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范文

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篇1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姆缦蘸蜕ナЦ蟮睦妫庋凇傲胶ο嗳ㄈ∑淝帷钡男问浦拢母锉阌锌赡鼙黄鹊厥迪帧R虼宋颐蔷托枰芯空庵帧傲胶ο嗳ㄈ∑淝帷钡那榭鋈绾尾呕岱⑸渴鞘裁囱男问坪土α坎呕嵬贫庵智榭龇⑸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那么，在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还没有真正变成动力的时期内，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发展和怎样发展呢？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实现的。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因此，我们就应该很好地研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如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在现实的过程中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对于政治体制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它们对政治体制所发出的信息就是“不改革不行”。换句话说，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是通过危机的方式来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地说，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受到原有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从而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就会不断地生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这种动力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是及其巨大的，往往是政治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是，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就会产生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生活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这就促使政府必须下决心来改变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这是目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的途径。因此，如何借助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是从反面提出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这方面说，要求同步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似乎总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如果要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找到一种在经济生活之外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动力。但是至少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动力。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知识分子的确对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关注，并经常提出强烈的要求。因此，他们无疑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少，又不掌握权力，因此，他们的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还不足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也有人认为，最高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和愿望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有很强烈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理想和愿望当然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渐进改革的特点就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因此，这种推动便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的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不可能仅仅从理想和愿望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实出发。现实的政治稳定的大局，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状况，都是他们不能不优先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想和愿望便只能服从于现实的需要。所以，实际的情况仍然如上所述，最高领导层一般只能在经济生活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强大压力下，才能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只是在来自经济生活的强大压力的对比之下，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之下，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一定程度地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外部推动力，足以使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地向前发展，从而改变其滞后的状况。不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可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中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政府的管制权力的。因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定会使我国的政府管制的改革成为一项硬任务。但是政府管制的改革还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较浅的层次，而且其过程本身也正是表现经济要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也就是说正好是滞后的表现。

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篇2

【关键词】 电力行业 电力改革 电力规制改革受阻

1. 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必要性研究

根据2006年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报告详细的把2005年电力企业的经济状况做了一个分析，根据分析我们知道发电企业的经济处于亏损的阶段，而造成电力企业特别是火力发电经济亏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电力定价的机制，因为电价制定和电煤价格制定的不和谐，即电力发电用煤的价格在不断的飙升，而电的价格在是政府控制的，不能随市场的用量而变化;用电市场处于严峻的局势，而电力企业的成本一直处于上升的阶段，这两者把电力企业的利润不断的吞噬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因素;电力、电信等企业因为是出于垄断的地位，所以企业员工的高福利也是现在电力企业亏损的重要因素。由于电力企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造成了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必要性，只要通过彻底的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电力行业存在的这些问题。

2.中国电力改革之路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漫长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施行计划经济的体制，即国民经济由国家来统一计划管理，可以说，中国政府严格的控制着中国的主要经济部门，电力企业当然也在被控制的行列;1993年，转变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的经济市场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一些部门的市场化是相对比较缓慢的，电力行业的市场化就是这样;2002年国务院针对电力行业的改革颁发了“5号文”，并且详细的制定了电力改革的计划，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中国的电力改革之路。

2.1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在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政府的共同参与下参与了早期的电力改革，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动乱、政府的腐败等都严格的限制着中国电力行业的发展，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电力行业的发展是非常的缓慢的，而且国外的发电企业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全国年发电量仅仅43亿千瓦的严峻形势，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体制，这一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电力企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一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电力企业总共经历了四次改革，这四次改革也受到当时特殊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等等。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电力企业的建设和资金的安排都由国家包办，电力的发展也受着国家的制约，可以说，在当时的电力企业中，政府行使管理、监督以及经营的功能。

2.2改革初期的电力体制改革

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电力企业内部进行改革，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政策，1982年，把103家电力企业列入重点整顿的行列，重点整顿的是电力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即在这103家电力企业内部先行建立经济责任制;1983年又了一项报告，旨在提高中国电力企业投资的比重，执行加快电力企业发展的方针。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电力行业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监管者。

2.3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电力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目前还在进行着，市场化的改革之路艰难且漫长，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政企合一阶段、政企分开阶段以及现在还在进行着的厂网分开，电力企业进行竞价上网的阶段。由于供电量的不足以及中央政府财政的资金不足，中国政府开放了对电力企业的管理，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电力市场德尔组织形式，使中国社会长期缺电的状况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企业的管理形式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着，到最后，真正的实现了政企分开，这是中国电力企业发展的一巨大举措。

3. 我们电力行业规制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对电力行业规制进行改革的这么多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包括打破垄断以及引入竞争等，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对电力行业规制进行再深入的改革，在进行进一步深入改革的之前，需要对现存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的了解，所以，下面我们来进行具体的了解。

3.1电力行业引入竞争的原因分析

“物竞天择”，可以说良好的竞争可以有效的促进电力市场的发展，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之下，才会更好的提供服务、制定合理的电力价格等等，所以，我国电力行业现阶段的改革应该着重放在新竞争者的进入以及对新竞争的准入政策上面上来，当前的改革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比较重视对垄断的分拆而不是新的竞争者的进入问题，这就严重的影响了竞争机制的有效展开。

3.2电价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电价是整个电力行业规制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新的电价管理方法，对电力首先区分自然与非自然的区别，建立了完整的电价体系，但是，由于电价的制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电价的具体制定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有：我国的竞争性的电力市场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历史残留的原因也造成了电价差异较大的政策性的差异，所以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上述问题虽然很难彻底解决，但是，要求电价政策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

4. 进一步推进我国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4.1进一步加强竞争机制的引入

加强对电力企业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有效的促进我国电力行业竞争性社会的形成，具体手段有：加强对电网的建设、大力组建发电公司、放宽对新建电厂的要求等等。

4.2进一步推进电机机制的改善

对于不同的地域，建立不同的区域电力市场，实行竞价上网的模式对参与竞争的企业实行两部制的电价;按照季节的不同，对电价分时间实行不同的制度，有效的电动发电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各企业的最大效率。

4.3进一步完善电力规制的法律、法规

因为电力的改革是依赖电力系统的法律法规进行的，所以，建立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是非常有必要的。现阶段，中国的法律法规系统刚刚建立，监管体系等还是有待改善的，这些问题都是相关法律制定时的难点。

5.结语

现阶段正是电力规制改革的重要阶段，所以，给予电力规制改革一定的重视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要对电价的制定给予一定的指导，使电价能够真正的反应市场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彭晓群.我国电价改革研究[J].大众用电. 2006（06）.

