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计量经济模型设定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如下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反映农村人口结构、农业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关系。其中，α4表示少儿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α5表示老人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其他符号同上。为克服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2）中引入了对消费存在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1）农村居民收入Incoit，在凯恩斯消费函数中，收入被认为是消费的最主要决定因素；（2）通货膨胀率Infit，其反映了价格波动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对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3）城乡消费比Ratit，其反映了城乡居民消费份额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于是，模型（3）可进一步拓展为如下形式。

（二）变量选取本文选取了中国31个省（市、区）2001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各地区少儿抚养系数、老人抚养系数、家庭规模和性别比数据取自2002至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至2013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定义说明如下：农村居民消费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值表示；少儿抚养系数用少年儿童（0～14岁）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之比表示；老人抚养系数用老年（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的比例表示；农业经济增长以人均第一产业产值的对数值表示；农村居民收入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表示；通货膨胀以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率（消费物价指数－100）表示；城乡消费比以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表1给出了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估计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估计方法与模型估计由于在估计静态面板模型时，通常考虑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方法，故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来识别模型（1）至（3）；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形，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以省份为聚类变量的稳健标准差，相关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并不存在明显差异，由模型（1）至（3）可知，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整体依次增大，说明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显著性有所改善，并且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的P值均为00000，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设定较为合理。因此，本文的分析将根据拓展模型（3）的估计结果展开。至于依据模型（3）的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则需要通过相关检验来进行取舍，传统的做法是进行Hausman检验，其假定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是最有效率的，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复合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的。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素，本文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差，这时便无法进行Hausman检验，于是，我们采用了与Hausman检验等价的Xtoverid检验来验证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Xtoverid检验显著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相应地，本文还将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给出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及农业经济增长等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图2至图5），从图上可以发现，老人抚养系数、人均农业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关系，而少儿抚养系数和总抚养系数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反向的变动特征，有关它们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接下来将结合模型识别结果进行详细论述。

（二）实证结果分析第一，少儿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66％，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子女的教育更加受到重视，从而使得家庭少儿总抚养支出对家庭抚养孩子数量的弹性增大。长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抚养的孩子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在抚养的孩子较少时，父母往往倾向于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环境。加之子女教育成本的不断增加，希望子女“跳出农门”的农户家庭，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数量换取质量。也就是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而上升了，这一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少儿抚养系数与居民储蓄水平负相关，而与消费水平正相关，但是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设条件，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生命周期理论中，居民要以一生为跨度做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据统计，2012年底中国农村仍有9899万贫困人口①，如果加上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村居民，这一数字将大大增加，对于这些居民而言，暂时性收入是其当期消费的主要来源，较低的收入使居民没有足够储蓄来实现消费在不同年龄段的优化调整。同时，在面临传统的自然风险、家庭内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时，农村居民往往难以准确预测未来收入与支出状况，只能依据现期收入与财产状况进行“阶段性”决策，其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典型的“短视性”特征。第二，老人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老人抚养比每上升1％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39％。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逐渐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农村老年人便无法从事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其只能获取微薄的收入或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农村老人将成为净产出为负的消费群体，并需要成年劳动力为其提供食品、医疗等消费品。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加大农村居民家庭的抚养负担，另一方面，在农业技术条件不发生改变或进步缓慢的情形下，还会引起社会总产出水平的下降，这两方面的作用会使消费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上升。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并不会将储蓄存款作为其养老的保障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因为现阶段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也许是唯一）选择，老年人的生活、医疗等消费需求，可以依靠子女和自己来满足。同时，中国老年人比较关心下一代的生活，往往会选择节衣缩食来减少当前消费，以便能为子女遗赠更多的财产，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因而，在农村居民较弱的谨慎的养老动机和较强的关心子女的遗赠动机共同作用下，农村老人抚养比将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农村少儿抚养系数呈现不断下降态势，而老人抚养系数在逐步上升，少儿抚养系数下降幅度超过老人抚养系数上升的幅度，从而人口总抚养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共同作用将使总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如图4），从而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即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第三，人均农业产值与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农业经济增长将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和间接效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农业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会提高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从而引致农户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农户可将剩余农产品转化、加工后进行消费，从而提高农户消费水平，而不是将仅有的农产品进行出售以换取生活补贴，或作为来年的生产资料储备起来。第四，首先从少儿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间关系来看，模型（2）中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在模型（3）中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老人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在模型（2）与（3）中均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对消费的偏效应为α3＋α4Youthit＋α5Oldit，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而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其中，少儿抚养比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贡献的偏效应分别为α3＋α4Agriit和α3＋α5Agriit，表明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提升的贡献被强化，而老人抚养比上升对居民消费的贡献被弱化。第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系数远大于农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与居民消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城乡消费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表明全社会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份额越小，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占分配份额过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将直接制约我国居民整体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内需的扩大。

三、主要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2001至2012年中国农村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村人口结构转变与农业经济增长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控制农村居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及城乡消费比的条件下，检验结果依旧稳健。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老人抚养系数升高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现阶段中国农村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农业经济的增长将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而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此外，控制变量农村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通货膨胀和城乡消费差距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从长期来看，随着农村居民生育观念的逐步转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能调整，农村人口结构将会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少儿抚养比下降空间的缩小使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步减弱，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居民消费决策影响越来越明显。同时，在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活动严重依赖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红利”的缓慢消失，将使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的支撑作用逐步减弱。因此，人口结构变化与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需要动态地进一步考察。本文认为建立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降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当前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选择，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农村老年人口寿命延长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将难以为继，应加快建立适合国情的可持续养老保障模式。第二，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储存、运输、营销等产业链条，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从而拉动农村居民就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第三，拓宽居民收入来源渠道，在不断提高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农村居民投资渠道，增加农村居民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加快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土地长期物权的前提下，加快土地的流转和变现，全方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第四，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发挥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特征，逐步提高所得税在税收结构中的比重，并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税种，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第五，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一方面，通过合理的财税政策，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特别是劳动要素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另一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切实提高城乡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保障中等收入阶层成长。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各股（室）、二级机构要根据所承担的职能，制定部门和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包括每个岗位的工作范围、工作目标、履行岗位职责的具体要求以及对不履行职责所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二、制订岗位责任制要科学、合理、严密，体现效率原则和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要在保证工作质量和充分履行职能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工作程序，方便群众办事。

三、加强对岗位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岗位职责中能量化的要尽量量化，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标准；不能量化的要提出明确的、具体的要求，作为考评依据。

四、定期组织考评，并把考评结果同评优、评先、职务晋升和奖惩挂钩。

工作人员首问首接责任制度

为规范办事程序，明确工作人员责任，杜绝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现象，保证来计生委办事人员能得到及时、高效、优质的服务，根据我委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首问（接）责任人

本单位工作人员对来委办事（包括办理业务、上访、投诉、咨询等）的人员要主动热情招呼，不得互相推诿、冷淡办事人员。主动接办人员、来办事者先找到的人员或首先接电话的人员即为该事项的“首问接责任人”。

二、首问（接）责任人的职责

（一）首问（接）责任人负有主动、文明、礼貌、热情接待来办事者的责任；

（二）首问接责任人要向来办事者主动出示胸牌，问明来意。对来电话者，要主动告知对方单位和工号，问清对方意图；

（三）对来访内容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能答复或解决的，首问责任人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必须受理接办，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办理；

（四）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部门或本人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解释清楚，并引领来委办事人员到有关科室部门，落实承办单位和责任人。对电话咨询的，要告知负责答复部门的电话和联系人。

（五）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单位办理范围内的事项，要认真说明理由，介绍或联系到其他职能部门办理。

三、违反本制度者，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顶岗工作制度

一、顶岗工作制度是指在工作日内，岗责任人因各种事由不在岗，岗责任人应顶岗的工作制度。

二、实行顶岗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限时办结制、政务承诺制、办事预约制等制度的有效落实，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

三、各股室都要确定岗，避免出现无人顶岗现象。

四、岗责任人在顶岗期间应做好本职工作，并享有岗责任人的职责权利，对岗的工作认真负责。

五、岗责任人因事由不在岗，必须提前一天做好工作的移交，因特殊原因来不及移交的，岗责任人要主动顶岗。

六、因推诿扯皮等原因造成工作失误的，按《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有关规定追究在岗责任人的责任。

限时办结制度

一、限时办结制度是指群众到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办事，在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手续齐全的前提下，应当根据政务服务承诺，在承诺期限内办结群众提出的有关事务。

二、承诺期限

⒈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入户粮关系证明、非农一孩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有关证件的，应当随到随办。

