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公共管理范文

时间:2023-07-19 15:54:33

城乡公共管理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对策

1.引言:

城乡规划的可操作性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话题,编制出可操作性强,实施性强的规划,是每一位规划师极力追求的目标。但规划的实施往往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规划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从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创造促进其实施的环境条件。从规划师自身角度而言,如何从改进规划编制的方法出发,制定出科学性强、透明度高,广泛反映社会意愿的规划,来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是每一位规划从业人员所认真思考的问题。

2.当前城乡规划可操作性不强的缘由

“城市规划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说,城市规划并不是为了“纸上画画”去编制文本,而主要的是付诸实施,它是一个从编制到管理、再到实施和反馈的连续过程”。[1](马武定)这一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规划的本质,也揭示了规划编制与实施之间的关系。

规划与实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规划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建设实施,规划只有实施才能体现价值。不能实施的规划不能算是合格的规划。同时,实施可以反馈规划中的一些问题,以便于更好的编制规划。然而,由于存在规划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目前很多情况下规划与实施的脱节,规划成果成为“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摆设。规划的可操作性成为规划工作者的软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2.1偏重对空间形态等“硬”规划的研究,缺乏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

规划的实施分析需要实施机制的强力支撑,而实施机制往往涉及到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由于受传统“技术工具型”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的影响,规划设计人员往往偏重对空间布局、空间形态等“硬”规划技术的研究,而对实施机制等“软”规划的认识不够。而一个规划的实施与政府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实施机制关系密切,如果规划编制不能与现行的实施机制有效衔接,规划的可操作性就无从谈起。

2.2缺乏对实施路径、建设时序的考虑,使规划缺乏弹性。

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都要求规划方案有一定的弹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然而,目前“静态蓝图式”的规划模式,使规划人员往往忽视对实施路径和建设时序的考虑,不能帮助实施者对规划实施的路径、时序做出较为明确和清晰的把握。现实情况稍微有点变化,规划就无法应对,导致规划应变性差,操作性不强。

2.3规划方案的唯一性,使规划缺乏科学性

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然而,目前规划过程中往往是强调规划方案唯一性,把事物发展存在的多种可能方向,最终规划成一种发展可能,对规划的实施发展诉求存在的更多的可能条件分析不足,这使规划缺乏一定科学性。也就降低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2.4、规划设计过程中没有充分反映民意,闭门造车,缺乏民意基础。

我国规划师往往存在一种观念,认为规划是一项需要复杂技术的职业,甚至受计划经济时代自上而下观念的影响,视为技术官僚和技术精英。在内容上往往偏重在建设形态,空间形态的研究,缺乏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平衡的考虑。对规划受外部各种变化的力量所作用的连续进程这一点,漠不关心。对民意诉求和社会各界其他的意见吸纳不够。使规划不能体现多元主体利益的要求和充分反映民意,缺少可操作性的基础。

2.5对实施主体认识的缺位,缺少与大部分实施主体的沟通

目前,规划阶段对实施问题研究的偏少,跟广大的实施主体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也是导致可操作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规划人员往往偏重与规划编制组织主体的沟通联系,在城乡规划领域内规划编制组织主体一般是规划建设部门,但是在现行的体制背景下,建设规划部门不是一个综合、全局的部门,她仅仅被赋予了一个专业部门的职权,只承担了规划实施一部分职能。这种工作方法导致规划与相当多的实施主体的沟通不足,在规划编制阶段没有充分暴露矛盾,揭示问题,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的可操作性也大打折扣。

3、提高城乡规划可操作性的对策与思路

3.1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多目标的统筹,加强规划“广度”。

规划中重视多视角的切入,可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多元的考虑因素,注重多学科与多价值观的合作与交叉,可增强了规划的“广度”,使规划的思路更加宽厚,为规划更具有科学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城乡规划牵扯到经济、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空间布局等方方面面,若规划论规划,未免视线过于狭隘。因此规划强调多视角的切入,按照目标与问题双重导向的思路,强化多目标的统筹。为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较为全面的视角考虑。

3.2以人为本,强调公众参与的实践规划。

公众参与是多元主体思想和观念的交流、碰撞和整合过程,为不同利益主体对话,协调乃至最终走向合作构建了一个有效的平台[2]。。公众参与可以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从而有效减少规划过程中的失误。城乡规划涉及政府、公众、开发商等多方主体,各方主体在目标导向和主体利益上会有所不同,在主体的的观念和思想上,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城乡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多路径推进规划的公众参与。通过公众参与能保证规划成果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不同主体的要求和意见,通过公众参与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分歧的协调,减少实施中矛盾的激化。

3.3多方统筹,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调动各部门参与规划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城乡规划制度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规划部门本身,城乡规划获得的权限也是建立在特定的行政组织结构基础之上的。导致城乡规划编制的侧重点也往往偏重在建设规划部门归口,对其他部门职能利益考虑不全,规划的实施也往往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应有的支持。城乡规划的综合性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加深对其他职能部门职权与城乡规划之间关系的研究,重视多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突出各部门价值的导向,主动引导、明确职责,以期能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响应,为规划的实施提供良好的政府基础,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和综合调控作用。

3.4重视规划的政策属性,加强“配套政策”的研究和支撑

规划编制具有技术与政策的双重特性,规划成果既是蓝图,也是规划管理的依据。规划编制既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也是建立目标,指导实践的公共政策过程。为了体现规划“公共政策”的属性,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应该加大了配套政策和实践保障措施方面的研究,进行体制创新。配套政策是城乡规划发挥效用的制度基础,也是规划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主要体现。从政策层面来研究规划实施中的管理制度、标准、政策等问题,可以大大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3.5、强调成果表达方式易读性和规划管理的便利性

规划成果的表达更具有易读性,提供方便性,可增强规划的公众参与性,加强规划管理的便利性,也是提高规划可操作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在规划成果表达上从不同层次公众能看懂、读懂的角度,把规划的主要过程和规划设想表现在成果体系上,使规划从现状得出结论的过程,以及规划的措施和方法一目了然。另外,也要强化规划与实施的互动,从实施过程中反馈问题,给规划编制提供经验借鉴,形成规划与实施的良性互动,增强规划编制的可操作性。。

4、结语

规划实施是规划编制最终结果,而规划可操作性是推动实施的根本动力。随着城乡规划实践的深入,规划编制的类型越来越多,规划编制工作充满了更多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做为一个城乡规划设计人员,责任感促使我们要从规划实施的角度来更多探讨规划的可操作性。把规划的可操作性作为主线贯彻规划编制的始终,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把握规律,寻找共性,服务社会,体现城乡规划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马武定.城市规划本质的回归.城市规划学刊,2005,(1):16-20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2篇

一、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及价值分析

何为公共管理?中山大学王乐夫将其定义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来说,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和传统公共行政和行政管理相比,公共管理理念体现出新的特点:第一,顾客取向。公共管理部门把服务对象界定为顾客,站在顾客的立场上,仔细评估组织的管理绩效,以追求顾客满意为基本目标,这使得公共管理的过程和目标都表现出鲜明的服务性,以及公众对公共管理的制约与参与。第二,合作与协调的基本精神。合作与协商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相互认同之上的,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公共管理旨在建立一个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以协作为特征的、纵横协调、多元统一的社会治理结构。第三,社会本位理念。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提供了基本保障,“人本、责任、服务”精神是社会本位理念的核心内容。

