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范文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1

【关键词】 城市规划设计 事业单位改革 人力资源危机

改革开放启动以来，我国迈进了一个大国城市化的时代进程之中。近三十五年，我国农村人口已从改革初期的约70%下降到目前的约35%，新城市拔起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在整个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城市有限的空间里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资源和大型社会组织，相继出现的是一系列人口剧增、住房、交通、市政设施、环境卫生问题。城市规划设计是为这些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重要社会智囊，在城市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城市要发展，规划是龙头”。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2011年3月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1〕5号）和10个配套文件，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进入“深水区“。5号文件明确指出，事业单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公益服务的主要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未来将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进行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

我国城市规划行业，作为国家、地方政府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其性质以科研事业单位居多。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新形势、新特点，思考和研究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如何适应改革要求，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成功之路，是目前各单位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工作。就事业单位本身而言，它又是专业性人才密集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在事业单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藉此，思考事业单位改革背景下人力资源危机管理，是应对当前形势的特别有效之举。本文试以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为例，分析事业单位改革历程中，出现的人力资源危机原因、类型及形成机理，以期找到危机的解决之道。

一、事业单位改革的现状及走向

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在此情境下，中央5号文件印发，全面部署了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5号文件对我国目前事业单位改革实践具有指导性纲领作用，堪称是首次将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整体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马凯，2012）。

科学的事业单位分类是事业单位改革成功的基础。在对现有事业单位进行摸底、规范清理的基础上，5号文件依据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把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公益服务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三大类。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根据职能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再细分为两类：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从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单个行业分析，目前多数属于差额拨款性质。实际生产经营中，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是偏应用型科研机构，主要通过向政府、企业提供服务获得收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现有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可能方向有三个：整体转制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企业；部分转制为企业，其余转制为公益二类。

二、组织变革中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回顾

近几年有关组织变革中的人力资源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的哪些特征和表现是组织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员工对于组织变革的不同反映，和其阻碍或者推动变革的真正原因；组织变革对人力资源的影响、人力资源的应对策略；组织变革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外部环境变化因素。

Piderit（2000）指出，要密切关注员工不同时刻对变革的反应，理解员工对变革的理解非常关键，这有助于实现组织要改变员工对变革的矛盾心态和员工需要尽量减少这种矛盾带来的负面影响之间的平衡。Holman（2000）认为，高参与度和系统方式可以带来更好的业绩。

孟晓斌等（2008）探讨了基于多层次（个体、团队和组织整体）下企业动态能力培养，对于组织变革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张鑫、刘洪（2008）提出，人力资源作为一种能动性的、起主导作用的特殊生产要素，参与组织变革并与之协同变革才能保障组织变革获得成功。赵娅（2011）在对国内组织变革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文献进行综述后，提出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可能是朝向细节化、定量化和信息化发展，以促进组织变革。刘钢、何丹薇（2012）分析了组织变革和竞争对手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四类挑战——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人力资源部门综合协调能力、中高层管理者的选任和对竞争对手的时刻关注，构建了基于动态竞争战略的人力资源策略响应机制。唐杰、石冠峰（2012）从认知和行为两个维度出发，探析了员工应对组织变革可能使用四种策略，具体为直接面对、计划面对、躲避和空想应对。

三、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改革中人力资源危机的表现形式

1、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中人力资源特点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项融合科技、文化与经济多种知识于一体的高技术含量工作。相比于传统的工商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具有本行业的鲜明特色：一是战略性。规划设计成果是设计人员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创意，它以特定的人员和人群为核心展开，需要单位从战略高度对人力资源进行长期的、全面的计划。二是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城市规划设计单位的发展动力更依赖于单位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建设以员工能力和组织能力为导向。三是开放性。员工作为城市规划设计单位的首要智力资本，可以在合作伙伴、客户乃至竞争对手间相互流动。四是具有强势企业文化内涵。对于高级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源管理需要注重人文关怀，以营造一种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和谐的团队文化。五是全员性。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多以项目方式实施，需要团队间“传帮带”，相互学习、交流，密切配合。

2、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中人力资源危机的表现形式

引发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人力资源危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宏观改革政策、城市规划行业发展态势及单位自身发展战略等。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看，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力资源危机有：一是组织层面上，可能发生危机有组织结构危机、人事制度危机、薪酬体系危机和人才流失危机。二是个人层面上，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员工心理危机、工作效率危机、个人发展危机。

四、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改革中人力资源危机的形成原因和机理

正如前文所述，事业单位改革将会给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带来组织和个人层面的双重人力资源危机。在分析人力资源可能面临的危机情形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危机背后的成因，以为解决危机找到出路和方向。本文尝试对现有理论和实践加以提炼、总结，得出了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人力资源危机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讨论以上列举出的七种人力资源危机的形成原因，文章从外部宏观政策、组织环境和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三个方面着手，明确各种原因如何导致危机产生。

1、外部宏观政策

对于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来说，目前最为重要的宏观政策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绩效工资改革。事业单位本身一向被认为是“铁饭碗”，而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可能会让一部分“事业人”转为手捧“瓷饭碗”。在改革的不确定时期，“事业人”面临关于自身前途和职业生涯忧虑，无疑将会在心理上受到不小的冲击。这可能引起“前路犹未可知，何来心情工作”等消极情绪在事业单位蔓延。转型时期，年轻员工与老员工对待改革的态度往往迥异，年轻员工对于事业单位是否改制为企业，可能因为工作忙碌无暇顾及或者关注度较低；而事业单位的老员工可能已经是单位技术骨干或领导层，因年龄原因期望稳定、不太愿意放弃事业单位身份，所以改革中心理波动或精神压力会较大。Piderit研究证实，变革中要关注不同员工的反应，这会对变革成功十分关键。

2、组织环境

组织环境，主要包含行业竞争环境、组织构型、组织战略和企业文化四个要素。从行业竞争视角来看，城市规划设计行业处于变革的历史时期，部分传统单位正收缩规模、部分强者则逆势扩张，行业发展两极分化已现端倪，未来行业“马太效应“仍将加剧，行业市场化趋势明显。事业单位改革出台后，已有不少事业单位人才出现大量流失现象。外资设计机构或民营设计机构经营灵活、管理理念先进、发展空间大、薪酬高等优势已吸引了不少事业单位设计人才流进，事业单位人才流失危机凸显。从组织构型来看，目前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多以群体领导、纪委监督形式，自上而下设计的矩阵式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优点在于运营便捷、协作方便、项目质量有保证，但也存在结构缺陷——所有者缺位、领导者权责易重叠并产生冲突。从组织战略视角来看，现有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面临“留守公益事业”或“转企改制”两难选择，单位战略需要相应作出调整，这一时期战略调整如若不能顺利执行，将引起员工效率危机。从企业文化视角分析，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原先企业文化如果未融合自学习、不断自我组织再造等构成要素，将难以面对改革的大环境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

3、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事业单位改革给事业单位带来的危机主要有两方面：人事制度危机和薪酬体系危机。当前，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与政府组织相似，人事选聘选用上没有一套适应市场的人力资源工作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体制。同时，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方面，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还可以引入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实现将组织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相协调耦合，解决组织中员工发展问题。

五、结语

本文具体阐述了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改革及其他内外部因素可能造成的人力资源危机，分析其形成机理。未来研究可以在本文基础上，从改革政策、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等多角度切入，探寻人力资源危机的破解之道。我们知道城市规划设计事业单位改革大幕已然拉开，但它不仅仅只会给这一行业发展带来困难和挑战。如果这次事业单位改革顺利推进，城市规划设计行业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参考文献】

[1] 成思危：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分类引导[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0.

