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1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刘伯霞：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城乡关系现状分析。

第3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tecn.cn/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在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第28届国际摄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区的人们前来观赏。

[14] 《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在蓉举行》。成都日报，2006年8月27日。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2

在这一进程中，教育既是城镇化的因变量，也是自变量。教育体系如何重构、资源如何配置、学校如何布局，将直接影响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城镇化也对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口大规模转移、农民大规模进城的格局下，提升城市教育资源承载能力、办好农村教育、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等问题，历史地交织、汇集在一起。

城镇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城镇化是一个较长过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面临它所带来的挑战；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变化，其影响将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历史的问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这样才能在历史大潮流到来之前，做好应对工作。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我们要认真总结分析已经呈现、还将持续和将要出现的趋势，为教育的未来变化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政策准备和物质准备。

一、人口转移流动的家庭化

改革开放之初，在浩浩荡荡的“打工潮”中，更多是一个个“打工妹”、“打工仔”，用工季节离乡，年底回家过年。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来多少回多少，短期性流动明显；二是举家流动少，只是家庭中壮年外出打工。30多年后的今天，进城务工人员中一部分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打拼，在城市有了相对稳定的住房和收入，从“候鸟式”的来回摆动开始过渡到定居状态。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了初中或高中阶段教育后，具有较好的文化和技能基础，比较容易在城市稳定下来。经过长期的城市化过程，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上辈世代居住的农村情结弱化，也丧失了农业劳动技能，已经难以胜任农业生产活动，一部分人还没有了土地，他们不愿意，也回不到农村去了。因此，城市扩容、住宅区建设、教育设施配套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现实地摆在流入城市面前，特别是城乡接合部的学校规划布局问题尤其应该高度重视。

二、人口转移就业去向的多元化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布局，影响着人口的流动方向，进而决定着教育资源的优先配置次序。十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可以预见，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化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趋势和人口流动趋势。在这样的城镇化顶层设计和城市布局下，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需要主动根据国家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前研究本区域是要加快发展大中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卫星城，还是加快发展小城镇。这是本地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布局的基本依据。近年来，一些地方“上班、上学在市区，居住在郊区”的“睡城”现象，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大片新建居住区周边学校等公共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行为，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在配套建设学校过程中前期介入，参与规划、设计、监管、验收等环节的工作，防止开发商“该建不建”、“建了不交”、“交的不达标”等问题。

三、城镇化进程的梯度化

城镇化是非均衡推进的过程，在我国发展大战略布局下，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这是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随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沿边经济开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之确立，东部沿海地区也成为了我国城市化率最高、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三个城市群也在沿海基本形成。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东部地区要素趋紧、用工成本不断攀高等因素，东部产业和资本呈现向中西部扩散和转移的趋势，中西部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与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产业的转移必然伴随着劳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流动。一大批经过在东南沿海城市多年培训的致富能人回乡创业就业，一些先前在东部城市出现的教育问题，也会先后在中西部市、县，甚至乡镇不同程度出现。中西部地区要未雨绸缪，借鉴经验，总结教训，做好城镇化对教育资源需求的充足准备，尽量避免类似问题大面积出现。

四、农村教育空心化

这是需要高度警惕、坚决防止的倾向。近年来，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镇流动的过程中，农村学校较快撤并。据统计，2001年至2010年，全国小学由49.1万所减少到25.7万所，其中农村学校占减少总量的87.6%。初中由6.7万所减少到5.5万所，其中农村占减少总量的91.7%。布局调整改善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了办学效益，提升了教育质量，但也带来了农村学生上学路途远、城镇超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等问题，这与教育规律不符。有人提出，农村孩子进城读书是市场选择，是家长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自愿行为。对此，我们要冷静分析这一貌似合理现象背后的原因。如果我们的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建设得一样好，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水平一样高，还会有多少家长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到城市？农村教育的目标，不是把农村孩子都转移出来，农村教育的出路也不是城市化能解决的。因此，这一趋势是需要扭转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两个重点。学校是一个乡村活力之所在、希望之所在、精神之所在，对乡村社会转型的作用不可低估，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农村教育的未来和希望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本乡本土，这个问题需要反思、探索。

五、学校向城镇集中过程中的“产业化”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3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以，城市化率又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项硬指标。

“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吐故纳新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之前可谓城市自然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便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形成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

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了《明天的田园城市》，成为城市化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单向发展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导致了城市化的不可持续，于是出现了“大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双向对流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边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趋势更加强劲。“双向对流”，就是城乡一体化。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空间布局。

“双向对流”的成都经验

城市和乡镇的“双向对流”，成都是个不错的例子。

作为中国西部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逆城市化”趋势也特别明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经济功能方面，制造业开始外迁，从文化功能看，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出现外移，消费功能上，“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居住功能方面，城市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而且，边缘城市开始形成，卫星城镇也正崛起。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逆城市化”已汇聚成潮流。

早在3年前，成都便选择了“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新路。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其做法和经验都很有特点。简而言之，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健全市场化配置资源为机制，以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为保证，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突出体现在“三个集中”上：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那么，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到底效果如何呢?

从成都的案例可以说明一些具体问题。

通过“逆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仅三年，成都就建立了七大特色农产品基地，新建和扩建了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36个，组建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12家，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113．5万户，带动面达56．5％。

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集中居住”。截至去年年底，成都市已累计融资600多亿元，投入村镇建设和农民新居工程建设，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364个，居住用房344万平方米，聚集农村人口36．4万人。已建成征地农转非人员集中安置区82个，人住11．1万人。2006年8月26日，国家旅游局在成都召开“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走在全国前面，足以表明成都“乡村都市化”的程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逆城市化”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城市化。成都GDP年均增长13％，城市化率年均接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第一位，表明城乡一体、统筹发展有助于城市化。

“城市病”的良方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一般有两类：一是依靠农村和小城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小城镇所管辖的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第二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从成都的实践可以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

