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交通政策范文

绿色交通政策篇1

关键词：绿色经济 绿色金融

在雾霾遮天的日子里，人们渴望青山绿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下的新常态过程中，发展绿色经济成为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发展绿色经济离不开绿色金融体系的强大支撑，绿色金融正在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绿色。

绿色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得到了国家在战略和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大力支持。2015年9月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了建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及顶层设计。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把“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明确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随后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建立比较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绿色金融得以快速发展，为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提供了支持。

根据人民银行测算，“十三五”期间全国绿色经济每年需投入约为GDP的3%，年均在两万亿元以上。在绿色投资中，政府出资约为10%-15%，社会资本比重将占到85%-90%。预计“十三五”期间通过绿色金融融资的规模将达到8.5万亿-9万亿元。据《2016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显示，2015-2016年，我国绿色投融资资金总量分别达到1.65万亿元和1.76万亿元，两年间增长7%；2017年我国绿色投融资金总需求量预计达2.35万亿元，较2016年34%，占2017年预期GDP的3%。从中国金融学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公布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2月，我国21家银行机构绿色信贷规模为7.5万亿，占各项贷款余额的8.8%，呈持续稳步增长。同时，绿色债券市场飞跃发展，2016年我国在境内外市场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3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绿债发行的40%，跃升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

尽管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不小成就，呈现出全面提速的良好态势，但我国的绿色金融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绿色金融仍存在一些问题，建设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任重道远。

一是绿色金融交易市场建设不完善。现阶段，除商品林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炭排放权等部分绿色资产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外，大多数绿色资产缺乏统一的价值计量标准及活跃的交易市场，如公益林、水库、湿地等青山绿水因为没有统一的价值计量标准，无法进行市场交易；滩涂养殖权、商品林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具有市场交易价值，但由于受经营地域限制、参与交易者不多等因素影响，交易并不活跃。绿色项目由于绿色发展项目普遍存在前期投入大、收益期长且收益不确定、风险高等特点，如果生态资产没有市场认可的流通价值抵押或项目收益权质押作保障，绿色项目风险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很难吸引金融机构持续参与。

二是绿色信息透明度不高。金融机构与发改委、环保、水务、质监等政府部门缺乏环保信息交流，金融机构无法准确掌握企业所处的环保行业信息、筹资项目是否具有国家认可的绿色标识、是否有环保违规处罚情况等信息，加大了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成本和难度。

三是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从约束角度看，尽管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但执行和监管力度不够，客观上降低了环境保护约束，企业对绿色发展需求不迫切，影响了绿色金融发展。从激励角度看，对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激励和支持政策不多，导致发展绿色金融无成本优势，无法释放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内生动力不足。

四是绿色金融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目前，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情况评价考核不够，缺乏强制性。部分金融机构未将绿色金融纳入发展战略、公司治理、绩效考核，参与绿色金融主观意愿不强。未建立绿色金融组织保障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够，审批流程有待优化，风险评估体系有待完善。尚未建立专家咨询队伍，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识别能力不足，难以把环境保护和金融行为直接挂钩。

为解决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绿色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努力。

一是完善绿色交易市场。国家通过政策制度的顶层设计，用科学的标准对碳排放权、排污权、水资源收益权、绿色自然资源受益权等绿色资产进行价值计量，赋予绿色资产及其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价值，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的绿色资产交易市场，丰富绿色资产交易品种，让“青山绿水”真正变成“金山银山”，解决绿色资产计价难、抵押物和质押物难变现问题，吸引金融机构投入更多的资源参与绿色金融。

二是建立绿色信息共享机制。发改委、环保部、央行等政府部门之间要做好信息共享，建立绿色环保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将环境执法、绿色项目评级信息、企业环保审核报告、清洁生产认证、涉污处罚等信息共享给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把握项目是否符合环境和社会风险，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建立绿色评级和认证体系，建立环境压力测试体系等，打破环保信息不对称导致绿色投融资瓶颈，有效制约污染性投资，防止“洗绿”风险。

三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在继续实行限制污染性融资金融政策的同时，要加快研究和制定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基础设施等绿色项目的正向激励政策，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设借贷便利）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绿色金融挂钩，发挥货币政策的定向微调功能。对绿色金融机构优先安排“支绿”再贷款、享受财政贴息、给予税收优惠、提供政策性担保、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利率、成立绿色贷款风险准备金、降低贷款风险权重等政策措施，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吸引力，让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身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的发展。

四是加强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建设。金融监管部门要设立绿色金融考核评价指标，通过差异化信贷规模控制、差异化经济资本配置、差异化风险评估、开展绿色金融考核评价和提供绿色项目快速审批通道等政策和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构建绿色金融组织架构、优化评审流程和体系、培养绿色专业人才，进一步提升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环境风险管理、绿色可持续投资方面能力和水平。

绿色交通政策篇2

[关键词] 绿色电力 发展障碍 策略分析

一、绿色电力市场概念

绿色电力是指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绿色电力在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消耗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因而不会产生或很少产生对环境有害的排放物。生产绿色电力须利用特定的发电设备，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转化成电能。绿色电力有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能汽化发电和小水电等。

二、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的障碍分析

1.缺乏平等竞争机制与规模效益，价格偏高。目前，绿色电力价格偏高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缺乏平等竞争机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绿色电力与煤电的比价仍不合理，煤电实际享受的优惠待遇更多;二是绿色电力开发刚刚起步，缺乏规模效益。

2.可再生能源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市场需求与开发能力不足。我国绿色电力资源丰富，但这些资源的80%～90%均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与通信不便的西部省份或自治区，而这些省份或者地区往往缺乏有经济实力的开发商和供应商，限制了绿色电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3.相对统一的绿色电力市场尚未形成，行政分割依然存在。由于绿色电力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较贫困、落后地区生产的绿色电力产品很难在本地市场完全消化，这就需要建立跨省交易的、相对统一的绿色电力市场。但是，当前这一市场尚未形成。

4.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撑。一些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条例在实施中缺少刚性，未能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

5.缺乏相应的市场运行机制。我国绿色电力价格高和规模小的情况导致在现有的管理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下，开发商与电网之间难以就电力的供应达成协议，抑制了绿色电力的发展。

