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范文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1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

我国已经颁布了不少金融法律法规，也明确了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问题。如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对存款人或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贪污、侵占以及的刑事责任，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责任人违法违规的纪律处分与刑事责任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情节对直接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警告、罚款、取消或限制其任职资格等惩罚措施，也明确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明确了金融机构违反金融管理规定时，监管机构可以对该金融机构处以罚款、停业整顿、吊销金融业经营许可证的处罚，并且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还会受到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犯罪，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惩罚制度看似完备，但却很难在金融危机救助中发挥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模糊性

1．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惩罚制度。我国现有惩罚制度大多是针对金融监管过程和金融业务过程中金融监管机构员工、经营性金融机构及其员工的违法违规行为，并没有考虑金融危机救助的特殊性，没有专门针对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或救助对象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也就使得制度适用上产生模糊。

2．现行惩罚制度对具体的惩罚措施常常只做原则性规定。如当商业银行违反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取消其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这一规范虽然表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分不同情形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任职资格进行限制或禁止，但是未明确“一定期限”，显然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3．危机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不当救助或违法救助是否有任职的限制比较模糊。虽然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了可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缺乏银行业监督机构工作人员滥用救助权力后任职资格限制的规定，因而现有制度还是很模糊的。

(二)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不适用性

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不适用性主要表现在对被救助金融机构的股东与高管的惩罚方面。对于被救助金融机构的股东而言，其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金融机构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在这种有限责任制下，一旦金融机构遭遇风险破产，其破产带来的损失将会转移到债权人甚至社会，政府为了稳定金融秩序，可能就会动用社会公共资源去进行救助。而股东只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则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将会无视经营风险，因为由此带来的损失也只由金融机构承担。另外，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措施往往只针对金融机构，较少针对金融机构背后的股东，使得股东愈发倾向高风险性投资。为此，金融危机救助中对于股东的惩罚措施明显不到位，即股东虽引发了风险，但却免受惩罚，这是不合理的。对于被救助金融机构的高管而言，由于其受托管理金融机构的财产，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一般由金融机构承担，因而在高管不谨慎的经营行为后导致经营失败的风险亦由金融机构承担。然而现行对于高管所设定的诸如罚款、纪律处分、任职限制等惩罚措施并不足以威慑高管，无法有效促使高管尽到审慎义务。这种权责的不匹配，即高管所受到的处罚比起其获得的利益要轻微得多，致使许多高管无视这些惩罚。

(三)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滞后性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危机救助主体越来越多样，危机救助领域也不再局限于原始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而不断扩大到实体经济在内的全面救助，不仅传统的商业银行可以得到救助，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亦可获得救助。然而，对于危机救助中的金融机构及其相关责任人的监管惩罚措施却没有及时跟进，仍在沿用旧有的法律制度与惩罚措施。旧有的法律法规由于制定时间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的侧重点不同，导致金融危机救助惩罚制度缺乏协调性及可操作性。如目前金融危机救助的主体包括各国中央银行、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国际组织等［1］。可见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相应的财政政策或政府资金成为金融危机救助主体之一，然而关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金融危机救助中出现救助不力、不履行职责或义务等问题，却无明确的针对性规定。因此，金融危机救助的多样性，使得金融危机救助的惩罚措施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二、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缺憾的影响

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微观方面的影响

1．对债权人的影响。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最为直接影响的对象就是债权人。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机构资产严重恶化，呆账、坏账比例扩大，金融机构丧失了偿债能力。作为金融机构的相对方，债权人首当其冲，其债权便得不到保障，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快便转嫁到债权人身上。以储户为例，储户是银行最重要的债权人之一，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陷入危机之中，其利益必受影响。但是，相应的惩罚制度的缺憾，便无法保障危机救助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从而储户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保障。2．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对于金融机构自身的建设也有不良的影响。若无惩罚制度的约束，金融机构就没有谨慎经营投资的压力，也没有加强改革自身机构制度的动力，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必将会被逐步淘汰。同样危机救助实际上使金融是处于政府保护下，金融机构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市场的压力，金融机构就不会为了生存和发展改革经营机制。一旦救助政策撤离，则金融机构将面对更大的危机。

(二)宏观方面的影响

1．对社会公共财政的影响。金融危机救助时，政府部门不可避免要动用社会公共资源为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由此不谨慎经营的金融机构的风险负担就转移到社会公共资源上，由社会公共买单。这使得金融机构更加大胆地选择高风险的投资和业务，如此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社会公共财政资源极大的浪费。2．缺少相应的救助惩罚措施，使得危机制造者、危机救助者都没有受到约束。这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危机的制造者，在引发危机的情况下，本应承担责任，但中央银行、政府部门从公益性角度却仍需要对其提供救助，意味着社会公共财政资源向少部分对象倾斜，对于全体社会群体而言是不公平的，而危机制造者并未受到过多的惩罚。在危机过后，危机制造者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仍会选择高风险的业务，因为其利润是巨大的，而风险亦有人承担，从而有可能使金融机构再次置于困境之中。更糟糕的是，惩罚制度的缺憾，可能导致原先谨慎经营的经营者亦向高风险业务倾斜，因为其合理的谨慎经营相对与冒险经营而言并未获得鼓励，而冒险经营也未受到惩罚，为追求最大利润，在今后的经营中必然选择高风险经营。长此以往，金融市场秩序必将陷入混乱，金融市场也愈发更加脆弱。3．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缺憾会使政府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难有奏效。金融危机下，市场自我调节失灵，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家之手”进行调控，而危机救助自然是其中的手段之一。没有相应的惩罚制度约束，金融机构缺乏动力进行自我调整，单纯依靠政府宏观调控的短期刺激，是难以规范金融市场，宏观调控的目的自然也无法实现。此外，由于没有针对救助主体的责任，救助主体可能会存在怠于履行职责、救助不力、滥用权力等问题，则不能保证救助的及时性与有效性，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也就难以奏效。总之，缺乏了救助中惩罚制度的规范，权责不匹配，必将难保宏观调控政策、危机救助政策落到实处。

三、金融危机救助中惩罚制度的构建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主要包括惩罚对象、惩罚事由以及惩罚措施3大要素。

(一)惩罚对象

1．救助对象。惩罚对象之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中接受救助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且随着金融危机救助对象的扩展，可能涵盖所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金融机构。同时，作为上述被救助机构的直接责任人，如股东、董事、监事、经理以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等，在被救助金融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或因上述相关人员的行为导致该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上述直接负责的相关人员也都应当受到处罚。2．救助主体。金融危机救助中，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都参与到危机救助的过程中，如中央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成为金融危机救助的主体之一，而政府部门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或资金支持亦为救助主体等。在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这些救助主体可能存在救助不及时、滥用救助权力等，这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必须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为此，作为救助主体的金融监管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亦可以作为惩罚对象。此外，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中的有关工作人员也可能会在救助中、贪污受贿等，进而影响危机的救助效果，也应受到处罚。

(二)惩罚事由

1．救助对象的惩罚事由。(1)未尽到审慎经营义务。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应当审慎经营和管理，避免金融冒险行为和不谨慎经营。但只要存在金融危机救助，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即使从事高风险业务，也无需承担高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因为有危机救助为其高风险的业务提供了担保。也正因此使得市场参与者更愿意从事高风险的业务，由此也影响了之前谨慎的市场参与者，促使其也倾向于高风险的业务和交易。同时，金融机构的股东由于受有限责任的保护，使股东无需为不谨慎决策或者错误决策负责，导致股东在决策时更愿意冒险。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管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关系，使得这些人更大胆地选择高风险的交易，且在一次选择失误后，因没有任职的限制，其还可能在下一次的经营中继续选择高风险的业务与交易。因此，在构建金融危机救助制度时，应当对于未谨慎经营的行为进行规制，并对救助对象利用危机救助的“保护伞”故意选择高风险交易的不谨慎行为予以相应的惩罚。(2)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形。在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弄虚作假以获得救助。主要包括2种:1)金融机构实际上并未存在困境的可能，经营者为了转嫁高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在不存在救助的情况下，可能会故意制造虚假文件，大胆虚构其处于需要救助的困境，从而骗得救助主体对其提供救助，不仅浪费了社会公共财政，也存在欺骗扰乱金融市场等违法行为;2)金融机构确实陷入不能清偿债务、资产负债、经营困难的困境中，但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或摆脱困境，也可能会提供虚假文件夸大其受损的事实，向救助主体申请救助，以期将其经营不慎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转嫁到社会。因此，对危机中弄虚作假的金融机构不仅在政府担保下转移了风险成本，还额外获得了的利益，更进一步扰乱了危机的治理或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必须加以严惩。(3)扩大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救助对象还是救助主体，都应积极应对危机，将危机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若救助对象在危机发生后隐瞒不报、提供虚假的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报告，导致无法及时采取救助措施，致使危机的损害进一步蔓延，扩大金融危机的影响，则应对导致危机损害扩大的机构或相关的责任人追究责任。同时，救助对象的内部监管体制不完善，出现异常情况没有及时察觉，致使未及时有效地报告危机的异常情况，或者在危机初期未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等，均对金融危机救助极为不利，使金融危机的损害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则相关金融机构及直接责任人也应受到惩罚。此外，救助对象拒绝调查、没有提供真实的重要的报告、不配合救助主体的救助措施落实等，也均应追究相应的责任。2．救助主体的惩罚事由。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不排除救助主体可能出现违规行为，即一方面，救助主体可能会产生怠于履行救助的职责，延误救助的时机，使得损失扩大;另一方面，救助主体也可能会在救助过程中滥用权力，收取不当利益，影响危机治理。(1)救助不力。具体表现为3个方面。1)救助不及时性。在金融危机救助中，救助主体对危机形势的判断有误，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救助措施，丧失了危机救助的最好时机，而拖延、缓慢的救助措施会使危机进一步加剧，付出惨重的代价。2)救助措施的选择错误。救助措施的选择关系着金融危机救助是否能够成功，因此，全面、系统的救助措施才能保证金融危机救助的有效性。救助主体对于金融危机的形式判断错误，没有认清金融危机的本质，选择错误、片面、单一的救助措施，这也是救助不力的表现。3)救助政策的不连续性。金融危机的救助非一朝一夕，连贯的救助政策才能真正产生救助效应，如若救助主体在早期积极实施救助措施投入救助，后期在救与不救、救谁不救谁之间犹豫，使得救助措施无法形成连续性，则救助效果会大打折扣，因而救助政策的不连续性也是救助不力的表现。(2)滥用权力。若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存在贪污受贿、、、挪用资金等行为的，根据已有的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要进行相应的行政处分。除此之外，金融危机救助还有其特殊之处，金融危机救助主要依靠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以及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而货币政策以及资金支持应向需要救助的对象提供，以达到救助的目的。救助主体应当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救助，若存在救助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向不需要救助的对象提供贷款，致使亟需救助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应当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

