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范文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篇1

作者简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通讯作者：温亚利，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理论与政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803005）;国家林业局重点立项基金课题（编号：621720）。

（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院, 北京 100083；3.临沂大学生物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摘要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经济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总生态效益约88.16亿元/a，其中涵养水源效益为31.77亿元；水土保持效益为17.85亿元；固碳制氧效益为3.41亿元；净化环境效益为7.56亿元；调节区域气候效益为5.32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22.25亿元。本研究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内涵；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125-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1

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的支撑，发挥着显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1］。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我国西部生态林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西部地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绿色屏障，它对改变和影响区域气候、水资源分布、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持水土、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维持生物稳定性和多样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在传统森林的效益分析与评价中，森林具有的生态功能和效益常常被忽视，仅仅局限于对森林的立木和林副产品等有形产品的效益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造成了林业经营上的决策失误，结果使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和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和加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清醒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开始思考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的规范化和科学性以及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2］。然而，由于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的外部性问题导致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缺损，而且缺乏根本性的有效解决措施和手段，加之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家和社会对保护区投入的不足，严重影响和威胁了保护区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自然保护事业的健康成长［3］。

从现有国外参考文献看，早在19世纪后期,在国外的生态学及其分支学科中就已有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报道,但是由于科学水平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当时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定性的描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概念得以提出［4-5］,并经过Holdren和Ehrlich等人的探讨和扩展后［6-8］，逐渐为人们所公认和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的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对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的综合测算进行了探索,尤其是Daily、Costanza以及联合国等有关机构与国际组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9-10］。基于此，如何客观、科学、全面、准确地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进行分析与评价，使生态效益的模糊性得到明晰化，并得到社会接受和认可，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林业建设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应用性理论与技术课题。从现有国内参考文献看，20世纪90年代,国内对深入认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并量化其经济价值有了强烈的实际需求。生态学家欧阳志云等系统阐述了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内涵及其价值计量方法［11］，后来又有学者中国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初步估算［12］;赵同谦等评估了我国草地、地表水等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价值［13］;谢高地等对中国自然草地和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研究与评估,并制定了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14］;水土保持研究学者余新晓等对中国森林和北京市山区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测算［15］。因此，从国内参考文献看，虽然有学者对秦岭地区单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或者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过一些计量经济学分析［16］，但对我国秦岭地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计量分析研究尚显得不足，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概念及分析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并对此指标体系进行计量分析。

1 研究区域

1.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对象，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是指在某种特定生物栖息地保护中，由于其栖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连续，通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建立若干个有联系的保护区，形成一个自然保护区网［17］。本文研究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范围界定为秦岭保护区群的主体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牛背梁及天华山7个部级自然保护区。本文研究全部是部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定代表性。

1996年，世界基金会在我国秦岭地区启动秦岭自然保护区群项目，我国政府在秦岭相继建立了太白山、佛坪、周至、牛背梁、长青、朱部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主体，使这一重要的地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8］。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全球环境基金资助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试点项目之一。秦岭保护区群地处长安区、周至、太白、眉县、宁陕、洋县、佛坪、柞水等县境内。地理位置为东经107°20′-109°04′，北纬33°16′-34°05′。东西长约150 km，南北宽约95 km。保护区群总面积约251 300 hm2。保护群位于秦岭山脉的中段，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其中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自然保护区己经连成一片，东部有牛背梁自然保护区，西南部有朱保护区构成了秦岭自然保护区主体网络。

1.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

本文研究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是在自然保护区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总结秦岭区域的各种实际情况，简单归纳起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至少包括保护区群能有效缓解生境破碎化。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够导致不同程度地珍稀动物栖息地生境破碎化，从而引起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改变，这是学者们公认的事实。破碎化不仅仅导致生物适宜生境的减少丢失并对其生态功能的降低产生影响从而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影响物种的迁移、扩散和建群，且对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和景观结构的完美产生重要影响［19］，因此，生境破碎化已成为国内外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热点问题。生境破碎化是由于人为因素或者环境变化而导致斑块或者是由于生态功能降低而形成的。生境破碎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总生境面积的减少；其二是剩余地区分裂成非连续的碎片。而有学者认为生境破碎化不仅仅是在数量或者形态上的变化而且更有生态功能上的变化［20］，他们认为破碎化有两方面的表现：①形态上的破碎化；一方面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而导致景观中破碎生境地的增加，其结果是适宜于生物生存的栖息地面积急剧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斑块形状复杂化，结果是导致斑块边缘效应的增强，导致自然栖息地核心区面积减少。②生态功能上的破碎化，这主要是由于气候条件、人为活动的影响而造成栖息地内部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或由于自然环境因子在空间组合上的不匹配而导致生境适宜性的降低或者在空间分布上的破碎化。

综上所述，陕西秦岭区域从建立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开始，就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自然保护区群，各级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发展迅速，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珍稀动物本身生存的质量大大提高，进一步扩大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活动范围，生态景观及环境有效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初步达到了延缓珍稀生物生境破碎化的目的，这也是当初世界自然基金（WWF）设想建立自然保护区群的初衷，也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

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计量分析

2.1 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界定

科学合理地界定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是计量工作的关键，这一项工作因为生态资源的多功能性而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在计量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时，既可能因对某一生态功能认识不足而产生遗漏，又可能因不同生态功能交叉及相互作用而产生重复计算。因此，我们生态效益计量的前提是科学地界定其内涵。

本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是指在人类干预和控制下的保护区生态系统在有序结构维持和动态平衡保持方面向人类化的环境系统输出的年增长效益之和，包括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固碳制氧、改善大气质量等效益，这些效益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特点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把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计量分为：①涵养水源效益；②水土保持效益；③固碳制氧效益；④净化环境质量效益；⑤调节区域小气候效益；⑥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

2.2 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的特征

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提供生态功能等无形产品，大多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无法进入市场。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以长期服务流的形式出现，能够带来这些服务流的生态系统是自然资本。根据国外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很明显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1）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的效用，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一物品（不论他们是否付费），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如新鲜的空气，无污染的水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在许多方面为公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服务，如涵养水源、保护土壤、放风固沙、净化大气等。

（2）具有显著的外部经济效益。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能够社会带来多种服务，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定二氧化碳、提供游憩、保护野生生物资源等，而这些服务其他部门如农业部门、水利部门可以不用支付任何费用而免费享用，因此，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属于典型的外部经济效益。

（3）属于社会资本范畴［21］。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服务有益于区域，甚至有益于全球全人类，决不是对于某个私人而言，如保护区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对整个区域有利，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能抑制某地区或某区域甚至全球的温室效应。

（4）不属于市场行为［22］。私有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交换，并有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但公共物品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也没有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因为消费者都不愿一个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费用而让他人来消费。西方经济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灯塔效应”和“免费搭车”。由于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不属于市场行为，给保护区生态效益计量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5）具有不可移动和地域局限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效益是不可以移动的，表现出地域限制性，随着离保护区的远近或其影响区域的远近，所获得的效益大小是不同的，尽管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排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消费，但必须是个人或集团靠近其影响范围内，方才有效。如处在保护区河流源头的水源涵养林，其下游沿岸都享受其生态服务，但下游远离沿岸的地区，必然较少地享受这种服务。

2.3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效益的计量方法仍不完善，计量指标或多或少，计量结果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建立一个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能认可的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是进行生态效益计量的重要前提。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是三大效益的基础部分，因而设计的指标要比较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秦岭保护区群的生态特点，尽量选择那些信息量大，综合性强而又易于计算的指标。本文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见图1。

（1）涵养水源效益（B1）。森林，享有大气和水资源“绿色卫士”的美称，它在水资源的保护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涵养水源就是保持住区域的水分能够正常的循环，不至于流失及破坏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群生态系统涵养水源的生态效益主要包括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三部分。即：涵养水源效益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

（2）水土保持效益（B2）。水土流失直接影响到农牧业生产。流失泥沙的养分不仅高于径流量中的养分浓度，氮、磷、钾和有机质也较富集，因此防止泥沙流失是防止土壤养分衰减的关键。从林学机理上看，森林水土保持效益与森林涵养水源效益有很好的相关性（正相关），前者是后者的派生作用［23］。因此，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本研究所述的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水土保持效益定义为同无林地相比的减少土地资源损失（固土）效益与保护土壤肥力（减少肥料损失）效益两类，即：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3）固碳制氧效益（B3）。森林在生长过程中，不仅林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并固定空气中的CO2，而且通过凋落物转化为有机质将部分CO2存贮在林地土壤内。这一功能对于人类社会、整个生物界以及全球大气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每年吸收大量CO2的同时，还释放大量的O2。因此，吸收CO2和释放O2是森林最基本的生态功能，本研究把固碳制氧效益界定为保护区森林每年固定CO2中C的效益和制造O2的效益。即：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O2中C效益+释放O2效益。

（4）净化环境质量效益（B4）。随着工矿企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生活用矿物燃料的剧增，受污染的空气中混杂着一定含量的有害气体，威胁着人类，其中二氧化硫（SO2）就是分布广、危害大的有害气体。据测定，森林中空气的SO2要比空旷地少15%-50%。现代工业排放的烟灰、粉尘、废气严重污染着空气，威胁人类健康。高大树木叶片上的褶皱、茸毛及从气孔中分泌出的粘性油脂、汁浆能粘截到大量微尘，有明显阻挡、过滤和吸附作用。一般说，林区大气中飘尘浓度比非森林地区低10-25%。因此，保护区生态系统对环境具有净化作用，对于改善保护区社区及周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发挥了重大作用，本研究把净化环境质量效益界定为吸收的SO2效益和阻滞降尘的效益，即：净化环境质量效益吸收SO2效益+阻滞降尘效益。

（5）调节区域气候效益（B5）。森林是保护区内最高的植被。在成片的森林地区以及林冠层的下部都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气候。此外，森林对邻近地区的气候也有较大的影响。森林小气候的主要表现是林冠内外的辐射、温度、湿度、降水和风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森林不仅使林内产生特殊的小气候，而且对邻近地区的气候也有较大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学者研究成果，即按照单位面积的森林气候调节效益对自然保护区群调节区域气候效益计量，对促进农牧业生产，农业粮食增产将会起重大的作用。

（6）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森林物种多样性保育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为生物多样性物种提供生存与繁衍的场所，从而起到保育作用的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属于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范畴，目前大多采用支付意愿等主观方法去衡量，这样评估结果受人为主观影响因素较大。因此本研究采用定量化的客观评估方法（Shannon-Wiener指数）计量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即：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物种多样性保育效益。

2.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

2.4.1 涵养水源效益（B1）计量

目前一般用保护区森林涵养水源的效益来代替保护区涵养水源的效益。本研究把保护区群涵养水源效益分为以下三部分计量：

（1）保护区群蓄水效益（B11）

国内外关于涵养水源量的计算方法很多，根据秦岭山地及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还有就是目前容易掌握的研究资料（见表1），本研究决定使用蒸散率计算蓄水量。

年保护区森林蓄水量（林区年降水量R-森林植被年蒸散量E）×保护区群林区面积

表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面积统计表

Tab.1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areas of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相关保护区管理局统计数据。

