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范文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1

论文关键词 气候变化 森林 立法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危机和严峻挑战，事关人类生存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当今，人类总结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无外乎两个，一是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二是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减缓能力。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林业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我国政府高度关注森林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实地作出调整林业的政策和经营指导方针。但从法律的角度讲，森林法应积极回应气候变化问题，适时进行制度创新，是林业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法治保障。

一、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当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关乎每个国家、行业和公民的利益。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行动和举措。2007年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简称《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简称《政策与行动》）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文件。在《国家方案》中，明确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中。在《政策与行动》中，鲜明指出林业是我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按照《国家方案》的要求，2009年国家林业局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简称《林业行动计划》）是《国家方案》相关措施的具体化，以贯彻落实《国家方案》赋予林业的任务。是对未来四十年（2050年）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

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森林是陆地生态平衡的调节中枢，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储库。森林资源在减缓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固碳所具有的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2009年6月，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林业特点做出的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可见，我国林业建设责任重大、加快林业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二、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困境

我国林业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历史留给我国的现实是：森林资源非常缺乏，欠账过多，林业面临很多困难，制约了发展和建设目标的实现。究其原因，诸多因素中，法制建设滞后、没有完备的法制保障是关键。

我国林业建设的基本法《森林法》施行以来，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提高人们保护森林与环境意识、树立林业法制观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行森林法中的植树造林、林地用途管制、森林限额采伐、林木采伐许可、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都含有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元素，对增加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提高森林覆盖率、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现行森林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虽然经过修改，但还是具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森林法》已经不能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根据生态平衡和气候变化的需求对该法作出适当的修改，事在必行。我国森林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森林法》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我国现行的森林法制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家的主导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由于建设初期，气候、生态和环境问题没有凸显亦未引起广泛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森林法，还不可能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全局高度来进行立法规制。虽然森林法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也提出了“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但其中反映出来的是以木材生产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林业发展理念，立法受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支配，通过对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注重于保障木材和林产品的可持续产出和供给，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木材的需求。没有体现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作用。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使林业生态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而森林法又没有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进行适时的修改，而使其与现实严重脱轨，影响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功能的发挥。

（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保护制度

林业在生态建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全球气候异常所带来的灾难，及伴随的次生生态灾难的常态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林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的主要地位和在生态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在森林法中还缺少制度保障。如目前我国实施的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均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推进的，虽然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缺少法律的规制和保障。此外，与立法相配套的制度不完善。现行林业法律、法规虽然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法律制度和内容的规定上，还不具体系统，甚至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更没有形成与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三）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措施大都是通过党和政府颁布的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对一些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缺少基本法的依据。如森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功能源于其强大的碳汇能力，但有关林业碳汇的增汇、固碳、和林产品替代”及碳汇交易、碳汇生态补偿等制度在森林法中是空白。如何将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法律化应是是森林法修改的重点。

三、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的修改与完善

用法律的手段去规制影响气候变化的行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整合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森林法应对气候变化的配套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森林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

在森林法的修改中，首先要确立正确的符合生态规律和林业发展的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3年6月的“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将修改森林法的总目标定位为：“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这为森林法的修改指明了方向和政策依据，根据这一立法的总目的，笔者认为：“森林法修改的立法宗旨是“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体现森林的生态效益，发挥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在森林的经营、管理、效益、生产中要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实现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是森林法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

（二）确立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生态保护制度

当前，我国林业正历史性地转向以生态建设为主。林业的指导思想已由“木材永续利用”发展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的核心问题由利用变成了经营。森林的价值已不是传统的木材，生态需求已成为社会对林业的第一需求。森林法应为林业的生态功能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明确生态保护在森林法中的地位。增加有关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天然林重点保护、森林结构调整、提升森林质量、增加碳汇能力、在节能减排、开拓碳汇容量、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

（三）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

为应对气候变化森林法应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体现林业的气候功能，填补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制度缺失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

国家林业局的《林业行动计划》规定实施的22项主要行动，包括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和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出的又一大步。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这二个组成部分进行修改和完善，将政策的宣誓通过森林法的修改形成国家意志。

1.减少森林退化的法律制度

主要包括.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制度。植树造林制度；在植树造林方面，我国森林法以原则性宣示“植树造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国务院于1982年制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在政府主导下，我国人工造林面积保持世界首位，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实施主要靠政策推行，靠公民的自觉。缺少稳定的法律制度保障。森林法的修改应围绕公民义务进行强化，追究不履行义务者的法律责任。封山育林是我国培育保护森林资源的一项重要营林方式，是实施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但《森林法》中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为了降低森林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森林退化，提高森林覆盖率，应将封山育林作为一项基本的森林保护法律制度确立下来。

2.增强森林碳汇的法律制度

包括森林的碳汇交易和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这二项制度在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确认。碳汇交易是林业气候法的典型制度，是创新林业发展机制、突破林业发展瓶颈、促进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的新举措，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碳交易制度的确立势在必行。碳汇交易的实质是以市场化手段对森林在气候方面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我国必须建立基于森林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

3.森林可持续经营法律制度

近年来，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这种理念已日益受到重视。但也仅是在政策层面，法律上缺少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2

 

从部门法角度而言，我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法”兼具有经济法和环境法的部门法特征。就“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而言，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法”之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必然意味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即运用财税金融等手段对高碳产业、高碳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高碳技术研发、高碳消费行为进行监控和规范，对低碳行业、低碳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低碳消费行为进行鼓励和促进。就此而言“应对气候变化法”所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属于结构性经济问题，所以准确地说“应对气候变化法”应当属于宏观调控法的重要内容。就其作为环境法的组成部分而言，国内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属于各国为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等所规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义务的结果。换句话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其他国际环境公约一样都属于全球环境治理方面的国际公约，气候变化问题显然属于环境问题。国内法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与旨在解决其他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的法律一样也应当都属于环境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在进行修订，由于队0、全氟碳化物、黑碳等温室气体(温室效应物质)也属于大气污染物，再加上由于化石能源利用导致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根同源，所以，在立法、修法或者进行具体法律制度设计时，应当注意气候变化问题和大气污染问题的协同治理。为此，也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当借鉴美国将温室气体视为大气污染物的做法，借《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机将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规制。这样就避免了单独立法的麻烦，也减少了部门间的冲突。应当说这种主张有其合理的方面，也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立法选择。

 

但是，也应当看到：第美国联邦层面将CO:等温室气体视为大气污染物并将其排放纳入《青洁空气法》规范之下的做法是无法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的无奈之举;第二，我国台湾地区曾经将C〇2等温室气体视为大气污染物，并依据大气污染排放申报制度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申报，但是目前台湾地区已经制定了专门针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行为的《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从理论上分析，将温室气体视为大气污染物并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其排放进行规制的方式可能存在下列问题:第对传统空气污染物排放的规制措施不_定适合对C〇2等温室气体的规制，如以排放浓度控制为基础的规制方式。第二，对传统空气污染物的控制技术不_定适用C〇2等温室气体。对传统空气污染物(颗粒物、S〇2、CO、〇3、悬浮微粒、氮氧化物、铅等)排放通常采取末端控制方式,可以采取“最佳可得技术’“最佳经济技术”，如成熟的脱硫脱硝除尘技术;而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言，往往缺乏成熟的末端控制技术如脱碳技术，即便存在末端控制技术(如CCS),但该技术自身也并不成熟，还谈不上商业化运用。即便脱碳技术成熟了，脱碳之后，碳的处置(碳封存)也是_个问题。第三，通过诸如“清洁空气法”等大气污染防治立法难以实现对所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规制。传统空气污染物伴随工业化进程产生，因此，各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重点集中于工业废气排放控制。但是温室气体的来源则要广泛得多，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也占相当比例。另外，虽然美国目前通过判例法将C〇2解释为空气污染物，并且在《清洁空气法》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并不表明这种做法就是控制C〇2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佳选择。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不足以充分体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在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广度和深度。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89年《环境保护法》进行了修订。

 