(三)惩罚措施

．救助对象的惩罚措施。(1)征收惩罚性利率。惩罚性利率意味着接受救助的金融机构并非免费地接受救助的资金，该贴现资金要高于市场的利率水平。对救助对象征收惩罚性利率一方面可以促使金融机构在经营交易过程中会尽到审慎的义务，不再热衷于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对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经营者和股东起到惩罚作用，因其对机构陷入困境负有直接的责任，要对此付出比谨慎投资、交易的金融机构更高的成本。(2)承担救助成本。为了使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不贸然地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则应当由救助对象来承担救助成本，以作为对其陷入危机的惩罚。1)救助主体可以直接向救助对象征收救助费用。但要注意的是，救助费用的收取应在在救助后，而非在救助前，即待救助对象逐步恢复正常，通过经营后获得经济效益，再向救助主体缴纳相应的救助费用。2)让救助对象参与到危机救助的过程当中，使其承担一定的救助成本。救助对象参与到救助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是对过错的弥补，从而付出一定的救助成本，承担部分损失。3)由救助对象承担救助成本，而无需全体纳税人为个别金融机构的错误负责，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对于进行有效风险管理、审慎经营的机构来说亦是一种鼓励。(3)任职的限制。救助对象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则应对其担任一定职务进行限制。限制包括2个方面:1)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即意味着原先担任董事、高级管理职位的人员不再担任原职位，撤换其职位，取消任职资格通常有一定的期限，也可能是终身的，视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情形而定。2)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从事金融业工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在危机救助中存在上述违法情况的，可禁止其一定期限或终身再从事金融业工作。至于取消或禁止的“一定期限”，可以参考英国《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关于“法院裁定剥夺董事资格的期间最少为2年，最长为15年”的规定［2］。(4)股权的限制。股权可以分为自益权与共益权。自益权是指股东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主要包括股份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优先权、股份转让权等为满足股东个人利益的相关权利。共益权就是为满足全体利益而给予股东的权利，主要包括表决权、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和召集权、提案权、质询权、累积投票权、知情权等与公司经营决策有关的权利［3］。危机救助中限制股东权利的目的在于对股东实施惩罚，使其承当经营的损失。因此，应该是对股东自身权益的限制，即对自益权的限制，也就是在一定期限内限制或剥夺股东自由行使股份分配请求权、股份转让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4］。(5)突破有限责任。突破有限责任制度，加重银行控股股东法律责任是我国可行的选择之一。所谓突破有限责任制度，是指银行在经营或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以致丧失偿付能力时，授权金融监管机构有权强制银行控股股东承担资本协助的义务［5］。这也就意味着在股东不谨慎经营或热衷于高风险投资而导致金融机构经营业务或财务状况严重恶化，进而不能支付债务而被救助时，股东有义务提供额外的资金或财产协助被救助金融机构恢复正常营运。(6)其他的民事、刑事责任。金融危机救助中，可能还涉及其他的民事、刑事责任。如果救助对象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的惩罚措施，依照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处理。如果救助对象在救助中出现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也应当追究罚金等刑事责任。2．救助主体的惩罚措施。(1)民事惩罚措施。金融危机救助的民事惩罚措施是对救助主体侵犯包括救助对象在内的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的，应当依照民事法律规定，依法承担民法上不利益的法律后果。具体包括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同时也辅助民事制裁措施。(2)行政惩罚措施。行政惩罚措施主要针对的是作为危机救助主体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对上述人员在救助不力或滥用救助职权但又不构成犯罪时所实施的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罚。(3)刑事惩罚措施。刑事惩罚措施是金融危机救助惩罚措施中最严重的制裁，只要救助主体违反刑事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即当救助主体的工作人员在救助中存在贪污受贿、、、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就要对其采取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当然还可以辅以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对于金融危机救助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可以提高危机救助的有效性与及时性，更可以优化金融市场经济秩序。因此，我国更应针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性，构建完善的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2

【论文摘要】法律制度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也是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在防范金融危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析比较英、美、韩等国家以及巴塞尔协议中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虽已初步建立，但有关法律规定还过于原则、零散，尚不够完善。我国应建立健全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涵盖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以及金融生态法律制度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从近些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经济学证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天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常态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h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场必须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而合格的市场主体本身又包含了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避免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成为自觉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依法规避金融风险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金融主体间的交易，普遍以契约交易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当维护交易安全、分担交易风险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机形成和诱发金融危机。

(三)法律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层面。金融业的运行与发展都是在该基础层面上的技术性活动。法律制度基础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把损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国际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1．美国。经历1929-1933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关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危机预防法律制度．维护银行业的适度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存款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建立合理的伞型监管体制和金融稳定分工协调机制，在促进自由竞争、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成效明显。(4)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实现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竞争，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

2．英国。(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颁布《英国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以跨行业单一监管取代分业多元监管，确保金融业具有竞争力，确保信息公开，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效果显著。

3．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公布后，法国制定新的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手段促使银行，尤其是国营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通过充实资本来预防银行支付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则效仿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国营银行资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欧洲各国通过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有助于银行风险的进一步降低，加强了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银行法》，提高el本银行的独立性。(2)设立金融监督厅，使政策制订和执行分离，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3)取消分业经营制度，但同时保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立专门的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化解金融危机。(6)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公众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

韩国接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危机重现。(1)在加强韩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先后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实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2)修改《韩国银行法》、《存款人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实行金融结构调整。(3)充分发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机构重组所需资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会计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体系，为韩国金融危机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国内融资方面。拉美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市场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为本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金，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支撑经济的局面。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加强了对金融危机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设。

(三)新巴塞尔协议中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规定

新的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资本要求，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人了风险资产的计算范畴．从而更能反映银行资产所面临的真实风险状况。二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督促银行保持资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内控机制，防止将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因素。三是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建立银行强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银行有效配置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四是强调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约束机制。

(四)各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的启示

1．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稳定法律体系，用立法推动金融改革。各国金融实践证明：没有法律规范，不依法进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就不会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2．建立金融危机防范和协调法律机制，制定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整合监管力量．合力应对金融危机。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阻断金融风险的传播。

4．实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改革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5．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要求金融机构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预防金融危机发生。

6．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风险与挑战：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核心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立法建设不断加强。但是，现行法律关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规定过于原则、零散，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统一完整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关于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规定比较笼统．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操作规范亟待完善和细化。主要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防范缺乏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2．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缺位和错位。一是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变不充分，制度尚需完善，既存在监管职能重叠、过度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问题，也存在监管不足，形成真空，造成放任金融风险的可能。二是跨市场跨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一些潜在风险缺乏有效控制。三是现行监管法律制度过于强调监管机关法定权威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无法有效发挥其引导风险内控制度的功能。

3．金融危机应急与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标准不明确、救助工具单一、缺乏清晰配套措施等缺陷。二是对危机银行接管与并购制度很不完善，使银行接管、并购缺乏法律规制。三是没有形成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机制，不能适应金融服务市场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加剧的需要，无法抵御跨国传导的金融危机。四是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易引起公众恐慌，出现存款挤兑。

4．征信管理法律制度缺失。在我国，信用风险仍然是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目前我国征信管理法律欠缺，对信用风险缺乏法律约束，另外，对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惩罚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使金融诈骗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导致风险最终转嫁给金融机构。

5．金融机构和企业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充分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致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量滋生和积累，无法满足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严重缺失，不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规定，一些有问题金融机构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稳定退出，进行及早处置，使风险控制缺乏法律框架下的约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四、未来展望：对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建设，重点要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各项法度。我国应建立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等为辅助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体系。

(一)健全完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尽快制定《金融稳定法》，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母法。借鉴其他国家良好的立法例，提高立法技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本法。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控。对现行金融危机防范法律进行修改、清理和整合，使之与wto协议和附件等国际惯例接轨，防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入侵。

(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依法规制行政权力一是实现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通过立法减少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违法和不当干预：二是建立完善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三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危机；四是完善行业协会立法，发挥自律监管作用；五是建立跨国性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制度。

(三)建立健全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一是建立完善金融危机预警制度，强化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二是制定金融危机应急处置法，明确危机应对、处置和救助法律程序；三是加快《存款保险条例》制定步伐，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安全网：四是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和并购法，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纳入法制轨道：五是建立投资者补偿机制，促进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形成。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机构 市场退出 金融风险 金融法改革

金融危机引发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关注

源发于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的金融风暴在演变成为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情形下，大量的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纷纷倒下，尤其是一些以往的大型和巨型金融机构。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倒闭还是业务转型，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成为了危机对整个金融业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后果，同时表明长期以来金融业中存在的金融机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的神话走向了终结。

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金融机构，面临着各类的经营性风险。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陡增、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金融机构发生市场退出的可能性大增。考虑到金融业与金融机构显著的社会公众性，人们普遍认为金融机构不应也不能倒闭或退出市场，否则所引发的金融风波和经济动荡将导致社会动荡，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在此种观念作用下，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意识被淡化，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不断上升，问题金融机构的各类风险不断积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在金融危机时期，适时地实施问题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能够减小危机损害、切断金融市场风险扩散、保护金融消费。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实质性分析

（一）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本质

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应是金融业市场中自由与竞争的结果。无论市场退出的原因为何、采取何种的退出方式，其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然而现实的金融业市场中，一些发生经营问题的金融机构，尤其大型甚至巨型金融机构应当退出而不退出，即金融业内出现的“大而不倒”现象。金融机构的“大而不倒”一方面有违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会刺激金融机构的冒险和投机行为，进而威胁到金融稳定。

