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总结范文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1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新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类核心课程。但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各个高校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师资素质等学科建设方面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许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教师，对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和研究体系不断地排斥和贬低，而以西方经济学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和研究体系不断被误升和渲染的状态，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严峻形势，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极为忧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几次讲话，为我们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以及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指明了方向。因此，在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要进行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的新定位。

1.政治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新定位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建国初期，我们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任务是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改革开放时期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任务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常态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任务着力研究经济发展规律，为实现经济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重点研究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是简单描述经济现象，而是要透过经济现象，揭示其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内在的必然性，从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2.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新定位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阶段，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现阶段的时代特征是：发展、转型、失衡，这些特征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这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且新常态下的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予以回答。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进行内容的新定位：一是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践，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阐释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二是在教学中要讲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新材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探索上取得重大成果，形成了许多新材料，在教学中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概括和总结其中的规律性，进而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培养学生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现实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讲授新的理论体系。在教学中广泛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要依据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和新事实，讲授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论，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尤须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讲授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3.教学方法的新定位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基本指导方向和灵魂，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除继续坚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抽象方法以促进基础理论教学外，需要重点强调以下方法：

(1)历史分析。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重视对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研究和解释，这就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历史的分析，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把这些规律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道路自信。

(2)结构分析。

结构转化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视从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微观结构入手进行结构分析，引导学生准确认识经济结构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3)制度分析。

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制度的落后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制约。要重视制度分析，重视制度创新，需要从制度形成、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几个方面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制度，从而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制度自信。

二、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经验

西北大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自设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专业建设方向，培育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经济学人才;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展创新性研究，分析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建设

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教育的示范班，在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中，我们以研究型教学理念为统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课程设置中从基础理论、前沿理论、研究方法、社会实践四个环节上建立课程体系，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和基础地位。其中基础理论课包括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 选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学名著选读等基础课程，着力培养学生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我们以精品课程为核心，加强基础理论课程体系建设。2006 年以来，我们陆续获得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等三门国家精品课程。在基础理论教学中，我们着力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核心课程开设一年，教学时数为120 学时，教学学分为6 学分， 资本论 选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一学期，教学时数分别为60 学时，教学学分各3学分。

2.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

多年来在经济学教学中，我们非常重视教材体系建设。围绕基础理论课教学出版了系列教材：基础理论课教材、辅助教材和延伸性教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我们出版了《现代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新中国经济学6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影响世界的20 位经济学家思想述评》(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 年》(人民出版社，2011)等系列教材，大大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水平。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中，我们建立了由教授、副教授、讲师组成的教学团队，并且由院长、系主任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团队的负责人，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3.加强硕博士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考核与教学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不仅重视在本科的经济学专业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而且在博硕士生的招生中一贯重视考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底的考核。在博硕士招生考试包括初试和复试两个环节，在这两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考试都占有较大比重。

我们的具体做法如下：初试采取一级学科统一命题方式，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涵盖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在硕士招生初试环节中，理论经济学的专业考试科目是经济学，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部分，各占50%;复试环节采取二级学科命题方式，其中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考试科目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在博士招生初试环节中，理论经济学的专业考试科目包括两门：一是政治经济学，二是西方经济学与统计分析(其中，西方经济学占70 分，统计分析占30 分);复试环节采取二级学科命题方式，其中理论经济学专业的考试科目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通过初试和复试两个环节的考核，确保录取的考生具有较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底。

4.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强调两史一论，两史是经济学说史、经济史，一论是《资本论》。围绕两史一论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

一是长期坚持资本论教学与研究。在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中长期开设资本论课程，在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把资本论作为核心课程。经过常年实践，初步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学团队从事资本论教学，在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把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相结合。

二是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开展了影响世界的20 位经济学家思想述评的教学与研究。从经济学说史上选择了20 位经济学家，包括亚当 斯密、威廉 配第、马歇尔、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熊彼特、约翰 穆勒、弗里德曼、斯蒂格利茨、诺斯、舒尔茨等，从经济学家的成长经历、代表著作、学术思想、思想评价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由10 多位教师共同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了解这些思想和理论提出的背景和条件，鼓励开展比较研究。