6.缺少达到政策目标的配套制度。中国曾出台了一些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贴息政策、研究开发政策等，但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7.缺乏强大的制造业作绿色电力产业发展的支撑。中国大部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厂家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无专业化的制造厂，生产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工艺落后，从而严重阻碍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制造的本地化和商业化进程。

8.缺乏借助外力、盘活资金的勇气。中国目前在能源技术上相对落后，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并很大程度受制于体制性约束，这些情况都需要国家一定程度上的扶持，尤其在相关法律的细化、产业政策、税收优惠方面都应该有实际的配套措施出台。

三、中国绿色电力的发展策略分析

1.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绿色电力意识。通过各种媒体介绍绿色电力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及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使社会上更多的人支持绿色电力的发展，积极使用这种清洁无污染可持续利用的能源。

2.鼓励电力公司向用户提供绿色电力产品，对绿色电力高出普通电力部分的价格给予电力公司一定的定价权，这部分的价格反映的是绿色电力的环境效益。

3.提供优质绿色服务。通过提供绿色服务，在增加绿色电力销售的同时，还可以引导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善生存环境。

4.注重宏观与微观政策的配套，加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微观政策作为宏观政策的必要补充，既保证了宏观政策的持续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又增加了可操作性。应该既有宏观性的论述，又有与之结合的具体政策规定。

5.鼓励电网根据用户的需求以招标的方式选择绿色电力供应商，并制定相应的招标规则，以保证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用户获得最大效用。

6.综合采取强制性收费和补贴政策，对绿色电力产业进行调控。按照消费者使用的电量征收系统收益费形成可再生资源基金，对绿色电力的开发、使用、生产、建设进行补贴，鼓励人们致力于绿色能源的开发与使用。

7.根据绿色电力市场发展的情况，可逐步考虑建立绿色证书交易系统，以促进跨省区的绿色电力交易。

8.加大研究和开发投入力度，占领绿色电力技术的制高点。绿色电力的发展与R&D活动密切相关。成功的R&D活动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增强绿色电力市场竞争力，而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创造出不菲的市场价值。

9.配合《可再生能源法》条款，制定和完具体的规定和措施，形成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政策体系，加强与之配套的政策体系的建设，出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政策和措施。

10.不断缩小绿色电力差价。目前，风电投资成本高是制约绿色电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快风电设备国产化生产的进展，降低单位发电投资。

11.加大对绿电行业的上游制造业的科研投入。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各种设备的制造成本，进一步加快绿色发电设备的国产化，以降低绿电发电成本，提高绿电与常规电力的竞争力。

12.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绿色电力认购销售的长效机制，完善法制建设，强化技术支撑，加强政策引导。广泛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绿色电力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营造全社会关心绿色电力发展的氛围，从而扩大绿色电力规模，形成绿色电力的良性循环。

13.拓宽绿色电力资金渠道。积极筹措资金，鼓励私人投资，建立绿色电力发展基金，用于中国绿色电力的投资或补贴，实施绿色电力建设项目招投标机制。

14.实施绿色电力配额。强调发展绿色电力人人有责，体现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通过全社会力量逐渐消化绿色电力差价，拓展绿色电力认购渠道。

15.降低绿电行业的进入门槛。继续通过减免进口关税、减免所得税、增殖税优惠、贴息贷款、财政补贴等多种办法，鼓励企业和个人向绿色电力产业的投资，降低进入绿电行业的门坎，鼓励潜在进入者的进入绿电行业，扩大绿电行业的市场容量，形成规模效应。

16.建立激励机制。将绿色电力的环境效益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出台配套政策；对认购绿色电力指标的单位和个人，在授予荣誉证书和发放绿色电力标识的基础上，实施其他的激励措施；通过建立“绿色电力证书”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促进绿色电力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吉鹏:分级客户代表制在供电企业应用的探讨与实践.商场现代化，2007(17):203～204

[2]窦金亮 王怡等:市场条件下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策略研究.电力建设，2005(4):57～59

绿色交通政策篇3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绿色证书；市场机制；外部性

一、引言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能源战略类似, 中国的能源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导向，就是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开发。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例如风电、太阳能、水电、核能等。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以来，可再生能源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但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相继出台的一些具体政策，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均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

德国、美国以及荷兰等可再生能源市场发达的国家，配额制是保证可再生能源市场又好又快的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从目前国外成功的配额制实施情况来看，与配额比例相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可以在各地区（各电网）间进行交易，这种交易过程是通过绿色证书来实现的。绿色证书交易机制在荷兰等可再生能源发达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的促进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本文首先分析绿色证书交易制度较之政府直接调控的优点，再通过建立一个二元主体模型分析绿色证书交易对资源优化配置和降低总量成本的作用。然后利用拉格朗日函数证明绿色证书交易可以提高费用分配的效果，使发电产业治污成本最小化。最后针对绿色证书交易机制在激励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进步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相应的政策，达到促进技术进步以及总量目标提高的效果。

二、文献综述

在国内已经实施的相关节能减排政策中，排污权交易制度与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有着很高的相似度，都是一种将配额指标市场化的手段，不同之处仅在于排污权交易制度是为了抑制污染物的排放，而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是为了促进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因此，对于已实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借鉴有助于研究未实施的绿色证书交易制度。唐受印（1990）率先在国内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生、袁磊（1998）对排污权交易进行了反思，提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核心是使厂商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减少污染量，完全靠排污权交易市场进行调节并不能有效地达到减排的目的。其核心思想是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也要适当的进行政府的间接调控。张志耀、丁玉魏、张海明（2000）排污权交易制度对经济优化的作用，突出的是通过配额指标的流通优化资源配置。宋国君（2000）深入剖析了总量控制的含义和特点,分析了我国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的关系,通过对比美国的排污权交易政策,讨论了实施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的步骤和意义。

在美洲和欧洲等国家，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已经实施了将近十年，通过了解分析外国的立法现状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可以使我国在设计该制度时有规律可循，少走弯路，以便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配额制模式。姜南（2007）分析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欧洲各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提出了在设计绿色证书交易制度的设计中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即界定可再生能源的种类和技术范围、总量目标制度以及绿色证书的立法建议三个问题。

由于绿色证书在国内尚属新生事物，仅在近几年有部分文献对绿色证书的交易制度做了一些概括的介绍。典型的如董力通（2006）对绿色证书交易市场的建立做了一定的描述，重点在于绿色证书的概念，调控方式以及定价机制，而对于绿色证书究竟能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多少积极作用，并未进行详细的阐述。而本文则重点从绿色证书的积极作用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述。