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包括业务退出和机构退出两种类型。业务退出是指金融机构仍然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存在，但其停止了原本从事的部分金融业务,例如对于大型的金融集团公司或者金融控股公司中部分金融业务的剥离，使其退出了某类金融业市场。机构退出则是与业务退出相比，原有的金融机构完全从金融业市场的退出，不再从事金融业务，如机构撤销、破产、兼并等。无论在此次危机中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采取的是何种方式的，当其难以从危机的泥沼中走出时，市场退出成为处置问题金融机构最后的措施。

（二）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风险成因

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究其原因，是金融机构陷入了经营风险而依靠机构自身的实力难以避免风险带来的不利后果，即无法及时偿还金融产品购买人和投资人的债权。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金融机构所面临的债务风险也更高。随着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模式深化，银行、证券、保险及各类基金和投资机构相互融合经营，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同时经营着多类不同的金融服务产品并不断开发出涉及多种金融业务的金融衍生品。在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单一类业务模式，更多地涉及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投资、融资业务以及新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金融机构的投资亏损、新型衍生品的发行和投资失败等造成金融机构的负债率远远大于单一业务模式下发生的债务比例。

除去金融机构日常的经营风险，金融机构的内控风险也是其市场退出的风险之一。内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在管理程序、管理环节、管理效力和风险控制机制中出现纰漏给金融机构经营效益和机构存续发展带来的风险。然而在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可能通过内部关联交易转移、隐瞒已经出现的风险，即金融机构的内控风险在此情形下显得非常突出。对于金融机构内控风险，究其缘由最重要的是在金融机构内部缺乏一个有效的内控机制，在其内部对违反市场规则的不道德金融商业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和监督。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对金融机构的决策和经营缺乏有效监督，金融机构容易发生内部关联交易、信息不公开以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等风险。

（三）金融危机加剧金融机构市场退出

现代金融服务业中，金融机构是金融衍生品的主要经营者，相应地金融机构也成为了金融衍生品的各类风险的最主要承担者。回顾这次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过程，有许多人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归咎于金融产品的创新，认为是金融衍生品及金融创新的无约束而滋生了危机。但客观分析，金融产品创新本身无可厚非，在金融业的发展进程中，金融产品创新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金融机构拓展业务范围的手段。金融产品创新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是其发展的一个动力，也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一个持续推力。金融危机的发生确与金融产品创新有关，但不可因噎废食地否定金融创新和新型金融衍生品，关键是对这些创新性的产品如何来管理它的风险，即金融创新的风险监管问题。

金融危机加剧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情况发生，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的金融机构面临着较之金融常态下更大的市场退出风险。金融危机的最大特点是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在危机时期不断膨胀和爆发。系统性风险发生，金融机构难以依靠自身的能力克服困难和防范风险，金融机构也无法通过常态下其运用的各种投资渠道和金融产品来分散、对冲金融风险。危机期间金融机构会产生更严重的债务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现象更加突出。

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困境

（一）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现状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孕育出一批规模大、效益高、经营好的金融企业，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违规经营、亏损严重的机构，极大损害了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对存在严重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的尝试，经过合并重组、关闭撤销、破产等方式，大幅锐减信托投资公司的数量。此外，证券公司的经营危机也引起更多的关注。

我国现有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大多数都采取了关闭、重组、接管、合并等市场退出模式，也就意味着更多利用行政权力和财政资源来化解金融风险，而很少采用破产的方式。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以及动用外汇储备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量资本金举措，虽然有效化解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推动股改与上市，但由此导致的巨大的道德风险和政策性差异并不利于金融机构间平等竞争，对建立良性的金融市场秩序带来负面效果。

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金融业界和金融监管界都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和总结经验。中国的金融业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冲击并不强烈，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和监管制度是非常完善的。恰恰相反的是，正因为金融业开放程度不大，国际化程度不高，致使中国的金融业未陷入危机的漩涡当中。

正如前面提到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是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最后选择，完善的金融业制度体系必然要考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问题。对于金融危机后我国的金融法律改革，也应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作为一个改革的重点。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有效处置和妥善安排问题金融机构，事关金融业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二）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不足

1.市场退出方式的市场化程度低。由于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大量金融机构仍没有摆脱国家行政主导的色彩。外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中，较为成熟有效的并购、重组方式在我国却实施的并不理想。在我国以往实施的金融机构并购中，政府机关作为组织者，承担了媒介和撮合人的角色，但同时政府又是金融机构的主要出资人或者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角色的重叠必然减弱了这种并购、重组的公平性，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仍然没有走出市场化道路。因而，我国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制度上要对利害关系人，特别是政府机关在其中的身份和角色进行准确的定位。

2.法律制度缺乏统一的体系。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有关各项制度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规则凌乱、分散，缺乏具体的实施和操作细则。以市场退出中的破产方式为例，伴随我国金融业市场改革的日益深入，金融机构破产的制度保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并最终在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中得到体现。新《破产法》在第134条对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进行了总体规定，为金融机构破产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同时考虑到金融机构破产问题的复杂性、专业性、特殊性，又赋予国务院就该问题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的权力。由此可见，虽然我国《破产法》原则性地规定了金融机构适用企业破产程序，但结合《民事诉讼法》中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操作程序却没有具体规定的落实，例如破产申请主体、破产清算程序、破产债权与职工报酬债权的清偿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规则。

作为金融机构而言，市场退出并不仅限于破产此单一方式，金融机构间的重组、并购和撤销等都是金融机构在应对经营风险、克服经营困境时可以选择的市场退出方式。而对于除破产之外的其他退出方式我国法律制度上并不系统，多以是类似《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行政性规章为主。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上的不系统，削弱了金融机构在进行市场退出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时具体问题的处理。

3.缺乏补偿性和保护性的制度。金融业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牵系着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之所以难，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退出对广大社会成员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社会成员为了防范个人、家庭意外及生活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当前普通居民的投资渠道有限，民众的大部分财产都主要通过储蓄的方式交于金融机构，两者共同造就了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设想一旦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如若对普通储户的损害难以进行及时的补偿，将必定破坏社会安定，届时金融业的波动就将引发社会动荡。目前我国的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保护制度不健全，相应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时难以得到保障。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国家为了保障金融机构的稳定，防止金融机构破产退出后的社会影响，拿出大量的财政资金来为问题金融机构“埋单”。

4.金融风险监管制度不完善、责任制度不明确。“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过程中，金融监管当局以各种形式对其进行干预，在市场退出中处于主导地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集中对金融的市场准入和日常经营的监管，对于金融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缺乏预警机制和风险防范制度。在金融监管机构内，对于金融业的风险警戒线、金融机构的风险指数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由此对何时应该对金融机构施以救助、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有效的救助都缺乏统一的决策和操作机制。

此外，对于面临市场退出风险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的责任制度不严格。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只是对破产、倒闭等机构的负责人日后在担当相关行业高层管理职务时的任职进行了限制，但对问题金融机构和市场退出的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制度。金融高管人员的违法违规的成本低，其容易形成较高的道德风险。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道德风险是造成金融机构内控风险重要原因。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应对

金融危机的核心是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信心的崩盘。克服危机和消除危机影响的过程即是对金融业重拾信心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靠金融业完成自我的救赎，更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为市场的信心恢复提供有力的保障和足够的支持。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别提到要加快制定涉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相关法律，要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选择适合国情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模式。市场退出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只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才能保障市场退出过程的顺利进行。金融危机即是金融法律改革的契机，通过对我国金融业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一）“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退出理念

我国主要的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国有性质，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我国经济转型，都改制为公司法人形式，但这类金融机构的独立责任制度还有欠缺。依仗国家的财力支持，此类机构似乎并不存在市场退出的风险，经营出现的各类风险最后都可以通过国家买单的形式得以化解。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为了救助金融机构已经花费了至少5万亿的财政资金，这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特性和独立市场主体身份都是不可更改的，出现经营风险，发生问题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此，对于我国金融法律的改革和完善而言，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的独立法人资格，使其成为真正的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市场主体是首要环节。我国金融法律针对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风险，在监管上也应当将国有资金对问题金融机构的介入作为监管对象，要严格规范国家财政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如若放松国有资金对问题金融机构救助和介入的监管，那在我国这种经济转型期的特定环境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对金融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法律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

（二）健全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当前我国的主要金融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金融机构大体都已实现了公司法人化，都具备了现代公司法人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金融业发展的历史缘故，以现代公司法人为标准，我国金融机构法人主体的各项制度还存有欠缺。金融机构还应有完备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形成金融机构内部的权力制约与制衡。对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不仅是要在机构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对建立的法人治理机构的运行和作用的发挥要落到实处。金融机构改革和公司法人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以往金融机构中公司治理机构虚设、权力监督失衡、机构运行效率低下的现象，在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设置基础上真正发挥其功效。金融法改革首要的就是对金融机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化规范，以法律制度保障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金融机构风险内部防范的第一道关。金融危机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没有监督和约束的金融机构往往会无视金融风险或者冒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博取更大的利益，这正是金融机构内控风险产生的根源。我国的金融法改革应该强化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完整性的制度规定，形成金融机构内部的“三权分立”、“三会一层”的治理结构模式，从金融机构自身防止内控风险的发生，减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产生。

（三）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风险补偿制度

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后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补偿制度是保证市场退出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2010年美国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特别强调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金融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服务业，即便有再为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如若没有了投资者、储蓄人和投保人等各类的金融消费者，金融业必将萎缩和倒退。根据金融业中证券、银行、保险三业经营状况，我国应该在制度上建立其三大保护基金，即证券投资人保护基金、存款保险基金和投保人保护基金。目前我国金融业中仅有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制度已经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成效，存款保险基金与投保者保护基金的建立也可按照这一思路来加快制度设计。三大风险保护性制度的建立，能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后对相关投资人的利益加以保障。对于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其缴纳保证金或称保险金，对其经营中可能的风险进行担保，或者缴纳保险金后为其可能的危机情况预存相应的风险救济资金，防止退出风险的发生。

