度。

三、民事诉讼的程序保障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使用程序保障的概念，并力图使之法律化，以支配程序本身的倾向，是民事审判机能扩大的要求所使然。在程序保障概念的背后，潜藏着以审判是否能在正义的程序上充分地展开，来衡量审判结果是否合乎真实的理念。从日本学者对程序保障展开的议论来看，程序保障的概念主要在三种情形下被使用：第一是保障公民有接受审判和获得正义的权利。其重心在于保障社会上的经济贫困者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援助，能够进入审判程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二是保障既判力的正当化。也就是为了防止无休无止的诉讼，必须使判决的既判力得以正当化。而要使之正当化，又必须保障当事人在程序中进行主张和举证的机会，以强调其自我责任；第三是应在程序中平等地分配当事人的行为规范[14]，其实是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为平等地加以分配和保护。只不过是这里的平等分配，已经成为程序的核心内容，而程序本身也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即程序保障是民事诉讼的目的。[15]以程序保障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本身，大大提高了程序保障原则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它赋予程序独立于实体，并具有与实体不同价值的地位。

我国学者关于程序保障的议论，多围绕程序与公正的关系来展开，尤以陈桂明博士的专著最为系统。[16]不过，很显然，并无学者视程序为诉讼的目的。综合众家观点，可以归纳为一点，那就是，程序乃是实现公正的必经途径。程序保障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90年代以来，在我国掀起的关于审判方式改革的议论和实践，不仅对司法实践，而且对立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97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无疑是程序保障理论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开出的花、结出的果。那么，民事诉讼中，程序保障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呢？笔者认为，对我国宪法的有关程序方面的规定，应该重新认识和理论化，力图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程序保障原则，并将程序保障权作为公民的重要权利来加以规定。同时，对于与程序保障有关的制度，诸如保障接受审判的权利等等，也必须同时采取必要的立法对策，但是立法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来进行，也涉及宪法及其他法律的修改问题。因此，笔者以为在现有法律环境下，在民事诉讼中，通过对现有规定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技术处理，来加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应该充实和改善与程序保障有关的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

（一）“对论”保障制度

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以当事人双方对等地进行辩论为基本内容。作为对论制度的前提，当然是要首先保障当事人双方能够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因此，宪法规定的保障获得审判权利、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权利等，构成了对论制度得以形成的宪法基础。在民事诉讼法中，诉讼过程可以分为为辩论而收集证据的阶段和为确认证据而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的阶段。作为前者，应该保障当事人有足够的手段收集到必要的证据。作为后者，应该保证双方当事人有充分的机会在公开的法庭上提出主张和证据，并互相质证、辩论，而法官则作为程序的管理者处理程序进行事项。因而，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明确和举证责任的平等分配规则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美国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为当事人双方收集证据提供了多种选择手段。当事人双方除了手持证据外，还可以通过开示制度要求第三人或对方当事人提交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在获得大量证据的前提下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在法庭辩论阶段，抗辩式的对论方式，保证了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主张和提出证据的机会。[17]日本1996年6月新制定、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也强化了当事人收集证据制度，将文书提出义务一般化。即只要当事人一方知道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掌握与案件关联的证据，就可以要求法院向持有证据者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命令提出有关证据。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当事人之间由于诉讼能力悬殊而产生的实质性不平等，使得诉讼程序本身常有空洞化的危险。充实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程序，可以使程序的正当性获得更充分的法律根据。

（二）保障判决效力制度

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程序保障包括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赋予通过正当的程序过程形成的判决以实质性效力。这就是以既判力为中心的保证审判权威的制度。关于既判力问题，近年来在我国也有些学者作了些议论。不过，立论的基点依然保存着大陆法系浓厚的传统民事诉讼观念特色。突出的表现就是以国家的审判权作为既判力的根据。正如日本民事诉讼法学者竹下守夫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片面强调国家审判权在民事诉讼中的绝对优越地位，甚至将当事人作为审判的对象即客体来看待的话，势必抹煞国家通过民事诉讼保护国民权利的作用。反过来说，国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保护国民的权益，必须以当事人为诉讼的主体，并赋予他们在程序过程中的各种权利，才能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利益。[18]既判力的根据，其实也可以从公正程序中获得。也就是说，既判力的根据的另一个侧面应该是，在得到公正保障的程序中，让双方当事人基于程序所提供的对等的各种权利和手段，进行实质和有效的主张和辩论。如果当事人怠慢利用赋予的权利和手段，没有进行充分的主张和辩论而败诉，应该对此负起责任。因此，在程序保障前提下形成的判决，不能够随意推翻。这里在肯定既判力的根据来源于国家审判权的同时，又主张在程序保障前提下当事人的自我负责也可以视为既判力的根据之一，从而采用的是既判力根据的二元说。其根据主要在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作必须依靠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和当事人行使程序权利（主张和辩论）的现实。