[2]徐建敏.任荣明.我国电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5（06）.

[3]王伟国.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新进展及其深化[J].社会科学.2005（06）.

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篇3

 

[论文摘要]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也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最终消亡。本文将试图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对它的作用做一点有益的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其实,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是很早的,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是张闻天。1948年9月15日,他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提纲》进行修改后,最终写进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它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国家将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实施直接计划管理和间接计划管理。 

 

二、计划经济演变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调整时期(1949-1976) 

(一)建立时期(1949-1957) 

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了短短7、8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调整时期(1957-1976) 

八大后,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党内“左”倾思想严重,探索一度出现不少失误。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调整: 

①1958年,进行以管理权限下放为中心内容的全面体制改革。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紧张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改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最早阐明了此问题;1957年8月,国家经委提出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对集中过多和控制过严的计划工作制度的改进意见;1958年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决定》,指出,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权限划分上,扩大地方计划权限。此后,开始了以扩大地方权限为中心的体制改革。 

②1961年,进行以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的改革。这次改革是针对在“大跃进”改革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的调整。1959年,毛泽东就针对“地方权力下放过多,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强调要“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一段时间里,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直到1961年,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做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做了相应的调整。 

③文革时期,开始第三次改革。三年调整后,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从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不久爆发文革,此时出现了集中过多的问题,于是中央又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的问题。改革先从下放企业开始。1969年,中央决定将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此后,又将包括很多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内的央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在计划体制上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制度。 

第二、改革时期(19781992) 

①从1978-1984年9月,初步改革阶段。 

首先在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如孙冶方重提“价值规律”,李先念提出要善于用经济管理经济,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然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同时,提出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强调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②从1984年10月-1988年底,逐步成熟阶段。 

首先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首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出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计划管理的状况,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还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和基本任务以及原则、措施等。从此我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然后在198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而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 

③从1989年到1991年底,争论和反复阶段。 

这一阶段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先是物价改革的“闯关”失败,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由此引发了居民的抢购商品风潮,此后中央作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紧接着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社会主义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新情况,为一些不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将这些事情的发生原因归罪于市场化改革,因此,批判市场经济的调子一时甚嚣尘上。在此关键时刻,又是政府出来为体制改革定了基调。 

1990年12月24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有力地批驳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论调。 

④从1992年1月到10月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阶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计划经济体制从我国的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出。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逐步完善和成熟的时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纲领。从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及其成功“软着陆”,进一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7项主要任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确定了下一步的走向。 

综上所述,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作为一种体制,其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消亡也是必然的。对其的评价,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辩证地分析之。我们要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保证我国地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篇4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何才会发生？是什么样的形势和力量才会推动这种情况发生？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那么，在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还没有真正变成动力的时期内，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发展和怎样发展呢？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往往是靠一种间接的力量来实现的。这种间接的力量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力量。因此，我们就应该很好地研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如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在现实的过程中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对于政治体制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它们对政治体制所发出的信息就是“不改革不行”。换句话说，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是通过危机的方式来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地说，因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体制构成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受到原有的政治体制的阻碍。这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从而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就会不断地生长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这种动力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是及其巨大的，往往是政治力量所无法抗拒的。也就是说，实际的情况是，当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遇到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就会产生经济生活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经济生活破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这就促使政府必须下决心来改变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有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从而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进。这是目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的途径。因此，如何借助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是从反面提出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从这方面说，要求同步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似乎总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如果要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找到一种在经济生活之外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动力。但是至少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动力。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知识分子的确对政治体制改革十分关注，并经常提出强烈的要求。因此，他们无疑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的人数较少，又不掌握权力，因此，他们的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还不足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也有人认为，最高领导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和愿望可以成为这种动力。不错，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有很强烈的理想和愿望。这种理想和愿望当然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渐进改革的特点就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因此，这种推动便更加重要。但是，我们的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不可能仅仅从理想和愿望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实出发。现实的政治稳定的大局，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状况，都是他们不能不优先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想和愿望便只能服从于现实的需要。所以，实际的情况仍然如上所述，最高领导层一般只能在经济生活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强大压力下，才能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只是在来自经济生活的强大压力的对比之下，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之下，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一定程度地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生活的现实。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外部推动力，足以使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地向前发展，从而改变其滞后的状况。不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确可以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条款中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政府的管制权力的。因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定会使我国的政府管制的改革成为一项硬任务。但是政府管制的改革还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较浅的层次，而且其过程本身也正是表现经济要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也就是说正好是滞后的表现。

综上所述，在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中的一定阶段之内，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人们不愿意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于它在改革发展的一定阶段内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就应该适应着这个规律去考虑问题，而不应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只是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上的特点，并不是全部过程的特点。当政治发展进展到新的阶段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的状况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时，政治体制改革将完全摆脱滞后的状况，而成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所以，目前要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就是首先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改革。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从经济改革中来不断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以舆论的力量配合之。另一方面，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如何成长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关系到如何使政治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的问题，因此需要深入地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弄清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时会使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存在给予更大的关心？与此相关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如何从舆论上加以配合？在人们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存在感到不满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时候，如何使这种改革的要求汇聚成一支巨大的力量，以形成现实的改革动力？如何引导这支力量沿着正确的道路、采取最有效的方法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等等。

