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范文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篇1

 

1 计划经济体制概述

 

1.1 计划经济体制的含义

 

计划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经济体系。它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大部分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的,并且由政府指令分配资源,不受市场影响。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保证。只有实现计划经济这一科学体系,社会经济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才能达到社会经济高速、平稳和健康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三种经济体系分别为市场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 1.2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①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②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直接指令性行政管理;③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④社会资源的计划配置;⑤交易活动的非价格特征;⑥分配方式上采取按劳分配;⑦经济结构呈现明显的城乡分化和二元结构;⑧经济生活政治化。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及基本特征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国有企业通过平等竞争发挥主导作用。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三,在宏观调控上,能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3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利弊分析

 

3.1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

 

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它们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是,两者又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中公有制占绝对主体,基本上不存在其他的经济所有制了。其次,计划经济体制是指令式,它以行政管理为主,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缺少市场管理和法律管理。最后,分配方式的极端化,就以按劳分配为主,而无其他分配方式。

 

3.2 计划经济体制的有利之处

 

现实的状况是市场化被当做了目的,市场俨然成为衡量经济运行方式优劣的标准。而市场化的既得利益者将这种观念灌输给社会大众,他们正在自觉地把市场当做手段。以市场作为衡量标准,计划完全失去了作为一种手段的资格和合理性。现在应将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它们都必须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其优劣都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和取舍。

 

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使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它不像市场经济那样严重消耗自然资源;很好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贫富差距现象,它能使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像市场经济那样严重,身份等级差别也较小。

 

3.3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实行公有制就要强制地剥夺一切人的生产资料;基本人群要终其一生在一个单位工作和生活,以便于安排工作计划和生活物资的供应计划。高度计划指令经济要求对经济运行的各方面都要做出细致的计划,这会导致计划多具刚性缺乏灵活性。政府当局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资源配置计划,忽视经济效率,导致计划经济配置低效。在货币支付之外,人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支付方法,搭便车等行为普遍化。政府投资和资源配置等优先保证城市和重工业发展,农村和农业发展明显受到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压制,导致后期经济增长中产业链条的断裂。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实行分权模式,由于模式边界难以把握,经济生活的政治化很容易引发社会性的道德危机。

 

4 结 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发展的必要性。若想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得以正常的运行,要以一个合理的产业发展战略计划为核心,形成一整套合理的经济发展方针政策,这样中国经济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篇2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市场的弱点，弥补市场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而市场对经济信号的反应却是灵敏迅速的，并且能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正因为如此，我国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就没有短处、计划就没有长处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文选》第1卷第201页）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同志就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59页）在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他还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这说明，我们把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说市场就是万能的，也不是说计划就一无是处。相反，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反应灵敏的优点的同时，通过包括一定的计划调节在内的宏观调控来抑制和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与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调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同志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经济的发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90―91页）“到了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同上，第3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如同运用市场手段的范围和形式也是会有些区别的一样。”“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同上，第31、3、159页）这就告诉我们，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调节、有宏观调控，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调节、宏观调控，无论在目的、范围、形式上还是在实施的有效性上，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文选》第1卷第227页）“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页）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把“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把“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文选》第1卷第441、227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因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有可能和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同志所说：“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66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文选》第1卷第467页）

其次，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与建国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仍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并将长期是发展中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和它们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也没有并驾齐驱。这些都决定了宏观调控对于我们比对于它们更加重要。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相对落后、整体素质不高，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特别是我们没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的国情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搞好国家宏观调控。”（《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8页）“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文选》第1卷第467页）

再次，经济体制转轨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需要宏观调控，而且调控的范围、形式也不尽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没有消除，新体制尚未形成，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从总体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8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应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我们也应注意认真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同志在解释为什么会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时说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文选》第1卷第202页）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又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同上，第212页）过了两年，他进一步指出：“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体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使这种新的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204页）这些论断告诉我们，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没有取消经济的计划性。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搞经济计划的一些有益经验，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继承、所借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应当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也离不开对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同志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又指出：“在当前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为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甚至混乱现象，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那种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完全是一种误解。”（《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1、90页）他还说：“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但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一时还难以完全做到。必须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相机综合地运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采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利于不失时机地解决矛盾和问题。”他强调：“必须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同时，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搞活经济，就越要加强纪律性和法制观念，越要防止和克服那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纪律松弛的现象。”（同上，第200、119、46页）可见，在当前情况下，运用计划手段、行政手段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仍然是很重要的。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篇3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变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243-0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要选择适合自身要求的经济形式。我国之所以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历史经验来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我国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由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生产资料将由全社会集中和占有，商品经济消亡，“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由条件不具备，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真正实现过，而最初实现的是类似战时统制经济的计划经济，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选择。

（二）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在国力贫乏、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经验，吸取战时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某些做法，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

（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弊端便日愈暴露出来，使社会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其弊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职责不分。如：政府是干什么的？企业是干什么的？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二是统得过多过死。如：批一个项目需要时间一年多，盖的公章有两页纸都放不下。三是条块分割、自我封闭。如：每个单位都自成体系，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小社会：有学校、医院、幼儿园、菜市场等等，该有的都有。

二、从经济运行规律来说，市场经济体制被证明是能够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人类文明成果

（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二次大战后，在世界经济较量中，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日益显现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方面的优势。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战后发达国家注意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引入计划手段，实行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弥补市场缺陷，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总体效益。

（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好处

这样一种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使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有机结合，各扬所长，互补其短，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生产社会化和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比较成熟经验。

三、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来说，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表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剧变、红旗落地，而社会主义中国却生机盎然。为什么？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使经济搞活了，社会商品丰富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有了抗御国内外政治风浪的能力。

对此，中共中央“十五”《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从经济发展趋势来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日趋向国际化、集团化、一体化方向发展，通过世界市场，正在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交换连接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世界经济是以市场经济运行为基础的，在这种下我国经济怎样才能同世界经济接轨？就必须沟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才能在运行机制上同世界经济接轨。

在此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五、从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任务要以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为动力

长期以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那种体制下，“统收统支”和“吃大锅饭”，必然导致重速度、轻效益。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篇4

关键词:改革;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政府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01-05

1978―2008年,中国改革经历了整整30年。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这30年的辉煌成绩的同时,不要忘记这30年的艰难历程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可以总结出哪些经验,得出哪些体会,这就是这篇文章中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一、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竟如此艰难

改革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调整。要让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使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地位的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第二,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市场调节之下生产和经营;第三,使政府职能得到切实转换,包括使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同政府作为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分离,使政府从企业主宰者转变为企业的服务者,并且使政府的经济管理逐步转向间接管理、运用经济调节手段的管理。上述第一个方面的改革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必须首先明确产权关系和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企业的经济和法律地位,使企业转向为市场而生产。如果不从产权改革着手,就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无法重新确立。

