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范文

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篇1

按照传统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汇率变动对实际进出口产生影响的必要条件是Mashall-Lerner条件。然而在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中，经济系统内生性俨然实现了对该理论的颠覆：汇率升值效应、政策时滞效应以及相关的交叠作用使得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了贸易体系的变化。在实证方面，KenenandRodrik(1986)、Cushman(1988)、戴祖祥(1997)都较早地开展了此方面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的远景规划已然成为世界性问题，汇率制度改革也不例外。作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必然会对原有的世界贸易体系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就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时至2011年8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了6年的演进，世界经济格局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那么，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否支撑了当今全球贸易体系？世界贸易格局是否因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动而发生了调整？正是对该问题的追索，文章通过收集和整理近十几年中国汇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基本数据，同时汇总了世界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以及美国)和全球的贸易结构，基于统计分析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一、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后的经济证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保持与美元相对固定的兑换比率，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主动地位，并以相对贬值的优势实现贸易顺差。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经济形势催生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由此中国结束了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汇率体系，开始走上逐步自由的汇率体系。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直接引致了人民币对美元比率的调整，同时间接地促动了其他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兑关系。

图1给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CNY/USD)和以贸易加权获得的中国实际有效汇率(RealEfficientExchangeRate，EER)变动趋势。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趋势图谱中可以看出，中国在2005年开始汇率调整步伐，在2005年至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一直以升值的姿态调整着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例。相对而言，实际有效汇率(REER)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全球变动趋势。在图1中，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趋势要明显弱于人民币美元汇率走势，调整趋势并不剧烈，但也同样表现出与以往走势的明显不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趋势和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的下降都直接表明了中国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后的升值现象，这种状况可能并不能阐明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同中国近年来的贸易状况变动一起就能反映出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从图2关于中国各项贸易指标的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在1995-2010考察区间内的各项贸易额都呈现增长趋势，且其在世界贸易份额的比例(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和剔除世界增长后的进出口总额占比)逐年增加，这一点对于平均以10%速度增长的中国而言并不稀奇。然而将这一比例量化为实际的净出口额时，文章发现中国进出口额在2005年开始发生显著的突变，虽然经历了2007年金融风暴的世界性衰退期，但是中国净出口总额规模依然十分庞大，较2005年之前有明显的膨胀，显然在这一增长趋势的背后有着内生因素，而汇率恰恰是一个核心的中介指标，其影响着各国贸易行为。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国汇率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结构的影响，文章在下一小节将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全球的贸易状况进行基本的描述，并对中国汇率改革是否成为当今世界贸易格局背后动因予以解答。

二、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动

1995-2010年间世界整体贸易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贸易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推移的趋势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以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图3中给出了几个代表性发达国家进出口总额之和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10年间，这些国家在世界的总占比下降了接近10%，而这一过程中变动最为明显的时点则出现在2005年。这使得文章确立了以2005年为分界点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对汇率改革的世界影响予以解答。

表1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的数量化比对，平均来看，1995-2004年间发达国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逾50%份额，其中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6%。然而到了2005-2010年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例降至11%，其他国家如英国(降低1%)、日本(降低1%)、德国(降低1%)等都经历了相应的下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则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占比从4%上升至8%，实现了占比的翻倍。如果以1999-2004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其结果也基本相近。从这一点来看，世界贸易格局在2005年时点开始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汇率改革拉开帷幕，两者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调整的背后是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全球性分配，这也是对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调整。图4、图5以及表2分别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出口额和进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动趋势。

另外从出口额的总体变动状况来看，相对于进口额的大幅调整，发达国家出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化较微弱，美国在1999-2010年间世界占比仅下降2个百分点，而中国依然实现了4%-5%的份额提升。在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世界占比两向提高的同时，是发达国家原有贸易结构的调整，这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汇率改革中人民币升值的内生性效应，一方面提升了发达国家在进口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则被动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从而实现了中国在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上面的双重效果。不过从世界主要国家整体变动来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动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主要是中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汇率改革背后所引致的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对自身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效果最为明显。从前面对中国近年来贸易状况的分析中发现，净出口额的变动趋势恰恰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相对应，且表现出与汇率变动近似的路径，由此针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净出口状况的描述应该能够更好的对中国汇率制度的世界性影响作以解释。图5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度间的净出口额区间平均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传统的逆差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等在这一过程中境况进一步恶化，而中国、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顺差趋势则更加明显。总体而言，如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净出口变动趋势一样，世界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变动，无论是进口总额世界占比还是出口总额世界占比，抑或是净出口额的总体分配状况，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正逐步替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这与稳步走强的人民币以及渐趋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有着很强的相关性。3.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以上的分析中，对中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状况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世界贸易格局确实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发达国家的强势垄断地位进一步削弱，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跃升至世界贸易舞台的主要力量，这背后既有现实的经济动因，又有单方面的外部作用。

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篇2

关键词 ：西部山地灾害多发区；粮食；虚拟人口容量；迁移区划；陕南

中图分类号 C92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5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9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1]。随着全球人口规模的增长以及耕地资源可开发空间日渐缩小，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2-7]。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实质是研究人口消费与食物生产、人类需求与资源供给间的平衡关系问题[8]。从粮食的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视角研究区域人口承载力是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随着承载力理论的深入发展，仅考虑粮食作为一种自然因素而忽略人类自身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人口承载力制约的不足日渐显现[9]。1986年Hardin提出了文化承载力的概念[10]，指在各种社会系统条件下，尤其是与资源消费有关的社会模式下的人口承载力，这一概念有效克服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因忽略人类自身文化等社会因素的不足[11]。在此基础上，Rees与Wackernagel[12]提出用于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生态足迹方法，引起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区域人口容量的评价[13-14]。总体而言，目前人口容量的研究正逐步从单要素向多要素过渡[15]。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承载力理论为基础，从耕地粮食视角出发，引入科技、消费、贸易、政策制度等社会文化因素，构建陕南人口容量评估模型，并提出虚拟人口容量、现实人口容量等概念；使用情景分析法对陕南人口容量进行评估与预测，在此基础上将陕南28区县划分为五种人口迁移功能区，为陕南灾害移民规划的制定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

1 相关概念与分析路径

1.1 相关概念

虚拟人口容量（virtual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由于粮食购入实现“使用”区域外的耕地资源称之为虚拟土地资源[16]。由虚拟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容量称之为区域虚拟人口容量。其实质是由区域所购入粮食在一定消费水平下所承载的人口规模。

现实人口容量（real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系指由区域内土地资源的粮食产出在一定消费水平下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规模。

1.2 分析路径

西部山地灾害多发区亦面临发展等问题，有限的耕地资源受到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挤压和山地灾害双重压力，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关耕地、消费、贸易等政策因素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并直接影响区域人口容量。为体现有关耕地、消费、贸易等政策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本文拟采用情景分析法，分析不同政策情景下的粮食生产与人口容量（见图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人口容量

基于耕地粮食视角下的人口容量系指在一定粮食消费水平下，区域粮食所能供养的最大人口规模。按照粮食供给的来源，人口容量可分为虚拟人口容量和现实人口容量，人口容量是虚拟人口容量和现实人口容量之和。其公式如下：

式（1）、（2）中：PL为现实人口容量，P0L为虚拟人口容量；WL为区域粮食产出量，W0g为区域粮食调入量，Wpi为区域人均粮食消费量。式（3）中：Fz为区域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Fi为人均消费其它第i种食物的粮食折算量，λ为其它人均消费第i种食物的耗粮系数其中，肉、蛋、奶、水产品耗粮系数分别为3、1.8、0.5和1.2。[17]，Pu为城镇人口数量，Pr为农村人口数量，Fuz为城镇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Frz为农村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Fui为城镇人均消费第i种食物的粮食折算量，Fri为农村人均消费第i种食物的粮食折算量。

则区域土地资源人口容量为：

2.2 人口盈余/赤字规模：

式（5）中：Ps/d为人口容量盈余/赤字规模，Pc为人口容量，P为总人口规模。当Ps/d为正时，表明区域土地资源人口容量呈盈余状态，且Ps/d值越大，区域人口发展空间越大；当Ps/d为负时，表明区域土地资源人口容量为赤字状态，且Ps/d绝对值越大，区域人口发展空间越小。

2.3 人口承载力指数

式（6）中：PI为人口承载力指数。当PI>1时，表明人口处于超载状态；当PI

2.4 人口盈余率/赤字率

式（7）中：Psi/di为人口盈余率/赤字率。当Psi/di>0， 表明人口处于盈余状态，且赤字率越大，区域人口发展空

间越大；当Psi/di

2.5 粮食距平指数

式（8）中：FRi为粮食距平指数，Gi为第i年粮食实际产量，为研究期粮食平均产量。FRi越大时，粮食产量波动越剧烈，反之越小。

2.6 数据来源

本文粮食、人口、粮食播种面积等数据来源于：①《陕西统计年鉴》（1991-2011）；②《陕西六十年1949-2009》；③汉中市“十二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④安康市“十二五”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⑤商洛市“十二五”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3 人口容量分析

3.1 陕南粮食产量分析

3.1.1 陕南粮食总产量趋势分析

1990-2010年，陕南地区粮食产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见图2）。1990年，陕南粮食产量达到331.63万t，为研究期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2010年，陕南粮食产量降至278.27万t，较1990年减少53.36万t，年均减少近3万t。期间，1994年、1995年、2007年陕南粮食产量呈现灾害性谷底。期间，粮食产量分别降至237万t，236万t和219万t，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陕南粮食供给的安全性。

1990-2010年，陕南粮食产量呈现4-6年的波动期。研究期间，陕南粮食产量六次方程拟合曲线表明1990-1995年、2001-2007年呈现下降趋势，1996-2000年、2008-2010年呈现为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4-6年波动期。

