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移民人口

移民对某些落后的国家是有点亏，但从长远看，却是这个国家未来强大的长线投资。在科学、文化上是这样，在经济上也是这样。

最近，媒体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新闻很抢人们的眼球。一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一是“移民人口的增多”。于是乎有人惊呼我国“世界工厂”将是“风光不再”；相反地，国人中的精英和30年改革中富起来的有钱人纷纷移民欧美等发达国家，这无异又给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雪上加霜。

所谓“人口红利”，有报刊把它概括为“劳动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这种情况下的高增长被称为“人口红利”。但2010年以来，各地纷纷大幅上调工资，劳动力不但再不便宜，而且还到处出现“一工难求”的局势，其背后，除农民工工资结构本来就不合理之外，也预兆着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危机。

人口老化的副产品，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短缺，因此过去一直被人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移民也就浮出了水面，成了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过去，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均占有率的1/3，占有的水资源更少，移民真不失为我国减压、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条出路。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人口这么多，谁愿意走谁走好了。13亿人，能走出一半才好呢！但是当人们看到许多地方的工厂企业招不到工，“人口红利”在消失，人们对移民的不在乎又变得在乎起来。

其实，“人口红利”消失也罢，“移民人口”带来的人才和财富的大量外流也罢，都不是1+1=2，1-1=0那么简单。

“人口红利”从“利”到无“利”，这是一切发展中国家，从穷到小富、中富、大富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红利”的“得”和“失”更是一道无法超越的坎。解决它，根本之道，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富国强问题，30年的农民工还是农民工，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而移民，作为人类流动的一种自然形态，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某种意义上讲，移民也跳不出这个自然规律。当国家安定富足的时候，移民出去的就少，而移民进来的就多。这种常态，更是谁也无法避免。我国的移民史便具体印证了这个规律。我国海外移民究竟始于何时？谁也无法说清楚。从已有的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便已经有商（朝）人“住番”他国之说。二三百年前，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学者就开始研究中国的移民问题。他们从生活在美洲大陆最早的主人――印地安人的起源入手，作了许多研究，最后大都把印地安人的“源”归结到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头上。有的认为印地安人实际上是商纣被西周打败后，商殷的许多贵族和士兵越过白令海峡逃到北美洲避难的后代。这些学者认为“印地安”就是商殷的“殷”字音沿化而来的。1761年，法国学者金勒研究了《梁书》记载后，认定了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是中国人。1872年法国的另一位学者威宁，190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都发表文章支持金勒的主张。他们甚至信誓旦旦地称印地安人身上有着许多“中国印记”。1961年，两位美国科学家通过生活在纽约的华人血液，发现6%华人的血液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转铁蛋白”（运送铁质的蛋白），而中美和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带有“转铁蛋白”的比例非常高，超过了世界任何地方。印地安人的“源”在中国，并不能改变什么。但它却说明，中国人很早很早就有“住番”――移民了。近代，移民更是成了中国人出外谋生的常态。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的百年间，中国移民海外累计便达1000万人以上，年均超过10万。以后中国的移民并没有因为战争和政权的更迭而中止。21世纪初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总数约为3300万人。2006年6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他的《国际迁徙与发展》的讲话中指出，到2005年底，全世界有1.91亿人生活在国外，其中48%居住在高收入发达国家，11%在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分散统计与估算，海外中国移民被认为是国际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人数已增加到3500万人，约为国际移民总数的18.3%。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持续，移民外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亚洲是中国移民最多的地区，华侨华人总数达2800多万人（仅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九国，2001年的华侨华人总数便达2380万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4.5%；这些年，美洲是中国移民增长最多的地区，20世纪的最后十年，移民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人数增长最快，整个美洲的华人华侨已超过500万，占中国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14%；欧洲的中国移民也一样在增多，仅2000年，中国就有20万人合法地移民欧洲，现住在东西欧的华侨华人总数有148万人，占总数的3.7%；大洋洲也是中国移民的热点地区，至2002年，大洋洲各国有华侨华人72万人；非洲生活创业条件虽然艰难，但那里的三十几个国家都有中国人涉足，至20世纪末，非洲的中国移民已有13万人之多。总之，“地球上有水源的地方就有华人”。

世界人口的流动，同世界贸易一样不在量的多少，而在于互利。移民到被移民的国家，并非白吃米饭面包，他们到移民的所在国一样给他们创造财富、创造文化、创造新的生活环境。中国移民到外国的人从来都不是孬种，这里只列几个国家的华人纪念碑上的几则碑文便可见到华人在海外的所作所为。

加拿大多伦多铁路华工纪念碑：“一八八年至一八八五年，一万七千名中国广东省的男工，来到加拿大西部，参加穿越洛矶山危险地段的修建……筑路过程中四千多人丧失了生命，另有数千人在完工后飘泊异乡无法回国。他们在加拿大历史上籍籍无名，特立此碑以志纪念。”

古巴哈瓦那华人纪念碑：“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叛徒。”这是古巴人民为纪念和表彰在1864年至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中立下功勋的华人，于1931年建立的。

美国维吉尼亚市华人纪念碑：“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碾筑路，青史名垂。”此碑是内华达州政府在1964年建立的，以纪念在修筑太平洋铁路时作出重大贡献的铁路华工。

新加坡华人铜像：“华人素以坚韧耐劳著称。叻（新加坡）、屿（大马槟城）、甲（大马马六甲）三府暨马来全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者，良非鲜矣。”

法国巴黎华工铜碑：“法国政府为纪念和表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参战华工的光荣业绩，1990年11月在巴黎新建这座纪念碑。据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先后有14.3万名华工到法国为协约国服务，其中不少人直接参战。”

移民的出口国和接收国从根本上看是互利的，但也是不平衡的。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现在美国人口超过3亿，但如果查他们三代，美国人口几乎都有移民背景。美国是大移民得大利的国家，美国建国还不到250年便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强国，移民则是美国强大的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功研制原子弹、雷达、火箭等尖端武器靠的几乎都是外国科学家，提出原子弹科研计划的是爱因斯坦、费米等十位教授，其中只有一个是美国人。轰动一时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在参与其中的高级工程师中，很大部分是外国人，其中三分之一还是我们的炎黄子孙。据统计，从“二战”后的1946年至1974年，美国从国外“进口”高级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高级人头”24万人。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豪兰德便不无得意地说，在这笔进口“生意”中，美国从中赚了世界各国120亿美元。豪兰德的账是这样算的，在当时一个人在美国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美国政府要付出5万美元的教育经费，24万×5万便是120亿。这真是一笔“无本万利”的买卖。美国怎么能不富、不强大呢？！但是美国这种“无本万利”的生意，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的，得有条件，要给这些“高级人头”一个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少了这一切，又有谁愿意到那里去呢？总体上，美国是占了不少便宜，但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在移民问题上，美国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把什么都占去。不错，她包下了那么多人材和人材坯子，但他们无法把他们的血缘和眷恋母国之心完全地留下来。旧中国去美国留学的人很少，但她不还是漏了一个用5个师的兵力都不换的他们培养出来的钱学森吗！中国就凭这个钱学森把导弹送上了天，把卫星送上了天，把人也送上了天！

移民对某些落后的国家是有点亏，但从长远看，却是这个国家未来强大的长线投资。在科学、文化上是这样，在经济上又何尝不是这样。我国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强劲发展，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投资功不可没。几年前，有专家估计，如果投资有利，海外华人华侨有能力动员出3000亿元的资金，无怪乎国际上把华人与犹太人、阿拉伯人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力量。华侨华人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一支独特的、绝无仅有的力量，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完全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