⒉对群众的申诉、举报或投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受理答复，并及时依法处理。

⒊对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办理各类证件的，应向服务对象说明具体情况。

三、未按上述规定时限办理的，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服务承诺制度

一、服务准则。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便民利民的服务标准和原则，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二、承诺内容。根据职权范围、工作职责，结合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服务承诺内容。服务承诺的内容应包括服务的具体事项、服务时限、行诺监督及投诉办法以及违诺责任等。

三、公开承诺内容。应在办公场所醒目位置设置办事程序流程图等公布承诺内容。

四、行诺监督。通过设立服务承诺监督台、投诉电话和举报箱或举办群众接待日活动等方式，接受对违诺行为的监督和举报。要认真受理群众的投诉和举报，及时调查处理，并向当事人反馈。

五、违诺处理。本单位人员违反承诺制的行为，要从行政论文、法律、经济论文等方面作出处罚规定，并严格执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要按承诺的标准予以赔偿。

办事预约制度

一、办事预约制度是指当事人因工作需要或情况，需要预约办理有关事务或进行上门服务的，计生委应根据预约要求，在职能范围内办理当事人提出的有关事务。

二、预约范围

⒈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职能范围内应受理的业务工作，可以预约。

⒉异地人员办理有关计划生育证件等有关事项的可以预约。

⒊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帮助解决及服务的有关事项，可以预约，必要时也可以上门服务。

⒋因特殊情况需要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延长服务时间的，可以预约。

⒌其它需要预约的有关事务或事项。

三、违反本制度者，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政务公示制度

第一条政务公示制度系指行政论文机关向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大众公开履行行政论文职能的标准、要求、程序等的机关效能建设制度。

第二条县计生委依据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办事方便、行政论文要求公开透明、行政论文行为接受监督的基本原则实行政论文务公示。

第三条县计生委各股室以及工作人员，应遵守本制度。

第四条公示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一、机关工作人员的像片、姓名、部门、职务；

二、机构设置、行政论文职能、位置分布、股室职责；

三、办事程序、标准；

四、机关的对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五、其它公示内容。

以上公示内容通常做法采用墙上悬挂、桌上摆放、带身份牌、编印办事服务指南、公示栏张贴、上网络公示栏以及其它公众媒体公开等形式。

各股室负责提供各自应公示的内容，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工作。

第五条委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每月不定期检查和每季度定期一次检查各股室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凡应该公示而没有公示以及公示内容不规范、不标准的，委效能建设领导小组书面责成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并按《干部诫勉制度》处理。

第七条政务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单位、股室、个人的年终考评的一项内容，并由委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检查并提出奖惩建议。

效能考评制度

一、委机关及下属二级机构的干部职工均列入考核范围。

二、考核内容和标准：根据县委、县政府规定的内容，按照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成绩。

三、考核办法

⒈实行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由各股室负责人对本股室干部职工的德、才和工作表现逐月作出考评，半年进行小结，形成书面意见，为年度考核提供依据，年度考核在每年末或翌年初进行。

⒉平时考核实行分级负责，委主任负责对委机关科级干部进行考核；分管领导负责对分管股室长进行考核；股室长对本股室的干部职工进行考核。

⒊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负责实施。在年度考核时，除负责对本机关干部职工考核综合评定外，还要对二级机构的考核进行审核。

四、年度考核的时间、内容、标准、具体方法步骤，应根据县委、县政府、县人事局的通知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拟定实施方案，提交机关效能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五、年度考核结果存入干部、职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奖惩、任免、工资晋升的依据。

六、凡属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的给予降职或调整工作岗位处理。连续两年评为不称职的，予以免职或按有关规定予以辞退。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应予辞退。二级机构干部职工参照以上办法处理。

七、本单位科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按县委组织部规定的要求参加考核。

八、本制度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

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为规范本单位工作人员管理，明确个人岗位责任，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增强廉政建设和遵纪守法意识，制定本制度。

一、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

行政论文过错，是指本委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职责，造成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有关制度的事实，以致影响行政论文效率和行政论文秩序，给行为对象或者国家、公共利益造成其它不良后果的行为。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就是对工作过错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论文和经济论文处罚的制度。

二、行政论文过错的主要情形

本委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过错：

（一）首问责任人不履行首问责任，贻误办事者办事的；

（二）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许可而不予受理、许可的；

（三）服务态度不热情，与办事者顶撞争吵的；

（四）私自进行有偿咨询或服务，违规收取押金、保证金和其他费用的；

（五）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许可，或者擅自提高、降低许可条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六）未履行办事承诺制度，无特殊原因和理由，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许可事项或告知办理结果的；

（七）对明显虚假的材料，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

（八）故意制造虚假材料或谎报事实的；

（九）办理业务明显违反法律、法规或其它有关规定的；

（十）其他应该追究工作过错的行为。

三、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

（一）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⒉通报批评；

⒊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⒋扣发当月岗位工资和年终奖金；

⒌轮岗或停职离岗培训；

⒍引咎辞职或者责令辞职；

⒎给予行政论文纪律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处或并处。

（二）工作过错行为是由数个行政论文环节过错造成的，工作人员分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三）工作人员的行政论文行为造成本单位赔偿，有过错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定的赔偿责任。

（四）在年度考核期内，工作人员的行政论文行为被群众投诉，经核实的，第一次扣除当月岗位工资的％，第二次扣除当月岗位工资的％，第三次扣除当月全部岗位工资，对本人进行离岗培训、轮岗或降级使用处理。

（五）工作人员过错行为性质特别严重，触犯刑法的，依法移交司法部门追究责任。

（六）有过错工作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从重追究过错责任：

⒈在被调查过程中拒不交代过错事实的；

⒉有索贿受贿、敲诈勒索、、徇私枉法和吃、拿、卡、要等行为的；

⒊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⒋其他经行政论文过错追究机构认定，应从重追究过错责任的。

（七）有过错工作人员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从轻追究过错责任：

⒈主动承认过错行为并及时纠正的：

⒉其过错行为没有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⒊其他可从轻或免予追究过错责任的。

四、工作过错责任追究主体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马寅初是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之后。据嵊县谷来镇马村《马氏宗谱》记载，嵊州马姓是虞世南的后裔，后来因避讳而改姓“马”。马寅初是嵊县浦口镇酿酒小作坊主马棣生的第五个儿子，既姓马，又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一时乡间盛传：“五马”齐全，一定是个非凡人物！

马寅初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越三年出任首任教务长；1921年任上海商科大学第一任教务主任兼任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等职；1923年当选中国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1927年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并先后出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兼院长；1948年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79年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81年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以上简历，只是干巴巴地罗列其职业职务、身份地位，而比其显赫尊贵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民国还是在共和国，都大有人在。这实在不是马老的重点。

马寅初以“三大”闻名于世。

首先是岁数大，寿数高。在保养、医疗条件远不如今的几十年前，名人中鲜见如此长寿者。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保养条件的完备，名人中的长寿者越来越多，百岁以上的譬如张学良（1901—2001）、苏步青（1902—2003）、宋美龄（1897—2003）、薛暮桥（1904—2005）、巴金（1904—2005）、萧克（1907—2008）、吕正操（1904—2009）、贝时璋（1903—2009）等，都是进入21世纪离世的。

二是学问大，水平高。马老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国外汇兑》(1925年)、《中国银行论》(1929年)、《中国关税问题》(1930年)、《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年)、《中国经济改造》(1935年)、《经济学概论》(1943年)、《通货新论》(1944年)、《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年)、《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年)、《新人口论(重版)》(1979年)、《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年)等等，多为开山之作、扛鼎之作，堪称经典。

三是名气大，境界高。对马老来讲，用“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等赞誉之词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应该加上“勇士、战士、斗士”这样与这个“家”那个“家”似乎不搭界的称谓，才能显示出这位“名人中的名人”的魅力风采。这其中，应以他抗战期间怒斥政权“四大家族”、建国初期坚持将计划生育纳入国策和十年浩劫中正气傲骨三段经历最为著闻，名声大震并百代流芳。

一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大权在握，为了显示“礼贤下士”，特请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马寅初担任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就是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马寅初在参与经济立法中，为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每与执掌财经大权的宋子文、孔祥熙针锋相对，凡增加百姓负担及有损国家权益的法案，总是挺身而出，力言不可，由此引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嫉恨，甚至指使御用文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马寅初。马寅初撰文回击，铿锵而言：对于善借公图私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亦在所不计！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寅初随政府西迁陪都重庆，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政府推行专制独裁统治，“四大家族”以抗战名义垄断财政金融，滥发纸币债券，横征暴敛，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目睹此腐败现象，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马寅初却毫不畏惧，他或演讲，或著文章，予以无情揭露。他对学生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宋子文、孔祥熙等做贼心虚，由出面给马寅初以特别关照，委派他去西方游历考察。他洞察其奸不受“抬举”，断然辞谢说:“国难深重，决不离国，以便为战时经济献计献策，要求政府给予说话的自由。”