1990-2010年，陕南粮食产量波动幅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且稳定性较差。1990-2000年间，陕南粮食产量的波动幅度整体为正（1994、1995年除外），2001-2010年粮食波动幅度整体为负（2005、2006年除外），表明1990-2000年间陕南粮食产量较2001-2010年高，这与陕南粮食产量拟合方程结论相符，即陕南粮食产量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同期，陕南粮食波动幅度较大（见图2），表明陕南粮食生产稳定性较差，这给陕南地区粮食仓储设施提出较高要求。

3.1.2 陕南人均粮食产量趋势分析

1990-2010年，陕南地区人均粮食产量呈现波动下降

趋势，其下降趋势较粮食总产量下降趋势更为显著（图2）。陕南粮食人均产量由1990年的379.3 kg降至2010年的299 kg，减少近80 kg。由于受到陕南粮食总产量影响，1994年、1995年、2007年陕南人均粮食产量呈现灾害性谷底。期间，人均粮食产量分别降至268 kg、266 kg和237 kg。同时，由于人口规模的增长，陕南人均粮食产量的六次方程拟合曲线的显著性为0.502，高于粮食总产量的曲线拟合值0.405，表明陕南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趋势较粮食总产量的下降趋势更为显著。

1990-2010年，陕南人均粮食产量波动期及波动幅度，与粮食总产量波动周期及波动幅度相符。期间，陕南人均粮食产量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陕南人口承载压力。

3.2 陕南各区县人口容量分析

3.2.1 温饱状态①下陕南各区县2007-2010②年人口容量分析

温饱状态下，陕南各区县2007-2010年间人口容量相对较大，压力较小（见表2）。2007-2010年间，汉台区、城固县、汉滨区、宁陕

县、旬阳县等17个区县人口处于超载状态，但其人口承载力指数均低于1.100，人口赤字率均低于0.100，属轻微超载状态。其中，汉滨区人口赤字规模最大，为4.84万人，占其人口规模的5.5%，其人口承载力指数为1.052，人口赤字率为0.052，属轻微超载状态；商州区、山阳县、汉台区人口赤字规模超出2万人，但占其总人口规模仅为5.96%、5.17%和5.22%。其余超载的南郑

县、城固县、留坝县、宁陕县等13个区县人口超载规模均不超过2万人。洋县、勉县、镇安县等11个区县人口呈现盈余状态。其中，洋县人口盈余规模最大，达到8.99万人，占其总人口规模的20.8%，其人口承载力指数为0.837，人口盈余率达到0.163，属轻微盈余状态，人口发展空间较大；镇巴县、洛南县人口盈余规模均超过4万人，其余8区县盈余人口规模均位于0-4万人之间。

温饱状态下陕南各区县间虚拟人口规模差距较大。汉滨区、汉台区、商州区、丹凤县虚拟人口规模较大，分别

达到21.54，16.29，14.64和8.09万人，占其总人口规模分别达到36.5%，24.7%，28.5%和28.5%，人口粮食消费的外部依耐性很大。洋县、石泉县、岚皋县等6区县人均粮食产量相对较高，其人口粮食消费无外部依赖性。其余区县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拟人口，但规模相对较小。

温饱状态下陕南各区县内生性人口规模差距较大。汉滨区位于汉中平原，粮食产量高，其内生性人口规模最大，达到73万人，占其人口总量的83.63%；南郑县、洋县两县内生性人口规模均达到50万人；镇平县、宁陕县、留坝县、佛坪县内生性人口规模较小，均不足10万人。其中佛坪县内生性人口规模最小，仅为2.67万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佛坪县人口容量。2007-2010年佛坪县人口容量仅为3.16万人。

3.2.2 小康状态下陕南各区县2007-2010年人口容量

小康状态下，陕南各区县2007-2010年间人口容量相对较小，压力较大（见表2）。2007-2010年，仅镇平县人口处于盈余状态，且人口盈余规模较小，仅为0.853万人，其人口承载力指数为0.883，人口盈余率为0.117，属轻微盈余状态。除镇平县之外其余27县人口规模均处于赤字状态，人口承载力指数均位于1.1以上，人口赤字率均位于0.1以上。其中，汉滨区人口赤字规模最大，达到28.45万人，占其人口规模的32.6%，其人口承载力指数达到1.402，人口赤字率达到0.402，属严重超载状态；汉台区、南郑县、城固县、西乡县、旬阳县、商州区、山阳县人口赤字规模均超出10万人。洋县、石泉县、岚皋县等6区县粮食产量虽可满足各县温饱状态下的粮食消费需求，但在小康状态下则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赤字，但赤字规模较小。在小康状态下，由于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上升，各区县人口压力增大。

小康状态下陕南各区县虚拟人口规模整体规模较小，且各区县间差距较大。汉滨区、汉台区、商州区虚拟人口规模较大，分别达到16.16万人、12.22万人和10.98万人，占其总人口规模分别达到18.51%、27.38%和21.35%，人口粮食消费的外部依耐性较大。

小康状态下陕南各区县内生性人口规模差距较大。由于小康状态下粮食消费水平的提升使得陕南各区县内生性人口规模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缩小。其中，汉滨区内生性人口规模最大，为54.75万人占人口总量的6272%；南郑县、城固县等5县内生性人口规模均达到30万人；佛坪县内生性人口规模最小，仅为2.01万人。

4 2015-2020年陕南人口容量预测

4.1 预测情景配置

4.1.1 各区县粮食播种面积

近年来，随着陕南地区退耕还林工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陕南各区县粮食播种面积呈现下降的趋势。2005-2010年间，汉中市粮食播种面积由2005年的30.17万hm2下降至2010年的28.59万hm2，安康市、商洛市粮食播种面积也由2005的31.96万hm2和23.86万hm2分别下降至28.75万hm2和22.19万hm2。随着退耕还林工程、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陕南地区粮食播种面积仍将呈下降趋势。本文参考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确定各市粮食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并以此作为各市所辖县区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的衡量依据。结果表明，2015年汉中、安康、商洛三市粮食播种面积较2010年分别下降了4.4%、7.2%和3.8%。基于此，计算各区县2015年、2020年粮食播种面积。

4.1.2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情景设定

随着水稻、小麦等粮种的技术进步，肥料投入增加，陕南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仍有上升空间。参考陕西省粮食产量变动趋势①，将陕南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配置如下情景：①2015年较2010年增长12.5%；②2020年较2015年增长10%。

4.1.3 人均粮食消费量情景设定

梅方权等学者研究发现[19-20]，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400 kg/年，可基本满足我国人体热量和营养需求。本文以400 kg/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实现小康生活的标准。陕南地区受到耕地资源数量、质量以及人口规模的限制，人均粮食消费量相对较低，目前陕南地区人均粮食消费量仅为温饱水平（300 kg/年）或接近温饱水平。鉴于此，将陕南地区人均粮食消费量配置如下消费情景：①2015年，陕南全区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350 kg/年；②2020年，陕南全区人均粮食年消费量实现小康水平，及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400 kg/年。

4.1.4 粮食调入情景配置

粮食调入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区域粮食消费安全度，另一方面亦有利于减轻区域粮食生产压力、提升区域人口容量、扩展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但粮食调入亦非越多越好。国内众多学者[21-22]从支付能力、粮食安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6%-10%的粮食对外依存度是粮食调入的最适区间。陕南秦巴山区是我国典型的连片贫困区域，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频发，粮食亩产量较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其粮食对外依存度不宜过高；其中，汉台区、汉滨区、商州区分别为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市府所在地，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好，人口吸纳能力较强，相较于地区县而言，其粮食对外依存度可适度提高；本文以西安市粮食对外依存度为基础，配置汉台区、汉滨区、商州区2015-2020年粮食对外依存度。鉴于此，陕南各区县粮食调入配置如下情景：①2015年，陕南各县粮食对外依存度为8%；汉台区、汉滨区、商州区粮食对外依存度为40%；②2020年，陕南各县粮食对外依存度为10%；汉台区、汉滨区、商州区粮食对外依存度为50%。

4.2 人口规模预测

人口规模预测是承载力状态分析的基础工作之一。在短期人口规模预测中，灰色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精确度[23]。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陕南各区县2015-2020年人口规模进行预测。预测过程如下：

假设：存在数列X0t，对X0t进行一次累加，得到X1t，则预测期人口Pf为：

p=x1t^-x1t-1^（t=1，2，……，n）

（8）

其中

X1t^=X01-uae-a（t-1）+ua（t=1，2，……，n）

（9）

其中X1t^为累加序列拟合值，a，u 为待定系数，可由最小二乘法求得：

=auT=[BTB]-1BTyn

（10）

其中B、yn分别为

B=-12x11+x12 1

-12x12+x13 1

-12x13+x14 1

-12x1t-1+x1t 1

（11）

yn=X02，X03，X04，……，X0NT

（12）

GM（1，1）模型建好后，需进行关联度和精确度检验，及关联度（ξ）、后验差（c）以及小误差概率（p）的检验。当ξ>0.6时，认为模型有较好的关联度。当p>0.95且c

4.3 陕南各区县2015-2020年人口容量分析

2015年，陕南各区县人口盈余/赤字规模位于-6.25万人-9.81万人之间，整体处于一般超载-轻微盈余状态（见图3），且各区县差异较大。丹凤县、宁陕县、山阳县等12县均存在人口赤字状态，其赤字人口规模位于0.24万人-6.25万人之间，其人口承载力指数位于1.05-1.25之间，属轻微、一般超载。汉台区、汉滨区、商州区由于购入粮食规模的增加，其盈余人口规模分别达到1.06万人、9.32万人和3.33万人，人口承载力指数位于0.92-0.98之间，属轻微盈余状态。同期，洛南县、洋县由于粮食产量增加以及人口规模的缩小，人口亦呈现为盈余状态，盈余人口规模分别达到9.801万人和9.814万人，人口承载力指数分别为0.822和0.819，亦属轻微盈余状态。柞水县、留坝县、勉县等12县均呈现为人口盈余状态，盈余人口规模位于0.14万人-4.29万人之间，其人口承载力指数位于0.67-0.98之间，属轻微、一般盈余状态。