三是开展经典细读经济学专业相关原著的教学与研究。开设了经济学名著导读，选择了《资本论》以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和名篇进行教学。同时，在学生中开展了经典细读的读书活动，引导学生阅读名著，促进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

四是加强比较研究。围绕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建设，近年来我们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在国内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比较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3 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2012、2013)，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家》等期刊发表多篇相关文章。

三、教学中坚持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的建议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拥有唯一的部级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围绕学科建设，我们在教学中，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导培养经济学理论创新人才。依据我们的经验，在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加以凝练而成的科学理论，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必须立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相关经典著作的研读。多年来，我们采取多种方法，在教学中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培养，通过精讲经典理论，引导学生进行经典细读，不断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

2.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当代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也要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首先，在教学中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改革前沿问题，同时密切关注现代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最新进展，紧密结合实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当代解读，使基础理论不断丰富其新的内涵;其次，围绕基础理论教学，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实践活动，开设社会调查课程，把有组织的社会调查和自愿性分散性的社会调查相结合，加大社会实践环节。结合教学内容，有计划地带领学生到各实习基地开展社会调查，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研，了解现实经济情况，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最后，重视培养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通过课程论文、学术论文、毕业论文来引导学生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培养学生的政治经济学思维。

3.运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语体系

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构建起基于中国事实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同时在教学中加以运用。首选必须重视数理逻辑的应用，做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式化和数理化，构建起能和世界对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理论的表述逻辑发生了变化，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再到数理逻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创新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重视话语体系的构建，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必须重视运用基于中国元素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运用，在教学中重视数理逻辑和现代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训练，用当代经济学科共同的逻辑范畴和实证方法，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分析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和中国方案，传播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

4.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教育与训练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樊静  李鹏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001-02

从我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进行经济改革和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仅限于学习表面，更要深入到实践中去。在当代，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对于其发展理论不能照搬照抄，对于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部分要进行改革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大胆经济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立足于社会现实，从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出发。在我国当代，就是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出现的一般性規律进行总结，对提炼出来的结论再做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探索，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进行探索，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并且不断实践与发展，形成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邓小平是对这一经济理论的有力实践者。他提出，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有计划地实行市场经经济。这是适应了我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是邓小平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创新性经济发展理论，这种创新性发展，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改革创新，经实践发展证明，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次成功的实践之后，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进一步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的调控作用，直到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2]。

在一系列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就改革主要讨论的是究竟是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还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自动调节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究竟谁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的作用与发挥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看起来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实则不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并不排除市场经济的作用。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这么多的实践，我们不难得出，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或者是单纯依靠政府调控，其弊端显露无疑，只有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的发展，是经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探索与发展

目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都是在我国基本国情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科学理性地对待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根据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要想做到科学理性的对待，就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哪一部分是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时代局限性，在当代哪一部分基本原理不适合新的国情，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哪一部分的论述不能生搬硬套。

三、全面构建小康社会

曾多次提出，在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践与探索，在坚持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同时，要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完善理论。在当代，对于其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上，在充分把握当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后，稳中求变，随时应对来自国际或者是国内的经济变化形势，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步的增长。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求发展，在当代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与探索，其根本目标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中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地位[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生产率，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辩证统一，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

最后，根据时展的要求，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由过去的“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方向发展。扶持新型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向现代化发展方向迈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资源，以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抵御国际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系统完善的体系，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时代，应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经济实际发展特点相结合，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丰富马克思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学习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论述[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6，（4）：9-11.

