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的基本特征范文
时间：2023-12-20 16:44:29
税收的基本特征篇1
应当说明的是，法典化的含义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英美法系认为，法典“是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系统收集、总结或者修改，是私人或者官方按照特定主题将现行有效的法律予以归类整理和系统化”，即法典化是指将各种法规予以归类、系统化，编纂成法典，如《国内收入法典》被编入《美国联邦法典》第26篇内。而德国等大陆法系认为，法典是“一套体系，具有建立于某些共同原则之上的统一的概念”，而其精确性正来自这种统一性，它能够调整所有的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那些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两者的主要区别在是否包括针对某个法律部门共同问题的系统性立法。我国也应取后种意义上的法典化概念。
从各国现行税法法典化情况来看，其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综合法典模式。这是将所有税收法律、法规编纂成体系庞大、结构复杂的法典，其内容包括适用于所有税收活动中的一些共同性问题的总则规范、税收实体法规范和税收程序法规范。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很少，只有美国、法国、巴西。在统一法典模式下，并不排除以其他形式规定税法问题，如美国，有关税权划分、立法程序、开征的税种及其限制等由宪法及其修正案规定，税收程序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第二种是通则化模式，即税法通则加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模式。这是将重要的、基本的税收法律规范集中规定在一部税法通则中，以便对各单行税法起统领、协调作用，而有关各税种法、征管程序、救济程序等专门税收事项仍采用单行法的形式。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等，而比利时、爱沙尼亚、捷克也正在制定税法通则。这种模式也不排除在宪法、行政程序法及其他单行法律中规定有关税法问题。第三种是分散模式，即单行法律、法规模式。这是将所有税收法律问题都采取单行法律、法规的形式，没有就有关税收的共同问题制定统一适用的法律。这种模式下的税收法律规范分散规定在各种税法文件中，不仅缺乏共同性问题的系统规定，而且各种规定易相互重叠、冲突或遗漏，是法典化程度最低的模式，目前不少国家采用这种模式，我国也属于这种类型。
分析上述三种模式，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在现行法典化模式的国家中，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并不比采用通则化模式国家的法典化程度高。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其有关适用于所有税收的一般规则分布在税法典的各个部分；税法典中的“F”部分是关于“程序和管理”，但对每一特别税收或类似税收的征收都有各自的程序规定。法国有关税收程序问题也是由专门的税收程序法规定的。相反，比较而言，制定了税法通则的第二种模式国家税法的法典化程度更高，这尤以《德国税收通则》为最，因为它们都有关于税收基本问题、共同问题的系统规定。第二，在税法法典化中，以采用通则化模式最为普遍。将税收活动中一些基本的和共同性的问题规定在税法通则中，而将税收中的专门问题留给各单行税收法律规定，既解决了税收立法的体系化问题，又将税收活动中的特殊问题通过单行法律加以具体灵活调整，是一种科学、富有效率的立法模式，因而受到税法法典化体例模式国家的广泛采行。第三，税法法典化的主要形式是税收程序法的法典化。这表现在：一是各国已制定的税法通则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程序问题的规定。例如《德国税收通则》，共九编415条，除第一编总则、第二编欠税责任法中的少量规定为实体债务法的内容外（如有关税收的定义、欠税责任关系、税收优惠的目的等章），其他七编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税收程序问题的规定。二是采用综合法典模式国家的税法典中，其有关税收共同问题的规定也主要是程序方面的内容。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分标题的内容除了“程序与管理”部分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共同规定外，其他部分主要是按照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主要税种的内容分别规定，没有对适用于所有税收问题的一般规则进行集中规定。法国则有专门的税收程序法，它独立于税法典。
应当指出的是，各国税法法典化表现为税收程序法法典化的方式，是有其现实原因和合理性的。一是各国的税制要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作为其法律形式的各实体税法也必须要经常修订和完善，这使得实体税法的法典化成为困难和不必要。即采用以税收实体规范作为法典主要内容的模式时，不仅法典的编纂工程巨大，而且在修订和适用时也很不方便。二是有关各税法通则性内容和税收程序性规定较为稳定，技术性强，将这些内容以通则式法典予以规定，从立法技术和实际运用上来说，都是简便易行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税收法律中包含两个在稳定性、共同性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组成部分，一个是适应社会经济变动的修订激烈的税收实体法，另一个是较稳定的、共同的、修订不激烈的税收程序法。三是随着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发展，各国在税法法典化实践中，认识到税收程序性规定在提高征税效率和保护纳税人权利上的重要性。于是尝试税法法典化的国家，都将工作集中在以税收程序性规定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的制定上。同时，各国有关对税收程序法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即属于税法总则的事项，逐渐被纳入税收程序法中。而在我们看来，税收实体法的重心在于税法分则，税收程序法则构成税法总则的核心，因为税法总则实际上是有关税收征纳原则、征纳制度、征税机关组织的法律。实践中，各国并没有将税收程序法的内容限定为纯粹的程序法，而是将有关征税行为、征税机关组织、征税权限等实体内容与税收程序一起规定在税收程序法中，即各国实定税收程序法都表现为我们称之为税法通则这种形式，从而使税收程序法的制定与税法通则的制定进一步吻合。
二、中国税法通则的模式
在具体确定我国税法通则的模式时，我们认为应当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要采用与行政程序法并列的方式。我国制定税法通则，必须考虑好与行政程序法的衔接和协调。鉴于税收活动的特殊性、大量性、经常性，税收征纳活动应当主要适用以税收程序制度为重要内容的税法通则，行政程序法处于对税法通则补充的地位。第二，税法通则在国家整个税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位阶。税法通则应当是税法法典化在我国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它应当就有关税收征纳实体和程序制度、税收债务要素中的基本问题等作出规定，以便为税收征纳活动提供基本的行为准则，成为制定其他税法规范的“母法”。第三，在规模上，我国税法通则应当采用与日本、韩国相近的适度的、较发达的税法通则形式。德国税收通则属于发达式的税收法典，体系庞大，内容完整，从追求完美的角度看，它是税法通则的理想模式。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都没有德国那么健全；我国现行的立法习惯也多是采用制定单行法律的形式，每部税法的篇幅都很小，条文最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只有94条，而且法律用语的规范性和操作性不强，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考察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的立法传统习惯用比较抽象、广泛的词句，更像是制定宪法的风格，而不是写细、写具体。其结果是中国的税法和规定加起来所描述的细节也不及西方国家某一项法律里描述的细节多”；目前，我国的立法技术也无法达到德国税收通则对立法逻辑性、完整性、严密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因此，我国在第一次制定税法通则时，必须立足于国情，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急于就成，现在还不能采用德国的法典模式。同时，我们也不能采用俄罗斯的“发展式”模式。因为俄罗斯税法通则过于简单，内容狭小，原则性太强，且不注重程序问题的规定，满足不了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需要。相比较而言，日本、韩国的税法通则体系完整，规模适度，有关税收程序的基本问题都作出了规定，又有一定的操作性，值得我国借鉴。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移植，而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有所取舍和创新，做到民族特色和国际标准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
为了确定中国税法通则的内容，避免法律调整过程中出现空档、重叠和冲突等问题，保证法律适用的效果，关键是要处理好税法通则与下列法律的关系：
一是与宪法的关系。按照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税收管理体制、税权划分、公民纳税的基本义务等问题，应当由居于国家根本大法位阶的宪法来规定，这些问题是税法通则不能解决、也解决不好的。如果降格在税法通则中规定，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
二是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税收程序与行政程序有许多共同属性，它基本上可归于行政程序，因此，以征纳程序作为主要内容的税法通则与行政程序法的关系在总体上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税法通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特别行政程序法。目前，世界上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德国、日本采取的排除式，即行政程序法不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但需说明的是，这种适用除外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因为德国税收通则已经将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直接移用过来。另一种是行政程序法补充适用于税收程序活动，这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方式，它考虑了税收程序活动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普通行政程序活动的特殊性，我国的税法通则也应采用这种处理方式。但是，为了使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正当程序制度能够在税收程序中得到适用，就必须将其吸收规定到税法通则中，并于行政程序法同步公布施行，否则即会出现像台湾因在行政程序法之前施行的税捐稽征法排除其适用的情形，从而影响行政程序法应有的功能，并使税收征纳活动缺乏更严格的程序保障规定。
三是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我国现行的税收程序制度主要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实际上扮演着“小税法通则”的角色。制定税法通则时，应认真总结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经验，并将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程序制度上升到税法通则中。日本、韩国都分别制定有税收通则法和国税征收法，前者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要在实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调整好与私法上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关系。我国将来也应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税法通则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即税法通则是有关税收程序问题的基本法、综合法和上位法，税收征管法将缩小和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征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税收征管法、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不得与税法通则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法通则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换言之，将来税法通则应采用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92条、《韩国国税征收法》第2条所规定的相类似的方式，来处理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关于中国税法通则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在实体上，应当规定下列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也属于程序问题）：一是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一般原则，比例原则、实质课税原则、量能课税原则、诚信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等程序与实体共通原则， 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尊重纳税人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等税收程序性原则等；二是税收征管权，税收债务的构成要素，纳税义务的成立、继承和消灭，税收特别措施等；三是征纳行为，包括征税行为的效力、合法要件、成立、生效、变更、撤销、转换、废止、附款等规则；四是法律责任，包括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的法律责任、征税主体违法和纳税主体违法的法律责任、抽象税收行为违法和具体税收行为违法的法律责任、一般税收违法行为和税收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它涉及到税收违法行为的构成、法律责任的形式、税收罚则的适用等。
有关税收活动的程序制度，应当是税法通则规定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内容。在这些程序制度中，一是有关税收管理程序、税收确定程序、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执行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等税收征纳程序制度，它们是程序制度最主要的方面。二是有关税收救济程序。目前，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税法通则中，都有关于税收救济程序内容的规定，体现了对税收活动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体规范的思想。但鉴于我国已制定了专门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税法通则中有关救济程序的规定应当是原则性的，主要是结合税收争议救济的特点，规定一些特别适用的程序保障制度。三是有关税收行政立法程序。征税机关制定税收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抽象税收行为的程序，属于税收程序的范围，并且是征税机关实施税收征管活动的一项重要职能，各种税收法规、规章在税收征纳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规范抽象税收行为，应当在税法通则中就有关税收规范的制定程序作出规定。当然，鉴于我国已制定了《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税法通则中只需就税收规范制定程序中某些特殊事项作出规定，如在税收规范文件的提案、起草、听取意见和评议、公布中，应当更多地吸收广大纳税人参与。四是税收内部程序。主要是征税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上下级或不同级别征税机关之间关系的原则、授权、委托、行政协助）、管辖（如管辖原则、类型、权限争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等。但各国税法通则中涉及的主要是征税机关相互间的关系和管辖，一般不涉及征税机关的设置、实体权限划分、征税经费来源等内容，后者应当由宪法和组织法规定。但考虑到我国组织法并不健全，有关税收征管体制、征税职权等也应在税法通则中规定。
四、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
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是税法通则的基本内容在结构上的安排。立法架构虽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处理好了，不仅有利于税法通则的制定，更有利于其理解与执行。在确定税法通则的立法架构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必须处理好实体与程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少国家的税法通则以征税行为为核心概念构筑，是关于征税权运行的法律。例如，《德国税收通则》除了“第一编总则”是关于税法共同问题的规定，“第二编欠税责法”是关于实体税收债务的规定外，“第三编一般程序规则”的结构为征税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总则）——征税具体行为的一般规定，以下各编则按照专门税收程序（核查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执行程序）——救济程序（行政救济程序、司法救济程序）来安排。可以看出，德国税收通则的制定采用了征税权自我规范的立法思路，其法典呈线性结构。首先规定征税权行使主体，接着是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然后是程序运行结果的征税行为自身的效力，并重点对各专门税收程序（特别税收程序）进行了规定，最后是税收救济程序，遵循了按照主体、征税行为、对征税行为的救济的大陆法系立法结构的一般模式。
不过，各国税法通则中的程序性规定一直是立法的重点，这不仅表现在以程序性规定为基本内容的国家（如日本），就是上述实体内容占有较大比重的国家也是如此。对程序性内容的规定，其立法架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述德国的一般程序规定与专门程序规定即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类型，即在总则中，不分征税行为的种类和程序的阶段，对各种类型税收程序的共同事项作出统一、集中的规定，即关于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如当事人、回避、证据、期限、期日、送达等；在分则中，对专门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如核定与确定程序、检查程序、征收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等。另一种是不区分总则与分则，而是根据征税行为的种类，规定相应的程序。我们认为，中国税法通则在架构立法内容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税法通则应当对税收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共同问题进行全面的规范，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税收通则的立法结构， 按照总则——税收债务——主体——税收程序的一般规定——征税行为——专门税收程序——法律责任为立法主线。第二，在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上，应采用总则与分则相结合的方式，将基本的、共同的税收程序制度集中规定在总则中，可使法典精简密实；而在分则中，可以针对特定征纳行为的特点规定专门程序，使一般性与特殊性得以很好地结合。第三，应考虑与行政程序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关系，但更要结合税收征纳的特点，而不必拘泥于现行规定，即要将反映税收活动规律的科学、正当、有效的原则和制度吸收到法律中，使税法通则在税法体系中具有基本法、综合法的位阶，并成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