我国学者对陕西秦岭山地降水量及森林蒸散量已有研究，根据陕西省水文监测局井涌工程师的研究结果［24］，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多年平均年降水量850.3 mm（其中秦岭南北坡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分别为850.8 mm和848.7 mm）。另外，采用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资料:秦岭山地森林植被多年平均蒸散量为496.5 mm（其中北坡为491.5 mm，南坡为501.4 mm）,用蒸散率法计算保护区群内森林植被蓄水量,根据公式：

W10 000 （R-E） D

10 000×年保护区森林蓄水量×保护区群林区面积

① 1 hm210 000 m2

（0.850 8-0.496 5）×222 528hm2×10 000①

788 416 704 m3

保护区群涵养水源的效益本研究用区域平均水价作为衡量标准，即2008年陕西省平均水价2.00元/m3。因此，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年蓄水效益年蓄水量×2.00元/m3788 416 704 m3×2.00元/m31 576 833 408元157 683.34万元。

（2）保护区群防洪效益（B12）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的研究［25］，中国针叶林的防洪能力为1 447.1 m3/hm2,阔叶林的防洪能力为1 773.7 m3/hm2，针阔混交林的防洪能力为1 684.2 m3/hm2,裸地的防洪能力为850 m3/hm2。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管理局统计资料（见表2），可以得出保护区群防洪量。

表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林地面积统计表（hm2）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woodland areas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保护区管理局统计资料。

根据研究公式得：

保护区防洪量（阔叶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针叶林面积+（混交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混交林面积（1 773.7 m3/hm2-850 m3/hm2）×95 214 hm2+（1 447.1 m3/hm2-850 m3/hm2）×55 075 hm2+（1 684.2m3/hm2-850 m3/hm2）×71 235 hm287 949 171.8 m3+32 885 282.5 m3+59 424 237.0 m3180 258 691.3 m3

保护区群防洪效益的计量本研究采用水库蓄水成本作为定价标准。根据最近几年来中国传统模式修建水库的平均修建成本［26］6.25元/m3，因此，保护区群防洪效益B12为：

B12180 258 691.3 m3×6.25元/ m3

1 126 616 820.63元

112 661.68万元

（3）保护区群净化水质效益（B13）

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水质净化作用。研究表明，森林植被分布均匀，生长良好，覆盖率高，具有防止水资源污染、改善水质的强大作用。另外，根据于志民等的研究［27］，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森林的拦截降水和对比试验相差很大，森林生态系统对拦截降水具有良好的过滤效应，普遍能达到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有的甚至是最好的水源。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内植被覆盖良好，目前还没有大的工业污染源，属于水质良好的生态区或者水源地。按照陕西省水文局提供的资料，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本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规定的要求水质良好。可见，净化水质量可以用蓄水量来表示。即保护区蓄水量保护区净化水质量。

本研究国内森林生态系统净化水质效益的计量方法，采用污水净化费用来替代净化水质的生态效益。根据唐慧中研究结果［28］，陕西省污水处理平均费用为0.6元/m3。

因此，保护区群净化水质效益

保护区净化水量×污水处理平均费用

保护区蓄水量×污水处理平均费用

788 416 704 m3×0.6元/m3

473 050 022.4元47 305.00万元

综上所述，保护区涵养水源总效益（B1）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157 683.34万元+112 661.68万元+47 305.00万元317 650.02万元。

2.4.2 水土保持效益（B2）计量

自然保护区群水土保持的作用通过森林生态系统来减少土壤肥力流失和泥沙淤积，达到了保护土地资源，使水土流失达到有效控制。

（1）固土效益（B21）

根据目前研究成果，自然保护区内森林生态系统固定土壤效益的计量一般是通过计算保护区林地土壤侵蚀减少量，并把减少的泥沙量按相等费用替换的方法换算得出固定土壤的效益。土壤侵蚀减少量可根据保护区林区和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的差异求的，根据王夏利研究，秦岭森林系统保护区内林区崇林茂密、植被良好，土壤侵蚀量很小，土壤侵蚀量可以约等于0。因此，保护区群土壤固土作用可以直接通过减少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量计算。根据西安中煤航测遥感局张光超等研究可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属的县域侵蚀模数在1 000 t/km2・a以上,另外根据《陕西土壤》研究结果可知［29］，秦巴山地土壤轻度侵蚀模数值在800-3 000 t/km2・a。因此，本研究取非林区土壤侵蚀模数的保守数1 000 t/km2・a，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为:

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模数×保护区群面积1000 t/hm2・a×251 316 hm225 131.6万t/a。

由陕西省水利厅资料得知，目前挖取或截取1 t泥沙的平均费用为3.5元（1990年不变价格），求得保护区固定土壤效益B21为：

B21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3.5元

25 131.6万t/a×3.5元

87 960.6万元

（2）保肥效益（B22）

保持土壤肥力效益可以通过计算自然保护区群内土壤侵蚀减少量，同时把土壤侵蚀减少量中的有机质、氮磷钾的含量折合成化肥量，按照市场价格换算成货币量进行计量。根据陕西省土壤普查鉴定委员会办公室《陕西土壤》研究结果,陕西省秦巴山地年均积累土壤表层厚度为0.4 cm-1 cm［29］，本研究取保护区群林区土壤表层积累厚度为0.6 cm。秦岭山地各类土壤中的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等营养物质的含量均值分别为：1.998%,全氮0.118%、全磷0.181%、全钾2.231%。本研究根据《陕西土壤》中土壤容重的研究结果，陕西省所有类别的土壤容重值在1.13-1.45 t/m3,本文研究取其均值1.295 t/m3。

因此，保护区群土壤中N、P、K的含量为：

有机质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壤侵蚀模数×表层土有机质含量×表层土有机质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1.998%×1.295

390 154.52 t

N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N含量×表层土N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18%

×1.295

23 042.16 t

P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P含量×表层土P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81%

×1.295

35 344.33 t

K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K含量×表层土K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2.231%

×1.295

435 653.02 t

采用替代市场法,即以市场销售的有机肥、尿素、磷酸二氢钾的价格反映保护区群保肥效益。2008年陕西地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的有机肥价格、陕西华山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的尿素、西安大唐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的磷酸二氢钾的出厂报价分别为8 000元/t、1 680元/t、5 500元/t。其中有机肥中含有机质5%、尿素中含N为46.67%，磷酸二氢钾中含P为22.79%、含K量为28.68%。保护区群保肥效益计算式为

B22390 154.52 t×8 000元/t×5%+23 042.16 t×1 680元/t×46.67%+35 344.33 t×5 500元/t×22.79%+435 653.02 t×5 500元/t×28.68%

15 606.18万元+1 806.63万元+4 430.24万元+68 719.91万元

90 562.96万元

综上所示，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87 960.6万元+90 562.96万元

178 523.56万元

2.4.3 固碳制氧效益（B3）计量

根据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CO2，生成葡萄糖等碳水化合物并释放O2。即:

CO2（264 g）+H2O（108 g）C6H12O6（180 g葡萄糖）+O2（193 g）多糖（162 g）

因此，植物每生产162 g干物质可吸收固定264 gCO2，释放193 gO2，即每生产1 g干物质需1.63 g CO2，同时释放1.19 gO2。此过程显然是一个双效益过程，使用市场替代法分别计算植物光合作用固定CO2和释放O2的效益。文中研究采用的中国造林成本为260.17元/t（C）［30］；文中采用中国造林成本352.93元/t（O）和工业制氧成本0.4元/Kg［30］。本研究取中国造林成本和工业制氧成本之均值376.47元/t。

根据本研究统计数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活立木总蓄积量年增加量为120.95万m3，平均每立方米按照0.5 t干物质计算，可求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2008年干物质生长量为60.475万t。由此，可根据1 g（干物质）1.63 gCO21.19 gO2进行计算。

因此，2008年保护区群固定CO2的量为60.475t×1.6398.57万t；

释放O2的量为60.475t×1.1971.97万t。

因此，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效益+释放O2效益

（固定CO2的量×12/44）×260.17元/t（C）

+释放O2量×376.47元/t

26.88万t×260.17元/t（C）+71.97万t×376.47元/t（O）

6 993.37万元+27 094.55万元

34 087.92万元

2.4.4 净化环境质量效益（B4）计量

本研究根据资料的可获取性，估算出不同生态系统吸收SO2和滞尘的物质量，然后使用生产成本法将生态系统净化污染物的量价值化。

（1）吸收SO2等有毒气体效益B41

保护区内植被生长较好，植被对SO2具有一定的吸收、积累、转化、降解的作用。因此，吸收SO2的效益可以采用面积-吸收能力法进行计算［30］。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得知，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取215.60 kg/hm2，阔叶林为88.65 kg/hm2,针叶林为117.60 kg/hm2,灌丛为8.9 kg/hm2。针阔混叶林吸收SO2的能力取针叶林和阔叶林的平均能力103.13 kg/hm2，每消减1 t SO2的投资成本为600元。根据表2可知各种林分面积。因此，吸收SO2量阔叶林吸收SO2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吸收SO2能力×针叶林面积+针阔混交林吸收SO2能力×针阔混交林面积215.60 kg/hm2×95 214+88.65 kg/hm2×55 075+103.13 kg/hm2×71 23520 528 138.4 kg+4880746.5 kg+7 346 465.55 kg32 755 350.45 kg32 755.35 t。

吸收SO2产生的效益吸收SO2量×消减SO2成本32 755.35t×600元/t19 653 210元1 965.32万元。

由于数据的获取困难，本研究只计量吸收SO2产生的效益，其他有毒气体暂不考虑。

（2）阻滞降尘的效益B42

本研究采用等效替代法来计算阻滞降尘的效益［23］，即：阻滞降尘的效益单位面积滞尘能力×保护区群林种面积×阻滞降尘的成本。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研究成果，阔叶林的滞尘能力为10.11 t/hm2,针叶林为33.20 t/hm2,灌丛为1.5 t/hm2,针阔混交林的滞尘能力为取针叶林和阔叶林的平均值21.66 t/hm2。阻滞降尘的成本为170元/t。

因此，阻滞降尘量阔叶林滞尘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滞尘能力×针叶林面积+针阔混交林滞尘能力×针阔混交林面积10.11 t/hm2×95 214+33.20 t/hm2×55 075+21.66 t/hm2×71 235962 613.54 t+1 828 490.00 t+1 542 950.1 t4 334 053.64 t。

阻滞降尘产生的效益阻滞降尘量×阻滞降尘成本4 334 053.64 t×170元/t736 789 118.8元73 678.91万元。

综上所述，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净化空气的效益（B4）为：

B4吸收SO2产生的效益+阻滞降尘产生的效益

1 965.32万元+73 678.91万元

75 644.23万元

2.4.5 调节区域气候效益（B5）计量

根据我国生态著名学家谢高地、鲁春霞等学者研究［31］，认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单位面积气候调节值为2 389.1元/hm2。因此，调节区域气候效益本研究欲采用谢高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即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调节区域气候的效益可计量为

