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范文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篇1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扩大，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人民生活福利整体上有了巨大改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

与过去相比，经济体制变活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大消除了传统僵化体制的消极影响，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增强了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总之，我们对这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无比欢欣鼓舞，成绩不容否认。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一面，要看到成绩。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潜在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机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推动我国经济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在全部商品流通总额中，目前市场调节部分已占到90％以上。几年前有人估计，我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完成程度已达到70％左右。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

但是，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善，市场经济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资源要素市场、资本金融市场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到位。也有因经验不足、犯了市场幼稚病，从而导致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如在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不该市场化的部分也搞市场化，以至于发展到对市场迷信的地步，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之后，市场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充分展现出来。市场经济在发挥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等优越性的同时，其自身固有的缺陷经过三十年的演变，也逐步显露出来了。特别是在总量综合平衡上、环境资源保护上，以及社会公平分配上引发的问题，在我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够解决的。因此，三十年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出现新的矛盾，资源环境、分配民生等矛盾越积越多。这与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一定的关系。

本来，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点在1992年就明确地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这些年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不断前进，我们在短期经济波动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紧缩两方面的成功经验。但是，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计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少有约束性问责的任务，计划的要求与执行实绩相差很大，国家计划控制不了地方盲目扩张行为。总之，国家计划失之软弱，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实效，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许多方面失衡。

现在是到了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需要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的时候了。针对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状况，十七大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七大重新强调多年未提的发挥国家计划的导向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宏观调控有这么几种主要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计划手段。只有少数市场经济国家设有计划机构，并编有预测性计划，一般不用计划手段。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有必要在宏观调控中利用计划手段。至于产业政策，则属于计划手段。规划也是一种计划。所以，主要就是上述三种手段。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财政、货币、计划三者关系中，计划应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指针，财政、货币政策要有计划的指导。国家计划与宏观调控不可分，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心骨。国家计划有年度计划，还编制五年、十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包含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额、财政预算、信贷总额、外汇收支、失业率、物价上涨率和人口增长率等指标。每年都由国务院提出、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应当是有法律和行政效力的。这些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都应该在宏观调控中起导向作用，具有约束力。关键之处还应问责和追究法律责任，这样的国家计划才能对宏观调控起到导向作用。

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市场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充分展现之后，目前在“市场化改革”口号下，迷信市场成风，计划大有成为的趋向。在这种氛围下，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看来十分必要。

十七大重新强调了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样，“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而是计划与市场这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结合。其主要表现：一是现在的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层面，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调节。二是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与不足的必要手段。三是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又要有必要的约束和问责的功能。

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不能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有计划的”。我们要依照这个精神，努力改进国家计划工作和宏观调控工作，使之名副其实地起导向作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市场与计划的更高层次的综合。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篇2

无论从生产过程还是产品本身来看，全球的汽车工业都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它以规模经济和零部件生产的高度专门化为特征。由于这些原因，全球汽车工业日益国际化，不同型号的汽车零件在许多国家生产，而装配则集中于规模较大的国内市场或是那些作为地区出口基地的国家。而与此同时，消费者要求以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到款式多样的汽车。因此，即使在美国、欧盟这样最大的市场上，进口车也占据了汽车供应总量的相当大的份额。

然而，由于经济民族主义，以及认为汽车工业反映了工业新技术最高水平的观点，使得许多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历史的某个阶段，都曾尝试过在汽车工业生产上实现完全或基本生产自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努力说服跨国汽车公司在当地建立生产企业，减少汽车进口。最普遍的做法是，对进口实行数量限制，同时提供机会让跨国汽车制造商在当地建立工厂。但条件是，这些工厂不再仅是装配进口汽车零件进行散件组装（CKD），而是在使用国产零部件方面确定具体的“当地含量”水平。

各国经验表明，这种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不仅给消费者、 政府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带来了高昂的成本，而且总体而言，阻碍了本土科技能力的提高。

代价高昂，澳大利亚汽车行业先关后放

澳大利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建立汽车制造业的政策。当时政府加强了保护措施来对抗进口的竞争，并且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供补贴，吸引其生产本地车，即Holden车。由于当地含量政策和获得了优惠贷款，而且更关键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其汽车实行进口许可证，直到1960年，Holden 车以及不列颠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在汽车生产中大量使用澳大利亚生产的零件。1960年，进口许可证制被废除，来自进口汽车的竞争开始威胁到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在制造商施加的强大压力下，1965年澳大利亚开始实施新的政策，该政策在以后的20年里大大提高了支持汽车工业的幅度和科学性。

政策的核心是“机动车制造计划”。根据该计划，如果当地汽车生产商的汽车符合当地含量的要求，在进口零部件时可以享受关税减免。在一开始，这一计划对小规模生产商所要求的当地含量水平是低于大规模生产商的，结果阻碍了大规模生产，导致汽车型号激增，并使供应商的零部件生产分散化。1975年澳大利亚采取了当地含量为85%的单一标准。

尽管澳大利亚对零部件进口减免了关税，但是，汽车整车的进口关税水平并不足以使所有国内生产厂商获利。1966年澳大利亚汽车的关税从35%增至45%。到了1975年，汽车工业说服了政府，45%的关税仍然是不够的，进而采取了对进口汽车的数量限制，将进口车所占市场份额控制在市场的20%以内。虽然这些进口限制措施本应是临时性的，但实际上却整整延续了13年，直到1988年4月才取消。在进口控制作为主要的保护工具情况下，1978年进口汽车的关税还是再一次增至57.5%。