从这个实例我们可以总结一些经验。首先，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可解决“城市病”，促使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其次，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再者，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即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同时，提高小城镇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也就是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此外，在创造吸引和驻留“逆城市化”的条件上着力，即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以及创造新优势。

可见，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村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最佳选择，也是推进城市化的最佳选择。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4

关键词：城乡统筹村庄迁并中心村

在我国经济社会及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维系着传统的村庄结构，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建设滞后。城乡矛盾日益加剧，城乡差距之大已到了危及社会稳定的边缘。城乡统筹发展在政策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都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村庄空间布局调整是城乡统筹规划中的重要一环。本文以张北县村庄空间布局规划研究为基础，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思路指导下的村庄空间布局规划方法。

1 概况

1.1 研究区域概况

张北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东南缘的坝首之地。地势东、南、西部相对较高，地形从东南向西北由山峦绵延渐变为波状平原。张北县辖7镇11乡，366个行政村，10个街道办事处。县域总面积3820平方公里。县域总人口37.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30.3万人。

1.2 村庄布局现状特征

1.2.1 分散布局为主，集中趋势逐渐显现

张北县现状村庄分布不均衡，且自然村数量众多，将近1200个，总体以传统的分散布局为主，但受地形影响、立地条件、水资源条件、交通指向等因素的影响，已逐步呈现集中的趋势。村庄选址延续了长久以来自然经济影响下对自然条件和交通区位的要求。绝大多数村庄依然散布在乡间原有的水草丰满之地或是交通便利之处。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张北县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已逐渐落后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由此带来的是村庄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急剧下滑，由农业耕作决定的村庄活动圈已经不是村庄布局的决定性力量。在各种纷繁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村庄人口的集中已经成为趋势[1]。

1.2.2 村庄分布与人口分布不相一致，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

村庄空心化是指由于农户纷纷向原村庄外部移居，导致原有的村庄住宅空置，甚至于逐渐废弃坍塌的现象。张北县村庄空心化现象极为明显，农村人口转移的特征主要是向城镇集中。具体表现在：一，教育集中化和学生就业的转移；二，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经商、办厂等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三，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四，自然条件差、受地质灾害影响的村庄等移民到城镇里。

1.2.3经济发展对村庄分布的影响愈加明显

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村庄空间布局的主导影响因素在于村庄活动圈和村庄之间的社会联系约束。在现时的村庄空间布局中，这些传统的因素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下，经济发展对原有乡村经济模式和社会网络的冲击使得这些传统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已经大大降低[1]。由于工业经济已逐步成为张北县主导性的经济力量，农村大多数劳动人口选择离开土地走进镇区附近的工业园区。农民向镇区的工作移动重新影响了其居住选址，使得农民向镇区集聚的现象愈加明显，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对村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起到的重要作用。

2城乡统筹发展

从上述张北县村庄分布现状特征来看，不管是人口向城镇地区的集中还是工业向园区的集中，都表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逐渐加强。因此，张北县村庄布局必须突破传统的规划方法，立足宏观层面，综合考虑县域总人口和农村人口容量、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城乡空间布局、城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配置，才能使村庄体系的建立、中心村的选择、村庄迁并标准的确立更加科学有效，使得城乡关系更加和谐融洽，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2.1 村庄人口容量

从现状来看，各村均有50%甚至更多的人外出打工，造成了本地和异地的城镇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趋势势必加强。因此，村庄人口规模的确定必须考虑区域城镇化的要求，适应村庄人口向城镇转移、村庄人口逐步减少的变化趋势，对规划范围内的村庄人口进行调整，促使村庄人口向城镇和中心村集聚。

根据最新调研数据，规划通过自上而下（县域总人口和城镇化水平预测确定农村人口规模）和自下而上（村庄综合增长率等方法）两种方法的结合，预测规划期末农村人口容量为18万，而现状人口30.3万，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势必对村庄调整、村庄发展模式以及村庄公共资源的配置标准带来挑战。

2.2 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

张北县农村产业大多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在水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传统农业效率低下，收益不高。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耕作模式的转变，现代农业逐渐取代传统农业，而农村产业与城镇产业不再是分别独立的个体，而是息息相关的统一体。通过对张北农村产业基础的分析，结合城镇产业的总体布局，将张北县产业发展划分为四个板块：以物流商贸、特色农业、矿产开发为主的东北部经济发展区；以物流商贸、生态旅游业为主的中南部经济发展区；以特色农业及食品加工业为主的西北部经济发展区和以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及风电业为主的西南部经济发展区四大板块。

2.3 城乡空间布局

强化中心城区和主要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重点建设中心村，积极缩并自然村，逐步取消零星分散的居住点，使村庄布局规划与县城区、中心镇的规划相衔接，形成较为科学合理的“县域中心城镇――中心镇―一般（乡）镇―中心村―基层村”的五级镇村体系和城、镇、村梯次布局。促进农村人口在向城镇集聚的同时向中心村集中，提高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效率与共享性。

2.4 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

针对目前城乡基础设施差异大、各种功能布局不合理、设施共享性差、农村部分资源浪费等突出问题，加快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向农村的延伸步伐。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按照“中心城区、（乡）镇、中心村、基层村”分等级设置，从全局与区域的角度出发，处理好公共设施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的布局关系，在突出县城中心地位的同时，不断完善县域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体系，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动、城乡共享。

3 村庄体系

3.1 村庄体系的建立

张北现状村庄体系还未形成，村庄等级结构不明显，从而造成文化教育等服务设施存在布局分散，规模等级低等情况。

村庄等级的划分则主要依据《镇规划标准》等相关技术规范，并考虑区内村庄的实际情况，将村庄划分为中心村和基层村两类。规划为衔接上一层次城镇体系规划，同时为使规划更具可操作性，将区内村镇居民点划分为以下两个等级体系：

