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范文

城乡二元结构篇1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结构；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055-03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就湖北省而言，城乡收入差距从1981年的1.67：1持续扩大到2010年的2.75：1。考虑到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部分高收入阶层不透明的灰色收入，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该还会更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成为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并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是由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城镇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2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2.1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VAR）是西姆斯（C.A.Sims）提出的使用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本文考虑将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引入向量自回归模型，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它们之间的VAR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lngapt=αlnurbt+βlndlt+γllndclt+C+εt（1）

式（1）中，t表示时间变量；urb表示城镇化水平；dl、dcl、gap分别表示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其它未纳入的变量和不可观测的因素作为残差ε。

进行实证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采用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以揭示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较为量化地看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影响及其效应随时间变化的过程。

2.2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有效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81～2010年后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湖北统计年鉴》。

（1）城镇化水平（urb）。对于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有多种观点，主要有单一指标法、综合指标法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

（2）城乡二元对比系数（dl）。也被称为二元劳动生产率差异系数，主要用于衡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本文采用（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力人口）/（非农产业产值/非农业劳动力人口）来表示二元对比系数，当其值为0时，经济的二元性最为显著；而当其值为1时，经济的二元性消失。

（3）城乡二元反差数比（dcl）。二元反差系数是两部门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即农业和工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平均值，二元反差系数理论上在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二元反差系数越小则二元经济结构就越不明显。

（4）城乡居民收入比（gap）。此指标主要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衡量，值越小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消除数据的剧烈波动和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现象，故本文对所有研究变量序列取自然对数，记为lnurb、lndl、lndcl和lngap，相应的一阶差分记为dlnurb、dlndl、dlndcl和dlngap。

3实证分析

虽然某些经济变量的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就称作协整方程。协整方程表达的多个线性变量之间的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更是多个线性经济变量相互影响及自身演化的动态均衡关系。进行协整检验的目的是揭示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1单整检验

在有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如果随机变量是非平稳序列时，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否则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以此做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本文采用ADF检验对原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为检验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原序列lnubl、lnubs、lnufm、lnufl都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原序列各自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1%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这表明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即lnubl、lnubs、lnufm和lnufl都是一阶单整的。

3.2协整检验

由单整检验可知，与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时间序列，因此根据模型（3）建立各研究变量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VAR模型，如式（2）所示。从式中的AR2、F、AIC、和SC值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对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

对式（3）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其序列ADF值为-2.39，其5%临界值为-1.95，P值为0.0187。因此，可以判定残差序列VECM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协整关系式反映的是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3）表明，湖北省城镇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的弹性效应是0.67、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效应是0.99、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效应为1.63。从长期看湖北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经济结构二元性的扩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向城镇聚集，促使城镇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而农村则相对萎缩，导致了二元结构系数的增长；而城乡居民的收入随城镇化的提高都呈现出绝对增长，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拉大。基于此我们发现研究期内湖北省城镇化并未给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带来积极的影响，现阶段的城镇化模式并不能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3.3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探索湖北省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利用Cholesky分解方法进行脉冲响应及其方差预测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是基于模型（2）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响应程度，设置追踪期为10年。从图1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自身新息的响应在起初就达到最大值，而后逐渐衰减，在追踪期内一直保持较强的正向响应，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受自身的影响较强，并且持续期很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来自城镇化冲击的响应也呈现正向，并且能一直持续下去，这说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来自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冲击的响应表现出波动状态，在第4期时表现为负向的最大值，第8期表现为正向的最大值，但总体上看，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扩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来自二元反差系数的冲击也呈现出波动状态，在第4期时表现为正向的最大值，在第9期时表现为负向的最大值，总体上看城乡二元反差系数的扩大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以上分析说明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关系，这与协整分析的结果相符。

图1脉冲响应函数曲线预测方差分解可以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即方差分解给出的是每一随机信息对VAR模型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通过比较这个相对重要的信息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就可以估计出该变量的作用时滞和效应程度。本文应用方差分解方法对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个变量的不同预测期限误差的方差进行分解，以期了解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城乡收入差距的波动一直受到自身波动的影响，其它因素对它的影响随时间的增加而变强，但强度都不超过其自身的影响；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呈现出上升趋势，从期初的微不足道到期末的53%，其中城乡二元反差系数贡献度最高，其次是城镇化。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受到自身的影响较大，并且持续期长；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较大的影响，并且影响持续稳定；城镇化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存在较大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从长期看，研究变量中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是城乡收入差距自身，其次是城乡二元反差、再是城镇化、最后是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4主要结论和启示

根据上述基于湖北省1981～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非平稳时间序列lngap、lnurb、lndl和lndcl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均为一阶单整。在此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进行了动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按可比价计算湖北省在1981～201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从1.67扩大到2.75；城镇化水平也从22.7%增长到49.7%。从此可以看出，城镇化的推进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水平还不够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完成转移。

（2）湖北省城镇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为长期均衡关系。由协整方程可知，湖北省城镇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系数的弹性效应是0.67、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效应是0.99、二元反差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效应为1.63。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化、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有长期的影响，影响力排序结果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二元反差系数>城镇化>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弱化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因此湖北省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打破对于农村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使城乡居民同享改革发展成果；三是应构建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让城市、工业反哺农村、农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J].经济研究，2001，（4）.