2020年，陕南各区县人口盈余/赤字规模位于-9.34万人-9.73万人之间，盈余人口规模缩小，赤字人口规模扩大，人口承载压力上升（见图3）。其中，城固县人口赤

字规模达到9.34万人，人口承载力指数为1.19，属一般超载状态。山阳县、西乡县人口赤字规模分别上升至8.39万人和7.93万人，人口承载力指数亦分别升至1.21和1.22，均属一般超载状态。丹凤县、柞水县、白河县、旬阳县等12县人口均呈现超载状态，赤字人口规模位于0.03万人-7.90万人之间，人口承载力指数位于1.01-1.33之间，整体属轻微、一般超载状态。汉台区、汉滨区、商州区由于粮食购入增加，其呈盈人口规模较2015年略有上升，但仍属轻微由于状态。洛南县、洋县人口承载力指数分别为0.890和0.894，属轻微盈余状态，但其盈余人口规模则分别降至5.61万人和5.28万人，盈余人口规模缩小。镇安县、勉县、石泉县等9县人口呈现盈余状态，其盈余人口规模位于0.02万人-3.92万人之间，亦呈缩小趋势，人口承载力指数位于0.91-1.00之间，属一般均衡、濒临失衡状态，呈上升趋势。

2015-2020年间，陕南各县盈余人口规模整体缩小，赤字人口规模扩大，人口承载力指数呈上升趋势。表明陕南地区及各县人口盈余空间整体缩小，人口承载压力上升。

5 陕南各区县人口迁移区划

在陕南各区县人口承载力指数和人口盈余/赤字规模分析基础上，将陕南各区县人口分布状态分为Ⅰ迁出区、Ⅱ迁出区、Ⅲ稳定区、Ⅰ迁入区和Ⅱ迁入区五种类型。其中，Ⅰ迁出区是指粮食生产供给压力大，且人口承载力指数高、人口赤字规模大的区县，包含丹凤县、西乡县和山阳县，主要以人口迁出为主；Ⅱ迁出区是指粮食生产供给压力相对较大，且人口承载力指数相对较高、人口赤字规模较大的区县，包含有宁强县、旬阳县和城固县，这一类区县可适当迁出部分人口；Ⅲ稳定区是指粮食生产供给与消费均衡或接近均衡，且人口盈余/赤字规模接近零的区县，包含有略阳县、南郑县、宁陕县、柞水县等九个县区，这一类区县以人口稳定发展为主；Ⅰ迁入区是指粮食生产供给压力小，且人口承载力指数最低、人口盈余规模最大的区县，包含汉滨区、商州区、汉台区、洋县、洛南县和镇坪县，这一类区县人口发展空间大，主要以迁入为主；Ⅱ迁入区是指粮食生产供给压力相对较小，且人口承载力指数相对较低、人口盈余规模相对较大的区县，有勉县、镇巴县、紫阳县等七个区县，这一类区县可适度迁入部分人口。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1）1990-2010年间，陕南粮食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均呈波动下降趋势，且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趋势较粮食总产量的下降趋势更为显著。1990-2010年间，陕南粮食总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均呈4-6年的波动下降趋势。同时，陕南人均粮食产量的六次方程拟合曲线显著性为0.502，高于粮食总产量的曲线拟合值0.405，表明陕南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趋势较粮食总产量的下降趋势更为显著。

（2）温饱状态下，陕南各区县2007-2010年间人口容量相对较大，粮食消费压力相对较小。其中，除汉滨区、汉台区、商州区、丹凤县虚拟人口规模较大，其它24区县虚拟人口规模较小或无虚拟人口，人口外部依耐性小；小康状态下，陕南各区县2007-2010年间人口容量相对较小，仅镇坪县人口出现小规模盈余，其它县区均出现人口赤字，人口承载压力较大。

（3）2015-2020年间，陕南各区县整体盈余人口规模缩小，赤字人口规模扩大，人口承载力指数呈上升趋势，人口承载压力上升。2015年，陕南各区县人口容量整体处于一般超载-轻微盈余状态。2020年，陕南各区县人口容量整体处于轻微超载-严重超载状态。其中，汉滨区、镇安县、勉县等12县人口呈现盈余状态，其盈余人口规模位于0.02-9.73万人；丹凤县、山阳县、西乡县等16区县人口呈现超载状，城固县、山阳县、丹凤县人口赤字规模分别达到9.34万人、8.39万人和7.90万人，超载程度较为严重。

（4）2015-2020年间，陕南28区县人口分布状态分为Ⅰ迁出区、Ⅱ迁出区、Ⅲ稳定区、Ⅰ迁入区和Ⅱ迁入区五种类型。丹凤县、西乡县和山阳县属Ⅰ类迁出区，主要以人口迁出为主；宁强县、旬阳县和城固县属Ⅱ类迁出区，可适度迁出人口为主；略阳县、南郑县、宁陕县等九个县区属Ⅲ类稳定区，以人口稳定发展为主；汉滨区、商州区等六个县区属Ⅰ类迁入区，以人口迁入为主；勉县、镇巴县、紫阳县等七个区县属Ⅱ类迁入区，以适度迁入人口为主。

6.2 政策建议

（1）扩大粮食仓储设施建设，提高粮食供给安全性。陕南是我国西部典型山地灾害多发区。耕地数量少、优质耕地资源稀缺，有限的耕地资源受到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挤压和多发山地灾害的双重压力，粮食产量波动性很大，这给陕南地区粮食的稳定供给带来较大挑战。扩大粮食仓储设施建设，提高粮食仓储密度和效度，调节丰、贫年粮食流通，缓解因灾年出现粮食生产的波动性，提高粮食供给消费的安全性。

（2）合理规划科学使用，有效保护耕地资源。陕南地区耕地数量少，优质耕地资源更是稀缺。伴随着陕南扶贫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有限的耕地资源受到多重压力，尤其是粮食播种面积，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为了有效保护耕地资源，提高人口容量，首先要控制工业化对耕地资源的侵占，建立有序、合理的耕地使用规划，减少直至杜绝耕地资源无序非法使用，稳定耕地资源数量；其次要科学合理使用耕地资源，稳定耕地资源质量，综合有效保护陕南有限的耕地资源。

（3）鼓励外出务工，减轻耕地人口压力。外出务工一方面可减少陕南各区县常驻人口规模，在事实上减轻陕南耕地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外出务工扩大了农民收入渠道，减轻人口对耕地资源的依赖度，稳定提升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消费安全性。

（4）建立高效粮食流通体系，提升虚拟人口容量。由于受到耕地等资源的限制，一定时期内陕南各区县现实人口容量上升空间有限。而粮食资源的流通，可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拟补现实人口容量的不足，在短期内通过提高虚拟人口容量进而实现提升整个区域人口容量的目的。高效粮食流通体系的建立，既要立足于省内，亦要放眼全国；既要方便粮食的省内流通，更要方便省外粮食的流入，为缓解陕南耕地压力，提升陕南人口容量提供保障。

（5）全局协调，促进人口空间合理分布。陕南整体人口承载力压力较大，但区县间的差异性较大。城固县、山阳县、丹凤县超载严重，人口压力大。而汉滨区、商州区、洋县等区县人口盈余规模较大，人口压力小，这为人口空间合理再分布提供了可能。但由于涉及跨县迁移等问题，陕西省需从整体出发、全局协调，依据人口迁移功能区划，并按就近原则，制定合理人口空间再分布规划，提高人口空间分布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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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and Zoning for Potential Migration

in Disasterprone Mountain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28 Counties of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CHEN Yong1，2 MAO Changbao1，2

（1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4，China； 2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4，China）

Abstract By using sustainability and carrying capacity theor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evaluation model for computing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in light of regional arable land productivity. Based on analysis of grain yield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of China， assessment and forecast have been made on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ies for 28 counties in southern Shaanxi， which are accordingly divided into five potential zones for migration. It is shown that： （1） Total and per capita grain yields have a trend of fluctuating decline between 1990 and 2010， and the downward trend for per capita grain yield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total grain yield. （2） While it is relatively large with low pressure for food consumption for each county in southern Shaanxi at the living standard of “just enough food and clothing” between 2007 and 2010，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is relatively small with large pressure for food consumption for each county at the standard of “a moderately betteroff life”. （3） As population surplus/deficit remains between -6.25 and 9.81 （million）， with an overall status of “moderate surplus and slight deficit”， for each county in southern Shaanxi in 2015， pressure from population is relatively low. In 2020 when population surplus/deficit becomes between -9.34 and 9.73 （million）， with an overall shrinking of surplus and enlarging deficit， pressure from population becomes even larger. （4） Danfeng， Xixiang and Shanyang are counties belonging to Zone ClassⅠfor outmigration； Ningqiang， Chenggu and Xunyang are counties belonging to Zone ClassⅡfor outmigration， Lueyang， Nanzheng and the other 7 counties belong to Zone Class Ⅲ for stability， Hanbin， Shangzhou and the other 4 counties， however， belong to Zone ClassⅠfor inmigration， and Mian， Zhenba and the other 5 counties belong to Zone ClassⅡfor inmigration.