1982年，澳开始实行“出口促进”计划，根据该计划，出口汽车和零部件的厂商可以获得信用贷款，并可以减少当地含量，低于本应实行的85%的水平，还进一步降低了在进口零件时的关税。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澳国在世界汽车工业日益受到孤立的境地，但由于汽车工业依然受到进口许可制的保护，该计划意味着对汽车工业附加值的有效保护进一步提高了。

到1985年，经过20年的本地化计划和与之配套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汽车工业成了澳大利亚受政府保护程度最高的工业。当时澳大利亚对制造业的平均有效保护率约为20%，并且20年来逐年降低，而汽车工业的名义保护率约为85%，（即当地生产的汽车出厂价格高于进口汽车免税价格的85%），对当地汽车制造商的附加值的有效保护率则估计超过250%。对使用进口原件的本地制造商的名义保护率估计平均约为67%，附加值的有效保护率为162%。

零部件部门的利润率远远高于澳大利亚其他制造业的总体水平，但就平均水平而言，生产/装配部门的利润率仍然很低，只有那些大型生产/装配商能够持续获得可观的利润，可见高度保护政策导致高昂的生产成本而不是高利润。主要原因是这种体制鼓励市场分化，从而丧失了规模经济。1985年，按当地含量计划生产出的汽车大约有380000辆，但它是由5个公司下属的8个制造商和装配厂生产的，共有13种基本型号。多型号的小规模流水线生产给本地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造成了高昂成本。此外，对由于未达到当地化要求而受到的惩罚，意味着一些本可以从其它国家获得零部件却不得不以很高的成本在澳大利亚生产，因而卖给销售商的价格也相应的非常高。

20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警告说，汽车工业政策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在1980年代中期这种不良影响确实变得越来越明显。1985年，澳大利亚政府最终开始逐渐停止对汽车工业的扶助，而采取了新的政策，包括：

■使用关税配额来取代进口车数量限制，该限制到1992年终止。

■自1986年起，对参加当地含量计划的小规模生产的企业的处罚。

■1989年，取消当地含量计划，设备原件的进口关税税率与进口汽车关税税率持平。

■1988年，将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关税从57.5%降低到45%，以后以2.5的百分点逐年递减，直至降到2000年的15%。2005年还将降至10%。

■对改革而丧失工作的员工实行再培训。

这次改革的结果是，汽车工业保护较之从前大大削弱了――虽然澳大利亚对汽车工业的保护仍远远高于其它工业的平均水平。1995年，澳对国内销售的汽车生产的有效保护率为31% ，对国内销售的汽车零部件生产的有效保护率为55%。汽车的基本型号由13种减少到5种。这些型号的汽车由4个工厂来生产。零部件工业生产也开始合理化，开支减少。汽车总产量仅比1985年减少了15%，国内汽车工业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从77%下降到了55%。与此同时，汽车与零部件的出口大幅增长，并在国内生产中占有重要份额。

澳大利亚为实现汽车生产自足而进行的尝试使消费者和整个经济付出高昂的代价。1995年，取消当地含量计划和将关税降至27.5%之后，澳工业委员会估计对汽车工业的保护相当于对每一辆汽车售后征税3700澳元（约2960美元），以及汽车装配和零部件部门雇佣的一个工人的成本为43000澳元（34400美元）。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如果模拟汽车关税从27.5%降至5%，将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4%-1%。汽车工业过去的保护率远远高于27.5%，这一演算表明对汽车业实施的当地含量计划和其它政策多年来使消费者和经济承受了高昂的代价。

教训深刻，澳大利亚痛定思痛

从澳大利亚昂贵的汽车工业保护经验中可以汲取许多教训：

限制汽车进口以及通过当地含量计划强制实现汽车生产自足，会导致汽车型号增多，从而造成市场结构的分化。而且，大多数型号产量很低，所有本地生产和组装的汽车规模毫无例外地远远低于经济规模，尤其是在发动机，变速器和仪表盘的制造方面最为突出。

在产量很低的情况下，随着当地含量要求的上升，为遵循这一规定而必须在本地生产的零部件的成本上也随之上升。丰田公司提供了对分别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生产各类相同零部件的成本进行比较的证据，说明澳大利亚的成本比日本高约有50%到500%。这些成本最终计入车的成本中，体现在汽车的销售价格上。

当地含量政策是强烈地反竞争的。由于当地含量的要求，许多零部件供应商垄断市场，其市场影响力只有在汽车组装商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时候才会受到制约。此外，澳大利亚还有另外一个汽车零部件制造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独立制造商生产的零部件只要符合最低当地含量，即85%，参与该计划汽车生产商在使用时，就应被认为是达到100%的当地含量，而同时，由汽车生产商生产的相同零部件却遵守一般的当地含量的要求，是85%就是85%。这种方法促成了国内汽车工业的卡特尔化。

当地含量要求和如何将其具体运用于具体公司，对于汽车公司的获利和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努力对这一政策的实施施加影响，就成为各汽车公司的主要任务。

澳大利亚在不计保护成本的情况下对进口汽车实施了长达10年的配额限制，以保证国内产业占有80%的市场份额。进口配额限制范围包括散件和半散件。配额的分配非常复杂，一开始，澳大利亚主要根据配额实施前的进口实绩进行分配，但同时又有很多的例外。后来实行配额拍卖，但是拍卖规则十分复杂，又成为了企业游说的焦点。