[2]唐礼智，刘喜好，贾璇.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8，（11）.

[3]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城乡二元结构篇2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实证分析；兰州市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113-04

1.引 言

二元结构或二元主义（Dualism）的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波克（Boeke）提出的（陈广汉，2000）。在1942年发表的论文里，波克认为印度尼西亚存在由本土部门和西方部门构成的二元结构。在随后的论文和著作中，他认为，二元结构集中体现为农村的前资本主义特征和城市的资本主义并存，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包括社会文化观念差异（陈广汉，2000）。托达罗（Todaro，1996）则进一步将二元结构概括为：“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并存的两种状态或现象（一种是值得期望的，另一种则反之），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且相互排斥。例如，极端贫穷与富足，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增长和萧条，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大量的文盲。”波克的理论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真正引起一场理论革命的是刘易斯(Arthur Lewis)195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他将整个经济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的部门，指出“后者由生产食品的农民组成，前者则生产其他别的东西”（注意，刘易斯指出这种

划分源于亚当・斯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并且资本主义部门都集中在城镇。因此，从空间和部门两个角度结合看，城乡二元结构就成为一个泛指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的复合性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元结构研究中，刘易斯的强调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型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而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波克强调二元结构存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差距的理论却被大多数研究者忽视了。而从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看，二元结构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并不是单一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换或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这种复杂性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尺度差异，即不同研究者所规定的不同空间范围的城乡二元结构表现和原因是不一样的。本文以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兰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因为其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而且也表现在城市和近郊县域之间。就总体看，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种类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就越明显。兰州市所辖五区三县（城关区、西固区、七里河区、安宁区、红古区；永登县、皋兰县、榆中县）之间就是这类典型的二元结构。这使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受到抑制，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城市本身的发展。我们认为，和其他省区的大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相比较，兰州市作为中心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呈弱增长极状态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这种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有必要对此进行整体的把握和具体的分析。

2. 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和现状――整体分析

2.1 城乡差距扩大

2.1.1 收入差距和生活差距

从图1、图3可看出，1980~2005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在“六五”（1981~1985年）期间大幅缩小，这主要归因于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其后，差异系数基本维持在60%左右，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表明增加农民收入的因素（如联产承包制，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乡镇企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等）作用逐渐弱化，短时期内又未出现新的替代因素，“重城抑乡”的思想和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可以推想，如果不打破传统的城乡制度安排的藩篱，不推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城乡管理政策，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

从图2可看出，受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差距也随之扩大。图3则表明，除个别年份（1992、1993年）外，总体上城乡居民生活差异系数大于同期收入差异系数，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下降和社会分摊费用增加而减少消费需求。农民既是主要的生产群体，又是庞大的消费市场，这种收入生活费支出两极分化的二元格局正是导致市场低迷，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实际情况是，不是农民不想消费，而是微薄的收入和层层税、费、卡、要使农民无法扩大消费，更不用说提高生活质量。农业税的取消虽然政策影响力很大，但是从实际成效来看，对农民增加收入和消费支出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所以不会导致城乡差别显著缩小。

2.1.2保障差距

长期以来，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除了扶贫和个人及家庭的特困救济外，政府提供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福利保障只针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国企员工，农民则被排除在外。这种福利保障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的程度不断加剧。以县区城镇居民最低保障为例，城关等五区享有低保的人数占人口数的比率在5%~10%，三县则分别为1.1%、2.7%和1.3%。近两年来，兰州市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一方面仍然把城市作为重点，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促进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支持鼓励灵活就业、社区就业和自主创业，不断完善基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另一方面也开始在农村进行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着手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以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但是由于投入力度一开始不是很大，所以其促使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效应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逐步显现。

2.1.3教育差距

2000年，兰州市粗文盲率（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6.4%，而农村劳动力的文盲率为7.24%，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仅为15%。2005年，兰州市初中升学率平均为57.7%，其中五区升学率除红古区较低（52.31%）外，其余四区都在75%以上，安宁区达到91%。永登、皋兰、榆中三县则分别为47.6%、66%和45.2%。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成人受培训机会很少，继续教育水平非常低，农中、农校占学校比重也比较低，而且在小学、初高中教育中，关于农业科技的知识传授较少。这种状况导致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低素质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存在阻碍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放慢了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毋庸置疑，教育二元结构是经济二元结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2.2产业结构二元化

首先，从三次产业的比重来看，2005年，兰州市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为3.90∶44.09∶52.01，而各产业劳动力比为29.64∶28.64∶41.72，就是说，30%的农业劳动力只创造了不到4%的产值，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其他产业，传统农业的比重仍很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转移；其次，单从产值比的角度看，兰州市农业所占比重已接近发达国家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水平（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均在3%~4%左右），可为什么农村人口非农化进程如此缓慢？我们认为，有两个主要制约因素：一是传统农业的束缚，另一个则是轻重工业比例的失调。2000年，兰州市轻重工业比为16.6∶83.4，而1990年比重为24.5∶75.5，十年间重工业比重上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2005年，兰州市轻重工业之比进一步演化为11.97∶88.02，如果说这是实施工业强省带来的一个成果，那么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重工业属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很大，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于轻工业，这种失衡的工业结构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虽然兰州市这种偏重的工业结构的形成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区域产业布局有直接关系，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重工业比重不降反升，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 城乡二元结构的县域差异――具体分析