五、中国税法通则的立法时机和起草组织安排
我国有关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起草已有很长时间，至1999年初，国家税务总局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稿已经六易其稿，法律框架和主要内容已经基本完成。为履行WTO规则，我国必须尽快建立统一、公开、公平、高效的行政执法制度。在具体把握我国税法通则制定的原则、条件、内容、时机时，应坚持以下要求：
一是以我国加入WTO和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为契机，统筹规划，调整立法思路，不失时机地重新启动我国税法通则的立法调研、法案起草和学术研究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税法通则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应当整合相关资源积极组织实施。
二是进一步加强税收立法理论研究，既要总结梳理我国税法学术研究成果，也要积极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税收立法和税法学理论，提高我国税收立法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三是认真总结我国税收征管法立法和实施的经验，总结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实施情况，并对征税机关制定的大量税收规章等进行整理，对税收征纳实践情况进行调查，以便使制定的税法通则成为符合实际、能够为中国的现实所接受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
四是制定统一的税法通则与制定各单行税收法律齐头并进，分步实施。为了使立法机关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已通过）、行政收费法等法律更好地适应税收活动，应当结合税收征纳实际，同时起草这些法律在税收领域的实施细则。与此同时，还应当配合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及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加紧税法通则的起草、协调、调研工作。其最终目标是在行政程序法颁布实施时，同步公布施行税法通则。即便行政程序法因故搁浅，税法通则在时机成熟时也应当单独颁布，以使在与国民财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税收征纳领域实施统一的程序法律，为纳税人提供公正、公开、合理的程序保障，并可为将来行政程序法典的实施积累经验。[1]
五是改革税法通则草案起草的组织形式，充分吸纳社会各界参与税法通则的制定，使立法过程成为推动中国税法理论研究和税收法治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是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或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职能部门组织起草《税法通则（官方稿）》，可在现行税收基本法（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二是由中国财税法学会这一“民间”学术机构组织起草《税法通则（专家稿）》，可不必拘泥于现行的官方草案，而是在理念、体例、架构和制度设计上体现应有的特色和风格。吸纳民间机构起草基本法性质的税法草案，对于提升理论界对税收立法的参与程度，增强税法的科学性、进步性和公正性，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全民税法意识的提高和税法知识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在现代税收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广泛的行政程序关系为税收程序关系。为了保证制定出来的行政程序法典具有本国特色并能够产生好的法律实效，必须注意大量吸收税收程序法在适用中的经验。
「参考资料
[1]Black‘s Law Dictionary，5th Editio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79，p.233
[2]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
[3]葛克昌。纳税人之程序基本权[J].月旦法学杂志（台湾），2001，（5）。
税收的基本特征篇2
1．兴税抑费，巩固和维护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当前种类繁多的收费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下述特征：一是有专门的征管机关，收费具有较大的强制性、不直接受益性，或者说，具备了“准税收”特征；二是征收范围广泛，收费规模较大，具有较多的缴纳单位和个人，也就是说，其征收基础宽泛；三是收费项目的收入来源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或者说收入来源可靠。
对这一类收费和基金可实行“费改税”，适时开征新的税种取而代之，实现收费改革与完善税制同步推进，从而达到兴税抑费、规范分配的目的。首批改税工作应选择那些收入规模大、来源稳定的项目，而且只改革征收管理方式，不宜改变最终用途，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改革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开征新税种，以税收形式取得相应的发展资金。目前，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三大事业在取得政府财政拨款的同时，其收费种类最多，规模较大，管理较乱，是企业和公民税外负担的主体，且都明显具有税收的特征。 第二，税费归并，尽可能避免税费并举的筹资形式。当前，无论是在同一征收对象还是在筹资内容上，都存在税费同征现象。如，一方面对农业征收农业税，另一方面又征收“三提五统”费，这种税费并存的现象不仅加大了税费征管量，还容易加重农民负担。因此，对这类收费可实行税费归并，统一征管。
以下三类收费可首先归并：一是将养路费、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船舶养护费、船舶监理费、客运附加费、车辆购置附加费、车辆通行费等并入营业税和车船使用税，增加相应税目，并将交通运输营业税税率提高到5％。同时，提高车船使用税税额，由地税机关统一征收。二是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城建管理费、城市维护建设费、挖掘费、供水供电方面的收费、机动车增容费和港口建设费等为筹集城市市政建设资金而开征的各类收费并入城镇建设税。城建税计税依据由现行的按流转税额附加征收改为以销售收入计征，税率设计为市区3％、县城2％、其他1％。三是将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育林基金、更新改造基金、林政保护费等收费和基金并入资源税，实行定额定率征收。
1．改革上述三类收费理由有四：（1）这些收费原来就已构成广大纳税人的负担，具有“准税收”性质，费改税后不会出现加重负担的问题，而且费改税后随着征管的规范，特别是不合理收费的废止，纳税人负担会有所减轻，因而容易被接受。（2）这几类收费规模较大，改税后可使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规模明显扩大。（3）费改税后由税务部门征收，不仅可以降低征收成本，而且便于资金进入财政预算进行管理和使用，减少资金流失和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4）这方面的改革和相关税种的出台已进行了长期研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时机已经成熟。
2．规范管理，适当保留部分规费项目，作为税收分配和财政调节的必要补充。对尚不宜以税代费、并费入税的收费和基金进行认真清理，严格批准程序，加强管理。对部分有特殊用途和意义的收费项目予以保留，予以保留的收费项目必须同时具备如下特点：一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直接征收；二是以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别设施或筹集特殊资金等为前提；三是明显具有特定对象和范围，并非公共需要、联合受益。
依照上述特征，可保留的规费类别主要以事业性收费为主，大致如下：一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府行政许可权收费。二是对自然人和法人特定行为的惩罚性收费。三是审判机关收取的诉讼费。四是按法律、法规进行登记、注册时收取的具有价格补偿特征的登记、注册、证照费。五是具有直接利益交换关系的非义务教育、医疗、殡葬等公益性服务收费和评估、鉴定、、公证、律师等中介服务收费，但是这些收费要退出国家行政机关收费序列，按市场原则定价，并对其切实加强监督管理，收费不得超出范围和标准。
3．正本清源，废止不合理收费项目。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对现行收费进行清理甄别，对以下四类收费应予以取消：一是国家机关依照职能进行正常公共管理和提供普遍性公共服务时，为弥补机关经费不足而收取的管理费和服务费，如治安管理费、市场产品质量检验费、企业管理费等。二是地方政府为筹集建设资金越权出台的各种建设费、附加费、基金等。三是附加在价格上的各种收费、基金，如电话初装费、邮电附加费、电网建设基金等。四是政府部门将职能商业化，借机收取的各类收费，以及只收费不提供服务的项目。五是各种搭车收费、乱收费、乱集资等。
规范政府收入分配机制，一致的认识就是要进行费税改革、清费立税，进而确立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体地位。有关部门认为，推行费税改革主要途径有三：一是以税代费，适时开征新税种；二是规范管理，适度保留部分收费项目；三是正本清源，坚决废止不合理收费项目。
1．兴税抑费，巩固和维护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当前种类繁多的收费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下述特征：一是有专门的征管机关，收费具有较大的强制性、不直接受益性，或者说，具备了“准税收”特征；二是征收范围广泛，收费规模较大，具有较多的缴纳单位和个人，也就是说，其征收基础宽泛；三是收费项目的收入来源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或者说收入来源可靠。
对这一类收费和基金可实行“费改税”，适时开征新的税种取而代之，实现收费改革与完善税制同步推进，从而达到兴税抑费、规范分配的目的。首批改税工作应选择那些收入规模大、来源稳定的项目，而且只改革征收管理方式，不宜改变最终用途，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改革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开征新税种，以税收形式取得相应的发展资金。目前，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三大事业在取得政府财政拨款的同时，其收费种类最多，规模较大，管理较乱，是企业和公民税外负担的主体，且都明显具有税收的特征。 第二，税费归并，尽可能避免税费并举的筹资形式。当前，无论是在同一征收对象还是在筹资内容上，都存在税费同征现象。如，一方面对农业征收农业税，另一方面又征收“三提五统”费，这种税费并存的现象不仅加大了税费征管量，还容易加重农民负担。因此，对这类收费可实行税费归并，统一征管。
以下三类收费可首先归并：一是将养路费、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船舶养护费、船舶监理费、客运附加费、车辆购置附加费、车辆通行费等并入营业税和车船使用税，增加相应税目，并将交通运输营业税税率提高到5％。同时，提高车船使用税税额，由地税机关统一征收。二是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城建管理费、城市维护建设费、挖掘费、供水供电方面的收费、机动车增容费和港口建设费等为筹集城市市政建设资金而开征的各类收费并入城镇建设税。城建税计税依据由现行的按流转税额附加征收改为以销售收入计征，税率设计为市区3％、县城2％、其他1％。三是将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育林基金、更新改造基金、林政保护费等收费和基金并入资源税，实行定额定率征收。
1．改革上述三类收费理由有四：（1）这些收费原来就已构成广大纳税人的负担，具有“准税收”性质，费改税后不会出现加重负担的问题，而且费改税后随着征管的规范，特别是不合理收费的废止，纳税人负担会有所减轻，因而容易被接受。（2）这几类收费规模较大，改税后可使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规模明显扩大。（3）费改税后由税务部门征收，不仅可以降低征收成本，而且便于资金进入财政预算进行管理和使用，减少资金流失和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4）这方面的改革和相关税种的出台已进行了长期研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时机已经成熟。
2．规范管理，适当保留部分规费项目，作为税收分配和财政调节的必要补充。对尚不宜以税代费、并费入税的收费和基金进行认真清理，严格批准程序，加强管理。对部分有特殊用途和意义的收费项目予以保留，予以保留的收费项目必须同时具备如下特点：一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直接征收；二是以提供特定服务和特别设施或筹集特殊资金等为前提；三是明显具有特定对象和范围，并非公共需要、联合受益。
依照上述特征，可保留的规费类别主要以事业性收费为主，大致如下：一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府行政许可权收费。二是对自然人和法人特定行为的惩罚性收费。三是审判机关收取的诉讼费。四是按法律、法规进行登记、注册时收取的具有价格补偿特征的登记、注册、证照费。五是具有直接利益交换关系的非义务教育、医疗、殡葬等公益性服务收费和评估、鉴定、、公证、律师等中介服务收费，但是这些收费要退出国家行政机关收费序列，按市场原则定价，并对其切实加强监督管理，收费不得超出范围和标准。
税收的基本特征篇3
各国的土地税制，是一个包括许多税种的复杂体系，既有中央税，也有地方税；既有财产税，也有所得税；既有个人税，也有法人税。此外，还与遗产税、继承税、赠与税相联系。总的来说，各国的土地税制是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制度。土地包括农业用地、住宅用地、经营用地、林地等。各国的土地税制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土地保有课税；（2）土地有偿转移和增值课税；（3）土地取得和无偿转移课税。
一、土地保育课制的国际比较
土地保有税是一定时期或一定时点上对个人或法人所拥有的土地资源课征的税。课征土地保有税的目的在于平抑地价上涨，确保土地保有的负担公平，降低土地作为资产保有的有利性。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对土地保有课税的范围、税种设置、计税依据、税率设计以及征收管理等，差别很大，特别是许多国家的土地税是作为地方税税种，即使在一国之内，各地方之间也不一样。
（一）课税范围
各国对土地税的课税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1）广义的土地税，把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均包括在土地税之内。（2）狭义的土地税，只是单指对土地的课税。
（二）税种设置
各国对土地保有课税的税种设置，基本上可分为两种情况：
1．合并在其他财产税中征收
由于土地与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都属于财产的存量，目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这些财产合并在一个税种中征收，合并征收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并在一般财产税内征收，一般财产税是对有选择的几类财产综合课征的一种税。如美国、新加坡等的一般财产税，把土地等不动产和动产合并征收。
（2）合并在不动产税内征收。由于土地是一种主要的不动产，如加拿大、法国、英国、荷兰等，都把土地归入不动产税内征收。加拿大不动产税的税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土地，另一部分是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法国不动产税的征收对象分为已建筑土地税和未建筑土地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差饷税相当于不动产税，对拥有土地、房屋、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的所有人课征。
（3）合并在财产净值税内征收。财产净值税的课税对象是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的净值。财产净值是从财产总额中扣除纳税人债务后的余额。印度、挪威、秘鲁、墨西哥等国，都把土地合并在财产净值税中征收。
（4）合并在房地产税中征收。房地产税是土地税和房屋税的总称。因为房屋往往附着于土地之上，密不可分，有些国家和地区将土地与房屋合并在房地产税中征收，如泰国对房屋及其占用的土地征收房地产税；巴西对城镇土地连同上面的房屋建筑物征收城市房地产税。
（5）合并在其他税种中征收。日本的土地保有税由地价税、固定资产税、城市规划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等4个税种组成，其中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2个税种是对土地与其他不动产合并征收的税种。固定资产税，是把土地、房屋及折旧资产等固定资产作为课税对象，其中土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城市规划税是为了确保城市、特别是城市规划事业所需资金而课征的税。课税对象是位于被指定为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市街化区域内的土地和房屋。法定纳税人是此类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者。城市规划税与其他土地保有税的区别在于，它是专门用于城市规划事业或土地规划整理事业开支的目的税。而固定资产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则属于普通税。
2．单独设置土地保有税税种，分别课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把土地保有单列税种征收的国家和地区大约有30个，所用税种名称也多种多样。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巴西，一直征收土地税，包括对农业土地征收的农村土地税，对城市土地及房屋建筑物征收的城市财产税。印度的州政府对农业耕地征收土地税。我国台湾地区有地价税，还有荒地税、空地税、不在地主税（即土地所有人离开土地所在地达到一定期限），这些税都是带惩罚性质的特殊性土地税，都是以地价税为基础加增若干倍征收的，而非经常性的土地税。泰国对所有土地征收地方发展税。韩国征收综合土地税。新西兰的土地税，是对非农业用地征收，由土地所有者缴纳。日本的土地保有税税种，除合并在其他税种中征收的固定资产税和都市规划税外，还有单列税种征收的地价税（国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地方税）。
（三）计税依据
各国土地税的计税依据，基本上可以分为从量计征和从价计征两种。
从量计征的土地税，是按土地的面积、土地生产物的产量课征。这种从量计征的土地税，因为计征简便，税额确实，在古代曾被普遍采用。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级差地租的扩大，如果再按土地面积或生产物的产量征收，不但有失公平，且不合理。所以，近代各国已少采用，以从价计征取而代之。