我国现在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如何正确、合理地选择城市发展路径,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课题。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作为公共事务,说到底是在公共管理中体现公共性的特质,而公共性既是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公平、公正等价值的具体表现,公共性最终体现并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从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入手,正确把握公共管理中“人本、责任、服务”等基本精神和“公平、公正、正义”的价值理念,通过“合作、协调、互动”的途径来寻求城市发展的正确路径,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可行且有益的。

二、公共管理视野中我国城市发展路径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误区――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来源于工业化对社会生产在空间上的聚集性要求,资本、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城市空间的选择和密集组合,会形成规模不同、发展路径各异的城市。长期以来,政府对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影响,使我国城市化路径很难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多数城市的功能比较单一,城市抗市场风险能力差,有限的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国政府对城市发展路径的一系列政策超越了其责任范围,忽视了人本精神。城市化发展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其根本动力来自于市场的力量而不是长官意志,更不是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造城运动”。政府对城市化发展的过度干预,必然会忽视社会公众的意愿和诉求,造成“几城欢乐几城愁”和城乡发展过度差异的局面。

(二)规划不力造成城市发展的困境。城市要发展,规划需先行。城市规划既要考虑城市长远的发展要求,又要对城市的各项定位进行合理估计,以避免与其他城市结构重合,造成资源浪费。从目前我国城市现状来看,我国许多城市存在规划不利、定位不准的情况:城市布局不合理,污染严重、交通拥挤、城市生态失衡;城市缺乏内涵,城市文化和特色缺失等都是其具体表现。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我国城市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1)缺乏顾客取向(服务意识),没有充分重视社会公平。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决策只是由具有行政权力、资本实力及技术优势的社会精英掌控,这样的城市规划不可能代表和反映社会公众的意志。(2)缺乏合作与协调。城市规划既是城市选择未来活动的问题,也是其在所属区域内对自身合理定位的问题。由于各城市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与协调机制,使原本可以优势互补、形成产业链条的城市更多地趋于雷同,“盲目造城,千城一面”,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又毁掉了城市文化。

(三)小城镇过度开发背后的公共危机。发展小城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几多年的小城镇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促进经济社会繁荣起到了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方面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远低于预期,产业无优势,技术升级乏力;另一方面过度地分散建城既浪费资源又破坏环境,过小的规模和孤立的运作又为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小城镇发展的瓶颈体现在以下两点:(1)公共管理主体的协调功能丧失。我国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没有在城乡之间建立起层次合理、机制健全和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城乡之间多年来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工农业产品大市场形成。(2)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匮乏。我国大部分小城镇道路不畅、设施简陋、功能不全,缺乏对农民的吸引力,教育的落后使相关人口的素质不能适应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四)盲目发展大城市引发的公共问题。大城市有其自身的优点:具有强大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易形成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并且可以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但目前一些没有能力或不适合扩大城市规模的地区盲目地追求大城市效应,随意圈占耕地,不顾实际地设立开发区、工业园、大学城,这样不仅破坏了城市本身的“生理机能”,最终带来的后果是资源的浪费、城市间的盲目跟风和相互攀比。

在盲目扩大城市规模,不合实际地选择大城市的发展道路背后,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城市领导者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问题。扩大城市规模、增加城市产值、提升城市形象是城市领导者晋升的有力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领导者极有可能制定不合实际的城市规划,引导城市走向错误的发展路径。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这是城市领导者将城市公共利益让位于自身个人利益的表现,说到底是缺乏责任和服务意识的具体体现。

三、公共管理理念下的我国城市发展路径选择

(一)合理规划、准确定位,保障城市科学发展。城市规划决定了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合理的城市规划有利于提高城市综合效益,有利于促进城市合理布局,有利于维护城市生态平衡,有利于塑造城市精神和城市个性。城市定位大致包括规模定位、产业定位和特色定位,定位准确,有利于城市继承和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突显异质资源和城市气质,进而保障城市发展的科学性。

要实现城市规划的科学化,必须要研究土地利用、空间秩序背后的利益机制,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问题。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具体表现在:首先,倡导社会公平。实现城市规划程序的民主,让城市居民有机会参与到城市规划的制定与决策过程中,保证社会公众的意愿得到合理表达。其次,促进全面发展。城市规划从城市的全面发展考虑,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协调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发展,协调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发展,协调城市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继承的关系,等等。

(二)构建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从宏观区域来看,单体城市(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发展都存在痼疾,会产生聚集不经济的现象。如何在各城市之间建立有效的竞争、合作、协调机制,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构建城市群是一条可行性较强的路径。城市群是建立在区域市场整合基础上的地域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区域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它是聚集与扩散共同作用的产物。

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协调发展,应特别注意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的博弈与均衡问题。在当前,经济一体化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使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间经济进一步融合的同时,也使城市间的经济区划超越了行政区划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主体必须强化战略认识,从整个区域合作与协调的高度来分析经济区划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自身职能,提供政策支持,加强互动沟通,树立服务意识,在开放的经济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统一的市场中分得自己的一份蛋糕。

(三)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市与小城镇共同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工业化,使人口、资源和各种要素得到优化组合。在推进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这就需要在城乡之间建立起层次合理、结构完善、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设城乡联系系统和统一市场体系,要求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城乡整合:快速交通、能源通道等实体网络和知识技术、信息资源等虚拟网络的建设;环境资源的共同利用保护;合理产业分工的建构等。通过以上措施,能够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有利平台,使小城镇的发展与其所在区域内的城市进一步融合。城乡的统筹发展,要求公共管理的主体更好地把握“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通过协调功能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乡镇居民提供教育、保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其素质逐渐适应城市化的要求。

(四)统筹区域经济,实现东中西部城市差异化发展。我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不可能走相同的道路。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分析,我国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后期,中部地区刚刚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而西部地区则还处于城市化的起步阶段。东中西部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其发展路径和发展重点各有不同。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3篇

1.1公众网络参与具有直接性

在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中,公众的参与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经济、交通等方面的限制而使其成为一种间接式的参与。在当今网络普及的时代,由强大的互联网作为支撑的公众网络参与实现了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方式的直接性。公众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之中,对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输出其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实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

1.2公众网络参与具有平等性

网络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事务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平台,公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打破原有的时空、地域等限制,进入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之中,比如可以较快捷地登录到政府网站,了解政务公开的信息以及一些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情况。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不管公众是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官员抑或者是普通工人,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意愿,有效地参与到公共管理过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有了相对较平等的地位和话语权。