2003年，甘肃省统计局选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居民储蓄存款、农民人均纯收入等7项指标，对甘肃省80多个县区的综合经济实力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从经济实力比较看，兰州市五区三县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中城关区、西固区、七里河区为第一层次（2002年在全省县区经济实力排名中分列第1、2、3位）；安宁区、红古区、永登县居第二层次（列第13、14、22位）；榆中县、皋兰县为第三层次（列第36、43位），形成了一种落差较大的梯度发展之势。

再从城镇化水平①比较看， 2005年，兰州市城镇化水平为58.4%，其中城关区为90.48%，安宁为75.43%，七里河73.80%，西固72.81%，红古62.60%。而永登、皋兰、榆中三县分别为15.15%、14.90%、9.26%。这种县区间的地域二元格局是兰州市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形成一种“地理上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累积性因果循环”形成的，即地区间工资差别同劳动力流动互为因果，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互为因果，从而使发达地区因不断积累有利因素而越发达，结果会进一步遏制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这些地区不利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从而发展得更慢，导致地区间人均收入差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趋于扩大，形成所谓的“回波效应”。但“回波效应”的作用是有节制的，因为与之对应的有一个离心的“扩散效应”。它把扩张力从经济中心扩散到其他不发达地区，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的消除与扩散效应的作用强度密切相关。根据以上分析，兰州市的扩散效应小于回波效应，所以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程度。这反映出兰州市城乡社会经济结构具有某种刚性特点，按照缪尔达尔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消极地等待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由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和措施来增强扩散效应。

兰州市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主要是三县的经济发展滞后问题，而三县经济发展滞后是因为兰州作为增长极没有产生强大的扩散效应，而这一问题又归因于兰州市以重型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无法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兰州市二元结构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产业结构问题。在现有产业（主要是工业）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调整到位的情况下，需要加快培育新的主导产业，如商贸、旅游、文化等，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创造足够的城市就业机会，打破“城乡隔离”的政策才不会导致城市无业游民的大量涌现。对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积极发展乡镇企业，目前对乡镇企业的盘剥仍然过重，对此，政府要明确对乡镇企业的审批、管理、扶持鼓励制度，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就农业本身而言，对于传统农业的改造，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1）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2）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3）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第三点，他认为“各种历史资料都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及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最为重要”,“实际上，所有可以产生回报的农业资源都来自农业外部，高回报的途径主要是提高农业投入的质量，而农民只能从非农企业或从事农业研究、推广和教育培训的机构那里获得这些高质量的投入。因此，不仅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可再生的物质投入的质量，而且需要提高从事农业的人力质量，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企业、机构和农场组织联合起来，共同作为供给者和想从农业中得到收入的需求者，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取一个最优的收入增长水平”。例如，兰州的百合全国有名，但却成不了名牌产品，以致被别人假冒、仿冒，“劣币驱逐良币”，与上述三个问题未解决好有很大关系。因此，农业结构的调整，除了粮食和经济作物比例外，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以及对农产品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设，对农民的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完善也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方略。

4.结 论

二元结构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所以必须从多个方面着手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实现二元结构转换的主要途径。这一途径的主要方面包括：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关联度；在加快存量调整时选择吸纳更多就业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产业组织模式，在优化产业结构时优先考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国家 “十一五”规划按主体功能定位实施区域开发的战略构想，加快培育新的主导产业；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建立能够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建立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互动机制，加速农业现代化，尽快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

一般而论，如果政府不加干预，从二元结构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甚至于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有着经济、社会、制度、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原因。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充分支持了这一论点。所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政府应根据市场需求，尽快改革“重城抑乡”的制度安排，做好制度供给和公共产品服务，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差距。

本文虽以兰州市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二元结构变迁类似兰州的地区具有参考价值。对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且二元结构比较突出的城市，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城市，本文具有一般性。

注 释：

①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比例。

参考文献：

[1 陈广汉.刘易斯的经济思想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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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林毅夫.城市发展和农村现代化应当并重[J.内部文稿,2001,20.

[9 兰州年鉴编委会.兰州年鉴（1990―2005）[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沈滨（1957-），女，上海人，经济学硕士，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区域经济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市场经济学。

叶超(1978-)，男，甘肃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乡关系与区域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篇3

论文关键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社会治理;农村社会

一、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历史演进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我国建国后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在历史发展中经过一定时期的沉淀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制度的特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新中国建立之始,我国在农村进行,在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之后经历反右、、,直到结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并不是很突出。究其原因:一是建国初期城市和乡村在经历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平等、工农一家的观念弥合了实际存在的城乡差别,国家在消灭剥削阶级的前提下提出以工农作为其阶级基础,因此当时农民进城当工人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此后经历过、上山下乡,客观上促进了工农之间的交流,固化了工农平等的观念;二是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差别在当时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状况下,反而容易被人们忽视。农村有福利化的教育和医疗,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村尽管落后但实际平均到个体农民身上的负担反而较轻因贫富水平比较均衡,在人们意识中容易形成城乡差别较小的认识。也就是说城乡差别虽在结束之前就已经实际存在,但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得城乡差别并没有为人们真正感受到。

