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的本质范文
时间：2024-02-07 10:10:21
专利制度的本质篇1
关键词：专利权质押；风险；价值评估
一、我国专利权价值评估的现状分析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现状
2009年9月，武汉市知识产权局与中国人民银行武汉营业管理部组织召开了武汉地区专利权质押与资产评估工作专题研讨会，会上武汉市知识产权局局长董宏伟指出，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专利资产评估，而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而言还比较陌生。评估机构应该做好评估工作提高评估质量，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该从政策指引、搭建平台、营造环境等方面支持资产评估机构的发展。与会的其他专家和领导围绕武汉市专利资产评估整体状况、专利资产评估的方法和收费标准、资产评估的风险控制、资产评估报告的质量、专利权质押贷款中资产评估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最终大家普遍认为专利资产评估难度较高，目前资产评估机构服务水平与武汉市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1]至2010年对武汉的众多科技型企业来说，专利权质押贷款提供了一个解决融资难题的很好路径。但专利权作为一种质押物，其保值性较差、价值评估困难还不容易变现，这决定了很多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敢给予贷款也不愿贷款给企业。[2]从上述资料我们不难看出专利权价值评估难问题制约着我国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的发展。
（二）专利权价值评估困难的原因分析
1、专利权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价值评估困难
（1）专利权的价值量难以评估
进行专利权价值评估时，可能影响其价值的因素主要有三类：首先是法律因素。例如专利的类型、该专利所表现的创造性、专利权范围大小、目前专利权的法律状态、专利权的实施状态、国家整体经济宏观调控等。其次是技术因素。例如该专利技术的成熟度、实施的难度、所属领域发展的情况，以及实施该专利所需的其他能力与条件。最后还有经济因素。例如创造该专利的成本、预期的收益、市场因素，还有风险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专利权人所拥有的其他同类型专利的整体数量、取得专利权的成长率、专利对业界的影响、被引用的次数、专利技术的寿命等，也应予以考虑。
（2）专利权价值具有不断衰减性
在影响专利权价值的具体因素中，绝大部分都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受法律、 技术、经济因素中诸多变量的影响，尤其是专利技术产品市场的变化、技术的进步及相关技术的成熟、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专利权有效期的变化，专利权的价值量本身就是不确定的。而从一个较长的阶段来看，专利权价值量的不确定性的总体趋势表现为其价值量不断递减。
就担保而言，一旦其所担保的主合同债权未获清偿，则债权人可就担保标的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因而，如果担保标的物要对主合同债权的清偿起到担保作用，那么其价值就必须相对确定，不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较大的变化。但专利权的价值却恰恰不具备这一点，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衰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事人接受专利权作为质押担保。
（3）专利权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
专利权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种基于垄断而形成的现实或者潜在的盈利能力，这种盈利能力必须通过中间环节才能转化成具体的价值，即主要通过转让、实施、 许可实施而获得收益。专利权之所以能作为质权标的就在于其转让、实施、许可实施而获得收益的经济价值。然而，专利权能否实施或者许可实施，取决于专利技术本身的先进性、成熟性、市场前景，专利权人或者许可实施权人的转化能力等诸多因素，具有不确定性。专利权能否转让，除了专利权本身的价值外，还取决于专利技术交易市场的完善程度等外部因素。目前我国专利技术交易市场还刚刚起步，很不成熟，也很不规范，这也直接制约了专利技术的交易。
2、缺乏权威的中介评估机构。
我国目前还比较缺乏评估无形资产所需的完备技术标准和系统的信息储备，无形资产评估事业一也正处在起步摸索阶段，当前很多地、市还没有符合资质的专利权评估机构。从市场上仅有的几家无形资产评估机构了解到，专利权的评估，本身要比房产等不动产评估复杂得多，很多价格指数没有一个完整的对比系统，而且受市场开发的潜在风险影响，专利权的价值更难以精确计算。因此，很多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此望而却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该项业务的发展速度。
3、评估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资产评估工作涉及到法学，经济学，会计学等多门学科，要求评估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及实操经验，而对于无形资产的评估，则要求的更加严格。当前，我国评估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且不少评估执业人员是从行政机关分流的离退休人员，经严格的业务培训和资格审查，结果导致评估中操作不规范，鉴定不科学，数据不准确，评估质量不高。
二、对于完善专利权价值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专利权评估制度，降低专利权质押风险
基于专利权具有的价值难于评估性、价值实现的不确定性和价值的不稳定性三大特征，因此要完善专利权评估制度，首先应当降低避免专利权质押本身的风险。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来降低专利权质押风险：
1、建立化解专利权质押贷款风险的风险补偿金制度[3]
专利制度的本质篇2
一、我国专利无效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来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专利无效诉讼。专利无效诉讼，简单地说就是指不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做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最近几年，我国专利无效诉讼案件大幅上升，而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却有点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了专利权无效诉讼中的诸多问题。
（一）循环诉讼
循环诉讼就是与专利有关的权益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无效或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经过两审，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无效决定，委员会可以不同的理由，再次做出和原来相同的决定，专利权人或无效宣告请求人仍可以上诉到法院，这样周尔复始，持续很多年才能终结。
随着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的增多，无效诉讼也在逐年增量，有很多案件都陷入了循环诉讼，降低了司法效率，专利行政机关在增加专利审查工作量的同时，还要准备相关的繁琐的无效诉讼，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却没有相应的效益，制约了我国专利事业的良性发展。
（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被告地位
我国的专利无效案件采取行政诉讼的模式，但是真正影响当事人权益的是专利权效力问题民事纠纷，在行政诉讼中不会审理，从这种角度来看，对诉讼者来讲是不公平的。同时带来了专利复审委员会不堪重负及诉讼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由于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国家机关中的被告，需要频繁应诉，准备诉讼材料，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影响了复审委处理专利复审和无效审查案件的能力，也会降低复审委的审查质量。另外，由于专利复审委与无效诉讼的审理结构没有利益关系，存在诉讼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其应诉的积极性不高，面对庭审的态度不主动，导致案件不能够得到充分、合理的判决，从长远看，不利于专利权的保护。
（三）虚拟诉讼
在专利诉讼领域，虚拟诉讼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恶意的专利行政诉讼，另外是恶意的专利侵权诉讼，此处所提到的虚拟诉讼是前者。在进行专利侵权的过程中，侵权人可以通过向复审委提出专利无效请求，复审委根据自身审查结构对专利无效做出决定时，侵权人又以复审委作为被告发起行政诉讼。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利用法律的漏洞，随意诉诸诉讼程序，给复审委和专利权人都带来沉重的负担，不利于专利的实施和专利权人的权利行使。
二、国外专利无效制度
专利无效是整个国家专利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日本、德国等均对专利无效进行相应的规定，根据对相关专利无效案件管理及程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专门管辖法院审理专利无效案件、专利局内设审理机构受理专利无效案件、依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专利无效案件，相对应的代表国家分别为德国、日本、美国。这些类型分别根据各自国内的制定及实践，在具体操作的程序上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分析，专利行政机关均不充当诉讼当事人，且都选择民事诉讼程序，这与我国复审委充当诉讼当事人，选择行政诉讼程序，是有很大不同的。
三、针对我国专利无效制度的建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专利无效制度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循环诉讼和复审委的被告地位，在学术界提出了多种改革意见，比如改变复审委的身份、专利无效审判程序，设立专门的专利裁决机关，引入民事诉讼程序等多种方案。以上方案具体实施方式不同，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考虑了专利权的私权属性，借鉴国外无效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国内现有的专利无效制度，把民事诉讼引入到专利无效制度中，改变当前专利无效制度存在的问题。