B5保护区群面积×2 389.1元/hm2

222 528 hm2 ×2 389.1元/hm2

531 641 644.8元53 164.16万元

2.4.6 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计量

本研究采用森林物种多样性保育效益来反映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即计算研究区域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每个级别给予一定赋值后，再乘以林分面积，即可得到自然保护区群物种保育效益（见表3）。

表3 物种保育Shannon-Wiener指数分级价值表

Tab.3 Shannon-Wiener index classification

value in species conservation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评估标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

根据全国林分类型的Shannon-Wiener指数等级及其分布，陕西省所有林分均处在Ⅴ级［31］，即：物种多样性保育的效益为：10 000元/hm2・a，因此，B6222 528×10 000222 528.00万元。

根据谢高地、鲁春霞等研究成果［31］，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单位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2 884.6元/hm2。

综上所述，本研究欲采用谢高地等研究成果，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

B6保护区群面积×2884.6元/hm2

222 528 hm2 ×2 884.6元/hm2

641 904 268.8元64 190.43万元

2.4.7 小结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效益计量体系，本研究依据生态学者及经济学者们的成果，研究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的内涵、界定了自然保护区群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计量了各部分生态效益的货币值，计量结果基本反映了自然保护区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生态价值。

2.5 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章节通过大量一手资料及二手数据（主要是参考文献资料及保护区统计资料），对七大部级自然保护区所构成的保护区群进行了生态效益计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的相对值，自然保护区群各种生态效益构成结果。

2.5.1 生态效益计量结果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结果见表4。

表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结果（万元）

Tab.4 Results of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104 yuan）

2.5.2 生态效益计量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及其计量理论、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探索了一套适合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分析与评价的理论、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的如下结论：

首先，运用等效益替代等计量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科学地分析与计量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综合效益约88.16亿元人民币，此研究结果可以作为衡量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现阶段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次，从各项生态效益比较来看，B1＞B6＞B2＞B4＞B5＞B3。涵养水源的效益B131.77亿元人民币是单项里面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群内森林、植被最主要的生态功能之一就是涵养水源。这个计量结果也符合现阶段保护区建设的作用。保护区群的建设就是为了把破碎的生态环境、珍稀动物栖息地规整，让保护区更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计量结果来看，保育土壤效益B2也显示了相当大的效益（约17.85亿元），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为珍稀物种提供了优质的栖息地，这和防止水土流失是分不开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首要日的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的计量结果排在第四位，从计量结果来看，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没有涵养水源效益大，但本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22.25亿元）还是非常显著的，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然保护区群不仅起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也起到了其他相当显著的生态效益，这是值的肯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净化环境效益（7.56亿元）是本研究计量相对来说较小的效益，但这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数值，保护区群森林覆盖率在95%以上，森林吸收的SO2等有毒气体的量是极大的，为区域环境改善发挥了极大地作用，这一点不用质疑，数值的大小只是相对的。

最后，从单个效益来看，保护区蓄水效益最大，约合15.76亿元。有研究认为，在森林涵养水源计量中，可以把涵养水源效益用蓄水效益代替。不过本研究根据秦岭实际情况，同时根据《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标准》（LY／T 1721-2008，2010）把保护区净化水质效益也应该列入涵养水源效益之中。这也是秦岭山系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另外，由于保护区良好的水源涵养功能，在保护区周边社区，每年雨季时节，为周边居民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特别是泥石流。研究认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环境有着其他保护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他几个单项效益中，值得一提的是调节区域气候的效益，这个数值（5.32亿元）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这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所致，本研究采用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样既有其优点也有其劣势，优点就是省去了繁琐的计量，劣势就是不能有针对性的反映秦岭实际，只是相对情况。

3 讨 论

本研究尝试性的计量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继而分析了计量结果的一些数值及生态效益的特点，这些具有尝试性的计量，并不是唯一结果，根据研究实际，本研究对生态效益中很多无法收集的数据回避了计量，这也是本部分生态效益计量的原则，必须保证数据的获取性及可计量的原则。计量数值的大小不是保护区发挥的生态效益的大小，只是相对的，本研究深知，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效益绝对是个极大地数值，本研究计量里涉及了很多人为因素，比如水定价、资源成本等。但值得肯定的就是本研究设计的计量指标能够反映出保护区生态效益的范畴，适合保护区基层技术人员评价保护区群的管理工作以及国家制定保护成本的投入的参考标准。应用最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定量化方法（Shannon-Wiener指数）的应用，使定性问题直接转化为定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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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GAO Hai-bo2,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 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3.College of Life Science， Linyi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China）

Abstract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Based on defining the concept and analyzing of the meaning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the study used methods of expert advice and literature reference, created an index system of eco-efficiency measurement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andusing market value method, equivalent substitution method and opportunity cost method, conducted, doing economic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n ecological benefit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protection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has enormous ecological benefit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total eco-efficiency is about 7.233 billion yuan RMB, of which water conservation is 3.177 billion yua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1.785 billion yuan; carbon oxygen 0.341 billion yuan; environmental cleaning 0.756 billion yuan; regulation of regional climate 0.532 billion yuan; maintenance of species stability 0.642 billion yuan. The indicator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he study have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the staff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and other similar groups in th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benefits.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篇2

2002年5月25日至6月8日，中国农业部赴澳大利亚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代表团一行5人，应澳大利亚农渔林部的邀请赴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14天的考察、访问和交流。考察团受到澳大利亚农渔林部等单位的热情接待，先后赴墨尔本、阿得蕾得、堪培拉、悉尼和布里斯班等地，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南澳州植物园、阿得蕾得大学WAITE和ROSEWORTHY两个校区、澳大利亚国家科工组织植物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家植物公园、澳大利亚国家标本馆、CRC热带植物保护中心、澳大利亚热带遗产中心、悉尼皇家植物园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和交流，顺利地完成了预定的考察计划，现将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澳大利亚概况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在大西洋南部和印度洋之间，领土包括澳洲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澳洲大陆地广人稀，四面环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占据一整块大陆的国家。国土面积约76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36700公里。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平坦的大陆之一，拥有许多独特的珍稀动植物种类。按照气候带的划分，澳大利亚的北部为热带，中部为辽阔的干旱和沙漠地带，南部为温带。澳洲的气候比较温和，全年温差不大。澳洲的四季正好与北半球相反：夏季由12月开始，3至5月份是秋季，6月份是冬季的开始，9月份进入春季。南回归线以北地区年平均气温为23--26度，回归线以南地区温差略为明显，冬季平均气温约14度，夏季平均气温约26度。

澳大利亚有六个洲：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西澳、塔斯马尼亚及二个领地（首都领地和北领地）组成。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很小，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2人，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现有人口18，426，900人，其中土著人口约占2%，英国和爱尔兰血统在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总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一出生于海外。居民来自100多个国家，主要少数民族包括意大利裔，希腊裔，越南裔及华裔等。

二、澳大利亚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提高公众意识等工作非常重视，联邦政府近几年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科技活动项目，各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机构均积极参与和支持各种形式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促进公众对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解和认识。政府的支持、各界的参与和设施的健全，使澳大利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得生机勃勃，卓有成效。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过程和生命支持系统，认真履行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已出台了《澳大利亚生态和可持续利用发展国家战略》（Australia`sNationalStrategyforEcologicallySustainableDevelopment1992）,《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NationalStrategyfortheConservationofAustralia`sBiologicalDiversity1996），各州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了本州的相关法规，例如，维多利亚州出台了《维多利亚植物和动物保护法案》（Victoria`SFloraandFaunaGuaranteeAct1988），以保护本州的特有植物和动物生存、繁衍和保留它们在野生条件下的进化趋势；保护这些特有动植物的群体；保证人类对这些特有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并保持这些特有动植物的遗传多样性等。同时该州还出台了《维多利亚生物多样性战略》、《维多利亚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生活财富》和《维多利亚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我们的生活财富》等技术性文件。

三、澳大利亚的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建设

目前，澳大利亚国家保护区总共有6664个，包括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土著土地所有者、私人土地所有者和森林保护地等，保护面积共有63530760公顷，占国土面积的8.24%，各州（领地）的详细情况见下表。

澳大利亚保护地区概况

州/领地 个数 面积（公顷） 占州/领地%

首都直辖区（ACT） 8 123032 52.8

新南威尔士(NSW) 518 4953217 6.18

北领地(NT) 92 5125556 3.8

昆士兰(QLD) 470 6938764 4.02

南澳州(SA) 1780 24895127 25.53

塔斯马尼亚（TAS） 490 2201962 32.42

维多利亚（VIC） 2089 3378021 14.85

西澳州（WA） 1217 15915081 6.3

总计 6664 63530760 8.24

在澳大利亚，所到之处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环境和植被好，到处是地毯似的草坪，把地面覆盖得严严密密。即使是城市宽广的街道两旁，也是两三排并列的观赏林木（不适宜种草的树下用碎木片覆盖）。例如堪培拉人均绿地面积达70.5平方米，仅次于华沙居世界第二位。城市的空气新鲜，绿荫蔽空，绝少尘埃。在堪培拉和阿得蕾得的住宅周围，一律不加围墙，院外一般以桉树、合欢花树作为绿色花篱笆。堪培拉设有不同类型的植物园，除澳大利亚本土上的植物外，还引种了许多世界各地的树木花草，如中国的银杏、水杉、杜鹃、蔷薇、天竺葵等。堪培拉周围大部分地方都是国家公园的范围，包括诺马治国家公园（NAMADGINATIONALPARK）和狄宾布拉自然保护区（TIDNINBILLANATUREKESERVE）。在宾馆饭店的房间特别是公园和其它公共场所都可看到节约用水和保护环境的告示标志以及管理人员对相关知识的介绍，增强全民的意识。

四、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研究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种水平和生态水平，而在遗传多样性水平开展的工作相对较少。

在生态系统水平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以保持和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主，一旦某一个生态区域被列为保护地，科学家和政府首先从土地和水资源的管理入手，通过限制放牧、退牧还林还草等措施，恢复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的原始性，对生态区域内所有的动植物物种进行调查，建立资源档案，确定该生态区的环境指示物种，根据指示物种的动态变化规律，随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在物种水平上，经过长期的资源调查，已经查清了澳大利亚所有物种的资源状况，编制了澳大利亚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名录。对于已列为保护计划的濒危物种，科学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详细调查，不仅明确其分布范围和生态环境，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确定每一个分布区的具体地点和面积，还要彻底查清其种群数量和生存繁育特点，了解其危害因素并掌握其动态变化规律，根据所掌握的上述信息，制订相应的保护策略。

在遗传多样性水平上，主要采用异生境保护的方法，即将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的作物如棉花、苜蓿、橄榄等种质资源收集起来，统一进行种子库保存。种子库保存的种质不仅具有详细的农艺性状、抗性性状、品质性状的综合鉴定结果，而且还利用分子标记、DNA测序等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进行了指纹图谱鉴定，每一份材料所具有的重要基因都非常清楚，不仅如此，对于收集量较大的作物还进行了核心种质的研究，为作物改良选择亲本奠定了基础。对于重要农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如野生棉花等，科学家利用GPS系统对每一个居群进行了定位，将每一个居群按照统一的取样原则进行了取样，并对其进行了重要农艺性状如棉花抗枯萎病和黄萎病的鉴定，然后统一保存于种子库中。