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篇3

[关键词]老河口市；相对资源承载力；可持续发展

[DOI]10.13939/ki.zgsc.2016.38.186

中国人口总量大，资源总量有限，资源消耗较快，在利用传统的绝对资源承载力方法并以国际标准衡量资源的可承载人口数量时，几乎总是得到实际人口超载甚至严重超载的结论。由于传统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领域，存在缺陷。因此，资源承载力的外延拓展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下，相对资源承载力产生了，相对资源承载力的计算方式在人口分布与资源关系的研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中得到广泛应用。

1 研究区域概况

老河口市介于东经11°30′至120°00′、北纬32°10′至32°38′之间，位于湖北省西北部边缘，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条件优越，是新兴工业城市和粮棉油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迅速，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2 相对资源承载力的计算方法

考虑到土地资源与人类密切相关，且国内生产总值能较好反映经济优劣，因此选择耕地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分析对象，计算公式为：① 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Cr1=I1×Q1，I1=QPO/Q1O；② 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Cre=Ie×Qe，Ie=QPO/Qeo；③ 综合承载力：Cs=（Cr1+Cre）/2；式中：Cr1为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万人）；Cre为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万人）；Cs为综合承载力（万人）；I1为土地资源承载指数（人/公顷）；Ie为经济资源承载指数（人/亿元）；Q1为研究区耕地面积（万公顷）；Qe为研究区国内生产总值；QPO为参照区人口数量（万人）；Q1O为参照区的耕地面积（万公顷）；Qeo为参照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亿元）。通过以上计算公式得到综合承载力Cs，然后与研究区域实际人口P进行比较，能够获取研究区域相对于参照区的承载状态，包括三种类型：①富余状态：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小于综合承载力（Cs），即CsCP >0；②超载状态：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大于综合承载力（Cs），即CsCP

3 老河口市相对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及其演化过程

3.1 以武汉市作为参考区域

以武汉市1999―2005年为对照区域，通过对比计算得到承载指数、相对资源承载力（见下表），并进一步得到老河口相对承载力的变化过程。研究结果显示：①1999―2005年老河口市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处于富余状态，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远远大于经济承载力，并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说明对老河口市人口起支撑作用的主要还是土地资源，而不是经济资源；②1999―2005年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则处于超载状态，并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进一步说明了该市经济资源优势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落后；③1999―2005年，老河口市的综合承载力处于富余状态，且增长趋势比较平稳，现实人口始终小于综合承载力，说明老河口市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

3.2 从相对资源承载力看老河口市可持续发展问题

资源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基于以上分析，老河口市存在一些问题：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和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的不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落后；人口总数多，增长速度快，人口压力大。就这些存在的问题老河口市要因此为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出一些改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经济资源承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4 结 论

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经济、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因此，资源承载力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基于1999―2005年数据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河口市相对资源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对老河口市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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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篇4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人口发展形势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显得极为重要。当前，我国劳动力流动趋于频繁，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在不断消失，总和生育率从持续下降转为平稳，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居高不下。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动力，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长期人口预测探讨我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

较多文献对我国人口发展进行了中长期的预测，特别是老龄人口的预测。杜鹏（1994）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未来60年的人口变动进行了多方案的预测分析，其中生育水平设置了高、中、低三种方案，死亡水平设置了高、低两种方案。李本公（2007）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辅以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统计资料等，对我国2001―2100年100年间的老龄人口进行了预测。杜鹏等（2005）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老龄人口进行了百年预测。然而，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人口区域格局以及分年龄人口数据与之前的预测结果有一定差异，这些预测不能满足未来人口变动分析的需要。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我国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必要根据最新数据进行人口预测。

向华丽，杨俊：中国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与人口政策调整

本文在概述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设计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对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进行预测，然后基于预测结果从人口总量、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四个方面对未来人口自均衡发展态势进行探讨，并将人口总量预测结果与联合国预测结果进行了对比。本文采用相对保守的预测参数设计进行预测，并进行国内外比较、高中低三种方案比较等多种对比分析，不仅可以提高预测结果的信度，同时也更加有利于对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研究结果对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政府决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人口均衡与人口自均衡

人口均衡问题为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始于1996年。李涌平（1996）从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出发，引出“通过人口均衡战略实现人口发展的平稳过渡策略”。其后10余年时间，人口均衡一词鲜为相关研究所提及，直到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制定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人口均衡理念”“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型社会”等才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于学军等（2010）认为，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并且人口总量适度、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平衡发展。学界普遍认为，人口均衡是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并重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之一（陆杰华 等，2010）。而有关人口均衡的内涵，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论。

一种观念认为人口均衡主要指人口内部自身的均衡。穆光宗（2011）认为人口均衡是对人口发展状态的一个描述，其内涵是指人口系统自身要素变化处在一种动态协调和相对和谐的状态，其外延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并特别强调了人口均衡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涵义。李建民（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各要素变化之间的平衡及其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并使人口的再生产、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向更高级均衡状态发展的过程。该定义的实质是强调人口内部要素的平衡，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强调后人口转变阶段的平衡。

另一种观念，也是主流的观念，则认为人口均衡不仅指人口内部均衡，同时包含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外部均衡。杨云彦（2010）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的全面均衡，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共同确定的最优人口发展状态，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层次。人口内部均衡主要包括人口数量均衡、人口质量均衡、人口结构均衡，人口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等人口自身之外的系统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瞿振武 等，2010；陆杰华 等，2010；王钦池，2010）。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课题组（2010）认为，人口均衡包括内部均衡、外部均衡和总均衡三个部分；内部均衡是指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来自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轮驱动；外部均衡是指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来自于“资源环境自然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制度承载力”双轮驱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分别有自身供给与需求体系，当两个体系有效匹配时，实现总均衡。上述论述仍然没有脱离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两个层次。向华丽（2013）基于对人口空间的界定，认为人口均衡是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人口空间均衡，包括人口社会空间均衡和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其中，人口社会空间均衡不仅包含了人口内部均衡，同时也包含了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协调；人口地理空间均衡则是人口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协调，同时包含了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产业布局的协调。

暂且不论哪种观念更为准确，即便尚存争议，也不妨得出一些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共识：第一，人口均衡理论是在吸收传统人口理论、均衡理论、适度人口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的人口理论创新和发展，是理论界从“小人口观”向“大人口观”的重大跨越，是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全新的人口观。第二，人口均衡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观在人口学领域的实践，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与20世纪人口增长对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压力相比，我国现在面临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化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更为严重，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的压力也更为严重，如果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就有可能导致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李建民，2010）。第三，人口均衡是理论界对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推进两个统筹的工作思路的科学定义。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人口内部均衡；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外部关系，是人口的外部均衡。第四，人口均衡是以长期性、动态性、相对性和系统性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多维度均衡。第五，人口自均衡是实现人口均衡的前提。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观念，人口自身均衡不仅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可以说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前提。正如李涌平（1996）在首次被提及人口均衡一词时所说，其探讨的即是通过调整现有计划生育政策，适时开放二孩政策以实现一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为了方便预测参数的灵活设置以及按照所需输出数据应用C++语言编写人口预测程序（向华丽，2013），本文预测方法与相继的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和PADISINT一致，预测基础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基础数据修正

本文主要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来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修正。将五普0～90岁人口与六普10～100岁人口进行比较，并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分析漏报、重报的多少，从而确定具体的修正值。

崔红艳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结果表明，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王金营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的结果表明，0～9岁人口漏报率为0.75%，重报率为0.55%，低龄人口死亡漏报率超过60%，老年人口的死亡漏报平均在5%以上，不分年龄达到20%。李若建（2013）根据1953―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低年龄组人口漏报，漏报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并且漏报情况越来越严重。陶涛等（2013）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低龄组人口漏报和青年人口重报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低龄组存在大量漏报，其中0岁组男孩漏报更多；16～21岁青年组人口可能存在重报，每个年龄组重报100万以上。这些学者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评估结果，一致表明存在低龄人口漏报、青年人口重报、老年人口死亡漏报等问题。

从上述文献的分析结论以及本文对比结果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低龄人口存在漏报，青年人口存在重报，老龄人口存在明显的死亡漏报。由此，本文对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的修正方案为：（1）0岁人口漏报率设置为10%，1～9岁人口漏报率为5%；（2）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对比分析并结合年龄别死亡率调整青年人口；（3）根据五普和六普死亡率逐年推导75～100岁死亡人口。基础数据修正前后主要数据对比如表1所示：

2.预测参数的设置

本文的预测方法决定了重要预测参数包括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和出生性别比。这里将国际迁移忽略不计，即不考虑迁移对人口的影响。王金营（2013）基于修正的分性别、分年龄别的死亡概率数据计算得到2010年我国男性预期寿命为71.58岁，女性为78.26岁。舒星宇等（2014）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3.65岁。杨凡等（2013）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其结论是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至少达到了1.6左右的水平。王金营等（2013）对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为1.52以上。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来看，人口出生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且从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演变为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石人炳，2013；王军 等，2014）。联合国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根据各参数的历史变化规律，基于概率模型拟合来进行预测参数未来值的设定（United Nations，2014）。

我国的人口预测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人口政策的变化趋势以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求分别设计了三种方案，具体设定见表2。其中，低方案代表与现实情况较为接近的状态，中方案代表从现实情况逐步过渡到理想情况理想状态是指总和生育率处于世代更替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水平。 的状态，高方案代表直接从现实情况转变为理想情况的状态。

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态势

1.人口规模

图1为中国人口总量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并将联合国对于中国人口规模未来发展态势的三种方案预测结果参见：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3.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R/D]. DVD Edition. 其中有高、中和低总和生育率三种方案。 同时列出进行对比。从图中可见，不同的方案选择方案选择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策制定者可根据期望的人口发展状态相应地调整人口政策，从而达到预期的结果。 下中国中期和长期本文将2050年设为中期，2100年设为长期。 人口规模具有巨大的差异。

在本文设定的三种方案下，中国人口的峰值均出现在2025年前后，且不超过15亿。随后，人口规模开始递减，至2050年，高、中、低三种方案下的人口规模分别是14.36亿、13.73亿和13.22亿，差距在1亿人左右如果考虑到近40年的时间尺度，加上与现有人口规模的比较，这种差距应该说是不明显的。 。因此，笔者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人口规模会由于人口生产所固有的惯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但从长期来看，不同的方案设定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高方案下，人口规模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至2100年为14.21亿人；在中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但幅度不会太大，至2100年为12.22亿人；在低方案下，人口规模下降的幅度较大，至2100年为9.09亿人，约为现在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

