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5 16:56:40
【关键词】人才红利；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文明显著提升，创造了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使得我国能够坚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支撑是“人口红利”。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的“人口红利”日益缩减，“人才红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纵观全球经济，“人才红利”在逐渐成为主导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正确认识“人口红利”，大力开发“人才红利”，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为此，加强“人才红利”、“人口红利”的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人才红利”的内涵
“人才红利”一词的由来与“人口红利”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人才红利”是“人口红利”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人口红利”一词始现于经济学家安德鲁・梅森的论著《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他指出“人口红利”即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1]。调查显示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2]。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及世界范围内科技的进步，“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逐渐减小。同时，国家、社会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科技、高素质劳动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力，于是“人才红利”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才红利”即指通过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具有创造性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等方面，人才正在逐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要性
“人才红利”与“人口红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二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人口红利”强调数量，“人才福利”强调质量，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质量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质量。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源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高技术含量的人力资源能创造出高产品附加值，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印证。二是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我国经济处于换挡时期，发展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支撑。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人口众多、土地和资本稀缺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结构都要经历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过程[3]。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也较为紧缺，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人才资源的短板严重限制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是劳动力大国，但不是劳动力强国，“大而不强”的现象较为突出，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人才和技术，所以人才尤其是大量的具有较高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才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结构不甚合理的“短板”问题日益凸显，实现由劳动力数量向劳动力质量的转变是克服发展“短板”的必然要求。
三、依托“人才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
“人才红利”的增加，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增强“人才福利”，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一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这一重要论断构成了科学人才观的基核，也为我们人才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我们要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敢为事业用人才，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创业平台、发展空间。同时，国家在财政预算时，要增加在人才上的投入，并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主动性。二是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大而不强”局面的形成与教育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加强基础课程和普通课程的建设，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管理，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要积极开发自主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性、创造性。同时要建立政府 、企业 、高校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积极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体系。人才培养作用的发挥与人才培养制度完善程度呈正相关，我们要完善学生评价制度，丰富评价方法，注重考评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精选专业必修课模块，在保证基本的专业培养规格基础上，扩展通识课模块，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总之，“人才红利”的凸显，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等多主体的通力合作，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我国全面小康的实现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卫柏江（1986―），男，汉族，四川达州人，四川达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要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参考文献：
[1]夏新颜.“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嬗变的保障――创新人才培养制度[J].江西社会科学，2012（6）：191-194.
[2]任才举.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J].中国人才 2012（1）：1.
近代以来，现代化一直与人口转变过程相伴随。不少学者从劳动力比较优势等供给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人口因素受到很大重视(Juliansimon，1987；Simon，1980)。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一体两面：人口过程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过程；经济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过程。在人口过程中，人口结构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Bloom等人(1998)发现，过去的研究都只关注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而忽视了人口年龄结构这个关键变量。在相等的人口变动规模下，由于不同年龄组人口的相对比重不同，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强度也会不同，人口转变过程所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也就是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研究者又进一步认识到了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Lee和Mason(2006、2007)提出人口老龄化将会产生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进入老龄化阶段后的一二十年内，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为退休而积累资产的动机增加了储蓄，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而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从而提高了每个劳动人口的生产资本，单位平均资本收入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并且会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目前，凡是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都已经完成，而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仍未完成。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在过去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模式，在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邬沧萍等，2003、2004)。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近14倍。这两个变化几乎是同步的，那么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如何，如何挖掘人口红利利用的潜力与不足，重点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课题。
