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监管的意义范文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1

1978年，当时的国务委员陈俊生到义乌来看马路市场，那时全国对农民离土经商争议很大。陈俊生说我是管农业的国务委员，来义乌意味着支持，不来意味着反对，来与不来真是左右为难，最后他说我要来，但是晚上来。那一年。他晚上打着手电筒，在马路边上的帐篷里一个一个照过去，一个一个地看，仔细地看，深情地看，静静地看睡在帐篷里的摊贩。他们在做梦，在做一个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发家致富的梦。他看过以后大声地说，中国农民致富的道路就在这里。但是。他没有敢开会，他说允许试，不要张扬。以义乌为代表的浙江市场人就在“允许试”这样的条件下慢慢地试，这里面的酸甜只有义乌人知道。陈俊生后来说义乌市场的发展是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风一程雨一程，风风雨雨又一程。去年周伯华局长来到义乌考察，他也象当年陈俊生一样细细地看，静静地看，深入地看，他看到了市场信用监管的有效性，看到了市场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他说，当年如果说农民的出路在市场，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市场的出路在于信用监管，要用这种信用监管来实现我们工商对流通领域市场监管方式的根本转变。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实现监管的根本转变。

所以，这个全国现场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对全国工商来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市场监管的一次重大转变；对浙江工商来说，是提升多年来的监管实践，实现监管市场的一次重大破题。

一、没有市场就没有今天的浙江

浙江有三件宝：龙井茶在虎跑、企业家像海潮。大小市场如牛毛。目前，浙江省有个私民营企业257万户，省外浙商有400万人。国外浙商有350万人。这些人土生土长。会跑会跳。不吵不闹，是忍者神龟，是变形金刚。全省现有市场4000多个。年成交额已经达到1万亿元。这些市场变废为宝、点石成金。变黄土为黄金，变腐朽为神奇，这就是浙江市场的功效和功能。浙江有几个东西很神，一个是神韵的西湖，一个是神灵的普陀。一个是神秘的温州，还有一个是神奇的义乌。有人说义乌这个市场里面应有尽有，除了军火、没有；全球人都有。除了外星人没有。这里有40万种商品：150个产业经济集群，500多个经济块状。全省的市场里有近100万个经营户，创造相关的就业岗位500余万个。

浙江的市场就是浙江的聚宝盆，它最大的功劳有四条：一是市场主体的发祥地。搞市场经济第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正因为有了市场主体，才有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市场培育先发的地方，最早允许农民离土经商。让晒场变市场，让老乡变老板，让集市变城市。让农民变居民。浙江的市场主体就是从农民中来，是从离土的农民中来，赤脚上田到市场，农民变成了市场主体。变成了法人。市场主体的摇篮就是商品市场。浙江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浙江经济的发展就是靠千千万万个竞相进发的市场主体支撑起来的。二是块状经济的发生器。浙江的经济。从市场起步，然后是工商联动。先有市场，再有企业集群的支撑，再有国际一体化的桥梁和集散地。浙江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提篮小卖、长途贩运、前店后厂、专业市场、园区工厂等过程。市场主体从农民到商贩，从商贩到店主，从店主到企业家，从企业家到外交家。进而到国际上进行一体化交易的实业家。先有商品市场。再到工业园区，专业市场连接着工业园区，工商联动带动第三产业，然后走向国际化。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一个原生性的、母体的作用。三是国际一体化的展示台。现在浙江市场的商品出口到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并在40多个国家设立分市场。浙江经济的发展是从培育市场起步。从市场到工厂。从市场到园区。从市场到基地，从摊主到老总。从省内到省外。从区域到国际，兴商建市，贸工联动，以商强农。城乡一体，外向拓展，市场越做越大。产业越来越强。城镇越来越繁荣，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四是商业文明的引导旗。浙江市场最早意识到，做响不如做长，商业文明是持续发展的灵魂。目前浙江市场发展的态势，是从市场主体、产业群体、国际化一体。演变进入到一个商业文明引领的复合体。

二、管不好市场工商就要下岗

工商与市场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关系。在浙江，工商是市场的培育者和推动者。管市场理直气壮。从提篮小卖到马路市场，从马路市场到星级市场，早期的工商部门，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积极地承担了培育市场的责任，集中了财力、人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承担了种种风险，因势利导。化险为夷，使市场发育有了一定的条件和空间。在建设市场的过程中，工商与市场有一个风雨同舟、相伴相生、与生俱来的特殊经历。对市场有着特殊情感。

国家实施市场“管办分离”政策之后，不少地方有一种不管市场的思想状态，无权不管。无私不管，无利不管。说到底是无心去管。有的地方疲了、倦了、厌了。没有新的职能去拓展，没有新的领域去占领，节节败退，唉声叹气，今不如昔。现在回过头去看。不办是对的。不管是错的，管办分离、管更精专。只有不办才能真正的专心的公正地去管、强有力地去管，无私地去管，才有可能管到位。2004年，浙江省工商部门在政府的支持下。提请浙江省人大专门出台了《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确立了工商“以管促办、以管助兴”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在痛苦当中实现了新的职能转移和新的监管加强，重新寻找到了工商部门在市场管理中的定位，重新确立起工商对市场为义不容辞的监管责任。

监管市场是工商的法定职能，管不好市场。工商就要下岗。流通领域是工商部门的监管范畴，市场是流通领域最集中的体现。工商监管市场是工商职能最具体的表现，是职能的最本质的反映。管流通、管市场，工商天经地义。哪里有市场，那里就有工商；哪里有好的市场，哪里就有好的工商：哪里有成功的市场。哪里就有工商成功的监管方式：哪里的市场兴旺了，哪里的红盾就在闪光：哪里的市场失守了、退却了。哪里的局长就应该下岗。促进发展是工商工作的宗旨，抓好监管是推动发展的重要保障，工商不仅要做培育市场的助产师，而且要做好市场的监管者、商路的巡道夫，执法的守门员。

与时俱进。促进发展，探索监管方式，是我们工商的使命。对市场的发展，工商的各个不同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监管方式。先期的工商是做“恶人”，追赶提篮小卖，整顿西瓜摊，与路人争吵：在市场经济发端的时候，工商是做“媒人”，把农民介绍到市场当中来，让市场聚人气，让要素与要素之间进行嫁接和

链接：再后来市场监管的任务又重起来。产品商品琳琅满目，监管制度一时跟不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曾经有一段时期监管是被动的，跟着媒体的曝光走。跟着外商的投诉走，跟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指责走，跟着领导的批示走，跟着治假造假人的发明走，工商充当着“猎人”的角色，去捕猎、去搜寻、去打击；在和谐发展、持续发展的现阶段，工商在监管当中要做一个“文人”的角色，要文明监管，是一个人文的引路的监管，灵魂是信用。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是与时俱进的监管方式，是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形势下工商监管方式转变的具体的创新实践。要遵循市场发展的轨迹，从最初的创办者，向现在的市场监管者转变，从最初的单向支持繁荣向现在倡导文明转移，从自发的发展向现在的规范发展转移，从省内支持向省外支持转移，从原先运动式的粗放监管向现在的精确式长效监管转移。过去为农民引入了市场的概念。现在要为市场引入文明的概念：过去市场管理是打击的概念，现在市场引入的是规范的概念：过去引入的是清理的概念，现在引入的是建设的概念。工商对市场不仅仅是清理打击。还有一个市场的二度建设。一度建设是让它繁荣起来，二度建设是让它文明起来，只有文明才可以保障持续的繁荣。建设文明就是今后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信用分类监管就是建设商业文明的重大举措。

三、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

信用分类监管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监管是为了发展，市场信用监管就是为了市场持续的发展，这是我们浙江在监管实践和市场发展实践当中的一个体会。我们曾经一味地为了短期的繁荣，走过信用缺失、无序经营、恶性竞争、低端倾销这样的一个路子，市场发展曾经落人低潮。我们在市场发展和市场监管的过程中，确实曾经出现了一些成长当中、摸索当中、探索当中的一些问题。实践也表明如果市场当中充斥着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市场就不可能长久。现在浙江各级政府在研究市场是办响还是办长，最后都选择办长。过去有一句话叫“一日种蕉”、“一年种竹”、“十年种柳”、“百年种松”，创办市场和监管市场必须要用“百年种松”的理念作为取向，才有可能把市场管好。监管市场的基本点、基本取向，就是为了持续，要做长久而不是只做眼前，要“甲天下而不是假天下”，要“遍天下而不是骗天下”。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的本质要求就是市场持续发展，义乌的市场能够发展到现在，就是把握了一个市场持续发展，把握了一个市场信用分类。

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是工商行政管理的责任要求。工商一定要把市场信用监管变成我们的责任。市场尽管出现了假冒伪劣，要怎么去看，出现问题是主流还是支流?是前进当中的问题还是本质的问题?工商如果退避三舍，那么这个市场就更加糟糕了。第一，工商要进入市场，不进入市场工商就不能获得监管权。第二，要给市场装上一个以商业文明为内核的信用分类监管的“灵魂”、“识别器”和“紧箍咒”。要将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变成工商的一种新的职能取向和职能手段。

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是政府、监管者和经营者的共同要求。如果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只有我们工商认知，政府没有认知，政府和工商如果不坐在一条板凳上，市场信用分类监管不能到位。现在，浙江各级政府是这么看，这么说，也是这么办的。浙江在推行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的过程中，将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变成为政府、经营者和监管者的共同要求。在市场发展和监管过程中，浙江有三个转变：一是把持续的、长久的发展变成政府的主流导向；二是文明经营变为经营者的自觉行为：三是科学的市场信用监管变为工商人的监管艺术。

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是实现工商职能到位的具体要求。一是必须要有宗旨意识。义乌将商业文明的概念引入到各个层面，让所有的经营户和市场创办者形成一个共荣共辱的宗旨意识。让各个层面都意识到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是靠大家共同来建立的。二是必须要有一个强烈的行业操守意识。道亦有道，市场行业也有道，要建立不遵守操守就会受到谴责的职业操守。三是必须要让所有的市场经营者和创办者必须要有自觉接受工商监管的自觉意识。过去我们走了一个误区，认为对经营者放的越宽越好。其实是不正确的。应该要培养他们一种自觉接受监管的意识。