[2] 刘钢、何丹薇：创业企业组织变革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基于动态竞争视角的案例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2（3）.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2

发展和改革局工作总结-绘发展蓝图、谱改革新篇 县发展和改革局作为主管计划工作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伴随着彝县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20年间，虽历经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从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到县发展计划局再到现在的县发展和改革局的机构变更和职能演变，但始终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计划工作的根本原则，按照上级的要求，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服务经济建设，在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组织实施重大建设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工作 1984年我县设立县计划经济委员会，行政上受县人民政府领导，计划业务上受州计划委员会的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对发挥本地区优势和其他重要经济政策及技术政策提出建议；经过综合平衡，编制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解决计划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改进计划工作。 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县的计划管理体制遵循“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和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既按照县委、县人民政府的要求进行管理，又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州计委规定的方法进行计划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内容，根据每个时期国家提出的政治、经济任务和技术经济政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由上级计划管理部门下达规划计划，主要有工业、农业、基本建设、商业、地方财政、教育、卫生7个方面的计划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工作不断得到加强，计划内容不断增加，到1982年，国民经济计划扩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内容基本涵括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各主要方面。在社会计划方面，除了以往涉及的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外，还增加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国土整治、滑坡泥石流治理、以工代赈等有关基本国策和关系人民群众生存、生产和发展的计划管理内容。1985年以来，县计划管理部门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除拟定、下达、组织实施、检查落实年度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外，先后编制了“八五”、“九五”、“十五”三个五年规划。同时，还编制了一些行业性规划。这些中长期的综合性或专业性计划，描绘了彝县在一定发展时期的发展蓝图。 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只是计划工作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计划任务的组织实施。为了保证计划的贯彻执行，县计划管理部门始终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经常、系统、全面的检查，并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计划指标的实现。 总之，20年来，县发展和改革局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改进计划工作，建立、发展和完善计划工作制度，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体制，顺利完成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的计划工作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还集中有限的财务、物力、人力进行重点建设，为不断增强全县综合经济实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职能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县发展和改革局紧跟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深化计划体制改革，更新观念，在实践中逐步改革计划体制，增大市场调节力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计划管理上，由单一的指令性计划，转变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建设资金筹集上，由财政拨款为主转变为拨改贷、银行贷款和自筹投资为主。从职能上实现了七个转变：一是从过去偏重于生产建设的微观经济活动，转向用主要精力研究提出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重大方针政策以及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经济效益和生产力布局等重大问题；二是从过去偏重于指令性计划管理，转向必要的指令性与指导、协调、服务型的管理相结合，为基层服务，为企业服务，并加强了信息咨询服务；三是从过去主要着眼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济活动，转向引导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突出抓好事关全局的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努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从过去偏重于对工业和基本建设的管理，逐步扩展到对整个经济、社会、环境包括一、二、三产业以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引导与宏观调控；五是从过去偏重于指令性计划为手段配置资源，转向注重价值规律，积极促进市场体系的建设，培育市场，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六是从过去偏重于静态的县内经济活动和县内资源平衡，转向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资金，实行动态的、开放式的总量平衡；七是从过去偏重于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转向必要的直接管理与运用产业政策、经济杠杆、经济法规、经济信息相结合进行综合管理。从而较好地履行了“研究战略，制定规划，宏观调控，总量平衡，产业政策，培育市场，重点建设，协调服务”的基本职能，较好地适应了新时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为加快彝县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七五”以来，县发展和改革局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做好服务工作，为加快彝县的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谱写了计划工作改革新篇。 （一）研究县情，拟大战略。围绕建立新型的指导性计划制度，进一步改革年度计划，逐步建立起以中长期计划为主体的计划体系。从实践结果看，“八五”计划以来的三个五年计划都比较符合县情，特别是“十五”计划，提出着力培植核桃、畜牧、烤烟、生物制药四大支柱，大力发展水电、矿冶、旅游、食品四大产业。这一五年计划的实施，使全县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为彝县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最近，根据省州关于“十一五”规划编制改革有关精神和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我县“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初步完成了《漾濞彝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思路（草案）》的起草工作，使计划在保持原有前瞻性、宏观性、指导性的基础上，更注重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二）根据战略目标，提大政策。县发展和改革局根据全县中长期计划确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重点，研究提出实现预期目标的基本政策措施，体现计划管理的政策性，充分发挥计划管理的总体指导作用。这些大的综合性政策除在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中充分体现出来以外，还体现在发展和改革局的日常工作之中。例如，为管好用好以工代赈资金，配合扶贫工作的开展和《七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县发展和改革局设立了以工代赈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到2008年，全县共向国家和省争取到以工代赈资金7222万元。以工代赈工作的扎实开展，为全县扶贫开发工作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动力，极大地加强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全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经济的发展。 （三）出大主意，抓大项目。从根本上摆脱繁杂、过多、过细的实物计划管理困扰，积极发挥计划管理的综合服务职能，加强面向全社会和各种所有制的投资管理，优化投资结构，保证全县基础性和公益性的大项目建设。特别是“八五”以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强化了对重大项目的立项论证和协调服务，主要抓了5个全县重点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1、大漾公路。县发展和改革局积极承担和参与项目的前期论证和立项工作，多次向省州计委汇报，得到国家计委和省州的大力支持，并给予了国债资金补助2000万元。 2、小春箐水库。县发展和改革局大力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前期工作，在立项、资金申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终于得到省州支持，并将小春箐水库项目列入以工代赈计划，累计补助资金总额达1250万元。 3、瓦厂大桥至鸡街弹石公路。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到省州计委等部门汇报，经多方协调，总投资1317万元的瓦鸡公路改造项目获得批准建设，在建设方案的优选以及建设过程中，县发展和改革局也做了大量协调工作。 4、雪山河第二大桥。县发展和改革局除认真协调各项前期工作外，还努力向国家省州争取资金补助，经过努力，2008年获得了国家资金补助500万元，加快了雪山河第二大桥的建设步伐。 5、其他项目。20年来，县发展和改革局在各项社会事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前期工作上承担了责无旁贷的责任，并出色地完成了县公安局技侦楼、检察院技侦楼、县疾控中心、县医院住院部、县医院传染科、中小学危房改造等社会事业项目的立项、报批等前期工作。全县教育、卫生、公检法等的项目建设，极大地改变了我县基础设施落后面貌。 20年来，计划管理工作历风雨而沐春光，经冬夏而获秋实，绘出一幅幅发展蓝图，谱写一首首改革新篇，为彝县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3

一、从驱动动能转型的角度看国企改革的重要意义

国企改革固然有多种意义，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但很少有人从国企改革和中国经济驱动动能的转换上分析其意义，而笔者认为这一点意义重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原有驱动动能减弱，政府和市场的共识是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而在这一“转”和一“改”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消费转型”和“国企改革”。消费转型的目的是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而国企改革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者看似相对独立，因此很少有人会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看。实际上二者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国企改革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转型。

毫无疑问，支撑消费的最首要的因素是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速在近几年来持续下行，这背后除了周期性原因之外，内生的结构性因素不容忽视。其中人口红利拐点的降临以及曾经引以为傲的高储蓄率见顶回落，意味着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廉价劳动力和Y本要素条件出现逆转。

为了防止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必要维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而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隐性前提就是要确保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不出现明显下降，否则政府希望通过刺激政策维持一个较高的实际增速，其结果必然是造成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因此在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条件发生逆转的背景下，包括政府在内的各阶层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才能维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虽然目前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不尽相同，但近年来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在放缓，导致通过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所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在不断下降；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速，因此单纯的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也在下降。因此要重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来对冲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的衰减，体制优化以及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来接棒“人口红利”。

在制度红利方面，国企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短期内最优希望取得突破的。虽然人们对国企改革的共识非常强烈，政府对国企改革的决心也是非常大，但是国企改革仍面临很大的挑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国民经济中一些竞争性领域国企逆生长，而垄断性行业民营经济又难以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逐渐变小。民营经济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就业问题，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受限意味着大批老百姓钱包的缩水。这种情况的出现更多是国有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取得的廉价资金和特许经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自身效率提升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将面临巨大挑战，中长期内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也将逐步显现。

除却国有企业改革在宏观层面对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的影响，在中观层面也存在内在联系。

鉴于目前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低效运转非但导致向政府上缴的盈利和税收明显不足，甚至反过来还需要政府额外的补贴才能维持运转。截至2014年的国资委数据显示，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占比常年基本上维持在1/3以上。如果考虑到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的盈利是依靠其垄断地位来获得垄断利润，以及通过和政府的天然关系以低价获得政府控制的能源、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及银行贷款等金融资源，国有企业运营的低效就显而易见。例如，就银行贷款资源本身而言，除了政府人为压低存款利率来维持国有金融机构的息差以及提供给国有企业的低成本融资之外，而且往往需要为国有企业部门的低效、无效经营来买单，实际中由财政来消化银行由此产生的坏账，而财政收入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对家庭部门直接或间接的税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承担了巨大的公共支出责任，为了弥补显性和隐性补贴国有企业所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同时财政赤字不可能无限扩大的前提下，便会加大对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征税力度。