由于澳大利亚人口稀少，人们保护野生物种的意识较强，目前除各类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世界遗产保护中心外，对野生物种的保护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居民的自觉行为，即科学家将已列为濒危物种的分布范围和生态环境等通报给地方政府，这样，在地方政府进行道路建设或其它设施建设过程中，避免破坏其生态环境。到目前为止，这种简便易行的野生物种保护方法在澳大利亚取得了预期效果。

五、澳政府加强对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初级产业（primaryindustries）的支持

在过去的几年中，澳大利亚的农渔林产业取得了很大成绩，2000-2001年出口有关农产品达到330亿澳元。为了抵制世界经济增长变缓对澳初级产业的影响，澳政府将要加强对有关方面的支持，包括内容如下：(1)盐碱与水质量国家行动计划，（2）国家粮食和病害仿真监测行动计划，（3）澳大利亚政府环境基金--自然遗产托管新项目，（4）国家粮食工业1024百万澳元的5年计划。

六、澳大利亚对我国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启示和借鉴

澳大利亚在生物多样性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针对我国目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现状，具体建议如下：

（一）加强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其中重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进一步完善种质资源管理的相关配套法规建设，加强并规范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促进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交流和利用。

（二）增加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费支持。突出加强我国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建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和原生境保护设施建设。不同地区的保护区既要扩大规模，又要合理规划，连成一体，增强保护的效果。在增加中央投资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部门提高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力度。

（三）提高公众意识。及时启动并组织实施我国的“提高我国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意识计划”，加强政府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持力度,提高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程度。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篇3

关键词：野生稻；资源多样性；多样性保护

abstract:  the wild rice resources of china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china rice resources. because it has abundant genetic diversity and has the high-quality seed which the current widely-used seed has not.it becomes the indispensable resources to study and improve the rice species.however,the wild rice is suffering serious recession、lost even extinction for many reseasons in which  humankind’s breakage is the main on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wild rice’s dying using the situation of hu 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meaningwhile, it presents two kinds of methods to protect the wild recourses and set the situation of china for example. at last, it makes a discussion in protecting the various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he wild rice.

key words:  wild rice , resources diversity, conservancy of diversity.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全球一半的人以稻米为主要食物来源。全世界有122个国家种植水稻，栽培面积常年在1.40-1.57亿h㎡，90％左右集中在亚洲。

三 野生稻种质资源多样性保护对策

(一) 建立建全野生植物保护相关的 法律 法规

1、与农作物遗传资源保护有关的现有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简称《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由国务院颁布，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它对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的重要性、保护原则、保护范围、内容、管理职能分工、法律责任等做了规定，是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方面重要的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是《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附录，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科、种中文名和学名，以及保护的级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70种和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363种。《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是《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于2002年8月12日由农业部审议通过，2002年10月1日实施。此法对野生植物的保护和管理作了具体规定。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该法于2000年7月8日由全国人大通过2000年12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二章专章规定“种质资源的保护”。

《全国农作物品种资源工作暂行管理规定》（草案）于1979年在合肥全国作物品种资源科研工作会议上拟定，同年转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局和农（林） 科学 院（所）试行。此文件对我国农作物品种资源工作体系，各机构具体职责，品种资源工作内容，包括资源收集、保存、鉴定、供种都做了规定。 《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2003年7月8日由农业部，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对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繁殖、国际交流、信息管理等各项工作加以规范。

2、健全现有法规

笔者建议将三种野生稻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制定和调整由农业部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提出初步意见，经农业部野生植物保护专家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后，由农业部按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公布。”目前三种野生稻虽都收入《名录》但被列为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鉴于野生稻对于水稻遗传育种的重要作用和对国计民生以及对人类可持续利用现有遗传基因的重要作用，笔者建议农业部野生植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提出初步意见将野生稻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鉴定、登记和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繁殖和利用、农作物种质资源国际交流 、农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管理以及罚则。建议各省、自治区根据本地情况制定《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根据本省具体情况主要对本地的农作物遗传资源的管理、研究以及破坏农作物遗传资源的处罚等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特别是对野生稻的保护进行强化，对野生稻保护区的以及种质库、种质圃的建设和管理加以具体规定。同时对当地科研人员以及各种质库、种质圃工作人员的奖励机制加以明确，鼓励野生稻种质资源的研究，推动我国水稻优质品种的研发。

（二）建立国家和地方两级 自然 保护区，加强现有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野生稻生长区进行就地保护。尤其是对那些分布集中、面积较大、生境特殊、尤其是遗传多样性较多的野生稻生存地更应进行重点保护，设立野生稻自然保护区。《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一条规定“ 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域，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建立自然保护区；在其他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点或者设立保护志。” 保护区所占土地应由国家征用，并有国家财政支持，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应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由地方政府酌情进行保护与管理。可以借鉴各野生稻原生境保护点的成功模式。

加强现有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目前我国相继在江西东乡、云南元江、广东高州、广西玉林、云南元江、海南保亭、福建漳浦、湖南茶陵和海南琼海等地建立了野生稻原生境保护示范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监督各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对破坏保护区的情形依法进行处罚。

（三）监督现有相关野生植物保护的法规的执行情况，并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

其实在法律界并不赞同不断的制定新法律，这样不利于法律的稳定和大众的认知。更注重的是用现有的法律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在上述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中，普遍存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力的问题。基于此，在起草新法规的同时，一定要加强原有法规的执行。笔者建议开展一次全国野生农作物遗传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大检查。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主要检查项目有，野生农作物近缘种生境受威胁状况，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管理、数据管理与信息共享，农作物遗传资源边境走私、非法采集和非法运输。野生农作物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等。各相关部门根据现有法律法规要求，对本部门及下属单位进行检查，查找管理上的漏洞，及时解决和处理问题。对于那些濒危的野生农作物该设立保护区的要设立保护区，已经设立保护区的应对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及时弥补。对种质资源库的建设、管理要加大力度，从技术人员待遇、技术设备条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加强。在部门自查的同时进行跨部门检查，组织跨部门联合检查组对重点区域和重点工作进行实地检查。最后， 总结 经验，各地方部门向环保总局汇报调查并将野生稻遗传资源的检查作为重点。结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的制定出解决方案并由各地方政府配合完成。

各相关部门，如环保、科技、农业、林业、卫生、食品与药物、 教育 、建设、海洋、商务、知识产权、检疫、海关工商和科学研究等部门与机构要密切合作联合起来，做好这次执法大检查。

（四）加强现有种质库的建设与管理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察搜集野生稻资源，在“七五”期间建有一个国家种质库和两个野生稻资源种质圃，对已收集的野生稻资源进行长期保存。为了更好的对野生稻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和利用，国家应拨足经费，保证现有种质库和种质圃各方面工作的正常运行。只有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固定拨款予以支持，才能高质量的保护野生稻遗传多样性基因，进而为研究更高产、优质的水稻奠定物质基础。全国政协委员王祥林建议，国家把“野生稻开发利用”作为重要课题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研究，并设立专项研发基金，对有杰出贡献的专家和 企业 予以重奖。同时，制订相应政策，鼓励民企参与到野生稻资源开发和利用事业的领域中，并给予专项扶持贷款。

(五) 开展野生稻核心种质与遗传多样性研究

为了使野生稻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工作适应育种和生产 发展 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开展搜集、保存、鉴定、评价和利用研究。同时应深入基因水平研究，发掘新的有利的基因，供育种和生物研究开发利用，加强野生稻的鉴定、评价和创新利用。同时由于对大多数种质内所含的基因搞不清楚，资源鉴定往往与创新利用脱节，使我国水稻新品种遗传基础越来越窄，品种改良徘徊不前。因此，必须利用 现代 分子生物学技术与传统鉴定相结合的方法，对野生稻携带的抗性或优质基因深入研究和鉴定，用现代育种技术将其导入栽培品种中，培育少投入、多产出的优良种质，为水稻品种改良提供丰富的创新材料。

（七 ）地方政府应加强野生稻生长区的管理，并加大野生农作物保护的宣传力度

根据云南省野生稻濒危状况分析， 中国 野生稻濒危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的干扰和破环。建房、过度放牧、开垦种粮等严重破坏了野生稻的栖息地和生态环境。因此，地方政府应大力宣传物种资源保护利用的相关知识，增强人们的野生遗传资源保护意识。必要时应对破坏野生遗传资源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罚款和警告。在修筑公路、铁路、兴修水库、水坝、城镇规划和扩建等对生态坏境和生态多样性有不良影响时，应在立项前组织专家委员会对此进行评估。为此国家应制定有关法规，专家委员会根据法规提出评估意见，对于那些必须占地的，应考虑采取异地保存的办法对珍贵的种质资源进行保存。  

主要 参考 文献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篇4

摘 要 新世纪初，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野生生物物种繁杂性以及物种安全的保护日益增加。大陆存留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力度和范围日益增加，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生物物种特别是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性法律出台，虽然各自然保护区均有一定的政策制度，但全国面上法律框架的欠缺，给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带来了一定的困境，所以着实应当从法律保障机制的建构方面对其加以探讨研究，以促进相应法律保障机制的建构及完善。做到在保护我国等野生生物物种资源领域，有法可依。

关键词 野生生物物种保护 法治保障 运行体制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014-02

时下环保领域，生物物种资源的安全已经占据相当大的篇幅和内容，成为研究者们重点探讨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生物物种安全保护，更是整个社会层面安全框架建构的重要的组成部件之一。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由其天然性所决定，破坏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生命链条，往往带来不可逆的破坏性摧残，是人类所犯下的重要罪行，并将直接阻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建构和完善。

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十分丰富，但较之于国家人口数量的迅猛发展、对动植物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其他地区动植物物种的入侵、国内外相关主体的狂采滥盗、生态总体水平的下降等诸多因素，野生生物物种资源面临异常严峻的毁损。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机关，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因应举措，但这些孤立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抵消时下野生生物物种的破坏所带来的毁损。对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最后只能落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予以保障和解决。分析探讨西欧、北美等地区对其野生生物物种资源法律保障体系机制，同时参照相关国际间的协同保护的有效事例和经验，本文拟以建构及完善我国在野生生物物种保护方面的法律保障机制角度，探讨相关保护的路径，以期为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一、野生生物物种资源概述

（一）生物多样性及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概念

针对生物多样性的界定，学界存留有诸多不同的版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其界定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f.a.bisby教授对其做如下界定，即地球上存在的生物的多样性乃至变异性的概念。其中包括物种的多样性、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那力教授认为其包含三方面界定：物种遗传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以及地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笔者认同那力教授观点。对于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内涵，笔者认为主要应由野生环境中的生物物种（动植物及微生物）及其遗传边缘物种组成。

（二）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

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社会体制框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的安全保障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没有生态环境的安全，其他安全是没有资格提及的，因为生态环境起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当然，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现在仍然处于一个新兴阶段，但其重要意义已经为人们所共知且认可。生态环境的不受侵害以及经济发展的足够保障，是我们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性因素。