同时，必须要有市场信用监管的设置。有了设置才能使市场信用监管变成具体的操作行为。如信用管理的指数，义乌已经在年初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市场信用指数，此外还有品牌指数，公正竞争的指数，整体的商业价格指数，这些指数形成为一个体系。变成为信用的表征。要有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制度。一是市场信用采集制度。依托经济户口，通过登记、年检、巡查等多个环节全程录入市场经营者信息。建立市场数据总库。二是市场信用评价制度。通过设置市场经营者信用、市场发展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指标。将市场信用分类为A(AAA、AA、A)、B、C、D四类六个等级。三是市场信用分类监管制度。对不同信用类别经营主体分别设置不同的巡查监管和执法措施和监管频率，实施对重点对象、重点环节和重点监管。四是市场信用反馈和披露制度。将年度市场经营主体信用监管评价结果及相关情况，以年度信用监管评价报告的形式反馈市场主体，并据此有针对性的开展信用指导，对优信经营者给赋予信用奖励，优先赋予星级市场、商标、商号、守重单位等信用资产，对失信经营者实施信用惩戒，严重失信的依法予以清退出场。让守信者走遍天下，让失信者寸步难行。五是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机制。就是品牌比对中心，商品质量检测中心，12315执法维权中心。现在义乌可以开诚布公地向所有进场的人在电子显示屏上显露，有一个非常经得起检验的国际品牌、名牌的比对中心，有一个非常快捷的商品质量检测中心。流通领域是工商监管的，必须要有与流通领域监管职能相匹配的监测手段，必须要成立快速检测中心，要给商品质量装上一个“千里眼”、“识别器”和“过滤网”。流通领域检测体系建设是工商职能固化的象征，意味着在流通领域我有检测的能力，有检测的权利，有检测的职能。要成立信用的行业组织、社会组织。信用的分类监管必须要将行业组织推到前台去。今后可以建立商品市场的全国性协会，有一个统一的协会是非常好的，一个信用监管分类的社会组织可以为我们所用，帮我们实现职能范围内不能实现的目标。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2

关键词：农村 财务监管 信息技术 应用 思路 发展 分析

财务监管主要包括财务的管理和监督，它是农村建设以及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农村建设与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对于农村地区的建设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近年来，随着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提升以及国家对于农村问题重视程度逐渐加深，另一方面，在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推动下，农村财务管理也逐渐实现了信息化，因此，进行农村财务监管及其发展变化的分析研究，其作用意义更为突出。下文通过对于农村财务监管内容概念的分析总结，结合农村财务监管的实际情况，对信息技术在农村财务监管中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研究，以促进农村财务监管的发展提升，推动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一、农村财务监管及其现状问题分析

农村财务监管是农村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一部分，它主要是通过对于农村资金以及资金运作过程中形成的各方面联系的监督管理，实现农村建设与管理的提升发展，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而农村财务监管又关系着农村资金的建设与管理，因此在农村建设与管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另一方面，农村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建设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水平，因此农村财务监管对于国家经济建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农村建设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结合当前农村地区财务监管开展的实际情况，还存在着相对较多的问题和不足是农村财务监管发展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首先，农村财务监管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管力度不严上，结合农村的财务监管现状来看，很多农村地区的财务监管制度如同虚设，财务监管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违法乱纪现象，像村干部包揽会计职务等现象仍然存在，对于农村财务监管的提升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制约。其次，农村财务监管中资管的管理比较混乱，进行财务监管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相对较低等，都是影响和制约农村财务监管发展提升的重要因素和问题。此外，农村财务监管中，财务账目的真实性较差，财务公开缺乏，财务监管中弄虚作假、避轻就重现象比较严重等，都导致农村财务监管的真实性缺乏，影响财务监管的提升发展，缺乏相应的制度措施进行改善，是农村财务监管迫切需要解决和改善的内容现状。

二、信息技术在农村财务监管中的应用分析

结合上述对于农村财务监管意义及其现状问题的分析，随着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不断推进，为解决农村财务监管问题，促进农村财务监管的发展提升，在农村建设管理中引进相应的信息技术，设计构建农村财务监管信息化系统，实现农村财务监管的信息化与制度化，是避免问题、改善现状、促进农村财务监管发展提升的有效措施。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农村财务监管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中，首先应注意对于农村的财务会计核算制度进行规范完善，通过构建农村财务监管的网络信息系统，实现财务监管中传统手工记账向信息记账上过度，并在财务内容核算上从人工核算朝着电算化方向应用实现，向农村地区派出专业的财务会计人员，实现农村资金流转与财务核算管理的专业化，并通过村级设置财务监管服务中心，实现财务核算管理的监督，从而保证农村财务监管的规范化、统一化和制度化、真实化，提升农村财务监管的发展水平。其次，在进行农村财务监管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中，还应注意通过建立农村财务监管的网络信息系统，实现农村财务变化的公开管理，以保证农村财务监管中的民主化。通过建立统一有效的农村财务监管网络信息系统，通过统一有效的农村财务监管公开模式，实现农村财务流动的客观性、详细性以及公开性、真实性、全面性的管理与监督实施，避免农村财务监管中的弄虚作假以及避轻就重问题发生，保证农村财务监管的民主化与真实性。最后，在农村财务监管中通过建立网络信息系统，实现农村财务监管的信息化，还能够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强化提升，对于节约不必要的农村财务支出有着积极作用和意义。此外，通过农村财务监管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还能够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实现农村财务监督与管理中的资源信息共享，加强各部门之间的监督与协调，对于促进农村财务监管的发展提升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对于农村建设与发展也能够提供相应的数据和信息支撑，有利于促进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

三、结束语

总之，农村财务监管作为农村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对于农村地区的建设发展以及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和谐化程度等，都有着较为突出的作用和影响，是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中研究和关注的重要内容，值得给予研究和关注。

参考文献：

[1]张筑平，吴宗建，袁忠勇，孙雯.贵州农村村级经济与财务结构调整分析：基于贵州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J].贵州农业科学，2011

[2]巩雪茹.以现财理念推进农村财务管理工作[J].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3

论文关键词 监督过失 监督管理 监督职责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风险。有人说，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这话尽管有些夸张，但还是看到了问题所在。现代社会的许多领域都赋予人们一定的注意义务，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灾难。导致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除了有直接行为人的过失以外，往往还有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过失。在这里，我们把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过失统称为监督过失。

在某种监督责任事故（不是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从主观方面看，可能有四种情况：监督者的故意与被监督者的故意；监督者的故意与被监督者的过失；监督者的过失与被监督者的故意；监督者的过失与被监督者的过失。第一种情况应追究监督人和被监督人的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二者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第二种情况下的监督者可能是利用了被监督者作为工具，因而属于间接正犯，被监督者单独构成过失犯罪。因此，应分别追究二者的故意和过失的刑事责任。第三种情况的监督者只对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对被监督者的故意不承担责任。而被监督者应负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第四种情况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过失发生了竞合，共同造成了事故。二者都应负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这种情况正是本文所说的监督过失。本文所探讨的即是该种情况。

一、监督过失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要研究监督过失理论，不能不回顾一下过失理论的发展情况。总体上看，过失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旧过失论、新过失论和新新过失论的几个阶段。旧过失论即是传统的过失论。它采取结果预见义务说。认为过失就是因为不注意而没有预见结果的发生。新过失论采取结果避免义务说。它指责旧过失论的处罚面过于宽泛，几乎是结果责任。例如，汽车驾驶员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几乎总是能够预见其可能性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追究正常驾驶的驾驶员的刑事责任。只要采取了避免结果发生的措施，即使发生了事故，也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新过失论是为了保护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和福祉，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过失犯罪的处罚范围。新新过失论又称危惧感说或不安感说。此说认为，作为认定注意义务前提的预见可能性，不一定需要具体的预见，对危险的发生只要有模糊的不安感、危惧感就够了。那么，监督过失论属于何种过失理论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监督过失论本质上是新新过失论的一种；另一种观点认为，监督过失归责的法理是新过失论。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监督过失通常是指在安全生产领域发生事故时，处于监督者地位的行为人没有履行监督职责时而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过失。

监督过失理论最早产生于日本。二十世纪中后期以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但各种事故也呈高发态势。为了控制事故的泛滥，在刑法中便产生了监督过失理论，不仅要追究直接行为人的过失责任，而且要追究处于监督者地位的行为人的间接的过失责任。这是两种过失的竞合，因而存在刑事责任的分担问题。只有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合理地分配刑事责任，才能实现处罚的公正。所以，监督过失理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该理论产生之后，便迅速发展起来。现在，我国对监督过失的研究也已具备相当规模了。

二、监督过失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一）监督过失的概念

虽然，监督过失理论已有多年的发展，但如何给监督过失下个准确的定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首先，如何界定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中外许多刑法学者将监督过失分为广义的监督过失和狭义的监督过失，并认为广义的监督过失包括狭义的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有的学者指出：广义上处于监督地位的人的过失都可以称为监督过失。但是，在学说当中，通常将其区分为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两种。所谓监督过失，是指处于让直接行为人不要犯过失的监督地位的人，违反该注意义务的过失。所谓管理过失，是指管理者对人、财、物等管理不善而构成的过失。本人认为，监督与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管理就是监督，监督也意味着管理，无论是管理过失还是监督过失，在发生严重事故的情况下，二者对于结果的发生都具有原因力，所以，都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没有必要区分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尽管二者有区别。应该以监督过失统称之。

其次，如何处理监督过失与领导责任的关系。领导关系包含管理监督关系，领导的含义之一就是监督，而监督不一定属于领导。在追究严重事故的刑事责任时，有时要牵涉到分管一定工作的领导，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了处罚的公正性，在追究领导责任时，要注意查清某领导是否有实质的监督管理义务，不能无限制地涉及每一个领导，也不能追究到各个层次。因为，在一定层次的主管领导尽了管理监督义务时，就不应被追究过失责任。我国《刑法》第135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该罪的主体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就是管理监督人员，这说明我国刑法中有监督过失的规定，只不过没有使用监督过失的概念而已。