把上述认识落实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便引出了关于如何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的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博弈，即要求改革的力量与旧体制之间的博弈。因此改革的目标便应该根据博弈双方力量的对比的状况来确定。当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与旧体制的力量势均力敌甚或超过旧体制的力量的时候，就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改革动力。这样，改革的任务便可以提到实践的日程上来了。如果是改革的力量相对于旧体制来说虽然还比较弱，但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可以使改革的力量壮大到足以克服旧体制的地步。这样，改革的任务则不能立即提上日程，而是需要等待条件成熟之后才能提上日程。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一定要很好地把握目标与动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改革的目标与动力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遵循积极与稳妥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目标与动力相统一的原则。目标总是具有前瞻性的，并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而动力则往往是现实不充分具备的、需要进一步培育才能逐渐生长出来的。这样，目标与动力之间便会产生矛盾，因而积极与稳妥之间也就产生了矛盾。为了前进，人们总是需要积极地提出目标的，这样前进才有方向。然而要实现目标就必须要有动力，没有动力的目标是纸上谈兵，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而动力的成长需要一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主观的努力会使这个进程缩短，但不能替代这个客观的进程。所以对动力的培育不能揠苗助长，而必须顺乎客观进程自身的规律，这就提出了稳妥的问题。因此，要想使目标与动力统一、积极与稳妥统一，就必须使目标贴近动力，也就是所提出的目标必须是具有一定动力的目标。近期的目标应该是已具有充分动力使其实现的目标，中期的目标应该是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能够成长出充分动力使其实现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才能说既是积极的又是稳妥的。这就是动力与目标、积极与稳妥的一般关系。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什么样的目标是既积极又稳妥的呢？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那就是社会生活本身已经提供或经过努力之后能够提供充分动力的那些目标。至于那些在中国的土壤上不可能生长出动力的那些目标，虽然表面上看来非常积极，但由于它是超越现实的，所以是不稳妥的。这样的政治改革目标实际上是一个陷井，因为它超越了社会的承受力，因而就会造成社会混乱从而阻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所以，我们在考察政治发展目标的时候，关键是要时刻将目标与动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功夫下在寻找、培育、和引导动力上来。转贴于

如上所述，政治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个方面是人们对政治存在所感受的不满程度。因此我们就应该看一看，在现实生活中从这两个方面都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什么样的动力？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是上自政府下自人民群众整个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存问题，因此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总是被摆在首要的地位。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只能在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逐渐地被提到日程上来。从现实的经济生活来说，经济发展最大的阻碍是旧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因此，经济改革就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首先就要看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了。在政治体制中那些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的东西，也就构成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任务。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政治体制中的哪些内容构成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了呢？第一是行政体制，即政府的职能、规模、对社会管理的范围和手段、工作的态度和效率，等等。这些已构成了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行政体制改革便被首先提到了日程上来。这件事我们现在正在做，并且还远远没有完成。第二，目前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巨大的障碍则是因为缺乏规则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最根本的因素则是政治腐败，即行政腐败和司法腐败。因此解决政治腐败的问题就成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的任务。第三，解决政治腐败问题的关键则是舆论监督。事实证明一切政治腐败现象最怕的就是新闻曝光。因此运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监督在反腐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为大众传播媒体的这一作用提供充分的保证。这就要逐步地开放舆论，逐步地实现新闻自由。因此舆论开放和新闻自由便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第四，目前发展农村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则是由所谓“三乱”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对那些无法无天的腐败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三乱”行为无能为力。这就涉及到农村的基层民主的问题了。如果农民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就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何真正搞好村民自治的问题就成为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任务。这些都是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动力。

从人们对政治存在感受的不满程度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和动力有：第一，人民群众对干群关系的状况不满。我们的干部当官作老爷的思想十分严重，他们只知道对上级负责而不知道对人民群众负责。根本没有公仆意识。这是造成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而要想使干部真正对人民群众负责，关键是要将其纳入到选举制度中来。只有在竞争的选举制度中上来的干部才能真正向选民负责，才能真正造就出公仆来。因此改革选举制度，实行竞争选举乃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在人们对政治存在的不满中，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个人的政治权利往往得不到切实有力的制度保证。宪法中规定的个人政治权利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压制，而有些政治权利宪法还没有给予肯定，例如罢工的权利。因此，保障个人权利问题也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也仍然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两项任务同上述的许多方面都是有关的。以上这些都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提出的目标，也是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充分动力的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篇5

与全国一样，赣州市国有企业改革，在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资产经营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革等阶段后，进入一个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全新阶段。至此，国企改革可谓进入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彻底再造的实质性阶段，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也遇到一些综合性的难题。

(一)绩效

1、盘活了国有资产，激活了―批国有企业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战略布暑，赣州市积极探索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之路，遵循因企制宜，一厂一策的原则，采取股份制造，股份合作制，租赁经营，破产、拍卖、引资嫁接、托管、兼并，分立搞活以及承包注资经营等形式，对95％的企业进行了改制，盘活了大量国有资产，激活了一批国有企业。据赣州市委政研室1999年对赣州市改制国企所作的―项调查显示，国有企业改制后在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产销率、职工收入、实际缴税额等方面有明显提高(增加)的分别占70.5％，73.7％，73.19％和66.9％，另外，多数停产、半停产企业重新启动，大量闲置国有资产得以盘活，其中，章贡区、龙南、赣县等盘活存量资产近亿元。到2000年，赣州市国有工业企业实现整体扭亏为盈，基本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

2、产权改革逐步深入，国有资产从竞争性行业有序退出取得重大进展

产权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改革的核心，对于国有小企业占国企总数98％的赣州市而言，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指导下，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从竞争性领域有序退出的途径和方式，无疑是国企产权改革的首要任务。这几年来，赣州市大胆尝试，勇于实践，产权改革得以逐步深入，并取得重大进展。据市经贸委最近的一次调查统计显示，目前赣州市的国企改革中，采用多元持股公司改造，与外资嫁接改造，有效资产配负债，兼并联合，破产重组，以及法人或个人买断企业产权等方式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占27.7％。而且改制后的企业面貌大多改观，有62.2％的企业改制后销售收入税利额有明显增长。这不仅为继续深入产权制度改革积累了经验，而且为企业通过产权改革，促进其成为真正“四自”的市场主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置换改革开始启动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国企职工固定地依附于国有企业并终身享受企业福利的“铁饭碗”制度。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一制度已演变成为国有资产对国企职工的无限责任制度，企业效益好，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侵蚀国有资产的利润，影响国有资产的增值发展，企业效益差，则职工吃国有资产所有者――(政府)的“大锅饭”。这一制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力按市场交易原则组合的要求格格不入，不仅构成国有企业现实的沉重的负担，而且成为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重大障碍。赣州市在近几年的国企改革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国企职工身份转换的重要性，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截至2000年底，通过国企职工身份股权化、一次性经济补偿等方式，已对16家国有企业的国企职工身份进行了置换。