企业为了转嫁高税收负担，出售商品的价格往往偏高，这就对家庭部门的消费形成直接的负面冲击。当海外购兴起之后，消费者往往发现国内制造的产品在质量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价格有时候往往要高于国外同类产品。这背后除了成本控制方面的原因之外，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税费也是重要原因。

而对家庭部门而言，中国家庭部门的税收负担在全球范围内是否属于偏高的问题上颇有争议，但如果考虑到政府在家庭相关的社会福利保障支出缺口导致相关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导致价格畸高，中国家庭部门的实际税负应该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消费未来的成长空间。例如中国养老政策的不断变化就迫使目前的工作人群需要额外增加储蓄来为将来退休后维持一定的生活和消费水平而未雨绸缪。

此外，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通过出让土地来获得收入以弥补税收的不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为了确保土地收入的持续增加，需要维持房地产需求的热度，而这个热度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价格上涨的预期来维持。因此只要房价有下跌的迹象，政府就会出来救市，从而形成了房价在中国“只涨不跌”的幻象。

但房价的持续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对消费支持的程度有限：高房价导致30岁左右本该属于消费倾向较高的年轻人群为了还放贷而节衣缩食；而早期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群在尝到甜头之后把房地产投资作为一项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把前期获得的受益投入到购买更多的物业而不是用于增加消费。因此我们看到家庭部门近年来杠杆率快速上升主要源自住房按揭贷款的增加，而消费信贷增长却不温不火。因此高房价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对家庭部门的一种隐性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甚至透支了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因此，试想如果地方政府能从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相对充足的税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也会有所降低，而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将有效提高消费倾向较高的年轻一代人的消费能力。

在中国资源禀赋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将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实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确保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的可持续增长，带动财税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2016年12月14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要有重点突破。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表示，2017年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个领域的改革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国资委提出将民航、电信、军工这三个行业作为垄断改革的重点，相信这三个行业的改革将加速。新年伊始，继通信、石油之后，中国铁路总公司表态将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了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计划，预计其他领域的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计划将陆续公布。

“突破口”的这一提法意味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优先级将高于国企改革的其他方面，是企改革的新提法，也是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定位。用实际行动完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外资资本的混合成为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对整个国企改革具有突破性、带动性作用的改革。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突破口的依据

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混合所有制改革可有效提升国企绩效

社会资产引入到国企后，将改善资本结构，改进公司治理，明确效率导向，提升国企经营绩效，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通过“抓大放小”，国企效率提升明显，国企利润增速和利润率都明显上升。

2.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打破垄断，打破民资行业准入的“天花板”、“玻璃门”

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很多原本门槛较高的行业将逐步向非国有资本开放，非公经济可通过交叉持股与国企实现优势互补，国资投资项目允许非公资本参股，破除行政垄断，放大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对形成国企市场化经营机制、促进产权多样化等具有牵引作用。这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七大推动方向，民企在过去都是很难进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增强民企信心，激发民间投资，扭转民企国内投资大幅下降局面。

3.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三去一降一补”目标的实现

对去杠杆，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吸引社会资产参股，扩大国企的再投资能力，做大国有资产总规模，降低国企的资产负债率，达到去杠杆目的。对补短板，民资的机制更灵活，市场感觉更敏锐，有利于行业短板的补齐，从历史上看，中国制造业民资占比高，市场竞争力强货物贸易顺差，服务业民资占比低服务贸易逆差。

（二）目前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点

1.央企层面的国企改革推进速度较快

据统计，自2013年底至今，A股市场上市公司已公布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或已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央企占比高达30%。在石油、民航、电力、电信等领域，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有所推动。2014年2月，中国石化即在油品销售业务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经营。2015年和2016年7月，东方航空分别引入达美航空和携程作为战略投资者。2015年11月，南方电网在深圳前海成立混合所有制供电公司。2016年10月，联通集团被列入混合所有制改革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后，先后与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当前央企层面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兼并重组为核心

目前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以兼并重组为核心特点，其兼并重组主要沿着四条路径展开：一是强强联合、横向重组；二是优势互补、纵向合并；三是集中资源、专业整合；四是内部整合、外部并购。

随着宝钢武钢重组合并为宝武钢铁，央企数量已降为102家，2017年目标是压缩到100家以内，十三五期间，央企数量仍将继续下降，一方面可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可增强央企的市场竞争力，维护产业和国家安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改善企业结构。

央企的兼并重组不仅仅是减少数量那么简单，其意义重大。

首先，央企合并可以增加市场集中度，强强联合后的央企将利用其自身充裕的资源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其次，央企合并后的规模效益突出，通过行业和产业链的整合，使企业的综合效益大大增加。

最后，配合“一带一路”等走出去战略，央企合并将大大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减少同行相轧、恶意压价等行为，改善中国企业的经营生态。

当前存在的央企和已合并重组的央企中，直接涉及民生领域、竞争性行业的并不多，大多数是集中在关键战略性领域，主要有军工、钢铁有色、交通运输、航空等，这些领域央企的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内部竞争，淘汰过剩产能，提升国际竞争力，而且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反制跨国公司的恶意收购，更好地维护国家产业和国防安全。

（三）目前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点

1.力度和进度存在分化

截至目前，共有近20个省市出台地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导文件，但各地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力度和进度不一。据统计，广东、上海、山东、北京等地区已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上市公司的比重高，占比分别为13%、11%、7%、6%，说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行进度较快，并且产生了一些创造性的模式，如上海创设国企改革ETF基金、山东将3家省出资国企集团30%股权一次性划转社保基金理事会、辽宁国资探索股权划拨充实社保等。

2.资产证券化

在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推出后，大多数省份均提出了提高省属集团资产证券化率，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比例的目标。湖南、重庆的国企资产证券化率目标最高，要求在2020年达到80%，一般省份的国企资产证券化率目标为50%，相较于当前的资产证券化率还有提升空间。据悉，整体上市将成为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着力点，集团公司全部资产或绝大部分资产能进入上市公司的应尽可能进入，集团公司有多个主业的，可以装入不同的上市公司，以获取最大的“上市红利”和资产增值。

三、投资运营公司组建正当时

加快改组组建投资运营公司就是优化国资监管，明晰国资监管边界，提高国资监管效能的重要尝试。一方面，国资委计划扩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工作，下一步加快改组组建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更好地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已经选定的试点央企正在加快改革步伐，基本已经明确了改革思路，制订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能调整方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此前表示，管资本为主是这轮国有企业改革的亮点和重要突破口，当前这轮国企改革的主导方面已经不是国有企业自身，而是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这次国企再改革的命题不是政府机构“如何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是“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

作为“管资本”重要实现形式，2016年以来改组组建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进一步提速。新增神华集团、宝武集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等6家企业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单位，在诚通集团、中国国新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向两家试点企业划转部分中央企业股权，发起设立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和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目前，“两类公司”试点央企合计已达10家。同时，36家省级国资委也改组组建142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最新动态来看，中国五矿总经理国文清近日表示，新中国五矿被国务院批准成为第二批国有资本投资试点企业，其战略定位是要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金属矿产企业集团，成为国家金属矿产资源安全的保障者。

东航集团东方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近日在上海注册成立。东方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围绕东航集团“着力打造国际化大型航空产业集团”目标，加强内部资源整合，形成外部产业链延伸，充分适应资本市场新的发展态势，优化投资组合，成为东航集团开展重大产业直接投资和产业基金投资管理的运作平台。按照东航集团规划，东航集团计划改组为具有航空特色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并向国资委提交了申请。

2017年农垦改革要围绕集团化方向，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开展改组组建农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的垦区，要加紧制定组建方案和公司章程，2017年要能挂牌运行。

这些企业不仅是投资运营公司，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领头企业。预计在央企层面将有更多企业作为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单位，地方在改革试点中也将积极组建和发展一系列国有金控集团、投控集团、地方平台公司。同时，资产证券化是国企发展催化剂，通过提高资产证券化率，可盘活存量资产，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国资流动性，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等。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中国国资投资运营公司组建报告》指出，当下随着国资改革工作推进，正是各个企业、地区组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的大好时机。但目前各地在组建国资运营功能公司时，仍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完善。

首先，并不是所有类型改革企业都是国资运营公司业务经营对象，只有商业类如医药、粮油、建材等国有企业适合合作，公益类则不适合合作，也难以取得较好资本收益。同时，公共设施、战略性产业、关乎生态安全的资源产业则需在组建国资运营公司时重点规避。