立法机关在对该法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显然对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发展等问题给予了考虑。这可以清晰地在《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6条即“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得到印证。然而，《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似乎又对当下和将来的应对气候变化及其立法缺乏充分考虑。因为纵观该法的全部法律规定可以发现，该法仅仅对“公民”提出了‘‘低碳”生活的要求。尽管公民低碳消费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但是毫无疑问，企业的低碳生产才应当是减缓气候变化立法的重点所在。另外，《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在多大程度上对适应气候变化进行了考虑，也非常让人怀疑。所以，尽管学者普遍认为我国需要一部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但是显然《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与环境基本法的地位还有很大距离。12或许正是基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将2014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定位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3

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他司局不同，气候司没有具体项目审批权。那么，机关定位转型是不是就没有那么迫切和必要？如何认识“该不该转”、“为什么转”和“转什么”等问题？

“通过深入学习讨论，全司上下统一了思想，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对加快气候司机关定位转型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形成高度共识。”气候司司长苏伟表示，“气候司推进机关定位转型，主要体现在转变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和管理作风，不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顶层设计，强化服务意识等。具体看来，必须要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相统一，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相结合，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发挥绿色低碳发展对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推动作用，形成培育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倒逼机制，为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贡献一份力量。

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每个星期一下午，都是气候司的集中学习时间。今年以来，先后7次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全司干部深入学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战略判断、落实“三严三实”要求等重要文件，认真贯彻中央领导近期对委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结合活动，气候司将规章制度、管理、学习制度、廉政建设等相应的规则，印成蓝色小册子，人手一册。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全司干部推进机关定位转型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气候司还结合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研究调研工作，由司领导班子成员带队赴地方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听取上海、广东、山东、浙江、江苏等7个省市相关部门对气候司开展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及“十三五”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建议。3月30日，气候司还与就业司召开专题座谈会，就“绿色就业”、“最后一公里”等问题进行交流。

“推进机关定位转型要与法治机关建设相结合，不断加强建章立制工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力争把气候司建设成为民主决策机制更健全、制度设计更科学、工作流程更规范的法治型机关。”苏伟表示。

我国既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同时也是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这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风范。去年末公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也提到，2030年左右我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

“我们向国际上做了承诺，做了宣示，这将倒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推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苏伟表示，“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围绕我国2050年低碳发展路线图，气候司加快推动低碳发展宏观战略总体思路、总报告和各专题研究，牵头完成了《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总体思路研究报告》。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制度安排，既有宣示性，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认真对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有操作性，有相关的制度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保障。”气候司综合处处长马爱民表示。

马爱民表示，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法》初稿已经完成，确定了法律框架，正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并进行修改，争取在年内完成，明年上报国务院。另外，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暂行办法，今年也有望上升到条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缺少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支持。国内明确了到2030碳排放峰值目标，要落实和完成，迫切需要法律保障。”马爱民说。

“温室气体不是大气污染物，现有的大气污染等法律涵盖不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缺少法律依据，工作很难做。”马爱民说，“政府在过去若干年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不断深入，为制订应对气候变化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比如碳交易试点、低碳城市、低碳园区、低碳社区的试点等。同时我们也编制了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摸清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家底。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核算和报告这些基础能力建设上也有了显著进步。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制定了CDM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自愿减排的交易办法、低碳产品认证的办法和碳交易的办法。地方政府如青海、山西也了应对气候变化办法。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也有相应的地方法规，这为我们制定全国性的法律奠定了基础。”“因此，制订应对气候变化法并非‘空中楼阁’。”马爱民说。

另外，国外在气候变化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立法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为我们提供了基础。如日本政府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制订了世界上首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韩国政府制订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构筑了绿色增长的基本框架，今后将依法全面推行低碳绿色增长计划。

“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大多属于专项法，比如征收碳税，覆盖面相对较窄，而我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应该是一部综合性法律。要通过这部法律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同时确定社会各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权责关系。简单来说，要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马爱民表示，在突出制度性的同时，也会兼顾法律的前瞻性、宣示性及可操作性。

激活市场：推动企业低碳转型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参谋助手，承担了很多管投资批项目搞规划的任务，在新的形势下须抽身出来，让市场和地方发挥作用。”气候司国内处处长蒋兆理对“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深有体会。

“我们分两批选了42个省市地区进行低碳试点，并在2011年10月启动全国碳市场试点。截至去年，已经建立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重庆、湖北、深圳7个全国碳交易试点。”蒋兆理表示，“用碳市场的方式，规定企业排放上限，给企业充分的选择权，可以根据减排成本的大小和碳市场的情况自主决定是自己来减排还是购买服务让别人来帮自己减排。这样，企业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回旋余地。”

从试点情况看，成效很显著，试点省市的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高于非试点省市。而且，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相比，试点地区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也高出不少。

“7个碳交易试点也很成功，证明这种机制在中国是很有效的，甚至比欧美等国家的企业更有效地转型升级，提高了减排积极性。”蒋兆理说，当前除了湖北和重庆还没有完成一个交易周期（发放配额、交易、核查、履约），从已经完成履约周期的上海、深圳等地来看，企业的履约率达到90%以上。

“2016年，我们要打造低碳省市的升级版，从42个省市选出10个左右具有推广价值、绿色转型做得好的省市作为示范，参与国际对标和交流。”蒋兆理表示，“另外，还将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碳市场有自身的规律，7个试点实践证明，逐步达到规模后，通过市场发现减排成本、确定减排价格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确定碳排放的总量和分配碳排放配额必须依赖强有力的制度和政策。”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4

内容提要: 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 经济 社会 发展 全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 法律 体系，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走上法制化轨道。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本文分析了近期主要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动向，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突出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等。

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措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和量化减排目标。为履行国际义务，主要发达国家陆续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确认本国的排放控制目标，实施以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等为主要途径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并辅之以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等市场机制，以期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前后，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国际谈判策略和国内发展的需求，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出现了一些重要动向。分析研究这些动向的内容、背景及其战略意图，对我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艰难前行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这是气候变化立法首次在美国国会全院大会获得通过。WWw.133229.cOm但随后，与之匹配的参议院立法进程进展缓慢：2009年11月，参议员克里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就业与美国能源法案》提交全院大会讨论未果，2010年5月，克里与参议员李伯曼联合提出了《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讨论草案）》作为新的立法版本，使得本届国会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1 《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简介

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与独立，促进国内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就业。内容包括七大部分：（1）促进国内清洁能源发展；（2）减少温室气体污染；（3）消费者保护条款；（4）保护和增加就业；（5）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6）防止气候变化侵害，即适应气候变化项目；（7）预算条款。

国内能源发展突出核能、海上油气开发、煤清洁利用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法案要求政府支持核能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核电项目担保贷款、投资赋税优惠，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对海上油气开发的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赋予沿海各州否决在本州海岸线120km以内开发油气资源的权力；对燃煤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做出规定，要求政府每年提供不少于20亿美元支持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运营；支持开展 农村 节能项目和州立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效项目；加强与发展电动汽车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要求各州和大都会区提出 交通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计划；建立清洁能源技术基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以确保美国在先进能源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

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法案要求自2013年起实施全国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主要管制年排放温室气体大于等于2.5万t二氧化碳当量的实体。要求受管制的排放实体，年排放量不得超过其拥有的排放许可量和各种合规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量。美国国内的排放许可、碳信用以及法案规定的部分外国排放许可和碳信用可在美国市场进行交易。电力部门将于2013年起受管制，而制造业将从2016年起。交通部门实施类似于“排放税”的制度。

作为与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相匹配的参议院版本，本法案对排放许可的分配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对纳税人能源消费权益的保护，对维护碳市场稳定进行了更多规定，并提出更加严格的“碳关税”条款。