[2]顾海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紫光阁，2016，（3）：48-49.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3

关键词：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标志着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该协议是中央在把握地区特殊性基础上进行治理的伟大决策，也为中央治藏勾勒出了初步的财政政策框架。协议中“依据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确立了治藏财经工作基本目标，“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确立了治藏行政经费和社会经济建设支出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基本模式。1952年地方人民财政建立之后，中央逐步通过财政管理法规、预算管理制度将“以中央财政全额拨款方式，逐步发展的农工商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治藏方略长期固定下来，成为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并得到了坚决地贯彻与执行。50余年来，中央对的财政补助逐年增加，在地方财政收入微少的情况下，中央财政资金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有力地推动着由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发展为现代文明社会，另一方面也给财政工作带来了一些值得注意与不断探索的问题。作为政策作用的结果，政策实施效应的准确鉴别与判断有赖于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来完成，如何建立一套完整配合、反映充分的指标体系，对中央治藏财政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评价，应是财政研究的重要内容，既能从战略的高度审视这一政策的重大历史意义与作用，又能为现时的财政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使之随时代变化做出相应的观念及行为的调整，在新的历史时期保证社会经济顺利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更高层次的富裕和文明。本文提出建立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的三大原则，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这一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在我国，是一个带有很大特殊性的地区。财政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民族性，中央赋予地区财政较大的自，财政要为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服务。第二是依赖性，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低，财政困难面大，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极高。第三是失衡性，一方面财政收入结构失衡，地方财政总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央补助，至今中央财政补助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仍在90％以上；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结构失衡，行政管理经费支出较大，必要的特殊支出较多，吃饭型财政特征明显。以上三个特点要求在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中，既要以全国统一适用的统计指标为主，还必须要有能够反映自身独特性的特定指标。

稳定性和时代性相结合。财政政策是用以指导财政工作的长期稳定的方针和准则，其实施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也应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在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各种指标的受关注程度会有所差别。自和平解放之后，历经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期以及当前的跨越式发展时期。党在各个时期工作的主要任务不同，作为中央治藏财政政策而言，其阶段性的政策目标及政策手段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考察这一政策50多年来的实施效应，前期的评价应更多看重基础性总量指标，关注由于中央财政投入带来的地方经济总量的增长。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就应该进行政策效应的全面评价，尤其关注内涵型指标。到2000年，20世纪50年代所确定的中央治藏财政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央对的财政支持力度将继续保持与加大，体现出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同时，由于面临着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适应中国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转型的要求，中央治藏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化。因此，对这一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的选择及使用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全面性和简便性相结合。据统计，自治区成立之后的40年中，财政支出总额的94.9％来自于中央补助。中央财政资金覆盖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对这一政策实施效应的评价必须全面进行。评价指标体系应涵盖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既有反映这些方面基础总量水平的指标，又有反映这些方面效率、活力与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但是，全面性不等于繁琐复杂，繁琐复杂的指标体系一是在理论研究中不能突出重点，给人以深刻清晰的整体印象，二是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抓不住主要矛盾，缺乏实践运用的可行性。因此，必须做到全面与简便相结合，指标不宜过多过细，也不宜晦涩难懂，基础资料以年鉴为主。

二、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根据以上原则，本文提出，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由三大类指标构成，分别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评价指标、人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和中央财政资金激活能力评价指标。前两类指标评价的是这一政策实施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累积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评价指标是整个指标体系的基础，人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则处于指标体系的中心地位。第三类指标评价的是这一政策实施对社会经济所产生的激活效应，在“十一五”期间，这类指标理应成为政策评价的焦点指标。

1、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评价指标

这类指标是评价中央财政对经济发展总体推动程度的基础性总量指标，主要包括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值；地区资本形成总额。

和平解放之初，经济基础异常薄弱，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社会经济，首先应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与累积，奠定一定的经济规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和平解放五十余年来，反映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值等总量指标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最直接体现出中央财政资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拉动和贡献。这些指标的绝对数量、人均水平和发展速度的纵向对比鲜明地说明在中央财政大力支持下，经济基础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横向对比既可以反映全国地区统筹发展的成绩，又可以看出与国内其他先进地区的差距；结构对比可以了解各产业的发展状况，发现现代化进程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进步及其存在的问题。

2、人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

人民生活质量是用来反映人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体现在人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文化生活各个层面。这一类指标主要有城镇居民和农牧民年均收入；城镇居民和农牧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和农牧民年均消费水平及其对比；城镇居民和农牧民文化水平构成；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及城乡受益人数。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即是中央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政治、自然条件后做出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选择。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直接表现出中央对民族平等的不懈追求和对人权的根本尊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明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总书记在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时多次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都是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的中心指标，这些指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展示了人民生活质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对那些任意歪曲人权问题，妄图破坏民族团结者最有力的驳斥。