其次，在运营公司对项目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在引入产业投资者方面做得还不够。这一方面限制改革企业规模扩大，也失去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国内运营公司目前在管理经验与管理理念上还存在严重滞后性，而且也忽视对具备某一优势小型企业的作用，还需加强与这些高速成长企业的合作。

最后，国资运营公司在针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尤其要注意排除国企与民企间就利益分配、产权分割、管理权划分而产生的间隙。

总体而言，国资投资运营公司组建正当其时，具体运作也要面面俱到。对于组建者来说，动力与压力将会并存。

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

2017年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将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二是推进董事会制度改革；三是探索员工持股制度。

（一）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强调，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我们要按照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坚决扛起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认真落实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继续推进中央企业党委、党组向国资委党委报告年度党建工作，全面开展中央企业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工作。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切实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对企业领导人员严格选拔、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认真抓好巡视和巡视整改，建立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努力为企业改革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

（二）董事会制度改革

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力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制订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加强出资人机构与董事会的沟通制度化，加快形成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

此外，要正确定位董事会的权力边界，除了资产处置、选人用人和绩效考核等外，不能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营。

（三）探索员工持股制度

随着国企改革步入艰深地带，沉寂多年的混改和员工持股终于再次被触及。2016年8月18日，国务院颁布《P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对员工持股提出了明确条件和要求。

与股权激励计划相比较，员工持股计划覆盖面更广、实施难度更低，且上市公司实施成本相对较低。员工持股计划作为集体持股的一种形式，更适合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能够满足国家对于国企改革“鼓励集体资本融合”、“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的需求。

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国企改革名正言顺：员工持股计划采用集体持股形式，其参与国企改革可以被认为是集体资本融入国有资本。而股权激励计划采用个人持股形式，其参与国企改革可能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讨论，相对来说“名不正、言不顺”。

员工持股计划有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员工持股计划将公司利益与员工利益绑定在一起，有望加强员工工作积极性，增强国企的经营管理效率。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4

《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下称“三年行动计划”）已向社会公布，并于3月17日召开了启动暨推介会。本次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地企业家、投资人士及学者，对贵州本轮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给予极高期望与评价，认为贵州的国企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三年行动计划”旨在推动国企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构有利于企业科学发展的产权制度和体制机制，促进企业做优做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带动力。根据这份方案描绘的路线图与参会人士所发表观点，贵州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同台共舞”的改革格局呼之欲出，“国民共进”改革新时代即将出现。

开放度体现改革诚意

贵州对国资国企改革的要求，是“思想上要更开放，方法上要出实招，力度上要更大”。 复兴集团副董事长梁信军在推介会上说，贵州本轮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落实的“决心非常明确”。并表示“愿意乘这股东风”，参与贵州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产权制度的优化、完善，是企业效率提高的基本前提，是构建健康市场竞争秩序的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至少包括所有权制度、经营权制度以及处置权制度、收益权制度改革。“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要求，可为长期政企不分、权责不明、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提升实力与竞争力注入市场能量，也能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

贵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所定目标，增强了企业家对贵州国企改革的信心。“形成3户功能性投资运营企业，做强2户公共服务性企业，竞争性企业全部实现产权多元化，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具备条件的打造成为投资控股公司，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实现国有资本有序退出。”这个改革任务要“用三年时间全面完成”。

从年度目标看，“三年行动计划”采取的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原则。2014年的改革任务是，抓好调查研究、方案制定，全面启动监管企业集团层面以及子公司产权制度改革，推动部分经营困难的子公司实现国有资本有序退出，探索建立监管企业改革改制操作平台及运行机制。

2015年，监管企业集团层面及子公司产权制度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投资运营公司规范运行，公共服务性企业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国有资本与各类社会资本广泛融合，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模式基本形成。

到2016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集团层面及子公司产权制度改革要“全面完成”，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董事会规范高效运转，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三项制度”改革基本到位，企业活力、竞争力和带动力明显增强。

贵州省在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较早推出国企改革方案，在改革行动的及时性上得到不少赞誉，且方案的“思想解放程度、开放程度都在全国走在前面”。具体到改革细则，舆论关注较大的内容集中在国有股比例不设限制、明确分类等方面。

方案提出，“对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国有资本持股比例原则上不设限制”。根据诸多观点，从投资者关注的角度，在积极进行企业制度创新方面，股比设置上的最大开放度，体现了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改革导向，也体现了改革诚意。

分类明确为战略投资者指明了进入方向与领域，改革的路径更加清晰。在不少地方国企改革“分类推进”的表述普遍较为模糊的情况下，贵州省把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明确分为功能型、公共服务型和竞争型企业，在竞争型企业中还分出资源型与一般竞争性企业，并且对每一类型企业的定位、改革思路都写得很清楚。比如，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改革思路与定位是，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增强投融资能力，加强对优势产业、战略性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的投资引导，突出投资带动和资本运营功能，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并强调子公司依托产业项目全面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发挥产业或项目“孵化”作用。

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混合所有制是“三年行动计划”的关键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混合所有制的解释是，不管国企还是民企，都有优势和弊端，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希望不同经济形式包括资源的优势互补、劣势对冲。混合所有制是“针对充分竞争性行业”，目前，中国国有经济结构中，80%以上都属于充分竞争性行业，因此混合所有制是改革重点，但是“国有股不能一股独大”。

“关键是改国企母公司。”周放生说，虽然在结构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在国企二级、三级以下公司有很多也已经有了股权多元化，“但是母公司没有改，天花板没有动”。

在贵州省“三年行动计划”中，特别对竞争类企业提出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即在集团层面及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形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企业整体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母公司基本上是国有独资为主，或者国有绝对控股，这次改革重点是突破天花板，改母公司。” 周放生建议。

在“三年行动计划”中，强调了允许关键岗位的经营管理人员、技术核心人员和业务骨干入股参与企业改制；探索建立员工持股和期权激励合理进退、动态调整的运行机制，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各类投资者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方式出资；支持各类社会资本通过参股、控股或并购等形式和途径，参与省属国企改革。这体现了合作方式的灵活性。

强化产权保护，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力帆控股集团总裁、重庆蓝洋金融执行董事兼总裁胡定核说，从全世界看，市场经济的主体肯定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要自己承担创业或创新风险、分享利润，要想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产权保护才是“最关键的”。

诸如此类的产权改革与制度建设，可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尤其是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与信息经济成为重要增长极的时代，现代知识、技术与管理所蕴藏的经济活力，是否会充分扩展至整个经济体系，这给与产权相对应的资源流向与收益分配制度建设提出了很高要求。

和君集团董事长王明夫认为，以产权改革、公司治理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实际上只是为企业迎接新技术浪潮创造了一个契机”。当然“契机”并不意味着“希望”，还有更深层次的挑战，是完成“企业商业精神变革、商业模式创新和彻底的组织再造”，本轮国企改革是一次面对“新技术浪潮”的求生行动。

改革是企业发展必经之路

从全局看，贵州省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较为突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非常明显。目前全省136万市场主体中，超过八成为个体工商户，企业主体实际上只有将近20%。据浙江省、江苏省2011年的数据，其企业市场主体都在30%左右。

另外，贵州省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单一，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比重较大，大约占到60%，民营经济活力不足。从国有经济“蛋糕”中，出让更多的资源份额，培育市场主体规模与实力，是产权改革特别是竞争性行业产权改革绕不过去的攻坚环节。在贵州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竞争性企业涉及面较广，占比也较高，因此，民营经济的资源获取渠道与市场配置还有很大改革空间。

企业层面，“改革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必经之路”。以茅台集团为例，“作为一家白酒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或者说残酷的”。 贵州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房国兴说，茅台集团面临当前这个形势，结合深化改革，用市场的力量来激活茅台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国有企业发展本身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贵州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韩先平说，由于产权多元化程度不高，难以真正形成决策高效、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影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影响了资源优势的发挥，影响了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制约了企业的活力。

不少企业的改革已经开始行动。据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炳军介绍，盘江集团深化改革工作已全面启动，集团各公司都成立了专门的改革机构，并完成了前期清产核资工作；编制上报了盘江集团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盘江控股公司已聘请知名的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和竟天律师事务所进场，正在开展尽职调查、战略梳理工作。

梁信军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有两条底线，第一条是改制要依法依规，第二条是员工利益要得到保障。在“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要“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职工劳动关系”和“加强监督管理”，其中包括国企改革要按规定公开改革方案及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产权交易、职工安置等重大事项，以及一系列监督措施。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5