从价计征的土地税，是以土地的价值或价格为课税标准所课征的土地税。1873年首先由加拿大始征，后来各国相继仿行。从价计征的关键是土地的计价。各国的土地计价方法不尽相同，大多数国家是根据土地的估价课征，也有少数国家按年度租金价值课征。美国的土地税一般是根据专门机构确定的“估定价”为标准课征。德国的应税财产价值也是根据“估价法”确定。瑞典财产净值税中土地等不动产的净值由官方评估确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估价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包括每年公告一次的“公告现值”和每3年公告一次的“公告地价”，税务机关按“公告现值”征收土地增值税，按“公告地价”征收地价税。日本作为国税征收的“地价税”，对土地的价额是以征税期的“时价”计算的。作为市町村征收的“特别土地保有税”（保有部分）的课税标准为该土地的取得价格。
（四）税率设计
各国土地税税率的形式较多，总的来说，有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有少数国家对农业土地实行从量定额课征。
美国、德国、日本等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对土地课税一般采用比例税率。美国的税率由各地方政府逐年自行规定。德国对个人和公司分别适用0．5％和0.6％的比例税率。日本的地价税税率为0．3％，特别土地保有税税率为1．4％。新西兰的土地税税率为2％。
许多国家和地区，根据以下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税率：
1．根据土地用途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不同用途的土地采用不同税率，农业用地低于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低于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低于营业用地，宗教、社会福利、教育、体育用地低于其他用途的土地。如我国台湾地区地价税税率，分为一般税率和优惠税率两种，对限额内的自用地、工业用地、公共设施保留地和公有土地均实行优惠税率。公共设施保留地税率为1％，公有土地税率为1．5％。菲律宾、牙买加、利比里亚等国，也按土地的不同用途采用不同税率。
2．根据土地所处地理位置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美国包括土地在内的一般财产税的税率，各州都不一样，一般在3％-10％之间。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等地的税率比其他地区要高。丹麦依土地位置的不同，将税率定为l％——5．5％，首都哥本哈根的税率最高。
3．根据土地开发程度不同，采用不同税率。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不动产税税率，原则上是17％，新开辟地区为11％，但对供应不过滤水的地区为16％，无水道的地区为15％，新开辟区为9％。新加坡为了适应经济开发政策的需要，原将全国地区分为发达地区、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3类，采用不同的税率，分别为36％、18％和12％。从1984年起修改为全国23％的统一税率。
4．对空地或闲置土地，采用较高税率。
如日本对闲置土地的所有人征收特别土地保有税。奥地利征收闲置土地价值税。我国台湾地区对私有空地（所谓空地是指已完成道路、排水及电力设施，而仍未依规定建筑，或虽已建筑但建筑改良物价值不及所占基地申报地价15％的土地）按该宗土地地价税的3——5倍征收。对空地或闲置土地课征较高税率，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税多数采用累进税率，这主要是因为累进税率对限制私人占有土地数量有重要意义，在土地公有情况下，可防止土地盲目占用和浪费土地资源，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如巴西的农村土地税实行22个级次（从0．2％——3．5％不等）的累进税率。泰国的土地发展税税率按土地中间价值大小，课以一定税额，分34个级次。我国台湾地区的地价税税率，按地价总额和土地用途不同，分别适用基本税率、累进税率和特别税率：凡地价总额未超过累进起点地价的，适用10％的基本税率；超过累进起点地价的，按超倍累进税率征收；对某些用途的土地如名胜古迹占地，适用10％的特别税率。韩国综合土地税税率比较复杂，分为一般税率、特别税率和个别税率3类：一般税率适用于法律规定的作为一般课税对象的土地，一般税率和特别税率都设有9个级别，最低级次的税率分别为0．2％和0．3％，最高级次的税率分别为5％和2％；个别税率的应税土地为旱田、水田、果园和森林，税率为0．1％；工厂厂址、牧场、电力公司用地、土地开发公司出售、出租的土地，税率为0．3%；高尔夫球场、别墅、娱乐用高档设施用地的税率为0．5%。
（五）征收管理
土地课税的征收管理权限，多数国家归地方政府，只有少数国家的少数税种作为中央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土地课税由于作为课税对象的土地其位置固定不变，不会发生税基的地区转移，而且税源分散和纳税面宽等特点，由地方征管便于掌握和控制税源。所以许多实行分税制的国家，都把土地课税归入地方税体系。如美国，土地课税是财产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财产税则是美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把直接涉及土地课税的税种划归地方税体系。日本现行土地税制，除1992年1月1日起开征的地价税属于国税，由国税局负责征收外，其余有关土地保有税种的收入分别归道府县和市町村地方预算，属于道府县的有固定资产税和不动产取得税，属于市町村的有特别土地保有税、都市规划税，土地税在日本地方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巴西涉及土地的征税，实行联邦、州和市3级划分税种分别征收的体制，3级政府都有相应的征收管理权限：土地税（农村土地）归联邦政府征收，收入的80％归当地政府；动产税（城市土地）归市政府征收；不动产转让税归州政府征收。
二、土地有偿转移和增值课税的国际比较
对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增值额课征的税，称作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可分为土地有偿转让增值和土地定期增值两种。前者是土地买卖或交易时的价格超过其原来入账时价格的增值部分；后者是指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土地因地价上涨而形成的增值部分。在土地的增值中，有一部分是土地的自然增值（指这部分土地增值并非是土地所有者私人劳动或投资得到的，而完全是由于社会发展、土地需求的增长而形成的），这部分增值有人主张应该全部归公，以体现财富的公平分配，并限制土地投机，抑制土地兼并。土地是一种资本资产，对资本资产的增值所课征的税，实质上是属于资本利得税的范畴。
（一）课税范围
土地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包括对土地及建筑物增值的课税，如我国现行的土地增值税和意大利的不动产增值税。另一种是只对土地的增值课税，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增值税和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是土地的增值额，一般包括土地转让时发生的增值额和土地非转移定期发生的涨价形成的增值额。德国、英国、日本原先实行过的土地增值税，对以上两种情况下的增值都课税。意大利现行的不动产增值税的课税对象，也包括这两个部分的增值额。我国和日本等国的现行土地增值税只对土地转移时发生的增值课税。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只对纳税人拥有的闲置土地或非营业用地的增值征税。在日本，对个人和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分别课征：对个人的土地转让收入课征的税种，由个人所得税、个人事业税和个人居民税3个税种构成；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税，由法人税、法人事业税和法人居民税3个税种构成。
（二）课征方式
许多国家对土地转让或定期增值的收入，同其他收入一样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的课税方式，可分为两种：
1．综合征收。就是把土地增值收入归并到一般财产收益中，统一征收所得税。美国、英国等国的土地转让收入并入个人或法人的综合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加拿大将土地转让收入的四分之三计入所得，进行综合征税。法国对持有期只有2年以内的短期土地转让收入与其他收入一起合并征税；超过5年的长期土地转让收入用五分五乘方式征税。
2．单独征收。就是把土地增值收入从所得税中分离出来，单独课征。日本对个人的土地转让收入的课税，核心是单独计算，分离课税，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在1991年以前，是并入法人的全部事业年度收入课征普通法人税的，在1991年的土地税制改革中，进一步强化了对法人土地转让收入的课征，对超短期土地转让收入按67．5％的税率实行分离课税，不再与其他法人税综合计算，从而使法人企业在其他收入出现赤字时，无法用土地转让收入予以弥补。德国、意大利两国，除非投机买卖，原则上不征税。
（三）计税基础
土地增值税的计税基础是土地的增值额。土地有偿转移的增值额是土地的售价减去其原价（原来购入价或取得使用权的支付价）和各项成本费用以后的余额。我国台湾地区以每年政府公布一次的“土地公告现值”为计税基础，纳税人按公告现值的80％——120％申报纳税。对不发生转移的土地，定期估价一次，按增加价值课税，允许扣除为增值而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
（四）税率设计
土地增值税的税率，基本上分为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两种。
1．比例税率。
韩国的土地超额增值税，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日本、法国等对土地转让收入的税率，因土地持有期长短而设计高低不同的差另比例税率，土地持有期长的实行轻税率，短的实行高税率。如日本，对个人的土地转让，分为长期转让、短期转让和超短期转让3种，“长期转让”是指自获得土地所有权至出让土地的时间超过5年的；“短期转让”是指持有的时间2一5年的；“超短期转让”是指土地拥有期在2年以下的。对这3种长短不同转让收入分别实行10％——20%、40％和50％的不同税率，以抑制土地投机，合理分配土地的增值。日本对法人土地转让收入除征收普通法人税外，另征附加税，如从1973年起，对法人的土地转让收入，在普通法人税以外，对拥有期在5年以下的短期转让收入，加征20％的法人税。1987年规定，对土地拥有期2年以下的超短期土地转让收入，加征10％——30％的附加税。1991年，对5年以上的长期转让收入，也实行了加征10％的附加税制度。
2．累进税率。
有些国家和地区按照土地价格增长幅度采用累进税率征收。当土地转移时，不论土地面积大小，涨价数额多少，一律以超过原价倍数累进课征。如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土地增值税税率，按土地涨价倍数实行3级超额累，进税率，具体计算为：土地涨价总额超过原规。定地价或前次转移时申报现值但未达100％者，就其涨价总额按税率40％征收；超过100％而未达200%者，就其超过部分按50％的税率征收；超过200％以上者，就其超过部分按60％的税率征收。在计征土地增值税时，对以前转移时申报的土地现值，都按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以体现税负公平。意大利的不动产增值税是将房地产从买入到转让时的价格上涨部分作为征税对象，按照价格增长幅度采用累进税制，按3％——30％的税率征收。价格上涨部分是指地价超过基准价格的部分（具体征税标准和税率见表1）。
表1：
─────────────────────┬───────────────
│
征税标准
│
税率
│
├─────────────────────┼───────────────┤
│
20%部分
│
3%——5%
│
│
20%——50%部分
│
5%——10%
│
│超过基
50%——100%部分
│
10%——15%
│
│准价格
100%——150%部分
│
15%——20%
│
│
150%——200%部分
│
20——25%
│
│
200%以上部分
│
25%——30%
│
─────────────────────┴───────────────
三、土地取得和无偿转移课税的国际比较
土地取得税是对个人或法人在通过购买、接受赠与或继承财产等方式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分为因购买、交换等有偿转移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和因接受赠与或继承遗产等元偿转移取得土地时课征的税两种情况。
（一）有偿转移取得土地时的课税
韩国对购置不动产所取得的土地设立不动产购置税，按所购项目价值2％的标准税率课征，或按购置不动产的年度分期付款额的比例征收。
日本的土地取得税制除了赠与税和继承税外，还有不动产取得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取得部分）。不动产取得税是由都道府县对取得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的个人和法人课征的税，不论有偿、无偿包括买卖、交换、赠与、捐赠、实物出资、填地等原始取得或继承取得的土地与房屋，都是不动产取得税的征税对象。土地取得税的免征点是10万日元，征税标准是购买时的价格，标准税率为4％。学校、特定医疗法人、道路等一定用途购置的土地不征税。特别土地保有税（取得部分）由市町村征收，目的是抑制土地投机性取得和促进已取得土地的有效利用，内容包括保有课税和取得课税两个部分。
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都设有“登记许可税”，在土地所有权转移书立登记凭证时，按土地的转让价格计算纳税。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土地等不动产在产权发生转移变动时，就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不动产取得人征收契税或印花税。契税和印花税表面上是对契约征税，实际上是对不动产取得者课征的税收。
（二）无偿转移取得土地时的课税
对土地等财产无偿转移时课征的税，称为财产转移税，包括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与税。广义的遗产税包括对财产继承者继承的财产课征的税和对死者遗留的财产课征的税。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课征的税，是遗产税的补充税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配合方式，各国的做法不同，包括两个税种课征制度的配合和两个税种税率的配合
1．两个税种课征制度的配合。国际上通常有3种方式：（1）单一税制，即在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与税3种税中，只设立其中一个税种，如新加坡、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在财产转让税制中只有一个遗产税，而没有继承税和赠与税；英国是将一部分生前赠与财产归入遗产额中课征遗产税，不单设赠与税；伊朗、冰岛、马来西亚只设继承税，未征收赠与税；加纳，秘鲁只征收赠与税，不征收遗产税。（2）分设两税，并行征收，这种方式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如美国既征遗产税同时又征赠与税；日本、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均实行继承税和赠与税相结合的制度。（3）分设两税，交叉合并课征，即对生前赠与财产除按年或按次课征赠与税外，在财产所有人死亡后，均将生前赠与总额（或受赠总额）并入遗产总额（或继承总额）中一并课税，原先已纳的赠与税额准予扣除，如意大利、新西兰等采用这种方式。
2．税率的配合方式，有两税分设税率和两税合一税率两种做法，如美国联邦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英国的遗产继承税，从1988——1989年度起，税率由超额累进税率改为统一的比例税率；德国按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赠与人与被赠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设计税率，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日本对继承税和赠与税分别设计税率表，都采用超额累进税率。
主要参考资料：
（1）尾崎护（日）《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税制》（中国税务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
（2）孙执中主编《战后日本税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3）《税务研究》1998年1——12期。
税收的基本特征篇4
【关键词】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名称；适用范围
自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一税一法律（法规）”的税法体系，这种税法体系对于保障我国税收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过于松散、过于繁杂的税法体系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以避免当前税法体系本身弊端给税收事业继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显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因此，为了税收基本法能够尽快出台，应迅速在税收基本法的名牌、适用范围、立法模式及与其它税收法律规范的关系上形成共识。税收基本法应当使用基本法的名称而非税收通则或税收通则法的名称；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及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我国应该立足现实国情，兼收并蓄，合理选择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税收基本法优先于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
一、关于税收基本法名称
目前关于税收基本法的名称问题，观点集中分为两派，一种观点主张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持此种观点的人目前仍居于多数；一种观点主张使用“税法通则”的名称，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是少数，但影响较大，且赞成的人呈增长趋势。其主要理由：一是认为税收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容易产生歧义，二是认为税收基本法影响了该法的正确定位；三是认为税收基本法不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笔者赞成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理由主要有如下四条。
（一）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是其功能定位决定的
一般认为，税收基本法是税收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税收法律，在我国法律体系内，效力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渊源是法律，法律又可区分为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而法律地位和效力又仅低于宪法，起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税收法律，只能使用“税收基本法”名称，才能将其与其它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税收法律相互区别开来。
（二）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是其立法目的决定的