但是，以上改革意见未能很好的结合我国的专利实际，与国内的专利制度相矛盾，未能得到相应的广泛支持，在此，笔者认为当前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的无效诉讼模式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的专利无效制度。由于私权是专利权的本质属性，但又带有一定的公权性，需要在促进社会及时的进步和保护权利人利益的矛盾中寻求最佳契合点，对专利进行充分、有效的保护。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专利无效制度，首先就是确定专利无效诉讼的民事性质，另外就是允许法院对专利权的效力做出直接判决。日本采用准司法行政诉讼模式，与我国的法律体制相近，我国可以采用当事人诉讼，降低改革成本。当事人诉讼就是以专利权人和无效请求人为无效诉讼的当事人，将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作为一个升级，具有准司法程序的性质。具体就是改变复审委的地位，赋予一定的裁决权，也就是复审委以准司法机关的身份对无效请求进行初审，如果不服从初审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按照民事诉讼规定的相关程序进行审理。
此种方法充分考虑了专利权的私权属性、特殊性及复审委的地位，是复审委在具有专利无效审查权的基础上，赋予特殊的司法审查权，充分发挥复审委自身的优势，同时了复审委摆脱了的被告地位，有利于我国专利事业的发展。在审判过程中，可以要求复审委最为证人或第三人参加诉讼，最终由人民法院负载专利诉讼的裁定。
四、结语
专利制度的本质篇3
【关键词】审查者；专利质量；经济发展
何为高质量专利？角度不同看法不同，国内学者朱雪忠、万晓丽将专利质量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审查者的专利质量；二是，基于使用者的专利质量。审查者评价专利质量，主要是评价专利申请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通过把握专利审查的宽严尺度确保授权专利的整体质量；使用者评价专利质量，无论国家、企业或个人，都是从专利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出发，考虑专利的法律稳定性、技术重要性或者经济利益[1]。虽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两者又密不可分，相互关联，专利权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是保证其后续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的基础，稳定性体现在授予专利权在手续程序中是否能够继续得到维持；合理性即获得授权范围大小的合理性，也就是专利权人在技术上对社会贡献与其获得的保护范围是否匹配，体现在授权文本上，就要求审查者能够通过全面的检索现有技术使其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实质条件确保是否给予权利，全面核查授权文本确保授权范围清晰、合理，以保持权利的稳定。
审查者要做的就是判断一份专利申请是否满足授嗵跫，如果原始申请文件不符合，需要哪些修改才能符合，在确保无实质性缺陷的条件下，保证申请人能够获得合理的保护范围、稳定的专利权。种种原因，申请文件由于技术创新水平极低或是撰写失误、漏洞百出，又或者是为获得大的保护范围囊括了大量的现有技术和公知常识，但如果审查员能够及时发现，并未对其授予专利权，会致使申请人权利丧失，但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也不会造成“问题专利”的产生，所谓“问题专利（questionable patent或problem patent）”是指那些可能被无效或者其专利权利要求范围可能过大的专利[2]，尽管专利实质审查只是审查的第一步，后续还有许多救济程序，但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如问题专利的竞争对手考虑挑战问题专利有效性的诉讼费用极高、耗时极长，大大限制了本领域后续的创新。为了提高专利审查质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个人和机构共同严把质量关
上述对于“问题专利”的定义来源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实际上“专利权利要求范围过大”也是一种无效的理由，也可能被无效，笔者理解“问题专利”就是不应该被授权的专利，目前我国采取“单一审查制”，就是一件申请只会分配给一个审查员，这就要求审查员提高对每一件专利申请的审查质量，严把质量关。
一件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可以被授予专利权应考察其具备哪些“实质缺陷”和“形式缺陷”；前者主要是考察发明内容是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说明书是否公开充分，后者主要考虑授权范围是否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保护范围是否清晰明确，这也是审查过程中的常用法条。
“实用性”主要是考察技术方案本身，“新颖性、创造性”，则需要审查员在充分检索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因此，充分有效的检索是确保正确判断的基础；但由于个人知识结构和审查经验有限，并不是每件案子都能够做到“不漏检”，可能是最优证据甚至是能破坏新颖性的文件；
“公开不充分”法条最能够体现“公开换取保护”的专利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审查者和使用者对于“高质量专利”的界定从一定程度来看是相互矛盾的，审查者要求说明书清楚、完整的公开发明的内容，必须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的记载无需创造性劳动就能够实施或再现，使用者出于种种目的如刻意的隐瞒或有意模糊核心内容打“球”希望通过最小程度的公开换取最大范围的保护，但在某些领域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如化学领域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期性，在审查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辉瑞制药的“万艾可”案件，由于涉及重大经济利益，此案被称为“中美知识产权领域的经典案例”，其中的争议焦点问题涉及的法条就是“公开不充分”，该法条是重点也是难点；
权利要求书“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是对授权文本范围的约束，前述“问题专利”的定义明确提到包括“权利要求范围可能过大的专利”，在“问题专利”相关领域，为了避开该专利，后续发明人通常采用“绕路”的方式，如化学领域的“马库什”通式化合物，通常允许在实施例化合物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概括，但申请人撰写的权利要求中往往覆盖了极大的保护范围，如专利号为2011101043570的专利申请，原始文件权利要求1记载的通式结构为■，每个变量下又限定了多种取代基团，说明书记载的用途是该类化合物可以用于治疗癌症，但制备例和效果例的化合物又非常有限，如果审查员直接进行授权，显然范围过大，后续发明人如果不想通过无效或诉讼的方式，就需要避开该通式范围，严重阻碍后续创新；权利要求书保护范围不清楚是指存在“大约”、“基本上”等含义模糊的词语或是引用关系不明确等等造成的保护范围的不清晰，对于这两个法条的审查，笔者认为根据领域特点，不支持、不清楚的情况往往有共性，如前述马库什化合物通常保护范围较宽，审查员对易导致保护范围不清楚的词语也往往比较敏感，如果不是因为不严谨、不认真等态度问题，通常都能够指出授权文本的上述缺陷，但是，目前审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不是“漏评”，而是“过度质疑”，或是评述理由无实质内容，空话套话堆砌，使申请人无从修改或是根本得不到应该得到的保护范围。
因此，“单一制审查”中，由于审查员个人知识结构、审查经验的差异，审查进度、任务量等标准的严格要求下，某些申请就可能存在上述若干缺陷，造成“问题专利”的产生，对社会和公众也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影响，对此，专利局从上到下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在检索方面，强调专利审查宗旨要“以三性评判为主线”，在室级层面成立检索互助小组、各部门各单位进行“检索横向交流”等，这就要求审查员个人如果通过全面检索并未得到合适对比文件的情况下，主动提交该案件，进行必要的检索互助，避免造成“漏检”；对于案情较复杂或已经前置、复审撤驳的申请，还需提交层层会审，此外，还专门成立“质量保障组”和“业务指导组”形成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上述方式方法都是将疑难或是争议案件从“单一审查”过度到“合议审查”，力求做到严格把关避免“问题专利”的产生。
2 后续司法程序的反馈
对于一件发明专利，实质审查后还有多种救济途径，如被驳回，可以通过复审、诉讼的方式再次争取权利，我国目前的复审是采用三人或五人“合议审查”的方式，通常都是由审查经验十分丰富的审查员组成，因此审查过程和得出的结论相对更加客观专业，因此，应当加强实审部门和复审部门的交流；如案件走向诉讼，还要通过法院的判定，法院对于法律原则和法条清楚的理解也会体现在判决中，作为在后程序，法院的判决对专利审查质量也具有检验和指导作用，通过研究这些案例，可以发现基本的司法原则及其对专利法、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理解和运用、法院与实质审查员之间存在的差异，并提出一些在质审查过程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和对法条理解有差异的问题，进而提出恰当的审查策略与方法，促进专利审查质量的提高。
3 设立审查责任机制
目前的实质审查制度中问责机制并不十分完善。结案分为三种类型，授权、驳回或视为撤回，对于驳回案件，如果申请人不服从实审部门的决定可以提出复审请求，对于该类案件会回到原审查部门进行再次审查，如果是由于审查员自身的审查失误或审查错误造成的驳回决定错误，相应的会影响审查员的个人评价；但对于授权案件，目前只有授权文本形式问题的更正回案，此类案件的缺陷多为并不影响实质保护范围的形式缺陷，还有某些错误原因是由于说明书的瑕疵导致，还有一些无需修改，该项制度只是在形式上完善授权文本，但却并无授权技术方案的实质反馈，如成果利用、是否被无效等，也就是说如果驳回一件申请可能会有后续的问责，但如果授权，基本不会有相应的问责措施，而该专利是否就是“问题专利”，审查员也不得而知，因此应当建立专利合理性和稳定性指标，评价标准侧重于外部反馈，如侵权诉讼案件的终审判决、无效案件的审查过程和终审判决，是否有外部投诉和公众意见，将外部质量反馈迅速、畅通的返回实审部门，有助于实审部门进行总结，是审查员本身的问题还是审查标准的问题，是否需要调整审查策略以进一步指导类似案件的后续审查。
4 小结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把知识产权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纲要”纳入“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指标，但在数量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上，加快“强国”的建设，更加需要“质”的保障和提高，我局也提出“提升审查能力 助推强国建设”的目标，各审查协作中心、各审查部门均提出了提升审查能力的各项措施，相信在各级机构、各部门、以及审查员个人的努力下，一定会提高审查质量，进一步提升专利质量，为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朱雪忠，万晓丽.竞争力视角下的专利质量界定[J].知识产权，2009（4）：7-14.