三、绿色证书交易制度概述

1.绿色证书交易制度的概念

提到绿色证书交易制度，首先要解释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概念。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的基本含意是，在国家（或者地区）电力建设中，要求可再生能源发电必须达到一定比例。配额制对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调控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它使得可再生能源在电力市场中以最低的成本来开发电力。与其它激励措施相比，配额制更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市场的这种作用是通过绿色证书来实现的。

绿色证书是一种可交易的，能兑现为货币的凭证。绿色证书是指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进行确认的一种指标，绿色证书代表一定数量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绿色证书交易系统是指专为绿色证书进行买卖而营造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绿色证书的持有者（多指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能够与承担指定配额义务的绿色证书需求者交易绿色证书。通俗的理解就是未完成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的发电商通过购买绿色证书来作为弥补完成配额指标。

2.绿色证书的价值内涵

（1）对于整个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来说，绿色证书的价格包含了其高于非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差额。绿色证书的交易实现了这种成本差额在整个发电产业的均摊，使得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而天生具有的成本劣势，转移给其他由于能源种类和技术条件优势而具有成本优势的发电厂，扮演了公平竞争的维护者。

（2）绿色证书的价格应反映由于替代非可再生能源带来的环境正效应。绿色证书购买者（未完成目标配额的发电商）实质上比其他完成目标的发电企业更多的给社会带来了负外部性，也就是更多的污染了环境，提高了社会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因此，他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也就是购买绿色证书。这就实现了非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可再生能源发电对环境的污染，也使可再生能源的相对正外部性的优势得以发挥，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

（3）绿色证书作为政府激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工具，承担着一定的实现政策效果的使命。因此其价格的变动范围是有一定限制的。绿色证书的价格不能过低，否则将导致绿色证书的需求者自愿接受购买任务，缺少技术革新以降低自身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动力，导致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政策激励失效；而价格过高也将增大企业压力，同样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绿色证书交易的二元主体经济分析

假设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由两类企业A和B构成绿色证书二元市场，这里的二元A和B所代表的是可再生能源行业中的劣势企业和优势企业，如图，P1为绿色证书的价格。MCA和MCB分别代表两企业的可再生能源边际发电成本曲线，B企业相对发电成本较低，或效率较高，有明显的相对优势（这种优势有可能是由规模效应或技术水平带来的）

1.绿色证书对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

如图，在相同的配额额度的条件下，B企业达标的成本要更低，即MCA>MCB。在MCA曲线上，超过M点之后，发电的边际成本高于绿色证书的价格，因此，A企业倾向于以相当于Q1Q0KM面积的价钱购买B企业超额完成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Q0-Q1），而这一过程正是通过绿色证书的交易来完成的。同理，在MCB曲线上，N点之前，发电的成本低于绿色证书的价格，因此，B企业倾向于将额外的发电量转化为价格更高的绿色证书售出。

如果没有绿色证书交易机制而单纯靠配额制来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企业的成本会大大扩大，例如传统的火力发电企业，或小规模的发电企业，有的存在技术上的局限，有的受到规模经济的制约，如果强制此类企业完成可再生能源得配额任务，可能会由于规模过小导致的规模不经济造成资源的利用不充分。而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和绿色证书的互相转化，既鼓励了可再生能源优势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又使可再生能源劣势企业寻到一条成本更低的途径来完成配额任务，避免了由于强制配额导致规模过小而引起的资源利用不充分，优化了电力生产资源的配置。

2.绿色证书对降低总成本的作用

在未引入绿色证书而实施单纯的配额制时，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总成本为OLQ0+OKQ0。引入绿色证书后，成本变为OMQ1+ONQ2。

（OLQ0+OKQ0）-（OMQ1+ONQ2）=MLQ0Q1-NDQ0Q2

绿色证书的供给为NKQ0Q2，需求为MKQ0Q1

当绿色证书交易市场为非均衡状态的时候，

（1）MKQ0Q1

（2）MKQ0Q1>NKQ0Q2，供不应求时，绿色证书的价格会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上升，使MKQ0Q1变小，NKQ0Q变大，直至价格达到均衡价格P0。

当绿色证书交易市场达到均衡状态的时候，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恰好达到国家规定配额目标，此时Q1+ Q2=2 Q0，绿色证书的供给等于需求，

即： MKQ0Q1=NKQ0Q2

显然， MDQ0Q1=NDQ0Q2

因此， MLQ0Q1-NDQ0Q2=LMD

LMD即为绿色证书市场均衡时所减少的发电总成本。由此可见，绿色证书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达到使可再生能源发电总成本下降的效果。

五、绿色证书交易机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进一步推动

在配额制下，政府在现有配额完成的情况下提高配额指标，是可再生能源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上图显示了配额指标提高后，绿色证书交易市场的动态变动过程。

起初市场均衡价格为PO，绿色证书供求达到平衡，AQ1Q0F=FQ0Q2B。而P0过低使得绿色证书交易失去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激励作用。政府采取政策提高配额总量之后，单个企业的目标配额相应地由Q0增至Q’。

由于此时绿色证书需求量大于供给量，AQ1QE>EQQ2B，绿色证书价格有上涨趋势，由P0升至P。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再次达到均衡。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厂商购买绿色证书不经济，因此厂商趋于提高技术，降低成本，以此来继续完成配额指标。

因此这项政策激励了单个厂商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促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当然P'的数值需要政府斟酌考虑，若其值过低，将仍然不能达到激励劣势企业降低成本，发展技术的目的；若其值过高，劣质企业没有喘息的时间和余地，生存压力过大，也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云辉;《过度竞争：经济学分析与治理》［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07》［R］.;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3］姜南;《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研究》［D］;2007