自1939年初起，物价不断上扬，法币贬值，当局突然宣布，将法币与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以致物价飞涨如脱缰之野马。达官贵人已在调价前，先行购进黄金美钞物资，一转眼净赚一倍，倒霉的是极大多数普通百姓，辛苦攒积的纸币只值原来的一半！为此，马寅初在国民政府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

“现在前方抗战，千百万将士牺牲流血，亿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达官贵人，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今日发国难财者，除商人外，尚有利用政治力量而发财者，此种行为本非官吏所应有，故实行资本税，必先自发国难财之大官始。”

马寅初在一次立法院的会上向“四大家族”发难：“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

马寅初故意模仿腔调，重复了蒋常说的一句：“此岂抗战之用意乎？”虽然他自始至终没提蒋的名字，但对蒋的不满和讥讽已“尽在不言中”。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草根经济学人;学术八股;经济学会;经济论坛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0)09-0034-04

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在高投入、低水平,在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在创新研究滞后、经济理论无法掌控经济活动、理论研究仅局限于诠释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在学术八股盛行的状态下运行。一次高级别的经济学术会议让我深深感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危机。我深感草根经济学人在学院派统治的学术天地无立锥之地。“反动学术权威”没有,但“学术权威”或许真的存在。草根经济学人的智慧和研究成果被淹没在远离经济实践的学院派掌控的学术世界的大海里,被无情扼杀和白白浪费。中国社科理论要想健康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草根理论学人是学术领域的弱势群体,必须自强不息,自我解放,创立自己的学术园地。我初步设想号召战斗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岗位的草根经济学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科理论发展之大计。成立自己的学会,办自己的网站、杂志、报纸,不断壮大,逐步形成全国性的草根理论学人的社会科学院,给官方学术机构独统天下的局面画上休止符,从而推动中国学术研究步入万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新时代。

对2009年某经济论坛的回顾与审视

2009年7月3至4口,我应中国最高经济学学术殿堂的邀请参加了一个学术论坛。起初我非常高兴,就是我身边的人也颇为激动。

随着会议进程,我的心情从兴奋、失望逐渐变得感伤、愤怒。

7月3日,听中外专家的经济学报告受益匪浅。姜到底是老的辣,老经济学家即使讲不出新意,也不至于出错。

7月4日,揭晓了2009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优秀论文奖。三位被尊奉为青年经济学家的优秀论文奖获得者代表先后发言。发言者学位和地位都比较显赫。后两位发言者简单介绍了自己获奖论文的大概,听者也没能听出来什么。第一位发言者语速非常快,讲了好多,最后在超时和鼓倒掌的情况下黯然、无奈地下台。这位先生是名牌大学的博导,但报告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罗列了一大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料,既没有正确地找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又没讲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只是武断地断言“我自己认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还没有结束,高速经济增长不是说国外3%、4%,而中国就是8%、9%,中国经济未来恢复正常增长的时候,一定在9%以上”。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要达到9%的增长速度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外贸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显然不太可能,未来的贸易保护将日趋升级。美国人也正在改变过去举债消费的习惯,美国的个人储蓄从危机前的-1%提高到目前的6%。美国人的高消费和举债消费既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也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今后,中国将丧失很大比例的外贸出口,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不容乐观。二是投资,伴随通货膨胀的投资。如果,中国要在外贸萎缩的情况下实现经济9%的增长速度就必须采取通胀政策,但风险太大,是自寻覆辙,没人敢这样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大多产业产能过剩,固定资产投资无法继续扩张。钢铁、汽车、纺织、风电设备制造、光伏等好多产能短期内产销无法平衡,即供求无法平衡。加之,我国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差,自主品牌的高端产业发展乏力,多种重要产品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致使继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受阻。三是消费。扩大内需是一件很难的事,市民的钱被高房价卷走,农民的钱被学校卷走。加之,我国社保体系不健全和华人的储蓄偏好,这些因素将共同制约内需的增张。所以,中国经济可能永远告别9%的增长速度。听完这个资料堆砌、缺乏严密逻辑推理的报告,我痛感如此低水平的论文竟然在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殿堂上夺魁!这是中国经济学及各个学科研究的危机。缺乏科学、公正、公平的激励机制,炮制一些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式的论文,滥竽充数,然后大小论坛互相吹捧,学术机构大有白白混饭吃的嫌疑。以此观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科技队伍不断壮大但国际科技创新的位次却不断下降的问题。

请允许我们对论文的实际水平和获奖者的身份进行简单观察和分析:十篇优秀论文获得者有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各两位,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复旦财经大学、中科院农研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暨南大学的各一位。可以看出他们均出身于名门望族。十篇优秀论文获得者虽未明确排位次,其实大多人都觉得第一位发言者就是排名第一。仔细看看他们的学术和行政地位,就会发现第一位发言者的地位最高,可报告的质量确实不高。认真分析此次论坛让人顿生疑窦,不免思考几个问题:要么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落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要么反映了评委会水平的低下或不认真;要么反映了学术权威的存在和论资排辈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制约。总而言之,获奖论文大跌眼镜,绝非主办方有关领导吹嘘的那么高。我从来就没高看过中国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此时,失望、感伤、悲哀、愤怒的情绪就越发混在一起,此起彼伏。

会后,我挤时间看完了十篇获奖的优秀论文,又看了七篇获得提名奖经济论文中的三篇。总的感觉是有理论突破的文章几乎没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方法、数学模型的文章却很多。有些论文文字表达能力差,警牙诘屈,有的文章更是病句连篇。多篇论文论证的主题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却洋洋洒洒数万言。论坛论文精选集总体充满学术八股气,中英文混用,方程、模型众多,看似专业,其实无用。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过去的宏观经济学都显得狭隘,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凯恩斯都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社会的完全就业问题,结果不仅使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只有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合理分工,摒弃人类物欲横流的龌龊心态,控制物质生产的无限膨胀,提高人类文化精神生活需求,才能解决社会的普遍就业问题(关于该问题请参看2009年1月《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打破传统经济理论束缚,建构全新经济思想体系》和2009年第五期《世界华商经济年鉴》《构建新的宏观经济学》或登录:blog.省略/blog/s/3332)《礼记・经解》“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甜’。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个经济学派的学术,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就像我们

不加鉴别地学习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一样蜂拥进人中国,不顾国情地胡乱套用正是“书之失,诬也。”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成分构成不一样。国民的文化心理也不一样,消费心理更不一样,除了科技进步可以提高生产率外就没有什么一样的东西。所以,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理论只能跟着经济实践走,只能和经济实践一样亦步亦趋学西方。但学实践问题不大,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还可以学,可理论就不同了。如,美国的企业是质量、诚信、效益最大化,中国企业假冒伪劣代替了质量和诚信,国企不计成本代替了效益最大化。学院派的大儒先贤们你们懂吗?所以你的公式和模型不过是学术八股的活生生的尤物。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理论始终跟着经济实践在完善,从来就没有对实践产生过预期的指导作用。比较独到的价格双轨制,一个最失败的改革范例,导致官倒横行,人民财产被卷,却因为发明权惹热议。又如:《滞后效应、多重均衡与反向软着陆:中国需求管理经验》一文及其作者在7月4日论坛发言,简直没有一点有价值的理论创新和理论预期。

没有几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深刻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不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你就无法研究出适合中国人的社科理论,经济学也不例外。当中国上证指数从5497,9点降到2200点的时候,有人恐慌地问我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走势。我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的。世界全面爆发经济危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人的文化形态不一样,中国人只要他有一口饭吃,不冷不饿,他就不会闹事。不像西方人,稍有问题就游行示威,内阁,总统大选。中国不过是农民工返乡。其次,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面前为什么能保持稳定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18亿亩耕地的红线没有破。去年中央会议前有多名专家叫嚣18亿亩耕地进入市场的问题,有名研究员说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政策可能出台。我说,绝对不会,这是农村政策最后的一条红线,这是保持我国稳定的最后一条红线,至少在50年内不能突破。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中国人的承受心理?为什么我国基尼系数很高却社会稳定呢?文化心理然也。

对2009年某经济论坛的获奖论文的研读与评判

好的论文是孙文凯和梅松撰写的《FDI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实际效应》。该文文笔洗练,材料翔实,分析精辟,结论准确,有决策参考价值,不愧清华学子。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金融法制:进程、问题、与对策》详细总结了我国金融法制化的基本进程,肯定了成绩,找出来问题,提出了建议,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