再次，如何处理监督过失与信赖原则的关系。所谓信赖原则，是指在合理信赖被害人或者第三者将采取适当行为时，如果由于被害人或第三者采取不适当的行为而造成了侵害结果，行为人也对此不承担刑事责任。信赖原则限制了过失犯的成立范围，而监督过失又扩大了过失犯的处罚范围。二者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关系。其实不然。二者事实上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是信赖原则，还是监督过失理论，对于处理过失犯罪都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客观公正地处理。有的学者指出：概括言之，监督人的信赖合理，不负过失责任；否则，应负监督过失责任。这种分析是科学的，笔者赞同。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给监督过失下个定义：监督过失是指处于监督管理地位的行为人不履行或错误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致使被监督人由于过失而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

（二）监督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

按照我国的刑法理论，犯罪构成包括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四大要件。监督过失犯罪也不例外。监督过失犯罪的客体没有特殊之处，无探讨之必要。因此，本文只研究其他三大要件。

1.监督过失犯罪的客观方面。（1）实行行为。无行为则无犯罪，故意犯和过失犯概莫能外。过失犯罪也存在实行行为，只是没有故意犯罪的明显。它是以注意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监督过失犯罪的实行行为应是监督者因未履行监督职责或错误履行监督职责而产生的客观行为。这种实行行为多数情况下是不作为，少数情况下是作为。监督过失犯罪实行行为的起点是监督者不履行注意义务的时点，终点是危害结果发生之时。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2）危害结果。监督过失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需要监督者的过失和被监督者的过失的共同作用。监督过失犯罪大多发生于生产、作业领域，一般是各种严重事故。这些事故往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所以，必须严加防范。（3）因果关系。监督过失行为与严重后果的发生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危害结果不是由监督者的过失直接导致，而是通过被监督者（直接行为人）的过失行为而发生。所以，监督过失的原因力是间接性的。如果没有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监督过失行为本身不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2.监督过失犯罪的主体。无主体也无犯罪，任何犯罪都有主体。监督过失犯罪的主体是监督者。这里的监督者是广义的，包括管理者和狭义的监督者。在整个管理体制中，往往分为若干层次。每一层次的管理监督者都有一定的职责，可能每个层次都有过失，也可能只有某些层次的管理监督者才有过失。在追究事故的责任时，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判断哪一个监督者有过失。在我国，单位的领导实行分管制普遍存在。除正职掌管全面工作外，副职一般都分管一定的部门。所以，监督者只能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没有管理监督过失的领导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只要该领导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尽心尽力，恪尽职守，无过错，那么，就当然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因为用人不当而导致事故发生，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3.监督过失犯罪的主观方面。监督者的监督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包括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但主要是结果避免义务。其注意义务的内容是预防或制止被监督者的过失行为。监督者应该注意、能够注意，而没有注意，致使被监督者产生了直接的过失行为，最终导致严重危害后果的发生。

三、预防监督过失犯罪的对策

各种恶性事故频繁发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究其原因，有相当一部分事故是监督过失造成的。因此，很有必要探讨一下监督过失犯罪的对策问题。笔者认为，预防监督过失犯罪，需要综合治理，这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要的一点是预防与严惩相结合。一方面，强化预防，各种防范措施必须到位，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各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必须贯彻落实，切实执行，各项生产、作业规章制度必须严格遵守，不能有半点马虎。另一方面，对监督过失行为严惩不贷。对处于监督地位的领导者、管理者、监督者的过失行为要严厉惩处，不能姑息迁就，放纵不管。要使监督过失的行为人受到实际追究。触犯刑法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也要追究其他责任。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治理监督过失犯罪的对策可有以下数种：

1.加强思想教育，提高认识。努力使处于监督地位的行为人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从而，自觉地、积极地同过失行为作斗争，最大程度地避免事故的发生。

2.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目前，虽然已经有了一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但还不完备，需要进一步完善。

3.实行管理监督者定期巡查危险源制度。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控制减少事故的发生。

4.在管理监督者故意实施导致事故发生的行为时，应严格追究其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如以放火罪、爆炸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定罪处理。

5.对因用人不善而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这也属于监督过失。这种过失距事故的发生在原因力上较远，不易被查处，需要仔细操作。

6.在刑法中增设“监督过失罪”。该罪的主体应限制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过失而导致严重事故发生的，可直接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7.分清事故责任，合理界定监督过失行为人的责任，使其承担应当承担的那一部分刑事责任，做到公正处理，不枉不纵。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4

关键词：低碳化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重要意义措施

实现“低碳化”的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工作，可以推进基层食药监档案建设，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当然，想要实现“低碳化”档案管理就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转换传统档案管理方式，利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设备进一步优化档案管理工作，在提高档案管理效率的基础上实现“低碳化”档案管理。同时，还要加强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部门的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食药监档案管理系统，实现食药监档案管理的长效化。

一、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实现“低碳化”的重要意义

1.必要性

传统工作条件下，很多档案管理工作是采用传统的手工方式，管理者依靠手工进行信息记录、汇总和查找，这样不仅工作量比较大，而且效率极其低下。在信息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通过计算机进行汇总、统计，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工成本，而且节约了大量时间，把档案信息查询的时间缩短很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工作中，同样需要引进信息化设备，促进药监管理的“低碳化”。

就目前状况来看，很多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工作中依然采用手工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档案的查询和利用。随着目前社会的日益增长，对档案的需求量日益明显，基层档案管理人员需要做好档案的分类，整合和统计工作，为各位档案信息需求者快速提供信息，保证档案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这方面来说，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了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的“低碳化”和“信息化”发展。另一方面，现代化时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传统档案主要以纸质为主，要找到某一个档案信息需要消耗较多的时间，严重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档案服务领域，造成资源浪费，实现信息化档案管理迫在眉睫。

2.重要意义

提高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部门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的重要条件。加强基层档案管理“低碳化”发展是促进食药监部门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提升的重要条件，合理科学的管理档案是衡量单位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加强基层食药监档案“低碳化”管理对于不断完善食药监部门档案管理制度，提高档案管理部门工作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技术日新月异，档案管理部门只有紧跟时展的步伐才能不被淘汰。在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中实现“低碳化”是顺应时展的需求，有助于促进档案信息的完整，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可以把高科技信息带入基层，促进公民对信息技术的了解，促进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另外，在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中实施“低碳化”管理，是提升档案管理文化的一个条件，有助于提升档案管理者的形象，深化档案管理文化。

二、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中实现“低碳化”的措施分析

1.要加强基层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树立“低碳”意识

在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中实现“低碳化”需要对基层档案管理人员进行”低碳化“知识的培训，不仅要加强现代化信息的学习和运用，而且还要从生活中降低有害物质的使用，做好环保工作。同时，单位领导还要定期对员工进行“低碳化”相关知识的培训，只有从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才能减少浪费。另外，因为基层档案管理部门工作量大、档案信息相对繁杂其资料也比较分散，不容易整理，所以档案管理人员必须从小事做起，对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行优化，对“低碳细节”进行深度挖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档案管理的“低碳化”。

2.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推进“低碳化”管理

首先，可以建立专题数字化的档案信息库。利用现代信息化工具建立档案数据库，对于实现档案管理“低碳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这些需要对数字化信息库进行充分的运用，对档案信息进行合理的加工和组织，促进档案管理的便捷，提高档案信息的安全性、完整性、有序性和可读性。另外，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相互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基层食药监部门档案管理的开发和利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档案信息“低碳化”实践的发展。所以说，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工作要充分运用网络化时代的契机，立足于资源共享的原则，进行合理有序的分工，着重建设基层档案信息库，满足众多人们对档案信息使用的需求。同时，在进行基层食药监档案数字库建立的时候，要处理好特色和大众、深度和广度之间的关系，避免矛盾和冲突，避免资源浪费。

其次，可以建立网上档案阅览室和展厅。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已经逐渐普及，家庭上网已经成为现实，这不仅方便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优化了工作方式，这对于基层食药监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来说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建立网上档案阅览室和展厅，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档案阅览室和展厅进行档案查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了社会影响，拉近了档案、社会和人们之间的距离。

最后，可以设立网络档案咨询论坛。网络的出现在很多方面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其最大的好处之一便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尤其是各种网上论坛的出新，促进了人与人、部门与部门、人与部门之间的联系。基层档案管理部门建立网络论坛，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征询意见、信息等，对于用户来说，也可以变传统环境下被利用的状态为主动状态，最大限度地发挥用户的主体性作用，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要求，从整体上促进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的规范化。

3.提高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以适应低碳化管理需求

实行继续教育培训，提高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人员的自身素养及专业技能。以适应档案管理低碳化要求。首先加强与档案局的沟通联系，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讲座，主动向兄弟单位取经，通过寻找差距、拓宽思路、开阔眼界、取长补短汲取各部门档案管理的“低碳化”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其次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营造学习氛围提高自学能力，鼓励基层档案管理人员积极考取档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4.提高创新能力、增强服务意识

要围绕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的宗旨，紧贴中心，提高服务水平，促进基层档案管理工作迈上新的台阶。首先要提升部门领导的意识，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解决，明确具体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将优质服务放在重要工作目标中，从经费、库房等方面入手，针对各种问题及时找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同时，基层档案管理人员要从内心树立促进社会发展的大局意识，拓宽服务领域，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创新能力，要改变原来的“死档案”为“活档案”，积极探索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档案管理方式，不断创新档案管理的新途径和新路子。另外， 基层食药监部门领导要逐步提高对档案管理人员的监管能力，优化监管模式，要从传统的命令模式向参与式、指导式、说服式过度，更加透明化、规范化管理，提高基层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提高社会公众对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使用的信心。

三、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实现“低碳化”应注意的事项

随着目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档案管理的效率，但是，在基层档案管理中仍然存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加强“低碳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

首先，保持档案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在实际档案管理中往往有很多管理人员为了一时的方便而忽视对档案信息的及时更新，对此要加大力度监管。基层档案管理人员要做好本职工作，对档案信息的变化进行更新，随时发现档案资料的变更，保证档案信息的准确性。不仅要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低碳化”，还要注重工作质量。