［4］董力通;《电力市场下我国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研究》［D］. 2006

［5］范丹;《我国创建排污权交易市场及寡头垄断市场交易探讨》［D］. 2007

［6］张学刚，李颖;《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分析》［D］; 2007

绿色交通政策篇4

当前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与挑战

（一）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

随着2009年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提出，对于节能环保、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也引起了全社会高度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12年的《发明专利申请优先审查管理办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与绿色技术相关专利的优先审查制度。科技部火炬中心也专门将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等两大绿色技术领域纳入全国技术市场的统计。2009―2013年，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我国绿色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基本保持快速增长，但增速波动较大。我国绿色技术发明专利从2009年的15174件增长到2013年的30910件，年均增长率为19.47%。但是，每年的增长率变动较大，如节能环保产业的发明专利在2010年曾出现负增长，说明绿色专利产出并不稳定，受政策等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第二，我国绿色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当年发明专利总授权量的比重逐步升高，但占比水平不高、绝对量仍旧偏小。2009―201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绿色相关发明专利占比从11.8%稳步增至14.9%，但绝对数量仍旧偏少。与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平均20%以上的水平相比，我国绿色专利的比重也存在显著差距。

第三，我国绿色技术相关的PCT类型发明专利（即国际认可专利）授权量占比较低，且超过九成是外国申请人。以2012年、2013年为例，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中PCT专利的比重分别为23.8%和24.7%，且主要来源于外国申请人（外国在华PCT类型发明专利授权占当年战略性新兴产业PCT发明专利授权比重分别为98.6%和97.9%）。各国在华授权量最大的产业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为主，但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的占比非常低。这不仅显示我国本土绿色技术研发落后，还反映适宜绿色技术专利保护及应用的环境不够完善。

第四，我国绿色技术相关的技术交易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但占全国技术交易市场比重增幅偏小、增速趋缓。2009―2013年，新能源与高效节能领域的技术合同交易额从401.27亿元增至736.54亿元，占比却从13.2%降至9.86%；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领域的技术合同交易额从168.69亿元增至680.38亿元，占比从5.55%增至9.11%。两类绿色技术领域的合计成交额占比几乎未变，大大滞后于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技术领域的增幅。

（二）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最大挑战是体制机制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不足、国际差距较大、产业化规模有限等问题已十分突出。究其原因，除了过去对绿色发展不够重视、企业研发能力相对落后及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多数发达国家缺乏转让前沿绿色技术意愿等因素之外，当前最大挑战还是我国绿色发展所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

一是涉及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政府机构较多，相应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在不同部门之间、政策之间的协同性不强。由于绿色技术领域众多，绿色产业的渗透性强、交叉面广，使得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科技部以及国土、水利、海洋、农业、林业、住建等多个部门都对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担负重要职责，难免出现多头管理、资源分散、协调困难，甚至部门间相互推诿和指责，引发政策孤立或冲突，导致政策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从中央到地方的科技创新协调机制不畅、地方官员政绩考核难以量化绿色发展指标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和区域分割。

二是绿色技术的公共投入规模相对有限，以财税、投融资为代表的经济手段激励效果不佳。我国绿色技术项目目前主要依靠政府临时拨款和政策性贷款，但投入规模相对有限，且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这主要是受到环保总体支出规模的限制。2014年我国国家财政环保支出占GDP比重为0.59%，而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起的占比就已达2%，加上地方财政规模不足、环保支出差异较大，投入绿色技术项目的资金更趋紧张。尽管国家自2010年起陆续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清洁生产专项资金及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但因专项资金使用缺乏监管及地区间污染溢出影响，对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拉动效应并不强。同时，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及股权投资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资本市场运作和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等尚不成熟，制约了绿色产业的发展。此外，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的税收减免不足、环境税收体系尚不健全及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效率不高等因素，也影响了地方政府及企业投入绿色技术项目的积极性。

三是政府绿色采购起步较晚，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实施政府采购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以来，政府绿色采购作为一种环境政策和需求侧创新政策工具逐步成为全球性趋势。我国2002年颁布了《政府采购法》，也首次为公共绿色采购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相应的发展仍比较缓慢。2013年我国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的比重已近20%，但仍与一些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关键原因在于采购制度体系设计的缺陷。如：绿色采购清单覆盖面偏小，主要体现在节能环保产品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政策上，工程和服务类项目采购涉及较少。又如，对能否列入节能环保产品清单主要依据对末端产品功能的界定，对其生产过程是否节能环保的评估应用不够。此外，受制于政府采购过于强调“资金节约率”等评价标准、资金来源不足以及采购预算信息不透明等因素，很多科技含量高的绿色创新产品或服务往往因不具备价格竞争力而难以中标。

四是推广绿色技术的保障机制仍有待完善，环保技术标准落后也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如，我国在效仿实施发达国家普遍建立的绿色专利快速审查机制之后，却因相关的审批程序未做配套、各地审查标准差异大、忽视中小企业诉求、绿色技术判定标准不清晰及缺乏第三方论证等原因，大大影响了我国绿色专利加速审查制度的实施效果。又如，尽管新环保法明确了“国家支持环保研发和应用、鼓励环保产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原则，但一些产业环保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程度弱、标准修订滞后、惩罚力度小，相配套的部门、地方法规仍有缺失。这也严重制约了法规和政策环境对企业大规模采用绿色技术、实现绿色改造的倒逼作用。

五是市场化激励手段不足、资源环境成本的价格体系存在扭曲，造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逆向激励。如，为推广资源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制度以激励企业推行节能改造，我国已在11个省市开展试点。尽管截至2014年年底试点地区交易总额累计达53亿元，但试点工作仍遭遇重重阻力：排污权分配及其性质尚无明确法律依据，国家对初始确权分配至今没有统一技术规范，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发育不足。同时，扭曲的资源环境价格体系引发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激励。如，我国天然气出厂价格长期低于进口价格引发买卖倒挂现象，这不利于清洁技术推广 （如天然气发电替代煤电）。

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设计的建议

第一，强化落实不同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

发展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的管理协调与分工协作必不可少，必须尽快改变当前各自为政、措施冲突、地方保护、行业分割的不利局面。建议中央层面以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领导小组”为统领，在着力推进提质升级发展中进一步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决策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提高行动效率，减少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冲突。各地也应通过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合作，形成统筹规划、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组织保障。

第二，全面构建引导、激励和保障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三个方向的政策举措。

一是供给面政策。首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重点加强对绿色共性技术研发、人才队伍建设和中小企业创新的公共扶持；提高环保资金的利用效率，形成稳定、充足、高效的投入机制，尤其在环保设施、生态修复、循环利用、能效改进、重大节能装备等薄弱领域。其次，要通过税收减免、贷款优惠、专项资金及财政补贴等公共投入和完善各类公共服务，发挥杠杆效应以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第三，政府部门除了通过罚款或征税等方式督促企业加强节能减排，更应积极推广排污权交易、绿色金融等市场化手段来强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激励。