1.2 立法前景不容乐观

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对《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的支持，但参议员在气候变化立法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十分明显。法案在2010年年底时如果尚未经参议院通过，并经两院协商一致，则将因本届国会任期届满而被废除。但在为时不多的本届国会任期中，《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如果要得到参议院立法表决通过，必须通过终结辩论程序，方能提前提交大会进行立法表决。就目前参议院席位看，力推气候变化立法的民主党难以获得通过终结辩论所需的60票支持。同时由于国内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减弱和怀疑上升，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迟缓，加之2010年年底有32位参议员面临换届，因此，预计参议院在换届选举前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态度将趋于保守。而民调普遍显示，共和党将在本次换届选举中胜过民主党，因此，一旦本届参议院未能通过《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以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很难进行气候变化立法。

2 日本提出原则性的立法方案

2010年3月12日，日本内阁提出《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伴随日本政坛变动，其立法前景也出现变数。

2.1 法案对日本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原则性规定

《地球温暖化对策基本法案》立法目的是在减排温室气体、降低温室效应对地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通过尽可能降低能源供给对化石燃料的依存程度、率先促进能源供求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确保经济发展、稳定就业、能源供给和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当前及未来国民健康生活。

法案要求全国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25%，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公平减排协议的基础上；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但这将建立在全球达成2050年减排50%的协议基础上。

法案责成环境大臣在征求民意的基础止确定行动计划，并由内阁会议决定。其中，要求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税制“绿色化”改革、可再生能源电力定价，全额调配制度，促进核电发展，提高能效，促进 教育 、研发等。

2.2 法案的立足点

与美国法案类似，日本法案也将产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质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础。由于日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美国的48%，欧盟27国的60%，已经属于能源消费经济性很高的国家，因此日本 工业 界对法案提出的减排目标表示怀疑。例如丰田公司认为在2020年以前难以实现绿色技术的突破，因此对实施类似于欧洲的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表示担心。为此，日本环境大臣表示，日本实现上述目标将更多地考虑居民居住部门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例如采取安装双层玻璃、集中供热、节能灯、太阳能电池，以及鼓励发展混合动力汽车等措施，而不是仅仅限制工业部门的排放。

法案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必须同与能源有关的措施相协同，要求通过普及能源利用效率高的设备和节能建材、加强建筑节能、提高交通效率、促进提高能效的智能化等节能和提高能效措施，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措施，同时通过加强相关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

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法案中除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外，对中期和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均设立了生效条件，即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形势相协调。同时，法案要求政府努力促成国际社会达成上述附加条件中的规定，这与美国法案要求政府促成全球平等减排的目标一致。

3 澳大利亚转向能源利用专项立法

2010年4月27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宣布，由于难以在国会获得足够的支持票数，以及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的迟缓，政府决定暂缓将《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提交国会审议。但同时，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修订和《建筑能效标识法》立法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3.1 搁置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

《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旨在通过建立排放限额与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法案主要内容包括：确立国家排放限额，规定澳大利亚排放许可和其他可采用的排放许可与减排量，建立澳大利亚国家排放许可登记簿，规定受管制排放实体及其法律义务，对能源密集型和受外贸冲击型 企业 实施补助，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核查、信息披露和公告，防止欺诈等。与美国和日本的法案不同，澳大利亚法案是完全旨在减排温室气体：履行国际义务的法案，没有提出对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支持。

法案曾于2009年6月4日通过众议院三读审议后，提交参议院审议，但分别于2009年8月13日和12月2日两度被参议院否决。在进行重大调整后，工党再度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并且于2010年2月11日顺利通过了众议院的三读审议，但参议院仍未通过该法案。陆克文表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前（即2012年以前）不再提交国会讨论《碳污染减排计划法案》，除非美国、印度等国的减排政策与行动更加明确。

3.2 力推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

尽管单纯减排温室气体的立法进程受阻，但澳大利亚积极促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法，以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近期先后于2010年2月26日和3月18日提出了修订《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和制定《建筑能效标识法》。

为确保实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20%的目标，澳大利亚政府将《可再生能源目标法》拆分为《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和《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并进行修订，以促进澳大利亚不同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原《可再生能源目标法》于2001年4月1日通过，设定了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9500gwh的目标。根据新的目标，预计2020年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达到4.5万gwh。为此，《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目标法》规定了2011-2020年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目标，到2020年须达到4.1万gwh。同时，《小规模可再生能源计划法》将对小规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热水器等，提供补贴，其额度为每1单位“可再生能源信用”（相当于发电1mwh）补贴40澳元，并且不设上限，以辅助实现国家目标。

《建筑能效标识法》旨在建立国家大型商业建筑的建筑能效标识制度，要求面积大于2000m2的大型商业建筑在交付、销售、出租、转租和进行相应广告时，提供建筑能效标识，以促进开发商和运营商采用有效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此外，近期澳大利亚政府还就修订建筑能耗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于2010年年底形成新的方案。

4 其他国家和 经济 体立法动向

4.1 欧盟通过专项性的《建筑能耗指令》

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5月18日通过了修订的《建筑能耗指令》。该指令旨在加强2002年12月16日通过的《建筑能耗指令》中的相关措施，以取得更显著的建筑节能效果，为实现欧盟提出的2020年减排温室气体20%和节能20%目标，提供相对低成本的手段。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统一欧盟成员国设定本国最低建筑能效标准的算法，要求新建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所有建筑在进行主要结构改造和功能设备系统改造时满足最低建筑能效标准要求，成员国制定并以政府部门带头实施低碳或零碳建筑方案，对建筑进行能效认证，加强对暖通系统运行状态的检查等。

4.2 英国通过专项性的《2010年能源法》

2010年4月8日，英国《2010年能源法》生效。该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示范、评估与利用的相关活动，规范电厂发电低碳化与采用ccs技术相关事宜，规范电力和燃气市场管理局以及国务大臣与之相关的职能，规范发电许可和电力与燃气供应商相关事宜。

4.3 加拿大众议院通过原则性的《气候变化责任法案》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于2010年5月5日通过了《气候变化责任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加拿大能够履行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共包括13条。法案设定全国2020年的减排目标比1990年下降25%，2050年比1990年下降80%，要求政府通过设立排放标准、建立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出台财政激励政策等措施，实现上述国家目标。

5 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立法进展，为我国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促进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实现可持续 发展 ，提供了 参考 。

5.1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美国本届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与上一届国会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上一届国会涉及到减排温室气体的气候变化立法几乎都是就气候变化问题论气候变化问题，并部署全国的减排行动，但这一届国会的三份主要立法，均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能源安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三大战略相联系。日本提出的法案也是将节能、提高能效、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技术创新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这表明，美国、日本减排温室气体的根本目的，不单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国际压力，更多的是从本国发展战略考虑，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在全球的地位服务。我国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也应当从国家全面发展的角度，综合看待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并做出相应的部署。

5.2 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是立法的核心

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进展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不能与能源政策相割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能源发展问题；全球各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措施，主要还是能源生产和利用方面的技术和措施。气候变化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是远期制约，减排温室气体问题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环境容量不明确、各国排放权的产权不明确之前只是道义上的问题，属于软约束；而能源问题对发展的影响，对任何国家而言均是现实制约和物质基础的制约，属于硬约束。因此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进程才会时疾时徐，却始终把能源政策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问题。我国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和政策时，应重点从突破能源对发展的硬约束考虑，以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与独立为主体，水到渠成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不应将远期和国际软约束作为制定战略的优先考虑。

5.3 政策应获得公众广泛支持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5

关键词：城市化 气候效应 影响

城市化对气候影响，气候变化对社会、环境经济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IPCC在1995年的气候变化第二次评估中指出：在今后几十年中，明确地检测出在大部分生态和社会系统中气候引起的变化会是极为困难的。这是因为这些系统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它们之间有许多非线性反馈及其对众多同时继续发生变化的气候和非气候因子的敏感性。目前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城市化气候效应研究

城市气候的研究是伴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和发展的。而真正系统地研究城市气候，是自19世纪初期英国的Luke Howard(1772-1864)的《伦敦气候》一书开始。继Howard之后，法人E.Renon(1815-1902)对法国巴黎城市气候作了有价值的研究。