其次,实施信息化食药监档案管理虽然可以提高档案管理效率，方便档案信息的使用，但是也要注意网络的不利影响。建立网络档案信息数据库的过程中，要做好信息保护工作，严禁信息丢失和盗窃，网络阅览室和展厅的建立要注重对用户身份证认证的确认，严禁黑客或者网络不良分子的入侵。另外，网络具有共享性、便捷性和快捷性，在提升档案管理人员工作质量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对其进行职业安全及职业道德教育，如工作期间不能利用计算机做个人事项，保证工作的准确性，提高工作效率，坚决杜绝工作时间心不在焉，迷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不以工作为重。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基层食药监档案管理部门”低碳化“管理档案提供了方便，档案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很多地区档案管理工作不再是纯手工操作，而是运用现代化计算机进行数据检索和信息录入，这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是顺应现代化时展的必然需求。全面实现档案管理工作“低碳化”，首先要提高档案管理人员以及部门领导人员的现代化意识，进而再引进现代化设备，从基本知识入手，进行逐步深入推进，依据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信息化档案管理模块。另外，各基层食药监部门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合理、科学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基层地区药监档案管理的“低碳化”和“环保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江玲玲．强化药监档案长效管理机制[J].档案与建设，2008，12

[2]贾桂兰.药监档案的收集与整理[J].北京档案，2009，5

[3]邢维萍.档案工作为节能低碳服务[J].上海节能，2012，8

作者简介：

廖虹（1978-），女，汉族，福建省长汀县人，大学本科，档案馆员，主要从事档案管理工作。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5

(一)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

“政出多门”随着一系列“资管新政”的制定实施，在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下，能够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除了传统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外，还包括保险公司与期货公司。随着各金融机构悉数参与其中，我国金融理财产市场获得了野蛮的增长，但金融理财市场的监管却存在着“政出多门”的乱象，并且随着“资管新政”的实施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各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各自“治下”的金融理财产品的发行条件、募集对象、审批条件和程序、信息披露要求、投资风险分担、资金使用要求、监管措施及法律责任方面的内容均是“各自表述”。这使得运营模式相同的金融理财因“婆婆”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监管政策。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规制亦是自成体系，互不干涉。我国目前市场上的金融理财产品大致可分为：商业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与外币理财产品、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基金公司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开发的附加有投资理财功能的分红险、投资连接险、万能寿险等。从监管的主体看，这些金融理财产品归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其中，信托理财计划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由银监会监管；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与基金公司的证券投资基金由证监会监管；保监会则监管保险公司开发的具有投资理财功能的险种。从监管的政策依据看，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主要受《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约束；证券公司理财业务主要受《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制；基金公司的理财业务则受《关于基金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办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规制；信托公司开展理财业务主要受《信托公司集合信托管理办法》的规制；保险公司开展理财业务主要受《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投资连接保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制；期货公司开展理财业务则受《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规制。上述监管规则基本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这导致有关金融理财的监管“政出多门”、标准不一、体系紊乱。在监管的程度上，各监管部门对本质相同的金融理财设定了宽严不一的监管尺度与准入门槛。例如，同样是理财产品，对信托公司而言，参与单个自然人信托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2，而基金公司开展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项目单个资产管理委托人数可以达到200人，3更有甚者，保险公司开展的具有理财功能的分红险、投资连接险、万能寿险则几乎没有人数的限制。4在产品的审批上，各监管部门的监管标准亦不统一。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无须银监会的核准，而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基金专户理财)、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则须经各自监管部门的核准，5保险公司开展的附有投资理财功能的保险(分红险、投资连接险、万寿险)只需要在保监会备案即可6。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证券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并且依据“资管新政”，基金管理公司还可以设立子公司，专门运营资产管理业务，与此相反，我国目前尚不允许信托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与子公司。显然，金融理财监管规则的差异与我国金融分业经营下的“机构监管”理念一脉相承，但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监管”的格局难以适应大资管时代下金融理财“混业经营”的现实需要，因为大资管时代的金融理财市场不再是分业经营下各金融机构的“固有领地”，而是均可染指的“共有属地”。此外，在机构监管机制下，一方面会出现重复监管的问题，导致监管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亦可能存在监管的盲区和漏洞，不利于统一的金融理财市场的形成。

(二)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规则亟待统一

1.金融理财监管规制统一的实践基础实践上，伴随着大资管时代的来临，金融理财市场乱象迭出。不同的金融监管部门对同类型的金融理财业务设定迥异的监管标准。分业经营格局下，金融监管部门各自为政，单独制定金融理财监管规则，并据此行使对金融理财的监管。由于监管规则在风险分担、信息披露、投资者适当性、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投资者所享受的权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监管部门对金融理财的准入门槛、发行程序、审批条件、募集对象上设定不同的标准，加剧了金融理财市场上各金融机构间的非公平竞争。据此，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大资管时代我国金融理财监管规制亟待统一。2.金融理财监管规制统一的法理基础理论上，在大资管时代，我国金融理财监管规则的统一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关于金融理财的法律性质，历来存有争议。理论上主要有“委托关系说”、“信托关系说”两种观点。“委托关系说”认为，金融理财主要内容是委托人与受托人订立委托合同，由受托人代为在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上管理资产，因此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规定的委托法律关系的特征。“信托关系说”认为，依据信托法，在名目繁多的委托理财服务中，尽管形式不尽相同，但就其财产关系的法律性质而言，实际均属信托方式。除以上两种观点外，也有学者认为，根据“资产是否转移”以及“交易中适用的投资人名义”，委托理财可以分为信托型委托理财和委托型委托理财，前者适用信托法，后者适用民法制度。亦有学者认为，委托理财的内容与形式与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委托、信托、行纪、借贷、合伙等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本质的不同，进而指出委托理财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它是新型的财产管理制度。就上述观点而言，笔者认为“信托关系说”更为符合金融理财的本质。首先，金融理财符合信托的构成要件。依据信托法理，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特定主体的利益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据此，信托法律关系的构成由两种判断标准：一种为纯粹判断标准；另一种为核心判断标准。纯粹判断标准表现为：信托财产完全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财产；受托人仅收取信托管理费用；受益人完全承受财产的经营管理后果。核心判断标准包括：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对信托财产享有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受益人的受益权与受托财产的经营管理后果直接相关。依照信托关系的判断标准，符合纯粹判断标准的法律关系归属于信托自不待言，如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符合核心判断标准而不符合纯粹判断标准的法律关系则被视为“准信托关系”。据此分析，我国目前理财市场上的主流理财产品本质上均属于信托法律关系。其中，信托公司发行的金融理财计划符合信托的纯粹判断标准，属于典型的信托关系。基金公司发行的理财计划本质上也是按照信托架构设计的产品运营模式，理论界与实务界通常也认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创设的基金产品完全符合信托的基本构成要件。此外，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开发的理财产品、保险公司发行的附加理财功能的保险其本质上是否归属于信托，在实践中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这些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与信托的构成要件相去甚远，因而难以纳入信托关系范畴。主要原因在于受托人未以自己名义管理受托资产，受托人不具备信托业的从业资格，受托人并未取得财产的完全所有权，仍接受委托人的指示，对外仍然是委托人的人身份。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原因在于：其一，该观点实际上把信托的核心判断标准与纯粹判断标准混为一谈。依据信托关系的核心标准，只要求受托人对委托财产具有一定的财产权即可，无须具有完全的所有权以及一定得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进行信托行为，只是仅符合核心标准的法律关系不是典型的信托关系，而是“准信托关系”，因此，上述几类争议的金融理财产品本质上均属于“准信托关系”，但这不能否认其信托的法律属性。其二，该观点忽视了信托内涵与外延的演变。信托作为舶来品，根源于英美法系的衡平法。信托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托的功能已由财产的传承向财产的管理运营转变，信托的内涵与外延均获得较大的拓展，并把所有基于委托信任关系而形成的“类信托”纳入其调整范围。我国作为传统上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体系与信托法理念具有某种天然的冲突，为使信托与我国民法体系相协调，我国信托立法采取的是相对狭隘的信托理念(如规定只有取得信托资格的经营主体才能从事信托业务)，因此，目前我国信托法律规范外延相对狭窄，其调整的范围也极其有限。这就使得原本应归属于信托法调整的“类信托”行为被排除在外。例如，目前资产管理市场上存在的诸多金融理财业务因不符合我国信托的定义而不受《信托法》调整。其三、以“受托人没有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受托财产”而否认金融理财的信托属性与事实不符。依据信托法理，受托人应以自己的名义管理信托财产，这是信托与委托的主要区别。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理财中确有许多以委托人的名义而非受托人的名义管理受托财产。例如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施行办法》第12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应当与客户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通过该客户账户为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但是，我国监管部门之所以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如果以受托人(证券公司)名义持有证券账户将使证券公司的证券委托理财业务构成信托，显然与证券业与信托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原则发生冲突，这是中国证监会的一种刻意安排。这种政策上的强制性规定是为了规避我国现有金融监管的原则，是人为的扭曲证券委托理财的信托属性，以至于在实践中造成诸多误解，认为此类委托理财实质上是委托。事实上，这种行为就是假借委托理财之名行信托之实的行为，是有意规避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行为。其次，信托能够为金融理财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源自英国衡平法上的信托为财产的管理及运营提供了独特的制度安排，信托涵盖的破产隔离、所有权分离、信义义务等制度使其在现代财产管理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信托模式在各类财产管理中获得了普遍认可。作为财产管理中的重要内容，金融理财与信托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其一，信托能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周全的保护。依据现代信托法理，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委托合同，负有把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的义务，受托人进而取得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成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者，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在信托协议约定的范围内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为防止受托人滥用权力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法律规定受托人对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即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受托人应恪尽职守、勤勉地为委托人或受益人服务，不得监守自盗，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侵害委托人或受益人利益。同时，受托人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处理委托事务。如果受托人违反了基于信托产生的信义义务，应承担法定的民事责任。与此相反，在委托关系下，法律并无规定受托人负有高度的勤勉、忠实、信任义务，只是要求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权，这与信托关系下受托人的信义义务相去甚远。在责任的承担上，信托法中受托人违反信义义务时承担的是法定的责任，而委托中受托人违反职权时承担的是约定的责任。两种责任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后者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约定予以排除。因此，若金融理财采用信托模式来架构其法律关系，能够为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提供相对周全的保护。其二，信托能确保受托财产的独立性。在信托关系中，受托财产由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受托财产脱离委托人的控制。与此相对应，受托财产亦脱离于受托人的财产而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受托人死亡、解散、破产时，受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此种“破产隔离”的制度安排确保了受托财产的独立性，能够使受托财产始终是为信托目的而存在。在金融理财中，如依据信托架构设计理财产品，一旦信托设定，投资者委托的财产即可独立于受托人的财产，确保受托财产的安全。相反，如把金融理财界定为委托关系，依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并无受托财产独立性的要求。其三，信托关系下，作为委托人的资产管理公司拥有更大的自。在信托中，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持有与管理信托财产，受托人享有高度的自与独立性，基本不受委托人的干预。此种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受托人的财产管理能力，更好地为信托目的服务。与此相对应，在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行事，受托人行为受委托人的约束较多，因此，委托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资产管理方式，依据委托诠释金融理财将极大地限制资产管理公司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综上，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市场乱象迭出，金融监管面临着诸多法律困境。从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市场发展的趋势观之，各金融监管规则亟待实现有机统一。金融理财业务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体现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特征。这为统合各类金融监管规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突破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的法律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二、大资管时代金融理财监管的现实选择

