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的意义范文

移动支付的意义篇1

【关键词】安卓 移动支付系统 设计 实现

移动支付就是允许用户通过使用移动终端今次那个账务支付的服务方式，它伴随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应运而生，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基于安卓的移动支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也就具备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手机移动支付是当前极其流行的电子商务模式，极大程度上摆脱了有线网络的束缚，然而，由于手机操作平台并不统一的缘故，其支付系统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操作平台做出不同的设计，于当前而言，基于安卓的支付系统俨然成为用户和设计者最受欢迎的一种操作系统，总而言之，针对安卓的移动支付系统的相关设计与实现是很有意义的。

1 安卓开发技术

安卓开发技术总体而言可以分为这样三个方面，分别是：安卓操作系统、安卓总体构架与安卓程序界面构造。安卓操作系统因其开源和代码开放的特点，使得开发设计人员能够相对容易的进行程序开发、应用软件迅速的丰富起来，硬件具备多选择性的特点使得安卓系统在不同手机之间不存在兼容性的问题；安卓的总体架构是由核心层、系统运行库、应用程序框架和应用程序层四个部分构成的，总体结合为程序开发者提供了诸多便利、为适应当下不断更新发展的性能夯实基础、是所有应用程序结合等；安卓程序界面的构造是整个应用程序设计的关键部分，将其设计完美对于用户操作而言会更加便捷，其受欢迎程度自然得以提高。

2 基于安卓的移动支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移动支付系统即是为了满足广大客户某种特定的支付需求，进而进行设计与实现一些特别制定的基础的特性和相关功能。首先，在设计之初，需要提供到的系统支付功能即个人注册，同时需要保证每个用户其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唯一性、安全性，为了方便，还应当具备的功能是记住密码、自动登录与信息验证等内容；另外，移动支付系统必须具备的功能是移动支付的功能，采取的方式可以是数据流量，整个支付过程要保证安全和便捷；同时，移动支付相关系统还应当具备的功能是账户管理功能，便于用户能够清楚的将自己的账户进行管理；最后，移动支付还应当具备的功能是用户自定义修改密码功能与忘记密码时的重设功能等，总之，进行移动支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时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着手操作，最终服务于广大客户。

安卓平台应用程序中主要应用的语言基础是Java，所以在移动支付系统中的环境搭建环节中，要应用到Java进行应用程序的编写，设计之初，应当首先安装JDK软件，下载安装完成之后，进行安卓应用程序平台的搭建设计工作，之余进行IDE与ADT插件的建立和设计，这些都是进行应用程序系统编写的必要工具与流程，然后将安卓虚拟设备运行起来，一切工作就绪之后就可以进行程序的编写工作了，相关的安装都是为了后续设计的顺利进行。

设计移动支付系统的用户界面时，用户界面的移动支付系统要尽量清晰明确，使用户对于这一应用程序的性质和功能一目了然。在设计用户界面的图标时，应当以直观的支付标志最为适宜；设计的图标大小要同手机设备的屏幕大小相符合相适宜，同时图标与图标之间的大小要同时兼顾到；另外，设计时美工的作用要充分的利用上，所设计图标清晰地同时还要易于辨认，避免对用户造成误解。

实现移动支付系统时，具体实现的要求要正确并且符合相关协议时才可以完成用户登录，无法匹配则无法获得登录权限，无法实现系统的相关功能；用户成功登陆之后，完成其所需账户支付功能后，要从客户端实现相应的状态回执，实现庄户的改动，这样设计的具体实现形式有多种实现类：Pass Modify类，实现了用户的信息密码更改状态保存状态等；main UI类实现了支付应用程序的相关界面逻辑，使开发者能够通过对这类的控制进行界面外观的设计等。

3 移动支付系统的测试

将移动支付系统软件编写完成之后需要进行必要的测试，之后才算是真正的实现，继而投入使用，其测试平台就是安卓手机，或是其他的安卓平台。通常涉及到的测试内容包括环境和配置、需求功能和流程设计。环境配置的测试即是使其符合平台所满足的要求，保证其顺畅运行；需求功能的测试不言而喻，即使其各种功能能够正常投入使用，类似登录识别模块、支付功能模块、管理功能模块等，重点的测试内容即正确性、流畅性；流程设计的测试就是在遵循正确流程的前提下进行的测试，，保证测试全面，发现其中的缺陷，及时的作出更正等，最终使基于安卓的移动支付系统能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用户。

总而言之，基于安卓的移动支付系统对当今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而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意义，关于其支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整体而言，基于安卓的移动支付系统在极大程度上是我们摆脱了传统有线网络的诸多不便和束缚，为我们广大客户提供了一个极其便利的随时随地的移动支付平台，关乎其设计和实现的诸多事宜，应当更为全面的、多角度的进行考虑和思量，使其使用更完善，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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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移动支付的意义篇2

莫连光（1970），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城市学院工程管理系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与税收、投资。

摘 要:构建和谐社会是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主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正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转轨时期,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非规范性。国家财政应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改革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日本是一个中央财政集中度较高的国家，其转移支付制度有着鲜明的特点。为此，我们可以借鉴日本转移支付制度的经验，规范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灵活地、有针对性地选择转移支付方式，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的机构设置，加强监督管理 ，推进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监督机制

在中国建立科学、健全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财政体制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我国财政体制历经几十年的演变，尽管采取过多种形式，实行过多种制度和办法，但始终存在着各级政府间的上缴下补双向转移支付形式，特别是在传统体制下，中央政府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将其组织的收入上缴以获得所需财力，这是统收统支体制的必然结果。严格地讲，这些缴拨关系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体制，采取以税收返还为主、专项补助为辅的转移支付制度，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从规范性角度来看，仍存在着很多不足，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在转移方式、类型，还是在制度的规范性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尚需进一步完善。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

（一）和谐社会对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

和谐社会成为中国新的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治国的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转移支付制度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发挥着社会稳定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的作用。 转移支付体系以平衡各地财力，保证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职能，提供行政服务为主要目的，因此，转移支付的依据必须科学合理，这既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资金合理安排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备的转移支付制度。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划分税种和对财政收入的增量调整，形成了有利于中央财政收入适度增长的运行机制，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实力和调控能力，为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创造了条件。但由于这次分税制改革采取了旨在减少改革阻力和确保地方既得利益的方针，中央在确定地方税收返还数额时，以1993年为计算基数，把分税制规定的地方净上交额如数返还给地方，1994年以后的税收返还则是在1993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增。这种主要靠基数、谈判来确定中央向地方返还数额的方式，非常不合理，缺陷甚多，它强化了原有的财政资金分配格局，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区间财力不均问题根本没有触动，因而这种体制在实现合理的再分配、调节资源配置、缩小各地公共服务差距方面功能甚差，易造成保地方既得利益、轻国家财政调控的后果，加大了地区财力不平衡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不符合和谐社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化必须以财政转移支付目标的科学界定为前提

按照公共财政和和谐社会的要求界定财政转移支付目标是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也是目前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财政转移支付能否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前提条件。政府既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按照公共财政和和谐社会的要求，财政转移支付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对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支出(包括公共行政、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工程、公共事业、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供财政资金支持，而对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支出应将其推向市场和社会，从而使财政转移支付支出只针对社会公共需要领域，为社会经济，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2.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化在强调经济发展时必须要满足人的需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财政转移支付支出结构和规模的安排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财政转移支付支出在强调经济发展时必须要满足人的需要；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则要求财政转移支付支出在支持经济发展，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同时也要满足后代人的需要。为此，财政转移支付支出结构的安排和优化应主要向农业倾斜，以促进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向落后、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以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以充分体现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向社会公共事业如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倾斜，在确保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顾及未来的社会发展，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陈光焱， 2005）。