（三）权利实现保障制度的充实

当事人在实现权利方面，主要的障碍有三：一是低额权利早期实现的困难，二是实现权利的诉讼活动能力不足，三是公正程序的缩短。关于第一点，主要是指受侵害权利的数额较小，而利用一般的诉讼程序所花费的费用却大于受侵害权利本身。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消费者保护运动中的王海现象所代表的消费者们。在我国的消费者保护运动中，司法保护相对于行政保护来说显得十分乏力，其结果是消费者对审判程序的冷淡。对此，有必要设置有别于简易程序的低额诉讼程序，以解决类似问题。关于第二点，主要是指经济贫困的当事人，难以通过民事诉讼实现权利，或者在进入诉讼程序后，由于经济困难最终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以至诉讼半途而废。为此，有必要充实律师制度，设置统一和完善的法律授助制度，充分保障律师有足够的费用帮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实现权利。对于第三点，主要指判决效力的空洞化。即败诉当事人不执行判决，或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造成有权利的当事人难以最终实现权利。因此，有必要改革和充实执行制度，使执行程序确实成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并进行彻底的保障，也就是使程序保障有一个完整的结局，而不是只保障法庭审理程序，而不保障权利最终实现的执行程序。否则，程序保障只能是被短缩的保障。

其他制度，诸如法官中立、改善执法环境、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等等，也都是与民事诉讼的程序保障相关联的制度或措施。然而，当务之急应该是在宪法的前提之下构架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保障机制。也只有不断完善和充实内部的机制，才能便于扩大民事诉讼的机能，才能形成诉讼制度与相关联的外围制度密切协调和配合的契机，也才更能发挥民事诉讼在保障公民权益方面的作用。通过上述议论，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民事诉讼制度机能的扩大。顺应机能扩大的要求，加强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是审判公正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作为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应该从最高法律层次上加以确定，而且，应该设计和设置保障程序的具体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针对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议论正酣，议论内容很多也涉及程序保障的方面，但从整体来看，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程序设置的目的以及有关制度的设计和操作技术有密切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程序公正和程序保障的议论，进一步突出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以此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基础。

注释：

[1]参见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67页。

[2] 卢曼著，今井弘道译《通过程序的正统化》，风行社1990年版，第22页。

[3] 中村治郎《围绕审判的客观性》，在斐阁1970年版，第195页。

[4] 田中成明《法理学讲义》，有斐阁1994年版，第331—332页。另外参见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5期，第44页。

[5] 田中成明，前注书，第332页。

[6]田中英夫等编《英美法律辞典》，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第281页。

[7]DennisCampbell，Edited，TransnationalLegalPracticem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p356（1982）。

[8] BemardSchwartzandH.W.R.W.ade，LegalCovemment，ClarendonPressOxford，P241（1978）。

[9] 季卫东《程序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6页，在这里，季卫东先生所引述的英国1215年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显然与本文所引述的自然正义原则具有同质之处。

[10] RobeiaM.Cover，OwenMFissandJudithResnik，Procedure，TheFoundationPress，Inc，p108（1988），转引自季卫东《程序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6页。

[11] 吉野正三郎《民事诉讼中的程序权保障》，三月章。青山善充编《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新版），《法律家》增刊1988年，第90页。

[12] 中野贞一郎《民事诉讼的宪法保障》，三月章、青山善充编《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新版〕，《法律家》增刊1988年，第12页。

