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范文

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篇1

2015年是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一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作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广东省试点地市的两级法院大部分都已完成了首批主审法官的选任，“谁审谁判谁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和司法责任制正在逐步建立，一系列改革措施直指“行政化”、“地方化”等体制难题。

“广东全省法院已过了改革初期的观望期、踌躇期，大家的改革热情很高，改革的前景很好，有决心、有信心，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改目标。”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在郑鄂看来，司法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光靠热情还不行，还要有具体实施方案。以法官员额制改革为例，就需要配套审判辅助队伍的建设、法官合理工作量的测算、以法官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建立法院内外人员干预案件的记录制度等一系列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思虑周全。因此，改革试点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要时时针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功近利。

防止司法权的地方化

《财经国家周刊》：最高法今年的“四五改革纲要”中提到，要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在法院系统跨行政区域管辖上，广东走在前列，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深圳前海法院的试点都给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2015年在这一方面会有些什么新考虑？

郑鄂：中央已经启动了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试点。最高法院分别在深圳、沈阳设立第一、二巡回法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全省（除深圳外）的一审专利案件;深圳前海法院、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全市的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湛江、江门指定一个基层法院集中管辖行政案件的受理改革等，这些法院管辖权的设定都是跨区划。从裁判角度看，有利于区域内统一裁判尺度，同时，可从制度上防止司法权的地方化。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由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实施广州地区行政案件集中管辖的方案，也是跨行政区域。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除继续原管辖范围外，增加管辖原属广州两级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

应该说，这项改革试点是行政审判领域的新探索，将有利于破解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有利于更好的解决行政争议和纠纷，有利于促进我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财经国家周刊》：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提到要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比如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者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等。广东在这方面是否有过探索？下一步将如何落实？

郑鄂：尽管被告人的着装变化只是细枝末叶，但体现的却是刑事理念上的巨大改变，实际是变有罪推定为无罪推定，变以侦查为中心为以审判为中心，更注重保护人权。也就是要确保做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人不得被视为有罪。

以往，在押刑事被告人、上诉人出庭受审通常都穿着印有羁押场所标志的马甲或者囚服，主要考虑的是押解、看管的安全及便利，但却让人感觉像给被告人、上诉人贴上了犯罪标签，不利于保障和维护被告人、上诉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制定下发的《关于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着装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到看守所提解在押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的，看守所应当将穿着正装或便装的被告人或上诉人移交人民法院。广东高院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全省法院立即严格执行，确保全省在押刑事被告人、上诉人按要求身穿便服出庭受审。

以“审判为中心”，避免错案发生

《财经国家周刊》：法院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遏制冤假错案在“呼格案”重审后热度空前。广东法院将如何以审判为中心，全力避免冤假错案？

郑鄂：对于错案的发生，作为一名法院人，我深感痛惜，更深感身上责任的重大。我想，任何一个法官都与我有同样的感受，谁也不愿意看到错案的发生。

对于错案，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发现一起纠正一起，不推脱、不回避。比如，我省纠正的徐辉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案子得到纠正并非因为“真凶出现”或“死者归来”，是我们根据徐辉的申诉及相关部门的建议，启动了审判监督程序，经再审审查，认为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照疑罪从无的精神，依法宣告徐辉无罪。

从呼格案、徐辉案中，全国的法官都要吸取教训，尤其是“定放两难”的案件，一定要恪守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理念，杜绝 “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疑罪从有”再发生。四中全会提出司法改革，要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这是减少、避免错案发生的重要制度安排，必须认真落实到位。

《财经国家周刊》：司改中提到法官员额制，5年内法官员额要控制在39%以内，这对“案多人少”的现状会否带来影响？非珠三角地区的法官可能更多想往珠三角调动，当中又将如何选拔和平衡？

郑鄂：实行法官员额制，从长远来说，是实现法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的必然举措。但如何控制在39%以内，要具体情况具体确定。因为，中央批准的39%的法官员额，是全省法院总体的39%，不是某个法院的39%。

我们测算了一下，2014年广东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21.99万件，法官年人均结案98.47件，珠三角地区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最多的达到300甚至400件。2015年1?2月，新收案件同比增长30%，深圳、东莞等地法院更上升40%。如此大体量的案件量，不可能搞“一刀切”式的39%法官员额，否则，肯定加大原有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矛盾和问题，所以，39%法官员额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当地实际的人口数量而不是户籍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案件类别和复杂程度）、案件数量等因素，才能科学测算法官合理的工作量、法官必配的法官助理等审判辅助人员之间的合理比例等。同时，要研究和加强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各级党委、人大、政府高度重视诉前化解矛盾工作，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减少进入诉讼渠道的矛盾纠纷。这样，有利于司法改革，更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

至于实施法官员额制后，珠三角内外的法官流动性问题，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还没有明显的流动意向。过去的流动也不是单一的。回头看，法官的流动有三个时期：早期是从珠三角以外地区流向珠三角地区的法院或者到发达地区当律师;第二阶段变为不堪基层法院办案任务的压力等因素，呈现向上级法院流动的态势;目前是各级法院以部分法官流向党政机关为主，另外一小部分辞职出去当律师、做法务。对法官的流动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流动的原因我们都作了调研，情况我们也掌握，但并不是如网络上流传的那样出现了“法官辞职潮”。但是，如何在员额制下实现法官队伍的梯队发展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注重顶层设计的整体性、全局性

《财经国家周刊》：最近这两年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改革年、攻坚年。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在着力设计和推动全国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结合广东的实际，你对司法体制改革有什么建议？

郑鄂：第一，建议最高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领导，及时关注、总结、指导试点的情况，帮助基层单位解决试点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顶层设计的整体性、全局性、协调好各方面的意见，为试点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自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启动了司法改革的试点工作。然而，由于实际情况差异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一些具体改革举措上，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冲突甚至互相矛盾。如何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凝聚更多共识，是改革能否深入的关键，尤其是，改革中还有一些需要顶层设计给予更科学界定的新情况、新问题，要防止各地在试点时先入为主，形成既成事实，导致未来改革的成本加大。我建议最高法院要加强对全国法院司法改革的统筹指导，确保各地试点改革符合中央要求。

第二、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组成由“两高”、专家学者、律师、相关职能部门等参加的专门委员会，对司法改革中需要在立法上配套修改完善的问题进行梳理调研，启动相关立法、修法程序，确保改革在宪法、法律框架内有序进行。

到目前为止，司法改革已从内部的审判权、检察权运行等机制类改革，驶进了涉及司法权安排、组织架构、人员配置等关系体制类问题的深水区，不少改革试点已触及宪法、法律框架的内容。为避免出现于法无据或跟现行的法律发生冲突，我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组织一个专业、多元、中立、公开的委员会，及时梳理需要进行立法修改完善的有关情况，汇总汇报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修法程序，确保改革符合中央精神、法治精神，确保改革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第三、建议最高法院配套法官员额制改革，抓紧研究制定审判辅助队伍的管理规范。

在法院内部，法官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但审判辅助队伍同样是完成审判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其中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直接辅助案件审判活动。按照中央批准的试点方案，审判团队模式是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按照中央批准的改革方案，法官占39%、审判辅助人员占46%、司法行政人员占15%。其中的审判辅助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技术人员、执行员和司法警察五大类，除去执行员和司法警察占去的20%?30%的比例，留给法官助理和书记员队伍的比例只有15%?25%左右，不能满足法官“优而精”、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专而足”的新型审判团队模式的要求。

尤其是我省的珠三角地区，本来就“案多人少”，人案矛盾更加突出。我建议抓紧制定法官助理单独序列管理办法、规范统一由财政保障的雇员制书记员队伍，以稳定队伍、推进审判工作有序进行。

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篇2

 

司法体制与司法机制均衡发展是司法改革效能的重要评价标准,如何在权力配置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二者的协调是历次司法改革的愿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指出：“司法权如不脱离行政权而独立，要想公道不为世俗所谓政治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0P284司法改革的发展历史与现实运作过程体现了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相互博弈和进步。在法治的总体框架之内，司法的发展和法的价值实现都依赖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也基于此，因此，司法改革的基本范畴与司法理念改革创新对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层面的司法改革终究是慢热和渐进的，人治逻辑是司法改革进步的一大瓶颈。较长时期以来，中国目前的司法机关缺失独立性和权威性，进而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的提升，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以及法治逻辑完善的呼之欲出都使得一种新的司法改革方案的出现成为必然。为什么法庭越来越现代化，法官越来越专业化，但司法的公信力却难以真正提升?H造成司法改革窘境的根本因素何在?如何通过新路径来解释并解决此类问题?

 

在西方摹本和本土经验之间，寻找一条弥合理想和现实鸿沟的均衡之道，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转型国家司法改革的核心愿景。[4相同的历史使命与不同的具体国情之间的矛盾使得各国的司法理念、司法功能及具体实现过程有很大的差异。英国在世纪之交进行司法改革主要源于英国宪政体制自身发展的影响和本国工党的推动，以及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的压力，是一场英宪体制的自发变革;曰本的司法改革则是由于多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与司法改革齐头并进，经济的发展是其主要诱因;韩国的司法改革主要在于克服司法的政治化、司法体制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的冲突与矛盾，缓和人民对司法普遍存在的不信任的情绪，建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法治主义体制;德国的司法改革则源于国家的统一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境，财政的拮据和失业率的增长，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精干和高效率普遍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同时欧洲宪法对欧盟各国的影响曰益加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德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和动力。5中国此次司法改革，是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遵循法治的一般理论与基本规律，借鉴世界司法文明的成果，在坚持‘‘从理念到规制’、“从顶层到基层”“从试点到普遍”的原则下展开的。63从改革目标的设定、改革内容的确定及改革方法的选择，司法改革“上海方案”都有效借鉴了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并与我国司法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无论是整体设计，还是重点推进，司法改革“上海方案”都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其不囿于司法制度改良本身,更是彰显了司法改革的整体理念“上海方案”的顶层设计性、开拓性、试水性、引领性、均衡性、整体性为我国司法体制和机制的重构提供了规范蓝图。只有从不同的视点对“上海方案”的亮点、价值和未来期待等方面予以理性的分析、检讨和界定以及规划，司法改革“上海方案”的主体框架才可得以准确凸显，此次司法改革的运行程式才可能得以有效厘清,政治公权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才不会限缩司法体制运行的空间。

 

二、司法改革‘‘上海方案”的亮点

 

上海是在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政策指导下，推出该市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上海方案”。“上海方案”坚持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自主性相结合的原则，基于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巨型国家”的特殊性“上海方案”凝聚了国情考量和政治策略的精华，率先在上海地区展开行动。面对新的挑战与抉择“上海方案”在运行之初展现了强有力的发展路向，具有以往司法改革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第一，法官选用‘‘精英化”。司法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法制化要求法官构成更加多元化、精英化，明确法官主体地位并扩大选拔途径是提高司法质量的直接途径。构筑多层次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工作人员质量不断完善的必备途径，是实现团队的正规化、人员来源的精英化、技术的专业化的基础。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金斯利和威尔伯特穆尔的观点I“既然分层是普遍存在的，它在维持社会方面就一定具有某种有益的功能，因为某些社会角色需要由难得的天才或经过长期训练的人来扮演”。。]P320“上海方案”规定从法官助理中择优选任法官,从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中公开选拔或调任法官，且均要求在司法一线办案，这是一种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法官选任途径。众所周知,法官的素质高低对司法公正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我国，法官数量相对较多，但质量却良莠不齐，“上海方案”将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突出了法官主体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使司法公正和效率可以更好地实现。

 

同时，从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中选调法官也是选用人才的一大亮点，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渊博的理论知识使得律师和学者可以在知识理性与法律实务中自由转换,在社会分工中脱颖而出成为法学知识和法律实践的集大成者，这是社会竞争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治理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产物。同时，法律功能的发挥和正义的实现，依赖于法官的判断和实践行为“员额制”的实行带来的“精英化”的法律执业人员，不仅可以改善司法过程，并且可以主导法治之路，会带来较深层次的‘‘示范作用”：首先，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完善，体现了法律人的法律追求和精神价值的示范;第二，法官的职业道德和人格魅力的呈现，对社会公众的价值引导和良好塑造具有示范作用。员额制有利于实现人才的优化组合与配置，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和人才价值的最大发挥,有机地结合了民主司法和精英司法的效能，保证了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能动性、合理性和精确性。

 

第二，司法机关‘‘去行政化”。司法行政化是司法管理体制框架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端正是这种司法权力模式以及司法权异化的表现，极大地违背了言辞原则，间接地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利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法院上层领导对案件具有最终把关的权力，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的惰性，进而不去精读法律和钻研案件，从长期来看，这种现象对司法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上级领导的干涉也会使得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无所适从,无法真正地依据法律和案情作出判决，同时也很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此次司法改革中，“上海方案”不仅削弱法院院长、庭长等人的行政权力，又使他们积极参与案件的一线审理过程，可以有效地实现“由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增强司法权的运行质效;“上海方案”重新定位“审判委员会”，减少个案指导，增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等方面的职能，可以避免“集体会议”带来的不负责现象;“上海方案”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选任和薪酬体系有别于公务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操守，其晋升不用考虑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有利于民主管理和升迁，提高司法公信力;“上海方案”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法官的权力行使以及责任，建立执法档案，严格错案追究,大大加强了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审判独立是“二元模式”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上海方案”从制度层面削弱了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依赖。同时，“上海方案”的“去行政化”措施也可以避免经验丰富的法官调离审判岗位，从而造成法院审判阶层中空的局面，以至于使审判结果缺乏社会认同感和说服力。有效的去除“领导权力的合理延伸”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官本位’权本位”的传统思想，并保证审判人员的审判独立地位是“上海方案”的一大亮点，不仅实现了政审分离，而且找准了行政和审判的平衡点，有利于实现司法的本质一权威裁判。

 

第三，司法机关“去地方化’。“上海方案”关于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的法官统一管理体制和建设省以下法院经费省级统一管理机制的规定，对于摆脱地方主义势力对司法的干涉有很大的作用。所谓司法地方化，是指地方党政机关和利益团体对司法的控制和干预,是一种非法截留司法权的司法异化现象;其次，司法机关的财政来源于地方行政，司法任免权也由地方行使;最后，源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管辖范围的完全一致,这种隶属关系导致的服从和依附是司法独立的最大障碍。地方控制是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会破坏法制的统一和法治的建设;同时,地方主义带来的“司法割据”局面，不仅减损了中央的权威，而且对于国家法律制度的统一也是威胁，容易造成司法的碎片化。建立省以下法院的法官统一管理体制和建设省以下法院经费省级统一管理机制可以实现省级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相对独立，改变目前司法机关条块分割，条块分治的弊端。省以下法院垂直管理可以克服法院以地方党委和政府为大的地方本位主义，可以抑制地方行政权力保护当地经济发展的地方保护主义，可以消除不利于国家法治统一的地方分离主义“上海方案”确定司法工作人员从公务员中分离出来，开始了司法机关人事改革的新纪元;司法经费从地方财政中分离出来，使得司法公平和正义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不再受制于地方政府，为“大区法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明确了司法改革的方向。