（四）建立统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监管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关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内容的法律较为分散，包括《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这也加大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难度。正如我们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一样，危机的发生是由于对很多金融衍生品缺乏有效的监管，多是因为法律制度规定的不统一、监管权的分散而造成了监管的真空，为金融风险的发生留有了余地。我国的金融法律改革，应该在法律制度层面适应世界金融的混业经营大趋势。金融混业经营下的监管并不一定要求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可以在现有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构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和出台实施协调监管的法律制度。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制定单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成本过高，但仍可以适时地制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条例”等专门的法律法规，作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应对措施之一，及时、有效地规制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相关法律问题。

此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体系应该是一个多部门法的统一体，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应该是一个科学统一的体系，而不仅仅是单一部门的法律法规。例如金融机构的破产就涉及了金融法律、民事诉讼法律；关于金融机构管理人员责任追究制度的法律就可以结合刑事法律中的有关罪名和罪行等法律规定，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问责制和后评价制度。严厉追究有过错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打击金融犯罪，防范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和市场退出中的道德风险。

（五）深化金融监管法律的国际化合作

随着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增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也日益受到重视。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合作，加快促进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化步伐是促进我国金融法律改革的重要方面。金融监管不应只是事后监管，更应做好事前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扩大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的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而金融监管体系和相应的法律制度也需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和其他国家之间在金融法律规则和制度上的相互交流，另一方面要将国际间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则有效地融入我国的具体法律制度中，完善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特别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间金融法律的合作更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市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逐渐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开展业务，随之而来的对跨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监管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来加以实施。在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方式、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后的权利保护等各个方面的监管都需要深化国际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和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阎维杰.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法;财政;税收;应对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22902

1 国外应对金融危机相关财政税收政策与制度安排

自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就层出不穷。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00年间,世界上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系统性银行危机,还有46个国家发生了51次局部性危机。尽管各国解决金融危机的方式或政策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局部性或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处理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从而能更好的让我们应对当下的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制度娴熟程度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异。现将二者分别予以介绍。

1.1 发达国家的对金融危机相关财政税收政策与制度安排

西方发达国家最初时候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政府作为守夜人一般不干预经济。但是1929到1933年的大危机席卷整个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国家政府纷纷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德国日本政府也强势介入但效果并不明显并最终导向战争。在此之后,各国都相继完善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最后贷款人等功能。

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央银行成为干预经济的重要力量,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紧急流动的资金支持,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制度。第二,存款保险制度成为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存款保险制度也存在着道德风险,因此至今发达国家仍在对其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第三,不良资产处理机制是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制度,对于保障金融机构稳定以及金融体系健全和防范金融风险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金融危机这种突发性的社会状况,除了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之外,财税政策无疑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为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财力和政策支持。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都表现为短期性政策,这也能更好的应对突发的情况。这种政策也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完善的发展历程。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财税政策也不外乎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开支;或者扩大内需、减免税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等等。

1.2 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相关财政税收政策与制度安排

发展中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一般情况都是货币和银行双重危机同时出现,要应对金融危机,不仅要保持汇率的稳定,而且要保证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失衡和过快的改革进程形成了金融风险,从而给投机力量以可乘之机。亚洲各国普遍采用的是与美元挂钩的钉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一方面缺乏灵活性,在宏观经济恶化、外债规模过大、经常项目巨额逆差时,难以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矛盾,反而压抑着矛盾使其越集越大。另一方面这种汇率制度使本国经济缺乏自主性,本币命运由美元掌握,从而给国际投机商可乘之机。另外,此次危机发生国也普遍存在巨额银行不良贷款。这就使得危机发生国雪上加霜,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国在危机之后普遍产生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发展中国家除了高额的外汇储备外,还十分重视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候的作用。同时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但大都有隐形存款担保,以国家或政府的信用甚至是强制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和消弭民众的恐慌。

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税收可能制度并不完善,但相关财税政策的实施并不比发达国家逊色。财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面对金融危机时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财税政策主要体现在视情况采取的扩大内需、压缩赤字、增大公共支出等方面。

2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财税政策及制度安排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虽然未能实现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但较之以前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第一,中国人民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及其接管只能在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了作用。第二,1998年成立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处置机制日益完善。第三,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的分业经营,实现了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监管,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形势,结合国外以前及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加强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短期性的政策,比较能适应一些突发的市场状况,目的是确保经济的平稳运行。通过实施减让税费、让利、补贴、提高出口退税等,减轻某些行业、特定区域的负担;扩大公共服务开支,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通过增加财政资金以及减免税费、提高出口退税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市场萧条带来的对生产出口商的冲击,帮助其度过难关,并维持基本的就业,从而有利于保持基本面的稳定和正常发展格局。

2.2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央地财权事权分配关系

在保持目前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2.3 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合理适当减免税收

税制改革是一个重要且影响长远的问题,完善税收法制、优化税收结构不仅于现在有着十分重要作用,更是一个发展导向。减税要给企业减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出口退税政策要加大力度,且要有差别。考虑给予中小企业更优惠的政策;加快出台资源税,研究环境税、能源税、碳税等。其次要积极推进税制改革,税收要有制度保障。

2.4 加强财政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预算透明度

当前要规范财政管理,提高预算透明度,继续压缩一般行政开支,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同时也保障财政支出的科学合理。财政支出结构要优化,要明确方向、重点,优化结构,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渡过难关。

2.5 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善外汇、外债管理体制,维持外汇汇率稳定

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我们要采取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保持金融稳定。注意对外债进行总量控制,坚持外债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的原则。加强对外债使用方向的宏观调控,通过制定政策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行业、农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外资过多地流向资本市场,以对外资使用方向进行合理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顶住升值压力,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外汇储备损失。

3 其他还应注意的问题

3.1 应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

经历2003年的非典之后,国务院于2006年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但没有包括突发金融事件。我国目前应对金融风险的一些法律规定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我国的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作为防止和应对金融风险的专门机构之间并未形成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基本上是采取临时的集体协调制度。一不规范,二不连续,不利于金融危机的预防、控制与解决。所以可以考虑将建立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3.2 最后贷款人制度还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还没有形成

最后贷款人制度是一国中央银行为化解金融风险,向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的一种制度安排,紧急流动性的方式有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票据贴现、短期透支等。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再贷款时候适用条件量化不够,随意性较大,而且救助手段只有提供资金,稍显单一。存款保险制度目前一直处于学界讨论阶段,实际上是政府以国家信用担保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隐含的保险制度。

3.3 积极财政政策要注重财政投入的合理性,控制防止财政风险

财政投入要注重导向,将财政投入到适当行业。并且要协调好各地方之间的投资份额,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去向。比如当前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政府的投资规模也不过只占总投资的约30%,余下的投资都需要地方政府筹措,如果处理不好,地方举债过多,其风险不容小觑。

3.4 财政法治化与预算法的修改

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具有等价交换的内在要求,法治化既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最佳手段,也是它的必然结果。财政行为法治化对于当前的我国十分重要,财政应当在法治建设上先走一步,率先实现财政的法治化,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完善法治化建设,为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成功以及财政根本摆脱困境提供支持。而我国预算法出台已经有14年的时间,相关制度已经极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所以应尽快对预算法进行修改,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促进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形成。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只有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包括税收、预算、国债、投资、管理等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形势,才能渡过难关。同时要完善宏观调控立法,减少危机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应对机制。

参考文献

[1]石俊志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4.

[2]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化解金融危机的制度安排与财政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3]林毅夫.金融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J].金融经济,2004,(10).

[4]王朝才.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实施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09,(7).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5

[关键词]危机救助　最后贷款人制度　接管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

一、我国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现状

银行危机救助是指对发生危机的银行机构进行拯救，以恢复其清偿能力、经营能力，救助的目的在于尽快控制危机，防止系统危机的发生，维护金融安全，保护存款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从国外的立法与实践看，银行危机救助主要存在三种法律制度安排，即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

最后贷款人是一国中央银行履行银行的职能，向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紧急援助的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是防止暂时流动性危机向清偿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转化。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可能或已经发生信用危机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如《美国联邦储备法》规定，作为最后借款人，美联邦储备银行可以向会员银行提供临时性抵押贷款；德国《联邦信用业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可通过限额之内的合格票据再贴现和证券抵押贷款的方式向各银行随时提供流动性支持。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规定费率向法定的专门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金，在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面临破产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资金援助或直接向其存款者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特殊的保险制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截止2000年，全球已有72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制度具有极强的危机救助功能，它们是各国反银行危机的重要法律制度安排，二者一起构成各国拯救危机银行的核心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通过保险费支付、资金援助等手段使危机银行走出困境；最后贷款人制度通过流动性援助，使陷入困境的银行走出困境，两种制度共同组成一国保护性监管体系，构成一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对危机银行的接管是指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对陷入危机的银行通过成立接管组织强行介入，行使经营管理权，防止其资产和业务进一步恶化，以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恢复银行经营能力的法律行为。它是对出现困难、濒临破产但有继续经营价值的银行采取的一种挽救措施。在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濒临破产时，各国法律都无一例外地规定，由银行监管部门成立接管组织进行接管，对其实施整顿改组，帮助其重新调整经营方向，合理组织资金运用，改善经营管理，以使被接管的商业银行恢复正常的经营能力。如美国《联邦储备法》规定，联储银行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充当濒临倒闭银行的接管人，并在了解和调查被接管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原因的基础上，根据问题所在，制定相应的对策来挽救被接管的银行。菲律宾《中央银行法》规定，金融董事会（菲律宾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发现某个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处于不愿清偿或无力清偿状态，为保护存款人或债权人的利益，可任命一名接管人接管该机构的资产、负债和进行管理，行使必要的权力重新整顿机构，恢复其活力。

我国银行危机救助制度的内容主要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商业银行法》（1995）、《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1998）等法律法规中，具体的救助方式有中央银行提供再贷款给予流动性支持、中央银行对陷入危机的银行进行接管或组织并购。

关于再贷款，《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7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可以决定对商业银行贷款的数额、期限、利率和方式，但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第22条规定，对于出现支付风险后必须通过人民银行再贷款方式给予流动性支持的金融机构，应由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现为大区行，下同）提出方案，报总行审批。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救助危机金融机构时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职责。如1997年11月实施紧急流动支持，成功拯救了威海城市商业银行的危机；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因兼并28家资本充足率低、资产质量差、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城市信用社，托管5家被关闭的信用社而导致自身经营恶化，出现客户挤兑现象，为解决挤兑造成的支付危机，中国人民银行向海南发展银行提供了34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进行紧急援助；①1997～1998年期间，我国有42家有问题的吸收社会公众存款的机构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为防止这些个别、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区域性甚至全国性危机，在对问题机构的处置中，中国人民银行向这些机构提供了数额巨大的紧急流动支持。②