与计划的初衷相反，它并没有促进而是阻碍了汽车工业的技术变革。本地生产商不断抱怨，当地含量规定带来的高昂成本使得他们无法在本地生产中引进新部件和生产技术。他们不断为允许采用更低的当地含量而进行游说，同时要求对进口整车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只有在1985年开始扭转该政策，特别是1989年取消当地含量计划后，澳大利亚的汽车工业才开始追赶上世界其它地方的竞争者。

实施当地含量计划，未能增加反而降低了总体就业率。1996年整个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生产业的就业人员为70300人，在汽车零售、修理和销售汽车、更换零件和轮胎行业的全体就业人员为295800人，是前者的4倍之多。其它国家的私人汽车拥有与价格的需求弹性约为-0.7到-0.6，澳大利亚市场估计约为0.5。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推断，在推行当地化政策一段时期后，汽车销售，修理等工业的就业人员将因保护加强而减少，汽车价格上涨幅度将超过对汽车领域就业增长的估计。

“出口促进”政策增加而不是减少该体制的成本。出口企业获得出口信贷，降低了当地含量，但是这些企业由于当地含量要求减少所带来的利润是非常高的比进口零部件的成本高出5倍之多，这样使得企业可能用远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口，造成了原有的支持计划更加复杂，成本更高，因为这种出口需要持续的高额补贴。

不论是对于政府机构，还是汽车零部件生产商，这种计划的交易成本都非常高。界定和管理当地含量要求，使得政府部门需要参与该行业大量的微观管理，这些管理相当耗费时间和资源。例如，需要检查各生产商的详细成本和销售记录，经常调整计划以适应低产量生产商和新生产商等等。在实行当地含量计划的过程中，受政策影响的汽车生产商、零部件生产商、工会和众多其它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1965年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府没能就当地含量规则本身或关税支持政策作出重大改变。回顾历史，大量的资源尤其是私营部门的资源浪费了，它们首先被浪费在创建和发展这种经济成本高昂的计划，然后又花费资源采取措施使政府能以政治上接受和行政上可操作的方式停止该计划的实施。

最后，一旦当地含量计划成为长期的政策，汽车生产商，零部件供应商，工会和其它组织逐渐对其产生依赖性，再想撤消该计划就变得非常困难。正如上面提到的，在1960年代时，经济学家就对当地含量计划提出批评。但是，该体制已经产生出自身的动力，保护性越来越强，成本越来越高。1985年澳大利亚最终调整了政策方向，并开始降低保护，但却花费了整整13年的努力才降到现在比较低的保护水平，而即使在2001年，澳汽车工业的保护程度仍然远远高于其它工业。

汽车工业为什么能够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享受特殊待遇，得到持续的政策支持呢？原因是多方面：

■大众要求对那些知名度高的消费品实行较高的国产含量。

■当地含量计划导致保护主义，并缺乏透明度。

■负责管理该政策的政府官员由于因拥有既得利益而延长当地含量制度。

■国内商人与其联盟的跨国大公司的游说。它们在当地含量计划的保护下突破了在澳大利亚的围墙。这些跨国公司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对澳的两个主要政党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上施加影响。自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受当地含量计划好处的通用汽车公司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汽车工业有工会组织和富有影响力的劳工队伍。

■汽车制造业多数的投资和就业都集中在一定的地区，如墨尔本和它附近的Geelong 城，以及Adelaide 的市郊。即使到了1996年，在那些主要的汽车工业所在地城市像Victorian和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依然进行强烈的游说活动，反对进一步削弱保护政策。与此相反，消费者的利益和整个国家可在更低的汽车价格和更有效的工业中获得的利益，却因此被冲淡，而且很难被动员起来。

所有这些使当地含量计划及其配套政策具有持久力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对于那些准备重蹈澳大利亚覆辙的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前车之鉴,发展中国家不应重蹈覆辙

许多发展中国家现行的本地化要求与澳大利亚从前的政策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许多国家因汽车市场过小而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印度现在的汽车市场规模几乎与澳大利亚相当：1996―1997年，印度汽车年产量为411000辆而澳大利亚1996年产量为490000辆。工业分散而带来的高成本更为突出，因为印度国内生产的汽车型号为20种，而澳大利亚相比之下只有5种。印度的当地含量制度需要相当大程度的政府干预，这种干预措施既繁琐又复杂，具有特殊性而且非常不透明。

澳大利亚汽车工业的当地含量政策造成的高昂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破坏表明，现在WTO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努力使“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合法化或无限扩展TRIMs的努力，并不符合其自身的经济利益。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篇3

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而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财团事先进行计划。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有：

1、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是指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高度集中的，实践中低效率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规划、计划地发展经济，从而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

2、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的是政府，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而其中大部份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的，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的，不受市场影响；

3、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来源：文章屋网 ）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篇4

一、计划及其化要求

（一）计划的含义与一般价值

计划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用语，在不同场合的含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人给计划下的一个“简明的、不带褒意或贬意的定义”是：“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相应地，计划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①]

一般说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它是人们在多领域、多层次上使用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完整的计划，都必须具备目标、时限和主体三大要素。常识告诉我们，工作的越是复杂，参与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和涉及的环节越多，越需要计划性。我国古代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也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当时所得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未来计划，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行事。”[②]工作有计划，至少可取得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所谓有序，是指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此而确定的步骤、重点、分工等，可在实现过程中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为全局奠定基础，有条不紊。所谓协调，是指通过计划作出事先的协调，处理好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之间、各具体目标之间、预期目标与时间约束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促进目标的顺利实现。所谓效率，是指因为有序和协调，尽可能地激励了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挖掘并组织相关的条件，减少了盲目性，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浪费，因而有利于提高效率。[③]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也就构成了计划的一般价值。