（二）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制度的局限性（改革和完善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性）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以发展公共事业为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求转移支付方式的选择应具有灵活性、针对性，让全体社会成员均衡受益。而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仍然沿用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建立的以税收返还为主、专项补助为辅的转移支付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转移支付的分配不规范，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为了照顾原有的既得利益，分税制体制中仍保留了原有的体制补助和体制上解。这种资金的双向流动不仅不符合分税制的要求，而且不论是补助还是上解，其数额的确定都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缺乏明确、科学的依据，随意性很大，根本达不到财政均衡化的目标。同时，占转移支付绝大部分的税收返还是采用基数法确定，并且只与增值税和消费税挂钩，这不仅不能解决原有财力分配不均的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扩大差距。而其他形式转移支付的分配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未采用统一规范的科学方法。专项补助资金安排随意性很大，导致收入上解地区恰恰又是专项拨款获得较多的地区，专项补助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使得转移支付的分配极不规范，实际上失去了转移支付本身的目的，大大违背了实现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初衷，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差距。由于专项补助缺乏规范化的分配方法，同时转移支付的管理分散，财政统一支配各类专项补助的实际权力非常薄弱。中央转移支付政策在县乡两级政府财政没有得到全面落实，致使部分地方基层财政困难加剧，正常保付水平降低，财政资金周转困难（李波，2004）。

2.转移支付形式过多，且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

在我国，由于多年来转移支付目标定位不准,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了税收返还、体制补助、专项拨款、结算补助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多种形式。各种转移支付形式之间各自为政：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由中央财政返给地方自主安排使用，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但返还额不考虑各地收人能力与支出需要的客观差异。专项拨款到处撒“胡椒粉”，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缺乏分工与协调，大多由地方自主安排支出，也未体现出中央的政策意图，诱导与调控作用不断弱化;专项补助安排逐渐固定化，地方易于形成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年终结算补助兼有一般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内容，但没有详细的计划。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发挥均等化功能的只有“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但通过这种形式分配的资金规模极为有限，且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转移支付形式繁杂，各自依据不同，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功能与作用由于相互抵消而弱化。如税收返还按收入来源正相关递增,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倾斜的原则,而体制补助与上解相结合则具有抽肥补瘦的横向平衡功能,但上解地区恰恰又能获得大量税收返还,从而使两者的财政平衡功能相互抵消。

3.目标选择不当，有效转移支付支出不足

转移支付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在提高财政支付收支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或水平的大体均衡，即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总体目标不明确。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虽然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方针相一致，但与转移支付的根本目标是相悖的。另外，财政转移支付支出资金是从中央财政收入中拿出来的，由于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不高，其收入增量有限，所以转移支付的规模很小。而与此同时，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若要以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支出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能力，以使其经济能自然发展，显然存在困难，也根本起不到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

4.监督机制缺失

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约束体系尚未建立。就目前情况看，在中央转移支付方式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补助进人地方预算，纳人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监督的范围。相当数量的专项转移支付不仅项目安排上随意性较大，地方无法确定其数额，而且资金划拨到地方后，由于项目分布区域的分散性，项目建设的周期性，项目效益评价的局限性，使这部分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严重失控，效益低下，容易产生违法腐败行为(高萍、陈宝林，2005)。

二、日本转移支付制度的特点

日本的转移支付体系以平衡各地财力，保证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职能，提供行政服务为主要目的，以中央政府不指定用途、不附加条件的转移支付（日本称作地方交付税）为主。日本作为一个中央财政集中度较高的国家， 税收收入中中央税约占2／3，地方税占1／3，而在财政支出中中央政府支出约占1／3，地方支出占2／3，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远不能满足其支出需求，政府间财政关系有着鲜明的纵向不平衡的特征，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其形式以税收返还为主，主要包括地方让与税、地方交付税、国库支出金。后两者的数量很大，占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量的90%左右。日本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1.规范化、法制化是日本转移支付的一个突出特征

地方交付税以《地方交付税法》为依据筹集和分配资金，交付税总额的决定是根据所得税、法人税、酒税、烟税和消费税的固定比例自动分配的；交付税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数额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公式和程序计算得出的。国库支出金中的各类转移支付也以相关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农业基本建设法》、《土地改良法》、《生活保障法》等为依据。尤其是对地方交付税的分配，中央政府每年要制定相关的分配政策和公布各地方的分配额，并不断提高分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各种转移支付的分配也是遵循“因素法”、“成本效益法”，考虑到相关因素，进行科学的定量、定性分析，并经过严格的管理和审批程序确定下来的。所有接受转移支付的辖区都在同样的公式下得到中央的拨款，所有测算公式都是公开运作的，公式设计比较科学合理，保证了实施过程中有章可循，大大减少了转移支付的盲目性、随意性，避免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经常性的讨价还价，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公正性和可预见性，各地方政府不仅知道本地将得到多少转移支付资金，而且了解其他地区得到了多少转移支付资金，这样可以减少盲目的互相攀比。这种机制化的分配办法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人为因素对财政转移的干扰，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2.交叉运用多项补助方式的同时，确定一种主要的补助形式

在日本的转移支付制度中，并不仅仅使用某一种补助方法，而是视具体情况不同，综合运用规定用途与不规定用途、附加条件与无附加条件的补助方式。当然，这种交叉运用也是有主次的，一般地，中央政府为了平衡各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则采取不规定用途的无条件补助方式，这样能够直接增强低收入地区的财政能力；中央政府为了增强地方提供某一种或某几种公共产品的能力，则较多地采用附加条件的专项补助方式。通常，一般性补助是促进公平、实施地区间财政收入协调政策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而专项补助则有利于达到效率目标，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3.转移支付目标明确,重点发展社会公共事业

日本实施转移支付的目标主要是使各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方面达到均衡。转移支付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在协调地区政策、调剂收入差异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助金主要在于帮助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地方通过修建基础设施、增加教育投入，来达到使各地居民均可以享用到同样或相近水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不是把款项用于生产经营领域，即转移支付具有明显的非生产性特征。这与我国传统体制下将补助资金大量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形成强烈的反差。应该说将补助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社会保障是转移支付制度本身的客观要求(满莉 等，2004)。

4.设立专门的管理和分配机构

日本在机构设置及权责配置方面建立起了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为了加强对地方交付税资金的管理，日本中央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特别会计预算――交付税特别会计预算，该预算是专门负责地方交付税资金的管理和拨付的。日本中央政府在事权的划分中，对于共同负担责任的事务，采取由基层政府负责处理具体事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按其所负责任大小分担资金的做法。中央政府承担这类事务的资金是以国库支出金的形式支付的。中央政府对国库支出金的监管类似于其他中央财政支出，主要由大藏省监督、指导，由会计检查院进行审计，以保证专款专用，实现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日本转移支付制度对改革与完善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借鉴

当前中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转移支付制度显得还很不规范，不成熟。有选择地借鉴别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对我们无疑大有裨益。日本财政的转移支付不仅规模大，而且制度也较为完善，值得我国在改革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学习和借鉴。

1.规范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规范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转移支付的依据科学合理，这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日本在确定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额时采用了科学公式，避免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大大提高了预算管理水平。我国在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时，应以科学的“因素法”为依据，逐步改变“基数法”，针对各地人口、经济和具体情况全面分析，建立合理的量化模型，加强决策的科学化（王朝才，2005）。一是应尽快设计出确定各地方税收能力与支付需求数的计算公式，在确定各地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基础上，计算分配可用于转移的财政资金，使转移支付额的确定有统一的客观标准，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排除转移支付过程中的随意性。在标准收入的测算上，要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房产税等收入额度较大，而目前尚未进行规范的标准收入测算的税种尽快纳入标准收入的测算范围，力争标准收入的测算面达到收入总额的90%以上。在标准支出的测算上，除了继续完善既有的地区差异系数外，还应当考虑运输距离、人口密度、少数民族人口数等地区差异因素，建立一整套反映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的指标体系。对于西部不同困难程度的地区，在补助系数上应当有所区别，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不能充分弥补下级财政收支缺口时，按照各地的财政困难程度分档确定财政补助系数。二是补助数额不宜按一定比率增长，而应一年一定。因为按一定比率增长不仅会大大增加中央财政的负担，而且会不断提高中央财政对地方支出的基数，进一步增加今后对地方支出调整的难度，同时各影响支出的因素也是在不断地变化，一定比率增长无法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必然导致“一定”定“百动”的局面，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三是对专项补助金要实行补助项目资金的专项使用责任制，强化资金管理。从资金投入使用到项目完成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落实责任者。有关管理机构还要建立项目专门账户，专款专用，不得把中央的专款补助用于平衡地方预算。要实行项目验收制度，提交资金预算报告和审计报告，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做到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化。