次好的论文是姜付秀、张敏、陆正飞和陈才东撰写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企业财务困境》。这篇文章确实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理论方面的推理是正确的,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提醒和教育企业负责人谨慎自己的扩张行为,稳健地掌控企业发展,但是因为“管理者过度自信无法明确量化和界定”。比如,具体企业的领导是否过度自信,扩张得成功或失败都无法说明是企业领导的过度自信所致,加之,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本来是一项经过反复论证的并购,即非常冷静和审慎的并购,结果由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导致并购的预期和结果大相径庭,这能说明并购的失败和过度自信的关系吗?又因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企业财务困境”也无法量化分析,只能做一般的理论分析。所以该文用复杂的方程式来量化研究该问题,其实是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有画蛇添足之嫌,实属败笔,是当前理论研究中学术八股风气的具体表现。

其他论文似乎就缺点多于优点。《滞后效应、多重均衡与反向软着陆:中国需求管理经验》,标题就就显得冗长臃肿,内容更是资料堆砌,语言诘屈聱牙,方法生搬硬套,格式学术八股,整体毫无新意,全篇就像中学生做一题多解的哲学原理作业一样。如:用哲学原理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它既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又符合量变质变规律,还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该文对中国未来经济毫无指导意义,读这样的文章仅浪费时间而已。

《环境管理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PEC的实证研究》一文,资料堆砌,全无新意,公式众多,看似专业,实为学术八股。

《破解经济增长方式悖论》无新意,泛泛而谈,且好多观点欠准确,经不起推敲。

《中国货币需求与资产替代:基于1994―2008年的实证研究》,该问题研究一下可以,但中国的银行以国有为主体,利率是政府控制的,只要凯恩斯主义不死,作者的研究就只有学术意义,却没有实践意义,对实践几乎没有帮助和影响的理论文章,不管论证有多精辟,也不过是空谈,况且该文也看不出来有什么过人之处。社会需要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理论研究。

《中国能源效率波动:理论解释、数值模拟及政策含义》简单问题复杂化,一个三言两语说清楚的提高能源利用率的问题,却歪歪扭扭数万言,纯属脱离实际的无病的学术八股。大家看看该史标题,就觉得又臭又长。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及其解释》简单问题复杂化,且没有研究出真正的教育收益率。中国存在严重的买卖文凭问题,非统招的非专门培养科班学生的其他教育活动大多都是在卖文凭,根本得不到育人的目的,特别是成人教育。好多人有文凭没水平,更有胜者拿着假文凭就业、提干、提薪。用人机会不平等:有文化、有能力、高水平的人无法就业或升迁,没文化、没能力、低水平的人轻易就业、升职。作者的研究岂非自欺欺人?

《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与健康》如果是研究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与医疗状况,那么说服力会增强,直接研究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与健康就给人脱题的感觉。收入差距与健康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高收入人群可能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摄入大量的食品防腐剂、添加剂,缺少劳动锻炼,酒色无度,吸毒等等原因而导致亚健康或染上疾病。医德缺失,医生为了赚钱会给人们小病大治,导致富人的抗药性更强,不仅如此,大量用药还会导致多种疾病的产生。出现富裕人群的健康状况较差的问题。不富裕人群由于饮食的自给自足,绿色食品消费比重大,常年深居农村,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有害气体摄入少,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倍棒,免疫能力强,健康状况良好。不富裕人群由于经济问题导致就医较少,小病不用药或少用药,靠身体自我调节,形成较强抗病能力。大病看不起,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作用,好多病人达不到有效治疗提前离开人世,反而使不富裕人群整体健康人口比重增高。既不知道穷人群体中病人所占比例,也不知道富人群体中的病人所占比例,怎么能够清楚收入差距与健康的关系。富人是在就医方面比穷人拥有优越条件,但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富人的亚健康问题更为突出。可以看出,该文其实在研究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与医疗状况,并不是在直接研究中国农村收

入差距与健康。该文除了前一段和后一段还有点内容,中间部分纯粹学术八股,数据陈旧,难以令人信服。

《由模仿通向创新之路――技术进步路径与中国的低价工业化》病句连篇,表述不清,概念含糊,论证乏力,思路紊乱,推理无序,全无新意,三言两语说清楚的问题硬是拉了好长,是我拜读过的13篇论文中最差的文章,在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中很难找到如此差的文章。

《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材料堆砌,论证不严谨,结论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数字太陈旧,去年的粮食危机完全没有考虑。粮食安全是全人类的问题,岂是将中国分八个区研究的问题?如果产粮的地方将过剩的粮食加工成乙醇,那么,非产粮的地方和城市人口吃什么?三言两语说清楚的问题,却扯长数十倍。模型研究仅仅突出了形式,没什么实际作用。去年的粮食危机向世界警示,用粮食生产乙醇是危险的。人类的最基本的需求不就是吃饭吗?如果吃饭都存在问题,还要汽车干什么?研究这样的问题纯属荒唐,无聊、滞后和不识时务。在世界人民抗议粮食生产乙醇的时候,大谈粮食生产乙醇有利于提高粮食价格和燃料乙醇产业相对于畜牧业的比较优势,增加农民收入。“甚矣,汝之不惠”。可惜,如此文章竟然是部级优秀论文,真是斯文扫地,学者从此投笔也。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一-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从语言功底,论文结构看作者水平也不能算低,但所论问题的观点和实践脱节。中国企业成分的复杂性、法制化水平较低、腐败严重,各权力部门的吃拿卡要,公司管理层良莠不齐,大多人的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低下等诸多原因使我国的公司问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夏教授的研究变得徒劳,论文仅是数字、材料和臆断而已。如,央企的垄断地位,可以实现垄断利润。怎么能说政府控制的企业其公司价值低呢?恰恰相反……字里行间看出来夏教授也是支持卖国企的主,好端端的中小国企在丧尽天良的教授、专家的蛊惑下几乎卖得一干二净,多少工人丧失了养家糊口的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繁荣的共和国里,廉价购买国企的老板和廉价出卖国企的政府官员花天酒地,包完二奶包三奶。可下岗工人。吃着市场上捡来的烂菜,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被逼,他们无颜见人,有的举家自杀,罪孽!我为他们祈祷,我为他们诅咒。

此次论坛部分获奖论文是国家有关基金支持的项目,团队打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没有取得好的成果,白白浪费科研经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学术论文的标准同样是实践。目前,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整体停留在诠释政策和经济活动的层面上,很少有理论突破的文章和论著,较好的文章不过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牢骚满腹的批评性文章,能够指出一些问题,但应对措施不一定合理,就是这样的文章也多见于网络,很难见诸报刊,鉴此,我们草根经济学人要以匡扶世界为己任,时刻把握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脉搏,发出时代最强音,启迪大众心智,修正精英谬误,指点权者迷津。成立一个草根经济学人经济学会,建一个网站,办一份杂志、报纸,逐步发展,最终成立一个覆盖全国的各省市都有分院的草根理论学人的民间社会科学院,从而打破官方学术机构独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一个理论新天地,推动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国家财政供养的研究机构也必须深化改革,纳税人的钱不能这样白白浪费。我强烈建议无论是社科类还是自然科学类的研究机构都必须让研究人员上山下乡,深入厂矿、车间。闭门不能造车。两弹一星的研发者是怎么样工作的?现在的科研人员是怎样工作的?袁隆平是怎样深入田间地头的?其他科研人员是城里怎样享受的?别以为我们生活在了多么幸福的时代和国度,危机四伏啊!内有分裂势力,外有,四周屯兵百万,觊觎我们国土,虎视我们人民。南海问题、藏南问题、东海问题,还有历史上丢失的大面积国土都使我们无法入睡。别听精英们的忽悠,消费!消费!享受!享受!年薪制!年薪制!我们科技落后,工业落后,工艺落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推动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是我们每个学子的责任。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黄利明,《2008年的中国股市:鼠胆”雄心步入慢牛》《经济观察报》,2008年02月17日

[2]岁寒三友,《大陆人看世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凤凰网,2006-1-25

[3]2009中国经济论坛组委会《青春之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文精选》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经济论著；经济思想；百家争鸣

China’s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SUN Da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China’s economics experienc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an Era. Firstly,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c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there were economic19497 works, including 3837 monographs and 1781 translated works; there were 2448 periodicals with economics explicitly in their names and 364 newspaper economic columns. Secondly,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ed, including Marxist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economic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They probed into basic economic theory, the nature of the society, economic system, industrialization path and issues concerning population, land, money and public finance. Some of their results are still enlightening today.