1.3公众网络参与具有互动性

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中,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决策者和信息的者,一直主导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公众的身份只是被动的信息的接受者,并不具备太多的话语权,在这种模式下,信息的传递以及政策的制定都是静止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没有任何的互动性。然而,随着网络这个双向的交互性的信息传播渠道的兴起与发展,公众在信息传播和公共决策过程中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一的、被动的信息的接受者,而是可以有选择性地接受某一信息,或者是主动发起某一信息,成为信息的者和建议的提出者。公众的网络参与使公共管理过程拥有多项交流的性能,公众可以与政府对话,提出意见或建议,发起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等,这就实现了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交互性。

2.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存在的问题

公众的网络参与在公共管理之中有着传统公众参与所不能企及的优势,但同样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其中公众网络参与的不均衡和非理性是其首要问题,在此笔者就主要讨论这两大问题。

2.1公众网络参与的不均衡性

在互联网这个平台,公众的参与是相对平等、开放的,但这种平等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技术之上的,并不是完全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平等,这就造成了公众网络参与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学历层次的不均衡和城乡分布的不均衡。首先,区域的不均衡。据CNNIC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由于我国互联网的普及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别,概括来讲就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网络普及率远远高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网络普及率。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65%,而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则均不到33%。其次,学历层次的不均衡。由于公众所受的教育、经济收入和年龄的差异就导致了网络参与公共管理事务的不均衡性。一般来讲,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公众群体拥有的基础网络设施和掌握的信息相对较多,这就引起了网络参与的贫富差距。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群体掌控了更多的信息,有着更高的参与公共管理事物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在公共政策指定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影响力和有效性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再次,城乡分布的不均衡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28.6%,城镇网民占有率为71.4%,虽然相对2012年,农村网民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这就造成了城乡之间公众网络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不均衡。

2.2公众网络参与的非理性

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事务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对政策制定的不满和意见。但是由于人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受教育程度高低不同,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发表自己言论的同时都受到自身思想素质、性格差异和道德标准的主导,很容易发生非理性的举动。并且由于网络的隐匿性和虚拟性,人们在参与公共管理事务的时候发生极端的行为和言论时并不会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自身形象和利益,所以,在针对一些问题发表观点的时候,一部分人会用到情绪化的词语甚至是虚构的事件来煽动他人,不是所有公众都有分辨信息虚实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极易引发非理性的,对整个公共参与的过程都造成不良的影响。由于在网络空间可以隐匿现实社会中的真实身份,从而摆脱了现实中道德的约束,一些网民为了一己私欲而做出损害他人,甚至是国家、社会的过激行为,例如采取非法手段虚假信息等恶劣行为。网络空间信息的爆炸与泛滥,让普通的公众更加无所适从,盲目地跟随大众的意见,从而使参与公共管理的过程变成一种偏激的冲动或盲目行为,更甚者可能引发群体极化的暴力行径,必将阻碍公共管理中公众有序参与的健康发展。

2.3公众网络参与缺乏有效性

网络参与本身具备互动性,在整个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双向的,仅仅依靠公众的积极参与是不够的,更需要政府部门对公众的参与做出相应的有效回应。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公众网络参与公共管理这一模式依然缺少相应的管理和回应,这就造成了公共网络参与有效性的不足。在政府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政务信息公开不足和政府回应机制不完善。首先,我国目前虽然建立了不少政府网站实时公开政务信息,但是对于政务信息公开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致使公众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过程中不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督,无法满足公众对于政务信息的获取和对其执行情况的监督。其次,在现阶段内,我国并没有对政府部门的回应做出一定的规定,政府部门对于公众的提问或监督意见的回应一般都是被动性的,是在上层部门领导的指示或者是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选择性回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比较缺乏。政务信息公开的不足导致公众网络参与缺乏有效的机制和程序,政府回应也缺乏相应的机制和一定的载体,这就造成了公众网络参与缺乏一定的有效性。

3.总结

综上所述,网络公众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当公众在理性的指导下,合理地使用网络有序地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时,就会对国家政府的公共管理事业产生巨大的有利影响;当它被不理性的情绪和极端的手段左右时,便会带来强烈的破坏性,不仅误导公众的思想,同时也会对政府的公共管理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在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中,需要适当地利用网络公众参与,并要积极发挥其作用中好的一面。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新常态经济形式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公共管理工作主要研究对象为社会公共事务,其中包含社会资源、社会问题等多个内容。公共项目主要是按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政策,采取的相对应行为规范。社会问题实际上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文化、基础设施、交通等,这些内容都属于公共管理范围之内。

一、新常态发展和理论内涵

新常态实际上是借助全面变革形式,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及模式,构建全新思想观念及模式,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新常态是一种经济术语,第一次出现在2002年美国主流媒体中。我国在对新常态理念研究内,首先也是按照国际经济态势研究,逐渐赋予中国经济本土化内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具有四个特征,分别为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公平收入划分、平衡经济结构。笔者在对新常态理念在国内外历程梳理之后,发现新常态理论内涵已经初步成型。新常态有效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吻合,将经济建设转变为常态化,通过有效规范手段,构建社会经济发展途径,指导不同领域界定自身角色,进一步保证问题决策选择科学合理。

二、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的现状和困境

(一)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及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分别为,博大精深及源远流长,但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建设内,文化发展速度要远远滞后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同时由于受到外部文化因素影响,部分传统文化逐渐丧失。

(二)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现状及困境

我国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人才就业、电子政务及社会农村服务。公共服务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主要具有三方面优势:首先,政府优惠政策制定之后,可以有效缓解社会大众就业压力;其次,政府在制定电子化政策,可以显著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最后,公共服务政策在制定之后,公民生活水平可以显著提升。但是就现阶段我国社会整体发展情况来说,城乡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人才就业难度较高,百姓疾病治疗难度较高,这些公共服务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困境

在社会经济新常态整体环境背景之下,中国经济发展也逐渐表现出新常态特征。就以金融经济层面来说,金融体系市场化建设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构建中国特色金融制度。除此之外,金融市场在快速发展建设中,市场内主体范围逐渐拓宽,金融市场逐渐向多层次方向转变。

三、规范公共管理措施

(一)推动中国文化新常态发展

推动中国文化新常态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经济全球化发展建设历程中,我国在弘扬传承传统文化情况之下,也应该借鉴西方文化内精髓,去除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糟粕,积极创新文化,推动我国文化多样化及多元化建设。积极提倡文化创新建设,提升对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视程度,构建具有重要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二)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建设

现阶段,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人才就业难度较高,医疗资源紧张,公共服务电子化发展进程缓慢,这些问题都在约束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发展。想要推动社会公共服务新常态发展,就必须提升社会公共顾问质量,解决公民在就业及就医方面存在的生活问题,减少公民生活中存在的基础常见问题,进而提升公民的生活水平,最大程度缩短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推动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

要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推动社会经济建设,构建多样化金融市场体系,减少社会经济出现动荡问题。提升金融监管制度管理水平,为金融体制建设提供公平公正投资环境,真正做到诚实守信,提升金融市场资源分配合理性,保证收支相平衡,让价格适中处于稳定状态下,积极转变社会资金流动困难问题,有效降低市场经济运营风险。