我国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主要是由商业银行法确立的。《商业银行法》第64条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能力。第65至68条对接管决定的、接管组织实施、接管期限、接管终止作了规定。199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接管严重资不抵债的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接管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接管一年期满后，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由广东发展银行收购，其债权债务由广东发展银行承接。广东发展银行按1：1的比例收购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的实有股权并承接其债权债务，较好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二、我国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评析

从立法与危机处理的实践看，我国为救助危机金融机构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及时锁定了风险，避免了大范围的系统危机，维护了金融的基本稳定。但危机救助法律制度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现有制度不完善，二是制度缺位。

现有制度不完善体现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有缺陷。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拯救标准不明确，哪些机构应该拯救，哪种程度应该拯救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以至实践中对危机金融机构的救助基本上是无限度的支持，“对所有出现危机的金融机构都实行贷款援助、对所有的存款者都实施赔偿的过度保护，客观上鼓励了银行进行投机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3二是救助工具单一，目前主要是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运用不多，且再贷款中多是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很少；三是拯救权过于集中，表现在目前我国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多为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而《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规定，对于出现支付风险后必须通过人民银行再贷款方式给予流动性支持的金融机构，应由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提出方案，报总行审批，这使处于监管一线的分支机构在再贷款的动用上没有决策权，易延误拯救的最佳时机；四是中央银行在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时缺乏清楚的配套措施以惩罚银行不谨慎行为的决策者和受益各方。

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接管标准不明确。《商业银行法》第64条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此处“已经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的衡量标准，“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的判定标准，都缺乏一个相对明晰的界定。接管标准的模糊将会影响危机处理部门迅速做出判断，进而及时、快速地介入危机机构解决危机。二是缺乏重整措施。接管组织在接管陷入危机的银行后，应采取一系列的重整措施，挽救危机，帮助银行恢复正常的经营能力。重整措施是挽救银行危机的关键，立法应予明确，但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三是未对接管组织的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

制度缺位主要是缺乏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尽管早在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提出要建立适合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但这一制度至今尚未建立。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缺位，致使在危机救助中对危机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支持、接管等多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使中国人民银行的责任过于繁重，更大的问题是，最后贷款人制度的过度使用会导致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带来通货膨胀，由此也导致了中国人民银行维护币值稳定职责与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冲突。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为稳定币值必须严肃执行货币政策，不得以货币发行人的便利而增投基础货币处置银行危机；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为化解银行危机，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在救助措施单一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动用基础货币。在存款人的保护方面，从近年我国处理危机金融机构的实践看，我国自始至终对存款人的利益是予以保护的，等于我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其实质上是国家的信用担保。而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由于缺乏一个有形的保险基金和明确的“游戏规则”，带有随意性和模糊性，因此当某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公众极易出现猜疑甚至参与挤兑的强烈动机，我国一些地方发生的大面积挤兑的事实说明了这点。而有一个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公众就不会因某个银行出现危机而担心自己的存款招致损失而产生恐慌心理，导致连锁反应。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由存款保险机构分担一定的救助职责，消除存款挤兑和恐慌，维护公众对银行的信心。

三、改进我国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改革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第一，确立明确的救助规则。中央银行在提供流动性救助时是否应设计一些明确的规则，即关于中央银行是否救助，何时救助以及何条件下救助等，对这一问题目前有不同的看法。1974年，十国集团和瑞士的中央银行行长曾发表声明，认为事先确定流动性支持的具体规则是不可行的，因为将中央银行的承诺明确化、具体化，可能导致银行对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的依赖。「4有些学者也认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标准不宜太明确，否则易产生道德风险，即如果银行形成了中央银行会出手拯救危机的预期，它们往往会过于从事高风险的活动，因此，应该实行“建设性模棱两可”（constructiveambiguity），使银行不确定自己是否是援助的对象，给银行以压力，使其谨慎行动。「5我们认为，在我国制定一个明确的救助规则是必要的。其一，可以防止中央银行受非法干预，导致紧急贷款救助的滥用。预先设立规则，可以帮助判定是否滥用权力的行为，增强公众对中央银行行为的监督；其二，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明确的规则可以使救助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减少贷款决策的随意性、盲目性；其三，紧急救助的透明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对金融机构和存款人有镇定效应，产生中央银行会救助危机的良好的心理预期，从而减弱存款人参与挤兑的心理动机，维护公众信心。至于中央银行救助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其他手段予以补救，如按惩罚性的利率贷出资金，加强对银行有关责任人的处罚等。第二，完善货币市场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手段的及时、灵活、有效的运用创造条件。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再贷款中的抵押贷款制度，保证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安全。第三，合理划分人民银行总行和各级分支机构在危机救助中的职责，对运用再贷款、动用存款准备金的权限可依据数额大小在总分支行间进行划分，以把握救助时机，降低拖延成本，提高救助效率，最大限度地防止危机蔓延和减轻存款人的损失，防止单个银行危机演变为系统性危机。第四，加强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合作与协调。我国设立银监会之后，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银监会专事商业银行监管。职能的划分决定了只有银监会才能快速地得到金融风险方面的信息，但银监会不可能给发生挤兑风险的银行以资金救助，因为中央银行是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履行者；而银行风险一般都具有暂时性、突发性的特征，一旦不及时救援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新的监管体制下，必须加强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合作与协调。建议在未来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对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在银行风险防范与处置的合作和协调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形成制度化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以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二）完善对危机银行的接管制度。一是界定接管标准。就国外立法看，一般都确立有较为明确的接管标准。如美国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促进法》规定，对于资本致命短缺的银行，若银行的资本比率降至2%以下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在90天内指定一个接管人或监管者；若九个月后，该银行资本仍然处于致命短缺状况，则必须指定一个接管人。新加坡1971年《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可以接管该银行的管理和业务，或者命令他人管理及经营该银行的业务：银行无法履行其债务，已经或将要破产、停止支付；若该银行继续开展业务，将损害其存款人或债权人利益；银行已违反或不能履行银行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应参照国外有关立法，确立一个基本的接管标准。二是明确重整措施。重整措施应包括：对被接管的银行进行整顿和改组；人民银行发放临时贷款，给予资金援助；清理财产，催收债权。三是对接管组织的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对接管组织行为的限制，使接管组织对危机银行有较大的自由处置权。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被接管银行的合法权益，实现接管目的，有必要对接管组织的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如规定接管组织的一切行为应以挽救银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为准则，接管组织及其人员不得有损害银行利益和其他人利益之行为；接管组织在接管银行期间行使权力不力，使银行或存款人遭受不必要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我们认为我国应制定《存款保险法》，对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投保方式、投保机构范围、保险标的、保险基金的筹集及保险费率核定、存款保险限额、保险金给付等内容进行设计与规范，以立法形式构架存款保险制度。限于篇幅，现仅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的选择。根据出资方式的不同，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公营的存款保险机构，称官方模式，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属于该种模式；二是由政府和银行机构共同出资设立公私合营的混合型存款保险机构，属于官银模式，如日本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日本银行和银行业联合出资；三是由银行同业出资设立行业性的民营存款保险机构，即非官方模式。就国际经验看，政府介入程度与存款保险制度的救助能力直接相关，因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国家信用，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除了存款保险基金，政府会以国家财政为担保向存款保险基金提供支持，所以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机构为官方模式。就我国而言，如果完全由银行同业出资设立民营存款保险机构，由于缺乏强制性，会影响对危机的迅速及时处理；我国财政资金紧张，完全由政府独立出资建立也有困难。因此，较好的选择是由政府和银行机构共同出资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存款保险机构。该机构应实行一级法人制度，定性为非营利性的、专门的政策性保险机构。

关于存款保险机构职能的定位。就世界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看，有单一和综合之分。单一职能只限于保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投保金融机构破产时对存款人进行赔付，即最基本的保险职能；综合职能则不仅包括保险职能，还包括对投保金融机构的各种援助职能和一定的监管职能。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具有综合化的趋势。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定位也应综合化，存款保险法应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多重职能。具体包括：一是监管职能，即对投保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为避免与中央银行等监管机构的重复与冲突，其监管应限定在微观方面，即重于监测投保机构的风险状况、建立预警系统等。二是危机救助职能，这是其最重要的职能。救助方式设定为：资金援助，当投保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陷入破产境地时，存款保险机构可通过赠款、贷款、购买其资产等，帮助其渡过难关；协助并购，协调健全金融机构对危困投保机构进行并购或重组；对危困机构实行接管。三是破产处置职能，即对救助无望的投保机构，经法律程序宣告破产后，存款保险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存款人进行存款赔付。

关于投保机构范围的确立。我们认为立法应把投保机构的范围确定为所有在我国境内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及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及农村合作银行、城市及农村信用社以及在我国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将外资银行纳入存款保险体系，是因为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使其融入国内金融风险传导机制。「6有一种观点认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作后盾，根本不存在挤兑或倒闭的可能性，因而不必强制其参加存款保险。「7但我们认为，第一，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原则就是通过积累没有发生严重金融风险或挤兑的金融机构的资金，对危困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其运行机理就是“劫安济困”，它体现了金融同业之间共担风险、同御危机的一种努力，其实质是将个别银行面临的风险通过存款保险机构在整个银行业内部进行分摊和补偿，从而达到维护整个银行体系安全的目的，四大商业银行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同业互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第二，尽管“大则不宜倒”（TooBigToFail）也是我们遵循的原则，但并非大银行不需要资金援助，银行间的紧密联系完全可能因部分中小银行陷入危机而拖累四大商业银行。第三，过于狭窄的存款保险范围不利于维护一个强大的存款保险基金。20世纪8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存款担保基金、玛丽兰储蓄保险公司、罗德岛股份与存款保障公司以及美国联邦储蓄存款贷款保险公司的破产都说明，保险范围过窄，保险基金规模过小是无力救助危困金融机构的。因此，应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纳入存款保险体系。