Key words：The Republican Era; economic works; economic though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传统中国有丰富的经济思想，但没有近代意义的经济科学，中国近代经济学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912“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教育、科研、出版机构，涌现了大批经济学家，发表了成千上万的论著，探讨了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情况，胡寄窗先生早在1984年即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权威论述。[1]本文在胡先生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史料和个人的浅见，对民国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对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界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增进对民国时期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认识。

一、 经济学论著的繁荣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学论文和论著。当时经济学家赵兰坪指出：1934―193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2]。由此可见当时经济学界的盛况。对该时期经济学论著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学发展状况的了解。

（一）经济学著作

笔者根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和谈编《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二书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1。

统计方法：先按年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的书籍16034种，然后将《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收录而《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未收录的书籍一一标出，并将此标出的补充书籍进行统计，最后将两项统计汇总。

从表1出版总量分析，民国（1912――1949）年间中国经济学学界著作总数为19497种。在当时的出版条件下，对于一种从无到有的新引进的学科，其接近2万的著作数量应是相当惊人的。从出版时间分析，1911年以前（清末）10年著作总量才111本，1912年民国成立后，1913年一年陡升至72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著作大幅增长，1928年达369种，1929年更高达598种。出版著作的高峰是1934、1935、1936三年，每年都达900多种。1937年后受抗战影响，经济学著作有所减少，但减少并不明显。从著述方式分析，编述类和编著类总和为13879种，占总量的7118%，居第一；专著类3837种，占总量的1968%；翻译类1815种，占总量的913%。编述类占总数的6714%，说明编述是当时经济学界的主要著述方式，但专著比例近20%，已占有不小的比例，自撰与翻译的比例约为91∶9，自撰已占绝对优势，翻译比例非常小。由此可以认为，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经济学著述，已摆脱了完全贩运外国著作的“述而不作”阶段，进入模仿与研究时期。

1949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约1815种外国经济学书籍，其中，1911年前仅34种，民国（1912―1949）年间共1781种。1928―1940年为经济学译著出版的高峰，每年出版均超过50本。1941―1948年因通货膨胀，时局动荡，译著数量有较大程度下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翻译苏联著作就达57本，中国正在进入学习苏联的新时期。

在中国经济学译著总量中，从日本翻译472种，高居第一，其次分别为美国299种，苏联246种，英国239种，德国100种，法国64种，反映了这6个国家的经济学著作对中国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学水准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却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整体影响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直接相关。比如日本，其经济学水准比中国高不了多少，但日文著作在中国翻译却最多，这与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侵略）相关，美国、英国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苏联在1920年后对中国也有极大的影响。从经济学译著上也可看出近代中国成为日、苏、英美这三大势力的角逐场。

近两万册的经济图书，其中有多少有分量的著作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指出了150余种中国经济学名著。[4]著作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外国在华经济学者。内容包括经济史、经济地理、人口、土地与农业、农业、工业、矿业、劳工、商业贸易、交通、中国货币史、中国的银行及银行史、白银与中国币制改革、外汇侨汇及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财政史、财政问题、公债、赋税、岁计与会计、统计物价及物价指数、一般经济、经济计划、外人在华经济势力等23类。1994年叶世昌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简述了58种此时期的经济学名著。[5]方显廷与叶世昌所列名著因选取标准的不同，可能对名著有不同看法，但近代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均已提到。

（二）经济学期刊

经济学期刊是经济学家的载体。1936年张肖梅统计中国经济研究机构达248家，每个研究机构几乎都办有刊物，有些机构办有刊物多种。[6]1936年9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室所藏中文经济类杂志即达1018卷，共有中文杂志420种。

根据《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和《1833―1949年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统计， 1949年前经济期刊共计达2479种，每年创刊数量分布见表2。

统计方法：将上述二书所收期刊目录里明确以经济、建设、农业、工商、实业、贸易、金融、银行、财政、税务、统计、物价、会计、劳工等命名的经济类期刊一一列出汇总，共得期刊2479种，然后对这些期刊的创刊时间进行统计。在2479种刊物中，1912年前出版为31种，民国（1912―1949）年间出版为2448种。

上述2479种经济期刊没有包括社会科学综合期刊，如《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也没有包括各大学的学报，如《燕京学报》、《金陵学报》等。当时发表经济论文还有另一重要阵地，即是时论综合期刊，如：《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学艺》、《中央时事周报》、《复兴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独立评论》、《文化建设月刊》、《时事内编（半月刊）》、《时事月报》、《申报月刊》、《文化建设》、《新路》、《观察》、《中华月报》、《国闻周报》等。

从表2可知，1912年以前经济期刊创刊数量较少，每年仅有几种甚至没有，1928年后创刊数量大幅增加，每年均达50种以上，最高为1946、1947、1948三年，每年创刊均超过140种。20世纪上半叶经济期刊每年创刊数为一典型的上升曲线，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成长轨迹。

在2479种经济期刊中，能坚持出刊两年以上的较少。那么，这些期刊中到底有多少重要的有影响的期刊呢？1946年方显廷在《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列举了133种著名期刊[4]，其中普通经济期刊26种，如：《经济学季刊》、《社会科学杂志》、《经济汇报》、《新经济》等；专门经济期刊107种，如经济史类的《食货》、土地类的《地政月刊》、工矿类的《资源委员会季刊》、金融类的《银行周报》、财政类的《财政评论》、统计类的《统计月报》等。方显廷所列133种重要经济学期刊，类似于今日的“核心期刊”。

（三）报纸经济专栏

报纸为当时经济学家的另一重要场所。各大报纸的时评、社评、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如《大公报》的时评和星期论文，以及《申报》和当时的《中央日报》等报的专论都是引领舆论者。

报纸上的经济专栏，是集中发表经济见解的地方。笔者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副刊目录》统计，报纸经济专栏总量达364种，其中以工商业和经济总论最多。报纸最早举办经济专栏的有：1919年4月《时报》主办的“实业周刊”，1920年1月《时事新报》开办的“工商之友”。影响较大的有1933年3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大公报》主办的“经济周刊”，1932年12月《申报》出刊的“经济专刊”。报纸经济专栏各个时期创刊数量见表3。

从表3可知，报纸经济专栏在20世纪20年代前只有1种，20年代36种，30年代118种，40年代209种。可见20世纪40年代中国虽处于战乱年代，报纸经济专栏却是最繁荣的时期。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经济学著作有19497种，其中专著3837种，译著1781种；明确以经济类命名的刊物2448种；报纸的经济专栏364种，而清末（1911年及以前）只有著作111种、期刊31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二、 经济思想的百家争鸣

民国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时期，时局动荡，思想界出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媲美的百家争鸣。经济思想界也不例外，一时名家辈出，派别林立，争论迭起。本文选取当时经济学界主要探讨争论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述，以期对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情况有一大略认知。

（一）基本经济理论的分歧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主要有三大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然存在，但它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没有了独立形态，附属于前述三大派。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揭露其矛盾和走向毁灭规律。陈翰笙、薛暮桥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学术团体。的《新民主主义论》和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代表作。

中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信奉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该派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工业化），如何防止经济波动（反通胀等），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为代表作。主要学术社团为中国经济学社，对学术界（学校、研究机构等）以及对经济政策都有很大影响。

民生主义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后来成为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兴起了建立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热潮。信奉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者主张将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理论学理化，建立一个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说》被称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该书中心旨在弘扬中国先哲的经济学问，对抗与批驳国内流行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学说，以“树立独立自由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家祝世康建立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社，发行《经济论衡》杂志，出版民生主义经济学系列丛书。鼓吹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主要是与政府联系紧密者，如立法院的陈长蘅、楼桐荪、吴尚鹰与陈伯庄等。民生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

三派之间你来我往的正面论战少，但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往往都要批评其他两种主义。比如：批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都不适合中国，而许涤新则批判全体主义和庸俗经济学，早期的马寅初既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又反对孙中山节制资本说。

三派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生主义经济学由于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争论激烈，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采取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研究取向，不直接争论主义。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影响大大削弱，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以农立国”派的章士钊、梁漱溟等为其代表。总体来看，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潜流通过流行的经济思想而表现出来。三大流行经济思想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态度不同，民生主义经济学提倡中国固有思想，提出“发扬旧道德，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英美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偏向于批评传统思想，唐庆增进而提出整理旧思想，建立新经济科学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思想也主要持批判态度，为此，还批评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言毕称希腊，忘掉自己祖宗的毛病，提出对传统文化应采取去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态度。[7]