可以从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的调整来说明改革任务的艰巨。

1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成为企业的主宰者。企业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政府支配,

成为政府所属机构的附属物。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更谈不上自负盈亏。这一切都由当初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巩固下来了,企业本身是无法突破这些限制的。

2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不仅市场的范围极其有限,而且市场从性质上看,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市场。企业与企业间的经济活动,或者不通过市场进行,即使通过市场进行,由于交易双方都缺乏可供选择的机会,所以,市场是名不副实的。这些也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之上,企业难以摆脱。

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样清晰地表明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形式所巩固下来的市场从属于政府的关系。政府是市场的主宰者,这还不够,政府还以高度垄断者的身份直接支配市场,并从市场中取走了自己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这种关系同样是无法消除的。

因此,改革一开始,人们就感到改革的艰难。人们也许会提出一个疑问: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什么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秩序的建立相当顺利,而进入80年代以后,为什么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秩序的建立却那么困难呢?现在回顾起来,似乎不能简单地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或利益调整、利益再分配等因素来解释。应当注意的是:

150年代内,我国是从当时处于很不发达也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入计划经济体制的。这样,转入计划经济体制要容易的多。到了80年代,计划经济已高度发达,由此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必定困难得多。换言之,计划经济体制这时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要改革这一体制必定困难重重。

250年代内,中国经济转入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运用,如农村的统购统销、城市的物资统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制度的建立等,都是运用行政手段推进的,阻力很小。然而,到了80年代,当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直接干预,让企业、农村和城市居民在市场中有自我发展的机会,这样,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

3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刚性,如价格、工资、福利、住房、就业、户籍都具有刚性。不仅如此,企业本身的地位和企业领导人的职务也都没有灵活性。企业一经建立,似乎就注定要长久存在。即使是亏损的企业,除非主管部门让它关闭,否则它将一直照常经营下去。所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不是通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各种刚性,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改革的阻力。

450年代内,当中国经济转入计划经济体制时,主持这一大规模行动的主体就是政府,并且只可能是政府,而且纯利益主要是归政府的,政府可以用得到的资源从事自己所希望从事的各种事业。进入80年代以后,当中国经济准备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尽管政府依然是主持这一行动的主体,然而,制度创新的纯利益究竟有多大,纯利益主要归于谁,对于政府下面的各个部门和机构来说,始终是不确定的。政府下面的这些部门和机构不一定从大局考虑,其中有些部门和机构很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这样政府在策划选择中,必然不像当初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那样敢于决策,有时会迟疑困惑拖延不决。

5在当初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只有政府是真正的行为主体,其他行为主体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切听命于政府。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虽然政府依然是主要的行为主体,但已经不是唯一的行为主体了。企业就是另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个人无论是作为劳动者、消费者、还是作为投资者,也是行为主体。于是,政府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多了。这就增加了改革的困难。

6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观念的陈旧和对改革本身的认识远远不足。在开始施行计划经济体制时和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后,政府所遵循的理论就是:只有计划经济体制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违背了计划经济原则,就等于放弃了社会主义,滑到了资本主义道路上。

全国上下统一了思想认识,计划经济体制不仅能顺利实现,而且一直牢固地存在。如果在经济实践中出现了问题,很少有人把这些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而只归因于对计划经济理论领会得还不够深刻,没有真正把握计划经济理论。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却缺少必要的理论认识。包括负责推进社会主义市场从经济体制的某些领导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也是不深刻的。普遍的想法是:在“”结束后,都感到再也不能沿过去的路走下去了。至于改革,选择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要切合中国国情,把计划经济体制一步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同样是不清楚的。这就是改革的最大困难。

二、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的改革开始于1978年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以前的大约半年多的时间内,国内展开了“时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把人们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今后选择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对社会主义理论有新的认识;也需要通过时践来不断总结,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突出的成绩主要表现于: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第二,乡镇企业的兴起;第三,经济特区的建立。城市的经济改革当时还没有真正开始,计划经济体制仍牢牢地支配着中国城市经济生活。这时,虽然个别地方已经出现股份制这种新的公有制企业组织形式,但它们对中国经济还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放权让利”是当时城市经济改革、企业改革的主导思想。严格来说,这算不上什么改革,而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点松动而已。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配着中国经济。要想打破这种经济体制的支配地位远不是容易的事。历史表明,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理论的创新,也不会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束缚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可能的。这一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二是如何使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步成为现代化国家,使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并没有系统的论述,对社会主义体制创新和制度调整问题,更没有触及。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展开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

要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作为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总产品的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越性。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于不发达的国家。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着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的问题。不仅如此,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可能自觉地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总产品,假定硬性地靠命令来分配社会总产品,那就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效率低下,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吸引力。这同样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不曾遇到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有过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使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从列宁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新经济政策带有让步的色彩,也就是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让步,所以其中包含了兼用市场和计划两种方法的思想,不过列宁并未从理论上对市场和计划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加之,新经济政策没有实行多久,列宁就逝世了。此后,在斯大林主持下,在苏联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原以为它能够给社会带来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结果却表明,高度集中的、由国家定制价格和分配资源的体制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从理论上说,在苏联当时的著作中,计划经济被视为社会的主要特征没被当作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标志。理论的僵化使得体制僵化不变。在计划经济体制占支配的地位的苏联,长时期内,生产力发展受阻,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以至于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因此,从1979年开始,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来说,中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任务,即如何使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改革的方向既已确定,那就必须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究竟从何处着手,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个方面。正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和鼓励下,学术界展开了持久而富有建设性的各种经济改革方案,随着改革的推进,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产权改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促使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持续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产权改革之所以被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位置,理由在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使投资者承担投资风险,使经营者承担经营风险。经营者不承担经营风险,经济运行怎么可能同市场相适应?从理论上说,产权改革是所有制改革的核心部分,所有制改革要比产权改革更为广泛些。所有制改革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产权改革。通过产权改革,界定产权,明确产权,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大中企业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改革,都属于产权改革的内容。第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或者说,所有制的单一化走向所有制的多元化。这是指:建立以国有经济和国家控股经济、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各占一定比例的所有制体系。也就是把国有经济保持在适当的、但必要的范围内,扩大非国有经济的比例、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第三,探索并建立新的公有形式,例如,公共投资基金、职工持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等等。

建立了多种经济成分为内容的所有制体系和建立了新公有制的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确立了,中国经济也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这一切无疑都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前提。这正是中国改革30年给人们的最大启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管理者,起着调节经济和管理经济的作用,起着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作用;政府作为所有者、投资者,起着保护、占有和运用国家资产的作用。此外,政府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国家利益的代表者、负有协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责任。三者利益不一致时,政府要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这种不一致之处加以协调。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家利益可以代替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也不等于说政府可以运用有损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式来增加国家利益。政府在缓和各方面利益冲突时,必须从兼顾三者的利益方面着手。政府在这些方面究竟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政府所掌握的信息毕竟有限,政府对实际情况的判断不定与事实完全相符,政府还难以控制经济生活中若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再加上政策效应本身的滞后性和微观经济单位的预防措施的作用,都不能不影响政府在缓和各方面利益冲突中所作的努力。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兼顾与协调不是依靠政府单方面的设想和努力就能完满地实现的。但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不能放松,政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挥自己的作用:

1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关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把它们巩固下来。有制度优于无制度,有法可依优于无法可依。这些法律、法规应当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共同体现。

2在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制度创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政府应加强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监督,使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被有效的维护,使市场经济制度在三者利益协调的情况下建立起来。

3地区和地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可能因利益差距的扩大而引起不协调。这就是说,某一方可能感到自己的利益没有另一方那么多,或者感到自己的利益的增长幅度没有另一方那么大,它就会认为受到损失。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作为经济调节和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除了使各方对于相对利益及差距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外,还应当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缓和各方的利益冲突,促进各方利益的协调。

4如果政府作为交易活动中签订合同的一方,那么,政府必须遵守合同的规定,尊重合同的严肃性,实际上也就是尊重签订合同的另一方的地位和权利。交易活动中的合同对签订合同的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政府作为一方绝不是处于高居他人之上的地位。政府部门必须认识到,取消合同或违背合同的行为,是与市场经济秩序不相容的。政府必须自身成为遵守合同的模范,才能对社会尊重合同的行为起示范作用,也才能具有处理社会上合同纠纷的权威性。

必须指出,对合同的任何一方,不仅需要有道德的约束、即信用的约束,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法律的约束、经济的约束。如果违约一方经济上的赔偿与受到的处罚大大超过因故意违约而获取的利益,以至于每个原来准备故意违约的交易活动参加者不得不重新考虑违约的成本与收益之比,这也可以减少违约事件发生的了。在这方面,政府不能例外。

改革30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改革尚未完成。一系列重要改革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需要继续努力,这都与进一步解放思想有关。例如,企业改革如何深化,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如何破除?如果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认识不足,前进中就会遇到困难。又如,为什么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这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不受计划经济的观念的束缚,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总之,没有思想的继续解放,理论既无法创新,改革也会停步不前。

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切实转换政府职能的迫切性已经越来越明显,这同样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破除产生于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且至今仍存在的有关政府职能的各种旧观念的束缚。

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的是与非,要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进行判断,判断的依据首先是生产力标准。转换政府职能的目的是:只有政府职能切实转变了,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破除计划经济时代有关政府职能的旧观念,例如,“政府无所不能”、“政府应当支配一切”、“凡是政府能做的都由政府做”、“大政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政府的利益必定是全体人民的利益”等等,结果不仅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必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最终建成。

具体的说,有关政府职能的若干同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是必须破除的:

1“政府无所不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因为法律即使存在,但通常被认为有了法律,政府反而束手束脚;法律的限制、约束、制衡的作用,被看成是多余的。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权大于法,在权利面前,法律退居次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各种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也都在“政府无所不能”的思想指导下层出不穷,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也不会改正。

2“政府应当支配一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被认为有权支配一切,有力量支配一切,应当支配一切。在理论上,这被解释为:只有集权于中央,集权于政府,计划经济才能贯彻;也只有集权于中央,集权于政府,才能防止出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3“凡是政府能做的都由政府做”。这是一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指导思想是:凡是市场能做的都由市场做,政府只做市场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如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协调,宏观经济调控,以及社会效益高但经济效益低的部门的发展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思想则是:凡是政府能做的都由政府做,只有由于政府目前力量还不足,所以,不得不让出一小块地盘,让市场发挥作用。

4“大政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权利集中于中央,集中于政府,所以,必定需要大政府。加之,由于“凡是政府做的都由政府做”,大政府的存在就是社会不可避免的。既然计划经济体制被认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大政府也必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篇5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市场的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 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 ——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化计划（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市场化

由于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4同上：给市场装上“脑袋”和“心脏”，山西发展导报1999年52期；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篇6