(二)存在的问题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赣州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依然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体制为主构架的体制。其特点是以国家投资在国有企业中形成的有形资产为主要管理对象，政府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而且，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投资主体管理职能被分解到不同的政府部门。这一体制，因其重资产管理而轻运营，是造成国有资产长期处于流动性、开放性差，国有经济战线过长的的主要原因，同时，因其管理职能被分解，也是造成一方面政资不分，政企不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晰的主要原因。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国企改革继续深化的根本性制约因素。而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又已经超出了就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而进行国企改革的范畴，更重要的是涉及政府的改革，涉及面广，难度较大。

2、国有资产退出不畅通

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战略性退出，是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需要，近几年，赣州市在国有资产退出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就总体而言，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的制约，国有资产退出目前还难以有序畅通。一是高质量的国有资产少，购买吸引力较弱；二是国有资产的社会职能没有完全剥离，购买国有资产的实际成本高于其名义成本；三是国有中小企业退出的改革已在全国推开，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已形成买方市场；四是缺乏连续性、规范性的产权交易平台和机制，产权交易的费用高且风险较大。

3、对国企职工身份置换改革重视不够

目前，赣州市国企职工身份置换改革刚刚起步，而且通常是以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和绩差企业冗员安置问题或调动绩差企业职工积极性为出发点，身份置换方式也较为单一，一般系取一次性经济补偿买断工龄的方式，也有采取职工身份股权化方式，但这一方式还存在“虚拟化”的倾向，不够彻底。而从国企真正走向市场，建立市场化用工机制的目标来看，对所有国企职工进行身份置换是必须的，而且，对于运行态势良好，发展前景广阔的企业而言， 职工身份置换的意义更为重大。但是，在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和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国企职工身份置换成本比较高，而且必须通过企业资产置换消化，导致职工身份置换与企业发展竞争资金的矛盾，加上这类企业因其效益较好，尚能在承担因职工身份不转换而产生的负担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国企职工身份置换改革的重要性往往不被重视。

4、企业内部改革动能不足

目前，赣州市的国企改革基本上还是政府推动型的改革，而在企业内部，由于存在传统体制惯性思维的思想束缚，缺乏权威的范式指导，以及改革形成利益重新分配格局而引起的震动较大等原因，改革动能明显不足，表现在企业自发进行改革的少，对政府推动改革有畏难甚至抵触情绪，以及许多企业在进行改制后，内部经营机制转换跟进慢等方面，甚至存在企业改制后依然是原有资产、原有班子、原有人员、原有运行机制的情况，最后又不得不实施重新改革。

二、赣州市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一)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既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和调整的基础。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当前改革的实践情况看，笔者认为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加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环节，以资本为纽带，形成政府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之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与国企之间的委托关系和利益制衡机制。即政府组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并按政资分开的原则对其授权经营，把目前分散于各个企业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国有资本权益纳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进行集中经营管理，由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行使国有企业的出资人的职能，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委托经营。建立这种体制，一是可以推进政企分开，既使国有企业摆脱政府的直接干预，又使国有资产因其市场化出资人明确而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制衡；二是降低国有资本的管理成本，提高其运行效率，既可以使国有资本实行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又可以使国有企业只对资本(或股东)的盈余追索负责，而无须对政府的多重目标负责；三是由于价值化管理，资本化运作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设立，可为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和调整准备市场载体。

(二) 建立国有资本流动的市场平台

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和调整，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要求。而要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目的，使国有经济有序地进和退，而且无论进退，都既符合政府的战略调整目标，又符市场经济原则，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高效的国有资本流动的市场平台。对于象赣州这样国有小企业居多，战略调整以国有经济退出为主的的地区而言，建立高效的国有资产流动和重组的市场平台，意义更为深远，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国有资本退出真正遵循有序、有偿、有利的原则。为此，一是要重新界定国有资本转让的主体，由以政府为主体转为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为主体，使国有资本退出由政府行为转变为企业行为，这样，可避免一哄而起；二是要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制定一套国有产权的交易规则和程序体系，确保国有资本的转让规范化、程序化，减少国有产权交易的成本和风险；三是要培育服务于国有产权交易的中介组织，使国有资本的交易实现专业化运作。

(三)加速国有职工身份置换改革的进程

实现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置换，是国有企业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前提。实行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的前提，也是有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轻装上阵进入市场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仅仅把国企职工身份置换作为安置破产关闭企业职工和困难企业冗员的手段，而是要从主攻工业，扶优扶强，提高赣州市国有企业市场适应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的高度，加速推进赣州市国有企业，特别是优强企业的国企职工身份置换改革。推进这一改革，关键在于处理好建立有效的国企职工身份置换的利益补偿机制，与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的矛盾。为此，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由财政牵头，建立社会统筹性质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补偿政策，从企业外部诱导企业进行职工身份置换并给与一定经济补偿；二是从企业税前利润中划出一定比例，建立企业内部的专项基金，直至此项改革的完成，为企业主动推动国企身份置换改革创造条件和动力；三是出售国有产权(包括国企职工身份股权化)用于国企职工身份置换的利益补偿。

(四)建立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

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来看，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核心的内容在于实行政企分开之后，如何重构控制企业的权能构架，以保证企业既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又不因权力失控而出现背离所有者利益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要真正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在目前的股权结构状况下，必须改变股权控制的原则，在企业内部设置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并相互制衡的机制。即把企业的控制权交给以总经理为代表的高级管理团队，并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考核目标对董事会负责，而董事会则代表股东利益对经理层进行聘任、监控，考核和奖惩。这样既可以避免变相的政企不分，使企业真正实现自主经营，也可以避免大小股东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可以大大降低国有企业的监控成本，较好地防止“内部人控制”和企业控制者的败德行为。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为此，一是要重新界定国有企业董事会(股东权益人)与企业经理层的职能，弱化董事会(股东权益人)的企业法人资产控制职能，强化其监督职能，使其与监事会、工会等机构共同形成多层次的监控体系，强化经理层的企业法人资产控制职能，保证他们遵循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而独立地行使企业生产经营自；二是要建立健全经理人员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使经理人员的工作绩效直接与其利益挂钩，形成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共享收益和共担风险的机制；三是要培育经理人才市场，完善经理人员的市场评价机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篇6

关键词：剧变；苏联模式；原因；启示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053-03

一、苏联改革的历史回顾

20世纪八九十年生的剧变，对当今的世界格局和人类未来的走向造成了重大影响，严重挫伤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性。世界各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和角度上对剧变进行了理论分析，我国学术界可谓是众说纷纭。在我看来，剧变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必然是一个多矛盾日积月累的过程，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但是在分析其原因时有必要讨论一下苏联的改革，因为剧变与各时期苏联领导人的改革是分不开的。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从斯大林逝世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改革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三个时期。