[13] 小岛武司《民事裁判的宪法保障》，竹下守夫、谷口安平编《学习民事诉讼法》，有斐阁1981年版，第11页。

[14] 按照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新堂幸司的观点，在确定当事人资格时，有必要将有关规范区分为行为规范和评价规范。所谓行为规范是指在诉讼确认是否应实施以及应该怎样实施某种行为时发生作用的规范。而评价规范则是指应该赋予已经实施的行为以何种效力以及进行法律评价时发生作用的规范。参见新堂幸司《民事诉讼法》（第二版修改版），弘文堂1994年版，第32页。

[15] 其实这是程序保障的第三次浪潮的首倡者井上治典教授的观点。参见井上治典《民事程序论》，有斐阁1993年版，第29页以下。

[16] 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12）5123如，张令杰《程序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陈桂明《程序公正与诉讼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论著基本上沿袭程序与正义的关系这条基本思路来展开论证。

[17] 参见刘荣军《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1996年第2号。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6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现状；制约；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7 — 0091 — 02

城市和农村的分离和对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聚集效应下，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本不断地向城市集聚，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内发生。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严重，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应运而生。

城乡一体化有两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在城市和农村行政区域范围内，要求统一规划，协调发展，利用城市先进的生产力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工业化要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结合起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但是二者承担不同的产业活动。第二层含义是指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消失，城市和农村结为一体，城市边缘区消失，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仅在于主体产业和景观上的差别。这两种含义都在于缓和城乡矛盾、协调城乡关系，第一种含义侧重于实践中的指导方针，而第二种含义侧重于发展的目标。总而言之，城乡一体化是协调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在政策、经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平等的待遇。

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认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七大强调要求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十再次明确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任务，同时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农村发展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一定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但是城乡矛盾和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村和城市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甚远，根据2012年的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09.8元，而农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977.3元，差距为14832.5元，比例为3.126：1，而2009年、2010年的差距分别为12021.5元、13190.4元，明显地说明了我国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呈扩大趋势。同时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相对于城市人来来说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2012年的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表明，2011年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40.4，而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为36.3，这一数据明显表明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支出用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生活水平较为低下。

（二）城乡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相差甚远

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农村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水电、交通、通信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服务，和城市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根据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2011年城市人口平均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为14.19人，而农村仅为5.50人，比例为2.58：1，说明在医疗方面城乡之间没有一体化，且差距过大。城市的教育以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家，而国家对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医疗等公共事业的投入相较而言少之又少，同时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极为不健全。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良好的社会资源均向城市聚集，这是资源配置不公平的表现，会不断地拉大城乡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代表人物诺斯“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者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效的制度建设能够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激发城乡经济发展的活力，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然而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着很多的制度因素方面的制约，进行制度机制的创新改革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题，也是有效开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基本前提。

影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制度十分显著。其中，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为最。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二元结构的分割严重，限制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不利于农村人口要素向城市转移。虽然现在国家准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大多数是以进城务工的身份进入城市，“农民工”成了他们的代号，户籍制度以“货币”为他们筑起了一道城市人的高墙，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他们仅仅是一个“二等市民”，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均等的城市教育、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待遇。户籍制度的二元分割会产生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二元化，从而为城市和农村之间划上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严重制约城市和农村的一体化进程。而土地制度也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自由流动，把农村人口限制在农村土地上。由于农民不能从土地获取财产性收入，农民进城的物质基础十分的薄弱，更多的农民选择亦农亦工的状态，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同时土地流转机制也不健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缺乏有限的制度规范，使之不能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一定程度傻瓜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制约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制约下，加大了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农民脱离土地在城市扎根的困难，使得农民不敢贸然地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如此恶性循环，使得土地资源极大地浪费，严重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研究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点在于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而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推动和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首先要改革约束性的制度障碍，在此基础上推进各项措施的进行。

（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和创新户籍与土地制度

制度缺陷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最大的障碍，破解二元结构，改革和创新户籍与土地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根本性制度障碍，从而推动公共服务、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之间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创造制度条件。

首先，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对人口流动、尤其是对城市人口的流动有着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背景下的新要求。应该改革现有的划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标准，以居住地划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同时附加纳税时间条件，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

其次，创新土地制度。推动城乡一体化，要求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土地制度。要明晰各类的土地的产权，构建土地流转市场，引入价格竞争机制确定土地流转的价格，并完善土地流转程序和土地征用补偿机制，提高土地资源价格，增加农村人口的经济收入，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二）一体化城乡规划