2.简化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增强其灵活性、针对性，让全体社会成员均衡受益

简化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重新归并现有的几种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在条件成熟时，取消体制补助、决算补助等非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形式，使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来实现。一般来讲，地方政府更愿意接受无条件非配合式补助方式（即一般性转移支付），以便地方因地制宜、灵活有效地使用补助资金；但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它更着眼于提高补助的整体效果，更乐于选择有条件配合式补助（即专项转移支付）方式。我国的现实情况：一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存在着严重的纵向不平衡，其收支比例呈倒四六的局面，即中央组织的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以上，而中央财政负担的支出只占全部财政支出的40%左右；地方财政则刚好相反。二是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越拉越大。这种纵横不平衡决定了在选择补助方式时应视具体情况审慎进行。由于目前地方税体系不健全，地方税收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无条件补助在转移支付中必然占较大比重，但从长远来看，无条件补助又会增加地方对中央的依存度，不利于调动地方理财的积极性，应合理调整其比重。因此，无条件补助应限于增加地方财政综合实力，以解决纵向不平衡问题；有条件补助应限于平衡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不均，以解决横向不平衡问题。同时，还应当规范专项补助，改进专项拨款的分配办法，保证专项拨款的程序法定化，以提高专项拨款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效益性，从而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积极创造条件，实现税收返还形式向多种专项补助形式并用的过渡；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将增值税、消费税统一纳入中央财政收入，同时对地方实行中央委托支出金、中央特定补助金及项目拨款三种补助金。其中中央委托支出金，主要用于在事权划分明晰之后，有些关系国家整体利益需要中央负担，但具体委托地方政府承办的事务所需经费；中央特定补助金主要用于在地方政府兴办的事务中，中央认为有必要加以鼓励、支持的，可给予一定补助；项目拨款主要是对一些基础性建设项目采取的专项拨款。这样既便于考核资金的使用效果，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又有利于确定对各地方的补助额，避免地区冲突。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利用各项财政决策来协调各种矛盾，采用转移支付形式是手段之一。在选择和运用转移支付形式时，要注意协调好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的结构比例关系。若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过大，容易助长地方的依赖思想和形成吃“大锅饭”的局面，不利于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结构优化；反之，如果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大而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过小，则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利于保障各地最起码的公共服务的资金需要。因此，必须结合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宏观调控任务，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突出效率，兼顾公平，有效实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各种转移支付形式的巧妙配合，既可发挥地方政府的自和积极性，又能保障中央政府政策意图的贯彻执行。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数额也应不断调整，以增强国家财政政策调控的灵活性、有效性。

3．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大力发展公共事业，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发展公共事业需要稳定的环境，如果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分配失衡，贫富悬殊，则莫说社会发展，就连正常的社会活动恐怕都难以维持。而法治建设、调节利益关系、抑制贫富分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公共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也就是说，发展公共事业本身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内容。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关键是合理确定经济管理权限。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主要是宏观调控和协调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主要是完成中央宏观调控下达的任务和协调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各级政府承担的事权，根据财权和事权相统一原则，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支出。对于那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微观经济活动，该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应当从财政的供给范围中剥离出去；而政府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以此来真正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地区失衡、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调节目标。从日本实施转移支付的目的来看，转移支付的目标并非要达到地区经济发展的均等，也不意味着要达到全国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均等，而主要是使各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方面达到均衡。因此，在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中，应将确保各地方政府拥有均衡的最低公共服务水准作为转移支付制度的最终目的。因为各地方政府最低公共服务水准的非均衡化，必将带来要素的非正常流动或行政性干预、地区封锁，对社会稳定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调剂各地区间财政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应当成为我国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一个基本目标。政府应当发挥中央财政的再分配功能，通过地区间财政收入的转移，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履行政府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我国各个地区（尤其是东西部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在注重发挥市场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若忽视了中央政府的预算调剂作用，则会从财政角度牵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并且加大地区间居民享用公共产品的水平差异。当然，调剂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水平并不等于实行平均化，更不意味着拉平地区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而是为了保证欠发达地区政府能够拥有相应的财力，向其居民提供基本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另外，在实施地区间财政调剂计划的过程中，需要提高效率意识，力争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向欠发达地区提供财政帮助。此外，对那些具有特定意义的公共产品（主要包括那些虽在地方辖区之内但又产生着重要的外部经济性的公共产品），也应该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形式进行补偿。

4．依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的机构设置，加强监督管理和绩效考核,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执行各级政府间复杂的财力转移支付政策，特别是确定和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关系，需要依法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并以立法形式规定该机构的任务、职权和职责，以对转移支付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确保转移支付的公正、合理。机构设置可以借鉴日本成功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法》赋予其法定的管理职责(丁文、张林，2004)。

根据各类形式转移支付的不同特点，相应制定不同形式的监管方式。对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作为地方固有财力的一部分，上级政府可以不规定其具体用途，其监管以《预算法》为准绳，通过同级人大和上级财政对预决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审查来实现。而对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应建立严格的项目准入机制，仔细审查项目的重要程度和可行性报告，使用规范化的公式测算出每类项目所应给予的补助数额并按期拨付资金，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拨付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而且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能捆在一起使用，应针对每个项目的全过程单独进行跟踪督办，实施项目验收、效益考核和经验总结。同时，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特别是人大和政协的制衡。

对转移支付的执行效果，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考评体系和一系列的量化指标，对其进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综合考察评价，以保障转移支付资金的运用符合政策性要求，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财政转移支付的科学性、有效性、安全性。对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考评资金运用的社会效果；而对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考评专项资金的运用方向和使用的经济效率。

5．依法大力推进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1994年中央和省级政府实行的分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1995年开始构建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后，赋予了省级政府自行确定其省以下财政体制形式的权力，造成了目前不同省区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不统一。目前我国省内财政收入与支出的不均衡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各地区普遍存在着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剥夺，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地方政府应尽快建立起具有均等效果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各省级政府在改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时，要把税种及财力规模尽可能地分解到县级，从体制上保证基层财政有比较充实的财源基础；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其他配套制度，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我国形成统一的有机体系(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课题组，2004)。对于确实困难的县乡财政，中央财政也要适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只有做到公共服务的省际均等化和省内均等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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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的意义篇3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移动商务 移动支付

随着移动通信从话音业务转向数字业务，各种移动增值业务层出不穷，而移动支付就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那么如何定义移动支付呢？根据移动支付论坛（mobile payment forum）的定义：移动支付是指交易双方为了某种货物或者业务，通过移动设备进行商业交易。移动支付所使用的移动终端可以是手机、PDA、移动PC等。在其中，以手机作为支付方式的终端占了绝大部分的份额，也是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相关的概念，何谓“产业链”？产业链简单来说就是由几个具有互补性的企业联合起来向客户提供服务的商业模式。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产业链，我们就可以得出“价值链”这个概念，这是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IE.Porter)教授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并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其含义是:从价值形成过程来看,企业从创建到投产经营所经历的一系列环节和活动中,既有各项投入,同时又显示价值的增加,从而使这一系列环节连接成一条活动成本链。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增加价值,而是要重新创造价值。在价值链系统中,不同的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价值的定义也由传统的产品本身的物质转换扩展为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动态转换。在这之后,彼得・海恩斯(Peter.Hines)从价值实现的最终目标出发对价值链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价值链是“集成物资价值的运输线”。与传统的价值链相比的主要差别是,海恩斯的价值链作用方向相反。海恩斯教授把顾客对产品的需求作为生产过程的终点,把利润作为满足这一目标的副产品。从这些概念我们可以看出产业链运行的有效性是以产业内部的分工和合作为前提的，专业化的分工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扩大价值增值流量；而合作是产业价值链中各个价值增值环节得以“链接”和连续的必要条件。