四、结论

想要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就必须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规范社会秩序,构建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真正做到公正公平及诚实守信,为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我国公共服务管理在新常态发展建设中,在政治、经济、公共服务、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金融体系监管强度,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发展战略,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构建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社会。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众网络参与;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059-02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现有的网络传播平台已经使信息传播由单向传播变为交互传播,由此而来的网络公众参与也飞速发展起来。作为一种新型的参与模式,公共网络参与使政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与公众进行信息的传递与意见的交流,同时,公众网络参与也是一种更为平等自由的监督形式,增加了公众对社会公共管理监督的力度与宽度从而更进一步促使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一、公众网络参与的概念

信息时代,网络成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事务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剧增以及其思想素质的提高,就要求自身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之中,以实现自身对某一问题或事件的利益诉求。借助网络这一开放的平台,公众能够更平等更直接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不管是公众通过网络这一开放平台表达其利益诉求还是在网络社区汇聚民意,最终目的都是要经过网络的传播已扩散形成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以提高公众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共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

在公共管理中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到公共决策中与传统的公众参与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媒介的变化,即开放的互联网平台。自网络科技产生和迅猛发展之后,就不断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生存和交往的方式,对公共管理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在传统的公众参与中,人们在一定的规章制度之下,通过必要的手续以及繁杂的过程来影响公共决策,这一切必须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一定的财力、物力、人力,参与成本比较大。而在互联网时代,公众通过网络实现的网络参与则大大节省了公共参与的成本,使讨论、投票选举、政策制定等一系列的必要程序变得快捷和方便,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只需要拥有电脑、网络这些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参与到公共管理事务之中,实现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的影响和监督。公众的网络参与虽然是发生在网络这一虚拟的空间,但是其根本目的及作用还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管理事务,并且由于网络自身的优越性,例如:开放性、互动性和快捷性等特点可以增强公众参与的宽度和深度,超越传统的地域和内容的限制,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者,这就打破了原先可能存在的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成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参与形式。

二、公众网络参与的特点

1.公众网络参与具有直接性。在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中,公众的参与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经济、交通等方面的限制而使其成为一种间接式的参与。在当今网络普及的时代,由强大的互联网作为支撑的公众网络参与实现了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方式的直接性。公众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之中,对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输出其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实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

2.公众网络参与具有平等性。网络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事务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开放的平台,公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打破原有的时空、地域等限制,进入到公共决策的过程之中,比如可以较快捷地登录到政府网站,了解政务公开的信息以及一些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情况。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不管公众是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官员抑或者是普通工人,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意愿,有效地参与到公共管理过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有了相对较平等的地位和话语权。

3.公众网络参与具有互动性。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中,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决策者和信息的者,一直主导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公众的身份只是被动的信息的接受者,并不具备太多的话语权,在这种模式下,信息的传递以及政策的制定都是静止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没有任何的互动性。然而,随着网络这个双向的交互性的信息传播渠道的兴起与发展,公众在信息传播和公共决策过程中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一的、被动的信息的接受者,而是可以有选择性地接受某一信息,或者是主动发起某一信息,成为信息的者和建议的提出者。公众的网络参与使公共管理过程拥有多项交流的性能,公众可以与政府对话,提出意见或建议,发起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等,这就实现了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交互性。

三、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存在的问题

公众的网络参与在公共管理之中有着传统公众参与所不能企及的优势,但同样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其中公众网络参与的不均衡和非理性是其首要问题,在此笔者就主要讨论这两大问题。

1.公众网络参与的不均衡性。在互联网这个平台,公众的参与是相对平等、开放的,但这种平等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技术之上的,并不是完全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平等,这就造成了公众网络参与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学历层次的不均衡和城乡分布的不均衡。

首先,区域的不均衡。据CNNIC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由于我国互联网的普及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别,概括来讲就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网络普及率远远高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网络普及率。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65%,而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则均不到33%。其次,学历层次的不均衡。由于公众所受的教育、经济收入和年龄的差异就导致了网络参与公共管理事务的不均衡性。一般来讲,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公众群体拥有的基础网络设施和掌握的信息相对较多,这就引起了网络参与的贫富差距。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精英群体掌控了更多的信息,有着更高的参与公共管理事物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在公共政策指定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影响力和有效性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再次,城乡分布的不均衡。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28.6%,城镇网民占有率为71.4%,虽然相对2012年,农村网民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这就造成了城乡之间公众网络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不均衡。

2.公众网络参与的非理性。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事务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对政策制定的不满和意见。但是由于人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受教育程度高低不同,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发表自己言论的同时都受到自身思想素质、性格差异和道德标准的主导,很容易发生非理性的举动。并且由于网络的隐匿性和虚拟性,人们在参与公共管理事务的时候发生极端的行为和言论时并不会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自身形象和利益,所以,在针对一些问题发表观点的时候,一部分人会用到情绪化的词语甚至是虚构的事件来煽动他人,不是所有公众都有分辨信息虚实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极易引发非理性的,对整个公共参与的过程都造成不良的影响。

由于在网络空间可以隐匿现实社会中的真实身份,从而摆脱了现实中道德的约束,一些网民为了一己私欲而做出损害他人,甚至是国家、社会的过激行为,例如采取非法手段虚假信息等恶劣行为。网络空间信息的爆炸与泛滥,让普通的公众更加无所适从,盲目地跟随大众的意见,从而使参与公共管理的过程变成一种偏激的冲动或盲目行为,更甚者可能引发群体极化的暴力行径,必将阻碍公共管理中公众有序参与的健康发展。

3.公众网络参与缺乏有效性。网络参与本身具备互动性,在整个过程中,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双向的,仅仅依靠公众的积极参与是不够的,更需要政府部门对公众的参与做出相应的有效回应。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公众网络参与公共管理这一模式依然缺少相应的管理和回应,这就造成了公共网络参与有效性的不足。

在政府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政务信息公开不足和政府回应机制不完善。首先,我国目前虽然建立了不少政府网站实时公开政务信息,但是对于政务信息公开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致使公众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过程中不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督,无法满足公众对于政务信息的获取和对其执行情况的监督。其次,在现阶段内,我国并没有对政府部门的回应做出一定的规定,政府部门对于公众的提问或监督意见的回应一般都是被动性的,是在上层部门领导的指示或者是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选择性回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比较缺乏。政务信息公开的不足导致公众网络参与缺乏有效的机制和程序,政府回应也缺乏相应的机制和一定的载体,这就造成了公众网络参与缺乏一定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网络公众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当公众在理性的指导下,合理地使用网络有序地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时,就会对国家政府的公共管理事业产生巨大的有利影响;当它被不理性的情绪和极端的手段左右时,便会带来强烈的破坏性,不仅误导公众的思想,同时也会对政府的公共管理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在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中,需要适当地利用网络公众参与,并要积极发挥其作用中好的一面。

四、结语

网络的迅速普及和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政治生活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已经越来越重视网络在公共管理事务中的作用。公众的网络参与对公共管理的影响主要是对过程的影响,从政策的制定和事实的过程都有公众的参与,但就我国目前的参与状况来看,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解决,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应该加强对公众网络参与的管理和必要的控制,从而促使公众网络参与在公共管理中能够扬长避短,最大化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马慧苑.试论网络民意的形成及特征[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3]董玲.协商民主视角下的网络公众参与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8.