[2]黎运智，孟奇勋.问题专利的产生及其控制[J].科学学研究，2009，5，27（5）：660-665.
专利制度的本质篇4
关键词：教师专业标准；制定主体；制定依据；制定原则
构建完备、科学的教师专业标准来评估不同阶段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引导教师专业发展方向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教师专业标准由谁制定?其制定依据是什么?制定应遵循哪些原则?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教师专业标准体现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其制定的主体应涵盖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群体；第二，教师专业标准的核心功能是引导教师的专业发展，这便要求其制定应以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为主要依据；第三，教师专业标准是评价教师质量的依据和准则，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领路人”，在制定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保证既能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又能本质反映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促进教师的真实成长。
一
、教师专业标准制定的主体教师专业标准是与之相关的各利益主体权力博弈的结果，为保证其本身的科学性和实施的可行性，标准制定的主体应涵盖各利益相关群体。以美国为例，目前其全国性的教师标准制定机构有四个：全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
持联合会(NTASC)、美国国家教师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BPTS)以及美国优质教师证书委员会(ABCTE)t”，其机构的主体构成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教师专业标准制定的主体主要有教师群体和教育行政部门，呈现出以教育领域内部教师群体为主，教育行政部门较少参与的特点。
当然与教师专业标准相关的利益群体还包括学生(家长)群体以及一些企业等，他们是标准制定的重要补充主体，可以从教育系统以外的其他领域的视角为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教师专业标准制定的主体缘何应涵盖与之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公共诉求和自利性诉求。以教育行政部门和教师群体为例。
(一)教育行政部门的利益诉求
教育行政部门属于政府的内生机构，在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上代表的是国家对于教师质量的要求和管理。其公共诉求表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由于是因公民权力让渡而产生的政府的内生机构，所以在教师专业标准制定中，其是基于国家的教育目标，代表一国的公民对教师质量水平进行鉴定，希望借此提高教师质量，促进整个教育事业能够蓬勃发展；其自利性诉求表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的成员是有一定任期的，容易利用职权之便谋取个人(或小部分团体)利益，包括物质层面(如金钱等)和精神层面(如名誉、政绩、晋升等)两部分。
(二)教师群体的利益诉求
教师应该说是教师专业标准制定中最相关的群体，其公共诉求在于：教师专业标准既是鉴别教师水平的工具，又能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引导．所以教师既是标准的评价对象，又是其受益者。在标准的制定方面，其要求标准本身是合理的，能够真实反映和评鉴教师的真实生活，促进教师的真正成长，而非受利益驱使的、表面的、功利的假性成长【3]；其自利性诉求在于：由于自我保护倾向，教师往往希望标准能够尽量考虑教师生活的不易，把标准放低，以减少自身被评的压力。
基于以上分析，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有不同的诉求，如果仅仅由单一的群体负责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就容易形成权力寡头，最后呈现出来的标准体现的是权力拥有者单方面的愿望，不仅难以保证标准本身的科学性，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容易遭到教师的心理抵触。因此，教师专业标准制定的主体应涵盖主要的利益相关群体，并有效配置各相关主体的权力。形成权力制衡之势。具体来说，应考虑标准制定的机构有哪些，机构属于何种性质，机构内人员的结构(身份、学科领域等)，以及各人员的最终决策权的限度^0二、教师专业标准制定的依据教师专业标准不仅是教师质量水平的测定仪，同时也是指引教师专业发展的“灯塔”，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所以在构建教师专业标准的体系之前，有必要理清其制定的依据，以保证标准本身的真实性。通过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制定教师专业标准体系时。大都基于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两个方面。
(一)教师的专业素质
“专业素质是专门职业对从业人员的整体要求．是教师拥有和带往教学情境的知识、能力和信念的集合，是在教师具有优良的先存特性的基础上经过正确而严格的教师教育所获得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师专业标准的评价对象即是教师的各项专业素质。
1．教师专业素质结构
关于教师的专业素质结构有很多学者都有所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陛的研究者及其观点如表2所示。
表2 教师的专业素质结构
研究者 教师专业素质结构叶澜 1．专业理念；2．知识结构；3．能力结构艾伦 1．学科知识；2．行为技能；3．人格技能林瑞钦 1．所教学科知识；2．教育专业知能；3．教育专业精神1．教师通用知能；2．学饶见维 科知能；3．教育专业知能；4．教育专业精神饶志章 1．认知系统：2．情意系统；3．操作系统唐松林 1．认知结构；2．专业精神；3．教育能力一 一通过表2可以看出，上述各研究者对教师素质结构的划分虽然在表述形式上有所区别，但概括地说均是从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以及专业态度三个方面来分析教师素质结构的。
2．教师专业素质的内容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态度是构成教师专业素质的主要部分，三者整体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学者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分为普通文化知识、所教学科知识以及教育学科知识三类：认为专业能力包括教师的教学技巧和教学能力；而专业态度则涵盖了专业理想、专业情操、专业性向以及专业自我四个方面同。
(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遵循从“新手教师”逐渐成长为“专家教师”的一般规律。这一过程包括了不同的专业发展阶段，主要有“新手阶段、胜任阶段、熟练阶段以及专家阶段” ，不同阶段教师的关注内容有所不同①，其在知识、能力、观念等方面达到的境界也有所不同。从“新手教师”到“专家教师”经历了从单纯技术、方法的模仿到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整合最终建构自身实践性理论的过程；其关注焦点遵循的是“关注自己外在需要满足— — 关注自身教学表现、教学环境和学生—— 关注自身内在需要”的路线。
也就是说，不同专业发展阶段教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通过图l可以发现，教师专业发展遵循从初级到高级，从外在技术修炼到内在理论建构的规律，符合人的认知方式。
以上主要是教师专业标准制定的内部依据，其他诸如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的文化观念等，均是标准制定中的重要外部依据。
三、教师专业标准制定的原则
教师专业标准不仅是评价教师质量的依据和准则，同时还是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的客观体现。在制定标准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既能促进国际间的对话，同时又能有效地增进教师的真实成长。
(一)国际性与本土性相结合
所谓国际性，是指教师专业标准要能反映出世界各国对教师质量的普遍要求，与国际教师评价的内容接轨。所谓本土性是指在制定教师专业标准的时候，要基于本国的国情，包括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伦理道德、经济水平、政治体制以及地理环境等，有针对性地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培育出适合本国土壤的教师专业标准。比如说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教师专业化运动较早，其在教师专业标准体系的构建方面也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已趋于完善，有很多先进的做法值得学习，但在移植借鉴的过程中，要深入地比较本国与别国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我国为例，谈到教师多数会联想到“为人师表”，这反映出我国对教师道德的高要求，而美国则较为注重教师的专业自主性f81．这种差异性便决定了我国教师专业标准在某个方面的独特性。
(二)整体性与阶段性相结合
整体性从不同的角度讲有不同的理解：从教师个体的角度，指教师专业标准应是对教师人格、知识、能力、贡献等方面的全面评价嘲；从教师成长的规律的角度，指教师专业标准应覆盖教师专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即整体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9币评价内容的整体性；二是教师专业标准体系的完备性。所谓阶段性是指在教师专业发展的各个阶段：职前、入职和在职阶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教师专业标准。整体性与阶段性结合要求在制定教师专业标准的时候不仅要有整体视域．还应关注各阶段专业标准的鉴别性和有效衔接性，从而保证教师专业标准的内部协调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各个阶段的专业标准机械地拼接在一起。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所谓普遍性是指教师专业标准应对所有教师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不论其所从事的学科、所处的层次水平以及所在的区域如何．都应符合相关的专业标准。特殊性一方面是指教师专业标准应与其他(如医生、律师等)专业标准相区别．能体现教师工作的独特性；另一： 面是指针对不同学科、区域、学校层次等教师专业标准的内容应该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如特殊教育教师与普通学校教师的专业标准、教育发达地区教师与教育落后地方教师专业标准、文科教师与理科教师专业标准、小学阶段教师与中学阶段教师专业标准，其在具体内容的范围、程度等方面都应具有特殊性。
(四)基础性与引导性相结合
教师专业标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底线标砌， 它衡量的是教师专业发展各阶段以及整个过程中教师应该达到的最低水平，即基础性。所谓引导性教师发展}一方面指教师专业标准应为教师发展创造一个“最近发展区”[1l】，另一方面是说专业标准本身在内容上应凸显当前对教师教学能力有提升作用的理念和方法，如反思、对话、学者意识【 2]等。基础性与引领性结合旨在保证教师最低达标的前提下为教师专业发展搭建一个不断向上的阶梯，使其清楚未来发展的方向，明确要进军更高层次所需达到的要求，同时也帮助其分析自己已具备了什么．还需要学习什么。
(五)外控性与内促性相结合
所谓外控性是指制定教师专业标准要站在评价对象(即教师群体)的外部，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其提出要求．保证评价合格的教师能为国家教育发展服务。
内促性是指站在受评当事人(教师)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并以此指导标准的制定，保证标准能够有效地在被评价者中实行。外控性与内促性相结合，一方面能实现国家对教师质量的整体把关．同时重视教师存在的本体性价值，尊重教师自主发展的权利，关注教师的实际生活经历，从而促进教师真正的专业成长。
教师专业标准的制定是保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基础，标准制定权力如何配置、制定的依据是什么以及遵循怎样的原则制定，不仅关乎标准本身的信度和效度，同时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价值观的间接反映。
注释：
①如福勒(Fuller)以教师关注事物在其成长中的更替为研究对象，认为不同阶段教师的关注不同：执教前关注自己．初次接触教学关注自身生存，之后会逐渐关注自己的教学表现和学生的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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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本质篇5
一、医院寻求义与利之间平衡的困惑