四、简短结论

“即使最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也无法消除银行陷于困境的可能性”。「8当银行陷入困境时，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及时拯救，不仅会给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带来损失，而且由于银行危机高度的传染性，单个银行危机具有演变为银行业危机的可能，将会使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受到冲击，并进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完善的法律化的救助制度安排必将提高危机应对能力与效率，把危机对社会公众和金融、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因此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是有效化解银行危机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是金融安全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我国银行危机救助能有稳健充分的法律保障，做到常备不懈，实现金融的长治久安，建立完善的银行危机救助法律制度十分必要与迫切。

注释：

「1李有星：《银行风险防治的法律研究》，第20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2周清杰：《问题银行救助的最后贷款人政策》，《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2）。

「3马卫华：《WTO与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第1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孟龙：《市场经济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第16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5杨宇茵等：《最后贷款人的“建设性模棱两可”》，《中国外汇管理》2003，（1）。

「6贺小勇：《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监管的法律问题》，第161页，法律出版社，2002。

「7 张静等：《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经济评论》1999，（3）。

「8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第268页，法律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王自力 反金融危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苏同华 银行危机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6

【关键词】社会党国际；金融危机；策略主张

社会党国际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党、工党及其他政党的国际联会组织。目前，它汇集了来自各大洲的170个政党和组织。由英国工党发起，于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上宣告成立。为成员党加强联系，交换情报和经验，表明共同立场的组织，其决议对成员党无约束力。纲领为民主社会主义，宣称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提出以民主方法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标。在国际上拥有超过60个成员党，在超过5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些政党目前正在执政或参与执政。

社会党国际历来很重视国际事务，社会党国际十分重视国际金融危机，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强调从社会民主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该部门汇集了来自各大洲的政治领导人，部长和知名专家，他们正在努力制定一项全球革新应对这场危机的计划。要求基于渐进民主和完全透明的原则，要符合社会公正和团结的价值观。

一、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策略主张

2008年9月26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作为社会党国际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进行讨论。社会党国际及其各成员党领导人和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主席团主要讨论了这次金融危机的规模和程度，强调在一种以不负责任的经济贪婪结合差劲的政治管理和调节为基础的模式下，这种全球金融脆弱性的警示标志都已经非常明显了。主席团成员在他们的交流中呼吁要摆脱只基于货币繁衍货币的社会从而回到健全的实体经济中去。与会者强调明确而透明的金融规则是必需的，并且要求建立一个世界金融组织去加强国际规管和问责。同样，与会者一致认为积极应对就必须采取一种全面的办法，金融、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都要给予同样的关注。会议还强调，虽然今天发生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动荡也不应该降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国际主席团决定成立一个关于全球金融事务的委员会，为摆脱这次危机出谋划策。

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国际发表了一个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声明。其主要内容如下：“对于全球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说，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范围衰败的迹象已非常明显，就像以前社会党国际多次申明的一样。过去三十年，一直奉行的以自由放任政策为中心的经济模式毫无道德指针，这种模式是不负责任的贪婪与的政府干预和调控缺失政策相结合。在当前管理体系下少数人在政治沦丧和问责缺失的背景下决定着关乎数以百万计公民的金融政策。市场投机的横行与金融系统监管的缺乏已经导致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不是实体经济在增长而是货币自身创造货币。对于全球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言，这个时代是决定性的时刻，用政治议程指导我们解决摆脱危机应作为优先选项。这不是一个改变的时代，却是一个时代的改变。金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应该作为整体统一解决，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新的模式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加强南北之间和地区间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巩固推进合法的政治进程解决国与国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诸如食品价格上涨、能源费用走高、抗击自然灾害等，以寻求新的模式和真正的解决方案。同样，他们必须为社会经济的不平衡付出代价，也必须认真考虑以解决居民对于健康，社会安全，教育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工作等问题的实际需要。要完成这些目标，必须在政策上保持连贯性，不是政策上的实用主义，长期以来，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一贯坚持的方针。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衰败产生了两个需要克服的特别挑战。首先是应对危机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另一个是这种衰败并不一定会导致积极政策的加强，但可以看到由于恐惧和边缘化极右的极端主义政策会有所抬头。因此社会党国际致力于推进一种责任，政治和调控的全球视角。认为不应该导致持续的利润私有化和社会效益的损失，应该通过透明的和持续稳定的金融调控去恢复人民的信心，包括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金融组织。

社会党国际，在本届联大继续支持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上，突出强调紧迫需要不偏离正处于全球金融不稳定的现实。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呼吁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卡特尔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要产生出具体的结果，因为国际社会在努力解决贫困和全球不平等问题上正处于衰退的危险中。由于为解决本次金融危机设定指导方针和路线图的明确目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同意成立一个关于全球金融危机事务的委员会去制定明确、及时的建议。重申了积极的政治在为全球公民建立一个公正、切实可行、文明的经济中的作用。”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问题上，社会党国际呼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有一种新的关系。2008年11月3日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关于全球金融问题的首次会议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全球社会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指导原则。鉴于此次危机已经影响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天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很紧张这种情况，社会党国际提出了五个具体措施帮助那些直接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和人们。就是呼唤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种新关系。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强调指出，除非通过综合全面和强有力的调控和监管使行为改变，并伴随着国际金融体系意义深远的改革，否则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恢复。

考虑到人们毫无准备的做了金融危机的牺牲品，失去了住房，工作，养老金和社会服务。社会党国际提出要设立一种社会保障基金去援助社会保障计划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设立一种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小企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合适体面的工作岗位。因为这些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雇用了工人中的绝大部分，同时也贡献了GDP；设立一个金融基础设施基金以帮助刺激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便捷的短期流动资金链：通过寻求新的金融资源，借贷设施和更加根本地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来解决多边机构和区域发展银行的金融资源的短缺问题。这些提议统称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呼唤一种新的关系”。

2008~E11月17―18日，来自各大洲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在墨西哥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社会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提出共同解决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社会民主化建议。委员会会议高度强调了政治，政府，和监管在确保一个可持续和公平的全球经济上的关键作用。突出了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处理危机，不仅要解决金融问题还要处理气候变暖，环境能源，消灭贫困等问题。委员会会议着重认为新的责任和机遇己对

全球的社会民主运动打开大门。将其关注的核心议程放在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上面一就是重点放在就业，养老金，卫生，教育和民主管理方面。委员会认为，政治回归是必不可少的，并给予具体的建议建立一个基于社会民主原则的新金融架构。

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看法和主要措施如下。

(一)社会党国际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要看法

社会党国际把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缺乏道义指针，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金融市场的失败；差劲的政治管理和调控，政府对市场调控监管的缺失：缺少一个世界金融组织去监管，金融规则的不透明，导致金融投机的横行，金融系统监管不力；实体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增长而仅仅是货币产生货币。

(二)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主张

社会党国际通过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措施主张：要改革全球金融市场，改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要有明确而透明的金融规则，建立一个世界金融组织去管理和问责金融市场，以此来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解决金融危机要有一个全面的方法，与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一并解决；政治的回归，社会党国际强调政治在解决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呼吁恢复实体经济的增长，虚拟经济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金融危机的危害，使发展中国家尽早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二、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主张分析

总的来说，社会党国际的金融政策是其全球治理政策的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一)在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问题上，社会党国际一向认为政府不加干预，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是金融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社会党国际于2008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希腊雅典召开的第23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资本投机的放任，诱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南美洲，俄罗斯和土耳其等一系列金融危机。2006年以来源于美国市场的次贷危机已经牵连到大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并减少了经济增长的机会，导致各国失去工作的人数增加，而那些负责任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早就预测到这种危机的发生。这表明《华盛顿共识》的金融秩序已经遭到失败。然而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有效的全球民主治理机制来保护世界免遭这样的危机之害。按照自由主义的金融逻辑，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因此，全球化提出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民主政策贯彻于全球层面的福利国家。为此必须在国家层面，超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全球层面实行负责任的多层治理。在以上所有层面上，同样的价值观，原则和方法应具有绝对效力。”[1]社会党国际曾经强调，　“两大金融组织必须与新自由主义市场传统彻底决裂，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摆脱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的观念，重新思考发展的基本观念。所以，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党国际仍然认为缺乏政治监管和道德指针、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是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自由放任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实体经济没有大的发展仅仅是货币繁衍货币。从而社会党国际呼吁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种新的关系，强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调控。

(二)社会党国际强调政治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社会党国际认为，“政治的责任就是努力在社会中实现自由与平等，具体包括：缔造国际新秩序等。为实现上述目标，社会党国际提出了建立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新秩序的计划”。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社会党国际认为，“全球经济发展正遭遇到结构性限制，这不仅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而且也体现在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治体制根本不能克服这种结构性限制。最近发生的金融和原材料市场的两次重大危机，就是缺乏一个促进有效，公平经济发展的治理机制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认为政治层面解决金融危机的主张由来己久。所以社会党国际认为，用政治议程指导我们解决摆脱危机应作为优先选项，要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政治回归必不可少。

(三)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建立一个世界金融组织去调控全球金融市场。社会党国际一贯认为，这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时，社会党国际就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缺陷，要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就需要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地区银行”。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党国际在2008年6月6日，社会党国际经济委员会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社会党国际第23次雅典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全球化进程影响着金融市场。要使市场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相一致，就必须首先对目前的金融秩序予以改革。美国不再是世界货币无可争议的提供者。金融市场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流入，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整个东亚地区。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全球金融体制和国际金融组织。社会党国际强调有必要举行全球财政问题会议，以寻找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社会党国际又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最近的危机加强了在金融体系内实行新规则的必要性。一方面，私人信用机构系统的周期行为需要更加严格的公共监管干预，比如由国际清算银行进行监管；另一方面，金融手段和产品的复杂性需要一个独立机构进行监管，以避免在信贷市场上出现难以估计的风险。监督机构应负有对结构复杂的金融产品进行程序核准的责任。”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一向主张对全球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设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调控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所以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党国际主张认为要使金融市场恢复信心，就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深入的改革，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透明，可持续，综合全面，强有力的调控和监管。