计划主体是多层次的，计划的对象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计划有个人计划、家庭计划、计划和国家计划等。作为计划法所涉及的计划，是处于宏观层次的国家计划，而且侧重于经济计划。当计划被用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手段，并与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经济计划。

计划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认为，经济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职能中，由于计划职能反映了管理者的决策意图，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制约和决定着其他管理职能，因而被人们视为经济管理的首要职能。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是一个广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因而有无计划不是区别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属性的标准。[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控

由于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深入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计划本身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计划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审视和现实的需要又使得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计划不是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⑤]

同时，计划本身也不是特定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虽然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恰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把计划的作用过于夸大，反而使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未能显示出来，因为那时的计划已是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在宏观上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对计划的普遍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联系非常广泛和复杂。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能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社会中心进行协调，以使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各种经济联系和协作。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计划具有承担这种社会中心协调经济联系的重要功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内在局限性的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些主要有：第一，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发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馈，因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在事后，这种事后性往往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不稳定。第二，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只靠市场是调节不了或调节不好的，如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第三，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市场提供的信息在时间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状况，不能反映以后时期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这就使市场调节只适应于短期的调节。第四，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但是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依据这种信息所作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机制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它不能保障所有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国家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⑥]

计划调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调动现有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事前和主动的调节；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性调节以及对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等。

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为对象，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来调节经济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也是经济手段。计划与财政、一起，是宏观调控中覆盖最全面、最广泛、使用最经常的三种重要经济手段，而计划又是综合协调各类调控手段的手段。

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⑧]“在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调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处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付结构上的不可分性，维持经济的普遍稳定。要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政府就应该，其实也必须预先作好计划。”[⑨]

而对于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家来说，计划调控更是不可缺少的。刘易斯也认为：“，听任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这在不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答案。”[⑩]

计划调控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控的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计划，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导性计划。今后，国家计划的任务主要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等。这样的计划具有多种功能，如规划功能、导向功能、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但计划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作用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计划调控本身的合理与。而这就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现代经济中不仅有“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而计划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构成政府失灵的一个方面。虽然计划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受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计划的制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完善、及时的信息，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以及传递往往难以做到完善、及时。其次，受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除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外，人们自身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存在着计划的制定不符合客观要求的情况。第三，受不同利益的牵制。各种计划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具体的工作人员之手，代表着不同部门和地区以及集团的利益，因此计划的最终确定往往受到较多的牵制。第四，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单纯的计划机制还容易受到非经济性因素（如势力、当权者出于政治目的等）的左右，产生所谓的非经济性调节，使计划偏离合理的目标。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篇5

【摘 要 题】研究综述

【关 键 词】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回顾与评述

【 正 文】

我国理论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始于1992年“南方谈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3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对这一理论进行宣传、阐释、论证和相关概念的争论。1994-1995年为第二阶段，表现为对这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第三阶段从1996年起到现在，则在缓进中酝酿着突破。经过和正在进行的这些宣传、研究，使理论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有些内容尚未涉及和已有成果有待细化、深化、准确化、系统化等问题。为此，本文拟作一概略的回顾与评述。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源”和“流”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源”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因此，十分自然地引起学者们对该理论“渊源”的研究和探讨。龚育之在1992年提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思想从何而来的问题，初步指出它既源自实践，又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结果。[1](p.35)

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较明确概括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是李铁映。他在1996年提出：“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是在总结包括我国在内的现实经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实践”。他还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运用和发展。”这些研究成果，已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大家的共识。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流”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除了来自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源头”外，还广泛借鉴了直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们的精辟思想，以及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它们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中的“流”。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聂运麟，1998）、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冷溶，2000）、刘少奇的商品经济思想（黄祖琳，1995）和陈云的市场思想（符卫年，1995）等。除此之外，龚育之(1992)提出：“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开了多次务虚会……会上已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1979年春天，我们党的领导层中进一步探讨了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有的领导人讲话，也用过‘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他认为，这些思想，与邓小平1979年11月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无关系。[1](pp.30-31)

胡义成(1998)认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哲学，必然地渗透着或契合着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他在分析了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荷兰籍经济学家库普曼的市场经济“超制度配置理论”的主要观点后指出：“这类观点如果不被邓小平理论加以批判借鉴，那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还认为，邓小平汲取日本社会党理论家佐藤的市场经济思想，“结合中国情况，构筑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pp.209、215、214)

上述观点中，有一点尚需进一步研究，即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不错，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确有一些与西方经济学相通的思想，但就此而得出两者之间的借鉴关系，还缺少足够的依据，需待有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化。但有一点结论倒是可以通过反复研读原着得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存在某些与西方经济学相契合的思想，是邓小平为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这些国家经济运行中既符合人类共同特性，又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做法，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实际，加以概括和提炼的结果。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一）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考过程