[4]王谦.电子政务――战略、标准、绩效与智能决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5]王颖.电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新取向[J].南京社会科学,1999(9).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6篇

【关键词】区域公共问题 区域公共管理 制度创新

就目前来看,虽然各种研究公共管理的著作层出不穷,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区域公共管理既不同于公共行政以及行政管理,也与区域行政存在不同之处。我国学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并综合区域、区域行政、公共行政以及行政管理等各种理论知识,最终将区域公共管理概述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为解决存在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各种公共问题,区域内的多元主体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与手段对区域内横向以及纵向层级之间的重叠交叉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存在过分追求政绩的问题

GDP是评价区域公共管理好坏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更是衡量一个官员政绩如何的重要标准。这样就造就了一些不顾一切官员盲目追求GDP的增长,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环境污染现象的出现。同时也很容易在地方政府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形成恶意竞争的局势。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其权限牢牢掌握在区域政府的手中,区域政府肩负发展本区域经济的职责,因此往往打击一切影响本地经济发展的行为,而实行一套保护本区利益的经济保护制度。这样一来,虽然本区经济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不符合国家所倡导的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

(二)存在行政化泛滥的问题

在区域公共管理中,行政化的处理方式有助于促进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保障组织的顺利运行。行政化虽然能够帮助实施区域公共管理,但是也要谨慎预防泛行政化现象的出现。如果组织目标与运行方式以及权力来源都采取行政化的手段,一旦行政化泛滥,将丧失行政化原有的效力,从而扭曲解决区域问题的宗旨,区域公共管理中平等、合作的精神也将受到严重破坏,地方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也会难以实现。所以,行政化手段是把双刃剑,善用者能够发挥效力,滥用者只能收获适得其反的结果。

(三)存在流域治理的问题

从自然区域的角度看,流域的整体性极强,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流域内的自然要素一旦受到破坏,势必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影响。但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看,流域往往被不同的行政区域所划分,因此它又是不完整的。而不同的区域基于不同的立场考虑,很难达成一致实现区域间的合作,往往是自己污染自己治理。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的功利动机与流域治理的公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从而也导致区域环境的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

(四)存在政府制度缺失的问题

政府的制度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区域公共管理高效、合理、合法的重要一环。但就目前的形式来看,政府制度在这一环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与缺失,主要表现在: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以及区域政策的制度框架尚未成形。例如,地方保护主义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区域整体经济效益的发展与提高;流域治理中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弊端频现;宏观以及中观区域治理的制度框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另外,行政区行政的治理理念依然存在。这种颇具等级层次的治理方式,将外溢性区域公共问题排除在等级治理的层次之外,因此有待进一步的健全与完善。

二、促使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复杂因素

(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推动,促使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在全球化以及区域化迅猛发展的势头下,诸多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国际新区域运动勃兴,国家民族间原有的区域形态被打破,由封闭形态向着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迅速转变,促使国际间的宏观区域公共问题日益明显。这种跨国性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一旦引爆,单纯依靠国家内部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借助洲际间的团结协作才能顺利完成。例如,国家安全、环境治理等。另外,全球化以及区域化推进,增强了相邻国家间所形成的“次区域”的相互依赖感,因此引发了一些无法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例如,发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尼三个相邻国家的合作供水问题。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促使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中国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引发了诸多形式复杂的区域公共问题。主要包括行政区划的变革问题。行政区划的变革与调整在多股动力的助推下显得格外频繁,同时也充分显示出政府体系间的再分配过程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激烈角逐。另外一种区域公共问题是由中国几千年农耕历史所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的农民人口众多,为农村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存在于城市与农村两种不同政治行政区域之间的差异问题,需要在这两种区域之间进行必要的制度协调与重组,才能弥补公共管理之间的制度差异。因此,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尤为值得探究。例如,村改居问题以及“城中村”问题等。

(三)市场化与现代化的催生,促使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从清末、建国、改革开放到近代,我国经历了西学东渐、四个现代化建设、区域的非均衡协调发展,这些艰辛的经历换来了我们迄今令人瞩目的现代化业绩。然而较之西方国家,我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依然很低,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差别甚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是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国家,在发展水平与现代化程度上存在着严重的落差,极易引发一系列区域公共问题。典型的有:一些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区域与沿海发达区域间所形成的差距逐渐扩大的“马太效应”趋势;中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所逐渐呈现出的发展困境,使得“问题区域”的态势愈加明显;广东、福建、江苏等沿海内部区域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东、中、西部之间发达、次发达以及欠发达区域的发展差距日益突出。

三、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进行制度创新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

政府官员的绩效观与其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密不可分。官员所持的正确的绩效观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公众受益才是衡量官员绩效之所在。而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有助于提高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只有建立科学的绩效管理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使政府运行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二)建立健全区域公共管理机制

有关学者指出,全球性的最突出特点是网络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催生出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其治理机制应该是网络性的,而不能单纯采用划分等级层次的机制进行治理。我国在区域公共管理的问题上应该针对不同的组合方式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例如,在治理行政区政府的公共管理问题时,多采用网络主义、多元主义等。对于抽象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而言,传统的科层制已经无法适用于不同类型及层次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需要在此基础上借助特定的市场机制来实现综合治理。

(三)转变区域公共管理的管理理念

区域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需要紧密结合现实实际,破除传统的落后的管理理念,传承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区域公共管理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以及时代的发展,其区域经济带在建立的同时,它的管理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转变管理理念。其次,在管理理念上,应该改变专项的行政理念,树立团结协作共同治理的先进理念。这样一来将能够有效缓解因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对特定经济带的发展所形成的阻碍作用。再次,需要分散公共管理的权限。通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多元、互动、分散的权利运行机制,以此实现管理理念的转变。

(四)完善区域公共管理的政策

区域政策的完善,是解决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的重要保障。与时俱进的区域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管理制度的创新。传统的单边、内向型的区域政策,为区域经济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即尽量避免管理机制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加强区域协作精神,充分实现政策一体化以及结合时展趋势,努力实施区域的功能性政策。前者在扩大了市场、降低了成本、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后者有利于缓解政府间的不正当竞争,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发展间的差距。

我国的区域公共管理在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化的大趋势下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凸显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在绩效管理体系、区域公共管理机制、区域公共管理理念以及区域公共管理政策方面实现突破与创新,以此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军.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分析[J].管理学家,2011(10).

[2]阎然.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新内涵[J].财经界,2008(10).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两型社会;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2-0466-03

The Public Management System of Two Types of Society Construction:

Taking Constructing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as an Example

YANG Xiang-he1,XU Jia-peng2

(1.School of Business,Agriculture university of Hebei,Baoding 071000,Hebei,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Shaanxi,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arise abruptly.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as the metropolitan area after around Bohai sea metropolitan area, Yangtze River Delta metropolitan are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metropolitan area may come to be the fourth economic growth pole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Wuhan may face a series of regional public problems which will trigger a brand new governing form, public regional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regional public management was defined. The regional public problem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were analyzed. The demands for regional public service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were put forward. Meanwhile, the lack of regional public services supply was pointed out. It was advised to rely on the strength of both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public issues.