目 次引言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法的两次限制（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一）计划的法律救济（二）计划法律责任结语引 言所谓计划，是指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作出分析，经过预测确定未来的行动目标，并以此制订未来行动方案。简言之，计划就是未来行动的方案。①计划法里的计划，一般多指国家经济（调控）计划，即与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有关的计划。计划法则是指体现国家计划内容，保障计划各项任务和总量指标实现的各有关法律。②在我国，计划法由原来的经济法的“龙头法”，到现在被忽视、作为经济法的“点缀”的境况，其地位可谓“大起大落”。笔者以为，从建国初期计划体制的确立，经由计划体制下计划之异化，再到市场体制下计划调控之必要，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我国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转向市场体制的时候，尽管认识到了计划的缺陷和市场的优势，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存在。虽然奉行“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民间社会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经济，因为讲求“利益”和“效率”的市场与私人经济主体具有一种天然的相互适配性。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时仍然采取“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行‘计划经济’之事”的办法；甚至排斥市场、固守计划。然而同时，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的心理误导，饱受了“计划一言堂”之苦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计划又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甚至反对。一味地否定市场体制下之计划，与一味地批判计划体制下之计划一样，都不是基于理性认识的基础而应有的客观态度。要改进由计划体制沿袭而来的政府的市场意识，同时强化市场（私人）经济主体的计划意识，并使二者能够殊途同归、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个二者可以展开对话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计划及其意义、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意义的最佳途径便是对计划的价值加以理论上的探讨。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计划的价值则是指计划对于计划主体的意义，即为什么需要计划。（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所谓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乃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马克思就使用“异化”一词解释了从劳动经由其对象——产品，再到私有财产的过程；并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工人成为其劳动产品——资本所统治、奴役的对象。①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的异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计划原为人们为组织、管理经济而对其加以事先规划的一种方式；但计划一旦产生、并得以作为“体制”确立后，借助着国家权力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人们的生活，不仅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全面控制人们的一种“桎梏”。从对我国计划及计划体制历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因决定走一条不同以往的主义道路，并跨越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故唯有将一切重头来过。虽自身无经验可循，又恰有前苏联之计划模式可资借鉴，于是，国家统包统揽之计划体制初具规模：土地改革、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群众运动接踵而至。应该承认，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唯有如此之计划方能奏效告捷，完成社会转型之历史重任，其历史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计划自身固有之各种缺陷当时便已“潜伏”，只是在国家以“巩固政治统治”为其职能活动之中心、甚至全部内容时，计划之缺陷被掩藏而一时并未暴露，一如市场之固有缺陷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之情形。一旦国家将其关注转向经济建设，计划之缺陷便初现端倪：计划信息收集渠道不畅，基层乃至中、高层单位信息谎报等问题层出不穷，计划对经济之预测及组织功能无从发挥；更加之对计划及计划者没有任何形式之限制，计划之缺陷愈加肆无忌惮，其“异化”已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从当时的“赶英超美”的目标、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及“大放各种卫星”等情形 中均可窥知。虽间或也创造了诸如“和平号”空间站、“10个月”造人民大会堂等一时辉煌，但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却在多年后才得以显现。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种盲目的群众生产运动之恶果开始显现，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及与前苏联“老大哥”的决裂，国家经济之困顿几入无以复加之境地。彼时本应为重新审视并反思计划性质与作用的绝好机会，但又因“阶级斗争”占据了国家生活的全部，“文化大革命”之十年浩劫席卷全国，计划之缺陷及其“异化”再度被掩盖于“巩固政治统治”的口号与活动之中，一个检讨历史的机会从此丧失。此时之计划往往与群众运动相联系，也因“计划之异化”使然。异化之计划既然要全方位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必然追求行动的整齐划一性，一切行为均按既定计划行事，当然也就要求计划执行人员、甚至受计划影响的全国人民在行动上、甚至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诚如哈耶克所言：“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但这“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而在当时之中国，国家通过引导人民的“政治激情”甚至是“狂热”，“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②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其自身的思想并以此相互区别，短时期内的“思想控制”可能会暂时奏效，但人之思想自主性及其求知欲注定最终会使这种控制失败。当人们意识到经济及思想等社会因素之多元化乃是现代民主国家之基本内涵时，其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统一控制”自然会产生质疑，并随之以各种方式将这种疑问加以表现，从而促使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产生。及至打倒四人帮、恢复正常国家生活之后，“计划之异化”由于长期未加纠正，又有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势。此时之“计划”已成为既定的、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之概念，并由某些计划权力者于其组织经济之功用外，更开发出谋取特权及私利的好处来。所以，计划体制之下，“人们”的思路是：在计划可以满足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些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任何”需要的前提下，为什么还需要市场呢？或者说为什么不需要计划呢？计划体制下的某些政府及其官员看不到计划的“坏处”，只顾得享受计划给他们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好处”，所以作为计划的决策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乃至监督者的他们找不出、更重要的是不愿意找出“不需要计划”的任何理由，“计划”的价值在这时得以“最大化”；当然，其价值主体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非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的经济职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主要依靠国家调节，而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实施的，所以，所谓国家调节主要就是“计划控制”，计划控制成为“国家调节”的代名词。不仅计划范围包揽一切，而且计划指标多为指令性的，计划实施手段主要依靠行政命令。从国家对经济管理和调节的基本方式上分析，计划主要不是属于国家促导经济这种类型，而是包括了国家强制、国家参与和组织经济等各种方式在内的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手段，①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三种方式都被计划控制所掩盖或取代：在市场规制方面，由于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垄断经济，作为计划制定者的国家或政府是最大的垄断者，而那些政府官员或者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分享用着（行政）垄断给他们带来的特权和“超额垄断利益”，当然不会去“反对自己”——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因为，“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②；“反对竞争”的另一面含义就是“赞成垄断”，计划主义者是主张并尽力促成垄断的，反过来，垄断又为计划主义者提供了种种特权和好处，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相互依存”。所以，在计划体制下的计划控制当中，根本就没有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位置。在国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方面，国家垄断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全面执行计划的各项内容，从而达到具体掌控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目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经济参与”和“经济促导”不过是实施计划的手段之一，“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 调控法”也让位于计划法，以至于没有对其加以区分的必要而统一混合于计划法之中。计划本为组织经济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及其固有之缺陷均为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只有对其予以相当之限制与制约，如以市场为前提、并辅之以法律控制等，其客观积极作用方可充分、有效发挥，其消极作用亦可被控制于合理限度内。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之异化，不仅脱离了计划组织经济之基本功能的定位，而且演变为阻挠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倒退的障碍，更沦为某些既得利益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然而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其所依附之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于计划被国家作为“控制经济”的全部和唯一手段。要改变这种异化状态，扭转计划与经济、以及计划与人们之间的对立局面，必须通过社会变革以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改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决断也就不难理解了。（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实质方面上来，即市场体制下，为什么需要计划。其实，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与市场一样，也不存在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暂且撇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功能与意义被全面强化乃至“异化”的情况不说，在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众所周知，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所谓市场缺陷。市场缺陷有三种，其中造成市场缺陷的第三种原因乃是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虽然一般来说，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受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的，但往往是先有了某一产品一定量的交易与流通之后，其供求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调节是被动的。同时，因为从产品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各个市场主体对有关信息的重视程度、掌握程度等的不同，这一段时间便成为一些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另一些市场主体被淘汰的灾难性因素——这种时间的间隔性使得市场不能在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精确地进行同步调节，因而具有了滞后性。当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普遍不大的时候，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恰恰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常的“优胜劣汰”的推动因素，虽然可能给某些经营者个体的经济效益造成损害、亏损甚至破产，但并不妨害社会经济全局，反而使社会经济不断更新，从总体上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当产业革命爆发后，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大规模的企业、即垄断企业逐步形成。他们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凭仗自身的垄断优势，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最终由亏损到破产。与前述小企业不同，垄断企业的破产会对市场供求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引起其他相关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此时，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便从正面转向了反面，成为严重影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于是，国家开始介入经济运行，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引起某些领域投资膨胀和生产过剩，而另一些领域则投资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由此发生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波动。对此，国家需要随时调查了解全社会及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作出科学分析和预测，或者进而拟订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指导社会投资，影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环节。①这时，计划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了。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计划具有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具体包括：（1）计划有助于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2）计划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3）计划有利于引导投资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4）计划有助于市场主体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减缓经济波动。②计划一旦出现，就凭借其特有的上述宏观调控职能成为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工具”为轴线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起点和核心。而且，在现代国家，缺乏宏观调控（当然就包括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现实、甚至不可想象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尽管正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计划方式也由过去完全的指令性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但即使将来市场体制确立，计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 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③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的不可或缺性并不在于以何者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上，而在于“经济”本身。“经济是指通过生产、制造和分配短缺的物品以及提供短缺的服务来有计划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条件和措施的总和。”④也就是说，经济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在内；换言之，计划是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要素，任何一个市场都内涵了一定程度的“计划需要”。同时，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又是或应该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所以，在一种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在确定计划的上述价值意义之后，有必要对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所谓一元或二元调节，就是指经济调节是以市场为一元、还是以市场和计划为二元：前者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补缺，计划始终不应超越正常的市场调节而“越位”为主导性调节手段；后者则市场和计划二元并行，所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并不如前者牢固，存在着可能在并不是必要的情形下，计划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以致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性调节手段。