增值性是产业价值链的一个主要特征。后面的价值增值环节在前面价值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向新的客户，生产出新的价值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面环节投入的价值量在后面都能够实现，如果存在价值增值瓶颈，价值链上一部分投入的价值将会损失掉，无法实现增值。正如我们在电子商务这一新的产业链中所看到的一样，当网上支付手段的简便性和安全性以及购物发生后的配送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之前，它们将永远是阻碍产业链增值的瓶颈。而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移动支付产业链中，在移动支付中，所用传输技术根据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空中交易和WAN(广域网)交易两种。空中交易是指支付需要通过终端浏览器或者基于SMS/MMS等移动网络系统；WAN交易则主要是指移动终端在近距离内交换信息，而不通过移动网络，例如使用手机上的红外线装置在自动贩售机上购买可乐。这两种方式所涉及的技术都不能算做很成熟，这也导致潜在的使用者在把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的支付方式时有较多顾虑，如果不能或是不能很快解决，同样也会是移动支付产业链上的价值增值瓶颈。

产业价值链中的价值投入受最终用户需求的价值总量约束，这也决定着价值投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实现。参与价值链运行的企业需要充分认识这一点，以避免盲目扩大投资和生产。在对移动支付市场的需求的预测上我们可以稍微保持乐观，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使用手机作为语音交流、短消息服务（SMS）及其它应用的工具，他们对移动装置的使用和熟悉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财务交易阶段。中国的移动支付还具有欧洲北美市场不具备的优势。作为移动支付的主体，消费者钟情移动支付的原因首先是便利，而这一便利，在中国还有特定的含义――移动支付成功卡位现金与信用卡之间支付空白的优势。在欧洲北美市场，金融衍生工具相对丰富，消费者的支付手段多样，尤其是信用卡功能稳定安全，具有多年的发展基础，虽然深入人心的移动平台概念能够减少推广成本，但那里的人们对移动支付的有效需求未必高于中国。中国的金融工具种类多但普及差，个人信用体系缺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个人在交易过程中只能以现金为主的局面。同时人们的小额生活支出却数量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愿意尝试一下不用支付现金的移动支付这种新的支付方式的。同时，对移动支付需求市场的预测也不应过于乐观，因为在大额支付上，人们会倾向于更为安全可靠的传统银行交易方式，因为相比于小额支付，在大额支付中，人们更看重的是安全性而不是方便性。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移动支付产业链具体是有哪些成员构成，他们又在这条产业价值链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就移动支付而言，产业链由移动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内容提供商、系统集成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客户等构成。这些成员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链条关系。在其中，又以移动运营商，银行和内容提供商所起作用最大，所以下面的分析也就以它们为主。

移动运营商正在寻找可以推动非语音服务的普及性应用，sms(短信)的异常火爆给移动运营商（特别是亚洲）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同时也给他们极大的信心去积极寻找下一个非语音服务，而移动支付很可能就是他们所要寻找的机会，也即下一个利润增长点。所以他们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很多国家的运营商都开始了这项服务，如前文所提，我国最大的两家移动运营商移动和联通都开展了类似服务。因为他们几乎控制着移动网络这项稀缺资源，所以他们在移动支付这条产业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阶段也通常由移动运营商来主导移动付费业务，作为移动支付平台的运营主体，以就是用户的手机话费账户或专门的小额账户作为移动支付的账户，用户所发生的移动支付交易费用全部从话费账户或小额帐户中扣减。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每月的手机话费和移动支付费用很难区分，无法对非话费类业务出具发票，税务处理复杂。在当前移动支付所使用的领域单一，交易额不大的情况下尚可应付，而当使用范围及所涉交易额都进一步扩大时，一方面可能会与国家金融政策发生抵触，另一方面他也缺乏足够的能力抵御金融风险。

就目前的移动支付现状来看，银行是起着辅助运营商的作用，但银行拥有以现金、信用卡及支票为基础的支付系统，且有较强的抗金融风险能力，在重要的相关服务中占据着垄断性地位。如果移动付费业务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银行应该会起关键的作用。当前对银行而言，其机会与挑战就在于如何将其现有的服务连接到移动装置上去。如果各银行只能为本行用户提供本行的手机银行服务，移动支付在银行之间不能互连互通，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移动支付业务在行业间的推广，所以如何整合行内资源为客户创造更大的方便也是银行所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可以推测类似银联的组织将在将来的移动支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内容供应商。它的范围很广，从网上机构（如提供网络游戏，电子邮箱从而向消费者收取少量费用的电子商务）到网下企业（如大众运输系统，它们可以提供终端，使乘客能够通过移动电话支付车费，并以此降低成本）都可以成为其中一员。他们的用户群是一种不稳定的非长期资源。这种资源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供应商很难独立成为移动业务的主导者。但如果只有移动支付这种形式而没有东西可以支付，那么移动支付将永远停留在概念上。所以运营商与内容提供商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运营商开放的前提下，内容才能丰富，用户才会跟进，整个行业的蛋糕才能做大。日本的NTT DoCoMo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先锋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的崇拜。很多崇拜者甚至说，是天才创造了i-mode，然而事实是DoCoMo最早领悟到要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内容付费。在中国移动推出的移动梦网也正是由于有众多的ICP（内容提供商）所提供的众多丰富内容而获得成功的。

新型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如果不能实现有机黏合，就不可能欣欣向荣充满生机。这个“黏合剂”就是利益。当前移动支付产业价值链中最重要的，也是产业价值链上各方最关注的就是提供服务所收取的资费的分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将直接决定是否能调动在这个产业链的所有成员的积极性，从而配合其他成员将这个新兴产业的蛋糕作大。这个利益体现在消费者身上就是是否能让他们拥有简单而满意的体验。

移动支付的意义篇4

然而，尽管世界各地的移动通讯技术不断演进，但一直以来，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实现移动支付，最普遍的例子是肯尼亚、日本和韩国。在2003年推出M-PESA、移动汇款服务仅一年后，160万肯尼亚人开始使用移动电话转移资金。然而，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移动支付试验一直不成功。清楚地了解当地市场特点及其促进或阻碍移动支付的因素，是成功实施移动支付的当务之急。

移动支付定义与价值链

移动支付定义为移动电话的任何交易，即在移动电话上的金钱的所有权转移。基于这项技术，这种支付是远程的或近场交易。远程移动支付可以“随时、随地”，并可基于“个人-个人”（P2P）或“个人-商家”（P2B），如汇款和账单支付。远程交易可以通过SMS（短信）、WAP（无线应用协议）技术启动。另一方面，近场移动支付需要消费者的手机和阅读器间的信息交换，如商家和销售终端间的信息交换。通常情况下，近场交易需要在手机上安装近场通信（NFC）芯片。

与任何传统的支付系统相比，移动支付拥有自身产业价值链。移动支付价值链包括来自多个行业新的和现有的参与者、移动网络运营商（MNO）、手机制造商、银行、信用卡组织、第三方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软件制造商、商户和消费者。这些利益相关者中的每一方都在行业内创造价值，并获取回报。衡量移动技术的使用，考虑“关键规模”是重要的。关键规模是指“足够多的人在某一时点都进行创新，使创新的普及速度能够自我维持”。