Key words: resource-economical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regional public management;Wuhan metropolitan area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旨在破解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等诸多深层次的体制障碍,并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来实现体制机制的整体创新。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将成为中国内陆另一经济增长极,对区域公共管理提出挑战。陈瑞莲[1]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

1 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界定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在新时期和新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处在理论滞后于现实的阶段,学术界使用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刘锋[2]和陈瑞莲[1]两位学者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其中刘锋教授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而陈瑞莲教授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中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不同学科对区域的理解有不同的解释。地理学根据地域单元的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将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政治学把区域看作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3]。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

基于以上对区域的认识,可以把区域行政理解为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武汉城市圈“8+1”的形式是一种典型的区域行政管理模式。

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着本质性区别,是个复合概念,由“区域”和“公共管理”复合而成。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概言之,区域公共管理就是区域政府组织和非政府区域组织为主体的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解决特定区域内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而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现代治理的社会活动[4],是开放社会和无缝隙社会的产物,协商和调解是其解决公共问题的主要手段,解决问题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重点在于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为区域提供有效地公共服务。

2 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区域公共问题及成因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 km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武汉及其周边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城市。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强调以武汉为辐射极,与其他8个城市间的协调、共同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间的矛盾。

2.1 地方问题社会化引发的区域公共服务需求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公共问题基本通过内向型行政方式解决;1992年以后,国内大范围推进市场化进程,但由于缺乏配套法律体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又催生了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和牺牲社会发展及公众利益、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设施、公共环境等公共事业方面的建设,导致公众生活质量、生活水平难以提高[5]。接连发生的动物疫病问题导致了猪肉价格上涨,病猪肉威胁居民健康,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等,武汉城市圈内居民也受到极大影响。这些曾经禁锢于行政区划的公共问题逐渐突破管辖区的刚性束缚而向更广阔区域渗透和释放,进而衍生为错综复杂的区域性公共问题。而在此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受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自我中心意识和自我服务意识强,公共服务意识弱,必将引起政府在市场化加速推进中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区域公共管理治理机制的诞生,来弥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不足。

2.2 区域公共服务“二元结构”问题

国内20年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区域公共问题,突出表现在“二元结构”上,包括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间的二元结构。公共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由公共服务对象的歧视造成,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即在公共财政支出比例以及家庭转移性收入上重城市居民轻农村居民,形成了城市和农村在教育制度、就业制度、身份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上的二元化;城市间的公共服务二元结构与城乡间的类似,但形成原因不同,城市间的公共服务二元结构起因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以及流域禀赋。流域间的行政区划将区域内的产业等进行区隔,引发了区域间的治理协调问题,并进一步导致了区域公共服务问题。武汉城市圈的建立引发了中国对城市群的研究,其目标在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导生产要素在武汉以及其他8个城市间的合理流动,对区域公共服务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2.3 体制因素导致区域公共问题凸现

建国以来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思维,以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为出发点处理社会问题,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严格遵守自下而上的科层制,很难自觉生成一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管理共同体地方政府”的谈判协调的制度安排[5]。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体制没有进行相应改革,不适应地方问题社会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有限,仅局限于政府、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形式单一,而且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垄断性,如铁路、电信行业等,制约了居民生活质量提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下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中国区域发展水平一直低效,有关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区域政策是其根源所在,具体表现在没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职能部门,不存在可供区域政策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5]。而陈瑞莲[1]认为其根源在于缺乏良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基础(市场机制、法治、公共治理多元制等)。两者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指出了中国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基础,加强区域公共管理功能,是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3 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导入

市场化为武汉城市圈建设带来的无缝隙社会使社会公共问题高度渗透,历史延续下来的政治体制问题导致的政治治理理念和“二元结构”问题共同构成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需求层面;相应地,政府面对诸多公共问题、难以解决的压力、国内外成功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构成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供给层面。针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的上述问题,提出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建议。

3.1 构建导入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度基础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直低效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区域公共管理实施的制度基础,包括市场机制、法治等[1]。由于区域公共管理和现有行政体制管理模式在社会背景、管理导向、管理主体、权力向度和治理机制上的诸多不同[6],区域公共管理实施需要大量强有力的新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如产权制度、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保证城市区域与农村区域间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等。其中产权制度是最重要的建设基础。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力,其特点是强制性。只有强制性的、明晰的产权界定,才能使产权所有者对产权形成良好预期,进而形成激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要为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进行区域的有效治理,就必须为相关生态资源构建相应的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利益协调机制。另外,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协调制度的构建也非常重要。

3.2 从政府、民间两个层次建立区域合作组织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次区域范围的划分,也先后投入了大笔公共财政资源,实行过区域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梯度发展等多种发展战略,但公共绩效一直较低,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针对性的区域政策,并缺乏实施综合性区域政策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护资源、节约资源,而是应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城市圈建设的过程也是各大城市间依赖性进一步增强的过程,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高渗透性,因此区域公共管理应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行政区划。确立区域公共管理理念,“大长三角”的区域行政管理、黄河流域治理,区域协调发展管理等都是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典范。只有在强大的制度能力下设计并推行各种生态友好的政策,才能真正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而推行生态友好型区域政策以及产业带划分必须打破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之间的矛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就要求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3个层面形成制度化的组织机构。

建立政府层面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组织协调实施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问题,统一制定符合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目标,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带领区域走出“公地悲剧”和“囚徒博弈困境”;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是民间组织的产生,其存在形式有专家团体、行业协会和跨区域集团公司等,有利于区域间资源的快速整合,但这些形式的组织缺乏强制性政策、法规,或者缺乏资金,必须依赖政府各种形式的鼓励和扶持政策以及各种形式的帮助才能良性发展。

武汉城市圈作为中部主要城市群,重化工业与外向经济所占比重要低于沿海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介于沿海和西部之间,因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环境保护的空间相对更大。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试验点,利益辐射周边城市甚至是中部地区,应该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发挥示范效应。

参考文献:

[1] 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61-67,126.

[2] 刘 锋.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39-41.