二、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Bloom等学者提出人口红利概念以后，以中国的人口红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也逐渐增多。Cook(2006)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变相伴而生，经济结构从农业向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工业转变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有着重要意义。Wang和Mason(2005)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的研究，把Bloom等人的结论放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进行验证，证明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促进了经济更快增长。蔡昉、王德文(1999)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红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王德文、蔡昉等，2004；Cai等，2005)。在中国的第二人口红利方面，巩勋洲、尹振涛(2008)分析了财富积累将如何推动经济增长；蔡昉(2009)认为，仅从人口老龄化时期储蓄动机角度来观察，在推动经济增长作用的程度上，尚不能构成堪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老年人力资源也应该受到重视。通过文献整理，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以前的研究始终没有论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周祝平，2007)；总抚养比的变化可能是少儿系数和老年系数绝对或相对变化的结果，不多的定量和实证研究忽略了其变化的影响，也完全忽视这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不同影响，而这些影响恰恰是亟需研究的(邬沧萍，1999)。2000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稍纵即逝，只是有存在的可能，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是否存在第二人口红利和怎样增强和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研究相对较少。判断潜在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进行综合计量分析(Bloom和Williamson，1997)。因此，我们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研究这几个问题。第一，“第一人口红利”是否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利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第二，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到来或者是否存在?第三，如何利用短暂的人口红利尤其是第二人口红利？如何将其效应进行延伸？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有可能受到潜在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采用普通的面板回归难以解决。本文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本文的目的在于检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而非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我们只考虑重要变量的影响，参照以往研究，选择的变量如下。
(一)选择指标
(1)人均实际年收入(PGDP)：用来考察经济增长水平，由于获得的统计数据是名义GDP，因而要对数据进行调整，按照全国各种价格定基指数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换算，得出当年的实际GDP再除以年末总人口，得到人均实际GDP。(2)物质资本投资比例(SK)：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来表示。(3)人力资本的度量(Pedunew)：人力资本测度一般有劳动力成本法、教育年限法、在校学生比例法和教育经费法等，各类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优缺点(沈坤荣、李剑，2003)。本文借鉴陈钊等(2006)的估测方法来度量我国各省份的教育发展水平。计算方法如下：将每一种受教育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再加总，最后除以相应的包含文盲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数据单位为人年。(4)经济体制变迁(PI)：政府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的参与程度，反映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金融发展(FD)：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存贷款占GDP比率、证券市场市值比率、证券市场流动性比率(Levine，1997、2004)。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时间较短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故在此暂不考虑证券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同时，在金融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金融中介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信贷活动即资金的运用程度，而以存款/GDP来确定金融发展水平可能是不恰当的(王晋斌，2007)，故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总额/GDP来表示金融发展。(6)对外贸易(TRADE)：改革开放以来，在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进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本文使用各省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作为变量。(7)城市化(URBAN)：由于中国大陆的城市政策变化很大，城市标准不一，所以使用城市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表示城市化水平。(8)技术进步(RD)：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和R&D的投入(Lucas，1988；Romer，1990)。我国R&D支出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投入，民间投资较少；健康素质的提高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方面(张车伟，2005；王丰，2007)，在我们已经考虑了教育水平后，也要考虑健康；技术进步指标选择财政支出中用于科研、卫生的人均经费支出(科卫经费/全社会总就业人口)来表示。(9)迁移(EM)：迁移代表人力资本的流动，使用各省净迁移率来表示。(10)人口红利指标的选择：目前，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也众说纷纭，但都认同人口红利包含两大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二是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王丰(2007)认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未必都参与生产，被抚养的人口未必不参与劳动，因而最好使用参加工作的劳动力人口所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抚养人数/劳动力人数。但是，由于经济活动人口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很大，产生严重的共线性，因此本研究仍旧选择人口年龄结构，分为少儿抚养比(CDR)、老年抚养比(ODR)和总抚养比(TDR)。
(二)研究方法
对于解决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Islam(1995)建议将增长区间划分为几个更短的区间，从而可以应用固定效应或差分变换等面板数据方法，有效地消除随时间变化的地区非观测效应，以减轻估计误差，缩小内生性。然而，固定效应估计量尽管可以减轻一部分省略变量误差，仍然不能排除某些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因素可能同时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仍然可能是不一致的。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阶差分广义矩，可以有效控制某些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即DIF-GMM估计(first-differencedGMM)。DIF-GMM的基本思路是求差分，然后用一组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避免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在选择解释变量时，我们充分考虑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复杂性，采用的基本模型表达为：it0it1itiitPGDPαPGDPβECλU?=++++(1)其中，i、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itPGDP与it1PGDP?分别为地区i在t和t—1时刻的人均实际年收入。itEC为自变量；iλ、itU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及残差。为消除地区固定效应iλ的影响，对式(1)进行差分转换，得到：itit1ititPGDPPGDPβECU?Δ=Δ+Δ+Δ(2)在式(2)中，滞后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项ΔitPGDP与差分误差项ΔitU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可能导致内生性。动态面板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以滞后项itkPGDP?为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并且可以通过矩约束条件来获得有效的参数估计：(,)0itkitEPGDPU?Δ=，其中，k≥2(3)当解释变量严格外生时，应满足矩条件：(,)0,itkitEPGDPU?Δ=此时k为任意值；当解释变量为弱外生变量或内生变量时，应满足矩条件：(,)0,itkitEPGDPU?Δ=此时k≥2。由于差分GMM的滞后项工具变量与差分项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易产生弱外生工具变量问题，而且差分后还滤掉了非时变参数的影响(Blundell和Bond，1998；Bond等，2001)。为了克服这一问题，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了另一种GMM估计量，即SYS-GMM估计量(systemGMM)。其基本思想是将水平式(1)作为补充纳入估计方程，最终采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进行估计。这时，水平方程因变量滞后项itΔPGDP采用其差分滞后项it1PGDP?Δ作为工具变量。对于系统GMM估计而言，结合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还增加了一组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相对来说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更能控制内生性。根据对权重矩阵的不同选择，系统GMM估计可分为一步(one-step)和两步(two-step)估计。Bond等(2001)认为，在有限样本条件下，两步GMM的标准协方差矩阵能更好地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但同时也存在向下偏倚的缺陷，从而影响统计推断。因此，xtabond2在xtabond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通过二步协方差矩阵对样本进行纠偏，从而使两步系统GMM比一步法更加有效(Roodman，2006)。此外，对于GMM估计量是否有效可行，Bond等(2001)指出了一种简单的检验办法，即将GMM估计值分别与固定效应估计值及混合OLS估计值比较。由于混合OLS估计通常严重高估滞后项的系数，而固定效应估计则一般会低估滞后项的系数。因此，如果GMM估计值介于两者之间，则是可靠有效的。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动态变量，以便更好地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模型见式(4)：it0it11it2it3it4it5itPGDPβPGDPβSKβPedunewβRDβPIβFD?=++++++6it7it8it9ititβTRADE+βURBAN+βEM+βDR+U(4)根据现有文献通常处理方法(Loayza等，2000；Horioka和Wan，2006；钟水映、李魁，2009)，我们将人口变量当作外生变量。模型中的其他变量要么当作弱外生的，要么当作前定的，我们选用“内部工具”，即把弱外生或前定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它们自己的工具变量。