 

三、司法改革“上海方案”的价值

 

“上海方案”遵循了法治的一般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的实践理性，结合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准则，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第一，“上海方案”的顶层设计性。顾名思义，“顶层设计”要求设计的战略制高性和设计的分层实施性,它是理论和实践的“桥梁”。在激进和保守的司法体制改革之间1“上海方案”呈现了较为激进的—面，但其却是在深入考察中国国情，尊重社会内在发展的规律，在主客观因素多维博弈的前提下，以公平正义为理念支持推出的司法改革，全面体现了整体的明确性和务实的可操作性。以往的司法改革经常局限于某个司法部门，或者是系统内部的改革，缺乏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没有相关部门之间的统筹规划。在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其牵涉的各方利益都会被过分渲染或者搁置架空，每一项立法都存在被选择性执行的危险，一个浸透着公检法司各方利益平衡的司法改革方案呼之欲出。然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作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存在了很多潜在的归责不明的元素，使得法院的正常工作无法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而本次的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以效率和公正为着眼点，以上海多家法院机构为视角，以“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为分析工具，充分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实施的，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战略和总体框架的重要定位，是一种‘‘高层次”的问题解决之道，是一种战略制高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司法改革和创新的顶层设计性。在把握社会的动态平衡中，构筑了现代法治的基础平台，推进了理性精神指引下的公平正义，最直接、最有效地把顶层意志与社会良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法律精神与法治实践的潜移默化地统一。

 

第二“上海方案”的整体性。在政治学上，司法被描述为政治系统中履行着特定功能的结构，是以裁判方式为核心保障、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有关价值、制度、机构、角色构成的一个系统。8因此，司法改革过程中应注意制度和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充分尊重司法共性和诉讼规律的基础上，考虑其全面性和整体性、统筹性。以往的司法改革零敲碎打,很难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充分考虑司法主体、司法客体、司法行为等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使其互为依托,共同构成司法改革的发展驱动力。“上海方案”中建立省级以下法院的法官省级统一管理的体制与建立省以下法院经费省级统一管理的机制相互对应，相互保障，体现了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制的同时改革，立足于整体性，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规划。“上海方案”不仅有宏观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的理念支持和引导,而且也有司法责任制等局部司法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上海方案”不仅涉及到权力配置、行为模式的整合，也触动了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例如司法经费的改革;“上海方案”不仅规定了司法机关的调整，例如司法机关人员数量“瘦身”等，也规定了司法程序和司法方式的变革。司法改革的整体性是融入社会改革之中的“上海方案”是观念和制度层面改革的综合体，立足于司法改革的整体性，采用了多角度、多元化、全方位的整体推进方式,全面落实了‘‘四五纲要’在司法改革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上海方案”的开拓性。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司法机构进入恢复和重建历史阶段，到1997年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2002年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2007年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司法改革的呈现出目标与效果的多样性，以往历次司法改革虽然具有相同的改革动力机制和不同的改革形式,但大都淹没在与行政权力的妥协中，大有‘‘口惠而实不至”之嫌。‘‘上海方案”的开拓性源于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敢于破除司法体制机制问题存在的障碍，选准法院这—重大领域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上海方案”呈现出广阔的视野，不局限于以往司法改革的步伐，在司法改革措施上，敢于结合本土实际问题进行创新，它贯穿于国内司法改革中的脱离行政控制和地方保护的大主题，力图突破以往零敲碎打的局面进行全方位改革〇“上海方案”呈现出的前瞻性，瞄准了司法活动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是开拓未来司法改革新局面的动力和源泉。

 

第四“上海方案”的试水性。以往的司法改革诠释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经验，这种改革的最大特点是渐进式,渐进式里面有‘‘四先四后”’先下后上，由下面发动，上面认可，向下推动;先经济，后社会、政治;先点后面，先试点,后面上推广;先增量改革，成功后带动存量改革。“四先四后”使中国从不发达国家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同时也遗留了诸多问题。此次司法改革‘‘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和改革方式是以往司法改革不曾有的，突破了现行法治的框架。回溯以往的司法改革,法院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当事人举证责任一庭审方式改革一审判方式改革一审判制度改革一司法制度改革这一路径展开。M与西方国家司法改革都注重改革举措一样，以往的司法改革旨在弥合司法与大众的失衡与鸿沟。P12但是‘‘上海方案”却敢于提出新途径进行尝试,建构了一种比较完善的理性化机制，第一次对法院内部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实行法官和行政人员的分离，强化了司法内生的制度权威;第一次规定可以从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之中选拔司法工作人员，扩大了人才选拔的途径;第一次规定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实行‘‘省级统管”，力图打造与上层建筑匹配的良性经济基础;第一次全面彻底地实施司法责任制，显示出逼制司法腐败和裁判不公的决心，在司法改革的历史上，这是一次质的飞既“上海方案”的“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是在累积经验基础上的创新和尝试,具有试水性。

 

第五“上海方案”的引领性“上海方案”的引领性主要表现为其目标明确，规划清晰，战略科学，结构改革与体制改革并存，注重综合配套和统筹协调。‘‘上海方案”目标明确，对未来司法改革的目标具有引航作用;“上海方案”规划清晰，上海地区作为司法改革的带头区域和试点区域，其所提出的‘‘上海方案”是为全国各地区的司法改革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上海方案”战略科学，无论从改革目标还是到具体的改革方案，都对未来的司法改革具有引领导航作用，充分尊重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架构的平衡;“上海方案”结构改革与体制改革并存，注重综合配套和统筹协调，要求法院、检察院人员从公务员中分离出来，使未来的司法主体的来源更加专业化、职业化。建立员额制，充分发挥了高素质人才对司法工作的贡献作用，使得司法行为更加公正、合理,并且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完善了司法责任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由省级统管这一改革措施，更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改革，为保证司法独立公正，为建立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并且指明了方向=“上海方案”对未来的司法改革起到了提纲契领式的领航作用，对未来司法制度的调整和优化具有引领性价值。

 

四、司法改革‘‘上海方案”的期待

 

“上海方案”是冲破利益羁绊的系统推进，其摒弃了以往的零敲碎打，不再是司法运行机制的修修补补，而是在调整利益格局基础上的根本制度改革，不仅有增量的创新，也有存量的改进，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任何深层次的变革都需要系统的配套制度与有效的贯彻落实，方可解决“徒法不足以自行”问题。“上海方案”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中，还需要缜密论证与审慎推行。

 

第一，“员额制”比例是否具有科学性?“上海方案”提出了司法职业三类人员构成方案：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人员占队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3%、52%和15%。关于‘‘员额制”的比例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体，不同地区有其不同的司法状况，过于统一的人员定额会束缚当地司法工作的开展。同时，法官人员定额应该在考虑法院每年的案件总量，还有法官一年审案定额的标准的基础上做出来〇“上海方案”的定额比例需要在充分的论证基础上形成,并且法院应该留有一定的机动法官名额;同时要注重法官的继续教育和学习充电，保证法官审判的质量。另外,建议将法官和执行官进行区分，法官和执行官并非同一序列和范畴的人员，二者应该做出明确的区分，因此，笔者建议“员额制”也应该对法院内部执行人员的数量进行规定。

 

第二，如何安置‘‘员额制”分流出的司法工作人员?法院进行分类管理的同时将会有一部分不符合要求的法官分流、退出，这关乎于司法干部管理体制的变革，如何协调司法活动机制改革和人员机制调整是此次司法改革要面临的一大难题。同时，如何确立一套完备的选任法官的标准也是“上海方案”应该考虑的问题。法官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精英的组成部分，假如区分法官助理与法官的主要标准设定为工作年限的话，那么同样工作年限的法官如何进行筛选?明确一套法官选任标准将会在此次司法改革过程中减少很大的阻力。但是目前各地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官遴选委员会，没有一个完善的配套的制度设计，笔者建议可以先对法官队伍实行聘任制作为过渡的桥梁。同样“员额制”中法官数量的减少，可能会使一些长期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调往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业务岗位，从而使之前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闲置人员”受到威胁，如何安置这些人员?大批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法官，如今又要经历职业生涯的一次分流，如何妥善处理这些运行机制的调整带来的变革?伴随“精英化”而来的将是审理案件的法官审理案件的质量提高，而数量将必然减少，在经济发展迅猛，经济案件和刑事案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的年代，如何解决‘‘员额制”带来的“案多人少”的矛盾?如何找出一条突围之路?将是“上海方案”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

 

第三,如何保证司法责任制的深入实施与法律的监督作用并重?司法责任制是‘‘上海方案”的一大亮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案件审理和判决的合但是司法责任制要求法官对审理的案件从头到尾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这会不会削弱司法监督滋生司法腐败，这也是司法改革者要考虑的问题。司法责任应当坚持社会合理性,寻找社会自我防卫和个人权利发展的结合点;坚持责任的谦抑性，在可能和允许的范围内实施落实改革责任;坚持责任的比例性原则，过分的强调责任和过分的给予权力带来的后果是一样的，应注意二者的平衡。笔者建议,应把司法放权进行到底，加强审判工作的透明化，加强对审判过程和判决书说理的监督，裁判文书中应该有比较完整的证据、判决理由等内容;同时，通过司法公开，拓宽监督渠道，允许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介入，实现全社会的监督,这种“无形”的全民监督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司法参与方式，对逼制司法腐败有很大的作用;坚持‘‘防范在先”做好事前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做好事后监督;通过“高薪养廉”使法官真正成为具有极高法律素养和丰厚收入的阶层，从其主观需要着手，杜绝司法腐败，确保法律公正和权威。

 

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篇3

近年来,司法领域频繁地进行各种改革,包括制度上的改革、体制上的调整等。但并非所有的改革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的改革措施出台却无法引发司法主体、司法制度和司法环境的震动,有的改革措施实施后却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还有些看似细微的改革措施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出现以上情况并非是我们的改革措施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的一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前的司法环境,而另一些改革措施契合了司法环境。换句话说,司法改革能否实现预定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环境的状态。因为任何司法改革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之中进行。离开了司法环境,司法改革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客观地讲,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司法改革能否成功不仅依赖于改革措施的本身,同时也取决于其对司法环境的适应性。对于每一个司法改革我们都不能指望依赖同一种路径予以实现,即A制度通过甲途径得以实现改革,但B制度就不一定能通过甲途径得以实现。

(一)改革路径归纳

对于我国司法改革该如何进行,学界与实务界均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存在四种路径选择,一种是各自为政还是统一推进的选择,一种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选择,还有一种是分级管理还是垂直管理的选择,四是放权还是收权的选择。“各自为政”往往能够解决一些具体的制度弊端,但却不能深入,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这样“各自为政”的路径也就走到了尽头,因此司法改革在最高立法机关的牵头下进行更为可取;“自上而下”固然可以减少阻力,但“自下而上”也有先易后难之效果,根据现有的司法环境,我们只能选择“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而分级管理被实践证实不能适应司法改革发展的需要,更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只有垂直管理才能加速司法改革的进程;而究竟是放权还是收权,这取决于我们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否,监督机制过硬,就可以适当放权,否则只能收权。[1]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需要在充分的理性探讨基础上,系统地进行制度设计,进而对相关法律作出修改”、“当前中国司法改革应持一种整体推进的思路”。[2]还有人认为,“在司法改革的路径上,无论由上至下还是由下至上都存在悖论和局限,因而制度改革的路径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在中国的司法改革只能是齐头并进式的改革:由最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主导、推进改革,基层司法机关积极进行探索”。[3]

实际上,以上观点是对司法改革路径的宏观分析,具体的法律制度改革当然可以参考这种改革路径,但更应探索各种制度自身的改革路径,即针对不同的改革应当设置不同的改革路径以增加改革实现的可能性。司法改革不仅要有方向上的指引,更应有具体道路的引导。只确立宏观的改革路径而不细构具体的改革措施无助于司法改革的实现。

(二)司法聚合主义

笔者认为,司法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要结合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司法改革应首先分析改革所处的司法环境和条件,然后再分析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哪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哪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哪些东西改变起来并不困难,现在要达到一个改革的目标,应如何集中利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并加以整合,结合环境和条件中比较容易改革的部分来实现或接近改革目标。笔者将此种改革思路称之为司法聚合主义[4]。具体而言,现在要达到一个改革的目标,应如何集中利用现有的环境和条件并加以整合,结合环境和条件中比较容易改革的部分来实现或接近改革目标。进一步举例说明,现有环境和条件包括A、B、C、D,现在某一制度出现了问题,要通过改革实现结果E,司法聚合主义就是指让A、B、C、D如何搭配才能实现E,或者A+、B-、C+、D-如何搭配才能达成结果E-[5]。司法聚合主义作为一种改革思路不仅关注改革结果,更关注改革过程;不仅关注改革过程的合理性,更关注改革过程的现实性。这种改革思路不仅关注改革结果,更关注改革过程;不仅关注改革过程的合理性,更关注改革过程的现实性。遵循这种改革思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改革不彻底,但却增加了改革实现的可能性。

注释:

[1]王琳,:“试论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总第6期,第112-117页。

[2]陈文华:“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思考”,《河北法学》,2007年11月第25卷11期,第168页。

[3]易波:“从先例判决看司法改革的路径”,《人民检察》,2006年第3期(上),第49页。

[4]司法聚合主义不同于龙宗智教授所提的相对合理主义,前者着重于改革的实现过程及现实性,后者则着重于对改革结果的评价。

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篇4

二十世纪中后期以降，现代法治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改革潮流，中国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似乎也融会其中。然而，如果稍加考察，就可以看到，各国的司法改革尽管都在追求公正与效率，在价值和目标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其中也不乏规律可循，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社会环境不同，原有的制度基础不同，因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基本理念往往大相径庭。[1]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司法改革也是如此：二者尽管存在诸多形似，实际上却往往似是而非；尽管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相近之处，而内容和目标却存在着一定的逆向性。

毋庸置疑，日本的司法改革对于我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更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日本是第一个自主移植（即并非依靠殖民主义强制导入）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并获得成功的范例。一般认为，日本成功地完成了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因此，日本今天法治所面临的问题，既可能是我们明天即将遇到的，也可能是我们在发展中能够尽力避免的。

其二，战后，日本在原来继受的大陆法系的基础上，引进了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法的一些基本制度，例如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等，其司法制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大陆法模式，而属于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这种混合究竟能否成功，是否会产生所谓“杂交优势”，本身即是比较法及法律发展中众说纷纭、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