与其他社会救助政策不同，医疗救助必须要通过医疗机构才能实施，医院成为实施救助制度的首要环节。本来主要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医院经常不得不独自承担“冤大头”的角色。医院因此成为医疗救助制度实施过程中矛盾和问题的焦点和多发环节，医院不仅要处理好与被救助者的关系，也要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还要回应社会媒体的关注和批评，它们必须在履行人道主义责任与维护自身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在人们通常的道德认知上，悬壶济世的医院应当是“重义轻利”的。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医院在人们心目中首先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地方，医生应该具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方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医院必须考虑自身的利益和效益。长期以来，政府对于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一直有所偏颇，地区间的差距也不断拉大，而“医疗机构的设备、医术及服务水平，价格高低等因素，直接影响医疗救助的规模、时间和效果”。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极大地制约和影响了医院的医疗救助行为。同时，长期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处置不当，导致医院的商业化倾向日益严重，公立医院缺失了应有的公益性质，过分强调经济效益，甚至唯利是图的情况也不少见，医疗救助的责任往往被忽视。有的学者指出，“当前公立医院‘市场化过度’与‘市场化不足’的问题是并存的，其根源在于当前我国医疗制度设计存在着较大的漏洞以及在医院管理中所面临的一些道德困境。”本来，医疗救助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辅以社会参与，主要交由医院实施的社会救助活动，它不是也不应当是医院的单方面责任。医疗救助属于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救助事业交叉重叠的环节，其中的资金由专项拨款，使用弹性较大，涉及的时间紧迫、情况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相关群体的压力和情绪都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医患矛盾的产生往往会上升为群体无理性的爆发，医院作为医疗救助的主战场此刻便成为了道德谴责的主要对象。医院是医疗救助环节中一个资源和矛盾都十分聚集的部分。通过联合民政、财政、卫生等多个部门，对医院加强监督和管理，固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道德风险和不人道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医院的公益性。但医疗救助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行为，道德的力量渗透并深刻地影响着它。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对道德力量的恐惧有时候甚于对法的力量的恐惧。但是，舆论媒体往往只看见病人的困难、医院的无情，却不会有意忽视医保资金拖欠医院报销款已成潜规则这一重要事实，不考虑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为此，医院经常在平衡义和利之间关系上充满了困惑。
二、药企面临专利权与生命权的冲突
保护生命健康、捍卫生存权利是道德上的应当，而保护企业的专利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应当。从道义上来讲，生命权不可撼动，专利权应当为生命权让路；而从功利上考量，破坏专利权则终将有损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利益。药品专利是医药公司的生命线，专利的核心并不是让企业独占，而是促使企业创新。如果没有药品专利，很多科研成果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缺乏向市场转化的动力。专利制度的保障可以鼓励发明创造，促进新药研发。若没有专利保护，那么耗费了巨大资金、资源而研制出来的新药被他人任意仿制，发明人连成本都无法收回，其积极性将会严重受挫，也导致今后研发的不可持续性。同时，由于专利技术要求公开信息，因此专利制度也促进新药技术信息交流，有效配置技术创新资源，减少了重复研究的资源浪费。并且，仿制药物的水平不一，疗效欠佳也是不争的事实。专利权的保护实质是对社会不同利益的协调和平衡。“适度的利益差异会促进社会进步，有利于竞争的开展和效率的提高；而利益的过度分化和利益主体间的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则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有悖社会公平，最终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从长期来看，保护专利权有利于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从短期来看，剥夺和侵占企业的专利权也起码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过分强调保障企业的权利而忽视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权利，就容易偏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不仅丧失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有失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为协调专利权与生命权的冲突，“至少在某些局部地区和某个时期，政府等强制因素的介入是可以接受的”。TRIPS协议（允许健康规则限制专利药物的生产和销售）等协议不失为一种尝试性的努力。TRIPS中的“强制许可”是一项灵活性条款，即“政府可以不经专利权人同意行使强制许可，允许其他公司生产某种专利药品或使用某种专利方法，但是进一步规定只能在某些情况且保护专利权人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本款规定”。强制许可是一种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综合平衡的考量，是一种专利权与生命权权衡的一种妥协。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专利权与生命权的冲突将一直存在，并且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医疗救助事业的发展。要缓和医疗救助环节中两种正当权利的冲突，政府除了要加大资金投入，提升保障水平外，同时也要努力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但要彻底解决公共健康带来的药品可及性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出路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使自己的药品的生产与研发水平不断提高，从而通过生产自主的专利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更好地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本国的利益。”
三、政府兼顾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
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医疗救助制度是自身蕴含正义价值的，是合乎全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的，也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补偿政策。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表达了他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伦理关切。他提出了两个分配正义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罗尔斯认为，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要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首先，在罗尔斯这里，社会公平追求的首先是实质的平等。对于深陷贫病困境之中的人群而言，医疗资源需要被公平地分配。由于目前多数的医疗资源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同时整体医疗资源的分配是极其不均的，城乡差距颇大，地域差异明显，而弱势群体又是社会收入最低、保障最少、生活状况最低下，又是极易陷入贫病循环的群体。医疗救助政策面向的群体就是这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群，从政策层面将医疗资源适度向弱势群体倾斜，满足其对于医疗公平的需求。从分配角度看，医疗救助制度是经济社会资源再分配制度。其次，现代正义不仅是实质正义，它也需要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不仅不能实现实质正义，而且往往还会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因此，只有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才构成完整的社会正义。“程序正义是形式的正义、规则性的正义和法治的正义”。程序正义就要求医疗救助制度的运作必须要在程序上合理合法，要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群体都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必要的流程才能获得救助。程序正义作为一种形式正义，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由于特殊的处境和具体的个人所造成的主观上的偏差，也大大降低了执法者的贪腐问题。依照法律的规定平等地应用于每一个符合条件的个人，通过程序来保证结果的正义性，保障制度本身的公平正义。同时，程序的正义作为一种规则性的正义则要求法律制度是公开透明的，是必须要服从和遵循的规则。此外，程序的正义更是一种法治的正义，充分体现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理念，符合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符合程序正义确实大有裨益，可以确保制度本身的公平正义，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许多道德风险，减少了“搭便车”的现象。最后，鉴于医疗救助的特殊性，固守程序正义往往会削弱医疗救助的可行性，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知识水平有限，程序正义往往成为弱势群体实现实质正义的障碍，使得医疗救助的实施偏离自身最初追求的正义价值。医疗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必须在法治的大框架下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法治必然涉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但医疗救助制度显然与一般的社会制度有些不同，医疗救助提供的是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它强调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弱势群体有权利享受这福利而无需承担特别的义务。更重要的是，医疗救助不同于其它的社会救助项目，被救助对象是因自然灾害或其他疾病导致生命和健康遭受严重威胁而无力进行治疗，时间紧迫，人命攸关，实际情况更是复杂多变，可控难度大，被救助者病情的轻重缓急程度不同，贫困状况不一，需求状况各异，医疗救助的实施必须有制度的弹性，医院必须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也就是说，医疗机构应不应该进行救助，如何进行救助，应该救助到何种程度，救助多长时间，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判断和不断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医疗救助救急救难的作用。因此，一项社会制度要遵循程序正义无可厚非，但一项社会救助制度不能停留在实现程序正义的阶段。总之，就公民而言，医疗救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障弱势群体享受公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本身追求的是实质的平等，程序正义只是是实现实质正义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特定情况下程序正义必须让位于实质正义。但是，对于政府的社会治理而言，实质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正义才能实现，没有程序正义，就谈不上公平正义可言，程序正义本身就是目的。这样，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救助政策的过程中，不免陷入追求程序正义与满足实质正义之间的两难境地。
专利制度的本质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专利资助政策;政策评估
专利资助是政府运用公共财政资源鼓励自主创新和促进专利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省市相继出台了专利资助政策,这些政策对鼓励发明创造和专利申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还存在政策导向不明确、专利申请质量不高、政策监督不力等问题。为此,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8年1月专门颁发了《关于专利申请资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知发管字[2008]11号文件),要求各地按照指导意见精神,适时制定或修订当地的专利申请资助政策.
