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范文
时间：2023-02-27 23:03:45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二元结构；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替代性
中图分类号：F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13-06
实现工业化、推进城市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乡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大的基本关系之一。如何认识和处理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城乡关系现状的集中表现，分析城乡关系需要正确认识城乡二元结构，关键是要重新发现和科学认识农业。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理论界研究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与主要政策取向①。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了中国的城乡差距。据此，消除城乡差距关键就是要改变甚至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以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②，实质是要将农村变为城市，把农民变成市民，用工商业取代农业。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在实践中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在理论上很有商榷和辨析的必要。
1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客观性及其意义
城市与乡村是工业与农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工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时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③迄今为止，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状态从全球范围看，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文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指城市与农村两种具有不同性质和特征的事物同时并存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象。
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城与乡历来都不是一体的，二者不仅外在特征差异明显，而且内在性质也有很大区别。在形成方式与地理特点上，城市主要是人工创造的而农村主要是自然产生的，城市是聚集性的而农村是分散化的。在产业性质与产业特点上，农村以农业为主，城市以工商业为主；农业是自然性的，工业是制造性的。在社会功能与相互关系上，农村主要提供食物与部分工业原料，城市主要提供劳动生产资料与加工产品；农业是民生的根本与工业的重要基础，工业是经济的主导与主体。二者功能与作用不同，是明显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差别十分明显。因此，农村与农业存在的作用和意义重大，基于这种差异和分工而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客观存在，具有必然性。
城市与乡村不能人为消灭，城乡二元结构也就不可能人为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城乡对立关系消失时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④城乡二元结构是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其存在与否取决于客观条件是否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由空间（地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体制结构组成。工业与农业生产方式差异的消失，城市与农村社会分工职能的改变，是城乡二元结构解体的基本条件。只要人类存在，只要新的、非自然的或工业化的生产粮食等农产品的方式没有出现，农业与农村就不可能消失，城乡二元结构就仍然还会存在。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与工业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异不可能消失，农村与城市的社会分工仍然还会存在。因此，城乡二元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消失的可能性很小。
城乡二元结构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进一步由其存在的普遍性来证明。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资本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尚无一个是只有工商业和城市、没有农业和农村的一元结构经济社会。而且它们的农业普遍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也是全球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这是因为，农业是工业和商业的基础，农村是城市的重要依托，农业及其发展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也是工业化成功的重要保证。保尔•贝洛什认为，农业跃进是工业革命启动的首要因素；E•琼斯根据对工业化国家历史的比较研究指出，这些（工业化）国家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农业生产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⑤。布罗代尔以英国为例进一步论述了上述观点。他指出，英国农业在工业革命前就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进步，它对工业革命具有三大好处：首先使农产品能支持17世纪50年代开始的猛烈人口增长，其次培养了工业后备劳动力，第三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⑥。英国的工业革命中牺牲的主要是农民尤其是佃农和自耕农的利益，但这种工业化与城市化并没有使农村消失、更没有使农业衰落，相反，农业本身获得了新的发展⑦，仍然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当今世界强国美国，同时也是世界农业大国，其粮食等农产品出口在全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不具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从全球范围讲，至少是能用其他方式替代农业，解决人类的吃饭需求问题；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看，至少是能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获取粮食和食物。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耕地又短缺的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中国的吃饭问题不能也难以完全依赖其他国家来解决。保护土地，发展农业关系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差距
农业往往被不加区分地简单等同于传统农业和传统部门。实际上农业完全能够成为现代农业和现代部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比较效益差别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高低的基本因素，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低主要是传统农业的低效益造成的，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没有关系，也不能证明农业是低效产业。
城乡一体化的基本依据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造成农民收入低，城乡差距和发展不协调的根源。它隐含的重要假设是，农业是一种低效率低产出低效益产业。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际上难以成立。
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应区分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益与总收益两个概念。农村居民收入是一个总产出与总收益概念。假定农村居民收入全部来自农业，那么其收入就等于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益与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的乘积。因此，单位土地产出效益和土地总面积是决定农村居民收入的两个内在的主要因素。在单位面积产出效益一定时，收入高低关键取决于土地总面积，即占有耕地和土地资源的多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多，农民就富裕；人均资源少，农民就贫穷。在土地总面积一定时，收入高低及其增长则关键取决于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益及其增长。因此，农业产出效益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农民收入低不能证明农业是低效益产业。
传统农业形态与现代农业形态并存是当今世界农业的特有现象。判断农业的产出效益与效率，应该区别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入产出率两个概念来分析。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现代农业是一种高效益、高产出产业。在农业现代化最成功的那些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工业快得多。1950~1959年间，西北欧10国的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20%，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1940年到1961年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3倍⑧。发达国家农业效益普遍比较高，是高产出高收益产业。1991年荷兰的土地生产率为2468美元／公顷，劳动生产率是44339美元／人，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⑨。1998年，丹麦的农业劳动者约占世界农业劳动者总数的0.009%，但生产的肉类占世界的0.92%，谷物占世界的0.453%⑩。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普遍不超过5%B11，劳动生产率明显很高。因此，断言农业是低效产业，与现代农业的高效率并不符合。
从资本投入产出率来分析，即使是处于向现代农业转型初期的传统农业，投入产出比也很高，是一种资本投入产出效益很高的产业。以中国为例。长期投资是影响短期和未来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从长期投资即固定资本投入（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产出率来分析。200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17251亿元，其中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生产总值是17092亿元，工业生产总值是53093亿元；同年度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2909亿元，其中农业为417亿元，工业（此处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是不完全的）为7498亿元。那么，全国的平均固定资本投入产出收益率就是5.11，工业固定资本投入产出收益率是7.08，而农业固定资本投入产出收益率则是40.98。农业是工业的5.78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这种比率关系，从长期看也是相当稳定的。再从短期流动资本占用效率来分析。2003年，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短期贷款余额是74248亿元，其中工业是20190亿元，农业是6885亿元。那么，1元金融资金带动的产出效益，全国平均是1.57元、工业是2.62元、农业是2.48元B12。农业的流动资本产出率和使用效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比工业略低，主要是农业生产周期长。因此，农业是低投入高产出的高效益产业，断言农业是低产出低效益的观点并不成立。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就生产效率和收入贡献而言，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是出现城乡差别的基本因素。城乡二元结构在全球普遍存在，但并不是所有存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现象。多数发达国家就不明显甚至没有，其农村居民收入甚至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收入。以农业强国丹麦为例，1998年，丹麦农民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谷物种植者平均年纯收入为17.9万丹麦克朗，养牛和乳品生产者纯收入为20.9万丹麦克朗，养猪农户纯收入为49.7万丹麦克朗B13。按2003年6.31丹麦克朗兑换1美元的汇率计算，分别为2.84万美元、3.31万美元和7.88万美元，这种收入水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也是望尘莫及的。澳大利亚农场主年均收入一般可达10万澳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澳大利亚也属于中等偏上B14。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多样化现象说明，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差距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再进一步比较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特点，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农业性质和形态不同。发达国家普遍是现代农业，多数是现代化农业生产；而传统农业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多见，传统生产方式仍占据重要地位。以日本和印度为例，1957~1959年，日本每英亩土地的产量是印度的8倍B15，差距惊人。由此可以推断，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产出效益差异，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出现不同结果的基本原因。也否定了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收入低，出现城乡差距，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农业的低产出和低效益，并不能证明农业就是一种低效益产业，更不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
