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6 17:34:19
摘要：为了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陕西省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选择能源消费、生产链、消费需求视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LCA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2007和2012年30个细分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各细分部门的2007和2012年的碳减排变化。结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基础性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较高；间接碳排放中，建筑业、其他服务业隐含碳排放量较高，而“流出”间接碳排放对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贡献最大；在碳减排政策设计中，上述部门应该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陕西省；碳减排；EIO-LCA模型；产业结构调整；投入产出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陕西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发展绿色环保的低碳经济是必由之路。《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陕西省的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下降15%。陕西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需求持续上升。为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重要途径之一。因此，系y测算陕西具体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分析各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对于有针对性地设计碳减排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测算、碳强度因素分析、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碳排放测算方面：一种是以生产者视角的碳排放清单核算框架为主，此方法主要是利用IPCC核算体系，对各部门的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但这类方法存在“碳泄漏”及排放公平性问题；另一种是基于需求者视角的隐含碳排放测算，主要利用投入产出法核算整个经济系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即进行“碳足迹”追踪。国外学者运用碳足迹研究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际贸易的隐含碳问题，Shui等利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软件计算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隐含碳排放量；国内学者计军平建立了EIO-LCA模型分析了温室气体排放在部门间的分布结构；唐建荣等对江浙沪地区隐含碳排放进行了估算，石敏俊等应用2002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算了各省区碳足迹。碳强度因素分析方面，徐国泉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崔佳运用LMDI法将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分解为技术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并结合相关数据对中国碳排放强度驱动效应进行测度；张旺等利用LMDl分解研究了北京能源消费排放增量增长的驱动因素；雷厉通过构建“LMDI分解模型”，认为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张雷等试图通过产业一能源关联和能源一碳排放关联两个基本评价模型，解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杜婷婷等以库兹涅茨环境曲线（EKC）及衍生曲线为依据，对中国C0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序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得出中国经济发展与C02排放的函数关系；赵爱文等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在分析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效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微观的具体行业部门的碳减排问题力有不逮。投入产出模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即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EIO-LCA）是分析计算微观部门生产全过程隐含碳排放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拟运用IPCC碳排放核算办法及EIO-LCA模型，分别从消费、需求等角度对陕西省各细分部门的直接和隐含碳排放情况进行测算，并对比分析2007和2012年各部门碳排放的结构变化，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对各部门的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持。
关键词： 低碳出口;路径选择;制度安排;低碳壁垒;碳排放交易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2-0029-07
一、问题的提出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特征，以实现较高的碳生产率、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的新型经济模式。[1]低碳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摆脱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代表的高碳排放、高强度能源消耗模式，为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低碳经济被认为是人类工业文明史上继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能源革命。[2]其核心内容在于提高能效，改善能源结构，使用清洁能源，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
低碳时代的到来对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当前正处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能源消耗猛增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居高不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6 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暂不承担国际减排义务，但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很难继续站在非附件I国家的队伍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京都议定书》是中国最后的保护伞，未来必将承担强制减排的国际义务。为了做好准备，我国政府制定了2020年减排40%～45%的排放强度下降目标，使国内不同产业提前适应碳约束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中国加入WTO后十多年间已然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出口贸易额在2009年跃居世界首位，占有全球份额超过10%。[3]出口贸易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其规模的不断扩张却加剧了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这种状况与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分工发展阶段是分不开的。有效把握低碳时代的挑战和历史机遇，转变中国当前出口贸易的发展模式势在必行，而低碳出口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必然选择。如何能够顺利完成中国出口贸易的低碳转型，进行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低碳经济规律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是本文要探索的关键问题所在。
二、低碳时代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碳泄漏产业的转移――中国高碳出口增长的催化剂
碳泄漏（Carbon Leakage）是指在宏观经济和中观产业层面，由于国家或地区实施针对温室气体排放或其他环境领域的管制措施，导致受影响产业部门内控排实体生产成本的增加和产业竞争力水平的相应降低，并最终促使这些产业部门内的生产者向没有实施温室气体排放管制政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转移的现象。[4]碳泄漏本质是一种高排放产业的转移，是受影响产业或企业为维持自身竞争力而选择规避排放管制措施的行为。碳泄漏导致的直接影响结果是实施排放管制国家或地区产能的流失，同时管辖范围排放量的减少将被管辖范围外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所抵消，由于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具有全球流动性，任何地点排放量的增加都会给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减排措施的环境效果带来负面影响。
在京都机制下，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需要制定严格的碳约束措施来减少管辖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此项义务。这种情况便容易导致碳泄漏的发生，发达国家的高排放产业，尤其是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部门，通过对外投资方式向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温室气体排放规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的结果是发达国家获得的碳减排效果，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显著增加为代价，甚至造成全球碳排放不减反增，与保护环境目标背道而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避免碳泄漏是发达国家补贴国内贸易暴露型产业，对发展中国家构筑低碳壁垒的主要依据。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碳泄漏产业的大量转移，显著增加了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又必须直面发达国家以碳泄漏为借口构筑的低碳壁垒。
（二）贸易隐含碳的核算――中国出口贸易的歧视待遇
贸易隐含碳（Embodied Carbon）是指，在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层面，在贸易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乃至运输等整个产业链中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的碳排放量，但并不包括产品本身和下游使用过程中的排放量。[5]近年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主要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两个角度对贸易隐含碳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中英学者联合发表在《能源政策》杂志上的研究结果表明，2004年英国实现了国内11%的温室气体减排，但由于从中国进口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在核算产品的隐含碳后，英国当年由于这些产品的进口和消费事实上增加了19%的温室气体排放。[6]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贸易国，隐含碳排放问题十分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出口贸易变相为他国承担了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消耗了本国大量能源，而且导致了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显著增长。