现在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观点，即强调我国实行的是“宏观调控（包括计划）下的市场体制”；不仅否认了“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将之置于（计划等）宏观调控之下的次要地位，实际上仍是一种变相的“计划体制”，值得我们警惕。很显然，“（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市场与计划”以及“市场体制之下的计划”，这些名词中的“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都是大不相同的，其主次关系依次递增（或递减）。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和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是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计划与市场的主次关系是大相径庭的。“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说明，国家调节只是在正常的市场运转出现问题时的一种纠正手段，国家调节始终是以市场是否需要或者说市场运转是否正常为促发因素的；市场是主，国家调节是辅——这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是“计划调控下的市场”则正好相反，市场成为国家意志的附属，其自我调节功能被抑制以至于丧失；同时，政府职能和目标的多元化，使其无法完全以市场为中心制定经济政策，导致所谓的“国家调节”的效果无法超越市场调节本身。况且，目前我国的许多经济政策和做法，并不是源自于理论上的“市场失灵”，而是根源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但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取消市场，消灭竞争的。⑤而且，计划调控虽然是在市场调节失灵时才发挥作用，但调控之计划的制定并非可以任意为之，仍然必须以市场规律为依托；换言之，计划调控的目的在于使市场调节恢复正常，并不是在市场调节之外再创造或实行另一套调控体制。所以，计划调控不仅以市场经济规律的扭曲为促发的前提，而且以市场经济规律恢复正常为最终目的之一；后者还是在中国当前计划实践中更应强调的方面。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市场体制乃“一元调节”而非“二元调节”。对此，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法国在长期的计划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计划理论，二元调节理论（或指导性计划原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曾经创造了法国的“计划经济奇迹”。二元调节理论要解决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下国家是否应有一个全国计划，国家计划与市场调节是一种什么关系。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进入了计划的危机阶段：第一次危机发生的标志是1973-197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以德斯坦为首的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第二次危机在1986年，标志是法国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和右翼势力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希拉克再任总理；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93年，标志是以戴高乐派为首的右派联盟再度获得1993年3月议会选举的胜利，由前财政部长巴拉杜出任总理。如果说第一次危机涉及的仅是扩大还是缩小计划的范围，是如何实行计划的问题的话，那么，第二次危机则涉及到计划化本身有无存在必要的实质性问题了，第三次危机干脆中断了计划的实施，在巴拉杜总理的授意下，第十一计划甚至没交议会通过，使法国战后经济于1992-1997年间第一次在没有中期计划的情况下运行。对于法国计划危机导致的“计划失灵”的原因的分析，国内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石油危机”引起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波动和国际间信用关系的破坏，最终导致的国内经济的“滞胀”、就业危机和投资条件恶化等，除此之外， 其原因还包括：编制计划的信息不充分，不能兼顾全局；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有企业实力的下降，使计划机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计划信息的传递系统没有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随之发生变化，导致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计划目标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法国“计划失灵”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更是法国计划机制本身逐渐失去影响力的一种必然结果。①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目前的中国，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仍是一种“板块式”结合（二元调节），二者各行其是，形成一种“双轨运行”的模式；而不是“融合式”结合（一元调节），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中共同发展。所以，法国的计划实践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同时也为我们呈现出其负面的教训，即计划与市场的“二元调节”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仍然必须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计划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正如作为“第二次调节”的经济法是对“第一次调节”的民商法的补位一样。我们应当始终牢记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或者说，“计划”是“市场”题中应有之义；计划是否以及怎样发挥作用，都必须以市场为前提，所以，只存在“一元调节”、即市场调节。而所谓的“二元调节”，即把计划提升到与市场相提并论的地位，势必造成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削弱市场的主导性调节地位，导致一个“不伦不类”的市场经济机制、甚至是“变相”的计划体制。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计划，和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市场，我们分别讨论其优越性是无意义的。如前文所述，计划与市场应当是任何一种运作正常的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因素，因此，计划的优越性与市场的优越性，只有在二者相结合、并且彼此相对于对方来说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二者的优越性都在于弥补对方的缺陷与不足。所以，如同市场本身有缺陷一样，计划也存在着一些先天或后天的缺陷，有学者对此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概括，认为计划的缺陷主要包括：（1）计划对计划资源的依赖；（2）计划者对信息难以完全掌握；（3）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着基层单位的劝说行为和谎报军情现象；（4）计划需要高昂的组织成本。②计划的这些缺陷，从一定角度上讲，亦可看作是政府失灵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当市场能够自发地按照价值规律调节经济运行时，其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为民商法，也可称之为对市场的“第一次调节”；否则，就需要国家调节的介入，与之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经济法被称为对市场的“第二次调节”。在前者，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特别是在后者，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反垄断与限制竞争以及国家投资经营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市场对计划缺陷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只是在市场得以自我调节时，经济法的作用才主要表现为对国家调节措施的限制；否则，经济法就是保障国家调节措施有效运作的法律保障。所以，从根本上说，计划法是因循“市场缺陷——国家调节——相应法律保障体系”这一逻辑主线发展的必然结果。针对市场机制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的内在缺陷，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运用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其他政策工具，引导和促进社会投资和经济发展，换言之，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之一；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一基本方式的正常运作，国家又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引导促进法，或称宏观调控法，其中也就包括了计划法，其目的是保障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及其有效的实施。然而，在历史上，计划最初与法律似乎是无缘的。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制订计划，换言之，计划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活动范围，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管理国民经济，此 时计划可以被认为是行政措施的一种，被直接吸收到行政法律规范当中，甚至有的计划直接就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计划与行政法规便等同起来。所以，即使是当计划只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畴时，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只不过这种法律意义被掩盖在行政措施当中。何况，“计划实现的手段，只要是求诸于法规的，便产生了计划与法的关系。……在计划的背后，可以说这些法律是各种行政活动的实质性基准。在这个意义上，计划与法是有关系的。”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计划所蕴涵的实质法律意义进一步显现出来，并且也被赋予了法的形式意义。①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除了上述总的理论意义外，主要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实践意义：（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甚至控制主要得益于两种力量：一是计划与行政垄断权力的紧密结合，计划成为国家垄断经济的方式之一，得以借助行政权力的扩张而将其触角伸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二是受益于计划法的“保驾护航”。计划经济是与人治社会紧密相联的，在实行“法律工具主义”的人治社会中，计划法的唯一功能是确保计划全面、彻底的实现，计划的扩张性因此而得到空前的强化。而在奉行法治、追求“法律至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法除了保障计划功能的正常、有效发挥之外，更重要的是限制计划作用的范围、约束有关计划主体在制定和实施计划过程中的权力，避免发生计划超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的“越位”现象。有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权力脱离规范，以至非规范化、无规范化，或称为“法律中的权力缺席”已为普遍之现象，成为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最大障碍，由于“控权对象缺失、权力制约丧失规范依凭、权力推定之可能、权力与责任失衡”等四致而成因果关系，故应加强公法建设，致权力为法所控，使权力成法治之权。②计划法亦为公法，其计划权力于计划法中之缺席、并致无“法”制约之情形一如上述。“权力者，乃权衡、确认和保障实现权利之力也，……且权力本身也是经由社会权衡、确认之力。”现权力脱离法之控制，超越作为其基础之权利，异化为无“权（利）”之力或无“法”之力，无非意图“保障”权力者之利益——亦即权利与权利之本源，而忽视权利者之利益。③以上种种，于计划法领域之表露可谓淋漓尽致。 如笔者前文所述，计划体制下计划之“横行无阻”，缘于其与权力之紧密结合，二者配合无间，为的是以“（计划）权力”谋“（经济）利益”。如今即打着迈向“法治国家”之旗号，则起码表面上或形式上应将“权力”纳入法之控制范围，尽管真正实现“法治之权”还需假以时日。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计划体制之“惯性作用”及计划权力者或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通过计划法对计划权力加以限制和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目前理论界在（包括计划法在内的）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或控权法）还是授权法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论。①笔者认为，从全面的角度讲，宏观调控法应当首先是授权法，其次才是限权法。因为，宏观调控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障宏观调控措施顺利、有效地实施，而宏观调控又是政府针对市场失灵现象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在“一元”的市场体制中，何为市场失灵？政府能否以及如何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都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获得充分的法律授权，这恰恰是宏观调控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目前强调“宏观调控法是限权法”也不为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的经济现状，不是市场高度发达，而是市场发育不充分；阻碍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的内在缺陷，而是政府的过度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淡出和市场的渐入，所以必须限制和减少政府的经济权力。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从立法的角度上看，是对政府的授权过多、过滥。例如，1984年和1986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两次对国务院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立法授权，权限不明、界限不清，使得国务院享有过大的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侵蚀了立法权力，导致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权力膨胀、乃至权力异化。在这种状况下，强调宏观调控法的“限权法”性质，比首先突出其“授权法”性质恐怕更有现实意义。（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计划法对计划的实践意义的另一方面，就是计划法为作为计划执行主体的市场经济主体（主要是私人经济主体）提供了其对计划的信赖保护机制。不论计划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指导性计划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并且通过一定的优惠措施诱导市场主体从事计划所指明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计划任务；指令性计划则更不必说，其对有关市场主体的影响较指导性计划更为直接和深远。同时，计划的特性之一就是灵活性，意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动而相应地作出更改。但是，市场主体一旦选择了按照计划内容或者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从事了经济活动之后，由于计划的变动导致其活动目的落空，不仅市场主体的有关经济利益遭到了损失，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市场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对此，可以合同法上有关要约的不可撤销作一类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第16条第2款规定了要约可以撤销，基本采纳了普通法系的观点；然而，在但书部分，却采用了大陆法系的信赖原则，规定在合同成立以前，写明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者受约人有理由信赖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则要约不能撤销。“不能撤销”，意味着受约人一旦承诺，合同即成立，如果要约人不照约行事，便要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9条采用了与此基本相同的规定。计划，作为国家制定的、公开宣布的经济规划，当然具有公信力，经济主体完全有理由信赖这一点，并依计划行事，从而期待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经济形势的变化确实需要计划作出必要的更改，并非如上述要约般不能撤销，而同时计划权力主体又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对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的损失不作出任何赔偿，则最终导致计划的公信力受损，失去对经济活动的引导性，计划就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了。所以，一方面要通过计划程序法来规定计划修改的程序，防止因计划权力主体的错误预测而对计划作出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修改，另一方面，必须保障依计划行事的经济主体对计划的信赖期望，即赋予其计划保障请求权。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利害关系人则是指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有关经济主体，其法律形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计划保障请求权的目的，一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发现计划权力主体修改计划所依据的对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而恢复原计划的执行；二是在确有必要修改计划的情形下，对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加以弥补，以确保公众对计划的信赖期望不致落空。