再现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思考过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尽管如此，学术界还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1)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多国的失败，足以说明必须对该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2)社会主义各国对新的道路的探索都指向了商品（市场）经济，引起了邓小平对人类已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反思，结果，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一家独有，而是有很强的兼容性，能为社会主义所用；(3)基于对我国改革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上的多重任务之间相互关系的战略性思考，邓小平认为用市场经济来统领这三方面的改革，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因而较容易形成改革的良性推进（许新三，2002）；(4)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选用了市场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5)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还考虑到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是创造者对世界某一事物长期观察并思考的结果。据此，有的学者考察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时，将视角伸向邓小平一生中与该理论创立有关的种种经历，如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的大学系统学习、太行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等（聂运麟，1995），从而大大拓宽了对该理论的研究空间。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时间则是吴敬琏(1999)提出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就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p.103)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阶段，龚金国等(1994)认为，这一理论“从提出、充实到完善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2、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p.6)聂运麟(1995)则提出二阶段论。“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至1987年2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在结合中应以计划经济为主……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2月至1992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转变为强调以市场经济为主。”

不论是二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第一阶段都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因为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首次谈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是这样说的。可见，这种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但也有个别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仔细分析邓小平1978年12月至1979年11月间的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便可知道，邓小平之所以提以计划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为这种提法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减少改革起步时上下的阻力，最大限度地争取更多的人赞成和支持改革，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得以起步，以便打开计划经济的缺口，最终取而代之（许新三，2003）。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内容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

(1)市场经济性质论

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进而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是手段的认识，引起了学者们对市场经济是否是中性机制的进一步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作为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与所有制、经济制度和产权完全无关的中性机制，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缺陷的（张宇，1994）；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生活看，市场经济从来没有过独立存在的形式，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韩凤来，1997）。

关于市场经济是否中性的争论同市场经济理论的共性和个性是相关的，理论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解。

李克清(1992)提出：“市场经济是一个中性词，是用来表示经济一般的一个概念，本身并不姓‘资’，也不姓‘社’。作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

杨圣明(1996)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新市场论的内容包括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两部分……不懂得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的道理，也就根本不懂得邓小平同志的新市场论，或者说，也就等于抛弃了新市场论”。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关系论

综观邓小平的全部改革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我们看到，邓小平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传统计划经济的战略意图。但他也曾几次谈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观点，由此引起了学者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互关系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取代论。吴敬琏(1992)认为，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即指“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1] (p.58)两年后，他更明确提出：“邓小平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场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第二，并存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根本上排斥计划经济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张朝尊，1992；蒋学模，1994）。第三，双义论，于光远(1992)认为：“计划经济一词事实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前者指的是有计划发展的经济，后者指的是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凋节的一种经济制度。作为广义的计划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作为狭义的计划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后是不再存在的。”[10]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在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由于在资源配置上截然相反的做法，两者无法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对此，邓小平早就有清楚的认识。但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而且应当运用计划手段来完善其体制，以利于造成对资本主义的体制优势。邓小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一说法的。

(3)市场经济阶段论

自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的见解公诸于众后，市场经济的阶段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认识上分歧很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市场经济。伍柏麟(1992)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虽也有商品生产，有市场，但它们还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形式，整个社会还是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形成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11]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市场经济。王珏(1993)提出，市场经济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的市场经济，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就其本身的发展水平而言，它是一种单一的市场经济，即一般商品市场，没有或极少劳动力、资金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市场。第二，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只是一种补充成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第二阶段，近代市场经济……第三阶段，现代市场经济”。[12](p.83)第三种意见则将市场经济分为带有资本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和具有封建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并认为前者出现于我国明清时代，后者形成于宋代（尹进，1994）。

仔细分析各方的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认为，市场配置资源必须成为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并且在全要素市场形成后，才能将其称之为市场经济。有人则认为，只要有商品市场，只要市场对资源配置已起作用，（尽管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认识上的分歧，就有了市场经济阶段的不同划分。邓小平将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定位为“萌芽”状态，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是将市场经济理解为全要素市场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并以此来划分市场经济阶段的。这一点又与邓小平要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思想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

(4)生产力标准

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来评判市场经济的优劣与是非，是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谈话中多次论及的问题，构成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涵，很早便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阐释，并成为学者共识。龚育之(1992)在引用了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后提出：“小平同志在这里显然是强调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1](p.37)陈志良等(1992)在引用邓小平上述同样谈话后提出：“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表明：邓小平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来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生产力构成了邓小平探索和设计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13](p.287)

(5)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邓小平多次指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暗含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相容这一前提。对此，学者们认识各异。一种观点认为，两者能够兼容。如龚育之(1992)认为：“就未经改革以前的公有制而言，说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还有一定道理。公有制实现形式经过改革，还说它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那就没有道理，全属偏见了”。[1](p.47)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兼容的可能性。吴敬琏(1993)认为：“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公社’”和“斯大林时代所采取的国有国营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但是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产权社会化的现成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下，显然出现了新的可能性。”[14](p.217)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否兼容尚须证明。臧旭恒(1993)认为，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至于现实中存在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他认为“截止目前仍不存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完全相容的成功的实例，但也不存在失败的实例。”[15]第四种观点认为，是否兼容已被证明。张宇(1994)认为：“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事实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的。”[16]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是一个迄今为止仍存在争议的话题。从现有的理论与实践看，目前我们还很难得出公有制已经融入市场经济的结论。因为一方面，我国的国有企业总体上还没有很好解决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和监督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否已融入市场经济的测定标准尚待制订并完善。但是，经过从放权让利、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等二十多年改革历程的国有企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有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而最终融入市场经济。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邓小平在1979年11月至1992年2月间10余次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有人概括为5点（李炳炎，1994），有人概括为6点（龙太江，1995），但其中3点为其核心内容：(1)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2)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二部分是邓小平为在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所引出的理论创新，其包含的内容，也因为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的学者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并把实现共同富裕、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现代市场体系、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纳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之内加以研究和阐述（龚金国；1994）。也有的学者则将邓小平经济理论直接等同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在龚金国等人概括的基础上，再加上所有制结构、科教兴国、财政、金融、国企、外贸、农村改革等内容（唐任伍等，2001），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严格界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是1980年4月提出的，如把它看作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既缺乏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又容易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后市场经济将不需存在的误解，也不符合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所思所想，因此，将其纳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或基本内容是不合适的；邓小平在1975年至1985年抓教育科技工作时形成的思想，如用科教兴国的名义归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十分牵强。