国际贸易中排放责任认定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焦点，其认定标准包括了直接造成排放的生产者负担原则，以及导致排放产生的消费者负担原则。[7]发达国家采用进口来取代国内高碳产品的生产，减少国内的排放总量，但是其所维持的进口和消费对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了负面作用。因此，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更应当从对贸易类产品生产与消费两个角度进行综合考虑来重新划定碳排放责任。贸易隐含碳的计量应由生产者负担向消费者负担原则转变，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并可能会影响未来潜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律的制定。但在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以生产者负责原则作为贸易隐含碳核算的大背景下，以高碳产品为主要部分的中国出口贸易显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三）碳标签的兴起――中国出口产品尚缺的资格证书
碳标签（Carbon Labeling）是在微观企业层面，对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核算后，将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碳排放以核算数值的方式在产品标签上加以标注，使消费者充分获知产品的碳排放信息，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8]碳标签经常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当作发达国家所推行的低碳壁垒，但该措施像其他许多绿色壁垒一样，也有善意和恶意之分。[9]笔者认为，大多数碳标签制度都是中性的，其有助于引导企业应用低碳技术开发新产品，实现低碳生产模式，提升企业在公众中的社会责任形象与地位，进而向全社会推行以节能减排为导向的低碳产品采购和消费模式。
美欧发达国家是碳标签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并以立法形式要求本国生产商以及进口商完成低碳产品认证。欧盟甚至在2009年颁布了《所有能耗相关产品生态设计框架指令》，即《ErP指令》。该指令对欧盟市场销售的产品提出了生态技术要求，并将产品在生命周期内对能源、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纳入考虑之中。除政府层面积极推动之外，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也强制要求他们的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对其产品完成低碳认证，甚至按照供应商贯彻的程度对其产品进行分级，执行不同的合作政策。目前，碳标签在中国出口企业的普及程度并不高，这主要受到认识水平和成本因素的制约，并有待国家和行业层面的推动。
（四）边境碳调整――中国出口贸易可能遭遇的“低碳反倾销”
碳关税（Carbon Tariff）也被称作边境碳调整（Border Carbon Adjustment，BCA），是指在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层面，一国针对进口产品根据其能耗量或温室气体排放量等指标而征收的特别关税，或施加的其他形式经济负担。碳关税的概念最早由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承担京都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I国家认为，由于率先实施严格的碳约束政策，或者采用碳税或碳排放交易机制等基于市场的手段，将使其排放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受损，因此有必要针对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如美国）或京都机制下不承担强制义务的非附件I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课税。被征收碳关税的产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产品在出口国生产过程中没有纳入任何碳成本，或纳入的碳成本低于进口国核算标准;其次，在进口国生产的同类产品承担碳成本;再次，国外产品进口到本国内要与进口国的同类产品产生竞争关系。[10]
碳关税在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并不一定以海关边境税收调整的形式出现，还包括了配额购买、碳审计或进口担保等形式。例如，美国在2009年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曾规定了进口商需要购买一定数量的国际储备配额才能进行特定产品的进口。而欧盟排放交易机制在第三交易期（2013-2020）针对所有飞经欧盟空域的民用航班，要求其航空公司根据核算排放量购买一定比例航空排放配额，且免费分配比例逐年降低。又如，美国联邦环保署自2010年要求所有发动机产品出口商缴纳每台发动机最低25美元的排放保证金，每家出口美国市场的企业最少一次性缴纳50万美元，保证金根据发动机生产商的销售进行调整，且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毫无疑问，碳关税的单边引入削弱了进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在形式上似乎维护了本国与进口产品的公平竞争环境。但究其本质，碳关税仍然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低碳壁垒，是一种缺乏国际法律依据的“低碳反倾销”。正如中国商务部在 2009 年7月3日的表态，“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WTO的自由贸易规则，而且违背了《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BDR），实施碳关税是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对此坚决反对。”
三、中国构建低碳出口的路径选择
入世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在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恶化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猛增的负外部性。因此，在低碳经济业已成为全球主流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对未来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长远格局进行调整，从国家总体的宏观经济层面、出口产业的中观层面以及出口企业的微观层面齐头并进，形成“三级层进，四组并行，内外结合”的路径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出口之路。
第一，在宏观层面，国家要以战略规划、立法与政策制定的层进路径模式保障和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强化顶层设计，为低碳出口转型保驾护航。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成长过程需要国家的宏观战略规划，以及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在战略规划层面，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分阶段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减排及低碳经济转型目标。欧盟在这一领域仍然是领跑者，在后京都时代，欧盟为其成员国分别制定了2020年“20-20-20”组合政策目标、2030年气候与能源框架规划以及2050年减排路线图。在立法层面，世界上已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本国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立法。其中包括英国制定的《气候变化法案》、美国参议院审议的《低碳经济法案》、瑞士制定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法案》、新西兰通过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案》等。[11]法律的制定保障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减排和推进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开展。在政策推进层面，这些国家或地区也相继采取了基于命令控制的传统环境规制手段，以及碳排放交易机制、碳税、碳抵消信用机制等基于经济手段的政策措施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规制，并辅之以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能效标准的制定、能效提高激励措施、碳捕获与封存技术，以及土地利用和森林碳汇方面的政策。
中国政府应充分借鉴并学习发达国家推进低碳发展的先进路径规划和管理经验，在宏观层面以战略规划、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层进路径模式加以推进，对有利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积极吸纳和推进，以优惠的经济、贸易、环境保护和能源政策措施引导并鼓励中国低碳经济和出口贸易的建设与发展，对不利于中国低碳发展的领域进行果断调整，以锐意进取的改革勇气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低碳发展新战略。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法》草案在2014年7月起草完成，并将在后续进入论证和提交审议阶段。[12]该法的最终确立将对我国实现低碳出口转型提供根本法律保障。
第二，在中观产业层面，国家应逐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实现传统高碳出口产业低碳化，培育低碳出口新产业，同时升级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国外直接投资的准入领域，以“四个并行”的路径模式促使我国出口产业整体向低碳模式过渡。
根据《201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近30%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由出口到国外产品的隐含碳排放所导致的，由于目前排放计量是基于不公平的生产者负责原则，国内出口商在赚取微薄利润的同时，伴随出口的碳排放量将被计入中国的排放清单，而产品输出到国外满足了进口国的高碳消费。因此，国家在产业政策及配套措施上应从四个方面平行推进出口产业向低碳模式转型。
其一，国内传统产业部门，尤其是高能源强度和高贸易暴露度的出口产业，将成为控制我国出口贸易温室气体排放的主战场。首先，应以减少特定出口产业能源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为目标，认真落实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建立落后产能淘汰机制，限制新产能的盲目扩大。其次，应积极构建低碳产业体系，促进形成符合低碳发展规律的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积极引导传统出口产业部门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尤其是钢铁、水泥等传统高碳出口产业向低碳化转变。基于行政命令型的产业标准，以及基于市场的排放交易或税收手段，都是可以发挥倒逼转型激励作用的政策工具。
其二，国家政策应向低碳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倾斜，并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应增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尤其要提高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比例。现代服务业是一种低能耗、污染少而且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新兴低碳产业。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其国民经济的比重高达70%，这也是这些国家从容进行低碳转型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仍然不及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促进中国低碳出口转型，实现平稳过渡至关重要。尤其可以优先发展现代通信产业、金融服务、现代旅游业、低碳环保服务业等。