(三)使用数据
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比下降到50以下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也就是人口红利期的形成，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样本取自1990—2007年的年度数据；我国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为了考察第二人口红利，对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仅考虑到2000—2007年。我们的数据来源为《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与《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以来常用人口数据集》。为保证数据口径的相对一致性，不包括在内，重庆市则与四川省合并，数据跨度为18年，横截面单元为中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软件是Stata10.0。
四、结果分析
在SYS-GMM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解释变量滞后项的系数来判断二步法系统GMM估计结果是否合理。从表2可知，两步系统GMM估计结果位于混合OLS与固定效应之间，这表明两步系统GMM估计未因弱工具变量问题而出现严重偏误。一般而言，Sargan统计量对应的P值越大，越能够说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二步SGMM估计下，Sargan检验(原假设“工具变量组合外生”)的P值为0.834和0.473，这说明采用的工具变量都能够满足与各自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要求。检验附加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差伴随P值达到0.447和0.792，说明采用的工具变量都能够满足与各自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要求。残差自相关检验AR(1)和AR(2)伴随P值分别为0.182和0.263、0.18和0.303，这验证了二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说明我们设定的动态二阶自回归模型符合矩约束条件的要求。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从1990年开始至今，在控制内生性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这验证了中国过去20年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大于总人口增长，带来了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劳动力价格下降，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在成年时期进行正储蓄。因此，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一个国家居民储蓄率高低的重要因素，而高储蓄率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Horioka等，2006；Modigliani和Cao，2004)。国民收入中的人口投资，都要有一笔用于新生人口的投资；所以少儿抚养比的升高对经济增长起负面影响，影响系数在(－311.5，－90.87)之间。1990—2007年间，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较大地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也是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经济的增长从1990年后至今平均高于10%，高于1978—1990年间的经济增长，这更加说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但是，少儿年龄结构和老年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影响不同，两者虽然都比较稳定，但方向不同。少儿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而老年则相反。这说明了第二人口红利的作用。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就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Bloom和Canning，2001、2003；Bloom，Canning和Sevilla，2001)。快速的人口转变会在一二十年内使一国储蓄率大幅上升，逐渐出现储蓄高峰(Higgins和Williamson，1996；Bloom和Williamson，1998)。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Coale，1984；Mauldin，1982；Bongaarts等，1985；Wolf，1986)，造成了罕见的快速老龄化进程(杜鹏，1992、1996；Cai和Wang，2006)，因此现在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总的影响效应为正(袁志刚、宋铮，2000；汪伟，2008)。居民储蓄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可归集为三大因子：制度因子、不确定性因子与收入因子(殷兴山、孙景德、张超群，2007)，较大的不确定性会使老年人预防性储蓄增加，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改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的储备性储蓄，人口老龄化使更多的人们出于养老防老的考虑而进行储蓄。老年人的消费和投资渠道狭窄，则使老年人强制性储蓄增加(孙奎立、刘庚常，2009)。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老年人口长时期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他们对把钱存进银行有着较强的惯性依赖，对银行的放心和其他金融工具的高度不信任使他们无可选择。上述诸多原因使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储蓄甚至更高，金融市场为国内储蓄转换为生产型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带来了第二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发展。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和比例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这种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主要体现在：我们看到人力资本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极大地缓解了人口负担过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了经济增长。同时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也可能有老年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健康寿命延长的条件下，老年人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拥有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在实际上(不是在数字上)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口数量，为经济增长做贡献(蔡昉，2009)。因此，人口健康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形成的人口质量红利可以补偿逐渐消失的人口数量红利，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在1990—2007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类似。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未能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而获得普遍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物质资本存量的同时未能同时或优先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而缺乏对所引进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再创新的能力。第二人口红利阶段的劳动力质量取代战略，依赖于第一阶段积累的经济成果能很好地通过教育、培训、医疗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大力投资教育和健康，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全民素质，使未来的老年人大都拥有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是最大化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举措。由于教育、科研和卫生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但是政府对科技和医疗卫生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说明了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教学质量和医疗、卫生保健体制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的原因，政府的教育、卫生投资短期来看，并不能对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在目前的唯GDP政绩评价体系下，对其的投入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同时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红利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非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劳动力的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在城乡间的配置也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在各省区间的迁移也为迁入地带来了经济增长。