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身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16 15:24:27
全民健身概念篇1
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归纳和总结，任何事物科学认识的进步和变化，都是通过各种概念来总结和概括的。我们知道，概念本身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武术概念同样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尽管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武术概念的称谓不尽相同，但是它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一直以技击为主线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延续和发展。武术概念是武术理论的基石，是武术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是做出正确判断、推理的重要环节，对武术运动的发展和武术学科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通过收集近二十年的著作，检索、查阅中国期刊网（CNKI）全文数据库（1990—2014）、万方数据库（1993—2014）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查阅《全国中文体育期刊名篇目录》（1980—2014），将与武术概念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
1上世纪30～40年代对武术概念的表述（1930—1949）
1932年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提到，国术原为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卫技能，一方面可以作锻炼体格之工具〔1〕。1949年10月26日至2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武术名家张文广等代表武术界参加会议。在会上，他发言：“武术是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强身自卫的特点。”〔2〕从以上对武术概念的定义可以看出，1932年的概念指出了武术属于体育范畴，但是没有界定为我国的传统体育，也没有界定其技击技术，而是界定为“我国民族固有的身体活动方法”且具有技击、防身的价值，但没有明确其内容和形式，且在武术概念中延续了以前的看法，把民族体育看成武术，有所偏颇。而在1949年提出的武术概念中肯定了武术是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虽然以上概述对武术概念认识有些不足，缺乏应有的理论规范，但这些概念的出现对人们加深对武术的了解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上世纪50～60年代对武术概念的表述（1950—1969）
1957年3月16日，张之江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不要忽视国术的研究整理工作”的发言，指出：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重要的体育活动方式，这个体育活动方式，在民族健康、民族自卫以及民族医学治疗上，都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3〕。1961年《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中提出：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体育形式，它具有强筋壮骨、增强健康、锻炼意志等作用，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项文化遗产〔4〕。从上世纪50～60年代的概念可以看出，由30～40年代属于体育范畴发展成为属于体育属性，强调了武术的健身功能，如“强筋壮骨、增强健康、锻炼意志”。在1957年的概念中提到了武术健身功能，未提及武术的运动形式，在1961年的《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中就提及了武术的运动形式，还涉及武术的民族性、文化性，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当时的“左倾”思想的影响，武术界对“唯技击论”的批判，淡化了武术的技击特点，所有在概念中对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性并没有提及，这也是当时武术发展的一个烙印，是武术在当时开展的实际情况的反映。
3上世纪70～80年代对武术概念的表述（1970—1989）
1978年的《体育系通用教材·武术》中认为：武术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动作为素材，按照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的相互规律编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套路。它是一种增强体质，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民族形式体育运动〔5〕。1983年出版的《体育系通用教材·武术》中定义为：武术，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格斗动作为素材，按照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规律组成套路，或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两人斗智角力，形成搏斗，以此来增强体质、培养意志、训练格斗技能的体育运动〔6〕。1989年出版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武术》中，武术定义为：是以技击为内容，通过套路、搏斗等运动形式来增强体质、培养意志的民族体育〔7〕。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再受上世纪50～60年代“左倾”思想的影响，淡化武术技击特点的观点，人们重新认识到武术的本质属性—技击性，于是在概念中都突出了武术的技击性，提到了武术的编排规律、表现形式，同时提到了武术的健身作用、培养人的意志品质，肯定了武术的多样性，同时强调了武术的民族性。
490年代至20世纪末对武术概念的表述（1990—1999）
1992年，《关于武术概念的探讨》一文提出：武术是以踢、打、摔、拿、劈、刺等技击动作为素材组成的套路，对抗和单式练习的民族体育运动〔8〕。1997年，《对武术概念的辨析与再认识》一文认为：武术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是民族文化载体之一〔9〕。1997年《体育院校函授教材·武术》中把武术定义为：武术是中国传统技击术，归属于传统的民族体育，又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广义的武术，是一种包含实用技击的人体文化；狭义的武术，应称为武术运动，是一种体育运动，主要包含套路和搏斗两种形式〔10〕。1997年，《体育院校专业教材·武术理论基础》一文认为：武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以内外兼修、书道并重为鲜明特点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是由套路到散打，以接触性技术攻防进行的技击类体育项目〔11〕。在这一时期，既有教材对武术概念的表述，又有专家、学者对武术概念的研究，人们对武术概念的表述更加精确，基本上包括了武术概念的内容，为人们以后研究武术概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这既是武术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专家、学者研究的见证，如在1997年武术专业教材中强调了武术的两种运动形式，同时注重内外兼修，修身养性，也体现了武术的德。但是在表述上还存在一些逻辑性的问题，且概念中“注重内外兼修”是具体性语言，不具有抽象性。
521世纪初至北京奥运会对武术概念的表述（2000—2008）
2004年，在《武术概念之研究》一文中，李印东认为：武术是以技击为练习内容，以身体练 习为基本手段，以追求个人安全和保卫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中华民族传承的个人军事实践活动〔12〕。2005年温力在《中国武术概论》中提到：武术是由中国古代的技击术发展而成的，以套路练习和对抗性练习为运动形式的现代体育运动项目〔13〕。2007年《武术概念新论》一文提出：武术中应该也包括军事武术现在余绪的试用武术和明清传统武术产生前的过渡形态民间武术〔14〕。2007年季电力在《武术概念新探》一文提出：武术是以中国哲学为主导，兵法、医学为理论基础；锻炼身心，防御自卫为目的；以多种手段训练攻防格斗、擒拿跌摔、点穴击要、比技斗智本领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搏击体育运动〔15〕。2008年杨建营在《武术概念之研究》一文中认为：武术是源于中国的一种围绕技击而展开的徒手和持械的运动技术体系〔16〕。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是一些专家、学者在期刊论文上对武术概念的论述，基本上所有的学者都按照“属性种差”给武术概念定义，既找出武术的上位概念，又找出武术等其他种概念的差别，即本质属性，遗憾的是还有一些学者仍把武术的概念局限于技击为核心来进行简单的填充，仅仅把武术限制在体育的范畴，限制了武术概念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文化性的发展。
6后奥运时代至今对武术概念的表述（2009—2014）
2009年7月在“武术定义和礼仪标准化研讨会”上对武术这样描述：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技击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统体育〔17〕。2009年邱丕相在《武术概念研究的新视野》中这样定义：武术是源于中国的一种围绕技击而展开的徒手和持械的身体运动〔18〕。2010年崔文学在《论武术的概念及其分类》一文中认为：武术是以具有攻防技击特点的动作为主要内容，以体育形态、军警形态、艺术形态为主要存在方式，以保持和发展人的身心潜能、杀伤和制伏敌人以及反映实战技击生活为目的的身体活动〔19〕。2010年《武术概念新论》一文认为：武术是以套路、格斗及其功法为内容，并体现中华民族技击之道的传统体育活动〔20〕。2011年《寻觅武术产生的历史足迹——兼谈中国武术的概念问题》一文这样认为：武术是以身法、步法、手法、眼法等为基本元素，以套路为主要表现形式，以虚拟（或称假想）和自我体验为主要特征，以身心双休为主要目的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21〕。2013年廖钰珊在《中国武术概念的评析》中提出：武术是以提高身体素质和增强健康为主要目的，以技击为主要内容，起源于中国的体育项目〔22〕。在这一时期，有关武术概念的问题仍然是武术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学者在不同的期刊、著作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如2009年7月在“武术定义和礼仪标准化研讨会”上对武术概念的描述是至今比较权威的武术概念。相对以前的概念，尤其是具有权威性的1988年全国武术专题会上的概念有了新的见解，1.在表现形式上增加了功法运动，弥补了原概念中的不足，2.在传统体育中去掉了“项目”，使武术的文化性归属于社会性。但是即使是这一权威性的概念，仍然不能概括当今武术的全部内容，如在概念中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表述就不能很好地涵盖武术的发展现状，因为当今的武术不仅仅是中华文化，如竞技武术就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另外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学者在对武术概念的定义上同样不能全面涵盖当今武术的全部内容，而是从某个层面来表述，同样具有片面性。
7结语
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武术概念也一样，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对武术概念有不同的认识，即使在同一时代，由于视角、方法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时期对武术的概念到底准不准确，是否符合各种武术现象存在的客观事实，应该用实践去衡量，武术作为一个包括现行的各种形式的武术总概念，它应该达到既能排除非武术的内容，又能包括现在的各种形式的武术。如果仅仅站在某一角度、层面来定义武术的概念，是值得探讨研究的。而现行的各种武术概念，包括权威性的教材对武术概念的定义，同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很好地把现在社会上客观存在的武术形式表现出来，笔者认为应该把现行的各种表现形式都融入进去，以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武术。
参考文献
〔1〕北平市国术馆？郾体育〔J〕？郾1932（1）？郾
〔2〕中央国术馆史编辑委员会.中央国术馆史〔M〕？郾合肥：黄山书社，1996，6：75？郾
〔3〕周伟良？郾中国武术史〔M〕？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郾
〔4〕体育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M〕？郾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61，10：1-10？郾
〔5〕体育院系教材编审委员会《武术》编写组？郾体育系通用教材·武术〔M〕？郾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78，9：2-8？郾
〔6〕体育院系教材编审委员会《武术》编写组？郾体育系通用教材·武术〔M〕？郾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1-5？郾
〔7〕高师武术教材编写组编写？郾高等学校试用教材.