[3] 吴光芸,李建华.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区域公共治理[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0,22(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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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8篇

一、一体化管理的政府架构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的重要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公共管理是提供农业公共产品的重要手段。尽管很多社会组织(包括公共企业)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但无疑,政府机构是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最重要最核心的组织。日本政府对此有深刻理解和成功经验,突出表现在政府架构设计充分体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日本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政府机构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个层次,他们都是自治体,尽管存在很多业务联系,但没有上下级关系。中央政府设农林水产省(内阁12省之一),是主管日本全国农林水产业的振兴、食品的稳定供给、国土与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农村、山村、渔村社区的发展等诸多事务的一个综合性政府机构。农林水产省设置1个大臣官房(办公厅)、6个“内局”(内设机构)和2个“外局”(直属机构,包括林野厅、水产厅),定员约5000人左右。此外,农林水产省在各地有各种派出机构(定员约20000多人),如地方(地区)农政局,是农林水产省按农业地域划分设置了东北、关东、北陆、东海、近畿、中国四国、九州7个地区农政局,地区农政局下设农政事务所(北海道农政事务所由农林水产省直接派出),日本全国有38个农政事务所。在地方层面,日本各都道府县均设有主管农业的政府机构———农政部,农政部下也有若干个派出的独立行政法人性质的科研、教育、推广和技术执法机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农业政府机构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但各层面、各机构间分工协作配合良好,保证了公共管理的有效实施和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为日本现代农业发展和新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提供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

日本农户每户耕地面积不足1.2hm2,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提高农户经营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是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为适应这一要求,日本于1947年出台了《农业协同组合法》(简称《农协法》),随后还陆续制定了12项附属法令,这些法规制度保障了日本农协组织的健康发展。根据日本法令,农业协同组合(农协)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为了共同进行产品的销售、农需物资的采购、机械或设施的使用、存款的接收及贷款等,通过个人出资参股而设立,并作为会员进行运营的组织。日本农协组织由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全中)、都道府县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JA中央会)和市町村基层农业协同组合(综合JA)三级网络组成,日本各级政府对不同层次农协都有扶持补贴政策。日本农协的业务主要有6项:务农指导、金融信用、产品销售、农资采购、共同利用(设施)和互助共济(保险)。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日本农协组织体系非常健全,几乎100%的农户都是农协会员(组合员)。值得一提的是,农协设有“营农指导机构”,聘用营农指导员(全日本约16000人),走村串户,提供信息,帮助农民制定增收计划,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手把手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农协营农指导员还配合政府农政事务所或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普及指导员(全日本约8000多人)共同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工作。日本农协是受农林水产省监督的社会组织,依据法令独立开展业务,其理事会和监事由农户会员选举产生,日本农协的运行充分体现“自愿、平等、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类社会组织提供高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为开展健全完善的社会服务奠定了体系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三、对中国改善农业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启示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9篇

一、社会公共管理视角下水资源保护和社会公共管理的关系

第一,公共管理贯彻以人为本原则。公共管理以人为本,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为本,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与发展需要为本,是以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本。水资源保护的实施方式包括行政、法律、经济、科技等手段。这几点无一不是人为参与且人起决定性作用的。这要求我们通过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好水资源。一方面协调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保护改善水资源是确保人类健康和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调整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水资源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水资源的需求,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公共管理强化公共服务理念。公共管理中,管理者既是管理主体也是服务主体,管理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强化公共管理的服务理念,将公共服务理念转化为具体服务内容与服务指标,落实到公共管理的每一部门、每一岗位、每一个人;需要通过对服务内容与服务指标的考核并形成具体的责任机制,将公共服务理念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水资源保护必须强化公共服务理念。在水资源保护中,从我国的基本水情出发,实行水资源管理制度,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综合治理、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建立健全流域与区域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统筹、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相协调的水资源综合管理体制,强化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资源管理与监督职能,继续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

第三,公共管理坚持公平正义。从社会分配过程角度分析,公共管理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在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社会利益再分配过程的公共管理,在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论述启示我们:第一应该体现为社会和谐与人民共同享有;第二我国的公共管理必须突出社会公平正义,因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总协调。水资源是公共资源,是一种公用品,具有竞争性但不具有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使得水资源的使用又具有竞争性,由此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不可持续利用水资源作为准公共物品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经济主体力求使自己的眼前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地增加对水资源使用同时排出污水,并将获得因此带来的全部收益;将外部不经济性留给社会或他人承受,致使河流污染严重、水资源枯竭断流。水资源管理中外部性的存在必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使得社会公共管理介入成为必要。

二、目前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多龙治水”效率与效能低下;长期以来,我国对水资源的管理出现了农村与城市、水量与水质、流域与区域、地表水与地下水等地区分割、部门分割的管理体制,政出多门,管理体制不统一,使防洪减灾、城乡用水、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等工作明显滞后。总体来看,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至今仍是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国家养水和福利供水的指令性配置模式,这种模式导致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容易造成“市场失灵”“体制失效”,其资源的合理开发、分配和有效利用既缺乏效率,又不公平,对利益主体的约束性也极差,直接后果就是水资源管理中矛盾更加突出。

第二,地方政府水资源管理职能侧重发展而轻视水资源保护。地方政府重视水利建设而忽视水资源管理;水资源是有限的,水资源的污染往往是不可逆的,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是满足世世代代人类用水需求,既充分考虑到当代人对水资源的需求,还慎重考虑到后代人的需求,是体现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平等,人类共享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公平。防止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当代,不顾后代;只重视经济基础价值,不管生态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甚至不惜牺牲环境和社会效益,而只要经济效益的涸泽而渔的发展模式。

第三,资金短缺,水利投资渠道单一。目前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解决这些问题,多数都离不开投入。在国家和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水利要想求得更快更大发展,必须创新发展思路和机制。水利设施的投资单纯靠国家投入已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势,必须逐步转向社会投入、国家投入、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利用外资、社会和个人筹集等多元化方向发展,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同时也改变过去国家投资的单一方式。

第四,水价运行机制不合理。我国水价长期以来都很低,尚且不能保障供水成本,处于负本运营状态,水几乎就是作为一种福利发放。我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不合理:国际上水价是由水资源费、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三部分组成,而我国只有工程水价,这与我国的总体严峻形势和水污染所造成的危害不相称,我们应该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按经济学原理,稀缺资源应该是高价的,我们应该用经济手段唤起人们的节水意识。

三、在社会公共管理视角下对水资源保护的几点思考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水管理体制;推动政府在水资源统一管理中的职能转变,主要解决政府在职能上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加强城乡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科学保护、优化配置;有利于搞好水利工作。同时要明确,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是指在地方政府行政区域内,由政府一个职能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水务局)对城乡的防洪、除涝、抗旱、水源建设、供水、排水、节水、污水监控与回用、河道治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等多个方面的涉水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职能要理顺,主要是理顺与建设、环保、农办等部门,有关供水、节水、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行政管理职能;机构要健全,水务局的内部组织机构要完善,强化规划、指导、服务、执法监督等职能;各方参与、民主协商、共同决策、分工负责的议事决策机制和高效执行机制;引入市场机制,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水环境考核制度。首先加强水资源管理法规标准体系建设。要抓紧开展节约用水管理、地下水资源管理、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论证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水情、较为完备的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尽快制定当前亟需的水资源保护、地下水管理等标准,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管理技术标准体系。各地要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取水许可管理、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水资源节约保护等配套法规,健全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是强化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已有的涉水法规,规范行政行为,重点加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节水管理、入河排污口审批等制度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严厉查处违法取用水、破坏水资源等行为,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第三,强化政府对水资源的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是政府管理水资源的重要决策与指挥职能,是水资源国家所有的具体体现。规划应遵循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利用原则,发挥水资源的效益。根据水资源保护规划,划分水功能区,确定纳污总量,进行排污总量控制,把污染物允许排放总量逐级分解到排污企业。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力争实现产业升级。应规划近期、远期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定各阶段的开发利用的进度和幅度,以处理好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横向上,应规划对水资源的各种用途的开发利用,对环境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用途要统筹兼顾利用,尤其强调实现水资源的经济效益不能牺牲水资源的环境效益。统筹规划是合理利用有限水资源的整体布局、全面策划的关键。