（一）赫鲁晓夫期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3—1964）

他针对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下放权力、精简管理机构，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等，但他是一个鲁莽的改革家，既缺乏正确而充分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科学缜密的理论依据，更缺乏正确的改革方法，最后被迫下台。

（二）勃列日涅夫（1964—1982）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采取了“稳妥”和“慎重”的方针重新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推行“新经济体制”。苏联政界认为“发达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成熟时期，与过渡时期、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时期不一样，它在各方面都比较成熟和发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三）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1982—1985）

他们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修正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认为苏联只是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起点，并且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划分为若干发展时期。这更接近苏联社会的实际。

（四）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英国时提出来的，1986年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为苏联对内对外的指导思想。他写了一本《改革与新思维》，在改革部分，他彻底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推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过时，必须更新和改造。在新思维部分，戈尔巴乔夫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不是“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关系”，不应把“现实世界看成是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世界” ；“世界是一个整体” 。戈尔巴乔夫继承了第二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赫鲁晓夫的一些观点，其实质是否认科学社会主义，否认国内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二、苏联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

苏联模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自己的演变过程：

（一）酝酿期（列宁去世到20世纪20年代末）

这时期苏联主要实行的是新经济政策，但是这期间已经出现明显的经济收缩。这既是受当时频繁而激烈的党内斗争影响的结果，也反映出新经济政策本身的脆弱性。

（二）形成期 （1930年）联共布十六大

新经济政策结束，斯大林模式形成。

（三）巩固期（20世纪30、40年代）

过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斯大林模式的强化，个人集权达到一定高度，强化了以党代政的政治经济体制。

（四）结束期

剧变标志着苏联模式的解体，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是指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苏联模式基本特征是过度集权。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1.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领导机关决定。

（2）个人过度集权。权力集中于党委书记手里，党委书记有权决定一切。

（3）干部委任制和职务终身制。这实际上是公开的或变相的指定接班人制度。

（4）权利的自我约束与不定期组织大清洗运动。这种体制导致立法机关的监督权形同虚设，这等于让行政机关进行自我监督。

2.经济体制。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国家控制一切社会资源，地方和企业完全听从中央的指令，财政、税收、价格等政策要受国家的调控。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由于国家控制社会资源，市场根本发挥不了调节资源分配的作用，而是全部听从政府的指挥。企业要按照政府的计划安排生产。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政府通过命令、决议和行政手段组织全国的经济生活，企业的生产任务及产品的分配方案甚至企业领导和职工的选择都是通过行政手段完成的。实行单一的公有制，排挤和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存在，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非社会主义成分，是消灭的对象。实行极具行政管理色彩的分配制度。国民收入归国家实行统一分配，职工的收入不依赖他们的业绩，决策权取决于中央政府。经济体制的自我封闭性。对外搞闭关自守，不敢也不善于与外部世界交流和沟通；对内，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相互封锁、壁垒高筑。

3.文化体制。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集中于党。第一，党掌握着对文化领导干部的任免权，第二，党直接控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文化管理机构过度集权化。社会文化团体行政化。这种团体本质是群众性组织，但是苏联按照统一集中的原则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改组，使这类组织的性质和机能发生了变化。思想文化问题高度政治化。思想文化完全依赖行政命令，用高压手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争论问题，完全丧失了学术自由。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盛行个人崇拜。思想理论领域教条主义严重，缺乏活力和首创精神。

苏联模式在苏联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它保证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的社会稳定，为苏联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高速度地发展重工业，在极短时间内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弊端也明显地凸显出来，并且这种弊端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突出。二战后，这一体制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三、剧变原因的理论分析

苏联剧变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并最终被解散。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分裂成几个独立的国家。三是宣布独立的各共和国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体制改革不再是对原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善和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长期得不到根本改革是东欧剧变的深层社会根源

东欧国家长期照搬苏联模式，虽然不断改革，但始终没有跳出这种模式的框架。

1.东欧各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这种体制将国家经济局限于内部发展的狭窄范围，使国民经济基本上与世界市场相隔绝。

2.东欧国家长期实行过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国家的经济生活中积累众多矛盾。

3.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中过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带来了多种严重后果。

4.东欧许多国家的执政党一直受到来自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他们大多数是与社会合并形成的。

（二）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外部因素加快东欧国家剧变的步伐

1.来自苏联的影响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因素。苏联长期控制东欧国家，它不仅将斯大林模式推行到这些国家，并且压制东欧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浪潮，阻止东欧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2.导致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西方国家用经济封锁、舆论渗透，后来又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隐形地对东欧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重大的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作为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剧变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直接原因，又有根本原因；因此，应该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剧变的外部原因，这基本上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是导致剧变的外部因素，但不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民族主义的新一轮浪潮是推动剧变的重要因素。

3.历史问题所遗留下来的积淀所造成的潜伏危机是剧变的历史原因。十月革命开辟了新时代，指出了新道路，但革命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问题。“斯大林模式”也即“苏联模式”是在列宁逝世后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的。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存在的严重弊端在实践中长期得不到纠正，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不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被严重扭曲变形了，从而在整体上减缓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原因我们归结为根本原因，即苏联模式是导致剧变的根本原因。

4.经济长期没有搞好是剧变的基础性原因。经济长期没有搞好是其剧变的基础性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如果党的领导人头脑清醒，路线正确，就可以进行深刻反思，探究症结所在，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样也不会到更换政权的地步。一般情况下，我们把经济原因归结在苏联模式里，因为苏联模式包括经济方面，所以有的学者不会单独把经济因素拿出来讨论。

5.“改革”变成“改向”是剧变的直接原因。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崩溃的悲剧，其直接原因就是国家把“改革”变成了“改向”，不是“彻底改革旧体制”，而是“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6.执政党的理论和路线错误是剧变的决定性原因（把决定因素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性原因归根到底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背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东欧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实验田，所以结果是一样的。对于这个观点有的学者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一个直接原因或是导火线，对于剧变不能把全部原因都归结于戈尔巴乔夫。