监管层不断推出的“资管新政”，使大资管时代的资管坚冰正逐渐消融。各类金融机构已陆续进入资产管理市场，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业经营状态。现有金融理财的监管弊端正日益凸显，目前亟待革新旧有的金融理财监管机制，为大资管时代的金融理财业务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一)明晰金融理财的信托性质，强化司法权的介入

司法权作为国家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享有的经由审判把法律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权力，具有排除法律运行的障碍，维护法律价值的功能。法院作为司法权的行使机关，其法治水平直接攸关司法权运行的效果。就金融理财而言，法院对其性质的认定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权益的配置及案件的最终走向。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对金融理财性质的认定较为一致，普遍把金融理财分为信托型的金融理财与非信托型的金融理财，主张前者适用《信托法》，后者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尤其是委托，申言之，信托型的金融理财在性质上被认定为信托，非信托型金融理财(如商业银行理财、券商理财)被界定为委托。最高法院民二庭曾以“高民尚”为笔名在《人民司法》发表的关于委托理财的法律界定代表了法院的主流观点。该文把委托理财界定为委托行为，主张以民法中的委托规则来调整委托理财关系。然而，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关于委托的规定较为简单，对受托人义务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受托财产独立性的规定尤为缺乏，这对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保护不够，因此，委托难以涵盖金融理财的全部内涵。诚如上文所述，金融理财业务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均属于“受人之托，待人理财”的信托行为，信托法能够填补委托在调整金融理财中的法律漏洞，但我国信托立法起步较晚，一些必要的信托法律尚付阙如，司法机关对信托理念的认识有待深化，在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把金融理财认定为委托而非信托。因此，为重构金融理财监管机制，司法机关有必要重新审视金融理财的性质，确认其信托的法律属性，发挥司法权在金融理财行为中的调控作用。

(二)尽快制定《信托业法》，促进金融理财监管规则的统一

大资管时代，我国资产管理市场进入了全面混战的状态。由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金融理财业务在投资者适当性、监管标准、投资范围等方面的规定极不统一。此种不统一造就了不公平竞争，也助长了监管套利。例如，同样从事金融理财服务，信托公司有净资本监管的要求，7而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却基本不受净资本监管的约束。此外，同样采用信托模式开展金融理财业务，但除信托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外，商业银行及证券公司均不承认其经营的是信托业务。原因在于依据我国《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的规定，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如果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经营信托业务，就涉嫌违法。但实际上，由于金融理财本质上属于信托，这些机构往往采用信托模式运营金融理财业务，如规定受托财产的独立性与破产隔离制度。目前，突破我国金融理财监管所面临的上述法律困境，需要立法机关及监管部门进行顶层设计。1.检视现有信托理念，进行理论拓展源自英国衡平法上的信托，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囊括了所有基于信任、信赖而形成的信托关系，而我国却把信托视为一种特定的金融行业，并且排除其他未经监管部门核准的公司经营信托业务。实践中，通常依据经营主体是否拥有信托“牌照”来判定其经营行为的信托性质，而非把事实上的“信托关系”作为判断信托的标准，这严重背离了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基本内涵，缩小了信托的调整范围，限制了信托功能的发挥。为改变信托在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困境，甚有必要改变对信托的狭隘定位，重新认识信托的功能和价值，把信托作为一个金融运营平台，任何金融主体均可利用这一平台经营信托业务，而只要其经营行为构成信托，即应受信托法的调整。2.制定《信托业法》，统摄各类金融理财行为大资管时代，各金融机构开展的金融理财业务实质上是信托原理的一种运用方式，但实际上，目前除信托公司的信托理财适用《信托法》外，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理财业务均不受《信托法》的调整，而是由各监管部门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规制，即便信托公司有《信托法》可依，但《信托法》只是对信托当事人、信托行为、信托法律关系作出了规定，《信托法》属于民商法范畴，其自身缺乏对信托业监督管理的规定。鉴于在金融理财市场上，各金融机构实际上已进入混业经营状态，为实现金融理财监管规则的统一，避免出现“多头监管”、“政出多门”的乱象，较为可行的路径是尽快出台《信托业法》，把市场中所有提供金融理财的机构和个人囊括其中，使《信托业法》不仅调整典型的信托行为，而且规制“类信托行为”，并以此为契机突破金融理财市场“机构监管”的桎梏，真正实现向“行为监管”的转变。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6

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法律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上市公司收购立法层次过多，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规范以行政规章为主，效力层次有欠缺。其次，尚欠缺关于反垄断的规定，而这与我国整体上欠缺反垄断法律制度有关。

上市公司收购的当事人

上市公司收购是一项复杂的交易，牵涉到收购人、目标公司、目标公司股东、目标公司董事会等各方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处于主要地位的是收购人和目标公司股东。

收购人是指通过受让上市公司股份获得或者试图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人，包括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承担信息披露、发出强制性收购要约等义务。但收购人往往通过某种安排和其他人一起购买目标公司股份，以规避这些义务。为防止出现该情形，各国上市公司收购制度大都引入了一致行动人的概念。综观各国有关规定，一致行动人是指通过某种安排，互相之间积极合作，通过其中任何人取得某公司股份以取得或巩固对公司的控制权的人。一致行动人的概念存在以下特点：存在行动的合意、取得一个目标公司的投票权、积极地进行合作、以获得或巩固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为目的。

我国《披露办法》也对一致行动人做出了界定：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关系等合法途径扩大其对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比例，或者巩固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在行使上市公司表决权时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见我国在一致行动人定义中增加了对其在行使表决权时的“一致行动性”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样的限制固然可以增加一致行动人认定的准确性，但同时又可能造成困境。因为行使表决权是取得股份的结果，而认定一致行动人的意义在于其取得或者将取得股份时令其承担一定义务，但是此时其可能尚未行使过表决权，而等到行使表决权再认定其构成“一致行动人”，则认定意义已经丧失。因此，我们诊断不应把行使表决权时的一致意思表示作为认定一致行动人的必要条件。

被收购人是指上市公司收购所指向的目标，即被收购的上市公司。被收购人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其内涵不是很明确。在我国《收购办法》中，被收购人有三种表述，即被收购公司、被收购人公司的股东和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这种表述比较科学、合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协议收购还是要约收购，交易标的虽然均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但收购人的交易对方为持有该等股票的股东，这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此外，由于被收购公司、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和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所以从理论上讲，应当对他们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严格区分，不能加以混淆。

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

综观各国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主要有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和集中竞价交易收购，本文主要讨论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

（一）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是指要约人通过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在要约期满后以一定价格购买其持有的股份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收购。收购人发出的收购要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是按照一定价格购买股份的意思表示。由于控制权本身具有价值，因此一般认为收购价格应该高于市场价格；第二，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份持有人做出；第三，除收购失败的约定以外，要约不得附有条件。

根据收购人是否自愿发出收购要约为标准，要约收购可以分为强制要约收购和主动要约收购。前者是指收购人已经持有目标公司股份达到一定比例并拟继续增持或者从一定比例以下拟增持并超过该比例股份时，必须向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发出购买其持有的股份的要约，以完成收购；后者是指收购人自主决定通过发出收购要约以增持目标公司股份而进行的收购。

根据要约收购的标的是否是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要约收购可以分为全面要约收购和部分要约收购，前者是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为标的的要约收购，后者是指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的一部分为标的的要约收购。

强制要约收购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制度，采用的国家主要有法国、英国及其原属殖民地。支持该制度的观点认为，收购人在收购成功后可能会以其控股地位侵害少数股东利益。因此，有必要要求已获得控制权的收购人以不低于其为取得控股权所支付的价格向其余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为小股东提供退出机会。

反对该制度的观点认为，首先，强制要约收购不过赋予受要约人全部出售其股份的机会，不能消除要约过程中小股东的受“压迫”问题。其次，强制要约制度会大大增加收购人的收购成本，减弱了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在我国，《股票条例》和《证券法》建立了强制要约收购制度，证监会颁布的《收购办法》对该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将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持股比例定在30%，规定收购人不论以何种方式从30%以下拟增持至30%以上，或者已持有30%而拟继续增持的，均应发出收购要约。

主动要约收购因其收购股份比例一般低于100%，因此各国在对待主动要约收购的态度上各不相同。如英国采取个案审批主义，《城市守则》规定，所有主动要约收购均应取得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的同意。如果要约不会引致要约人持有目标公司30%以上投票权，该要约收购通常会获得同意。如果要约可引致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30%以上股份，则一般不能获得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要求进行强制要约收购。而美国等国家对此则采取法律许可主义，收购人可自由地进行要约收购，这些国家通常没有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我国《收购办法》确立的主动要约收购制度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同，即如果要约收购30%以下的股份，采取法律许可主义；当收购方预定收购的股份超过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30%，又只打算继续进行部分要约收购时，必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强制要约收购。从这点看，这种情形则又采取个案审批主义。简而言之，我们认为，根据现行规定，收购人可以主动要约的方法收购目标公司30%以下的股份，也可以以主动要约的方法向全部股东的全部股份发出要约。但是如果要以主动要约的方式向全部股东介于30%-100%的部分股份发出要约，则必须事先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二）协议收购

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在证券交易所之外，通过和目标公司股东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受让其持有股份而进行的上市公司收购。协议收购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协议收购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协议收购的出让方为目标公司的特定股东，受让方为收购人。而要约收购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出让方都是不特定的。第二，协议收购以收购人和目标公司股东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为形式要件。第三，协议收购的交易程序和法律规制相对简单，交易手续费低廉，可以迅速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第四，协议收购方式可以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同时使用，而要约收购只能单独运用。第五，虽然《收购办法》明文规定允许协议收购上市公司流通股，但在实践中协议收购的标的主要是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原由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是非流通股，往往只有收购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才能达到控股目的，而且其收购成本远较要约收购低。

