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应对变革之需

建立一个机制，强制发行参考货币国和使用货币国之间进行国际对活。各国通过协商提前明确，在出现失衡或者需要对参考货币进行系统性改变的情况下，确信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变革与负效应

国际货币“体系”的目的是促进各国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获得显著收益。130年的经济历史证明，这种体系发生基础性的重大变化(例如某主要货币被另一种货币取代)，均与全球经济受到的严重负面冲击显著相关。虽然这些变化鲜有发生，但是由于美元的霸主地位将在未来的几十年内面临挑战，货币体系的变化现在成为热谈。

在主要货币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如何处理所产生的外溢效应?首先，各国需要更好的协调。这些外溢效应包括了“失衡”问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力图改善、却永远都难以解决的国际收支调整压力不对称问题。本文更关注国际货币体系内主要货币的变化问题，希望表明发生此类变化时重大的外部和系统效应，并且阐明国际协调、磋商和实施安排可以限制这些负面效应。由于交易成本和战略互补的缘故，国际货币体系似乎表现出过分的惰性，对主要货币的选择相当固定。本文并不建议将国别货币替换为SDR(special drawing right)或另一种新的国际性货币篮子：国别货币(或者货币群)并不输于貌似可信的其它模式，而其它模式也有各自的弊端和复杂性。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不需要大规模改革，只需要进行若干调整。这包括经过改进的就汇率政策进行国际协调、协商和实施的机制。不论何时出现外溢效应，多边行动当然是理论上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这种方法在货币联盟内一直以来就常用并且有效，但是自律机制在汇率政策的范畴内需要得到强化。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同意由世界贸易组织来进行管理，但类似的情况却未出现在货币领域。这很奇怪，因为国际货币稳定带来的收益被证明和开放的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同等重要。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最显而易见的加强合作的机构，但是它缺乏处理多边问题和贯彻其决定的能力。其协定充其量含蓄地承认外溢效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汇率失调问题可能是个例外，但即便这个问题的贯彻程序也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应当建立一个机制，强制发行参考货币的国家和使用该参考货币的国家或国家群之间进行国际对话。各国可以通过协商提前明确，在出现失衡或者需要对参考货币进行系统性改变的情况下，确信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如果维持现状不变――乏力的监督、就事论事的合作论坛和不可信的政策承诺――可能会酿成进一步的不稳定、大规模的冲击和突发性的系统变化。这些冲击的时间通常不确定，却是破坏性的。

货币体系机构与网络外部性

当若干国家选择将其汇率与同一种货币挂钩时，就形成了汇率相互固定地国家集团。通过建立起稳定的名义汇率，这些集团强有力地决定了贸易的模式和投资的流动。他们同样生成了自己的外汇储备需求模式，也决定了货物计价模式、对外借贷的主导货币、外国市场准入决策和通货膨胀率预期。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影响国外政策，反之亦然。

影响各国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别的国家，特别是其贸易伙伴如何行事。使用某种货币的重要贸易伙伴越多，其他国家将此货币作为参考货币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重要的贸易伙伴制定同样的锚定政策，各国从某项特定的锚定政策获得的收益就越多。这些网络外部性很好地解释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如果缺乏全球协调的政策来改变系统的盯住构架，各国将发现，各自坚持本国历史遗留的特定汇率安排将更有利。如果一国单方修改汇率安排，潜在的交易成本将包括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和网络效益的损失。 　英镑就是例证之一。直至20世纪60年代，英镑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国际角色，特别是在其原殖民地国家内，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英镑刚开始有衰败的迹象，这些原殖民地国家就以地域为单位，集体投向以美元为基础的系统，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元集团和美国的贸易和资本市场融合。

19世纪的历史表明：如果完全没有协调，这样的变化会造成现有模式的迅速转型和突然的破坏性重组。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当时白银的地位――当时白银和黄金一样在欧洲被作为国内货币系统的基础――让位给了黄金。在1873年以前的30年里，黄金兑白银的比率是15.5:1，但是随后在1873年至1879年之间白银贬值了超过20％(仅在1876年就贬值了15％)。这种冲击进一步扩大了金本位制内部和外部的借贷成本之差，同时将贸易进一步导向黄金集团。

1931年英镑贬值和1933年美元贬值使得许多国家集体脱离金本位，以竞相保卫本国有限的货币黄金供应，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和极端的汇率调整。大萧条时期，大量的贸易壁垒与汇率重估互为因果，使得贸易比产出崩溃得快很多。