总和生育率对人口发展规模的影响巨大。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但官方文件与大量研究认为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多数研究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超过1.5。本文预测的低方案即采信此种认识，将总和生育率固定为1.6。但值得注意的是，将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相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并考虑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转型目标与其在20世纪80―90年代基本一致，上述国家和地区持续多年低迷的总和生育率状况（图2）不能不让我们担忧中国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将产生的不利影响，即使在未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很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尽早做出规划，从而预防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问题。

从人口均衡角度分析，究竟多大的人口规模为均衡？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从外部均衡来讲，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则可以认为是均衡的，适度人口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这一问题。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权威的或官方的数据对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做出判断，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系统、深入研究的难题。如果从人口自均衡来分析，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能作为衡量人口自均衡的一个指标，因为一方面现实的人口规模是历史人口生产及其惯性作用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人口数量本身并不能决定人口结构，因而也不能决定人口发展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

总而言之，在人口规模方面，中国人口压力的峰值将出现在2025年前后，彼时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将最为突出；其后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下降（或维持稳定），人口的外部均衡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少儿人口

图3为少儿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预测结果。对未来少儿人口的数量起决定作用的是育龄妇女的年龄别数量和总和生育率的大小。在中、高方案之下，由于总和生育率逐步趋向世代更替水平或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少儿人口的数量在年龄别育龄妇女数量的影响下总体围绕一定的基线水平呈波浪状发展，没有明显的中期和长期的差别，其中，中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14亿，高方案的基线水平为2.48亿。但在低方案下，尽管同样有呈波浪状发展的迹象，但由于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总体表现为大幅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2.28亿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04亿人。

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与少儿人口总规模的演变趋于一致。中、高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分别基于16.23%和17.51%上下浮动；而在低方案下，少儿人口比重从开始的17.23%逐步下降到2100年的11.41%，下降近6个百分点。

3.劳动力人口

图4为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三种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差异明显，尤其是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从中期来看，劳动力人口无论在何种方案下，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大幅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低方案下劳动力人口规模会持续降低，至2100年劳动力人口仅4.95亿人，约为目前的一半；而在中、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数量会趋于稳定，中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6.8亿人左右，高方案下劳动力人口会稳定在8.2亿人左右。

从人口负担系数来看，高方案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至多持续10年，中、低方案下则至多持续20年左右。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人口红利期是否还存在或能持续多久，预测的结果显示出紧随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是人口负担系数的大幅度攀升。从中期发展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人口负担系数均呈线性递增趋势，至2060年前后达到近80%的峰值。从长期发展来看，中、低方案在经历短暂的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后将会进一步持续上升，达到近90%的高人口负担系数，这也就意味着届时1个劳动力几乎要负担1个非劳动力人口；高方案下的人口负担系数会在2060年以后有所下降，但仍然会稳定在70%以上的高位水平。

4.老龄人口

图5为中国老龄人口中长期发展态势的预测结果。在三种预测方案下，老年人口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发展态势比较一致。老龄人口的峰值滞后总人口峰值约30余年，出现在2060年左右，最高达3.81亿人口。在中期（2050年以前），老龄人口数量几乎呈线性递增趋势；从长期来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趋于稳定，但总数量维持在高位。

正如前文分析，如果单看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同样不能反映人口是否处于自均衡状态，但老龄人口比重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目前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7%即为进入老龄社会，比重达14%为深度老龄社会，比重达20%为超老龄社会。分析表明，无论是在何种方案下，中国将快速迈入深度老龄化乃至超老龄化状态。从2000年的老龄化起步到2020年左右迈入深度老龄化，仅20余年时间；而从2020年的深度老龄化到2035年左右的超老龄化，更是缩短为15年左右。比较而言，法国老龄人口比例从7%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则用了85年。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本文采用的中、高两个方案是相对理想的人口发展态势，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老龄人口比重从长期来看也会维持在25%的高位水平。如果我国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则老龄人口比重将持续攀升，最后达到34%以上的高位。目前深受老龄化影响的日本，其2013年老龄人口比重也才达到25.1%的峰值。因此，可以预见，长期的超老龄化问题将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五、结论及建议

从中期发展（2050年以前）来看，三种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即人口总规模在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劳动力人口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剧增。庞大的人口基数及人口生产本身所具有的惯性是导致不同预测方案不能在中期产生明显差异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短期的人口政策调整或社会因素影响（经济、社会、文化及习俗等）无法对人口的中期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从长期发展（2050―2100年）来看，三种预测方案下的人口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且主要表现为低方案与中、高方案的差异。中、高方案能使中国的总人口规模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劳动力人口经过中期的大幅下降后亦可保持稳定，同时对人口超老龄化的过度发展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在低方案下，总人口规模及劳动力人口规模将持续下降，由此导致的超老龄化状况及其影响会远远高于目前深受老龄化问题困扰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

如果类比与中国在人种、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相似成分的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持续近30年的低生育率水平则不能不令人对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产生担忧。如果没有适当的人口政策刺激或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或技术因素的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很有可能会按照低方案的预测结果发展，乃至更为糟糕。

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篇5

1区域特征与研究方法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东经107°28′—111°15′，北纬36°57′—39°35′，总面积4．4万km2，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21．2％。榆林地处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0℃，全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397．7mm，是陕西省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地势从西向东、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平均海拔1000～1800m。全市地貌大体以古长城为界，北部为风沙草滩区，地势平缓，沙丘连绵，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2％；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面支离破碎，易引发水土流失，约占总面积的58％。境内河流主要有黄河水系和陕西省唯一的内陆水系，黄河流经府谷、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6县，共270km，其支流无定河为全市最大河流，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79．8％；内陆水系较大的有八里河和红碱淖，北部风沙区还有大小不等的海子，分布在神木、定边县北部的沙漠闭流区，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10．8％。榆林地区土壤呈现较为典型的非地带性土壤分布，市域内植被主要有7种类型，分别是草场植被、落叶阔叶灌丛、落叶阔叶林、沙生植被、草甸、盐生植被、沼泽及水生植被。榆林市水资源总量少，时空分布不均，北丰南贫、季差剧烈。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2．01亿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22．90亿m3，地下水资源量为24．78亿m3，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12．75亿m3，人均地表水资源量550m3，仅为全国平均值的1／4，耕地亩均水资源仅为165m3，为全国平均值的1／9，属资源性缺水地区。根据1952—2010年的径流实测资料，全市平均降水量减小5．14％，地表水资源量减少了13．4％，主要河流近20a来的径流呈现出减小态势，径流量削减量最大的皇甫川为36．0％。在煤、气、油等北部能源富集的榆阳、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六县区水资源总量为22．7亿m3，占全市总量的70．9％，水资源相对丰富，为北部县区能源开发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相比之下，南部丘陵区地形破碎，且河流含沙量大，地下水埋藏深，可开采量小，开发利用难度较大，加之人口密度大，人均水资源量低，严重制约南部县区经济社会发展。

2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与模型

本文所要探讨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是指流域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考虑区域水资源禀赋、开发利用潜力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提下，流域水资源能够维系和支撑的人口总量，即一个区域在水资源的约束下能够达到的最大承载人口数量。

2．1关键指标的选取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不仅是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评判依据，而且也是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决策工具，选取能反映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规模的指标体系成为问题的核心。水资源承载力的大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生态和环境状况等指标［11］。指标的选取既要反映“水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中的水资源数量与质量、开发利用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又要反映被承载的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规模、结构及发展水平变化对承载力的影响，以及水资源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及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状况。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选取有不同的做法。其一从定义出发，直接选取可支持人口数量、产业发展规模等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衡量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依据；其二从水资源可供水量、需水量、可承载人口规模等方面综合考虑建立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直接关系着水资源承载力计算的结果，不同的指标选取，计算结果也大相径庭。以北京市为例，根据现有的计算结果统计，水资源人口承载力最大值为2000万人，最小值仅为130万人，承载力值的巨大差异与水资源量指标的选取有密切关系，已有的研究中仅对水资源量这一指标就划分了天然水资源总量、供水总量、生活用水量三类，这三者之间的数量差异直接导致了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的不同计算结果。

2．2建立评价模型国内外对资源承载力量化的计算方法大体分成两大类：一是评价方法，从分析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的现象入手构建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方法及模型，综合评判水资源对某种发展规模的支撑程度，主要方法如模糊评价法、灰关联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等，这类方法局限于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各个因素的表象上，在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主观性较大，因此最终结果只能用于定性判断；二是规划方法，通常从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入手，构建数学方程模拟各个因素的发展，通过变量将数学方程耦合成水资源承载力量化模型，目的在于计算最大承载规模。主要有常规趋势法、系统动力学法、多目标综合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ANN）和遗传算法（GA）等，此类方法在探索各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上有所突破，但这种方法过程复杂，涉及的参变量不好掌握，容易得出不合理的结论。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在赵建世［12］、石培基［13］等学者提出的城市适度规模计算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模型（1），（2）对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人口适度发展规模进行计算与分析，该模型指标量较少，容易获取，且全面反映了城市发展中缺水、污水等水资源问题，能够很好地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与水资源之间需求与制约的关系。z值代表水资源的超载程度，当z＞1时，区域或流域处于超载状态，值越大，超载程度越严重；当z＜1时，说明区域或流域的承载潜力大，值越小，其水资源的承载潜力越大，可容纳的人口量越大。在应用上述方法模型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子是区域的水资源量、水资源可利用量、不同水平年人均生活需水量、耗水量。