7.几代领导人没有辩证地评价前任领导人的功过，而只是一味地全盘否定，没有一贯地执行既定的方针、路线，并多次修改。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样就导致了全国人民由过分崇拜斯大林走向全面否定的极端，在人民心里造成了极大的反差。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否定了赫鲁晓夫的方针政策，又过于保守，所以各个领导人没有正确地吸取前任领导人的经验，而只是片面地否定，这样不仅对经济建设不利，而且对人民心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导致剧变的又一原因。

不同的学者对同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对于苏联剧变，有的学者可能把原因划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等，不管怎么划分，但是大部分学者一般把苏联长期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归结为剧变的根本原因。此外，有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甚至有的认为民族关系是导火线。但是不管怎样评论，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其根本原因，这样才能认清剧变的实质。

四、剧变对我国建设的启示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必须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应该时刻注意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要注意防止“左”的倾向。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有一定的目标模式和符合实际的改革战略和灵活的改革策略。

第五，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作为执政党，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特别注意改造自己，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第六，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随时注意把握社会脉搏，最大限度地缩小因改革而给社会和社会不同阶层带来的痛苦和负面影响，使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第七，在多民族国家里进行改革具有更多的困难和危险性，要特别重视妥善处理民族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

第八，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时刻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和承受能力，审慎地处理好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九，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创新。

第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第十一，正确评价前任领导人的功过，坚定地、一贯地、正确地执行前任领导人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张泽，李振海，赵菊玲.国际共运的起伏发展[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蒲国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概论[M].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2006.

[3]韩振亮.对剧变原因和历史教训的再认识[J].宁波大学学报，2002，（3）：5.

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篇7

一、股份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

市场主体不明确。目前，股份经济合作社既是公司制又是合作制，但又不全是公司制和合作制，因此，既不能进行工商登记，也不能进行社团法人登记，既不是企业和事业法人，也不是社团法人。一位股份合作社的负责人曾说：“在我们对外的经济公文中，除了使用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外，还需加盖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否则，出了问题，连官司都没办法打。我们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实际上是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游走。”可见，由于缺乏市场主体的法律人格，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市场经济的经营活动中确实存在着诸多不便。产权不完整。产权是对个人财产行为权的法律界定，它包含所有权及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占有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利。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革，把村集体资产从“共同共有”变成“按份共有”，但是，终级所有权仍然为集体所有，股份仅作为享受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依据，股东没有流转、出让、抵押等权利。同时，在股权静态管理模式下的“生不增股，死不减股”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突出，一些新生力量不满情绪也日趋滋生，因股份纠纷导致的也时有发生。另外，一些通过继承进来的非原社员股东呈增长趋势，这些非原社员股东和原来酌情配股的大量小股东成为影响合作社决策效率和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发展后劲不足。股份制改革以后，群众对集体经济收益分红愿望越来越强烈，使得村（社）内部很难处理好发展与分配的关系。有些股份合作社的股东过分追求分红，既影响了对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投入，也会削弱集体积累，制 约了村级经济发展的后劲。这使得原本经营单一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可持续发展上面临瓶颈。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12个股份经济合作社近5年来村集体经济收入呈持续增长态势，但结构上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主要依靠经营性收入的租赁收入。

而租赁经济以村（社）的资源性资产和固定资产为基础，随着城市化和旧村改造快速推进，一些经营性资产将面临着被拆迁或被拆迁可能，因此，租赁收入具有较大的波动性。政经不分，政策难以衔接。长期以来，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之间职能不清，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产生虽然明确了集体资产的所有者范围、组织机构、议事规则、财产范围等内容，但改革后新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未如改革者所愿。由于股份经济合作社从村经济合作社蜕变而来，经营管理层基本上就是原村级领导班子，带有村级行政管理模式的烙印，特别是那些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还同时承担着社区管理职能。一些需要政府部门承担的或者说不应由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的公益事业建设职能仍由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另外，一些原村经济合作社实行或享受的政策，由于配套政策的滞后性，致使股份经济合作社处于尴尬处境，如社区股份合作社管理人员待遇，既不能参照村民委员会干部标准，又不能享受居委社区干部待遇。管理机制存在缺陷。一是股份合作制管理机制不完善，部分股东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如有的村（社）村民代表会议和股东代表会议职责不分，同时相关《章程》修订和制度完善规范运行机制不足。二是股权继承管理不到位，法律依据不足，实施平台缺乏。三是有的股份合作制章程过于简单。四是内部管理机构运行不规范，有些监事会成员缺乏必要的经济和财会知识，无法发挥应有作用；股东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股东只关心分配结果，而不大关心合作社运作，更不承担相应的义务。五是对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经营者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主要依靠经营者的责任心与良心等。