中国目前的城乡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传统农业造成的，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必然联系。一般情况下，农业是农民取得收入的基本来源。传统农业是土地与自然条件决定型产业。农业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或缓慢变化，资本与技术的投入相对不足。传统农业中的产出和收益高度依赖于土地数量与质量，土地和耕地面积的多少是决定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同时，市场环境、农作物种类、自然条件等通过对农产品价格、产量、质量等发生作用，也会对收入产生一定的甚至是重要的影响。中国农业目前尚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初期阶段。农村居民收入低，从短期和直接原因分析，主要在于人均耕地太少，是人多与地少的矛盾造成的。从比较和深层原因分析，关键在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低效益和低产出，单位面积产出和效益太低。
比较中国和荷兰的农业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效益，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荷兰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但荷兰的农产品出口率却居世界前列，农业生产效益是全球最高的。荷兰的农用地（即耕地和牧场）总面积约197.1万公顷，每公顷的净出口额达到15008美元，即每平方米农用地净出口额为1.5美元B16。假定中国的耕地面积按2005年的18.31亿亩计算B17，农业增加值按200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2718亿元计算B18，那么，中国每平方米耕地产出效益就是1.86元人民币。荷兰的单位农用地出口额就是中国单位耕地产出额的6.9倍以上，差距惊人。按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现在的农村居民收入基本来自农业。那么，只要中国农业单位耕地面积产出效益提高4到5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就可以大大缩小甚至基本持平。因此，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影响了农民收入，造成了城乡差距。
3发展现代农业
城市与工业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消除城乡差距首先必须立足农村，发展现代农业。
迄今为止，农业仍然是多数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虽然多数发达工业国家直接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较少，但如果把农业理解为广义农业即从“田间到餐桌”的体系，那么在此体系中就业的劳动力就相当多了。美国1991年在农业本身就业的劳动力只占全国的2%，但在农业体系中就业的人数则占到全国的17%B19，比重是相当高的。中国农业劳动力2001年占到全国劳动力的50%B20，农业吸纳的劳动力明显太多。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需要缓解人多地少矛盾。农村本身无法解决，因为中国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土地面积难以增加条件下，单位土地产出效益短期提高有限时，减少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工业和城市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还应该客观评估城市与工业吸纳就业和实现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的能力。据分析，近年来中国就业弹性系数较低，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下降了1／3，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趋缓B21。另外，城市劳动力已经出现了总量过剩，绝大多数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失业和就业不充分问题。在此情况下，又赋予城市每年吸纳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责任，无疑是难上加难。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城市和工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多数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富裕问题。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省等地近两年出现的所谓“民工荒”，中国许多大城市出现的所谓“保姆荒”，根本原因就是工资太低，实际收入太少。因此，必须立足农业和农村找出路，发展现代农业，振兴农村。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农业完全能够成为一种高产出、高效益的产业。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初期阶段的中国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完全可能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甚至主要手段，成为农村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动力。因为“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土地的差别是最不重要的，物质资本的质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而农民的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即“能替代土地要素的生产正日益重要起来。”B22为此，关键是要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现代农业在一定意义上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与技术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投资农业,增加农业投资。
4替代型城乡一体化的代价与后果
城市化工业化可分为城乡替代型和城乡协调互补型两种模式。替代模式是一种城乡结构的转换过程和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替代过程，互补模式是城乡共同成长或工业与城市发展不损害农村和农民的方式。英国是替代模式的一种典型，美国则代表了一种互补模式。工业革命前后的英国，通过长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千百万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以他们流离失所和贫困为巨大代价，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城市对农村的部分替代，其残酷性至今仍被诟病和谴责。美国则是把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结合起来，在不损害农民和农村的前提下，依托农业和资源发展工业，依靠高工资、高生活质量吸引农村人口和移民向工业与城市集中，以较低的成本和代价，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保持了农业与农村的独立和发展。英国与美国不同的经验启示我们：城乡共同发展是可以实现多快好省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为此，必须尽可能减小发展的替代性，降低发展成本和代价。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和大国，农业开发较早。工业和城市不可避免要在挤占农业和农村空间与用地中发展，必然是城乡替代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国又人多地少，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在土地稀缺与人口过剩等约束中进行，触及土地与农民这两个核心问题，具有典型替代性特征，必然成本较高且发展和扩张有极限。替展模式可以分为完全替代和部分替代。城乡一体化是以空间扩张与土地扩大为基本方式的，是最典型的完全替代模式。主要表现是大量耕地和农村消失，土地开发热和圈地热出现；现有城市规模和空间急剧扩大，新城市大量出现，小城镇迅速发展；工业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替代是有成本的，需要付出代价。替代越完全，成本代价越高。因此，城乡一体化是成本和代价最高的一种模式，导致的后果和危害也最为严重。
第一，耕地大量减少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民族生存。多年来，主要由于工业、城市和交通等建设用地，我国耕地面积一直呈逐年减少态势。1996年全国耕地总面积是19.51亿亩B23，到2005年锐减到18.31亿亩B24，九年净减少耕地达1.2亿亩。若以此速度继续减少，130年后，中国就会无地可耕。到不了那时，谁养活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性的灾难和头号难题。保护耕地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矛盾冲突，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第二，大量农村人口失去土地导致农民无业化、贫困化问题突出。中国的农村人口目前占60%，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是转型期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但是，大量征用正加速把千百万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失地农民的问题日益严重，正在演变成严峻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按每九年耕地减少1.2亿亩、农村人均2亩地算，未来九年内，全国失地人口就是6000万，至少有2000多万失地农民需要重新就业。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失地农民就业难，还会进一步加剧全国的就业矛盾。农民无业化、贫困化现象已经出现，大量农民有沦为城市新贫民的危险，存在被社会边缘化的可能。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一些地方政府自身资金紧张，低价从农民手中强行征地，用低廉的土地作为发展的主要手段。这种把发展和繁荣建立于剥夺农民土地、牺牲农民利益、不顾农民痛苦之上的方式，是导致农民无业化、贫困化，引发农民与政府矛盾的根源。它加速了社会两极分化，制造了不公平与不和谐，可能产生一种畸形的发展与畸形的繁荣，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形象工程、腐败等问题也由此而生。
第三，工业和城市空间的高扩张与土地利用的低效率并存，土地浪费严重、外部性成本高。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应讲求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土地的产出率在农业上是一个已经被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工业和城市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问题则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工业和城市发展初中期尤其如此。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高低必须成为衡量工业和城市扩张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城市土地的利用率低、土地闲置浪费相当严重。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土地107.93万亩，空闲土地84.24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3.44万亩，三类土地总量为395.61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B25。与此相关，土地产出率也很低。2001年新加坡、香港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产出率分别达到11.8亿元和12.3亿元B26。而2004年上海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率为11751.2万元，北京为2549.6万元，天津为2463.8万元，重庆仅为323.5万元B27。上海土地产出率尚不到新加坡和香港的1/10，重庆不到上海的1/30。这说明，我国不仅城市土地产出率低，而且城市之间差距惊人。与土地撂荒闲置、低利用率和低产出率相伴随，一些城市出现了消费化甚至空心化的趋势。低效率低产出的背后是高代价高成本：耕地减少、粮食受损、农民失业，资源浪费、短缺加剧、价格上升，环境污染、健康恶化、治理投入与医疗支出增加。
5土地集约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道路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替代性特征和耕地稀缺的国情决定了正确处理土地与工业、土地与城市的关系至关重要。工业和城市发展需要以农业为基础和支撑，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尽量减少替代性，降低发展成本和代价，走土地集约型发展道路。
城乡关系的核心是农业与工业。农业大国工业的发展更需要农业发展及其现代化来支撑。在论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时对此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的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B28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个论断的科学性仍然是不容置疑的。
土地是生存之本、财富之母。土地是中国最重要最稀缺的战略资源，保护好土地关系国家的根本利益。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必须把节约保护耕地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
土地集约型发展模式是立足节约土地和提高使用效率，尽量减少农业、农民、农村损失的部分替代型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土地集约型发展模式成本和代价相对较低，有利于实现工业与农业共同发展，城市与农村和谐共荣，符合中国国情，是中国的最佳选择。应合理确定城市布局和工业布局，限制城市数量。严格控制工业和城市用地，提高其土地的产出和效率。加强对政府的约束和管理，防止盲目扩张倾向。改革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支配权和土地处置收益权,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抑制土地资本化趋势，防止圈地炒地以土地牟利。保护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限制工业在农村过度扩张。
综上所述，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和重要作用。中国的城乡差距根源于落后的传统农业，替代型的城乡一体化的做法需要纠正和防止。工业化与城市化应立足于节约土地，不能以牺牲耕地、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代价。应在承认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前提下，走工业与农业共同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道路。农业与农村仍然具有深厚的发展潜力，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仅仅依靠城市与工业是不现实的，放弃农业与农村是危险的，必须坚持依托城市与振兴农村并重原则，走农业现代化和实现工业化并举的道路。
注释：
①黄泰岩.2006中国经济研究十大热点探析［N］.人民日报,2007-2-9.