在19世纪，城市气候研究多以气温为主，只有少数文献涉及雾和降水。到了20世纪，城市气候研究的要素越来越多。Schmidt（1919）对城市内部不同景观地区的小气候进行研究，于1927年首创利用汽车装备气象观测仪器做流动观测。与此同时，Schmass（1927）研究慕尼黑城市对降水的影响，认识到城市下风方向降水有增多的现象。KratZer（1937）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城市气候研究工作，著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描述城市气候的特征和现象为主的通论性的城市气候著作《城市气候》，此书在世界城市气候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城市气候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方法都有显著的发展。到60年代末，其进展速度更快，陆续发表了不少关于城市气候研究的论著。1968年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气候学委员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的城市气候会议“城市气候和建筑气候学讨论会”。此次会议之后，“METROMEX”（1970）开始制定和实施，它标志着城市气候研究的新发展。

进入80年代之后，城市气候的研究更有了显著的进展。Landsberg在1981年发表的《城市气候》一书，这是继KratZer(1956)之后，对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城市气候研究工作的总结，系统地分析了城市和郊区气候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周淑贞、张超（1985）的《城市气候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城市气候专著。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对推动世界和我国城市气候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城市气候的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夏中国气象学会气候学术会议在庐山召开。1982年9月中国地理学会在福建厦门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城市气候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城市气候论文集。我国国家教委科技司为了促进我国高等院校城市气候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协作，于1985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城市气候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全国高校城市气候研究中心”。此后，该中心分别于1987年4月和1990年6月在上海和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城市气候学术研讨会。

我国城市气候研究主要在城市环境特征及其应用、城市的大气质量和污染、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等方面，但分析较多的是城市热岛和逆温等问题。张一平，何云玲（2002）探讨了昆明城市热岛效应呈立体空间分布特征。何萍，李宏波（2003）找出了我国不同城市热岛强度分布特征，发现城市热岛强度的变化规律。郑祚芳等（2007）研究了近30年来城市化进程对北京区域气温的影响，认为城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是导致局地增暖的主要因子。任春艳等（2006）研究了西北地区城市化对城市气候环境的影响，证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对气候的影响不完全符合库次涅茨曲线特征。以上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城市化对区域气候的影响机制。

随着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也相应出现了一些先进的有关气候的观测仪器，这更加利于气象学专家及学者开展城市气候研究。在此期间，城市气候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研究也取得一些结论：城市热岛、逆温、风和降水对大气污染有明显的影响，而大气污染对太阳辐射、透明度也有明显影响（李星敏，白爱娟，2009;白美兰，2006;赵晶等，2001）。除了研究上述这些城市对城市气候产生的影响外，随着人们对城市气候的认识逐步深入，研究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

2.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

刘惠民和邓慧平（1999）认为目前针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基本研究方法有：（1）未来气候情景。主要有四类：一是假设的情景；二是用古气候、历史气候和现代气候资料推测的气候情景；三是根据大气环流模式(GCMs)CO2倍增数值试验结果产生的气候情景；四是综合气候资料时间序列分析法推测的未来气温、降水变化和GCMs预测的温室效应引起的气候变化生成的气候情景。（2）专业-气候模式，是指在影响研究中，被气候变化影响的对象，可分为经验统计模式、动力模式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统计-动力模式。

受人为活动干扰较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其地理分布、物种的物候学特性以及灭绝等变化主要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因此，可将其作为指示性指标，评估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IPCC WGII，2001a)。近年来，国际上已经开发了多种方法鉴别气候变化对非生物和生物系统的影响，如利用青蛙、蝴蝶等作为检测指示性物种识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推测气候变化对自然系统的影响。

丁一汇（2009）认为对于农业、水资源等社会经济系统，由于受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难以分离气候变化对这些系统的单独影响。在农业影响评估上，20世纪90年代应用GCM预估气象要素月均值，作为作物模型的输入进行站点上的影响评估。21世纪初，利用PRECIS进行降尺度分析，构建高分辨率的气候变化情景，与空间CERES作物模型嵌套（熊伟，2004）。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的主要方法有：（1）实验室模拟和野外观测实验法；（2）历史相似或类比法；（3）数值模拟和预测的方法。对于水资源的影响评估主要集中在敏感性分析上（扬华庭和王芳，1996)。

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模型包括：经济损失值、生计损失值和经济风险值3部分。评价方法采用IPCC的通用方法。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在建立自然灾害变异指标(如震级、干早指数、风浪等级等)、自然灾害损失评价指标(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自然灾害分级标准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马宗晋，1988;高庆华，1991;王雪臣，王守荣，2004)。

目前评估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性的方法大多通过构建未来社会经济变化的情景，利用气候模式对未来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进行情景预估。但情景分析不同于预测，并不力图描绘被研究对象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2000年出版的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提出了4种全球未来可能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通过对相关假设和特征的量化，衍生出多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是评估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影响的基础。在SRES所构建的社会经济情景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经济增长、技术变化、能源、土地利用、社会公平性、环境保护和全球一体化。

中国进行气候变化情景构建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1)增量情景。(2)CO2倍增情景。(3)渐进递增情景。

中国为应用区域气候模式（RCM）发展气候情景作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并应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中。国家“九五”科技利用RegCM2(高学杰等，2003）模拟了CO2倍增情境下中国的区域气候情景；2002年，中国科学家引进英国Hadley气候中心的RCM-PRECIS，将HadAM3H的预测结果降尺度分析到50km的水平格点上，构建了中国的区域SRES气候情景，并已应用于农业、水资源、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估研究中（许吟隆等，2003；2006）。

目前进行气候变化影响研究工作只能根据各种方法，研究制定未来气候构想或称未来气候情景(Scenario)（Gleick PH.），近年来有些影响研究已采用相互作用方法和集成方法（Norman JR，Pierre RC，Kenneth DF，et al.，1993；Dowlatabadi H，Morgan MG，1993）。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生产的全球重构与转移以及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完善，现有城市群将加快发展，城市下垫面性质改变以及热释放、大气污染、水污染而导致城市区域淡水短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日趋显现，城市热岛效应加强。气候变化背景下，这些问题可能强化甚至恶化，沿海城市群未来面临的环境和灾害问题可能更趋于复杂（董锁成，2010）。李刚（2010）通过研究发现皖江城市群的生态占用是生态供给的近4倍，可持续发展能力欠缺。郑斌（2008）认为城市群的环境问题的成因首先是地理气候的因素造成污染物的转移，其次城市群对于资源利用的同质性造成环境污染的叠加效应。

3.解决途径研究

为解决上述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气候负面影响，须提倡低碳经济，而碳交易市场是整个低碳经济的基础和关键。钟劲松（2010）认为碳交易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承认碳排放的所有权，合同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目标。

有关排污权交易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排污权交易内容的界定。Stavins (1994) 认为，一个完整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应包括以下八项要素:总量控制目标；排污许可；分配机制；市场定义；市场运作；监督与实施；分配与政治性问题；与现行法律及制度的整合。

3.2排污权拍卖的问题。Hahn (1984) 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影响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效率。因此，选择合适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案是至关重要的。1990 年美国国会在关于《清洁大气法修改方案》的辩论中，提出了三种初始分配方案:公开拍卖、固定价格出售和免费分配。

3.3排污权交易中的市场势力问题。Burniaux (1999) 认为，在排污权交易市场，通常存在两种类型的市场势力:一是成本最小化操作，也称为利润最大化操作；二是排他性操作。Hahn (1984) 研究了排污权交易市场上，当一个企业具有市场势力，其他企业都是竞争性企业(价格接受者) 的情况下，市场均衡是如何变化的。Tietenberg(1991) 认为，市场势力使得新排污企业偏重污染的治理; Godby(2000) 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检验了上面两种类型的市场势力的存在性。（4）排污权交易中的交易成本问题，Stavins (1995) 认为，交易成本在市场中无所不在，因而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是决定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Cason (2003) 用实验方法验证了Stavins 的观点。