开展科学的政策评估是专利资助政策制定、继续或调整的前提和依据,但是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还很少见①。只有姜胜建简要分析了我国专利资助机制的不足及改进的建议[1];管煜武从专利价值的角度分析了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实施的效应[2],这些文献并没有设计系统的政策评估指标体系,也没有涉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重要环节的评估;其他文献主要是介绍各地出台的专利资助政策的内容,或者对专利价值的评估(例如:万小丽、朱雪忠对专利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3]),并不涉及政策评估的问题.
即使是知识产权政策评估这一更宽泛的领域,国内的研究也还刚刚起步,现有文献大多是对知识产权政策的介绍和述评[4][5],或者对知识产权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例如:黎运智、孟奇勋介绍了韩国知识产权政策运行的绩效[6],齐欣、张继东评价了政府支持企业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政策的效果[7]等,这些研究只针对知识产权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评估面过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规范的政策评估。从实践操作来看,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是统计每年用于专利资助的金额、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的变化,缺乏对资助政策制定、实施及其效果等政策全过程的系统思考。可见,必须从知识产权政策与公共政策评估交叉的理论视角,尽快构建专利资助政策评估的理论体系并积极开展评估实践活动,这对规范各地政府资助申请知识产权工作、充分发挥专利资助政策的作用、提高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设计了专利资助政策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权重,并且以上海这一全国较出台专利资助政策的城市为例,分析十年来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的变迁,通过现场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对上海市实施专利资助政策十年来的绩效展开全面评估,分析该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建议.
1 专利资助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及权重的设计
1.1 专利资助政策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与方法
主要遵循以下原则进行指标的设计:(1)系统性原则。专利资助政策目标及效果的多重性决定了评估指标应当是多层次的体系,能够衡量该政策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等综合绩效,将描述政策结果的常规静态指标和反映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动态过程指标相结合。(2)实用性原则。应充分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度量性,协调各种数据源,做到“来源可靠、度量一致”,避免评估主体实施评估时的主观随意性。此外合理控制指标体系的规模,兼顾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3)兼容性原则。指标体系要具有适当的可扩展性,能够根据不同层级或地域的政府部门、不同的评估要求和评估阶段灵活地增加或删减指标.
为确保质量,设计专门的流程来建立指标体系(见图1)。首先界定专利资助政策评估的目标:对专利资助政策的制定、实施、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评估,为专利资助政策的去向(继续、调整、终结)、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依据。随后,在大量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依据知识产权理论(尤其是专利制度)、政策过程及政策评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多种理论,深入分析专利资助政策过程、政策绩效的形成机理和绩效特征,并据此建立指标体系。设计时主要借鉴三类逻辑框架:(1)“4e”评估框架[8],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2)“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论逻辑框架;(3)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结果及其影响的政策过程框架[9]。这三类框架渗透于各个评估指标中.
图1 专利资助政策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流程与方法
依据指标设计原则和逻辑框架,构建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及初步的二级指标体系,通过专家调查进行修正,再逐层细化到三级和四级指标。随后,将初步建立的指标体系制成专家咨询表和访谈提纲,采用邮寄信件、电子邮件、现场访谈等方式,邀请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的相关专家进行筛选①,删除隶属度低于0.4的指标,并综合专家意见进行指标调整,最终确定评估指标体系。此外,为每个四级指标建立指标操作系统,阐明指标的含义、权重、评估主体、评估方法及评分标准等,以便于实际操作.
1.2 专利资助政策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依据上述设计流程,最终建立“五层叠加、逐层收敛”的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其结构如下:第一层为总目标层,描述专利资助政策的综合绩效水平.
第二层为一级指标层,反映专利资助政策绩效的外显特征,包括专利资助政策的制定(a1)、专利资助政策的实施(a2)、专利资助政策实施的效果(a3)三个指标。第三层至第五层分别为二至四级指标层,将一级指标逐层细化为可测的指标,以反映政策制定、实施及效果的状况。整个指标体系共设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13个,四级指标39个。从指标类型看,成本指标与业绩指标相结合、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相结合.
专利资助政策制定(a1)指标评估专利资助政策程序(b1)和政策方案(b2)两个方面。政策程序主要考察制定该政策的依据(c1,理论依据、政策问题严重程度、制定该政策的必要性等)、政策方案的拟制及论证情况(c2,调研及论证的充分性、参与制定人员的代表性、政策合法性等);政策方案主要考察政策目标的合理性(c3,目标的明确性、具体性、可行性、一致性等)、政策方案的具体内容(c4,方案的完备性、易理解性、公平性、政策手段的有效性等).
专利资助政策实施(a2)指标评估专利资助政策的实施机制(b3)、政策实施成本及效率(b4)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考察专利资助政策的传达(c5)和政策落实的情况(c6,政策配套程度、信息系统建设、政策手段、政策主客体的素质、政策稳定性等);后者主要考察政策监督与反馈(c7,政策监督机构、政策主体反应能力和纠错能力等)、政策资源投入(c8)(尤其是人力、财力投入)、资源利用效率(c9)等情况.
专利资助政策效果(a3)指标主要评估专利资助政策的直接效果(b5)和政策附带效果及效应(b6).
前者主要考察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c10,如专利申请及授权量的变化等)、政策问题的解决程度(c11);后者主要考察专利资助政策的综合影响(c12,政策对地方综合竞争力、市场竞争机制、公众知识产权意识等多方面的影响)、政策各方的满意度(c13,政策客体、政策实施主体、公众等对政策的满意度).
1.3 专利资助政策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
主要采用以下方法:(1)通过层次分析法[10]确定前两级指标的权重。将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o(专利资助政策绩效)和若干准则层(如按指标层次分为a、b层)。采用1~9标度标准,综合考虑来自高校、知识产权局等8名专家的意见,构造o-a判断矩阵和a—b判断矩阵,进行层次单排序并通过一致性检验,再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出前两级指标的权重。(2)通过专家评定法[8]确定三、四级指标的权重。由于指标数量较多,为便于操作采用专家评定法。先拟订各个指标的重要性评价表(五等级,a很重要、b比较重要、c一般重要、d不太重要、e完全不需要),再请专家进行选择。将专家分为理论组和实务组两类,理论组包括来自高校和知识产权局的专家共8名,实务组包括来自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负责人10名。将对照结果进行t检验及χ2检验,取平均值并检查误差,结果显示两组专家评分无显著差异,具有可信性。将全部专家评价累加求平均值,并取整处理,得出三、四级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1).
2 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的评估
上海市1999年首次出台专利申请费资助政策,并于2001、2003、2005、2007等年度进行了多次修订①,今年将对政策再次修订。此政策对提高上海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专利资助质量、效率和公平性等方面也引起了一些质疑。作为国内最早出台专利资助政策的城市之一,对上海市十年来实施该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估,可以为政策的再次调整提供依据,也可为其他城市的政策制定或修改提供借鉴.
2.1 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评估的方法
评估组站在第三方的中立立场,通过资料和数据查阅、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多种方式获取信息.
调查对象包括三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负责人、知识产权和政策评估方面的专家、政策制定及实施部门的相关人员②。问卷中为各个四级指标制定了详细的五级评分标准③,以方便做答。问卷回收及访谈结束后,对三类对象的调查结果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证实调查结果可信。对各类信息和调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出四级指标的评分,经加权汇总后得到总分。随后,在对各指标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查找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
2.2 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评估的结论
经过评估,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的整体绩效良好,总评分为83.40分,前三级指标的评分见表2.
(1)对“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制定”的评价。此项指标的最终评分为80.73分。从政策程序(b1)看,制定该政策的理论依据和调查论证比较充分,程序合法。但是参与政策论证的对象主要是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中小企业和专利申请的个体代表参与不足。近年来该政策问题的严重程度有所缓解,1999年政策首次出台时上海的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但在激励知识产权创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方面相对滞后①,近几年上海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稳定在全国第五名左右,政策问题严重度有所下降。此外,有专家指出,该政策与上海市其他系统的创新激励政策有所重叠,而且创新是企业或个体的自主行为,不需要过多地给予专利资助,尤其是专利申请资助费.