四、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内容，虽然直到1992年2月南方谈话后才陆续公开，但这一理论却从提出之日起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对其实施指导的途径，学者们从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一是邓小平通过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使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并通过党的决策来实施对改革的指导。对此，高路(1992)在详细考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出台始末后，总结道：“在1979年以来的14年中，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或重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期间，中央先后确立了一系列新提法，标志着全党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前进”。”[17]苏星(1994)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引用了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等内容后，接着写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就是以此为基础的”。[18](p.61-62)邢贲思(1994)则认为，邓小平这一谈话“对全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全国人民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p.450)龚育之(1992)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表述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概括……作出这个新概括，源于邓小平讲过的意见，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20]吴敬琏(1999)则提出了邓小平1987年2月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对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p.121)其二是邓小平通过具体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和措施，如渐进的改革方式、创办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来实施对改革的指导。对此，张卓元(1997)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取向，没有出现大的曲折……同邓小平同志带头冲破传统理论的束缚，积极倡导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市场经济论，有着紧密的联系”。[21]陈甬军(1998)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进展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实践证明，价格双轨这一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方式最主要方法的产生和实施，是中国改革目标制约和影响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小平同志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思想的产物”。[22]

（二）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确立的伟大意义

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意义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学者们着重从现代文明、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周为民(1997)提出：“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质不仅是经济活动与效率的保证，而且是整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正是市场经济，正是在自主基础上以契约为媒介的自愿的市场交换，构成这些崇高社会理想和现代文明基本精神的真正具体、现实的基础。一个缺乏市场经济制度的传统社会，必定是一个缺乏个人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社会，以至于自由平等观念本身无论在‘抽象’的还是在‘具体’的意义上都是被排斥的”。[23]赵甲明(1999)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中国公民带进了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并参与世界性文化的形成，即使中国公民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开始在全世界范围获得全面发挥其才能的手段，在广阔的时空发展其本质和能力，从而有了达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能。”[24]边立新(2000)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对于人性的不断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5]

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意义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继续研究探讨。第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现有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性肯定中，缺少具体的分析和规律性的认识。而这一研究如果不深化，我们对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总结便是不全面甚至不深刻的，我们便无法真正解开中国改革成功之谜，也无法真正将以中国为分析范本的过渡经济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第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其中不乏有规律性的认识，值得我们去深入钻研和总结，并用于指导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也有一些谜有待我们去破译。但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到位。第三，邓小平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及其在中国的成功运用，有着方法论上的诸多启示，这是新世纪社会科学创新应遵循的重要轨迹，但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是十分欠缺的。

五、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

1994年1月在深圳召开的“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提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26]

彭聚先(1994)认为：“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27]

龙太江(1995)指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为这一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28]

（二）在社会主义史中的地位

高放(1993)认为：“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贡献。”[29]

邢贲思(1994)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他首次科学地阐明了公有制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对利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19]

（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李连仲等(1992)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30]

吕振宇(1999)提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1]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受各种条件（特别是历史条件）的限制，需要后人不断丰富发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邓小平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明智而又实际地选择了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即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中国取得了既坚持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又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等骄人业绩，使中国经济在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还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事实充分证明，邓小平为社会主义选择了市场经济，既是大胆的，又是正确的，其意义更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已有研究成果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定位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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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篇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从理论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至少包括两层含义。

首先，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我们的社会主义如何“特色”，但并未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基本制度等，只要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照样坚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借鉴。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另起炉灶，抛弃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面对本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的剧变，邓小平适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由此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要不要马克思问题上别出心裁，而是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内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其次，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其特色。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但也不是搞资本主义。按邓小平的话说，是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封闭的、僵化的、狭隘地域性的社会主义，而是搞开放的、高度灵活的、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传统认识

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从亚当・斯密开始，众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把市场经济的前提或基础论证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今天依然是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看作同一事物。正如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私有制的市场可以提供最好的方式来维持经济效率，来保证物品的最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来确保被生产出来的物品能符合消费者的需要。现代经济学对私有制市场的信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译本(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3页。]可见，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是根本对立的，计划和市场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围。

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研究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弊端。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盲目性的分析，间接地谈到了未来社会的计划生产问题。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马恩把生产的有计划性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虽然并没有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些概念的具体论述。但他们排斥市场，主张计划的思想一目了然。

从本质上看，他们仍把商品、货币和市场看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相等同。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推导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对立，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对立。因此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大前提下进行的。更何况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长期在人们观念中形成了“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三、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找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结合的理论依据，其创新主要表现如下。

(一)从市场经济产生条件的角度实现了认识上的突破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邓小平的这段话从分析市场经济的产生历史，即封建社会就出现萌芽来说明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存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市场经济的结论。既然市场经济并非某个社会所独有的，那么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二)用“市场经济”代替“商品经济”这一传统概念