其三，日本与中国同属于东亚国家，都有着深厚的东亚文化传统。如何协调传统社会与移植而来的西方法之间的关系，使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在本国的环境中正常运作，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乃是我们共同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今天，我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改革的进程中，关注世界改革的潮流，既可以使我们拾取他山之石，开阔眼界，超越局限；亦可以使我们借鉴他人的教训，避免盲目，减少弯路。尤其是，在确定改革发展战略和方针之际，如能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冷静地做些比较研究，可能会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当然，这些比较研究必须是客观和科学的，建立在实证性事实、数据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的。这里，笔者试图通过中日两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比较和例证分析，对中国的司法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方式提出几点看法，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中日两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与同异

日本目前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是继1868年明治维新、1947年日本战败后新宪法制定实施以来的所谓“第三次司法改革”。实际上，战后日本司法改革的呼声始终在持续，并曾实行过若干局部性的改革措施[2]，但直至90年代末，改革才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1999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司法改革审议会设置法》，并成立了由13个委员会组成的审议会，正式拉开了全面改革的序幕。在此次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中，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界报以极大的热情，司法改革审议会经过一系列海外考察、实务调研、听证会和长时间的论证，以及2000年11月的中间报告之后，2001年6月，向政府提出了关于改革的“最后意见书”（最终报告）[3].之后，政府据此向国会提出了《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法》，即改革的实施方案。2001年12月，该法案被国会通过。2002年3月，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了司法改革的推进计划。同时，由各界人士组成的10个专题讨论会正在进行方案细节的设计论证。

相比之下，我国的司法改革在最初并没有提出特定的规划或方案，目前也尚未形成一次由国家或社会全面推进的彻底变革。严格地说，迄今为止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系列实践活动或尝试，追求的多是一些局部的短期目标。从80年代法院的“审判方式改革”开始，司法改革主要是分别由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推进的，中共15大之后，司法改革被确定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但国家并未提出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方案，也没有发动全社会的参与与论证，改革的主体仍然是司法机关。继1999年10月20 日最高法院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目前的改革在此基础上正在进一步向“深层次”推进。2002年统一司法考试，是法院、检察院和司法部在改革上的第一次联合行动，但由于没有

提出更为实质性的法律职业培训制度的方案，因此同样停留在局部性尝试的层次上。[4]

耐人寻味的是，中日两国在司法改革尽管背景和动因截然不同，但所提出的口号和目标却有许多相近之处，概括起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都试图通过改革现行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民主化程度，扩大公民利用司法的途径，扩大司法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这意味着在权力配置上，司法权的社会地位和权威将进一步提高，法院的规则创制（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扩大，并成为参与政治决策的部门之一。在司法民主化和民众对司法的参与上，都试图通过建立或完善陪审制（和参审制）增加民众参与的机会，等。[5]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实现司法程序的简易化，从而增加民众利用司法的机会（access to Justice）。通过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是当代世界司法改革的共同目标，日本在1995年完成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简化了诉讼程序；在目前的改革中正在考虑如何将胜诉方的诉讼成本（包括律师费）合理转移到败诉方，以及建立诉讼保险等。中国的法院目前在诉讼量急速增长，司法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强调把效率作为与公正并列的司法价值，也同样在推行诉讼程序的简易化[6].除此之外，两国共同考虑的问题还有如何为公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等。

再次，在法律职业构成方面，努力增加律师人数，改革法官选任途径，尝试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途径。法律家（法曹）一元化是日本此次改革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目前已经达成共识的方案将大幅度提高每年通过司法考试的合格人数，以增加律师人数，并逐步实现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目标[7].而我国今年正式开始实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尽管对于今后法律家职业的分工及其产生方式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但从律师中选任法官已经成为正在酝酿的提案之一。同时，近年来法律教育的迅速扩大，正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着大量的法律专业人才。

最后，尝试通过建立美国式的“法学院”（Law School），改革法律教育，实现法律教育的实务化。中国在这方面似乎走得更快，1996年即已开始模仿美国法学院（Law School）的J. D. ，设立“法律专业硕士”（JM）学位。目前，已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全面推行，大有取代法律本科教育的趋势。日本此次司法改革也将以美国法学院（Law School）为模范，建立“法科大学院”。即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之后，再进入“法科大学院”（Law School）进行专门的法律教育；毕业之后，才能够参加司法考试，合格者进入司法研修所，经职业培训后成为法律家。由此，将以往的大学法学教育分为素质教育和法律专业教育两个阶段，使法律家教育的时间延长，并改变以往大学通才式法学教育的局限，促成法学教育的实务化。这种改革，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法律家的专业素质，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使法律家、特别是律师更多地与社会接近，体验社会，了解民众，避免让青年学子（精英）过早地成为法官，在与世隔绝的职业生涯中失却公众意识和社会常识。[8]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尽管在理念、体制和形式上更接近于大陆法系[9]，然而在司法改革中都试图采用或参考美国的模式（例如法学院、法律家一元化，陪审团的设想等）。同时，与英美国家司法改革中加强法院职权管理的趋势相反，两国在程序的改革中都提出从职权主义进一步向当事人主义转化的口号，这必将引起原有的法律传统发生深刻的变动。总之，从司法改革的一些举措上看，中日两国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如果透过这些表面的相似，可以看到更本质的是两国改革目标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推进的战略和步骤不同。司法改革一旦成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就不仅是改变或调整一些个别的制度和程序，也决非局部动作可以完成。因此，由谁来推动司法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怎样确定改革的目标、战略和具体方案是决定改革成败、得失的关键。正如季卫东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在日本，“这次司法改革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就因为它是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互相关联的，是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工程收尾的复杂作业，……也许有人认为这次司法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审判制度所固有的问题或者与之相关的技术性问题，即使不搞权力结构的整体改革、即使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在受挫后陷于停顿，司法改革也照样可以顺利实现。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固然可以说司法改革能够成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的突破口和杠杆，但决不可幻想离开了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也能够把司法改革进行到底。其实，日本司法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包括律师和法官在内的职业法律家各自为政，热衷于维护自己的身分性特权以及垄断性利益。这与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坚持小集团的既得利益而致使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半途夭折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不打破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任何改革都无法深入。”[10]这也就是日本的司法改革，较之西方一些国家所进行的侧重于诉讼程序和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改革更为彻底、更为深刻的特点所在。正因为如此为了适应这一目标，日本的司法改革采取了全社会动员，循序渐进的方式。

与日本司法改革方案形成的慎重和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构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司法改革始终是以司法机关自下而上、各自为政、“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改革进展到今天，尽管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更加接近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然而，这种富有特色的做法中隐藏的种种的问题也已日渐凸现。

首先，15大提出的法治国和的司法改革目标，主要是加强法律与司法在社会调整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当前的司法改革并未从政治权力的配置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设计总体的发展战略，而是把重点放在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效率上；不是通过立法或变法总体设计改革的基本框架，而是在现行法制的框架中对司法制度进行完善和改进。许多改革，实际上只是对现行法的原则和具体规定的落实，如公开审判等[11]；司法机关地位的提高实际上也只是对宪法既定原则制度的确认。因此，仅从现有的改革举措和政治资源的调动看，还难以断言司法改革必然推动政治体制的全面变革。

其次，迄今为止，改革的主体始终是以司法机关[12].例如，法院从审判方式改革、落实公开审判、抓审判质量和执行等环节入手，逐步把重点放在人事组织制度的改革上。从改革的实际运作及结果看，已经在很多方面上突破了现行法的规定或基本框架，并且实际上已经把目标直接指向政治体制。这样，局部改革的指向和实践结果必然会影响到整体目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变革的支持，司法改革不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也难以取得某些预期的目标。由于司法改革涉及到政治权力配置以及司法功能的定位，并关系到整个国家结构和体制，需要调动国家和社会的大量政治资源和

财政投入。司法机关自行进行的改革，既不可能从全局上掌握司法改革的正确方向，也难以克服体制上的障碍，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其自身利益的作用，对改革的走向产生不利影响[13].作为改革主体的司法机关所处的地位，决定其无法将改革真正推动下去。实际上，即使单纯的程序改革往往也并非仅靠司法机关自身的力量所能完成。

最后，由于改革缺少整体布局，因此，发展很不平衡。一方面，各地区之间在司法程序和司法机关的人事组织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新的改革举措层出不穷；在落实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改革方案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灵活性和差别，这样就难免出现与改革的目标相悖的司法不统一的结果。另一方面，改革与现行法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司法与立法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现；同时，各种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改革本身，也可能会发生冲突或相互抵消。由于司法机关本身不具备立法权限，其推行的程序改革如果与现行法律不符，就会招致关于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及成本等方面的质疑。

对于我国司法改革中的种种问题，已有许多学者和各界人士提出了相似的意见[14]，2002年3月人大全体会议上，也有代表提出了应建立全国司法改革指导委员会的提案。总之，司法改革既然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政治目标，就应从全局的角度提出总体的改革方案，并通过立法加以统一的施行。在改革方案未经充分论证之前，可以允许司法机关进行改革的尝试，但应有一定的限度或作出明确的授权，避免过大的随意性和灵活性。

第二，中日两国司法改革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改革的基础不同；法律家素质及社会法治化程度不同。中国的司法改革，实际上是以法制现代化为目标的，其核心问题是确立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目标是在强化立法权、强调法律统一的前提下，加强司法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作用和职能。在司法制度和诉讼、审判制度方面，改革的重点是改变 “传统的”司法审判制度的模式，实现规范化和正规化，与国际“接轨”。而在实现司法独立中，最大的障碍是由于法律家，特别是司法官素质低而带来的社会对 “司法腐败”问题的忧虑，由此，对司法的强化监督（例如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竞争上岗以及法院内的集体领导制度和行政式管理）和反监督（审判独立）成为司法改革博弈的主要领域。为此，司法机关的改革者们把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法官的精英化作为改革的目标。随着法官员额制度、逐步精简法官人数措施的出台，在法律界，已经有人为法官设计了与社会保持距离，清高孤傲，学识渊博的“学者型”的理想形象。

日本的司法改革则是在现代法制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之后，适应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根本性政治社会体制的重组，其宗旨实际上是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打破垄断，以自由竞争促进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活力和发展[15].社会在扩大和调整司法的社会功能和地位的同时，要求司法实现民主化、自由化——不仅要打破法官职业的垄断，让律师和检察官等能够进入法官行列；而且要打破职业律师对法律事务的垄断，允许非法律家进入法律等工作中。对法律家、特别是法官，则要求他们更加接近社会、接受民众监督和民意的制约。在法官的人事任命上，计划改变仅仅由最高裁判所来决定下级审判机构的法官任命名单的做法，设立对法官人事进行外部监督的组织（反映国民意志的任命咨询委员会），同时明确人事鉴定的主体资格和判断标准，订立申请再议的程序。在这方面，中日两国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和改革目标具有明显的逆向性。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课题尽管还并没有完全完成，但却与现代世界共同面临着许多相同的“后现代”课题，例如新型纠纷和诉讼的频发，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环境保护，经济的全球化，法律对弱者的保护等等，这就使中国司法改革的问题愈显复杂化和多元化，道路和方案的选择更需慎重。

第三，司法模式不同。如前所述，日本早已完成了西方法的移植，建立了独立的司法机制，并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其改革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似，带有一定的 “后现代”特色，即改革现代法制和司法程序固有的弊端，如程序复杂、成本高昂、拖延以及过高的技术化和对抗性，以简易、便捷、低廉、平和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并通过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发展ADR，促进社会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化和公民对司法的利用（access to Justice）。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在建立现代法制的过程中，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诉讼模式。在民事诉讼方面，其显著特点是：程序设计和运作上的常识化、非对抗性、简易化、强职权主义、重视司法效率[16]，在理念上则历来强调积极的司法工具主义、实质正义和司法效率。一方面，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改革的重点是转换诉讼模式，努力建立健全现代诉讼程序，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序保障制度。而另一方面，尽管原有的诉讼模式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但由于社会条件和法制环境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其固有的影响力，在诉讼量增长、法院压力加大，以及新型诉讼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在追求司法效率、实质正义、司法简易便利的同时，往往容易导向某种形式上的回归。现代社会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司法，对法官的素质和威望，及其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必然随之提高，而这又恰恰与中国社会目前对司法官的整体评价形成巨大的落差。因此，改革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官的的素质和司法体制；同时又在客观上受制于法制环境、当事人的能力以及民众的法律意识和价值观。

最后，中日两国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不同。尽管改革都是基于对现行制度的批判和危机意识上发动的，但是由于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和动机各有不同，因此，虽然不乏相同的课题和相近的思路甚至相似的举措，但二者的差异依然清晰可见。例如：在司法运作原理上所分别追求的精英化与民主化；司法精密化与常识化；司法独断与多元化；内部独立化与外在监督的结合等方面，两国的思路都显示出迥然不同的个性。即使在最为相似的法律教育模式的选择上，即法学院（Law School）的理想方面，从产出的结果看，日本法科大学院的追求高质量的法律家培养模式也与中国追求法律家普及的JM模式不可同日而语。

二、日本司法改革的启示

毫无疑问，由于中日两国司法改革的主客观因素和现实环境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照搬日本司法改革的思路及方案。此外，对于日本的司法改革，我们也仍然有理由提出许多质疑。

首先，需要质疑的是，日本的经济衰退与司法制度及其运作究竟有什么关系？司法改革真正能够促进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吗？众所周知，日本的司法制度在战后的运作以保守而稳健著称，据其国内统计，日本民众对法院的权威和公正性评价颇高，并逐步上升。而在世界上，日本的“小司法”路线（即法律家人数少而精且分工细致，诉讼率相对较低，注重协商和解和关系维系）被评价为一种独具特色、成本低、效率高，并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的道路[17].而日本的协商、调解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等，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的企业经营之道和ADR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日本的律师长久以来以民众的代表自居，一直心仪美国的法律家一元化模式，对本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法官人事制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始终是司法改革最积极的推进者，然而，这是与该集团的特殊利益分不开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其改革的呼声在社会上始终未获得共鸣。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社会对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自信也随之破灭。在内外压力下，财界不得不同意进行司法改革，如果说导致财界重视司法改革的外因是“应付国际磨擦”，那么可以说内因不外乎“扩大经