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相对于市场对计划的“第一次限制”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自发性和不稳定性，通过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等特质的法律——计划法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实施法律救济，并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正是实现“第二次限制”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实施法律救济，是为了使有关市场主体在其因计划而生利益遭受损害时存在寻求救济、获得赔偿或补偿的可能性；配置法律责任、尤其是计划权力主体的责任，则是为了使上述可能性能够最终得以落实。而这两方面，恰恰是目前我国计划法理论与实践的薄弱环节，成为制约其发展与完善的“瓶颈”。“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实际上也是分别从前文所说的对计划管理者的计划权力主体——限制和约束计划权力，和对计划实际执行者的市场经济主体——提供信赖保护机制，这两个角度出发就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所作出的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一）计划的法律救济1．计划法律救济之必要。所谓法律救济，是指当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能正常实现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范对其加以补救和保护。法之设权、控权的目的在于规范权力或权利，并且确保在权利不能正常享有或权力不当行使时存在纠正或补救的可能，计划的法律救济，正是计划法领域中这种可能性的体现。尤其是在计划法领域，计划权力的“缺席”已为普遍现象，其对市场经济主体之权利的超越，往往是出于计划权力者自身谋取不当利益的需求①（当然，也包括因合理因素导致的计划不当而损害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所以，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规范权力，另一方面必须为权利主体配置相应的法律救济制度，以双管齐下，控制计划权力、维护权利主体之利益。在计划法律关系当中，计划管理主体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要求广泛吸取社会主体之意见，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仅凭其“一己之力”、以单方意思表示作出，且计划的内容之概括性与宽泛性，往往使计划管理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救济，则易使计划的执行偏离其既定方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因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自由裁量权之滥用得不到纠正与补救， 而助长其进一步滥用之可能。因此，从控制计划权力的角度出发，从保障市场主体计划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也必须在依计划行事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当计划侵害时给予充分的法律救济。2．计划法律救济之类型。按照实施法律救济的机关进行分类，可以将计划的法律救济分为以下几种：②首先是权力机关救济。权力机关的计划救济分为权力机关对其自身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和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的法律救济两种：前者主要是一种内部的救济，通过权力机关内部的有关专门机构实施；后者是一种对行政机关的外部救济，而且由于当前我国行政机关行政权力扩张的现实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在英国，议会（权力机关）救济是其独有的一项制度。政府向议会负责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民由于行政活动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本选区议员促使部长注意，也可由议员在议会中提出质问或提议进行辩论；对于重大问题，议会可以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庭。③英国的这一经验可供我国借鉴。其次是行政机关救济。行政机关的计划救济是指行政机关因其制定的计划损害利害关系人权益而给予相应的补救和赔偿；主要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进行的救济。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又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决定。《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应向国务院请示报告，由国务院决定。以上规定均表明，我国事实上已建立起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法律救济制度，但仍需将其进一步规范化、体系化。具体来说，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制度来进行：（1）行政复议制度。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相对人认为其制定的计划已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由有复议权的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计划行为进行审查，并视审查结果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同时，依据《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对所依据的计划也应有权审查。（2）报告工作制度。我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通过下级行政机关向上级行政机关的报告工作制度，实现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和其他管理活动的监督，并对其不当之处加以纠正和补救。（3）监督检查制度。这主要是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政策和计划的行为加以监督和检查。如果说报告工作制度需要依靠下级行政机关的主动的话，那么监督检查制度则由上级行政机关控制主动权，其目的在于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防止在计划行为当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此外，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英国行政法上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强制卖出，它是公民对公共机构所具有的权利。根据1971年《英国城乡计划法》的规定，公民的土地或房屋因受公共机构执行计划的影响而不能合理地有益利用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购买公民因此而不能利用的地产。1973年的《土地补偿法》扩大了强制卖出的范围，包括已经宣布但尚未执行的计划所产生的损害在内。例如某一土地已预定作为公路或公园使用，所有者因此不能在市场上出卖该地，或只是在极不利条件下才能出卖该地。如果土地所有者需要出卖该地时，可以请求执行计划的机构按正常价格收买。同时，法律也规定了计划机构拒绝购买的理由，例如执行计划的机构可以公开声明该地不在征购范围内，或声明该计划在15年内不会执行等而拒绝购买。强制卖出制度对于我国目前因土地使用规划、城乡建设计划引发的土地纠纷的解决不无借鉴之处。最后是司法机关救济。司法机关的救济是指计划的利害关系人认为计划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审查为当事人提供补救的救济方法。由于前两种救济方法的起因都有部分或全部自我监督的因素，而司法机关因其对于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二者的计划行为是一种外部的监督，所以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来说，司法机关的计划法律救济在三种救济方式当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利害关系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最终途径。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机关救济显然并不完善。第一，由于我们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所以司法机关无权对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当然也就无权对 其颁布的相当于法律的计划提出质疑，只能依赖于权力机关的自我发现和自我纠正，又回到了权力机关自我救济的途径上。而自我监督和自我救济，如果不和外部监督和外部救济联系起来，从来都只能是片面的，对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保护也不可能是全面的。第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计划是否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审查，即行政计划的可诉性问题，也存在着争议。对于行政计划的纠纷，可以分为对计划的具体内容的不服和对计划的制定本身不服两种情况，其解决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前者，一般认为不是对特定个人的具体处分，因而欠缺诉讼的成熟性。以日本的土地使用规划为例，一旦制定了土地区划整理事业计划，在该区域内土地的形状、性质的变更，建筑物的新建等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种限度内，该计划具有法律效果。但是，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在这种阶段尚欠缺诉讼的成熟性。①但是，也有人认为，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实质上决定着有利害关系者将来的权利关系，并且，若公共事业的实施有非法的地方，早期纠正违法行为，合法地实施有关事业，无论是对于事业主来说，还是对于国民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也许还不能承认对抽象的基本计划提起诉讼，但当怀疑具体的事业实施计划有违法性质时，应该允许提起诉讼，以谋求阶段性疑问的解除，然后再重新开始公共事业的实施。从这种观点出发，下级法院的判决中，出现了许多与最高法院相左的意见，例如，日本札幌高等法院1971年12月23日关于土地改良事业计划决定的判决。②对于行政计划制定本身不服的司法审查，不少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予以肯定。一般认为，计划的制定（广义上理解，包括制定、修改和废止）属于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对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此，某些国家的法律也作出了明文规定，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计划制定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撤销之诉。③3．计划保障请求权。如果说，上述三种救济方式主要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从计划的利害关系人的角度出发，其是否享有计划保障请求权则成为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法律救济的关键。所谓计划保障请求权，是指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要求计划权力主体对其基于计划的信赖期望而产生之经济利益加以保障的请求权。有关主体得以行使计划保障请求权的条件包括：（1）计划具有法律约束力，计划管理主体负有制定、修改、废除，以及组织实施和监督的义务，但计划管理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2）请求权人对计划管理主体的计划义务履行行为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利益，或者是为履行计划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已经履行了计划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与有关计划管理行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3）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因计划管理主体未履行其义务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而受到了损害，这种损害可以是实际损害，也可以是可得利益的损害。依据其请求的内容不同，可以将计划保障请求权分为计划执行请求权、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和计划赔偿请求权：（1）计划执行请求权。当请求权人对计划的履行享有现实的或可期待的利益，而计划管理主体由于错误的判断，变更了原计划的执行——这种变更包括中止、修改或终止，并对上述请求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请求权人可以请求有关管理主体恢复原计划的执行。（2）计划补救措施请求权。当原计划的变更确有必要，并经计划管理主体加以说明后，请求权人可以要求计划管理主体采取相应的过渡措施，其目的在于为利害关系人适应新的情况提供调整的时间和条件，尽可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关于补救措施请求权，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5条第2款规定：“计划确定之后发生不可预见的影响，或者依计划确定之设施后而影响他人权利的，关系人可请求行政机关设置防护措施，建立和维护上列设施，使其免受损失。计划确定机关应当以决定形式命令计划拟定主体承担上述义务。该措施或设施不适当或与计划不一致的，关系人有权要求给予适当的金钱补偿。确定计划程序结束后，毗邻土地所有人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但该变化因自然现象或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在此限。”（3）计划赔偿请求权。一般而言，三项请求权均可分别单独行使，计划赔偿请求权还可与前两项请求权中的任何一项共同行使。当因计划的变更、或因计划的补救措施不及时已经给利害关系人造成了损失，则请求权人可以同时请求赔偿其损失。如日本某市政府制定了公营住宅建设计划，企业对市政府的计划予以协作，按照该计划建设了公众浴场。可是，之后由于市长的改选等原因，住 宅建设计划被中止，公众浴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于此案，熊本地方法院玉名支部于昭和44年4月30日的判决认为，计划中止本身是合法的，以市政府和公众浴场建设业主之间成立的协助、互惠的信赖关系为基础，住宅建设的废止，只要没有采取某种补偿措施，就是对信赖的严重破坏，是由于合法的行为构成了不法损害，受计划影响的业主一方可基于此向市政府主张赔偿请求权。①（二）计划法律责任1．我国目前计划法律责任的特征。计划法律责任是从计划决策、编制到执行全过程中，计划主体因模范遵守计划法，或违反计划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有的学者认为，计划法律责任具有责任主体多重性、责任内容综合性和责任方式多样性等特征。②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计划法中计划法律责任最突出的特征是其二元化及否定式责任的虚化。（1）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的二元化，是指计划法律责任的后果形式不仅包括否定性的，还包括肯定性的。其中，否定性的后果又包括责任人所承担的民事上的、行政上的和刑事上的不利益；肯定性的后果主要是指“奖励”这种形式，即当行为人模范地、成绩显著地遵守提倡性规范时所承担的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后果，具体又可分为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种方式。“把责任视为法律对于当事人的一种否定态度和主体行为引起的一种消极后果，这是传统法和法学使法律基于纠正不当行为、恢复和维持某种既定秩序为唯一目的而运作的结果，应当说已不敷实际需要。对于现代法尤其是经济法而言，需要更多地考虑法律责任的积极功能。”③自从漆多俊教授于1991年首次从理论上把“奖励”纳入法律规范结构体系中以来，④“奖励”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立。但是，“奖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主体制度、客体制度还是运行制度。我们认为，惟有将“奖励”纳入到经济法中的责任制度，才恰如其分、名正言顺。这样，提倡性规范与必要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相结合，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与奖励等肯定式法律后果相结合，便构成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在调整方法上相区别的重要特点。①（2）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所谓计划法律责任中否定式责任的虚化，一是指在计划法当中，对违反计划法或没有遵守计划法时应承担的法律制裁后果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欠缺对于计划管理主体的否定式后果，二是指即使有一些规定，也没有实际执行。实际上，这不独计划法中如此，整个经济法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经济法立法对经济法责任规定的不完善和不全面，直接表现为经济法规范中欠缺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而且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主体行为的否定性后果的规定。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法否定式法律后果缺位的延续。而这种缺位则是因权力非规范化导致的权力与责任失衡的直接后果。在权力非规范化的情形下，实践中的权力往往是推定的或意定的，这势必产生权力的放任。现代社会的权力放任，与集权主义思潮相伴随，凡集权主义盛行的地方，必有权力放任现象存在；当代中国的权力放任现象则有其时代特征：即变革社会中权威政治的相对削弱和法治政治的尚未确立这一矛盾。而权力放任又意味着责任的萎缩，是指责任对权力任意的一种无能状态，实践中的权力与责任之间不是一种正比关系，而是一种明显的非对应关系，责任无法成为权力的制约力量。②“计划经济的特征是集权，也就是说，现存的个人的单个计划由国家的一个整体经济计划来代替，或者由这个经济计划总括起来。”其结果之一就是“为国家工作的生产者没有个人责任和个人主动性。”同时，“在这种扎根于由国家单独计划和组织的经济之中，国家，确切地说，社会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没有个人责任。个人基本上是国家经济行为的客体，因而几乎对经济生活的运行不具影响。相反，个人依赖于国家组织的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人们也可以说这是国家对经济的责任。” ③因为作为计划管理主体的个人因其权力无制约而不承担个人责任，而且我国一贯实行的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而集体负责的结果也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所以即使有那么一些法律规定，也在“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下无法执行。所以，当计划无法落实或计划运行出问题时，只能追究国家的责任。但国家同时又是计划的制定者和组织实施者，其责任的追究与否对作为个人的责任主体而言，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对其权力无法制约。所以，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必须将其指标分解并分别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及其领导者身上，真正实现“行政首长负责制”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篇7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四)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篇8