除上述经济思想之间的分歧外，每种经济思想内部仍有不同。英美派经济学内部就有留学国别的不同，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不同国家接受了不同的经济学教育；信奉理论的不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歇尔、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哈耶克等各种思想在中国均有宣传者、信奉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内与党外之分（如薛暮桥与王亚南）。民生主义经济学内部也有学者与政治家之分。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

（二）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论争

1928―1936年，中国思想论坛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或中国经济性质的激烈论争。①①有关这场争论的史料可参考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相关研究可参考张问敏著《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和温乐群等著《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场争论缘起于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斯大林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国际的争论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域的论争，以王学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派以《新思潮》为阵地，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中国托派以《动力》杂志为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争论涉及如何估计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他政治人物和学者如陶希圣、何干之、周谷城等人也参与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新思潮》派的王学文、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论证了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质。争论双方均以马克思主义自居，这场论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至1936年，中国经济思想又出现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同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双方论争的焦点为：1农村经济研究对象。《中国农村》派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经济》派则认为应主要研究生产力，即人与自然的关系。2农村社会性质。钱俊瑞等认为中国农村是半封建性质，王宜昌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论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各方面问题，从不同的学科可以将它总结为革命史、史学史、社会史的重要论战，笔者认为，参加这场论战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王学文、、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发表论著也以“经济研究”的名义，因此，该场论争也应该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 经济制度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面对世界与本国的经济危机和日本的侵略，兴起了统制经济思潮，与此同时，批评统制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开始出现。抗日战争中后期，设计战后经济制度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大致有四种倾向，即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自由经济、混合经济。

主张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有沈志远等，他们倾向于学习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快速工业化，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对者认为该模式压低人民生活水平，没有生产、消费和就业自由，计划经济与民主不能并存。和共产党都主张计划经济，然而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却相差甚远。主张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即保留私有制的国家计划；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最终目的是要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全国计划。

主张统制经济的代表人物有罗敦伟、刘大钧等，他们倾向于德日模式，认为统制经济可以快速建设经济，国防强大，并可保留私有制。批评者认为统制经济模式容易使国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主张自由经济的代表人物有顾翊群、唐庆增、蒋硕杰等，他们倾向于英美模式，认为自由经济有美妙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发展和效率。反对者认为价格机制是盲目的，建设速度太慢。

主张混合经济代表人物有谷春帆、马寅初、何廉、吴景超、夏炎德等，他们主张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苏联、英美、德日各国模式之长，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混合经济制度论得到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王亚南却批评指出，混合经济论难以成立，因为每个社会必有一种主要生产关系，不存在混合制度。

以上代表人物仅是大致划分，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常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比如马寅初最初主张自由主义，30年代主张统制经济，40年代主张偏向自由经济的混合经济。

（四）人口问题的讨论

1949年前，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贫穷的一类国家，这两种现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对此，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热烈的讨论。陈长蘅、董时进、吴景超等人认为，中国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太少，已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这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将永远贫穷，并会出现人吃人现象。孙中山、、萧铮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发展潜力无限，贫穷原因在于制度不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存在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即使有此问题，也应该强调增强土地利用，而不应强调自杀性的人口控制政策。

前一派学者均主张控制人口，但对控制人口的原因认识也有不同，陈长蘅认为中国人口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原因，因此主张实施较严厉的节制生育政策。董时进从农业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为保持水土平衡要退耕还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耕地必然会不断减少，因此必须控制人口，以防止人地失衡。谷春帆认为工业化初期，资本筹集艰难，必须暂时减少人口。吴景超认为工业化初期，食品、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值率会大增，必须控制人口。谷春帆、吴景超均认为控制人口为阶段政策。

后一派观点之间也有区别，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多是优势，中国近代以来人口增加率不断下降，可能亡国灭种。萧铮认为应从增强土地利用、发展生产、改良制度方面去解决中国贫穷问题，人多不是贫穷的原因，中国江南一带人多恰恰是富裕的象征。王亚南却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多少问题是枝节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建立一个好的制度。

在争论中国人口是否过剩的时候，1935―1936年，人口与土地的论战爆发。翁文灏、陈长蘅、胡焕庸提出了“中国地大物不博论”，萧铮、汤惠荪、张丕介等地政学院的学者群起反驳之，他们认为翁文灏陈长蘅对中国地力估计太悲观了，中国可耕地多，开垦荒地大有作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就没有人多问题，人多恰恰是劳动力丰富的表示。萧铮的结论是：“土地问题者，非为怨天时之不顺，地力之不厚，而为不良的土地制度之妨碍地利。人口问题者，非为生齿之过繁，而为分布之不均，素质之不良。”[8]

人口多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关于人口的争论近代以来就从没有停止过。控制人口与反对控制人口两种声音很难说哪一个占主流。南京国民政府奉孙中山为国父，加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多还有利于抗战，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还公布了奖励生育政策，三个以上的孩子免费教育。抗战胜利后，“六大”又通过了生育节制的议案。不过，奖励和节制人口的政策均没有认真实施过。

（五）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论战

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以农立国”，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使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工业化。在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如何，传统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界持续出现了“以农立国”同“以工立国”的论争①①相关史料可参看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版）和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争各方大致可分为重农、重工、工农并重三派。

20世纪20年代，重农派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国贫富悬殊、政治经济危机频发，而农国社会安定，农国可以离工国而独立，工国的食品却必须依靠农国，农业为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以工立国派以杨铨、恽代英为代表，他们认为农业国在现代世界不能独立生存，工业化为时代潮流。

20世纪30年代，重农派以梁漱溟、漆琪生为代表，他们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先农后工。重工派以吴景超、刘大钧为代表，他们主张用机械取代筋肉可大大提高生产力，应发展都市救济农村。工农并重派以马寅初为代表，他认为农业不能致富，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所以应工农并重。

20世纪40年代，重农派以杨开道、董时进为代表，主张农业攻势，工业守势；农业要超得过人，工业要赶得上人。重工派以周宪文、王亚南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建立巩固的国防。工农并重派以翁文灏为代表，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主张。

以上三次大的讨论都是由重农派首先发难，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体现了中国重农思想的坚固和强大，这也确实提醒了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不能忽略农业。争论的后期，大家对工业化为时代潮流、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六）土地问题的论争

民国期间，中国地权集中，问题成为包括与共产党等多种政治力量关注的中心，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也成为经济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他们大致可分为三大派，一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宣传彻底平分土地，将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一派以董时进、卜凯等人为代表，反对一切，甚至认为政府二五减租也不应该，佃农生产效率优于自耕农，中国农村经济的中心是土地利用而不是土地分配，主张完全维护地主所有制；一派以萧铮等地政学会会员为代表，主张“税去地主”，“买去地主”，实施孙中山土地涨价归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除上述主张外，阎锡山还提出了“土地村公有”，主张由村公所发行无利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村公有。

土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关于它的讨论有很强的政策性。苏区和解放区实施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政府号称要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公布了《土地法》，宣传和部分实施了二五减租，但耕者有其田却从未实行。

（七）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刘大钧、吴景超、马寅初等人就讨论和设计过工业化方针，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工业化思潮。40年代初，在抗日战争中暴露出中国工业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无情事实，使思想界达成了必须快速发展工业化的共识。在设计各种工业化方案过程中，形成了工业化路径的论争。

关于国防与民生的关系。翁文灏、吴景超主张先强后富，以国防为中心。刘大钧、马寅初等主张先富后强，以民生为中心。

关于重工业与轻工业、国营与民营的关系。翁文灏、简贯三等认为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国营为主，重工业国营。马寅初等主张优先发展轻小工业，民营为主。

关于资本筹集。谷春帆、钱昌照主张利用外资，认为资本无民族之分。丁洪范、祝世康等强调以国内储蓄为主，以防止外资侵略，发展民族资本。

关于规模与速度。翁文灏、伍启元提出一五计划投资300亿元，20年左右赶上德国、苏联。藤维澡提出一五计划投资200亿元，10―15年赶日本。谷春帆设计一五计划投资135亿元，10年左右基本工业化。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工业化的系列著作，刘大钧主持出版了7种，翁文灏、胡庶华、简贯三主持出版了三种，与此同时，张培刚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上述这些重要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经济学。[9]正如张培刚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并不比西方经济学家晚。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而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10]