3.4排污权交易中的企业监督问题，Malik (1990) 认为，企业的违规行为降低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效率。因此，在设计排污权的交易机制时，必须考虑企业的违规行为。Stranlund(1999) 研究了排污权交易体系的外部监督和实施问题，并研究了管制者应如何分配资源来监督和处罚违规企业。

中国关于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较少。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在境外展开，绝大部分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的形式进行的（钟劲松，2010）。目前，国内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刚刚起步，既没有碳证券、碳基金、碳期货、碳掉期交易等类型的碳金融衍生产品，也没有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郭清马，2010）。

有关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顺序方面，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呈现出政府热心推动，产权交易机构热心筹建，企业冷眼观望的“两热一冷”现象（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2010）。但尹敬东（2010）认为全国各地能源消费和能源效率差异较大，再加上行业的条条分割， 缺少一个严格的基于全国统一的碳排放配额制度，没有配额的限制，没有排放的基准，企业没有购买碳排放的积极性，市场主体缺位，使得各地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之间不相匹配。

我国国内区域间碳交易市场研究和实践也比较少。截止2009年底，全国已有八个省、市先后建立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目前对于碳交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内的交易机制建设上，如陈万灵（2010）分析了广东构建碳交易市场的定位与对策，揭建成(2010)提出了完善浙江省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对策建议。鲜开林(2010)论证了辽宁沿海经济带排污权交易的内涵界定。蒋运多等（2010）构建了城市群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李清雅等（2010）认为未来的排污权交易应采用以流域管理为基础，考虑污染物影响范围创建排污权交易新市场。黄德春等（2010）从经济基础、环保水平及法律保障三个角度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可行性。D.Y.C. Leung等（2008）认为区域间的排放交易的依赖于交易的公平、透明、成本控制、政策配套、市场特征、交易主体的利益诉求等多个因素。杨志等（2010）和Oberndorfer（2007）认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EU ETS)可以作为中国设计区域以及全国的“碳交易”市场很好的借鉴。而陈波等（2010）认为美国碳交易市场的多样性发展方式尤其值得中国借鉴。

4.目前研究简评

目前的研究大都基于总体或区域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而针对城市化这一特定要素变化所引致的气候效应影响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非常不足。目前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方法和结果主要还是一般性的讨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由于影响机制的不同，目前主要沿用经济学领域的城市化概念及其指标来研究气候层面的影响显然不合理。其次，城市化气候效应的识别和量化评估方法的缺乏，不同尺度上模型验证的不充分、未来气候情景预估和社会经济情景构建的不完善。绝大部分气候变化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评估模型是以定量的气候和非气候情景(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情景)作为输入参数，因而，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最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之一就是各种情景假设的不确定性。城市化气候效应致使区域气候变化更加复杂，气候情景更具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气候模式的不完善和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情景的不确定。后者主要来源于不能准确地描述未来几十、上百年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和技术进步等非气候情景。同样，理论界在社会经济研究中仍然没有将城市化气候效应纳入变量范畴。

而对于排污权相关理论的研究，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但如何建立起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交易市场和交易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国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内的碳排放交易研究，即通过采取相关措施，在城市群内通过建立起排污权交易体系，可以起到有效控制污染的作用。城市群之间，特别是东部沿海跨越行政区划的区域间，东西部不同区域间的交易市场应当如何建立，目前处于摸索阶段，虽然广东和香港间进行过类似探索，但经验对于东西部城市带之间的跨区域市场是否具有借鉴意义也值得思考。在城市带发展过程中，受到本地区气候效应影响的前提条件下，又当如何建立起跨区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放配额如何在不同区域间分配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哪些排放物是可以交易的，多个地方行政力量的作用当如何协调，区域间的排放权交易所如何建立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尚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

显然，城市化气候效应及其影响的研究尚有诸多需要解决的理论与技术问题，需要跨学科的系统研究。就其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至少须在以下几方面获得进展：

4.1城市化气候效应的认识还存在不确定性。气候层面的“城市化”概念及其指标如何界定和修正？城市化到底对气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区域气候系统对城市群温室气体等强迫的敏感性如何？目前所认识的城市化气候的“五岛效应”在漫长的气候变化趋势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城市化气候效应与一般气候过程差异及反馈，城市化气候效应与一般气候变化分离及其估算。诸如此类基本问题尚存争议和处理上的难度。

4.2城市化气候变化影响评价科学方面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在推进（1）的基础上开展区域城市群不同尺度上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同时，评价方法的单一和评价指标的不完善也是气候变化影响研究领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不同的行业对气候变化具有不同的敏感性，需对其域值进行研究和界定并进一步构建城市化气候效应综合影响的评估指标体系。

4.3加强东部城市群区域碳循环的研究。进行城市群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排放情景的分析和预测，研究城市群社会经济活动及物理和化学过程对区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城市群区域土地利用和城市群生态系统对碳循环的影响。分析东部城市群区域的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传输过程、聚集方式、分布特点、发展趋势及其对区域气候变化驱动。

4.4从城市功能布局、产业布局和人口布局等角度研究城市化模式对城市化气候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化战略；

4.5将城市化气候效应纳入经济系统，考察涵盖城市化气候因素的区域经济变化规律；

4.6把碳交易和期权契约等政策工具和思想引入城市化气候效应解决机制中，探讨诸如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气候效应分担解决机制的可行性和具体路径。

基金项目：973项目(2010CB428506)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YJC79024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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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中国城市化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英文）[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0,20(1):17-30.

[3]丁一汇. 中国气候变化:科学、影响、适应及对策研究[M].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4]黄德春.长三角跨界水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构建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5):52-54.

[5]吕丽芬,马鹏程.芜湖市城市化气候变化特征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0(1):52-55.

作者简介：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6

决战未来的国家战略

步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在“环境立国”战略和“低碳社会行动”的指引推动下，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经济转型的核心，不仅在低碳节能技术领域保持优势甚至引领世界发展方向，而且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效。

2004年，日本环境省设立了全球环境研究基金，着手制定“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研究计划，集中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力量研究日本走向2050年低碳社会的发展情景、路线图和具体对策。此后的2007年，日本确立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以建设“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为途径，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促进了日本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向可持续、节能、注重质量的环保社会转变。

2008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上升作为国家战略，把环境与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作为构建低碳社会的核心和基础。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碳交易制度、征收环境税、提高太阳能发电普及率、开发碳捕捉和封存技术、推行商品的“碳足迹”标注制度、开展环境示范城市活动以及通过设立“凉爽地球日”提高国民的温室气体减排意识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同年，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公布了“低碳技术计划”，明确了到2050年日本能源创新技术发展路线图，即重点发展高效天然气火力发电、高效燃煤发电技术、二氧化碳的捕捉和封存技术、新型太阳能发电、先进道路交通系统、燃料电池汽车、生物质能替代燃料、节能型住宅建筑、固定式燃料电池、氢的生成和储运技术等21项创新技术，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的技术战略以及环境和能源技术创新的促进措施。

配套完备的法律体系

早在上世纪末，日本就先后颁布了《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实施令》、《日本电力事业者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日本电力事业者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施行规则》和《独立行政法入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法》。完备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不仅显示了日本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姿态，也为其建设低碳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日本通过了全球第一部旨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法律：《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为依法应对气候变化率先提供范本，并在此基础上不断配套完善，构建起了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在这之后的1999年，日本又制定出《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实施细则》，阐释了温室气体的种类，具体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算定方法、排放量报告、分配数量账户簿等制度，对使用煤炭、汽油、天然气等燃料征收碳税，以此控制企业和家庭的燃料消耗和一氧化碳排放。

除此之外，日本针对环保教育特别制定了《环境教育法》，不仅为加深对环保的理解而进行的教育及学习创造了条件、完善了途径，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普通民众、非政府组织、企业共同参与环保的热情和能力。