虽然我们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都是通过市场发生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但市场经济，按其本意是指市场导向经济，即指在这种经济运营方式下，生产什么，用什么方法生产，生产出来后销售到哪里，都由供求力量来决定。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就意味着重点是要说明经济运行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要说明生产者之间的本质利益关系：更主要的是要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邓小平运用市场经济代替了商品经济这一概念，在商品关系的使用问题上，他与斯大林、的观点有了质的不同。斯大林和虽然承认存在着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却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不谈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利用商品经济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他们仍未能突破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邓小平对市场经济范畴的使用，不仅仅是换一种称谓的问题，这表明他已涉及到事物的本质。表明他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提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与以往的看法相比，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三)合理定位“商品――市场经济”

由于长期对计划和市场基本属性认识不清，导致对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位认识上的偏差。邓小平通过对市场经济历史的考察，首先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在充分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肯定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逾越性，克服了以前对商品

经济作用范围的诸多限制以及把一定范围内利用商品经济视为暂时退却的传统观念。对商品――市场经济地位的肯定有助于完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真正结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四)严格界定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

邓小平把计划、市场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分离、市场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分离结合起来，认为不要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虽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这并排斥相同的经济体制下也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邓小平强调指出利用市场经济只意味着利用市场的方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邓小平还从世界经济的对比中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计划，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特有。“……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这样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利用计划的方法，那社会主义也同样可利用市场为自己服务。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性概念，它与基本制度是根本不同的。一般地说，任何经济形态都包含制度和体制两方面。经济制度从总体上反映经济形态的本质，决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决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属于经济制度的范畴。经济体制则是实现经济活动根本目的的经济决策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以及经济运行的组织形式都属于经济体制的范畴。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它只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与另一种社会制度相互区别的标志。过去，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其要害就是把经济关系简单化、抽象化，把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混为一谈。结果只能是把不属于经济制度的内容当作经济制度来看待。把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经济运行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把计划经济则当作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和缺乏生机。邓小平通过对体制和制度的区分，不仅为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理论根据，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选择意识形态。便于我们努力去探索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四、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一)变革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他认为世界是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一国建设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世界他国。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教训，特别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整体上把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的论断。以此为基石，探寻了何为社会主义本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认识是相互对立的，对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方式认识不清的错误认识。这正是他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客观过程及其规律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因此整体思维方式对改变传统观念影响深刻。

(二)拓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内涵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化了实践标准，并把其基本内容由政治性实践标准转向社会全面发展标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就是这一标准的具体运用。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让实践帮助人民群众做出选择。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但关键还是要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法或手段。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邓小平最终提出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综合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具体体现，这一社会全面发展标准也将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

(三)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限制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混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把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邓小平把计划和市场从社会根本制度中分离出来。经济制度与体制的区分，在理论上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广阔领域：在实践中为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传统的苏联模式，探索和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对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能否实行市场经济这一长期争论不已的问题，做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篇7

关键词：转型经济 渐进式演化 激进式变革 制度变迁

一 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 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 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 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 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 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转型过程将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千差万别，所以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统一的发展模式。但是，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点，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也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所以开展转型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不仅有利于转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制定转型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十分有益的。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含义篇8

我国政府经济调控模式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解决它将对“什么”发挥作用，即经济调控的对象，而对象的确定则取决于经济调控主体——政府的经济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计划经济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并重的调控转变为对以宏观经济为主兼顾微观经济的调控。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是否调控微观经济，大家众说不一。有些人认为，政府应只管宏观，不管微观，宏观管住，微观放开，担心政府介入微观经济又会重新导致过去那种管得过死的局面，影响市场经济的进程。应该说，这种担心是明智的，但把政府宏观和微观经济职能截然分开，未免武断。笔者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加之，我国的市场经济基础也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因此，不可能只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来完成如资本积累、经济结构调整等重大经济事项，一定既要发挥政府宏观大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又要发挥政府微观资源配置的优势，克服市场缺欠。可以说，政府对微观经济适当的调控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这种转变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我国政府经济职能无论涉及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方面，都不是原来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完全抛弃市场、政府垄断性的调控，而是市场和政府职责合理分工，二者职能互补。市场和政府都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凡是市场配置资源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竞争力、活力等都有市场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凡是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充分行使其职能，主要表现为：(1)市场机制既无法控制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又无法控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2)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成本高、效益低等特点，这使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这样，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二；(3)经济活动产生的“消极外部性”，即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将部分成本强加于他人而无需支付代价，如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吸引企业自觉控制污染，消除消极的外部性。政府应责无旁贷承担排除经济外部性的职能，这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三；(4)人所共知，虽然市场机制能有效解决效率问题，但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调节社会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四。(5)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在于法律规范的保障。因此，建立法律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五。（注：参见陈振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从国际经验看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开放导报（深圳）1997、2/3、22-25。）这五项基本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与市场相互配合、协调互补的产物，表明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

2、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人们遵循其规律就会成功。否则，就会遭到惩罚。掌握经济规律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我们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一味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无所不包，其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逐步突破计划经济的樊篱，实行市场经济，转换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二者协调作用，使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瞩目。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初期，一些国家接受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把政府仅仅置于“守夜人”、“看门狗”的地位，弱化政府经济职能，完全让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其结果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最深刻、最持久、最广泛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于是，各国纷纷抛弃自由放任思想，而接受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思想，政府由“守夜人”转变为积极“干预者”，强化政府职能，经济活动由政府来调节，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其结果再一次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滞胀”。为此，各国纷纷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采取了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协调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转变