②有关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主张城乡一体化的观点在中国多种学术期刊、报纸、官员讲话与政府报告中均可以看到。这种以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为依据的观点，目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占据主导地位，是主流性意见。许多地方政府正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由，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反思和审视这种观点与现象，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均十分重大。
③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4―105.
④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3:646.
⑤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3:647,650,652―653.
⑥w.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年至1939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章、第9章。
⑦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14,17.
⑧荷兰农业概况［EB/OL］.中国农业外经外贸信息网.
⑨丹麦农业概况［EB/OL］.中国农业外经外贸信息网.
⑩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构成［M］.中国统计年鉴，2004.
B11以上基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
B12《丹麦农业概况［EB/OL］.中国农业外经外贸信息网.
B13聂建明澳大利亚农业［J］.作物研究》2005,(1).
B14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7.
B15荷兰农业概况［EB/OL］.中国农业外经外贸信息网.
B16中国国土资源部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N］.人民日报,2006-4-29.
B17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B18美国农业概况［EB/OL］.中国农业外经外贸信息网.
B19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构成［M］.中国统计年鉴，2004.
B20刘羊.如何看待经济高增长下的就业形势［N］.甘肃日报,2006-7-23.
B2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3-14.
B22中国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等：《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2001年8月1日。
B23B24中国国土资源部.200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N］.人民日报,2006-4-29.
B25宗和楚.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J］.前线,2005,(5).
B26艾枚.土地产出率为1511.9万元，江苏土地贡献居各省之首［N］.江南时报,2005-6-8.
B2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M］.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6.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费景汉,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M］.商务印书馆，2004.
［5］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6］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商务印书馆，2004.
［7］蒙德拉克.农业与经济增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何元锋（1965―），男，中共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2篇
摘要：研究如何破解二元结构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面对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困境，寻找二元结构转变途径格外紧迫。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成为人们寻求破解我国农业困境的突破口。一种科学的农业土地分配及生产制度对于脱离城乡二元结构现状是十分必要的。关键词：农业生产制度；二元结构；劳动力流动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38－03一、引言自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结构”理论，我们才意识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困扰。由此，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也成为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一大瓶颈。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工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先进的技术水平给工人带来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与福利水平；而农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落后的耕种技术造成了农民的低收入以及极不完善的各种相关福利保障体系。德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史漫飞曾经指出，制度的重要性在于，一种先进的制度一旦建立并取代先前的存在漏洞的旧制度，便会极大地促进效率的提高。对于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我们也应当重点考虑制度的因素。怎样的制度变革才能使得农村落后的面貌得以改善，使得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有效的提高？土地制度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先进生产技术的大范围普及，使得我国农业从根本上摆脱落后的面貌，成功逾越与先进工业之间的鸿沟。二、提出一种新型农业生产制度的假设（一）现行农业生产制度的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便确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正是由于之前的“”制度不能有效地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由此可见，只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彻底改变当时的困境。也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极高地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使得这一土地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土地制度的确立将土地分配给每户村民，由各家分别组织耕种各家分得的土地，有效地激励了各户农民为了各自的收入而努力地耕作。这便是先进制度代替落后制度的变迁过程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然而，在此基础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3篇
老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思维习惯，而制度变迁就是随着技术的推动和利益集团的对抗，人们相应做出适应环境改变的反应过程。这一变迁的结果并不都是向上的，具体衡量标准是“生活的便利程度”，即只要能够提高共同体整体的生活便利程度，就是进步的制度变迁，反之，则为落后的制度变迁。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在“需求―供给”框架下对制度和制度变迁进行分析，认为制度变迁所获收益大于变迁所需成本时，才会引起制度不均衡，诱致制度变迁。借鉴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林毅夫提出强制性制度变迁。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受到由制度不均衡引起的潜在获利机会的引诱而自发进行的倡导、组织和实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通过政府法律和法令实施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
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于不能获取专利，难免遇到搭便车和外部性问题。虽然意识形态和制度企业家可以弱化它们，但不能消除它们。所以，新制度安排仅仅依靠诱致性制度创新不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最优供给，需要通过国家干预来补救制度供给的不足，即强制性制度安排。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渊源及形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度变迁的产物，具有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的特质，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伴生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形成于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则形成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政治上可以称得上是巨人，但在经济领域由于长期受到战争的破坏，仍是个矮子，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为了改变这一经济落后现状，我国走了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战略道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制度变迁主体来看，属于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
然而，对处于发展中的我国而言，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本严重不足，劳动力却极为丰富，按照市场价值规律，市场会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有悖于我国确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构想。我国若要实现工业化目标，就必须建立匹配的制度安排，即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地利用国家的行政手段压低资本、原材料、能源、外汇、农产品和劳动力的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所需成本。为了尽可能地提取农产品剩余，1953年，我国政府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提留资本原始积累，全面支持重工业发展。因此，为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我国自上而下地主导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相应的制度安排是一系列缺乏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宏观经营机制，以及对资源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的配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内生地形成了，体现了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1953-1957年间，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实施阶段，迁入城市人口年年递增。当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后，城镇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意味着粮食统销供应对象的相应增加，这对当时所能统购的有限粮食提出了严峻挑战。1958年实行的户籍制度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极大地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除了户籍迁移制度外，在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由户籍引起的二元管理模式基本形成。
目前，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即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由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二元结构的形成就在于由国家主导的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变迁引致的政策失败。事实上，这些制度安排使农业部门和农民对工业化做贡献的同时承担着昂贵的成本，因此具有非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
如果将中国二元结构的形成归因于制度和政策的话，那么二元结构的差距变化则要随着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拉大缩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开始转型，在此期间，中国农民为获得由制度非均衡引致的潜在获利机会，自发性进行了制度变迁。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初政府是明令禁止包产到户的。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去集体化改革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展开的。我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是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一个名为“九龙坡”（比官方认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拓者安徽省小岗村早两年多）的小山村，该村在当时是有名的“乞丐村”。1976年9月公社党委书记邓天元和一小群干部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辩论，决定采用“试验田”的方式将边角耕地包产到户，这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如果说集体耕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管理的一种极端形式，那么每个家庭以私人形式各自管理农业生产的包产到户则是另一个极端。两者之间的承包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198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时期农民和地方政府扮演了发起者和推动者角色，这是由“边缘”地区引起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存的结果，具有较高的帕累托改进效果。
与农业的边缘革命一道，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的崛起、个体经济的重启、相应开放的经济特区都激活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二）偏向城市导向的制度变迁
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近10年的经济强劲增长后，1988-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到了尤为突出的危机。1988年9月，为了遏制不断攀高的通货膨胀，消除恐慌性提款及抢购，政府紧急启动了财政紧缩方案，该方案包括收紧银行信贷及货币供给，同时对一些选定的，尤其是与私营部门有关的改革措施进行压制，甚至反其道而行。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城市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对农民而言，社保制度缺位，绝大多数普通农民的收入增加缓慢。二元结构强度再次强化，是落后的制度变迁，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变迁。