其三，优化能源利用结构，积极推广节能和提高能效手段。以化石燃料燃烧为代表的能源活动构成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部分，而中国以煤炭为主要一次能源的现状更是加剧了单位产值的温室气体排放。为此，优化能源使用成为中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从能源需求角度，应在现有能源结构基础上，采用技术更新和改造等方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从能源供给角度，逐步采用更加清洁的天然气替代煤炭、石油等高碳燃料，提高其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同时通过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地热能等低碳无碳的可再生能源，降低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从而在能源使用环节有效降低出口产业中的碳排放强度和排放水平。同时，应注重平衡能源结构调整的规模与速度，使其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步骤与过程相吻合，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应当是渐进式的。
其四，限制国外高排放产业向我国出口部门转移，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避免碳泄漏的发生。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环境门槛较低，来自发达国家大批高能耗、高排放和高污染投资项目落户我国，直接或间接增大了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鉴于境外投资企业出口份额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领域和产业类型，是低碳经济大背景下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完成低碳化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门槛，把利用外资的着眼点由过去单纯重视经济效益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平衡考虑转变，碳生产率的高低，以及绝对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将是判别外商投资准入的重要考量因素。任何国外的碳泄漏产业以及不利于我国出口产业低碳转型的直接投资都应被禁止或限制进入。
第三，在微观企业层面，国家应鼓励出口企业正视碳成本，通过提高碳生产率增强低碳国际竞争力，同时引导企业适应国际碳规则，培育企业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感。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传统的低价竞争模式经常会遭致进口国“双反一保”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同时由于中国国内的环境规制标准较低，环境外部性并没有真正内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碳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可能遭遇进口国新型低碳壁垒的冲击。为此，国家应从内外两个维度提升出口企业低碳时代的适应力。
从内部视角看，国家应引导出口企业正确认识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外部性问题，通过各类政策工具让企业逐步适应对排放成本的消化吸收，并激励企业通过低碳技术的应用或低碳产品的创新研发，真正完成从高碳排放生产向低碳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出口企业通过采用国内外先进低碳生产技术和设备，降低单位产品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另一方面，可以设立专项低碳基金或采用其他资助手段，在WTO绿色补贴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高碳排放生产环节的升级替代研发给予支持。
从外部视角看，国家应提供信息窗口帮助出口企业及时了解主要进口国已经或即将实施的低碳标准和低碳技术法规，并督导国内出口企业严格按照新标准规范组织生产，以规避潜在低碳壁垒对某些出口产业可能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国家还应通过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帮助出口企业掌握国际上前沿的低碳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企业开展符合国际标准的低碳产品认证，提升出口企业应对低碳经济转型的认识能力。
四、中国实现低碳出口的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是对低碳出口路径选择的具体实施，贯穿于宏观、中观和微观路径层级的各个方面。低碳出口的制度安排，既需要新制度的创立，也离不开既有制度体系的完善，其中碳约束制度体系的建立是我国低碳出口制度安排的关键。
（一）建立国家层面的碳税和碳排放交易制度
不同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碳排放交易和碳税是两个主要的基于经济手段的温室气体排放约束制度。前者以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为代表，由政府对其管辖范围的纳入产业和企业设定排放总量和减排路线，然后将总量限额以排放配额方式分配给涵盖排放实体，由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与其排放量相等的排放配额，配额如有剩余可以交易获利，配额数量如不足则需要到市场购买进行履约。[13]而碳税是指政府针对符合条件的纳税主体（直接或间接排放企业或其他实体）根据化石燃料中的含碳量或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税种。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优势在于明确的减排效果，并通过交易降低经济体系的总体减排成本，而碳税的实施可以明确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对纳税实体投资减排活动产生明确稳定的价格信号，且政府实施的行政管理成本较低。碳排放交易和碳税并非完全对立，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中，两种制度相辅相成，可以有针对性地加以实施。排放量显著的大型企业可以纳入碳排放交易，而分散且排放单量较少的中小企业则由碳税进行规制。
无论采用碳排放交易还是碳税，中国实施碳约束制度是大势所趋，在中国未来承担国际减排义务越来越临近的大背景下，让生产商尤其是出口企业提前适应碳约束规则势在必行。在实现低碳出口转型的制度安排中，两种制度都是对出口企业进行排放规制的政策工具选项。排放交易制度适合于我国钢铁、水泥等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产业部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减少实施碳约束机制对这些出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可以首先采用排放配额的免费分配方法，并以出售配额获利和排放基准的渐进式提高刺激纳入的产业投资节能减排。而碳税则适合于国内规模较小、数量较多、排放量不显著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碳成本的加入势必会在短期内对出口企业成本带来影响，但从长期看却有利于企业的低碳转型。目前，我国七个省市已经率先启动了碳排放交易试点，以此获取一手的实践经验，未来将出口产业和企业纳入国家层面碳排放交易和碳税的涵盖范围也是我国实现低碳出口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
（二）建立国家层面的碳标签制度
碳标签在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并逐步由一种自愿性商业行为演变成为强制性标准，中国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标签制度有利于出口企业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低碳潮流，树立我国出口产品良好的环保形象。但碳标签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必须建立在完善的产品碳盘查估算方法、标准和实施办法基础之上。因此，我国在构建碳标签制度之时，应采用渐进式、由简入繁的碳标签产品目录，部分生产工艺和制造流程单一的产品，如纺织服装、塑料制品或玩具等，可以优先纳入碳标签管理体系，而一些原料投入、能源使用、生产流程十分复杂的产品，如电视机、冰箱等电器产品则可以暂缓进行规制，留待配套碳盘查制度完善后再将其纳入。碳标签制度的强制实施，虽然会在短期内增加出口企业的碳盘查和碳核算成本，但从长期看却有利于企业巩固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低碳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三）完善配套财政和金融支持机制
针对低碳出口转型的配套财政和金融支持机制包括了企业转型支持和低碳技术研发支持两个层面。财政金融支持主要是政府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出台相关政策，规定率先采用节能减排改造、新能源利用或引进国外先进低碳技术的出口企业，可以获得政府专项补贴，享受减税或免税待遇，或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向其他私人贷款或投资提供担保或其他形式的金融服务优惠等。目前，我国一些与节能减排有关的立法，例如《节约能源法》与《可再生能源法》只规定了原则性的税收优惠条款，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能很好地发挥对于出口企业的激励作用，未来此类优惠条款配套实施机制的建立是制度完善的努力方向。此外，如果出口企业被纳入碳排放交易，并获得政府免费分配的排放配额，则可以探索使用配额进行质押获得银行贷款的途径。低碳技术研发可以由政府或民间注资的碳基金提供支持。目前，中国已经设立的碳基金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征，包括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中国绿色碳基金、国家低碳产业基金等，这些碳基金在法律地位、管理结构和业务运营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14]且在支持低碳技术创新领域仍然欠缺。未来的中国碳基金可以采取以政府投资为主，集合金融机构、公私企业和个人等多渠道共同筹资，通过委托专业化机构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促进低碳技术研发、加速技术商业化，因此相关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潘家华等.低碳经济的概念辨识及核心要素分析[J].国际经济评论，2010，（4）.
[2] 陈波. 低碳大变革：下一个30年我们怎么办[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
[3] 宁学敏.我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的相关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2009，（11）.
[4] 史学瀛，李树成，潘晓滨. 碳排放交易市场与制度设计[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5] Wyckoff， A.， Roop， J.. The embodiment of carbon in imports ofmanufactured products. Energy Policy 22，187-194， 1994.
[6] You Li， C.N. Hewitt. The effect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on national and globalcarbon dioxide emissions.Energy Policy 36，1907-1914，2008.
[7] 安江.低碳经济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2.
[8] 沈木珠. 低碳壁垒的法律分析与应对思考[J]. 法学杂志，2011，（7）.
[9]朱京安. 我国绿色贸易壁垒的制度缺陷及法律对策初探[J]. 法学杂志，2006，（3）.
[10] 倪晓宁. 低碳经济下的国际贸易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11]黄海.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导向及启示[J].环境经济，2009，（11）.
[12] 孔令钰. 中国起草完成《气候变化应对法》草案[EB/OL].http：///Detail.aspx？newsId=47419&TId=57，2014-07-23.