从政策方案(b2)来看,该政策目标清晰明确、政策方案比较完备,可行性较强。但是政策目标定位中对专利申请的质量考虑不足,政策方案的易理解性和公平性也有待提高。例如:有70%的调查对象认为该政策在专项资助对象的选择上对科研能力强的企业过分倾斜,造成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不公平.
(2)对“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实施”的评价。此项指标的最终评分为79.40分。从政策实施机制(b3)来看,该政策出台后宣传效果较好,政策目标群体认知度较高;制定了实施细则等配套政策,建立了基本的信息沟通机制,门户网站具备政策查询和表格下载功能,但整体服务功能有待提升;政策主体主要通过受理窗口、电子邮箱、信函、专题会议等方式了解相关的意见或建议,反馈速度较快,但是并未设立单独的监督机构;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的素质及表现均属于中上水平;此外,虽然政府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但两年一次的修订频率表明政策稳定性较差。从政策实施成本及效率(b4)来看,目前配备的工作人员基本能够满足需要,办理资助事宜的效率较高、态度好;在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方面,该政策实施以来上海市专利申请数量从1999年的4605件大幅增加到2007年的47205件,每项专利申请的资助费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再加上专项资助金额,以及主管机关在政策制定、宣传、实施等环节中支出的实际成本,政策总成本非常高。如此高的资金投入与产出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资金的使用效率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3)对“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效果”的评价。此项指标的最终评分为86.45分。从政策直接效果(b5)来看,该政策实施以来,上海市专利申请量由1999年的4605件增长到2008年的52835件,年均增长率高达35.66%,专利授权量由3665件增长到24468件(各年度专利申请及授权的情况见下图),充分体现出该政策在促进专利申请与授权,尤其是职务专利申请方面的促进作用(职务专利年均增长率高达41.56%)。虽然这一结果是多种政策交互作用、政策对象自身努力的结果,但是该政策功不可没。政策实施十年来,已经较好地解决了上海市专利申请及授权量不高的问题。对于长期政策问题解决程度的预期,有75%的调查企业认为该政策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②,但是绝大部分专家认为此政策的作用会逐渐减少,长期实施还可能产生负作用。此外,此政策对中小企业关注度不够,对专利申请质量的把关不足,有可能引发新的政策问题.
从政策附带效果及效应(b6)来看,79%的调查对象认为此政策对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有一定的或积极的影响,且对改善上海投资环境、提高综合实力等方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满意度指标看,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该政策的内容基本合理,比较容易理解,但一些地方仍需完善。政策客体对政策执行情况及结果的满意度调查中,选择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及很不满意的比例分别为22%、56%、22%.
2.3 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利申请的质量难以保证。目前该政策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如何在促进专利申请数量提升的同时保证专利申请的质量。虽然2007年将发明专利的申请资助费由原来的每件2000元调高到3000元,但是单凭此政策仍然无法保证专利申请的质量.
例如:1999-2008年上海市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长率低于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率近九个百分点。由于缺乏对质量的把关,有些单位或个体盲目申请,造成质量低下的专利申请较多,资源低效使用和浪费,偏离了真正的政策目标。此外,由于未能兼顾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不足、每两年就要调整一次政策的局面.
(2)重复资助难以预防。此政策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防止专利的重复申请。据调查,目前重复申请的现象仍然较多,包括一案二申请(将一个专利分解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利进行申请)、一案多申请(一个专利项目同时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重复申请等,影响了专利资助资金的有效利用。虽然2007年在政策修订中专门增加了相应的条款,但是该问题仍然无法消除,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缺乏有效的信息系统,专利申请信息难以共享;二是专利申请的保密性和对审核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使得对专利申请难以开展审核.
(3)专项资助设定有失公平。目前上海市的专利资助主要分为普通制的申请费资助、优惠制的专项费资助两种。专项资助的范围包括:自愿申报并经有关政府部门认可的企事业单位;承担国家或本市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企事业单位;有关政府部门组织的重大创新活动的参加单位。这种专项资助上的差别待遇(即对示范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倾斜)①,反映了上海市政府为提高本市综合竞争力、重点支持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的政策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小企业等迫切需要资助的对象,造成对这些客体的不公平待遇。专利资助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补的、鼓励性的政策,其关注的对象不仅是重点企业,更应关注有创新潜力的中小企业或个体②.
(4)对申请国外发明专利的资助力度不足.
《办法》第五条规定只有在国外或港澳获得授权后的专利才能得到资助,且资助金额有限(上限分别为3万元和1万元)。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申请国外发明专利的费用高、风险较大,在未获授权前给予过多资助可能造成财力的浪费。实际上,相比数量庞大的专项资助而言,这一资助力度并不算高.
调查结果显示,相当的企业或个体因为难以负荷申请前期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放弃了向国外申请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2008年《关于专利申请资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向外国的专利申请应该作为专利资助的重点,因此,上海市可以考虑给予更大力度的资助或奖励③.
(5)专项资助初审的质量有待提高。在2005年修订的政策中就增加了专利申请初审的规定,现行《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专项资助的由有关政府部门初审后,再报市知识产权局审查办理。这一规定有助于主管部门及时了解本系统的专利申请动态,并减轻市知识产权局的审核压力。但是从初审的实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负责初审的人员大多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难以准确判断申请专利的质量,而且负责初审的部门为了鼓励专利申请,对初审采取宽容的态度,导致初审流于形式,难以起到过滤的作用.
(6)政策的易理解性和便利性不足。现行政策包括《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和《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实施细则》①,这两份文件在内容安排上不够合理,初次阅读政策的人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找到目标内容,对于不同的申请对象也难以实现一查即明的效果。而北京市2008年出台的专利资助政策在内容编排上以申请对象为划分依据,在快速查询相关政策内容方面效果良好,一查即明,大大方便了政策对象.
2.4 国内其他城市专利资助政策的经验借鉴
(1)广东省的专利资助政策。广东省在2000年颁布了《广东省发明专利申请费用资助暂行办法》,并于2003年进行了修订。作为国内专利申请数量榜首的广东省,其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在资助优先权、资助范围、资源分配等方面均有其独特之处:①列入各级政府计划的科技项目申请发明专利的,以及民营科技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均可优先获得资助。②对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有关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明专利申请,由省知识产权局给予申请费、实质审查费全额资助和费资助。其他专利申请需先申请本地资助(市级或更低),而且资助范围仅限申请费和实质审查费。③对经济实力发展不等的地方给予不同程度的资助,对经济实力相对越弱的地方给予越大的资助力度,这对于各地区专利申请的平衡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在鼓励科技创新、鼓励医疗专利发明、平衡地区专利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2)北京市的专利资助政策。北京市于2007年修订出台了《北京市专利申请资助金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以下项目申请给予优先权:列入本市重点发展计划以及重点发展领域的项目;高新技术、技术改造项目;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示范单位的项目;发明专利。该政策对不同的对象设定了不同的资助力度,重点扶持专利研发条件好的企业。例如: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可享受到的每项发明专利最高资助标准为5000元人民币,但非专利示范、试点的单位或个人能够享受到的最高资助标准为申请费950元人民币,实质审查费1200元人民币。在国外专利申请方面,北京市的单项资助力度比上海低(每项最多资助2万元,而上海市为3万元),但是最多可以资助5个国家的部分费用(上海的上限为3个国家)。此外,北京市为向国外申请专利的单位设置了最高资助限额(50万元),但上海市并未设置最高资助限额.
(3)浙江省的专利资助政策。浙江省于2006年修订出台了《浙江省专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该办法的鲜明特点是采取补助而非资助的办法来支持专利申请,并且只对发明专利授权予以补助,即只有当企业、团体和个人等在取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或国外发明专利授权后才可以得到相应的资助。此外,该办法对授权后的专利实施过程中会给予补助,以促进专利技术的转移和专利产业化。该政策还规定专利专项资金的来源多样化,用途也并不仅限于专利的补助,还可用于对表现突出的单位或个人的奖励、关系浙江省行业或者产业重大利益的涉外专利诉讼案件协助调查、应诉准备等事项的补助等多个方面.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的政策也较有特色,例如:湖南省每个年度的专利申请资助情况会在省知识产权局网站上予以公示。这一透明、公开资助金额的做法受到资助对象和公众的好评,也便于社会监督;四川省专利资助政策资助的重点是中国发明专利申请、优秀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和重大的涉外专利申请;天津市近年来致力于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创建工程,因此其专利资助政策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重大发明专利申请给予奖励,金额不受最高资助限额限制等等.