考虑采用盯住汇率的国家也担心提供锚货币的国家的货币政策。对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来说， “特里芬难题”不算什么问题，但是主要货币国家始料不及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外汇储备资产的资本损失，并且可能会影响外界使用该国货币作为主要货币的愿望。然而，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国的经验表明，通货膨胀对主要通货的地位来说不一定是毁灭性的。贸易额和金融市场的深度也可能是决定主要货币地位的重要因素。更大的贸易量和更深化的金融系统是获得主要货币地位所必要的。

货币发行国也会担心外国使用它们的货币，特别是外国强大到足以对发行者的货币产生影响的时候。例如，欧盟不鼓励外国使用欧元，非欧盟国家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同时欧盟也不鼓励入盟国家单方面使用欧元。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也试图阻止日元在国际范围内流通。

协调、合作与实施

盯住几种不同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的比重长期看来相当平稳，主要国际货币的种类在过去的130年内都未出现较大的变化。英镑、美元、欧元(取代德国马克和法郎)是世界上仅有的为人熟知的主要货币。已发生过的变化证明，制度选择产生的国际外溢效应对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向至关重要。历史证明。国际货币地位得来不易，失之亦难。美元自20世纪20年代崛起，直到“二战”之后才得以巩固，而“二战”大大改变了经济财富。1971年之后，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冲击，但是并未失去。当时黄金窗口关闭，加重了外界对美国的猜测，即未来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再次临时受制于黄金的可兑换性。同时，英镑开始淡出国际舞台。虽然1931年大跌了一次，失去了一部分外汇储备份额，但是英镑在1933年其最大竞争者美元疲软时，曾经挽回部分外汇储备的使用率。

英镑最后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尽管发生过几次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英镑在“二战”之后仍将其国际货币的地位保持了几十年，

部分原因是因为脱离现有模式的交易成本更高，过程更复杂。如果有协调一致的合作，可能以多种互惠的方式减轻人们对英镑资产的资本损失的担忧。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安排带来了稳定的大局，这也可能会掩盖了在系统层面进行协调行动所能带来的净收益。面对这样的僵局，我们能做些什么?是否能够避免或降低由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和新储备的积累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建立更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官方多边协调机制会有所帮助。通常来说，这些问题被认为是双边的或是各国自身的问题，而不是系统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款之规定正是如此描述。如果在锚定货币国家和所有其他使用锚定货币的国家间发生挂钩关系之初就进行前瞻性分析，可以设计出发生失衡和系统冲击时可靠的反应预案。打算建立互惠的挂钩机制的国家之间进行协调，就可以加强从共享的参考货币获得的网络外部性收益。经过协调后同步采取新标准，并且同步退出旧的标准能够保持这些益处。

旨在赔偿有关各方损失的制度性及永久性保险机制，可以减少此类交易带来的损失。在此大家可能想到的情况是对话，比如说在中国和其他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元集团”以及美国之间进行对话。如果各国通过正式的机制在事前决定，当外汇储备积累到某个水平后支持储备货币(外汇储备达到这一水平时，汇率平价将进行调整)，同时就谁应为出现的失衡买单达成原则性共识，就将大大消除国际货币体系内部的不确定性。

当然，各国必须在开始时就对可信的实施机制达成一致意见。这将大大减少今后关于哪个国家应当负担起调整的责任的争执。这样的机制可以运用到多边环境当中，正如欧洲的情况，甚至可以运用到更重要的情形中。在当前的危机中，欧元区的成功证实了确立基本原则和提前合作的益处。最后，各国还要考虑市场力量的影响。也许这些都能够通过实施资本控制、贸易政策变更或者临时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及措施得到补偿。锚定货币国家有参加改变参考货币的动力，因为变革可以使其避免借贷成本的突然波动。当分散的决策可能引发“首先退出”的企图，从而造成系统变化时，这种结果很可能出现。准备和参与制定应对这种情况的计划是货币发行国(无论它是债务国还是债权国)的利益所在。

除了建立与平准基金类似的保险基金，锚定货币发行同可以事先承诺，通过适当调整公共借贷，或运用货币政策，来保持资产收益稳定，避免借贷成本陡然升高。非锚定货币发行国可以承诺不采取甩卖退出的策略。相比分散的无序退出，这将产生显著的收益。既然外溢效应注定是该问题的一部分，就可以通过贸易制裁或是其他手段保证实施。

货币稳定可以改善经济运行，因此稳定是可取的目标。世界需要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系统稳定的货币制度。当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这种需要尤为紧迫。

缘于经济和逻辑上的道理，创立新的国际货币以替代国别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系统的基础，是潜在的长期解决方案。当一国的选择可能会产生系统性影响时，就必须建立更进一步的正式协调和实施机制。这些措施可以是互利互惠的，应当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努力实现。

(邵洪波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