（三）城乡结构由二元转向一元的制度变迁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遏制城乡二元结构失衡的政策。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针对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提出五个统筹方针，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2005年，党中央将“三农”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希望通过新农村建设来振兴农村经济；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2年，党的十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并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新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政策以及广泛的社会支持下开始朝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元化路径质变。
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的前提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存在适应预期或认同心理，即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当这种契约给人们带来巨大好处时，人们会对之产生强烈而普遍的适应预期或认同心理，从而使制度进一步处于支配地位。以农村近几年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这两项制度普遍获得了农民的赞许，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缩小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政策制定者应该抓住人们的这种认同心理，继续深入拓宽其他领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三农”问题。
（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明确农民土地权利，谨防“搭便车”，是城乡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的关键
在诺斯看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产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在制度上作出安排；二是确立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权。在坚持土地制度国有的前提下，明晰农民土地产权，谨防“搭便车”，根除行政权利支配农民土地权利，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提出真正惠及农民的土地制度安排，缩小城乡差距。
（三）创新新型农村金融制度，推动金融体系均衡化，是城乡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的活力源泉
一直以来，国家侧重于城市的金融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严重不足，这样一种不规范的市场机制会产生“马太效应”，从而加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完善风险补偿和担保机制，由政府牵头出资、农民和农村企业参股，建立专业化信贷担保机构，鼓励商业性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充分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优点，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一直保持高速平稳的发展，并能有效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西方最近20年一直预言中国崩溃，却次次出错，这都与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有关。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相对集中和发达的城市与相对分散和不发达的乡村这样两个不同部分所构成的中国整体。有人夸张地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方面形容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有体制性原因。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户籍制度管理，户籍制度的核心是福利，比如城市户籍往往有较好的福利保障，尤其是具有在城市就业的优先权；农村户籍人口很难获得城市福利。但农村户籍也并非就什么保障都没有，至少，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所在村社集体获得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可以有一块宅基地。分田到户后，可以分到一块自主经营的土地，等等。
改革开放前，城乡之间是相对分开的，城乡之别是身份性的，农村户籍人口不可以随便进城工作。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大量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经商。到19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制度变革，城市户籍本身所包含的福利开始减少，户籍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逐步脱钩，国家不再为城市户籍人口优先安排工作。城市户籍的商品粮户口也因粮食自由流通而失去意义，商品粮在1990年代取消。城市户籍的含金量减少，一些地方开始放开户籍，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中国相当部分地区推行蓝本城市户口，即若农村户籍人一定费用，可通过自办商品粮而获得蓝本城市户口。
到2005年，国家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最近几年，为进城农民办暂住证的工本费也已取消，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降碍已大为减少。农村户籍人口自由进城已不是问题。体制障碍虽减少，但并不是说农民就可以轻松进城，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城市生活，必须要有足够收入，要有地方住，要能养家糊口。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运气好的可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可以在城市买房，安家，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做一个体面城市人。但目前能有这种好运气的人相当少，其比例恐怕不足进城农民的10%。
其他90%的进城农民，他们一方面在城市务工经商，一方面还要依靠农村的土地养活父母。这样的农民家庭，是依靠务农收入再加上务工收入来维持一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具体说，这种农民家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务农收入提供一家温饱之需和日常支出；年轻人外出务工，其收入成为家庭购买奢侈品或用于发展的收入。因为父母仍然在家，有务农收入，而农村消费又比较低，他们才可获得超出温饱的体面生活。但仅靠城市务工收入，他们仍无力在城市购房，更不可能将年老父母接到城市生活。这样看来，这90%进城农民其实不可能真正成为城市人，他们无法获得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收入条件。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过客，虽然国家统计局一直以来都将这些进城徒民工统计成了城市人口。
目前这种不是用体制而是用收入构成障碍，将农民挡在城市以外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软性的二元结构，它不同于之前的刚性二元结构。这种结构不再是只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就可消除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二元结构是与中国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客观需要性。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一定必然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仅相当于欧美日的1/10左右，产业集中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大都是低端的高竞争、低利润产业，所谓“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中国产业无法为企业赚取高额利润，无法发放给工人较高工资，甚至无法足额交纳国家税收。国家无法收到高比例税额，也就无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拿不到高工资，不敢也不可能高消费；没有高消费，就不可能有可以大量吸收就业的第三产业大发展；没有第三产业大发展，农民进城工作的机会就有一定限度，等等。一句话，在“中国制造”还没有变身“中国创造”时，中国无法从全球贸易中获取更大利益，只能在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交换中输出利益。当然，中国仍然是全球化中的获益者，这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秘密。这个秘密的核心在于，相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更为廉价且素质相当高的劳动力。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能从全球贸易中获取利益。中国之所以能有此优势，正是因为在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家庭可通过代际分工分别从务农和务工中获取收入，可以在不完全依靠务工收入的情况下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或者可以说，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秘密，正是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
有人对此二元结构不满意，希望推动农民积极进城，快速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这些人甚至想通过推动农民土地永久流转等办法，来让农民进城不可逆转。但是，农民能否进城生活的关键，在于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地生存下来。进城农民离开了土地，也就离开了来自土地的收入。此时父母年老不能劳动，带着孙子在城市生活，年轻夫妻则在城市打工，城市的生活费用远高过农村，如此他们怎能维持体面生活？生活质量越来越差，将是一种必然――其他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城市里都存在大规模的贫民窟，就是对这种必然性的注释。这将在城市内部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这难道就是城市化推动者所想要的结果吗？
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是独具特点。它一方面并不在体制上限制农民进城，另一方面，若进城农民感到生活过于艰难、辛酸、无根，还可以返回自己家乡。既可自由进城，又可自由返乡，将选择的权利留给农民自己，这正是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的优点。总体讲，最近10年，农民进城的障碍越来越少，但返乡却变得困难起来。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第二代农民工进城，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不愿回农村生活，他们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城市梦。他们努力务工挣钱，在城里买房，或依靠父母积蓄买房。但他们即使买了房子，务工收入仍不足以养得起自己的家人，甚至无法维持自己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因此，这些进城的年轻人让父母在家种地，自己带子女在城市生活。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不仅不养育父母，而且将父母种地的收入拿到城市消费。这样就出现了新的依靠代际转移进行的城市对乡村的剥削。
留在农村的父母正逐年老去，住在城里的年轻人也正逐年失去在城市务工的年龄优势。一旦年老的父母不再能从事农业生产，已经中年的进城农民又越来越少在城市就业的机会，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否愿意回去，能否回得去？
在推动土地流转，资本积极下乡，农村村社基层组织快速瓦解，小农生产越来越困难的背景下，在主流舆论一再呼吁农村土地应市场化，宅基地应市场化，学者一再论证农村要素市场（主要是土地）必须流动起来的语境下，农民可能很快失去土地，从而失去家乡，进城后就再也不能选择回来。若进城失败，只能到贫民窟中生活。
相对于贫民窟这种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现行的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例如此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失去工作的农民工有地方可退，因而缓解了城市的紧张气氛，从而使中国可以有效应对危机。同时，由于仍在农村的农户家庭可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从而能够生活得比较体面。这样的收入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无论哪一边的收入减少，农户家庭仍可维持温饱。这种总可以维持温饱的小农，是这个社会最保守也最稳定的小农。中国目前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约为9亿。9亿农民稳定，中国重心就稳。纵然一时发生政策失误，也还有调整、回旋的余地；倘若9亿农民这个重心被破坏了，即使细波微澜，也可酿成狂涛巨浪。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资本流动 趋势与特点 城乡二元结构
一、二元结构中资本流动趋势与途径
1.二元经济结构早期形成阶段
经济发展初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需要以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为前提，而工业生产的扩张是需要伴随投资的扩大的。但此时资本短缺是通常面临的问题，因此资本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就成为一个固定的格局。农业资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市场方式转移，一种是政府方式转移。
（1）市场方式实现的转移。由于农业部门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工业部门的收益率要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借助金融机构吸收农业部门的存款，再贷款给工业部门，从而实现了资本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自发流动。但是这种方式的实现前提是农业有剩余。
（2）政府方式实现的转移。在农业部门的剩余不足条件下，要实现资本的转移还要借助于政府的方式。通过政府实现农业部门资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主要有两种手段――征收农业税和形成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2.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资本流动特点
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单向流动的格局将发生改变，城市资本开始农业部门的反哺。为什么会出现资本这样的流动趋势？第一，虽然伴随经济的发展农业比重的降低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但是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而一味地从农业部门汲取剩余促进城市现代部门的扩张，必然会阻滞农业的发展。当农业的发展受到过度削弱，就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就会显现。第二，从城市现代部门单向索取农村传统部门的剩余，必然带来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当这种差距过大时，会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同时也会影响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由于农业部门投资的低回报率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有效实现资本由城市向农村的流动。政府发挥了对农业部门资金支持作用，促进了城乡资本的良性互动。政府的这种资金支持主要是通过财政和信贷两个途径进行的。在财政方面，主要是加大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更新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社会保险和救助等方面的支出。在信贷方面，主要是建立专门的农业信贷机构，通过优惠信贷政策支持农业部门发展。
二、辽宁二元结构中资本流动的形成及演变