[13]AlexandreKossoy， Klaus Oppermann， Rama Chandra Reddy， et al.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R]. WashingtonDC：World Bank， 2014.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点试验田位于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梨树镇高家村，地理坐标为124°14'E，43°18'N，属温带半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5．8℃，年降水量平均为577．2mm，海拔158．7m。该地区主要为一年一熟制春玉米种植区。
1．2试验设计选择了4块样地，每块面积2000m2。在控制施肥量和秸秆还田量的双重因子下，设如下处理:①减施化肥且秸秆不还田;②减施化肥且秸秆67%还田;③减施化肥且秸秆100%还田。以常量施化肥且秸秆不还田作为对照(CK)。减施化肥、常规施肥分别为施用玉米复合肥(28-15-12)450、675kg/hm2。5月22日播种、施肥同时进行，6月28日追肥。与传统耕作技术相比，该研究采用的保护性耕作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物理性质，提高单位作物产量［12］。
1．3测定项目与方法试验以每月2次为测定频率，每次测定项目为含水量和土壤碳排放量，不定期保存土样以进行有机质、NPK等参数的对比测定。有关土壤碳排放量的研究一般采用封闭式静态器室法、土壤类型法、遥感法、模型法、相关关系统计法等［13］。该试验采用封闭式静态气室法(CSC)，即采用碱石灰在封闭气室中吸收土壤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采用40cm×40cm×40cm的密闭玻璃气室，宽度的选择适用于两垄间距(65cm)，而高度的选择则保证了气体在土壤内外的循环畅通［14］，以使试验结果更贴近实际的土壤呼吸量。测定时间为24h，每个试验组取3组平行试验进行测定。由于降雨量和温度的剧烈变化会对土壤有机碳库造成极大地影响［15］，每次试验时应避免阴雨或其他极端天气，以减少实验误差。
2结果与分析
2．1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有研究表明，施肥、轮作以及作物覆盖都能降低CO2排放量，提高土壤固碳效率［16］，但其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从图1可以看出，碳排放量整体水平为对照(CK)＞处理③＞处理②＞处理①。处理③、②的碳排放量都大于处理①，而处理③、②之间碳排放量水平相差不大，碳排放量最大的为对照(CK)。由此可以看出，施肥和秸秆还田都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且施肥的效用更加明显。各处理碳排放随着玉米生长期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但波动差异微小。波动原因较多，如高降水量会降低土壤呼吸量，而较高的温度则对应较大的土壤呼吸量［17］。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期，根呼吸作用强度会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周围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微生物活性造成影响。在10月玉米收割后，各处理碳排放量都降到低谷，均在4g/(m2•d)以下。其原因主要为收割后植物根呼吸降到最低谷，而气温的下降也使得微生物活动变弱［18］。
2．2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情况含水量是农业生产中衡量农业土壤土质的重要参数之一。从图2可以看出，各层土壤含水量整体水平为处理③＞处理②＞对照(CK)＞处理①，即秸秆还田和施化肥都使得土壤含水量上升，且秸秆还田的作用更加明显;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各处理含水量都有小幅度的增加。
2．3玉米产量10月中旬玉米收割完毕后，对各处理玉米产量进行了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由于2010年整个吉林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异常充足，产量比2011年高。2010年对照(CK)玉米产量最高，其次是处理③，比正常施肥种植减产10．09%，比处理①减产7．28%;而2012年对照和处理间差异则更小，减产幅度控制在1．08%～6．02%。可见，当减少化肥施入量，产量会有所下降，但是秸秆作为一种生物肥，对产量起到一定的提升和保护作用。当全量覆盖还田时，这种效果更佳。
2．4含水量与碳排放量的线性关系通常意义下，在排除含水量最高和最低的极端条件下，土壤含水量与土壤碳排放应该是正反馈。因此，用含水量和碳排放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两者的关系。从图3可以看出，土壤碳排放量和含水量大体上呈现线性关系。这一结果是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趋于一致的。CO2的排放量是土壤呼吸的重要指标，与各层土壤含水量有着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有正反馈的作用。为了真正理清土壤湿度对土壤碳排放量的影响，必须进行调控土壤水分的单因子试验，即对其他环境因子如土壤温度、pH、生物条件等进行必要的调控。因此，在野外试验条件下，以上的数据比较结果是不能作为两者关系的重要相关性参考。
土壤CO2的释放主要来自有氧代谢，大体可分根呼吸、凋落物分解、微生物呼吸和有机质氧化4个部分，其中根呼吸作用贡献最大，可占总排放量的50%［14，19］，而农业生态系统具有生物种类少、食物链单一等特点，所以这一比值将进一步增大［20］。化肥的施入增加了营养物浓度，使得根呼吸速度得以提高，组织生长更快，能量的需求也相应升高。较高的生长呼吸水平对应较高的CO2释放量。秸秆还田同样会提高根呼吸速度。由于并不是直接突然增加底物浓度，效果并没有化肥的施入那么明显，而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秸秆覆盖极大地增加了凋落物库。凋落的分解需要在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完成。这一过程会释放部分CO2，而土壤微生物活性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强。研究证明，秸秆代替部分化肥可有效地降低碳排放量。但从土壤呼吸和土质的角度上进行分析，秸秆起到了保护作用，增加了微生物活性，达到了保水、保质的效果。而化肥只是提高了植物的生长速率，提高了生产量。化肥的使用会改变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造成土壤营养和pH失衡，抑制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正常作用［21］。长期过量施用会对农业土壤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3结论与讨论笔者在完成对秸秆还田试验长达2年的跟踪测定后，得出了包括土壤各土层含水量、土壤碳排放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NPK含量等一系列数据。但是，土壤土质的改变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所以包括有机质含量、NPK含量等的变化并不是十分明显。经过6年的试验种植，100%覆盖还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了2．2%，而正常种植土壤有机质含量为19．1%，高出13．2%。可见，秸秆还田有效地保护了黑土地的土质。而NPK含量变化不明确，且没有呈现具体规律。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低碳化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3-0004-03
作者简介：王晓芳（1978-），女，山西太原人，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经济学与国际服务贸易。一、引言
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低碳化日益受到各国重视。2009年6月美国在其《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增加了有关碳关税的条款，即美国有权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并从2020年开始实施。法国也提出从2010年开始对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此前一些发达国家也曾提出，如果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能达成协议，将考虑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世界经济向低碳化深入发展，美国、欧盟和日本推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都将低碳领域作为投资的重点，低碳经济成为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促进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主要发达国家凭借在低碳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势，加紧制定和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构筑世界产业和技术竞争新格局。对中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和确保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我国在国际市场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气候变暖使发展低碳贸易成为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采取的外贸发展模式。因此，我国从国情出发实施节能节排，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构建环境友好型低碳贸易模式，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是当前化解现实压力和承担国际责任的迫切需要。
二、国际贸易低碳化研究综述
低碳贸易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的主要贸易发展议题。关于低碳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低碳贸易的理论研究
Grossman和Krueger（1991）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环境影响时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建立了对外贸易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Chichilnisky（1994）认为实行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的环境状况会得到改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将会加剧，全球总体环境也将趋于恶化。Copeland和Taylor（1994，1995）最早利用南北贸易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他们假定各国的比较优势来源于环境标准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可以改善环境，发展中国家则会加剧环境污染，而世界贸易从总体上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二）低碳贸易的实证研究
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1984—1986年间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结果发现，OECD国家进口制成品中隐含碳排放量占其总排放量的13%。Antweiler等人（2001）利用44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技术的正效应要超过规模的负效应，自由贸易有益于环境的改善。Frankel和Rose（2002）利用工具变量估计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发现环境和贸易之间相互影响。Ahmad和Wyck-off（2003）测算了24个国家货物贸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证实了产业地理转移对全球排放的影响。Peters和Hertwich（2008）的测算结果表明2001年全球国际贸易的二氧化碳隐含排放量达到53亿吨。Nakano等（2009）对OECD 41个国家和地区17个产业的可比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其中21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逆差。
（三）中国对外贸易碳排放现状研究