二是需求面政策。重点之一是着力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框架体系，应考虑出台我国的《绿色产品采购法》或尽快修订已有《政府采购法》的相关绿色采购内容，明确界定专门机构及其责任，并设置绿色产品标准和绿色采购清单。要逐步扩大绿色采购范围，更关注节能环保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和科技创新水平，建立科学的公共绿色采购评价体系，并强化相应的组织能力（如环保部门与采购部门的互动、增加专业人才等）。重点之二是要积极推进与国际水平接轨的各类绿色技术标准的制定，包括能耗、污染物排放、环境质量、节能标准及环保标识等，并辅以强有力的执行和动态更新机制，倒逼企业采用绿色技术，促进产业绿色转型。

三是改善制度条件的环境面政策。这类政策关键在于营造保护产权、公平竞争、信息透明、机制合理的创新环境。如，政府通过自身监管改革和推广竞争政策来破除行业壁垒。又如，通过改进现有的绿色专利快速审查制度、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来推动绿色技术研发。再如，通过搭建公共知识网络、改善信息传递、扶持产学研结合以及鼓励绿色投资领域的公私合作项目等措施，扩大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开放程度。此外，进一步完善绿色立法，严格落实绿色政绩考核，并大力推广绿色消费，引导公众参与等也势在必行。

绿色交通政策篇5

关键词绿色金融；经济增长；现实困境；应对之策 

一、绿色金融提出的新背景 

绿色金融作为杭州G20峰会的重要议题被提出，其目的是期望依托于金融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变革传统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及其环境问题将起到重要作用，也因此被寄予厚望。随着第一份《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的出炉，绿色金融开始烙上了中国印记，并得到了与会国家的认同与共识，这标志着绿色金融发展正开始从“全球认知”向“全球行动”的更深层次实践演进。 

事实上，我国政府作为“绿色金融”的主要倡议者，早已在行动上付诸了实践。2015年被誉为是我国绿色金融的元年，首个官方名义的“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重大课题正式启动，后来的5月、9月和年末，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民银行，以及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的手段和政策框架（曹明弟，2016）[1]，2016年年初的“十三五”规划报告则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包括构建适宜我国国情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强化绿色信贷直接融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股权转让等间接融资性金融产品的诉求，并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这一重要内容上升为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8月31日，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旨在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及其相关产品、绿色保险、绿色发展基金、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随后的杭州G20峰会，更是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议程并以实际行动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这足以体现出我国对发展绿色金融的决心与责任心。 

同时，从绿色金融的市场需求来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测算，未来5年，我国每年用于绿色发展所需要进行的投资规模大约在2.9万亿左右（李若愚，2016）[2]。另据相关机构预测，未来5年我國绿色金融的总资金需求规模将达14万亿到30万亿元，而全球到2020年，仅清洁能源的投资缺口就将达到5 000亿美元。种种迹象显示，绿色金融的市场前景广阔，其发展大有可为，这必将成为助力我国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也必将成为撬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二、我国绿色金融实践的现实困境 

以“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为典型特征的绿色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要发展绿色经济，绿色金融必须先行。从功能视角来看，金融作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造血干细胞，理应成为引领实体经济“绿色化”方向发展的活力之源和动力之基。但从目前来看，绿色金融在助力实体经济，发挥增长新动能功效的实践中却并不尽人意。① 

（一）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导致绿色金融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绿色金融的宗旨本质上而言就是要实现金融助力环境优化和资源节约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但问题是，包括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在内的绿色金融所倡导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项目所产生的外部性和自身存在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开发利用成本较高和效益低等特征与传统企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所追求的“盈利最大化”为目的的宗旨存在较大的悖论。如此一来，一方面容易出现企业的逆向选择问题，导致企业在申请绿色贷款，提升自身环保效能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需要资金、人力、宣传等要素的大量投入（王刚和贺章狄，2016）[3]，加之于当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尚未形成有效的规模效应，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激励与扶持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往往难以通过对绿色产业提供积极的金融资源配置而实现较好盈利并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所以容易导致她们开展绿色金融的内生动力不足，往往就会造成商业银行不愿涉足或者迫于政府的政治任务（责任）而疲于应付的现象，其结果是，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所带来的环境正外部性投资不足和“棕色项目”所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投资过度（同时也可能源自于地方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疏于监管），最终导致绿色金融的发展差强人意。 

（二）金融资源期限错配导致绿色项目面临融资难现象长期存在 

绿色项目的投融资往往面临期限比较长、风险大、效益低的问题，尤其是投向三农等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低碳环保型项目的时候表现的更为突出，而据相关机构调查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一般比较短（大概两年左右），也总是期望能够在较短期限内实现资金的周转与循环。如此一来，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内在矛盾，这就容易出现金融资源的期限结构错配问题，导致大量具有较长期限和风险收益不匹配特征的绿色项目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并长期存在，严重束缚了绿色金融的发展。 

（三）信贷资源错配与扭曲导致绿色金融发展缺乏效率 

以“高投入、低效益”为典型特征的国企（表现最为突出的产能过剩行业）获得了国家政策调整带来的便利，以更疯狂地速度汲取低息信贷资源，让原本应该进入“绿色”行业的资金再次进入本已病入膏肓、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其结果是，这些行业占据大量信贷资源却没有创造出应有的经济效益，挤压了绿色项目的信贷资源，严重扭曲了金融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导致绿色金融发展缺乏应有的效率。

（四）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市场机制建设滞后导致绿色金融发展创新不足 

国内绿色金融的发展起步虽然较早，但迫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国情，可交易的绿色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相对单一、绿色金融市场交易机制建设依然滞后，直接导致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创新力度不足。首先，相较于国内，国外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范围上更加广泛，除绿色信贷之外，还包括为环保企业、绿色产业提供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等直接融资类服务，而国内做的最多的就是传统间接融资为主要特点的绿色信贷，其他直接融资类绿色金融产品仍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其次，从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对象来看，我国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主要针对企业或项目的需求，而很少直接针对个人消费者。据笔者的调查，除兴业银行发行了国内首张低碳信用卡以外，其他银行几乎没有提供针对个人客户的消费需求去挖掘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同样，从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交易机制建设来看，尽管于2013年前后就开始在全国7个省市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碳市场建设及其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工作，但所取得的成效并不是十分显著，截至 2015 年底，7个试点市场碳配额累计成交量约4 800万吨，成交额仅仅也只有14亿元（王修华和刘娜，2016）[4]，规模很小，可谓是有市场却没有多少交易，与欧盟、美国芝加哥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比相差甚远。 