建国初期辽宁工业化进程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人均收入的初始水平很低，国民储蓄能力显然不足以支撑工业化开展，因而工业化的根基是非常脆弱的。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辽宁在传统农业部门庞大的情况下，优先发展与农业产业关联度低，对资金需求量大的重工业部门。建国初期重工业重点项目156项，其中24项选择建在了辽宁。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各部委竞相到辽宁来投资，到1978年辽宁基本建设投资达428亿元。到1978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和上缴财政都接近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重工业产值居全国第一位，财政收入居全国第二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剩余就成为工业部门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而改革开放后，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城乡之间资本的单向流动格局却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市场经济面前，习惯以计划经济运作的辽宁经济在工业方面表现出的不适应使其无力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当然任务。
辽宁工业部门汲取农业剩余也是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金融机构等途径实现的。第一，农业税渠道。农业税在历史上一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41％。改革开放初期辽宁虽然是个弱质农业省，但农业各年税收总量并不低，可以认为这中间的很大一部分是为工业化和现代部门成长服务的。第二，通过剪刀差的方式。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保证了把农产品通过低价销售给工业部门，把一部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渐取消后，价格剪刀差的现象却没有消失，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升幅度远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价幅度。第三，通过金融机构转移农业剩余。金融机构在农村的营业网点以及农村信用社是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的一条主要途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资金的流动格局并未发生改变，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向仍然主要是城市,辽宁固定资产投资的85%是投向城市。
三、 城市资本支持农村的方式
资本这种流动格局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日益加剧。随着当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已经具备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资本支持农村发展成为当前的选择。
1.拓宽财政支农的范围
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农业科研、教育及技术推广体系建设；重视财政对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的支持，从而建立起完整的政府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此外，政府财政重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包括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其反贫困等。重视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和财力手段的运用，引导社会性投入，从而建立起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多元化投入渠道。
2.金融体系的支持
国家银行的信贷资金要优先用于发放农业贷款，保证农业贷款资金能够及时足额到位。完善农业金融体制，引导农民的资金用于农业，加快建立由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等多样化金融机构组成的、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体系，把参与规模经营的产业化龙头企业、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纳入服务范围，以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突破；思考
中图分类号：F29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01-02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妨碍着全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阻碍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近年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没有彻底解决，在我国，只有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才有实现的保证。因此，探索切实有效的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解决措施迫在眉睫。
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表现
（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实际上可能更高。由于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如教育、公共用品的消费等无法统计，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用于下一年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据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是5∶1甚至是6∶1[1]。同时，在1994―2002年期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06%，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仅增长4.46%。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接近3倍的背景下，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速度依然高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率。“十五”期间，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4 026.6元进一步扩大到2005年的5 193元，“十五”期末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5∶1左右，全国农村有2 600多万人尚未解决温饱，近6 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
（二）农村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户经营规模小，效率低
美国农业占GDP比重的3%，美国农民仅占其总人口的1.8%，但他们不仅养活了近3亿美国人，而且还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的家庭农场，夫妻二人能经营几百英亩耕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是如此。有资料显示，到2005年底，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比上年度净减少542.4万亩，全国人均耕地由上年的1.41亩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2]。中国农村即使能转移一半农民，土地规模扩大一倍，户均也只有10~15亩，而且中国农村多是单家独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这种超小农户经济，生产效率低，解决温饱都勉强维持，何谈大规模农业经济。
（三）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加工能力低
我国加入各种专业协会和合作社的农户比较少，参加农业产业化农户只有30%左右，大多数农户没有组织，形不成品牌，产品达不到批量，无法参与市场竞争。我国加工农产品仅为农业总产值的38%，农产品采收后处理能力不及产量的20%，而发达国家已达到60%以上，农业发达国家的初级农产品与加工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例达2∶8，我国则是8∶2，从土地到餐桌，农产品的产值初级产品只占增加值的30%，加工、流通环节等环节拿走了70%左右的增加值。
（四）户籍制度使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村城市化水平低
我国长期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把5亿之多农民束缚在农村土地上，虽有1亿左右农民外出打工，乡镇企业吸纳1.4亿劳动力，但我国农村仍剩余2.7亿~3亿之多劳动力，农业本身只需要1.8亿~2亿劳动力，闲置劳动力将近1亿。由于这些闲置劳动力的存在，我国农村平均劳动生产率降低。2001年我国农业与非农业人均创造GDP的比例为1∶5.2，大量人口滞留农村，再加上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使农村非农业分散，形不成规模，城市化水平低。
（五）农业机械化水平低
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实现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质保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每个农业工人拥有的机械设备达1.5万美元，法国和德国的每个农业工人拥有的固定农业资产也达2 000多美元，日本的农业工人拥有的农业固定资产达1 500多美元，而我国农民平均每百亩耕地拥有拖拉机0.77台，配套农机具1.88部，每百户拥有拖拉机6.1台，我国农业机械化投入不足，农机品种、质量、作业项目和机械化服务明显落后[3]。
（六）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质量较低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情况是：大专以上占0.5%，中专占2.0%，高中占9.7%，初中占49.3%，小学占31.1%，文盲半文盲占7.4%。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占13.6%。这样的文化结构，对农村科技推广、城市打工、出国劳务等都是制约因素。此外，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我国农村的交通、电力、物流、资金流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落后，这对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农村科学技术的运用推广都极为不利。
（七）国家对农业保护和扶持力度不够
国际上一般用PSE来测度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它表示政府资源调动政策从100元农业生产者价值中抽取或补贴的资源数量。如果为正值则表示补贴，负值表示抽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1990年研究报告，发达国家平均农业占GDP份额为3%，PSE为51%，发展中国家相应数值为19%和6%，我国的相应数值只为31%和-38.5%。可见当时我国对农业保护程度是很低的，直到2004年中央1号文件发表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性改变。
二、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措施
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这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一）在政府主导的市场机制前提下，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消除城乡隔离状态，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必须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必须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必须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2007年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断完善这一制度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和持久发展提供保障。
（二）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要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农业必须有较高的生产率。因此，我国农村必须：实行科教兴农战略，积极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技术进步和科学种田，促使先进农业技术能够及时普及推广；必须加快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实现农业劳动力质的飞跃；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鼓励农民和农业经营者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加大对农民购买先进大型农机具的财政补贴力度，鼓励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机械服务等。
（三）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
根据中央1号文件的精神，加快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主要抓好三方面工作：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发展乡镇企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4]；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繁荣小城镇经济，定位准确、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的小城镇对推动农村产业化经营，发挥城镇集聚效应，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5]。对于农村二、三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采取综合有效的配套措施切实解决，力争使不同类型地区农村二、三产业，都能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协调的发展。
（四）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农业科研投入
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力度，措施如下：实行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保护耕地和粮食生产能力，对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有重大意义；各级政府应依法安排并落实对农业和农村的预算支出，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扩大对农业生产的贷款；在总结支持农业和补贴农民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对种植粮食作物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逐步扩大良种补贴的规模和范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农机具购置补贴，在市场粮食价格波动较大，影响农民积极性的时候，政府应采取国家干预政策，确保种粮农民的基本收入。其中要特别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美国对农业部研究机构的直接投入，占农业部投入的一半以上，占整个农业产值的2％~3％，加拿大通过政府对科研投资政策的调整来保证加拿大农业研究重点项目能够准确地反映相关的农工产业界的真正需求，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研究经费的90%来源于政府拨款，印度农业研究委员会的科研经费也主要由国家提供，约占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0.6％~0.7％。而我国的农业科技投入则明显偏低，只有0.3％，而且还存在严重的浪费情况，因此，必须加大农村科研投入。
（五）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深化农村金融信用体制改革，发展和规范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等。通过以上措施的落实实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参考文献：
[1] 吴振坤,辛守良,王兆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大经济难题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2] 国土资源部.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R]，2006.
[3] 余杰,强永亮.中国农业现状与国际比较及改革趋势[J].现代农业科技,2007,(10):34.