在目前中国，发达地区和城市中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人口差异仍会继续推动城乡间、跨省迁移(王丰、梅森，2006)。迁移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稳定，按照替代迁移(ReplacementMigration)理论，人口迁移“能够抵消总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按照Rogers(1984)所提出的“年龄—迁移率”理论，青壮年人口的迁移倾向要远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口；在中国，15～29岁青壮年构成了流动人口或迁移人口的主体(翟振武，1996；段成荣，2008)，给迁入地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目前，我国依然存在着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制度，二元户籍制度及其附加的就业福利制度则首当其冲，只有逐步废除这些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才能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最大化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但是，人口的迁移和城市化会使中西部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的人力资源流向东部和城市地区，曾经对其投资的当地地方政府获利不大，这对地方政府投资科研、卫生带来消极作用。因此，中央政府要给予净人口迁出地区政府补偿，并加大中西部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的科研、卫生投入。
五、结论
关键词 国有企业 抢占 人才红利 制高点
我国首次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结果显示，过去丰厚的人力资源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成为了国家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国家人口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的“人口红利”效应将逐步减弱，“人才红利”将成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时期
“人口红利”最先是由安德鲁・梅森于1997年在《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中首先提出的。国内专家认为，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国家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就意味着在2013年以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是正面的了，也就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人口因素一定会在社会经济增长中起到反向作用，与人才存量相关的人才整体素质依然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也就是“人才红利”，被学术界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其主要特征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来提高创造性劳动的参与率，将人才的创造性发挥出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6%，2010年国家人力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2.6%。特别是其中人才贡献率达到26.6%，比1978-2008年的平均值（18.9%）提高了7.7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劳动者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被劳动者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取代。而按照《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人才发展战略规划，到2020年，我国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要从2008年的24.8人升至48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要从2008年的24.4%升至28%，人才贡献率要由2008年的18.9%提升至2020年的35%，由此可见，中国正式步入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时期。
二、国有企业抢占“人才红利”制高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有企业抢占“人才红利”制高点是实现“中国梦”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报告再次重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随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展经济是前提，人才强国是保证，重点是要在继续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加快形成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国有企业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国有企业顺利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既有利于保持企业快速发展，也将对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由“人口红利”依靠转向“人才红利”依靠起到主导和推动作用。国有企业抢占“人才红利”制高点，提升社会创造性劳动参与水平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民族复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国有企业抢占“人才红利”制高点是国有企业在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客观需要
从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自身需求而言，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单纯的人口数量优势将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国有企业不得不直接面对用工成本增加、普工岗位劳动力缺乏、企业财务成本加大、产品销售困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发展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国有企业摆脱“人口红利”依靠，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是关键，抢占“人才红利”制高点是国有企业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赢得主动的客观需求。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现阶段国有企业离“人才红利”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能力不足、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国有企业也已不再是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择业的第一选择，曾经的“好单位”“铁饭碗”概念逐步淡化。国有企业在被“人口红利”消失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倒逼转型的过程中在人才竞争上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相比都不再具备明显优势。把握好未来十几年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迅速摆脱对“人口红利”依赖，加快适应“人才红利”时代的到来，从“人才红利”中获取企业持续发展的最大支撑成为了国有企业不得不面对和深思的问题。
三、国有企业如何抢占“人才红利”制高点
“人才红利”的核心特质，就是要提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实质就是劳动力整体数量减少、素质提高。国有企业要抢占“人才红利”制高点，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将人才的知识、技能、经验统一到企业的发展上来。
（一）抢占“人才红利”制高点首先要实现人才理念上的创新
关键词：人口红利；有效劳动供给；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182-02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底，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而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学者根据1982-1997年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71%。进一步的研究又将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转变阶段为经济发展提供的直接劳动供给增加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指由于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如生育率降低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等将导致总人口抚养比在将来的大幅上升等）会相应调整个人行为，做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消费-储蓄决策从而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推动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61.5%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74.5%，我国经济也进入了高储蓄、高投资、低抚养的“黄金时期”。但是，有学者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但这里的“人口负债”是指因为婴儿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而导致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