（1） 建制镇――中心村――基层村；

（2） 集镇（乡政府驻地）――中心村――基层村。

3.2 中心村的设置

中心村为在一个乡镇范围内具有一定规模并承担辐射带动周边村庄，为周边村庄提供一定服务的职能的行政村，是除县城和乡镇政府驻地外，吸纳需迁并村庄、人口的主要集聚地。中心村的确定是村庄体系构建的关键，其设置除考虑村庄的交通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现状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各类设施服务半径和农作半径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外[2]，将县域产业发展在村庄的意向和村庄产业发展潜力纳入参考范畴，并从张北现状出发，突破乡镇行政界限，在整个县域范围内统筹考虑，使中心村的设置更加符合村庄发展的需要。

根据张北县村庄发展具体条件，全县共选取49个行政村作为中心村，占规划调整后村庄总数（142个）的35％。

4 村庄调整撤并

就村庄自身的发展条件而言，经济发达程度、交通和区位条件以及人口规模和现状建设是空间布局调整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然而，若村庄之间在上述条件较为接近的情况下，人口流向和产业发展潜力对村庄空间布局变化的影响最为强烈，成为城乡统筹发展中村庄布局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证明了在当前村庄空心化现象下，村庄空间布局的调整必须适应其人口向城镇流动和产业向园区集中的趋势。这可以归结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地域发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因素出发，规划对张北县域行政村实行以下几种调整方式：

4.1 城镇化模式

现状位于县城或城镇（乡）规划区范围之内或附近的村庄，采取城镇化模式，纳入城镇建设区，撤销村委会，改设居委会，与城镇统一规划和建设。纳入城镇规划区范围的村庄共67个。近期撤销村建制，以村庄为单位建居委会，远期再按照县城、镇区的具体标准进行建设。而对于少数有条件的村庄，也可一步到位。

4.2 迁并模式

迁并村庄从具体操作模式上分为合并村庄和整体搬迁村庄，涉及到迁并的村庄数量为258个，迁并为101个。

合并村庄：对空间上较接近或已经连成一片的村落聚落进行合并，逐步连成一片，达到合并的目的。对邻近但并未连到一起的村庄，实施相向发展策略，使其向中心聚拢，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入手，逐步实现规模建设、集中建设。

整体搬迁村庄：根据一定地区内现有村庄的发展状况及生存条件，将存在饮水困难、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且存在修建困难的村庄；位置偏远、分散、规模小、环境差的村庄整体迁并到其他村庄（城镇）中。

4.3 保留改造模式

区域位置相对独立、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发展能力的村庄，予以保留。规划保留41个行政村。这类村庄应尽快做好村庄改造。村庄改造的重点在于打通乡村道路和硬化村内主要道路，配套建设供水设施、排水沟渠及垃圾收集、中转堆放点，清理村内闲置宅基地和私搭乱建房屋，整理村容村貌，建设村庄防灾设施与公共消防设施等方面。

5 自然村调整

考虑到规划的实施难度，村庄调整撤并必须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既要考虑经济发展条件，也要考虑村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过渡，不能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从张北县现实出发，行政村的调整可以自然村的调整撤并为实施的前提，循序渐进。

张北县各行政村所辖自然村数量从1到7个不等，而自然村的规模更是相差悬殊，人口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针对现状问题，基于可操作性，规划建议近期在村庄迁并改造过程中，将人口规模在100人以下，户数少于30户的自然条件较差的自然村通过建新民居的方式首先进行合并。对于迁并村庄所辖自然村，可以在迁并后的村庄联合体中心地段或适宜建设的地段统一集中建设新村；而对于保留村庄所辖自然村，可在行政村域范围内重新选址或在村委会所在自然村统一集中建设新村。

6 结语

村庄迁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村庄布局规划在充分考虑地方城乡发展现实情况的同时，也需要有大胆的规划设想和合理的科学依据。本文是在总结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的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村庄空间布局以及农村发展理论和方法总结出来的成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然而，仅仅有科学的规划是不够的，规划最终的目的是实施，当前村庄空间布局规划只是停留在方式方法的探索上，缺乏对实施过程的跟进和深入研究，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判断一个规划的科学性。希望在此方面能引起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彭震伟、高．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村镇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合肥市规划局学法园地．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5

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课题。问题在于,这些年在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城乡失衡的矛盾和问题在某些方面更加突出。例如,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所扩大。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我们的看法是,在工业化主导时代,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城乡二元结构直接联系。城乡二元结构失衡,不仅是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我国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

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决于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

未来5年左右,我国将开始进入城镇化主导时代。其主要标志是,我国的城镇化率将由46.6%提升到50%以上。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主导向城镇化主导的历史拐点。从国际经验来说,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是城镇化快速提升的关节点。根据相关研究,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第二,未来3～5年,不仅东部,而且中西部的城镇化、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都处在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第三,中央明确3年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估计5年左右放开大城市的户籍是大势所趋。由此,城乡一体化将有重大突破。与此同时,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将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

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为城镇化发展创造广阔空间。首先,以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为例,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从1995年的3.58:1扩大到2007年的5.91:1。改变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城乡分割的格局,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其次,以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为例,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直接促进城镇化进程。我们的估算是,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在形成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中至少占有30%～40%的权重;再次,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例,当前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2亿,尽快改变农民工“半城市化”的体制与政策安排,能够加快农民向城镇流动,明显地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以城乡一体化创造高质量的城镇化。一是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我国“数量型”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趋势不可避免,预示着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如果能够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体制,加大农村人力资源投资,把4.9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3年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的9.5年,到2015年和2020年接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5年和11.2年的目标,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质量型”人口红利。二是可以防止土地资源低水平利用的城镇化。尽快实现城乡土地的统一规划和管理,防止土地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和使用,为未来持续发展留足、留好土地资源。三是可以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尽快改变农民工“半城市化”的体制,能够明显拉动城镇化的消费水平。