二、全面推进村级股份制改革存在的困难

思想认识不统一。一是从群众层面分析，一些村级集体经济发达村的群众，认为股份制一搞就可以分红，老百姓得实惠，普遍持欢迎态度；而一些村级集体经济一般村以及集体经济欠发达村的群众，因搞股份制无法实现分红，对股份制改革抱无所谓态度。二是从村干部层面分析，他们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怕心理：一怕失权失利，股份制改革后，村级集体经济管理更加公开化、民主化，会影响村干部支配集体经济的权力；二怕烦怕难，股份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作，需要精心细致的工作，同时会涉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一旦处置不周会产生矛盾而带来社会不稳定问题。三怕无收益分红，有些村干部尤其是村级集体经济欠发达村的干部认为股份制改革一旦实施，村民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分红要求，并会逐年增加，压力很大。三是从街道（乡镇）层面分析，一些领导干部认为目前街道（乡镇）工作很多，特别是开发建设和社会稳定方面的工作任务较重，无法集中精力搞农村股份制改革。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虽然近几年来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总量呈平稳增长态势，但各地不平衡性突出，稳定性收入不多。2013年底，全市未开展股份制改革的267个村（社）集体经济总收入117754万元，村均441万元，其中相对稳定的经营性收入（指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之和）仅为15602万元，占可用收入59966万元的26%，占总收入的13.25%，村均只有58万元，好多村依靠争取补助、出让土地生存。其中，经营性收入200万元以上的村只有18个，最高的永丰村达到787.86万元；经营性收入不足20万元的有113个村，最少的马漕头村几乎空白，相差悬殊。同时，从集体资产分析，267个村（社）集体经营性固定资产原值为65496万元，仅占固定资产净值295608万元的22.12%。这意味着大量的村级集体资产都是公益性的非经营性资产，不能为村级集体经济带来收益。政策法律配套不全。过去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转制，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和鼓励政策及相应的法律依据，但村级股份制改革在政策法律上的配套相对不足。如股东身份确定，据统计，余姚市目前人员类别约20种（纯农、农嫁居、居嫁农、蓝印户、回迁户、知青户、入赘户、土地征用工、农转非、劳教人员、离婚人员、高校读书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招工、招干、工龄买断人员、水库移民等），而如此复杂的人员类别，在改革中股份量化却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其中一条指导性政策原则就是“一村一策”，即每村根据本村的实际制定对策。这看似给村以很大的自由度，实际上，给股份制改革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和不确定因素，致使各村在股份量化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又如《公司法》对股东人数的规定；对集体性质土地，包括行政划拨用地不能进入公司名下的限制等。这些政策法律方面的滞后性使村级股份制改革只能探索推进，难度较大。历史遗留问题众多。一方面清产核资难彻底。由于集体经济形成的年份较长，一些陈年老账剪不断理还乱，处理起来难度很大，有些长期积累的矛盾目前根本无法解决，特别是当初村办企业转制时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以及村内一些违法用地、乱搭建现象。虽然各村每年都在清产核资，但基本停留在表面，真正触及历史遗留问题时，一些村普遍存在着与其现在把矛盾摊开还不如不去碰它继续放放再说的思想。此外，在原行政村撤并中并村不并账和集体资产三级队（组）所有的情况使集体资产量化在同一村内难以统一，而在实际操作中村民（社员）代表会议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村级债务沉重。据调查，2013年底，全市未开展股份制改革的267个村（社）账面债务总额为174505万元，村均负债654万元，实质性债务总额为58474万元，村均219万元。账面负债100万元以下的村社62个，100万-500万元的村社118个，500万-1000万元的村社41个，1000以上的村46个。股份制量化的是集体资产份额和分配依据，不会量化集体债务，而沉重的村级债务将很难避免村级集体收益分配与债务偿还之间的矛盾。

三、推进村级股份制改革的思考

（一）进一步推进村级股份制改革合理界定股东。在股份合作制改革中合理界定股东身份是关键，由于目前股东资格的确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为有效防止资产量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纠纷，避免因股东身份确定而导致的矛盾，在改革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考虑一些原则性问题：即户籍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相结合的原则、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村级集体资产带走与未带走有别原则、国家政策规定户籍可迁与不可迁有别原则、大中专毕业生安置就业与否有别原则、户籍农转非时本人自愿要求与村集体规定要求有别原则等。科学设置股权。一方面要科学选择股权，根据目前股份制改革的一般规律和上级指导方向，股权可分两大类，一类是资源性资产股权，另一类是经营性资产股权。资源性资产股权是以土地等资源为主的股份制改革；经营性资产股权是目前普遍选择的股份制改革模式，把村级全部经营性资产量化到人，股权设置以“人口股”和“农龄股”为主，并各占经营性资产总股权的50%。另一方面，要科学选择股权管理模式。对于土地大部分征用或要撤村建居的村（社），股权管理实行静态为主。对于土地部分征用或尚未达到撤村建居条件的村（社），股权管理实行半动态半静态管理为主；对于土地征用较少，集体经济以资源性资产为主的村（社），股权管理以动态为主。

（二）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股份合作制完备产权，推动产权流转机制。产权不是单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村级股份制改革中，完善个人产权，就是完善村（股）民对个人所有股份的处置与流转权利。只有可流转的产权才能带来高于预期的收益，才能增强所有人对产权的爱护和增值的激励；只有可流转的产权才是促使机制转换的重要方式。因此，在股权管理上，要探索在股权继承、赠与、分拆过程中实行股权分红与社员福利相分离的分配模式，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股权管理制度，鼓励和支持股权内部流转；探索建立股权内部继承、赠与、转让、抵押和担保制度；建立股权管理网络系统，对股东股权增减、转让流转等情况实行信息化管理，逐步探索开放股权交易市场。健全机制，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章程》，健全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财务监督机制，强化“三资”公开、民主管理和规范化运作。进一步理顺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关系，明确各自职责权限。要建立经营管理者的考核激励约束机制、责任风险保证金机制，实现干部的责任风险与利益挂钩。同时，要加强对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深化改革，探索股份制改革新途径。当前全市村级股份制改革工作尚处于存量折股型阶段，属于封闭式的社区型股份合作社，说白了是一种过渡型的组织体系。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过渡型组织体系将会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新的情况，因此，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深化村级股份制改革的新途径。如兰江街道南郊股份经济合作社退出终止改革，宁波江东区东郊街道惊驾股份经济合作社渐进式深化改革，海曙区望春街道胜丰股份经济合作社项目化分社经营改革，海曙区望春街道震丰股份经济合作社项目公司化改革等。

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篇8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激进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F1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6)05-0034-03

收稿日期:2006-05-04

作者简介:任亚先(1982-)，女，山东济宁人。华东师范大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阚凯(1981-)，男，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2005级博士研究生。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发源地。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巩固与不断发展并凝固化的传统体制模式，在以后的苏联各个历史时期均未受到根本改革，以至于俄罗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极为复杂的矛盾与问题。为什么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些人认为，这主要是在政治上刚刚取得主导地位的民主派，为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取得西方的支持所决定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民主派屈从于西方压力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派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

一、“休克疗法”的理论依据

激进学派认为，在现有世界经济条件中，所有的成功经济都在共同市场、可兑换货币、私有制、开放性贸易等大致相同的制度条件下，该制度的趋同性表现在宏观经济的稳定、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方面。因此，激进改革就是以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追求以快速的“大冲击”或是所谓的“休克疗法”使经济转型国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市场经济的各种要素迅速到位与发生变化。激进式经济改革的着眼点是经济转轨的终极模式，排斥了所有与其终极目标不相符合的任何中间环节，必须立即实施能达到成熟市场经济的所有措施以达到终极模式。因此，根据该理论必须完全抛弃存在于旧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安排，迅速地实现私有化，并在摧毁旧体制的基础上迅速建立新的体制。激进学派认为俄罗斯改革前的价格扭曲、产业结构的扭曲、预算约束下的需求过度处于十分严重的状况，因此他们设计了理想的资源配置体制，希望通过改革一步到位。