3、中央财政资金激活能力评价指标

中央财政资金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主要支撑，在经济基础已具一定规模、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条件下，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要保持同样的支撑力度，需要不断加大中央财政资金投入规模。2004年，中央对的年度财力补助总量已高达115亿元。跨越式发展需要争取中央财政更多的支持，但如果进一步加大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就会积蓄风险，使政策的负效应开始放大。要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正确处理对中央财政“离不开”和“不依赖”的关系，促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必须提高中央财政资金的激活能力。所谓中央财政资金的激活能力，是指中央财政资金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不仅要使之有积累，更要通过长期累积能量的释放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充分激活其内在生产力，培养其自身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积极主动性，促使地区财源不断生长壮大，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断提高，对中央财政经常性补助的依赖逐步减弱，地方财政完成由输血型向造血型的转变。确立中央财政资金激活能力评价指标在目前中央治藏财政政策实施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焦点地位，绝不仅仅是一个指标注意力转移的问题，它既是对整个财政管理理念与时俱进的更新，也是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内涵所在。

这一类指标主要包括地方商品输出值；地方财政收入；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基本建设新增主要产品生产能力；财政投资效益系数（一定时期内单位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所增加的地区生产总值）。除地方商品输出值外，其他指标在此不再赘述。

基金项目：教育部“春晖计划”科研合作项目“WTO对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S2004-1-54002）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吕宝生. 区域财政管理初探[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279－312.

［2］樊丽明. 中国地方财政运行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47－163. 38－42.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4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个人决策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坎南、塔洛克等学者发展起一门政治学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以及政治过程，并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传统政治学的各个方面，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1]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领袖人物的公共选择理论成为“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关键的因素是方法论的移植和创新”，[2]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3]因此，作者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或者说创新价值在于方法论的创新，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公告所称：“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换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不仅如此，我们从丹尼斯·缪勒对公共选择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其方法论的重要性。[4]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主要有三个：(一)经济学的交换模式。布坎南把经济学的交换模式看作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因素。他认为经济学是“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学者将这种观点用于对政治过程的观察，将政治学也看作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公共选择理论与交换范式共同塑造政治过程，将政治制度视为政治市场，将过程视为交换过程。按照这种个体主义的政治观，在政治领域中，重要的命题并不是国家、团体和党派，而是这些团体之间与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曾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产生于某个政治领袖或神秘人物的头脑，而是产生于团体之间或组成团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二)“经济人”假设。即理性人假设，“经济人”的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贡献，而公共选择理论者将这以假设应用于政治领域过程的分析：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等。(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公共选择理论将这种方法用于分析政治领域及政治过程，将个人看作是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各种个人而非团体或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张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它要探讨个人的偏好、决策、选择与行动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或制度的结构中是如何产生某种复杂的总体后果，即探讨个人选择如何加总为集体的选择而产生某种总体后果，这一过程在私人活动中表现为市场过程，而在集体活动中表现为政治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的这一方法论，集体行为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而政府被视为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所产生的机构。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的创新与启示

(一)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范畴的“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之中，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在人的行为动机上的假设是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利己主义基础上，而西方的政治学则是假定个人是追求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的。这是公共选择学者对于这种传统政治学假定的否定是一种创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作为人，其行为特征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论你是普通的人还是政治家。因此，“经济人”可以用于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方福前教授在《“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人是五颜六色的人，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未免会以偏概全。……事实上，支配个人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动机都是多元的。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我们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 [5]

(二)公共选择理论采用了演绎方法和数学模型推理方法，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了数理基础和依据，这样数理推导的政治理论更能够更让人信服。公共选择理论中寻租理论、官僚体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投票规则分析等理论都使用了大量的定量数学模型来推导结论，如：奥尔森在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他采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得出了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 [6]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之一正是它指出了任何政治决策的制定都应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有成本和收益，一项好的政策至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政策。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作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