研究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特点,可以把城乡关系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的初步形成阶段(1949—1957)、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发展阶段(1958—1978)、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新变化(1979年至今)。另外,研究者还对建国初期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做了广泛探讨,并提出建国初期我国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为了在短时期内改变国家不稳定、贫穷、落后的面貌,采取城乡二元的制度设计是出于一定的权宜考虑;而结合历史上党在解放区实施的经济、政治措施来看,其自有政策延续的痕迹。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初期的城乡二元设计有其特殊性与合理性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建国初期城乡二元的制度设计只是整个社会制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相呼应的是整个社会构架在短时期内的迅速形成和稳定。

建国后我国社会制度的变革事实上不但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在农村社会制度建设方面,体现出条与块、条和条、块与块的特点;在政权结构上县下有公社,公社下有大队。而大队机构的设置好似政府体系和职能的微缩,大队下设有村的管理机构,一个大队管辖若干个小队,小队有队长,大队有书记对公社一级负责,每个有地缘关系的大队在地域上接壤,属于不同的块,同一级别的小块组成了高一级别的大块,条的关系也在向上延伸。这种模式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公社改乡(镇)时才有所改变。但这种变革随之也带来新的条、块分割问题。这种社会治理结构和模式在客观上与城乡二元社会机制相互呼应、相互作用,从而不断强化了二元结构的特征,虽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和社会风浪,但都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城乡二元结构,而是更多地表现出对已经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的体制框架及演进的社会制度的依赖。这是一种双重互相推动的依赖。一方面,这种依赖不仅强化了社会结构的稳定而且也使得这种稳定性继续延展和扩大,另一方面,稳定性反过来又作用于制度的演进,从而显现出一种明显的路径依赖。如果说最初形成二元特点的体制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合理性则逐渐变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在这当中并不排除国家在1953—1957年乃至后来国家发展重心向城市转移的政策对农村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而这种负面效应在1984年以后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转移又再一次的被重复。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承包到户把农民从大集体中解放出来、农民短期内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之后,国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持续深化改革。

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模式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国家对社会治理的一种机构模式,是国家获取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有效链条,也是国家政策、法令、意志、社会福利向下输送的通道。每一个条所在的级次都是一个输送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平行展开的块都具有自己不同的社会构造,即地域性、民族性的差异,他们分享不同的社会福利向国家输出不同的资源。

同这个节点平行的节点分属于不同管理部门的分支机构,他们的级别是平行的,这些分支机构由一个顶点出发从上向下形成独立的相互呼应的条,在彼此平行的节点吸取和输入相应的资源,由所在节点的部门横向辐射出来的面积由上向下越来越大。

在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下,处于社会节点位置的政府往往拥有信息的优先获得权、制作权、权、分享权;与政府处于平行位置节点的部门往往容易同政府就某些事项率先达成共识、互助互惠性协议,从而使得政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拥有不可争辩的强势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则往往被排除在正当的社会生活之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在地方的权力机构,是国家权力的人。地方政府一方面执行国家政策,体现国家意志,同时又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具有双重性,当它作为人履行职能的时候,常会不自觉地把人的意志同国家意志结合起来,或者在执行国家政策的掩护下谋求自己的利益。这样,国家对农民的管理实际上就表现为双重管制,一方面是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的管制,另一方面是作为国家人更为微观的控制。在微观控制下又有更长的传递链条,每一个链条都可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通过所在链条的权力关系来实现这种诉求。在这样的架构体系中,农民根本不可能自下而上地表达自己的合理利益诉求,由于农民对土地住宅都不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所以形成农民对国家和地方各个链条的强烈依赖,很难形成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并且发展壮大。当农民的利益受到地方各链条的侵害时,这种依赖即易转变为不满情绪而与国家人及其各个执行链条发生矛盾。

于是,在社会体系中实际的社会级差在客观上就这样产生了出来,社会制度越是强化二元特点,社会级差反映的就越是剧烈。如此以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则流于形式,当这种社会级差日益剧烈时,导致不同级差的社会人群缺乏统一的标准与对法律权威信仰的认同。美国社会学家帕金把这种现象称作“社会屏蔽”。他认为,多种社会集团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取某种资源和社会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

,这些属性包括民族、社会出身等。在“社会屏蔽”下,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明显差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并且具有不同的机会结构,一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即成为终身的,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而加以改变。国家严格控制各种身份之间的差别和转换,身份成为人们获得某种职业、地位、、享有某种社会资源,占有某种社会声望的基本前提条件。按照帕金的分析,在二元格局的背景下,必然导致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群体在分享利益时的不同。也就是说城乡二元格局导致农村人口不能同城市人口一样平等地分享国家的福利,这种差别如不加以有效改善将会进一步加剧。

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民

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心的转移,各级政府往往不同程度地都忽视或减少了对农村社会的资源性输入,而加大了从农村索取社会性资源并把这些资源输入到城市的发展中,当国家人把农村社会的产品供给与索取倒置的时候,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便会出现严重短缺,导致农村社会的公用事业衰退,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态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在二元格局的社会结构之下,农民的生产资料是大集体所有制,在承包制下是部分生产资料的家庭所有、部分集体所有,农民和农村社会是市场上农产品的最基本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农民和农村社会按照社会制度的安排消费相应的社会公共产品,同时他们也是社会公共产品的最大的群体性消费者,针对他们所制造和供给的公共产品有很强的同质性,大集体时代社会福利性的医疗、教育、公共设施这类公共产品在改革开放后日益商品化而短缺,造成对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事实上已停止,农村义务教育和减免农民负担只是对停止状态的局部改善,二元格局的社会特点使得整个农民阶层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同样具有同质性。从对社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资源来说,建国以来农民和农村社会就成为了整个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源的长期制造者和长期供应者。用产权理论来分析,农民也是一个社会性资源占有量稀少的最大群体。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中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有一定的承包期限,住宅的宅基地集体所有,农村的公共设施集体所有,农民只拥有自己有限的生产工具和人力资源。