武术〔M〕？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5：1-10？郾
〔8〕汤庆华？郾关于武术概念的探讨〔J〕？郾岳阳大学学报，1992，5（1）：74-76？郾
〔9〕邱丕相？郾对武术概念的辨析与再认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7，21（2）：7-9？郾
〔10〕体育院校成人教育协作组《武术》教材编写组？郾体育院校函授教材·武术〔M〕？郾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1-10？郾
〔11〕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郾体育院校专业教材·武术基础理论〔M〕？郾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7：1-10？郾
〔12〕李印东？郾武术概念之研究〔J〕？郾武术科学2004，1
全民健身概念篇2
半年前，国内酒业出现过“健康白酒”热，但多数酒企普遍把这一概念落位到产品上，且大家对此也不是非常关注。当时“健康”概念也只是一阵风，在业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甚至当你在跟酒企讲要聚焦“健康”的时候，酒企都不以为然，觉得这个概念太空了。
“健康中国”策
事实上，早在2014年国务院的46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次两会中各大代表提到大健康r代的到来，体育和医疗，体育和卫生怎么结合？全民健身已经不再是总局的一个业务，从行业上升到国家。但真正开始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要从2016年开始算起，国务院向全国各省/地区下发了全民健身计划方案，提出了在2020年前要完成多少全民健身任务指标。未来3―5年，国内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号角。“健康中国”策是一个自上而下全国落实的措施，旨在为全民健康着想，保障全民身心健康，这将引发全民意识的警惕及改变。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健康中国”策？显然，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中国人的身体素质问题已经十分严峻，政府不得不把它提上解决议程。但依靠社会自发的宣传教育不足以达到深刻的影响，更不可能起到号召全民自律地保持健康。因而，中央才通过政策手段把“健康”放在首位，让全国各省/地区具体落实，如此才能真正覆盖全民，真正引导全民自律。那么，这对国内酒业会有什么影响呢？虽然国家政策对大众饮酒并没有命令禁止，但自从“健康中国”策提出后，全国各省/地区就先后公务员最严禁酒令。对于大众而言，未来更讲究的喝酒，更科学的喝酒，更理性的喝酒是必然趋势，这就意味着白酒消费的频次和总量会面临挤压。或许酒企还会存在侥幸心理，白酒自古以来都是适量饮用有益身体健康，这是中医不争的事实。
然而，时代的车轮总是会不停的碾压所有的腐朽思想，为新思潮提供养料。任何产品都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不断创新，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所以“健康中国”策对酒企来说，它是一种未来白酒消费的市场信号，也是酒企如何顺应时展的风向；更是酒企长远发展的战略指引。谁也无法阻挡社会向更健康的方向迈进，在大时代和大政策背景下，酒企需要做的不是墨守成规，而是理解正确的价值观，遵循政治正确，在发展中创新有效去落实，创造符合大众核心价值的生活方式。健康之于酒企，不只是关乎所生产销售的产品，更关乎酒企本身，这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作。
求生法则
打造健康的企业文化体系。企业是一台永动机，而员工是保持它永动的能量元。一个企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全然取决于企业文化体系给人的感官，张瑞敏靠砸冰箱砸出了海尔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酒企亦是如此，企业文化的渲染等同于消费者对产品的综合认识。而每个从酒企走出去的销售人员，都是酒企流动的宣传窗口，他们的专业素质和形象代表着酒企的品牌影响。
政策要求企业越来越精细化的经营管理，以人为本越来越被重视。原本酒类销售就属于高患病率的风险行业，而销售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喝酒更是家常便饭。以往大多数酒企并不重视员工的身体健康状况，一味以销量作为业绩衡量标准。
而国内大型酒企都是几万人的企业，那么健康的企业文化就格外重要，这就包括企业管理层健康理念的形成、企业内部健康管理的梳理、企业自上而下健康活动的落实。酒企的高层领导可以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作为一种表率；企业内部可经常组织相关健康文化活动，如职工运动会、健康大讲堂等；甚至是企业园区内可以适当性的增加大众体育设施。从内到外，从领导到员工，都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让人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健康氛围。
提出健康的独特核心卖点。当前行业内也有不少主打健康概念的产品，这是健康白酒风潮催生的产物，也是顺应趋势的概念新品，符合行业下一步发展态势。但健康白酒不只是一个诉求的表面功夫，而是关乎整个酿造生产过程的大健康。尤其是全民健身的全国化普及，健康将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因而，白酒产品的首要诉求就不能与之相悖，而是要与之充分匹配。
在坚守传统的过程中，创新是十分必要的，如此才能保证是时代为伍。眼下行业内已经有健康产品的萌芽，势头一片良好。只是目前这些主打健康的概念过于传统，还是白酒营销的老套路。在各种黑科技盛行的年代，完全可以大胆的引入各种先进科技理念作为产品健康的强大背书。从产品、产地的特殊自然条件，到酿造原料的稀有物种，再到生产环节的各种设备，再到包装视觉综合呈现，整套环节都可以进行独特核心卖点的提炼。当前国内白酒行业的关键就是要让消费者喝着放心，喝着舒心，才能长此以往的购买。长时间关注国内酒业的人不难发现，当行业被传统媒体主宰的时候，各大酒企蜂拥传播各自的历史有多悠久，能编到多久远就编到多久远；当行业逐渐转向新兴媒体的时候，各大酒企又开始大肆宣传各自产品有多好；当行业开始向新媒体倾斜的时候，各大酒企又开始弘扬各种文化，并赋予产品文化印记，什么样文化好就贴上什么样的文化标签。
全民健身概念篇3
健康服务和健康服务业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健康服务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WHO：“健康服务涉及疾病诊断和治疗、预防、健康促进、健康维护与康复的所有服务，包括针对个体和非个体的健康服务。”
“健康服务业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以及相关服务，涉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用品、保健食品、健身产品等相关支撑产业”。（2013国务院40号文）
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健康服务业的相互关系
健康产业――是指与人类健康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
现代服务业――是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的国民经济新兴域。
健康服务业具有健康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双重属性，是健康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服务业态。
我国发展健康服务业的背景与需求
国家层面：健康服务业具有扩大内需、吸纳就业的巨大潜力。围绕健康的产业布局与调整，是现阶段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
社会层面：依据国务院40号文件布局要求，加快发展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服务，是深化医改、走出“怪圈”的必由之路。
国民层面：国外实践证明，发展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服务，是提高国民自身健康素质和健康水平行之有效的途径。
我国健康服务业的现状与挑战
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医疗服务：一支独大，多元化办医格局正在形成；
健康管理：起步晚，发展快，服务单一，急需融合与提升；
健康保险：规模小，发展慢，前景看好，政策支持是关键；
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机遇
国民健康需求持续增长的牵引；
国家目标和配套政策的保障；
科研与技术进步的支撑；
医学目的与医学模式转变的导向。
健康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卫生总费用GDP占比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健康服务业发展规模及水平不平衡；
对发展健康服务业认识和行动不统一；
健康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不配套；
健康管理服务是健康服务业中惠及民生面最广、吸纳就业量最大、稳增长效益最持久的支柱体系，是健康服务业增量的主体。经过1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健康管理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健康管理服务市场初具规模、相关产业链逐步建立，为健康管理学科及其服务业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健康管理创新理论与学科体系初步形成
统一了健康管理的相关概念
健康管理的概念：“以现代健康概念和新的医学模式以及中医治未病为指导，通过采用现代医学和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手段，对个体或群体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检测、评估、有效干预与连续跟踪服务的医学行为过程。其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健康效益。”
健康管理学的概念：健康管理学是研究人的健康与影响健康的因素，以及健康管理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的新兴医学学科；是对健康管理医学服务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健康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现代医学的重要创新；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医学科学知识体系。
健康管理学科范畴：健康管理学是在健康医学理论指导下，集医学科学、管理科学与信息科学于一体，重点研究健康的概念与内涵，健康测量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健康风险因素检测与评估、监测与控制，健康干预方法与手段；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与实施路径；信息技术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等。
健康管理医学服务的概念及要素：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是在健康创新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健康服务。服务的主体是经过系统医学教育培训并取得资质者；服务的客体是健康、亚健康、慢病早期或康复期人群；服务的重点是通过“零级预防”和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与手段对健康人群及慢性病高风险因素人群实施检测、评估和有效干预，对慢性病实施规范管理和控制。健康管理服务的两大支撑点是健康管理信息技术和相关适宜技术及产品的集成运用。
摘自：《健康管理概念和学科体系的中国专家初步共识2009》
健康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架构
健康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架构，包括健康管理学科基础、健康管理基本概念、健康管理基本理论、健康管理方法学、健康管理技术体系和健康管理职业技能等。
健康管理服务范围与服务提供
健康管理服务的范围
健康管理服务：是指从业人员运用健康管理理论、技术和资源，为健康人群和慢病早期以及疾病康复期人群提供旨在维护和增进其健康的一系列活动。
按服务属性：可分为医学服务和非医学服务，其中医学服务，又可分为基本医学服务和非基本医学服务。
健康管理服务（产品）的提供
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提供：主要包括健康教育与咨询、健康体检与评估、慢性病风险筛查与干预、慢性病康复与管理、中医养生保健、心理咨询、健康监测与医学物联网等服务。
健康管理非医学服务提供：主要包括养生保健、运动健身、生活美容与按摩、营养指导、健康旅游、养老与健康照护等服务。
健康管理（体检）医学服务机构发展现状
近十年来，我国以健康体检为主的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发展规模不断攀升。据2013年估计，全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数量已由2005年的约两千家增加至一万家以上，从业人员近50万人，年体检人次超过4亿。
健康管理非医学服务业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健康管理非医学机构逾60万家，从业人员3000万。
当前我国健康管理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健康管理服务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缺位；
健康管理服务人力资源供求矛盾突出；
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提供单一、质量参差不齐；
健康管理服务信息标准化和网络化建设严重滞后；
健康管理适宜技术与产品开发及集成应用明显不足；
规范的健康管理医学服务模式和路径尚未建立；
健康管理服务付费机制不健全。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促进我国健康管理创新发展，必须转变观念，真正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原则；必须始终秉承“学术引领产业发展，产业推动学术进步”方针；必须致力于形成“产、学、研、用”相互协调、彼此促进的联动机制，坚定不移地朝着2020年健康管理“学科大发展，服务业大繁荣”的宏伟目标迈进。
进一步完善促进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
大力加强健康管理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
持续推进健康管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全民健身概念篇4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体育公共服务；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3-0034-07
Tracing and rethinking of the concept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in China
LIU Liang
（Graduate Department，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collat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time background of concept expression form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logical origin of “sports public service” is to focus on the public’s sport needs and to be oriented by sport public interests, its value orientation is to realize fairness and justice, its intrinsic objective is to realize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author compared academically controversial terms, considered that the use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is more suitable than the use of “public sport service”, and redefined the concept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based on sport public interest needs and value choices. Based on differential, homogenous and compensative sport public interests, the author divided sport public service into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ype service, spiritual satisfaction type service as well as right and ethic type service, and thought that sport public service supply should realize di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as the main body.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sport public service；China
“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1]。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是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判断、推理与论证的基础。同时，思维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辩证运动，概念必须是辩证的，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2]。因此，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对“体育公共服务”进行科学的定义，把握与厘清“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内涵，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且对体育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寻源与发展
1.1“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溯源
从概念位阶维度看，“体育公共服务”的上位概念是“公共服务”，而对“公共服务”的理解与认知，目前理论界尚存争议。根据国际上通行的看法，公共服务一般是指依托社会公共设施或公共部门、公共资源的服务，其对象是有着公共需求或者共同偏好的消费者群体。而分析“公共服务”的发展路径，可循着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管理学理论展开。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是“公共服务”的理论支撑。萨缪尔森将公共产品定义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并指出公共产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3个特征[3]。在此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准公共产品(M.布坎南)与俱乐部产品。而公共管理学理论则从政府职能与管理模式上建构“公共服务”的理论与价值体系。公共管理学围绕“公共部门如何实现和服务于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怎样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2大问题展开，力图从公共利益与公共权力层面来解析公共服务。
依据公共服务的主要性质和基本功能，有学者将公共服务分为维护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性公共服务[4]。根据联合国政府职能分类体系，政府公共服务包括普通公共服务与公共安全、社会服务、经济服务等。由此可见，“体育公共服务”应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下位概念，是附加“体育”特征的“社会公共服务”，而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管理理论是其理论的来源。
1.2“体育公共服务”的政策溯源
从时间发展维度看，“体育公共服务”有其自身的历史演生逻辑，它是伴随着我国体育发展战略调整、体育发展理念转变与体育政策转向而产生与发展的。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的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调整，而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体育发展理念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华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提出了“体育一定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随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针的提出，“竞技体育适度超前发展战略”的形成以及“两个战略协调发展”方针的出台，无不体现了重视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服务思想。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体育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200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国家把体育工作重心转移到关注公民的身体健康上来。《体育法》则明确地规定了体育方针：“国家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促进以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为主要内容的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而《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则从“三纳入”上对政府履行体育公共服务职责做出进一步要求，让“公民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首次在国家法规中得以明确表述。
不难看出，我国的体育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政策调整，但蕴含在其中的“体育公共服务”理念成为贯穿这一历史过程的轴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清晰。
1.3“体育公共服务”的社会背景
廊清“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还应从社会背景入手。体育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总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并受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影响。“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提出，是我国体育自身发展实践中的一种“自适应”过程，是人们对体育的客观认识不断加深的反映，是体育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之中，这是一场深远、全面的社会变革，必然对体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伴随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政治、社会层面的持续变革为主线，社会发展模式与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也包含了体育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4位，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2 360美元，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对体育的需求也呈现出越来越高、越多元化的趋势。面对新形势，我国《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采取直接提供、委托提供或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向公众提供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而国务院颁发的《全民健身条例》则是从法规层面上对公民的体育健身权益加以保障。
从社会政治角度看，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将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上日程。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则强调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5]从过去人们耳熟能详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当前提出的4个“更加注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转身，预示着社会发展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型。因此，“体育公共服务”的提出，其本身就是体育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响应，是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与价值取向下的重新定位。
1.4“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追溯“体育公共服务”的提法，查到的最早文献是出现在2002年10月[6]。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之一。在这种公共服务核心价值理念的推动下，拉开了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序幕，体育行政改革也不例外。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同志在《财富》全球论坛进行的主题演讲以及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7]。但此时的“体育公共服务”尚是一个未被明晰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体育公共服务”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随着北京2008奥运会的召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对重塑体育发展模式的呼声开始升高，而“体育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的体育发展理念，倍受学者与社会的推崇，其研究成果也开始大量涌现。2008年9月，国家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
“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至此有了雏形，但其概念并非到此为止，因为“概念总是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8]。诚如哲学家所言，“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一系列概念的形成中，在概念的不断更替和运动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无数转化中实现的。”不难预见，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