虽然学界对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有不同观点，但对于税收基本法是税收的一般性规范,它是税法领域内的“宪法性法律”，又称“税收母法”（有少数学者对“税收母法”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比较一致地主张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以增强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完整系统性和内容上的有机联系性；同时，学界对税收基本法应当对税收的基本制度做出规定，对税收的共同问题进行规范，即规定税收的立法原则、税务管理机构及其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及管理权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多数人主张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以解决我国税收宪法性规定，而税收立宪因程序和时机等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这是我国学者一致主张制定税收基本法的共同目的。从此立法目的来看，只有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的，才能维护税收基本法权威，才能处理好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真正实现增强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完整系统性，内容上的有机联系性，为实现税收立宪奠定基础。
（三）采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能规范法律名称的使用
主张使用“税法通则”或“税收通则法”名称的人认为，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会导致法律名称使用的混乱，税收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容易产生歧义，不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将引发金融、海关、农业、环保、卫生等领域都制定相应的基本法，从而破坏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和统一。
与反对使用“税收基本法”名称的人的观点恰恰相反，笔者认为使用“税收基本法”的名称，不仅不会导致法律名称使用的混乱，反而能规范法律名称的使用。第一，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使用“基本法”名称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两部基本法都是由全国人大按普通立法程序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也将由全国人大按普通立法程序制定，从其功能定位而言，税收基本法也称“税收宪法”，也是一部宪法性法律，与其它单行税法之间的关系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既有先例在前，为何不可使用“基本法”的名称；第二，使用“通则”名称的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它与其它民事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别法的关系。从法理学的角度而言，当一般法与特别法冲突时，适用特别法优先的原则，如果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使用“税法通则”或“税收通则法”的名称，则恰恰将该法与其它单行税法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这岂不与制定税收基本法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维护税法体系的完整系统性，解决各单行税法、法规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导致税法体系效率不高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第三，按照立法学的原理，基本法与法律本来就是不同等级的法律，前者由全国人大通过，后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最后，如果其他法律部门如“金融、海关、农业、环保、卫生等领域都制定相应的基本法”，则不仅会使我国各个法律部门更加规范、更加科学，还会更有利于“国家法律体系的协调和统一”。
二、关于税收基本法的适用范围
与税收基本法名称问题上的分歧一样，关于税收基本法适用范围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税收基本法仅适用于那些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另一种主张税收基本法不仅适用于那些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还应适用于那些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
笔者认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在法律上明确为“税”的税种及其相关活动。但对于那些名费实税的费用及基金是否适用不能一概而论。从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税收效率、实质课税等原则出发，将税收基本法适用于那些名费实税的费用及基金，有利于加强对各种费用及基金的清理和规范，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减轻市场主体税负，实现税收公平，同时实现名费实税的费用和基金的征缴由原来的各种收费主体及代收代缴人征缴的体制改为由税务系统按征税程序进行征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滋生的土壤，改善国家形象。因此，笔者主张那些名费实税的各种费用、基金的征收活动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但在税收基本法中应明确名费实税的判断标准，以准确判断哪些费用和基金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判断标准的费用和基金的征收管理，仍应当按照职能和管理机关的不同适用不同法律法规进行征收管理。
关于名费实税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条：一是要普遍征收，二是要具备无偿性，三是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只要符合这三条，无论其是否具备法律上的“税”的名称，均应当适用税收基本法；否则，即不属于实质的税，而是属于各种收费，仍应按收费进行管理。
三、关于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
世界上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式”税收基本法、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较发达式”税收基本法。我国学者在税收基本法的立法模式上也相应地有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模式是以德国为代表“发达式”税收基本法，其代表是德国1976年颁布的《税收通则》。“发达式”税收基本法篇幅宏大、结构复杂；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民法、经济法、刑法、刑诉法、民诉法、法院法及组织法等，不仅注重程度方面的规定，并且具体细腻，无须另外配套立法即可实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典型的“法典法”；立法技术上讲究法律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体例结构、条文设置、立法内容的排列次序、概念术语运用都有较高的技术要求。
第二种模式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其典型是俄罗斯1991年《联邦税法体制基础法》。“发展式”税收基本法篇幅短小、结构简单，采用的是章、条、款的简单结构；内容相对较窄,规定比较原则性，且不太注重程序,在实施中必须依赖于其他配套立法。但其优点是比较灵活,可根据经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而随时不断修改完善；立法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条文之间的逻辑要求不甚严格，起草制定修改比较方便。
第三种模式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较发达式”的税收基本法，其典型是日本在1987年颁布的《国税通则法》和韩国在1984年颁布的《国税基本法》。“较发达式”的税收基本法在体例结构上的设计与德国有许多相近之处，如立法内容的排列顺序，对程序性规定的重视，操作性比较强等。但较之德国税收基本法，日、韩两国的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规模要小得多。
笔者认为，我国在制定税收基本法时，不要刻意去模仿或照搬哪一种模式。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税收基本法上缺乏经验，但同时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因此上述三种立法模式均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事实上,立法的分类并无绝对的标准。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应是民族特色和国际标准的有机结合，即我国应该立足现实国情，兼收并蓄，首先要向俄罗斯等国的“发展”式税收基本法学习，因为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尚不富裕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此，其税收基本法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如果脱离了这个现实国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也要注意“发达”式税收基本法的科学性，将之视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发展方向,并借鉴一些能为我国现实国情所接受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以利于我国税收基本法与国际标准的真正接轨。
四、关于税收基本法与税收征管法的关系
在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上，学界仍然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认为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一种认为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两种观点的实质区别，在于税收基本法与单行税法发生冲突时，谁将得到优先适用的问题。笔者认为，今后我国的税法体系应当是由宪法、税收基本法、税收单行法、税收单行行政法规、税收规章五个层次组成。宪法是第一层次，是所有其它税收法律法规的上位法；税收基本法是第二层次，与宪法之外的其它税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而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税收基本法与以下三个层次之间在内在关系上是不能分割的、不能有空隙的；也不能是矛盾的或抵触的。分析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都必须遵循前述的这一基本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税收基本法与其它单行税法的关系。
日本、韩国都分别制定有税收通则法和国税征收法，前者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要在实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时，调整好与私法上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税收程序制度，主要规定在税收征管法中,税收征管法实际上扮演着“小税收基本法”的角色。制定税收基本法时，应认真总结税收征管法实施的经验，吸收其中行之有效的基本程序制度并上升到税收基本法中。但在税收基本法制定后，税收征管法应缩小并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征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因而税收征管法在税法体系中处于第三层次，与税收基本法之间是单行法与基本法、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因此税收征管法、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都不得与税收基本法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收基本法优先于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实体税法中有关特定程序问题的规定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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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基本特征篇5
世界各国按不同政体，大致可分为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两类。由于各国具体情况千差万别， 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历史传统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各异，其财权集中与分散的程度亦不尽相同，地方政府治税理财的方式也是各具特色。我国市场经济建立， 分税制模式都取自于美国、日本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下面就美、日、 中地方税制作一比较分析。
一、美国地方税制及其特点
1、美国的地方税制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美国宪法把美国政府分为联邦、州、地方三个级别。与三级政府相适应， 税收也实行三级管理。各级政府都有明确的事权和独立的征税权。其基本特点是：
第一、税种上划分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 自成体系，各级政府都有 “当家”税种， 主要税种同源分享。联邦税收体系以个人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三大直接税为主体，辅之以消费税、遗产和赠与税、关税；州政府的税收体系是以销售税、总收入税为主，辅之以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消费税、 遗产税以及其他税种；地方政府的税收体系以财产税为主体，辅之以销售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以及规费。 州政府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流转额征收，占州政府的58.3%。这种税直接对工商企业的商品或劳务的生产和销售流转额征收， 其优点是州政府可用较低的名义税率和保证费用得到大量收入，征管效应强，为州政府提供了稳定的税源。由于固定资产代表一种相当长远的资本投资形式， 因而能成为地方政府一个丰富的税源，所以财产税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比重达75.98%。上述三级税收体系表明， 美国各级政府之间划分税种并不是绝对的， 一些主要税种由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源，采用税率分享的办法划分收入，这是美国分税制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三级政府同时开征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薪工税、 销售税、消费税等；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开征的税? 钟幸挪驮胨埃?nbsp;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开征的税种有财产税。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税收入（州和地方政府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大致保持在40%左右。
第二，税收高度分散， 地方政府独立行使归属于本级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 主要体现在：①联邦、 州和地方三级议会都可以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税收制度。联邦税收由联邦自己立法和执行；州税收由州政府立法；地方税收由地方政府立法。 这就使得美国形成了统一的联邦税收制度和有差别的州及地方税收制度并存的格局。 ②各州和地方的税收政策差异甚大。例如，在50个州中有7个州根本不课征个人所得税，即使在同一个州内，税权也不统一。在纽约州， 纽约市课征个人所得税，而州内的其他小镇则不课征；销售税是州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平均占州政府收入的30%以上，但具体到各州却又不同，有的高达40%以上，有的只占8%左右；房地产税全国各地不仅税率高低悬殊， 且估价方法也不一样。③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各有一套税务征管机构，征管方式也各具特色。联邦财政部设国内收入局，其机构分布全美各地征收联邦税收；各个州、各个城镇、市区等地方政府也设自己的征管机构，征收各自的税收。这样，一个纳税人经常同时向几个税务机构交税。 各州的征管方式也不同， 有些州委托联邦国内税务局个人所得税， 有些州由州税务局代地方征个人? 盟昂凸舅盟埃褂械氖侵莺偷胤椒终鳌?nbsp;
第三、 多样化的共享税源协调方式和自上而下的补助制度。为协调好三级政府同复杂的税源共享关系， 美国主要通过税款、税种补征、税收扣除、税收抵免、税收免征等方法来加以调整； 为弥补州和地方政府用本级税收收入冲抵本级支出的不足， 美国实行自上而下的补助金制，即联邦对州和地方发放的联邦补助金， 以及州对地方政府发放的州补助金。
二、日本的地方税制及其特点
日本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 地方行政区分为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 日本税收也分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管理，但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较小，其特点是：
第一、税种划分为国税、都道府县税种和市町村税，每一级政府都以两种税为主体税种。 日本地方税分为都道府县税和市町村税两部分。 中央与地方税划分由国会负责，地方税的划分原则是以事权划分为基础，以受益原则为依据，各项税种之间上下兼顾。按现行税制结构，日本共有59种税，其中属于都道府县税的有15种， 属于市町村税的有17种。 各级政府的税收体系均采取双主体结构。国税以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为主体，都道府县税以居民税和事业税为主体；市町村税以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为主体。究其原因， 是这几种税受外在因素影响较小，收入稳定， 能基本保证各级政府的主要支出需要，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格局基本呈三分之二与三分之一的比例。
第二、税法由国会制订， 内阁为实施税法而制定政令， 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等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政令制订条例。日本在税收管理体制上，偏重于中央集权， 税收立法权都归国会，各税法都要经过国会批准， 地方有独立管理地方税种的权力，但要受国家制定的《地方税法》的限制，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种原则上只限于《地方税法》中所列的法定税种。不过地方政府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时，可以在法定税种以外开设普通税，但该税的开征和调整必须经过地方议会讨论通过， 并经中央政府批准。地方税的大部分税所实行的正常税率（标准税率）都由地方税法规定，但是对一些特定的税种， 如都道府县税中的事业税、汽车税， 市町村税中的居民税和固定资产税等税种，都规定了税率的上限。还有一些地方税有全国统一的法定税率，地方不得自行改变， 比如车辆购置税、煤气税、事业所得税等就属这种情况。此外， 地方税中还有一些税种，法律上没有规定其税率，由地方自行决定，如法定以外普通税等。