开创发展新局面的背后

2012年是中国电科面临困难与挑战较大的一年，新技术纷纷涌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营环境更加恶化，持续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是，中国电科却逆流而上，实现稳中有进，不断开创发展的新局面，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电科的持续发展？背后有什么秘诀？最简要的回答是两个字――“改革”。改革成为驱动中国电科克服艰难、持续发展的力量之源。

一年来，中国电科把改革作为发展的灵魂，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做到科学规划、统筹设计，提出了新思路并进行了新探索，将改革理念和改革动作切实融入到转型发展的整个过程和方方面面，从而使改革成为驱动发展的力量之源。

解放思想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前提

2012年，中国电科深入推进思维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三个转变”，特别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广大干部职工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取得了明显成效，突出表现在：拥有世界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话语权的大局意识明显增强，提升国家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意识明显增强，争做行业排头兵的科学发展意识明显增强。同时，带动组织方式、工作方式转变，大家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能够按照“三个转变”思想谋划工作、研究问题、推动落实，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明显加强。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加深对使命和责任的认识，进一步激发为国防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的工作热情和献身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电科推动改革发展的前提。

科学规划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基础

推动改革发展不能仅仅靠“摸着石头过河”，也需要在掌握规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对未来作科学规划、统筹设计。2012年，中国电科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总结十年改革发展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以“三个转变”为抓手，对照世界一流企业“十三个要素”的基本内涵，凝聚集体智慧，达成推进全面转型共识，提出“一二五四三”发展总体思路。组织开展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同时全面启动15个业务规划、专项规划和49个成员单位规划编制与评审工作。通过战略变成规划、规划变成计划、计划纳入全面预算、计划变成行动，一年一个台阶地逼近世界一流目标。

探索实践是推动改革发展的关键

先进的思想、科学的规划如果得不到落实就起不到推动改革发展的效果，因此必须付诸行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深刻的实践。2012年，中国电科在体制机制、核心业务、资本管理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具体的思路并开展了广泛的、行之有效的探索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体制机制上，中国电科首次将军工、民品、外贸、投资、薪酬与福利等专项预算纳入全面预算管理并启动实施。新建了公司管理流程并进行规范化管理。制定“3年3个阶段9个环节18个专项”管理提升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内控体系建设扎实深入开展。薪酬体系建设基础工作已经完成。加大竞争性选人用人改革力度，关注干部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效果，对总部和成员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特别是实行了届中考核调整；面向中央企业招聘成员单位总会计师15名。

在核心业务上，一是建设先进、开放的科技创新体系，科研要抓前沿、抓基础。首创“横向三角、纵向三层”的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实施方案得到国资委认可。与中国科学院和几所高校建立协同创新关系，在应用基础和前沿领域向科学院和大学汲取营养，切实加强原始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军工站在国防与军队建设全局和未来发展高度，抓长远谋划、抓顶层设计、抓集成能力、抓战斗力生成能力建设。三是民品抓价值链高端，抓产业链关键环节，抓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2012年，中国电科突出民品五大主导产业，启动了专业型子集团建设和围绕核心业务开展市场化兼并重组。

在资本管理上，中国电科按照业务的方向性问题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一定要管住、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和内部激励约束办法应该放开的原则，一是修订印发了投资管理办法，二是于2012年12月26日挂牌成立了中国电子科技财务公司，构筑金融平台，推动产融结合。

党的建设是推动改革发展的保障

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党的建设。2012年，中国电科在党建工作上取得新成果，为推动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党组把学习贯彻好党的“十”精神作为头等政治任务，迅速在全系统掀起学习热潮，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现党的“十”确定的各项目标和要求上来。为落实好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及时制定印发集团公司9项17条具体措施。

大力推进“量化有效型”党建工作体系建设，印发考评体系实施办法，制订体系建设指导手册，进行考评试点，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中组部、国资委领导作出重要批示。《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参清样》、中组部《央企情况》等刊载了系列文章。

围绕中心工作，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推进长效机制的建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防范廉洁风险，开展专项效能监察和各项审计，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

2013年，中国电科决心在党的“十”精神指引下，继续推进“三个转变”，进一步落实“一二五四三”发展总体思路，着力规划引领下的结构调整，着力创新驱动的主业发展，着力对标一流的管理提升，继往开来、再攀高峰，改革创新工作取得大成效，军民重大项目取得大突破，经济规模效益取得大提升，党建工作取得大发展，力争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00亿元、利润总额超过100亿元，为推进全面转型、建成“国内卓越、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6

【关键词】美国；养老保险制度；“三支柱”模式；启示

1.引言

养老保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它建立在100多年的福利经济学和养老保障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自20世纪初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全世界有165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其中，绝大多数（158个国家）都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年保障制度同样面临着挑战。首先，老龄化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构成了最为严峻的挑战。其次，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也呈现重重危机。一是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仍属于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空帐运行，如果不能做实账户则下一步的改革难以进行。二是现行养老金的替代率已经比过去大为下降，而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的补充保险发展迟缓。三是养老资金存在的巨大收支缺口严重恶化。因此，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为理论界和管理决策层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问题，对既往改革的评价出现较大的争议，对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出现了较大分歧。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成为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亟待研究和解决。

2.美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其养老保险制度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财政困难、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等问题的出现，养老金制度出现危机，从而使美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美国政府较早地意识到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对于保持制度偿付能力的作用，他们认为，基于精算原则的、与就业、工作业绩、缴费等相关联型的企业保险（主要是40lK计划）应该受到推崇，私人性质的、完全靠个人缴费的个人养老保险应该得到鼓励和发展。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和鼓励个人养老储蓄，以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为雇主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发展做了有效的引导。经过不断调整与发展，美国逐步形成了包括国家法定养老保险、私营退休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在内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被形象地称为“三条腿的板凳”。①

2.1 第一支柱：社会养老保险制度（Old-age，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为OASDI方案，包括老年养老金、遗属养老金和伤残养老金三个部分。由国会立法强制实施，是最重要的收入保障项目。该制度是全国性的，覆盖了美国约96%的劳动人口，对于一些临时雇佣的农场劳动者、家庭内部劳动者和年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个体经营者，则设立了一种补充收入保障（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制度。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联邦收入税、社会保障收入本身的课税、美国财政部的一般资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收益等，账户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并依据社会保障法的规定进行运作，实行现收现付制。

2.2 第二支柱：雇主养老金计划（Employer pension）

雇主养老金计划，通常指大公司、企业的雇主发起和建立起的单一雇主养老金计划，也有工会组织为小企业的职员发起和建立的多雇主养老金计划，包括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业年金计划。其建立基本上是企业自愿的，不具有强制性，覆盖了美国近一半的劳动人口。企业定期向该计划交纳资金。养老金管理机构通过投资行为对养老金进行保值增值，它没有固定利率，投保人的未来收益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职工退休后每月可按其账户的积累额或企业事先规定的支付额领取养老金。

2.3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储蓄计划（Personal saving）

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是个人需要而建立的养老金储蓄计划。是一个完全由个人自愿参加的计划，包括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退休账户计划和个体劳动者退休计划，以及没有税收优惠的个人储蓄性养老。由于美国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服务业雇主一般不提供私人养老金计划；另外，美国的职工调换工作日益频繁，雇主也不愿意与职工建立长久的雇佣关系，所以个人储蓄养老金适时地发展起来。通常的做法是建立个人退休账户。个人退休账户不仅是为个人提供养老储蓄，还允许调换工作的职工将其在私人养老金计划的积蓄中取出，暂时存入退休账户，个人退休账户由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等多种金融机构来管理，投资方式多样化。

3.美国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自成立至今，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在不断改良的道路上行进了70年。尽管在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威胁下美国还能在这条遁路上走多远仍未可知，但其社会保障建设多年来的成功与教训依然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3.1 政府保障与雇主保障、个人保障的有机结合

美国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分别由政府、雇主和个人作为行为主体实施的。第一支柱强制计划的行为主体是政府，第二、三支柱的行为主体则分别是雇主和个人。这种制度背后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不是政府保障，不能由政府包揽一切，而是政府、雇主和个人的共同责任。美国目前几乎所有的从业人员都参加了第一支柱，并且绝大多数人在达到退休年龄后都能够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在该计划实施初期的1935年，老年人口的贫困率为70%，而在2001年，则仅为11%。而且通过第二、三支柱，相当多的人可以在退休后获得更加丰厚的收入保障。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明显缺乏层次性。虽然改革以来一直强调要建立由政府组织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以及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组成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但至今仍几乎完全依赖政府组织的基本养老保险。其必然结果是企业（单位）和个人对政府保障计划的依赖过重。既无法调动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也导致政府财政上的压力过大，使这种政府强制性的养老金计划难以为继。所以，在未来改革过程中，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鼓励建立由不同行为主体组织实施的多层次养老金体系。