以城乡一体化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之初,为做大经济总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具有历史合理性。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伴随着从物质发展的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提升,伴随着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是促进广大农民的自身发展和公平发展,其实质在于承认和保障农村居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发展权。广大农民公平发展将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此,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重要的是赋予农民公平的发展机会,包括赋予农民平等的公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按照公平的原则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一,城乡一体化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但要把保障农民发展权放在首位,尊重农民选择权。第二,强化农民的谈判主体地位,使农民能够合理分享城市化红利。第三,加快产业布局调整,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农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从城市向农村转移,进一步加快城乡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强化城乡产业之间的协作和联系,鼓励城镇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进入农村,改变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第四,按照公平的原则配置公共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以及公共服务资源。要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十二五”是城乡一体化取得“历史突破”的关键时期

“十一五”期间,新农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从总体情况看,城乡一体化进程仍然处于滞后状态,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有实质性改变。“十二五”以城镇化为主线的发展方式转型将明显提升城乡一体化的历史作用。由此,城乡一体化对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全局性与深刻性意义开始全面凸显,城乡结构的变化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扩大内需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由于长期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使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目前,城乡之间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在生产和消费上的金融服务、资源可及性等经济环境方面的城乡差距更是持续拉大,成为影响农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25.1%,30年中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8.8%,25年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2008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只有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32%。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将会大大刺激农村的消费需求。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受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各项支农补贴持续增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民收入增长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速度,直接带动了农村消费的较快增长。近年来,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明显加大,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相对水平不断下降是农村消费贡献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如果加快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镇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基础。

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趋势对城乡一体化提出现实需求。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高出近30个百分点,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低出30个百分点左右。从我国就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看,以城镇化拉动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是解决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的战略性举措。第二代农民工群体进入产业工人队伍,对城乡一体化带来的挑战与压力增大。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对个人发展的追求也较高。这使第二代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形成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十二五”时期,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为重点,形成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需要。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土地资产收益。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城镇化中矛盾比较突出的环节。应强化农民的谈判主体地位,使农民能够合理分享城镇化红利。第一,重点加强土地用途管制,要防止把城乡一体化当作圈地的工具。有些地方打着统筹城乡发展的名义非法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权益。对这种倾向,要予以足够的重视。第二,以完善农民土地使用权为重点,保障农民权益。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可以将土地长期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入股和出售,建立主要依托土地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第三,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尽快完成全方位土地确权。改革行政主导的土地招拍挂体制,建立公开市场。用于公共用途的农村集体土地可由政府按法定程序、按市场价格进行征用补偿。建立非公共用途的农村集体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的机制,形成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统一、规范的管理措施与办法,形成城乡一体的土地有形市场和土地市场监管体系。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农民流转的制度障碍。改变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形成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范围及水平上的公平。第一,把农民工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当前,我国存在巨大的“半城市化”群体,即已经进城但尚未市民化的农民工。政府应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力争把符合一定条件的(例如对在城市打工在3年以上、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市民化。第二,逐步放开城镇落户政策。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先试点后推开,循序渐进,区别情况,逐步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和落户条件,3年左右时间,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重点引导农村人口向人口规模2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集聚。5年内,放开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落户条件政策。第三,实行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从发挥规模效应推动经济增长和充分考虑流入地人口承载能力的角度看,亟需实施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联动改革,打破地区间市场分割。即对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因宅基地整理而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统一配置,实现土地利用指标调整与新增户籍人口规模直接挂钩,以提高城镇化和经济集聚水平。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第一,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尽快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1～2年内建立起来。统筹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议由中央制订规划,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策,争取在3年左右,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第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这是最重要的一步。用5年左右的时间,按照“完善体系、对接制度、提高水平、重点支持”的总体思路,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第三,逐步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最终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对接和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

打破行政主导的城乡二元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城乡资源统筹规划和一体化管理,探索建立“工业带动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在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第一,建立合理的农村资源配置机制,严格限制行政主导农村资源外流。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鼓励农村金融创新,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支持合作金融、草根金融的发展,逐步形成城乡统筹规划利用、资源优势互补的新格局。第二,打破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建立城乡产业规划布局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支持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链条向农村延伸,促进农业专业化分工,实现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适时推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农机、农药、化肥等涉农工业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就近利用原料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拓宽农民收入增长的渠道。第三,打破城乡分割的公共资源投入体制,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一体化。统筹城乡公共资源投入体制,将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事业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由城市财政统筹解决。加大财政投入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的力度。在交通道路、水、电、垃圾处理、互联网等方面实行改造升级,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体化。

推进以城镇化为主线的省直管县改革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建立适应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要求的行政体制,日益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任务。

市管县体制推动了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远未实现“以城带乡”的预期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市管县体制,对推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曾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市管县体制的矛盾与问题逐渐增多: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2009年,我国工业化率为48.6%,比城镇化率高出2个百分点。如果把处于“半城市化”的农民工人口从城镇人口统计中去除,城镇化则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市管县体制难以实现城市支持农村、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从实践的结果看,只有那些工业化程度高、市辖县数量较少的地区实现了市县协调发展。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实现“以城带乡”的目标。

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要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城镇化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推进省直管县改革,重要的是加快建立有利于推动城镇化进程的行政体制。从已有的实践看,行政上的省直管县进一步扩大了县级政府经济发展权限,促进了县域经济和中小城镇发展,实现了农民工就地转移。与此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此,按照城镇化发展的要求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能够实现“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目标。

省直管县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统筹城乡发展。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许多矛盾都与城镇化滞后相关。城镇化滞后又与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相关。大量农村人口参与了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巨大供给,但不能完全在城市生活,仍保持农民的消费特点。如此长期累积形成巨大的供需缺口,并成为社会总需求不足的重要因素。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既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行省直管县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趋势；解决策略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背景和现状

2010年1月31日新华社受权播发新世纪以来的连续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三农问题仍是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

文件出现一个新亮点，首先提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探讨是他们继续步父辈的后尘，亦工亦农还是继续成为城市的流浪儿，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趋势越来越得到国家的关注和重视。

当所有的焦点都指向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时，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到底何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又有哪些独特的个性吗？”文件首次定义新生代农民工：指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不仅仅是从身体上的年轻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且老想更加高远，希望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他们人数众多，占农民工总数的61%，如今这一浩浩大军已在城市驻留，他们的涌入对城市和乡村都产生了很多无法预料的影响。