应该予以强调,农民个体并不是农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农村,家庭是农村构成的基本单元,它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在生产意义上,农民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公民,在大集体时代,一个农民可以成为集体中单独的生产性劳力,承包制度下一个家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消费单位和销售单元,家庭是社会细胞,同时也是经济细胞。历史的看,家庭一直是国家进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最小单元,而我们则把把农民的家庭称为农户。农户是农民分享各种社会资源和公共产品的最基本单位,是社会进行各种计量统计的个体单元,它在客观上构成了社会经济基础的细小分支。

四、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

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内部除了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农村内部社会关系。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发展、农村社会自身的演变发展紧密相关,同时根植于农村社会自己的文化特色,体现在各地方的乡村风俗和地方人文伦理之中。农民所具有的文化特性继承和遗传了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基本禀性,尽管中间经历各种社会运动,但文化往往并没有因为社会发展而被断绝,因此农村内部的关系既有其基本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殊性。在二元社会结构的前提下,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给农村内部带上了浓重的特殊性。然而,隐藏在这种特殊性背后的则是农民复杂的理性内核。在有限的社会范围内农民必须面对是如何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充分的加以利用的难题,以及在二元结构下创造更多使自己和他人都能在有限范围内享有有效利用资源的方法,同时又能让周围的人接受自己的行为。于是在农村内部以村庄为单位、以家庭为核心、以生存发展理性和社会伦理为规范,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复杂庞大的人际网络。农民面对先赋予性和后赋性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对这些社会关系所包含的社会知识的学习过程,其所采用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在不断模仿、校正的过程中逐渐熟练。其对环境和资源的体会和认识过程,也是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交往人格化的过程,或者说是赋予人际网络以人格化特色的过程。

图1是陈云松在关于“国家一社会结构”、“目标一行动”过程和“科层一法人”理论中建构的模型,如果把地方精英改为地方政府,那么借用这个模型即可以说明农民和国家、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可以解释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在政府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其需求时,由于向外寻求满足的成本远超过向内部寻求新的满足的成本,因此向内寻求满足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图1模型假设国家、地方、农民之间的圈层是同心圆的结构,而在实际中,同心圆之间的距离不是等距的,而同心圆的每一个圈层不一定是圆形的,圆形的结构可能存在突出或者凹进来的情形。如果将这个模型从立体的角度来观察,那么这个模型就变成一个立体的圆锥或者金字塔结构的形态,这从前文的论述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相互印证。尽管这个模型不是很完美,但是它却可以说明国家、地方和农民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

城乡二元结构篇4

关键词：二元结构 差异 借鉴 制度

城乡二元经济，指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差异性并存的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政府的各项政策倾斜共同引致了目前的城乡差距状况。而严峻的城乡差距会阻碍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是我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状

目前我国城乡差距较大。2004年，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把医疗、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计算在内，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1。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3.23:1，而人均GDP仅有4382美元，排世界94位。同时中国城乡居民年消费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平均消费15025元，而同期的农村数据是4021元。

城乡居民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上，公共福利和文化环境也表现明显。城市比农村享有更多公共基础设施，医疗、政治参与权等资源。中央党校经济部2005年公布的《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指出，在城市，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281.55倍、323倍。

二、国外经验借鉴

从发展模式来看，国外比较典型的经验有四种：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经济市场调控模式、欧洲的市场引导与政府计划调控并重模式、日韩政府主导型市场调控模式和过城市化的拉美模式。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型市场调节模式最符合我国实际。从具体措施角度，我国可从四个方面对国外政策进行借鉴。

1、市场价格支持

20世纪70年代，韩国实行购销倒挂的粮价双轨制，高价从农民手中收购稻米，廉价供给城市居民，政府补贴其中差价。日本采取“差额补贴价格”，即由政府规定基准价格，市场价格低于基准价格时，国家补贴农民差额部分。

2、直接收入支持

美国农场主可从政府得到两种补贴，一是直接支付，二是反周期种植作物获得的反周期支付；韩国也通过直接支付来支持农民收入；日本对山区等不利地区农户提供直接支付，从而补贴该地区成本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3、投入补贴和保障性措施

美国从信贷优惠、税收优惠、保险、灾害补贴四个方面保障农民收入稳定。美国政府成立了大规模的农业信贷体系，向农场主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生产和销售的中短期贷款等。美国还给予农民各种税收优惠，提高了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4、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日本十分重视农业基础设施，设立了许多资助补贴项目，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十分完善。为支持农协事业，日本政府规定其不用缴纳所得税、营业税以及营业收益税。美国的大型灌溉设施都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投资兴建，小型灌溉设施也由农场主和农业部共同负担，美国农业部以及各州的市场局免费为农场主、批发商和经销商提供农产品供求状况等信息。