在税收征管上， 日本的税务机构分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三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税务机构， 各自征收本级政府的税收。
第三、独特的税收调整制度。在日本， 税收虽然大部分由中央政府征收，但大部分收入都由地方政府使用。为此，日本有一套独特的税收再调整制度， 以弥补地方税收收入的不足。该制度由国家下拨税、 国家让与税和国库支出金三种形式构成。
三、我国地方税制及特点
九四年实行分税制以来， 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我国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政权分为中央、省、市（县）三级管理，中央税、 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 以保证中央调控经济的需要。税收实行分级征管， 中央税和共享税由中央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共享税分享部分， 由中央税务机构直接划入地方金库，地方税由地方税务机构负责征收。
第一、比较彻底的划分税种办法，主要税种归中央，零星税源归地方。建立中央与地方两大税务体系。 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 各保险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收入（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外贸企业出口退税，除1993年地方已经负担20%部分列入地方上交中央基数外， 以后发生的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 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上述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交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 各保险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耕地占用税、 契税、遗产税和赠予税、土地增值税、 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等。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 资源税按不同的资源品种划分， 陆地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 证券交易税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
第二、税收高度集中，地方机动权力较小。
我国税收立法权比较集中，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传统的体制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也难以完全扭转。中央税、 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调整经济的需要。 无论是中央返还共享的地方税部分，还是税收法律和主要政策包括开征权、 征税范围等，均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 具体条例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订。地方政府只能按国家的税收政策及法令执行。但地方也有一定机动权。比如车船税、房产税的开征、停征由省人民政府决定。 部分地方税种的减免按一定权限报省级税务机关审批。
第三、组织机构。九四年实行分税制以来， 设置了中央税务系统，即省市县设有国家税务局， 实行垂直人员及垂直经费的管理， 负责中央部分税收收入及共享税的收入；设有地方税务系统， 实行人员垂直管理及经费的横向管理，负担地方税的收入。
三、几个国家税制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的地方税制也各有千秋。从这些国家地方税制的比较研究中， 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从税制的总体结构看， 上述几个国家都注意了地方税制在整个税制中的重要地位。 国外地方税制主要从效率与受益的角度考虑，税收管理级次划分清楚、 简明，注意把各级政府的责、权、利有机结合起来，即以税收自身特征与性质来划分各级政府的税源， 每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税收，以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确定税收收入分配的份额。各地的公共需求由地方政府提供， 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地方税收紧密相联系。 这样既体现了税收管理的科学性， 又能充分调动政府治税理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地方税具有以下特征：①收入稳定。各级政府都有“当家税种”， 地方税收收入不随景气变化而上下大幅度波动，具有相当固定收入来源。 ②增长灵活。地方税收可随着本地区人口、 所得的增加或通货膨胀而相应增长。我国地方税尤重第三产业， 经济发展要求第三产业结构比例上升，地方税增长前景广阔。 ③税负公平。税收中性要求：富者多缴税， 穷者少缴或不缴，体现受益原则。我国个人所得税比重日益增大， 是地方税潜力很大的税种，公平原则突出， 关键在于如何管理执行。④稽征方便。 地方税的建制考虑了地方政政府的税收行政能力及课征技术，体现了税法严肃性。
2、从地方税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来看， 充分考虑了不同税种的性质与功能。 并兼顾了地方税收入规模的需求。一般以这样几条原则为依据：一是效率原则， 以组织税收收入的效率之高低为依据，如财产税、 土地税被划分地方税，因为地方政府对当地情况较为了解， 便于征收管理，且征收成本较低；二是充裕原则， 助以税基为特点。凡税基、税源只涉及地区范围的税种划归地方，税基不能流动或难以流动的税种也归地方； 三是适应原则。即以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为依据。 划入地方税的一般都是对经济发展较小， 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税种。
在地方税的划分方法上，大体有三种形式。 ①彻底的税种划分，划清中央和地方税，互不干扰。 如日本属此类型。②含共享税划分。 将部分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如我国增值税，征收由中央税局负责， 分配上中央与地方各占50%。③税率分享。就是对税源采取比例分配方式。美国采取的就是这一办法。
3、从地方税的税种结构上看，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主要税收来源一般均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要税种； 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地方税收来源主要为流转税及个人所得税为主。随着经济发展， 第三产业及个人所得税收入将越来越成为地方税收来源。
4、从税收管理权限上看， 绝大部分国家税收管理级次划分都保持和政权级次相一致， 但集权与分权程度相异。各国一般都是通过宪法、 财政法或地方财政法、地方税法等，明确规定地方政府的职责， 在此基础上，按事权定财权，以税种划分为基础， 确定各级政权的征税权。不论政体如何不同， 征税权相对集中于中央是各国的共同特点，中央掌握重要税种的立法权、 解释权、开征停征权等。 但在集权与分权程度及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别，概括起来， 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分权模式， 即地方税的管理权限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税收立法权和其他各项管理权限；第二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模式， 国家全部税收，包括地方税的全部立法权、解释权均属于中央， 地方政府只负责日常征收管理； 第三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央与地方适度分权的模式。 地方税法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归中央，但地方有较大的机动权， 如税目税率调整权、税种开征停征权，以及减税权等。
在税收征管方面， 各国都设立了一套或三套税收征管机构，有相对独立的地方税务机构， 实行垂直领导与同级领导相结合，各级政府各自征收自己的税收， 互不交叉。
税收的基本特征篇6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国初步建立了以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股票交易印花税为主体的金融税制框架。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现行金融税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按照公平税负，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要求，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税收法律制度，是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法治建设十分迫切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金融税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金融税负偏重，不利于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 在多年的税制改革中，我国一直奉行的指导思想是把金融业视为营利方便的高盈利服务行业，实行高税负政策，所以，作为主体税种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税负均高于国外金融业和国内其他行业的税负。过高的税负，既不利于资金的融通，又直接减少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所得和税后利润，影响了金融业的资本积累和稳健发展，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 1、商品税的税负偏重。我国目前实行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对金融业征收的商品税包括营业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综合考虑这些税种，一般金融业的商品税名义综合税负超过5.5％。而考虑到以下因素，我国金融业的税负可能更重：一是营业税按照营业额全额征税，而不是按照净额（利差）征税，更不是像增值税那样只对增值额征税，金融业实际承担了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双重税收负担。二是营业税的税基中包括金融机构收取的各种价外费用，如证券公司为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的过户费、开户费等。三是银行不良贷款较多，滞收利息比率较高，在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下银行对大量应收未收利息需要用营运资金垫付税款，并且允许企业税前扣除的坏账标准也过严。同时，营业税税率偏高，严重侵蚀了企业所得税税基，导致所得税负担前移。在我国金融企业的税负中，商品税税负是所得税税负的5倍，金融企业利润率不高，这是造成金融企业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重要原因。 对比国际做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金融业不征或者免征间接税，即使征收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其起征点一般比较高，税率也较低，有些还有税额的限额。就是同国内征收营业税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信等行业实行3％的税率相比，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5％）也高出两个百分点。 2、所得税的税负偏重。就企业所得税来说，中国金融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33％，从以减税为核心的世界税制改革发展趋势看，我国金融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已经比一些周边国家高（如韩国27％、泰国30％、俄罗斯24％）。金融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限制较多，存在计税工资、坏账标准过严等税前扣除的限制，这对于工资水平较高、风险较大的金融业来说，无疑加大了金融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就个人所得税来说，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为45％，而许多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已经降到40％以下（如美国38.6％、日本37％、印度30％、巴西25％）。另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少、扣除标准偏低，实际税负也偏高。 （二）金融税制不统一，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1、内外两套税制，违背国民待遇原则。从商品税制来看，内资金融企业除了缴纳营业税外，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而外资金融企业则可免除后者。从企业所得税来看，内外资金融企业分别实行两套所得税制，它们在税收优惠、税前扣除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例如，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银行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三年减按7.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后年度均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而中资银行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为33％。因此，内资金融企业无论是在税种和税负上，都比外资金融企业要多和重。 2、税制不规范，存在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表现在：（1）投资收益的征税规定不同，税负不公平。例如，企业转让股票取得的所得征收所得税，个人转让股票取得的所得暂不征税；个人取得的储蓄存款利息征税，个人取得的国债和金融债券利息免税；中国人从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征收所得税，外国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所得税。这种不规范和差别待遇，导致税制的复杂化和不公平，扭曲投资流向，影响资本配置效率。（2）呆账准备的计提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要求银行按照五级贷款分类提取呆账准备，并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而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内资银行按照提取呆账准备资产期末余额1％计提的呆账准备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外资银行可以逐年按照年末放款余额计提不超过3％的坏账准备在所得税前扣除。这些规定不但低于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计提比率，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和公平税负的原则。（3）证券营业税制不规范。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发行和交易缴纳营业税，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买卖有价证券或期货不征收营业税；国有银行的外汇转贷业务下级行以其向借款方收取的全部利息收入为营业额，非国有银行的外汇转贷业务下级行以其向借款方收取的全部利息收入减去上级行核实的借款利息支出额以后的余额为营业额。（4）证券印花税制不规范。目前只对股票中的A股、B股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征收印花税，对一级市场及场外交易未予课税，也未对公司债券、投资基金及国债回购的交易征收印花税。（5）金融资产处置税制存在差异。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对特定企业、特定业务给予特定优惠的特惠制，即只对中国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按照规定接受、处置有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业务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其他企业和个人则不能享受同样的优惠，上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处置其他资产也不能享受同样的优惠，形成差别税收待遇。（6）预提税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我国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征收预提税，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预提税实行按照实际汇款额计征的收付实现制原则。 （三）金融税制覆盖面偏窄，一些金融活动缺乏税法调整 目前，我国对一些金融业务或收益并没有纳入征税范围，有些课税规定也欠公平，金融税制不能适应金融创新发展的步伐，存在很多税法空白。 （1）证券课税的覆盖面非常有限。我国对于一级市场的投资行为，二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场外交易、证券的继承和赠与，特别是作为证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基本未涉及。（2）对金融衍生工具是否征税尚未明确。目前在我国运作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有期货、期权、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掉期等，但我国对其征税规定仅限于期货和股票期权，对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是否征税还没有规定。例如，对投资联结保险这一新险种的分红收益，还未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金融租赁公司实际具有投资性质的融资租赁业务，不能享受正常投资有关的税收优惠（如投资抵免）。（3）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收入不征营业税，导致部分银行资金运用效率低下。（4）金融信托税制基本空白。2001年信托法通过后，我国的信托制度正式建立，业务也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但有关信托的税收规定几近空白，只是对证券投资基金这种特殊信托基金的税收问题作了一些简单的规定。 （四）金融税制不合理，重复征税严重 我国金融税制不合理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重复征税严重，这除了按营业全额征收营业税产生的双重税收负担外，主要有：（1）金融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后的利润以股息、红利等形式分配给股东个人时，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没有抵免已纳企业所得税的规定。