美国移动支付发展

虽然早期市场的特点十分支持移动支付，但美国却很缓慢地接受这项技术。近年来，虽然亚洲和欧洲国家的移动支付向前迈进，但美国仍是曲线式发展。然而，美国人对2007年推出苹果手机的反应热烈。2010年12月，智能手机用户占美国手机用户的27%，而上年同期为16.8%。智能手机应用的增加和经济数据计划的可用性将有助于美国移动支付的应用。

由于美国拥有稳定的和发展良好的支付系统，新的支付方式很难进入市场并取而代之。其结果是，美国先进的移动支付比其他许多国家发展更慢。虽然美国进行了移动支付的许多尝试，但并没有结果表明目前移动支付业务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在供应端方面，传统的支付公司（如Visa、万事达、美国运通和第一数据公司）在维持现状中获利，不可能从非传统支付方式获利。在消费端方面，消费者有许多高效、安全的支付方式可供选择，如信用卡、借记卡和现金，省却了其他支付方式的需求。至于商人，他们不希望投资移动支付技术，直到其被消费者广泛使用。这就造成了网络效应问题，因为无论是需求端用户还是供应端用户使用移动支付，必须等到对方已经先采用移动支付。因此，移动支付必须拥有明确的和普遍的附加值，以将用户从现有的支付方式吸引过来。

美国的移动技术领域尤其拥有竞争力，公司以新产品创新为手段快速抢占市场份额。作为支付的前沿领域，移动支付对目前支付生态系统极具潜在破坏性。然而，移动支付也为在新生态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公司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机会，各公司通过投资移动支付试验和市场检验来争夺位置。2011年，“谷歌钱包”针对纽约市和旧金山推出基于NFC的试验。Verizon、AT&T和T-Mobile公司组成的联盟，宣布于2012年在盐湖城和奥斯汀推出NFC。

新加坡移动支付发展

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加坡三大移动运营商间的竞争，促使新加坡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在2010年9月达到141.4%。可以预计的是，新加坡建立政府、商业界和人口共享的“新加坡心态”，再加上移动电话普及率高，将使广泛应用移动支付成为现实。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实际的实施进展要远慢于最初的设想。

首先，政府是移动支付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其次，移动支付会带来一个明确的平台。如果新加坡移动支付市场达到饱和，则该技术将是基于NFC。NFC在新加坡已是既定的技术，很多的移动支付试验是基于NFC推出的。例如，M1（新加坡顶尖电信公司之一）与花旗银行和Visa合作推出了使用NFC的移动支付试验。虽然SMS是另一种实现移动支付的方式，但在新加坡没有得到重视。最后，新加坡移动支付的价值主张十分“宏伟”，引导用户远离现金、银行卡或信用卡，因为这三者已经完善并不太可能被新的媒介取代。

新加坡独特的移动支付服务商是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管理局的宗旨是通过吸引外国跨国公司和促进创新、服务，不断发展新加坡的资讯通信生态系统。为帮助创建移动支付生态系统，IDA在2010年11月发出合作呼吁，2012年在全国建立一个可互操作的NFC环境。互操作性将是移动支付成功的关键，这需要网络运营商、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合作。此外，新加坡政府积极推进公民的生活更轻松，移动支付结合多种其他支付形式，有益于公民生活方便。

在新加坡，某些因素仍然可能阻碍移动支付在国内的广泛应用。尽管政府提供便利，但法规和标准尚未到位。这些法规和标准对克服不同的网络运营商、手机、手机操作系统和银行间的互操作性问题，并创建一个一致的移动支付生态系统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生态系统，移动支付在新加坡将会短暂发展后消失。事实上，2003年和2007年移动支付试验的失败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手机、操作系统和支付平台间的互操作性。

法规和标准的缺乏也使得价值链中的参与者难以在试用阶段发展移动支付。因此，银行和电信涉足移动支付，并已成为真正的“先行者”，将有助于推动这项技术的发展，但却无法解决没有明确领导者的问题。在新加坡，即使移动网络运营商可以取得移动支付金融许可证，但目前的价值主张仍然不清晰，银行仍不愿全力进入移动支付市场。

在新加坡，消费者和商家也同样不愿意放弃现有的支付方式来支持移动设备刷卡。新加坡消费者对价格非常敏感，即使是移动支付征收非常小的溢价（如1%）也不被人们所接受。与现有的支付机制相比，移动支付的便利是压倒性的，移动支付也与普遍的现金支付方式激烈竞争。在世界其他地方，现金可能被认为不方便或不安全，但在新加坡却相反。现金是快捷、方便和匿名的，拥有国家价值特征。最后，商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提供其他支付方式，承担那些类似他们已经承担的信用卡交易成本。对于消费者和商家，移动支付的利益和价值必须超过现有的支付方式。

即使移动支付是新加坡支付的创新，但目前对这种技术的需求仍然有限。新加坡虽然很早使用该技术，但全面实施尚需时日。

印度移动支付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大量无银行账户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少接触传统的金融服务，包括银行和信贷。被称为“金字塔底部”的无银行账户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1%。虽然与银行服务脱节，但无银行账户人群也需要进行安全可靠的货币交易，尤其是汇款。无银行账户人群不能负担家庭的电话或互联网服务，而是依靠廉价的低端手机（功能手机）来满足日常需求。在无银行账户中，信用卡使用率较低，手机可能超过银行账户。无银行账户等因素使移动支付在印度成为“很有前途”的市场。

20世纪90年代电信改革以来，私营移动运营商进入市场并提供数以百万计的移动服务，一举超越传统的基础设施。拥有8.11亿用户，移动电话已成为印度事实上的通信设备。鉴于这一趋势，增值移动服务预计将进一步增长。

然而，印度的移动支付应用落后于其他国家，预计在相对长时间内仍然如此。这是由于该国高分段和异质性的消费群，该国的复杂多样性表现在多语种、多民族成分和多样化的消费群体，特别是在印度北部和南部间。这种市场特征意味着需要多种移动支付实施战略。此外，移动支付产品必须解决印度广大地域的需求，包括密集的城市和边远农村地区。由于印度技术完善程度较低，移动支付接口必须是简单和容易理解的。事实上，虽然SMS是最好的方式，但由于高文盲率，短信的使用率很低。此外，缺乏数据安全性使得移动支付对喜欢面对面现金交易的消费者和商家具有风险。为克服这些挑战，移动支付必须具有立即可辨的价值和利益。

然而，移动支付在印度是一个机会领域。该国是世界上移动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其次是中国。从监管角度来看，印度储备银行最近采取措施澄清移动支付交易标准。2008年，印度储备银行移动支付指引，明确监管问题、技术和安全标准、互操作性要求以及消费者保护措施。2010年，移动运营商Bharti Airtel公司被授予移动支付服务许可证。显然，政府是塑造未来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人口需要安全、方便、实惠的银行服务，印度在未来几年内大量应用移动支付发展是很有潜力的。

香港地区移动支付发展

中国香港地区尖端的移动网络支持超过9000个公共无线接入点，确保全境连接。2004年，首个3G网络推出，2009年推出4G服务。电信市场没有外资所有权的限制，从而创造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消费者可以受益于高品质的服务和实惠的价格。

苹果手机的巨大成功带动香港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到2015年底，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将达到72%。然而，饱和的移动通信市场造成智能手机每户平均收入（ARPU）下降。因此，移动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通过价值增值服务（如移动电视和互动游戏）寻求新的收入增长机会。这种发展可能推动移动支付行业成为新的收入渠道。

香港精通高科技的居民已经熟悉非接触式智能卡，如八达通卡和Visa payWave。非接触式卡嵌入RFID技术允许用户通过简单的读卡进行支付。2008年，推出的Visa payWave信用卡是另一种流行的非接触式卡。很多人使用Visa payWave支付日常采购。非接触式智能卡的普及推动香港无现金交易，并为移动支付的应用铺平了道路。