3.2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社会统筹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还存在吃皇粮的情况，国家没有把这部分人的养老保险纳入社会的养老保险整体范畴，政府为之埋单，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因此，为了调节社会公平，应当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社会统筹范围。

3.3 适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老龄化国家的普遍做法。如英国建议从2011年4月起提高退休年龄，在5年内达到66岁，最终实现男女均在68岁退休的目标；德国2007年3月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法案，将在2012年至2029年间把男女退休年龄由65岁提高到67岁；日本2006年修改法律，从2006年至2013年间把退休年龄逐步从62岁提高到65岁；新加坡政府长期目标是把男女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7岁；韩国也计划将退休年龄在2013年提高到61岁，之后每隔5年提高1年，至2033年法定正常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在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美国早在1983年通过法律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但该规定开始实施时间为2000年；同时做好政策前的宣传，让民众了解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和科学性；采取“逐步提高”或“分批提高”，降低其对社会的冲击。可按出生年份逐年延长，也可分群体进行，先提高女性以及高知、高技能人员退休年龄；必要时出台综合配套措施，降低其对老人的不利影响。出台针对老年人的就业支持、转岗培训、收入援助等政策。

3.4 充分发挥市场功能

在美国，第二、三支柱养老金的投资运营是由充分竞争性的投资机构来完成的，养老金的所有者（包括机构和个人）具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利。这种充分的竞争机制迫使各个投资机构必须以各种方式降低成本，不断开发新的投资产品，全面提高投资效率和服务质量，否则就要被淘汰。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养老金的整体投资运营效率全面提高，不仅使养老金所有者普遍获益，也带来了整个经济的活跃。对政府来讲，由于不直接从事第二、三支柱养老金的组织管理，也就避免了政府管理过多特别是政府直接管理养老金投资可能带来的低效率，从而使政府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力大幅度降低。

在中国未来的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中，美国的上述经验值得认真借鉴。引入市场机制不仅是避免政府行为失效、降低政府风险和压力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养老金制度与市场经济接轨。养老金制度也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从东欧、南美等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情况看，在养老金制度的具体组织过程中充分引入市场机制，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3.5 注重养老金投资管理

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完备的外部监督机制保证了美国养老金制度的稳定发展。虽然美国经济也并非十分稳定，但总体来说，其养老金投资收益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养老金投资收益率都在10%以上。

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基本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要引入积累制以应对老龄化的压力。而要实现基金积累并且保持新制度的顺利运行，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要完善资本市场。从美国的经验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培育高效率的投资机构并引入充分竞争，同时全面强化政府以及社会的监督。否则很难保证改革目标的顺利实施。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养老金投资安全取决于资本市场发展，但并不意味着非要等到资本市场完善后才能够发展积累制的养老金制度。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看，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资本市场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

4.结论

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在国内外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完善的国家，更是如此。所幸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为我国提供了生动的实证案例，使我国能从中汲取了有益的启示，并结合中国国情，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公平和效率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养老保险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使我们认识到养老保险制度既是社会制度，也是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目标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才会有足够财力实现公平的目标。因此，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和效率都同等重要，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注释：

①牛文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1]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陈佳贵.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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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崇佶.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及其启示[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

[5]李连芬,刘德伟.美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0(10).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7

【关键词】职业年金；事业单位改革；替代率；风险管理

一、职业年金发展的现实困境

中国政府在2011年制定了具体的事业单位改革的时间表，这意味超过126万个机构，4000余万人利益将面临重大的调整。如同任何一场改革必将遇到阻力一样，这次改革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甚至部分单位掀提前退休潮。涉改职工的顾虑之一是改革后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将大幅度下降。按照我国存在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企业职工三级退休养老金计算，如果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改为企业职工养老金，则替代率将由80%～90%的水平下降到50%。

1.职业年金计划良好的愿景与黯淡的预期反差。对此改革后养老金水平下降的顾虑，政府部门与部分学者寄希望于职业年金的建立。如郑秉文教授认为，如果职业年金设计的好，改革后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总体水平是有可能高于现在的退休金水平的。然而，改革方案中没有明确改革后的养老金水平是否变化的预测和承诺，只笼统提到要建立职业年金，却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和弥补措施。2008年开始的5省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也说明了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集体性恐慌与黯淡的预期。

2.按照现行企业年金设计的职业年金要实现既定的目标替代率本身存在困难。我国企业年金已经发展了10余年，无论是计划的运作还是基金的投资上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建立职业年金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原型。考虑到制度之间未来的整合与统一难度，在企业和事业单位暂时分开实施的两个补充性养老金在制度设计上不能存在实质上的差别。但对于企业年金替代率的作用，李婉仪、陈秉正（2003）通过模拟测算，认为只有当企业年金收益率较高时才能呈现出在提高综合替代率方面的放大作用而当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率较低时，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

3.我国资本市场的缺陷不允许职业年金为追求高回报率而承担高风险。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存在着先天性的制度缺陷。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资本市场认识的深化，这些缺陷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纠正，但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其一是缺乏对上市公司的约束机制，使资本市场成为上市公司“圈钱”的工具。上市公司只要在上市时按高水平的溢价募集来巨额社会资金，并且只要能保住配股资格，就可以通过配股等方式不断地从资本市场中得到低成本的资金。其二是政府在股票发行、上市和流过多的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本机制和市场机制。在股票的一级发行市场上，企业能否上市、以什么样的价格上市都需要经过行政的核准，从而股票的发行和上市行为演化为企业对政府的“公关”行为。在二级交易市场上，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四年绩劣已经成为我国沪深股市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其三是资本交易市场普遍存在的投机氛围，使得资本市场的价格功能被扭曲，从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上资源流动和动态组合机制的效果。正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诸多先天缺陷，使得年金基金做投资选择时不能追逐高投资回报率而承担高风险。

二、美国加州职业年金计划的经验与启示

美国加州职业年金计划（The 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CalPERS）成立于1932年，建立之初计划仅覆盖公务员，1939年公共服务人员与教职工也被纳入计划。目前，加州职业年金覆盖范围为加州2600个公共机构，其中政府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1600个，教育机构1000个左右。在参保对象上，州、地方政府雇员及学校雇员各占31%、32%和37%。退休年参保缴费的平均服务年限为19年，员工缴费率为5%～10%，单位缴费率为12.7%并随投资收益的盈亏变化而变化，退休人员每月人均退休金约2000美元。截止2012年，CalPERS的参与者已超过160万人，计划基金规模在2007年顶峰时达到2606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的职业年金计划。加州职业年金计划以投资风险资产而闻名于世。表1显示加州职业年金资产2011年3月31日的配置情况，其中CalPERS 2316亿美元的总资产中1561亿美元（66.80%）投资于全球股票市场，478亿美元（20.5%）投资于全球固定收益资产，177亿美元（7.6%）投资于房地产，80亿美元（3.4%）投资于通货膨胀相关资产，39亿美元（1.7%）投资与现金类资产。

从表1看出，加州职业年金基金偏好于风险资产投资，积极投资于国内、国际股票市场。实际上，加州职业年金正是因为股东积极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而闻名于全球资本市场，巨大资产规模和集中投资使得基金可能因为加州职业年金效应（CalPERS effect）而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但与此同时也给基金资产带来了巨大的贬值风险。从加州职业年金公布的13年（2000—2012）的投资收益看，9年获得盈利，4年处于亏损。值得注意的是，基金亏损的2000—2002年、2007—2009年两个时间段，正是出现了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时期，说明加州职业年金基金投资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较弱。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基金缩水573.6亿美元，几乎是2000年以来投资累计盈余的一半。加州职业年金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无疑对中国的企业年金以及即将建立的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敲响了警钟。在安全性和收益性指标面前，倾向安全性是年金基金的内在要求。