（2）按照目前的规定，基金投资者从投资基金获得的投资收益要纳三道税：上市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上市公司向基金管理公司分配时代扣代缴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公司向投资者分配时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3）信托课税重复征税突出。一是信托设立时就信托财产转移产生的纳税义务与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真实转移产生的纳税义务相重复；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与信托收益分配时产生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相重复。如以不动产信托为例，整个信托过程中同一信托财产的转让将被征收两次契税、印花税和营业税，同一笔所得将被征收两次所得税。上述重复征税不仅加重了金融企业负担，而且对企业改革和鼓励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五）金融税收征管审批项目多，影响税收效率 目前金融税收征管中行政审批事项过多，手续烦琐。例如，征收营业税时要求银行就每一笔贷款单独申报；征收企业所得税时，许多扣除项目（工资、社保费、借款利息、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财产损失、广告费、装修工程支出等）和税款预缴都要报税务机关审批，有些项目甚至要层层报批。审批事项过多，加大了征纳成本，使纳税人承担了不合理的程序性义务。 （六）金融税制调整频繁，法治化程度不高。 受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政策调整的影响，我国一直缺乏系统和明确的金融税收政策，金融税制的建立缺乏长期目标和科学设计。现行金融税制的产生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简单延伸视靡话闼笆罩贫龋鞘视鹑谑谐「驼骺氐男枰鎏ǖ囊恍┝偈毙怨娑ǎ裼谡唐谡叩髡徒饩鼋鹑谑谐谐鱿值奈侍獬晌夜鹑谒爸平⒌闹饕绞健＠纾魑と谐≈饕爸值墓善苯灰子ㄋ埃？991年开征以来已调整了6次税率，每 次调整均是适应平抑市场短期波动的需要，但总体来看，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调整对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没有持久的影响。频繁调整的税收政策和临时性的税制安排，难以给金融市场纳税人以准确的预期，对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国现行金融税制的法治化程度低，四种主要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一部法律，其他都是行政法规。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通过部门规章、行政解释甚至通知和批复等形式，规定或调整了纳税人、征税范围、课税对象、税收优惠等税收要素，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是由该两部门的行政规定（尤其是通知）加以确定的，这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上述两部门在制定金融税收制度时，也多是从保证税收收入、适应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出发，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权益考虑不够。由于部门立法的程序不健全，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很难参与到税制制定过程中，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无法得到保障，由此产生了税制不公、任意性大、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造成税务机关执法的随意性，纳税人权益难以维护。 二、金融税制的国际经验与特点 从国际情况看，对金融业务的征税包括间接税和直接税两种，其中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印花税、保费税和证券交易税等，直接税主要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其总的特点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并且在间接税上，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实行轻税政策。 国外（OECD国家）对金融业务一般不征收营业税，而是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并且对货币结算、存贷款业务等主要金融业务实行不可抵扣的免税政策，即不征收增值税，同时对金融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也不能抵扣其所含的增值税税款，[12]但对一些辅助业务（如咨询服务、提供保险箱服务等）则要征税。实行这种政策的理由，除了金融服务增值额的确定较为困难外，主要是出于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阻碍考虑。另外，虽然对金融机构免征增值税，有的国家也征收一些名称不一的特别税，如法国对银行、保险公司等，按其支出和经营资产折旧的合计数征收1％的金融机构税。特别是对保险业务，不少国家征收类似于我国营业税性质的保险费税，其税率英国为4％，荷兰为7％，德国为15％。保险费税的共同特点是只对以物为保险标的险种征收，对以人为保险标的险种免征。[13] 各国对证券业的征税大致包括流转环节征收的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所得税环节征收的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不少国家对证券交易业务征收证券交易税或印花税，例如，法国对于在股票交易所或者柜台交易的证券，按照交易额对买卖双方征收证券交易税，其中，交易额在100万法郎以下的部分税率为 0.3％，超过100万法郎的部分税率为0.15％，每笔交易可以减税150法郎，且每笔交易税额最多不超过4000法郎，对在创业板上市的股票交易不征证券交易税。瑞士对证券买卖征收印花税，国内证券税率为0.15%，国外证券税率为0.3％（由买卖双方各承担一半）。我国香港对股票转让征收印花税，税率为0.2％（由买卖双方各承担一半），我国台湾征收证券交易税，且只对卖方征收，税率为0.3％。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国、日本等都曾经在交易环节对证券交易征收证券交易税，但为了鼓励资本流动，目前都已经停止征收。国际上重视对证券所得的税收设置，分别针对投资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和资本所得（证券买卖的价差增益）这两大所得来源，开征投资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征收资本利得税。例如，美国的资本利得税包括联邦个人交易所得税和公司资本利得税，前者是美国公民从事有价证券交易时税收负担最重的税种，采用累进税率。日本的资本利得课税方式有两种，即申报分类方式和源泉分类方式。另外，多数国家把证券列入财产税的征税范围，在证券所有权发生转移时，课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西方国家的信托税制几乎涉及所有税种和信托业务的所有环节，但一般不单独设立信托税种，有关信托的征税规定散见于各个税种的法律规定中。信托从设立到终止需要经历信托设立、信托存续和信托终止三个环节，各国一般在信托设立环节征收资本利得税；在信托存续环节对信托财产收入征收商品税、所得税，对信托报酬征收所得税；在信托终止环节对信托收益征收所得税、遗产税等。另外，外国一般对公益信托予以免税或减税。[14]在建立信托税制时，各国基于信托导管原理，遵循受益人负担原则，以实际受益人作为最终纳税人，避免对名义应税行为征税；税负公正原则，受益人通过信托管道进行的任何经营活动的税负，应不高于受益人自行经营所应承担的税负，以避免重复征税；发生主义课税原 则，受托人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时发生的应税义务，应被视为受益人自行运用该信托财产时发生的应税义务，受益人在纳税义务发生时即应缴纳税款，由受托人代为缴纳。 金融衍生工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金融创新的高科技产品，主要有金融期货、远期合约、期权、利率掉期等。金融衍生工具在发挥其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作用的同时，也对一个国家的税基造成严重威胁，例如在金融衍生商品交易中，所得的发生时间、所得的种类、所得的归属都很容易发生改变，这给传统的会计方法和税法概念造成很大冲击。为此，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十分重复研究和制定金融衍生产品的课税问题，总的来说，其金融衍生工具税制的基本特点是：不单设税种；一般实行在签发、交易、收益三个环节分别征税的复合税制；根据每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性质和特点确定适用的税种和具体规定；没有特殊规定就适用一般税收规定。[15]例如，美国、英国、日本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所得征收资本利得税，对于带预期资产性质的远期合约、期货和期权，美国采用盯市法（mark-to- market）确定损益发生的时间和税基，英国和日本采取实现法。美国税法规定，在纳税年度末未偿部分合约按该年度最后一天合约的公平市场价，计算未实现损益并征税，出售或清仓合约的损益额就是支付量。日本和英国税法则规定，在合约通过售卖、清仓交易、现金结清或到期交割等方式处置，获得最终结果以前，合约双方的损益不被确认，即不对未实现损益课税；而一旦合约通过上述方式处理完毕，交易各方的损益即被确认，损益额即为各方在合约中的支付量，这也是多数国家的做法。另外，大多数国家一般不直接对金融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非居民的支付全额征收预提税。[16] 三、中国金融税制的改革与立法完善 （一）金融税制构建和完善的基本原则 金融活动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税制的建立和完善关系到金融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金融税制改革和优化，应当从推进国家税制改革、促进金融业稳定发展、健全税收法制的全局，来通盘考虑中国金融税制构建的基本原则。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原则：（1）税制统一与规范原则。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和金融税收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统一、规范的金融税制，要按照国民待遇和平等竞争的原则，改变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改变按照身份、主体等实行不合理的税收待遇的做法。（2）税负合理，促进金融业稳定发展原则。要适应以减税为特征的世界性税制改革的要求，根据我国金融业税负偏重、金融企业竞争力不强的现实情况，适当降低税负，增强金融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为金融业开放和金融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3）税收中性原则。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减少税收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和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应当坚持税收中性原则，按照宽税基低税率的原则设计税制，避免重复征税，减少税收对纳税人市场选择行为的影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4）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金融税制的构建应当按照税收公平和量能课税原则的要求，按照纳税能力承担税负，并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以实现社会公平。按照税收效率原则，科学设计税制要素，防止和消除税制繁杂，降低征纳成本。 （二）金融商品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目前对金融业实行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剧了金融税收的波动风险，不利于金融市场和国民经济的稳定，不利于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和经济的调控作用。[17]随着直接融资正在成为金融市场主导力量的国际趋势，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税制改革的方向，应当向发达国家实行的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转变，积极稳妥对现行的商品税制进行调整。 我国金融商品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完善营业税。根据我国税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世界税制的发展趋势，我国营业税改革可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保留现行营业税制，但进行降低税负、扩大范围的完善。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废除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破旧立新”条件，但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高速增长，[18]为了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降低营业税税负是必要和可行的。营业税税率可由现在的5％逐步降到2％，同时扩大税基，对所有的贷款业务按照利差收入（营业净额）征税，对金融机构往来收入征收营业税，免征抵债资产转让环节和金融回租业务的营业税。这样既规范了税制，又可以提高银行资金的利用率，有利于内外资银行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第二步是改征增值税。从长远考虑，应当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将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扩大到金融业，对金融企业的大部分 业务实行基本免税法的征收增值税，对手续费、咨询费等征收增值税。同时，还应取消仅对内资企业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优化税制，降低税负，促进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和持续发展。 （三）金融所得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1、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为了体现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原则，应尽快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改革：（1）统一企业所得税制。合并目前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同一部税法，采用统一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取消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税收优惠，平衡内外资金融企业、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的所得税负担，鼓励公平竞争。（2）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减轻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3）修改税前扣除规定，规范和统一税基。取消计税工资限额，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应当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放宽坏账核销标准，内外资银行统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在税前计提专项贷款准备金；统一和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比例；将预提税改按应计提项目的实际汇款额征收等。（4）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超国民待遇，实现内外资企业公平税负；改变区域优惠为主的政策模式，按照金融业务的不同来划分税收优惠，如对离岸金融业务可规定较低的税率，给予较多的税前扣除；实行以间接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方式等。 2、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为了改变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功能软弱、征收管理乏力等问题，应当对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进行改革：改变分类征收的税制模式，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调整和规范税前扣除项目与扣除标准，提高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允许将资本损失从资本利得中扣除；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避免重复征税，采用归集抵免法或分劈税率法，以消除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征税。 （四）证券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1、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实行以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为主体税种的课征模式，但如前所述，印花税调控证券市场的效果非常不明显。而从国际证券税制看，各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都逐步下调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的税率直到取消该税种。基于此，我国证券交易税制应当遵循下列改进思路：第一步继续征收并完善证券印花税。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发挥证券交易税对证券交易的调节作用，应当在保留现行股票交易印花税制的基础上进行下列完善：（1）渐进降低印花税的税率，并相应扩大税基，以减少对中央财政收入的冲击；[19]同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按照股票类、非政府债券类、政府债券类由高到低确定税率。（2）为抑制频繁买卖的投机行为，可实行对卖方的单边征收，受让方免税。[20]（3）进一步公平税收，把目前仅限于二级市场的课税范围扩大到发行环节和场外环节，把仅对股票交易开征扩大到对债券、投资基金等也开征印花税。第二步是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国际经验看，为了减轻证券交易中交易环节的税收负担，保持资本市场的效率和流动性，无论是证券交易印花税，还是1994年就拟开征的证券交易税，其最终归宿是逐步取消；与此相应，为发挥对证券买卖的调节作用，开征资本利得税。 2、证券所得税的改革。（1）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改革。