2.5 完善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的对策建议
(1)完善政策目标,注重参与政策制定主体的多元化。国知发管字[2008]11号文件明确规定了专利申请资助工作的目标为:促进专利申请质量的提升、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促进我国国外知识产权拥有量的提高、促进公众对专利制度的了解和运用。可据此对现有的政策目标进行修订,兼顾专利质量和数量的提升,才有可能真正提高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定性。目前该政策每两年进行一次修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开联席会议,并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听取专家、企业体表(除大型企业或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外,应包括中小企业的代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关社会团体、专利申请个人代表,甚至部分公众代表等不同主体的意见,充分借鉴其他地方相关政策的可取之处,增强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2)按比例资助、以比例差异体现政策倾斜.
国知发管字[2008]11号文件明确指出,专利申请资助工作应遵循“部分资助”的原则,坚持以实际发生费用的一定比例给予资助,但上海现行的政策对专利申请实行全额资助,因此建议改为按比例资助,并通过比例的差异体现对重点扶持对象的倾斜。①对专利申请中实际发生的费用,采取申请人和政府共同承担的方式。为减少政策的不稳定性,建议短期内政府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申请的资助比例分别为70%、60%、50%,延续一定年限后再调整比例。②对资助对象进行细分,在基本比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对申请专利质量高的重点单位的发明申请专利资助比例可提高到80%;对涉及地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国计民生的专利申请,可采取全额资助的方式等。还可考虑重点资助以下对象:向国外的专利申请(包括香港和澳门);承担国家或本市重大项目、重大工程或参与本市重大创新活动的企事业等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或上海知识产权局认定的、知识产权示范、试点、专利示范、试点类的部分企事业单位(需根据对这些单位的动态评估决定资助额度);发展势头良好、创新能力较强的部分中小企业;专利质量高但经济上确有困难的个体申请者等.
(3)逐步调整专项资助的内容,重视后期的补助与奖励。专项资助是专利申请实际发生费用之外的补助,不符合“部分资助”的原则,且该政策公平性不足,建议进行如下调整:第一,短期内(如五年)保留专项资助,但必须对资助对象进行细分和动态评估,不应将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培育企业,或有关部门认可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作为认定的条件,而是对这些单位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未来科技创新计划及实力等进行综合评估,培训专项资助初审人员的培训,加强专利资助初审的质量,采取有差别的、动态的资助额度。此外,应逐步将部分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民营企业纳入专项资助的范围。第二,从长期来看逐步取消专项资助项目,将事前的专项资助改为事后的补助或奖励。例如:对取得发明专利的企业,通过贷款贴息等方式补贴其实施专利技术和产业化项目;对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科技含量,已实现产业化并取得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尤其是在国外取得发明专利授权、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单位,或者在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给予适当的奖励等等.
(4)改变资金的发放程序,改进政策文件的表述方式。目前国内专利申请的专利费资助在提交申请阶段即可获得全额资助,容易造成有些企业和个人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行为,而国外专利申请的资助费用要在获得国外专利授权后才可取得。为此,在专利费资助的程序上可以采用分次发放的方法.
例如:对于国内专利申请,在专利申请阶段只发放第一笔资助费(按照一定的比例资助专利申请中实际发生的费用,如给予计划资助总额的50%),待专利申请获得授权之后再发放其余的专利资助费用(不能低于计划资助总额的20%)。此外,政策文件应考虑政策服务对象(申请资助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便捷性,可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按照政策客体进行分类整理,将针对不同对象或类型的政策规定单列出来,通过政府网站等渠道予以公布。使单位和个人、申请国内和国外专利的不同对象,能够根据自己所属的类别,快速查询到相关政策内容.
(5)建立有效的监督与反馈机制。尽快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政策制定及执行人员的工作绩效、资助资金的发放管理、政策实施情况等进行检查和监督。监督机构的成员构成应多元化,适当引入专家学者、公众代表、企业代表等。应建立对政策客体违反政策行为的惩罚机制。例如:发现重复资助的,在后续申请资助时首先要抵扣掉原先的资助额度.
还可以建立举报奖励政策,对举报重复资助或其他违规行为的单位或个体,一经查实,可以从追回的资助金额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对举报人的奖励。此外,必须增强政府网站的相关服务功能,例如:在网站上除了现有的政策查询、申请表格下载功能外,逐步提供网上申请预约、专利申请资助办理情况查询、在线问题解答、资助资金额度的及时公布等服务功能.
3 结 语
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各自的专利资助政策,但是对这些政策制定及实施的绩效却较少关注,国内也很少有专利资助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成果。科学的政策评估是专利资助政策制定、继续、调整或中止的重要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08年专门发文要求规范政府资助申请知识产权工作,以充分发挥专利申请资助政策的作用。本文从知识产权政策与公共政策评估交叉的视角,基于“4e”理论、政策过程等逻辑框架,构建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和39个四级指标的专利资助政策评估指标体系,采用ahp方法、专家直接评定法等确定指标的权重,并且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上海市专利资助政策实施十年来的绩效进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评估结果表明,本指标体系可操作性较强,能够较好地应用于专利资助政策评估的实践。当然,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层级政府出台专利资助政策的背景、实施环境等存在较大的差异,资助政策的目标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因此难以设计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专利资助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实际运用时,可以此指标体系为基础,根据特定的评估目标、政策环境、资源限制等因素,灵活地选择和增减指标,调整指标的权重,并且选用恰当的评估模型与方法,才能真正科学地评估专利资助政策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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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本质篇7
一、专利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明人利益的保护
（一）专利制度对发明人利益保护的规定
《专利法》对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保护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二是职务发明创造中发明人的署名权；三是职务发明创造中发明人的获得奖励和享有报酬权。
《专利法》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专利法》另外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以上专利法及其细则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主要针对的企业是国有制经济实体，对于非国有制经济实体，并未作出强制性的法律规定。
从中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中的职务发明创造，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归属于企业，而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发明人或设计人的权利有：具有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权利，优先受让的权利，在专利文件中署名的权利。
（二）发明人利益得不到保护的表现
由于职务发明创造的技术创新主体不能获得应有的奖励或报酬，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属之争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有时候也出现，在技术创新主体不能分享相应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基于逐利的动机，有时自然人抢先将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为个人专利，从而引发专利权属之争。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对于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保护存在缺陷，尤其对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的保护力度薄弱，难以体现“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的立法宗旨。
（三）通过立法完善平衡企业与发明人的利益关系
《科学技术进步法》第20条规定，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之外，由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借鉴上述规定，发明人作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也应当是发明创造所产生权利的享有者。那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对企业和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调整，笔者拟提出三点立法建议：一是赋予作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原始专利申请权。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创新主体享有专利申请权和获批后的专利权。其依据，一方面，国外相关立法的成功实践；另一方面，借鉴了修改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二是赋予相关企业对专利的无偿实施权或优先受让权。相关企业是指对完成该技术创新供了物质条件或技术创新主体所供职企业。三是对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与企业或其他单位订有合同，并且该合同对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之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我国专利制度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专利制度对专利授权的审批时间过长
我国专利法对专利申请采用先期公布、延迟审查制，即专利自申请日开始满18个月后就例行公布，随后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再进行实质调查，从申请人提出的实质调查到调查结束一般不超过30个月。根据这一程序，一项专利从申请到授权的法定时间大约需要4年，但由于我国现有的专利检索能力和审查人员的不足，一项专利获得授权的实际时间为5～6年。专利制度形成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创新收益，激励创新和加快创新的速度，而专利审查却需要创新者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等待，这就直接导致创新收益的下降和创新风险的增加，消减了创新者进一步创新的热情。
（二）专利制度对申请发明专利的奖励力度不够