学者将自然价值界定为文化价值、历史象征、性格养成、科学支撑、生命审美等诸多类型，具有多样性、辩证性等，亦即其带有某种先天根本元素，萦绕于周遭，以维系环境秩序。笔者认为，野生生物物种价值，不仅可以通过某类物种直接被工农业所吸收而通过后续的经济形式予以表现，同时还可通过维系生态和促成环境稳定发展提供相因应的选择性价值表现，如调控气候、维系进化、发展旅游、促进科研等。

二、我国野生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现状

（一）我国野生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基本情况

中国是野生生物物种资源大国，但同时又因为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密度等原因，人均而言，相对其他国家则较为贫乏。人口发展的高速度，加之对于环境开发的高强度，以及其他如其他地区物种的入侵、环境生态破坏等原因，我国目前的野生生物物种基本面不尽如人意。

从法律的建构方面而言，我国现有法律体系框架中，最高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的资源配备以及利用保护做出了提纲挈领的规定，同时又通过其他具体的部门法规，对其加以细化性规定，相对而言，具有相应的可操作性。这些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细则》等。可以说这些法律法规的建构，已经在大体框架上有了一个雏形，对评价环境、保护自然区域、许可制度、免疫制度等方面有了较为分门别类的规定，较为初步的建立了法制化的轨道。

在相应的具体举措方面，主要有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及规范和转变开发方式等方针措施。

1.建立各种自然环境的保护性区域，就地或异地保护濒危野生生物物种。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有以下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或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到本世纪初，共计有1700余个，约13300万公顷，面积占到了我国总面积的约13%。

2.规范和转变开发方式，以提升野生生物物种的繁殖功能。自本世纪初科学发展观提后之后，以人为本，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我国建立和完善相应保护性区域的指导方针，同时，在其引领和要求下，通过各种法律和举措的贯彻实施，相应保护区域内部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得到了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恢复，繁殖功能得到增强。

（二）我国野生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律制定指导方式的误差。在我国保护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法律法规之制定上，现行法律坚持野生生物物种的可循环理论，亦即其拥有不断长成与繁殖等能力，进而保障其自身的更新循环。但是，该论点与生物物种资源多样性的特点不相符合，进而催生出法律制定领域里对一部分生物物种予以保护，而对另一部分则没有规定的漏洞，这种加之权衡的理念，不利于整体综合保护野生生物物种资源，是对环境因素相互影响的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性，故在野生生物物种之间，这种关联性也是存在，并不断发挥相应功用的。前述理念存留的误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前，就是片面的。据此制定的相应保护性法律架构，很可能由于“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而最终引发影响面超乎寻常的巨大连动式反应，对于整体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而言，其破坏能力是明显巨大的。同时这种理念也对于具体应用法律有着不良的指导作用，这种“保大头、舍小头”的方式，对于法律调节的实际功用，也是有不好的影响。

2.体制运转领域的不足。保护野生生物物种的体制机制，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多层政府部门。而我国时下采用的是综合引领、分门管控的方式

，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相关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运转协调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界定不足，使得整体而言缺乏应有的协调性。相关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效果不明显，往往还会出现管控的矛盾，效率低下。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再考虑到相关执法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以及法律理念的不统一，最终造成该管控体系在具体应用领域的巨大缺陷和不足。

三、对我国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法律体系建构方面的思索

（一）完善立法体系

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其予以认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着力从生物多样性、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全局立法，整合各种规划或通知，提升相应规定的规格。从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物种的意志出发，不仅从理念上转化现行立法，同时从实际行动中完善现有法律。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战略高度的理论支持，很多立法将是无本之木，很多制度、机制以及措施都将难以顺利推行，公众在这方面的保护意识也不会得到确立和强化，因此，我国亟须出台和实施生物多样性抑或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国家战略。

（二）完善现有的野生物种登记制度

目前对于国内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登记制度，其推广面仅仅及于很少一部分，还有相当多的物种没有列入登记目录。这对于总体的保护、科研、运用相关资源是十分落后的。更不用提及某些（类）生物物种业已被他国（地区）予以抢注的现实。故，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等级保护制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境内现有的各类（种）野生生物物种资源予以登记造册，为日后的科学研究、产业发展、保护区的建立和完善等提供基础性的指标。同时对相应登记管理机关在职能分配、操作规程、程序设计等方面，予以明确界定。

（三）构建完善的国家生物物种资源利益补偿机制

《宪法》规定，国家是境内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所有权拥有者。该规定必然引起权益不平衡的问题。国家不能面面俱到的予以处处保护，故必然存在个人非法利益同公共利益的竞合，而最终受损害的也必然是野生生物物种资源本身。 只有构建完善的国家生物物种资源的利益补偿机制，使得相关利益主体在保护资源方面有共同取向，受损害方的补偿转化才能够成为可能和现实，最终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的保护积极性。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向开发主体征收相关税收或者费用的方式，藉此建立相关利益补偿机制。当然，这种征收的种类、数量等具体规定性还是需要依赖法律的明文表述。

四、小结

野生生物物种资源属于人类共有，对其的保护，国家必须建立统一完善的法律体系框架，唯有如此方可建构和完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社会，也对人类的开发、利用自然予以规制，共同保护我们现有的野生物种资源。本文侧重从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领域，提出了肤浅的认知，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功用。为保护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态环境尽绵薄之力。

注释：

[日]中川淳司.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国际法上的技术规限.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

那力.国际环境法.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韩广，杨兴，陈维春，等.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篇5

中国为减缓土地退化，开展了一系列防治实践和科学研究，特别是2002年以来随着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的实施，开展了一系列防治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5]。伙伴关系项目的实施，不仅促进了退化土地防治模式的创新，同时也有效地改善了农牧民生计，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中国土地退化及防治概况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大、分布广、危害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包括风蚀、水蚀、土壤养分流失、盐渍化、河流泥沙沉积、森林与草地退化及生物多样性损失等。国土面积的45％以上，多达430万N2Y550.jpg的土地发生着不同程度的退化。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37万N2Y550.jpg，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N2Y550.jpg，占国土总面积的18.03％。在荒漠化土地中，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183.20万N2Y550.jpg，占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69.82％；水蚀荒漠化土地面积25.52万N2Y550.jpg，占9.73％；盐渍化土地面积17.30万N2Y550.jpg，占6.59％；冻融荒漠化土地面积36.35万N2Y550.jpg，占13.86％[6]。

中国的退化土地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干旱地区。该区域的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陕西和宁夏6省(自治区)的荒漠化土地面积213.81万N2Y550.jpg，占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81.5％，沙化土地面积143.42万N2Y550.jpg，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82.9％。

土地退化不仅直接危及中国1亿多人口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影响着4亿多人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全国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多亿元，土地退化还会对碳循环造成负面影响，迫切需要对其进行防治。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土地退化防治工作，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先后启动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草原建设与保护、荒漠化治理、石漠化治理、保护性耕作、旱作节水农业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制定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实行了生态公益林补偿和草原保护补贴政策，防治土地退化的力度不断加大，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治理成效。

自2001年以来，年均治理沙化土地面积达192万N2Y549.jpg，目前中国已有20％的沙化土地得到不同程度治理。中国土地荒漠化面积由2004年的263.62万N2Y550.jpg减至2009年的262.4万N2Y550.jpg，缩小了1.2万N2Y550.jpg。除了荒漠化面积缩小外，荒漠化土地治理的成绩还表现为荒漠化程度的下降。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9年至2009年，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由56.51万N2Y550.jpg减至42.66万N2Y550.jpg，减少了13.85万N2Y550.jpg，极重度荒漠化土地面积由70.06万kN2Y536.jpg减至56.30万N2Y550.jpg，减少了13.76万N2Y550.jpg。

N2Y539.jpg

近年来，在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简称GEF)等国际机构的帮助下，中国的土地退化治理方式有所改进。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Integrated Ecosystem Management，简称IEM)的引入和各相关方伙伴关系的建立，使中国找到了适应性强、复制性好的治理措施，以及综合性、系统性、有效性、协调性和持续性好的退化土地治理模式。

二、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活动开展状况

(一)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概况

GEF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基金，主要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国际水域和臭氧层损耗4个领域的治理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取得全球环境效益，促进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GEF将土地退化列为新的重点资助领域。GEF有关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业务规划(OP12)提供了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系统管理框架。

中国是GEF的发起国之一，既是捐资国，又是受援国。截至2007年3月，GEF已经在中国实施了48个项目(不包括中国参与的全球或区域项目)，赠款总额约5.2亿美元。中国的土地退化防治行动，不仅有利于中国环境状况的改善，也有利于全球环境状况的改善，因而得到了GEF的认可和支持。自2002年起，GEF与中国政府开始在第12业务领域内筹建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共同在干旱地区推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促使土地退化防治走上综合、可持续的轨道。

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是GEF在生态领域与中国政府建立的第一个伙伴关系。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运用IEM这一新的规划理念和方法，建立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框架，通过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把法律、政策、规划与行动等有机地协调起来，对中国西部土地退化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区进行综合治理，最终实现减少贫困、遏制土地退化和恢复干旱生态系统，促进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ADB)的支持下，名称为“土地退化防治能力建设”的伙伴关系一期项目于2004年7月正式启动。项目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6个省区开展。项目总投资1500万美元，其中GEF赠款770万美元。项目由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管理，亚洲开发银行监管。在GEF、ADB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环境保护部、国家林业局等11个部门的支持下，伙伴关系一期项目于2009年12月顺利完成。

2009年10月，在完成伙伴关系一期项目“土地退化防治能力建设”的基础上，GEF理事会正式批准名称为“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土地退化防治管理与政策支持伙伴关系”的伙伴关系二期项目。项目总投资870多万美 元，其中GEF赠款270多万美元。项目由国家林业局科技司管理，亚洲开发银行监管。项目于2010年5月启动，2013年6月结束。二期项目是一期项目的延续和升华。

除了上述2个项目之外，伙伴关系框架下还有以下6个项目：甘肃、新疆草原发展项目，宁夏综合生态系统与农业发展项目，西北三省区林业生态发展项目，IEM方法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艾比湖流域可持续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以及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

上述8个项目的实施区涉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南、重庆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27个县(市、区、自然保护区)。根据各项目文本资料统计，直接从项目中受益的农牧民至少有286.9万人。伙伴关系项目总投资约7.48亿美元，其中GEF赠款4237万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国际机构贷款约3.7亿美元，政府、企业和农户等配套资金约3.36亿美元。

10年来，伙伴关系的8个项目，尤其是现已完成的土地退化防治能力建设项目，土地退化防治管理与政策支持项目，甘肃、新疆草原发展项目，在防治土地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缓贫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二)伙伴关系项目框架下的土地退化防治活动开展状况

根据2013年1月中央项目办对伙伴关系项目56个样本县(样本县国土面积占所有项目县国土面积的17.7％)的调查结果统计，伙伴关系项目主要开展了如下防治活动。

1.土地保护性耕作

根据对样本县的调查结果统计，伙伴关系框架下伙伴关系一期、二期项目、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IEM方法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西北三省区林业生态发展项目样本县共增施畜禽粪便、沼渣沼液等有机肥560.63万t，受益面积21.06万N2Y549.jpg；秸秆还田3.21万t，受益面积3387N2Y549.jpg；沙粘土混合改良土壤4033N2Y549.jpg；坡地改梯田2353N2Y549.jpg；填沟造地20N2Y549.jpg。