2“体育公共服务”与“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的对比与分析
通过对体育公共服务研究文献的分析，学术界使用了2个术语：“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公共服务”，且有将2个术语混淆的倾向。赞成“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的学者认为，其应与教科文卫领域的术语同步：公共+公共事业名称+服务的形式[9]，同时也指出体育公共服务和城市公共服务、社区公共服务、农村公共服务等相似，而体育与诸如城市、社区、村等不属于同一类性质的概念。而使用“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学者却指出，从词性与构词结构上看，“体育公共服务”的表意更准确，而“公共体育服务”在使用中若不加特别说明就会出现歧义[10]。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概念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知，作为一个上位概念其词语结构是不能随意改动的，而作为下位概念，只能采用表明差异性的词语再加上位概念的方法。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当前2个概念有时被不加区分地使用的现状下，如果不及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势必对后期相关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造成困难。
从内涵上看，无论是“体育公共服务”，还是“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均是“服务”，而修饰语“公共”是核心，其实质是反映了体育需求与供给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取向与利益选择。可见，“公共”应是此概念固有的和基本的特征。而公共性与私人性、公共需求与私人需求、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因此，界定与理解这一概念，需要对比体育的“私人性”来理解。所谓体育的“私人性”，是体育现象仅与某个人或组织有关的，其影响范围也仅局限于某个人或组织。从需求角度来看，某个人或组织对体育的个性化期望即成为“体育私人需求”，满足这种个性需求的体育服务也就是“体育私人服务”。与之相对应，也就衍生出“体育公共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沿着上述思路向下分析，“体育公共服务”与“公共体育服务”均是“公共服务”的下位概念，从汉语言的常规来讲，“限定词+上位概念”是构成下位概念的基本结构，显然，“体育公共服务”更符合常理。同时，从“公共体育服务”概念所包含的“公共体育”词组来看，其对立概念应是“私人体育”。“公共体育”与“私人体育”显然并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对立关系；相比之下，从“体育公共服务”包含的 “公共服务”词组所推理出的“私人服务”，两者之间比较符合逻辑对立关系。
从官方用语看，“体育公共服务”也已经被认可。2008年9月，国家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体育事业发展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8年国家体育局长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发展体育事业、提供基本体育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在2009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要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于 2010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再次强调要“强化政府的体育公共服务职能”。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可见，“体育公共服务”在官方文件及正式场合频繁出现与使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倾向使用“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形式。
3“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评价与再认识
综观相关研究文献，无论是“公共体育服务”，还是“体育公共服务”，其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主要基于以下视角。
1)物品解释法：根据萨缪尔林的公共物品理论，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出发，认为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并以此来界定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如樊炳有[11]指出，体育公共服务就是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刘艳丽等[12]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是指满足社会共同需求，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服务。
2)利益解释法：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根据是对公共利益的判断，公共利益才是判定公共服务的内在依据，物品只有与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相联，才能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如肖林鹏等[13]认为，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组织为满足公共体育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王景波[14]认为，所谓体育公共服务即满足公共需求的行为，是为公共利益提供的基本的和广泛的服务。
3)主体解释法：按照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要承担起满足公共利益的责任，且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供给者。简言之，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生产公共产品，但其提供主体却是多元的。如李万来[15]指出，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公共体育组织和公共体育服务人员，为社会公众的体育活动所提供的体育产品和体育劳务；范冬云[10]认为，体育公共服务是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等供给主体为满足社会成员体育需要而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过程。
4)职能解释法：有人认为，体育公共服务就是政府从事的体育公共性活动，是政府的职能之一。这是一种缺乏学理思辨的解释，将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解囿于狭义的公共服务概念之中。
在上述观点中，笔者比较倾向的是利益解释法。但利益解释法最终的定义仍然没有摆脱“公共物品排他性假设”的限制。同时，关于利益解释法，对何谓“体育公共利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体育公共服务”产生于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其概念除反映事物与实践的本质外，还应传递出新的价值取向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利益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概念无疑尚存缺憾。
从推进政府改革角度来看，这一定义成立的一个前提是，政府愿意且有能力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政府是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应是为公众提供优质、差异化，但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保证公众的体育权益。为此，根据本文研究及实践发展的需要，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如下：为实现和维护社会公众或社会共同体的体育公共利益，保障其体育权益的目标实现，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依据法定职责，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以不同形态的体育公共物品为载体，所实施的公共行为的总称。
概念要件包括9个方面：第1，服务主体是多元的，以政府为核心的所有公共组织；第2，服务客体是社会公众或社会共同体；第3，外在依据是以体育公共利益为导向；第4，最终目的是保障公众的体育权利；第5，服务方式与途径具有多样性；第6，内在要求实现社会公平；第7，根本原则是依法服务；第8，其实质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第9，根本价值趋向是为民众提供优质、差异化，但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
4“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剖析
4.1“体育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
诚如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那样――“能不管的，尽量少管”、“不该管的，坚决退出”、“应该管的，必须管好”――服务型政府的真谛就在这种由“统治”向“善治”转变的价值向度。传统体育管理模式下形成的政府“错位”、“越位”、“缺位”以及所引起的价值失范，究其根本原因，是由忽视公众根本体育利益所引起。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未必就是好政府。漠视公众利益与需求，提供的所谓“服务”或许根本就不是公众所需求的。因此，以公众的体育利益为导向，重视公众的体育需求，是“体育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
4.2“体育公共服务”的理念与价值
体育发展依靠人民，体育发展为了人民。如何保证全体人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无疑是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面临的新选择与新难题。发展难题的解决可以用改革的办法不断探索，而发展方向的选择、发展理念的定位与发展模式的转变，却需要高瞻远瞩的判断。2008年9月，总书记提出：“要继续发展群众体育事业……，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服务。”并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提出了“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目标[16]。2010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大力发展公共体育事业”，并以“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的观点阐释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深刻意义[17]。2011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而易见，大力发展公共体育事业，实现体育的均衡发展，确保人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成为体育公共服务的核心理念与价值选择。
4.3“体育公共服务”的内容与形式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交往)、当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尊)、自我价值实现需求(成就)。前2层次可以归为人的本能需求，反映了人的自然属性；后3层次可以归为人的精神需求，反映了人的社会属性。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人们有追求身心和谐与适应社会生存的原始需要，体育以其独特的强身、健心功能，将人们这一需要变为现实。因此，体育的塑身、健心与娱乐功能与人的自然属性里所蕴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相吻合。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人有着自我实现需要与自我满足的需要，有实现自我价值与尊严荣誉的需要，有成就感、自豪感与自信心的需要，而体育中更高、更快、更强的进取精神，公平、公正、公开的价值理念，顽强拼搏、进取向上的意志，都是迎合人的这种社会属性的良好载体。
从人的以上需要出发，首先，必然会存在或衍生出社会成员对体育的共同利益诉求，达成对体育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会让人们愿意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由一个专门的公共机构来代表自己保护或满足这种公共利益。这是一种同质性的体育公共利益，是公众对个体利益的叠加放大。如人们对竞技体育为国争光、创造辉煌的共同期望。其次，由于各具差异的个体为了更好适应社会以及提高生命、生活质量，也必然会存在着对体育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利益需求，这些独具个性的差异性需求在一定范围内却也呈现出共性特征。如人们对体育健身的需求。
除却上述2个层面，由于受经济、政治、地域、禀赋等影响，人们在生活中获取的体育利益份额是不同的，有时甚至会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因此，这就不得不从以下层面做出另一种考虑：体育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从社会伦理价值出发，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保障全体公民的体育权益，需要让渡出一部分体育利益来弥补特定的人群，以保持公众的体育得益的相对均衡。
基于以上考虑，从差异性、同质性与补偿性3种体育公共利益出发，将体育公共服务分为生存发展型服务、精神满足型服务以及权益伦理型的服务(见图1)。
4.4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与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此明确提出“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标志着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思路进一步清晰，认识到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政府供给体育公共服务是“天然”的，具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18]。但由于政府自身能力所限与体育公共产品作为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已被理论与实践所证明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可以分离的事实，我国体育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也需要适当分离，实现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对此，我国《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已做出明确说明，指出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采取直接提供、委托提供或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向公众提供优质的体育公共服务。同时，这一提法也表明，关于体育公共服务的新的共识已经形成，即政府为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通过完善财政体制、提供财政保障，来安排与公民的基本体育权利有关的公共服务项目。
5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概念辨析
5.1体育公共服务与“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相对“管制型政府”而言的，是新时期公共行政环境下的一种必然价值选择。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的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质量，重新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七届五中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将成为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价值定位上，构建服务型政府，就是要以社会公正作为公共服务活动的目标归宿和服务质量评判标准；在运行逻辑上，公共服务提供的内容应当基本依据多数公民的需要。
不言自明，体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必然要依靠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前者作为后者实践和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后者在具体的服务提供过程中不断寻求行政理念、行政模式的创新。
5.2体育公共服务与“新公共服务”
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19]的《新公共服务》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行政学专著，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理论创新在学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一度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7条崭新的理念：(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5)承认责任不简单；(6)服务，而不是掌舵；(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恰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兴起，一时成为众学者追崇的对象，但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的见解。抛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是一个全新的公共行政替代范式的争议暂且不论，单纯站在“分析”的角度来审视这种源于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的体育行政特点，不断促进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开创性的探索。
5.3体育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学者们称之为“新公共管理”，其核心特征是更加关心公共服务效率、效果和质量的结果。“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实践内容包括：(1)决策(掌舵)与执行(划桨)职能分开；(2)衡量业绩；(3)产出控制；(4)把公众视为“顾客”，公共服务坚持“顾客导向”；(5)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6)打破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7)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20]。这场再造政府的改革运动赋予了“新公共管理”模式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性。当然，人们对其改革取向及模式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改革的总方向以及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等方面也提出了种种批评。但无可厚非的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的体育职能进行转变，形成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做到以顾客为导向，提供回应性的体育公共服务，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已是我国必需启动的一个系统工程。
5.4体育公共服务与体育公共产品
从当前体育公共服务的研究来看，大都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奥运争光计划》竞技体育由于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与使用的非排他性”应属于纯公共物品；而《全民健身计划》中大部分全民健身服务由于仅具有以上2个特征之一或弱化的2个特征而属于准公共产品。以上2种分类，是当前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但在现实中，部分体育健身服务(如某些体育健身设施、特殊领域、人群的体育服务)，却不直观地具备以上2个特征中任何一个，更别说2个同时具备了，但都是由政府提供，而且在《全民健身条例》以及有关政策中大力提倡的。基于“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理论对此并不能做合乎逻辑的解释。对某些公共体育设施一旦明确并承认是私人物品，它们就失去了由政府提供的理论基石。而此点，是与我国当前的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这不仅不利于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而且对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明晰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应该寻找一种全新的角度与思路。
5.5体育公共服务与体育公共利益
按本文对“体育公共服务”的定义，体育公共服务就是维护体育公共利益。其实如前文所言，“利益解释法”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如何不对“体育公共利益”的内涵进行正本清源的界定，势必影响到“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理论的把握。
我国学术界有关公共利益的理解至少存在如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公共利益是排斥商业利益的利益；二是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一种公共需求；三是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一种整体利益；四是认为公共利益就是一种价值；五是认为公共利益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六是认为公共利益是一种集团、社群或共同体利益。从以上观点出发，可以概括出体育公共利益的核心问题：体育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或者说更多地体现在价值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体育公共利益是一种个人需求的产物，还是公众需求的产物，抑或共同体需求的产物？体育公共利益是独享的还是共同分享的？循着以上问题，可以得出体育公共利益的概念，那就是和公众密切相关的，并为公众共同享用的，能够满足公众要求的一定性质的体育需要的价值性表达。
体育发展依靠人民，体育发展为了人民。我国体育将遵循什么发展理念与价值，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如何保证全体人民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怎样实现体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我国体育事业面临的新选择与新难题。而“体育公共服务”概念的提出，将人民的体育公共利益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将政府体育职能转换推向了体育事业改革的最前沿，更将体育发展新理念融入体育实践的过程中。不难预见，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的完善必将引领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岳霖. 形式逻辑[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44.
[2] 邓晓芒. 思辨的张力――黑格尔的辩证法新探[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52.
[3] 李燕. 公共支出分析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4] 李军鹏. 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指南[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24.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
[6] 杨年松. 论体育服务产品的性质、特征和类型[J]. 福建体育科技，2002，21(5)：1-4.
[7] 曹. 中国将以更开放的视野看待体育事业的发展[N]. 中国体育报，2005-05-17(001).
[8] 《普通逻辑》教材编写组. 普通逻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5.
[9] 郇昌店.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述评[J]. 体育学刊，2009，16(6)：20-24.
[10] 范冬云. 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2)：6-9.
[11] 樊炳有. 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及系统结构[J]. 体育学刊，2009，16(6)：14-19.
[12] 刘艳丽，姚从容. 从经济学视角试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产业生产主体的多元化[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4，21(5)：16-18.
[13] 肖林鹏，李宗浩，杨晓晨.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概念开发及其结构探讨[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22(6)：472-475.
[14] 王景波. 加强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28(1)：18-20.
[15] 李万来，闵健，刘青. 公共体育管理概论[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163.
[16] 国家体育总局.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382.
[17] . 政府工作报告[EB/OL]. 省略/policy/txt/2010-03-15/content_19.
[18] 樊炳有. 体育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探讨[J]. 体育与科学，2010，31(2)：30-32.
[19] 洛伯特•B•登哈特，珍妮特•V•登哈特[美]. 新公共服务 服务而不是掌舵[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1.