通过对1978-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均9.8%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人口红利”对经济所起的作用在于其产生的有效劳动供给，并且这种劳动供给能够适应劳动需求，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并没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红利”带来的潜在的优势，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第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第二是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一、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
由于工资水平、人口流动限制等因素，我国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我国也充分利用了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以至于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但正是由于看似无限的劳动供给，加之企业利润水平低，社会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得工资水平一直处于均衡点以下。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以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 年已下降到41%。在2000至2008 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这就导致了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意去工作。特别是农业人口，当实际工资水平低于他们的务农收入时，他们就会选择在家务农。大量分散的农村劳动力不仅不能对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会阻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会逐渐面临“刘易斯拐点”，这时，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原本不愿意工作的一部分劳动力会重新去工作。
我国一直以来实行户籍制度，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由此产生了与户籍相关的“居住”和“暂住”等概念，事实上造成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结构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需要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即所谓的农民工。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些工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而只是暂住人口，在各种福利待遇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水平，还会产生留守双亲，留守儿童等问题，这就使得很多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迫于各种现实压力和顾虑无法提供劳动。这一制度桎梏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迁徙，将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堵在了农村，使得有效劳动供给的量远远达不到劳动年龄人口的量。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刚刚降到50%以下。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是超过5%的。这就说明，我国还有40%左右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一直没有被完全有效利用，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会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还会有很大一部分空间。
二、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我国利用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粗犷型、低附加值产业，即使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也只会使我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产业链的末端，而预计将在2015年转入下降的劳动人口比重反而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这样就会释放一部分劳动力。但同时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就可能不相匹配，很多企业反映，普通的工人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熟练工人和高级技工他们想招却很难招到，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开始凸显。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工人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结构性失业现象越来越明显，如果不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那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只会导致剩余劳动力越多，加重社会的负担和影响社会的稳定。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缓解这一情况，如加普及基础教育，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继续教育、职业培训和岗前培训等。
中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因此我国的人口红利并不会因为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而消失，相反，我国的人口红利在人力资本上还有很深的挖掘空间。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 昉，李 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56-65.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45-03
一、导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飞跃式”发展，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同时，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安德鲁·梅森，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未来国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经济持久增长的维持。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于国家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学术界已产生争论，许多学者研究得出结论，本文针对这些结论，聚焦具体争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本文观点。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争论包括：（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即中国人口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发展）（2）若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多大。（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本文将对三大争议进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争论点
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概念引入中国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且中国正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认为，人口转变使中国从1960年开始享受人口红利，而改革开放后，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王丰和Mason（2005）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认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充裕，同时伴随着较轻并日益降低的少儿和老年负担，促使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阳（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人口红利。穆光宗（2006）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穆光宗（2008）还认为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贺菊煌（2006）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它同时也会引起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蒋正华（2011）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红利，他认为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是更多压力，而不是红利。
针对上述学者不同观点，本文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给，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2.中国若存在人口红利，它有多大？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有多大，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数据及相关模型得出了结论。王丰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人口红利对于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时发现在1960—2000年之间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的贡献为8.3%，而改革开放后的1982—2000年间这一数字为15%。武剑（1999）研究发现，由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总抚养负担对人均GDP增长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负担每下降一个单位，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0.115个百分点。在考察期间，中国总抚养负担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6.8%。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负担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陈友华（2008）构建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化数学模型，测量了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人口红利对中国每年GDP贡献份额超过10%。钟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个国家1961—2003年的数据，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转变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46%。王金营和杨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国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车士义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国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但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均衡的关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升0.028个百分点。车士义，陈卫和郭琳（2011）运用1978—2008年中国的数据，运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进行了分解和测算，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