多方携手的合作机制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在日本的《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事业者、国民应对温室气体的基本职责。从1997年起，日本政府就成立了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的“全球变暖对策本部”，副本部长由内阁官房长官、环境大臣及经济产业大臣担任。在环境和气象部门设立“气候科”、“气候变化对策室”，各都道府县设立“气候应对措施室”、“气候变暖情报中心”等，从而建立起了完备的政府应对组织体系。

如今，日本环境省支持协助民间建立起了“全国防止地球变暖活动推介中心”，而都道府县则协助当地民间建立起“区域中心”、聘请“防止气候变暖活动推进员协议会”等合作网络。“全国防止地球变暖活动推介中心”主要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举行针对气候变暖现状和对策的普及教育活动，支持区域中心的工作，对推动气候变暖的团体予以支持，开展应对气候变暖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调查研究。而“区域中心”就主要在指定区域进行针对气候变暖现状和对策的普及教育活动，支持相关团体从事应对气候变暖活动，接受居民的咨询，与地方公共团体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活动推进员”的职责则是要加深居民对防止气候变暖问题的理解，对居民进行减排指导和建议，为参与相关活动的居民提供信息和合作，加强政府机构和自治组织在实施应对气候变暖措施方面进行合作。最后“区域协会”主要是搭建平台，让自治组织、区域中心、推进员、企业、居民和其他活动团体就防止气候变暖的话题及措施进行协商和谈论，以取得一致。

全民参与的行动体系

在日本，将应对气候变化从国家战略拓展到基层并最终成为全民意识和行动的不是政府而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NPO组织，包括全国防止地球变暖活动推介中心、防止地球变暖活动区域中心、防止气候变暖活动推进员和区域协议会等。这些组织以专业人士、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为主，他们受国家认定，并独立于政府、企业及民众之外，专门从事应对气候变化公众参与事务，一方面从政府获取经费支持，为政府和地方制定相关对策计划，开展教育和普及活动，同时接受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其他组织的委托开展应对气候专项活动。

根据《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日本环境省需与全国中心、地方公共团体、区域协议会以及其他相关团体合作，普及气候变暖现状和对策的相关知识，开展各种活动，推进气候变暖对策的实现。地方各都道府县负责挑选并委任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活动推进员，向居民开展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知识和对策普及，提供有关信息和咨询等活动。

国家、都道府县等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活动推进中心通过开展座谈、培训推进员、对日常生活排放温室效应气体的调查研究、提供日常生活使用产品排放温室效应气体信息等活动，广泛宣传和普及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对策。目前，全日本有全国推进中心1个、区域中心47个、推进员约7000人。他们除开展以上各种活动之外，还为机关、企业、商场、学校、居民开展节能诊断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等服务，联合政府、企业、商家和公众开展环保行动积分活动，举办低碳杯比赛等不断拓展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风险；社会经济影响；风险评估；风险管理；CGE模型；IPCC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1-0074-07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Risk Assessment for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Society and Economy

TAN LingZhia, WANG Guoyoub

（a.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b. Experiment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Besides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uncertainty, perniciousness and so on of risk in general perspective, climate change has the features of complexity, difficultly complete quantification of inner value, dynamic state and objectivity and so on. Currently,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includes modeling and assessing risk probability, modeling and assessing index system and dynamic modeling and assessing method on situation simulation as well as soci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icon system for climate change risk. Due to the acrossperiod feature and uncertainty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risk on socioeconomy, there are still many unknown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quantification, atlasbased description, methods for evaluation on natural impact and their distinc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still has many spaces.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risk; socioeconomic impact; risk evaluation; risk management; CGE Model; IPCC

一、引言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近100 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174 ℃， 最近50年有加速之势，未来全球仍将表现为明显的增温，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引发的气象灾害可能更加严重。许多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威胁：加剧水资源短缺，影响农业生产，引起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影响某些传染病的传播过程等，甚至还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来管理和控制这些气候变化衍生的风险。

对于气候变化潜在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影响，许多学科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考虑到风险管理方法对于决策的各种优势（不确定性管理的方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政策选择的方法评估、多学科研究的综合等），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别强调要在风险理框架下，采用更为系统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方法开展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但气候变化具有内在混沌的特性，且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存在多元性，目前对其运作方式和反馈机制尚未完全了解，研究者对气候变化的许多过程及其可能影响的认识还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许多气候变化风险还处于灰箱，甚至是黑箱状态，故而对各种评估方法及其评估结果仍存诸多争议。

谭灵芝，王国友: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风险评估研究评述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现实中的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各种风险的原因难以用单一的方法进行评估。早期气候变化风险以自然生态评估为主的方法显然难以合理及完全地评判其后果，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也因此存在偏颇。而气候变化风险的多结果性与单一评估方法之间的矛盾困境，促使学术界在反思评估方法和评估对象局限性的同时，逐渐转向重视人类经济社会相对应的安全建设研究，把风险评估与相应风险管理体系的形成相联系，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风险对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影响的研究（Wiedeman，2003；Umana，2003；Kleiber，2003; Apel, 2008）。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已形成自然风险评估、社会风险评估和综合风险评估3个研究方向，不少世界气候变化管理组织以及政府部门都把气候变化风险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风险评估和综合风险评估及分析管理方面。在国际多学科、多领域气候变化风险研究中，除强调气候变化系统内在机制和风险评估外，越来越关注从社会、经济、人类行为等角度，对人类自身接受风险水平开展综合研究（Remy，2003；Tudes et al，2010）。

二、气候变化风险概念及特点

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界定和识别是风险评估与管理的基础。气候变化涉及不同种类的风险，不同的人群以及非人类社区会面临不同的风险（马修・帕特森，2005）。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可以次生国家经济的不安全，风险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研究建构的主要框架之一（Hamsun，2006）。

气候变化风险结果不一而足，但目前科学界对于气候变化风险的定义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气候变化风险问题首先是由国际自然科学界提出并推动的，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IPCC。IPCC的评估报告确认了气候变化对全球自然、社会和经济可能造成的各种风险，是国际社会确定目标、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的重要依据。借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定义和历年IPCC的报告，一些研究者根据具体研究靶区和研究目标，从风险的基本概念出发，将气候变化风险定义为气候因素的波动给经济社会发展运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相应的，造成风险事故即形成损失的事件称为气候风险事件（张建敏 等，2000）。张月鸿等（2008）根据气候变化的特征，提出气候变化风险是气候系统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尤其是造成损失、伤害或毁灭等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而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过程是自然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复合过程，受许多易变因子的制约，特别是气候因子，任何程度的气候变化都会给农业生产及其相关过程带来潜在的或显著的影响，这种气候变化引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经济社会损失，即是农业生产事件中的气候变化风险结果（段海来 等，2010）。李景宜等（2009）将气候变化风险可定义为不同强度气候变化发生的概率及其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显然，这一定义确切地反映出气候变化风险本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气候变化的风险分析和评价是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和决策的依据，也是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核心和基础。除一般意义上风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等特点之外，气候变化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复杂性。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的最终受体包括整个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及其各个组建水平（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乃至区域），考虑到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组建水平的相互联系，即风险级联，因此相对于单一类型的风险而言，气候变化风险的复杂性显著提高。

二是内在价值性及难以完全量化。气候变化风险的后果主要包括经济损失、生命威胁以及各种系统的产出、特性以及系统本身的变化等。经济学上的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常用经济损失来表示其大小。而气候变化风险应体现和表征气候变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以气候变化系统的内在价值为依据，因此不能用简单的物质或经济损失来表示。且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具有多向性，许多社会影响、政治影响难以完全量化，同时气候变化还存在代际代内公平性和外部性。因此，经济损失的货币化难以完全包括上述的各种后果，缺乏公平性。

三是动态性。任何系统都不是封闭和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由于影响气候变化风险的各个随机因素也都是动态变化的，因此气候变化风险具有动态性。

四是客观性。任何系统都不可能是封闭和静止不变的，它必然会受到诸多具有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因素的影响，也就必然存在风险。由于气候变化风险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来说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进行气候变化风险评价时要认识到这个客观性，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评价。