3榆林重点开发区水资源的人口承载量分析

3．1水资源承载力的各项指标分析

3．1．1榆林市供水量与供水结构分析供水量主要包括地表水源供水、地下水源及其他水源供水。在各供水水源中，地表水源供水量所占比例最大，占总供水量的62％，其中引水工程供水量占38％；集雨工程和污水处理再利用供水量相对较少，仅占0．2％；微咸水在榆林市利用率已达到1．3％。在1980—2010年期间，研究区总供水量有较大增长，地表水源供水所占比例有所下降。2010年，全市各类水利工程年供水量6．92亿m3，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30．19％；其中地表水4．42亿m3，占总供水量的59．47％；地下水2．48亿m3，占总供水量的40．38％；其他供水量约占0．02亿m3（附图6）。由于受地理位置影响，水利工程分布不均，造成各分区供水能力有余有缺。从人均供水能力的空间分布情况来看，人均供水能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呈现递减的趋势。各县（区）中人均供水能力最大的是榆阳区，为861．01m3／人；其次是横山县、神木县，人均供水能力均达到400m3／人以上；再次是米脂县和府谷县，人均供水能力均达到100m3／人以上，其余各县的人均供水能力都在100m3／人以下（图1）。本文根据区域水资源情况、供水工程设施、来水条件、产业需水情况，结合引黄取水、区域调水工程，提出不同水平年不同降水条件下的区域可供水量。详见表1。根据榆林市对部级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要求，未来将新增大批煤炭开采、煤电转化、煤化工等产能，水资源需求将大幅增长；加之该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少，蒸发强烈，当地自产径流量少，水资源开发条件较差，将来水资源的缺乏势必难以支撑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需求。

3．1．2榆林市用水量与用水结构分析用水量分为社会经济用水和生态系统用水，社会经济用水按生活、工业、农业3部门划分。其中，榆林市用水大户为农田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4．71％，其次是工业用水，占总量的18．73％，林、牧、渔、畜业用水占6．37％，居民生活用水、城镇公共用水分别占8．51％，1．17％，生态环境用水仅占0．50％。在1980—2010年间，榆林市人均总用水量由213m3／a下降到176m3／a，单位GDP用水量、工业用水指标、农田灌溉用水指标下降趋势显著，而城镇生活、农村居民用水指标则逐年略有上升。（1）生活用水。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城镇生活用水包括城镇公共设施和流动人口用水，靠地表水供给；农村生活用水包括大小牲畜饮水，以取地下水为主。由于农村住宅一般没有给排水设施，用水定额低，耗水率较高，因此近似认为农村生活用水量基本是消耗水量。在1980—2010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配套设施日益完善，生活用水定额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人均城镇生活用水指标增长到69L／d，农村生活用水指标增长到39L／d，分别增长了50％，48％。从图2中可以看出，2010年的城镇人均用水量表现出比往年减少的趋势。事实上，由于该年人口城镇化呈现爆发式增长，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原本增加的城镇用水量在人均水平上呈现出降低的趋势。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重较小，但对用水保证程度要求较高、对水质好坏也有较严格的标准。目前，榆林市的所有中小河流上改建的库坝已基本建成，解决水瓶颈制约的唯一出路，只能从黄河干流引水。（2）生产用水。农业用水包括灌溉用水和林牧渔用水两部分。1980—2010年，全市农业用水量呈缓慢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3％；农田实灌面积增加了2．25万hm2，农田灌溉用水量增加了137万m3；林牧渔业面积呈增长趋势，由1980年的0．17万hm2发展到2010年的0．61万hm2，用水量增加了3160万m3。随着农业灌溉技术的改进和农业结构的调整，单位面积灌溉用水量下降了1551．58m3。历年农业用水情况见表2。工业用水包括火电和一般工业用水。1980—2010年，榆林市工业用水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9．78％，全市工业用水量在30a间增加了10．89倍。从行政分区来看，工业用水量增长最快的是神木县，年均增长达到13％；全市生产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91．44％。随着工艺的改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万元产值用水量明显下降，30a来降低了401m3，单方水GDP产出增加了15倍。受到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经营状况、用水管理水平及节水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年份及各地区的增长率并不均衡。历年主要工业部门用水情况见表3．（3）生态用水。1980—2010年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城市的绿化及景观环境建设的力度也不断加强，生态环境用水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81万m3增至2010年的344万m3。年均增长最快的是神木县，其余各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相应地加大了对生态环境需水的重视。

3．1．3人均用水量法预测供、需水量根据榆林市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从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榆林市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2010年榆林市人口净增量为131．41万人，常住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7．5‰，年平均增长率为1．53％，榆阳区人口增长率最高，为2．1％，最低为吴堡县0．9％。2000年以来城镇人口年均增长3．2％，农业人口从2003年开始逐年减少，市内出现了以榆林主城区为中心，以神木、靖边、绥德为副中心，以其他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形成劳动力转移和人口集聚格局。由于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与高速发展，神木县、榆阳区等经济迅速膨胀，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流入，造成这些地区人口呈不稳定、急速增长的态势。按照用水类型进行预测，将水资源需求划分为生活需水、河道外生产需水、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以及河道内需水。以2010年为基准年，采取人均用水量法分别预测近远期水平年2015年和2020年的需水量。计算公式如下：根据社会经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水价水平，结合生活用水习惯和现状用水水平，参照建设部门已制定的城镇用水标准，同时借鉴国内外同类地区或城市生活用水定额，拟定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并以2010年的生活需水量为基准，采用人均综合用水量加趋势微调方法对2015年、2020年在不同保证率下的需水量进行预测，根据人均用水量的变动趋势对预测值加以修正，以保证预测成果更加接近实际。（1）生活需水量。以2010年为基准年，2015年和2020年各县区常住人口根据《榆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年均自然增长率7．5‰进行预测。榆林市各县区城镇常住人口数根据城镇化率预测，2015年、2020年城镇化率分别为52％，60％。按照《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2002），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水价水平、节水器具推广与普及情况，结合生活用水习惯和现状用水水平，参照建设部门已制定的城市（镇）用水标准，参考国内外同类地区或城市生活用水定额［14］，分别拟定各水平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建议2015年城镇生活需水定额取119L／（人•d），农村生活需水定额取51L／（人•d）；2020年城镇生活需水定额为134L／（人•d），农村生活需水定额为56L／（人•d）。经测算，到2015年、2020年榆林市生活需水量分别为9914．7万m3和1259．1万m3（附图7）。（2）生产需水量。生产需水量包括农业需水、工业需水、建筑业需水和第三产业需水。考虑到榆林市灌溉面积比较分散，已经处于较高的灌溉水平，要进一步提高灌溉效率，降低亩均用水量的难度很大，因此建议农业用水维持现状不变，即农业的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完成。根据榆林市农业发展指标和拟定的定额，预测各规划水平年的需水量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工业需水预测中，分别将采掘业、火力发电、煤化工、盐化工作为主要耗水户进行测算。榆林市用水量较大的采掘业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单位产品用水定额采用《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2010年修订）的规定值；火力发电用水量按照装机容量、年利用小时数和装机取水定额确定，年利用小时数按照5500h计，装机取水定额按照《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确定；煤化工和盐化工由于产品众多，且缺乏部分产品的用水定额，通过借鉴并引用历年煤炭及转化、盐化工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建筑业需水量预测采取万元产值用水量指标计算。榆林市2009年建筑业用水指标为16m3／万元，随着施工技术进步，2015年和2020年可分别按照节水10％和20％计算。通过分析，采用2001—2009年建筑业总产值序列作为回归样本，通过线性回归进行趋势外推2015年和2020年的总产值，预测榆林市第二产业的需水量，2015年为88863．08万m3，2020年为138198．22万m3。第三产业需水采用万元产值用水量指标计算。结合用水现状分析，预测各规划水平年的需水定额，进行需水量的预测。以2005—2010年第三产业总产值序列为样本进行趋势外推，预计榆林市第三产业的需水量，2015年为4404．07万m3，2020年为10983．68万m3。（3）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主要包括城市生态环境需水和农村生态环境需水，农村生态环境需水已经在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中考虑，在此不再重复计算。考虑到河道内需水量不参与河道外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因此在预测分析中不予计算。城镇生态环境美化依据城市人口多少及人均生态环境美化需水量确定。结合榆林市实际情况，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及需要，城市生态环境需水主要考虑绿地需水，预计2015年和2020年榆林市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分别为7．5m2和9m2，预计榆林市生态环境需水量，2015年为14840．09万m3，2020年为24438．90万m3。综合榆林市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三大用水户需水量，在不同保证率下需水量统计结果见表5。50％代表年的需水量2010年为136708．3万m3，2015年为190014．2万m3，2020年为261015．8万m3；75％代表年的需水量2010年为145687．3万m3，2015年为199379．9万m3，2020年为271939．6万m3；95％代表年的需水量2010年为154467．8万m3，2015年为208614．8万m3，2020年为280643．9万m3。

3．1．4人均水资源量变化趋势分析根据1980—2010年的人均水资源量统计数据，榆林市水资源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全市水资源总量较少，人均用水量在全国属于相对较低水平。榆林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由1998年的1180m3下降到2010年的892m3（图3），年均递减2．3％，仅为全省人均占有量1300m3的68．6％，为全国人均占有量2300m3的38．8％。全市有67％的县区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000m3，现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MalinFalkenmark缺水标准［15］，人均水资源量最低的子洲县，只有227m3。人口与水资源矛盾表现最为突出的为吴堡县，人均水资源量多年平均值仅为218．17m3／人，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得不到保障；神木县的水资源量相对较丰富，人均水资源量多年平均值为2484．5m3／人，其次是榆阳区，值为2407．67m3／人；定边县与靖边县处于周期性用水紧张状态。