    1.以史为据回溯了我国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思考与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正式诞生,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商品、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关系的探索早就开始。回顾历史,于光远谈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均无一例外地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从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来看,广义计划经济指有计划发展的经济,狭义计划经济指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调节的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家独存局面早就存在,十月革命后才形成狭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格局。很明显,此处未区分市场手段与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吴易风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选择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背景基础上,阐述了我国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列宁最初也坚持马恩设想,但在实践中发现排除商品经济关系在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的基础上,反而局限生产力的进步,通过引入和利用商品、货币、市场的新经济政策,解决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难题。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斯大林继列宁之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初步解决了这一历史性难题。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得到重视和传播,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潜心研读这两部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着作,结合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商品生产为谁服务,科学社会主义史上这是对相关问题获得的第一次明确答案,回应实践提出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条件、范围、积极和消极作用、计划和价格的关系等疑问;陈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是他多次论述这些问题的积淀。有学者归纳我国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经历,第一个阶段是从“限制论”转变为“补充论”,即从认为市场与计划经济互相排斥,因而应限制市场,转变到认为市场可以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第二个阶段是从“补充论”转变为“结合论”,即从认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转变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三个阶段是从“结合论”转变为“基础论”即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到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按中共中央基本精神梳理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任务、性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学术界以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和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相关决定决议为基本依据,梳理了改革内容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改革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国光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全面地坚持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精神,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我们应该把这个精神讲清楚,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李慎明强调,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3.通过比较分析提炼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种视角是相对传统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参照系而言:我国要建立的是公有制资料基础上,有一定的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第二种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具体形态(吴敬琏,1993);第三种是突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的结合,1992年十四大提出的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权威的定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有从社会制度层面区分;也有从所有制结构不同、收入分配依据不同两方面区别;还有学者从三方面区别: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使得市场活动中的规则、规范和市场竞争产生的后果都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二是计划和协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大;三是两者的群众基础不同。学者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应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但在这一问题的对比分析上,有的对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体环节分析,也有的对照俄罗斯的市场经济路径阐述。高校思政课教科书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作出了官方背景的也是权威的归结: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在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在宏观调控以实现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使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4.探索性地归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包含的内容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出发,吴易风归纳这一理论的要点:(1)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5)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相同点是方法,不同点是所有制。(6)要避免市场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必须确保所有制上占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社会财富分配始终坚持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从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着作看,都涉及的内容有:我国经济体制历史沿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职能转变。但在强调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学科落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等具体内容方面,不同的着作差异明显。