二、针对我国国情的改革

针对我国城乡差异现状和人口众多等特殊条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1、促进经济建设

从农业发展角度，政府应提供实现现代农业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转移，确保农业基本资金的稳定，同时支持灌溉、道路、水电等的投资建设；给农民一定的保护价格和补贴，完善我国农业保险体系。政府还可应农民提供气候、作物价格和供求等方面的信息。

我国人口众多，如何吸纳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过剩人口，是农业发展的瓶颈。笔者建议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应在农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吸收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另一方面带动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而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建设良好的融资渠道和投资环境，引导资金流向。

2、推进农村各层次教育

笔者认为，农村教育的改善是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环节，教育差距会不断拉大城乡各项差距。我国教育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初中升学率的差距高达46.19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方面，全国范围内农村生源在重点高校中仅占30%，究其原因还是农村基础教育环节的薄弱。笔者认为，政府应从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和改善师资力量两方面入手，从制度层面实施改革，将优秀的教师队伍引进农村。此外，还应针对农村产业的改变，培养相关人才。

3、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

我国社会福利明显倾向城市，在城市各项保障制度不断健全的同时，农村人口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要改变城乡二元的格局，缩小城乡差距，国家应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给予更多的投入，让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而这无疑需要国家给予巨大的财政支持。

4、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文化生活也有极大差距。电影院、博物馆、健身房、活动中心等设施只集中在城市。乐器学习、游乐场等也只提供给城市儿童。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环境给自身素养注入的内涵城乡具有很大差距。因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现状的重要方面。

笔者认为，政府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现状最重要的主体。制度是改变现有农村经济、文化现状的核心环节。缩小城乡差距，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笔者相信，政府对农村地位的支持有助于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和产业化，从而实现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相应的，农村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提升，较小的地区差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军，代威，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和发展趋势[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

[2] 辛章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与应有的方向[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2）

[3] 赵东龙，城乡一体化——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策建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0，（2）

[4] 李淼，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分层因素和教育公平[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0，（5）

[5] 黄晋太，二元工业化与城市化[G].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6] 王敬华，陈田，城乡统筹发展途径研究[G].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绿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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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篇5

但“城乡二元结构”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有关的讨论中，人们对户籍制度给予了许多关注。这当然是应该的。因为支配了中国社会生活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各界的千呼万唤之下，户籍制度的改革终于开始启动了。在一些小城市，甚至包括像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了相当实质性的进展。由于过去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公民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分，事实上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两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上有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同时也限制了公民对于居住地和劳动地点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含义，这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户籍制度改革本身不是最终的目标。户籍制度改革最终的目标是消除“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这种“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社会分割和身份歧视。这样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我们所面对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城乡二元结构”至少是由这样的几个因素构成的。

1．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1951年，公安部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7年政府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使用了“公民”的概念，但公民的最基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却在这个使用“公民”概念的《条例》中被剥夺了。在改革以后，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但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而是实行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作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

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配置的。在实行这种再分配的时候，在城乡之间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比如，教育和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民自己来负担。在改革前，农村中小学的相当一部分开支要由或生产大队来负担。民办教师的报酬，也要由农民来承担。改革以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地恶化了。目前，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500亿元。公共设施就更是如此。国家每年上千亿元的财政开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享受到的极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建设不得不从农村企业、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甚至罚款来解决。现在，一些工程本应由国家财政出资的，但却采取“钓鱼”办法，上级拨一点为“诱饵”，地方财政再挤一点，剩下大部分由乡村自行解决，结果只能是向农民摊派集资。农民自己搞公共建设还有一个更重的负担，就是政府规定的10－20个劳动积累工、5－10个义务工，而绝大多数农村都取了最高数，即农民每年要出30个无偿义务工，有时出工，多数乡村喜欢叫农民出钱，每个工出10－20元，仅此一项全国农民每年负担高达1000－2000亿元。但是，这一负担是不列入国家规定的5％范围的，也就是说在中央的政策里，这不是农民负担。

3．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是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通婚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不是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支撑的。比如，在物资供应方面，1953年以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中国开始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制度。这一制度原则上规定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不负责农业户口的粮油供应。这项制度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取得口粮的可能性。在就业制度方面，国家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早在1951年2月，政务院就了《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进行了修改。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各项劳保待遇，主要包括职工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待遇、公费修养与疗养待遇，职工退休职后的养老金待遇，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待遇，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待遇以及职工死后的丧葬、抚恤待遇等。条例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国家是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的。至于城市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劳保。除上述在业人员享有劳保待遇外，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城市人口可享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在业人口可享有单位近乎无偿提供的住房等。即使是在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生老病死伤残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据统计，1999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社会保障支出126亿元，占11．46％，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相差29．5倍。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土地就成了农民惟一可作生存保障的资源，于是国家又出台了一个农村土地延长30年不变的土地政策。然而，这一政策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将不可避免地阻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版权所有

城乡二元结构篇6

[关键词] 资本流动 趋势与特点 城乡二元结构

一、二元结构中资本流动趋势与途径

1.二元经济结构早期形成阶段

经济发展初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需要以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为前提，而工业生产的扩张是需要伴随投资的扩大的。但此时资本短缺是通常面临的问题，因此资本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就成为一个固定的格局。农业资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市场方式转移，一种是政府方式转移。