Shui和Harriss（2006）计算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7%~14%是由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造成的。Wang和Watson（2007）的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净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占中国当年总排放量的23%。You Li和Hewitt（2008）发现，中英贸易使得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17亿吨。Weber等（2008）研究发现，2005年中国1/3的二氧化碳排放（大约17亿吨）是由出口产品造成的。陈迎等（2008）定量研究了2002—2006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的隐含能源问题。刘强等（2008）研究发现中国出口过程中带走了大约13.4%的国内一次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4.4%。齐晔等（2008）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孙小羽等（2009）测算了中国出口贸易引发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闫云凤和杨来科（2009）测算了1997—2007年中美贸易的隐含碳，并深入分析了商品贸易和隐含碳双失衡的原因。
（四）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1.增加新的要素禀赋与贸易内容。在传统的资本、劳动、技术、自然资源等要素之外又增加一个碳要素，将使国际贸易内容发生改变，贸易结构发生变化，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产品的比重则趋于上升。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的日益扩大，碳排放权有可能像劳动、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一样跨国自由流动，将很有可能替代一部分货物贸易。
2.改变现有国际贸易格局。随着低碳经济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将会发生转化：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技术上具有优势，将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占据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而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被迫退出国际分工——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粗加工比重大、耗能多、污染严重，而且存在路径依赖，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削减碳排放量。随着碳要素被引入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上可能出现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差异，国际产业链面临重构。引入碳要素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短时间内不足以扭转当今国际贸易的流向——发达国家出口仍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而发展中国家出口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
3.低碳经济将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低碳经济建立起新的贸易壁垒，获得垄断与竞争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严格的减排标准是一种技术性歧视。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以限制碳排放为名征收碳关税，这有可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个借口，借此改变国际贸易竞争格局，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构成严峻挑战。由于起点不同，征收“碳关税”将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关系更趋复杂化，不利于全球齐心协力应对气候变化难题。
三、中国开展低碳贸易的现状及制约因素
（一）中国低碳贸易的发展现状
中国目前仍只是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总体上看还比较粗放、可持续性不强，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来维系贸易顺差。迄今为止，中国实现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总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发展低碳贸易对中国既是阻力，也是动力。近些年来，我国在低碳贸易方面实施了许多重大举措，力图通过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等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2007年开始对重点“两高一资”产品加征关税等。但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低碳化仍需不懈努力。
（二）中国向低碳贸易转型的制约因素
1.要素禀赋约束
中国已探明的常规商品能源总量为155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0.7%，居第三位。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超过2／3，这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格局大不相同。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碳排放强度方面对中国特别不利：石油的碳排放系数平均仅相当于煤炭的80％，天然气仅相当于煤炭的60％，煤炭消费比重越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越高，致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碳”特征明显。中国能源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单位GDP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和供需变化，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煤炭所占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
2.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不断上涨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能源消费尚属于生存型消费，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将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必然导致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能源消费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0年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9.7％。
3.低碳贸易的锁定效应
王晓芳:中国发展低碳贸易的现状与对策王晓芳:中国发展低碳贸易的现状与对策所谓锁定效应，即现在的决策将会影响到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因为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等一旦投入将成为沉没成本，其使用年限均在15年以上，其间一般不会采用新技术对其更新。例如，现在投巨资新建的燃煤电厂将被这些投资“锁定”，未来十几年内只能继续沿用传统技术，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的状况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改变。
4.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
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已进入服务经济时期。中国产业仍处于低端位置，在产业技术含量、附加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落差。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承接了相当一部分高耗能、低效率、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受经济发展阶段和科技发展水平制约，中国正处于发达国家经历过的重工业化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自然较高。
四、实现我国国际贸易低碳化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引导，自上而下地推动低碳贸易
对于碳减排来说，客观存在着边际成本随减排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对于理性企业和经济消费者而言，发展低碳贸易意味着增加额外的成本，完全公益型发展模式很难持续，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通过补贴或碳税等形式推进我国低碳贸易的发展。例如，日本光伏企业在发展初期享受政府补贴，光伏产量发展迅速，占全球份额超过70%，后来日本取消政府补贴，德国、中国企业由于技术及成本优势，乘势而上抢占了国际市场。政府要充分发挥在构建以低碳经济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政策引导和协调作用。例如，符合节能环保的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在欧美市场占有很大份额，但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国家标准过于苛刻，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协调相关部门利益，对电动自行车出口予以扶持。
（二）发展低碳产业，夯实低碳贸易的基础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推动的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未来的企业竞争必定是基于低碳产品与技术的竞争。英国能源白皮书显示，英国近30年中经济规模增加1倍，但能耗总量只增加了10%，这一方面得益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面对国际贸易低碳化的大趋势，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也需要用低碳化的产业基础作为支撑。中国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尚处于工业化初期，产业低碳化任重道远。低碳经济需要政府主导，而企业应成为低碳经济的践行主体。政府应通过低碳产业规划、财政税收扶持、金融融资支持等引导企业进入低碳产业，研发低碳产品，鼓励企业积极建立低碳技术创新机制，力争在清洁和高效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在国际碳减排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激励企业坚持节能优先，大幅度降低能源强度，从而降低碳强度。敦促企业定期企业环境报告书，披露温室气体的产生情况及削减措施等信息，以减少碳排放。
（三）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应及时调整思路，以适应国际贸易低碳化发展趋势。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国际社会积极协作，特别是加强在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积极履行国际减排义务，共同实现全球减排目标。在节能环保领域和新能源领域抢占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制高点，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我国要坚持《京都议定书》中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时机与发展空间。通过编制低碳经济发展规划，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协商和谈判，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动参与者和制定者，维护国家正当权益。
［参考文献］
［1］UK Government.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a Low Carbon Economy［R］.EnergyWhite Paper,2003.
［2］Wangxiaofang.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Low-carbon Trade［J］.Energy Procedia，2011.
［3］Bin Shui，Robert C·Harriss.The Role of CO2 Embodiment in US-China Trade［J］.Energy Policy，2006（34）:4063-4069.
［4］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8（7）:11-25.
［5］闫云凤，杨来科.金融危机与我国低碳贸易的发展［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1）:82-84.