营自”[18].而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格局被打破之后，“在内外紧迫的困境中对司法改革表现出惊人的热忱，并运用各种权力资源来动员法律界的有关方面。这里其实展现了一道很奇特的政治风景线：那个以酒馆谈合政治著称、其派阀活动的模式离民主性法治主义的理念相去甚远的政党，在权力结构真正实现了多元化的条件下，突然显得比谁都更对民主法治主义情有独钟”[19].虽然，我们能够理解这次司法改革的动因和目标，却仍然很难判断司法改革能否对振兴日本经济起到直接的作用，因为没有多少实证依据表明是司法制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改革后的司法能否在日本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观察。然而，长期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经验，一旦消失将不可再生；如果把孩子与洗澡水一同倒掉，又如何是好？难怪司法改革的方案如此谨慎。

其次，需要质疑的是，引进美国司法的因素能够使日本司法改革成功吗？是否会造成既有法律体系的混乱和效率的低下？日本原有的大陆法体系在战后曾数次引进了英美法因素，其中宪法的制定确实是划时代的。然而，在民事诉讼中引进的交叉质证，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被评价为最糟糕的嫁接[20].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固有体系中嫁接进一个异体，期待的杂交优势并不必然产生，却很难避免功能的紊乱和变异。此外，在日本，美国的司法制度之所以受到青睐，很大程度上是因其经济政治地位的强大。实际上，众所周知，美国进入20世纪后半之后，面对司法的“危机”，也在积极地推进司法改革，出于诉讼的压力和对现行诉讼制度固有弊端的反思和批判，国会在1990年提出《民事司法改革法案》，在联邦法院系统全面进行诉讼程序改革和推行ADR.在美国，许多司法制度本身也在经受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例如集团诉讼，陪审团制度，律师的胜诉酬金制度，甚至也包括法学院教育。美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们以实用主义的精神在不断创造着诸如 ADR和诉辨交易之类的变通性制度，用以弥补既有制度的不足。而为了改革诉讼的延迟、高成本和程序滥用，英美的司法改革恰恰是从大陆法系借鉴了许多经验和制度，强化法院的职权管理和诉讼指挥权、促进和解等等。因此，不言而喻，美国的制度和经验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不能仅根据美国的经济繁荣或衰退来判断其司法制度的优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美国的制度不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或亚洲国家，但至少，这种局部的嫁接需要慎之又慎，必须考虑到所需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成本的付出（效益）。对此，有很多日本法学家也指出了日美两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并非仅仅靠法律家一元化就可以改变。[21]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基于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日本国民能够接受美国式的司法吗？这是比较法研究中一个传统性的问题，无疑会有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只能留待实践和时间来回答了。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日本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可能提出的问题无疑会更多，而且难免会涉及到种种理论悖论，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等等。

尽管存在着如此这般的一些疑问，然而，从日本司法改革的理念中，我们仍然可以汲取到许多发人深省的启示，并用以审视我们自身的改革理念。特别是，由于日本的司法改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这一点与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有很多共同之处。季卫东教授认为，日本司法改革对于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应该正视社会体制与司法改革的关系，“因而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司法改革方面的许多制度性举措和实践经验是互相可资借鉴的”，[22]并对此作了精辟深刻的分析。此外，日本的司法改革能够促进我们积极思考的问题还有：怎样在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同时避免其弊端？在司法改革中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在建立现代法制的进程中，如何协调法与社会的联系，奠定司法的社会基础，解决好司法的民主化与专门化的矛盾，法律统一与社会的多元化的矛盾，以及司法资源的短缺与司法需求增长的矛盾，等等。

在本文中，笔者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探讨，下面，仅以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为重点，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司法改革中提出的司法精英化路线中存在的逻辑难题，并在下一节对法律教育问题作一个实例分析。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从程序向人事方面的深化，建立法律共同体，实现法律职业集团的精英化，推动法律运作的精密化和法律教育的实务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法学界最为关注的话题。特别是，由于司法官素质和所谓“司法腐败”问题已经成了改革的瓶颈，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司法公正和法制现代化的希望寄托于司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上。学历成为衡量素质的基本标准，高学历（高学位）的青年精英或学者型法官似乎预示着法院的未来。在探讨新时代法官形象时，人们的要求是：他们在严肃的法庭上身穿法袍、手持法槌，形象威严；他们能够进行严谨的法律思维和推理，判决书和学术论文写得同样精彩；同时，他们在法庭下应该与世隔绝，深居简出，决不可流连于大排档与市井之间。只有这样的法官才能真正成为精密司法的主体，也只有这样的法官才能放心让他们独立审判。

笔者认为，法官的职业化确实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治本之道，保证进入法院的法官有基本的学历要求和资格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说“精英化”是指培养司法官的高素质，并无不妥。但是，目前在精英化的问题上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23]：

首先，不应仅以高学历作为精英化的标准，精英化不等于高学历（学位）化、学理化和年轻化。这里姑且不论要使20万法官都成为学者型的“精英”需要什么条件和多少时间，仅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求和法官素质的构成而言，这种判断无疑是简单化和片面的[24].我们既不能把学历等同于法官的职业道德，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高学历的人必然有更好的职业道德修养；也不能把学识简单地等同于法官必需的社会经验、良知与常识。一般而言，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家所应具备的素质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法律家的职业道德。其中最重要的要求是公正和公平，这既是执法的技术问题，又是一种道德要求，鉴于司法腐败对法制权威的损害远远大于执法技术上的失误，因此，维护公正首先应被视为一种对法律家职业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执法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司法官的“良心”保证的。第二，法律家的职业技能，包括法律思维与推理能力、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与解释技能、法律意识、掌握证据和事实的能力、思辨、辩论和撰写法律文书的能力等等。这方面的技能决定着法律运作过程及其结果的质量与效率，也就是所谓“执法水平”的问题。这些技能不同于文化素养，并非能够通过书本和一朝一夕即可掌握的，它的掌握和提高主要依赖于实践经验的积累。第三，法律家的学识，包括他们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处理法律事务中所必需的社会常识，即对社会生活、人性、价值和利益等的深刻理解和感悟，并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25].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而言，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还意味着对当地社会及其一般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了解，这些都是处理法律事务所必需的。因此，从基层法院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而言，经验派与学院派的结合，年轻与年长法官的互补，具有更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精英化”在语义上隐含着对“平民化”和“社会化”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过于强调精英化可能会导致与司法民主化的背离。当我们为“司法腐败”痛心疾首时，不应该把司法隔绝于社会之外作为通向司法公正的唯一道路；在极力追求司法独立时，也不能把社会和民众的合法监督视为禁忌。总之，在实现法律家精英化的同时，不能不面对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怎样协调职业法律家的精英思维与民众常识思维（社会意识），即司法民主化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司法制度在现代化之初，都曾面临这样的问题。美国把司法民主化视为司法公正的基础，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设计了民选法官和陪审团制度。经过长

时间的发展，尽管终身制职业法官已经越来越普遍，陪审团也不再应用于每一个案件的审判，但通过社会化的律师，通过地方法院与高级法院的分工，通过宪法保证的陪审团制度，司法民主化的精髓仍然渗透在其司法制度之中。与此相反，德国早期的法官职业化并没有使其脱离法西斯政治的控制，在战前的历史上曾留下了耻辱的一页。战后德国的和参审制，以及扩大民众对司法的利用，都体现了对司法民主化的追求。日本的司法改革又一次清楚地昭示：司法民主化并没有成为一个过时的理念。长久以来，日本社会一直以其廉洁、公正、保守和独立的法院和法官自诩，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存异议，并且很自然地希望以此为榜样让我们的法官也如此清正廉洁。然而，在这次司法改革中却尖锐地对这些真正的精英提出了质疑。

季卫东教授指出：“必须承认，自我封闭式的法院系统有效地保障了审判的清廉公正，职业终身制也有助于法官像手艺人那样毕生不间断地琢磨改进法庭技术和积累审判经验，从所谓‘精密司法’的判决质量很高以及职业法官所享有的无与伦比的社会威信等方面的事实我们都可以确切地感受到日本现代司法模式的成功之处。但是，其代价是法官逐步脱离市民社会。法院与日常生活世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洁身自好的审判人员为了避嫌，大有把一切好友故旧的酒会邀请都当做凶险‘鸿门宴’的架式，犹有甚者连挑儿女亲家都不肯容忍‘非我族类’来攀龙附凤。久而久之，职业法官的正义感就与一般老百姓的正义感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游离和隔阂。在仅凭对法律的忠实和精通就可以应付裕如的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外行与内行的乖背倒也不至于导致严重的问题。然而，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动态化，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纠纷层出不穷，需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临机应变、进行适当的裁量和规范创造，这时判决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能否充分正当化就成为‘兹事体大’了。换言之，按照现代主义的观念，法律必须由民意代表制定；当法官的角色限于严格适用法律时，采取职业终身制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法官一旦染指法律的创制活动，职业终身制与代议民主制的冲突就会显露出来；于是乎，法官的判决也必须接受民意的洗礼——这就是当代各国强调司法参与或民主司法的基本逻辑。

“站在这条思路上来考察自1985年以来日本司法改革的过程、特别是最近三年来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的活动和各种提案，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这次司法改革的主轴是把法院从‘精密司法’的判决作坊转变成‘民主司法’的公共领域、从只容许‘内行看门道’的剧场转变成也容许‘外行看热闹’的广场，使日本除了国会这个政治性审议的论坛之外另行设置一个规范性推理的论坛。这两个公共领域的不同在于：前者采取‘少数意见服从多数意见’的原则，后者采取‘整体意见尊重个人意见’ 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法院的广场化意味着审判活动的进一步政治化。如此这般的变化过程里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有些方面职业法官的功能加强了（例如在法院内也创造规范），但另一些方面职业法官的功能却相应地被减弱（例如到法院外去解决纠纷），甚至正是审判权的扩大导致了审判权的缩小（例如 ‘审者受审’式的司法监督和司法参与）。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民主化、政治化的‘大司法’或者‘积极司法’也未尝不会反过来导致政治的司法化——审判者取代立法者成为秩序的重心所在，规范性推理的论坛对于社会公共性的重构越来越重要，其结果，现代法治主义原则将逐渐地真正渗透到包括政治决定在内的国家活动的各个方面当中去。”[26]

显而易见，上述理念与我国司法改革中人事部分的指导思想几乎背道而驰。其基本逻辑是：司法民主化以及法官与社会的联系，是法院能够参与决策、行使自由裁量权、创制规则的正当化基础；有利于良法的产出以及司法与社会的亲和。相比之下，纯粹的职业化和精英化的法院和法官则更适于严格遵守既定的法律程序，精密地适用法律规则，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就我国现阶段法官的实际情况而言，或许更应该以后一种标准来塑造我们的法官，通过职业化实现精密司法。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远未达到完备，在社会转型期面临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社会冲突，法院又不得不大量行使其裁量权进行利益的平衡和规则的发现，这样，法官的社会经验就更加必不可少。纯粹的学院派固然能够进行严谨的推理，但是脱离了社会常识和经验，脱离了地方性知识，一个基层法官的判决怎样保证其合理性并为社会公众认同？随着司法功能的扩大，法院将在参与决策、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对其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因此，法官的良知与社会良知不仅不能隔离，反而需要更加密切。在中日司法改革研讨会上，一位日本法学家兼律师宣称：“司法的独立就是对人民的依赖”，道出了他们在这次司法改革中的基本理念。诚然，目前提高我国法律家素质的关键，无疑应是实现职业化和真正的独立，克服法律家的地方化、关系化；但是，司法民主化的理念仍然是不可忽视和否定的。我们社会一向倚重的对司法的外在监督，实际上正反映了社会的这种需求。因此，如何认真对待这一悖论，处理好司法精英化与民主化，以及司法独立与社会监督的关系，的确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再次，精英化并不意味着贵族化。在我国现实条件下，由于当事人和社会条件所限，律师的法律服务仍属于高消费，因此，法官的作业方式停留在粗放状态，人数众多，分工不细。实际上，司法官并不具备与社会脱离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毫无疑问，我国目前司法官们的收入明显偏低，甚至不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抵制各种物质诱惑，物质利诱与关系网的作用结合在一起，是对法官在办案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的最大威胁。从根本上，提高司法官的薪俸是必然趋势，这既是司法公正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司法官身份保障的前提。但是，把法官公正、特殊身份和精英化的标志说成是深居简出的贵族化生活，则显然是片面的。在今天，一个用自己不够丰厚的工资到大排档吃饭的法官（当然不应身穿法官制服），要比在高档星级饭店夜总会心安理得地享受律师招待的法官更值得赞赏，因为后者已经失去了公正的前提。此外，从当代司法改革的总趋势而言，为当事人提供简便、低廉的纠纷解决途径，也是司法的宗旨之一，因此，就全国范围而言，在基层法院的一般民事纠纷中（尤其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律师未必会成为普遍和必需的[27].在当事人本人诉讼中，要求法官更多地尽到释明义务、对程序诚实信用的把握和对判决的说理解释，这些都需要法官更好地体谅民情，不仅会使用法言法语，而且需要适当运用民众能够理解的通俗话语甚至方言，在举止上也应该平易近人[28].应该说，披上法袍并不意味着就是正义的化身，法官的独立和公正主要是靠其良心和职业道德保证的，而并非因其贵族化的私人生活而产生。

最后，精英化更重要的是实现司法官素质的整体提高，为此，应确立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标准。任何国家法律家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是与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并且与法律家的人数相关。我国以往司法官整体学历偏低，并不是因为《法官法》和《检察官》所定的标准太低，而是因为连这一下限在许多地方上不能实现，为了保证司法官素质的整体提高，恰恰应该从全面落实这一下限标准开始。当这一近期目标之后，随着社会整体文化教育水准和层次的提高，法官的学历标准自然会逐步相应提高。目前片面追求高学历化式的精英化，实际上并不利于提高司法官的整体素质。例如，对两法的修改和统一司法考试，表面上提高了法律家入门的标准，实际上又留下了变通的可能，这无异于加剧标准的不统一和现实差距的扩大，进一步造成了司法官素质的参差不齐：一方面，一些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连本科生仍属罕见，不得不对标准进行变通，导致法定标准在地方性的变通下被虚置，甚至使司法机关成为安插地方官僚亲属子女的场所；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地区过早实行了学历的高消费，在职法官忙于提高学历；学历和论文成为评价司法官业绩和水平的标准；司法官的选任完全被名牌大学的高学位毕业生所垄断，法律本科几乎已经无缘进入法院大门。不仅如此，学历化=精英化的模式更大的危险，还在于容易导致人们忽视甚至无视对法律家进行专门化的法律实务培训的重要性。