全民健身概念篇5
关键词: 非正式体育群体研究现状启示
我国正式的体育组织、群体、社团等,是我国大众体育与大众健身活动的重要组织依托,并对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然而其数量太少,根本无法满足13亿人口的大众体育健身活动要求。非正式的体育活动群体在现阶段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绝大多数群众体育健身的组织保障,是真正老百姓身边的体育健身组织。然而,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对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研究非常不足。开展对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系统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大众体育科学研究的领域,为非正式体育群体的后继研究奠定基础,为非正式体育群体的培育、管理等实践活动提供依据,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非正式体育群体的概念
目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各类体育组织的研究文献比较多,但用词尚不够统一,尤其是“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两概念与非正式体育群体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确。因而在界定非正式体育群体概念之前有必要对“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两概念进行专门的讨论,以明确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概念的外延。
在笔者掌握的文献中,卢元镇先生是最早对“体育社团”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认为:“体育社团就是以体育运动为目的和活动内容的社会团体。”此后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对体育社团的进一步研究,如崔丽丽等研究认为:“体育社团是一种社会组织,即执行一定的体育职能,完成特定的体育目标,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群体。”黄亚玲在其《论中国体育社团――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变下的体育社团改革》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对体育社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体育社团是公民自愿组成,自主管理,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其章程以体育运动(或活动)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可见对于体育社团的形成是“有计划地组织起来”还是由“公民自愿组成”,目前还无定论。
再如“体育俱乐部”的概念:钟天朗认为:“体育俱乐部就是指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一种体育经营实体或体育组织(社团组织)。”并将体育俱乐部分为业余体育俱乐部、职业体育俱乐部和商业性体育俱乐部。可见作为体育组织高级形态的“体育俱乐部”很难将非正式体育群体纳入其范畴之内。
通过分析“体育社团”与“体育俱乐部”两个概念,笔者发现如下问题:第一,从体育社团的性质来看,它与非正式体育群体的性质存在差异(体育社团均是具有系统组织结构的正式组织),不能将非正式体育群体纳入体育社团概念体系之中。并且非正式体育群体与体育俱乐部在概念外延上也不具有交叉性,更不等同于非营利性体育组织。第二,目前我国体育组织研究中对概念的使用还不够规范,即使是对已广泛运用于体育实践和体育科学研究中的“体育社团”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非正式体育群体之前必须明确界定非正式体育群体的性质、内涵与外延。第三,对不同体育组织进行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各专家学者往往从各自的研究需要和立场出发进行划分,容易造成概念外延的交叉甚至混同的现象,对于今后继续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可能带来一定的困难。
鉴于以上认识,笔者将非正式体育群体作如下初步界定:非正式体育群体是人们基于共同的爱好、利益、感情与友谊,在体育实践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外界“建制”部门的因素影响和制约,自发形成并自主管理的非正式的、结构松散的,利用公共场所,以健身、娱乐、交际、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组织。
笔者通过分析“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两概念,明确了非正式体育群体的外延,进而对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进行了概念界定,据此也就找到了界定文献的有力依据:(1)各类体育组织定义中对其性质的界定,(2)组织的特征,(3)是否有来自组织之外的“建制”部门的因素制约。这样有利于明确揭示我国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而不至于偏离主题。
2.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下五个方面:
2.1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现状
非正式体育群体形式的自发性;方式的多样性,包括直接参与型与间接参与型两种;活动的经常性和内容的广泛性。
2.2非正式体育群体的作用
非正式体育群体是实现《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重要载体;非正式体育群体在全民健身中具有感召力;非正式体育群体有力地促进了全民健身的运动发展。
2.3非正式体育群体建设的基本途径
社区自发性体育组织建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解决自发性体育组织的经费矛盾对推动其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组织成员对于加强组织管理具有较强的内在需求。
2.4非正式体育群体的发展趋势
从非正式体育群体的活动内容上看,消遣娱乐类项目将占更大的比重,体育是为了健身的唯一功利目标得到改变;非正式体育群体的发展环境将更加优化,不仅能得到物质保障,而且能得到闲暇时间的保障;非正式体育群体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既源于人口的老龄化,又源于现代家庭结构的变迁和家庭功能的外移。
2.5我国非正式体育群体存在的问题
非正式体育群体发展不平衡;场地设施缺乏;老年体育群体是非正式体育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老年体育群体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等等。
3.对我国非正式体育群体研究现状的评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非正式体育群体迅速发展,在基层体育组织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对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研究还非常不足。笔者虽然在文献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关于体育社团和基层社区体育组织研究的文献资料,但是对其概念分析后发现,这些关于体育社团和基层社区体育组织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大多具有“官民两重性”,往往亦官亦民,没有准确地给予性质上的界定,因而笔者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另外,目前许多研究者往往是站在“官”的立场上对民间的体育组织加以研究,导致其考察对象很难界定纯粹意义上的非正式体育群体,其研究内容及结论也多是指导性的,如:怎样从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控、加强管理、加强组织建设上来解决非正式体育群体的发展问题,不具有很好的操作性。
笔者通过以上研究发现,我国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研究突出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非正式体育群体及其相关概念的使用不统一,并且在个别概念的界定上比较模糊。其次,关于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学校的自发性体育组织研究,这与我国目前群众性的自发性体育组织发展水平极不对称。再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区自发性体育组织的发展途径,但是没有发现对非正式体育群体形成和发展机制的研究成果。最后,改变研究的角度与立场是今后开展对非正式体育群体研究工组的当务之急,站在“官”的立场或“亦官亦民”的立场对非正式体育群体开展研究难以揭示其本质的规律性特征。
4.启示
4.1关于规范体育组织概念体系和统一概念划分标准的思考。
关于体育术语的统一和规范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引起了许多国家的重视。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的术语委员会承认了由奥利切尔创立的“体育术语统一研究会”,该研究会于当年讨论了体育的基本概念,并于1965年举办了“国际体育术语统一研究会”。可见体育术语的规范问题是伴随体育发展和体育科学研究进程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问题。
笔者在对研究文献的界定和非正式体育群体相关概念的分析中发现,我国现阶段关于体育组织的研究存在概念使用不够规范和对不同体育组织的划分缺乏统一标准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势必成为进一步推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障碍。因而,建立关于体育组织的各级概念体系,并统一概念的划分标准,从而使其外延得到明确,就成为当前关于体育组织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是今后研究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
4.2关于转变“亦官亦民”的研究立场的思考。
卢元镇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了我国体育社团的“官民两重性”问题,“官民两重性”恰好反映了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性特征。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体育社团“官民两重性”特征,以及竞技体育领域“举国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关于体育组织的研究中往往带有一定的“亦官亦民”色彩。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第三部门的崛起,“亦官亦民”的研究立场应当尽快得到改变,研究者应开展对非正式体育群体的研究工作。
4.3关于当前我国非正式体育群体研究工作切入点问题的思考。
国外大众体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积极培育各类体育组织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大众体育发展路径。培育大众体育活动组织的基本前提是深刻认识和把握体育活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外部机制,只有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培育各类体育活动组织的制度、措施等方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非正式体育群体的发生、发展与消亡过程有其必然的内在规律性,这一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揭示这一规律不仅是对自发性群众体育活动组织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环节,而且是在大众体育实践中发展非正式体育群体的前提条件。鉴于目前我国非正式体育群体发展水平、趋势与非正式体育群体科学研究的不对称性,以及非正式体育群体研究本身的不完善,笔者认为揭示自发性体育组织的形成、维持和发展机制既是此类体育组织培育工作的基本依据,又是目前我国非正式体育群体研究工作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吕树庭,卢元镇.体育社会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4:74-75.
[2]孟凡强.对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概念的认识[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6,1:36-39.
[3]吴铎.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5:135.
[4]孟凡强.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成因的理论探讨――兼论后继实证研究面临的主要课题[J].体育学刊,2006,2:64-67.
[5]孟凡强,钟晨.非正式体育群体研究现状与述评[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86-89.
[6]陈泽兵.社会转型期我国民间体育组织的发展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28,(4):27-29.
[7]徐坚.我国城市社区自发性体育组织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图书馆,2000.
[8]崔丽丽,王炜,苏连勇等.中国体育社团研究(综述)[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2,18,(1):33-36.
全民健身概念篇6
1.1素质的涵义、结构
素质教育是我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研究素质教育必然涉及到素质这个问题，因为人的素质是作为素质教育的逻辑起点。其狭义的素质概念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神经特别是脑的特性，以及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的特点。在素质教育的研究中，关于素质概念的理解，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突破了狭义的素质的概念。在素质的内涵上不再局限先天的遗传的生理素质，而且包括后天的素质，在外延上既可指个体素质，也可以指群体的质量或性质。概括地说，广义的素质包括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素质。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是指在先天的生理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从而在后天获得的相对稳定的属性。根据素质的涵义和人的身心活动特点，笔者把人的素质基本结构划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三个层次。生理素质包括体质、体格、神经系统、脑、感觉器官、运动器官、本能、潜能、体能等。心理素质包括认知、需要、动机、气质、性格、自我意识和个性等品质。社会素质包括科学、道德、审美和社会生存等素质。上述关于素质的概念和素质结构的观点，是现代素质观，成为素质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1.2素质教育的涵义和内容
我们分析了素质的概念和基本结构以后，就有可能进一步对素质教育作深人的研究。由于素质教育是作为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概念提出来的，因此，必须对应试教育的涵义与特征作出解释。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客观存在着偏离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单纯为应付考试争取高分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种倾向，我们把这种倾向叫应试教育。学校体育的应试教育主要反映在重视以参加比赛为主的校运动队训练，忽视大多数学生的体育教育，我们把它称为“应赛教育”近些年我国为r克服应试教育积极采取措施，实行把体育作为升学考试的科目，学生为了取得好的成绩，积极进行练习，但仅局限在考什么练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应试教育”又应运而生了面对这一问题不能不令人思考，什么是素质教育，它的涵义和内容是什么，学校体育如何进行素质教育任何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是对研究对象的木质作出概括，提出界定素质教育早在80年代就已出现、并广泛地被人们使用，但对这一概念的涵义的认识却是多种多样究竟如何对素质教育的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成为素质教育研究的关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素质教育的涵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即素质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木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相应条件，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的基本权利，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和特征的反映。根据上述概念的界定和多年来对素质教育研究的成果，可以概括出素质教育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每一位学生基本素质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教育;二是从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三是从人的共性与差异性特点考虑，促使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发展。，素质和素质教育概念的科学界定及其基本特征的揭示，为我们研究素质教育的内容提供了前提条件。素质教育的内容应包括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科学、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技能素质和社会素质的教育。以上素质教育概念、特征和内容的明确，为我们研究和实施学校体育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2学校体育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2.1更新学校体育教育思想观念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场深刻的变革，也是学校体育教育思想观念上的一场变革，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实施学校体育素质教育的前提。我国自从1903年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并设置体操科以来到现在为止的近百年间，学校体育教育思想观念经过了六次较大的变革。20世纪初期军国民主义体育教育思想从日本出人我国，并伴随着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学校得到广泛推广。体育课主要以传授兵式体操为主。192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壬戌学制”，宣布废除军国主义教育，由欧美的自然体育取代兵式体操，并把学校的体操科正式改为体育科。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以儿童为中心，提倡民主、自然的体育教育，主张体育即生活，强调体育的科学化、教育化，体育教学的个体化，体育教学环境的自然化，体育内容的游戏化，以自然的运动为手段，培养学生民主自由的人格。这在我国学校体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学校体育对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全面否定，学习引进了前苏联的以掌握技能为主的体育教育思想，一直到70年代我国学校体育主要是以“三基，’教学为主，以竞技运动为中心。虽然在提高学生运动技能方面有所收获，但对增强全体学生体质方面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在7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学校体育应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的“体质教育”的观点，并在学校体育中得以实施。但由于体质教育把学生作为纯生物体强调身体训练，忽视心理和社会素质的培养，导致学生产生喜欢运动而厌烦上体育课的倾向。