[4] 瞿长福.谈乡镇企业发展[N].经济日报,2006-01-08.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二元经济；货币短缺；城乡差距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演 1673-0461（2012）04-0001-04
一、对二元经济论的质疑与反思
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首次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刘易斯本人也因该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二元经济论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并在实践中加以实施，在我国也同样影响深远。
刘易斯研究二元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其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篇便指出：“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做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之所以强调古典学派的假设，是因为他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而这类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和资本，类似于古典经济学研究时代的状况，而非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分析的19世纪后半后期的欧洲发达国家状况。“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劳动力已不是无限供给”，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和兴趣的变化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的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而且，对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而言，似乎可以确实假定经济的扩张是自动的。另一方面，大部分亚洲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经济的扩张不是有保证的”。“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主要在亚洲和东欧）生活在与古典理论假设相符而非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假设相符的条件下，这些地区的居民从古典理论中得到的东西要比从1870年以后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得到的多得多。”
二元经济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传统部门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部门，因而会出现大量的劳动力剩余，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同时，由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随着工业部门扩张，劳动力的工资会在所有过剩农业劳动力被吸收之前保持不变，即形成所谓的“制度工资”。
刘易斯及其继承者费景汉、拉尼斯等提出的二元经济论，将传统农业部门的作用仅仅定位于，在“制度工资”水平上被动地向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的角色，完全忽视了农业部门自身的特征和其与工业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
一方面，二元经济论认为，农业部门在向工业部门输送劳动力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过剩，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将维持在“制度工资”水平不变。然而，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总产量并未受到影响，而农业人口在不断减少（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数量远低于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数量），因而，农村劳动生产率会逐渐提高，平均劳动报酬水平必然会相应提高，农民收入将有所增加，而非该理论所说的“固定在劳动力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之前的‘制度工资’水平上”。事实上，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多年来保持增长态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4元，到了2011年达到6,977元，增长了51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7.7%下降至2010年的43.1%。
另一方面，二元经济论认为，农业部门的作用仅仅是向工业部门单方向输出劳动力，忽视了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发展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农业部门在向工业部门输送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伴随着工业部门形成的现代生产要素投向农业部门的反向流动。事实上，无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完全转移，诸如育种、杂交等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化肥、农具等现代机械设备的使用，都会极大地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进而稳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二元经济论的精华和独特贡献在于，它在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时代，能够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状况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前提不符，进而运用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且在研究中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为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无疑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际意义。然而，该理论对农业部门的分析过于简单化、机械化，忽视了工农两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特征，进而导致其政策主张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纵观近代历史，在二元经济理论提出后的近60年中，尚未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按该理论顺利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日本、韩国等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案例，其成功经验也不能用该理论进行解释（刘易斯在书中也明确将日本视为“例外”）。
二、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
受到二元经济理论的影响，我国在建国后通过“剪刀差”等方式，形成以剥削农业来发展工业的路径，至今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提出“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提出已有十多年，至今尚无明显缩小趋势。笔者认为，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二元结构，需在对二元经济论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部门的特征有更深刻的理解，进而探寻一条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有效转换的政策路径。
（一）我国农村经济的两大基本特征
1. 货币短缺经济系统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8篇
关键词：职业隔离；户籍；城乡差距；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104-05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问题，对于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户籍制度被认为是重要的制度安排。在由国家而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城市所得到的资源远远高于农村，而户籍制度则由限制了在城市工作或居住的农业户籍人口获得城市的资源，这使得尽管在大量农业户籍人口进城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起到的作用是固化了国家再分配的不平等。那么，市场化过程中，初次分配更多的是由市场决定，初次分配是否就能免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呢？其实也相当于问：在职业分配上，是否存在着户籍差异？①
一、文献和研究假设
有关于中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影响，学界有众多的研究，特别是户籍对社会分层和职业流动的影响 [1～2]，以及对职业分配的影响 [3～4]。
陈钊等人 [3] 的研究发现，本地户籍这一并不表征生产率的因素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更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未能持有本地户籍的人口遭遇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而这种障碍是造成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姚先国等人 [4] 以浙江省的人口普查数据开展研究，发现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在职业获得上存在城乡分割。
但是，这种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又是为何存在的呢？蔡昉、都阳、王美艳 [5] 认为，劳动力市场城乡间分割，在改革之前是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在改革以来则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得以维持。而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这也就是说，体制内的单位部门更有可能会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约束而利用户籍制度进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而体制外的市场化部门，将会依据市场利益而较少的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就业排斥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央政府强调城市内部就业的平等，不应该有户籍差距。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地方就业，会借助户籍制度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劳动力人口就业进行筛选。政府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给予帮助并提供保护，同时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施加种种限制。正是通过给予“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不同的待遇，政府的“地方性”才能以展现。这种待遇的不同，更多的体现在政府在限制外来人口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并且在在用人计划、待遇水平方面进行严格管制[6]。
王美艳看来，就业歧视使得很多外来劳动力来到城市后，只能进行“自我雇佣”，收入很低而且相当不稳定，更谈不上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即使能够找到“单位”，通常也只能在非正规部门、或非公有单位就业，很难进入公有单位 [7]。李春玲通过对具有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式的比较，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职业配置还是在职业流动方面，户籍都产生着影响 [8]。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开展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调查数据（CGSS2006）。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其中区（县）、街道（镇）、居委会/村三级已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人口普查）完成抽样。在正式调查之前，先对住户和居民（受访者）抽样，最终获得了10 151份有效问卷，其中城市地区问卷为6 013份，农村问卷4 138份。
由于本文需要讨论户籍壁垒在职业分配上的体现，故而剔除那些从未有从事过非农职业的样本，剩余6 165个有效样本。在职业的测量方面，本文使用数据中被访者所描述的目前工作（或失业退休前的最后一份职业）情况。为了讨论户籍对工作配置的影响，故而在户籍的测量上使用入职前的户籍状况。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个：单位类型和岗位类型。单位类型分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营五类。前三类也可以概括为公有制部门，后两类概括为非公有制部门。岗位类型以管理级别来划分，分为无管理级别、基层管理级别（包括班组长和单位基层管理）、中高层管理级别（包括单位中层管理和单位主要领导）三类。
（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户籍为虚拟变量，为获得当前（或最后）工作之前的户籍状况。有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两种类型，其中城镇户籍人口还包括蓝印户口的非农户籍人口。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职高和技校）、大专及以上（包括相同级别的成人教育）。党员身份指的是在获得当前（或最后）工作之前的情况。年龄指的是获得工作时的年龄。考虑到户口的代际传承作用，研究中使用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的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三、测量
本文要研究的是户籍对职业获得的影响，而测量职业类别的两个变量都是分类变量，这样可以使用多分类logit模型对不同户籍人口对几种职业的获得概率进行估计，从而发现户籍因素是否影响职业获得。
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而获得的全国性数据，故而在建模时需要考虑到抽样设计可能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本文使用调查估计过程来调整可能由于调查抽样所带来的偏误。① 调查估计的PSU权重为抽样设计时的PSU抽选子总体，本次的抽选子总体为：北京市辖区、天津市辖区、上海市辖区、东部省会市辖区、中部省会市辖区、西部省会市辖区、东部区县、中部区县、西部区县共九类。
四、结果
（一）单位隔离