三、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主张评价

(一)策略主张的进步性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党国际就十分重视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社会党国际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社会党国际对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金融政策的批判；对全球金融市场缺乏政治监管和金融投机横行的批判；认为一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都缺乏一个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去监管。这些分析都比较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些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这对近三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金融政策来说，不管西方主流是否赞同这无疑都是一针清新剂。

社会党国际除了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深刻分析外，还对应对解决金融危机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社会党国际通过对危机原因的分析，提出要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改革，设立明确透明的金融规则，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世界性金融组织去调控全球金融市场。并以此来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呼吁市场与政府之间要有一种新的关系，强调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作用；

反对仅仅是依靠货币繁衍货币的金融发展模式，强调实体经济的恢复与增长。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主张对摆脱金融危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有些已经被实践检验是可行的。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社会党国际提倡应对金融危机要有全面的办法，在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同时，要把解决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协同解决。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社会党国际很重视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破坏，提出了一些特别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认为在世界范围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也不应该降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仍对弱势对民生的关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策略主张的局限性

1　理论层面的局限性

社会党国际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政策，重视政治的作用，主张政府要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和规管。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和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主导了全球金融市场。社会党国际倡导的金融思想在与新自由主义或明或暗的争斗中，总体处于弱势。就连社会党国际自己都不得不坦承，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的衰败并不一定会导致积极金融政策的实施，反而是极右的极端主义政策的抬头。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社会党国际的金融策略有其先天不足的一面。

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主张很难协调国家间的金融利益。首先，社会党国际一直在呼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但由于全球金融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其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社会党国际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时，就会相对损害发达国家的利益，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正是因为众多的利益难以协调，所以导致改革的呼声大而力度小。其次，虽然社会党国际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利益进行保护但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社会党国际建议设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组织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调控，这就有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弱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强势的金融资源下变得更加不堪一击。其要求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方案，近几年在国际社会呼声颇高，社会党国际的方案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多种政治力量所提方案的大综合。并无太多新意。

2　实践层面的局限性

社会党国际金融策略在实践层面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社会党国际提倡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组织调控规管全球金融市场。先不管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组织对世界金融市场的调控是否有效力，仅就这个组织的建立就是阻力重重。由于先前的国际组织大多都是在发达国家倡议下成立的，也受他们的主导。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靠社会党国际的呼吁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金融组织更是纸上谈兵。不仅在发达国家阻力重重，在发展中国家也并非一帆风顺。即使是现存的一些经济组织也是广受非议。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7

关键词：财务危机　金融危机　机制

一、引言

此次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当前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引发全球关注和忧虑。由于多年来我国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国际经济的衰退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甚于其对中国金融行业的冲击。严峻的经济环境和落后的发展状况要求中国企业对传统的财务管理进行变革。通过变革，传统的财务管理职能将逐渐弱化。而参与决策、监控风险、创造价值将逐渐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能。要应对由全球经济下行带来的财务危机，中国企业必须转变财务管理职能，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企业因财务危机导致经营陷人困境，甚至宣告破产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本文将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企业财务危机防范问题。

二、企业财务危机的原因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原因大体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一般情况下，内部因素大多是企业的可控因素，企业可以通过采取措施降低其危害，而外部因素对企业来说大多是不可控因素，也是企业无法回避的；从外部因素分析，引发企业财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宏观环境。突出表现为市场疲软。所谓市场疲软是指市场整体需求下降而严重影响企业销售。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如果没有能力去面对经济学上的衰退、萧条、复苏、繁荣经济循环。包括美国次级贷所引发的金融风暴，那么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2，市场环境。例如原材料供应价格上涨，严品需求转变致使主业萎缩，市场竞争加剧等等。这些现象会使企业生产成本费用增长过快，但与此同时销售收入减少，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加速下降。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

3，金融环境。企业的筹资、投资等经营活动都与金融市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负债经营要受金融市场的影响，负债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取得借款时金融市场的资金供应情况，且金融市场的波动，如利率、汇率的变动，都会导致企业的筹资风险。

4，政策法规。企业并非生活在真空环境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严经营各个方面，进而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生存与否。例如，当国家处于保护工业而限制外来投资或对一些行业进行关税保护时。这些行业的企业自然安然无事。倘若一旦环境改变，时空背景不同，经济政策有所变化，那些无法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企业必然面临生存危机。

5，行业衰退。企业所处的行业发展也有着景气周期，包括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四个阶段。整个行业景气周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在行业低迷的时期，即使是实力雄厚的企业也难免受到影响。一些实力较弱的企业更无力支撑下去，只能重组改行。

英文中的“financial crises”可以理解为宏观层面的金融危机或微观层面的财务危机，二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不仅需要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分析对造成危机的微观原因，后者主要围绕政府的金融政策失误来进行，如银企关系的混乱，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外债负担过重等等。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资金占用迅速上升，筹资成本随利率上涨，有价证券贬值，企业筹资更加困难，公司利润虚增，资金流失严重，严重的金融危机给财务管理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经济环境下的经济景气时期，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企业面对大量可选择的市场机会，管理上可能存在粗放的现象，更容易忽视财务管理，危机意识淡薄。面对危机的到来，准备不足。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应对较仓促。达不到预期效果。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务危机防范的对策

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实际经验表明。金融动荡对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提高理财技术水平，增强防范危机的能力，这是财务管理面临的挑战。企业在财务风险无法回避或在从事某项财务活动而面临着潜在的财务风险时，应考虑风险预防措施。相对于金融稳定时期，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面临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将更大，市场综合消化吸收各种渠道信息的能力很强。并能迅速做出反应，金融市场将更为动态；在动态的金融环境中，利率、汇率的波动将是经常性的，于企业不利的变动有可能使企业陷人困境，乃至破产；风险预防要求企业从制度、决策、组织和控制等方面来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防止财务危机的发生。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防范企业财务危机的发生：

1，以现金流量预算为依据构建短期财务预警系统。企业理财的对象是现金及其流动，在短期里，一个企业能否维持下去的关键，并非完全由是否盈利决定，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否有足够现金，以应付各种支出。对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般应大于企业的净利润。凭借准确的现金流量预算，企业可以获得预警信号，经营者才能及早采取措施。建立企业全面预算，预测未来现金收支的状况，建立滚动式现金流量预算。

2，以财务指标体系为依据构建长期财务预警系统。财务危机预警制度就是以企业信息化为基础，以企业相关的财务资料为依据，通过敏感性财务指标的变动，对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的管理控制。建立有效的财务危机预警制度，高效的风险分析机制是关键，通过财务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的分析，认真研究其发展变化规律，不断寻找影响财务结构变化的蛛丝马迹，力求做到有备无患。同时做到健全财务结构，维持资金来源的连续性，降低资金成本。对各类风险加以预测、识别、预防、制和处理，以最低成本确保企业资金运动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效益型，为企业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以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防范财务危机的发生。

3，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企业在融资时应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充分考虑经营扛杆、财务杠杆、盈利能力及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因素。运用适当的方法确定最佳资本结构。并在以后追加筹集资金中继续保持。既要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是综合资本成本达到最低点；要抑制财务风险，就必须确定合理的负债额度或比率。

4，正确进行投资决策，努力降低投资风险。

(1)应以对内投资方式为主。对内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新产品试制的投资；二是对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三是人力资源的投资。目前应特别注意人力资源的投资，从某种角度说，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拥有一定的高素质的管理及技术型人才是企业制胜的法宝。

(2)分散资金投向，降低投资风险。企业在资本积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可以搞多元化经营，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从而分散投资风险。

(3)规范项目投资程序。当企业在资金、技术操作、管理能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实力之后，可以借鉴大型企业的普遍做法，规范项目的投资程序，实行投资监理，对投资活动的各个阶段做到精心设计和实施。另外，要注意实施跟进战略，规避投资风险。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篇8

关键词　次贷危机；金融救助；法律规制

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向其他国家蔓延，逐渐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及全球性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在此次危机中采取了哪些救助措施?这些救助措施有哪些创新之处?如何对政府的救助行为进行法律规制?这是我们在全面剖析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的几个问题。本文正是从以上几个问题出发，对次贷危机的救助措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对救助行为进行规制，进一步得出对我国有益的几点法律启示。

一、美国次贷危机救助的主要措施

(一)美国次贷危机救助的货币政策

在危机初期，美联储悉数使用了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相应的政策手段，对金融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干预。

1　公开市场操作，注入流动性。从2008年8月9日开始的整个8月份，美联储频繁使用了公开市场操作，注入和回收流动性。除通常采用的隔夜回购交易外，根据需要，还多次使用14日回购交易等满足市场持续流动性需求。8月10日当日注入流动性更高达350亿美元，远远超过数十亿美元日均交易规模。

2　降低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尽管面临着通胀的压力，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基准利率由5.25％降为4.75％，是2003年6月以来首次降息。此后，联邦基金利率多次下调，从未来趋势看，这一工具的可操作空间也不大。

3　降低贴现率。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决定下调贴现率0.5个百分点，从6.25％降至5.75％，并将贴现期限由通常的隔夜暂时延长到30天，还可以根据需要展期。同时，贴现贷款的抵押品包括房屋抵押债券等多种资产。至2008年8月30日已经先后十余次降低贴现率，贴现贷款余额大幅上升，为银行业提供了大量流动性支持。

随着危机的扩散和升级，除了使用上述的传统政策工具外，美联储还创新地运用了三个突破性的救助手段：

1　流动性支持工具频繁创新。美联储除了运用传统的市场流动性支持声明、公开市场操作、窗口贴现等方法和手段外，还创新性地设置了短期拍卖融资便利(TAF)、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DC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便利(AMIF)、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短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AlE)等工具多方位、多角度地支持市场流动性。

2　流动性提供范围不再局限于银行，而是向各类金融机构、特定的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扩展。传统上，央行行使的“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范围仅限于商业银行等存款类机构，但这次美联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对象已经包括了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甚至是实体经济。显然，美联储提供流动性的范围大大扩展了。

3　货币互换和协同降息。在对此次次贷危机的救助中，美联储先后与10个国家签订或扩大了临时货币互换协定用以增强离岸美元流动性，展开了两次货币互换，并于2008年10月8日联合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瑞士和瑞典的央行同步降息50个基点，并且了关于降息的联合声明。通过开展货币互换和协同降息，满足了美国本土以外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有效地稳定了金融市场。