我国的城乡规划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分割严重。城镇各项规划政出多门，大多数规划以各自行政区位空间为规划对象进行来编制，与农村的发展相分离，不能充分体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要统筹规划城乡的发展，将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相联系，把二者看成一个总体进行发展规划，将城市和农村进行不同区位功能的划分，每个功能区承担不同的产业，是城市和农村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发展。

（三）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

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完善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途径。加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关系到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性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以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首先要加快农村的交通设施建设，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从而打破农村的封闭落后状态，加强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练习。其次，加快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传统观念的更新。再次，加快农村医疗卫生实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有利于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后，加快农村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面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四）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不断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网中使农村人口无后顾之忧，从而拉动农村消费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完善，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而落入一个贫困的陷阱，不同于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由个人、单位和国家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的风险几乎全部转移到社会上，而农村人口的保障完全依赖于个人。这样的社会保障体制是有缺失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人口的转移，阻碍农业的发展，阻碍城市一体化的实现。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是一项志在必行的大工程，必须从制度改革方面着手，同时结合国家宏观投入等政策实施，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开展改革，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格局。

〔参 考 文 献〕

〔1〕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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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荣南.关于城乡一体化的几个问题〔J〕.城市规划，19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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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恒.我国城乡一体化问题的思考与对策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05）.

〔6〕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转移与“三农”问题〔J〕.农业经济2000，（09）.

〔7〕冯常生.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路径选择〔J〕.中州学刊，2011，（02）.

〔8〕李岳云.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体系与基本思路〔J〕.江苏农村经济，2010，（02）.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建设意义政策

社会保障制度是由城市一直延伸到农村中的，可以良好的体系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实现的成果，并且可以良好的反应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正确认识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的重要性，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系统，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可以健康的发展，提高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确保基本民生、维持社会安定、良好的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

一、对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的基本含义和主要内容的阐述

（一）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的基本含义与内容

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通过连接原有的分立的制度体系，在进行一系列的统一制度的管理，这一过程就是一体化的形成。在一体化体系中，最关键的要素就是将各个分立体系之间的制度保持连接，并且将分立式体系根据相关制度的管理进而形成一体化模式。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中，都会有一体化制度的实施内容，并且在同一个地区也会有多种制度的实施的现象。以往的管理制度体系在地方社区和经济行业部门中受着局限性和狭窄性的影响，发展速度比较慢，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和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逐渐进步，并且发展到全国各个范围中去，我国在不断的发展中推动了各种制度体系的诞生，并且良好的促进我国民族制度的良好发展，将传统狭窄性和局限性的体制完全取提，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各种制度一体化中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一体化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是通过社会工业化发展以来，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一体化发展渐渐发展而来。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是通过建设跨行业和跨地区的制度体系，让其社会成员能够进行统一化制度，确保统一的保障制度的实施，并且要连接分立的多个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良好的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标志性和统一性。

（二）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的表现

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在制度运行上看，表现形式是根据不同层次的制度形成的制度体系。对于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表现可以分为以下几点，其一，制度的协调性，通过各种不同的制度之间的连接形成的制度协调性，而协调性一体化是允许存在不同制度的共同存在，并且对于分立体系自身的基础制度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如果在建立制度性的协调机制在各个体系之间，并且对制度性的摩擦进行阻止的话，首先，根据相关项目是否是同一类项目进行分类，在进行制度合作，建立严密的保障体系，将制度中会出现的空缺和重复的现象良好抵制，良好的确保相应对象在同类制度中能够良好的进行转换和运用。最后，要将类型不同的项目制度能够对工作进行互补和配合，让类型不同的制度之间的观念产生互补的效果，将其主要作用良好的发挥出来。第二层次，统一管理体系。对我国社会保障项目进行统一化管理就是统一管理体系，将其良好的效果发挥出来。第三层次，一致性制度，将传统分立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良好的改良、创新，为我国的不同制度体系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良好的创建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制度一致性原则就是将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并且将其良好的体现出来。第四层次，我国统一性的社会保障水平，保障我国人们根据相同的规定体系，良好的生活和工作，并且要公平对待每一名公民，其提高的社会保障待遇也要保持相同的水平。