关键词:农业;低碳农业;二氧化碳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的会议，让“低碳经济”;成了2009年的岁末热词。一时间，所谓碳税、碳汇、碳交易、碳足迹、低碳工业、低碳农业、低碳建筑、低碳城市、低碳生活蜂拥而至。低碳经济作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其实并没有约定俗成的定义。一般来讲，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所谓低碳，就意味着环保、节能减排，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1低碳农业的概述 低碳农业首先是一种理念，是农业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发展方向。低碳理念的本质就是降能节约。低碳农业是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实现农业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低碳农业是一种比广义的生态农业概念更广泛的概念，是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象生态农业那样提倡少用化肥农药、进行高效的农业生产，而在农业的能源消耗越来越多，种植、运输、加工等过程中，电力、石油和煤气等能源的使用都在增加的情况下，低碳农业还更注重整体农业能耗和碳排放的降低。
低碳农业也是生物多样性农业。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刀耕火种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和工业化农业阶段。工业化农业过程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农田开垦和连片种植引起自然植被减少，以及自然物种和天敌的减少;农药的使用破坏了物种多样性;化肥造成了环境污染，进而也引起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品种选育过程的遗传背景单一化及其大面积推广，造成了对其他品种的排斥，如果用碳经济的概念衡量，这种农业可以说是一种 “高碳农业”;。改变高碳农业的方法就是发展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由于可以避免使用农药、化肥等，某种意义上正属于低碳农业。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一个重要的温室气体来源，同时又受到温室效应的严重影响。响应低碳经济的号召，确定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探寻减排办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当务之急。然而，低碳农业虽然前景广阔，但距离“低碳农业”;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劳动力是发展低碳农业前期投人成本中的主要部分，尤其是知识型劳动力的投人;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特点决定了规模化低碳农业发展的困难。发展低碳农业，需要大面积采用生态农业的部分技术、需要相应的生产技术与之相匹配、需要政府和一些高校社会组织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培训，特别是市场的衔接。
2农业与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的消长关系 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农业生产在全球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H4, N20)循环中占有重要地位。土壤中的有机物质经微生物分解，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人大气，CH;可在长期淹水的农田中经发酵作用产生，全球一半以上的N20来自土壤的硝化和反硝化过程。 2.1农业是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的重要来源 2.1.1土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土壤圈是地球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交界的一个圈层，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人类与生物生活栖息的基地，而且是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间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枢纽。土壤圈在全球气候变化尤其在全球碳循环中的重要作用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土壤圈是碳素的重要贮存库和转化器。其贮存形式为土壤有机质，它含有的有机碳量占整个生物圈总碳量的3/4。储存的大量有机碳是土壤质量和功能的核心，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但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加速了农田土壤中有机碳的矿化，进而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CH4等温室气体，尤其是千百年来因种植水稻而形成的水稻土，每年排放的CH4占全球 CH;排放总量的10%一15%。二是土壤呼吸使大量的有机碳以二氧化碳形式释放到大气中。土壤呼吸作用释放的二氧化碳量是相当可观的。据估算，全球每年由土壤释放到大气中的碳量约为 (0.8一4.6) xlOlsg。因此，土壤呼吸的微量变化将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显著变化，从而影响由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伴随的全球变暖和其他气候因素的变化。
2.1.2农业生产是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大量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耕地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超过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相当于150亿t的二氧化碳。一是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已引起各类生态系统显著变化，如毁林开荒、放牧、种植经济收益高的作物、弃牧毁草开垦、草场退化、农田侵蚀性退化、土地沙化等森林和草场破坏所引起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是双向性的:一方面，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二氧化碳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被毁坏林木、草通过燃烧或腐解而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数量增加。二是土地利用变化是目前大气中碳含量增加的第二大来源，其作用仅次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目前由于土地利用变化每年向大气中排放1.6 Pg碳，约占人类活动总排放量的20%。长期以来大量自然生态系统向人工生态系统转换，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三是施肥不当会加剧温室效应。向土壤中施用石灰能够降低土壤的酸性，促进作物生长;但是碳酸盐和重碳酸盐的溶解和释放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尿素施用过程中碳素的易挥发性也导致大量二氧化碳的损失。因此施用石灰和尿素也成为二氧化碳的排放源。由此可见，在全球变暖过程中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要：低碳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问题。发展低碳经济，不能仅仅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寻求解决之道，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慢慢地发展，而必须进行国家整体力量的动员，在政治层面形成强大的国家意志。在国家力量中，社会大众是进行低碳建设的重要主体，市场是低碳经济的主舞台，政府的作用是引导和激励。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初主要是针对气候变化这个特定问题提出的，其狭义解释，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少地依赖化石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体系。照此理解，低碳经济并不等于能源效率很高的经济，也不等于没有污染的经济。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低碳经济，而且许多这方面的研究对低碳经济的界定比较宽泛，对它的理解近同于绿色发展。
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低碳经济的意义：低碳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问题。它要求改变现行的高碳型经济增长方式，以获得更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和更高层次的国家核心竞争力。
一、低碳经济的核心是新能源产业
发展低碳经济，关键是改变能源战略，包含新能源产业(如非碳能源、可再生能源等)、碳汇、碳捕捉、碳贮存，等等。其中，新能源产业是重点，因为只有改变全世界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
在当前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和能源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过去美国把加强国家竞争力的重点放在金融创新等虚拟经济上面，以软实力为主，领跑全球经济，结果由于监管不力等原因，出了大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绿色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能源新政。能源新政的核心，是想通过新能源开发、节能增效、智能电网研发、应对气候变化等“能源革命”，再次将美国带到全球经济的顶端。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部署。而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力，在新能源技术上也有很多积累和优势，所以它选择了这个突破口。
在这样的新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战略性眼光来看待低碳经济。我国未来能源需求还将增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还将担当主力。面对这种格局或前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没有新的能源意识，还继续停留在老模式上，试图依靠传统的高碳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其结果，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较快，但将来则可能失去国家竞争力。
我们当然不能等灾难降临了再变。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把自主创新确定为国家战略，其中新能源是自主创新的重点内容。我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产量也可能最大，但产业化规模还不大，尤其是核心技术主要是国外的，而核心技术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之处。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规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在新能源产业上，比如说核电，原来提的是适度发展，现在提的则是积极发展，两个字的不同体现出国家能源政策方向性的变化。今年4月，李克强副总理在浙江三门核电一期工程开工仪式上强调，新能源产业将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要把发展新能源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策引导扶持，促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和产品的广泛应用，加快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能源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中国，领导的新认识对全局新变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科学制定控制碳排放的路线