《收购办法》还明确规定了协议收购流通股的相关程序，对《证券法》规定的协议收购的标的是否包括流通股做出了明确，体现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监管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些合理规定有必要通过《证券法》的修改，上升为法律。

收购中的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之价值目标在于：保证收购各当事人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是保障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免受收购人在收购过程中类似突袭行为以及有关当事人内幕交易、操纵价格等行为的侵害。因此，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是整个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中的重点，也是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管的有效手段。

和证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基本出发点相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目的也在于使投资者充分获得信息，避免因为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受损、操纵价格等现象发生。但是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又具有不同于证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限于发行人，上市公司收购人也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第二，在信息披露的具体制度上不仅要求收购人披露收购交易的详细内容，还要求收购人根据其持股情况逐步披露其持股情况，用以提醒目标公司股东上市公司收购的情况。

和国外相关制度比较，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弹性，更多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例如，在信息披露的持股信息披露制度中，未根据披露人是否具有取得控制权的意图对股东持股变动的披露义务做出区别。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不一定是出于获得控制权的意图。再加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集中，使得对于不具有取得控制权意图的股东来说，根据持股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所作的信息披露似乎过于严格。因此，本文认为可根据购买股票的意图确定披露内容，一方面既可以提高信息披露的效率，同时也节约整个社会信息披露的成本。

其次，信息披露制度在遵循重要性原则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所谓重要性原则主要是指信息披露不是越全面越好，而应将那些足以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信息予以披露。这一方面有利于投资者及时准确地获知信息，而不至于很多重要信息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另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和收购过程来看，则可以达到节约成本与提高收购效率的双重目标。

第三，在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确定收购人意向阶段，潜在收购人是否应当披露有关信息，这些信息的具体内容如何规定等。

第四，目标公司董事会信息披露制度中，没有规定在发生收购活动时，目标公司董事会应在可知晓的范围内披露自身利益与要约收购成功与否之间的关系。而《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书》规定：董事会应声明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如有利益冲突，相关的董事已经予以回避。这一规定令人费解，因为出具董事会报告是一项披露义务，并非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有利益冲突的董事应当重点披露，何来回避之说？我们认为应予以完善。

最后，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对违反有关收购信息披露规定的法律责任问题内容涉及比较少。《收购办法》涉及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两条，而且这两条主要是针对收购人的，而对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律责任没有涉及。我们认为，应当就进一步细化收购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

国外对上市公司收购监管的模式大体可分为集中型、自律型、综合型三种类型。所谓监管模式一般包括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监管主体设置及监管方式等。集中型监管体系模式是政府设有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它是以统一的证券监管立法为基础，以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为中心，以规范管理为特色的体系。美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自律型监管体系模式指政府相对较少对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的干预，而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组织实施自律性监管。它是以非独立性的证券立法为基础，以自律组织为中心，以自律监管为特色的体系。英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综合型监管模式是介于集中监管型与自律型监管体系模式之间的一种监管模式。既强调集中统一的立法管理，又注重自律约束。实施该模式的国家以德国为典型，其特点是证券监管既有立法管制的成分，又不失自律管制的色彩，而两者的结合又不同于集中管理的美国模式与自律管理的英国模式。

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是以各国的证券法为主，各个相关法律以及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规则为辅，形成对证券市场的全面覆盖。从国际范围来看，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统称“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的职责已经越来越明确，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监管分工的一般模式是：证监会主要监督整个证券市场的法律执行情况。证券交易所则负责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披露、防止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对市场参与者的一般违规行为按照交易所规则进行处罚。

《收购办法》中对于监管主体在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定位是，证监会依法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实行监督管理；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赋予的职责及其业务规则，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实行日常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可以设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就具体交易事项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当事人应当如何履行相关义务、具体交易事项是否影响被收购公司的持续上市地位以及其他相关实体、程序事宜提出意见。但是，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监管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中缺乏反垄断的内容。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在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垄断方面依然是盲区，处于无法可依的阶段。第二，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效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监督证券交易、对会员和上市公司进行监管以及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等三个方面。在实践层面，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权限还有待明确。例如，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涉及到非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证券交易所是否有权监管，如何监管，能采取什么样的监管行动。只有解决好此类具体问题，才能有效发挥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的监管职能。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改善，第一，制定反垄断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专门针对收购过程中有关市场垄断的禁止收购规则。第二，在证券交易所成立收购与兼并专家小组，该小组主要由金融、证券、会计、财务以及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以及交易所有关部门人员共同组成，属相对松散型的。其主要职能是对具体的上市公司收购个案中涉及到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做出决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行制度跟不上实践的矛盾。第三，设立一个基于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信用管理系统。由于证券交易所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裁量权不清和效力不足的局面，交易所通过其先进的信息披露系统，可以建立一套专门针对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信用管理系统，主要收集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收购过程中所发生的信用记录，并定期或不定期予以披露。

收购监管的法律冲突和国际协调

各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化过程，随着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上市公司收购过程常常涉及外国因素，导致多个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试图对同一项收购予以监管，由于各个国家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法规在收购程序、信息披露、会计准则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上市公司收购监管法律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带有公法冲突的性质。为了促进收购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进行，同时使收购各方特别是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妥善安排，各国证券监管机构试图协调其监管职能，消除法律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

综观各国解决法律冲突的模式，一般存在以下几种：第一，单方面主动限制本国法的域外适用，例如为了鼓励收购人向美国股份持有人发出要约，美国证监会出台了主动限制美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法适用范围的豁免规定——《跨境要约收购和易券要约、商业合并和向股东募集股份》。第二，单方面主动限制本国法的域内适用，比如法国证券交易所执行委员会在2002年4月实行的《第2002-04号关于向在受到监管的市场上交易的金融票据做出的公开交股要约的规定》就规定已在外国证券市场发出收购要约的收购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豁免本规定下的义务。第三，订立双边协议协调监管法律冲突，如美国证监会和加拿大三个省的证券监管机构建立的多重管辖权信息披露制度，根据该制度，依据一方证券监管法规制作信息披露文件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可以在另一方得到承认而无需根据另一方证券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有关义务。第四，通过国际组织协调法律冲突，比如欧盟2002年10月提出了《关于要约收购的指令草案》，规定了欧盟成员国之间证券市场上发生的要约收购的统一规则。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7

2016年以来，伴随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大幕不断展开，金融行业降杠杆与化风险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涉及各金融子行业的监管新政在2016年密集出台，旨在引导金融行业持续进行杠杆去化；另一方面，存量债务风险的化解力度也在持续提升，在政府、银行、企业多方的积极推动下，债转股、地方债置换、不良ABS、地方AMC扩容等配套政策陆续出台。

而在2017年，随着相关政策落地速度的加快，金融降杠杆与化风险的推进对于银行乃至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响将逐步显现，从而对银行股的内在价值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降杠杆重塑行业格局

2016年以来，“一行三会”对金融行业降杠杆的监管要求贯彻始终，从控规模、堵通道、控风险的角度出发，对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子行业在内的传统金融领域与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均有涉及。这对整个资管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行业格局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资管行业中重要的参与主体，监管思路和政策的变化也决定了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长期方向。

从年初央行宏观审慎监管体系（MPA）的提出到之后涉及各个金融子领域监管新规的陆续出台，对资管行业的监管新规不断落地。仔细梳理来看，虽然最终涉及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基本可分为控规模、堵通道、控风险三条主线，力图发挥“三位一体”的作用以最大限度降杠杆。

早在2016年年初，央行将原先针对银行的差别准备动态调整与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以适应目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随着金融创新和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银行的资产端配置不再局限于贷款，也包括债券、同业、非标等各类非信贷类资产，而且占比不断提升，仅仅盯住贷款对于控制银行的资金投放有效性不断下降，从而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

MPA考核体系主要覆盖七大方面（包含14个指标）：资本和杠杆情况（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总损失吸收能力（暂不纳入））、资产负债情况（广义信贷、委托贷款、同业负债）、流动性（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遵守准备金制度情况）、定价行为（利率定价）、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外债风险（外债风险加权余额）、货币政策执行（信贷执行情况、央行资金运用情况）。

其中，广义信贷监管口径的建立对银行的影响最大。在原先合意贷款的口径下，央行主要通过控制银行的贷款规模来控制货币投放，但随着表外融资及直接融资规模的不断增长，尤其是银行在同业业务上的加速创新，银行体系越来越多通过非信贷模式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央行对银行资产端投放的控制力度被大幅削弱，导致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受到一定的制约。

此次，央行将广义信贷口径纳入MPA监管，重新实现了对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全方位控制。在年初提出的广义信贷口径中，包括央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中的各项贷款、债券投资、股权投资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非银行同业部分）以及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均被纳入统计。2016年下半年，央行进一步提出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的检测口径，至此银行表内外资产端配置均被纳入央行的监管范围内。

2016年以来，对于非银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和期货子公司）的监管新规陆续下发，加强了对净资本监管的要求，其中对于基金子公司以及期货子公司的资本金要求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质变。

加强对于各类非银机构的资本金管理旨在约束此类机构过去两年通道业务规模的过快扩张。净资本约束提高了通道业务的成本，倒逼子公司减少资管通道类业务，朝主动管理方向转型，从而回归资管业务的本质。

对此前的监管薄弱点抑或是监管盲区，2016年以来，监管层也出台了相对应的监管指引予以约束。其中，尤以对P2P领域的监管最为严厉。

2016年8月，银监会会同多部委《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填补了P2P行业长期的监管空白。国内P2P行业经历了粗放式、高风险的“野蛮生长”后，开始受到有序监管。《办法》对网贷机构信息中介、资金存管、借款限额、经营范围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为P2P行业监管要求提供了清晰的法律边界，P2P平台未来再难以抱着侥幸的心态试探监管底线。其中，13条监管红线和资金存管的要求对P2P行业的影响最大。13条监管红线下P2P债权转让、混合经营等多业务模式均受阻。

《办法》明确规定平台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不得设立资金池，线下债权转让模式不可持续；而且，禁止平台自行发售理财等金融产品募集资金，代销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基金、保险或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同时禁止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