三、关于法律教育的

实例分析

上述关于法律家精英化的意见，绝不意味着笔者反对法律家接受高等教育，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解决司法官素质低下的关键就在于把住进人渠道，严格标准，统一培训，把司法官的选任从地方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家精英化的口号及其错误理解，直接刺激了高等法学院法律教育的市场需求，同时也阻碍了司法专业培训制度的建立。笔者曾经专门撰文[29]论证当务之急并非提升法律家的学位教育，而是应该尽快建立法律家的职业培训制度。而目前最为合理和经济的方案，应该是经过统一司法考试后，进入（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统一的或分立的）实务培训机构，由此获得法律家的任职资格。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制度。然而，已经设立的法官学院和检察官学院并没有承担起这一使命。而近年来，法律硕士（JM）的设置却使市场需求和人们的功利主义动机发挥到极致——在最短的时间内，学校取得了规模和收入的增长，大批现任司法官取得了更高的学位学历，体现在学历比例上的司法官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大量非法律专业的人获得了最快捷地进入法律职业的途径，大量法律家被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面对种种关于法律硕士质量的非议，仅仅以其原型是美国的法学院来论证其合理性显然是难以服人的。在这里，我们再次以日本司法改革中提出的法科大学院方案（东京大学方案）为例进行比较研究，来看一下法学院的移植至少应该考虑和解决哪些基本问题。

中国与日本的大学法律教育属于大陆法系类型，即大学主要是以法学体系性、通才教育为主，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和知识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毕业生在毕业后仍然可以由多种择业选择，而其中选择作实务法律家的人，需要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合格者进入作为专门培训机构（日本是司法研修所），经过专门的职业培训，才能成为法律家。这种大学法律教育与职业培训之间的合理分工，是迄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法律家教育模式。而美国特有的法学院教育，则不设置大学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而直接由法学院承担职业培训的使命。来自各种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在法学院获得从事法律实务所需的各种专门知识，毕业后再经过司法考试成为律师，通过律师职业生涯的经验积累，再从中选任出法官。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大陆法系的模式更重视法律职业的分工和专门化；而美国的模式则更重法律家的一元化和司法的民主化。但两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法律家的职业培训必不可少；而这正是我国法律教育和法律家培养中最迫切需要而又缺如的环节[30].日本之所以考虑引进美国法学院模式，是为了增加司法的民主化和社会化程度；而我国的法律家从不缺少与社会的联结，并无这样的特定需要。至于认为美国模式可以使从事法律职业的最初年龄更趋向成熟的说法[31]，同样可以通过为期两年的司法培训和实习来弥补，况且我国恰好是以年轻化作为精英化的标志的。

笔者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不可借鉴、不能移植。然而，在借鉴移植中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可能把两种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制度同时建立在同一块土壤上。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美国的法学院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要在原有的体系中引进法学院模式，至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准备全面移植法学院之前，必须解决如何与现有的法学本科法律教育相互衔接的问题。选择那一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但唯一不能允许的是，让两种相互冲突的制度同时存在。日本在考虑法科大学院的方案时，感到最棘手的，就是如何与原有本科法学教育衔接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东京大学的方案提出，以法律本科生为基础建立法科大学院，作为本科后教育。其中主要来源为法律本科毕业生，实行两年制专业教育，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少数，约占四分之一）则需要学习三年。只有法学院毕业生才可以参加司法考试，进入法律家行列。这样，在进入司法考试之前的法律教育实际上比过去延长了。

而我国设立法律硕士（JM）时，并没有把如何与本科教育衔接的问题考虑进去。近年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四年制本科生已经不敌仅经过两到三年速成法律教育的JM，遇到了严重的就业危机。由于不允许法律本科毕业生报考法律硕士，这些系统学习四年的法律本科学生实际上成了牺牲品。目前，有关方面已经提出法律教育向JM教育转向的意见。然而，JM真的提升了法律教育的水准吗？实际上，非法律专业参加JM学习后，尽管拥有硕士学位，但实际学习法律专业的时间和效果甚至不如本科生；因此，JM实际上提升的仅仅是学位，反而降低了法律专业教育的水准，缩短了实际的专业学习时间。在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体系和方式并未进行调整的前提下，以这种方式批量生产所谓复合型法律实务型人才，其结果不仅难以达到职业培训的目的，而且必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且使这一社会工程演变为改善个人竞争条件（或升职）的机会，而完全无助于法律家整体素质的提高。即使在“拉动经济”和提高在职司法官的学历上有某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带来的结构性的混乱和后患则不是短时间可以纠正的。

其次，要从法学教育向法学院的职业教育转化，必须考虑到现有的大学能否承担专业培训的任务，或如何使其具备进行实务培训的能力。这不仅涉及教育者能力与既定目标的协调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如何协调法学的批判性思维与法律实务的逻辑思维的问题。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不言而喻，并非任何一个法学教授都自然而然地能够培养实务法律家，也并不是任何一门法学课程都是实务法律家所必需的。因此，法学院式专业培训是以教育者具备丰富的实务知识和经验，教育方法符合实务需要为基本要求的。为此，美国法学院以著名的案例教学、临床教育和苏格拉底教学法为基本方式，试图教会学生“像法律家那样思维”，并能够应对法律实务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一个以体系性、学理性教育为主的大学，要想承担专业实务培训的职能，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到，本质上，法学教育和法律教育有所区别的。作为一门科学，法学应具有体系性、原理性和批判性的特征，以理性思辨和逻辑自足为基本要求；而且，法学是批判性的，并不必须以忠实现行法为基本原则——它不仅能够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来阐明法的本质和价值，而且能够通过对现行法的积极评价、批判和重构，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法律实务则以现行法为基础展开，其基本要求是严格性、统一性、操作性和保守性，以及消极主义原则。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实务法律家对现行法的信仰与忠诚，恪守自己的权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以保证法律适用中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区别不仅决定了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与实务法律家必然在法律的运作和发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与之相适应，这两种角色的职业道德和素质的要求、乃至知识结构都应有所不同。而且，这种区别也决定了法学教育和法律教育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32].法学教育并不等于法律家的职业教育培训，大学法学院的体系性、原理性法学教育和实用性的实务法律教育是可以、并应该相互区别的。即使在美国，法律二者也是有本质区别的[33].

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其一，法学院（即法科大学院，下同）不能取代司法研修所的职业培训；其二，只有经过专门设立的中立评价机关评定的大学，才有资格举办这样的法学院，并必须接受定期评估。具有认证资格的法学院将在全国招收法学本科及部分非法律本科生，进行深造，只有其毕业生才可以参加司法考试，进入法律实务界。这样，使法学院教育成为衔接普通法学教育和司法培训之间的一个环节。第三，法学院的教育形式不再以大教室讲义为中心，而广泛采取研习班讨论的方法。并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具有实务经验的职业法律家任教。同时，在课程设置上也考虑到了法学与法律实务之间的衔接与过渡[34].由此可见，法学院的设置，目的是在丰富现有的法律教育，使其社会化和实务化，增加受教育的年限，并与法律家一元化形成配套，以改善法官任职前社会经验和修养不足的问题。

相比之下，尽管关于法律院校毕业生实务能力差的怨言充耳可闻，但我国的法律硕士（JM）教育却是在原有的教育机构、人员、方式方法和

教师素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匆匆上马、迅速普及的。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众多来源不一、法律知识和经验相差悬殊的学生们在同一个大教室（至少50—60人，多则100—200 人）、听教师用满堂灌的方式讲授各种法学原理；既没有实习，也很少研讨，学生没有时间读书，其中主要精力和时间都在用来对付外语过关，另一部分时间用于写学位论文。而他们的教师，很多甚至从没有进过法院的大门；却擅长用批判的精神对现行制度和判例进行分析。对于现任的司法官而言，这样的教育或许最多不过使他们对现行法制产生更多的批判精神，而对那些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初学者，除了大致把握法学知识体系的框架外，怎么可能被培养成一个能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具有职业道德和法律思维能力的合格的法律家呢？即使此后他们通过了司法考试，获得了某种资格证书，但是，在任职前仍然没有任何专业培训，试问，由此怎能使法律家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呢？

第三，法学院的设置必须考虑到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保证一定数量法律人才的合理产出。我们看到，日本建立法科大学院的第一步，是与法律家一元化的进程相适应，制定出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法律家增长目标。司法考试合格者人数从2001年1000人，到2010年增至3000人。而为数很少的法科大学院对招生人数也做出了规划，东京大学预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50人，非法律毕业生50人。而我国近年来法律教育的所谓多层次、多渠道的无序状态，是所谓司法的显著标志之一，而如果遵循教育和法律的客观规律，事先经过认真论证、小心决策，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或许是市场的需求被无条件地引入法律教育领域；或许是这一领域涉及了太多的主管部门及其利益，因此，出现了为发展而发展，以数量规模为一切的结果。至今，尽管司法考试已经开始作人数上的控制，但法律教育的整体规模仍然在继续扩大；JM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大市场。

最后，法学院的设置必须考虑与司法培训制度的衔接。日本的司法改革尽管设立了法律家一元化的目标，却并没有取消现有的司法研修所的动议。因为每一个日本法律家都承认，司法研修所是他们法律生涯的起点，经过这一阶段，他们才开始懂得法律的现实运作程序，才开始形成共同的法律思维和理念，才开始与法学家及纯粹法学拉开距离，才开始接受法律职业的行为准则。一言以蔽之，只有这样的专门司法培训才能真正完成一个学生向一个实务法律家的转变。日本的法律家认为，即使完成了法律教育向实务化的转型，并且实现了法律家一元化，即从律师中选任法官，也不能废除司法培训制度[35].显然，试图通过JM教育，把我国现有的法学院或法律系改造成美国式的实务培训机构，决非想象中的易事。这不仅意味着需要把传统法学从法学院彻底清除出去，而且必须以从资深律师中选任法官作为制度前提。我国既没有法律家一元化的制度基础，又迟迟不建立急需的司法培训机构，唯独急功近利地建立并快速推广了JM教育。这种割裂必要条件和相关联系的“改革”，是否能够实现其标榜的目标，只需对其运作和产出作一点真实的实证考察，就一目了然了。

不言而喻，以上实例分析并不能改变JM教育已经形成的既定事实和相关各界从中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因此，笔者无意于也并不试图推动决策者对它的否定；同样也不是反对对现行法律教育进行任何改革。这里所做的，不过是以此为例，说明一个真正的改革绝不可以基于局部的利益，也决不应把“摸着石头过河”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至少，应该让每一个公民对改革有一点发言权和参与权；是“改革”的成本、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结语

中日两国的司法改革都刚刚开始，因此，目前对于改革的任何结论性的意见或许都为时过早。改革战略方案的论证，目的是集思广益，选择最适宜的路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争取最好的效果。而方案确立之后，则必须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比较法和法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于运用以往的资料需求最佳的方案和途径，还在于对现实的处于动态的法律现象进行实证的跟踪性研究。这也是笔者在本研究中所持的态度。

注释：

[1] 笔者在题为“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趋势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的文章中，对中国与西方司法改革的异同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由于历史背景和政治杜会体制不同，这两种司法改革的目标呈现出某种逆向性。并提出了对我国司法改革问题的意见，请参阅。有关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内容，已有大量文献作了专门论述，本文不再赘述。请参阅：刘立宪、谢鹏程主编：《海外司法改革的走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徐昕著：《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

[2] 例如，1975年设立了“司法三曹协议会”，以协调各法律职业间的关系；1990年日本辩护士连合会（律师协会）提出《司法改革宣言》；1991年改革了司法考试制度；1995年修改《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情况还可参见潘剑锋、杨素娟：“日本司法改革之评价”，载《中外法学》2000年6期，以及“中日司法改革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1年6月）材料：（日）石川元也：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现状与课题。

[3] 具体内容包括：司法改革的宗旨；建构能满足公民需求的司法制度；法律家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公民的司法参与等，详细介绍可参阅季卫东：世纪之交日本司法改革述评，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5日。

[4] 在这个意义上，统一司法考试的意义不可能估计过高，因为它仅仅提供了若干可能性，而没有解决法律家任职前的专门培训问题。如果把司法考试作为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成为司法官，则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其整体素质，反而割裂了资格考试与一定的实务训练和经验积累（无论是通过作书记员或是当律师，或者是专门的司法培训）之间的联系，降低了法官的标准。相比之下，大陆法国家的司法考试属于入门考试，与任职前培训相通，法官从基层法院逐步升迁；而美国的司法考试则在法学院的职业培训完成后进行，属于律师（而不是法官）的资格考试，律师必须经过若干年实践经验的积累才可能成为法官。

[5] 日本司法改革中由律师界提出的意见是认为，高度精英化的法官过于脱离民众和社会实际；法院内部的升迁制导致法官的独立性受到破坏，因此，需要加强民众的司法参与。具体意见是：首先，在案件审理中引入以（当事人）选择制为基础的陪审制，从国民中随机选出陪审员参加案件评议，决定刑事案件的有罪或无罪，以及民事诉讼得胜诉或败诉的判断。其次，采用参审制，随机选出普通民众作为“审判员（裁判员）”，和法官一同审理，具有与法官同等的评议权。例如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民众裁判员能够弥补职业法官在判断时所缺少的社会常识和平民意识。

[6] 目前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已经占80%以上，最高法院正在制定司法解释，扩大和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

[7] 具体目标是：争取在2004年使现行司法考试的每年合格者人数提前达到1500人，到2010年增至3000人（为2001年1000人的3倍），从而使从事司法实务的法律家人数在2018年左右达到5万人规模（为2001年约2万人数的2倍以上），实现法官和检察官人数的较大幅度增加。预计其中法官人数将增加 500至700人。到2020年，司法考试以3次报考为限，但合格率从2000年的占应考人数的3％左右提高到70至80％（但前提是只允许法科大学院毕业生报考）。

[8] 有关材料参见（日）小口彦太：日本的法科大学院构想（中日司法改革研讨会材料）。

[9] 严格地说，中国以往的法律体系是结合了社会主义法、大陆法以及传统法律文化及现实性要素综合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模式。请参见拙作：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

[10] 前引季卫东：世纪之交日本司法改革述评。

[11] 刑事诉讼法中尽管早已明确规定仅有口供不能定罪，某些检察机关仍然“标新立异”地创造了所谓“零口供”改革，并将其与所谓“沉默权”混为一谈，一时被媒体大加炒作。实际上，许多称之为改革的措施，往往都源于法律本身并没有被严格遵循。

[12] 应该承认，由司法机关发起和推动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尽管这种改革最初可能是起源于一种简单的功利性动机（如民事审判中的举证责任，最初是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而全力推行的），但一旦启动就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一步，并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明显的效果，有利于克服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的某些错误做法或惯例，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回应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需求。司法机关作为改革的主体，还有利于通过司法实践设计出符合司法实际需要的改革方案。同时，在国家的总体改革方案不可能很快出台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只能由司法机关来充当改革的先行者。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方式的改革自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13] 例如，程序方面的改革如果完全以法院为基点，容易出现以追求效率和业绩导向（往往体现在收案率、结案率、当庭判决率、审限等指标中）的理念和程序设计，如在强调法律真实、程序正义的同时，忽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简单免除法院的职权调查、释明权或义务；限制诉讼合并和变更诉讼请求；扩大法院受案范围，如协议离婚等；在诉讼收费上也存在。这不仅容易诱发法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倾向，而且实际上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负担。