三、对职业年金发展反思与建议

在事业单位改革已渐行渐远，不可能回头的情况下，要较少改革阻力，如期完成改革时间表，从事业单位养老金这一领域来说，建立职业年金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然而，从前面的分析看到，职业年金就其本身的替代作用来说，有被决策者夸大或期望过高的倾向。如果选择企业年金模式的缴费率模式，则对投资回报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资本市场的投资的风险性本身与年金基金的安全性要求相悖，那么要实现职业年金设定的功能，需要在在加强投资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配以其他措施。

1.加强职业年金投资的风险管理。就职业年金基金的投资风险来看，大致可区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并且潜在的亏损无法预计，而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技术或抗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一定程度上消除。首先，在战略配置的范围上严格定量限制，避免集中投资于风险资产，在战略配置的方向上，贴紧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配置，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其次，从战术选择上，重视抵御非系统性风险的金融工具如股指期货、期权等技术的运用，并更加风险管理的需要，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实现既定回报率水平下的风险最小化。最后，注重基金配置的全球化，分散一国经济波动带来的系统风险。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流动性增强，投资于一国资本市场已经不能适应分散风险的需要，机构投资者纷纷寻求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优化配置。我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对外资刚刚起步，随着职业年金规模的扩大，需要对政策上的限制条款进行修改，以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本配置和风险分散化。

2.对职业年金实施分类、分级的财政补贴制度。减低事业单位的财政压力，本身是事业单位改革的隐含目标。我国的事业单位就其承担的职能性质和经费来源来看，主要有三类：一是行使行政职能实行全额拨款单位的事业单位，二是从事公益服务差额拨款单位和自收自支的纯经营性单位，后两类主要集中在科教文卫系统。由于不同的经费来源，事业单位之间的待遇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对于第一类事业单位，由于本身不具有收益能力，财政承担主要缴费责任，对职业年金的缴费单位进行财政补贴无可非议，对于后两类事业单位，可以考虑在建立过渡性职业年金补贴和保障替代率水平不变或不下降太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职业年金计划的精算平衡和投资运营。同时，按照我国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的划分，对地方管理事业单位和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建立分级财政补贴制度，具体来说，对于承担行政和公共服务职能且财政外收入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的地方事业单位，建立中央、省、市县的多级财政补贴制度，对达到既定量补贴的地方财政，上一级财政进行配套补贴，从而保证事业单位在建立职业年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不会下降。

3.整合企业年金和事业单位职业年金为统一的职业年

金。职业年金的内涵本身包含企业年金，分别建立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只是在现实选择下的权益之计，两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在职业年金的制度设计上，要考虑与企业年金接轨的可行性，在缴费基数和缴费率水平等制度参数的选择上与企业年金一致，在基金管理模式上采取信托管理，保证基金的安全运营，并尽可能的提高统筹层次，逐步实现由省市到全国的统筹。整合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不仅符合社会保险体系一体化的趋势，从外部的经济效应看，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可以推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壮大年金基金池，推动我国的资本市场稳定地发展。职业年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对稳定我国资本市场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资本市场的稳定与成熟又有利于职业年金基金获得稳定与更高的投资回报，减少投资的风险；三是保证职业年金制度内的公平性，避免因职业年金计划的不同而拉大收入差距。

参 考 文 献

[1]程恩富.激辩“新养老策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李婉仪，陈秉正企业年金对我国退休职工养老保险收入替代率影响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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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川新闻网.事业单位改革掀提前退休潮.人社部称待遇不会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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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毕强.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关键是建立职业年金：“三个联动”建议——专访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教授.经济观察报.2009-

02-09

国资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篇8

【关 键 词】商业改革/大型集团/中心市场/行为管理

商业是以媒介和促进商品交换为基本职能的社会行业，就其本质功能而言，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商品交换活动，实现社会资源在各个领域的合理分配，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建国50年来，中国商业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体制向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的市场交换体制转变的过程。其每一步的变革都体现了商业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过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发展与变化，商业必将面临新的改革任务。

新中国建立50年以来，中国商业的发展与变革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末，中国的商业经历了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商业，并进而发展成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的过程。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商业主要通过三方面的途径得以建立。其一，是通过对官僚资本主义商业的剥夺。旧中国庞大的、处于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主义商业被剥夺并向社会主义商业的直接转化，构成了新中国国营商业的雄厚实力基础；其二，是通过对民族资本主义商业进行以“赎买”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逐步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其三，是通过对以农村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民间商贸活动的集体化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合作商业。至50年代末，随着对私改造的基本结束和农村集体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国营和合作商业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商品流通领域，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基本形成。

在长达30年的计划商业体制时期，商品流通是在单一封闭的系统内运行的。所有的物资和消费品，由国家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收购、调拨和销售；商品严格按照一、二、三级批发流通体系实行单渠道的流通；以国营和合作商业为代表的公有制商业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唯一主体，商品的市场价格也受到计划的严密控制。

该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分配型”经济，商业的主要作用是按计划将相当稀缺的社会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均衡地分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维持基本的生产活动和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当时指导商业的基本方针。“分配型”的经济特征，使商业的主要作用是按照计划对社会资源进行一层层的分配。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的影响和制约，生产决定流通是一种主要的倾向。

不可否认，在当时短缺经济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计划商业体制对于保障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维持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还是功不可没的。同时，计划商业体制所形成的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也使社会流通成本大大降低，流通资源得以充分合理地运用。这一时期新中国商业建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商业体制，达到稳定市场和稳定经济之目的。这对于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同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市场化要求毕竟是相违背的。首先，其限制了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使生产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其次，其不可能形成必要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市场机制无法成为促进和引导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再次，其扼制了消费需求的发展，使需求的规模和种类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当进入60—70年代，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都已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计划商业体制的各种弊端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商业的变革成为势在必行之事。

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商业进入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阶段，商品流通开始形成“主体多元化，渠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基本格局。

从80年代初开始，为了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给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发展形成制约的状况，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改革的措施：

1.对商品的购销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其主要特征是将原来由国家计划严格控制的“统购统销”、“统购包销”的商品购销体制，逐步放开，允许生产者在一定范围内将产品自行销售，允许商业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对商品自由采购。中央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978 年的391种，下降到1993年的9种；计划控制的生产资料由1980年的837种，减少到1994年的10种（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 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市场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调节力度大大增强。

2.改变了严格按一、二、三级批发流通体系实行商品流通的单渠道流通状况，实行了多渠道的流通。一方面将原属中央管理的一级采购供应站和省属的二级采购供应站下放到地方管理，减少了商品流通环节；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城市贸易中心和农产品集贸市场，实行商品的多渠道流通。至1990年商业部系统所属的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共有1424个（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共有72130个。成交量达1973.6亿元（注：1990 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工业自行销售的比重也逐步扩大。至80年末，工业自销的比重已占日用工业品销售量的80％以上。

3.对商业企业的管理制度实行了全面改革，建立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对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卖”，强化了商业企业独立自主开展经营的能力。至1990年商业企业的承包面达94％，“改、转、租、卖”的小型商业企业超过90％（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7期，张采庆：《中国商业企业改革与发展辉煌的20年》。）。同时，个体和私营商业企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至1991年，个体和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达34万，占商业从业人员总数的51％；零售总额1844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左右，成为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注：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商品流通领域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基本形成。

这一阶段，中国商业的改革是在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建国30年来，中国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社会物资供应日益丰富，短缺经济的状况已有很大缓和。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多元化的趋势也开始出现。长期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单一封闭的生产和商业体制使商品的供应变化跟不上消费需求的变化，供求关系在结构上的矛盾十分突出。因计划商业体制而促成的“官商”作风也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难以直接沟通，不少产品因流通渠道不畅而出现滞销和积压。所以，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商业体制所造成的单一封闭的流通体系，促使商品流通渠道得以畅通、市场需求信息得以反馈、市场供求关系得以调整便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试图通过商业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引导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这一时期商业改革的主要动因。

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至今，中国商业真正开始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分配型”的流通功能转化为“交换型”的流通功能，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体制开始形成。

90年代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的商业改革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

首先，商业体制进一步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产品从生产企业进入市场的渠道进一步呈多元化的趋势，基本上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生产企业自行设立销售机构，形成直接控制的、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二是生产企业通过各种类型的中间商分销其产品；三是生产企业运用各种直接销售的方式（如专卖店、邮购、电视直销以及上门推销等）将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四是通过各类批发交易市场开展商品交易活动。其中特别是批发交易市场的建设对于商业市场化方向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至1997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批发市场10万多个。1996年市场交易额已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2.8％，年成交额超过1 亿元的市场有近千家（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 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国家对各类商品流通的计划控制基本上取消，市场调节供求关系的能力大大增强。