但在香港，其他因素可能阻碍移动支付的应用。在其他发达市场，移动设备的激增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平均而言，香港精通高科技的消费者频繁升级他们的手机，大约每18个月升级一次。这种做法已经创造了一个高度分散的手机用户群，现有的设备可能会阻碍移动支付。

直到政府特定的移动支付政策，私营部门似乎率先在定义这个新的支付渠道。最少的政府介入可能是行业的福音，因为这允许创新和实验来创造新的市场机遇。然而，缺乏具体法规可能阻碍暂定竞争者进入市场。虽然八达通似乎已经找到了利基市场，但银行和移动网络运营商在确定其潜在的移动支付产品收入模式上仍有困难。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消费者有多种支付方式可供选择。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他们一定认为其比信用卡、八达通、现金具有更引人注目的价值主张。表1总结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促进或抑制移动支付应用的基本情况。

未来发展路径

基于每个国家或地区移动支付的现状，图2描绘了移动支付在美国、新加坡、印度和中国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径。

对于美国、新加坡、香港，移动支付应用的发展可能如预期所述，下一步将代表支付技术并大规模普及，并作为市场自然演变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印度会偏离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途径。如前文所述，我们确定了印度庞大的无银行账户人口的市场潜力，他们没有获得传统的金融服务。然而，大多数无银行账户人口严重依赖手机。这表明有机会将无银行账户用户的支付方式从现金转变为移动支付，其第一步是依靠更广泛的支付基础设施建立个人金融数据。一旦无银行账户建立个人的信用记录，他们将选择继续使用移动支付并使用信用卡或支票，而这是他们以前无法使用的支付方式。

对于美国，如果移动支付真正获得动力，则显著的激励将提供给移动支付的潜在用户。由于美国消费者看重便利，提供增值服务（如支付优化或电子发票管理）可能是“杀手级应用”，可以吸引消费者广泛采用移动支付。此外，移动支付应用可能会借助于高科技而兴起。

在新加坡，高科技市场仍然是最终应用的先行者，但移动支付比现有的支付方式向最终用户提供了更高的价值。除了满足消费者需求，移动支付将争取新加坡政府的支持，监督国家范围的技术措施。此外，最终实现应用与现有技术兼容。新加坡人希望拥有的技术是快速和易于使用的，他们不会等待，也不接受任何移动支付“并发症”。正如前面所述，很难狭义定义一个单独的应用程序，这使移动支付自我维持技术将依靠新加坡的社会因素，从而推动该国接近关键规模。研究表明，“杀手级应用”必须应用于移动支付，因为这既不困难也不昂贵。移动支付进入大众领域将利用现有的技术基础设施，专注于新加坡政府的权威服务。

在香港，许多价值链参与者寻求智能手机市场的影响力，我们的研究表明，必须建立互操作性标准来支持移动支付。非接触卡（如八达通和Visa payWave）已在香港流行，八达通的使用扩展到移动支付应用的日常采购领域——只是时间问题。

在印度，移动支付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参与者应该密切关注市场的高度多样化和分段特性。该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和广阔的面积意味着移动支付战略在新德里取得成功，在班加罗尔则可能不会成功。大量无银行账户的人口广泛使用手机和需要基本的汇款服务，这说明移动支付是很有前途的市场。因此，某种形式的汇款可能成为印度的“杀手级应用”。要做到这一点，移动支付产品必须设计得简单易用，因为无银行账户的人群文盲率很高。此外，智能手机逐渐取代功能手机作为主导的移动设备，很可能进一步有助于印度移动支付的应用。

在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中，移动支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这种新的支付方式推广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伴随不同的促进和阻碍因素，移动支付在美国、新加坡、印度和香港肯定存在市场潜力。然而，在发达市场（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移动支付可能是替代现有支付方式的一种补充。移动支付将是一种进化而不是革命。在印度发展中市场，移动支付有潜力为无银行账户的人群和其他细分的广大消费群提供巨大好处。然而，印度的人口多样性意味着需要个性化的市场实施战略。

对我国的启示

加强技术研发，保证交易安全化、便捷化。支付的安全性是移动支付目前面临的棘手问题，移动支付的安全需要安全可靠的通讯信息网络。中国的移动支付首先要加强基本的硬件开发和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加强软件和核心技术研发，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移动支付研究组织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开发具有我国知识产权标准的关键支付技术，双管齐下，使网络信息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此外，技术研发要切合实际，这需要交易前对消费者的合法性进行鉴别和有效控制，同时，在安全的前提下要满足用户使用习惯，保持易用性本质。因此，要在安全与易用间寻找平衡点，即实现系统的安全性与操作快捷简便相结合。

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强化产业协作，丰富现有商业模式和业务种类。我国移动支付产业具有产业链参与成员数量多、产业协作形式复杂等特点，这就需要不断创新更适合的商业模式，要让各方成员在移动支付产业链上共同开展移动支付业务，通过采用协同合作的方式实现各种信息资源共享，最终达到优势互补，促进整体移动支付产业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我国移动支付业务面对大量潜在的用户使用群体，需要拓展业务面，创新业务种类，将其转向更生活化的层面，从而更深层次的影响用户的日常生活并提高用户的认知度。

完善移动支付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加强业务监管。移动支付作为新兴行业，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包含准入政策、监管政策、资源共享、服务规范制定等。研究移动支付交易过程中涉及各方责任的划分，明确相关法律责任。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会为移动支付的普及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我国移动支付要从金融安全的和行业监管两方面加强监督，对相关移动支付的服务提供商实行牌照制度，规范当前移动支付市场秩序，也有助于对其实行业务监管。

建立统一的信用评价制度。目前，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统一的信用评价机制，在监管领域使用与信用评价一致的信用管理办法、评价方式和信用度计量方法。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信用信息数据库，实现领域内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查询透明化，保证远程交易前双方信用等级容易查询，杜绝信用评价不良带来的交易风险。我国应该在借鉴外国先进监管评价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符合本国特色的信用评价制度。

移动支付的意义篇5

关键词：支付宝；娱乐宝；生活支付；医疗保险；交通出行 安全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178-02

一、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定义及发展状况

移动支付或称手机支付，许多用户使用其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对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账务支付的一种服务方式。据统计2014年双11购物狂欢节，开场第一分钟就实现移动支付达65万笔，开场后一个小时用户通过手机完成的交易笔数达到3504万笔支付。而双11当天仅支付宝全球移动支付就达1.97亿笔。据艾瑞咨询统计2012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业务交易规模达1511.4亿元。2013年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12 197.4亿，同比增速707.0%。2014年前三季度第三方移动支付总额达42 007.9亿。[1]第三方移动支付不仅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悄悄的渗透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方移动支付两大巨头分别是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和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两大移动应用占2014年第三季度移动支付份额的82.6%和10%。[2]两大应用软件的服务覆盖投资理财、众筹、在线购物、信用卡还贷、购买、出行购票、生活缴费等。几乎覆盖我们生活支付领域。两大移动软件以其快捷方便的服务不仅迅速俘获大量用户，而且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各凭独有的营销理念，其用户还在飞快增长。Canalys预测，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今年的销售量将达到4亿2千3百万部，智能手机用户总量突破5亿大关，[3]这意味着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二、余额宝及娱乐宝

2014年似乎没有比余额宝更火的话题了，阿里巴巴2013年6月13日推出余额宝，预期7%的收益立即戳中国民的痛点，短短18天用户规模超250万，吸纳资金66亿。2014年一月余额宝吸纳资金2500亿，到2月支付宝吸纳资金4000亿，用户规模更是达到了8100万。[4]半年之内中国各大巨头纷纷推出了各自的“宝宝”。短时间内互联网金融通过媒体跃然呈现到国民眼前。几乎在瞬间高大上属于富人阶层金融理财出现并在普通同民众之间快速推广。余额宝的金融创新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投资理财的方式。各大“宝宝”的理财没有限额，1元也可以投资理财不仅仅是金融创新而且打通了普通民众向投资领域投资的通道。