    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取向上进行了激烈交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理论上,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的双重指导价值,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讳言,现实与理论有不小的差距。程恩富提出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认为应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他剖析了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若干问题,评述了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构想了对此全面重建思路。他指出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的同时存在若干不良倾向:改革前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模仿西方经济学。我国要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注意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大背景,对照多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中外多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实证描述为重点,科学凝练符合经济事物本质规律性的范畴和原理。他还强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专门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研究者要面对中国现实问题发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几位经济学教授就“经济学理论多元化与中国经济学构建”问题的谈话从侧面反映了理论交锋。孟捷提到诺奖得主克鲁格曼2009年尖锐地指出:“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即以卢卡斯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没用的,说得难听点是有害的”。贾樟良强调,要警惕和防止发达国家和金融垄断资本对中国发动“经济学战争”,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他们的战略工具。“经济学战争”四个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第一,高校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实际上都基于发达国家利益,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利益有损害。其间的诸多理论假设如要素价格均等化、自由贸易等都不现实,通过这些理论,垄断资本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第二,“模型误国”。中国经济学研究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当精神鸦片,在国外刊物,特别是发表数学化论文成为经济学学术研究标准,数学形式主义使中国经济学“殖民地化”,其结果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实现了支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国际垄断资本面前的中国变得麻木不仁。第三,当代多种范式只要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教条均遭攻击和打压,这里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包括当代一些其他经济学的范式。第四,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停滞。经济学说史上,丑化促进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

    二、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多定性与对比性分析

    国外有不少评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模式等方面的观点。

    1.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多正面评价而不乏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