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此状况的因素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他们，但这近1.5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入城在给城市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城市在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时似乎还并没有做好接受他们的准备。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分级办学，属地管理”的教育体制、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和部分城市人对他们的冷漠和歧视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步履维艰。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来说，他们基本没有务农经验，乡土情结也较弱，返回农村不是他们想要的选择。这就使得他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的身份也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

（一）城乡二元结构及区域差别

建立在城乡两种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城乡分割二元社会保障体制，使农民工无法享受“国民待遇”，严重妨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一系列问题；另外在生存过程中还要交名目繁多的暂住费、暂住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不合理收费，增加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成为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要想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还应该加大。

（二）我国农村人口增长规模及乡村生产力提高

农村承接产业转移加大了对他们的吸引力度，同时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鼓励新农村建设和支持返乡创业的政策也使得他们部份出现了回流。义务教育出台，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使得教育水平、教育规模以及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有较大提高，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村科技户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有了质的提高，而城里工资歧视现象非常普遍，部分地区还依然存在这业主拖欠、扣留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常就业。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去留的趋势

（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规模仍会继续扩大，但增长速度将逐渐趋向平稳，并且人口转移率呈不断下降趋势

我国现有从业人员将近8亿人，城市就业面临巨大压力，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由于我国农村人众多，农村重男轻女现象较城市更加严重，所以我国新增劳动人口主要在农村，劳动力总量供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预示着农民工的规模将继续扩大。无论劳动力供给的基本状况，还是将来工农业发展的趋势或城镇化发展趋势，都预示着农民工的规模将继续扩大。

（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会以流向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但将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镇）扩散

东部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率先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工业化进程快，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加工贸易大量发展，对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而东部地区现有劳动力资源满足不了需求，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加以弥补，再加上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推动，这就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向东部地区流动。目前，受收入水平和城市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年轻的农民工一般还是愿意到大中城市务工。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仍是以流向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的大中城市为主。

（三）农民工群体仍会以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为主，但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将逐渐增多

由于目前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水平不高，不足以支撑其本人及家庭在城镇定居生活，加上尚未打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大多数农民工选择了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候鸟式流动模式（见图1）。

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发展的策略

（一）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1、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

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必须加快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行准入与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各地城市可通过制定一定的准入条件，探索和构建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具有可行性的新户口管理办法，使进城劳工可以有条件地成为城市正式居民。

2、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助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政府应逐步建立完善农民工的失业、养老、医疗保障和工伤赔偿制度，促进农民养老方式的社会化和市民化，化解其市民化进程中的市场风险。在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时，政府应把农民工劳动保障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3、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城乡统一平等就业

继续加快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企业用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增加农民进城的机会。

4、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加大劳动执法力度

加强违反《宪法》的法律和法规条文的审查，保障农民工的平等、自由的公民权利。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同时，强化劳动法律的执法和监察力度。此外还要加强劳动法律普及工作和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最后要建立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体系。

5、以教育、住房等创新措施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政府可以引导开发商出资建设农民工公寓，并以减税的形式鼓励企业建立农民工宿舍。同时收购旧房和建造小型住房作为廉租房。为了让农民工真真切切享受到廉租房的好处，不让不符合条件的人钻空子，政府应该做好家计调查。最后，加强房屋租赁市场的监管，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的秩序。打击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帮助其最终完成市民化。

6、做好对进城农民工的培训工作

现有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服务要向进城农民工延伸，以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由政府主持、劳动部门主办、社会有关方面参与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体系。增强农民工在劳务市场中的竞争力。

（二）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建议

1、政策扶持，资金支持

对于返乡后自主创业的农民工，政府应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制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如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等多种形式，加大扶贫力度，在政策上给返乡农民工最大的扶持。用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大胆创业。同时，政府用于开发性生产经营项目的资金，在其调拨和使用方面，应适当向他们倾斜。

2、组织管理，市场治理

为了避免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宝贵人力资源的分散流失，应该对农民工进行组织化的管理，提高人力资源的集聚效应。建立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档案，按照农民工的工作类别、职业技能等详细分类，归纳整理出人事档案资料，形成规范的人才资源库，方便乡镇企业和农村基层对返乡农民工的开发再利用。同时，实行市场化治理。一方面，引入市场调节理念；另一方面，强化市场竞争机制。

3、培训推行，激励促进

推行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在乡农民的培训。他们掌握了知识，学到了技术，开阔了视野，通过培训，向其他在乡农民传输先进理念，传授致富经验。第二种是外聘专家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一方面，可以聘请大专院校、高职技校等相关资深专家举办有关创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讲座，增强他们创业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让农民群众通过夜校、农广校参与职业技能培训。

4、设施优化，环境美化

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工的技术化生产、自主创业等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系统，进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建立通达的交通道路网，“要致富先修路”，四通八达的交通为返乡农民工投身新农村建设创造条件。同时，应着力塑造新农村的软环境。一方面，丰富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逐渐增强农村地区的学习文化、阅读文化，提高文明程度，强化社会治安管理；另一方面，返乡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强化技能，提升自身的科技文化知识，注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关心下一代

的成长，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强有力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张俊彦.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2、吴漾.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j].东岳论丛,2009(8).

3、鲁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现状研究[j].中国商界,2009(6).

4、郝幸田.国外怎样对待农民工[j].企业文明,2007(5).

5、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3(1).

6、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趋势与展望[j].经济研究,2006(12).

7、中国统计年鉴(2008)[m].中国统计局,2008.