（1）市场方式实现的转移。由于农业部门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工业部门的收益率要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借助金融机构吸收农业部门的存款，再贷款给工业部门，从而实现了资本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自发流动。但是这种方式的实现前提是农业有剩余。

（2）政府方式实现的转移。在农业部门的剩余不足条件下，要实现资本的转移还要借助于政府的方式。通过政府实现农业部门资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主要有两种手段――征收农业税和形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2.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资本流动特点

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单向流动的格局将发生改变，城市资本开始农业部门的反哺。为什么会出现资本这样的流动趋势？第一，虽然伴随经济的发展农业比重的降低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但是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而一味地从农业部门汲取剩余促进城市现代部门的扩张，必然会阻滞农业的发展。当农业的发展受到过度削弱，就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就会显现。第二，从城市现代部门单向索取农村传统部门的剩余，必然带来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当这种差距过大时，会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同时也会影响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由于农业部门投资的低回报率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有效实现资本由城市向农村的流动。政府发挥了对农业部门资金支持作用，促进了城乡资本的良性互动。政府的这种资金支持主要是通过财政和信贷两个途径进行的。在财政方面，主要是加大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更新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社会保险和救助等方面的支出。在信贷方面，主要是建立专门的农业信贷机构，通过优惠信贷政策支持农业部门发展。

二、辽宁二元结构中资本流动的形成及演变

建国初期辽宁工业化进程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人均收入的初始水平很低，国民储蓄能力显然不足以支撑工业化开展，因而工业化的根基是非常脆弱的。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辽宁在传统农业部门庞大的情况下，优先发展与农业产业关联度低，对资金需求量大的重工业部门。建国初期重工业重点项目156项，其中24项选择建在了辽宁。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各部委竞相到辽宁来投资，到1978年辽宁基本建设投资达428亿元。到1978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和上缴财政都接近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重工业产值居全国第一位，财政收入居全国第二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剩余就成为工业部门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而改革开放后，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城乡之间资本的单向流动格局却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市场经济面前，习惯以计划经济运作的辽宁经济在工业方面表现出的不适应使其无力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当然任务。

辽宁工业部门汲取农业剩余也是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金融机构等途径实现的。第一，农业税渠道。农业税在历史上一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41％。改革开放初期辽宁虽然是个弱质农业省，但农业各年税收总量并不低，可以认为这中间的很大一部分是为工业化和现代部门成长服务的。第二，通过剪刀差的方式。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保证了把农产品通过低价销售给工业部门，把一部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渐取消后，价格剪刀差的现象却没有消失，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升幅度远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价幅度。第三，通过金融机构转移农业剩余。金融机构在农村的营业网点以及农村信用社是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的一条主要途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资金的流动格局并未发生改变，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向仍然主要是城市,辽宁固定资产投资的85%是投向城市。

三、 城市资本支持农村的方式

资本这种流动格局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日益加剧。随着当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已经具备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资本支持农村发展成为当前的选择。

1.拓宽财政支农的范围

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农业科研、教育及技术推广体系建设；重视财政对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的支持，从而建立起完整的政府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此外，政府财政重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包括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其反贫困等。重视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和财力手段的运用，引导社会性投入，从而建立起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多元化投入渠道。

2.金融体系的支持

国家银行的信贷资金要优先用于发放农业贷款，保证农业贷款资金能够及时足额到位。完善农业金融体制，引导农民的资金用于农业，加快建立由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等多样化金融机构组成的、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体系，把参与规模经营的产业化龙头企业、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纳入服务范围，以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城乡二元结构篇7

部分农村社区“农”的色彩将越来越淡

十七大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对城市社区我们比较熟悉，但农村社区就相对陌生了，农村社区是怎么定义的？

社区是现代社会的细胞。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以共同意识和利益为纽带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城市是指居民聚居的街道、院落和小区；在农村是指自然村落即行政村。具体地讲，农村社区就是聚居在城镇以外的，以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业及其加工产业）的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既包括农村居民生活的自然区域环境，也包括在这些辖区内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社会群体。

农村社区有什么特点？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的内在凝聚力更强、生产功能更突出、生态地位更重要。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农村社区会出现分化。其中一体化进程中受城市化或城镇化影响较大的行政社区村，其村的建制虽然存在，但“农”的色彩将越来越淡。如成都市锦江区的红砂村、温江区的红旗村等，正在向涉农街道转变，其发展趋势是城市化。还有一些社区虽然是农村，仍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本，但第一产业的重要性和比重已大大降低；居民普遍身兼多业多职，社区内有数量不等的流动人口；辖区内有了外来的企业、单位等，这是属于城郊型的农村社区。还有相当多数的以农为主的农村社区，其建设目标是坚持村民自治，改善生产和居住条件，建设安居乐业的生态家园，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基础设施齐备、公共服务完善、生态环境良好、人口规模和密度减少的现代农村。

我国目前的农村社区建设情况如何？

中国城乡二元的特征在社区发展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城市社区的发展得到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而农村社区的发展直到*年以后才开始逐渐获得公共资源和政策的支持。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社区建设”目前刚刚起步。*年以来，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先后开始推行“农村村落社区建设”，从“农村社区发展”着手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年国家民政部在215个县开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实验。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的农村社区建设政策体系还没有形成，还有待于各地的创新和探索。就区域发展而言，农村社区是否能够像城市社区一样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是农村发展能否与城市发展并驾齐驱的关键，也是城乡二元结构能否从根本上得到破解的关键。