表2显示了不同户籍的居民在单位获得上的多分类logit模型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情况下，以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相比并且以私营企业做参照类，农村户籍的人进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17.2%，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与之类似，拥有农村户籍的人进入集体企业的概率只有具有城市户籍人的42.1%，并且表现显著；尽管农村户籍的人进入政府或事业单位的概率也远低于城市户籍居民，但是并未在0.05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相比之下，具有农村户籍的人更倾向于流向个体经营，但同样统计上未表现显著。
在中国的制度里，户籍可以看出是一种代际传承的因素。孩子出生之后，需要在父亲或者目前户籍所在地办理户籍登记，如果父母均为农村户籍居民，那么孩子基本上也是农村户籍。而绝大部分的父亲或母亲一般会具有相同性质户籍。故而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被访者18周岁时父亲的户籍状况。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户籍性质对被访者进入何种类型的单位具有显著影响（显著度水平均为0.1）。这进一步可以说明，在当前中国，户籍仍然是影响职业获得的制度性因素，而这种户籍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职业隔离，阻碍了农业户口的居民进入一些比较好的单位工作。
控制变量方面，以私营企业为参照组，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更容易获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机关的工作，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性别并不是产生职业隔离的显著因素。而教育程度也只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程度才有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更倾向于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作为收入和地位比较高的部门，吸引了一部分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加入。结合吴晓刚 [1] 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何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职业户籍隔离不显著，这是因为部分具有农村户籍的高教育程度人群加入了这一部门，消除了户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上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户籍制度的部门隔离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问：户籍制度是否会同样造成不同岗位的隔离呢？
（二）岗位隔离
下页表3呈现了户籍对单位内部管理岗位级别进行多分类logit回归的结果。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呈现的是公有制部门和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情况，参照组为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
回归结果显示，在公有制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部门内部隔离，具有农业户籍的员工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仅为城市户籍员工的73.7%，并且统计检验显著（显著度水平为0.01），不过，在成为基层管理人员上，农业户籍的人和城市户籍的人没有显著的区别。在私有部门的管理岗位上，户籍制度没有形成任何壁垒，农业户籍员工和城市户籍员工享有同等的机会成为管理人员。在同样的情况，父亲的户籍情况对于是否成为管理人员没有显著的作用，甚至获得公有制部门的中高层管理岗位概率，父亲为农业户口的员工比为城市户口的员工要高54.2%（显著度水平为0.1）。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父亲为农业户口且今日公有制部门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所以在部门内部也更有可能成为中高层管理者。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虽然上文显示性别因素在进入各部门时没有显著的区别，但是在公有制部门中，男性成为基层管理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女性的2.03倍和3.36倍，并且在0.001的显著度水平上表现显著；在私有制部门，只有在成为中高层管理岗位人员上，男性比女性显著高45.6%。在教育水平方面，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拥有更多成为管理人员的可能性。在公有制部门，一个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概率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的35.89倍，而在私有制部门则仅为4.262倍。此外，党员身份也表现出显著的作用。
总之，在跨越户籍壁垒成功获得了部门职位之后，户籍制度产生的职业隔离效应就基本上消失了。不管是在公有制部门还是在私有制部门的单位内部，成为管理人员更多需要的是个人能力，而户籍所产生的影响有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非农部门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并不只是源于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差异，还源于在中国实施了五十余年的户籍制度。在中国体制内的公有制部门，户籍制度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使得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很难进入具有较高收益和地位的公有制部门，而只能流入体制外的私营部门，而且更多的是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不过，一旦跨越了户籍壁垒而获得职位之后，单位内部便几乎不存在职业的户籍隔离了。
五、小结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2006），讨论了中国初次分配城乡之间趋于公平的前提性假设：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消除。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城乡户籍差异在职业分配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基于城乡户籍差异的就业单位隔离。
在相同的个人情况下，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口在从事非农职业时，进入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农村户籍的人口的就业单位更多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中国虽然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但当前公有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处于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部门限制了具有农村户籍人口的进入，这是产生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的主要原因。
针对农业户籍人口可能人力资本较差，从而导致进入公有制部门较为困难的观点，我们分别讨论了是否在公有制部门以及非公有制部门内部存在基于户籍的岗位分化。数据结果发现，不管在公有制部门还是私有制部门，户籍对岗位区别的作用并不显著，岗位区别的来源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本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农业户籍和城市户籍的人享有相似的部门内部工作岗位。
总之，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基于户籍制度的职业隔离存在，而这种职业隔离的主要来源是进入公有制部门时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机会不平等，而一旦能够进入这些单位之后，户籍对于职业隔离便不再起到作用了。
参考文献：
[1] 吴晓刚.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7，（ 6）.
[2] 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
[3] 陈钊，陆铭，佐藤宏.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J].经济研究，2009，（10）.
[4] 姚先国，瞿晶，钱雪亚.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隔离[J].人口与经济，2009，（1 ）.
[5]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
[6] 余佳，丁金宏.人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中国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J].人口与发展，2010，（2）.
[7] 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8] 李春玲.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J].社会学研究，2006，（5）.
[9] 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经济研究，2004，（7 ）.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9篇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破”在眉睫
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表现在：在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条件下，以街道办事处为代表的城市政权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非农业户籍的居民，而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农村政权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农业户籍的村民。在城乡各自封闭的管理系统中，街、乡政府履行着对自管人甲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方面城乡结合部内有些建制镇政府其实已经具有了城市政府的地位与作用，但还充当着农村管理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开发区政府本来就是由过去的乡或镇政府直接转变而来，其自身的职能和作用还局限于农村管理政府的角色。
在街道与乡镇并存的行政体制下，国家财政与集体经济并存。在市政建设上表现为，同一片区域中，一方面部分市政建设纳入城市统一的市政建设规划中，有国家财政支持，管理有序，基础设施(路、水、电、暖)比较完善；另一方面农村部分基本不存在“市政建设”，只有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靠村组织自筹资金解决，基础设施相对贫乏，市政建设落后。在经济活动上表现为，一方面街道办事处的资金归属财政分配，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经济来源和分配的不一致导致同一片区域从面貌外观到人员归属的巨大差别，交错复杂导致各种问题。这也是造成“城中村”及“村中城”现象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城市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平均值已经达到44.9％，处于城市发展最快时期。但农村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发展失衡等问题突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不仅阻碍了现代化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也成为了划分城乡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身份对立的横亘。统筹城乡发展，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城乡体制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拉动内需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
对此，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给出明确方向，“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为重点，改善城乡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重点地培育一批综合承载能力强、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使其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增长极”，成为2009年经济工作重点。
城市扩张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毋庸置疑，城市化进程让长期以来束缚中国经济发展走向一体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解冻。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源向城市转移，使农村人口市民化，将农村务工者输送到城市当中的二、三产业当中，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为拉动内需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形成相互助推的平衡发展模式。
但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城市发展问题。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比例较大，占总人口的56％，对于如此庞大的农村转移来的剩余劳动力，在现有的大中型城市并不能完全被吸纳。于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带来的后果，一方面使得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务工，属于城市中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往往不能参与分享城市化进程成果，被看作是城市的“边缘阶层”，但他们却是城市中庞大的流动居住群体，长期以来甚至一部分临时流动人口还转化为了常住流动人口，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城市交通拥挤、流动人口庞大、城市“夹心层”人口住房问题、城市产业布局失衡等各种类型、不同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原有的城市核心承载功能降低，很多人甚至很多原有的城市居民，为减轻压力、提升居住品质有了主动郊区化的置业理念，甚至有人在乡村置业、生活，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面临一系列日益凸显的城市问题，一些大中城市开始开辟城市新区、城市新城等。例如，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洛溪板块，是中国最早呈现的郊区小镇形态，其初始功能为缓解广州中心区居住压力、改善原有居民生活环境及优化相关资源配置等问题，后来扩大为“华南板块”，并于2007年正式升级为番禺新城。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也纷纷涌现出不同模式的城市新区，如望京新城、浦东新区等。从城市发展规划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正逐渐走向“中心城区+卫星新城”发展模式。现今，此种新型城市扩张发展模式已经在全国很多地区得到发展、推广并升级。例如：天津滨海团泊新城投资有限公司正在运作的天津团泊新城项目，作为天津距离中心城市最近的新城，在规划中更进一步强调自身开发的节奏和脉络：以创意产业为主线、以体育产业为先导，发展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现代设施农业，最终将发展成为生态体育新城，并承接天津市举办2013年东亚运动会足球、网球、冰上、水上项目等比赛场馆的需求，同时弥补了天津市网球、冰上场馆的缺失。由此可见，建设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生态宜居新城，不仅可以满足不同收入、不同人群的需求，同时也将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按照思源置地对新型城市扩张发展模式研究的结果，从人口密度的维度划分，暂且可划分为“城市五级”。城市一级，即城市核心区，将作为居住聚集区，承载工作、休闲、娱乐、教育等功能，人口密度最高一般在20-30人/亩；城市三级，即郊区小镇一般大多分布在中心区10-15公里的范围内，居住构成多依赖于原著居民和少量外来移民，人口密度通常保持在8-10人/亩；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自然村落基础上，辐射少量区域边缘居民，人口密度通常比自然村落的3―5人/亩略高，通常为2―3人/亩。