3．2榆林市水资源承载人口规模计算本文以2010年的水资源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作为基础数据，从供用水量、人均水资源量两个角度分析水资源对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条件，结合不同水平年的需水量预测结果，运用水资源承载力及城市人口适度规模模型，计算榆林市水量承载能力c1（人）、水质承载能力c2（人）、城市适度规模pr（人）以及超载度z。模型参数的确定，人均污水排放量sp（t）取2010年榆林市人均排放量，sp（t）为9．22t／人；一般来讲河流具有自净能力的径污比最低限为20，河流自净能力可按wc＝0．05ws计算。模型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对榆林市水量、水质承载力的计算，榆林市未来将以水量超载型为主。通过对超载度的计算，z值为1．02～1．08，水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均处于超载状态，超载程度随时间的增大呈现出加重的趋势。以2010年作为基础参照数据，根据对人口增长趋势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计算出未来水资源的城镇、农村人口承载力，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在未来10a内，榆林市城镇人口处于超载状态，随着时间的增加，超载状态居高不下；而农村人口在未来10a内人口在水资源承载范围之内，且呈现出承载能力逐渐加强的趋势。到2015年，水资源能够承载的城镇人口的超载程度达到1．89；到2020年，超载程度降至1．73，超载形势严峻。由于城镇化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未来区域经济的集聚势必会造成人口的增长，从而加重人与水资源之间的矛盾，城镇化与水资源相互制约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4结论与讨论

水资源人口承载力作为衡量人与自然协调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其水量和水质的承载力对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同样具有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水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内涵、指标体系、模型方法进行理论总结，结合榆林市实例，利用人口适度发展规模预测模型对区域水资源人口承载力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在未来10a内，榆林市水资源处于水量型超载状态，在超载人群中，尤以城镇人口为重，且超载程度随时间呈现出加重的趋势，超载度高达1．89，农村人口尚有承载余地。可见，榆林市作为能源化工基地在一味强调城镇化和追求人口数量并不能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相反，设定过高的城镇化率对城市良性发展造成障碍：未来生活、工业用水量的增长势必会挤占农业灌溉用水，部分原设计农业灌溉功能的水库改为以生活供水或工业供水为主，使得原本存在供水缺口的农业用水无法得以保证。再者，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不仅给国民经济各用水部门之间造成很多矛盾，而且产生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在未来的研究中，为进一步缓解榆林市这个重度缺水、其产业布局又以煤化工、盐化工、煤电等高耗水行业为主的地区在未来水资源的人口超载情况下的恶性发展问题，应将水资源的产业承载力、生态承载力纳入研究中，会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精确；此外，也可从产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角度，以人口中心迁移和空间布局为重点，侧面解决人水压力，从而提高水资源承载力的潜力，为打造能源化工基地水资源保障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篇6

关键词：城镇化规模 城镇化质量 协调关系 浙江省

一、引言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3.7%，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而该方面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1]和城镇指标准则（UIG）[2]，前者涉及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生产等方面，后者则涵盖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管制等内容，而且在城市生活质量等城镇化质量某一侧面上也展开了较多定量分析研究，如Hikmat采用单指标分析法对约旦首都安曼的生活质量进行分析[3]。国内研究中一方面是针对城镇化质量，研究其内涵并分区域进行定量评价，如郭叶波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进行研究述评[4]；另一方面则对城镇化与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如刘耀彬运用耦合度模型对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进行分析[5]。而关于城镇化规模及质量的关系研究则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浙江省为例，探究其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以期对此方面研究和浙江省城镇化健康发展上做一定贡献。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内涵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城镇化规模方面目前已达成共识，测算时主要采用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建设用地占城市土地总面积比重、二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而在城镇化质量方面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国内最先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定量研究的是叶裕民，她认为城镇化质量包含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含义，在此基础上，对当时300万人以上的9个超大城市进行评价[6]。近几年有更多的学者聚焦该方面研究，如方创琳认为城镇化质量是经济、社会和空间三方面城镇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并从这三个视角构建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7]。其他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理解和测度一般是从经济、社会、生活、资源环境和城乡协调发展等角度出发[8―9]，具有代表性的是张春梅，其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具体涵义应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四是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10]，其提出的城镇化质量内涵全面、具体、易测，但在构建的一些具体指标上也值得商榷，例如将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归为可持续发展质量的，而不是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本次研究在张春梅提出的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并对一些具体指标进行修改完善，得到相应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二）象限图分类识别法

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是陈明星等提出的一种关系识别方法[11]，这里采用修正后的象限图识别方法并引入偏离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1、测算城镇化质量Q与城镇化规模R，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ZQ=（Qλi-Q平均值）/SQ；ZR=（Rλi-R平均值）/SR

式中：ZQ和ZR分别为经标准化处理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λi和 Rλi分别是第i个城市在第λ年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平均值 、R平均值 以及 SQ、SR分别为 Qλi和Rλi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2、构造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象限图，代表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点集（ZR，ZQ）坐落在该象限图内。

3、判断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关系类型。首先根据ZQ和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关系；其次，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进程；最后，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偏离程度，得到分级细则（表2）。

4、划分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关系类型 （表3）。

（三）数据说明

本次研究中关于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城市道路面积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高新技术产业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科技厅统计信息，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各市历年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其中人口数据均采用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统计，原始数据中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均按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三、城镇化进程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城镇化进程总体推进较快，从2000年各市都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城市达到高水平城镇化和1个城市达到中等水平城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浙东北和浙西南分异的空间格局（图1）。

（一）城镇化规模

从城镇化规模评分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规模均处于扩大状态，但区域差异仍然较为明显。嘉兴和舟山两市评分较高需特别指出，其中嘉兴市主要因为该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指标值为29%，远高于省内平均值，可看出该市土地城镇化现象比较明显；舟山市是中国最大的海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城镇化基础良好，且作为浙江省内面积最小的城市，总人口也仅有110万，城镇化任务较轻，因此在城镇化规模方面进展较快。而衢州与丽水一直是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区位条件较差，城镇化基础薄弱，导致其城镇化规模水平呈现较低水平。从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来看，呈现城镇化水平低的区域高于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

（二）城镇化质量

从城镇化质量评分（表4）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质量也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逐渐扩大，评分最大差距由2000年的0.16到2013年的0.49。从城镇化质量内涵来看，经济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在城镇化质量中贡献作用比较大，而可持续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的贡献作用则比较小，由此可见，城乡统筹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城镇化质量建设的重点部分。在2013年，部分城市虽然总评分较高，但在质量内涵某方面依然会存在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可以重点发展，例如宁波市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嘉兴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绍兴市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舟山市的经济质量，而总评分较低的城市则表现为各方面都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需全面发展（图2）。

四、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各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城市还是处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或城镇化规模超前型，情况不容乐观。本次研究虽然所选年份不多，但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选取的2000年、2006年和2013年共3个时点基本可以反映其前一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成果，因此也能从这3个时点不同状态反映各市在2000―2013年期间城镇化变化情况，最后本次研究在这3个时点城镇化状态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将各市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为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一）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

定义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动力、市域范围内不同地区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地区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城镇化，但并未予以周边地区应有辐射的城市为城镇化质量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经济指标的绝对优势而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质量超前，实际情况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个部分发展不同步，许多资源还在闲置，未被充分、合理地利用[12]。

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的城市有杭州和湖州，从区位优势上讲，两个城市位于杭嘉湖平原，属长江三角洲一部分，地区工业发展较好，而且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突出，各自占经济总收入的17.8%、19.5%，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从城镇化规模方面来看，杭州市土地规模指标较低，表现为杭州城区周边县或村镇建设用地规模较小，资源过于集中于主城区，分配不合理，湖州市则人口规模指标较低，同时城市建设过快，从而出现资源闲置状态。

（二）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定义以土地规模扩大为主要态势，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的发展与土地规模发展相比尚属滞后、土地利用粗放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土地规模的优势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规模超前，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土地浪费和盲目扩展。

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的城市有嘉兴、金华。嘉兴市在3个不同时点中均表现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虽然其城镇化进程从低水平城镇化发展为高水平城镇化，但其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并不匹配。金华市从2000年城镇化规模轻度超前型发展为2013年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主要因为金华市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时，急于推进城市建设而对城镇化质量关注不够，表现为其城镇化质量发展缓慢且各分项评分均较低。

（三）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定义以发展健康城镇化为目标，城镇化不同方面相互协调，资源分配基本合理并充分利用、具备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城镇化规模与质量水平能够基本匹配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的城市有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丽水、舟山、温州。其中宁波、绍兴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相互协调并保持到2013年，说明其协调状态较为稳定，这也与两个城市发展历史悠久，经济基础较好，城市形态较为成熟有关。台州市在2013年刚刚达到协调，但就从其还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来看，其协调状态应该还不稳定，在以后需要进一步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步发展。舟山、温州在2000年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2006年达到城镇化规模严重超前型，在此期间，城镇化规模发展迅速，而城镇化质量则停滞不前，这也与当时各地纷纷进行土地城镇化的大环境有关，随着城镇化质量得到重视，2006―2013年期间偏离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但两市推进健康城镇化的相关政策还需进一步落实，才能在未来真正达到协调状态。衢州、丽水两市在2000年时城镇化规模各项指标均处于浙江省各市末位，导致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存在一定差距，2000―2013年间，随着两市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大于城镇化质量发展速度，两者差距逐渐缩小，在2013年达到城镇化质量轻度超前，按照趋势判断两市应该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达到协调状态，此时两市应该转变现有城镇化推进政策，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速发展，否则在两市达到协调后会转变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五、结论及建议

首先，从城镇化总体进程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发展较快，从2000年全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高水水平城镇化和1个进入中等城镇化水平，并呈现浙东北与浙西南分异格局，省内在加快城镇化进程时应该统筹全局，相关政策应向浙西南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差距。