(三)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决策或公共决策的分析建立在个人决策的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不少学者也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片面强调个体的作用，将集体看作是一个个体的累加，试图从个体行为推导出集体行为，这实际是一种机械论。

参考文献

[1]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新政治经济学还包括：集体行动理论，寻租理论，官僚理论和acemoglu的政治科斯定理等。

[2]参见陈振明：《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2月，30页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第18页。

[4]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5]方福前：《“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经济学家，2001年1月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5

论文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它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取向和效果；而传统的教育内容存在着“老、窄、散”的突出问题，未能做到与时俱进，必须加以改进和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表明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变化，体现了执政党对人的关怀和关爱。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它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取向和效果；而传统的教育内容未能做到与时俱进，存在着“老、窄、散”的突出问题。

“老”：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大官兵迫切需要增强市场经济观念，而适应这一需求的政治教育内容不多；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调整和军地“反差”等问题，广大官兵迫切需要调节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冲突，而政治教育却未及时更新和丰富军人伦理教育的内容；面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广大官兵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国防观念，而政治教育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领域不够及时；等等，造成教育的内容基本上还是“老观念、老格调、老角度”。因此，教育难以奏效；“窄”：现在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单一，领域狭窄，知识容量小。如果不更新观念，拓展领域，政治教育只能是在狭窄的圈子里搞低层次的循环；“散”：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虽然体现了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教育的基本结构，但是体系还不够完备，内容还不够系统，没有依据现代军人政治思想素质的有机构成、发展过程和内在联系，前后照应、步步深入地设置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老、窄、散”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基本原则尚未正确把握。

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解决好人们的现实思想问题。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依然沿用过去一些老的教育内容，必然难以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满足不了广大官兵的实际需要，因此，必须加以改进和创新。

一、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

当前要进行的经济思想教育，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现在地方已加强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经济知识教育，许多中学在政治课中专设《经济常识》课，大学里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地方的做法值得军队借鉴，同时也给军队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我军的经济思想教育不充分不系统，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官兵对经济知识的渴求。必须重新设计教育结构，把经济思想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突出。通过教育，使官兵们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现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懂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了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懂得建立国防经济的重要意义；了解当代世界经济状况，懂得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及其战略意义。同时，还应着眼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组织官兵学习经济管理知识等内容。

提出加强经济思想教育，是要把经济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经济思想正在渗透政治思想领域，给政治思想以深刻影响。比如，经济上等价交换的观念，就影响政治上的奋发进取，等等。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政治思想教育只有与经济思想教育相结合，才能增强教育效果。当官兵们增强了经济意识，就有助于各种政治观念的更新，从思想上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提高了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就有助于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从思想上真正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解世界经济形势，就有助于确立正确认识国际问题的立场，提高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总之，经济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才能够培育既懂政治、军事又懂经济、顾大局、讲奉献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军人。

二、相关学科知识与政治理论知识相结合，拓宽政治教育的领域

长期以来，在部队中曾经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似乎只有靠政治理论的灌输，只能靠纯而又纯的政治教育。殊不知，政治教育是一项从政治上育人的系统工程，只有熔一切育人的科学知识于一炉，才能发挥教育的整体效应。以往政治教育内容，知识覆盖面窄，除了政治理论知识外，较少涉及相关学科知识。实际上人的思想容量是很大的，以思想结构而言，就由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和法学思想等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要素所构成。

使相关学科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起来，可以用三条线来贯穿：

一是历史教育线。历史教育是一个广阔的教育领域，内容十分广泛而又十分深刻。历史的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通过探索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确定前进的方向，给人以勇气和信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给现实提供借鉴。因此，它是探求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与政治理论教育结合的一条重要线索。我军应当形成一个以培养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主要目的的、把中国古代、近代、中国革命史和我军优良传统等有关内容有机结合的历史教育系统。