发展低碳经济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途径之一，这是我们的主动选择。2007年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
是否要制定硬性的碳减排指标，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刚性减排目标的，只有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这两种污染物。之所以没有提出更多的指标，是因为相关指标能否实施深受技术、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十分复杂。“十一五”时间已经过半，我国两项污染物的减排工作取得了很明显的进展，“十一五”目标有把握完成。现在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这些污染物减排中的经验和问题，这对于将来制定碳控排的方案是有借鉴意义的。
目前在两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随着经衙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新增的污染物排放量还很大，加上原有的排放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减排措施，那么总的排放量还会增加，但实际上我们减排的潜力却越来越小，因为容易减排的那部分我们都已经先做了。所以在减排的着力点上，除了工程减排，还要重视管理减排。二是减排的主动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减排的监督成本比较高，中央和地方在减排问题上存在着博弈。需要采取更加科学的办法，进行激励性地而不是被动地、强制性地减排，降低减排的操作成本。三是减排的地域性问题，有些地区有其特殊的污染物，特别是像湖泊地区，这样，将来全国是否仍然一刀切地采取相同的污染物指标、相同的减排量等等，都值得研究。应该让地方有针对性地提出各自需要减排的特征污染物，来解决当地实际问题。
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十二五”环保规划，其中如何用科学的、低成本的方法进行减排是一个重点问题。是继续坚持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两个指标不变，还是要增加其他指标?目前还未定论，适当增加一些指标可能是大家比较认同的，但要重视考核的科学性和经济性。
目前看来，把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硬性指标纳入到“十二五”规划中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减少碳排放在很大程度上是能源结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问题，不宜简单化地分配到微观层面去实施。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总量是自然条件赋予的，同时也与国家层面的选择和决策有一定关系。二是二氧化碳的核定、统计等比较困难，特别是要在微观层面去核定的话，技术上实现起来存在很多问题。三是二氧化碳本身有科学上的两重性，它是正常的物质循环、生命循环所必需的物质，在含量太大太高时才会带来危害，所以对碳减排还不能像对其他污染物减排那样安排。
三、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动员国家力量
尽管是否制定碳减排指标还不确定，但控制排放的方针是明确的。我们可以多研究，多宣传，用一些政策措施鼓励全社会控制排放和减少排放，例如在公众中间倡导低碳化生活，宣传节能知识，鼓励绿色出行，进行道德教育，等等。而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总体战略，需要综合性的、国家整体力量的动员。
几十年来，我国之所以付出了那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和环保这两个领域的力量越来越失衡，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现在，在环境保护、低碳经济、能源革命和节能减排等这些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上，一定要极大地加强力量，改变失衡局面。我们把一个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实力称为“环境保护的国家力量”，简称“环境保护国力”。 过去我们讲国家力量，主要理解为政府的力量，这种理解是狭隘的，应该把整个社会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都包括在内。从上下层面上讲，国家力量包含中央、地方、单位(如企业)等各个层次的力量；从来源主体讲，包含政党、人大、政府、司法、社会组织等各种主体的能力；从所覆盖的领域来说，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外交等方面所产生的力度。
低碳经济的发展不能仅在经济或文化的层面上寻求解决之道，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慢慢发展，必须在政治层面形成强大的国家意志，并由此来促进政府、市场、社会各种力量的有效合作。
强调国家意志，不等于政府要包打天下，国家意志不应该也不能够替代社会行动。在国家力量中，社会大众是进行低碳建设的重要主体，尤其是民间的创造力，不是政府所能代替的，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引导和激励。中华民族历来是很有智慧的民族，这种智慧体现在因时因地而应变，例如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能够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农业生产顺应了自然条件。低碳经济是千百万人所从事和创造的事业，也需要千百万人因时因地的奇思妙想。发展清洁能源也好，创新低碳化技术也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激励，把很多具体实施过程交给人民群众，让整个社会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
同样，市场也需要政府的规制和引导。要发挥市场的活力和高效率，重在让发明创造有利可图。我们已经有了专利制度，现在又搞了创新基金、企业孵化器、工业园区，等等，目的都是为了鼓励创新。当前，新兴的低碳市场已经开始显露出其潜力和前景，例如太阳能技术、新能源汽车，等等，吸引了很多投资，包括外资。今后，针对低碳产业，还需要更多的激励制度。
同时，因为低碳经济在中国还是一个探索性的领域，它要成为国家战略，还需要经过很多试点和示范工作，总结经验后加以逐步推广。2009年4月，全国政协常委视察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开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的情况，指出应该把低碳经济作为其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启动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选择了上海和保定作为首批试点城市。下一步，我们可考虑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重点能源基地选择典型城市试点，在建筑、冶金、化工等高能耗、重污染行业试点，总结出低碳经济的可行模式，向全国推广。
最近，周小川行长撰文指出要利用金融市场来支持节能减排工作，其中在提及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的调节作用时，更是明确指出要“认真研究、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探索在国内试行排放配额制、发展排放配额市场”。可见，在节能减排工作中金融市场是大有可为的，国外碳排放的交易机制对于我国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际碳交易的由来
国际上的碳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碳排放权利的交易，它起源于1997年12月的《京都议定书》，该公约是国际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对各发达国家来说，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
《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具有国际法约束力，达不到减排承诺的国家将面临严厉的惩罚。鉴于不同国家的减排任务、实现减排目标难易程度等的差异，《京都议定书》在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做出规定的同时，也规定了非常灵活的履行义务方式，如基于市场的“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交易”三机制，从而为发达国家也提供了回旋余地。“联合履行”允许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在成本较低的另一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投资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项目，并将因此减下来的减排额返还投资国，冲抵减排义务。不过，“联合履行”只能在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实施。“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此名义下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履行”。也就是说，把“联合履行”所限制的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成本低，效益高），以换取减排额度来冲抵本国应负的减排义务。“排放交易”的意思是，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其剩余的额度可以直接出售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这些灵活履行排放义务的方式就促成了国际碳交易的产生。
欧盟碳交易的实践
对于《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任务，布什政府拒绝批准，而与此同时欧盟却积极探索碳排放交易机制以降低实现承诺目标所需的成本。2003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即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与日本、加拿大以及美国州一级的排放制度相比，欧盟的排放贸易体系更为完善，其所设计的规则能够满足《京都议定书》及其缔约方会议所作的决定的要求，预计会更容易与未来的国际排放贸易接轨，因而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温室气体排放机制。目前，欧洲已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碳交易市场。其中阿姆斯特丹的欧洲气候交易所2006年交易的二氧化碳达到4.5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量的35％。
交易概况
欧盟现行的碳排放贸易体系可以概括为“限额―贸易”体系，即先确定温室气体排放的限额，然后再根据额度的供求展开贸易，限额有余者是市场的供给者，限额不足者则是需求者。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涵盖了欧盟25个成员国，以强制性的方法纳入了1.15万个排放实体，其中包括炼油厂、发电量超过20兆瓦的电厂、钢铁厂、水泥厂、玻璃厂以及造纸厂等，共占欧盟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的80％左右，因此目前的排放交易体系所涵盖的温室气体仅包含二氧化碳在内，而不包含其他的温室气体。
关于限额的确定。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根据各成员国内部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规定每个国家允许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而这一配额又被分配到国内的各个排放企业，配额的分配是考虑了历史排放、预测排放和部门排放标准等因素而制定的。对于不能实现目标的企业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计划的时间安排。欧盟排放贸易计划分两期进行。从2005年到2007年的最初3年为第一承诺期，减排的目标是努力完成《京都议定书》所承诺目标的45%，从2008～2012年开始的第二个承诺期里要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全部目标。
超标的惩罚措施。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7年的第一阶段减排期内，超额排放部分每标准吨二氧化碳将被处以40欧元的罚款，在2008年至2012年的第二减排期内，处罚的标准将达到每标准吨二氧化碳100欧元。