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对于中国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多久，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是：一种观点以陈友华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陈友华（2005）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一直要持续到 21 世纪30 年代初，前后历时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学军（ 2003） 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一个观点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将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前后。王丰等（2006）和马灜通（2007）的研究结论也支持此观点。
众学者观点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定义的界定没有选择统一标准。根据文中人口红利定义，结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见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变优势，该时期将在2015—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三、结论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很多学者（Bloom，蔡昉，Mason）都进行了长期研究，其中不乏争议，主要集中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明显存在，中国人口红利多大和能持续多久。很多学者从自身视角给出结论。本文阐述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研究给出观点。
本文肯定人口红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时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一直持续到2017年左右结束。为了能够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中国需要大力促进就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变。通过执行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设计，中国必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进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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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才红利；创新人才培养；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G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91－04
夏新颜(1976－)，女，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教育与德育。(河南洛阳 471023)
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高校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011FSH013)、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计划项目“高校创新教育与大学生成功创业关联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22400450192)的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社会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进入老龄化社会，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的挑战也会日益严峻。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人才红利”上来，对于加快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创新性国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是由安德鲁·梅森于1997年在《亚洲——太平洋人口与政策》中首先提出的。“人口红利”指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中青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等形成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
“人才红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创造性劳动参与率。创造力是劳动者素质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也是衡量一国人口智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总体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人才作为劳动者中知识、技能和素质相对较高的一部分人，其创造能力也相应地高于普通劳动者。在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人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新技术、新思想的提出上，同样也表现在把若干领域的技术成果加以综合利用，把前人的各种片面的、不成熟的思想放在一个体系里重新组装，由此创造出新的劳动成果，提出新的思想等方面。人才作为同时具备思维力、想象力与知识智力的人，在其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将其创造性发挥出来，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嬗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红利”功不可没。我国自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经历了三次人口生育高峰，随着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少儿人口的出生率明显下降，进入20世纪末，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据统计，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再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少儿人口(0-14岁)比例从36.3％到22.9％和16.6％，，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从59.3％到70.2％和74.5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大大减轻了人口的抚养负担。根据对1978—1998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在此期间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1％，其他为3％。良好的人口结构比例，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推动下，促进了劳动人口的充分就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
但是，“人口红利”并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哪个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这一客观必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人口再生产出现了转型，人口年龄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0％，2010年上升为8.8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虽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增长，但这种变化毕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即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很可能未富先老。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我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未来中国必须从投资拉动型经济走上人才拉动型经济之路，让“人口红利”提升为“人才红利”。概括地说，就是从依靠人口数量、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转向依靠人口质量、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红利”。
历史经验表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物质资源消耗，只能换来粗放式的增长。只有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12年“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大力培养造就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青年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高校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大力开展教育创新，培养创新人才，高校责无旁贷，要更有担当。