（五）信息不对称导致绿色金融实践中的风险加大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资源错配和风险剧增的重要掣缚。政府、金融机构与企业行业，以及监管部门（包括环境监管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联通机制和共享平台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即使是银行业之间关于绿色信贷的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也不健全，尤其是缺乏一致、清晰的口径，导致彼此之间提供的数据缺乏可比性。譬如，在我国绿色金融做的比较好的绿色信贷方面，金融机构在进行授信时需参考企业环保信息，但政府部门所提供的环保信息的更新却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并不能满足即时需求，加之于部分小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信息披露不全，甚至隐瞒环保负面信息等现象时有发生，其结果是，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常态化加剧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 

三、我国绿色金融实践困境的应对之策 

俗话说的好，“只富不绿无疑涸泽而渔，只绿不富无疑缘木求鱼”，显然，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既要能够实现我国经济增速的回暖，又要保持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这就需要发挥政府与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企业和消费者的联动作用，充分运用金融的资源优化配置手段更好地服务于绿色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助力中国经济跨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正轨。 

（一）政府是绿色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得力干将，需要发挥好政府的能动性作用，推进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1.以政策激励与引导为手段，强化政府对绿色金融市场的间接融资机制建设 

市场是实现绿色金融长期有效发展的最佳手段。然而，只有市场而没有政府给予积极的激励与引导，以银行业绿色信贷业务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性渠道将很难实现绿色金融体系的长期商业化发展，所以，政府需要强化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激励与引导，鼓励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产品与创新。同时，考虑到环境保护项目具有公益性、外部性的特点，以及投资周期长、效益低等特点，注定了绿色金融业务的风险性相对较高。这就有赖于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绿色产业和低碳能源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推进绿色金融相关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整合，建立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支撑体系。譬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可对发放绿色信贷达到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并制定专门的“支绿”再贷款政策②，甚至可以考虑将符合条件的绿色信贷不计入存贷比考核指标。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甚至可以对节能环保企业的补贴直接转化为对企业的贷款优惠，通过市场发挥资金资源配置作用，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2.以政府推動和建设为手段，强化政府对绿色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机制建设 

绿色金融的发展既要依赖于绿色信贷为典型代表的间接融资市场，更要发挥好间接金融市场的功效。所以，当前背景下，以“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为标的物的直接金融市场建设更是刻不容缓，急需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创新排污权、碳排放权等投融资机制建设，发展多层次的排污权和排放权交易市场，探索基于“碳排放权和排污权、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为标的物的抵质押融资交易平台（方智勇，2016）[5]，释放绿色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效应。显然，通过市场的作用机制，既可以使企业将多余的排污权和碳排放权在市场上进行转让和交易，从而让那些愿意并积极参与节能减排的企业享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可以迫使那些传统的基于高能耗、高污染的超额排放企业在市场上购买减排权，增加其企业经营的经济成本，继而扭转金融资源流向这些传统的以高污染、高排放为典型特征的过剩产能行业之现状。显然，以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为主体的直接投融资市场机制建设可对企业的节能减排起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从而助力我国经济发展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 

3.以政府主导和推进为手段，加快信息共享平台机制建设，降低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共享是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降低成本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必须要发挥好政府的能动作用，加快信息共享平台机制建设。 

绿色交通政策篇6

【关键词】 节能环保 绿色交通 发展策略

引言

汽车自从在19世纪末被发明以来，已成为自由的象征，其所有者无论何时都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无需担心公共汽车或火车时刻表的限制。汽车改变了人们居住和工作的方式，自从20世纪初匈牙利人李恩时将两辆汽车带入中国后，汽车就逐步成为人们的常用交通工具。到今天，中国乃至世界汽车已发展到了随处可见的地步。我们的生活都已经离不开它了。但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增加，城市交通拥堵、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也愈来愈严重。

1. 当前交通发展面临的问题

1.1石油资源日益短缺。石油主要被用作燃油和汽油，燃料油和汽油组成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次性能源之一。目前88%开采的石油被用作燃料，其它的12%作为化工业的原料。世界都需要石油资源，但是它的分布从总体上看却极端不平衡，整个的供求体系也出现严重失衡。2010年中国的石油消费增长了10.51%，即925万桶/日，累计进口石油2.39亿吨，同比增长17.4%，增长量位居世界首位，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3.8% 。

1.2我国汽车需求日益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对汽车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虽然在2011年车市出现了小幅回调，增幅放缓，但未来十年中国车市上长的空间仍然巨大。截至2011年8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19亿辆。其中机动车的主要构成部分汽车的保有量首次突破1亿辆。尽管目前环保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全球看来，包括中国在内，汽车的保有量至少在最近几年内是不会下降的，而且仍将保持着增加的趋势。

1.3交通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汽车拥有量的急速增加，汽车尾气带来的问题又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性话题。汽车尾气中含有上百种不同的化合物，其中的污染物主要有固体悬浮微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铅及硫氧化合物等。一辆轿车一年排出的有害废气比自身重量大3倍。当前，全球所有碳排放的25%来自客车和轻型货车，未来更多的将来自客车和卡车。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交通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并在逐年增加。

2. 发展绿色交通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交通发展面临的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所以寻求一种绿色交通发展策略变得非常重要。

2.1开发清洁、可持续替代的新能源

面对持续快速增长的油价，日益短缺的石油资源以及全球气候变暖、交通压力过大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清洁的、可持续的替代新能源。在鼓励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方面，首先，我国政府可以运用财政、税收组合政策进行政策支持。在财政政策上，应该考虑设立有关新能源开发的专门基金，用于支持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等活动，对开发商、制造商提供优惠的贷款，对新能源经营者提供必要的补贴。可以借鉴美国政府出资1亿美元建立“国家生物质能源技术研发中心”的经验，由政府出资，在国家层面上成立全国性的新能源研发机构，为新能源开发提供支持。从企业角度而言，处于不同环节的新能源企业应联合开发新能源、新产品，开拓新能源市场，建立新能源生产供应链，由此形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合作竞争机制。