二是国防教育线。国防教育的领域也是相当广阔的，它由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内容综合构成。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原来国防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显得不够了，需要开辟国防教育的新思路、新领域。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国防观，已经成为世界观内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防教育必然要与世界观教育相结合，从而体现国防知识与政治理论知识相融合。我军应在一般性国防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防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的教育，旨在教育和培养广大官兵增强国际战略意识，认清我国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域外有国家利益的观念，认清军队维护国家利益的神圣职责；增强领土、领海、领空观念，激发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高度责任感；增强防卫观念，强化保卫祖国周边安全的思想；发扬爱军习武的崇高精神，调动官兵练兵积极性；正确处理全局上适度戒备与局部上高度戒备的关系，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

三是品德教育线。这条线由伦理教育、美育和法育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美学和法学，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说明了这些相关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品德教育是对一个人的基本教育，是解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的问题。作为军队，是解决做一个合格军人和怎样做一个合格军人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道德观念一系列的变化，在新形势下完善这一基本教育，显得格外重要。我军应在现有品德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结构更为完整、领域更为广阔的军人德育系统。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与伦理学、美学、法学知识的交互、融合，使道德观、审美观和法制观教育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的综合的教育，真正成为世界观、政治观教育的坚实基础。

三、传统观念与现代思维相结合。

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总体上适应现代思维趋向首先，要给老观念赋予新涵义。有的传统观念适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随着实践的发展，需要赋予新的涵义。比如，艰苦奋斗的精神必须继续提倡和发扬；但是，艰苦的涵义，现在与过去不尽相同了。过去更多地强调体力上、工作上的艰苦，现在这方面仍然需要，但更多地要强调脑力上、工作上的艰苦。再如，对公私观的理解也有不同。过去往往是两极思维，从阶级观念上论是非，要么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大公无私，要么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现在应体现先公后私和大公无私等多种层次，以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其次，有些传统观念要更新。比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义利观念起了明显的变化。人们逐步改变了只讲义、不讲利的观念，代之以“义利”统一的现代观念。官兵们既讲强国，也讲富家；既讲奉献，也讲补偿，并开始追求物质富足进而追求精神富足。

尤其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许多崭新的观念相继形成。如开放、交往的理念，开拓、创新的理念，时间、效益理念，竞争、向上的理念，民主、参政的理念，智力投资、人才开发的理念，美化生活、合理消费的理念等，都是在改革的实践中产生并广为传播的。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的扬弃，要在传统体系中注入新观念、新内容，如果对传统体系只许循规蹈矩，不许越雷池半步，那只能是窒息政治教育的活力。

四、树立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实现教育内容结构的升级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反映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要不断的拓展和更新。

从思想教育的内容来看：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需要大力加强创新精神、国际意识的培养，使受教育者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能够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从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抛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人权至上论，为干涉和侵犯别国主权的新干涉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为了认清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新干涉主义的实质，就必须在政治教育中充实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的新内容。

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着力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的新的道德观念，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和处理竞争与合作、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自律与他律、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等关系，努力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从心理教育的内容来看：在现实条件下，由于竞争机制强化，变化节奏加快，工作、训练、生活的紧张度增强，官兵的心理压力也日益加大，部分官兵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能力，难以承受过重的心理负荷，有的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心理疾病。因此，心理教育的内容，就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健康的情感，乐观的心态，坚强的意志，特别是要增强受教育者在激烈的竞争中勇于进取、不怕挫折、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意志品质和能力。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6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 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 frey ）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 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 ）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 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 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 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 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 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 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 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 ）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 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 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 ）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 ）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 ronbini ）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 ）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 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 ）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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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351-371.

③alesina,a.and r.perotti, "fiscal discipline and the budget proc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vol.86, pp401-407.