2.农田防护性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对样本县调查统计，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伙伴关系一期、二期项目、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IEM方法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西北三省区林业生态发展项目样本县共修建农田防洪坝20个，总长度2003m，受庇护的耕地面积77.53N2Y549.jpg；修建集水(雨)窖865个，集水总量5.58万N2Y540.jpg，受益耕地面积205.67N2Y549.jpg；修建灌渠12.41万m，改造灌渠20.96万m，修建排灌站1533个，共增加有效灌溉面积3386.67N2Y549.jpg；新造农田防护林(带)折合面积406.67N2Y549.jpg，改造农田防护林(带)折合面积2.8N2Y549.jpg，新增受保护农田面积4606.67N2Y549.jpg。

在林地治理方面，根据调查统计，伙伴关系项目样本县实施区新造水土保持林7153.33N2Y549.jpg，防风固沙林1626.67N2Y549.jpg，其他防护林17646.67N2Y549.jpg，生态经济林7866.67N2Y549.jpg，经济林22326.67N2Y549.jpg；改造防护林78.4N2Y549.jpg，改造低产林506.67N2Y549.jpg；果树嫁接127.33N2Y549.jpg，果园覆膜1260N2Y549.jpg，果园秸秆杂草覆盖980N2Y549.jpg，沙地套笼植树28.67N2Y549.jpg。

在草场退化防治方面，根据对样本县的调查统计，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伙伴关系一二期项目、西北三省区林业生态发展项目，甘肃、新疆草原发展项目和IEM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各实施区共完成草地改良面积39586.67N2Y549.jpg，草地围栏面积9240N2Y549.jpg，草地禁牧面积279333.33N2Y549.jpg，草地轮牧面积24133.33N2Y549.jpg。引进优良畜种93个，引进优良牲畜72487头；修建舍饲圈棚6290个，修建舍饲暖棚2496个，舍饲数量达14.48万羊单位；饲草种植面积4720N2Y549.jpg，饲草产量6.67万t，草畜平衡面积50413.33N2Y549.jpg；购买饲草加工机械652台，作物秸秆加工量5.34万t；修建饲草存储设施2197个，设施存储能力达6.48万t。

此外，伙伴关系项目还设计开展了一系列新能源利用示范活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村庄环境整治活动和新技术推广活动。特别是新技术示范和推广活动，伙伴关系项目经过不断探索，凝练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可持续管理方式，探索出了一批在中国干旱地区具有推广价值的单项技术和综合集成技术。这些技术涵盖了农业、林业、水利、草业等相关领域，主要有耕地土壤改良及增产技术、农田防护技术、林地治理及果园增产技术、草场退化防治技术和新能源开发技术。根据调查结果统计，伙伴关系项目313个项目村共采用了189项新技术，参与的农户有10746户。这些技术在932个非项目村进行了推广，参与农户39740户，推广面积63.06万N2Y549.jpg，取得了较好的推广效果。

三、土地退化防治活动取得的成效

伙伴关系项目框架下一系列土地退化防治活动，促进了荒漠化土地防治、农牧民生计的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固碳效益，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促进了荒漠化土地防治，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伙伴关系项目的实施使项目区的草原和畜牧生产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例如甘肃定西的安定区赵家铺村示范点实施荒山造林33.33N2Y549.jpg，植树5.5万株，改变了村容村貌，减缓了水土流失。项目户的户均人工草地面积为14.13N2Y549.jpg，是非项目户的2.46倍。饲草种植与天然草原围栏禁牧结合在一起，使项目区的水土流失显著下降。据测算，土壤侵蚀模数由项目实施前每年的5640t/N2Y550.jpg降到现在的1666t/N2Y550.jpg。平均每年减少泥沙流失1318万t，增加蓄水3796万N2Y540.jpg。草原退化得到有效制止。据调查，项目户的牲畜存栏量平均降低了17％。随着放牧压力的减轻，草地植物种数由项目实施前的43种增加到现在的63种；天然草地植物盖度、高度、密度和产量分别由项目前的86％、8.2cm、268个/N2Y536.jpg、3765kg/N2Y549.jpg增加到项目后的97％、14.6cm、392个/N2Y536.jpg、5355kg/N2Y549.jpg，分别增加11％、78％、44％和42％。为了逐步推行休牧和轮牧制度，甘肃肃北县选择8户牧民在1200N2Y549.jpg草地上实施划区轮牧。3年后的监测结果表明，轮牧草地的产草量和盖度分别提高21％和22％，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另据56个样本县的调查统计，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伙伴关系一期、二期项目，甘肃、新疆草原发展项目和IEM方法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皆设计有荒漠化土地治理活动。上述各样本县实施区采取治理措施 的荒漠化面积85220N2Y549.jpg，其中32000N2Y549.jpg已达到治理目标，治理达标率为37.56％，荒漠化减轻面积51680N2Y549.jpg，治理见效率为98.2％。

此外，在伙伴关系项目实施过程中，随着IEM理念的推广、土地退化防治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各项目省土地退化防治战略和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伙伴关系将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一系列带动效应。

(二)改善了农牧民生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伙伴关系项目，不仅在土地退化防治实践中开展了一系列防治技术和防治模式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土地退化防治活动，同时也探索和创新出了一系列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效防治了土地退化，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同时也改善了农牧民生计，提升了农牧民收入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例如，在甘肃定西的安定区，项目户由于种植优良牧草，出栏率高于非项目户7％，购买饲草支出平均每年减少2650元。甘肃崆峒区项目村采用秸秆先饲养牲畜、牲畜过腹后再还田的方式，将小流域治理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将单一的种植结构拓展为种植业与养殖业相结合的结构，增加了土壤肥力，减缓了土地退化，同时也增加了农牧民收入水平。新疆博乐市的贝林哈日莫墩乡夏热勒津村通过村庄绿化和环境整治，种植绿色树种1.1万株，以荷花池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业，可增加年收益20万元。又如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白音他拉苏木满都拉呼嘎查，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面积由最初的几公顷增加到2730N2Y549.jpg，共增加了粮食产量1271万kg，秸秆产量1148万kg。按照保护性耕作技术可使每公顷耕地节省机耕费300元、增收1125元的调查结果计算，增收节支近390万元，有效地提高了当地社区的发展能力和土地退化防治能力。

伙伴关系项目示范点农牧民的收入显著提高。2010年与2005年相比，18个示范点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加103％。同期，18个示范点所在的6个省(自治区)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加8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的超出部分大多是伙伴关系项目的贡献。

(三)促进了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伙伴关系项目中的物种保护、生态系统保护、国际重要生态区保护等子项目活动的开展，使项目区内的濒危物种、典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并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和方法应用到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实践中，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伙伴关系建设10年间仅项目直接推动新建保护区8个，扩大保护区面积4500N2Y550.jpg，2079种的野生植物物种和679种野生动物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其中30％以上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保护了重要的森林、草原、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特别是有效保护了西北地区抗寒抗旱的物种及基因，保存和丰富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也为将来深入研究和有效利用提供了可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综合效益。

新疆北鲵是两栖类最原始的种类，也是脊椎动物由水生向陆生演化过程中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物种。该物种在脊椎动物系统演化与地理变迁关系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艾比湖流域可持续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将北鲵保护纳入其中，为保护这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物种做出了贡献。甘肃、新疆草原发展项目，采取活体保种、生物体保种到建立保种选育数据库等措施，有效地保护了白牦牛这一独特的动物资源，初步达到纯种白牦牛种群增大、遗传资源增加等目标。IEM方法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对太子山综合生态系统(甘肃)、哈巴湖综合生态系统(宁夏)和芦芽山综合生态系统(山西)3个典型生态系统进行了有效保护。甘肃、新疆草原发展项目采用轮牧、休牧、草场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减轻了草原放牧压力，有力地保护了草地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实施区和非项目实施区相比，草地上的植物种类明显增多，生物多样性明显丰富。

(四)促进了固碳和碳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取得了可观的全球环境效益

1.样本县的固碳和碳减排效应

伙伴关系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环境效益，可以根据发展新能源所带来的煤炭替代而减少的碳排放量来测算。此外，因新增加的自然保护区面积、造林面积而带来的新增固碳效益也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据样本县调查统计，伙伴关系项目样本县实施区修建沼气池18982个，总容量11.30万N2Y540.jpg，购置太阳能灶2418个，购置太阳能热水器10235个。合在一起，可以替代煤炭15048t(见表2)。通常，耗用1t煤炭的平均碳排放量为2.6t，据此可测算出样本县因煤炭替代而减少的碳排放量为39125t。

N2Y541.jpg

另据我国林业重点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报告数据测算，新增1N2Y549.jpg保护区面积的平均年固碳量为2.36t，风沙源区新增1N2Y549.jpg造林面积的平均年固碳量为2.25t。伙伴关系项目样本县增加森林类自然保护区面积225000N2Y549.jpg，造林60000N2Y549.jpg。据此可测算出新增保护区面积固碳量为531000t，新造林面积而带来的新增固碳量为135000t，加上因新能源开发而减少的减碳量39125t，则由此可算出伙伴关系项目样本县年固碳减碳效益为705125t。

2.西部六省(自治区)项目区的固碳效益

根据全国第六次(1999—2003)和第七次(2004—2008)森林资源连续清查资料，西北六省(自治区)新增森林蓄积量为1.49545亿N2Y540.jpg(见表3)，可新增森林固碳量为1.74亿N2Y540.jpg。根据李怒云[8]和李顺龙[9]的研究成果，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经验数据，可得出如下森林固碳量的测算公式：

N2Y542.jpg

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和2012年数据，我国西部六省区牧草地面积由2004年的18367.07万N2Y549.jpg增加到2011年的19580.29万N2Y549.jpg，增加了1213.22万N2Y549.jpg。据中央项目办咨询专家报告表明，内蒙古草地每公顷的固碳量在2900～14000kg之间，如果以8450kg/N2Y549.jpg固碳量来计算，固碳量由2004年的15.52亿t增加到2011年的16.55亿t，增加1.03万t。据此可以推断出西部六省区项目县牧草地面积新增固碳量4233万t，年均固碳量增加604.7万t。我国西部六省区耕地面积由2004年的2430.87万N2Y549.jpg减少到2011年的2163.07万N2Y549.jpg，减少了267.8万N2Y549.jpg，这些面积有不少转化为草地和森林，提高了碳汇能力。可见，伙伴关系项目实现了预期的全球环境效益，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 、土地退化防治经验