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

有人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包括了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必要提农村社区建设吗？

很有必要。社会建设需要从社区开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应从农村社区开始。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社区建设要解决的是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问题，是社区内的矛盾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农村社区建设同样应该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还应避免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农村社区建设不是“社区拆迁”，而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和社区的需求，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协商合作下进行的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是在原社区的基础上进行的区位调整、结构调整、公共设施建设和原居住环境的改建，以及社区组织结构、管理机制、服务机制等诸多方面的改变。其次，农村社区建设不应是“政府行为”，而是在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下，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对农村社区结构的重新调整，包括社区区位、人口户籍、产业、组织、管理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和建设。再次，农村社区建设不单是盖房修路、建公共服务设施、搞绿化美化等硬件建设，而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社区的全面建设，尤其是“软件”———制度和能力的建设。最后，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农村自身的发展建设过程，还是国家“城市反哺农村”，“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利”，“缩小贫富差距”等公共政策的落实过程。

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制度创新

农村社区建设能否走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子，对其经验进行复制呢？

由于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其建设目标、路径和建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走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子，也不可能简单地“全覆盖”、“一体化”———把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获得的经验和方法套用到农村，把城市社区建设的政策照搬于农村，将违背农村发展实际，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就农村社区建设，请您提出建议。

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根据区域发展需要以及村民的愿望，在有条件的社区，以现有社区———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础，由村民委员会牵头，组织本辖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提出制定本社区的建设计划。要在城乡统筹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更积极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及其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均衡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以此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府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城乡二元结构篇8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 农民工；影响；对策

一、农民工与城乡二元结构

1.城乡二元结构的含义及产生

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出现二元性。在我国，城市的工业化程度很高，是非常典型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在我国初期，农村经济一直都是以促进城市经济为目的的，农村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在公共服务方面，我国的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了城乡人口的流动，除了控制人民群众的自由之外，在社会资源和政策扶持方面，国家对城市和农村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城市里，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如医保、低保和住房供给都远远优于农村，教育资源城市也比农村先进很多；在政治方面，不论是基层政治建设还是国家整体政治，城市都要优于农村。在建国初期，我国城乡建设都很落后，为了使我国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加快城市化进程，国家实行农村推动城镇发展政策，鼓励先富，这种政策确实十分奏效。我国在短短数十年间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城乡差距过大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

2.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的影响

城市二元结构对农民工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第一，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第三产业兴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高。这些劳动力相对存在于农村，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影响，农村劳动者不能准确的掌握劳动信息，城乡劳动力市场不对称，导致大量农民工没有明确的流动方向和固定的处所，而我国独有户籍制度也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难度。第二，农民工的身份受到很大的制约。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农村户口很难变成城市户口，再加上我国土地政策的制约，导致我国农民即使离开了土地来到城市务工，还是离不开户口所在地。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努力工作甚至定居，仍旧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和社会福利。第三，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缺乏社会支持。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并不存在大规模的人员流动，除了国家政策调整，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工作也是暂时性的，他们的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都主要存在于农村，和城市没有太多的联系，他们多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每天就是工作，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在社会地位和声望及权利方面都处在劣势地位，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城市的上流社会，和他们在一起的，也是外来务工的，始终都不能进入城市的生活圈子。第四，农民工极度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城市居民长期享有高福利、高就业、高补贴的待遇，而农民工却不能享受这些待遇，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没有平等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第五，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受到影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教育二元性导致农民工接受的教育和城市居民不一样，他们的观念一般都比较落后，而在城市生活中，他们生活在最低层，工作辛苦，薪水却很低，而且可能会被城市居民歧视，长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可能导致农民工产生仇视心理，做出一些伤害自己和社会的事情。

二、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影响的对策

1.加快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

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以解除农民工流动的限制，保证就业信息的流通，可以满足第三产业的需要，也可以带动城市的优秀人才去农村发展，促进城乡同时发展，调整农村的生产结构，促进新农村建设。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应该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确保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保，如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和工商保险等，增加社保资金的来源渠道，政府、单位和个人都要负担起来。给农民工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金，使农民工失业时不至于走投无路，而做出极端事件。

3.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保障教育公平

农民工在城市长期打工，很多农民工在城市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或者把原本在农村的小孩接来城市上学。但是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和城市的小孩一样享受平等的待遇。农民工的孩子如果想要和城市小孩一起上学就必须交高昂的费用，而专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学校虽然便宜，但是教学条件很差。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体现出了教育的公平性原则，有利于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促进农民工以及他们孩子的城市化。

三、结语

城乡二元结构是建国初期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虽然我国现在是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而且城乡差距过大，农民工的幸福感很低。农民工为城市化建设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但是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回报，很多社会问题也由此而来。我们的社会工作者应该重视并着力解决这个问题，使人们真正地过上幸福的生活。

参考文献：

[1]王 莹 罗银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研究回顾”，《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年第2期，第72页.

[2]姜作培：农民市民化必须突破五大障碍[J].城市规划，2009，16 （3）：18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