[14] 参见拙作“司法改革的现状与问题”。近年来相关论文和意见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15] 但另一方面，由于此次日本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使民众更多地参与司法运作，从而使法律成为国民的、而不仅是政治家和法律家的法，因此，亦被理解为“尚未经历过现代化的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构想。参见：棚濑孝雄著，易平译：《现代日本的法和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312页。

[16] 关于我国原有民事诉讼模式的分析，参见拙作：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这里不再赘述。

[17] 参见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第6章“法律职业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18] 前引季卫东：世纪之交日本司法改革述评。

[19] 前引季卫东：世纪之交日本司法改革述评。

[20] 见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3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1] 棚濑孝雄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见“法律家一元制的构想和现代司法的建构”即“司法改革的视角——现代·后现代”，收入前引棚濑孝雄著：《现代日本的法和秩序》。作者指出：主张通过国民的司法参与来实现这种“面向国民”、反映国民意愿的司法的法律家一元论中，世上隐含着巨大的矛盾和对立（300页）。此外，美国的司法理念是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制度相互配合共同实现的，如陪审制度、法官选举制度、诉讼费用分配制度，等等；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和基础，个别制度的移植很难产生期待的效果和目的。

[22] 前引季卫东：世纪之交日本司法改革述评。

[23] 毫无疑问，职业化与精英化虽然被很多人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实际上却并非同一概念，职业化的概念比精英化更为合理和准确，并可以减少许多误解。

[24] 实际上，正是由于把法官素质等同于学历教育的误区，使已经建立的司法官培训机构热衷于学历教育，而没有发挥应有的其职前专业实务培训的功能。

[25] 具体分析论证参阅拙作法律家素质及法律教育刍论。关于这个问题，王晨光教授作了精辟的分析，在其题为“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及其局限”一文中，他提出应“认真反思，认识职业化和精英化所具有的某种局限性”。这些局限包括：判决的形式化，法律运行中的繁文缛节，法律行业的垄断性，诉讼程序中财力和时间的大量投入，等等。“他认为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职业化和精英化的设想，是否能在当前中国的各个基层法院中行得通。二、正规化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与乡土社会的关系。三、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和法律的局限性问题。该文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27日、6月10日。

[26] 前引季卫东：世纪之交日本司法改革述评。

[27] 法官员额制和精简可能会刺激律师业，诉讼程序和举证责任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增加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对律师的依赖。对社会而言，这一方面可能会将一部分诉讼的公共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并导致总体上诉讼成本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当事人本人诉讼的价值也会极大地受到否定，而这本是当代西方国家司法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28] 在日本的民事程序改革中，为了促进当事人的和解，强调法官要脱下法袍，在圆桌前与当事人用平常的话语对话交流。

[29] 范愉：法律家素质及法律教育刍论，。

[30] 对法律家进行从职业道德到专业技能等全方位的实务培训，不仅能够使法律家在思维和技术上达到相对统一和较高水准，全国统一的培训制度还有利于打破地方录用的种种弊端，使法律家的整体素质相对接近和稳定；而且，这才是法律家共同体形成的真正途径。同时，统一司法考试后的专门培训，恰好能够使来自所谓多种类、多层次的“法律教育”的学生，在这里获得任职前的统一。

[31] 贺卫方：法律教育向JM教育的转向，《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10日。认为法学本科“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四年，又必须在法律之内与法律之外进行两线作战，年龄幼小又无法使学习者真正地领悟法学的真谛，把握法律职业的必要技能，我们的法律教育便只能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其实，如果加上两年的司法培训，这些进入实务界的法学本科毕业生将受到6年的法律专业教育，其中包括必不可少的职业道德方面的专业培训；而现在的非法律专业本科生在法律硕士毕业后仅能受到不到两年的法律教育（因其大部分时间在学习外语）。两者年纪相同，在素质上孰优孰劣，应当是一目了然的。

[32] 详细分析见范愉：法律家素质及法律教育刍论。

[33] 美国的法学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法学教育都不同，因此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法学教育。苏力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法学研究即作为学术性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并不仅仅、甚至主要不是在法学院中进行，而是在其他系、科或法学院附属的研究所、中心进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由美国法学院的性质决定的。法律训练和教育在美国属于职业训练，最早是由律师事务所进行的，后来才正式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后也一直是作为职业训练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进行法律实务的操作。由于这一目的，法学院集中力量进行种种律师的技能训练，学术性探讨也是为培养合格和优秀的律师而附

设的，在法学院并不占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和训练在功能上保证学生遵循现存的法律，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并进而对美国法律和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保守的（不带贬义）的法律教育制度。”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320—321页。关于美国法学院J.D的情况，还可参见王健：中国的J.D—— 评“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收入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83页以下。

[34] 参见棚濑孝雄：法学研究生院的构想和法社会学教育，收入前引棚濑孝雄著：《现代日本的法和秩序》。

[35] 实际上，如果全面实现了从资深律师中选任法官，司法研修所的功能有可能会逐步消亡，而通过律师的继续教育，完成从律师到法官的资质培养过程。

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篇5

关键词：司法民主；司法职业化；司法大众化；司法权威；法治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012-08 收稿日期：2012-01-10

作者简介：陈飞翔，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210046

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司法民主的出现无疑是近些年的事。伴随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之中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司法民主”被引入中国并受到普遍关注。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当司法民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法律界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中心话题时，这个概念却依然被广泛而又“模糊”地使用着，至今对它仍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于是我们看到，基于对司法民主的不同理解，一些同样以司法民主为价值取向的司法改革措施却在实践中产生了大相径庭的效果。不仅如此，实际上伴随着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的争论深入地开展，人们越来越将司法职业化看成是司法民主化的对立范畴。除此之外，在当下中国司法的语境中，在有关“司法民主化”和“司法职业化”的问题讨论中，“司法民主化”还往往容易被和“司法大众化”、“司法的群众路线”等术语等同起来，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司法民主”这一范畴的混杂性与不确定性，结果越发不利于对“司法民主”这一概念的内涵的真正理解。因而，什么是司法民主？司法民主的理论建构和制度实践在当下中国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较之于过去，新时期的司法民主有了怎样的发展？这种获得了新的发展的司法民主理论与制度实践解决了哪些过去的理论与实践所没有解决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的同时又开放出了哪些问题，进而需要在司法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中来予以解决？关于此，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因而，本文试图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检视新时期人民司法的实践为切入点探索这些问题，尝试回答新时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民主。

一、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的意蕴

基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如何妥恰地理解这样一个关涉当下中国司法理想或者改革方向的概念呢？其实“概念是语境的真实重构”。这意味着要对“司法民主”予以妥恰的理解，就必须要将其放置到这一命题产生的语境之中来展开分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相对严谨的学术范畴，“司法民主”并不是“司法”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意涵的简单叠加，也不是从“民主”来看司法，更不是从“司法”中找民主，而是既要在“司法”与“民主”这两个较为宏大的语境或者它们的上位概念及其相互的关联性中找到这两个范畴间的交叠与共识，而需要在有关“司法民主”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中去把握司法民主的社会意涵。这是其一。其二，对于司法民主的理解还要将其放置在与其相关（邻）范畴的关系之中去把握，也即要在“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司法的群众路线”的关系中去把握司法民主的逻辑要义。其三，有关司法民主意涵的理解，还需要放置于建构其概念与理论的、特定的社会一情境系统之中来展开。唯有通过此，才能够逐渐清晰起司法民主这一概念的边界与所指，才能够准确触摸司法民主的真正意涵。

就“司法”与“民主”这两个范畴本身而言，它们其实都是含义丰富的“多义词”而且关系也极为复杂的——它们既可能是悖离的，也可能是共生互动的。因为，如果把“民主”界定为民意或者多数人的权力及其统治的话，那么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司法不仅与民主存有本质性的差别，而且对于同一问题两者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评估结果；而如果把司法的主要任务界定为通过确立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进而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化保障的话，那么这与“权力多数决”的民主多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和谐；同样正是基于此，它们在制度层面上最为尖锐的对抗就主要体现在“反民主”的司法审查制度之中。而相反，如果我们对“民主”稍加进行改造，那么不仅司法吸纳民意有助于强化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而且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也有利于防止“多数人权力”的滥用进而达致真正的民主，以及更重要的，当“法官运用‘宪法时刻’所采纳的原则来废除日常政治的立法产品时，司法审查并非不民主；相反，他们是在忠于一种更深刻的民主概念，关注了一种在公共辩论和真诚思考的历程中经过检验并精制了的民众意愿。”

这意味着“司法”与“民主”的关系如何，关键在于我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上来展开这两者间的意义关联。很显然，我们既不能用早期的民主理论来观察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也不能用现代的民主理论来反观早期社会里的司法活动；而应当在同一语境系统和意义体系之中来展开有关“司法”与“民主”关系问题的讨论，努力寻找到这两者之间的重叠与共识，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司法民主”的概念内涵。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司法民主”这样一个由“司法”和“民主”两个范畴互释互构起来的开放式命题，我们不能对其做某种单一性的理解，而需要从法律和政治的双重视野出发来对其展开描述。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在法律层面上、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展开有关“司法”与“民主”关系的论证，因为司法从本质上来说确实不应当过多地吸纳或者采取民主的规则与要求；而应当从政治的层面、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司法”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要意识到不仅司法本身属于政治活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看到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对司法/司法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夯实与稳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种政治一权力的视域中，我们看到不仅司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运作活动，而且民主也是公共生活里的基本准则；因而“司法民主”这一范畴的建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司法权运作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将这种公共权力运作地更符合公共生活的基本要求？

而就“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争论而言，这无疑是一起持续多年的法律事件。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虽然人民司法的事业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司法供给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却越发地严重，进而导致“司法越改革、受到的质疑越大”这样的尴尬局面的出现，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反思“司法职业化”改革的效果与道路。不仅如此，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当下中国的法官却往往会违背有关司法职业化的严格要求进行“辨法析理”和“能动司法”——他们不仅依法调解，而且循情理裁判；不仅在法律制度和体制内进行权衡，也积极寻求外部的支持与配合。然而他们这种“反司法”的司法行为却不仅很好地统一起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而且也达致“案结事了人和”，最终也得到了社会的理解与认同。很显然，这两者司法方式的反差促使人们从司法的效果出发来反思“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关系：在处理当下中国社会里的纠纷上，“职业化”与“民主化”的司法方式哪种更有效？以及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法官究竟应该多主动多亲民才能既体现“人民的司法为人民”，又保持其客观中立消极的法律形象？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如何“参与”司法才真正体现司法民主，体现司法对“民意”的重视？由此而蔓延开来的话题争论便是：当下中国的司法及其改革究竟是走大众化的路子，还是坚持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改革？

客观来说，“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有关它们的讨论也并不只是要在这两者之间争出个孰是孰非，而更多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慎思中国司法改革之路、尤其是改革的方向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机会。我们要意识到，伴随着这种讨论的深入，当下中国司法的制度建构与实践其实将面临着一个范式的转型问题。换言之，尽管“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这两个概念的着手处以及理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在有关这两者的争论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性假设或者说两者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同时树立起当下中国司法的权威？是通过司法的民主化模式，还是走司法职业化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一个极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和政治操作。而如果对这一问题再做进一步追问的话，那么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在建构当下中国司法权威的问题上，司法民主化道路与司法职业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排他性的，还是兼容性的？以及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而进一步，如果再联系到“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就会进一步复杂起来。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笼统地把“司法民主化”等同于“司法大众化”；而这种下意识的概念等同所勾连起来的，不仅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司法传统，也是“司法大众化的本质就是司法民主”、“司法民主就是司法的群众路线”等这类有关民主与司法关系的简约化命题。这显然不仅强化了“司法民主化”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正当性，而且有关它的现实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也得到论证。而这又使得我们在处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的关系时，因前者具有“政治正确”而拥有了压制和否定后者的巨大力量。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虽然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在处理“司法大众化”与“司法民主化”这两个命题时的这种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意义勾连与命题倒置是存在问题的，但这至少表明，不仅“司法民主化”并不等同于“司法大众化”，而且在“司法民主化”也不具有完全支配“司法职业化”的力量；有关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司法职业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认真对待和重新清理。

由上述，我们看到，有关“司法民主”的概念建构是件极为复杂的事情。虽然在有关“司法”与“民主”、“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这三对范畴之间的关系的简单梳理中，已大致获得了“司法民主”这一命题的问题指向。但这还不够，欲进一步清晰地限定有关“司法民主”的内涵界定与问题讨论，还必须要进一步将这种问题指向和概念本身联系到“司法民主”这一命题提出的社会情境，亦即，新时期新阶段重提“司法民主”的背景是当下中国司法的职业化改革虽然进行了很多年，但与职业化改革启动之时所承诺的结果以及与社会大众的期望都相差甚远，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所指出的一样，“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这也就是我们关注和研究司法大众化化的原因所在。司法大众化的本质上就是司法民主。”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有关“司法民主”的讨论限定在以下问题域之中，即“如何发挥司法民主的应有功能，在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建设的同时，促使当下中国的司法更好地服务于其所面对的社会，以便于司法在为民的同时也获得社会大众的尊重，进而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更具德性、更有品格、更有尊严也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这既是当下中国司法民主命题的理论使命，也是司法民主问题的根本指向。

二、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命题的基本立场

由上文可以看到，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司法民主”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的出场，就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民主的应有功能，在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建设的同时”，寻求司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其所面对的社会”，如何“找到一种更具德性、更有品格、更有尊严也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的这一中心任务来展开的。但是，考虑到司法民主问题所可能牵扯到的问题的庞繁与复杂，为了有效地展开有关司法民主的讨论，确保有关“司法民主”讨论的有效展开，确证所需要的司法民主的内涵，还必须要清楚司法民主问题以及该命题研究的基本立场。否则的话，不仅讨论会蔓延开来，离题千里，由此而阐发的理论也会缺乏针对性，隔靴搔痒。这些基本立场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就是坚持司法的职业化改革。客观地说，“司法民主”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再次出现，很大程度上确实是针对“职业化”的司法及其改革的，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是期望通过对“司法民主”的强调来矫正、甚至否定司法的职业化改革方向与进程。但实际上，尽管人们把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归到司法的职业化及其改革上，认为是职业化的方向出了问题；也尽管这种看法多少有些笼统，然而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司法改革的确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一些问题也确实与职业化的改革相关联。但即便如此，仍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与司法的职业化改革的关联性很多其实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同时也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法律职业化的确是现代司法发展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当反思当下中国司法及其改革时，不能把问题简单化、情绪化地都归结到职业化之上，必须要意识到这些问题是真的由于职业化的改革所直接导致的，还是职业化改革进行的程度不够？与此同时，在坚持走司法改革的职业化道路并由此出发来反观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时，还必须要意识到，中国司法是否具备了走职业化的条件？以及如何来夯实中国司法职业化改革所需的社会条件？