④alesina, a. and h.　rosenthal,　 "a　theory　of　dividedgovernment," econometrica, 1996, vol. 64, pp.1311-1341.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7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样也可以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现象。例如，当今世界南北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无论是北半球的人来到南半球，还是南半球的人跨入北半球，都会感到强烈的反差，而这一问题也根源于世界经济之中。一个冷酷的事实是：占人口24%的发达国家竟占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占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0%；低收入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6%，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0年代初以来，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75～90%的矿产品和金属资源、30～40%的农业原料和40%的食品出口。当前，南北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理论认真研究如何在变化着的国际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实现和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8

一、首先要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先要学好，学不好就难以用好。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存在着不少误区，存在着误解、错解的问题。

简单举几个例子，例一：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系及其运行规律有明确的说明，社会主义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着力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衡量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得失的标准，应是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标准的统一。笔者提出这一观点，竟有学者提出批评。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错解为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一元论，再讲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三元论。并宣称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列宁、斯大林和邓小平批评过的唯生产力论即庸俗生产力论强加于马克思主义。

例二：马克思讲过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粗放型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这方面的理论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我国几乎所有的相关著作和辞典对此都存在误解。都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解读为只是扩大生产规模，没有包括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提高;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解读为没有扩大生产场所和增加机器设备，只是提高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把粗放型增长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相等同;把集约型增长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相等同。这种解读既错解了马克思《资本论》相关论述的原意，也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相悖。不能把我国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错解为由外延型转变为内涵型。我国每天都有大量新企业增加，不能排除这种外延扩大再生产。也不能把外延扩大再生产理解为只是原技术水平的重复建设。这种建设虽也存在，但更重视和强调的是增加技术含量， 增加中高端有效供给，着力于创新驱动发展。马克思很重视科学作为生产力的独立因素的重要作用。我们要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包括《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搞清楚。有些马克思本已讲得很清楚的问题我们还在争论，或是做了错解。在这样情况下，怎么能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因此，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学好，要弄懂它的原本涵义，按照其原意掌握它的精髓。

例三：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指出，建立社会主义要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劳动人民的国家手中，以建立国有经济。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写入我国宪法的。但有的学者否认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引用恩格斯批评有人把俾斯麦的某些国有化称作社会主义，是冒牌社会主义，将恩格斯这一有针对性的批判移接到我国国有企业，诬之为冒牌社会主义。这种张冠李戴的分析，实际上混淆了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的本质区别。

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已经67年了， 应系统回顾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总结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又有哪些失败的教训。可以说，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之际， 与之相应，我国经济发展顺利，成就明显;反之，经济发展就会遭受挫折。改革开放前所犯的左的错误，恰恰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很快，短短3 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得很好，这与我们较好地把握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关。那一时期我们认同和宣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重视尽快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就是要抓好两大环节： 一是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直到列宁、斯大林反复提出的基本原理。

但后来，急于求成的主观唯意志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偏离了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具体体现为1958 年搞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在生产力还落后、社会主义刚刚开始建设的条件下，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既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又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拔高生产关系，搞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刮共产风。这种既违反自然规律又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后来还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忽视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忽视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因此，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前30 年和后30 多年的经历都要加以认真梳理和总结。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敢于面对现实，不要回避问题。改革开放38 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而言，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忽视了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我国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的富豪在不断增加。有报道称，我国富豪数量相当于甚至超过了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帮助最后的55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通过精准扶贫确保每一个贫困群众如期脱贫。然而，扶贫只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些贫困人群在较长的时期内仍将处在较低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上，两极分化问题会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果回避或不重视两极分化这一现实问题，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便只能是停留在文件和口头上的抽象概念。当然，不能搞劫富济贫，也不能限制富豪群体的扩大，更不能搞国进民退， 但一定要持续探讨缓解两极分化的理论与对策。强调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讲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实打实地研究问题，要回顾得失成败，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真正写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篇大文章。

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对马克思所讲的政治经济学对象要有所发展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过去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也都是这样表述的，尽管有个别的学者提出要研究生产力，但主流观点还是强调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个别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据此提出首先要研究生产力，这是错解。针对前人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关系的肤浅分析，马克思系统深入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生产占首位，所以要首先分析生产。因此，才有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的说明。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要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并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不过，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是紧密地联系生产力的发展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但是他又没讲要研究生产力。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到走向衰落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经济规律，要揭示的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关系，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他没有任务来为资本家出谋划策，研究通过什么办法来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他固然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但这是就资本主义既有生产力的发展来考察的，重在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怎样随之变化，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怎样由形式隶属发展到实质隶属。因此，马克思不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考察生产力的发展是服从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宗旨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服务于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再强调， 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要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也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