2.2 大力发展绿色交通

针对目前石油资源短缺和日益严重的交通污染问题，各国政府都开始大力倡导绿色交通。绿色交通，其主旨在于减少个人交通工具的使用，提倡和鼓励使用“绿色交通工具”。绿色交通的推广将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一、交通引导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具有密切的关系，要减少城市交通出行总量并能充分发挥步行、自行车等绿色交通的作用，其有效的措施是从交通观点来进行城市规划与布局。二、优先发展城市公交。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创造可持续的机动化模式，减少私人小汽车的使用率，是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建设绿色交通的核心。例如，政府应鼓励企业建立智能中心，启动GPS监控和无线调度工程，普及电子月票，设置电子站牌等。三、大力开发绿色交通工具。要从根本上解决汽车的污染问题，就必须利用现代化技术改善汽车工业，制造出在尾气排放、噪声、振动和其他性能方面完全符合环境标准的新型汽车。如：清洁燃料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车等。四、充分利用自行车。自行车交通具有清洁、方便、无污染的特点，是对健康有益的绿色交通方式。因此，在未来的城市交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事道路设计和交通规划的工作者，应该充分考虑自行车特性，发挥自行车在中短距离出行中安全、方便的优势，发挥自行车的换乘功能。

目前中国正从以下几个方面致力于发展绿色交通，节能减排。首先，健全有利于绿色交通发展的政策法规和标准，对达不到标准的运输工具不准投入营运，鼓励使用节能和新能源汽车，逐步降低生产、运营和消费等环境的碳排放强度。其次，尽快推进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使各种单一交通运输方式的优势形成互补，形成新的优势，这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第三，以人为本，倡导绿色出行，大力推进公共交通发展，通过正在实行的试点达到公共绿色交通比例达到一半以上。第四，把信息化作为绿色交通的主攻方向，充分利用前沿技术，推进绿色交通的发展，从而推进交通效率的提高，达到节能减排。发达国家的公共绿色交通比例高，推动交通发展的技术高，中国需要在这些方面与之交强交流合作，多多借鉴国外经验，形成适合本国发展的完善的绿色交通体系。

结语

目前，我们面对的是资源快速消耗和需求过大造成的短缺问题，以及每一天都在增加的汽车废气排放造成的污染问题。面对这些挑战，必须找到清洁的、可持续的替代的新燃料能源，以取代石油，降低环境污染。同时，需要大力发展绿色交通，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出行，并辅之以交通需求管理、交通工程的手段。总之，只有将城市规划、土地利用与公共交通系统紧紧相结合，促进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才能够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沈龙利，面对能源短缺与环保需求的可持续交通策略[J].城市交通，2008，NO4.

[2] 冯仁科，浅析如何控制交通污染[J].山西建筑，2011第二期.

[3] 李学林，石油资源型城市的循环经济建设与新能源发展[J].云南社会科学，2011（1）.

[4] 蔡林海，低碳经济绿色革命与全球创新竞争大格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5] 张坤民，低碳经济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绿色交通政策篇7

一、绿色旅游与低碳经济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低碳经济已经渗透到当前的各行各业中。而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低碳经济在国内工业企业中渗透较深，工业企业在减排和节能工作上做的较多。事实上，低碳经济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模式在近几年迅速兴起并受到旅游业的大量关注。监管旅游业的政府部门开展制定一些以低碳和绿色旅游为核心的政策，并在实际工作开展中执行政策要求。旅游企业也积极响应监管部门在政策中的要求，无论从经营还是产品生产的角度都尽量符合低碳绿色的理念。游客们在旅游企业的影响下，也开始逐步规范自身在旅游中的各种行为，保护景区中的环境。因此，绿色旅游与低碳经济两者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也在最近几年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们所关注。

二、绿色旅游在低碳经济下的具体实现方式

（一）实现绿色化的政府监管

市场的规范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与监督。旅游业要真正实现绿色旅游的目的，监管旅游业的政府部门在其中要起到首当其冲的作用。各地区的的旅游景点情况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旅游监管部门要结合当地的旅游特色，分析当地旅游的现实情况，从旅游企业、旅游产品及游客三个层面出发，分别找出旅游中典型的非绿色现象，并针对这些现象来制定政策。政策确定后，旅游监管部门要联系当地的各家旅游企业，告知旅游企业新的政策条规，并要求旅游企业在未来的生产与产品服务中严格遵循绿色的理念，切实改进生产与产品服务中的非绿色行为，并在日常工作中加大对当地各家旅游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凡是在生产及产品服务中切实做到绿色旅游的旅游企业，监管部门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鼓励其它旅游企业向这类旅游企业学习。而表现较差的旅游企业，监管部门则可给予一定的物质惩罚以示警告。此外，旅游监管部门还要与当地的各个景区联系，让景区导游在旅游过程中，指导和规范游客的旅游行为，并在景区各处贴上绿色旅游行为的具体方式，以此来逐步规范游客的旅游行为。

（二）实现绿色化的旅游经营

要想实现绿色化的旅游经营和旅游管理，旅游企业在其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信息化在各行各业中的渗透，旅游业也要大力引入信息化技术。各家旅游企业可以找到软件公司，让软件公司根据各家企业的特色开发一套信息化运营系统。系统中要纳入绿色旅游的理念及经营模式。旅游企业借助这套信息化运营系统可提升实际运营的效率。此外，这套信息化运营系统还需要具备量化计算的能力，能够将景区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精确化的计算。根据计算的结果，旅游企业找到经营中的现实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让经营方式充分符合景区对于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此基础上，旅游企业要将策略细化成一套完整化的制度，用到未来的经营中。

（三）实现绿色化的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是整个旅游中的重要部分。绿色化旅游产品的打造是切实实现绿色旅游的重要手段。旅游企业要认识到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并将减少碳排放融入到旅游产品打造中。首先，景区的餐饮要有当地的特色风味，尤其要选择当地的绿色食品，为游客带来既绿色生态又别具风味的美食享受。其次，景区内的交通工具要将绿色交通工具作为核心，例如：自行车、马车等，尤其要限制现代流行的交通工作，这些交通工具会在一定程度上污染环境，不符合绿色理念。再次，景区的特产除了要体现当地特色，还要尽可能降低污染、减少碳排放，推出绿色化的景区特产以供游客购买。