上述一系列项目成效的取得，取决于伙伴关系项目的成功实施。伙伴关系项目在综合生态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将土地治理、畜牧生产、农牧民能力建设和生态系统保护紧密结合，开展了一系列退化土地治理实践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土地退化治理模式和技术，为全球类似地区开展土地退化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①将IEM理念融入土地退化防治战略和规划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退化土地防治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实现依法依规治理；②土地退化防治与减贫、改善农牧民生计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③通过伙伴关系建设，建立政府各部门合作关系、公私部门合作关系和跨区域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创新项目组织机制、管理机制和实施机制；④注重IEM理念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在本土化基础上发展IEM理论体系；⑤将成本效益分析、生态补偿、土地退化防治技术等应用性研究与实践模式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⑥充分发挥国内外专家、地方专家和农村能人的作用，确保项目的技术支撑；⑦采用参与式规划等工具，提高项目实施的参与性、操作性和成效性；⑧多项目多活动内容捆绑一揽子实施，提高项目实施的整体效果。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篇6

保护区分区管理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管理方式，有利于发挥保护区的多重功能，科学的分区管理是协调自然保护区内各个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自然保护区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是其实施科学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1]。根据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的理论与原则，按照各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作用和地位，合理划分保护区为3个功能区：核心区是绝对严格保护的封，实验区可以理解为是保护性的经营区，缓冲区介于核心区和实验区之间的缓冲地带，是人为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过度区域[2]。保护区分级管理的作用在于明确各级政府对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职责、管理范围、投入机制以及对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措施，从而达到对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3]。 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一样，自然保护区随着保护区自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保护区的功能分区不应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应随着保护区自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时进行动态调整，以充分发挥保护区多种功能和解决保护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自然保护区申请进行功能区调整，这说明自然保护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原来的功能分区已经无法协调各种矛盾、无法满足对保护区的有效管理[4]。因此，为继续拓展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发展空间，着眼于保护区建设的长远需要，解决原功能分区的历史局限性和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但是为避免盲目调整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造成的种种恶果，应采用尽可能科学的方法开展保护区的功能区调整。 本文以“保护优先”为根本出发点，立足长远，兼顾当前，在保证保护区的性质、主要保护对象、范围和面积不发生改变，保证原生植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遵循保护生物学基本理论和岛屿生物地理学、最小存活种群、集合种群等相关理论，综合考虑保护区的地形、地理和社会因素，以及保护区生境特征和保护对象分布状况，从更加合理有效地保护该地区天然植被和重点物种并调动周边社区群众保护积极性、主动性的角度出发，采用了多目标适应性分析方法进行功能区调整。 1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调整的总体技术路线 1.1总体思路 依据部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的相关规定，结合保护区所涉及区域的实际情况，并综合考虑本区的地形、地理和社会因素，以及保护区的生境特征和保护对象分布状况，从更加合理有效地保护该地区天然植被和重点物种并调动周边社区群众保护积极性、主动性的角度出发，使保护区的性质和主要保护对象不发生任何改变，遵循保护生物学基本理论和岛屿生物地理学、最小存活种群、集合种群等相关理论，在保证原生植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前提下，仅将一些保护对象不复存在、保护价值不高且人为干扰强烈的区域划为实验区，将一些保护对象集中、生境保存尚完好的区域划补为核心区或缓冲区，适度扩大核心区和缓冲区面积及比例，使其更加符合我国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区划的有关规定。进一步维护那些仍处于天然状态的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性和面积适宜性，以及重点保护对象的生存力。并进一步缓解社区矛盾，满足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的需求，以促进保护区保护和管理效果的进一步改善。 1.2主要的技术方法和逻辑流程 1.2.1主要的技术方法 理论上以生态学相关模型、景观生态学和理论地理学为基础，方法上可以基于ArcGis9.x空间分析技术及生物地理属性加权分析技术，对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生态格局特征与优化进行分析和研究，具体如下。 （1）背景分析：分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背景以及与区域中干扰背景的空间关系，区域中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特点及其对保护区可能的影响，以及自然和人为扰动的特点和规律。 （2）总体布局分析：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分析目前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级别，合理确定保护区功能定位并为一个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的自然保护区布局模式奠定基础。 （3）构建部级自然保护区地理空间数据库：根据自然保护区需求分析，其功能区划分涉及多方面的数据，由以下几大类数据组成：现状类数据、地形地貌信息数据、植被信息数据、土地权属及利用信息数据、珍稀濒危动植物信息数据、遥感影像数据、游憩资源数据、保护区社区信息数据以及保护区日常管理数据等。在GIS平台下，应用Geodatabase对所收集的空间信息数据进行管理，同时根据GIS数据库的要求对数据进行字段属性设计和数据编码设计，构建自然保护区地理空间数据库。 （4）关键地段识别：对自然保护区中具有关键生态作用或生态价值的景观地段予以判断和识别，如具有较高物种多样性的生境类型或单元、生态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和裂点、对人为干扰很敏感而对景观稳定性又影响较大的单元以及那些对于景观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段等进行识别，作为对自然保护区规划和景观资源利用的依据。 （5）生态属性分析：依据现时景观格局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结合保护区所保护物种特点（如：不同的生境，不同的迁徙、活动路径，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同缀块之间生态功能和作用等）在空间分析技术和地学、生态学相关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自然保护区保护与规划的实践。 （6）保护区的资源限制性利用格局分析：根据保护区范围内自然、人文资源的分布，社区的分布情况，同时应根据保护区自然资源利用的可能性及限制性来决定，而后者是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相关联的。对于已经开展了旅游的自然保护区，对其的利用已超越第一产业发展阶段，旅游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对资源的依赖性很大，保护区与旅游及社区发展的冲突较为明显，区划时应综合考虑。 1.2.2逻辑流程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属性数据、生物属性数据，将生态学模型、地理表面模型相结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探讨保护区格局基于生态属性特征和生态过程特征的关键地段识别技术的探索和保护区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依托资源的格局优化策略。具体如下：#p#分页标题#e# （1）通过保护区生物属性和生态关键地段识别，以及关键地段和非关键地段边界性质和内涵的界定，确定保护区限制开发内容和可开发利用资源。 （2）保护区作为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相互作用的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类型，保持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人类生存的前提，通过功能区划结果适宜性评价确定保护区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与人类需要之间功能和结构的适宜性。 （3）基于功能区调整适宜性评价的结果，结合保护区资源特点和利用现状、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保护区功能分区资源利用模式的格局和优化调整。 2生态关键地段识别 生态关键地段实质上指对区域生态安全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地段，既包括生态高度敏感区（如珍稀物种生境和栖息地，物种多样性中心等），也包括具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地区，区域生态关键地段应是这两方面的综合。因此，对自然保护区而言，生态关键地段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指受保护物种生境和栖息地的空间位置，二是从理论地理学的表面模型的角度，指的是地理、地貌、地形和位置上对物种迁徙和生活具有关键意义的地段。三是从生态过程层面，以DEM和自然环境因子为主要数据源，包括垂直方向上核心生境关键地段；在水平方向上，以景观加权复合因子分析为主的影响水平生态过程的关键地段。对自然保护区关键地段的识别和提取也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 2.1优先保护生态系统评价 选择保护区优先保护生态系统时应具备：是优势生态系统类型、特有的生态系统类型和物种丰富度高的生态系统类型，能反映地区的非地带性气候地理特征的特殊生态系统类型，及具有特殊生境的生态系统类型。 2.2资源保护综合评价 2.2.1生境敏感性评价 评价生境敏感性，主要根据生境物种的稀有性和濒危程度，即对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稀有性和濒危程度进行评价。分析各种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资源的分布，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物种及经济动植物资源的数量、分布及生境状况，注重了解主要的野生动物的生境、活动范围和通道。 2.2.2生物多样性重要性评价 采用马克平等的生物多样性重要性测度指标[5,6]，评价中选择能够测度的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围绕这两个特性，构造了多样性指数来描述和研究生物多样性重要性指标。 2.2.3生境自然性评价 对自然保护区生境自然性保持的原始状态进行评价。将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性分为以下四个等级：Ⅰ未受到人为干扰（自然状态）；Ⅱ受到轻微人为干扰（近自然状态）；Ⅲ受到剧烈人为干扰（退化状态）；Ⅳ完全人工化（极度退化状态），利用该评价体系对其进行评价。 2.2.4威胁因子及影响因素评价 威胁因子包括水利及道路工程建设，旅游发展，人口增长，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以及区域生境破碎化程度加剧，来自社区的威胁（如偷猎、盗伐、过度采集非木材林产品、人口增加加剧了对保护区资源的破坏等）及旅游活动等威胁因素进行评价。 3资源限制性利用格局分析 要分析保护区内的各种景观资源，包括自然地理景观、社会人文景观及生态旅游资源等方面的现实和潜在价值，确定其旅游开发前景及生产生活的用材需求，确定区域的旅游开发区域及一定数量的薪柴用材或造林区。由于旅游对保护区的资源依赖，旅游对保护区内的景观资源均有不同程度的利用，对砂岩峰林、峰丛、森林的利用程度最大，进行功能区划时，不仅应考虑景区目前的发展状况、顾及旅游业将来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不能破坏对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造成大的影响。考虑到一部分自然保护区景区建设的既成事实，也考虑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有限和一定程度上的对保护区的有益之处，因此，在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原则下，应基本维持已开展旅游区域原范围不变。但对于已开展景区周围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保护对象时，要果断采取措施限制这些区域的进一步扩张，应进行局部调整，将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验区区划为缓冲区乃至核心区，以有效控制景区发展带来的影响。还要分析保护区和周边地带的人口、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经济等社会经济系统状况。另外，保护区范围内及周边重大工程的建设如水电站的建设和公路的修建等的影响范围对保护区功能区划也非常重要。同时，功能区调整要特别重视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同社区居民生产生活间存在诸多矛盾的地区，这些地区因与保护区关系密切，对保护区的资源为直接依赖关系，与保护区的矛盾冲突多，对保护区的管护效果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对这些区域需通过系统科学地分析论证其资源依赖程度，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当地居民的发展需求，使保护区发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最后，根据对自然保护区的资源限制性利用格局进行判别。 4多目标适应性分析及结果判别 4.1多目标适应性分析 在生态属性因子评价与限制性利用机会评价基础上，将资源保护对象分布、资源重要性及敏感度的评价、传统社区产业结构及资源利用方式、景观资源分布及利用现状等数据进行叠加；同时结合道路和村落等对保护对象的潜在影响、威胁因子及展示要求进行加权，在图上划出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根据保护功能赋予不同的功能区特征，最后进行多目标适应性叠加分析[7]。 综合分析自然保护区资源有效管理目标、当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缓解社区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矛盾目标等，最终确定出自然保护区中具有关键生态作用及具有较高的资源限制性利用机会的地段，并以此作为功能区调整的最主要的科学依据。在上述目标分析的基础上，再按适宜性高低划分出各地块的功能类别和功能等级，绘制保护区功能综合分析评价图；再按照不断充实和强化保护区整体功能的原则，依据各地块功能现状和潜在建设方向，本着主导功能突出，功能区相对连片，功能区面积适应建设需要的原则，进行保护区功能区调整。#p#分页标题#e# 对此分析结果合理选择分区类型，在空间上明确界定各类分区的用地范围，制定分区管理政策，整合各类分区目标，从空间上落实管理政策，实施恰当的建设强度和管理制度，并针对分区制定相应的人类活动控制及人工设施建设控制的管理政策。 4.2多目标适应性分析结果的判别 由于保护价值分析的复杂性及区划方案形成后影响的深远，单凭多目标适应性分析进行区划设计是不够严密的，功能区调整方案还遵循保护优先原则、连续性和完整性原则、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管护便利性等准则考量，对多目标适应性分析的初步结果进行进一步判别，判别准则将多目标适应性分析中无法定量化的指标进一步考虑进来，使最终形成的功能分区结果更趋合理。以期对初步多目标适应性分析单元作详尽的核查，优化初步功能区调整结果。特别对某些难以制定指标量化的功能区划影响因素，在确定区划结果前必须采取合理的方法予以考虑，以确保其区划结果的合理性和具体管理实践的可行性。 5功能区调整前后主要保护对象变化情况的分析与评价 功能区划分既要突出保护对象和保护管理目的，重点考虑保护对象生存繁衍的需要，防止周边社区对保护区的干扰；又要考虑周边社区及保护区自身发展需要，有利于保护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群众的生产生活[8]。因此，功能区调整在确保主要保护对象的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在不影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结合保护区范围内及周边社区分布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对自然保护区局部矛盾冲突激烈的区域进行调整，在缓解社区经济发展与保护区建设的矛盾冲突的同时，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预留空间，达到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篇7