我国目前对证券投资的股息、利息和红利等投资所得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征收投资所得税，但存在不少问题，应进行下列调整：取消对红股计征所得税，促进我国股市扩容；降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平衡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对不同证券投资所得收益同时开征所得税，以公平税负；规定起征点或免征额，以利于中小投资者；采取措施避免重复征税。（2）证券资本利得税的开征。资本利得税是以买卖证券的增值部分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收，目前我国尚未开征，但发达国家普遍开征此税。资本利得的最大特点是不具有规律性和可预期性，但基于税收公平原则，为抑制短期投机和操纵股市牟取暴利，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将证券交易所得纳入课税范围。另外，证券资本利得税的开征需要有成熟的证券市场和健全的税收制度，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开征的条件，可以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统筹考虑。随着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降低乃至取消印花税，证券交易流转环节的税负得以降低，再选择适当时机开征证券资本利得税（证券交易所得税）。 3、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证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代表一定的财产，因继承或赠与而发生证券所有权的转移。为了调节财富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目前许多国家都将证券纳入统一财产体系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虽然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目 前对继承、赠与等非交易转让股票的行为征收印花税，即具有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性质。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虽然需要财产申报、财产登记、有效的征管等配置制度，但考虑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应当对遗产税和赠与税予以充分重视，以完善证券市场税制。 （五）信托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信托是重要的财产管理制度，是现代金融的支柱之一。我国目前有关信托的税收问题尚未有专门规定，重复征税以及对公益信托无相应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已成为阻碍信托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信托税制。在构建信托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考虑的因素有：不单独设立税种，按照信托的法律构造分环节征收相应的税收；鉴于信托财产具有财产性特征和赠与性特征，对信托活动征收的税种包括所得税、营业税、房地产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增值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按照不同的信托品种，设计相应的税种和税制要素，除了资金信托这一金融信托外，信托税制还应当涵盖不动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非货币资金信托；按照信托导管原理，谁受益谁承担纳税义务，信托税负不高于自营税负，避免重复征税；减免税负，扶持和保护公益信托。[21] （六）金融衍生工具课税问题 中国的金融衍生市场虽处于初步阶段，但其不断发展和成熟是必然趋势，从完善税制，减少税收流失，引导和规范金融衍生市场发展考虑，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制度。建立金融衍生工具税制，应当坚持保持现行税制相对稳定；实行轻税政策，以促进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便于征收管理等原则。在税制结构体系的设计时，应当选择覆盖金融衍生工具签发、交易、收益三个环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即在签发环节征收印花税，在交易环节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在收益环节征收所得税。应当在上述税种中设立金融衍生工具税目，研究和规定具体的征税对象、税基、征税环节和征税方法等。为鼓励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可暂缓征收商品税或征收较低的营业税。改变印花税的征收环节，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签发行为征收，并创造条件发挥营业税、所得税的作用。在对金融衍生工具征收企业所得税时，改变现行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损益的做法，按照多数国家实行的实现法确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损益，不对未实现损益征税，并对会计准则和税法做相应调整，对由此带来的避税行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七）完善金融税制的立法程序，提高金融税收法治化水平 金融税制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是一项立法活动，除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提高我国现行金融税制的法律位阶以外，立法程序对于能否建立一部民主、科学和公平的金融税收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在完善金融税收立法程序时，应当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鉴于金融税收的复杂性、专门性和技术性，为了维护金融税收纳税人的权益，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立法的不利影响，应当突显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税收立法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在信息公开和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让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努力建立公平、科学和先进的现代金融税制。
税收的基本特征篇7
论文摘要：电子商务作为全新的贸易形式，具有交易虚拟化、全球化、隐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征。电子商务活动虽然使现行税法中的某些规定不能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但是，其并未对税收法律关系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法律制度仍应遵循税法的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中性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和税收社会政策原则。
论文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法设计基本原则
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概括，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也是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其核心是使税收法律关系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电子商务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网络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交易虚拟化、全球化、隐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征。虽然电子商务的出现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现行税法的某些规定难以适用，并形成了一些税收征管中的盲点，但其并未对生产关系和税收法律关系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法律制度，仍然不能背离以下几项税法的基本原则。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国家征税应有法律依据，要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确，征税必须合法。诸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也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为权利的滥用留下空间。而征税机关也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的税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
（一）不宜开征新税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就是是否开征新税。实际上对这个新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主张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电子商务永久免税，认为对其征税将会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向；和此相对的是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比特税”构想，即对网络信息按其流量征税。“比特税”方案一经提出，即遭致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比特税”不能区分信息流的性质而一律按流量征税，而且无法划分税收管辖权，并将导致价值高而传输信息少的交易税负轻，价值低而传输信息多的交易税负重，从而无法实现税负公平。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税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开征新税的前提应是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例如，在以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农业税便是主要税种；进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以商品流转额和财产收益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取代了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电子商务也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和传统贸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时，仍应以现行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财政税收的风险，也不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太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我国香港非凡行政区的做法便值得借鉴，其并未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加入电子贸易一栏，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二）明确各税收要素的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对税收要素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征税对象和纳税地点的确定上。以流转税为例，网上交易的许多商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传递并实现转化的，使得现行税制中作为计税依据的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既可以视为有形商品的销售征收增值税，也可以归属为应缴营业税的播映或服务性劳务。这就需要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实体法，制定电子商务条件下数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税对象类别的判定标准，从而消除对应税税种、适用税率的歧义。就纳税地点而言，现行增值税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经营地原则，即以经营地为纳税地点，然而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电子商务能够通过设于任何地点的服务器来履行劳务，难以贯彻经营地课税原则。由于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以消费地为纳税地不仅符合国际征税原则的趋向，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利益，为此，应逐步修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经营地原则并过渡为以消费地为纳税地点的规定，从而有效解决税收管辖权归属上产生的困惑。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税法基本原则。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税收公平原则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的公平”①和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公平”②理论之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将公平划分为两类，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要求相同经济情况和纳税能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不同经济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不相等的税负。
纳税人地位应当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和要求。电子商务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贸易的虚拟的贸易形式，它具有无纸化、无址化以及高流动性的特征。高流动性使得企业的迁移成本不再昂贵，企业由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不必像传统企业那样大量重置不动产和转移劳动力，若想要在低税或免税地区建立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税地安装服务器等必要的设备、建立网站并配备少量设备维护人员即可。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为企业服务，从而可以使纳税人通过避税地的企业避免或减少纳税义务。而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隐蔽性则让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把握交易信息并实施征管，使得网络空间成了纳税人轻而易举地逃避纳税义务的港湾。上述种种都导致了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和从事传统商务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不公。但是税收公平原则却要求电子商务活动不能因此而享受比传统商务活动更多的优惠，也不能比传统商务更易避税或逃税。因此，为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改变对电子商务税收缺位的目前状况，避免造成电子商务主体和传统贸易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应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社会组织或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并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组织或个人无论其收入取得于本国还是外国，都要尽纳税义务。
第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还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电子商务要求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应制定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应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表中填写网址、服务器所在地、EDI代码、应用软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电子商务计算机超级密码的钥匙备份。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的申报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应建立电子发票申报制度，即以电子记录的方式完成纸质发票的功能。启用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崭新的手段。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开具并传递发票，实现网上纳税申报。其三，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电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税收征管的领域和触角，开发电子商务自动征税软件和税控装置，建立网络稽查制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
三、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要以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基本出发点，即税收不应影响投资者在经济决策上对于市场组织及商业活动的选择，以确保市场的运作仅依靠市场竞争规则进行。