上述各种气候变化风险概念和特点，代表了气候变化风险研究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对气候变化风险理解的不同角度。总的来看，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从风险自身角度，将气候变化风险定义为一定概率条件的损失；（2）从气候变化影响因子的角度，认为气候变化风险是各种风险因子出现的概率；（3）从气候变化风险系统理论定义出发，认为气候变化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社会及经济三者共同作用，并重视人类社会经济在气候变化风险形成中的作用，即人类自身活动会对气候变化风险造成的“放大”或者“减缓”作用。但或许是由于对经济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抱有怀疑，因为在增长和减缓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尖锐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 或许是由于受古典经济学的视野所限，加之主流经济学对无止境的GDP增长的迷恋，在市场体制固有的成本转移倾向的支配下，人类往往不顾后果地滥用资源，气候变化风险无可避免，庇古税、产权界定等新古典理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风险问题（张林，2006；Schelling，2007；诺德豪斯，2009；约克 等，2009）。

三、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风险评估

气候变化的政策领域往往从风险计算方面来关注风险。因此通过利用风险评估的方法，人们可以计算出风险发生的几率。从研究方法学的进展来看，风险评估是针对不确定情况的判断。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优势包括使用已成形的方法管理不确定性、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政策方案评价方法的使用、不同学科方法的整合以及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主流纳入到更广泛的决策范畴（UNEP，2007）。但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是一项复杂而又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涉及的学科和数据很多，包括自然环境数据、空间地理数据、人口分布数据、土地利用与规划数据、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等，需要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保险等学科的综合研究。

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从大量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事实出发，有力地得出了全球气候正在变暖的结论，也由此揭开了气候变化风险自然评估的发端，也因此，许多气候变化风险评价多基于生态风险和灾害风险评估的指导方针。典型如ProVention联盟与UNDP启动的“全球风险辨识计划（GRIP）”，就是一个全球性评估、辨识和分析灾害风险和损失计划。灾害风险指标计划（DRI）和热点计划（Hotspots）都以全球尺度进行灾害评估，DRI提供了第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人类脆弱性指标，开发了两个脆弱性全球指标（相对脆弱性和社会―经济脆弱性指标），运用EMDAT等灾难数据库，把死亡人数与自然灾害暴露人数的比值作为脆弱性的度量指标（ProVention Consortium，2006）。

1996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充分论证了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因果关系，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风险评估逐渐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野，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及评估的议题在判断某种政策的实施是否合理中也变得极受重视。如Alean（2006）年对哥伦比亚的大气、水、土地、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环境政策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判断有效的减缓和适应性政策措施的实施是否达到当初的设计目标，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目标与现状对比，在总体上有一些对气候变化风险社会经济影响费用和效果的评估。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只是一份政策评估报告，并不是一项专门对社会经济风险评估的研究，但其研究方法和角度仍值得借鉴。

理论上，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可由其产生的极大化的成本或损失分析而得（Tietenberg，2000）。但是准确计算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仍难以实现，因为此时所谓的成本或者损失包含各个层面的影响，诸如经济性、社会性、人文性与环境性等，并且影响效果更是跨期性的，同时亦不可忽略各层次影响效果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在实际的评估过程中，涉及如何评估许多非市场性价值的困难性，使得要满足上述范围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必然牵涉许多不同层次的问题，诸如：损害评估、市场折现率、经济个体调整机能、减量效果的决定与资源配置的影响，故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歧异（Agostini et al，1992；Proost et al，1992；Manne et al，1992；Jorgenson et al，1995 ；Whitmarsh，2011）。典型的，从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就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气候变化是否合适的辩论，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代价和气候变化有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进行了比较。以诺德豪斯等人为代表的消极派主张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采取慢行战略（slow strategy）（黄卫华 等，2010）。诺德豪斯认为，2100年因全球变暖趋势延续而导致的世界总产量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在其2008年的著作谈到均衡问题时，诺德豪斯根据成本―收益模型的计算，就全球变暖政策的选择权衡提出了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主张最优的全球减排路径是先期缓慢减排，然后逐步加大力度，最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700ppm的水平，因此减排不是一个紧急行动（Nordhaus，2008）。诺德豪斯的这种观点被斯特恩斥责为在道德上是不可饶恕的（Stern，2007）。为了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调查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经济损失，“斯特恩报告”曾选用集成评估模型对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总体影响进行评估。斯恩特认为没有谁能够精确地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我们至少能了解这些风险。减缓，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减少排放，应该被看成是一项投资，它是一种现在花费而使将来几十年免受严重后果侵扰的一种投资。“斯特恩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气候变化的影响很有可能要比前人的评估要高；当然这种评估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斯特恩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斯特恩，2006）。

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认识存在差异，导致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社会经济评价工具更加模型化，评价由定性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通常定性评价可以用例如低、中等、高或者有、无来说明风险级别，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定量评价对于风险的精确估算，在数据和信息有限的条件下，定性评价可能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是，定性评价对于多重风险表达不足，不能用数学运算（如相加求和等）来表达，而且定性的风险评价目前至少不能满足两个重要的科学原则――透明性和可重复性。当数据、信息资料充足的时候，就可以采用定量的方法来评价风险。定量风险评价允许对可变性进行适当的、可能性的表达；能迅速地确定什么是未知的，分析能将复杂的系统分解成若干个功能组分，从数据中获取更加准确的推断；并且适合于反复的评价。但是，定量的风险评价存在不“客观”的问题，即所有的可能性推断都依靠统计模型，而统计模型的选择本身就是十分主观的。因此，针对定性和定量评价的优缺点，在不同条件下，两种方法通常被综合采用。目前常用的定性和定量的转换方法有：层次分析法、量化加权法、专家打分法，或者是定性分析中夹杂着一些数学模型和定量计算（阳文锐 等，2007；Tudes et al，2010）。

利用模型进行分析已经成为趋势。早期对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的研究，一般是用相对静态的方式来表征的，通过前后对比来判断社会经济变化情况。然而，对于复杂性问题这显然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因此，更多研究者强调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必须集中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动态的资源因素和经济因素，并特别注意极端的气候事件，同时应考虑到人口和技术等其他因素。如Pizer（1999）使用的基于最优动态行为的综合气候―经济模型，该模型估算了不确定性的影响。另外，Xie等（2000）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开发了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的环境经济模型，但要得到使用该模型的可计算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参数非常困难。基于斯恩特的分析基础，一些研究者从代际公平的角度，利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和气候变化风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模型（Paul et al，2007；Laffont，2007；Whitmarsh，2011；Wood et al，2011）阐释了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效果是跨期性和扩散性的，因此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的结果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利率的变动、贴现及对资源的如何配置等，而较早采取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和控制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

从IPCC报告使用多情景模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下碳减排的不同结果开始，基于情景模拟的气候变化社会经济风险评估是成为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情景模拟主要采用情景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各种风险模拟中（McBumey，2003；KaPur，2005；Marshall，2005；LoPezBaldovin，2006；Wei，2006；EERI，2006； Poska et al，2008），以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此外，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评估也较多地借助较为成熟的气候变化损失的经济评估研究方法，目前主要运用的气候变化损失评估模型有部分均衡法和一般均衡法两类（陈迎，2001）。但从各国对模型的运用和发展来看，C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该领域的主流分析工具之一。由于CGE模型基础理论清晰、结构规范、代码公开，能够进行多种政策分析，许多国家都开发了自己的CGE模型用于本国和世界的环境及GHG减排问题研究，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模拟功能促使它广泛地应用于气候政策的定量分析，几乎涉及所有的焦点问题（IPCC，2001）。但CGE模型反映的是各种均衡状态，一般认为更适合于长期比较静态分析，而不能给出由一个状态调整到另一均衡状态的具体过程。另外，CGE模型中的大部分参数是通过校准得到的，其可靠性受到计量经济学家们的质疑（Harrison，1993），而且其稳定性普遍不理想，特别是受基准年（Roberts，1994）、参数（Abler et al，1999）、函数形式（MeKitriek，1998）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在实际应用中，这类模型更多的是用于对某个具体能源部门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如应用在电力部门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影响研究分析中。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研究方面，国际上已出现一系列CGE模型，其中较为著名的模型有：经合组织（OECD）的“GREEN”模型和“LINKAGE”模型，美国能源部的“SGM”模型和“CrCubed”模型，美国“西北太平洋国立实验室”的“MINICAN”模型，荷兰的“WorldSean”模型、“IMAGE”模型和“HASA”模型，日本国家环境研究所的“AIM”模型和京都大学的“MARIA”模型等。它们分别在全球尺度、国际与区域和国家尺度上研究了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各种减排机制、适应性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