8、杨云善,时明德.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7

[关键词] 口腔健康教育；学龄前儿童；口腔卫生行为；乳牙；龋病；患龋率

[中图分类号] R473.78；R781.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32-0129-04

我国学龄前儿童存在患龋率高、口腔健康行为养成率低的现象[1]。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中全国5岁儿童患龋率为66%，龋均为3.09。良好的口腔健康行为是预防龋病的有力保障。而学龄前儿童家长的口腔健康理念可能直接影响儿童的口腔卫生行为[2，3]。本调查选择杭州主城区和城乡结合部两所幼儿园，研究对象分别是主城区儿童和城乡结合部外来务工人员儿童，分别进行口腔龋齿检查和家长口腔健康教育，并进行比较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2015年3月在杭州市两所公立幼儿园：一所位于主城区，抽取124名儿童，其中男童67名，女童57 名，年龄3～6岁，平均4.5岁；一所位于城乡结合部（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幼儿园），抽取137名儿童，其中男童64名，女童73名，年龄3～6岁，平均4.5岁。2016年3月对这两所幼儿园再次进行口腔龋病检查，主城区幼儿园共抽取123名儿童，其中男童67名，女童56名，年龄3～6岁，平均4.5岁，城乡结合部幼儿园共抽取122名儿童，其中男童60名，女童62名，年龄3～6岁，平均4.5岁。

1.2 方法

1.2.1 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 在口腔健康教育前、后分别对两所幼儿园的儿童进行口腔检查。检查项目按照《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方案》的诊断标准进行记录[4]。检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视诊结合探诊的方式进行。检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镜和CPI探针。分别记录乳牙龋坏牙数（decayed teeth，dt）、乳牙因龋缺失的牙数（missing teeth，mt）、乳牙因龋充填的牙数（filling teeth，ft）。计算乳牙龋均（人均乳牙龋坏、因龋缺失及因龋充填的牙数，dmft/受检人数）、龋补充填比[因龋充填的牙数与患龋牙数及因龋充填牙数总和的百分比，ft/（dt+ft）×100%]和患龋率（患龋人数占受检人数的百分比）。

1.2.2 质量控制 调查前统一诊断标准，4名检查者经过标准一致性实验，Kappa值均>0.8，并且由高年资医师负责质量监控。两所幼儿园检查均由同一批医生完成。

1.2.3 健康教育方法 针对幼儿家长和老师开展持续一年幼儿口腔知识讲座，每月一次，每次20 min，每次围绕一个主题，内容涉及（1）胚胎期乳牙恒牙的发育；（2）乳牙的重要性；（3）龋齿是怎么发生的；（4）为什么要刷牙？何时开始刷牙？（5）正确的刷牙方法；（6）乳牙龋齿的危害；（7）儿童定期口腔检查的重要性；（8）乳磨牙窝沟封闭的意义；（9）甜食与龋齿的关系；（10）如何让宝宝爱上刷牙；（11）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12）正确的口腔保健理念等。每月举行一次幼儿刷牙比赛；给家长发放口腔健康知识小册子及折页等宣传资料，教室内张贴爱牙刷牙宣传画，组织儿童观看爱牙刷牙动画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建立数据库，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乳牙龋指数用dt、mt和ft表示。群体患龋情况用龋均和患龋率表示，龋补充填比表示乳牙龋得到治疗的情况。

2.1 杭州市两所幼儿园儿童乳牙龋均、患龋率及龋补充填比比较

口腔健康教育后与之前相比，主城区幼儿园儿童乳牙龋均（t=0.023，P=0.037）和患龋率（χ2=8.569，P=0.024）均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城区幼儿园龋补充填比在健康教育后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37，P=0.012），而城乡结合部幼儿园儿童患龋率和龋补充填比在教育前后无差异（P>0.05），仅乳牙龋均呈下降趋势（P0.05），龋补充填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杭州市两所幼儿园儿童乳牙dt、mt、ft及构成比比较

两所幼儿园儿童在健康教育后，龋齿均数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杭州市伤幼儿园儿童乳牙龋、失、补人数百分比及构成比比较

健康教育后，主城区幼儿园乳牙龋坏人数百分比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23，P=0.041）；因龋乳牙缺失人数百分比持平。健康教育后，主城区幼儿园龋齿充填人数百分比明显上升（χ2=6.875，P=0.032），而城乡结合部幼儿园上升不明显（P>0.05）。健康教育前，两所幼儿园d、m和f人数及构成比无差异。健康教育后，主城区幼儿园的ft人数和构成比明显高于城乡结合部幼儿园（χ2=6.214，P=0.023）（表3）。

2.4 杭州市两所幼儿园性别对乳牙龋均及患龋率的影响

两所幼儿园男女生龋均及患龋率在健康教育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4）。

3 讨论

龋齿对学龄前儿童口腔健康危害巨大。由于乳牙髓角高，髓腔大，根管粗，一旦龋病累及牙髓腔，牙髓病会快速发展形成根尖周病变[5]，引起根尖周组织的肿胀，疼痛，患儿不能咬合，对进食和消化均会产生影响，不利于儿童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6]。长时间未受到控制的根尖周病变甚至可能引起儿童颌骨和牙弓的发育异常，导致恒牙列萌出后牙列不齐，给孩子和家长的心理均会带来负担[7]。但家长常常认为乳牙总是要换的，忽视乳牙龋坏的危害[8]。因此学龄前儿童家长口腔保健知识掌握情况直接影响家长对儿童口腔卫生行为的引导和监督[9，10]。有研究表明家长让儿童越早开始刷牙并坚持早晚刷牙，用正确的方法刷牙，其防龋效果越好[11]。本研究针对杭州市主城区和城乡结合部两所幼儿园儿童家长进行为期一年的口腔健康教育，内容主要涉及口腔保健知识、正确的刷牙方法、正确的护牙爱牙理念、乳牙的重要作用等，以期提高儿童家长的口腔保健知识认知度进而引导学龄前儿童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并探讨其对学龄前儿童龋病状况的影响。