所谓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就是经济调控主体——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而实施的行为。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强制，即政府依靠法定的强制力量实现其经济职能的行为，如行政命令等；二是奖酬，即政府通过给予各种经济主体（公司、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使其自觉接受政府的调控，进而实现经济职能的行为，如产业政策和部分财政及金融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是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政策本身所含有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为了得到经济利益而自觉贯彻执行政府的这些政策，即接受奖酬；三是舆论，即政府通过舆论宣传作用把其意图施加于经济主体实现经济职能的行为，如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的各种精神奖励等。这些精神奖励（舆论）只是一种荣誉的称谓同样不具有强制性，它们的实施同样靠经济主体的自觉接受。（注：参见张国庆主编《行政管理学概论》有关章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由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性的强制向以奖酬和舆论为主兼顾强制的转变。这种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转变具有以下特点：

1、政府强制的弱化。就是指政府依靠强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程度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运用指令性计划这一行政命令调控经济活动的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农业生产在1985年就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在农产品方面，1994年国家收购和调拔的商品只有粮食、棉花和某种中药材等10种；工业生产中，政府实行指令性管理的产品已由1980年的120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减少到1994年的33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仅占5%，在农业出售的农产品总额中占12%，在工业企业销售的生产资料总额中占18%。（注：参见郭振英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一步推进改革》第5页，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3月22日。）以上表明，政府的强制在数量、范围等方面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另外，政府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效力的强弱大大受市场的制约。因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规律为准绳，一切行为均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为了利益可以置政府强制——行政命令而不顾，最近一段时期，各种走私活动的猖獗以及其它各种“有禁不止”现象的存在都是政府强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失灵的佐证。

2、利益是实施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基础。政府经济调控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三种经济调控行为所含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经济主体吸收。如果利益所产生的诱因足以吸引经济主体自觉接受政府经济调控行为，这表明政府经济调控行为产生了效力。反之，其无效或效力弱化。就强制而言，虽然，可以凭借自己法定的强制力迫使经济主体服从，如企业接受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但是，如果强制——指令性计划不能使企业因认真贯彻执行指令性计划而得到满意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情况。强制因经济主体按市场规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效力减弱。就奖酬性和舆论而言，因自身没有强制力，经济主体是否接受这一行为完全取决是否有利可图，这就决定了利益是奖酬行为的重中之重。目前，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其特点是投资大、效益低，一般经济主体不愿投资建设。针对这种状况，政府实施了诸如优惠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一系列奖酬，通过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使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吸引它们投资建设，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突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另外，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展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动，授予一些经济主体诸如“双文明单位”、“消费者满意单位”的称号。通过实施这些舆论，使经济主体意识到荣获这些荣誉称号对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开拓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积极参加政府开展的精神文明活动。经济主体参与这一活动的过程就是贯彻执行舆论的过程，也就是舆论发生效力的过程。

3、市场交换是实施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方式。如前所述，利益是经济主体是否接受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前提，而通过什么方式把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和经济主体之间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以什么为中介把政府经济调控行为所含的利益被经济主体吸收进而实现其效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中介只能是市场交换。政府用经济调控行为所含的利益与经济主体的服从相交换，进而达到交换双方的目的，即政府由于付出一定利益而换取了经济主体的服从，使经济调控行为发生效力；经济主体则因服从经济调控制行为，而换取了利益，达到了做为一个经济人的目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强制；如果不把其实现效力的方式建立在与经济主体进行交换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强制的效力在一定程度就会因经济主体无利可图而消极服从而被弱化或被化为乌有。如前所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有禁不止”现象就是政府强制失灵的突出表现。对于奖酬和舆论，其效力是否实现或效力的强弱则完全取决于它们所含利益与经济主体服从二者之间市场交换是否成功或交换效果的好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招商引资政策（奖酬），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由奖酬所含利益与外商之间成功进行交换的结果。也是政府奖酬成功案例之一。而最近一段时期，有些政府部门开展的乱评比活动（舆论），各种荣誉称号多于牛毛，遭到了企业的抵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评比活动仅仅是为了某些部门谋取利益，导致这种舆论行为不含经济主体所需利益因素，无法与企业进行交换。这也是政府舆论失败的案例之一。

三、政府经济调控关系的转变

所谓政府经济调控关系就是指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关系一经形成便具有长期稳定性。经济调控关系和经济调控行为的关系是二者互为前提，经济调控行为必然导致一定的经济调控关系；稳定的经济调控关系又产生相应的经济调控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等强制行为实现其经济职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则采取以奖酬和舆论为主，强制为辅来实现其经济职能。因此，政府经济调控关系相应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即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向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转变。（注：参见李景鹏《权力政治学》有关章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这种经济调控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1、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转变工作作风，树立公仆意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工作人员凭借行政命令等强制推行政令，实现经济职能。同时，企业处于政府的从属地位，政府与经济主体（企业）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经济调控行为不再以强制为主，而是以奖酬性和舆论性为主，这就使政府工作人员失去象计划经济那样所凭借的法定强制力这一有效手段来推行政务。换言之，政府工作人员推行政务手段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弱化。另外，政府与经济主体的关系是一种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这表明经济主体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它们不再是政府的从属物，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经济主体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一定自，政府不能随意干涉其生产经营活动。为此，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克服官僚作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