（八）货币、金融的讨论

货币金融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1912―1949年中国经济处于剧烈的波动中，币值的波动是当时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将货币金融作为讨论的中心，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金融专家，金融研究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相对较为深入的部门。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银（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的大国。银在中国是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却是普通货物，世界银价受制于伦敦和纽约市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银价涨跌左右了中国银价即中国币值，由此引发中国外汇、物价的变动和白银的国际流动。1929年秋冬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物价下跌，银价也应声而落。1930年初，中国出现较大的银价下跌物价上涨，这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大家基本认为银价下跌对中国不利。1931年秋后，英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实施通货贬值政策，世界主要国家物价相继上涨，银价也随之上涨，中国在1932年即出现银价上涨物价下跌现象。1934年，美国更宣布向世界大量购买白银进一步抬高银价，直接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更大规模更热烈的讨论。

法币改革前，中国经济金融学界讨论的中心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刘振东提出了“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顾翊群提出了“管理的银本位制”，即在国外设立汇兑平准基金，以维持汇价稳定。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币制改革方案，如刘冕执的“能力本位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制”，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制”，对所有这些币制改革方案，经济学界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提出放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论，同马寅初、谷春帆为代表的以关税政策达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张争论激烈。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后，关于币制的讨论告一段落。

法币改革后，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1936年出现了“物价稳定与汇价稳定孰重”的争论，上海朝鲜银行总经理服部岱三主张物价稳定，顾翊群主张汇价稳定，马寅初主张二者同时兼顾。[11]1938―1940年，应否维持法币汇价成为讨论主题。马寅初、刘大钧为代表的维持法币汇率派，同以叶元龙、厉德寅、陈长蘅为代表的法币贬值派进行了激烈的论辩。1940年后，讨论的中心为如何反通货膨胀，包括:1收缩与扩充信贷的论争。谷春帆等认为应紧缩生产信贷，减少货币流通，控制物价上涨；章乃器等却认为应扩充信贷以发展生产，增加物质供应，控制物价上涨。2利率高低的论争。刘大钧、吴大业等认为应提高利息，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利率为负，生产变为没有效益的“负号生产”；厉德寅、朱祖晦等认为应降低利息，鼓励生产。3物价直接管制的论争。伍启元认为应加大物价管理力度，打击投机商人；董时进认为政府定价不可能合理，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政府定价不可能成功。4.物价指数储蓄券的论争。蒋硕杰建议以物价指数储蓄券吸收储蓄，储户没有贬值的后顾之忧，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速度；胡寄窗等人认为此办法效果不大，治标不治本，兑现时会加快货币流通。

在进行上述货币金融政策的论争时，经济学家进一步讨论了卡塞尔购买力评价论，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就业论、哈耶克经济危机论等理论。

（九）财政问题的论争

近代以来，民穷财尽，政府入不敷出，财政问题始终是各届政府关注的中心，关于财政的讨论也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召开了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均邀请了经济学家参加。经济学家参与了财务行政的完善，关税自主方案设计，国地收支划分，所得税、遗产税等新税创立的财政改革实践，对每一重大问题，他们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抗战时期，针对愈演愈烈的财政性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征收遗产税、过分利得税、强制发行公债、出售国营企业、田赋征实、粮食征借、节省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等政策。总体来说这些政策除田赋征实外，其他政策收效不大。马寅初于1940年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特别是征收发国难财者财产）以充政府抗战经费的主张，该主张立即引起了各界的热议，反对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政策，战后才能施行。1948年6月，立法院提出了征收财产5%―60%的临时财产税法案，由此还引起了政界、商界、学界的热烈讨论。[12]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等各派之间出现了百家争鸣，他们对基本经济理论、社会性质、经济制度、工业化道路以及人口、土地、货币、财政等问题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成果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近代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7-415.

[2]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J].时事月报,1936(2):92.

[3]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352―354.

[4]方显廷.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J].财政评论,1947(1).

[5]叶世昌.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6]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公私经济研究机关及其出版物要览[M].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6.

[7].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97.

[8]萧铮.中国的土地与人口问题：兼请益于翁文灏陈长蘅二先生[J].地政月刊,1936(5):18.

[9]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0]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33.

[11]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10卷)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374-386.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能源 可持续发展 国际技术 转让

作者 任虎,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7)

“可持续发展”概念首次出现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但是直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宗旨或序言,才开始被诸多国际环境、社会及经济相关宣言或决议普遍接受为一项全球化政策。

可持续发展理论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开始加合国,改革阻碍新生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与日俱增。作为民族自决权之一的经济自决权的保障,确认和维护各殖民地独立国家拥有的对自然资源的永久是联合国的重要工作。因此,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自然资源永久的决议》,在确认“各民族和各部族对本族的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行使永久”的权利同时,要求“必须为各国国家的发展着想,为有关国家人民的福利着想”,但此决议并未提及资源的保护或者水、陆地或生物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初始阶段,因为摆在新型独立国家和地区面前的是如何摆脱贫困以及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人们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1972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警示人们,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为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世界将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而达到增长极限,从而提出“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这一阶段发展利益和环境利益实质上仍然是分开的,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过渡期。

到了80年代,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发展集中到人类应该怎样使自己的增长与自然取得和谐一致,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问题。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环境危机、发展危机以及能源危机是一体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持久、稳定的支撑能力为基础,而环境问题也只有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才能够得到解决,从而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从现在起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付诸实施。虽然布伦特兰报告的采纳成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转折点,但是该报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问题以及人权问题.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一资源环境阶段。

布伦特兰报告建议联合国制定一项关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将该报告的结论转变成一项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并予以实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使得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环境政策的主导概念而获得普遍的支持。1997年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地球峰会+5(EarthSummit+5)”回顾了里约会议之后21世纪议程的履行情况,指出资金和技术的转让、生产和消费模式、能源的使用和运输、淡水的稀少等问题,并呼吁各国履行承诺。这一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以人为中心,而且综合考虑到发展权与环境保护、消除贫穷、健康、教育、妇女地位、技术转让与合作以及国际贸易等广泛的问题,从而使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的概念,此阶段是普遍的可持续发展概念阶段。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执行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方面存在的意见差距不断扩大,所以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没有取得显着进步,制定有效履行可持续发展纲要并实现其目标成为进入新千年之后的主要目标。联合国2000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涵盖着人权、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全面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不难发现,进入新千年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经过20多年的演变,可持续发展已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经济论文)资源维护、消除贫穷、解除贸易屏障、环境保护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环境问题融为一体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政策。

(一)国际技术转让制度的现状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2001年收集的有关国际技术转让文集,有关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多边条约、协定、议定书、国际组织决议以及区域协议多达78个。681按照内容来划分,其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以及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三个方面来规定国际技术转让制度。

1.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技术转让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劳动力城乡流动；流动数量；影响因素

一、 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17世纪威廉・配第认为，工业收益比农业的多，而商业收益比工业的多，这种产业间的收益差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流向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传统和现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流动。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二元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1961年，乔根森对劳动力流动模型做了新的补充，指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了劳动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托达罗提出了二元经济劳动力配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乡相对经济收益，不仅由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决定，同时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概率影响。李对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和中间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距离远近、物质障碍、文化差异等中间因素，他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结果。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借鉴，并根据国内现况提出新的观点。高国力将区域经济收入差距带入托达罗期望收入模型，发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蔡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朱农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中介，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政策演变间的关系，指出在区域初始资本存量较少时，城市政策将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城市需要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入来增加城市的产出，城市政策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肖群鹰和刘慧君研究了我国以往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间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劳动力分布是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际出发，徐育才在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王子成在研究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时指出，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是制度工资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工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决定，并非市场机制下的均衡。

二、 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三、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劳动力城乡流动。

1.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7年（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城镇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就业概率、资本价格。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资本价格、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呈负相关，与就业概率、城镇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实证分析从量化角度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四、 结论

本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实质上是基于对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将明显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定的认知。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这些差异，劳动力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劳动力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减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劳动力就业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增加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假设条件，当0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2006，（5）.

3.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鹰，刘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7，（4）.

5.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11）.