本调查结果表明，口腔健康教育后，主城区幼儿园儿童乳牙龋均和患龋率均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健康教育前、后主城区幼儿园儿童乳牙龋均和患龋率均低于城乡结合部幼儿园，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城区幼儿园龋补充填比在健康教育后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乡结合部幼儿园患龋率和龋补充填比在教育前后无差异，但乳牙龋均呈下降趋势。家长经过口腔健康教育，提高了口腔保健知识认知度，能够正确认识乳牙的重要性，关注幼儿的口腔卫生健康，引起儿童口腔卫生行为的改变，乳牙龋均和患龋率呈现下降趋势。然而目前，从幼儿园教育开始的健康教育活动不多，重视力度不够，因此建议政府重视对学龄前儿童家长的口腔健康教育[12，13]。口腔健康从娃娃抓起。对学龄前儿童家长的健康教育应制定合理的计划，纳入常规，并扩大范围到社区[14]。

本次调查发现城乡结合部幼儿园儿童的患龋率和龋均均高于主城区幼儿园，而龋补充填率却明显低于主城区幼儿园。且在口腔健康教育后，城乡结合部幼儿园儿童的乳牙龋补充填率并无明显改变。城乡结合部幼儿园儿童父母多为进城务工人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口腔保健意识欠缺，收入相对有限，对子女口腔健康的投入欠缺。由此可见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口腔健康教育接受度、对口腔疾病状况的重视度以及对学龄前儿童的口腔健康投入度均与学龄前儿童口腔龋病情况相关[15]。

对乳牙龋均构成比和乳牙龋失补百分比深入分析表明，健康教育后，患龋牙齿均数依然占据较高的比例，因龋缺失牙齿均数比例较低，但龋补充填比依然不太理想，尤其在城乡结合部幼儿园。这提示虽然健康教育后学龄前儿童的龋均和患龋率有明显下降趋势，家长对乳牙龋坏的危害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杭州市的儿童龋病防治策略仍需要进一步的推进。口腔保健意识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失牙人数的下降表现缓慢，但龋齿充填人数的变化可以出现的更早。对儿童家长应进行持续不断的口腔健康教育，提高家长的口腔保健意识，继续提倡正确的刷牙方法，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把口腔卫生知识教育纳入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尤其是家庭和学校的广泛参与。对经济困难家庭政府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改善学龄前儿童龋齿治疗情况[16]。

有关性别与龋病的关系，目前尚无明确的定论，大多数调查显示乳牙患龋率男性略高于女性[17]，但本次调查中男女儿童患龋率与患龋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国内部分省市调查结果一致[18，19]。

本研究表明，对幼儿园家长进行口腔健康教育，可以增进儿童及家长口腔健康知识认知度，是督促学龄前儿童养成良好口腔卫生行为可改善儿童患龋状况的有力措施，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幼儿园及农村留守儿童幼儿园更应加大教育宣传力度[20]。

[参考文献]

[1] 陈玲，张忠良. 2299 名学龄前儿童家长口腔健康知识的调查[J]. 广东牙病防治，2014，22（11）：579-582.

[2] Miller E，Lee JY，DeWalt DA，et al. Impact of caregiver literacy on children's oral health outcomes[J]. Pediatrics，2010，126（1）：107-114.

[3] Vann WF Jr，Lee JY，Baker D，et al. Or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female caregivers：Impact on oral health outcomes in early childhood[J]. J Dent Res，2010，89（12）：1395-1400.

[4] 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调技术指导组. 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方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30.

[5] Theocharopoulou A，Lagerweij MD，van Strijp AJ. Use of the ICDAS system and two fluorescence-based intraoral devices for examination of occlusal surfaces[J]. Eur J Paediatr Dent，2015，16（1）：51-55.

[6] Llena C，Leyda A，Forner L，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early carious lesions and diet in children with a high prevalence of caries[J]. Eur J Paediatr Dent， 2015， 16（1）：7-12.

[7] Horowitz AM，Kleinman DV，Child W，et al. Perspectives of maryland adults regarding caries prevention[J]. Am J Public Health，2015，105（5）：e58-e64.

[8] 白云洋，张笋. 天津城区学龄前儿童及家庭口腔健康行为[J]. 中国学校卫生，2014，35（3）：343-345.

[9] 翁金龙，凌广慧，徐天婷，等. 口腔卫生宣教和强化刷牙 对学龄前儿童口腔卫生的影响[J]. 现代口腔医学杂志，2013，27（4）：193-195.

[10] Ghazal T，Levy SM，Childers NK，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arly childhood caries incidence among high caries-risk children[J]. Community Dent Oral Epidemiol，2015， 16（2）：317-326.

[11] 张媛媛，石兴莲，程华刚，等. 遵义市城乡儿童龋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14，29（27）：4439-4441.

[12] 慧兰. 兰州市城区3-6岁儿童零食行为现状调查[J]. 中国学校卫生，2009，30（5）：414-415.

[13] 李香君，周志江，吴贤清. 不同年龄儿童口腔健康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2011，27（6）：691-692.

[14] 马艳艳，张轶勋，张瑞，等. 朝阳区托幼儿童口腔卫生习惯及健康教育人员现状调查. 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4，25（3）：498-500.

[15] 蒋琳，庄庆明，王金华，等. 重庆市学龄前儿童龋病状况调查[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14，32（5）：472-475.

[16] 唐琪，王维倩，杨宇，等. 2010-2012年杭州市12岁年龄组儿童恒牙龋病流行病学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2014，35（2）：278-280.

[17] 李克增，李雪，胡德渝，等. 780名5岁儿童乳牙患龋情况调查分析[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08，26（1）：70-72.

[18] 林居红，刘桥，王金华，等. 重庆市5岁儿童龋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J].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08，3（2）：220-222.

[19] 李秋忠，曾晓娟. 儿童口腔健康促进模式研究进展[J]. 中国学校卫生，2012，33（4）：511-512.