毋庸置疑，司法民主化确实是司法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早期的发展理论往往将司法发展等同于司法民主化；也即把司法的发展看成是一个不断接近、最终达到司法民主化的渐进过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来自现代司法改革的现实实践与司法发展的经验，后期的发展理论家已经开始了对过去的、那种把司法民主化看成是司法发展的唯一方向的做法进行修正，认为民主化只是司法发展众多面向之一。这种转变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发展显然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司法民主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的研究时，必须要时刻警惕，既不能将司法民主这一理念无限制地扩大，甚至是泛化、极端化，也不能将司法发展彻底地推向司法民主化这一价值的单一极点。恰恰相反，我们既需要时刻注意，司法民主理论的优势与长处，也要清醒地看到其劣势或者限度。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既不能以司法职业化来否定和压制司法的民主化及其发展，也不能以司法民主化来否定和压制司法的职业化及其发展。因为这两种做法的本质，其实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显然就可以看到这一立场与国内有些人所提出的、希望通过向“马锡五审判方式”学习来重新回到过去“大众化司法”的道路上的看法是不同的。客观来说，当前司法改革中对于“司法大众化”这一观念的倡导，或者提倡司法走“群众路线”，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固然都没有错。但是，如果在提倡司法大众化时，否定司法职业化，人为地忽视司法职业化的优势，忽略司法大众化所隐藏的弊端，只看到司法大众化在司法为民、便民上的长处，那么原本开放的有关司法大众化的讨论也就走向了封闭，甚至很可能会异化成一股压制性的力量，进而不仅使得司法大众化的理论进一步的封闭，而且还可能演化成一种理论的集权或者话语的霸权，结果导致对司法职业化的绝对排斥或者完全否定。

进一步，当前中国司法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客观来说不仅有方向性的问题，更多地其实仍然是在具体实施、操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换言之，不是“主体建筑的质量问题”，更多的其实是配套性的服务措施或者辅的相关制度没有跟上。这样，面对当下中国的司法，简单地将其问题都统统归结为“司法坚持职业化改革而没有走群众路线”，没有推行大众化司法。这显然不仅是对现代司法发展规律的望文生义，也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司法国情一知半解，因而都是想当然的结果。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进行在地化的创造性转换而仍然想通过延续“马锡五审判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如果完全排斥职业化的司法模式而只是依赖“司法民主化”的司法方式来解决当下中国司法所面对的问题，那么其效果显然不会理想。相反，必须要认识到，拥有专业化的法官群体，有职业化的司法程式，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司法立场，有透明的司法过程，有开放的司法态度，有便民、利民的司法通道，这些都是保障司法顺利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因此务实一点，在讨论司法民主化的问题时，必须要始终坚持司法职业化的改革方向，才能确保我们的讨论不偏离司法的普遍规律。

其次，必须承认“司法民主”展开讨论的前提是法治的背景。当然，承认法治（rule of law-法律主治），而不是法制（rule by law-依法而治），更不是“政治/制”，作为“司法民主”命题讨论展开的基础，这既是一个语境限定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方向抉择或者目标定位的问题。而这其实意味着，尽管就目前的现实而言，无论是在“法治”的论题上还是在“司法民主”的命题上，当下中国的问题还很多；但“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就此轻易否定方向或者目标的错误。相反，不仅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可以慢慢推进的——也就是说，它们更多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也反映了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行“法治”。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对待“法治”的态度上，一方面仍然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另一方面在制定相应的措施与制度时，也不能着急，更不能随便，要谨慎。当然，这对于有关司法民主的问题讨论而言其实也就意味着，“法治”这一方向或者目标同样也是其在推进理论与深入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牢记的。因为走错了方向，司法民主不仅会走到其理论的反面上，而且人民也往往容易被错误的方向所误导，进而无法客观冷静地看到司法民主。

一旦将“法治”作为有关司法民主理论讨论的前提与发展的目标，那么就必须要认识到，不仅司法民主是在坚持法治之下所进行的事业，对于它的任何理论言说和实践也就必须要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而不能违背法治的精神与要求；而且司法民主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同时也是要有利于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推进司法民主的理论研究时，一方面要在法治中国的语境中来推演司法民主的理论，既不能脱离其语境，也不能变更其语境；另一方面也要符合法治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要求，要有助于对法治中国更好的理解或者把握。因此在具体化司法民主的制度实践时，既要注意其制度安排的现实基础或者国情条件，也要关注其制度设计的可行性，更要留出制度发展的适当空间。

正是基于上述的两个基本立场以及同时将“司法”限定在人民法院的范围内，这其实意味着新时期的司法民主其主要的任务或者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推动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在中国的全面建立，以便通过此来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与实现。而要有效地推动当下中国司法权威的建立，司法民主也就必须要与司法职业化形成必要且恰当的分工，以便能够在这一共同的任务中予以相互地配合、相互地合作。因而，对于新时期的司法民主建设而言，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就是必须要在推进司法权威与法治中国建设以及在坚持司法职业化改革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确保社会大众能够理性、有效、适度地参与司法，以便于司法能够在便利司法为民、服务社会大众的同时，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与至上尊重。

那么，基于这样立场，当下中国的司法民主应该具备哪些内容呢？

三、中国语境下司法民主的建构内容

基于政治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检视新时期人民司法的实践，可以看到，不仅当前有关司法民主的定义更侧重于与“政治民主”的关联而缺少对法律/司法的应有关照，而且对于“民主”的不同界定导致有关司法民主的认识多元。除此之外，虽然“政治民主”语义里的“人民”概念与“人民司法”中的“人民”概念确实容易联系起来，但如果要将“人民”之“人民”、政治民主中之“人民”与人民司法的“人民”相等同起来，那么很显然，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无疑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了起来。然而，客观地说，司法民主不仅内涵极为丰富，而且构成要素和评价标准也极为复杂，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司法民主”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或者一整套的制度措施和方式方法，而与此同时也会是一种“理念”，或者甚至是一种“价值”乃至“意识形态”，引领着我们的司法发展。换言之，在笔者看来，在当下中国，司法民主的建构应当是两个层面上的：首先是意味着司法的开放与参与；其次是这种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和适度性。具体来看：

第一，司法的开放性。司法的开放性意味着司法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尽可能地透明。当然，这里的开放或者透明，不仅仅意味着司法审判的公开，同时也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做到“辨法析理”，充分论证司法的过程以及裁判的结果都是一个法律主宰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法官所主宰的过程。因而司法审判的公开，不仅仅包括司法审判过程的公开与司法程序的公开，也包括司法审判主体的公开以及审判结果的公开。与此同时，法官裁判活动的公开，在这里，则不仅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发现应当尽可能的释明，也要求法官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勇于承认可能出现的认识错误或者积极修正以往的各种认识。

第二，司法的参与性。司法的开放性是司法参与性的前提。因为，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司法开放的核心乃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对于司法活动的参与度。当然在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司法的参与性，又不仅仅只是包括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还应当包括其他社会大众参与司法活动。换言之，提高诉讼当事人对于司法的参与固然重要，但是后者，提高社会大众对于司法的参与，也同样的重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司法制度的潜在当事人，因而是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利益相关者；而且也是司法制度实践社会评价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对于司法制度实践的认同能够促进司法权威的建立。当然，社会大众对于司法活动的参与，既包括参加庭审旁听，也包括以他们为名义、以社会公共媒介为载体的社会舆论；也即“民意”。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的宽一些，那么所谓的“参与”，其实又不仅仅只是包括“人”的参与，也应当包括“制度”的参与。换言之，现代司法不仅要便利化当事人和其他社会大众参与其中，而且也要改革其机制，开放其制度措施，以便新的做法和革新能够在其中得以顺利的开展。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当下中国的司法，应当包容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所作出的各种改革的尝试，要给予这些制度以尝试或者改革所必须要的空间和时间，要以改革的效果来衡量制度变革恰当与否的标准，而不是一味地以是否符合既有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准则为依归。

当然，也正是考虑到便利于“制度”的参与，那么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无论是司法“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应当吸纳社会大众的参与，以便达致“民主立法”。换言之，必须要意识到，不仅司法过程中主体参与不足是导致司法脱离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司法改革的参与主体的缺失也是导致民众产生对司法的疏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自司法改革以来，我们所出台的几乎每项改革措施背后都是司法机构忙碌的身影，赞同或质疑的声音也大多数集中在法律职业者内部，似乎司法改革只是法律人自己的事。然而，在纷繁复杂的改革举措和喧闹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与这场改革有着更加广泛联系和切身利害关系的民众却被遗忘了，他们的呼声、期待和利益往往被边缘化而忽略不计了。“人民大众成了司法改革的旁观者，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也就成了不足为奇的事情了。”没有得到大众关注与认可的改革，相应的也就不会有良好的社会效果，注定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孤芳自赏”罢了。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而言，应当吸纳社会民众的参与，以便于他们将自己的主张或者利益关切直接表达在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中，从而在“源头”上就强化司法制度与社会民众的关联性。

第三，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的确，如何将“社会大众对于个案的舆论”与“作为法律的民意”建立起关联来，如何将“常识、常情、常理”作为法律裁判过程中的“情理法”，这其中显然并不是将它们直接照搬进司法，而是需要一定的程序来予以转换。因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尽管司法民主意味着司法的开放性与参与性，但是这种开放和参与同样也是需要一定的程序的。同样，司法的开放性也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这些程序的运用，一方面能够保证司法的渐次开放，进而有利于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各种诉讼权利以及维护他们的诉讼平衡，从而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大众更加理性地参与司法，而不构成对于司法的“”。因而客观来说，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一方面既要增强司法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改革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应的程序规范，以便于能够形成完善的、规范司法开放的程序以及参与司法的规则。

第四，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开放与参与的程序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换言之，无论是就司法的开放而言，还是就司法的参与而言，都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比如，司法的开放性中的审判公开而言，并不是所有案件的审理都应当公开的，也不是所有的过程都必须要对当事人或者社会大众公开的。一些案件，比如涉及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就可以选择不公开；以及，比如合议庭对于案件的合议，则同样也是可以选择不开放的。而就“参与”而言，同样也必须要遵循适度地原则；不能“越界”行使，也不能“越权”行使。当然，对于司法民主，特别是如何开放司法的过程问题，一定要从程序和主体两个层面来加以控制。也就是说，开放与参与的适度性，可以从“程序”和“主体”这两个方面来实现。

这样，从司法民主化的基本内涵出发并联系到司法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司法实践中，既必须要坚持司法过程之中的“依法司法”与“适度参与”相统一，也必须要坚持司法过程中“必要的开放”与“合理的参与”相统一。换言之，一方面必须要将司法开放出来，以便于提高参与司法的便利性，扩大司法的参与性，增强司法的透明性，强化司法的中立性，夯实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司法的法治原则，依法司法，还要坚持司法的程序性与规则性，遵循司法的规律性，秉持司法的责任原则，通过程序的开放，理性、适度地参与司法活动。只有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而且也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才能统合其双方工作共同的着力点，以便形成合力，更要平衡好双方工作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以便形成合作，才能确保司法民主意涵的真正落实，最终推动司法权威的建成。

四、结语

虽然结合当下中国的语境，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司法权威建构的问题与难题，大致罗列出了当下中国“司法民主”的构成要素或者基本内容，也尽管通过此大致可以看出司法民主的要义，但这些无疑都是极为简单化的。司法民主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命题，也是一个丰富的范畴。它需要在观察中进一步地予以思考和提炼。

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篇6

关键词:司法公开;司法改革;思考

一、引言

我国从党的十七大以来，就逐渐开展了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并在数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就。司法公开指的是六个方面的公开: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和审务公开。而司法改革是对司法系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和谐、提升司法能力、保证司法公正等。尤其是司法公正，这是司法工作的最终目的。

二、司法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维持司法的公正性

司法的公正性是司法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只有进行司法公开，才能将各种纠纷和问题最有效解决，让当事人能够依照实际情况进行阐述，而法官才能辨别是非，从而将真实情况公布于公众面前。尽管在现阶段的社会背景下，各种矛盾和纠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司法公开却能够通过多种方式，通过国家的司法舞台来解决问题，保证司法的权威性，使之更好地为公众所服务。

(二)取得公众的信任

司法工作的要点在于对当事人负责，所以公正性和客观性成为了处理案件的原则。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当事人能对司法机构信服，并给予足够的认可［1］。对于任何矛盾和纠纷来说，利益冲突都是摆在首位的，而判决必然会使得一方的利益甚至双方利益受损，因此司法公开成为了最好的解决方案。通过将案件审理的过程进行公开，让双方都能了解到判决的原因和依据，就能让判决有理有据，使人信服。

(三)维护司法机关的审判权

我国宪法明确说明，审判独立是司法机关的特有权力，也是我国一直以来所实施的“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换而言之，就是其他机构是没有审判独立的权力的，这与司法公开看似有冲突的地方，因为一旦司法公开可能会使得审判独立性受到影响。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司法机关的审判都是以法律作为基础的，都是以各项制度作为理论依据的。一旦有违法行为的出现，司法机构就可以通过司法公开的过程将这些细节公布在公众面前，让这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从而与社会现状相适应［2］。

(四)树立司法机关的权威性

司法机关是服务于公众的，所以司法机关要具备权威性。换而言之，就是要有公信力。而这一目的是通过公众的认可。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是离不开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的。只有当公众了解司法机关的办事方式和途径，才能有认可的可能，才能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树立在公众面前。同时，司法公开也是司法民主性的保证。

三、司法公开的原则

(一)全面性

这一原则是将司法公开的内容全面公开，也就是将法律规定外的其它信息全部公布于众。公开的内容除了判决，还需要包括所有庭审笔录，或是影响案件判定的条件和线索等，这些都需要被公布。

(二)广泛性

广泛性指的是司法公开的群体不仅仅是当事人，更应该是全部公众。换而言之，就是司法公开的内容要面向全社会，这也是司法机关公信力的一种体现。

(三)即时性

即时性指的是司法公开的信息必须要具备时效性［3］。司法信息对于当事人来说具有重要的租用，是及时了解事件进展情况和影响判决的最重要因素。而对于公众来说，这也是及时了解案件情况的渠道，特别是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案件，司法公开信息的即时性会对这个社会的现状和社会情绪产生重要的作用。现阶段很多司法机关都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或波动而将信息延迟公布，然而这种做法反而会让公众对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所以即时性也是司法公开的公正性的体现，对于事件的解决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借助司法公开深化司法改革的方案