其次，从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有所改善，但多数城市还是处于不协调状态，而且嘉兴、金华有趋于规模超前发展倾向，杭州、湖州有趋于质量超前发展倾向，趋于协调的部分城市其协调状态依旧不稳定。其中未协调城市应该着重于缩小两者差距，特别是还未到达高水平城镇化城市，不能急功近利，而趋于质量超前或规模超前城市更应完善现有政策，质量超前的应该统筹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及分配的不合理，规模超前的如嘉兴，应该减少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避免继续盲目扩张。

最后，从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各自发展来看，浙江省内11个地级市的虽然都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也较为明显，其中城镇化质量区域差异有明显扩大趋势，而在城镇化质量内涵的4方面，各市也都存在不同方面的不足，在发展城镇化质量时制定相关政策也因应该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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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Urban Indicators Guideliners[C].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 Programme. 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04

[3]H A Hikmat，K M Fuad，et al. 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Settingup Criteria for Amman-Jordan[J].Soc Indic Res，2009（93）

[4]郭叶波，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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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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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吕庆华，芦红.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9）

[10]张春梅，张小林，吴启焰等.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的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地理科学，2013，33（1）

[11]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

[12]宋宇宁，韩增林.东北老工业地区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空间格局―以辽宁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3，33（11）

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篇7

选题目的： 近几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对各种肉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牛肉以其低脂肪、高蛋白、低胆固醇等优点开始得到人们 的认可和青睐。

2019 年 12 月 28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新晃黄牛肉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新晃以独特丰富的草山资源为依托， 以新晃黄牛肉入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契机， 将全力整合牛肉资源精深加工，以推动牛肉产业化建设。打开国际市场，以出口带动发展是新晃 牛肉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新晃黄牛肉出口的现状分析入手，再通过 SWOT 分析了新 晃黄牛肉出口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在这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构造新晃黄牛肉出口的 营销策略。

选题意义：

1、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牛肉生产国，但出口量低，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随着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使我国牛肉产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但我们也应该抓住 我国牛肉产业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这对推动我国牛肉产业的发展 壮大以至加快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是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 目前，新晃县政府已将牛肉产业作为全县的重点工作，积极促进牛肉产业的发展，这有效地调整 了新晃县的农业结构，发展了地域优势特色经济。同时，对增加农民收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促进农村稳定，促进全县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3、新晃县牛肉产业的发展壮大可以为该县乃至整个湖南省经济注入活力。培育发展新晃牛 肉出口品牌，扩大新晃牛肉出口，将有力地带动地方经济，带动农业科技等相关产业链的技术进 步以及相关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 相关研究动态： 我国牛肉业是从八十年代以来才开始快速发展， 牛肉产量和所占份额的增长速度较高。

目前， 国内对我国牛肉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牛肉整体生产与发展方面的研究。乔娟(2019)分析指出 1980—2019 年中国牛肉 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 14.6%，高于世界年平均增长率，更高于中国肉类总计、猪肉、鸡肉和羊肉 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使牛肉占中国肉类总计产量比重从 1980 年的 1.8%增加到 2019 年的 9.2%。 翟印礼，孔媛(2019)对我国牛肉生产与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牛肉生产大幅度增长， 牛肉进口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 虽然我国牛肉出口有价格优势， 但却没有竞争优势。 (2019) 张梅 认为我国牛肉产量总体上虽然不断的上涨， 但是单产却呈下降的趋势。 同时，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 我国除了牛肉制品出口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其他牛肉产品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吕品(2019)运 用灰关联和 GM 模型分析也得出，与其他肉类相比，我国牛肉产出量的增加幅度和增长速度都没 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我国牛肉生产的技术效率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是对牛肉产业化发展战略和对策的研究。王爱国(2019)浅析了我国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 若干经营模式。王明利、潘庆杰(2019)等人认为我国牛肉产业化发展战略应是：以市场为导向， 以龙头企业为主导，在规模化、专业化和区域化的基础上，重点突出规模养殖、加工储运、市场 营销，将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连接起来，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张梅(2019)认为我国的牛肉 产业发展的战略在于产业的国际化之路，她提出应该要通过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以及树立品 牌等方式促进我国的牛肉产业的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对牛肉产业分析主要集中于现状和产业化发展等方面，而对我国牛肉产 品如何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合理的出口营销策略研究较少。新晃黄牛肉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可塑性很强，所以本文拟从新晃黄牛肉如何走出国门，并立足于国际市场为角度，为其设计出口 的营销策略，希望找出一条提升新晃黄牛肉产业实力的道路。

二、课题的主要内容：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引言部分，提出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且对相关的文献进 行综述;接着对新晃黄牛肉产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运用SWOT法，对新晃黄牛肉出 口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最后，在前面二个部分的基础上，针对 新晃黄牛肉出口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促进新晃黄牛肉出口的营销策略。

三、研究方法、设计方案或论文撰写提纲：

研究方法： 实地调查法、文献检索法、比较分析法、SWOT 分析法

撰写提纲：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二)研究动态 (三)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

二、新晃黄牛肉产业发展概况

三、新晃黄牛肉出口 SWOT 分析 (一)优势分析 (二)劣势分析 (三)机会分析 (四)威胁分析

四、新晃牛肉出口营销策略设计

(一)新晃黄牛肉出口的市场细分及目标市场选择 (二)产品策略 (三)价格策略 (四)渠道策略 (五)促销策略

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调研篇8

关键词：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市场运营

中图分类号：F326.13 文献标识码：A

1 陕西省猕猴桃生产现状

2001～2012年，陕西省猕猴桃生产面积发展呈现2个阶段的特征，2001～2005年猕猴桃生产面积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1.6万hm2的水平上，其中2001、2003、2005年3a还出现生产面积略微减少的状况，然而，从2006年开始，陕西省猕猴桃生产面积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2006年生产面积为1.965万hm2，2007年生产面积为2.201万hm2，到2011年则突破5万hm2的大关，2012年陕西省猕猴桃生产面积达到了5.76万hm2。从总体来看，陕西省猕猴桃生产面积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2001年以来到2012年，陕西省猕猴桃生产产量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2001～2008年猕猴桃生产量变化逐年上升趋势平稳发展，又2001年16.04万t上升为2008年的34.98万t，从2009年开始，陕西省猕猴桃生产产量呈现直线大幅度上升的趋势，2009年生产产量为50.03万t，2010年生产产量为62.93万t，到2011年则为73.57万t，2012年上升的趋势也是极为明显的。

2 猕猴桃储存和加工现状

2012年陕西省全省猕猴桃储藏库或冷库总计4000余座，总储藏能力达到了25万t。其中四大市的猕猴桃储藏库或冷库数量和储藏能力如下：西安猕猴桃储藏库或冷库数量为2000余座，储藏能力为15万t；宝鸡猕猴桃储藏库或冷库数量为2020座，储藏能力为7.5万t；渭南猕猴桃储藏库或冷库数量为30座，储藏能力为0.6万t；汉中猕猴桃储藏库或冷库数量为6座，储藏能力为0.8820万t。

对陕西省猕猴桃加工状况进行调查，2012年全省加工企业为40多家，年加工能力约为10万t，主要用于果脯、果干和果汁的生产加工。

3 猕猴桃市场营销现状

从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分析陕西省猕猴桃市场营销状况：陕西省长久以来实施“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市场营销状况处于良好水平。

从国内市场来看，其市场营销主要采用直销方式，例如利用各种猕猴桃推介会、企业产品展销会，以及农民合作经营组织，其中30%的猕猴桃市场销售市场主要集中于南方市场，如广州、南京、武汉、上海等。陕西省猕猴桃产量的70%主要在北方市场上销售，如哈尔滨、沈阳、长春、北京、天津等。陕西省猕猴桃国内市场覆盖率高达80%，最近几年有所下降趋势。

从国外市场来看：国际市场开拓具有一定的成效，2001年、2002年，国际市场推广采用了边贸的营销方式，陕西省部分猕猴桃鲜果出口获得一定成效，猕猴桃开始向越南、泰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2003年，陕西省著名的秦美公司引进了国际先进的进口鲜果包装生产线，该年度猕猴桃直接出口量高达2000t，边贸销售达1000t，总计3000t。此后2004年、2005年实现猕猴桃出口量达4000t。2006～2012年，对陕西省猕猴桃国家市场营销状况进行调查发展，该阶段陕西省猕猴桃出口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陕西省猕猴桃国家市场营销区域和国家主要是欧盟、俄罗斯、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出口品种中主要以秦美为主，近几年，海沃德新优品种得以推广，在陕西省建立多个猕猴桃园，其出口量在国际市场上也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4 猕猴桃效益状况

2003～2012年期间，陕西省猕猴桃每10000m2平均直接生产投入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7年每10000m2平均直接生产投入有所降价，为716.88元，此后呈现直线式发展趋势，到2012年陕西省猕猴桃每10000m2平均直接生产投入为1630.11元。

对陕西省2003～2012年猕猴桃每10000m2平均纯收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陕西省2003～2012年猕猴桃每10000m2平均纯收益呈现直线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每10000m2平均纯收益443.07元，上升到2012年的每10000m2平均纯收益6135.41元。这主要因为猕猴桃是一个高收益、高附加值的产业。

5 结论和建议

对陕西省历年猕猴桃市场运营分析可见，猕猴桃市场运营良好，属于高投入产业，但是又是一个高收益、高附加值的产业。对此提出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建议：优化品种布局结构，优化管理，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强基地认证，建立监管机制，加强技术培训和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大资金投入和税收政策支持，大力拓展国内外果品市场，完善猕猴桃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 孙兆军.猕猴桃黄化病的发病原因与防治对策[J].果农之友. 2011（11）：1-5.

[2] 胡智，肖鸿勇，李靖.猕猴桃“三定三控”栽培技术试验初报[J].现代园艺， 2011（16）：2-5.

[3] 顾霞，陈庆红，徐爱春，等.“金魁”美味猕猴桃适配雄株筛选研究[J].中国南方果树，2011（05）：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