[20] 吉雅丽，王志刚，孙经，等. 河南省部分农村地区6岁留守儿童及家长口腔健康知信行{查[J]. 中国学校卫生，2015，36（6）：844-846.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8

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 安徽

一、文献综述关于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外都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正相关，二是认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负相关，三是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遵循倒“U”型的，四是认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其中，认同度较大的比较经典的应该是倒“U”型的关系论。它是由Greenwood和Jovanovic 最早创立的G-J模型来阐明的，这种模型揭示的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开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和金融发展逐渐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差距又会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呈现缩小的趋势，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几何关系是呈倒“U”型的。另外还有许多国外学者也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建立了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都验证了这种“倒U”型的关系理论。例如，Aghion和Bolton（1997）在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了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模型。假设资本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资本积累率不断增长，收入分配的状态会收敛成唯一的状态。在初期，资本积累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后期随着资本积累又会缩小这种差距。Matsuyama也从金融市场角度出发建立了内生模型，也说明了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吸收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了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章奇、刘明兴和陶然以各省1978年-1998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得出金融发展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万文全（2006）建立了实证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关系。总的来说，无论国内外学者建立的模型有多大差距，都说明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相关关系显著。

二、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农村金融发展表现为农村金融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体系不断健全与优化。从上述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例举和总结来看，已有的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大多是比较宏观的。安徽省农业人口比重大，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意义深远。总结相关文献中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的三种影响效应。分别是门槛效应、降低贫困效应及非均衡效应。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指的是在金融行业存在抑制的条件下，穷人资本积累有限没有足够的财力享有金融服务，只有那些高收入者凭借自身在资本积累上的先天优势有支付金融服务的成本，能够获得高投资收益，由于财富门槛的限制导致他们的获得收益金融资源的机会不同，投资收益回报也不相同，进一步拉大了他们的收入差距。这种门槛涉及人力资本、收入、规模等各方面。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有两条途径。一是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贫困水平效应。另一种是通过发展小额信贷，直接提供贫困者金融服务的方式即微型金融来降低贫困水平。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是指一国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从而导致的收入差距。这种不均衡既有部门间的不均衡也有城乡间的不均衡，而城乡间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就会影响收入差距。金融资源配置总是偏向于城镇，农村的金融资源明显偏低。

三、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农村金融发展依次经历了1979-1993年的农村金融恢复阶段、1994-2003年农村金融体系的调整和重构阶段、2004年至今的农村金融发展改革深化阶段。近几年，农村金融机构的转型和改革较快，安徽省农村金融逐步形成了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在内的的一套相对完整的农村信用联合社系统。随着对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的降低，大量的新型金融机构涌入安徽省农村金融市场。但同时，安徽农村金融发展依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表现在：（1）农村金融缺口依然很大，资金外流到城市的现象严重。根据周世军、岳朝龙2009年利用戈德史密斯理论中的相关金融比率指标测算出了安徽省农村金融缺口可以看出安徽农村金融缺口一直维持这较高水平且有放大的趋势，金融金钩不能满足农村地区对资金的需求。（2）农村金融机构区位分配不够合理，硬件设施等有待完善。（3）安徽农村金融发展创新能力不足。安徽省的金融业起步较晚，金融人才缺口较大，缺乏先进的科技技术和系统，金融产品及服务方面的创新能力都不是很强。农村金融活动多以存贷业务为主，金融效益较低。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改革开放改革第一村凤阳小岗村的故乡-安徽的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2012年安徽省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21024.2元，相比1981年的424.56元增加了49.52倍。2012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7161元。相比1981年的246.51元增长了29倍。但与此同时，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不能被忽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配不均的现象依然存在。

四、金融发展与城乡差距的描述性分析这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的实用性可以选择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三个指标来衡量安徽省金融发展状况，引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指标记为IG。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农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的，金融发展结构是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的。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做出下面趋势图：

根据表中的数据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指标的趋势对比中可以看出，安徽省从1991年到2011年这2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与选取的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联系。（一）从图中各指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向性，虽然 1990年到1997年间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太大波动，而在此期间，安徽城乡收入差距却发展的很大的波动，先逐渐增大，到1994年之后又开始减小。但1997年之后，金融发展规模以很小的幅度缓慢上涨，同时，收入差距变动的总趋势也是上涨的。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收入差距是有影响的，且在特定时期存在着正向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拉大城乡间的收入差距。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解释为安徽农村金融就有非农化的性质，某些农村地区凭借其较强的储蓄能力，将吸纳的资金投资到具有高回报率的城市从而导致资本外流现象，也可以理解是与城乡经济二元性相似的金融的二元性。另外，金融具有的门槛效应要阻止了那些相对贫困地区享受农村金融发展成果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优质服务，正因为如此，所以金融规模的发展拉大了城乡间的差距。（二）从图中的变动趋势也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随着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说明金融发展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对缩小差距有着很大的作用，安徽省在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上有很大进步，但从图中可以看出从998年开始，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呈下降趋势，表明安徽省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尚有待提高，高效的金融资源利用率不仅对提高安徽省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对整合经济资源，缩小城乡差距也有很大意义。（三）金融发展结构也对城乡收入有一定影响，其效果与金融发展规模相似，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的比值越大，城乡收入差距也越大。图中可以看出，安徽省在金融发展结构上也不够合理，1995年开始，金融贷款中乡镇企业的比例相对于农村贷款逐渐增长。这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五、结论及建议从上述描述和分析中可知，安徽省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符合倒“U”型，目前，安徽省的金融发展依然处于会拉大城乡差距的阶段。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安徽省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才能让经济更持续健康发展。要建立更高效的金融机制减少农村资本外流，不断完善金融体制，拓展融资渠道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使金融发展更多的为农业现代化服务，同时完善农村保障体系等等。

参考文献：

[1]Jeremy Greenwood and Boy an Jovanovic， 1990.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5， 1076-1107.

[2]Aghion， Philippe and Patrick Bolton， 1997.A Trickle - Down Theory of Growth andDevelopment with Debt Overha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4，151- 72.

[3]Kiminori Matsuyama， 2000.Endogenous Inequal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67， No. 4， 743- 759.

[4]章奇，刘明兴，陶然.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R].北京人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工作论文，2003.

[5]万文全.中国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J].江淮论坛，2006，（1）：30-35.

[6]周世军，岳朝龙.基于ARMA模型的农村金融缺口预测研究――以安徽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