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专利申请相比，发明专利申请的比例一直较低，如河南省2012年，专利申请达43442件，首次超过4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为10910件，首次突破万件，仅占不足25%。发明专利申请比例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专利法对发明专利的奖励力度不够造成的。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对成功申请发明专利的个人，可以给予不少于2000元的奖励；对成功申请发明专利的企业，可以允许它们把用于对发明专利申请有突出贡献的职务人员的奖励计入会计成本。这些奖励与我国各种科技成果动辄上万元或者几十万元的奖励相比明显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报告表明，有57.3%的科技人员认为，申请专利发明不如申请院内外科技奖实惠；有53.6%的科技人员获奖比取得专利权光荣。发明专利申请比例较低不仅会导致我国整体专利质量的下降，而且还会使大量的科技成果成为“公共产品”（没有专利的保护），我国每年大约有3万件科技成果被世界各国无偿地使用，科技成果的流失令人痛心。
（三）专利制度缺乏专利成果转化的保障机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只有15%，而专利转化率也仅为25%。我国专利成果转化长期偏低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还没有设立专利成果转让的评估机构，导致专利成果转化的双方难以科学地确定成果的价值；二是专利成果转让的信息渠道不顺畅，这种不顺畅不仅表现为公众对专利技术了解的匮乏，还表现为公众对专利技术的不信任；三是我国还没有建立专利成果转化永久性的交易场所，导致专利成果的供给方很难发现专利成果的需求方，反过来也一样，专利成果的需求方也很难发现专利成果的供给方。在专利成果转化的保障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较低的专利成果转化率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三、优化我国专利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建议
（一）缩短专利申请后的实际授权时间
缩短专利授权时间关键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改变我国专利授权的模式。美国一项专利的授权时间一般仅为2年，而我国却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美国专利授权时间较短的原因在于对专利申请先进行授权，然后再对专利申请进行鉴定。这种做法不仅加快了专利的授权时间，还保证了专利申请的质量，我国也应采用先授权、再鉴定的专利申请模式。二是提高专利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中国专利局现有人员1000多，而欧洲专利局现有人数4600多人，美国专利局现有人员6000多人。调查统计也表明，我国的专利从业人员加起来也只有万余人，对于我国这样的专利申请大国来说这简直是杯水车薪。为了加快专利申请的授权时间和保证专利的质量，我国不仅应增加专利从业人员的数量，而且还要加强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力度，以适应专利申请量不断增加的现实需要。三是尽快建立专利检索数据库。日本建立了T-Term检索系统，欧洲有EPO-QUE检索系统，美国也建立了EAST、WEST检索系统，这些专利检索系统不仅加快了专利的审查时间，还避免了专利的重复授权，有利于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也应尽早建立专利检索数据库。
（二）加大对发明专利的激励力度
为了激励发明专利的申请，我国应加大对发明专利的奖励力度：一是提高对发明专利的一次性奖励金额。我国专利法虽然有对发明专利不得少于2000元奖励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只得到2000元的最低级别奖励，发明人所得到的奖励同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比相差甚远，根本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为了激励发明人，我国专利法应把发明专利的一次性奖励金额提高到1万元左右。二是加大发明专利成果转化后发明人的税后利润提成比例。根据规定，发明专利成果允许他人实施的，发明人可以提取5% ～10%的税后利润作为奖金；而在1996年科技部颁布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科技成果允许他人实施的，实施企业可以提取20%的税后利润用于奖励发明人。为了激励发明人更多地申请发明专利，我国有必要把专利成果转让后对发明人所应得的税后利润奖金的比例由5% ～10%提高到20%左右，使专利法和科技部对科技成果的奖励基本一致。
（三）完善专利成果转化的保障机制
较低的专利成果转化率不仅浪费技术创新的成果，而且还严重地挫伤了申请者对专利的申请热情，为了激励专利的市场化速度，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专利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一是设立专利成果转让的评估机构。我国应在专利局之外设立一个独立的专利成果评估机构，该中介机构必须秉承公正、客观的原则，正确地对专利成果进行定价，使交易双方能够顺利地达成交易。二是加大对专利技术的宣传力度。为了使交易双方对专利技术的了解并顺利达成交易，我国不仅要通过媒体、网络等手段加强对专利技术的宣传，使公众广泛参与，加强公众对尚未转化的专利成果的了解。三是为专利成果转让提供正式的交易场所。我国应尽早为专利成果转让的双方提供正式的交易场所，不断地公布专利成果的供求信息，减少专利成果的交易成本，提高专利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的特点是技术含量高、投资大、风险高，只有提供完善的法律和产权保护，才能提高科研从业人员的创造积极性，从而保证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推动先进技术成果迅速投入市场提高生产力。
专利制度的本质篇8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专利 专利权耗尽 专利强制许可
中图分类号：D922.295 文献标识码：A
1概述
1.1专利的概念
1.1.1含义
“专利”一词译自英语patent，具有“公开”和“授予特权”的意思。专利一词既可指“专利权”也可指“专利制度”。而本文探讨的专利则仅指与法律更为密切相关的专利权。
1.1.2专利权客体
对于专利权的客体而言，各个国家规定略有不同，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权针对的客体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TRIPS协议》所指专利仅指产品发明专利或方法发明专利；《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仅指产品发明专利或方法发明专利。
1.2专利的特征
（1）以公开换垄断，具有独占性。专利权的获取以公开为前提，但一旦获得专利权，在一定的时间和区域内专利权人享有独占权。
（2）独占性受时间性、地域性限制。时间性限制主要体现在保护期限上，如我国对发明专利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为10年。地域性限制体现在不存在“世界专利权”。《巴黎公约》仅要求缔约国在专利申请方面对来自其他缔约国的申请人实行国民待遇。
（3）经审查后依法授予。任何一项专利权的获得都必须经过审查后由国家专利主管行政部门授予。
2国际专利现状
2.1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
2.1.1数量上
就全球看来，专利申请数量上，发展中国家普遍落后于发达国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4年3月13日公布的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件数统计数据显示，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外，其余全为发达国家。美国专利申请量为5.7万件，日本专利申请量为4.3万件，中国以21516件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其次依次为韩国、法国、英国、瑞士、荷兰、瑞典。
2.1.2质量上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专利质量上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专利技术的质量上。专利技术的质量实际上是指获得专利授权的技术本身的质量，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体现在专利技术的转化率（也称利用率）上面。就中国而言，中国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但我国专利转化实施率严重不足，与国外高达80%实施率和企业申报率相比，我国企业申报的专利仅占15%。
2.2与技术相结合形成专利壁垒
2.2.1含义
专利壁垒，是指发达国家的政府或企业，依靠其技术垄断优势，以保护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名义，利用甚至滥用专利制度的法律保护，实施各种不合理障碍措施限制其他国家的产品生产和贸易的做法。
2.2.2具体表现
目前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低、资源密集等原因，被发达国家看重，成为“世界工厂”的一部分。同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和谋求最大利益，利用专利权限制其他国家的企业生产和发展，如建立专利壁垒保护圈，利用专利垄断，攫取高额专利许可费和转让费或用标准与专利捆绑销售，甚至利用专利权恶意诉讼等手段迫使竞争对手及其产品退出竞争市场。
3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要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在专利方面，一方面需要“沿带沿路”国家增加专利数量，提高专利质量；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减少因专利而产生的贸易摩擦，在面对共同问题方面就专利相关问题达成共识。由于专利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的特点，在国际合作中需要平衡国际合作与专利权保护的关系。下面就专利权耗尽以及强制许可问题进行讨论。
3.1专利权耗尽
专利权耗尽是指专利权人自己或者许可他人制造的专利产品或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被合法投放市场后，对该产品进行销售或使用，不再需要得到专利权人的许可或授权，且不构成侵权。但是对于专利权是在何种范围耗尽，各个国家基于利益考虑有不同的看法，主要集中表现在对专利产品平行进口是否合法的争议上。
专利产品平行进口是坚持开放贸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措施，有利于保障商品在世界范围自由流通，增加世界贸易总量，缩小南北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差距。有利于平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专利技术贸易中的地位。但对发达国家而言则不利于其利益最大化需求。所以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马来西亚等旗帜鲜明地支持专利产品平行进口，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各国都坚持专利国内耗尽，不支持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合法化。
就该问题，我国应该率先做出表态，完善国内立法，推动专利产品平行进口合法化。其次，借鉴欧盟的经验，倡导国际条约的签订，首先实现区域性的耗尽，为愿意以权利让渡实现共同发展的国家合作共赢。
3.2专利强制许可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一国的专利主管机关，根据一定的条件，依法向第三人颁发许可证书，允许该第三人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包括生产、销售、进口有关专利产品等。同时，强制许可的使用者通常要向专利权人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的制度。简言之，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国家机关依据相关法律不经专利权人的许可，将专利权的部分许可给他人使用的制度。
专利的本质特点在于具有合法垄断性，而专利的强制许可制度实质上是对专利权独占性的一种违背。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环境问题、公共健康问题不再囿于一国，而成为了全球性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各个国家都进行了探索，由于资源、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各个国家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大不相同。面对紧急状态、非常情况或是为了公共健康目的而进行专利强制许可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强制许可的范围应该予以限定。这需要沿带沿路国家共同协商，在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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