经济转轨模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一国发展道路进程的选择。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经济基础是制度的基本构成，是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经济转轨也是整个社会制度变迁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质，包括经济组织形式、结构、产权、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社会规范和准则等。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旧的制度安排妨碍了经济效率的实现，通过体制改革实现激励结构、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结构的重新构建，能够提供比原有制度结构更大的潜在利润。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实质是要克服苏联时期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在制度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的严重缺陷，引进新的、更有效率的体制，实现对旧体制的替代，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

激进式经济改革采取的是一步到位的改革方案，改革的初始阶段和摩擦成本都较大，一次性支付的总成本也较大;随着改革的顺利进行，阻力成本和摩擦成本呈下降趋势，阻力成本是时间变量的反函数。激进式改革实行的是”休克疗法”，激进式改革总收益曲线呈“大波浪型”。而渐进改革相反，实施的是温和的改革方案，成本是时间的正函数，收益也是呈现“小波浪型”。无论是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改革方案，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和具体内容基本相同，改革方式选择的关键是以较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实现市场经济的目标。激进式改革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达到改革目标，改革的难度就在于能否克服改革初始阶段总成本大于总收益的矛盾。由于俄罗斯旧的经济体制已经严重缺乏效率，在制度变迁中如果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每一步改革都可能处于相对的无效率状态，这将导致经济可能长期处于无效率或被扭曲的状态，改革成本将增大。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能以最快的速度打破旧的体制，按照最终目标模式来重新构造新的经济体制。虽然在改革最初阶段成本可能要大一些，在短期内也可能造成经济发展出现暂时减缓、停滞，甚至负增长，但是如果新的体制能够迅速建立，经济结构能迅速到位，就能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立即解决长期经济扭曲、资源无效配置等问题，从而实现改革的收益。同时，苏联政治体制的解体也使得原有的经济体制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进行渐进式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不复存在，因此激进式经济改革的选择也是效益和实际结合、比较的结果。

二、改革前俄国民经济概况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重新思考[DM)][BW)]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苏联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衰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危机。到了1990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3%。而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工业与农业生产分别下降2.8%和4.5%。

1990年，在1 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到1991年，国家不得不在所有城市实行严格的票证供应。到1991年末，零售贸易中的商品储备减少到破记录的最低水平──只够消费32天。1992年1月，粮食储备约为300万吨，而当时俄国内粮食消费每月为500万吨以上。在89个俄罗斯地区中，有60多个地区没有粮食储备和面粉，都在“等米下锅”[1]18-20。社会局势紧张到了极点。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学者指出的:“在俄罗斯(苏联)利用中国改革经验，也许在这一经验出现前的十几年是可行的。因为当中国改革的经验出现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末)，俄罗斯的原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与其说是需要医生，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了。”[1]6

三、俄政党与人民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

在苏联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强调要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放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包括不放弃指令性计划。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往往体现在指令性指标数量的增减方面，结果造成残缺不全的指令性计划与发育不良的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滞和僵持于这个格局中，就使得本来不正常的经济关系更加扭曲，经济更难以正常运转。

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达成共识。”[4]59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得的成果，不应把它拒之门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继续寻找计划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上，否则，“对传统体制起不了治本的作用”，因此，“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

人们对旧体制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已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又看到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丰硕经济成果，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从官方到普通居民产生一种“幻想与错觉”，似乎只要向市场经济一转轨，马上就可摆脱危机，很快就可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很快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正是这种压力成为俄罗斯加快改革步伐的催化剂。

俄民主派在确定以建立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之后，总结过去改革的教训，决定改变过去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纸上的做法，而是采取实际行动，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此来解决当时面临的依靠传统体制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这说明，当时“转轨进程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3]

四、俄罗斯政治局势的影响

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实际已停顿，“联盟国家机关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四分五裂”，“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监控实际上都不起作用”[1]21。这是因为，“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它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和瓦解过程之中”，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旧的国家调节经济机制陷入崩溃”[2]130。在这一期间，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取缔苏共，最后是苏联解体。这样，在俄罗斯已不存在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权的民主派，在上述政治情况下，下决心实行激进的改革。“改革战略的实质不仅在于要进行极为迫切的经济改革，而且还在于要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具有一切必要的属性，如预算、稳定的并可兑换的本国货币、税收制度、边防军队、海关、有效的货币制度、可控制的国家银行，等等。”[1]26这也说明，当时俄罗斯可供选择的改革途径已经十分狭窄了。俄有的学者认为，当时俄罗斯最高领导只要愿意，就完全能建立和形成一个权威机构，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当时存在渐进改革可能的理由。但另一些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是脱离当时俄罗斯实际情况的，“这只在办公桌上是可能的”。“在纸面上一切都好摆弄，但忘记了存在峡谷。而目前的俄罗斯政治经济现实是接连不断的峡谷。”[1]33

五、激进式经济改革的选择也是外国力量影响的结果

外国力量主要从资金和思想意识两方面影响俄罗斯经济改革道路的选择。在经济上，俄罗斯在改革前经济已经入不敷出，国内储蓄无法提供生产投资所需要的必要资金，而当时国外资本对俄罗斯投资又十分有限。1992年转轨前，俄罗斯吸引外资还不到1亿美元。同时俄罗斯还承担着苏联遗留下的巨额外债，急需国外资金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一些国家在允诺对俄罗斯给予资金援助的同时往往附带了很多经济和政治条件，诱使俄罗斯按照西方设计好的激进式经济改革方案进行改革。例如，在俄罗斯实施激进式改革方案之初，西方国家制定了大约24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以此为诱饵，要求俄罗斯必须实行私有化改革才能够取得贷款。在思想意识上，西方国家鼓吹新自由主义，宣扬自由的市场能够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受西方舆论宣传的引导，俄罗斯的多数民众认为，既然新自由主义能够解决欧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也一定能够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起到作用。受此影响，俄罗斯认为只要全面放开价格，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市场经济便会自发形成，市场机制就会自动启动。“休克疗法”恰又提供了实践的“模板”，使得俄罗斯最终选择了这条经济改革道路。

上述分析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俄实行激进改革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激进式经济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在实践中又有拉美和东欧成功实例的借鉴，因而俄罗斯选择激进经济改革的道路就成为必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俄罗斯经济转轨启用激进方式，即使是不合适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4]

参考文献:

[1]А.В.乌留卡耶夫.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Л.Я.科萨尔斯，等.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