(一)具体方式

司法信息公开，必然会有如何具体操作的问题，也就是具体的形式。在现阶段的事件中，一般情况下除了当事人在场以外，并没有多余的旁听者，所以此时如果要进行信息公开，直接安排当庭旁听即可，不需要时候再将信息公布于网络或媒体之中，更不需要安排事后的新闻会等。如果是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或是容易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的信息公开就成为了关键的因素。除了本身在场的人群以外，则需要召开类似新闻会的，将法庭上的全部细节进行公开。而司法公开的基础也要基于司法公正的原则。公开的信息除去法律允许内的信息以外，甚至于一些审判的细节等也需要进行公开。换而言之，就是这项制度需要多部门多项工作进行配合。但是在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下，并没有司法机构能真正将所有的信息都进行公布，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信息的公布需要将信息进行分类、整合等，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这些条件显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如果信息公布过多，也会导致信息堵塞，对于公众的影响程度会更大。所以司法信息公开需要结合事件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从而将信息进行分类，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选择公开范围。

(二)遵循原则

司法公开尽管是将全部细节进行公开，但是涉及到私人信息或是容易产生安全问题的信息，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处理方式，例如将信息部分隐藏等。然而这一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司法机关在信息公布与保护之间作出权衡，加大人力的投入，将信息进行优先的分类和整理，而不仅仅只是将信息单纯的公布出去，保证信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司法公开尽管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途径，但是却不是唯一的一项途径，且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进行司法公开，作为办案法官也必定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不仅有内部工作的压力，更有社会舆论的压力，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办案结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机关尽管将信息公布出去了，但是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提升司法水平，没有得到实际的提升。而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司法公开并没有和其它改革措施相配合。而将司法公开单纯地理解为判决信息的公开也是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司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因此，司法公开制度要更加深层次地进行改革，并要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合，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式，对于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模式和整体结构都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司法公开是一种全新的改革模式，在未来的司法机关中必然得到广泛的使用，也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途径。而这项措施是与司法机关的日常工作分不开的。所以，改革的重点仍然是体制上的创新和管理模式上的变化，使司法公开能够体现其公正性，在公众之间的公信力也会随之提升。

［参考文献］

［1］朱江．关于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工作的思考［J］．前线，2014，01(31):20－22+26．

［2］王晨光．借助司法公开深化司法改革［J］．法律适用，2014，03(08):51－56．

［3］洪碧华．新时期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4，33(41):161－162.

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篇7

记者要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

――李保民

国资改革领域专家、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巡视员李保民博士近日就国企改革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李保民长期从事体制改革和国资监管研究工作，曾任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党委书记、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等职。采访过程中，李保民提醒记者多引导、多呼吁有利于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正能量。对于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国企改革，“意识形态比实操层面更重要。”59岁的李保民直言不讳。

改革方案为何推迟

《中国经济周刊》：国企改革方案是社会热议话题，一再传出将要出台的消息却迟迟未，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何时有望与大家见面？

李保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一个由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多个部委参与制定的“1+N”的一揽子方案。关于改革方案的公布，时间必须服从内容。我认为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一种转型攻坚时期，从深化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都要围绕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深化改革。这个时期对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要符合实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经得起实践推敲，审慎而稳妥地推进。如果各方认识达成一致，文件的出台就会很快。

舆论关注改革方案的时间表，说明大家对改革的愿望比较强烈和急迫，但我认为改革过程中的操作性的规范程序、建设性的前瞻思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引导（的问题）可能比出台时间本身更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新的顶层设计需要明确哪些新的问题？方案决策进程中哪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化统一？

李保民：一是新的要素。今天的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包含马克思说的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传统三要素，还包括技术、专利等新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对这些要素如何评估、考量，并作价入股，体现了方案设计者的智慧。生产要素的充分优化配置，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重大问题的清晰界定。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在搞混合所有制时除了“招、拍、挂”之外，还有哪些漏洞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防范，特别是技术、品牌、信誉等无形资产，怎么避免各界关注的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流失和资产流动之间，在职工入股和私有化之间，需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再炒作概念、上纲上线，而是每个具体的案例依托改革方案都能找到解决之道。

改革一定是不易的，让所有人都接受的方案是不可能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并让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就是一个好方案，当然方案还要在发展落地中自我完善。

寻找盘活存量资产的商业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有13个省市明确今年将着力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这是否是改革的破题关键所在？

李保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试点是一种有益的深入探索，可以进一步强化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根据长期的研究探索，目前营运和监管国有资产的主体主要有五类公司形态：第一类是主要做增量的资本投资公司，此类企业根据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来考核。第二类是主要做存量的资本运营公司，也叫资本经营公司，比如诚通控股和国开投，这类企业在扭亏增赢和并购重组过程中，重新整合包装现有资产，再去市场运作，效果非常好。第三类是控股公司，此类公司作为参股后的股权持有人，利润也很可观，像北京控股，天津泰达等就是这样。第四类是集团公司打造成实际上资本运营公司，比如宝钢、中航工业等具备各类资本运营职能、拥有若干金融牌照的实体，这也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带动的产融结合。第五类是有一定特殊使命的综合性公司，诸如中信，直接归属国务院管理，有点像新加坡的淡马锡。

当前国有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在“钱少人多机制不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无论是改组若干家资本运营公司，还是重组若干家资本投资公司，更多都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探索出一种优秀的商业模式，从而找到一条解决国有企业“钱少钱从哪里来？人多人到何处去？机制不活怎么转？”等问题的道路。

改到深处是产权

《中国经济周刊》：推进产权多元化的现实路径在哪儿？

李保民：改到深处是产权，产权多元化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有效的保障制度，这是企业抵御风险比较好的方式，这在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验证。纵观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股权多元化的。我认为下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按照基本经济要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投资体制改革是利好消息，由于没有明确投资目录的细则，即哪些行业能进、哪些行业不能进，因此虽然新、旧“36条”都明确提出法无禁止皆可为，但现实中仍然存在阻碍，所以壮大非公经济的潜力依然巨大。

第二，引进外资外商，更要通过引进资本来引进机制。大家现在对产权的认识越来越清，但人权的力量没有认识清楚。当资本力量越来越大时，就需要健康合理的机制保障合理人权，约束不合理人权。引进外资外商时必须要注意到，引进资本不仅仅是引进产品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体制和机制，到底怎么做。

第三，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战投的作用毋庸置疑，并且国有企业目前具备引进社保基金、保险、理财、证券、外汇储备等各类战略投资者的条件。

第四，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混合所有制经济让职工入股，形成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最大的亮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在一些行业已经试行过职工持股，今后的职工持股过程也要注意连股连利又连心，特别是要一企一策，避免一刀切。

第五，是经营管理者可以持股，而且可以较大比例持股。我们鼓励大家全员持股，但是反对平均持股。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开展股票期权，央企则要破解高层经营管理者和行政官员间的交叉任免问题。

第六，生产要素作价入股。三中全会强调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造福人民，这些生产要素如何作价入股，国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拿出具体办法来。

第七，发展和完善职工持股会。可以通过交给工会代管、单独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交给中介机构托管、采用“顶名制”方式持股等四种方式实现。

第八，是国有产权之间交叉持股。这个操作难度相对较小，像央企和央企之间，央企和地方企业之间都有示范。比如中航工业的第二大股东就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不可能了”

《中国经济周刊》： 怎么看待被广泛关注并夹杂“私有化”非议的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

李保民：从企业角度讲，随着资本力量越来越大，职工个人投资入股是一种非常好且意义深远的利益联系形态，就是常讲的“连股连利连心”。但这种持股在每个企业情况不同，要区别对待。有些企业搞平均持股，有些企业就是高管持股，以德国的一些公司为例，把员工划分为八个等级，前四个等级可以持股，明确要留住这些人才，后四个等级不允许持股，让非稀缺人员流得动。

这里有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职工一持股，马上就有人炒作为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贴上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容易使当事人担心政治风险而不愿推进改革，产生了改革阻力。我认为以现在中国的国资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各类监管条例的制定，以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等，大面积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可能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资产放在那儿不用、不发挥效益难道就不是一种流失？现在的员工持股更多是技术、专利、投资等量化入股，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评判，不能说个人一持股就是私有化。

理论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解放思想又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这绝非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让思想解放、让观念转变，客观地认识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地新的现象和途径，有的放矢的采取有效措施，而不是一味地被旧的思想困扰着混合经济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不解决的话，国有企业改革就难以深入进行下去。

《中国经济周刊》：有些民营企业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门槛多、垄断行业准入受限、法律对产权保护不完善，导致他们担心混改后的预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保民： 这种担心实属正常，不光是民营企业担心，国有企业也会担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买卖双方都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谋划，国企和国企之间合作，民企和民企之间交易，都是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防范这个角度出发的。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不必纠结于某一方的担心，还是要从实现共赢，从全局上完善法治保障，推进配套改革，不断细化各项规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篇8

[关键词]人事改革；检察；队伍建设；方法途径

党的十七大把不断深化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作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6项任务之一，单独列题进行阐述和部署。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加强检察队伍道德建设，提高检察执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为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为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党的十七大以来，各级检察机关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检察队伍建设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要看到，干部人事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如何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提高检察队伍建设水平，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干部人事制度和检察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体现在：一是检察机关的人事话语权少，与地方党政部门的外部交流不够，制约了干部发展的空间。二是内部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机制不够健全，民主程序流于形式，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真实性不高。三是干部竞争择优机制不够完善。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四是队伍的约束及晋升机制不完善。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尤其是对一把手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干部任期制执行不够严格；职级晋升制度不完善，一些干警干到临近退休仍是一个普通科员，严重影响工作积极性。五是干部队伍年龄、知识和专业结构不合理，与新时期检察工作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明显。以上问题尽管不是人事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工作的主流，但抑制了干部队伍的活力，阻碍了各项检察工作的向前发展。六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引进人才困难，供需严重失衡，检察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建设意义重大

第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才能更好地选干部、配班子、建队伍、聚人才，为检察工作全面发展提供组织保证。

第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推动检察政治工作发展的迫切需要。人事工作是检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才能更好地保证用对人，确保检察工作的正确方向。

第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解决当前干部工作中突出问题、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的迫切需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吏治的风清气正，关键在改革、希望在改革、根本出路在改革。

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的基本目标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检察干部人事制度，健全竞争择优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广开举贤荐能之路，选人用人渠道进一步拓宽，选拔任用方法进一步完善，竞争性选拔力度进一步加大，形成各类人才公平竞争和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健康成长的生动局面。培养造就一支适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的高素质检察干部队伍。

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的方法和途径

（一）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的中长期问题的研究探索。

1.加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同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检察队伍的研究探索 。研究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完善党管干部的体制机制，改进党管干部的方式方法；研究探索干部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研究探索适应发展党内民主和扩大人民民主的要求，如何丰富内容、拓宽渠道、改进方法，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和落实干警在选人用人中的民主权利；研究探索在司法改革进程中，如何按照公正执法的要求，推进干部人事工作制度建设，完善对检察队伍的依法管理。

2.加强对长期制约干部人事工作发展、检察队伍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探索。研究探索如何立足于未来对领导人才的战略需求，研究探索如何着眼于解决干部人事工作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破除“官本位”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巩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基础。

3.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检察队伍建设的理论研究探索。深入研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检察队伍建设的时代特征、历史责任和发展趋势，深化对改革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和推进方式的认识；深入研究检察机关重建以来干部人事工作改革、检察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深化对规律的认识；着力构建检察人事工作、检察队伍建设理论体系，充分发挥理论研究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加强舆论引导，扩大透明度。加强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的决策部署宣传，加大干部人事信息公开力度，确保干警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提高

公选的公信度，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一批适应振兴发展需要、有能力、能干事的优秀领导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打破身份、学历和任职条件等限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坚持把严格监督贯穿始终，将公选的各个环节全部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有利于确保公选公开、公平、公正，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三）建立有效的对外干部交流工作机制，拓展干部发展空间。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推荐综合素质较高的优秀人才。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干部人事工作的指导，建立两级院干部对外交流工作协调小组，加强与地方党政部门的沟通，解决干警职级待遇问题，减少人才流失，形成人事信息畅通、沟通交流及时、高效的长效机制，破解制约基层干部发展空间的《瓶颈》。

（四）建立公开透明的选拔任用机制，确保选拔任用公信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公信度”三个字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受到了十七大代表的好评。公开选拔是竞争性选拔的重要方式，也是干部群众认为最有效的一项改革措施。当前基层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基本上是完善的，但在实际操作的某些环节透明度不够，民主性打了折扣。比如面试，很多单位是不公开进行的，这给暗箱操作开了通道，选出的干部往往群众认可度不高。“以公开促公正”不能只挂在嘴上，要将之引入干部任用选拔任用当中来，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完善程序方法,改进考试测评工作,提高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质量。

（五）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干部的任、离职工作。一是建立岗位职责规范。根据岗位的性质、任务和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干警岗位职责规范及其能力素质标准，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基础和依据。二是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并与干部的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等结合起来。三是合理界定干部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规范调整的原则、程序，及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拓宽干部调整后的安排渠道，完善相关保障性配套措施，逐步做到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六）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全面推进队伍管理规范化建设。将学习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完善学习引导激励机制，把学习教育和思想政治建设作为考察、考核干部和评先评奖的重要内容，把理论素养、学习能力作为选拨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调动广大干警的学习积极性。加强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管理。以延伸教育为根本，以制度管理为保障，以家庭和社会监督为防线，以健康文娱活动为载体，建立机关、家庭、社会防范网络，形成管理约束严格，权力责任统一，激励措施完善，保障体系健全的干部管理长效机制。

积极推行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加快检察人才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步伐。认真抓好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按照检察机关的职能需要和各类人员的岗位特点，将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检察官助理）和检察行政人员。要依据工作职能、职责权限，合理设置和划分各类人员职位和职务层次，实行规范化管理。通过分类管理改革，建立符合检察工作特点和司法规律的检察人员管理机制，促进检察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和工作效率。

（七）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制度，提升检察队伍素质。完善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体制，创新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增强教育培训实效。不断加大教育培训工作力度，形成党校培训、专题培训、基地培训、境外培训、菜单式选学、在线学习“六管齐下”的大培训格局。以提高干警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扩大教育培训规模，增强教育培训效果。不断改进培训办法，拓宽培训渠道，深入探索分类培训、需求培训、有针对性培训的方法途径，满足不同层级、不同类别人员的培训需求，加强硬件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推进教育培训工作步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