众筹理念起始于美国，13年2月中国成立首家众筹平台“众筹网”，而阿里巴巴似乎也不甘于于寂寞14年3月26日在支付宝平台推出娱乐宝增值服务，众筹电影综艺节目。短时间内支付宝又以众筹的方式为支付宝用户打通电影投资领域。支付宝用户少则几百多则不限可以投资电影，而且有机会赢得探班的权利，近距离地接触自己喜爱的明星。

不管是余额宝的金融创新还是娱乐宝的众筹，对投资界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但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它们打通了普通民众向投资领域投资的通道。像第一次吃到伊甸园的禁果一样，普通民众以一种新的身份进入投资领域，从而多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

三、生活支付

自微信5.0开通支付宝钱包开通之后扫二维码支付、语音支付、NFC进境支付等一系列新的支付手段正在代替传统的现金支付并且在快速地渗透入生活之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全国各大高校，到处可以看到摆放在商场、地铁宿舍门口的各式各样的自动收货机，你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售货机上的二维码进行支付，你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商品。在饭店吃饭你可以利用手机支付，想看电影可以用手机钱包远程购买，转账信用卡还贷可以不用去银行排队。只要你有手机钱包你可以不带现金购买到你需要的任何商品服务。

自2013年支付宝布局线下布局失败后，支付宝重新布局线下消费。与杭州各大传统超市合作。2014年8月1日杭州网经济新闻报道“超市购物也能刷支付宝啦”支付宝在杭州与世纪联华庆春店、义乌店、施家桥店合作，用支付宝钱包购物结算，并且享受一定优惠。到15日与支付合作的的门店达到71家。阿里巴巴这一举措不仅引导消费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移动支付，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消费者使用手机钱包支付的习惯。以杭州为试点，各传统超市与支付宝合作，阿里巴巴一定会将这种模式在全国各地推广。手机钱包支付的移动支付将会与消费者的生活支付联系更为紧密。

随支付宝的线下布局及微信支付的微支付生活理念的进一步推广，培养起消费者新的支付习惯，加之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进一步电子化。届时网上购物、水电缴费、购买、转账还款等新的支付方式会更加深入根植与消费者的生活支付之中。

四、交通出行

2014年最令出租车行业兴奋的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对于快滴和滴滴打车的补贴。只要消费者在手机安装滴滴打车和快滴打车APP，并装有支付宝或者开通微信支付，只要使用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宝支付打车就可以享受一定优惠补贴，甚至在一段时间打车车费在11元人民币以下消费者还可赚到钱。在巨大诱惑下滴滴打车和快滴打车的用户飞快增长。而支付宝和微信大规模对出租车行业的补贴其用意之一就是快速培养起消费者新的出行支付习惯。

移动支付的意义篇6

    关键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类型;政策目标

    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原则,以及此后按照这一原则逐步形成的“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2000年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最近多项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逐年呈上升趋势。从长远看,在义务教育仍由地方负责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建立,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分权的方式提供义务教育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有哪些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政策目标应选择何种转移支付类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建立我国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之所以要提供财政补助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Olson)指出,在不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资金转移给州政府唯一合理的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在本辖区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学生,将来有可能在其它辖区内就业。至于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存在外部性时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的经济学原理十分简单:第一,在缺乏上级政府财政补助时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而存在效率损失。第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义务教育经费完全依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由于不同地方的财政能力和义务教育支出成本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各地方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而义务教育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继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上级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弥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实现地方间义务教育财政的横向平衡。第三,在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多级预算主体)的国家,考虑到课税的公平与效率,中央政府将税基宽泛且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及具有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这一部分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把适应地方政府征收且不具有流动性的小税种留给地方政府。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就没有时政能力来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财政责任,出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的一些地方是相当突出的。地方政府因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形成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以解决结构性的赤字。第四,个人公平的要求。按照商品平等主义的观点,义务教育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重要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地方政府免费为辖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但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和缺乏正常学习能力的个人来说,若没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恐怕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对个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于分权的地方政府实行,它需要中央政府或地区性政府来承担。因为由地方政府执行再分配的政策会因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此外,义务教育还通常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产品。地方政府在提供有益产品时,往往会因对有益产品的评价要低于社会合理的评价,致使地方政府用在有益产品上的财政支出达不到上级政府或社会所要求的水平,需要上级政府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加以矫正,而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被许多分权制国家用来纠正这类偏差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

    上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包含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英国的RSG拨款中就包含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所谓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或总量一次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不附加任何条件,资金按公式分配,公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条件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旨在确保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提供同全国大致相等的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通常很难精确计算出这类转移支付用于义务教育的具体比例。另一类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如我国中央对县的“贫九工程款”和“特困生补助”、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支出金对地方教育当局的直接补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对学区的资助等均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这类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补助在分配方式上,既可以按公式分配,也可以按项目分配。

    根据补助款项是否要求下级政府用本级资金配套,又可以进一步将用于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分为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配套补助又称对称性的补助,是指上级政府为支持地方义务教育某一特定活动而提供每一元钱,地方政府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配套,且对其使用有详尽周密的说明。配套补助主要按项目分配,补助的规模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支出金额。配套补助按照对补助的规模是否有限额还可以细分为不封顶的配套补助和封顶配套补助。非配套性的补助又称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虽然它也指定用于义务效育,但对于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以及用在义务教育的哪些方面并无具体要求。这类补助一般按公式一次性的拨付给地方,补助的规模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无关。

    三、不同转移支付类型的经济效应

    政府间不同补助类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1.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整块补助。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初始预算线为AB,所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无差异曲线Ⅰ与AB的相切点E0,地方政府用自有的财政收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量OX0.中央政府和地区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为AC,由于地方政府无条件的得到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的初始预算约束线移动到CD.新的均衡点为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Ⅱ与新的预算约束线CD相切于点E1.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收入效应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无指向的,它可以用于政府提供的任何一种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只是地方政府提供众多公共品中的一种,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性转移交付还具有减税的作用。

    2.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区性政府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的提供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并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自有财政收入不得减少。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变,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导致预算约束线外移。由于规定补助只能用于义务教育,新的预算约束线AZD为折线。且有条件的限制使地方政府选择角点Z,在Z点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补助AZ全部用于义务教育。与等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E1处在比无差异曲线Ⅱ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Ⅲ上。图中还显示出:只有当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小于补助金额,即小于X2时,且补助金额大于正常情况下地方用于义务教育支出的增长,对补助支出的限制才起作用,否则非配套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财政补助就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也不能保证补助的数额全部用于义务教育而不用于其它产品。

移动支付的意义篇7

关键词:物权行为;物权变动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一、物权的定义及性质

所谓物权,简单地说,就是权利人对物的权利,是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动产和动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我国《物权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关于物权的性质当前学术界有两种学说观点:第一,是“对物关系说”。这种说法认为,物权是权利人对物的一种支配关系,支配性应是物权的最本质特性。第二,是“对人关系说”。该说认为物权乃是一种对抗一般人的财产权利,物权对抗任何人的强制性效力是物权的最本质特性。第一种说法将考察的视角放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剖析了物权所具有的典型的支配权性质,应该说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对物权所作的观察;而第二种说法则试图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出发,分析物权的主体所具有的排斥、对抗物权主体以外一切其他人的特性,这是从动态角度对物权所作的观察。

二、特权变动

物权的变动指的是物权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其实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两个角度描述物权变动:一是就物权自身而言,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与消灭;二是就物权主体而言,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取得、丧失与变更,可简称为物权的得丧变更。