第四,建立多元化的水利融资体制;目前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解决这些问题,多数都离不开投入。投资项目的建设完全应实行市场化,遵循市场经济通行的成本效益原则。对于各类水利设施建设进行区别对待,由于大型水利设施的公益性,所以建立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同时因地制宜出台政策,吸引社会其它资金的筹资机制,这既可以体现此类水利设施的公共属性又可以降低政府的财政负担。可以参照交通部门在高速公路、跨海大桥等建设管理中资金运用的成功经验,对于经济效果显著且排他性较强的小型水利设施则可以考虑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投资

第五,建立健全水市场,完善水价形成机制;水价是水资源管理的主要经济杠杆,对水资源的配置和管理起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水价和计价方式的不断调整和水市场的建立,争取政府宏观调控、民主协商、水市场调节三者相结合的办法,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利用、有效保护。建立健全水权制度,培育水市场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和平台,只有合理的水权制度和成熟的水市场才能有益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实现更高层次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目标。

城乡公共管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运动;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企业型政府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福利国家”制度带来的困境,都实行了政府改造运动。虽然这一改革浪潮在各国的名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将私营企业管理的一整套原理和技术运用于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它对以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要求建立与以往不同的公共行政模式和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共管理组织。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但是其独特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对世界任何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在对西方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和特征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挖掘可供当前我国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借鉴的经验。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涵及实质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和运动,它起源于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有如休斯(OHughes)在《公共行政与管理》一书中所说:“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经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形式。后者并不是一种改革事务或管理方式的微小变化,而是政府作用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传统的公共行政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受到怀疑。新公共管理的采纳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中新范式的出现。”总体而言,新公共管理具有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特征。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和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其理论支点的话,那么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行动都是为追求自身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假设中获得政府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益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对比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

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人员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

总之,新公共管理从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出发认为,那些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这也奠定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独特内涵和改革走向。

(二)新公共管理的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它既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又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同时还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1、以顾客为导向,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建立企业型政府。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能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式”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的职能和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参与市场竞争,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的某些服务。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2、引入竞争机制,注重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效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公务人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目标和总量控制,给基层公务人员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充分的自,以适应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法规、制度控制,实现严格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评价标准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达到经济、效率和效果等三大变量。在人事管理体制上,新公共管理重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成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3、强调“政务”和“事务”的合作。在看待“政务”与“事务”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保持政治中立;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主张让文官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责任感,而不应将政策制定和具体管理职能截然分开。这样不仅可以使文官承担相应

的政治责任,而且可以挖掘文官在专业知识、信息、任期等方面的优势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益。

二、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述评

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行政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西方官僚制政府的运行陷入困顿的情况下,它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革新作为人类的一种革新范式和实践模式,反映了人类社会在进入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后对各国政府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所展示的一些理念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突破。

(一)适应了时展的要求

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必然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与以往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官僚制不应主导公共行政的指向,其科层制的管理方式、僵化的公共组织和绝对统一的公共服务的做法,都应该被纳入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之中。这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二)积极探索了解决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弊病的途径和方式

对传统的官僚体制所生成的财政开支、人员膨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士气不振等弊病,新公共管理运动采取的企业化、市场化、竞争制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解决了这些弊病。

(三)把当代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它否定了传统行政所持有的政治和行政二分法,主张公务员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实现良好的治理。

2、主张公共服务市场化,主张政府和企业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有效的竞争,确立了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关系。

3、强调公共服务的顾客导向,提倡回应,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政府绩效的标准。

4、主张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具有企业家的精神,以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5、主张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管理层级,以消除官僚制的繁杂。这些措施都是对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和措施的颠覆,开辟了公共管理的新时代。

(四)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

1、片面追求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原则,抹杀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本质区别。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不同在于,政府部门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性原则和私营部门以营利为目的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新公共管理过于强调公共部门企业化,必然导致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利益的逃避,造成对公共利益的侵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自由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尽管它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他们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乐观进步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从本质上混淆政府与企业等私营部门的区别,最终会从根本上丧失公共利益。因此,政府的管理可以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不能全盘套搬。

2、过于注重效率原则,容易导致政府忽略其所肩负的政治民主责任。追求效率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公共管理的本质是以民主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自由平等权利、社会公正、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过于强调效率必然导致社会公正和长期公共利益的缺失。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我国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当代西方社会行政改革的一个潮流,虽然它还存在如上的一些缺陷,但总体来说是现代政府改革的一个趋势和方向。尽管我国是一个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具体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行政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的一些思想和操作方案对我国各级政府的改革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明确乡镇事业单位的职能范围和权力边界

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大幅度扩张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政府规模急剧扩张,财政开支大副增长,最终在70年代形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促使人们对以往政府的职能范围进行思考,反思以往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行政方式进行反思。就我国的乡镇政府来说,也经历了一个职能不断调整和机构不断膨胀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近年来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这种现象主要反映在乡镇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的增减方面,可以说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乡镇机构改革的重要环节。

就我国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确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职能和使命,根据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要求确定其具体职能,依其承担的职能来进行机构和人员配置。具体要划清哪些基层事务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哪些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手段来提供的。对于由政府承担的事务要设置相应的机构和人员,对于可以回归社会的公共事务要大胆放权。

(二)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工作乡镇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乡镇事业单位的活力来源于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乡镇事业单位的竞争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人才岗位的竞争和公共服务的竞争。长期以来,在人事方面,我国乡镇事业单位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人浮于事,导致乡镇事业单位职能的虚化;在基层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的是由乡镇事业单位独包独揽,缺乏有效的竞争,各种市场主体和公共组织被排除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之外。因此,提高我国乡镇事业单位的活力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加强事业单位内部的人事制度改革,切实引入人事竞争制度,打破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传统思想观念,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人才流动机制;另一方面,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和社会化方式供给的公共服务项目,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竞争,形成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竞争的局面,以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三)推进基层公共事务管理改革

管理乡镇公共事务是乡镇事业单位的重要职能。推进基层乡镇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是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需要在资金来源、资金监管、工作思路上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1、加大对乡镇公共服务的投入。就西方国家来说,新公共管理有效施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政府对农村基层公共事务的投入较为薄弱。在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形势下,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这既是加快农村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需要。

2、加强对基层公共财政制度进行改革,优化公共财政资金的投资渠道,增强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目前,一方面国家对农村基层公共事务投入的资金较少,亟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益极低,亟需优化财政资金的投入渠道和强化对投入资金的监管。

3、对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可以实行合同承包,吸纳社会力量和资金的参与。当前,一些地方对公共事业民营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但总体而言,这些改革设想还处于初始阶段,规模较小,相关制度还需要完善。对于可以实行外包的公共服务项目,可以实行合同承包,严格规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一方面可以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可以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从而减轻政府的负担。通过相关的探索,形成制度化的措施来改善基层公共服务状况。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J].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3、(澳)欧文.E.休斯著;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译.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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