此外，风险准备金担保模式也面临整改，长债短融业务模式也被明令禁止。在与银行更为相关的表外业务发展方面，2016年，监管层也相继出台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及《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近年来银行发展较快的表外业务的发展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将部分处于监管模糊地带的业务模式纳入到监管的框架中来。

通道类业务全面收缩

近年来，受到包括宽松货币环境、居民财富管理意识的提升以及金融创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资产管理行业景气度不断向上，参与主体呈现逐步多元化的趋势，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的规模也获得快速扩张。

根据平安证券的大致测算（口径包含银行理财、证券资管、信托、基金及子公司、期货子公司、私募基金，忽略重复计算），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全行业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已经达到94万亿元，同比增长35%。

从结构来看，传统的银行理财和信托的增长相对保持平稳，而包括证券资管、基金子公司、私募基金、期货资管等新型资管机构的规模扩张速度异常惊人，截至2016年半年末，其规模同比增速分别为44%、71%、43%、442%。此类机构的规模得以快速扩张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业务的灵活程度较高，金融创新能力较强；另一方面，相比于已经受到较多监管约束的银行理财和信托而言，此类机构所面对的监管环境较为宽松，为以通道业务为代表的处于监管灰色地带的业务模式提供了新的出口，这也是2016年以来监管层对上述领域集中出台文件规范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平安证券对2016年颁布的与资管行业各参与机构相关的监管文件进行梳理后，整体来看，监管层降杠杆、减通道的意图十分明确，考虑到2016年颁布的文件大都为征求意见稿版本，算上正式版本落地以及过渡期安排，预计正式实施将在2018年以后，因此，从2017年来看，虽然受到监管影响，行业将逐渐步入结构调整期，短期规模增速会受到制约，但并不至于造成行业的剧烈变动，各子领域为应对新规的自我调整步伐将会加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监管新规对行业发展的冲击作用。

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颁布，到将表外理财纳入MPA 广义信贷考核口径，以及对银行理财计提资本金的传闻，这些都体现了监管层对于银行理财业务风险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银行理财目前存量的规模已经非常大。截至2016年上半年，存量理财规模达到26万亿元，一旦发生风险容易引起金融市场的震动；虽然理财整体规模的增速基本可控，但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部分机构业务规模增长过快。在理财刚性兑付尚未打破的前提下，部分机构为提升理财收益率，在资产端大量运用杠杆或期限错配，增加了业务的风险。

因此，2016年推出的新规对于未来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规模约束和业务约束两个方面，具体影响将会体现在：纳入广义信贷口径监测将对理财规模的增长形成约束，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大。

平安证券对纳入理财后的广义信贷增速进行了测算，测算主要依据中债登披露的理财年报中的数据（近似假设当年非保本理财规模占理财总规模的比重在全年保持不变），其中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6月末非保本理财规模占比分别为63.80%、67.17%、74.17%和76.79%。根据测算结果，考虑表外理财后的广义信贷规模增速高出旧口径广义信贷增速2%-3%，符合当前MPA监管指标对于广义信贷增速的要求（与M2增速偏离度至多不超过25个百分点）。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城商行、农商行理财规模扩张速度远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2016年6月末，城商行和农商行理财规模同比分别增长65%和118%，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增速则分别为35%和34%），这表明一旦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的监管政策严格实施后，中小银行表外理财规模的扩张速度或放缓。考虑到目前由于基数因素，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理财规模增速已经自然放缓，城商行和农商行理财新增规模的缩量将对行业整体增速造成负面影响。预计行业2017年理财同比增速将下滑至23%，而2016年的增速为32%，主要收缩范围将来自同业理财部分，零售及企业客户的需求仍将保持平稳。

上市银行预计2017年广义信贷达标压力并不大。站在上市银行的角度看，截至2016年6月末，广义信贷增速较高的是南京银行（新口径计算为43.89%，旧口径为42.29%）、民生银行（新口径计算为40.68%，旧口径为28.41%）、宁波银行（新口径计算为34.90%，旧口径为30.72%）和平安银行（新口径计算为28.64%，旧口径为5.54%）。MPA考核对三类机构（N-SIFIs、R-SIFIs和CFIs）广义信贷的评分标准为广义信贷增速与目标M2增速（2016年13%）偏离分别不超过20%、22%和25%，按照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新口径来看，当前面临达标压力的上市银行有南京银行、民生银行和宁波银行。不过，随着理财规模基数的增长，预计2017年各家银行规模的增速将自然放缓，整体达标压力并不大，且从目前来看，表外理财仅作为观察指标纳入广义信贷，因此，2017年即使超标也并不会影响MPA的考核结果。

而业务层面的约束主要来自此次2016版的理财监管办法，其中影响较大的部分在于对银行理财非标投资通道的限制，此次新规明确银行除了可以通过对接信托公司的投资计划投资非标资产外，包括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在内的通道均不能够投资非标债权。新规对于通道的清理十分严格，主要的影响体现在：1.包括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的通道价值基本失去，资管业务规模将明显收缩；2.银行原先通过多层嵌套的交易结构规避监管而开展的部分非标投资将无法延续；3.信托的通道费率的提升以及银行对非标配置的限制将加速银行理财收益率的下行。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次理财监管办法并非实际落地版本，据了解，在此次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部分内容也遭到银行的反对，因此，最终版本在包括通道的限制、第三方存款、投资标的集中度的限制等方面均存在协调的空间。

此次对于券商和基金子公司的净资本监管新规将显著提升券商和基金子公司的资本约束，尤其是对于基金子公司来说，原先由于没有净资本的约束，通道业务能够实现低成本快速扩张以做大资产管理规模，而假如新规按征求意见稿中目前的指标规定落地，资管业务规模与净资本挂钩，这将会导致大部分基金子公司都面临资本金不足的困境。因此，对于券商和子公司而言，短期通道业务的规模必然面临较大幅度的下降，长期来看，其业务重心必将回归主动管理本源。

根据新规的要求，基金子公司净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基金业协会披露的专户规模前20名的基金子公司中就有10家注册资本金低于1亿元。另外，新规还要求按照通道业务规模的0.15%计提风险资本金。按照目前行业前20大基金子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对其通道业务所需要的净资本进行大致测算，按照一季度存量资产管理规模中80%属于通道业务的比例计算，参考新规0.15%风险权重进行计算，并与其注册资本进行比较，发现基本上大部分基金子公司的资本金均无法支撑其现有的通道业务规模，需要进行资本金补充。而对于那些缺乏资本补充渠道抑或是不愿意大幅增加资本金的基金子公司来说，其通道类业务规模将会明显减少。

除了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计提风险准备金的规定增加了通道业务的资本金占用，这会大幅提高通道业务的成本，由于通道业务本身收益并不高，基金子公司将从资本占用最大化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身在各类业务上的分配，通道类业务的吸引力将明显降低。

从2016年三季度证券资管和基金子公司资管业务的规模增速也可以看出，虽然绝对规模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证券资管业务规模增速从2015年的50%下滑至三季度末的44%，而基金子公司规模增速降幅更为明显，从2015年的114%下滑至三季度末的71%。

从基金子公司的长期发展来看，新规的出台有利于基金子公司更加重视经营效率而非业务规模，毕竟目前以通道类业务为主的业务模式并不能够反映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能力。未来基金子公司的业务模式将回归资产管理本源，主动管理类业务的比重将逐步提升。

相比于其他资管子领域，监管层对于信托领域的规范时间点应该更早，2011年后，监管层逐渐意识到信托所具有的“影子银行”的特性风险，开始加大对银行与信托公司通道业务的监管力度。此外，证监会也意识到了泛资管行业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对证券、基金子公司投资领域的放开大大削弱了信托作为银行通道的价值，信托行业步入调整期。

由于通道业务市场受到其他机构的挤压以及监管的约束，信托公司自身转型的脚步开始加快，从业务类型上加大对主动管理型业务模式的开拓，而在项目端也由传统平台+地产的模式向实业、证券市场等更多元化业务领域进军。

由于信托行业对监管及其他外部冲击的调整已较为充分，而2016年出台的各项新规对其他通道约束的明显增强，使得信托牌照价值有所提升。在2017年整体流动性环境并不宽松的环境下，部分企业融资需求将向信托转移，带动行业景气度回升。从2016年三季度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来看，信托规模同比增速由二季度末的9%回升至16%，这是自2013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反弹，表明行业景气度回升，这样的趋势有望在2017年得以延续。

银行资产质量压力改善

考虑到2017年将会是央行MPA考核严格落地的元年，MPA仍将是影响银行表内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

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MPA考核虽并没有严格执行，但由于将广义信贷纳入了监管体系，各家商业银行还是加大了对于广义信贷增长的控制，根据测算，截至10月末，银行业广义信贷增速为23%，较2015年年末下降了1.1个百分点，增速有所放缓，非信贷类资产增速的下行十分明显，由2015年年末的105%的同比增速收缩21个百分点至84%。

广义信贷增速仍将是决定MPA考核结果的最主要因素，主要的原因在于广义信贷的增长不仅仅会影响资产负债情况项目的得分，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资本和杠杆项目的得分（其中作为评分标准的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在计算储备资本时需要考虑广义信贷的影响），而后者对于整个MPA的考核具有一票否决的影响，即当资本和杠杆情况如若评分为C时，无论其他项目的考核情况如何，该银行的考评结果即为C类。

根据评分标准对16家上市银行的评价情况进行了简单测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宏观审慎率计算涉及的多个系数，每家银行的情况均会有所差异，在此只能大致以平均水平测算，预计与真实值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发现除广义信贷外的其他指标对考评结果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整体来看，包括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大部分银行达标压力并不大，但对部分仍处在规模扩张阶段的城商行来说，广义信贷增速达标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银行在新的监管体系下需要衡量各项资产配置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的敏感性高低，从而决定在资产端的具体配置情况。从现阶段来看，敏感率由高到低的顺序为一般性贷款、同业非标、企业债（权重都为100%）、非银同业回购等。

相比之下，其中回报率最低以及久期最短的非银同业回购则成为银行主动压缩的部分。从2016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资产端结构变化可以看到，其中贷款增速相对保持稳健，债券及非标投资类的增速也较2015年有所下行（2015年年末的增速为38.8%，2016年三季度的增速为29%），但规模收缩最明显的还是同业资产部分，2016年三季度规模较年初收缩21%，而拆细来看，全部收缩均来自买入返售科目的减少，这样的趋势预计在2017年仍将延续。