为了弄清楚物权变动的模式,有必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根据查到的资料,现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意思主义和形式注意这两种物权变动模式:

意思主义就叫债权意思主义,以法国、日本民法典为代表。即物权的设定与转移仅仅因当事人的债权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这表示,只要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即使标的物没有交付或变更登记,价金也未交付,标的物的所有权已于此时由出卖人转移给买受人。或者说,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仅以买卖合同为依据,既不需要另有物权行为,也不需要以交付或登记为所有权转移的生效要件,故称意思主义。

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又分两种,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形式主义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除了买卖合同外,还需要当事人就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达成的物权合同再加上登记或者交付,始能转移所有权;债权形式主义,又称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的结合。以奥地利,瑞士,韩国为代表。物权变动,只需要在债权的意思之外再加上登记或者交付即可,不需要另有物权的合意,故无物权行为的独立性,物权的变动效力受其原因行为债权行为如买卖合同的影响,故也不存在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我国物权变动既不属于意思主义也不属于形式主义,而是尤其自身的特点。下面我们从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和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

在不动产方面主要分为登记要件模式和登记对抗模式:

登记要件模式是指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变动时,需要当事人具备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并且必须将该意思表示予以登记,并自登记是该物权变动行为方可生效。不动产登记法律价值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因为,“第三人的利益实际正是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的化身,社会整体的正常的经济秩序就是由一个个第三人连接起来的。”因交易行为而变动的物权,经过登记对第三人产生公信力。将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非经登记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更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且其登记还有公信的效力。它有明显的优点,就是物权变动的时间通过公示得以确定,使物权产权归属关系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得以向社会明确,对善意第三方的保护较为有利。但同时这种模式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不能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过于注重形式,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容易造成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涉。

所谓登记对抗模式,是指未经登记,物权的变动在法律上也可有效成立,但只能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在登记对抗这种法律模式下,登记并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也并不产生公信力,仅产生对抗力。其优点是不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要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不动产交易较为便捷,缺点是因不动产物权的变动缺乏表面的公示形式,易使善意第三人利益受损,容易形成在不动产之上的多种权利状态。

(二)动产物权变动

在动产方面,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见,动产物权的变动中最重要的便是交付。

“交付”可分为现实交付和观念交付。现实交付,是指动产的让与人,将其对于动产的现实的直接的支配力移转于受让人。也是最为常见的交付方式。出让人亦须有交付物之意思。出卖人将其标的物的事实管领权转移给买受人,使标的物处于买受人的实际控制之下,由买受人直接占有标的物。现实交付一般是指具体的、可以转移实际占有的物品的交付。观念交付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事人通过特别的约定,并不现实的交付动产,而是采用一种变通的交付方式,来代替实际交付。

观念交付分三种情形:简易交付,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简易交付,指受让人已经占有或持有动产,与出让人达成合意就完成了交付,又称无形交付。如甲将A物借于乙,后与乙签订买卖A物的合同,甲只需与乙达成交付A物的合意即完成该物的交付。指示交付,指让与的动产物权由第三人占有时,让与人将其对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转让给受让人的情形。由第三方向受让人为现实交付。占有改定,指动产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协商在物权变动后,出让人仍然继续占有该动产,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的情形。亦即,甲乙订立买卖A物的合同,且达成交付A物的合意,但甲仍占有A物。

参考文献:

[1]高富平.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移动支付的意义篇8

本文案例启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与非罪的标准在于是否存在逃避或者拒绝支付劳动报酬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理由未能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反之，如果行为人客观上无支付能力，却以逃匿等方式拒绝政府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的，应当认定为犯罪。

 

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定罪量刑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是否要求行为人有支付能力，以及对支付能力的认定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影响了司法机关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处理。

 

一、是否要求必须具备支付能力

有学者认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从本质上讲属于民事纠纷，通过刑法调整将其规定为犯罪，只是法律为了解决农民工讨薪难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作出的例外规定，不能打击面过大，应当限定为有支付能力而怠于或者逃避履行支付义务的行为。也有人认为，无支付能力而逃匿的，属于正常的“逃债”现象，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不能作为犯罪处理。笔者不同意上述意见，理由如下：

 

（一）法律条文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41条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并列的选择关系，而非从属关系。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既包括有支付能力而转移财产或者逃匿的，也包括无支付能力而逃匿的。新的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项“逃跑、藏匿的”、第（四）项“以其他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明确规定行为人只要有上述逃避支付的行为，无论其逃避的原因和动机如何，均构成犯罪。

 

（二）司法实践的处理

转移财产、逃匿等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主要犯罪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司法解释的新闻会上，对此情形也予以确认。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行为人逃匿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对欠薪情况难以调查核实，更无从责令其支付，使得行政处理程序无法有效进行，从而更多地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刑法将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规定为首要和重点的打击对象，其社会危害程度在有支付能力而怠于履行支付义务的行为之上。

 

（三）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明显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逃债”行为

所谓“逃债”，逃避的是债务，是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而劳动报酬是基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所产生的工资收入，二者是从属关系，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其法定的义务，双方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立法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正是为了强化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保护，因此绝不能将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行为混同于普通的民事纠纷处理。

 

二、关于支付能力的责任范围

对行为人的支付能力，是按照行为人的全部可支配财产，还是按照其单项经营收益认定，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议。

[案例一]2011年包工头A某承接一项建筑工程，雇请30名农民工施工，至完工时共欠付工资10多万元。A某称该项工程亏损10多万元，领取的工程款全部用于工程开支，已无钱支付工资，未履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限期改正指令书。据调查A某的个人财产约为100万元。

 

[案例二]2011年B公司分别在甲、乙二地承包建筑工程，完工后分别结清了全部工程款。其中甲地的工程亏损10万元，欠付农民工的工资10万元；乙地的工程赢利20万元。B公司以自己在当地的工程亏损为由，拒不履行甲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限期改正指令书。

 

对上述两个案例，存在二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农民工的工资从根本上讲来源于经营项目的赢利，工程亏损必然导致无钱发放工资的结果，属于经营活动中的正常现象。行为人没有将该工程款截留或者挪作他用，而是全部用于支付工资和工程开支，主观上没有拒绝支付的犯罪故意，属于经营亏损所致的无钱支付，因此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行为人承包工程属于经营活动，不能将其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工人；支付劳动者的报酬是用人单位或个人的法定义务，不因项目经营出现亏损而解除。行为人应当以其全部可支配财产为保障，及时足额地支付劳动报酬，拒不履行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法律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责任主体是用人单位或者个人，而不是经营项目。项目的经营风险只是影响用工者支付劳动报酬的能力，而不影响其法定义务。无论经营者承包多少工程项目，具体盈亏情况如何，都要依法支付劳动报酬。

 

其次，从法律条文分析，用于支付劳动报酬的财产应当包括用人单位或者个人的全部财产。如条文中有关“有能力支付”的表述，对范围并未作任何限定，显然是指用人单位或个人的全部支付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对“转移财产”行为的具体解释，也应当理解为行为人的全部或者主要财产。

 

再次，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劳动者的工资是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不是对营利的分配。企业经常将其经营活动收益、借贷资金等统筹用于发放工资，在经营困难时贷款发放工资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对支付能力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项目营利所得，对用人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其可以用于筹资担保的财产和其他财产性权利，均应当视为有支付能力的情形。

 

三、关于支付能力的时间界定

[案例三]2010年3月，包工头C某承包一项建筑工程，至11月工程完工时共欠付农民工工资13万多元。C某分次从发包方领取了全部工程款，经核算共营利10多万元。C某领款后未及时支付拖欠的工资，而是用于和个人消费，挥霍一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其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C某以自己无钱为由，拒不履行支付义务。经调查，未发现其有可供支配的财产。

该案中C某在领取工程款时显然是有支付能力的，但在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时，因其自身原因已经不再具备支付能力，能否认定为“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进而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持肯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