村镇建设须解决四大难题
在城市化促进乡镇发展的同时，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也尤为重要。按投资方式划分，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村集体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二是村集体自主开发；三是村集体和村民共同投资开发。如按改造方式划分，又有两种：一是就地边拆边建；二是异地先建后拆。再按结合方式划分，主要有三种：一是与卫星城建设相结合；二是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三是与中心村建设相结合。
目前的乡镇主要以村集体自主开或村集体与村民共同开发，其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项目启动缓慢。项目启动缓慢的主要原因又有三个方面，一是村集体资金缺口过大，无法开展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二是当前政策支撑不足；三是项目的审批过程太长。
第二：规划指导不力。改造后没有腾退出土地、新村建设中没有充分考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
第三：农民对上楼有不安定感。
第四：特殊区域的绿化隔离带的特殊政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如商品房开发过度、规避缴纳土地出让金、制造协议出让土地机会等等。
理解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将为城乡土地管理提供有利的环境。
从世界范围讲，冠以“新农村建设”的国家农村发展计划不少。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新农村建设，不过那是一个军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为战争服务而组织的改革。30多年来，这种以钢筋水泥建设农村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全人类都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轨道。农村建设代之以绿色为主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核心，在不割断历史的前提下，以“至下而上实行民主参与”的方式来进行，凸现城乡差异化。现在，欧盟正在大规模地建设其农村。现在的欧盟包括25个国家，人口为4.568亿，地域面积为390万平方里，人口和地域面积均约为我国的三分之一。今天，欧盟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占地域面积90％的农村地区。
今后10年有3亿农民迁入城市
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任重而道远，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和空间布局的调整转换，还需要各级政府有效贯彻执行，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机制转换、生产力布局调整等多方面的助推作用，同时要关注到农民的想法和意愿。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第10篇
一、效益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内在要求调整二元经济结构
效益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要实现规模经营，如果不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浙江有限的土地资源中解脱出来，并为他们创造稳定的非农就业的机会和新的生活空间，农业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农业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现在，传统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农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也在弱化；受世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加入WTO后，部分农产品的竞争优势不强；而且农业的发展还受自然生态条件的客观制约。所以，浙江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减少农民，实现非农化，使农业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率显著提高，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
长期以来，由于二元的经济结构形成的制度安排，农民进城就业受到体制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但他们的生活基础仍然在农村，一旦城市就业环境受到影响，这部分民工又重新返农。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在农村寻找农外就业机会，形成星罗棋布的乡村工业、乡镇企业，出现了农村工业的非城市化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只实现了劳动的就地转移，并没有实现人口空间上的稳定转移。另一方面，浙江人多地少、农村工业零散不成规模，成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买方市场形成后，高度分散的农村工业迫切需要寻求规模经济。因此，加快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除体制障碍，有利于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产业整合，发挥规模效益。城乡经济的整合还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城市现代文明的传播，这也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二、城市化的进程为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载体，拓展了空间
城市化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途径。一是解决二元经济空间转换的问题；二是解决要素集聚的问题；三是解决现代文明的传播问题。推进城市化，就是要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促进农业向非农产业、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寻找产业集聚的载体，以进一步增强产业的竞争优势。浙江城市化问题的提出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化为农村工业融入城市工业化轨道创造了条件，成为农村工业实现空间转移、形成集聚效益的有效载体。因此，浙江许多乡镇和村办工业开始进入工业园区，这种集聚比分散的农村工业获得了更好的外部经济，并节约了土地，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获得了新的竞争力。但由于受制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障碍，这些农村工业仍然大多集聚在小城镇上。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它还不是效益最好的空间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仍沿袭传统的城乡分割的模式，乡镇、村经济被牢牢打上非城市经济的烙印。
浙江省推进城市化在实行区划调整，政策推动以后，大中小城市的发展空间都有所拓展，为集聚生产要素、增强辐射功能创造了条件，也为农村工业与城市经济的对接创造了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障碍，在全社会更合理的配置资源。行政区划经济不等于区域经济。必须从整个区域的生产力布局来整合农村工业和城市经济。农村工业应进入大中小城市的工业园区，非农化人口进入城市定居，人口的集聚会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移民将带给城市新的活力，创新意识和文化的交融将使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断提高。农村工业集聚和农业剩余人口迁移后，将给效益农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资源条件，农村的土地整治、现代园区建设将会给浙江农业一个崭新的发展面貌，也会吸引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形成规模经济。
三、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基础，为加快调整二元经济结构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文化根源，走了一条非常有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形成了区域特色经济。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目前浙江区域特色经济广泛分布在工业中的110多个大小行业，这种区域特色经济具有很强的区域一致性、柔性专业化、竞争与合作的共存、信息的迅速扩散、经济和社会的融合等特征，为产业的集聚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问题是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特色产业为支撑、区域集聚为基础的产业群受制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障碍，仍然难以走上城市经济的发展平台。农村的出路在于工业化，而现代工业的发展特色是集约化、规模化和区域化经营。因此，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根据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基础，合理规划市郊的特色工业园区和基地，形成现代化新城区，为区域特色经济找到新的发展平台，是下一步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四、调整二元经济结构要从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双向推动
调整二元经济结构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要依靠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从现在看，体制创新的问题更为突出，要从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双向来加快调整二元经济结构。
1.探索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障碍和体制安排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二元的土地制度和二元的人的身份
浙江粮食市场放开以后，为解决二元的土地制度创造了条件，农村出现的土地流转是突破这种二元的土地制度的一种萌芽。浙江省最基本的省情是人多地少。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使城市地价居高不下，土地资源制约了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集聚；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市，种植业比较效益下降，出现农业人口非农化和农田抛荒现象。这种反差如果不从二元的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将制约浙江的经济发展。可从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土地转移后部分收益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做些改革探索。二元的土地制度又带出一个二元的人的身份。出生在农村的人可以获得一块宅基地，一块耕地；出生在城市的人可以获得社会保障和长期因剪刀差、各种补贴所带来的差别利益。如何最终打破城乡差别户籍，实行统一户籍制，并配套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流动创造条件，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可选择若干个经济发展基础好的县市，进行城乡户籍一体化试点。
2.城关镇和中心镇应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联结点
农民进城，当然可以进大城市，但大量的人口转移仍然有个梯度转移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县域经济布局应统筹考虑，以城关镇和中心镇为结点，集聚工业企业，这是现阶段浙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选择。只要产业形成集聚，就能实现人口的转移和集聚。
3.城镇规划要把农村这一块带进去，城、镇、村一起搞
现在浙江农村的建房杂乱，基础设施更薄弱。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善，城乡反差更大。农村人口也要合理集中，要建设中心村，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实现人口向中心集中，土地向大户集中。有了统一的规划，基础设施可以通盘考虑，合理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延伸到农村。农村的教育布局也要因此作适当的调整。工业布局也可以打破各自为政，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有了人口合理集聚规模，第三产业也会发展起来。
4.要对二元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积极探索
二元经济结构带出我们行政管理的一系列二元化，工业在农村的，冠名为乡镇企业，由乡镇企业局管；冠名为集体企业的，由二轻局管；在城市的由经委管。商业在农村的由供销社管；在城市的由商业局管。金融也是这样，商业银行不能到农村，农村信用社不能进城。更麻烦的是二元经济结构和行政管理方式，带来了人们长期的二元思维方式。这种二元的管理体制，在浙江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城乡经济在糅合的过程中，反差尤其大。结合市县机构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要作些调整。
5.加快产业的融合，为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创造条件
农村经济由一开始的“前店后厂”发展到现在的“前市场后园区”。
一、
二、三产业根据产业链有一种融合的趋势，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力为解决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创造了条件。一是引导
二、三产业加强对农业的渗透，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要抓手，用产业整合的办法改造传统农业，把农业产业链延伸到加工环节、流通环节。二是加快工业园区和基地的建设，带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三是进一步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农业，使部分农民转变为农业工人。四是加强区域经济的互补性、互惠性，增强地区间经济的相互辐射、相互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