交易形式
为了达到减排的要求，欧盟具有减排义务的企业也曾考虑通过自行建设设备的方式来分解温室气体，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成本较高，因为欧盟企业自身减排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高达约56欧元。因此，欧盟规定各成员国均可以通过《京都议定书》的其他灵活机制，以成本效率方式完成减排目标。这就形成了排放配额交易和核证减排交易。
排放配额（EUAs）交易。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允许成员国之间的企业根据各自的减排成本差异，自由买卖温室气体减排额度，这就形成了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在该市场，交易的减排单位是EUA，一个EUA等于一吨的二氧化碳。交易的需求方是那些排放超标的企业，而供给方则是配额有剩余的企业。通过这种市场交易的机制，欧盟二氧化碳减排的成本有所降低，欧盟目前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约为20欧元，低于欧盟企业自行建设相应减排设备的成本。
核证减排量（CERs）交易。核证减排量交易是基于清洁发展机制而产生的。欧盟排放贸易体系规定，有减排义务的欧盟国家可向无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温室气体排放权，其方法是欧盟国家企业帮助发展中国家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气体，就可以在本国获得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欧盟的实践证明，这一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欧盟的减排费用。由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获得的减排量必须经过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员会的鉴定，并由其发行核证减排量（CERs），而核证减排量则可以进入排放贸易体系进行交易。核证减排量的价格是排放配额价格的一个贴现，贴现的程度依赖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风险程度。尽管如此，核证减排量的价格和配额的价格还是相互关联的，核证减排量的交易降低了配额的价格。
对交易机制的评价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运行两年多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宏观层面上，从第一年情况看，企业的履约率很高，其中英国的履约率超过99%。整个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有所下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也推动了基于项目的京都机制的投资，如清洁发展机制下面的一些项目。微观层面上，企业管理层对控制温室气体的认识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二氧化碳不仅仅是企业环境主管关注的事情，更是企业财务主管和CEO要考虑的问题了。另外，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建立也极大地降低了欧盟国家履约的成本，欧盟在这方面每年只需要支出29亿欧元到37亿欧元，而如果没有这一交易体系，可能支付的成本将大为提高。
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也面临一些问题。其最主要的问题是现行的“限额―贸易”体系本身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在限额体制下，一些企业通过游说政府而获得额外的配额，然后将多出来的部分出售获利。政府也存在发放过多配额的现象。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透明的、合理的配额分配机制，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企业之间配额的分配，也存在于欧盟各成员国之间配额的分配。最近，欧盟就考虑用拍卖和基准机制来修改现行的配额交易体系，希望通过拍卖的形式来发放排放许可证。另外，由于市场深度不够、配额频繁调整、气候与经济等因素，造成市场上排放配额价格的过大波动。
对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启示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京都议定书》中并没有规定我国减排的义务，但是，目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较快，从1994年至2004年年均增长4%，这对于国内的环境保护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可以借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运用市场价格机制，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控制我国的碳排放，同时也是为未来的国际碳排放贸易积累经验。在当前，可以先按照“限额―贸易”的方法在我国建立配额交易市场。
首先，以法律的形式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一定规模之上的企业纳入到限额排放体系。在初始阶段，包含的企业主要应该是工业企业，排放许可权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二氧化碳。
其次，建立透明、合理的排放权分配机制，对纳入限额排放体系内的企业规定一个排放配额。
再次，建立排放配额交易的场所，为配额的供求调节提供市场。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我国的气候交易场所，允许配额有剩余的企业在经过相关机构鉴定、审核之后把剩余的配额在气候交易场所出售，而允许那些配额不足的企业在气候交易所购买市场上出售的配额。
另外，对于那些排放超标的企业，相关机构应根据超标的数额给予相应的惩罚。对于超标数量罚款的金额要大于市场上相同数量配额的价格。
最后，对于那些排放超标的企业，在金融市场准入和融资上作出限制性规定。例如，吊销其贷款证，限制其上市融资或从银行取得贷款等。
关键词 低碳经济；低碳电力；节能减排；能源结构
中图分类号TM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3-0076-02
我国CO2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低碳战略是非常必要的。分析我国CO2的产生结构，可以看出，因为我国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组成，所以现今CO2排放大部分源于能源部门，而电力行业又首当其冲。所以，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电力行业减少排放CO2的潜力很大。全球温度正在缓慢升高，宏观把握经济、环境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完成中国电力行业低碳化转变，是我国电力行业无法逃避的重要问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1 我国电力行业的低碳化现状
1.1目前国内电力行业的CO2排放特点
1）用于发电产生的CO2总量急剧升高。2005年电力系统的碳总排放量是25年前的6.57倍；不光如此，该排放量在所有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中所占分量越来越多，从25年前的21.07%，现在已经升至05年的38.73%，基本上已经在全国CO2总排量中稳居高位；
2）目前中国的电源结构仍是以煤炭为主体，总装机容量中煤炭发电装机占3/4以上，而低碳电源所占比例很少。用煤发电产生的CO2更是占总排放量的95%甚至更高；
3）我国电力的碳排放系数与发达国家相较非常高，2005年时是222.95g/k·Wh，可大部分发达国家多在100g/k·Wh～150g/k·Wh之间。
1.2我国电力行业目前实施的低碳化举措
低碳化在我国电力系统推广起步较晚，所以截止目前为止还未电力系统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应采取的应对举措，初步采取的相关措施有：
1）为了节约能源、增加电力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2007年，国务院下发了《节能发电调度办法》；
2）国家发改委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要求，2010年时可再生清洁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百分比从目前的不足1%升至10%，可再生清洁能源是合适的低碳电源，CO2排量极少，并可有望达到零碳排放。所以，全力支持开发可再生能源，可以在发电结构的层面上达到CO2排量的降低；
3）我国的华能发电集团为达到增加发电效率和环保效益的目的，推行了“绿色煤电”方案，渐进式的研发及学习引进先进清洁发电技术和CO2减排措施。
1.3低碳经济背景下电力发展的新思路
1）电源结构向多样化发展
若要达到电力行业低碳化转变的目的，需要调整我国现在的能源结构，降低煤炭在电源中所占比例，综合考虑电力系统的转变、能源系统的发展前途、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温室效应等诸多因素，结合发电费用及对自然的保护，大力开发风能、核能、太阳能等清洁新能源，减少煤炭在电源中的比例，达到电源的多样化、合理化。
2）低碳电力要从技术创新出发
要依托目前的能源结构达到电力行业低碳发展的愿景，需要利用低碳技术来增加化石能源利用率及大力发展清洁新能源。相较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还很不够，但是基于我国目前的能源现状，现在，也可能在以后的几十年内，煤炭还会是中国一个主力的电源，因此大力发展与推广洁净煤技术意义深远，另外，也需要大力开发新能源发电技术，寻求能够替代煤炭的主要发电能源。
2 低碳经济背景下电力行业的应对
2.1优化电力行业战略规划及能源结构
目前国内要发展低碳经济，就需要相应的改变电力行业的战略计划，之前的电力行业发展战略仅是单纯由电力供给的层面出发。然而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我们调整以前传统的战略规划模式，一方面要考虑电力供给的方式，利用选择电力供给投入或者节能投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发电碳排放量；另一方面，也要调整之前只在资源约束下的电力供需增长与电力结构规划，把减少CO2排量当成满足电力需求的约束，进而约束电力系统结构的含碳量。在考虑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条理、全力的发展以水能、风能为主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发电模式，以水电和风电替代传统的火力发电，每1kW·h能减少约1 kg的CO2排放量，将有显著的低碳效益。
2.2推广特高压和智能电网
我国的能源产地和需求地分布非常不均匀，这就导致了以西电东送为代表的远距离传输电力模式，因此电网在该模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能源传输作用。那么如果采用先进的能源传输技术就可以有效的减少电网传输中的碳排放量。2008年，国内电力行业的供电损耗率为6.64%，损失的电量为226.6TW ·h。而该电量损耗让电力行业多产生了约1.58亿吨的碳排量，已经大于电力总碳排量的5%。输电电压等级的逐渐提高和先进输电技术的慢慢推广使得电网的输电损耗量还有很大的降低潜力。目前我国正开发与应用的超高压输电方式，理想条件下能使目前输电损耗减少75%甚至更多，显示出明显的低碳节能潜力。
2.3使用节能发电的调度模式
以前的电力调度通常使用经济调度模式，就是以电力系统的发电、工作成本最低来进行调度。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调度电力系统的方针要在合理考虑发电、输电、配电及用电等多个部分的能源消耗和节能减排潜力的基础上，改变以往的调度方法，大力支持可再生、低耗、高效、少污染的机组工作，减少高耗能、大污染、有悖于国家条文的机组工作，采取调度方式的改进。
2.4变电所的节能
1）选择合适台数的变压器；通常变电所都配有2台及以上的变压器，只有当最高负荷运行时所有变压器才一起工作，因此要尽量在低负荷运行时减少一些变压器能量损耗；2）依据经济约束的方针选择无功补偿容量；4级100kW和更高功率电动机上配置无功就地补偿器，降低无功环流造成的能耗；3）让变压器最佳负载率下工作；因此时效率最大，同一台变压器，若负载的功率因数已定，其最大效率也确定。
3 结论
身处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中，电力系统向低碳化转变意义深远。这包含了到电源结构的合理整合、电价低碳政策的确立、低碳技术研发等很多方面，若可以从上述重点方面的研发上创新，电力行业的历史将会改写。低碳电力涉及到电气工程、能源、经济等很多方面，其研究也要全面考虑，并基于我国具体国情，为我国经济向低碳化转变及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康重庆.低碳电力技术的研究展望[J]，2009，33（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