随着教育和学校体育改革的发展，80年代学校体育由体质教育向注重学生身、心、群全面发展的“三维体育观”演进，并在80年代后期从日本学习、引进了愉快体育的思想。愉快体育是在日本“新学力观”指导下形成的一种教学模式，其理论基础是根据美国卡尔•路易斯1938年提出的游戏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站在学生的立场来把握运动的特性，运用不同的运动方式满足学生对运动的需求。日本学校体育经过十几年的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过份强调学生的娱乐性而导致运动能力的普遍下降，这一问题已引起日本教育界的关注。我国学校中的愉快体育教学到目前为止人们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模仿，还没有从理论到实践上把握愉快体育的内涵和本质，很多地方的愉快体育教学变成了放任教学，难以实现学校体育的目标。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我国学校体育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实质性的改革。首先学校体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通过体育教育使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状态。第二是树立面向全体学生，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本的现代学校体育教育观，学校体育必须冲破以竞技运动为中心和片面追求金牌的模式，力争吸引全体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各种健身活动。这既是我国学校体育素质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所要求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所要求的。第三是树豆终身体育观，重视培养学生体育态度、兴趣、习惯和体育实践能力，使学生终身享受体育的乐趣。第四是树立学校、家庭、社会全方位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的观念，家庭和社会要担负起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的责任，形成以学校为主，以家庭和社会为辅的一体化体育教育模式。
2.2把健康教育作为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
健康的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近年来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目前我国学生的健康状况仍令人忧虑。据调查统计，营养不良和低体重学生达32.6%，超重和肥胖学生达7.3%，小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心理障碍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另据上海市调查统计，中小学生心理发病率达15.04%。如何将健康教育贯穿在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之中，让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这既是新世纪教育工作者应完成的重要任务，也是新世纪学校体育卫生工作者应努力探索的新课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健康标准，一是身体不虚弱，没有疾病;二是心理要健康;三是社会适应能力强。新的健康标准的提出，正在带动学校体育卫生观念与功能的转变，原有单纯注重大肌肉活动量，增强体质和提高竞技水平的办法，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更不能激发和满足全体学生参与体育和健身活动的需求。必须转变观念树立新的健康教育观，并积极进行健康教育的各项实验，把先进的知识、技术、经验和成果迅速地引进学校健康教育工作中，尽快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2.3重视培养学生体育学科能力
能力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点。一个人的素质水平，实际上是他的能力结构效能的综合反映。在素质教育中寻求最佳的知识结构，实现最佳的能力结构，是学校体育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近些年国外对学生基础学力的要求和评价有了重大变化，把学生的学习动机、兴趣、态度提到第一重要的地位，把知识、技能、理解退后到末位。在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等之前，必须以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为前提。这种基础学力观的排列顺序是同教学流程相吻合的。首先必须唤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浓厚的学习兴趣和积极的学习态度，使学生展开思考和判断，并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练习、掌握各种技能，最后达到认识和理解。通过无数次的循环，学习水平不断提高，以至上升到相当高级的程度，从而使学生由过去的“学会”变成“会学”。当然，过于强调体育兴趣、态度的培养而忽视知识、技能的学习掌握，就会导致学生运动能力的下降。因此，学习基本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和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态度有机的结合，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体育学科能力主要包括主动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体育运动实践能力等。体育运动实践能力包括基本活动能力、锻炼能力、体育娱乐能力和体育欣赏能力等。培养学生体育学科能力，是学校体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因此，不应局限在体育教学，也应在课外体育、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全方位中进行。
2.4调整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学校体育素质教育树立起新的思想观念之后，必须要有一整套教育措施和方法予以保证。
首先是要构建新的学校体育与保健课程体系。依据国际上普遍遵循的课程设置要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接受性的原则，学校体育课程的目标体系为:小学低年级阶段以运动教育为主，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要对运动教材进行加工，使其游戏化，通过各种游戏使学生体验到体育活动的乐趣。小学高年级阶段以目标学习和自主学习为主，让学生自主地选择学习目标，通过运动实践体验到实现目标的愉悦，逐渐培养学生对运动的兴趣、爱好和基本活动能力。中学阶段逐步实行选修课程，并随着年级的提高逐渐扩大选修的范围。强调问题解决学习、自主学习和系统学习，在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自我健身的知识、意识与能力，使之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养成经常锻炼身体和自主运动的习惯。高中阶段以选修课程为主，根据学生的能力和特点适当扩大选择的运动领域和项目。让学生掌握体育锻炼和保健的方法，形成自我健身的技能和自我评价的能力，具有终身从事体育活动的意识和本领，提高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第二是更新教学内容。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现代教育要求学校体育的教材力争做到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基础性与先进性的统一，实践性与理论性的统一，趣味性与系统性的统一。重点是研究竞技运动项目教材化的问题。
第三是教学方法的改革。素质教育所要求的现代学校体育教学，已不是单纯的课堂教学，而是立体化的大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由注重掌握技术、技能，向注重培养学生体育运动态度、兴趣和习惯的方向转化;由单纯强调运动成绩和达标成绩的学习结果，向强调学习过程转化;注意在学习过程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主动探究问题，自主活动;教师的角色要重新定位，由以教师为中心的方法，向以师生共同活动的方法转化;由封闭的教学组织形式，向开放的教学组织形式转化;体育保健理论课程要由单纯的语言讲授，向运用多媒体的直观形象教学转化，使学生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地进行体育学习和自主运动。
第四是评价方法。学校体育素质教育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学生素质发展的评价、监控体系，在评价内容上要改变以学生身体素质达标成绩的单维性评价，为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等多维性评价;变注重学生运动成绩的结果评价，为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变静态评价，为动态评价，实行学生素质发展综合记录。在评价的方法上，要做到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特别是被评对象积极参与评价，这是评价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在评价方式上，根据体育特点应强调体育运动实践活动是素质评价的有效方式。
3结语
全民健身概念篇7
内容提要: 德国民法典立法时，侵权法上的“法益”指且仅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从而与“所有权、其他权利”这些主观绝对权利相区分。区分的功能在于使“其他权利”这一开放式概念的扩张功能不及于“法益”，从而实现限制保护人格利益的立法目的。但随着社会、法制及观念的发展变迁，这一区分已经不适宜。现在侵权法上的“法益”概念已经与“侵权法保护的权利”合一。德国侵权法上的“法益”，从来不是指权利之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我国侵权法中，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设立一个“法益”概念。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民法学界已有很多关于法益的讨论。现将既有讨论的几个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在法益的涵义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将法益界定为权利之外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或类似表述。[1]个别异见认为，任何权利均可称权益、法益，但权利外无权益、法益；主张权利以外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违反法理。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权利、法益、一般利益三者并列讨论，认为法益是介于权利与一般利益之间的一个概念。[2]有一些学者还区分了广义法益与狭义法益，狭义法益仅于权利之外存在，广义法益则将权利也包括在内。[3]总之，既有研究基本上系将法益定位于权利之外的一个法律保护对象。
第二，在法益的词源问题上，许多学者谈到，该概念系来自于德国。[4]其中有的学者直接指明了原词，“‘法益’(rechtsgut)一词，由德国学者首创，日本学者从德文首译。” “法益一词是由德文das rechtsgut翻译而来。”
第三，在法益概念的功能上，大部分学者认为，界定一个独立的法益概念，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其提供民法上或更具体地说是侵权法上的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与权利相比，是一种弱保护。[5]
在既有民法“法益”研究的资料来源上，最常被引用的有以下两部分资料：其一，刑法学者关于法益的著述，主要为张明楷教授的专著《法益初论》[6]和台北大学高志明2003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刑法法益概念学说史初探”；其二，民国时期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关于“法益”的一些论述。常被引用的有史尚宽[7]、曾世雄[8]、芮沐[9]、洪逊欣[10]等。
从资料来源角度看，我国目前的民法法益研究至少有以下两个不足。其一，刑法法益理论或可用于参照，但若直接拿来做民法法益研究的根基，恐怕不妥当。比如，刑法基于其公法性，不可能仅将其保护对象指向单个个人，必然会产生诸如“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或“个人法益”、“超个人法益”这样的分类，这就会与以单个私人为思考原点的民法产生不可弥合的间离。其二，台湾学者对法益的论述，多系只言片语，仅系在体系阐述时顺便提及法益，而未及深入。且我们也存在脱离体系背景的误解。[11]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虽然我们一方面指出了“法益”概念源于德国，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几乎没有利用德国民法学中关于“法益”研究的资料；以致我们对“法益”概念在其原生的德国民法体系中的涵义、功能、理论争议、实践发展所知甚微。
这里隐藏着一个方法论问题。当我们从域外引入一个概念，并试图为我所用时，这种比较法上的借鉴何以可能？又何以有效？其前提恐怕是应当首先厘清下述问题：该概念在其发生地是何涵义？它原本被设计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后来又有何发展？它在实践与判例中的应用如何？理论上又有何争论与流变？有了这一系列清晰的认识，我们才有条件进一步思考：我国是否有同样的问题？该概念又是否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该概念是否及怎样融入我国法律体系，从而既能解决问题，又不发生体系矛盾？如果未进行以上思考，仅仅是说“这个概念来自某国”，然后就依翻译之后的字面涵义来解释之，并以其为手段来解决自己设想的问题，建构自己设想的体系，这就难称之为一种法律借鉴，也难称为一种比较法研究。此时，说不说“该概念来自某国”都是一样的，对论证与结论均无影响。说了也只能被理解为一种陈述时的辅陈或导入，或一种“此事古已有之”的隐喻，从而减少他人对概念本身的质疑；但概念的内涵、外延、功能及一切，其实都是自己赋予的。这样的研究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研究结果会格外“多彩”，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其实是在各自发挥想象力。[12]
本文的学术企图，首先不在于在法理学层面上对法益进行一般的探讨，因为这样的探讨至少要弥合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之间的鸿沟，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结论会过于一般，从而缺乏实践意义。其次也不在于在整体民法层面、如权利理论上对法益进行探讨。从前引法益的既有讨论中可以看出，即使是民法层面的法益研究，实际上也是将侵权法作为一个主要的假想适用领域，从法益保护相对于权利而言是一种弱保护即可看出这一点。很显然，合同法上的保护是不区分权利与利益的；由于合意过程可以维持当事人的预期，合同的相对性可以限制请求权人范围，所以纯粹经济损失在合同法上是无疑问地可以得到赔偿的。换言之，利益在合同法上获得的根本不是弱保护。只有在侵权法领域，由于利益保护往往比权利保护需要更强的要件，如存在保护性法规、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这时才谈得到一种对利益的弱保护。事实上，但凡得出较之权利，“法益”只能获得弱保护的结论时，研究者就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纳入到侵权法领域了。总之，最能发挥“法益”研究之意义的民法领域，乃是侵权法。
综上所述，本文的学术企图，在于结合“法益”概念的原产地——德国法，以及区分“法益”概念最有意义的民法领域——侵权法这两个要素，探讨德国侵权法上“法益”概念的发生与发展、法体系中的定位与功能、理论上的纷争及实践应用，当我们真正廓清“法益”在德国侵权法中扮演过和扮演着什么角色后，再来考虑该概念对我们有什么可能的意义。
二、法益是什么——当代德国学者的观点
综合德国学者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第一，法益指且仅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