而从2016年其他资产的增长情况来看，债券的配置比例明显增长，主要来自对利率债的增配。利率债（国债、地方债）考虑税收、拨备、资本消耗等因素后的真实收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信用债由于受违约事件的影响，银行配置规模有所收缩。预计这样的配置思路在2017年仍将延续，但考虑到货币环境较2016年已处于边际趋紧状态，银行在债券的久期结构上仍将加大对交易类资产配置的比例，而非标投资受MPA的影响增速将会延续放缓趋势。

2016年，信贷资产端的增速主要由零售贷款拉动，而零售中的大部分由按揭贡献，对公贷款的需求依然偏弱。展望2017年，由于受到2016年陆续出台的地产调控政策影响，按揭的增速将有明显放缓，但依然会成为银行竞争的主要优质资产，此外，零售端信用消费类贷款的增长也将保持快速，而企业贷款的增长则仍需期待基建拉动，来自实体企业的融资需求依然偏弱。

受2016年地产、汽车、基建需求端的拉动，PMI持续走高，11月PMI为 51.7，创出年内新高，其中大型企业的经营情况明显改善，自2016年6月以来，PMI呈强势反弹趋势，可见“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对于实体企业的改革效应正在慢慢显现。

2016年，随着国内整体经济环境出现企稳迹象，我们看到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出现明显改善的势头。2016年三季度末，上市银行不良率环比上行了3个BP到1.73%，加回核销及处置不良，估算三季度单季不良净生成率年化为100BP，环比2016年二季度下行8BP，连续第三个季度下行，行业不良生成速度持续放缓。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8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投资理财工具，体现了基金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种分离易产生基金管理人“内部人控制”风险，作为基金核心主体的基金管理人易于利用手中掌控的经营权损害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基金治理结构失衡、基金运作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等因素加大了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于是下面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便成为证券投资基金体制中的关键：在赋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极大权力的同时，如何对这种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管理人便可能滥用其投资权力，甚至利用基金资产为其个人或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谋取私利，从而违反证券投资基金的本旨。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对基金管理人的权力进行约束，确立基金管理人的法律义务显得尤为必要。在我国，现有基金法规不完善，基金管理行业道德水平和基金管理人投资水平低下，基金管理人利益冲突交易时有发生，对基金持有人的法律救济手段和证监会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都难有好的效果。因此，本文主张借鉴英美等基金业发达国家的做法，用英美等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律义务——信赖义务来规范我国基金管理人的行为。

本文以四万字的篇幅，试图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运用信托法、契约法、民法、公司法、证券法等多方面的法律知识对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理论予以较为深入的阐述，并结合实际分析在我国确立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及如何对基金管理人的信赖义务进行多方位监控。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概论。这部分首先介绍了英美德日等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不同定义，以此反映各国法律对证券投资基金功能和形式的不同规制和各国立法技术的差异，接着文章介绍了证券投资基金的两种基本分类，并阐述了各类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定义、当事人构成和彼此间的区别。证券投资基金的特征在这部分也有论述。总之，这部分内容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并为下文的展开垫定一个理论基础和视角前提。

第二部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律义务——信赖义务。信赖义务是一个源自英美衡平法的概念，它与大陆法中的诚信义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信托法中的信托义务皆有区别。证券投资基金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基金管理人易产生“内部人控制”风险、基金管理人职务目标与私人目标的脱节等构成了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制度性因素。英、美、日等国皆有信赖义务的立法实践。在我国目前基金法规不完善、基金行为道德水平低下、基金业存在种种不规范行为乃至基金黑幕的情况下，确立基金管理人的信赖义务显得尤为必要。

第三部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是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中的积极作为义务，它的法律渊源大致来源于契约法、侵权法和衡平法三方面。注意义务的标准应以客观标准为原则，以主观标准为补充，并应采用高于一般受托人的标准——专家标准。注意义务的内容包括对投资对象的限制和对投资方式方法的限制。

第四部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忠实义务。基金管理人的忠实义务即基金管理人应防止自身与基金或基金持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其核心内容即利益冲突之禁止。利益冲突交易可划分为三种形式：本人交易、共同交易和代理交易，。本部分着重对这三种利益冲突交易的法律规制予以阐述，并分析了在我国明确基金管理人忠实义务的必要性。

第五部分：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监控。笔者主张：应通过对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模式和证券投资基金立法模式的选择建立对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宏观监控；通过发展开放式基金和公司型基金建立对信赖义务的机制性监控；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的监督建立对信赖义务的当事人监控；通过完善基金治理结构和基金管理人治理结构建立对信赖义务的结构性监控。这样才能构建筑起对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履行的宏微观相结合、内外部制衡兼具的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监控体系，以切实维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Abstract

As a popular investment tool，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embodies the separation of the ownership from the management of the fund assets. It means the danger of the insider control of the manager. The manager is inclin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wer of the management to infringe upon the interests of the fund and the fund unit holder. So it is important to create the institution to control the manager‘s power efficiently whereas such power is so great. In our country，it is even more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 manager’s behavior since the imperfect fund legislation，the low investment level and the low moral level of the manager，the frequent occurance of the interests conflict contracts of the manager，etc. In this thesis it is adovocated to adopt the fiduciary duty to regulate our country‘s fund manager’s legal duty. This thesis is about 40000 word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Chapter I：the introduction to 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The defin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the basic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rt. The theory foundation and the visual angle are formed for the ensuing paragraphs. Chapter II：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legal duty——fiduciary duty fiduciary duty is a concept arise from the equity law. The following factors necessitate the fiduciary duty of the manager：the separation of the ownership from the management，the insider control of the manager，the divorce between the private aim and the occupational aim of the manager，etc. The legislation of the fiduciary duty exist in the foreign country such as England，America and Japan. It’s mor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manager‘s fiduciary duty in our country. Chapter III：the duty of care of the manager of 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The duty of the care originates from the contractual law，the tort law and the equity law. The standard of the duty of care must be objective and be supplemented by the subjective aspect. The contents of the duty of care comprise the limitation on the investment objects and the limitation on the investment way and method. Chapter IV：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uty of loyality. The manager should prevent the interest conflict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fund and the fund unit holder. Non-conflict is the core.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transactions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principal transaction，joint transaction and agency transaction. This part would emphasize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three types of transactions. Chapter V：the supervision to 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fiduciary duty. The macroscopic supervision should be founded through the choice of the fund supervison style and the fund legislation style. The mechanism supervison should be found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n-end fund and the statutory type fund. By means of the control of the fund unit holders and the fund custodians the client supervision can be established. Also the structural supervision can be set up through the refinement of the fun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fund manager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So the comprehensive，many-sided supervision system can be founded to safeguard the fund investors’interests.

目录

第一章证券投资基金概论1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1

1.美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1

2.英国和我国香港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2

3.日本、德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定义2

4.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2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种类3

1.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公司型证券投资基金3

2.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4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特征5

1.专家理财、专业管理

2.集体投资，投资起点较低，收益较高

3.组合投资，分散风险

4.节约投资成本

第二章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律义务——信赖义务6

一、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6

二、信赖义务的基本理论7

三、各国有关信赖义务的立法实践10

四、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制度性因素和在我国确立基金管

理人信赖义务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11

第三章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注意义务14

一、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法律渊源14

1.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契约法法源14

2.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侵权法法源15

3.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衡平法法源16

二、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标准和内容17

1.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标准17

2.基金管理人注意义务的内容18

（1）对投资对象的限制18

（2）对投资方式方法的限制20

第四章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忠实义务22

一、对本人交易的法律规制23

二、对共同交易的法律规制25

三、对代理交易的法律规制26

第五章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监控28

一、对信赖义务的宏观监控：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模式和证券投资基金

立法模式的选择29

二、对信赖义务的机制性监控：基金类型选择——发展开放式基金和

公司型基金31

三、对信赖义务的当事人监控：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托管人的监督33

四、对信赖义务的结构性监控：完善基金治理结构和基金管理人治理

结构38

参考书目43

第一章、证券投资基金概论

“基金”一词来源于英文中的“fund”，意为“把自己财产委托给他人，由他人进行管理、运用”。而所谓投资基金，是指由某些机构通过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资金，将所募资金专门投资于有价证券或其他投资项目的一种投资工具。现代投资基金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它甚至已取代了商业银行的传统优势地位，对金融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演变与创新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基金产业亦方兴未艾。投资基金的强劲发展势头使对投资基金法律规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投资基金的一种，证券投资基金是将所募集资金投资于各种有价证券的一种投资工具形式，其重要性在投资基金中不言而喻。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

证券投资基金在各国有不同的称谓，在美国称为投资公司，在英国和我国香港被称为集合投资计划，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称为证券投资信托，在我国则称为证券投资基金。各国证券投资基金亦有不同的定义，反映了各国法律对证券投资基金功能和形式的不同规制，也体现了立法技术的差异。以下就不同国家不同方式的定义形式予以阐述。

1.美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

美国有关法规的定义侧重于规制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其定义为：“任何主要从事和拟主要从事投资、再投资和证券交易的发行人，并且该发行人拥有或拟购买的投资证券（不含政府证券）不低于其本身资产总值的40%”该定义主要阐述了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和所投资的证券在基金总资产中的比重，而没有反映投资公司的内部机构组成和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2.英国和我国香港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

英国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为：“有关某些资产的任何安排，通过这种安排使参与者能够得到由于获取、占有、管理或处置这些资产所带来的利润或收益，而且参与者并不对资产进行日常控制。”我国香港将集合投资计划定义为单位信托或互惠基金法团。单位信托是指：“任何具有以下目的或效果的安排，即：为在进行收购、持有、管理或出售证券或其他任何财产而赚取利润或收入的信托受益者提供便利”。互惠基金法团是指：“任何主要参与或意欲主要参与证券投资、再投资或交易业务的公司，以及任何提供销售或拥有自己作为发行者可回赎股票的公司。”从以上可看出，英国与我国香港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一脉相承，显得比较抽象，仅仅强调投资基金这种制度安排的功能，而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结构，有关权利义务等统统没有涉及。

3.日本、德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