(二)美国次贷危机救助的财政政策

1　7000亿美元救助法案。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修改后的救助法案。修改之后，新的7000亿美元救助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规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暂停按市值计价会计准则，该准则是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要求公司以当前市场价格而不是此前支付的价格来评估资产价值；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的存款保险上限从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允许FDIC一直到2009年底都可以向财政部申请无上限贷款，以弥补与更高存款保险上限相关的损失。核心内容是授权政府购买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用来帮助他们摆脱危机困扰。

2　救助问题金融机构。财政部联合美联储开展了一系列的紧急注资救助活动，美联储主要提供贷款，为相对比较好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收购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比较典型的是美国银行收购美林、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时，美联储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另外，财政部直接收购一些金融机构的股份，比如对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房地美、房利美股票出现大幅下跌，发生流动性危机时，采取由政府直接购买其股份，对这些机构进行所谓的国有化。

此外，由于美国汽车行业陷入次贷危机，面临大规模破产倒闭的风险，2008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表示，白宫将通过财政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向困境中挣扎的美国汽车制造商提供174亿美元紧急贷款，这些贷款将分两个阶段发放，首批贷款总额为134亿美元，第二批40亿美元贷款将于2009年2月与TARP第二批救助资金一同发放，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首先获得贷款，福特汽车已表示目前不需要现金救急。

(三)美国次贷危机救助的长期计划

危机救助计划通常由短期和长期两部分组成。长期救助计划涉及结构变革、新制度和新政策等方面。次贷危机的发生也引发了美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认真反思和总结，推动了随后展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全面性变革。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向国会提交金融改革方案《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它被认为是自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计划。对金融监管体系提出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套综合性的改革计划分短期、中期和长期提出了改革建议。

短期建议主要针对住房贷款市场，强化商业行为监管和市场稳定性，内容包括：(1)强化总统金融工作小组(PWG)职责，增加储蓄监管局(OTS)、货币监理署(0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作为成员；(2)成立一个新的联邦委员会，即抵押贷款委员会，监管抵押贷款市场活动；(3)改善美联储向非存款类机构的流动性提供。

中期建议主要致力于改进市场监管，提高市场效率，内容包括：(1)在储蓄监管方面，取消联邦储蓄银行牌照，代之以全国性银行牌照，并撤销OTS，监管职责并入OCC；(2)在州银行方面，对州注册银行监管职责转移至美联储(Fed)和FDIC；(3)在支付清算方面，建议为支付清算系统建立联邦章程，并由美联储负责监督；(4)在证券和期货方面，建议改变目前证券和期货市场分别由不同监管机构监管的局面，将证券交易委员会(SEE)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IE)合并；(5)在保险监管方面，建立全国性的经营规则，并由财政部下属

的全国保险办公室(010)负责监管。

长期建议则是在金融服务业建立起“目标导向”的现代化监管框架，监管部门重新界定为三大类：市场稳定监管局(Fed)，负责金融市场稳定性；审慎金融监管局，负责与政府有关的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各类金融主体的市场标准和规则。此外，建立统一的联邦保险公司(Federal Insurance Guarantee Corporation，17IC,C)处理监管失灵的问题机构，而美国证监会则继续负责上市企业证券的监管工作。

二、金融危机救助行为的法律规制

经济法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国家运用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市场失灵进行介入和调整。金融危机救助行为，是一个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调解市场的行为。那么危机救助行为就是一个经济法行为。既然是一个经济法行为，笔者认为经济法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制。

(一)遵循救助权力法定原则

权力来源法定原则是对政府救助经济生活的本质要求。它是指政府实施救助行为时，必须事先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即符合法律实体与程序的规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救助权力来源法定。无法律就无行政。政府救助市场的一切权力应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任何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成为政府行使救助权力的来源。二是依法救助。政府作为法律行为其行为人不应当享有特权，它也应当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在享有法律权利的同时，也应如同其他法律行为的行为人一样服从法律的权威，履行法律义务。

(二)规范救助方式

金融危机救助的方式，用一种法律的语言讲应是一种法律上的行为，它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通过人们的意思表示表现出来的，能够引起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状态，亦即政府作为金融危机救助的主体“进行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经济法律关系的行为”。_6J此次危机中，美联储除了运用传统的市场流动性支持声明、公开市场操作、窗口贴现等方法和手段外，还创新性地设置了短期拍卖融资便利(TAF)、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DC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便利(AMLF)、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PFF)、短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ALF)等工具多方位、多角度地支持市场流动性。美联储还联合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通过开展货币互换和协同降息，满足了美国本土以外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有效地稳定了国际金融市场。此外还采取了政府购买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为较好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收购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政府直接购买其股份、对这些机构进行所谓的国有化等方式来实施救助。

(三)明确救助责任

经济法除从政府救助的上述方面进行规制以外，还要对政府不当救助、滥用救助权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做出明确规定，确保政府救助最优化。比如在次贷危机中，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是世界四大投行之一，有着150多年的历史，影响力和资产规模都比贝尔斯登大上十倍以上，但这次联邦政府没有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指出，事后证明，美国政府不入市拯救雷曼兄弟是一个错误的举措。救则生，不救则死，救与不救之间政府及相关负责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我们经济法应明确规定的事项。经济法作为一部把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融于一体的法律，在规定和追究不当救助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经济法对责任的追究除采取传统的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三种方式以外，还可以采取各种公私法兼容的社会性制裁手段，如扣发奖金、市场禁入、注重责任追究的复合性和多元化。同时，经济法还可以规定调节、仲裁、行政复议和诉讼等多种救济途径，确立责任追究的法律程序，维护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因不当干预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

三、对完善我国金融法律的几点启示

(一)尽快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防范金融危机的三大法律制度之一，是问题金融机构危机处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各国均以存款保险制度作为危机处理过程中救助重组的资金来源，以实现市场退出后对存款人或其他债权人的补偿。要维护存款人利益，让存款人特别是居民储户承担全部损失，既不利于处置工作开展，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但目前采取的由央行或国家财政垫付的方式其处置成本未免过高，也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和加大金融风险。因此，我国应加快建立存款保险机构的步伐，尽快建立一部明确的《存款保险法》，强制我国境内所有吸收储蓄存款的金融机构②参加，对金融机构进行投资、援助、解困及保险，以维护存款人利益和金融机构在社会公众中的信誉。保险基金的筹集可参考国际做法，由资本金、保险费、投资收入组成。其中资本金由财政部、人民银行、投保机构按净资产的一定比例认购股份。保险费在设立初期应考虑我国实际情况，采取统一保费制；随着运行机制的成熟，针对不同金融机构应采取区别保险费率方式，按照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评级体系，对不同风险等级的金融机构实行不同费率(可根据经济形势适时调节)，并且对同一家金融机构同一存款人设立最高保险额，超过部分的存款损失由存款人自己负责。_9j同时由于存款保险公司对问题金融机构的产生、危机处置后机构的情况均应给予适当关注，所以应在《存款保险法》中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必要的监管职能，并保证其独立行使职能的权利。

(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CLBA)标志着美国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时代。但是，美国到目前实际上仍然实行分业监管，金融监管机构多达7家，如果把具有某些监管职能的机构算进去，监管机构则更多。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分别属于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次贷证券化过程中有众多的不同类型的机构参与，需要各监管机构高度协调配合。监管机构过于庞杂就会出现协调和配合问题，更容易出现监管漏洞。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并引发了美国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此次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商业票据市场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了其将加大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此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将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障碍。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我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通过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明确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修订后的《人民银行法》第35条第2款也有类似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但是，迄今为止的金融监管协调仅限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不定期召开的监管联席会议，停留在政策层面，不是法定机制，内容也以“务虚”为主，实际收效甚微。从美国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即存在一个总体意义上的监管者，对金融机构进行总体监督和控制，惟其如此，金融监管协调才具有坚实的平台。反观上述法律有关协调机制的条款，却并未创设这样一个监管主体，所以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监管协调。2008年8月14日，央行网站公布了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这被称为增强央行职责的“新三定方案”。方案从两个层面要求建立“协调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央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以及监管政策、法规之间的协调。对此，一般的理解是，“会同”实际上使央行担当了“牵头人”的角色。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有效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由国务院根据《人民银行法》第9条的授权，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认人民银行总体监管者的地位，建立人民银行主导下的常设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三)完善涉外金融监管立法，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

与以往历次金融危机相比，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广泛，破坏力更大。危机波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抑或是欠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与冲击。中国的金融已经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如何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威胁，也是中国金融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在这方面，采纳巴塞尔的一系列文件提出的原则、规则和建议，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一起加强合作，实现国际间的相互协调与共同合作，是最有效的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方法。如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美国联合全球主要国家央行，采取降息和注资的措施，效果显著。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但是，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监管合作工作，我们就必须有健全的法律作为基础，而我国目前的涉外金融监管法律规范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立法层次太低、法律效力太弱。我国现有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监管指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两部规范，前者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指导性意见，后者是由国务院公布的经济法规，效力层次比较低，不利于银监会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合作和交流。此外还存在立法不统一以及监管对象范围狭窄的问题。所以，为了全面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笔者建议由全国人大制订《涉外金融机构监管法》，将银行、保险、证券行业中的外资金融机构和中国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全部纳入监管对象的范围之内，以适应金融关系混业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可吸收巴塞尔相关文件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原则和具体的操作办法，使之转化为国内立法，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涉外金融监管体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积极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编织一张严密的法网，全方位防范和监控国际金融活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四)健全金融危机救助中的责任追究机制

进一步健全救助中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力度。2008年9月23日，美国122名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的经济学家联名发出“致住宅市场的代表和临时参议院主席”的信，反对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他们指出，这个计划违反了公平性原则，这个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给投资者。投资者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去创造盈利，需要能够承受损失。如果没有救援计划的话，很多投资者和机构的选择被证明是非常不明智的。公平，是法律所始终追求的目标和产生的源泉，具体在这里就是金融机构及其客户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法律的设计应重点保障各方承担因自己的行为而带来的责任，特别是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并具备能使这种责任落到实处的可行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