论文关键词：植物新品种：育种权：专利保护：专门保护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权是指授权机关依法赋予育种者对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是知识产权范畴中的一种新型权利类型。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内涵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规范旨在保护育种者的权益，其核心内容是授予育种者对其育成的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他人在将该品种作为商品使用时，需要向育种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借此鼓励育种者对新品种进行研究开发，提高投资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园艺和林业的发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及国外立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伊始，各国开始采用不同的模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逐渐形成了现在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德国最早在1953年出台了《种子材料法》，开创性地对育种者权利提供了专门保护，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即育种者权，也称植物新品种权。1961年，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在巴黎签署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保护植物新品种同际公约》经过1972年1978年、1991年i次修改，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这种模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198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通过了《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约定》，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是人类社会在植物遗传资源领域达成的第一个国际协议。从这一文件开始，国际社会迈开了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保护人类生物资源的步伐。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迄今为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它将保护范围由植物扩大到了所有生物，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目前公约已经有187个缔约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外立法

1．美国 美国早在1930年就出台了美国植物专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专利形式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它只是美国专利法的一个部分．但与其它专利法的授予条件和权利范围都不一样。美国植物专利法的保护限制在无性繁殖的植物新品种．而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是有性繁殖的品种，所以其作用是有限的。1970年，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PVPA)出台了，填补了农业生产中有性繁殖的空缺。美国是少数既利用专门法又利用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都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但获取保护的途径却不一样。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专门法)的管理机构是农业部，而植物专利法管理机构则是专利局与商标局，可见美国是通过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和保护。后来又通过法院和行政机关确立了实用专利保护制度，从而实现了植物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和实用专利法三重保护，在最大程度上对植物育种者进行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2．德国 德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从法律上来说还是比较早的。1934年，德国专利局就开始授予植物品种专利．授予专利的标准为利用不同性状的亲代交配而得到的具有新颖性状植物育成的植物新品种。1968年，又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修正了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凡受植物品种保护法所保护的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后来德国又根据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联盟对公约的调整，于1998年另行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对来说起步较晚。在1997年以前，我国对农林领域内的发明创造主要还是实施专利保护，但按照专利法相关规定，对动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而仅对起非生物学培育方法授予专利权，也就是专利法只能保护育种过程，而不能保护品种本身，这就使植物品种本身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导致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合理有力的保护1997年3月20日，我国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拉开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序幕，也明确了中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采取了与《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一致的原则，通过专门法承认植物新品种并给予其有效的法律保护。我国于1999年加入公约1978文本，成为第3个会员国。

从我国现状来看，形成的以专利法保护其生产方法，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取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模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笔者以为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如果采用发达国家的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育种者的权利，激励创新，但从对立面来看，专利制度就是相对技术的高度垄断，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和很多资源都较为稀缺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利于农业、牧业和林业发展的，同时对本国的农业从业者，以及以农业产业为生的人来说大多也不能承当数额巨大的专利许可使用费。所以，盲目地和发达国家靠近是不理智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上也应该有更新更好的认识和发展。

三、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的选择及立法探索

(一)保护模式的选择

1．专利保护 专利保护是一种比较灵活的保护方式。如果不将植物新品种作为一个整体来申请专利，那么，可就某一部分植物品种申请专利．也可就这种培育方法申请专利。专利权的内容是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人获得在申请国范围内排除他人制造、使用、销售此项发明或者把此项发明进口到申请国的独占性权利。专利权有专利期限的限制，超过专利期限以后，专利权即行终止。在专利法的保护模式下，对育种者的保护是较强的，但其他利益主体的保护如何在专利法的模式中体现却是一个难题。因此，如果按照这种模式立法，植物新品种就是名副其实的“育种者权保护”了。

2．专门保护 专门立法模式在审查标准上不同于专利，现在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法基本上采用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模式。1991年《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标准》确定了新颖性、稳定性、一致性、特异性几个标准，其中新颖性条件我们可以视为一个法律要件，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要件我们可以认为是技术要件。专门保护的审查标准要宽于专利保护的专利性条件，因此，专门保护在内容上要弱于专利保护。从植物新品种专门保护的审查内容来看．是就新品种的可复制和可繁殖材料享有排他性权利，可以控制这种材料的生产、繁殖、销售、进口和储存，但是，这种排他性权利不利于新品种本身。而且在专门的保护模式下，很多专利保护利益主体没有得到呈现。专利法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权利限制制度，但却不可能如此严格地限制权利人的利益。

(二)制度的选择

从国外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和我国的现状来看，各国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法律制度：一种是双轨制，即通过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第二种是单轨制，即仅以专门植物新品种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或者以单一专利制度提供保护。我国虽然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用双轨制，但在实践中，也多采用单一制保护制度(另一制相对弱化)，所以，我国目前的保护制度更接近于欧洲．但无论和欧洲还是美国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专利法》明确规定：动植物新品种不能被授予专利。

因此，对于植物新品种，我国的育种者只能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获得品种权的保护。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仅仅依靠《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远远不够的。1997年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当前我国主要的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以及审查与批准的具体内容，要求申请人必须向审批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审批机关进行实质审查．主要依据也是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材料来进行。但这些都停留在条例这个层面上，它和法律比起来力度相对较弱，所以法律保护升级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保护内容上，我国《植物新品种条例》第十、十一条规定，在以下情况使用授权品种的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1)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和其他科研活动；(2)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材料，为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强制许可决定。而美国法律没有这样的强制许可。虽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由发展向发达过度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知识产权的重点保护，这种强制不应该再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衣。在我国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发展道路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立法上应该废除专利法不能授予动植物专利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本身并不缺乏专利性．它具有专利法构成要件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因此，它有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

(三)立法探索

虽然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符合国情的，但从长远发展的要求以及法律高度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一定的生物技术实力。有l3亿人口，粮食安全问题关系重大，首先要保证粮食自给自足，保证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是最大的人权问题．同时又不能因此限制植物品种的发展，做到和谐才是关键。

立法机关应以法律的形式对品种权进行规定．协调专利法与专门法的关系，尽快制定统一的司法评判标准，修改刑法不足的地方，加大对侵犯品种权行为的制裁力度，继续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立法。

立法的重点要以加强中国农业植物品种竞争优势为出发点，从保障国家经济利益出发，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利弊影响，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研发能力的差别，以及植物品种资源在不同国家分布的不平衡，最大限度地通过立法来控制发达国家借助品种权利保护制度强化既得利益，从而为植物新品种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另外，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建立育种权人与农民的利益分享机制。同时，还应深化我国科研单位的体制改革，形成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知识创新体系，对于植物新品种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又要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不能牺牲广大农民的适当权益，防止外国跨国公司垄断。这样既能保护农民的权利又能保障育种者的权利．同时推动我国农林业的发展。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方法篇8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原因可持续利用保护对策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种数量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资探讨。

1.生物多样性概述

1.1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含义

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解释：

所有来源的形形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概念：

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

但上述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简练性，故本文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组成部分的综合体。

生物多样性包含三层含义，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遗传多样性是指某个物种内个体的变异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三者之中生态系统多样性是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是关键，遗传多样性含有的潜在价值最大。

1.2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物种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野生和养殖的植物、鱼类及动物产品；遗传多样性则对培育新品种、改良老品种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人们可利用一些农作物的原始种群、野生亲远种和地方品种培育高产、优质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因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此外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多样性.

1.3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

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

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2.2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

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

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草原的退化。

2.2.2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

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2.2.3环境污染

2.2.3.1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2.2.3.3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2.4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3制度原因

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而在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上，虽有一些法规涉及，如《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但没有专门法规对此做相应调整，法律漏洞较大。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新的城镇、水坝、水库、矿区的开发、建设；旅游活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也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3.保护对策

保护生物样多性不仅需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在生态系统水平上采取保护措施，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通过排除或减少人为干扰来保护生态脆弱区，在一般情况下，确是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但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鉴于外来物种对生物样多性的影响日益严重，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立法保护措施，故建议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而且随着人口和用地的不断增长，被动的保护已很难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为此提出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对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故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加强国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

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据《世界资源》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已建立较大面积的保护区1.04万个多，其无论在保有物种、遗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物种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国也意识到，由于缺法相关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混乱，保护区内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乱砍、滥挖偷猎行为时有不断，造成一些自然保护区破坏严重。

因此，许多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专门立法。如，英国《国家公园和乡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法》，韩国的《自然公园法》等。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并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兰的《自然保护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等。这些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议在原有法规中法律制度：如审批制度、分级分区制度、管理制度、检查应急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分类性保护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区划制度和社会影响评价制度。

3.2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外来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法》、《联邦有害杂草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

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如设立引种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预警机制。

另外，对外来物种进行普查和有计划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

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包括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实施传统的农业和林业措施；推进科研与教育；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保护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进行迁地保护。

3.4国家合作与行动

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局部的、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科学界和各国政府部门认为国际合作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协定，联合打击跨国非法贸易与捕猎。加强科研协作，但要注意与产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公约协定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热带木材协定》、《关于保护特别水禽的重要湿地公约》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并制定相关的实施计划与细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或法律。

3.5加强环保教育

从整体和局部看，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好坏，大量资料表明，凡是受环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生态环境破坏频率越高、程度越深、问题也越多。而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来说，除发展外，更多的应加强民众教育，广泛、通俗、持之以恒地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文化教育、法律宣传，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特别值得重视和提倡的是利用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信仰、宗教和习惯中的环保意识和思想，如民族地区的龙山、凤水，进行宣传教育。另建议在中小学中专门开设环境课程或在自然、化学、生物、地理及中进行环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课外活动。

此外，加快对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清查；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动植物保护级别；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及对一些重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人工繁育和扩群工作，也很有必要。总之，一个物种的消亡往往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是一件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参与，不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众；不仅需要单个学科，更需要多学科；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的共同参与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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