我国研究者较早仍是借助国外的研究方法，对某种特定的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社会经济风险评估。Lave 等（1998）给出了一个对变化的损害进行模拟和评估的模型，该模型可以用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分析。王铮（2001）等根据上述模型提出了一个评价气候变化复杂性影响下的环境经济安全影响评价模型。葛怡（2006）等则利用Hoovering改进模型，选择湘江流域的长沙地区为研究区，对研究区内的家户进行了社会脆弱性评价。借助情景分析，陈文颖（2004）等人在研究CO2排放对中国GDP的影响时，将中国未来CO2减排设计了6种情景，运用能源环境经济耦合的中国MARKALMACRO模型进行了研究。郑艳等（2006）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探讨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城市增温的影响。秦大河（2007）列举了包括气候变化使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多、气候变化使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变化使水资源问题日益严重等气候风险可能给我国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孙小明等（2009）计算了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中段（冀、蒙、辽交界地带）1961―2007年的气候风险指数，将其与土地易损性系数综合得到生态风险指数，分析了气候风险和生态风险的时间序列变化和空间分异规律。段建军等（2009）则依据1957 ―2006年近50年的气象及水文监测资料，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的影响。另外，李志军等（2010）则讨论了北极气候变化对加拿大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在行业研究方面，巢清尘（2000）较早提出可以设计一个气候灾害对交通系统影响的分析评估框架模型，对气候异常对交通系统产生的影响作出全面的评判。最新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方面，更多地体现在农作物气候风险分区和适应措施的研究方面。郑艳等（2006）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工业行业、人居环境和社会经济主要部门的影响。马树庆等（2008）通过建立玉米低温冷害的气候―灾损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将东北地区划分成5个玉米低温冷害灾损综合风险区域。方一平等（2009）系统地对目前国际上比较常用的脆弱性评估方法进行了梳理，介绍了主要评估方法的目标、框架、测算指标和基本要求，分析了这些评估方法在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应用中的局限性，并指出了不同方法在空间尺度降次、升级转换过程中的不足和难点。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可以定性地反映区域的灾损敏度，许多研究者利用社会经济易损性指标来进行气候变化风险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程度和易损性的大小的评估，一般认为社会经济条件可以定性反映区域的灾损敏度，即易损性的高低。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城镇密集，产业活动频繁，承灾体的数量多、密度大、价值高，遭受气候变化时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就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承灾能力相对较强，相对损失率较低，但区域绝对损失率和损失密度都不会因此而降低。社会经济易损性分析一般以一定行政单元为基础，从而可直接利用各类统计报表与年鉴。关于采用何种社会经济指标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易损性大小，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会因区域的不同而不同（周成虎 等，2000）。

四、现有研究的总结与不足

当前，国内外对于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风险评估可归纳为：

一是对风险概率的建模与评估。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对以往的气候变化数据进行分析、提炼，找出气候变化发展演化的规律，以达到预测评估未来气候变化风险的目的。

二是指标体系的风险建模与评估。建立以指标为核心的风险评估体系，在方法上侧重于气候变化风险指标的选取、优化以及权重的计算。

三是情景模拟的动态风险建模与评估方法。其基本方法：首先对已发生的灾害、影响程度与范围、灾后救援、恢复和重建进行全面调查；之后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极端危害场景模拟，以评估和预测未来灾害造成的损失和范围；最后进行验证或辅助制定控制预案。

四是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评估图标体系。在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评估中，通过不同形式的图表反映评估的依据和评估结果，多种不同内容、不同用途的图表组合在一起形成风险评估图标体系，主要反映气候变化类型、特征、社会易损性评价结果等；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成本或者损失评价与防治工程效益评价图表，则可反映破坏损失评价模型、评价参数、期望损失、损失分布以及防治工程经济效益和可行性评价结果等。

诸多学者在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的研究方面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工作，但至今关于社会经济风险评估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有效地开展相关工作，尤其是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回顾总结近期国内有关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管理文献资料以自然影响评估较多，而综合进行气候变化复合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动态风险评估的研究较少，而且在时效和精度上远不能满足实际评估的需要。因此，必须开展气候变化风险的动态综合评估，强调气候变化发生后对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灾害链或多影响复合群进行实时评估。另外，有关气候变化自身规律的研究较多，而对气候变化造成社会经济影响的风险评估及管理内容尚有待完善。

第二，由于不确定性存在于风险评估的整个过程中，例如，在风险源的识别、风险可能性的判断、各种外推（如物种间外推、不同等级生物组织间外推、由实验室向野外情况外推、由高剂量向低剂量外推等）中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要加强不确定性评估。可以通过实验方法的改进和对生态系统的深入认识，发展各种外推理论，建立合适的外推模型，逐步减少不确定性。

第三，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评估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技术，它需要采用各种模型，应尽量综合利用数学、系统学、计算机和GIS 等先进科学技术来建立不同层级水平、不同链级的社会经济系统风险评价预测模型。

第四，针对目前大多数的社会经济风险评价结果偏重于定性表述，而缺少定量表征的情况，为了使评价结果具有预测未来变化的能力，在评价中要加强定量方法的研究。同时，以后对评价标准的建立也要全面，可以考虑通过制定相对评价标准和绝对评价标准来实现。另外，也要重视对气候变化事件的社会经济风险的定量评价及适应性对策的研究，为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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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篇8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国内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降低单位GDP能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首先，研究制订发展低碳经济国家规划，通过规划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思路和路径，以技术创新和发展方式转变降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增长速度；确立低碳经济发展的区域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模式，以碳利用强度作为考核指标，激励企业加快先进适用技术运用和产品机构调整；将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其次，坚持不懈地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坚持实施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草）、防沙治沙、保护湿地，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加强城市绿化，保护大气、水、海洋环境，努力促进生态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相和谐。切实加强区域发展、城市建设、重大工程等的气候承载力评价和气候影响评估，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变化相适应。

加快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法制体制机制，形成气象灾害防御系统。加快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部门、企业、组织和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职责，明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国内协调两方面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导作用，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职责和分工，统筹协调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以法律为准绳，规范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报告、政策信息的同意制度；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宣传和国际合作；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气候变化市场体制和机制。

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提高我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要并举。我国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应高度重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尽快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完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灾害应急与风险管理机制，提高对灾害的综合检测和预报预警能力；以区域性气候、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和承载能力为依据，制定人口、经济分布与气候、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气候变化综合影响评估，加强农业、林业、水利等领域和沿海及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高度重视在经济建设和城乡建设中气候评价和灾害风险评估，加强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的科学规划与设计，夯实应对气候变化及其风险的工程基础。

加强气候变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软实力。应对气候变化，科技是基础。我国应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加强气候变化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切实提高全球气候变化预测预估、影响评估的科技水平；多渠道支持适应技术、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减缓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组织好我国科学家参与IPCC评估报告，形成一大批能够为国际科技界认可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及参与气候变化外交谈判提供科学而有力的支持，提高我国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权”；加强气候变化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全民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氛围。

秦大河，地理学家。197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199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3年获得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诺贝尔奖”――沃尔沃环境奖。长期从事冰川和极地研究，多次组织南、北极和亚洲腹地及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考察，取得一系列创造性成果，首次从理论上阐明雪的暖型、冷型和交替型密实化过程，建立定量划分标准。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中科院冰冻圈与环境联合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