拉伦茨、卡纳里斯谈到前述保护对象时认为，虽然它们象所有权一样也具有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但它们却并非支配权，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与主体相对的、外在于主体的客体可供归属于主体——如同物可归属于所有权人；因此，它们通常不被称为权利，而是被称为法益。”[13]多伊奇、阿伦兹认为：“我们将那些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存利益称为法益，它们尽管具有绝对性，也即可以对抗一切他人而受保护，但并未成为一项绝对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原则上不得转让。”[14]梅迪库斯、劳伦茨认为：“生命、身体、健康与自由不能作为主观权利来理解。只有当人们能够将主体(权利主体)与客体(权利客体)区分开来时，人们才能说这是一项权利：在第823条第1款随后规定的所有权中，所有权人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即其适例。但生命、身体等却并非如此：它们是与人无法分离的人的特性。”[15]有的学者则不加解释，直接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列举的保护对象分为两类进行讨论，或分别称之为“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和“权利”(所有权、其他权利)，[16]或分别称之为“法益”和“绝对权”。[17]
第二，法益指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所有受保护的对象。
也即，这种观点认为，法益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和其他权利”。
费肯杰、海内曼称：“第823条第1款列举如下绝对受保护的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和其他权利”。[18]《艾尔曼民法典评论》将第823条第1款项下所有保护对象统称为“法益”，并称该款为一个“法益导向”的条款。[19]有的著述对第823条第1款下的诸保护对象究竟是什么不再讨论，而是直接在“法益”或“法益侵害”标题下将所有客体列出。如《帕兰特民法典评论》在“受特殊保护的法益之侵害”项下列举了所有六项保护对象。[20]福克斯则将“法益侵害”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请求权的一个构成要件，并将六项保护对象都包括在内。[21]
综上，暂且作以下两点分析：
其一，可以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德国侵权法上的“法益”不是指权利以外的利益。恰恰相反，“法益”是权利(我们所谓的)之内的一个概念。如果采第一种观点，“法益”仅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种传统的具体人格权，而在此之外的其他人格权(如名誉权)不包括在内，一切财产权和身份权更不包括在内。这是一个比我们所说的权利要小得多的概念。如果采第二种观点，“法益”的范围较为宽广。由于此时它包括了“其他权利”，而“其他权利”中现在包括了限制物权、知识产权、专属性亲属权等，因此可以认为这时的“法益”有了较广泛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内容。但它仍然不能等同于权利，因为债权是不包括在“法益”范围内的。[22]因此，第二种观点下的“法益”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绝对权”概念，或者称之为“侵权法上的权利”。但无论怎样，德国民法上的“法益”，只能在权利范围之内且比权利小。前文所引我国目前研究中的，所谓狭义上的、在权利之外存在的法益，或广义上的、包括一切权利利益在内的法益，都不是德国侵权法上的“法益”概念。
其二，德国民法上的“法益”究竟是指什么？是权利(或绝对权)，还是“生存利益”(lebensgüter)？是仅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内容，还是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六项内容？这一点还须继续考证。在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争议？这仅仅是一个无谓的概念之争，还是蕴含了深刻的历史、立法、理论和实践背景？
前引德国学者所提到一个将狭义“法益”区分出来的形式理由，即这些“生存利益”与主体无法分离，也无法转让。这一点固然无法否认，但我们也能想到，毕竟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是一个侵权法的基本规定，该条所做的区分应当有侵权法上的意义才对。而“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在受侵害时的保护问题上，与所有权等实无区别。不能转让及难以价值化，仅导致这些“生存利益”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点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而在归责上，“生存利益”与所有权是毫无区别的。可见，所谓“生存利益”与主体无法分离、无法转让的理由，是极其形式化的，这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玄机，否则何劳拉伦茨、卡纳里斯、梅迪库斯、多伊奇、艾瑟这些大家去做这种无甚意义的区分？
三、法益概念的初始涵义、功能与实践
众所周知，德国侵权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是法国侵权法的一个反动。基于避免侵权责任泛滥，并适当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思想，德国侵权法对侵权赔偿请求权进行了限制。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并不明确保护对象，而德国侵权法限制侵权赔偿可能性的手段之一，就是从利益的广大范围中，挑选出若干典型、成熟的领域给予保护。而且，“这些领域由不同层级组成，即从一般利益到特殊法益再到绝对权利，逐次攀升。”[23]这里我们看到了法益与绝对权利的区分，这一区分也正是民法典立法者的态度。“帝国议会民法典咨询委员会主席恩内克鲁斯(enneccerus)留给我们如下观念，那四种不属于主观权利的生存利益，应当与主观权利区别对待。”[24]
保护对象的区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对象的分级。“从一般利益到特殊法益再到绝对权利，逐次攀升。”这说明，在德国民法典立法时，绝对权利是高于法益的。法益与权利究竟有何不同？多伊奇认为：“权利与法益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可以从以下三个标准来考虑：客体、可转让性、数量是否固定或者说是否能够开放地补充。”[25]法益系与人身密不可分的人格利益，所有权与其他权利仅涉及可与人身分离的财产利益，故前两项区别——客体与可转让性容易理解，要害在于第三项区别。“生存利益已被完全列举；判决不可再创造新的第823条第1款上的法益。”[26]“财产利益理论上可以开放地补充，无论在责任法自身领域，还是通过其它法律领域的新发展，财产利益的开放补充恐怕都是可能的。与之相反，人身利益的数量却并非无穷。”[27]第823条第1款上的法益的数量和内容，已被德国民法典立法者固定下来，并且不允许司法实践再进行创造性的发展；这就是当时立法者的态度。而在这四项法益之外的其他人身利益怎么办？回答是可以通过保护性法规结合第823条第2款进行保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名誉。第823条的前身之——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条第1款中，被列举的保护对象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所有权或其他权利”。[28]而“名誉”这个保护对象后来被删除了，原因就在于刑法典上关于侮辱、诽谤罪的规定(《德国刑法典》第185条以下)可以视为保护性法规，结合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违反保护他人之法规”侵权类型，即可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若一个对名誉的损害行为未构成侮辱、诽谤罪的，立法者则认为民法典没有必要提供超出刑法典的保护程度。[29]
可见，德国民法典立法时，人们的普通认识是财产利益的重要性大于人格利益。因此，与所有权类似的绝对权被认为可以经司法继续扩张，而代表人格利益的法益则被认为已为立法完全固化了。这就是所谓保护对象分层级的一个表现。
以所有权为代表的绝对权是有弹性、可发展的，然而在技术上、或者说在形式上依靠什么来保障其发展的可能性呢？这就是立法者创设“其他权利”这个开放性概念的用心。“其他权利”即意味着，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性质上与所有权类似的新型财产利益，司法可以将其纳入到“其他权利”中，从而使其获得过错责任的保护。
接下来便到了问题的核心。法益与权利(绝对权)都受过错责任的保护，保护要件和法律效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必须存在于同一个条款，任何一个都不能被打入第823条第2款或第826条的“另册”。但是，当我们在同一条款中列举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这六项保护对象时，我们会发现，如果不加任何限定，“其他权利”的扩张功能是能够作用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之上的！如果这四项法益与所有权没有区别，则“其他权利”能够吸纳与所有权类似的其他财产利益，也就同样能够吸纳与四项法益类似的其他人格利益，而这一点，恰恰是立法者所不愿看到和力图避免的。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与“所有权、其他权利”是有区别的，是两个不同范畴。“其他权利”只能在本范畴内发挥弹性，但它不能跨越界线，到另一个不同领域中去发挥扩张功能。这两个范畴分别是什么？“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叫做“法益”，“所有权、其他权利”叫做“权利”(或主观权利、绝对权利)。正如前引诸多学者反复强调的，法益不是主观权利。至于为什么不是主观权利？理由大家可以另行总结或创造(如可转让性的不同、主体不能以其自身为客体等)，但结论是已定的。
多伊奇对这个故事有一个精辟的总括：“立法者明确命名了法益，因为立法者不想把法益归入主观私权利。一方面的考虑是要把生存利益完全列举，且不得再补充；另一方面是考虑须对一切类似于所有权的绝对主观权利提供全面保护。”[30]
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的判决，忠实地反映了立法者的意图。1903年出版的《帝国法院判例集第51卷》中，记录了一个原告要求保护名誉和职业自由的判决。该判决所列的第一个争点，就是“名誉和职业自由是否属于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若以现在的眼光看，至少名誉已经属于“一般人格权”，而“一般人格权”又属于“其他权利”之一种，因此可以获得第823条第1款过错责任之保护。但上世纪初的法官并不这么看。“本案中适用第823条第1款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二审法院意图知晓，能否将名誉、甚至一切人身和绝对权利，都归入无论故意过失致损均能引发赔偿责任的‘其他权利’范围内。有人亦认为，主体对其劳动力及个人能力的自由且不受干扰的利用，无疑也属于‘其他权利’。但是，‘其他权利’这个概念不能如此宽泛地扩张解释。只要还不能从第823条第1款中推断出其他涵义，‘其他权利’就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理解为主观权利。……第823条第1款首先明确列举了如下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无论从现法典中，还是从第823条第1款的发生史中，都无法支持以下观点：即，这些法益已被承认为真正的权利，它们只是权利的一些具体例子……”[31]可以理解，前已述及，民法典第一草案与法典正式文本在第823条第1款上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民法典把“名誉”排除于过错责任保护之外。如果司法判决于法典生效仅3年后，就把名誉归入“其他权利”，从而将其纳入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范围，这显然是直接违反了立法者原意。综上，本案中，名誉与对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支配显然不属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法益，同时也不属于与所有权类似的财产权利，故也不能归入“其他权利”。因此，法院的结论是，本案中的名誉与职业自由不受第823条第1款之保护。
四、法益涵义、功能与实践的发展
(一)二战之后的发展
二战之后，德国侵权法发展的最大动力源泉，来自于基本法。德国基本法的修改，把人的尊严与人格价值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实践中对人格利益高涨的保护需求，和基本法上人格尊严对部门法的价值渗透的双重作用下，德国侵权法中的人格利益保护有了巨大的发展。于是，以限制人格利益保护为己任的“法益”概念，无可避免地落伍了。它若还要存在，便不能再坚持以往的涵义和功能。
与侵权法上人格保护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基本法第1条第1款：“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以及第2条第2款：“人人均有生命与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个人自由不可侵犯。以上权利只能根据法律进行限制。”
以上基本法条款对侵权法上人格法益保护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第823条第1款中的法益直接转化为主观绝对权利。“此处所述的生命与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及自由权是基本权利，也即主观公权利。根据宪法第1条第3款，基本法约束的首要对象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审判权。基本权利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进入私法发生作用，并得创设私人权利和义务(‘第三人效力’)仍有若干争议。但由于在既有案例中，第823条第1款给予生命、健康和自由的保护，已与生命、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及自由权的宪法保护相重合，因此，对生命等的主观私权利与对生命等权利的宪法保护相一致的体系构成，也就显而易见了。”[32]基本法上的生命、身体、自由权是基本权利，这一基本权利价值体系渗透于私法之中，使得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上的生命、身体、自由不再仅为低于绝对权的法益，而是直接成为主观权利。
这一立场亦体现在判例中。《联邦最高普通法院判例集第58卷》记载了如下案例。该案中，由于被告过失导致车祸，致使原告怀有的6个月的胎儿脑部受到损害，该婴儿出生后逐渐患上瘫痪症，原告遂基于孩子的健康损害要求赔偿。与本文主旨相关的是，该判决中出现了对“第823条意义上的对胎儿健康的主观权利的损害”[33]的表述。在这里，“健康”这一“法益”已经被联邦最高普通法院直接称之为“主观权利”了。
第二，法益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被“一般人格权”所吸纳，进入了“其他权利”范畴。四项法益之外的其他人格利益，如名誉、隐私等，在德国民法典上本无独立的保护依据。但在战后人的尊严与人格价值至高无上的大潮影响之下，诸多其他人格利益也有了强烈的受保护的社会需求。司法为了因应这一点，遂在基本法的价值指导下，缔造了“一般人格权”概念，并将其归为“其他权利”的一种。由此，各种人格利益的保护就不再要求“保护性法规”或“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而只需满足过错责任构成要件即可。[34]
至此，法益与权利的区分便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在基本法与判例的影响下，法益已经被视为权利。另一方面且更为重要的是，法益与权利区分的目的，乃是要把过错责任的保护范围人为地区分为两个领域，然后使“其他权利”仅在财产领域发挥扩张功能，从而杜绝新的人格权产生。但是，当各种人格利益经“一般人格权”的通道，已经成为“其他权利”的一类时，“其他权利”非但不再是人格权扩张的防火墙，反而成了人格权扩张的推进器。当杜绝人格权扩张这一目的不存在时，为达这一目的的手段——法益与权利的区分——也就不再必要了。因此，现在德国民法学界对法益能否作为权利对待的一般态度是：“虽然在可转让性、保护强度、法律所定义的保护范围、构成要件的形式上仍能看到部分区别，但这些都不能够论证对法益的区别对待。”[35]
综之，“法益与主观权利之间的区分已经被宪法所弥合。”[36]
基于以上认识，回头再看德国学者在法益问题上的“差别观念”。事实上，德国学者并不存在两种观点。应当认为，他们对于法益概念的来龙去脉都是了然的。只是有的学者，如拉伦茨、梅迪库斯，还愿意再作一些解释，提及一些过去的故事。于是，他们先说法益是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在法史上当然是正确的；然后再给出一些诸如主体不可以其自身为客体、法益的不可转让性等形式化理由，这个也无可厚非；最后，他们一般会再指出，“然而这种区分在侵权法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在此无须继续深究。”[37]“在依据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侵权保护方面，法益与绝对权(如所有权)已无区别。”[38]这是现实的态度。
而有的学者，可能认为既然法益与绝对权的区分已经不再有意义，则根本就不必再多做解释，于是他们直接把“法益”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保护对象的统称(如费肯杰、海内曼)，或把“法益侵害”作为第823条第1款上请求权的统一构成要件(如福克斯)。无现实意义之事不必多提，这种态度也无可指摘。
(二)债法改革后德国民法典中的“法益”
2002年债法改革后的德国民法典中，首次使用了“法益”概念，使该概念终于从一个法解释用语，变成了法典正式用语。在债总部分新增的第241条第2款(保护义务)及第311条第2款(缔约过失)中，立法者将“权利、法益、利益”并列规定，三者同为债之保护义务和缔约过失的保护对象。在解释上，“在前合同之债中，当事人即已负有不侵害他人的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和权利(如所有权)的义务。……此外，当事人须顾及另一方的其他利益(尤其是概括财产，也包括决定的自由)。”[39]
可见，德国立法上仍沿续了民法典初创时的思想，即“法益”(四种具体人格权)、“权利”(主要是绝对性财产权)、“利益”(主要是纯粹财产利益)三者的概念区分。而且在表述排序上，仍然是权利第一、法益第二、利益第三。相较于法解释，德国立法还是显得比较保守；也不禁令人感慨历史惯性的强大。对此本文再做三点说明。
1.很显然，即使是在这种传统区分下，法益与利益仍然是截然不同的。
2.虽然在第241条第2款、第311条第2款上，权利与法益被区分为两个概念，但两者的保护程度是一样的。债法总论中如此，侵权法中更是如此。
3.当下德国民法中，债法总论立法上“权利、法益、利益”三者的区分表述，与侵权法上普遍存在的“法益”与“权利”(绝对权)混用的情况同时并存。前引诸多混用这两个概念的学者，其著述几乎都发表于2002年之后，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立法上的用词而修改自己侵权法著作中的表达。其实可以想见，侵权法中“法益”与“权利”的混用几乎可以说是必须的，因为若非如此，就无法解释为何与“法益”同质的一般人格利益能成为一项权利(一般人格权属于“其它权利”)。
为何德国债法改革仍然使用了“权利、法益、利益”并列的表述？本文认为，可能立法者意图在“债的保护义务”和“缔约过失”两项制度中，明确保护对象的全面性，于是把立法史上出现过的“权利”、“法益”、“利益”三个保护对象全部列出，以求周延，避免人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可能产生的误解。比如，如果只列“权利、利益”，可能人们会误认为，是否以上制度不保护那几种具体人格权？如果只列“法益、利益”，可能人们会误认为，是否以上制度不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权？等等。