三、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目前人口经济学家对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较多是针对宏观的区域（多国或一国家）进行的。本文试图将人口红利理论引入一个较小的区域，研究广东省这一特定区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范围，加强了该理论的研究深度。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广东省，它的人口红利状况是怎样的？广东省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怎样？广东省人口红利有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若没有，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人口红利的最大化实现?本文正是基于这些背景来研究广东省人口红利及其实现的。
二、广东省人口转变状况及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广东省历年人口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
建国以来，广东省的人口转变大体经历了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8年）、缓慢增长时期（1959―1961年）、快速增长时期（1962―1970年）、控制增长时期（1971―1979年）、有计划发展时期（1980―1989年）和有效控制下的低速增长时期（1990年至今）等六个阶段，目前已总体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不可避免，大约在2025年前后，广东的人口红利将有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故可以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是广东利用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
(二)广东省人口抚养系数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
1964年，广东的总人口抚养系数高达83.01%，这主要源于高少儿人口比例导致的高少儿抚养系数。其后，出生率和少儿系数不断降低，少儿抚养系数随之下降，1989年降至55.19%。由于老年抚养系数变动的幅度不大，总抚养系数变化的曲线与少儿抚养系数基本一致，也是先有下降，再缓慢上升而后快速下降的趋势，但上升的时期较短。1993年以后基本是趋于下降的，即从1993年的65.66%下降到2007年的36.04%。人口抚养系数的降低，减轻了劳动力的供养负担和社会负担，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缓慢提高，老年抚养系数渐趋升高，但速度较慢，从1982年到2007年，仅升高1.05个百分点。但随着出生率在低水平上稳定下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减缓以及老年系数的不断增大，老年抚养系数升高的速度将会加快。
从以上两点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的人口红利期在2015年左右即将结束，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老龄化的逐渐发展使得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因此，提高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兑现人口红利以加速广东省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三、广东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判断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LαKβ(1)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以地区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InY=InA+αInL+βInK
本文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09》，利用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中的最新数据，运用动态计量模型考察1978―2008年广东省总体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一般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采用OLS回归分析就可能产生“伪回归”的现象，因此要对这三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计量分析采用Eviews5.0。
（一）变量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先对地区生产总值（InY）、从业人员数（InL）和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它们的平稳性。
结果如下表，对数化后原序列非平稳，经过二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因此，三者都是（2）阶单整序列。
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中D表示一阶差分，D2表示二阶差分；C表示漂移项,t表示含趋势项，p表示之后阶数。ADF检验中是否需要加漂移项、趋势项，以其相应系数是否具有非零显著性为准则。滞后阶数p的选择标准为AIC,AC最小。
（二）协整分析
由于InY、LnL、LnK 都是I（2）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我们采用AEG检验法。
第一步：进行协整回归
用LnL、LnK对InY进行OLS回归，得方程（2）：
InY＝-13.1+2.08InL+0.61InK+e（2）
（4.6） （9.67）
R2=0.99， F=1700
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e是回归残差。
第二步：对残差序列e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I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拟合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回归方程是一个“伪回归”。在检验残差序列e是否平稳时，我们同样采用ADF检验法。
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结果
由于ADF 值小于显著水平5%时的临界值，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故I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InY=-13.1+2.08InL+0.61InK+e。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R2=0.99，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1700，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该模型通过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2.08。说明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广东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广东省人口红利兑现情况及原因分析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从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比较上来看，仍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参与经济活动，而且近10几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吸引了境外资本的流入，主要建立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源泉，因而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此阶段，就业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广东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逐渐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为主，因此，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很大，但需求的层次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从低端的体力型劳动力需求转为高端的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从2003年开始，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用工短缺，即所谓的“民工荒”。实际上，这种劳动力的短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工短缺，而是对具有专门劳动技能和高级脑力劳动力的需求出现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而不是数量上的。
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蔡
等认为，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人口红利就难于兑现, 社会也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 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于学军进一步指出, 在人口红利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 那么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不仅未能发挥劳动力优势, 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人口。因此,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式微和视窗关闭之前, 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 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前面已提到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那么如何做到充分就业使得广东省人口红利得到最大化的实现？结合广东实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广东尚存的人口红利。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广东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但这要以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为前提。这就要求推动相关领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包括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