其次，商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至1996年，在批发、零售和餐饮企业中，除国有和集体企业外，个体企业达1638.97万户，占88％，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达27.62万户，占1.5％；1997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个体商业占34.84％，其他非国有和集体商业占23.86％（注：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 ）。商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尤其是国外商业资本也开始进入中国。至今为止，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中外合资与合作的商业企业已有19家，由各地方政府批准的中外合作商业企业已有200多家。 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再次，各种新型的商业业态开始出现，连锁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超级市场、便利店、货仓式超市、专卖店、邮购、自动售货机等现代化的商业业态都已开始引进，上海等大城市甚至已出现了网络销售和网上商店。自9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的连销商业发展得也很快。据不完全统计，至1997年底，全国已有连锁企业1000多家，拥有门店数15000多家，连锁企业的销售额连续三年递增40 ％以上（注：《贸易参考》1999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

最后，商业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步伐加快。全国已有1000多家股份制商业企业，其中有73家上市公司（注：《贸易参考》1999 年第1期，华熙：《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商业政企分离的改革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各地区的商业行政管理（厅）局基本撤消，以“控股公司—集团公司—经营公司”为框架的新型管理模式开始形成；小型商业企业逐步以股份合作、个人承包或买断以及租赁经营等方式转变为集体或私人所有。商业企业的经营机制更为灵活。

这一阶段中国的商业改革同80年代的商业改革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80年代的商业改革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市场经济形势和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以疏通渠道为主要目的的改革的话，那么90年代新一轮的商业改革则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指导思想，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进行的，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商业体制为目的的改革。前者的改革是以客观因素的推动为主；后者的改革则是以主观意志的导向为主。这一阶段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商业仅是作为国家用于分配社会资源的工具这一地位，而初步形成了商业作为媒介和促进商品交换的行业，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社会经济地位。

建国50年来，商业的发展与变革是由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交换体制转变的过程，商业的地位和作用也由计划分配的工具转变为市场交换的中介。其结果使得商品流通渠道消除了人为的阻隔，而变得十分畅通；市场机制开始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市场开始取代计划在大多数领域承担起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

然而商业改革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中国目前的商业体制是否已经相当完善？应当说，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流通领域计划经济的痕迹仍未完全消除，商业企业尚未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经营。尽管商业体制的改革已经使以计划分配为特征的流通转化为以市场交换为特征的流通，但是由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仍未有很大改变，所以商业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乃至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商业企业的管理仍保留着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其主要表现为对商业企业的指标考核与行政干预。指标考核，特别是销售指标的考核，往往成为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导向。缺乏市场依据的逐年递增的销售指标，使不少商业企业的经营目标发生偏差。为完成销售指标而不惜微利乃至亏本经营，甚至出现相互转账等弄虚作假的现象，以此反映的市场供求信息当然就会出现很大偏差，这样的市场信息不可能对市场供求关系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从主管部门乃至政府对商业企业直接的行政干预也使企业不少经营行为实际上是逆市场规律而动的，这样就使得市场合理的交换关系难以真正确立。

其次，缺乏有影响力的市场流通主体，使市场交换行为过于分散，难以准确反映市场供求信息。10多年的商业体制改革，改变了国营商业高度集中的单渠道流通格局，发展成为“百业经商”的多渠道流通格局。而这一改革的另一个极端就是使市场商业行为走向了高度分散。过去全国性的大型综合批发企业已不复存在，而被数以万计的小批发商取代。零售商的数额更是与日俱增，最大的商业企业的市场销售份额也不足市场销售总额的3‰， 而且众多的商业企业更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所管辖。如此分散的市场交换行为很难准确反映确切的市场信息，从而也就难以起到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再次，地域间的地方保护也使得全面的市场交换关系难以真正形成。我国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客观上使各地的区域经济处于一种相对分割与封闭的状态，这同市场经济中商品流通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是相矛盾的。目前以区域保护为特征的贸易壁垒的存在以及各地政府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种种干预，已经使得商业改革所期望形成的全面的市场交换关系变得十分困难。其不仅表现为商品难以以平等的价格水平和条件在区域间实现流通，还表现为在区域保护政策下所形成的大量“三角债”严重阻碍了市场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商业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打破区域间的这种贸易壁垒，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形成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市场交换关系。

复次，现有的商业法规及市场法规仍很不完善，特别是对于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往往缺乏特有的政策法规。这使得商业企业的很多特定的经营管理行为实际上很难找到适合的政策法规来加以规范。此外，执法不严的现象导致有法不依的情况普遍存在。对市场的监管往往体现在突击的检查而不是日常的监管上，从而使市场不规范的行为屡禁不止。这些现象最终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不公平。市场规范的不统一导致不同市场主体的交换条件不平等；市场监管的不严格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严重损害了正常的经营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市场法规的不健全使得市场主体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交换行为缺乏安全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市场能否真正地合理配置资源则依赖于能否建立合理的市场交换关系，即合理的商业体制。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商业体制改革也将面临新的任务。

商业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应当建立一批真正独立自主、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和市场控制能力的、跨区域（甚至是无区域归属关系）的商业企业，使之成为对市场交换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市场交换主体。

把建设这样的商业企业作为商业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的原因在于：

1.真正能独立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企业才能按照自己利益目标来分析市场形势，进行经营决策，从而使其交换行为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和影响市场供求关系。

2.只有一批具有相当经营规模的商业企业存在，它们的交换行为才能比较集中地代表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也才能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产生有效的影响。

3.只有建设起跨区域（或无区域）的商业企业，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因区域经济分割而形成的贸易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环境，形成全面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而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并能对其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

以这样的商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才能形成合理的市场交换关系，才能通过市场的交换活动（流通活动）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商业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二是应当有目的地扶植和建设一批能对全社会的交换活动产生指导性影响的中心市场。

这些中心市场建设应当符合以下一些基本要求：1.能够在产品进入市场的主要环节上集聚起足以对整个市场产生控制性影响的交易量。2.能够全面及时地反映全国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信息，并以中心市场的价格引导各地区市场的价格。3.能够对产品的质量等级差异提出客观的评价标准，并在中心市场严格执行这样的标准，使其对整个市场产生具有权威性的指导作用。4.这样的中心市场不应当是主观意志的产物，而应当是在现有市场中，根据发展的成熟程度及各项条件的比较，因势利导，积极扶植，逐步形成。在同类产品中，中心市场不可过多，必须具有集聚性和代表性。

在目前商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一批有集聚力和影响力的“中心市场”，使无形市场有形化，就能更好地集中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及其他有关信息，对市场的交换主体产生有效的影响，以形成市场调节机制，促使通过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目标也能够最终实现。

商业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三是应当改革商业管理体制，健全和完善市场法规，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商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应当变“主体管理”为“行为管理”，即改变目前各商业企业分属各行政管理系统管辖、商业行为无法统一规范的现象，而形成无论哪一系统的企业的商业行为都由商业管理职能部门统一管理的方式。换言之，商业管理职能部门管理的并不是商业企业本身，而只是其所进行的商业行为。而无论哪一系统企业的商业行为都必须接受这样的统一管理。这样的改革可以较好地处理主体归属和行为管理两方面的矛盾，既保留了主体的系统属性，又实现了行为的统一规范，从而使市场统一规范成为可能。

应当根据我国市场发展的阶段和目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市场法规；应针对商业企业的特定性质，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应当看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商业的健康发展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不能再有任何“轻商”的思想与观念。应当深入研究商业现象和商业规律，坚持以合理经商的各项原则为基础制定出促进市场流通健康有序发展的法规与政策，并以强有力措施保证其得到贯彻和执行。

应当坚决打破区域与部门的分割与封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应当通过法规的形式和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促使各种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最终消除。其中，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步伐，促进政企分开，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区域间不平等竞争状态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商品流通论》，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2.《中国社会主义商业经济》， 刘福园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9月。

3.《社会主义市场通论》，陈甬军，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

4.《由主体管理走向行为管理》，晁钢令，《财贸经济》1996年第10期。

5.《从“疏通”走向“优化”》，晁钢令，《财贸经济》1998年第3期。

6.《二十年商业改革与发展》，华熙，《贸易参考》1999年第1 期。

7.《中国商业企业改革与发展辉煌的20年》，张采庆，《贸易参考》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