8. 王子成.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9. 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经济地理，1995，（2）.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北京率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研究”（项目号：13ZDA04）；农业部软科学课题“我国城乡一体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项目号：20141001）。

作者简介：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大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王旭，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生；丁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 键 词:中国大陆经济;台湾经济;国内生产毛额;进口贸易

中图分类号:F7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6-0034-03

一､引言

近20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含香港)出口的金额急剧增长,从1990年起超越对日本出口金额,从2002年起超越对美国并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大陆市场对台湾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04年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含香港)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金额的36.69%,创下历史新高｡而进口市场(主要是技术与设备及原料)数十年来由日本主导,一直没有改变(台湾主计处,2006)｡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王光正､邱俊荣(2004)研究的结论指出,“若台湾地区产业的利基在中国大陆中间财市场时,两岸三通后此类厂商利润提高”；反之,“若台湾地区产业的利基在第三地市场(如美国)时,开放两岸三通后,会使中间财价格下跌,进而降低台湾地区厂商的整体利润”｡[1]

台湾经济年鉴(2003)指出,2002年台湾地区对外贸易的最大特色是对外贸易顺差扩增资金呈净流入,经常账与金融账同呈顺差,国际收支综合余额剧增为336.64亿美元,创下历年最大的顺差纪录｡但是,这样的顺差潜藏着经济发展的隐忧｡其一是,商品贸易顺差虽创新高纪录,惟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强劲的进口需求,致对大陆出口的依存度亦创新高,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为291.06亿美元,占全年顺差336.64亿美元的86.46%,比重相当高;在“进口方面”则由于民间投资意愿仍呈低迷,资本设备进口持续减少,国内投资意愿的持续迟滞加上国外直接投资的大幅减少,不利未来的经济成长｡[2]

张传国(2004)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两岸贸易研究的结论:(1)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与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2)台商投资贸易驱动性应是不平衡的,对大陆是逆差效应,这种不平衡效应并不利于两岸贸易的深入发展与两岸经济的融合;(3)在两岸贸易中,对台出口较自台进口具有更显著的台商投资倾向,更有利于推动台商对大陆的投资｡[3]

Markuson和Svensson(1985)认为,假如资本的流动非由关税所致,而资本是流入出口部门而非进口部门,结果投资和贸易的关系就将成为一种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在此种条件下,资本的流动将使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更深化,进一步得以扩大贸易规模｡[4]

本文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以跨国的总体经济资料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台湾地区内生经济现况;另一方面是以中国的总体经济数据与台湾地区内生经济数据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台湾地区内生经济现况,以WLS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由于台湾地区内生经济数据有部分出现负值,以致于无法进行对数转换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先以E-views软件对模型中每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这些变量(时间序列)都是平稳序列｡

2.模型估计｡用WLS法(本研究自变量参数多,存有异方差)分别对模型(3-2)､(3-4)的各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及表3｡它们分别是1987-2004年台湾地区进口贸易模型,对每个模型均又建立了两个模型,模型1是对所有变量进行的估计,由于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及包含某些未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我们将其进行了剔除,得到模型2｡

三､理论模型及变量数据来源

根据上述理论和现实状况的分析,我们分别从国际经济环境和台湾地区内部经济环境两个侧面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对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在国际经济环境下的实证考察

中国大陆及其他主要国家经济对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影响的理论模型可以构造为下面的形式:

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变化=f(中国大陆总体经济,其他主要国家总体经济)+μ

(3-1)

我们选择台湾地区的进口贸易值指标反映台湾地区进口贸易状况｡各国的总体经济以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来作为替代指标｡另外我们选择与台湾地区经济往来密切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列入模型,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新加坡｡

于是根据理论模型(3-1),可将其写为如下形式的线性模型:

Import=β0+β1China+β2USA+β3Japan+β4Korea+β5HongKong+β6Germany+β7France+β8UK+β9Italy+β10Singapore+μ

(3-2)

(二)在台湾地区内生经济变量下的实证考察

中国大陆总体经济与台湾地区内生经济变量对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影响的理论模型可以构造为下面的形式:

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变化=f(中国大陆总体经济,台湾地区内部经济因素)+μ (3-3)

我们从台湾地区资本､技术､贸易､政府､人口等方面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可能影响台湾地区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包括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比重(R&DRatio)､贸易出口额(Export)､贸易进口额(Import)､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政府支出增长率(Gov)､赋税收入增长率(Reven)､人口出生率(BirthRate)､失业率(Unemploy)､投资率(InvRatio)以及对外投资额(OutInv)｡

于是根据理论模型(3-3),可将其写为如下形式的线性模型:

Import=β0+β1R&DRatio+β2Export+β3China+β4CPI+β5gov+β6Reven+β7BirthRate+β8Unemploy+β9InvtRatio+β10OutInv+β11IndRatio+β12ServiceRatio+μ

(3-4)

以下我们将说明上述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及其定义､变量数据的来源｡选取的变量及其定义如表1｡

1.变量的选取和定义

考虑与台湾地区贸易进出口规模､亚洲四小龙､全球经贸地位等因素,选取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韩国､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的GDP值作为实证分析研究的变量｡变量意义见表1｡

2.资料来源说明

资料来源为历年发行的台湾地区国民经济统计季报及统计年鉴｡各主要国家GDP数据来自国际金融统计(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主要经济指标(韩国银行)､主要经济指标(OECD)､金融经济统计月报(日本)､新加坡统计月报､香港统计月刊､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经济指标(台湾地区行政院主计处)及各国官方网站等公布的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中国及主要国家总体经济对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1987-2004)

由表2和模型2考察估计系数后,在其他国家总体经济因素不变的条件下,1987-2004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对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存有正相关显著性影响｡由表2和模型2考察估计系数后,在其他国家总体经济因素不变的条件下,1992-2004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对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存有正相关显著性影响｡

(二)中国经济增长､台湾地区内生经济变量对台湾地区进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1987-2004)

由表3和模型2考察弹性系数后显示,在台湾地区内生经济变量不变的条件下, 1987-2004年和1992-2004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对台湾地区进口贸易总额都存有正相关显著的影响｡

五､结论

1.外部因素能影响台湾地区进口贸易的规模,如: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正相关)等等;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会影响台湾地区的进口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印证近20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增长对台湾地区的进口贸易影响是具有正面效益的”｡

2.内部因素影响台湾地区的进口贸易额,主要因素有出口贸易额､投资率､R&D占GDP比重(正相关);服务业比重､工业比重(负相关)｡

3.本文的实证分析研究,adj R2值较高(接近于1),是采用WLS方法估计,在自变量多,样本数据期间短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由于样本数据期间短,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能力较不足,研究结论仅供参考及未来经济趋势预测｡

参考文献:

[1]王光正,邱俊荣.垂直相关市场与最适出口贸易政策[J].经济论文(台湾中研院经济所),2004,32(2):360-386.

[2]经济年鉴[M].台湾经济日报社,2003,123-138.

[3]张传国.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互动效应的实证分析”[J].台湾研究集刊,2004,(4):67.

[4]Markuson,James R. and Lars E.O. Sevensson,“Trade in Goods and Factor with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5,26(1),175-192.

[5]梁琦,施晓苏.中国对外贸易和FDI相互关系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4,3(4):839-858.

[6]张传国.台商投资与两岸贸易互动效应的实证分析[J].台湾地区研究集刊,2004,(4):67.

[7]Brander,J. & B.J. Spencer(1985),“Export Subsides and Intem-atiooal Market Share Rivalry”Joumal of lntematioml Economics,18,83-100.

[8]Eaton,J and G.M.Grossman (1986) “OptimaJ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loy,”Quarterly Joumal of Economics,101,383-406.

[9]Ishikawa,J. and B.J. Spencer(1999) “Rent-Shifting Export Sub-sidies wiih an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Joum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s,48,199-232.

[10]Markuson,James R. and Lars E.O. Sevensson,“Trade in Goods and Factor with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5,26(1),175-192.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　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　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　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 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 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　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刘文把百亩以上的大户判定为地主富农，是从他们出租土地面积较大这一角度立论的。但郑先生认为这是“文章作者对近代华北的土地分割状况不太了解”，因为华北土地分块极其零碎，对于农事极其不利，所以各农户既租出、当出土地又租进、当进土地，“目的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换种，这是对农业生产有利的”。郑文此语为读者构想了一幅极度自由的无磨擦的土地交易世界，可惜在笔者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近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中，我们都不曾找到类似的所谓“换种”的记载。相反，在有关定县土地调查的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中，作者则特别强调，这种分散状态，“使土地合理化的管理与土壤的改良，都不容易实现”，“是目前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下），《社会科学》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杨懋春先生对其家乡山东青岛台头村土地交易现象的描写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类学证据。在那里，“一个家庭从邻居那里买下的往往是小片土地。把这些碎块土地重新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两三个土地所有者同时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不到迫不得已是绝不会卖地的，因此几个家庭同时不得不卖出土地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何况土地的这种极度分散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小农的一种风险分散机制。杨指出，“在一个村庄，土壤的贫瘠程度相差也很大。土地的极度分散使得某一质量的土地不致全部为一个或几个家庭所有，从而减少了任何一个家庭颗粒无收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土质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一个在几个地方拥有土地的家庭可以种植多种作物，他们多少能从土地上得到回报，因而可以自给自足，很少需要交换。”（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显然会抵消可能会出现的所谓“换种”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