其次,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首先，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其次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 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利用广东省的双转移政策，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市，县, 使得这些地区劳动力就近就业，不仅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利用效率。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制造
引言
随着2015年春节旅游热的到来，“马桶盖”一词成了热门词汇。成因是大量的中国游客在去日本旅游期间，抢购了大量的马桶盖，而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在国内买不到这么好的产品。针对这一事件，总理在两会期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要抱着‘开放的心态’，因为老百姓有充分的消费选择权，对于一些机构以及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一件不容忽视具有警示意义的事件，如果国内也有相同质量的产品，起码我国的消费者可以省下机票钱。”①
1.现阶段我国传统制造产业的基本情况
2014年我国GDP达到636463亿元，同比增长7.4%，增长速度为1990年以来新低②。我国经济发展由高增速逐步到7%左右的稳定增速，表明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进入到增长速度稳下来，发展质量提高上来的新阶段，在2014年2月主持的经济座谈会上指出“：优化产业分工和布局是丞待当前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③粗旷性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的新要求。
2.人口红利的出现及本质
人口红利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初是在1998年由布鲁姆和威廉姆斯提出的，当一个社会劳动适龄人口增加超过社会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枣核形状的“中加大、两边小”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这种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能够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④随着建国后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实现了人口死亡率的快速下降（由20世纪50年代的20‰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的7.6‰），总和生育率⑤同样实现了较快下降（由20世纪70年代的5.81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2）⑥。正是由于这种快速的人口转换，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的劳动力供给，我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的本质作为一个经济概念，其规律包含了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生命周期理论是指当人口处与适龄劳动年龄时期，一方面能够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较强的储蓄能力，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本摄入。利用劳动经济学的概念可知，在生产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可以充分促进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但是由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当某一要素投入一定时期后，当该要素继续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所带来的产出是递减的趋势。通过对人口红利的本质规律研究可以得出，单纯的投入劳动力或资本要素，不可能使产出水平无限量增长。
由此可知，适龄劳动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提供劳动力和资本供给，当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到一定阶段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便会出现。当社会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时就存在潜在的人口红利，该人口红利结构优势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3.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和意义
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于2006年由梅森和罗纳德提出的⑦，认为当社会中的人口年龄结构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一方面人口质量得到不断提高，表现在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和人口的身体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源积累，同时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劳动力内涵的发展由此可以缓解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当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由于老年人具有较强的储蓄能力，储蓄可以再次形成资本进入到生产过程中，通过以上两种效果便可以再次促进经济的增长。
促进经济的新增长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⑧。我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而人口老龄化直接体现在人口的预期年龄增加，正是这一重要因素成为了开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就是提高社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培训。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实现大面积覆盖，我国社会对受教育水平愈加重视，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实行高校扩招，使得我国社会的人力资源质量得到提升，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实现可能。利用好人口转变的有利时机，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向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的改变便会提供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4.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带动我国制造产业再发展
中国的产业转型归根到底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随着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人口转变，第一次人口红利虽然在现阶段仍有发展潜力，但长期来看第一次人口红利将会逐渐消失，刘易斯转折点也将会到来。利用和把握好第二次人口红利将会加快我国未来的产业转型和升级。
4.1我国产业结构中人口受教育情况
如图所示，通过对1986年―2009年我国三类产业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抽查数据分析⑨，第二产业中高中受教育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31%上升至21世纪初的43%，大学受教育水平同样由6%上升至31%。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受教育水平愈加重视，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较快提高。克拉克定理指出，劳动力会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最后向第三产业转移。我国现阶段第二产业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虽有提升，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在客观上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从而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产业的再次发展。
图1 各产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构成
4.2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带动我国制造产业再发展的几点建议
4.2.1高素质人才是企业研发的核心动力
对于我国的传统制造行业经历了尴尬局面之时，不应指责市场，更不应指责消费者，痛定思痛的答案就是不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就会被市场淘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未来仅仅在于能否生产出较高性价比的合格产品。核心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实现的，往往需要经历一代或几代人的科技研发，高素质人才在企业研发过程中便成为了最为核心的发展动力，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因素。唯有不断积累人力资本，才能实现研发能力的突破，相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掌握人才资本显得更为重要。
4.2.2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
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到来为我国的制造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人口素质的提高使得劳动了内涵提高，为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今儿有利于核心技术水平的提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第一次人口红利终会消失，传统的劳动力低成本也最终会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抵消，依靠劳动力数量取胜的发展时期已经过去，唯有利用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机遇，通过依靠劳动力的内涵质量的提升才能取得新的进步和发展。（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注解：
① 总理，2015年两会讲话，2015.
② 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
③ ，2014年经济工作讲话，2014.
④ Bloom D.E.，Williamson J.G .，World Bank Ecomnomic Review，1998，12（3）：419-456.
⑤ 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⑥ 中国统计局人口数据分析.
⑦ Mason，A. and R.Lee.GENUS，2006，62（2）：11-35.
⑧ 蔡P.人口转变与刘易斯拐点[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