（四）实现绿色化的旅游行为

游客是旅游中的重要参与者。游客行为是否绿色环保与绿色旅游的实现存在直接性的联系。本文建议游客们可从下列的细节中做到绿色旅游：避免携带用完即扔掉的物品；不随处扔垃圾；不在景区内胡乱生火；不捕猎景区内的野生动物；不采摘景区内的各种植物花果；保持安静而不喧哗；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的袋子或塑料盒；选择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方式，尽量避免乘坐现代化又带污染的交通工具。

三、结束语

综上，本文首先论述了绿色旅游与低碳经济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其次，本文论述了绿色旅游在低碳经济下的具体实现方式，具体包括：实现绿色化的政府监管、实现绿色化的旅游经营、实现绿色化的旅游产品和实现绿色化的旅游行为这几方面的内容。希望本文所研究的种种内容可给相关机构及人士一些有利的借鉴，让绿色旅游方式覆盖全中国。

绿色交通政策篇8

关键词：物流；绿色物流；发展；对策；

绿色物流是指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为目的，利用先进物流技术，规划和实施的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等物流活动。绿色物流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既包括企业的绿色物流活动，又包括社会对绿色物流活动的管理、规范和控制。从绿色物流活动的范围来看，它既包括各个单项的绿色物流作业，还包括为实现资源再利用而进行的废弃物循环物流。

绿色物流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外部成本内在化理论和物流绩效理论等。

一、实施绿色物流的必要性

构建绿色物流投资体系对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社会战略目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绿色物流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战略指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样适用于物流企业，它要求企业将其经营活动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发展相联系。因此，物流企业必须树立绿色观念从事绿色经营，做到物流与环境共生。

(二)绿色物流有利于物流企业取得新的竞争优势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日趋严格的环保法规，使企业必须积极建立完善绿色物流体系，绿色物流不仅是一般物流成本的降低，更重视的是绿色化和由此带来的节能、高效、少污染。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不断的深入人心，消费者越来越关注企业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即企业是否节约利用资源、企业是否对废旧产品的原料进行回收、企业是否注重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都成为决定企业形象与声誉的重要因素，通过绿色物流来追求高于竞争对手的相对竞争优势。

(三)绿色物流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isol4000成为众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isol4000的两个基本思想就是预防污染和持续改进，它要求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使其经营活动、产品和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最小。进入wto后，我国物流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之地，发展绿色物流将是其理性选择。

二、绿色物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发展绿色物流有利于促进城市环境的改善。“绿色物流”强调将环境管理融入物流业的各个系统，加强物流业中保管、运输、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和废旧物资回收等各个部门的环境管理和监督，并配合政府相关政策和法规，来有效的遏止物流发展造成的污染和能源浪费问题。

城市的生态环境与物流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完善的绿色物流系统能够避免或减轻由于物流效率低下、物流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落后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另外绿色物流系统能够有效地处理城市垃圾，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三、金华市实施绿色物流的措施

(一)政府制定政策，构筑绿色物流发展框架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管制是绿色物流得以有效落实的基本条件之一。政府对物流体制的管制集中体现在发生源管制、交通量管制和交通流管制等三个方面。同时，政府应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时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加以约束。在流通加工方面，政府也应倡导绿色流通加工。对物流企业加以适当引导，使企业具有“绿色”意识，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使流通加工向绿色化发展。同时，政府可以建设物流园区，使物流企业集中起来。实行流通加工的集中进行，进而产生规模效益，同时，又维护了我们的环境。

(二)发展绿色交通

提高汽车燃料质量，针对轻型汽车、公交车辆等推广清洁燃料；加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交通拥挤问题：配载运输，充分利用货车载重量和容积，合理安排装载的货物，提高车辆实载率；

充分发挥金华市运输工具的运输效率，减少对流、倒流、空驶、运力不当等多种不合理形式；可在金华市运输线路的交汇点建立物流配送中心，推行第三方运输，合同运输，这样可以达到运输合理，减少资源浪费，也可以使金华市的流通企业获得竞争优势；金华市还得加强对含有毒物质货物及易遗撤物资运输的管理，避免由于运输问题引起的环境污染。

在网络管理系统基础上，实时地收集、传递、和处理交通信息，交通管理中心根据这些信息自动实时地进行交通疏导、控制、和处理事故，同时合理地调度运输力量，这样可以使交通通畅，提高道路通过能力，减少污染排放。金华市还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城市的经验发展集装箱运输，这种运输具有运输量大、封闭性能好、装载效率高的优点，可以防止任何形式的物质泄漏，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

(三)合理规划物流网点布局，建设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物流中心

物流中心是综合性、地域性、大批量的物资位移集中地，它集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为一体，成为产销企业的中介，是整个物流企业的灵魂所在。为此针对金华市现代化的物流中心建设迟缓的情况，我们应充分利用城市物流设施和基础建设齐全消费集中而且需求量大、交通与信息发达的特点，建立现代化物流中心，然后带动周边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繁荣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物流体系。这样，物流中心就充分利用了资源，形成较高的经济效益。

(四)创办绿色物流企业

创办绿色物流企业绿色物流企业是基于绿色化战略，以绿色物流技术采用为其内在需求，以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化为目标的新型物流企业组织形式。绿色物流企业实行全面的绿色管理，应遵循“5r”原则；树立“绿色企业”的良好形象。绿色化企业应将绿色化战略的思想贯穿到企业绿色化的核心过程中，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优化作为企业的战略目标，并应强调“外部效应内部化”，逐步实行绿色会计制度和绿色审计制度。物流企业应向“学习型组织”发展，逐步提高企业的绿色化程度，争取在民众面前树立“绿色物流企业”的良好形象。

(五)加强城市逆向物流(静脉物流)的管理

逆向物流管理是物流服务项目的扩展，是物流管理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在中国，逆向物流管理还几乎处于空白。从企业的角度看，好的逆向物流不仅可以积累产品数据，为预测、决策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也是使顾客保持忠诚的重要营销手段。逆向物流管理的理念中包含了深刻的环保物流的概念。如包装物的回收、再生和利用，对有毒或有害环境的报废产品的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