但仍须指出的是，“法益”概念的出现，是以限制人格利益的保护为目的的。在人格利益扩大化、至上化的今天，是否仍有必要在仅指几项具体人格权意义上维持一个“法益”概念，不无疑问。
五、我国民法是否有必要设立“法益”概念
德国法上的“法益”，传统含义及当下债法总则中含义，是指“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四项具体人格权。而在侵权法领域中，德国学者一般将“法益”与侵权法上的权利视为同义；人们既可以说法益即是权利，也可以说受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保护的都是法益。[40]总之，德国民法上的“法益”，在权利(我们所谓的)之内，而非在权利之外。
若认为源自德国民法的“法益”(rechtsgut)概念，系指权利以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这一定是个误解。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不背德国法史的包袱，自主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法益”概念。那么，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究竟有无必要设立一个在权利之外存在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法益”概念呢？
须注意，我们不能因为语言的模糊性，遮蔽了我们的思维。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指“应当”受法律保护，还是指“可以”受法律保护？
如果是指“应当”受法律保护，则须指出，一项利益是不是应当受法律保护，不是这个概念本身决定的，而是利益是否能够充分相关保护规范的构成要件(在权利利益区分的保护体系下，指保护性法规、违反善良风俗故意致损的要件；在权益不区分的保护体系下，则在满足过错责任要件之后还须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所决定的。一项利益在没有被保护规范的要件检验之前或法官未做出利益衡量决定之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项“法益”；而检验通过或法官决定保护之后，也已不需要我们再跑来宣称，该利益是一项“法益”了。换言之，所谓“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法益”，是一个对利益决定保护与否的判断结果，而不是用来判断是否保护的前提，该概念本身不可能有这项功能。从逻辑上说，权利和利益都在判断是否保护的起点上(即使是权利受侵害，也要经过过错、因果关系等要件检验)，而这里所谓“法益”却在判断保护的终点上。权利和利益的涵义都是可得保护的对象；而这里“法益”的涵义却是已被保护的对象。把权利、利益与这样的“法益”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同一类事物，是有逻辑问题的。而且更根本的，一个处于司法判断终点上的概念，是不能为个案中处于判断起点上的法官提供帮助的，也即，这样的概念缺乏规范功能。
如果法益是指“可以”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个概念与“利益”是同一的。因为“利益”一样也是“可以”受法律保护、也“可以”不受法律保护。这样的“法益”概念，没有提供比“利益”更多的规范功能。
如前文引述，有学者将“权利”、“法益”、“一般利益”三个概念并列讨论，此时“法益”与“一般利益”之间的区别在于，“法益”是可以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很明显可以看出，这里的“法益”其实就是“利益”，而一个确定不受法律保护的“一般利益”概念，根本就不在民法的视野范围内，因为没有必要。这样的三个概念区分，实质上是把“利益”改名为“法益”，再从法外领域拉来一个概念凑成的。
如前文引述，既有讨论中还存在“广义法益”与“狭义法益”区分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广义法益”是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包括权利在内)，“狭义法益”则指权利以外的受法律保护之利益。这样包括权利在内的“广义法益”概念，其实只是一个权利与利益的统称，在侵权法上称为“保护对象”(schutzobjekte)。这里的“狭义法益”，其实就是利益。
也有学者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区分“广义法益”和“狭义法益”，“广义法益”包括法律已经规定和应当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狭义法益”指法律已经规定予以保护的一切利益。这里的“狭义法益”相当于前述侵权法上的“保护对象”。而这里的“广义法益”，目的是为了增加一个“应当规定而未规定”的内容；其实，传统民法中的“利益”本来就是开放性的，实践中完全可能出现新型的、现行法未规定的利益，法官此时予以评价地保护(所谓“法律续造”)，学说对判例进行整理，在该利益典型化、成熟化后，期待立法的解决。把将来可能出现的保护对象包含在内，本来就是“利益”概念的正常运作方式。
前文引述的诸位台湾学者关于“法益”的论述，各有其表述的具体语境。史尚宽与芮沐先生显然是在“保护他人的法规”意义上，说明此类规范间接地使个人受有利益(法益)。而“保护他人的法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2款)的功能，依通说为保护纯粹经济损失，[41]这是利益的一种典型形态。洪逊欣先生强调的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法益)中，也存在依法律的反射作用而享有利益的情况，这句话不能反过来表述为，依法律反射作用享有的利益就是法益。a中含有b，不能推出b=a。其实从文字上也可以很显然地看出，洪逊欣先生所说的“法益”，就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利益同义。曾世雄先生将权利、法益、自由资源三概念并称，实际上类似于前引有的大陆学者的权利、法益、一般利益的分类。这里的自由资源的特点是，“放任自生自灭者，在法律上不被承认合法，然亦不认之为违法”，其实是一种法外现象。而他所列举的法益种类，大多为典型的利益类型。综之，以上台湾学者使用的“法益”概念，是指利益或利益的一种具体形态。这些台湾学者并无在与利益对立的意义上创造出一个“法益”概念的意图。
综上所述，以德国民法中的“法益”的传统含义——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来定义的“法益”概念，在我国(包括台湾地区)从未出现过。[42]我国学界对民法“法益”的理论与实践演变，事实上相当陌生，既有研究其实多是在进行自我建构。而这种自我建构出来的“法益”概念，在本文看来并非必要，因为“利益”本身就包含了“可能受法律保护，也可能不受法律保护”的含义，“(可能)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就是“利益”，不是另外一个新事物。以“(可能)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来定义的一个所谓“法益”概念，并不比“利益”具有更多的内涵，当然也没有提供新的规范机能和解释机能。不产生新机能的概念替换，徒增烦扰，且增加了误解的可能与对外交流的困难，没有必要。
侵权法保护对象上，谈权利与利益就足够了。
结语
最后想要再次强调的，还是借鉴的方法问题。当我们借鉴域外概念、理论、制度之时，恐怕还是应当首先透彻了解该概念、理论、制度在其原生体系中的目的、涵义、发展与实践应用之后，再考虑本土存在哪些问题可望利用它来解决。若未经透彻了解这一基础工作，仅根据概念翻译之后的中文表面涵义进行阐发，域外法律资源其实并未得到利用，被利用的只是自己的直觉和逻辑，这不是一种借鉴，也难称妥当。
当然，本文绝非杜绝创新。相反，本文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地域和人民，当然应当有自己的法体系和法文化。只是作为一个法律后发国家，借鉴恐怕也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前述观念，可望使我们在借鉴时少一点弯路，多一点成效。
注释:
[1]参见温世扬：“略论侵权法保护民事法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郑春玉：“论民法法益的存在及其价值”，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曹险峰：“在权利与法益之间——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熊?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白飞鹏、李红：“私法原则、规则的二元结构与法益的侵权法保护”，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张驰、韩强：“民事权利类型及其保护”，载《法学》2001年第12期。参见李锡鹤，“侵权行为究竟侵害了什么？权利外法益概念质疑”，载《东方法学》2011年第2期。
[2]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熊?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参见孙维飞：“弹性的法学移植——以侵权行为法学中法益学说之发展为个案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熊?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也有学者以应然性和实然性为标准，区分广义与狭义法益。参见刘芝祥：“法益概念辨识”，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参见李岩：《民事法益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9-10页。孙维飞：“弹性的法学移植——以侵权行为法学中法益学说之发展为个案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6期。张驰、韩强：“民事权利类型及其保护”，载《法学》2001年第12期。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5]参见温世扬：“略论侵权法保护民事法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李岩：“民事法益的界定”，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张开泽：“法益性权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曹险峰：“在权利与法益之间——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读”，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4期；熊?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探讨”，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吴文嫔：“论民法法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参见关永红，陈磊甲：“论民法法益本体及其制度化应用”，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6]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37页。该部分为作者运用日文资料，对德国刑法学中法益概念及理论发展史的一个详细介绍。
[7]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8]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法益者，法律上主体得享有经法律消极承认之特定生活资源。”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9]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权利与法益，二者重要区别，端在主张权之存在与否，权利被侵，主体本身即有向任何方面行使其保障意志之可能。而法律所规定不可侵犯之利益，与其谓为个人之权利，毋宁谓为一般的法益；此处个人即无从直接提出主张。”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0]最常被引用的语句为：“法律所保护之利益(法益)，未必尽为权利之内容，即其中仍有仅依法律之反射作用而得享有之利益”。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50页。
[11]举一个典型例子。前引史尚宽先生的表述，“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为既有法益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材料之一。这是史先生在论述侵权行为的“被侵害客体”中的一句话(确切地说，是半句话)。其全句为，“被侵害之客体，在权利之侵害，其客体为权利，在保护法律规定之违反，其直接侵害之客体为法律规定，间接的为法律所保护之个人权益(法益)，在违背良俗之侵害，为个人之一切利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史先生是在论述德式或我国台湾地区式的“三个小概括条款”(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法规、违背善良风俗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侵权法结构中，三个概括条款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这里“法益”概念的使用，只是为了说明在“违反保护法规”这一类型中，受侵害的客体为法益，而不是为了概括地说明“什么是法益”，更不是在给“法益”下定义。若仅将史先生这半句话摘出作为依据，或进一步“浓缩”为“史尚宽认为，法益乃法律间接保护之个人利益”，(如前引熊?龙文，注(19)；张开泽文，注(3)甚或更进一步升华为法益定义上的“间接保护说”，(如前引关永红、陈磊甲文，注(3)；原文作“简介保护说”，不通，似应为文字错误)徒增误解，未见其可。“违反保护性法规系间接侵害了法益”与“法益乃法律间接保护之个人利益”两句话之间，含义差异之大不啻天渊。
[12]以上概念借鉴和比较法研究上的方法论的类似思考，请参见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
[13]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s. 374(1994).
[14]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5.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 2009, rn. 231.
[15]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ⅱ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0, rn. 1270.
[16]esser/weyers, schuldrecht, band 2, besonderer teil, teilband 2,8. aufl.,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0,s. 151ff.
[17]brox/walker, besonderes schuldrecht, 3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1, § 45, rn. 2ff.
[18]fikentscher/heinemann, schuldrecht, 10. aufl.,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2006, rn. 1557.
[19]erman/schiemann, 13. aufl., aschendorff rechtsverlag, kln 2011, § 823, rn. 1.与第823条第1款“法益导向”(rechtsgutsorientiert)相对应的概念是同条第2款的“行为导向”(verhaltensorientiert)。
[20]palandt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71.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2, § 823, rn. 2.
[21]maximilian fuchs, deliktsrecht, 7. aufl., s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2009, s. 10ff.
[22]vgl. münchener kommentar/wagner, 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09, § 823, rn. 142ff.
[23]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1976,s. 13.
[24]erwin deutsch ,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2.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1996, rn. 57.
[25]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s. 17)1976,
[26]erwin deutsch, haftungsrecht,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s. 15)1976.
[27]erwin deutsch , haftungsrecht , carl heymanns verlag , kln/berlin/bonn/münchen(s. 17)1976.
[28]zusammenstellung der gutachtlichen äuerungen zu dem entwurf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band ⅱ.,äuerungen zum recht der schuldverhltnisse, otto zeller, osnabrück 1967. s. 397
[29]maximilian fuchs, deliktsrecht, 7. aufl., s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2009, s. 36f.
[30]erwin deutsch ,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2.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köln/berlin/bonn/münchen rn. 58(1996).
[31]rgz 51, s. 369ff.
[32]staudinger/schäfer,12.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86., § 823, rn. 9.
[33]bghz 58. s. 55
[34]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491f.
[35]staudinger/hager, 13.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99, § 823, rn. a14.
[36]staudinger/schäfer, 12. aufl., schweitzer de gruyzter, berlin 1986. § 823, rn. 9.
[37]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374.