电子商务和传统交易在交易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税负也应该是一致的，从而使税收中性化。税收制度的实施不应对网络贸易产生延缓或阻碍功能，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相关新问题的探究也才刚刚起步，而电子商务代表了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和传统贸易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严重阻碍或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现行税制来规制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不开征新税不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许多国家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制度时，也都认为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例如，美国于1996年发表的《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议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及税务管理办法时，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以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为此，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平等地对待，而不去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文件认为，最好的中性是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是通过对一些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新问题。而经合发组织1998年通过的有关电子商务税收新问题框架性意见的《渥太华宣言》中也强调，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对于电子商务课税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欧盟对待电子商务税收新问题的观点是，除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外，不再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我国对电子商务不应开征新税，也不宜实行永久免税，而应该以现行税制为基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法，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继续，并能够降低改革的财政风险，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和入库的税金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为征税收益和征税成本之比。这一比率越大，税收行政效率越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简言之，就是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简化和节约，以达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虽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免去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使得税收征管相对复杂，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交易形式，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将会运用到税收工作的实践中，使税务部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凭借电子化、信息化的税收稽征工具，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为提高税收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社会政策原则
国家通过税法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税收杠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于是税收的经济职能便体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原则
贯彻这一原则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网络贸易，现行税基日益受到侵蚀，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保证对应税交易充分课税，使得财政收入稳定无虞；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的目前状况，为了使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的脚步，应当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财政收入原则的确立，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为了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它又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如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峰会”上所表示的：“不想放弃征税权，但又想让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快点。”
（二）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原则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是电子商务的进口国，无法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而是应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收的税制模式。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国际经济贸易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和更加规范的秩序。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将会影响各国家对货物和劳务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国投资等新问题的基本态度。只有合理分配税收利益，才能为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税收的前提下，尊重国际税收惯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税收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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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基本特征篇8
【关键词】遗产税；收入差距；税收调节
一、遗产税概述
1.遗产税的含义与性质
对遗产税的定义，学术界的一般解释是：遗产税就是一个国家地区对死者所留下的遗产进行征收税款。因此，这种说有时也能够叫做“死亡税”，征收遗产税一般是和征收赠与税一体的，是一些国家税收的重要手段。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不可分离的，源于赠与税的主要形成缘由是遗产税的漏洞，为了规避遗产过巨、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产生了遗产税，而遗产税仅仅是在财产人时候才起到作用的，而随着各国遗产税的征收，一些财产人选择再生前将自身的财富以赠与的形式分流出而减少遗产税的征收，这样势必会造成遗产税制度的崩溃。因此，对财产人生前赠与财富予以征收赠与税是遗产税必不可缺的辅助税，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征税的公平和高效。
2.遗产税的制度类型
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使用或曾经使用过遗产税制，遗产税制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总分遗产税。总遗产税制采用先税后分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对才人所有人的遗留财产先进行征税计算，征税过后的遗产则按照一定比例分给法定继承人，这种制度的优势是能够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有效地征收遗产人的应征税款，美国、英国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分遗产税制采用先分后税的原则，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保证征税公平，以其情况不同分不同程度的征税，但是难以保证国家的税务收入，德国、法国等皆采用这一种；而总分遗产税是一种混合的税制，即先税后分再税，能够弥补前两者的不足，既能够在第一个环节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维护遗产税的制度，还能够再次进分类征税，有利于公平的实现。另外，这样一来未免又显得繁杂，重复征税的可取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
3.遗产税的功能
开征遗产税对于社会福利建设和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首先，开征遗产税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补充所得税的不足，我国国家建设支出较大，加上西部地区在建基础设施较多，各地所需财政支出也较多，开征遗产税能够将财富集中到国家的手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保养老等体系的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其次，能够有效地限制私人资本，平均社会财富，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国家首富和贫困山区人民的经济水平简直是天上地下，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夫人进行资本积累和投资变得更富裕，而穷人则会因长期贫困走不出大山变得更穷苦，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目标是相悖的，而征收遗产税，对私人资本进行有效限制，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最后，遗产税对于抑制社会浪费，激励人们勤劳致富也有重要意义，富人一掷千金，穷人却柴米难得，这种社会反差并不少见，开征遗产税能够有效节制富人的奢侈行为，抑制社会浪费。
二、日本遗产税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1.日本遗产税制的发展以历史背景
日本遗产税开征时间较早，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日俄战争时期，为了增加税收，日本就开始了遗产税的征收。严格来讲，日本的遗产税应该被称为继承税，日本的遗产税以1950年制定的《继承税法》为标志，法规规定了继承税法的两个部分“遗产税”和“赠与税”，旨在防止人们为避开遗产税而在生前对财产进行转移的现象发生。直到今天，日本的遗产税制度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同之前不同的是，近年来的遗产税主要被用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和平均财富了，而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增加税收。
2.对我国遗产税制的启示
遗产税对我国的税收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改变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实现共同富裕。经过对日本的税制发展和历史发展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以下启示：首先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的财产监控体系，对居民的财产进行良好的监控；其次，遗产税应划归中央税，这样能够防止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税收不平衡状况；最后就是要合理确定遗产税模式，大力提高征管效率，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税制对遗产税制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增加税收是征收遗产税初期的主要目的，反映了社会过渡前期国家财政吃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的状态，而随着富裕人口的持续上升，社会达到富裕水平之后，城市化也基本完成，国家进入稳定阶段，这时候国家的财政需求就不会很多，相反，平均财富的需要更为迫切，这反映了过渡后期经济基本达标而尚不能全民富裕的状况，这时候国家已经解决了生产生活问题，而将征税的支出更多指向福利方面，减少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我国现阶段正处于过度前期，迫切需要遗产税来加强财政收入。
三、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和内陆落后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众所周知，北、上、广三城市人均GDP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我国内陆许多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安徽等却因为种种原因至今还处于贫苦落后的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使得征收遗产税变得尤为迫切。通过开征遗产税达到两级平衡，弥补地区发展差距，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有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国情差异是开征遗产税所要考虑的另一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独特的地区发展差异，我国贫富差距远远比他国更为严重，而怎样立足国情，是当前遗产税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避免盲从，走中国道路，合理的将遗产税在中国确立起来才能够使得税收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再次，开征遗产税能够平衡我国税制结构，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还不太完善，特别对于遗产和赠与的征税程度基本为零，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开征遗产税能够有效弥补这些问题，将遗产这一庞大的财富内容划分到税务之后秒可以有效平衡税制结构，促进我国税制的完善。
最后，征收遗产税还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收权益，因为目前我国的征税对象和方向还是不太广泛，这样不能够有效地进行财富调节，不能够起到税收的重要作用，征收遗产税可以有效维护我国的税收权益，对社会公平的维护有重要作用。
2.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
遗产税尽管是我国从未实行过的全新政策，但是作为经济发展特定阶段所必需的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征收遗产税的前提是经济水平的提升，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有了坚实的征收遗产税的物质基础，伴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财产的不断积累，遗产税显得更加可行，这说明我国已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物质基础。开征遗产税的创想已经进行了多年，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已经逐步完善了开征遗产税的法律基础。最后，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来了开征遗产税的技术条件，对于居民财富的监控技术已经掌握的相对熟练了，这使得我国的遗产税开征更加可行。总的来讲，遗产税的开征有一定的阶段性，并不是从一而终一帆风顺的，特别对于我国这种传统观念并不相符的国家来说，开征遗产税是个长期的探索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关键转变，我国的遗产税征收制度会变得更加顺利。
四、我国开征遗产税的不利条件
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开征遗产税的阻碍也是有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来自纳税人意识的阻碍、现实制度的缺失，对家族企业的冲击，导致资金与人才的外流，制约储蓄的发展。这些都是在遗产税试行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从古到今，我国从来没有征收遗产税，这一新锐的制度也就挑战了我国的传统财富传承理念，因此如何有效的开征遗产税，同时能够使得被征人减少抵触情绪，就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纳税人意识的阻碍我们都能够理解，毕竟劳动所得不愿与别人共享，这在任性方面是成立的。而我国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最重要的是家族企业的冲击，对一些大财团的遗产税征收势必会造成企业的财产损失，长期看来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人才和资金的外流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当面临到遗产税和赠与税双重铁墙之后，一些经济大亨不得不选择去国外生活，这样看来，遗产税的征收利弊衡量并不明晰。
五、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初步设想及实践策略
为了应对遗产税试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国开征遗产税进行了以下设想和时间的策略。
1.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时间策略
首先，我国应该加强遗产税的文化知识教育，改变国民的遗产意识，让国民能够真正理解遗产税的必要性，减少遗产税开征过程中出现的不服从心理。其次，为防止重创家族企业，亟需对家族企业制定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得遗产税在开征的同时不至于损害家族企业的综合实力，对国民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最后，我国应该建立合理的征收体系，采取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征收策略和制度。
2.开征遗产税的制度选择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我国可能并不适应欧洲普遍的分遗产税制，而更加倾向于我国台湾和香港之前采用的总遗产税制，或者，我国也可以采用混合的税制，以更好地进行遗产征税。
3.开征遗产税的基本要素
遗产税开征的基本要素主要有外部条件和内部要素，外部条件主要是国民征收遗产税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度支持，而内部条件主要是指征收群众的应征情绪和应征态度等。
4.遗产税的归属
遗产税的归属问题也是亟待解决划分的一个重要内容，建议我国将遗产税的征收财富归属到国家，而不是地区，因为我国地区的经济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归属权问题划分不清不利于征收效果。
六、结论
遗产税对于国民经济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特别对于我国这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国情来说，征收遗产税非常有必要，在未来几年的试行中，我们必须立足国情，吸取国外经验，做好我国的遗产征税。
致谢辞：本次论文的完成离不开老师和父母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通过此次论文，我也对遗产税的征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希望在今后能够有更多机会进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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