二、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的含义

其一，社会效益是通过实施一体化体系，并且良好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整体的过程所实现的结果，也能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运行效率。社会班长体系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制度协调工作也是通过一体化制度体系进行维系的，让不同的项目和制度都能够进行良好的配合工作，建立严格密切的社会安全系统，让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其主要作用，为社会带来良好效益，一体化体系中制度协调也能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运行过程中的宏观效率检修良好提升。其二，我国社会保障待遇对社会成员的基本平等性也是通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的良好成果。在传统的体系运用中都比较杂乱、零散，但是一体化系统却可以将社会保障体系内容，平衡对待我国社会不同类型的人群，良好的维护了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待遇，并且促进社会成员待遇水平的平等化管理，将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公平效益的特点良好发挥，所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的重要途径就是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系统。其三，社会保障制度的计划性、稳定性和平衡性可以通过一体化制度体系良好的进行增强。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运用广泛的、长期的公共计划主要是由于一体化系统，并对各个方面的需求与利益进行统筹兼顾，对各个方面的资源进行统一调动，如果出现局部风险可以通过较大范围的制度体系来应对解决，为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的平衡发展带来有了条件；也对未来发展进行宏观角度的预测，在未来遇到风险时能够通过长期性的计划和充足的资源储备来面对和解决，进而让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中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状态。其四，社会保障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协调中一体化体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各国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就是社会保障一体化。在长期发展中，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适应不了一体化体系。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和区域之间的公平竞争和经济协作是通过社会保障一体化不断发展所推动的。所以，社会保障一体化以良好道德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也能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带来大的作用。

三、强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建设的良好策略

要明确一体化体系的建设内容，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也要明确，并且社会保障发展要坚持一体化的基本方向。要对我国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明确和了解，也要明确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进行过程，一是设计出能够检修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和发展形势。二是将社会保障制度中统筹层次制度良好提升，建设可以增强全国管理制度的体系内容。三是重视各个不同分立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管理，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能力。四是设定制度协调以及管理统一为基本内容，将各类不同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良好提高；我国要创建制度统一化、管理统一化，并且统一的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内容。要设计可以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良好策略，要不断的根据社会的发展、创新与进步，设计符合社会要求的、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内容，将制度的统一性和一体化良好的实现。中央政府也要增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管理和建设，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的部分就是中央政府领域，所以，中央政府要加强指导管理，设计完善的、合理的制度内容，并且将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重要良好发挥。在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时，我国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要时刻保持联系，以良好的态度设计其有关制度，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社会保障一体化体系中需要一些基本社会政策进行保障和配合等，要先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政策原则进行强调和落实，让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平等待遇，要建设普惠型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形式，发挥其制度的一体化内容，实现水平一致的目标，实施简单化管理制度模式，并且良好的覆盖到我国各个不同领域与地区，促进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基础建设，也要研究和实施适应我国国情的制度水平，并且根据我国基本民生问题，良好的促进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将我国公民的公平基础目标良好实现，并且良好的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在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良好的社会保障一体化可以良好的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为我国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式下，良好发展与进步，并且良好保障人民社会保障待遇的公平性。

四、结语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的主要意义是良好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整体的社会效益，能让社会成员在基本社会保障待遇享受平等，可以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计划性、稳定性和平衡性，良好的体现社会保障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协调性，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可以为我国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奠定基础。

作者:陈红梅 单位:江西省上饶县财政局

参考文献：

[1]关信平.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建设的意义及相关政策[J].东岳论丛,2011(05).

[2]范兴明.云南省构建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对策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2014(04).

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篇8

这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追求公平正义的郑重宣示，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关于和谐社会的理念。

支撑并体现这一理念的，是方方面面的考虑和举措：

“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发展残疾人事业……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

这些“含金量”很高、针对性极强的重要表述，既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又体现了政策取向，情真意切，字字千钧，让人感动，令人振奋。感动在于，老百姓遇到的困难、关心的问题，党中央都看到了、想到了，并作了周密考虑；振奋在于，对于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党中央都拿出了解决的思路和办法。各级党委、政府和各个部门应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履行党的宗旨，追求公平正义，把党的以人为本理念和政策思路一一落到实处。

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的前提，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历史和人民将作出判断：只有实现幼者有其学、劳者有其酬、病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才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让发展的阳光普照在每一位劳动者身上，才算是“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业绩”。(林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