[38]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ⅱ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0, rn. 1270.
[39]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4. aufl., c. h. beck, münchen 2010, § 25, rn. 12f.
[40]既然法益与侵权法上的权利已经相等，那么为什么多数德国学者仍习惯于将第823条第1款上的保护对象统称为“法益”，而不是统称为“权利”呢？笔者的理解是，如果统称为权利，由于权利中包括了相对权，因此在字面上总让人有将债权纳入过错责任保护范围的感觉。而“法益”概念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不涉及相对权，因此使用这个概念时，德国学者就无须再对它进行限定了。
[41]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ⅱ : besonderer teil, halbband 2,1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94,s. 431f；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42]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民法起步较晚，发展起来之时，人格权观念与理论已经甚嚣尘上，并被我们视为当然地继受。于是，我们没有背“人格利益不能直接成为权利”这个思想上的历史包袱。 【参考文献】
[1]刘芝祥：“法益概念辨识”，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
[2]温世扬：“略论侵权法保护民事法益”，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全民健身概念篇8
歌名：补血市场 作词：十八年的补血药 作曲：国药品质 旋律：行进曲 演唱者：九芝堂驴胶补血冲剂 点评：
作为我国传统概念中意识最深的补血的概念，已经被一些后来先到的企业，如红桃K、血尔、女人缘等产品杀得天昏地暗，而老牌补血产品如驴胶、阿胶等，意识到传统的补血领域仍然还有新的增长机会，于是以“老歌新唱”的姿态勇敢地迈了进去，虽然说现在唱的声音还不如红桃K那么大，但是携国药的过硬品质，以“老歌新唱”的姿态迈进去后，却能够一路高歌猛进，成了补血市场的行进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老歌新唱的奇迹，也证明了特老斯的定位理论中是不是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空间：消费概念看见“老前辈”也会让个座。
这个“老前辈”，已经在中国喊了三千年，现在有了“营销策划”这个现代化的“大喇叭”，听见了，就象自己“姥爷级”的人物来到自己的身边，你不让能行吗？再说，你现在的观念提的再新，也不会“空穴来风”，所谓的“概念创新”也是一大堆“历史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啊。虽然加了一大堆西洋来的“科学技术”，本源还是老祖宗的东西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爷爷”哪有你呢，所以消费者的“心智”一犹豫，“传统”就占具了一个“空间”。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返璞归真”的认知，将有更多的“老歌新唱”的产品被认同，我们预计，驴胶、阿胶类补血产品将在2005年打一个彻底的翻身仗。那些如“摇滚乐”、“爵士乐”、“饶舌乐”一样现代版的“补血产品”要小心喽！
看看2003年《同一首歌》中老歌新唱所引起的轰动吧，九芝堂驴胶补血冲剂将有理由相信：明天更会更好！ 第2首老歌新唱 歌名：补肾市场 作词：6天激活你的肾 作曲：性命双修 旋律：摇滚乐 演唱者：张大宁 点评：
老歌好听，也许听一千遍也不厌倦。但是对于一个产品来说，这句话很难对。“补肾”这样的“老歌”不是没有人“唱”，已经有很多人“唱”了。如“老歌新唱”的汇仁肾宝，以及被老外“掰熄火”的保健品御苁蓉，“补肾市场”从来都没有被闲置过，“老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可能是即使“唱”得再好，消费者也已经“麻木”了。也许你张嘴就可以“唱”，但是消费者也可以张嘴就说：哦，知道了，知道了，补肾吗！却没有购买的行动和意愿。消费概念虽然有了知名度，产品却依然卖不动；这是因为消费者缺乏购买冲动。
要重建消费者对补肾这个概念的冲动，只有把“老歌”换个办法来“唱”了。于是就有这样的一个产品，把“补肾这首歌”，硬是“唱”成了“摇滚”——这个产品就是张大宁。
本来在“补肾”这个叫人昏昏欲睡的概念下，消费者都是打着呵欠，搔着痒痒，被这么一“吼”，都被吵醒了。消费者一看，还有一个眼熟的，戴着“专家”的帽子，穿着“中国功夫”的外衣的“明星”，也就也买个“票”，“看一看吧”。这样一来，“补肾市场”就硬被这个叫做“张大宁”的“补肾明星”给“唱火”了。
当然，最后消费者一看，这“演出手续”值得怀疑，而且这“摇滚”也唱得有损中国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于是各种非议也应运而生。但是对于“营销”上来说，这种“老歌新唱”的办法还是值得很多企业借鉴——如果老百姓对某个“传统概念”已经昏昏欲睡了，你不妨在他耳边“吼”一下，“摇滚”一下的效果其实挺好。
记住一点的就是：千万不要把百姓太“吵烦”了，另外一定要是“合法演出”。 第3首老歌新唱
歌名：排毒市场 作词：排出毒素，一身轻松 作曲：大黄 旋律：说唱版，饶舌乐。 演唱者：排毒养颜胶囊 点评：
也许是中国医药生产企业对传统文化没有深入研究，也许是以前的市场策划者没有对中国中医文化进行深入分析，“排毒”这样一个中国很传统的消费概念，竟然没有被很多厂家做成有针对性的产品。于是这样的一个“大蛋糕”就被“盘龙云海”一个企业占据了。是它最早把“排毒”这样的一个“消费概念”喊出去了， 也是它，占据了中国整个“排毒市场”。然而，2003年的“大黄事件”无疑对排毒养颜的影响巨大，这种“影响”对它的销售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各种声音对排毒养颜胶囊的非议也甚嚣尘上。再加上龙胆泻肝丸的关木通事件，对中药毒副作用的研究也开始深入，“排毒”这首老歌面临着“新”挑战。
于是“说唱版”“饶舌”的排毒养颜胶囊广告出来了。我们不论在哪个报纸，哪个电视，哪个电台，哪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各种文案对大黄长篇累牍的解释，对“排毒概念”一遍一遍如老太婆唠叨一样地论证，排毒养颜胶囊的营销就在这样“说说唱唱的饶舌乐”中度过了它难忘的2003年。
2004年，排毒养颜的信任仍在，危机尚存。不管是遇到多大的困难，盘龙云海还要前行；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挫折，排毒养颜胶囊还得在市场中继续销售。所以这样的“说唱局面”估计还要持续到2004年。销售波动但是还会占据中国医药市场的“一席之地”。
但是“说唱饶舌”的排毒养颜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说比不说好，解释比不解释好；老歌要新唱，老话还得要新说。 第4首老歌新唱 歌名：小儿健胃消食市场 作词：固幼金汤，吸收健康 作曲：儿童健康食品 旋律：轻快的儿童音乐 演唱者：固幼金汤 点评：
早在2002年，固幼金汤的策划人就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概念，他说史玉柱要搞“黄金搭档”，各种各样的维生素A、B、C、D、E什么都补，孩童还要补钙、补锌、补血、等等，而他也要搞一个产品，一次把什么都给“补”全了，这种思路就是后来“固幼金汤”的策划雏形。
固幼金汤的思路就是提倡孩童的吸收健康，从“一日三餐”中吸收所需要的钙铁锌等营养元素。“吸收健康”了，就什么也不用“补”了。其实这种提倡“吸收健康”的概念，无非就是一种“翻版”的“健胃消食”的概念，因为健胃消食了，肯定就吸收健康了。而哈慈的健胃消食片、健民的小儿健脾颗粒等等产品，都曾经“一路高歌”，现在的固幼金汤在市场中的“旋律轻快”，能不能达到“前辈们”的“高度”，我们拭目以待。 第5首老歌新唱 歌名：养生市场 作词：修身养性，四修平衡 作曲：养生之道 旋律：民歌 演唱者：蓝色冰火牌参茸养心益肾胶囊 点评：
如果说养生是中国中医文化中的民歌的话，那这首民歌已经传唱了数千年。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养生产品却一直未能诞生。这个细分市场就象当年“排毒市场”一样，等待我们去开发。于是作为搞策划的我，把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得到了一个医药营销企业老板极大兴趣，当他拍着胸脯说投资100万时，我知道，我们该动手来炒炒这个市场了。这个产品的主要概念基础修身养性由四个部分构成：修肾养性、修心养性、修神养性、修血养性，构成了我们所提倡的“养生之道，四修平衡”。
“老歌新唱”，需要勇气和胆量，作为养生市场的开拓者和前行者，我们都有理由期待蓝色冰火在2004年的医药市场中唱出一首激动人心的歌谣。
弘扬养生之道。期待蓝色冰火新辉煌！ 第6首老歌新唱： 歌名：恢复元气 作词：健康“元来”很简单 作曲：专业康复品 旋律：校园民谣 演唱者：复元丹 点评：
当湖北中医学院的黄教授说要搞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惊诧于他的判断能力。是啊，不简单，难怪当年他能研发出脑轻松这样畅销数年的保健食品。“恢复元气”，又一个传统的“消费概念”，又一个没有“专业产品”来炒作的“空白市场”，被他抓住了，被他“老歌新唱”，一翻天地可能就此被“唱”开。
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比做歌谣的话，“丹”的文化无疑是一首“校园民谣”，一般都是在“高等学府”里“唱”的。比如说皇帝的“御医”中，比如说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这都是当时最好的“医药研究机构”之一。而黄教授是湖北中医学院的一名学者，中医研究象牙塔里的一名先生，有如此对医药市场的细分和策划能力，的确值得称道。复元丹这首在高校里诞生的“校园民谣”，能不能在2004年传唱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就看医药保健品企业的营销之道了。 第7首老歌新唱 歌名：调经市场 作词：调表象，补根本，排补通血 作曲：经·血健康专家 旋律：华尔兹 演唱者：简爱牌补血调经片 点评：
有女人就会有“调经市场”，有中医就会有“调经”一说。调经的老歌已经被中国的企业唱成黄梅戏、京剧、粤剧等等，这首老歌还能“唱”吗？还要怎么“唱”呢？我们于是策划这样一种做法：把“调经”的“歌曲”唱成了“华尔兹”；把“补血”和“调经”结合起来“唱”，唱出一首“华丽的新歌”。
把“补血”和“调经”细分了，“补血”要补“好血”“；”调经排出“坏血”（含有坏死子宫内膜的血液——月经），只有把“补好血”和“排出坏血”有效地结合，“调经”才是调根本。这样的“老歌新唱法”消费者能认同吗？只有“市场才是检验概念的唯一标准”——我们就期待吧。 第8首老歌新唱 歌名：蜂胶市场 作词：真材实料，安全有效 作曲：知名蜂产品 旋律：爵士乐 演唱者：知蜂堂 点评：
传统蜂产品，有蜂胶、蜂王浆、花粉、蜂蜜等等一系列。而知蜂堂从蜂胶入手，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了整个蜂产品的领跑者，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当然，现在蜂产品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有“葆春蜂王浆”、“蜂珍牌蜂系列产品”等等，大小企业齐上阵，各种蜂产品漫天飞，宣传方面也是中西合璧。而“知蜂堂”宛如“爵士乐”一样，有点“贵族”、有点“平民”，有点“摇滚”，有点“华丽”，品牌风格独树一帜，唱法绝对不一般，对中国百姓来说，唱法实在新鲜。但是2004年知蜂堂的“爵士乐”对消费者来说是否还有新鲜感，值得深思和怀疑。 [b]第9首老歌新唱[b] 歌名：六味地黄丸 作词：药材好，药才好 作曲：药材地道 旋律：京剧 演唱者：仲景 点评：
“六味地黄丸”这个普药，现在还能怎么做？如果说京剧是我国戏剧中的“国粹”，那么“六味地黄丸”就是传统中医的“国粹”了。但是“传统的京剧”现在还有人听吗？“六味地黄丸”这首经典的“老歌”还能“新唱”吗？宛西制药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目前有近百个厂家生产六味地黄产品。从区域市场OTC药品终端分布状况来看，至少有30个六味地黄品牌，这其中包括宛西的仲景、北京同仁堂、江西汇仁、九芝堂、兰州佛慈等，还有三株、雷氏、童涵春、雷允上等品牌。从产品原料、药理功效与制剂配方上看，市场上现有的六味地黄产品并无明显区别。但是宛西制药顶着难度“唱”了，而且“歌声”一出，举国皆惊。大家惊叹，没有见到谁能把京剧唱得如此“字正腔圆”的，这是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是一场“传统京剧”在现代化的“音响”和“舞台设备”下成功演出的“典范”。“仲景牌六味地黄丸”的演出成功了，虽然耗费了电视广告等现代传媒的巨资，但是毕竟用“销量”证明了一件事情：传统文化和概念，在新环境下一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样能取得成功；也只有这样老歌新唱才能真正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但是有一个条件：一定要有医圣“张仲景”这样大师级人物作为品牌才有“票房保障”——否则，很难说。